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虽然也以国家的力量强力发展科技，甚至强力发展精英教育，但美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会使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国民致力于将尖端技术开发为民用产品，从而致富，也带来社会的繁荣。美苏同样发展卫星，可美国人于1965年发射了人类第一颗商用电视卫星。
当苏联的尖端技术处于高度保密状态，中国学苏联，连电影也在拍《秘密图纸》……而美国人不但致力于将晶体管和此后的微处理器开发为在市场上能随便买到的产品，肖克利还在斯坦福大学将创新的高技术变成很多人能理解并掌握的知识，从而扩大微电子产品的使用市场。1957年创建DEC公司的奥尔森和安德森，就因为已有人完成了晶体管实用价值的开发，才可能搞出小型计算机。
1968年，当初投奔肖克利的几个年轻人自己创建了一个新公司，即日后举世闻名的英特尔。此时，斯坦福工业园区内外创建的一系列公司将推举出令世界震惊的硅谷了。
1969年7月20日，美国“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史诗般地把人送上了月球，尼尔·阿姆斯特朗成为地球上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美苏两国不惜工本进行的宇宙空间探索，发展出许多尖端技术，如卫星通信、遥感技术等，均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军事价值乃至经济价值。但导致新经济时代出现的并不是这些“登天”技术，而是小小晶体管和小小芯片引发的微电子产业革命。
生产力的进步是通过引起经济的发展，以及生产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的需求，从而强烈地影响教育。正是美国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的社会化应用，造成社会需要大量相关人才，促使美国教育在20世纪70年代由精英教育开始返回大众教育。
这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自下而上提出来的社会要求，有力地改变了美国国家发展教育的方向，并由此引发了美国第二次教育变革浪潮。最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变化的标志性事件，是1975年美国兴起的“回到基础”运动。
美国的教育转型生产力重大进步凸显教育的落后
任何一种“运动”，总是在兴起之前就蕴蓄着发生的因素。这种因素在进入70年代的美国，已渐成澎湃之势。
1971年，英特尔公司研制出世界上第一颗四位元微处理器，这个只有指甲大小的芯片，奇迹般地容纳了2000多个晶体管，已是微电脑的心脏。同年，美国《微电子新闻》首次把斯坦福大学附近正在创造奇迹的这片谷地称为“硅谷”，此后“硅谷”响彻世界。今天许多人说“硅谷”，大脑中的第一印象是“高科技”，觉得那是美国科技先进的结果，这看法对不对？
1974年，美国设计出全球第一台微型电脑的并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哪家大公司，而是一家位于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的无名小公司。该公司设计的这台微电脑尚无键盘，也没有显示器，面板上最夺目的是几个闪光的灯泡。
1975年，比尔·盖茨出现。这年他20岁，是个在哈佛读大学的学生，也不是什么科学家，他和22岁的保罗·艾伦放弃读大学，也来到阿尔伯克基市开了一家小公司，开始为微电脑开发软件，这就是日后闻名世界的“微软”。
1977年推出苹果Ⅱ型电脑的苹果公司老总乔布斯，更不是科学家，他是一个刚上大学就被“劝说”退学的社会青年。正是他，成为美国新经济时代第一个亿万富翁。
几乎可以说，是美国一批原本无名，也没有高学历的青年，成为美国计算机时代的风云人物。这些连大学都没读或者没读完的青年成功者不是一般的成功，他们无可置疑地成为创造美国新经济时代的先锋。他们的出现，对美国的精英教育是一种结结实实的挑战。
为什么在美国会出现这样的景象？
硅谷的崛起，是不是靠高科技呢？
是。
但更让人惊叹的是：那是普通化了的高科技。
这种“普通化了的高科技”，是高科技产品市场化的结果。此种努力不是为了要让成果飞上月球，而是要让成果进入家庭，丰富人们的生活质量。有了这种“普通化了的高科技”，那些没读完大学的年轻人就可以用它来从事再创造，乃至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从教育上看，这批年轻人，也是美国教育在70年代返回“注重社会化应用”的成果。
进入80年代，随着IBM个人电脑的问世，随着与IBM电脑兼容的大量兼容机出现，一个计算机的时代真正到来。最先经历着这一系列技术进步和经济变化的美国，在教育上也最早遇到了不适应的问题。
这次，美国人把传统教育、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中的长处都加以融合，即便如此，仍然感到教育从四面八方出现了空前的窘境和困境。
颇具代表性的文件有：美国于1983年发表《国家在危险中：迫切需要教育改革》《中学：关于美国中等教育的报告》《为21世纪而教育美国人》；1984年接着发表《赫拉斯折衷方案：美国中学的困境》。
