用胸膛行走西藏 党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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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一条路的终点，是另一条路的起点。
天堂的路有几条？天堂的路有多远？只有虔诚的信徒知道。我就是一个虔诚的信徒。西藏是我的天堂，是我灵魂栖息的地方。
我曾经30多次走进西藏，进出西藏的每一条路我都走过。有些路走过许多次，但每一次都能有新发现、新感悟；有些路只走过一次，那也会令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最让我难忘的是川藏线和新藏线。这两条线，就像西藏伸向世界的两条多情的臂膀，邀请着安宁、繁荣和文明，也邀请着所有向往、崇拜她的人们。
难忘，不仅因为它们东西相连，横穿了整个西藏；也不仅因为我2004年夏天用了38天走完了两线全程，回到北京后又病了40天。重要的是，在这两条被称为西藏“生命线”的国防公路上，常年生活、战斗着我的许许多多亲爱的战友们。
新藏线“苦”，川藏线“险”。新藏线像钝刀子割肉，川藏线像快刀子杀人。新藏线对生命的摧残是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滴中完成的，而川藏线的塌方、雪崩、泥石流随时都有可能使生命化为乌有。
在西藏，我经历过许多次生死劫难。一个17岁的新兵，从运兵车上跳下来，脚刚落在高原的冻土地上就晕倒了，再也没有醒来；一个年轻的排长在“老虎口”施工，我刚刚拍摄完他打风钻的镜头，离开不到几十米，突然发生了大塌方，他没来及喊一声就倒在了血泊中；一个和我一起从老家入伍走上高原的战友，早上还和我说过话，中午他就和他车一起掉进了汹涌的帕龙藏布江，在雪谷间留下了两座衣冠冢和一个永远也讲不完的爱情故事……
他们走了，我还活着。我想念他们，想念西藏，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走进西藏；每走一次西藏，我的灵魂就会得到一次透彻的洗涤和净化。通往西藏的高原路上，每一公里都有一个筑路兵年轻而崇高的灵魂，每一个脚印都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我时常按捺不住自己，有一种再次行走的冲动和向人诉说的欲望。
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2004年12月25日，是青藏、川藏公路通车50周年纪念日。我之所以要赶在这个时候完成这本书，就是想把它献给这两条世界上最高的伟大的公路，献给为了它们的畅通付出过巨大代价而且现在仍在继续付出的英雄的武警交通部队，献给那些已经长眠在雪山之下我的亲爱的战友们！
走在西藏的路上，你时常会遇到朝圣的信徒，他们从遥远的地方磕着等身头，一步一步，一直磕到圣地拉萨。他们是用胸膛行走西藏的人。我也是在用胸膛行走西藏。不同的是，他们朝圣的是神灵，而我朝圣的是我的战友们平凡而崇高的灵魂。
朋友，我们一起去西藏，我用胸膛，你用目光。
作者
2004年10月12日
上部：天路之劫
在西藏，我感受最深的是，活着的艰难和死去的容易。
在中国西南部一块隆起的土地上，有一条被人们称为“天路”的公路，那就是通往雪域西藏的川藏公路。
川藏公路1954年建成, 是我国解放后修建的里程最长工程最艰巨的一条高原公路, 对巩固西南边防、繁荣西藏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全程2400多公里，东起四川成都，翻越14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跨越12条大江大河，西至西藏拉萨。沿途一年四季冰川、水患、塌方、泥石流、雪崩等公路病害不断，阻通现象经常发生，车毁人亡事故频繁。
这条路被称为“天路”，至少其中包含两层涵义：一层是，这条路海拔很高，平均在3000米以上，行走在路上如同行走在天上；另一层是，走上了这条路，就等于走上了一条奇异之路，灾难之路，感觉就像在一步步走向西天。
我曾经许多次走上“天路”。每走一次，我的灵魂就会得到一次净化。我的身心像被铺天盖地的皓雪搓洗过一样，抹去了世俗的浮躁与污秽；心灵的窗户像被富有质感的祥云擦试过似的，坦诚清纯如高原湛蓝的天空。感觉里，我属于西藏，属于川藏线。走在奇险无比的川藏公路上，我能感觉到这西藏命脉在怦然跳动。我的一切似乎都被强烈的阳光融化在那片土地上，变成了那里的一块山石、一捧冰雪，一个冰川上的无迹的脚印，一声神鹰的鸣叫。在那里，我深切地感到了活着艰难和死去的容易。在那里，我两次目睹了我的战友一声不吭地倒在雪地上、倒在血泊里，永远长眠地在雪域高原。这哪里是路哟，分明是一个个平凡而伟大的忠魂铸起的永恒的丰碑。透过丰碑，我仿佛看到了冰山雪谷间那些橄榄绿的身影，看见了川藏线勃勃的生命原色……
第一章
历史的背影
解放前，西藏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寸公路，没有一辆汽车。
那时，西藏的物资运输主要靠骡马和人工，还有少量的牛皮船，许多人畜冻死饿死在艰险的古老驿道上。从成都到拉萨，每天最多只能走三、四十公里，来回一趟至少需要一年时间。而一年之中，真正能行走的时间只有四五个月，其他七八月时间，驿道被雨水、冰雪封堵。
1930年出版的《西藏始末记要》一书，形容西藏当时的交通：“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世上无论何人，到此未有不胆战股栗者”。
解放10年后，西藏拥有公路5648公里，民用汽车1330辆。
1、西柏坡，毛泽东决定出兵西藏
1949年2月初，在西柏坡的一间普通的屋子里，毛泽东对苏联特使米高扬说：“西藏的问题，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一是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较多，二是民族问题……”
可见，毛泽东已经把目光投向了西藏那块神秘之地，在关注、思考西藏问题的特殊性、复杂性和交通运输困难的严重性。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电报中指示：“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军团，共60万人。”这是解放军的精锐部队，足以说明毛泽东对进军西藏的重视。
40天后，毛泽东又致电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看，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责任，西南局担负第二位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说也比较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是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到川康平定之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
当时，西北已无战事，西南正在剿匪。
二十几天后，也就是1949年12月中旬，毛泽东出访苏联途中，在火车上给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写了封信。信中说：为不失时机地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促使西藏朝内向转化，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
12月30日，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详细报告了由新疆、青海进藏的道路和气候情况，提出：由青海、新疆进藏困难极大，难以克服。由四川康定兵分两路，一路经理塘、科麦，一路经甘孜、昌都，两路进藏比从新疆、青海进藏容易。
两天后，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从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由青海、新疆进藏，既然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5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由打箭炉（康定）分两路推进到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
同时，毛泽东强调：“必须一面进军，一面修路。”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二野战军确定由十八军担负进藏任务，以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为统一领导核心，筹划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问题。