此种困境，类似我国当前在教育中表现出来的困境。直言我国教育存在困境从而积极地为其转型“鼓与呼”，相信有关人士能够理解。我国教育存在困境的另一面是，中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也发生了很大进步。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教育的困境主要表现在：美国的生产力发生了空前的更新换代，早先萌生于英国工业时代的发展了300多年的教育，不能满足现已发生了巨变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了。教育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
美国的教育转型大规模向新教育转型
困境促进反思。有哪些理论和实践特别值得反思？
譬如，传统教育认为，学生的头脑是一张白纸，你给他写上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并不容易写上，写上了还会忘记、会丢失。怎么办？在美国曾被普遍接受的 “行为主义”理论认为，对学生进行训练、刺激、反复刺激，就会形成条件反射，就牢牢地把学识写进大脑了。
这种理论是美国致力于培养顶尖科学家，对学生进行强化教育的理论基础。回归大众教育时，虽然教学内容难度降低，但教学方式还是“行为主义”的。所以美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变革教育浪潮，都打着“灌输式”的烙印。对“灌输式”的质疑，是新教育的一个突破口。
有人提出了“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生的大脑不是一张白纸，任何人学习新知识都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教育所接受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需要在自己的头脑里完成新的理解，才会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构。
就是说，学生们听的是同一个东西，得到的是不同的东西，产生这“不同”，是学生原有的知识在起作用。由此可以认为，学生并不是在课堂上“你教，我听”被动地接受。单方向的灌输，强力要求学生按标准接受，是违背教学规律的。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组织了几百名学者组成全美科学教育理事会以及若干专家小组，着手研究美国21世纪基础教育改革和创新计划，于1985年启动了《美国2061计划》，三年后拿出了这项著名的研究。
以“2061”命名此项计划，是因为1985年是哈雷彗星回归年。，哈雷彗星每76年临近地球一次，下一次回归就是2061年。这项计划研究之宏远，涉及——当哈雷彗星下一次回归之时——美国的科学技术将达到怎样的水平？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方能支撑美国社会的先进性？那么从现在开始，需要怎样的教育才能确保美国的先进？
《美国2061计划》尚在研究之中，1986年美国霍尔姆斯小组发表了题为《明天的教师》的报告。同年，美国政府发布了《为21世纪培养教师》的文件。这些文本都反映了师资的问题。新教育缺乏师资资源的问题被首先提了出来。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动员了万名各领域的学者，参与研究和制定《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此项研究历时数年，耗资甚巨。该项研究被认为与《美国2061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妙,都确认了科学教育最根本的任务不是使学生获得多少科学知识，而是获得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创造性能力；同时提供了一个如何使学生获得良好科学素养和创造性能力的“最好的文本”，给了你一个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可操作平台。
20世纪80年代末，霍华德·加德纳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他因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而著名。该理论认为，人脑有语言、逻辑、音乐、运动、人际交往等多种智能。这个理论产生广泛影响，因为在切中教育之弊的同时让人们看到，人的聪明才智还有很大的可开发空间。
你瞧，在精英教育中，无论东方西方都主要是强化语言和逻辑这两种智能，并主要在这样一个较窄的通道里培养和取舍学生。由于人的智能远没有在学生时代被开发出来，读书所得到的智能，对于成功人生的支持率被认为只有15%，而其他智能对成功人生的支持率多达85%。比照一下乔布斯、比尔·盖茨等人的成功，主要都不是得益于读书所得到的智能，而是得益于社会实践。那么，在教学中引进社会实践活动就非常重要了。进入90年代，美国教育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Hands on！”即：“动手！”
读书本来是动脑（Minds on）的，强调“动手”，即强调实践。用中国民间的智慧说，就是别读死书，读成书呆子就会“百无一用”。
1993年个人电脑全球销量达到4000万台，超过了汽车；1994年达到5000万台，超过了电视机和录像机，成为增长最快的高技术产品。克林顿政府于1993年推出“网络新政”，实施“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行动计划”，互联网得到飞速发展，进一步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知识资本”逐渐成为最主要的资本。这使美国的教育转型越发势在必行，成为关乎全民族持续发展的最紧迫的大事。
也在1993年，美国发表《信息技术与教育工作者报告》。
还是1993年——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提出“为所有美国人提供科学教育”的综合教育计划。
美国颁布新的中小学理科教学统一标准。
美国实施联邦直接为学生贷款计划。
美国劳工部发表《2000年的美国，要求学校做什么》。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召开《21世纪全球教育》6国研讨会。
再过一年，1994年——
美国通过《2000年教育目标法》。
美国颁布《学校——工作机会法》。
美国提出全国历史、地理、公民学和科学教育教学标准。
美国改革高校质量评估体系。
美国制定奖学金制度，补助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
美国形成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认证制度。
…………
1996年，美国中小学全部配备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的教学设施。这年还有件事应该记下：美国未来与教育全国委员会发表《什么是最重要的：为美国未来而教育》。
至此，美国教育逐渐汇聚到这样一些关键性认识上：最有效的学习应该强调知识之间的关联，强调不同学科的知识之间存在一个必须加以认识的整体。那就要打破分科模式，开展综合课程教学。并认识到，由此去获得学识，重要的不是获得某个回答正确的答案，而是要去经历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这个过程即探究的过程。指学生通过亲身参与类似科学探讨、研究问题的方式进行学习，由此获得良好的素养和能力。
这样，打破分科局限，开展综合课程教学训练，包括理论和实践相联系的综合课程训练，通过探究去实现，就成为美国第三次变革教育浪潮的精髓和理念核心。美国由此坚定不移地开始了大规模向21世纪的教育转型。
美国的教育转型发达国家与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快速跟进
在世界上最早利用美国微电子技术来发展本国微电子产业的国家是日本，日本在微电子产业方面获得的成功是该国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重要因素。在教育转型上最早做出反应的也是日本。
就在美国1983年报告“国家在危险中”，1984年报告“美国中学的困境”之后，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于1985年发表《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一次咨询报告》，1986年发表《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二次咨询报告》，1987年又连续发表第三次、第四次关于教育改革的咨询报告。就在1987年，日本政府批准并发布了《教育改革推进大纲》。
日本是个等级观念十分突出而且牢固的社会。在企业中下级对上级唯命是从，在培训职员忠心耿耿、工作效率很高方面，可以说世无其匹，但也埋伏着限制发展的障碍。这种现状的文化背景里有日本武士道的传统遗存。这种传统与工业化时期“我传授，你接收”的教育模式结合，传授知识和培养人才严格按“同口径、同规格、标准化”，如同生产产品那样“生产”学生，在日本表现得最为典型，全世界没有超过他们的。日本的企业管理也极为坚决地承袭了这种教育的果实。日本是因积极吸收工业生产力而最早崛起的亚洲国家。在美国发生微电子产业革命后，日本继续沿用“拿来主义”并继续得到好处。这使日本整个民族都深深沉浸在工业化教育模式中，要真正走出它的传统遗存和工业化教育模式就相当不容易了。
日本从1985年意识到本国的教育要改革，到1996年，历经十余年，日本教育审议会发表《面向21世纪的日本教育发展方向》，严峻指出，必须彻底改变以死记硬背为中心的缺乏主见、缺乏创造性能力的教育，彻底改变培养没有个性的模式化人才的教育。这意味着日本对“明治维新”以来——曾经从工业化教育中获得好处——的教育进行扬弃。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把分科课程改为综合课程，以培养学生自我思考、自我获取和综合知识的能力，日本称之为“生存能力”。在“生存能力”一说中，日本强调的“危机感”，有如它在“明治维新”时期面对西方列强体验到的危机感。任何一个民族，当它把“危机感”注入国民意识，尤其是注入青少年意识中时，那就在蕴蓄着新一轮的发奋图强。