为了保证进藏部队的物资供应，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确定了“只要使用合理，需要什么给什么”的支援方针，作出了“不惜一切代价，克服一切困难，抢修公路”的决定。毛泽东进军西藏指示发出10天后，第二野战军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尽一切可能的力量，从人员、装备、运输等各方面”，支援十八军进藏。
1月15日，在部署十八军进军西藏会议上，邓小平说：“解放西藏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之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未解决问题，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军事协同解决，还必须解决补给之公路。”刘伯承强调：进军的同时，要用很大的力量去筑路。只有这样，才能站得住脚，建设好西藏，保卫好西藏。
刘伯承在听取十八军参谋长陈明义汇报后，又一次指示：“要保证和平解放西藏，关键问题是交通运输。从某种意义来说，修路、运输比打仗还重要。这就叫作解放西藏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
水鱼前传 (2008-11-27 18:59:33)
在大军准备进发西藏的前夕，刘伯承、邓小平向中央提出“由西康（四川）、云南、青海、新疆四省多路进军西藏”的建议，这样，可以收到协力合击之功效，也能解决粮食与地形之困难。毛泽东很快同意了这个建议。进军西藏的序幕就此拉开了。
最先行动的是西南一线。西南军区调集了十八军的3个步兵团、军区工兵部队和雅甘工程处的两个技术大队，还有数万民工。1950年3月25日誓师从成都出征，“一面筑路，一面进军”，4月10日，抢通了成都至雅安的道路，然后继续前进……
5月中旬，青海方向，由第一军八千多人组成的筑路大军，从西宁向西藏进发……
5月下旬，新疆独立骑兵师和一个骆驼团2000余人，以及民工1800多人，从于田普洛，修筑通往西藏的道路……
8月初，以十四军之一步兵团和3000骡马，组成入藏纵队，开始修筑滇藏公路……
10月，昌都战役打响，解放军一举歼灭藏军主力，10月19日昌都解放，对和平解放西藏铺平了道路。
1951年2月27日，达赖喇嘛致函中央，称西藏地方政府已经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和谈代表团赴京谈判。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签字。
2、贺龙选定走南线，毛泽东最后拍板
川藏线，是当时所有进藏道路中地形最艰险，投入人力最多（先后有藏、汉10多个民族10万人参战），也是对解放西藏发挥作用最大的一条道路。
修筑川藏线，之所以极其艰难，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没有可靠的地形地质资料，线路难以确定；二是山高路险，沿途有14座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山，还要跨越许多深谷激流，山上空气稀薄，终年积雪，夜里气温低至零下30多度；三是道路要通过原始森林、草原、沼泽地带，运输线长，给养极其困难；四是要穿越筑路史上罕见的新生代地质区，流沙、冰川、泥石流、雪崩等自然灾害较多。
为了选出一条通往拉萨的合理路线，从筑路初期，就先后有10支勘探队，走进崇山峻岭、冰峰雪谷。其中有一个勘探队，行程6000多公里，翻越了200多座高山，历时一年多，才回到部队。由于山高路险、密林重重，他们曾经有好几个月与司令部失去联系，战友们以为他们已经……当他们一个个衣衫破烂、满头长发、胡须满腮、面黄肌瘦出现在营地时，在场的所有战友都认不出他们了，愣了半天才明白过来，然后扑上去抱住他们，高兴得泪流满面。
筑路司令部政委穰明德，亲自带领10个技术人员和一部电台，再次对南线进行了踏勘，积累了大量的资料。
通过大量的勘探比较，工程技术人员提出了两条通向拉萨的线路：一条是北线，从昌都经丁青、索县、黑河到拉萨。这条线地势比较平坦，但海拔比较高，冬季冰雪封堵严重。另一条是南线，从昌都经邦达、波密、林芝到达拉萨。这条线路海拔较低，森林较多，气候较好，但问题是地形地质条件比较复杂，冰川、泥石流、塌方比较多。
走南线？还是走北线？筑路司令部拿不定主意。
1953年12月初，筑路司令部司令员陈明义和政委穰明德带着技术人员赶到重庆，向贺龙和刘伯承两位领导汇报。他们打开地图，仔细介绍南北两线的难易和利弊。贺龙认真地听着，像战争年代一样深情严峻地盯住面前的地图，沉思良久，然后挥动着手里的红铅笔，果断地在南线重重画了一道，说：“走南线！”
接着，贺老总陈述了理由：第一，南线气候温和，海拔低。在西藏高原，这是黄金都买不到的优点。第二，南线经过森林、草原、湖泊，物产丰富，不仅筑路时有木材、石料等建筑材料，而且还有青稞、牛羊、水果、燃料等生活物资。更重要的是，将来建设西藏，这里有丰富的资源和极大的经济价值可以开发利用，更符合西藏人民的长远利益。
刘伯承说：“我同意老贺的意见，你们迅速向中央汇报！我认为这个方案，中央一定能够通过！”
第二天，穰明德飞抵北京。他先到交通部向王首道作了汇报，接着与王首道一起到彭德怀家。听了汇报，彭德怀高兴地说：“我赞成走南线！”当即打电话给邓小平，邓小平也表示赞同。
农历大年初一，穰明德随彭德怀、王首道到中南海怀仁堂，在中央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毛泽东听取和阅读了走南线的方案，郑重地问彭德怀：“现在这个方案的根据是什么？”
彭德怀说：“穰明德同志亲自进行了实地勘探和调查。”
毛泽东立即笑了，对穰明德说：“你亲自品尝了梨子的味道，这很好！”
接着，挥笔在报告上写下五个大字：“同意新方案”。
又说：“就照你们的意见办！”
一条世界上著名公路的线路，就这样，在中国农历1953年的第一个早晨确定了。
3、毛泽东61岁寿辰的前一天，
解放军将公路修到了拉萨
1954年12月25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天，川藏公路、青藏公路全线通车了。西藏拉萨、四川雅安、青海西宁三地，同时举行盛大集会，庆祝两路通车。
这一天，日光城拉萨天空格外晴朗，藏族人民家家户户挂上了红旗，街道两旁彩旗招展。布达拉宫前，3万多人穿着民族的盛装，汇聚在一起。修筑两条公路的指挥员陈明义、穰明德、慕生忠和筑路官兵们热烈握手，相互致意。张国华司令员在西藏地方政府代理官员的陪同下，走到彩门前，剪开了红色的绸子。矗立着毛泽东巨幅画像的彩车，带领着长龙一样的车队，从布达拉宫前缓缓驶过。军乐队和三大寺庙的佛乐鼓手一齐吹奏，人群中掌声、欢呼声、鞭炮声响成一片。人们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藏族群众把一条条洁白的哈达争相挂在毛主席像上、搭在从身边经过的彩车上……
这天，新华社以《拉萨、雅安、西宁分别举行大会，庆祝康藏、青藏公路通车》为题，向全世界发布了这一消息。
达赖喇嘛从北京向筑路大军发来了贺电。
贺电中说：“这不仅是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奇特的创举，同时标志着毛主席的光辉胜利地普照着整个西藏。对于发展和扩大汉藏兄弟民族的团结将起重大的作用，对于发展西藏经济、文化建设事业也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我谨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地感谢，并在祖国的首都北京遥向你们祝贺和表示万分的谢意。”
这一天，中南海的工作人员，正在为毛泽东准备第二天的61岁寿辰宴会。阳光很好。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正在看报纸的毛泽东，听到西藏两路胜利通车的消息，分外高兴，站起来，走进书房，在那张后来的纪录片中经常出现的大书桌前，挥笔写下一行大字：
“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通车，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
第二章
记忆的碎片
川藏公路建成通车后，在解放军迅速平息1959年的西藏叛乱，取得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以及西藏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特殊的地质和气候条件，川藏公路各种自然灾害接连不断，仅载入我国公路灾害史的就有数十次：
1953年,古乡冰川暴发大规模泥石流,数十里森林被毁,桥塌路断。
1967年腊月，发生2000万立方米的巨大塌方,毁坏路基,壅塞河道, 道路阻断半年之久。
1988年夏季,米堆湖冰川暴发，冰雪、山石、泥石流挟裹着呼啸的寒风，飞泻而下，摧毁200多公里路段,直抵帕龙天险。本来就处于半瘫痪状态的川藏线，遭此灭顶之灾，彻底瘫痪，整整中断了两年。
1989年，业拉山下的嘎玛沟发生特大泥石流，冲毁桥梁6座，毁坏路基20公里。1990年9月27日，该路段又一次遭受暴雨袭击，发生塌方100多处，冲毁桥涵25道……