在欧洲，最快做出反应的是英国。
曾经是英国，最早动摇了当时最发达的中国农业文明的世界地位，并宣告了中国无可置疑的落后，包括教育的落后。英国，这个曾经创造了工业时代和工业化教育的民族，要走出大不列颠的传统也很不容易。
在美国1983年发表《国家在危险中：迫切需要教育改革》的第二年，英国发生了持续一年的煤矿工人罢工，罢工到1985年3月3日结束。此时的英国煤矿工人罢工与工业时代早期为增加工资而举行的罢工不同。当计算机正在许多领域取代齿轮的时代初现端倪之时，在以工业化起家的英国，传统型工业的危机就相当突出了。教育的落后，总是最先从生产者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求反应出来。也是在1985年，第四届世界成人教育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发表了《学习的权利》宣言。这反映出当今成人的再学习乃至终身学习，不仅是谋生就业等方面的需要，且作为人生的权利第一次被郑重地提出来。
虽然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认识，但计算机时代的出现，标志着影响世界的新时代的中心已经从昔日的英国移到了美国。英国发出了“复兴大不列颠”的呼声。1987年英国发表《应对新的挑战》高等教育白皮书，接着颁布了《1988年教育改革法》。
1991年英国发起“课余俱乐部运动”，引入社会实践活动。1992年在小学开设“设计构想”课，引入“探究”。1994年，组建师资培训署，培训新型教师。同年，英国企业联盟发表《确保21世纪英国高等教育发展》报告。1995年，英国发表《竞争力：帮助企业取胜》白皮书，提出加强中小学基础教育的新措施。其间，英国教育部改为教育就业部。如果你稍稍留心，会发现这个老牌的工业化国家在向知识经济时代变迁时期，有诸多企业难题与教育密切联系。同年，英国还成立全国家长教育协会。我们由此可窥见，为“复兴大不列颠”而走向教育转型，英国汇聚了全民族方方面面的力量。
在亚洲，韩国的三星电子已经在中国很有市场。韩国也在教育转型中做出积极反应。
就教育的传统而言，韩国是个应试教育相当森严的国家。韩国曾有长达20年的禁止对中小学生进行校外辅导的禁令。到1998年，韩国国立汉城大学校长鲜于仲皓还因女儿参加违禁的校外补习班被揭露，不得不引咎辞职。韩国这一禁令旨在强化学校教育。这样的禁令，令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们难以理解。但在这次教育转型中，韩国社会喊出了“废除考试地狱”的呼声，也给人们印象极深。
其实，韩国于1985年就设置了教育改革审议会；1990年调整教育结构，同年制定自学学位制度；1992年制定初、中、高等学校课程改革试行方案；1994年试行大学综合评价制，实行教师资格有效期制；1996年取消了大学入学考试制度；1999年废除了禁止对中小学生进行校外辅导的禁令。
我们看到，韩国要走出昔日的教育传统也不容易，但毕竟相当有气势地走来了，包括变分科课程为综合课程，也引入社会实践课，所以才废除了严禁“校外辅导”的禁令，打开了学生通过多渠道进行学习的广阔天地。
如同日本人强调在未来世界的“生存能力”，韩国也把“教育革命”作为“国家生存战略”来考虑。如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韩国后，有一种观点就认为：韩国未来的危机只怕不是金融危机，而是由于教育缺乏远见，那将导致越来越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
审视美、日、英、韩诸国都能看到，那些在微电子产业方面卓有发展的国家，在教育上的变革也反应得快。新经济催生新教育，新教育促进新经济，如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在书写一个民族新的历史，新的前途。
我国浙江省教委在1989年得到国家教委支持，开始进行教材改革。他们派员到香港考察，发现香港已经随英式教育变革，将分科课程改成了综合课程；接着，发现台湾地区也已经开展了综合课程教学；进而发现发达国家几乎全都开展了综合课程教学。与我们一样古老的国家印度早于1985年开展学校计算机扫盲，此举对印度如今成为世界计算机软件大国意义不凡。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也已经开展综合课程教学。这使浙江的课程改革一开始就坚定地朝着变分科课程为综合课程的方向突进。1993年浙江以惊人的步伐，全省中小学初始年级（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全部进入综合课程教学。从时间上看，我国浙江省对教育转型的反应也很快速，他们的积极行动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也许浙江的步伐迈得过于猛烈，也许我国的应试教育因众多家长的热切投入走得很深……浙江课改遭遇到超出他们自身预料的阻力。
我相信，我国的改革开放给了我们越来越多了解世界的机会，如果我们对世界正在发生的教育转型大势有更多一些的了解，那么许许多多人都会自有妙得。
美国的教育转型相关思索——中国教育的双重困境
我国“文革”后奋力发展教育。1978年1月教育部确定部级重点中小学20所，各地随后相继确定了一批重点中小学。中小学内还按学生考试成绩分为提高班、普通班、基础班。2月，教育部确定首批全国重点高校88所。3月，中国科技大学开办少年班。为挽回“文革”的损失，我国教育领导部门、广大师生和家长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进步是显著的。只是我们今天回眸历史，可以看到20多年来我们走的是类似美国20世纪50年代强力培养科学家的精英教育之路。
美国人反思说，为什么要让999人陪1人读书？
所谓“陪读”一说，在我国一些中学里也有称一部分学生为“分子”，称另一部分学生为“分母”的说法。被称为“分子”的学生并不是认为他们有可能成为科学家，而是指有可能考上大学的；被称为“分母”的学生，则指考大学没什么希望的。在一些历年高考落选生甚众的中学，老师发现某几个有望考上大学的学生，会说“这几个是‘分子’”，于是精心抓他们的成绩，其他许多学生就考大学这个目标而言，便处于“陪读”状态。这些现象并非老师未尽力，而是精英教育，高强度培养科学家的课程，限制了培养多种多样的人才。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需要拓宽教育方式，建立起让每个孩子都得到适合于各自发展的教育。在新教育中，没有“差生”，只有“差异”，即各有特点的学生。
当前我国精英教育造成的许多学生厌学状况尚未缓解，世界性的生产力换代和经济变迁的巨大压力又到来。我国教育实际上埋伏着双重困境。
在这双重困境中，一是要纠正精英教育给许多学生造成的超负荷压力，为解决这个问题，教育部在2000年发出了《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然而，“减负”只是在工业化教育的地基上开始纠正“拔苗助长”之弊。我们今天还面对的第二个更重大的任务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工业化时期的教育，挺进数字化时代的新教育。这就不仅要解决“减负”问题，还要解决在新时代怎样更有效地学习的问题。不仅有“减法”要做，更有“加法”和“乘法”要做。
美国第三次变革教育浪潮，是在纠正了精英教育之弊后，朝新经济时代的教育转型，中国则需要把纠正精英教育”和向新教育转型两步并作一步来跨越。
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家长们该做什么？您已看到，国家要求给学生“减负”，家长们却自动给孩子“加压”。学校停止了双休日的“补课班”，社会上便涌现出各种“加强班”。当前媒体较多报道的“成功的孩子”，主要是应试教育模式中考上国内外名牌大学的孩子，家长们热心阅读并用以激励自己孩子的也多是这方面的故事。家长们不惜代价效仿，不辞辛苦地送孩子去上一个又一个“加强班”，其实是在花钱加强一种过时的学习方式。新教育正在为开发孩子们的潜能日益展开宽广得多的成才通道，家长们是否意识到？一切新旧更替的历史转折期也是机遇期，若能对世界教育变迁的趋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机遇就会离自己更近。
大清帝国的教育转轨不更新教育无以救中华
18世纪后，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西方教育就建立了以传授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体系。此时中国的教育主要是教授四书五经，对西方教育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
1840年中国遭遇鸦片战争，林则徐喊出“师敌之长技”，这个“师”字便道出了要“学”，学敌人的先进技术，这就是从“教育”喊出的第一个声音。
当一个民族严重落后之日，固然需要思想启蒙，但即使有林则徐、魏源乃至康梁这样的启蒙者，仍需全民族知识结构的更新，这只有通过更新教育才能实现。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其中包括需要更新皇帝的知识结构，更新翰林院大学士、进士、举人、秀才等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所谓“开官智”，这就非常之难。
不更新中华之教育，无以救中华！教育，责无旁贷地成为改造和更新一个民族的重中之重。
大清帝国的教育转轨办新学，废八股
林则徐不惟发一声呐喊，他早于1839年就派人收集翻译外文书报，编出一部《四洲志》，“四洲”是沿用中国大众所知的佛书中的旧称，实际上已把五洲四海的有关情况悉数放在了闭关锁国状态中的国人面前。
1841年，魏源捧着林则徐给他的《四洲志》深为震撼。魏源曾以道光进士任内阁中书，也算朝廷一个不小的干部，他就在1841年辞官，发愤著书，所著《海国图志》比《四洲志》更为详备地介绍了各国地理、历史、政治、科技、军事等情况。1842年就有刻本50卷，到1852年扩编到100卷，这是当时不可多得的教材。可是，谁能把它拿到课堂上去传播呢？
从1840年到1860年20年间，清朝的统治者和大学士们没有对林则徐和魏源的声音给予足够重视。更深刻而惨痛的一课还是洋人给上的，圆明园在熊熊烈焰中被烧成灰烬……
那个冬天，快马踏雪直奔关外的热河，送去一折奏疏，恭亲王奕訢等人奏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逃亡在热河的咸丰帝在1861年1月20日予以批准，这是办理洋务及外交事物的中央机构。第二年恭亲王等又奏设“京师同文馆”，附属于总理衙门，这就是晚清最早的洋务学堂。