川藏线处于半瘫痪状态，每年通车时间只有半年。
为了确保这条国防公路畅通无阻，几十年间，国家陆陆续续对一些重点路段进行了修补，但效果不佳。1990年起，国家下开始对川藏线进行大规模的整治，最初的投资是10个亿，之后又不断追加。武警交通部队接到上级命令，一部分兵力就是从这个时候，从青藏公路改建工地上陆续撤出，开进川藏线，对其中最艰难的路段进行整治。
从此，这些身着橄榄绿的军人们，在千里川藏线上，与塌方、雪崩、泥石流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殊死搏斗，留下太多太多的故事和那永恒的血染的忠诚。
川藏线上的故事太多了。十几年过去了，在我的记忆里，只留下一些难以忘却的碎片。这些碎片，经常在我的心头悄悄划过，留下一道道看不见的但又十分疼痛的血痕。
4、一根竹竿，三座坟茔
那根竹竿，我经常想起。
竹竿的主人是个兵。兵叫潘学龙，十几年前就退伍了。
在西藏，我第一次见到潘学龙的时候，他刚入伍，一双年轻明亮的眼睛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二次见到他，已经是三年之后。遗憾的是，我再也看不到那双明亮的眼睛了。
他戴着一副墨镜，手里拿着一根竹竿。我没有认出他来。在西藏，我见过的兵太多了，哪能都记得那么清楚。我对身边的战友说，哪个中队的兵，怎么戴着墨镜，这么稀拉！战友告诉我，他叫潘学龙，施工放炮时炸伤了眼睛，已经双目失明了。我惊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几年不见，那么年轻的一个兵，竟变成了这副模样。我一阵心酸，想走上前去拉住他的手，说点什么，甚至有一种想拥抱他冲动。但我的双脚像扎了根一样，一动不动。我能说什么呢？还是不要打扰他，不要再去揭他的伤痛的好。
我默默地看着他从我的面前走过。他手里的竹竿“嘣嘣”的敲打在地上，敲出了我的泪水，敲碎了我的心。黑暗将陪伴他一生。他才20岁啊！在今后漫长的人生旅途中，那根竹竿就是他的眼睛。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和许多战友带着满身的病痛与残疾走下了高原，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
川藏线上，人的生命实在太脆弱了。
十二年前，部队在川藏公路的最南端樟木养护保通“三百米死亡线”。一天，排长带着三台车去给工地上拉运沙石料。那是一段崎岖不平的盘山路，30公里的道路，海拔落差竟有1000多米，而且路面很窄，许多地方只能容一辆车通过。所以车子走在那段路上，需要经常鸣号，以防前面有车过来，两车相抵，无法通行。听到号声，迎面开来的车就会提早找一处较宽的地方，等着会车。那天山谷白雾迷漫，能见度不到五米。排长怕途中危险，自己带着一辆车走在前面，让班长苏积浩的车走在中间，另外一个老兵的车跟在后面。苏积浩的车上还有另外两个兵。
很巧，那天是苏积浩十九岁的生日。
途中，他们突然遇到了大暴雨。回到中队后，排长发现苏积浩的车不见了。前面的车回来了，后面的车也回来了，唯独不见走在中间的苏积浩的车。这么窄的路，他们能到哪儿去？还能飞了？排长慌了，急忙带领战士们顺原路寻找，一直找到料场仍不见那辆车的影子。他们又往回找。这次他们找得很仔细。走到一处悬崖时，发现路沿边上有轮胎划痕。排长将绳子一头拴在汽车轮胎上，一头拴在自己腰上，下到山崖下去寻找。下到一半，在一块山石上看见一滩血迹，他头“嗡”地一下，几乎掉下去……
谷底河边，散落着汽车的残骸。排长在旁边找到两个战士的遗体，班长苏积浩的遗体一直没有找到。
在烈士陵园里，战友们给苏积浩造了一个衣冠冢。
后来，一位军旅诗人经过烈士陵园，听说了这个凄惨的故事，站在他们的坟墓前，写了一首诗：
你修路，
是为了别人走向远方，
回归故里；
你自己，
却长眠在遥远的西藏，
连骨肉也没有留下。
是路属于你，
还是你属于路？
5、最后一个镜头
这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那时，我是总队的新闻干事。部队在“老虎口”施工，我扛着摄像机去采访。
指导员李景文告诉我，见习排长黎卫芳可是一员虎将，让我好好拍拍他。黎卫芳的提干命令已经接到，等晚上从工地下来就宣布。可是，当时有五六个战士在那里打风钻，他们一个个满面尘土，我无法认出哪个是黎卫芳。
李指导员指着站在最前面的一个高个子说，他就是黎卫芳，已经带了三个班了，现在还没吃午饭哩。我一看表，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换下来？指导员说，换了几次，他都不下来，说今天风特别大，他不在这里盯着，怕战士们出事。
那天的风沙确实很大。紧闭着嘴，沙子也能钻进口里。而且，崖石顶上有沙土和碎石不断掉下来。刚才一上来，李景文就给了我一顶安全帽。我刚戴上，一块拳头大的石头落了下来，正好砸在我的头上，震得脑门“嗡嗡”响，我吓得半天没有缓过神来。要不是那顶安全帽，那个石头可能就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我把镜头对准了黎卫芳和他的战友。镜头里看不清他们的脸面，只能看见一只只黑亮的眼睛。
风沙越来越大，我怕损坏了摄像机，指导员也一直在催促我赶快离开那里。
走出不到100米，我突然听到身后“轰隆”一声巨响，我回头一看，“老虎口”烟尘四起。我心里一惊：不好，塌方了！急忙返身往山上跑。跑到半道，迎面遇到正朝山下奔来的指导员和几个兵。指导员身上背着一个兵，那兵耷拉着脑袋，我无法看清他的脸，只见大口大口的鲜血从他的嘴里奔涌出来，已经浸湿了指导员的半个棉袄。我问是谁，指导员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地说：黎卫芳。我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天黑的时候，黎卫芳被送到了30里外的县医院。医院条件很差，又没有电，几个兵在急救室里举着蜡烛为医生照明，滚烫的蜡油流淌在他们手上也全然不知，有个新兵一直在哭。下午排长刚把他替下来就出事了。他哭着说，排长是为了保护他才出事的。从江苏来的一位援藏医生在紧张地抢救着黎卫芳。我看见黎卫芳的血不断地从身体的许多部位涌出来，流在床上，又浸透被褥，最后滴滴答答地落在床下尚未解冻的土地上。我不明白，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血。我用颤抖的双手拍摄下了整个抢救过程。然而，黎卫芳还是去了。指导员一把抓住医生的衣领吼道：“你为什么不救活他？为什么？！”医生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眼睛里蒙上了一层水雾。指导员蹲在地上，孩子似的大声痛哭。泪水迷漫了我的双眼，我再也拍摄不下去了。急救室外黑暗的走廊上传来士兵们的哭声……
掩埋黎卫芳的时候，战友们怎么也给他穿不上刚刚领到的军官皮鞋，因为他的腿和脚已经肿得失了形，脚比平时大了许多。这是他平时第一次穿军官皮鞋，也是最后一次。“不能让排长光着脚上路啊！”战士们只好将皮鞋剪开，流着泪为他们的排长穿到脚上……
整理黎卫芳的遗物时，我们在他的笔记本上看到了他写给妈妈的一句话：
妈妈：
站起来，我是你的希望；
倒下去，我是您的太阳！
那盘录像带，至今还保存在我的资料柜里，但我再也没有拿出来看过。我不忍心去打搅已经安息的灵魂。
6、一个拥有两座坟墓的士兵，
一个苦等丈夫10年的女人
走川藏线，地上有条路，空中也有条路。
从成都乘坐飞机，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川藏线腹地，邦达。但是，由于邦达机场建在4300多米的高原，气候多变无常，从成都飞往邦达的飞机常常误点，一误就是好几天，甚至半个月。有时飞机起飞时，上面的气候还好好的，可等飞到机场上空，气候又突然变了，难以降落，只好又返回成都。
2000年的夏天，我去川藏线采访，飞机又一次延误，我不得不在成都等了三天。等候飞机的日子里，我意外地遇到了一个我想见又不忍见的女人。
女人叫王小宁，她是王立波的妻子。
王小宁和11岁的女儿王童刚从川藏线下来。她们是去探望王立波的。为了这次探望，她们母女整整准备了10年。然而，她们不可能见到王立波，因为他已经早在10年前就牺牲了，变成了雪山下的两座凄冷的坟墓。
王立波是交通部队唯一拥有两座坟墓的士兵。
离西藏波密县城4公里的地方，有一个不起眼的烈士陵园，他的两座坟墓就在那里。每上一次川藏线，我都要到那里去看一看，有时烧几柱香，有时给他点一根烟，有时什么也不做，就默默地在那里站一会儿，用无声的语言和他说几句话。
王立波是我的战友。1982年底，我们从陕西老家一起坐火车、换汽车上的青藏高原。我们非常熟悉。 那时，他在三支队当汽车驾驶员。他生性开朗活泼，不拘小节，整日嘻嘻哈哈的，没个正形，一笑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露出两颗大门牙。
他经历过三次生死劫难。头一次是在青海格尔木，那天夜里他往青藏公路改建工地运送物资回来已是深夜，十分疲劳，给屋里的火炉加满了煤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战友们去叫他吃饭，才发现他已经煤气中毒了，送到22医院抢救了两天两夜，才脱离危险。醒来后，他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是，等来的却不是后福，而是又一次死神的光临。
几年后，在西藏的那昌公路施工工地，他单独执行一次运输任务。车行至卡拉山遇到了大雪，被堵在半山腰五天五夜。五天五夜里，他只啃了两个干馒头。饿急了，就抓起雪和枯黄的干草往嘴里塞。后来，他昏死在驾驶室里。被救出来后，他在卫生队里躺了半个多月，生命不息，“拉稀”不止。当时我刚好在那里采访，去卫生队看他，他悄悄告诉我：他每天至少要换四五个裤头，护士们见他一皱眉头，就知道他“出事了”，捂着嘴“吃吃”地笑。
第三次是在川藏公路，这次他再也没有躲过死神的纠缠，真的永远地走了。当时我正好也在波密，他们汽车中队就在波密的支队机关旁边，没事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他告诉我，跟大部队上川藏线的时候，妻子抱着一岁的女儿刚去江油留守处两天。分别的时候，妻子死死拽住背包不让他走，他还是硬着心肠走了。听到身后妻子扯心撕肺的痛哭声，从不流泪的他禁不住也泪水长流。
可谁能想到，他们夫妻的这次分别，竟成了诀别。
王立波跟我开玩笑说：“你这个老乡，写了那么多文章，咋就不写写我呢？”
我说：“你整天吊儿浪当的没个正形，我写你什么？”
他憨厚地嘿嘿笑了。
当时我真的认为他没有什么好写的。写他的两次大难不死的经历？这种事情在交通部队见得多了，不足为奇；写他常年驾车在崎岖危险的川藏公路上奔波？川藏线的筑路兵哪个不是天天与死神打交道？我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一笑了之。
可是，几天后我就后悔了。而且这种内疚一直困扰了我许多年。
1990年10月18日早晨，细雨蒙蒙，我准备离开川藏线，王立波来到车边给我送行。当时他情绪很低沉，似乎冥冥之中已经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一切。他说他想家，想转业，他说他对不起妻子和女儿。
我刚一走，他也驾车去林场拉木柴。结果，由于路基塌陷，车子不慎掉进了悬崖下的河里。一车9个人，5个战士只受了点轻伤，战士李仕明和王海军当场就牺牲了，战友们在河边找到了他俩的遗体，另一个战士郭占树也牺牲了，遗体第二天才浮出水面。而王立波的遗体，战友们连续打捞寻找了一个星期也没有找到。半个月后，才在下游的一处河滩上找到一具无法辩认、残缺不全的遗体，以为是他，就埋在了山坡上。第二年春天，在下游几十里的沙滩上，又找到一具尸骨，上面裹着一块毛衣碎片，有人认出是王立波生前穿的毛衣，认定这尸骨才真正是他的。于是，他就有了第二座坟墓。
王立波出事的第二天，我回到拉萨指挥所，还没来得及洗脸吃饭，就接到了王立波他们的事故报告。我傻了似的站在那里，半天没有说话。我非常震惊，非常悲痛。我不相信他会死。昨天他还好好的，还和我说过话，怎么说死就死了呢？但多次走过川藏线的经历告诉我，他可能真的出事了。在川藏线上，这样的事情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
我突然感悟到：王立波，川藏线上一个普普通通的筑路兵，他的平凡中不正包涵着不平凡，渺小中不正孕育着伟大么？当天夜里，我独自坐在屋里开始写他，写他的故事，写我对他的思念。在我写作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感觉他就站在我的身后，坐在我的桌边，笑嘻嘻地看着我。我泪如泉涌，眼前一片模糊。我不得不几次停下来洗把脸，再写。那一夜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那是我唯一写得最悲痛的一篇文章，也是我唯一一挥而就没有改过的一个字的文章。凌晨一点，我终于写完了。第二天，就将这篇文章寄了出去。
再次上川藏线的时候，在王立波的坟前，我将已经发表的文章烧掉了。我心里说：立波，你不是想让我写你吗，我写了，现在给你，你看看吧。
见到王立波的妻子王小宁，是个意外。尽管10多年来，我多次打听她们母女的消息，但始终没有结果。这次，我们却在成都不期而遇。
王小宁告诉我，丈夫牺牲后，她便离开家乡到西安一家纺织厂打工，用每月400多块钱的工资供养年迈的老人和女儿。这些年，女儿一直寄宿在亲戚家上学。后来这家纺织厂倒闭了，她又到一家私人纺织厂打工。她从不对人说起她的苦难，和她同事多年的姐妹，至今还不知道她是一位失去了丈夫的军嫂。她是一个十分要强的女人，尽管生活很清苦，但她从不求人，更没有向部队提出过任何要求。她用一个女人瘦弱的肩膀，支撑着一个破碎的家。
见到我这个和丈夫一起入伍的老乡，王小宁才流下了强忍了多年的泪水。她说丈夫走后，她每次在大街上看到身穿军装的军人，都感到非常亲切，就会想起自己的丈夫，都会一个人躲在屋里偷偷大哭一场。
王小宁尽管知道丈夫已经死了，地方政府每个月给她送来的抚恤金就是明证。但她就是不愿相信这个事实，总是幻想着丈夫有一天会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当年部队处理善后工作的同志给她看过的那张追悼会上的照片上，王立波的棺木里只有一顶军帽和一套军装。10年来，她始终坚守着一个念头：王立波没有死，他可能被河水冲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被藏族群众救了，只因山高路远一时回不来；或者，他被冲到一个深谷密林里迷了路，走不出西藏绵延的大山和森林。她甚至想，是不是部队交给他一个连家人也不能告诉的秘密任务，任务没有完成，他不能回家。这些幻想，也许就是她一直没有再嫁的原因。
10年哪，整整10年！王小宁一直生活在这种幻想里。
10年来，她一直想着到王立波的坟前亲眼看看，看见了，也许就死心了。
为了不给女儿王童的生活带来阴影，她一直没有把丈夫牺牲的消息告诉女儿。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女儿总是问：“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她就哄骗说：“爸爸在部队里工作特殊，忙，回不来。”这样骗一次两次可以，骗多了，女儿就不相信了。女儿再问到她的时候，她也不知任何回答，只说：“我也不知道你爸爸为啥还不回来。”一次，女儿看到了她藏在柜子里的影集，指着丈夫和她结婚时的合影问，这个穿军装的人是不是爸爸？她只看了丈夫一眼，就再也坚持不住了，失声痛哭。已经长大懂事的女儿明白了，她的爸爸永远也不可能再回来了。母女俩抱头痛哭。
半个月前，她们母女终于如愿以偿，上川藏线探望了长眠在雪山下已经10年的亲人。部队对她们母女这次上山祭奠很重视，原计划派车来接她们娘俩，但汽车因为路上遇到了泥石流，堵在了半道上。七八月份，正是西藏的雨季，川藏线时常会发生泥石流、塌方等灾害，道路中断实属正常。部队临时决定让她们坐飞机到邦达，然后再由山上的部队用车接她们到波密。
还好，那天飞机很正常，按时降落在邦达机场。王小宁母女经过一天的艰难颠簸，黄昏时分，终于来到了亲人的出事地点，帕龙藏布江边。
当年那场灾难的幸存者，向王小宁叙说了当时的真实情景。面对滔滔的江水，王小宁失声痛哭。当她把从家乡带来的纸钱洒向江中的时候，老天下起了大雨。第二天，王小宁带着女儿来到丈夫的两座坟墓前，这才相信丈夫真的死了。她拉着女儿跪倒在坟前，哭着说：立波，我和女儿来看你来了……
女儿王童泪流满面，将她在来的路上叠的十几只纸鹤和画的两幅童画烧给了爸爸。希望她的爸爸能够骑着纸鹤，飞到她营造的那个美丽的童话世界里去……
听完王小宁的诉说，我说：“立波已经走了，你和女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要打起精神来，好好活着。”
我犹豫了好几次，还是问了那句话：“你还年轻，就没有打算再婚吗？”
王小宁说：“等我渐渐地淡忘了他，再考虑这个问题。但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真的，一点也没有。我总是忘不了他。他走了10年，对我来说，好像刚刚才走……”
从内心讲，我不希望她成为永远的军嫂。可此时此刻，面对执拗的她，我能说什么呢？
我无话可说。
第三章
白色的灾难
1996年10月，军委江泽民主席签署命令，组建一支了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以公路养护为主要任务的部队：武警交通川藏公路机械化养护支队（后改为武警交通第四支队）。
为了踏勘线路、制定沿线部署兵力计划，武警交通一总队副总队长柴金存（现任总队长）陪同交通部刘锷副部长，驱车在川藏线上行走了七天，路上爆了六个轮胎。这位曾经在红旗拉甫、天山公路建立过功勋的交通部队老兵，谈起那次经历时说：
“那时的川藏线，真的是千疮百孔，不组建养护部队，这条路就完了。中央军委的决策非常英明！”
几个月后，交通部队紧急调遣精兵强将，会集川藏线，打响了川藏线养护保通这场特殊的战役。部队迅速在金沙江畔的竹巴笼至东久桥800公里战线上摆开战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使川藏线这段海拔最高、病害最多的路况得到了极大改变，第一年就实现了通车11个月的目标。
期间，我曾经多次到一线采访，官兵们养护保通的许多故事，曾经令我感动落泪。但给我最先留下深刻印象的，是2000年的那场大雪。
那是一场白色的灾难。
7、大雪，没过了双腿
2000年4月2日6时20分，然乌湖畔。