同文馆初设英文、法文、俄文3个班，开始培养翻译人才。不久增设天文、算学，并增设德文、日文班。1867年又设化学、物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外国史地等。除教汉文外，其他课程多是聘请外国教师，其情形有甚于今日大学里来了外教老师，学生们挺兴奋的。
1872年清政府准许了曾国藩等洋务大臣的联衔上奏，并授命容闳主持选送少年赴美留学，由此拉开了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序幕，这是中国近代变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期间，1866年在福州创办的福建船政学校，是中国官办的第一所西式工业技术学校。1880年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是第一所官办军事学校。1887年清廷也曾改革科举，把算学列入科举考试。
1895年，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深深刺激了中国朝野上下。中国人办洋务几十年的努力遭到极其沉重的打击。这大不幸在我国多被视为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然而，一个农耕民族，如果没有发展工业，是断然走不到现代社会来的。甲午战争后，要求变法的康梁等人无一不是接受了大机器滚动出来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并在耳濡目染了本国洋务时代新兴的生产力之后，萌生出要求变法的冲动。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在变法的声音中，办新学，被提到首要位置。1896年，清政府首派唐宝锷等13人赴日本东京读高等师范学校，这意味着朝廷认识到：培养人才，要先育能育人才的人才。
面对破败的祖国、衰弱的祖国，梁启超们的热血才情也曾感动过不少朝臣大吏。1896年清廷出现了第一位向光绪帝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的部长级干部，他叫李瑞棻。
李瑞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写道：“夫以中国民众数万万，其为士者数十万，而人才乏绝，至于如是，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尽也。”他疏请凡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1898年更以不肯坐视观望的胆略，密荐康有为、谭嗣同给光绪帝。
这年，先前赴英国留学回来的严复出版了《天演论》，为变法图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同年，清政府建京师大学堂，并下令在科举考试中废除“八股文”。
戊戌变法失败后，新政被废，只有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下来，但疏请建大学堂的李瑞棻还是被革去礼部尚书之职，流戍新疆。此时蔡元培也在朝中任翰林院编修，他在变法被镇压的戊戌年九月，弃官回故乡绍兴办学。那时没人想到他日后会成为北京大学的校长。
大清帝国的教育转轨癸卯学制，1904年
1900年，中国人以惨痛的牺牲走进20世纪，无数的中国心掉到了京都的马路上，被八国联军的大皮靴恣肆践踏。在刻骨铭心的痛苦中，中国的教育终于要发生巨变了。
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下《兴学诏》，令各省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州设小学堂。1902年8月15日，又颁《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这是包括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的各级学堂章程。
然而办新学不是下一道圣旨就办得起来的，办新学所需的师资资源、课程资源和学堂都严重缺乏。上述章程颁布后尚未及实行，1904年1月13日，朝廷又颁发了张之洞等大臣拟订的《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初等小学堂章程》《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以及《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任用教员章程》等16个变革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章程，史称《癸卯学制》。
单从这些章程的标题，我们已能看到那影响万方的覆盖面。在这些章程的后面，张之洞等大臣有过怎样的思索、讨论、激荡交融、奔走呼号？
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向全国公布并得到实施的教育制度。其中规定：“儿童自六岁起，受蒙学四年；十岁入寻常小学，修业三年；十三岁入高等小学，三年卒业；再入中学堂，四年卒业。”再升入高等学堂，即大学。还将大学堂改为“通儒院”，即研究生院。由此初步制定了20世纪中国从幼儿园到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崭新格局。
这是破天荒的巨变。中国传承了数千年的农业时代的教育，在这里发生了重大转型，重大变迁。
从1904年《癸卯学制》颁行到今年（2004年），整整一百周年。
大清帝国的教育转轨废科举，兴女学
朝廷颁布了新学制，要推行仍然困难重重。
最大的障碍就是科举制。
袁世凯、张之洞等大臣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写道：“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1905年9月2日，经慈禧同意，清廷下诏废除了延用1300多年的科举制。科举制一经废除，各地新学迅速兴起。
以我故乡为例，清廷下兴学诏后，福建建阳5年没有动静，科举制一废，1906年建阳乡绅袁某就去联系朱熹23世孙朱金紫等地方名流与县知事磋商，提出“矫学士空谈之弊，改书院而建新学”。县知事表态支持，从县田粮捐中拨出部分款项，不足部分由众乡绅自愿认捐。总筹资白银千余两，“建阳第一高等小学堂”就这样建起来了。这是我的好友刘建在《南阙里纪事》著作中的描述。
女子学校在中国出现于19世纪末，如1898年5月上海出现的经正女塾。这并不是朝廷准许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事，突然出现了。它是怎么出现的呢？
早在1896年，维新派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担任主笔的梁启超就发表了《论女学》《论幼学》等文章。这个时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学也是一段不能忽略的特殊现象。外籍传教士中有嬷嬷，她们是女子，也在教会学校中当教师，这对于呼唤中国女子上学读书，实在是颇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如1902年11月4日美国监理会传教士创办的苏州景海女塾开学，学校分高、初中，除国文课外，全用英文课本教学。中国近代第一代女学者，多出自教会学校。
1902年还发生过一件不寻常的事，中外合拍了第一部电影《慈禧太后》。在刚刚过去的1901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了。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4年，从1837年到1901年，正是在她临朝期间发动了对中国的进攻。也是这个时期，大英国势达到极盛时代。现在她去世了，有人便想到拍一部关于中国慈禧太后的纪实片。拍片的技术和主意都出自洋人，在洋人看来，中国慈禧太后虽不能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相比，但向西方观众介绍中国垂帘听政的最高统治者，一定会很有观众。电影是一种综合艺术，拍电影在冥冥之中对慈禧也是有教育的。
1904年，秋瑾冲破封建家庭束缚，变卖首饰自筹资费赴日留学。秋瑾不是最早赴日本留学的中国女子，此时在日本已有专事中国女留学生教育的女校，如成蹊女学、青山实践女校等。
1905年废科举后，1906年2月21日慈禧面谕学部，实兴女学。这意味着清政府把兴办女学提到了议事日程。1907年3月，清政府正式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华女子教育由此取得合法地位。
这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
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没有收过女生，祝英台想读书只能女扮男装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从1907年3月开始，中国女子上学取得了合法权利，盖因振兴中华不惟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矣！同年，首批官费女学生胡彬夏等3人赴美留学。1908年美国教会在北京创办了燕京女子大学。
1907年，全国学堂已有3.7万余所，在校学生102万多人。到1909年新式教育遍布中国，仅北京城内就有中学堂22所，北京四中的前身顺天中学堂，便是其中之一；有小学堂239所，王能智小时候读过的孔德小学亦为其中之一。
大清帝国的教育转轨近代留学潮
鲁迅在清廷废科举前已自费赴日留学。废科举后，1906年，全国赴日留学的官费生和自费生总数猛增到12000人。一批又一批赴东洋留学的，不仅有20岁左右的男女青年，还有年过花甲的老翁。这听起来好像是个虚构的故事，然而这确是清末天津港、上海港出现过的景象。
这景象早在朝廷颁发张之洞拟定的《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之后就陆续出现。该章程规定，凡由日本中等学堂毕业并获优等文凭者，给予拔贡出身；凡由高等学堂毕业者，给予举人出身；凡由大学堂毕业者，给予进士出身；凡由国家大学堂毕业并获学士学位者，给予翰林出身……并对以上不同出身者授予相应官职。这无异于在科举之外别开一条做官的途径，而且比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考容易许多。此章程颁发全国，立刻引起强烈反响。