六中队中队长李仕林像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但他刚走出房门，就陷进了一腿深的积雪里，他“啊呀”大叫一声，惊呆在那里。眼前一片雪白，除了白色没有别的颜色。他知道灾难又一次降临了。他顾不得洗脸，立即向支队值班室报告灾情。
电报只有一句话：大雪没过了大腿。
十分钟后，他得到了支队的第一道命令：做好紧急抢险准备，继续观察灾情，立即派出巡道小分队，向五中队方向搜索，发现受堵人员和车辆及时报告！
雪还在下。雪片有鸡蛋那么大，有些吓人。大雪封堵了营门，官兵们扒开积雪，才能走出来。
李仕林站在雪地里，“瞿瞿瞿”地吹响了紧急集合哨。士兵们从梦中惊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急忙从屋里跑了出来。当他们看见满世界白晃晃的浩雪和李仕林铁黑的脸，便知道又一场战斗就要开始了。
李仕林带领7人小分队，背着两天的干粮出发了。走在茫茫的雪原上，李仕林开始心里有些害怕。部队进藏以来，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但他马上就不再害怕了。作为一个基层指挥员，在这种时候，绝对不能有半点怯懦。
他不会忘记，在支队成立大会上，一条10米长的红色布幅上写着“誓叫川藏变通途”七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全体官兵纷纷在上面庄严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写下了养路兵的铮铮誓言。誓言铮铮，吼声如雷，那是一个多么令他难忘的庄严时刻啊！
他也不会忘记，两年前的那场大雪，尽管没有这次的雪大，但他和他的中队也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1998年3月，连续多日的暴雪把藏东高原包裹得严严实实，川藏公路平均积雪厚达30公分。20日上午，李仕林正带领战士清理积雪，突然一阵沉闷的吼声从远处传来，凭着14年在高原修路的经验，李仕林知道前方又发生雪崩了。
果然，刚刚过去的一辆汽车又慌慌张张开了回来，司机跳下车说：“武警同志，不好了，前面发生了大雪崩！”
李仕林立即带领战士赶到十几里外的雪崩现场。只见小山似的雪崩堆积物横在路上，绵延数里，最高处足有三层楼那么高。官兵们投入了紧张的抢通战斗。在海拔4000多米高寒缺氧的雪山上,饥饿、寒冷、疲劳和高山反应一齐向战士们袭来，干不了一会儿，就觉得天旋地转，脑胀欲裂。有的战士实在站不住了，就跪在地上扒挖积雪。开始，由于作业面太窄，大机械派不上用场，积雪只能用人力清除。为了不致滑下山涧，战士们腰里都拴着安全绳。后来，作业面拓宽了，小型机械可以进场施工，进度加快了。吴先河开的推土机在冰路上左右滑动，十分危险。在推一块大石头时，眼见就要把石头推到崖边了，可推土机停不住，竟随石头一起滑向崖边，旁边的几个战士急中生智，急忙脱下棉衣塞在履带下，才使推土机停止了滑动，避免了一场车毁人亡的灾祸……
经过两天两夜的奋力拼搏，路终于抢通了。
可是，未等李仕林和他的士兵喘口气，84道班附近又发生了雪崩, 冰雪雍塞了河道,河水涌上了公路,水深高达两三米。 短短10天时间里,然乌至中坝50公里范围内,就接连发生了23处雪崩, 其中特大雪崩6处,大雪崩10处。2个汽车运输团和100多台地方货车以及上千名群众被堵地路上, 还有许多西进东出的军地车辆一批又一批滞留在波密、八宿、邦达。情况十分危急，必须尽快抢通。为了节省时间，官兵们把方便面和压缩菜带到工地，昼夜抢通。
“雪崩下来了！”
推土机手苏成云听到战友的呼喊，赶紧踩了制动，抬头一看，只见一块巨大的雪崩山石从山坡飞滚下来，跑是来不及了，小苏双手抱头蹲在了地上。山石落在推土机前方一米处，路基被砸了一个深坑……
十天后，道路全部抢通了。 昌都车队的一名藏族司机说：“从车子被堵的第一天起，我就绝望了，没想到我还能活下来。是你们救了我的命啊！托基其！托基其！（谢谢）”
西藏昌都地委领导冒着纷飞的大雪，驱车400多公里， 专程赶到然乌沟慰问六中队。西藏交通厅、成都军区后勤部发来了慰问电，一总队为六中队记了集体三等功。
李仕林的标兵中队，就是这样产生的。
现在，雪灾又来了。
李仕林没有想到，这场雪灾竟是川藏线四十年不遇。
暴雪，整整下了半个月。
8、兵分两路，向安久拉山进发
4月1日，夜里11点。成都。
一总队政委陈振有接到报告后，给部队下达了三点指示：一、在最短的时间里抢通道路；二、确保沿线群众的生命安全；三、要周密部署，精心组织，靠前指挥，减少部队伤亡。
这位曾经在西藏东北无人区，陪同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视察过黑昌线的高原老兵，知道川藏线养护部队要做到这三点，将面临着什么样的考验。
4月2日凌晨。波密。养护支队机关。
支队长易继宏、政委汪海召开党委紧急会议。会议综合雪灾中心部位两个中队报告的情况，分析了灾情：道路中断，沿线数十万藏族群众将被堵在家里，无法出门。更为严重的是，这时正是今年川藏线第一个运输高峰，肯定有大量的车辆和人员被大雪封堵在半道上，如不及时抢救，后果不堪设想。
党委很快研究制定出了抢通方案，并对整个行动进行了周密部署。支队机关迅速成立了由干部、党员为主力的两个抢险突击队，由副政委张迪春和参谋长蒲仕光分别担任抢险突击队长，支援五中队和六中队，兵分两路，一路负责救人，一路负责抢通。
正在支队蹲点的武警交通一总队政治部主任（现任一总队政委）刘根水，给养护支队下了死命令：誓死也要抢通道路，救出被围困的车辆和群众！
上午10点，六中队长接到了支队的2号指令：立即出发，全力以赴向安久拉山方向推进，力争尽快与东坡的五中队会合。
六中队指导员杨晓武带领一队人马，立即出发。
他们破冰炸雪，开劈道路。前面推土机开道，后面人力清除积雪。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寒缺氧路段抢通，雪崩时常危及着官兵们的生命。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使官兵们吃的罐头冻成了冰块，用火一烤，外面是热的，里面还是冰。许多官兵的嘴唇裂开了血口，用嘴吮一吮，和着血水一起咽下肚去。连日的抢通和严重的高原反应，已使官兵们精疲力尽。有的实在没有了力气，只有跪在地上用手扒雪，就连小便，也是这种姿势。
他们从下午一直干到晚上12点，才前进了不到五公里。路上的积雪很厚，推土机刚刚推出一条雪路，山崖上的积雪又会轰然坍塌下来，填平了道路，积雪甚至比以前还要高。有时，推土机和人也被坍塌下来的积雪掩埋了。天黑，看不见路，一边是山崖，一边是深沟，杨晓武走在前面，用手电筒为推土机照明，手和电筒冻在了一起，揣在怀里暖化了，再继续照明。
与此同时，五中队官兵在中队长刘红春和指导员黄明的带领下，正由八宿县向安久拉山东坡推进。他们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在山坡上开出了一条雪路。半夜12点，开路的推土机大灯冻坏了。刘红春和黄明一左一右站在推土机两边的踏板上探路，副中队长唐怀军拿着手电筒在前面指挥。路完全被大雪埋没了，他们凭着记忆，凭着感觉，一米一米地向前推进。有的地方积雪比推土机高出好几倍，小山似的，推土机变成了“穿山甲”，硬是在冰雪堆里开出了一条雪的“隧道”。
支队机关组成的突击小分队，也在参谋长蒲仕光的带领下，从支队机关驻地波密出发，向然乌沟的六中队进发。他们的任务是打通波密至然乌沟的道路，尽快与六中队会合。三天后，这个小分队被阻隔在“大流沙”地段。几米高的积雪掩埋了道路，山上的流沙和雪崩频繁发生，部队向前推进十分艰难。他们只有在雪崩和流沙肆虐的间隙，才抓紧时间突击一段，等雪崩再次发生时再急忙撤下来。小分队在流沙地带的雪地里安营扎寨。
小分队里的老兵，对几年前制伏大流沙地段的情景还记忆犹新。他们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流沙上建起了长达三公里的高高的挡土墙。这段挡土墙后来被西藏交通厅的领导称为“建在流沙上的长城”，成为川藏线上的一大景观。
从前的这段路，流沙挟裹着飞石常年流淌,没完没了。刚用推土机推过，转眼又流泻了一路。 经过工地时，脑后都要长眼睛，稍有不慎就会遭遇流沙飞石，轻则擦破皮肉，重则致人死地。
制服流沙的唯一办法，就是在这里筑起一道几公里长的挡墙。要在流沙上筑起川藏线上最长的挡墙，谈何容易。好不容易挖出的数百米基础，一顿饭功夫又全部被流沙吞没。十几天的心血转眼付之东流，战士们哭了。哭归哭，挡墙还得砌，基础还得挖。他们擦干眼泪，又从头干起。
战士李建荣、何永正在埋头挖基础，突然一波流沙飞泻而下，他们没有反应就被沙子埋过了头顶。战友们喊着他俩的名字，扑上去用手刨沙，手指磨破了皮，指甲盖也掉了，好不容易才使他两露出脑袋。此时的李建荣和何永的脸色变成了茄子色，嘴鼻塞满了沙子，活象刚出土的兵马俑。
志愿兵冯宝宝正在3米高的挡墙下干活,只听放哨的战士失声喊到：快闪开，话音未落， 一块磨盘大的石头滚落在挡墙上，又从冯宝宝的头顶飞过去，落在了路基上，在场的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好玄啊……
不管如何艰难，战士们还是在流沙上奇迹般的筑起了阻挡流沙飞石的“长城”。
可是现在，“长城”被积雪湮没了，已经找不到一点痕迹。
抢修小分队在这里与雪崩、流沙和死神，进行了一个礼拜的殊死搏斗。
小分队将这段路开出一半的时候，看见前面几公里外、两处雪崩地段中间堵了三台车，车上的人拼命向他们挥手。但中间有雪崩阻隔，小分队无法靠近。要抢通这段路，小分队不吃不喝不睡觉也得两天后。蒲仕光从周围环境判断，那三台车上的人暂时不会遇到雪崩的威胁，但时间一长，他们很可能被饿死、冻死。他当机立断，将突击小分队分成两组，一组继续抢通，一组绕道翻过山去，给那里的群众送去食品和棉衣。6个小时后，士兵们冒着生命危险，终于将方便面、棉衣、药物送到了受阻群众的手里……
另一支由机关官兵组成的突击小分队，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雪灾之后，我遇到了小分队队长、支队副政委张迪春，说起那次抢险，他激动地说：“那可真是九死一生啊！尤其是士兵，他们更苦，几天几夜睡不成觉，吃不上饭，没有一张不脱皮的脸。好多士兵都得了雪盲症，眼睛看不见，只有靠战友拉着手走路，好多天他们的眼睛都在疼痛得流泪……”
十余天里，几支突击小分队，先后战胜了30多次雪崩……
9、一个也不能少
“不能漏掉一个人！不能冻死一个人！不能饿死一个人！”
这是支队给全线所有中队下达的第3号命令。
4月5日中午，五中队接到支队指令：海拔4000多米的安久拉山有10辆车和25名过路群众被大雪围困，生命危在旦夕，你们要立即派人前往抢救。
中队立即组成营救突击队，冒雪赶赴安久拉山。寒风凛冽，大雪狂舞，气温低达零下30多度。脚下已经没有了路。官兵们背着馒头、水壶和药品，踏着没膝深的积雪，凭着感觉和记忆摸索前进，艰难跋涉，寻找被困的群众。
黄昏时分，指导员黄明带领的营救突击队爬到半山腰，看见前面不远处有几个小黑点，等他们走到跟前，才发现是一辆小型客车。车上有9个人，一个女人看见他们，一下子扑进战士的怀里，哭着说：“亲人呐，你们可来了……”
营救小分队继续往山上搜索，又发现一辆被困车辆，车体被厚厚的积雪掩埋了一半。车上的15名群众在风雪中已经坚持了3天3夜，此时已经精疲力竭，嘴唇发紫，四肢麻木，大部分人已经奄奄一息。看见武警官兵突然到来，禁不住哭了起来。官兵们掏出干粮让群众吃，将早已冻成冰块的水壶暖在怀里，等化开了再递给群众喝。有人用手艰难地指着山顶说：“山上还有人，你们快去救他们吧……”
营救突击队分成两组，一组将15 名获救群众护送下山，一组继续往山上爬去。越往山上走积雪越厚，行路非常困难，官兵们只有连滚带爬地前进。雪还在下，夜幕降临。为了防止滑下山崖或掉进雪窝，战士们将背包带捆扎在腰带上，一个连着一个，相互搀扶着，用铁锹和木棍一边探路，一边前行。经过10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官兵们终于爬到了山顶，找到了已翻进边沟的客车。此时，5个藏族群众已经瘫软在雪地里。司机丹增冻得四肢僵硬、神智不清，战士们将干粮和水送到他嘴边时，他只条件反射地张了一下嘴，便昏了过去。战士们脱下身上的大衣裹住他，将他和其他4名群众一起背下山。
拉网式的搜索营救，在安久拉山东西两面山坡同时展开。
黎明时分，六中队指导员杨晓武带领的小分队抵达安久拉山山腰，遇到已经被围困了两天的一个车队。这个车队共有15辆车，40多个人。见到武警来救他们，司机们哭着说：“我们什么吃的都没有了，要不是你们来，我们就死定了！”司机们无以回报，将身上的钱掏出来硬往推土机里塞。战士们坚决不要，又还给他们。有的司机就跪下来乞求，说你们是救命恩人，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啊！杨晓武生气了，说：“这是我们的职责！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
截至8日傍晚，全支队从大雪中共救出被困车辆70多台，群众300多人。可是，茫茫雪野里还有200多名群众没有脱离险境。部队还得连续作战。
而此时，官兵们已经整整4天没有合眼，没有吃上一顿热饭了。他们爬行在雪山冰谷，一次次被风刮倒，被积雪掩埋，又一次次顽强地站起来。强烈的高原反应折磨得几个新战士不断呕吐，头痛欲裂，他们用背包带勒住额头，以此减轻疼痛。
营救过程中，五中队长刘红春发现雪地里有一串鲜红的血迹，大声问前面的战士：“谁流血了？”战士们没人吭声，仍然拼命铲雪。刘红春顺着血迹找到了一个新战士，那个战士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拼命扒雪，鲜血从他的手指缝里流出来，滴落在地上。刘红春拉住战士，让他回去休息。战士说：“中队长，你别让我下去，救人要紧……”刘红春眼睛潮湿了，心疼地说：“救人要紧，可你也得学会保护自己呀，自己都不行了，怎么去救人？”
六中队长李仕林开着推土机，带领他的士兵正往山上开进。在冰雪路上开着推土机行驶，是十分危险的。机械操作手出身的李仕林不放心他的士兵，亲自开上了推土机。
突然，“轰隆”一声，五六米高的雪墙倒了下来，将李仕林和推土机掩埋住了。后面的士兵呼喊着“中队长！中队长！”拼命铲雪，想救出他们的中队长。然而不一会儿，李仕林却奇迹般地从雪堆里将推土机开了出来，身后留下了一道长长的雪洞。
东达山，海拔5008米，川藏线最高的山峰。三中队指导员王振岭带着官兵开着推土机从左贡出发，一天一夜，才到达东达山北坡。在那里，他们营救出了两辆大客车，车上有90多个群众。客车是三天前从芒康出发，准备到昌都去的，夜里被大雪封堵在了东达山上。
之后，他们又继续向山顶搜索，又营救出一个车队。
那天半夜，他们到达了东达山顶。一辆出租车歪倒在一米深的雪地里。车上除了司机，还有两个女人。三个人已经在这里被雪围困了三天。两个女人是姐妹俩，她们在昌都做蔬菜生意。几天前，姐姐四岁的儿子由一个老乡领着从成都上来，走到理塘儿子因高原反应病了，姐妹俩心急如焚，雇了辆出租车准备去接应儿子，没想到却被大雪堵在了东达山上。姐姐哭着说：“求你们把我们送下山去，我儿子要死了，我要去救他……”母亲的生命危在旦夕，还在念念不忘自己的儿子。这种强烈的母爱，震撼了每一个官兵的心。王振岭安慰女人说：“你们放心，我们一定把你们护送过去！”推土机在前面开道，后面用钢丝绳牵引着的出租车。经过六个小时的努力，官兵们终于将姐妹俩送出了雪地……
最后一个被营救出来的是藏族司机次仁。次仁当时已经处于严重昏迷状态，新战士姜胜背着他一路跌跌撞撞往山下转移，没走多远就累倒在地上。在这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即使空手行走也相当于身背30公斤的东西，何况身上还有一个90公斤的次仁？姜胜倒下后，后面的战士接着背。他们一个接一个，硬是将次仁背到了营救车上。
至此，所有被围困在大雪中的群众和车辆全部脱险。
这次雪灾中，部队先后共营救出512名群众。
10、德国人威廉说：你们是中国军人的骄傲！
由于道路堵塞，被救出的512名群众大都吃住在部队。
官兵们腾出营房床铺给群众住，自己打地铺裹着大衣睡在冰窑般的仓库里或车上。这时，最珍贵的就是粮食和蔬菜。平时最多只能住100人的六中队，一下子就容纳了300多人，粮食、蔬菜眼看所剩无几，但再困难也不能让群众饿肚子。中队倾其所有，救济群众。炊事班每天都要蒸几大锅馒头、米饭让群众食用。
一位藏族老阿妈摇着手中的转经筒，嘴里不停地念叨：哑咕嘟、哑咕嘟（好的意思）。她说，解放前有一次大雪灾他们村饿死了40多人，这一次一个人都没有被饿死，真得感谢共产党、感谢金珠玛米！
由于人多，中队储藏的蔬菜、大米和面粉眼看就要吃完了。为了不让群众挨饿，中队党支部决定：所有官兵饭量减半，把省下来的粮食留给群众。每到开饭时，除留下几个打饭的官兵外，中队其余人员假说有任务，都躲到营区外面的雪地里去了，等群众吃完了他们才回来。这个秘密很快被群众发现了，他们坚持要求官兵先吃，官兵们劝道：“我们年轻，能坚持。”可群众不听劝，说你们不吃我们也不吃！双方一时僵持起来。从四川雅安来的妇女张娟5岁的儿子饿了，见了馒头抓起来就吃。张娟又气又恼，打了孩子一巴掌，儿子“哇”的一下哭了。这一哭把官兵和群众的眼泪都哭了下来。战士说：“大嫂，孩子还小，正在长身体，你就让他吃吧”。张娟流着眼泪说：“你们不吃，他凭啥子吃？没有你们，我们母子命都没有了。”无奈，战士们端起碗，群众这才跟着吃了起来。
后来，面粉越来越少，柴禾也快要烧完了，一次蒸不了几个馒头。米饭每人每顿也只能盛小半碗，又没有菜，孩子们难以下咽，年龄小的就哭了起来。被救群众里有16个孩子。中队又悄悄作出了一项规定：把馒头和咸菜留给孩子们吃，把米饭留给群众吃，等群众吃过了中队再开饭。群众说：“你们还有任务啊，不吃饭怎么能有力气去抢险？”战士们不与群众争辩，干脆扛了铁锹上了工地。
连日的抢险，使得战士们疲惫不堪，走路摇摇晃晃。他们太累了啊！群众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群众着急，但又想不出什么办法帮助战士们，便要求和他们一起上工地抢险。中队考虑到工地太危险，极力劝阻，命令哨兵守好营门，不让群众到危险的路上去。可就是这样，还是有个别群众偷偷跑到路上，同官兵一起破冰刨雪抢通道路。在安久拉山被救出的客车售票员洛桑，一直跟在推土机后面铲雪，怎么劝他也不回去，同战士们一起开通了20多里的道路。
经过养护支队官兵半个月的昼夜奋战，路终于通了。
被营救出的数百名群众就要踏上归程了。可他们的脚步迟缓而沉重，一步一回头。他们留恋那些给过他们温暖的营房，留恋那些救过他们性命的战士们。他们可以回家了，可战士们还将继续留在这冰天雪地里维护这条“生命之路”。相聚是一种缘份，分别是一种痛苦。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藏族群众表达感激之情的唯一方式，就是将一条条雪白的哈达挂在战士们的脖子上，挂在为他们“杀”出过一条“雪”路的推土机上。
在五中队，来自德国的画家夫妇威廉·皮德和琼玛丽，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琼花和亚当，获救后一直住在中队。他们是来西藏旅游的。几天前，他们被困在安久拉山上，指导员黄明带领营救小分队及时赶到，才使他们幸免遇难。战士们把自己的褥子、被子让给他们用，自己忍受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曲卷在汽车大箱里睡觉。半夜两个孩子因感冒发烧，中队卫生员及时给他们治疗，使两个孩子脱离了危险。他们在中队住了12天。
威廉·皮德临走时，留下了一封感谢信：“我和我的夫人、孩子非常感谢你们，是你们救了我们一家子。你们的品德像雪山一样美丽，我的两个孩子像喜欢雪山一样喜欢上了你们这些中国大兵。你们是中国军人的骄傲！愿上帝保佑你们！”
第四章
易贡大滑坡
就在四支队官兵奋力抗雪救灾的时候，川藏公路易贡地区又发生了更大的灾难。
2000年4月9日晚8时5分左右，东经94度，北纬30度14分，林芝地区波密县易贡茶厂一带，暮色苍茫，寒风习习，除了几声鸟鸣和附近牧归牛羊偶尔的叫声，别无他声，大山里显得十分幽静。
茶厂退休老工人格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眼前一道明亮的火光冲天而起，大地剧烈的晃动，旋即传来震天的轰鸣。他吓懵了，呆立在那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脑子里反应出来的第一个词就是：地震。
然而，他很快就明白了，这不是地震，而是一次山体大滑坡。他看见高耸入云的拉雍措雪山轰然坍塌。轰鸣声和冲天的火光就是从山体断裂处发出来的。他猛然醒悟过来，拔腿就往回家跑……
是的，这是近一百年来发生在我国境内的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山体大滑坡！
拉雍措雪山像是被一把神斧劈开，半边山体挟裹着3亿立方米的泥石流，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向易贡藏布江，在那里堆积成一道长宽各2500米，高80多米的天然大坝，将江流斩断，形成一个偌大的天然湖泊。
由于气候转暖，又适逢雨季，融化了的雪水和雨水交汇后涌入天然湖，湖水每天以1米左右的速度上涨，易贡区域变成了一个泽国。
一旦湖水漫顶，刚刚形成的天然大坝垮塌，附近两乡三厂4000多名藏族同胞的生命财产，下游几十公里的川藏公路、沿线军用设施、战备桥梁以及众多村庄将在顷刻间遭到灭顶之灾！
11、易贡，易贡
易贡滑坡，举国震惊。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紧急部署抢险救灾工作。在川藏线担负改建整治和养护保通任务的武警交通部队，离事发现场最近，他们率先抵达现场，开始紧急抢险，救护被围困的群众。
国家防总专家组几天后飞临雪域高原，勘察完现场后确定：必须采取工程性抢险措施，尽快在坝体腹部开凿出一条“V”形引流渠槽，疏导湖水，以防止大坝承受不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而崩溃。
哪支部队担此重任呢？
从中央到地方，从军内到军外，人们都把信任的目光投向了武警部队的两支警种部队：交通部队和水电部队。这两支部队都是从原来的基建工程兵部队改编过来的工程部队，有着多年高原施工经验，建立过卓著的功勋。
易贡抢险指挥部总指挥、西藏自治区副主席杨传堂说：“有这两支工程部队打头阵，再加上解放军一个工兵团协同作战，抢险工作就有了充分的技术、机械和人力保障。”
正在川藏线上指挥部队抗雪救灾的武警交通一总队政治部主任刘根水，听到易贡发生特大山体滑坡汇报后，敏锐地感觉到这场灾难比刚刚发生的雪灾还要严重，果断指示养护支队：从雪灾现场迅速撤下部分兵力，投入易贡更加艰险的抢险战斗，立即无条件地保障川藏公路二十四小时畅通，为进入抢险现场的部队和车辆扫清障碍。
首都北京。武警交通指挥部机关。主任石兆前、政委卢林元两位将军和在位的常委们一夜未眠，面对地图上那块隆起的黄褐色土地，研究调动部队和抢险方案。
次日凌晨，指挥部给抢险部队下达了命令：二支队、三支队、养护支队全体官兵立即做好易贡抢险的战斗准备，全力以赴确保川藏线道路畅通，坚决完成抢险任务，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之后，指挥部副主任虞国伟少将、一总队政委陈振有、副政委许凤麟、参谋长王志亭飞抵西藏拉萨；第二天，直奔易贡抢险现场。
在国家防总和现场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下，两支警种部队从川藏沿线、西藏区域，以及千里之外的内地各施工点，开始紧急调动机械和兵力，以最快的速度向川藏线易贡地域集结。
交通二支队支队长兰健康，4月28日接到抢险紧急命令。当晚他就调集兵力和机械，12个小时后，带着机械抢险突击队浩浩荡荡地向易贡出发了。“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早上，这位曾经被交通部评为“劳动模范”、2次荣立二等功、4次荣立三等功、党的十四大代表，第一个赶到了抢险现场。
杨传堂副主席赞扬说：“交通部队行动真是神速！”
从广西调集的16名技术操作手，坐汽车，转火车，乘飞机，一路狂奔抵达成都。可是大雨如注，飞往西藏的飞机延误。时不我待，怎么办？驻扎在成都的总队机关立即派专车将操作手们送到重庆，由重庆飞往拉萨。
2日，这16人赶到了易贡。
3日，三支队的两台推土机抵达。
4日，内蒙施工工地的官兵赶到……
武警水电指挥部宣传干事方金勇，亲自参加了这次部队千里大调动的行动。他后来对我说：“那简直就是一次死亡之旅！”
方金勇说，从格尔木运送推土机的一位驾驶员，翻越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口时，眼睛红肿，口鼻出血，呕吐不止，一连三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眼看着人一圈一圈瘦了下去，可他硬是咬着牙关将机械运到指定地点。从拉萨到易贡的600多公里路段，塌方频繁，战士们就跳下车搬石头清除路障，一耽搁就是好几个小时；有的路段变成了河床，水哗哗地流，行进起来特别吃力缓慢；有的地方路特别窄，只能过去一辆车，对面车过来了，这边就得停下来等，一等就是老半天。路过色季拉雪山时，飞雪弥漫，十米之外看不见路面，路上到处是积雪和冰坚，车走在上面老甩屁股，像溜冰一样，十分危险。弯急路窄的帕龙天堑，山高谷深，陡崖千仞，沟深百丈，9座简易钢架桥最大承载重量只有20吨，而许多机械设备的自重就超过了30吨。有些道路转弯半径太小，大型拖车转不过来，好几次几乎车毁人亡。一些临时雇佣的地方司机，硬着头皮跑了一半的路程，到了帕龙天堑死活不敢再往前开了……
两支部队所有参加抢险的机械和人员，在短短一个星期内，全部到达了易贡抢险现场。
12、破开魔鬼的胸膛
特大山体滑坡形成的天然大坝，像一个巨大的魔鬼横卧在易贡藏布江上。大坝一旦溃决，危害不可估量。
国家防总要求部队，必须在30日内，在大坝上开挖出一条长2500米、宽150米、深20米的引流渠槽。
这项工程，需挖运土石方150多万立方米。
5月3日上午10时，蒙蒙细雨中，“开渠引流”工程誓师大会在易贡藏布江边举行。会场上，军旗猎猎，机械轰鸣，身着迷彩服的武警官兵举着“青年突击队”“党员突击队”“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誓死完成易贡抢险任务”的红旗和横幅，精神抖擞，列阵以待。
易贡抢险战斗打响了。
从通麦到易贡抢险现场，有一段18公里崎岖坎坷的简易公路，抢险部队的“金戈铁马”行进到离现场还有2公里的地方，简易公路没了踪影。
突击队队长兰健康把手臂一挥：“王清和、刘江你俩开推土机，跟我先上，其他人员和机械在随后上！”
推土机的轰鸣声，钢钎、铁锹与顽石的撞击声，以及开山的炮声，回荡在雪山白云之间……
仅仅五个小时，官兵们就搭起了2座便桥，炸运土石方3万立方米，在没有路的地方，修出了一条通往大坝的道路。
抢险大军在易贡大坝上摆开了战场。烈日炎炎，地表温度最高时达45度，机械操作室里就像蒸笼一样闷热，几乎让人窒息。操作机械的兵们汗流如注，矿泉水、凉开水一个劲地往肚子里灌，可喝进去的水马上又被蒸发了出来，还是觉得口渴。每位官兵每天至少要喝掉六七公斤水，却极少小便。
5月15日，施工进度过半，此时湖水每天以1·5米的速度上涨，施工地点几次受到泥石流的袭击。为防不测，现场指挥部决定在大坝西侧坡度达70度的半山腰上，开辟一条4公里长的安全撤离应急便道。
由谁来啃这块硬骨头呢？当然是兰健康的突击队！
兰健康带着几台推土机冲了上去，后面是他虎虎生威的士兵。兰健康站在最前面，不断地打着手势：“向左，向右，倒倒倒，进进进……”荆棘被铲掉，巨石被推走，沟壑被填平，突击队只用了短短36个小时就完成了任务。
突击队里最小的一个战士名叫周朗。他是从养护支队抽调来的装载机手。坐在高大的装载机驾驶室里，站在下面的人很难看见他的身影。兄弟部队的一个战士看见走动的装载机，惊讶地说：“咦，这装载机没人驾驶也能走？”站在一旁的周朗的战友笑了，说：“你站在高处再看看。”那兵就站到一块山石上去看，就看见了驾驶室里的周朗。周朗瞪着两只发红的眼睛，专心致志地操作着机械，技术相当娴熟。那兵说：“这小子，人小鬼大呢。”
我们工地上见到周朗的时候，他已经连续操作了18个小时。我趁周朗给装载机加油的机会，上前采访他：“听说你有肝病，最近常常发作，你为什么再三请求支队领导要来参加这次抢险呢？”
周朗说：“在高原工作久了，谁身上没有病？这点病在我们这里根本就不能算作病！”
“那你连续工作了这么长时间，累不累呢？”
“累呀，当然累，说不累那是假话。我们又是铁打钢铸的，咋能不累。”周朗说，“但是看到一天天上涨的湖水，心里就着急，坐也坐不住，睡也睡不着。不赶快排除险情，大坝被湖水压垮了，那麻烦可就大了，下游的百十里路段被冲毁了，我们几年也修不好，川藏线就彻底瘫痪了。何况下游还是那么多的村庄和藏族人民，谁心里不着急呀！”
“你觉得在交通部队当兵苦不苦？”
“苦，确实苦。没上川藏线前，听人说这里非常苦，但那时我想像不出来会有多苦。现在这苦已经吃惯了，也不觉得怎么苦了。人家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是‘身在苦中不知苦’……”
我在抢险现场，还遇到了一个名叫梁明伟的推土机手。梁明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采访时听别人说的：梁明伟所在的中队接到易贡抢险命令时，他正在脱产复习，准备参加军队院校统一招生考试。能否进院校学习，对一个农村入伍的战士来讲，比什么都重要，这关系到他们的前途和命运。但在这个决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梁明伟作出了一生中最艰难的选择。他决定放弃这次考试的机会，主动向中队请求参加易贡抢险战斗。部队驻地距易贡有300多公里，开着26吨重的推土机去一是时间不允许，到易贡至少得八九天，二是路途太远对机械损伤太大。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将推土机解体，然后装运到易贡后再重新组装。这样一拆一运一装，放在往常至少得四五天，可他只用了三天就完成了。这件事令抢险一线的机械工程师们惊奇不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件事是我亲眼目睹的。那天在工地上采访，听说梁明伟的脚被机械的一个部件砸伤了。我急忙跑过去一看，梁明伟果然受了伤，右脚的大拇指指甲已经脱落，鲜血浸透了胶鞋，一个卫生员正在给他包扎。梁明伟裂着嘴疼得直唏嘘，头上的汗直流。可等卫生员刚包扎好，他又站起来一瘸一拐地爬上了推土机。
卫生员说：“梁老兵，你得回去休息，不能再开推土机了，那样伤口会发炎溃烂的。”
梁明伟说：“我休息了机械怎么办？”
卫生员说：“离了你地球就不转了？这工地上就你一个人会开推土机？”
梁明伟说：“我的机子我熟悉，别人玩不转。再说，我还怕别人给我开坏了呢。”说完，突突突地开着推土机就走了。
就是这个梁明伟，在三个月后的川藏线又一次抢险战斗中，他和他的推土机一起被泥石流卷走了。
5月19日，“开渠引流”进入了攻坚阶段。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超负荷的日夜运转，使得机械损伤很大，故障频繁发生。
一日傍晚，正在施工的一台推土机突然停止了运转，操作手急得围着机子团团转，找不到故障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已经在工地连续工作了两天一夜，修复了6台机械的机械抢修小分队队长、修理技师雷忠英，身背沉重的工具箱及时赶到，顾不得疲劳，爬上爬下开始监测修理。天上正下着大雨，地上泥泞不堪，不一会儿，雷忠英就浑身泥水、满脸油污了。夜色渐浓，他不得不躺在泥地里打着手电筒修理。
抢险总指挥、西藏自治区杨传堂副主席正好路过这里，见状便蹲下身来，用手里的电筒为雷忠英照明。躺在机车底下的雷忠英以为是战友，伸出手说：“给我扳手！”杨副主席忙从工具箱里找出扳手递过去。雷忠英说：“拿钳子来！”杨副主席赶忙递上了钳子。雷忠英训斥道：“你怎么搞的！不是这把，是那把大个的！”杨副主席赶忙又换了一把大的……
就这样，杨副主席在大雨中给雷忠英当了半个小时的修理助手。推土机修好了，雷忠英从机子底下爬出来，见抢险总指挥蹲在地上，不好意思挠了挠糊满泥巴的头说：“总指挥，我不知道是您……”
杨传堂幽默地说：“我没拜师，就给你当了徒弟，你可不要怪我哟！”
在高原当了二十年兵具有十几年机修经验的雷忠英，只要往坏了的机械旁边一站，听上两声马达的轰鸣，就能判断出哪儿出了毛病。但他这个能随时随地排除机修故障的“神医”，却无法排除自己心里的那块病痛。
十五年前，妻子上高原探亲的时候，在恶劣的气候条件和环境下生下了儿子。可儿子一落地就双腿残疾，至今还站不起来。妻子一口咬定儿子的病是因为在高原出生的缘故。他无言以对。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每次休假的时候，和妻子背着儿子下广州，上北京，东奔西走，为儿子求医治病。十几年来，他的所有探亲假几乎都是在背着儿子四处求医的迢迢路途中度过的。今年三月，他们终于打听到了一家专门治这种类型疾病的医院。可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参加易贡抢险的加急电报。作为军人的他，别无选择。他打点了行李，当天就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一年后，我在三支队江油基地见到了雷忠英，问起他儿子的病情，他说手术做得还可以，只是儿子不再理他了。
雷忠英告诉我，他上了西藏后，妻子一个人背着儿子赶汽车坐火车，跑到几千公里以外的东北那家医院，为儿子做了手术。动手术那天，儿子十分害怕，特别想听听爸爸的声音，以增强战胜病魔的勇气。可是因为易贡山体大滑塌，川藏沿线的通讯中断，儿子没有如愿。
半年后，雷忠英才回到家。他走到儿子的病床前，抱歉地说：“儿子，爸爸回来晚了，实在对不起！”
儿子把脸扭到一边，看也不看他一眼。
站在一旁的妻子劝儿子：“你不是想听爸爸说话吗，现在爸爸回来了，你怎么又不吭气了？”
儿子说：“他心里只有川藏线，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儿子，我死我活与他无关！”
妻子很生气，说：“你爸爸在川藏线上九死一生，你没见他人都瘦了一圈，你还说这种话！快叫，叫爸爸！”
儿子说：“我不叫，就是不叫！”
妻子更加生气，打了儿子一把掌。这一巴掌，把一家三口的眼泪都打了出来……
13、蚊子与厕所，蚂蟥与香烟
抢险现场，一会儿大雨倾盆，一会儿烈日炎炎，吸饱了雨水的土地经烈日一暴晒，闷热难忍，工地变成了巨大的蒸笼，日夜煎熬着抢险的官兵。
上厕所成了一个难题。总队抢险指挥组成员、组织处处长卢庭俊走进厕所刚蹲下，就感觉屁股被什么东西猛叮了一下，他“啪”的一巴掌打过去，回手一看，手心上是一滩黑红黑红的污血。原来是易贡特有的一只长脚毒蚊子。这种蚊子足有半根香烟长，呈紫黑色，叮在哪里哪里就会立马起一个肿包。还没等他站起来，更多的蚊子像敌人的机群一样向他扑来，赶也赶不走，裸露在外面的屁股成了蚊子们进攻的目标。他提着裤子跑出了厕所。跑出老远，还感觉裤子里有蚊子在叮咬。
上厕所成了头疼事，大家就忍着尽量少上厕所。少上一次厕所，就少受一回毒蚊子的袭击。后来大家发现，黎明时分，空气比较潮湿，蚊子的翅膀被露水打湿了，一时飞不起来，蚊子比较少，是个上厕所的好时机。于是，每天这个时间，厕所里人满为患。有的不想解手的人，这时也要去蹲一蹲，腾空了肚子，以免白天上厕所的时候受罪。
还有比蚊子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蚂蟥。
蚊子在进攻的时候，还嗡嗡叫着打声招呼，蚂蟥却从不声张，悄没声息地附在你的肌肤上，吸饱了血你还不知道。据说蚂蟥嘴里吐出的粘液里有一种麻醉毒素，使得它钻进你的肉里你却毫无知觉。易贡的蚂蟥，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蚂蟥，而且很多，遍地都是。从工地上下来，哪一个战士的身上都能找出几条蚂蟥，有个战士一次就在身上找出了十几条。那战士晚上回来，发现自己的裤裆全是血，吓得惊叫起来，以为关键部位出了问题，结果是蚂蟥在作怪，他从短裤里和大腿根部一共捉到了17条蚂蟥。
蚂蟥无孔不入，没有“孔”它也会钻出“孔”来。蚂蟥最拿手的绝活，就是在不知不觉中钻进人的肌肤里，等吸饱了血才大腹便便地退出来。刚开始，有的战士没有经验，看见蚂蟥钻进了肉里，就害怕地急忙抓住蚂蟥的尾巴往外拽，结果蚂蟥被扯断了，另一半留在了肉里，还在继往里钻。战士们就把盐巴、炸药往蚂蟥咬开的伤口上撒，蚂蟥便极不情愿地从肉里退出来。蚂蟥是退出来了，但那种疼痛是谁都能想象出来的。
总队参谋长王志亭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同志们，不能这样啊！你们这是在往自己的伤口上撒盐啊！尤其是炸药，怎么能往伤口上撒呢？感染了怎么办？”
可不这样，又能怎么样呢？
一日，王参谋长坐在树下吸烟，无意中发现一条挂在树上的蚂蟥被烟一熏，立即就掉了下来。“蚂蟥怕烟味儿！”王参谋长将这一重大发现告诉了工地上的士兵。士兵们都吸上了香烟，果然灵验，身上的蚂蟥就渐渐地少了。即使有一两条钻进肉里去的，用烟头在屁股后面一熏，蚂蟥就乖乖地退了出来。
香烟是对付蚂蟥的最好的武器。于是，在易贡工地上，几乎每一个士兵都开始吸烟，以前不会的也不得不学着吸，已经戒了好几年发誓再也不吸烟的人，也不得不重操旧业，又吸上了。
14、杨焱的一只鞋被泥石流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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