起初，各省争取赴日留学的竞争十分激烈，若准允更多的人出国留学，清廷财力不支。随后规定，凡各省自费留学者，与官费生同样按所学等级赐予出身和授予官职。
1905年废科举，通过读书做官就剩下赴日留学一途。中国人读书做官实有千年的冲动，清代的秀才，如小说描写的范进50多岁才中举的并不少见。他们苦读一生没有得到功名，突然朝廷又绝了科举之路，柳暗花明尚可留学日本，虽年过花甲也想方设法坚决前往，并不以为年岁大了有什么不自然，慷慨上道，心志与进京赶考相当。
1906年，蒋介石的母亲变卖了首饰和所有值钱的家当送儿子东渡。在这前后的留日学生还有邹荣、陈天华、章太炎、黄兴、廖仲恺、宋教仁、吴玉章、闫锡山等等。1911年组织武昌起义的湖北革命军总指挥蒋翊武，以及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熊秉坤，也曾是留日学生。孙中山早年随母亲到夏威夷岛就读英、美教会办的学校，此后游历欧洲，再从欧洲到日本。他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参加的留日学生占到90％以上。
1907年清廷颁旨实兴女学，赴日留学的女子也多起来了。在王公贵族、有钱人中还出现了夫妇、兄妹同去留学，乃至父子和儿媳同去留学的。那时，为方便留学，社会上像《日本游学指南》《日本留学指掌》之类的书，也一本一本地应时而出。
汽笛声声，轮船就要启航，甲板上向亲人告别的中国人下至少年，上至老叟，什么样年龄的人都有。这些男女老少汇聚一起不是逃难，也不是去打工，是要去留学。这在世界各国的留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奇观。
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热潮也刺激了美国人。美国人考虑到需要通过影响中国人才的途径来影响中国的未来及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愿以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的名义在中国办学。于是清政府在清华园办“游美肄业馆”，是一所留美预科学校，即清华大学的前身。
美国人由此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留学的方向。那以后中国人留学美国或留学欧洲成为主潮，他们中有胡适、陈寅恪、马寅初、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钱钟书、邓稼先、周培源、费孝通、茅以升、高士其、陈省身、巴金、曹禺、季羡林……这许多群星灿烂的名字，不胜枚举。
20世纪早期的留学，仍然是中国近代改变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中国近代教育、科技、人文的发展始终与留学教育不可分割。
1916年袁世凯帝制破产，蔡元培从法国归来任北大校长，他聘请的许多教授是留学欧美的人士。蔡元培在北大推行“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北大一跃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已是五四运动的前夜了。
至此可清楚地看到：由于西方新兴的工业生产力对中国的严重冲击，中国的教育在经过60年的渐变后，终于在20世纪初期从先前的教授“四书五经”全面转向教学“文史地数理化”。中国20世纪的教育，发生了与古代教育多么不同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后记我的老师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老师。生在贫穷的乡村，老师就是我们童年生活中的一盏灯。我的童年也是在乡村教师的照耀下长大，幼儿园的老师，小学的老师……一程程铺垫了我通往远方的路。人生在世，有些恩情不能报答，只能铭记。写完此书，感到还有什么没做，后记之类常写些感激的话，我愿以此文为后记，献给我敬爱的老师
去见她时，我感到心情有点激动。
当她从办公桌前站起来时，我却发现自己——突然间简直难以接受。这时我才明白，26年了，我心中的老师，一直是26年前那个青春焕发的形象。
12岁上中学，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老师只有22岁。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老师是从福州来的，她没有读大学，后来上了一年英语业余大学，再后来由她的一位当医生的姨妈介绍，只身来到闽北山区的这所新办中学任教。
烈日下锄草，寒风中积肥，我们知道22岁的女老师同我们在一起，生活很明亮……那是一所刚刚创办的乡村中学，只有初一，初一也只有两个班，学生总数不足百人。教室是在一排牛栏的旧基上改建的，没有操场。操场是在我们入学后，师生共同用锄头锄出来的……当荒草和败叶都被集中起来，当火点燃的时候，那片岁月，真是每一缕空气里都有我们随手可以抚摸的温暖。
22岁，只身来到这所山区中学的老师，直到我们离开她的时候，我们也没发现她有男朋友，因而在我们那短暂的中学时代，她都像是属于我们的。
作为住校生，许多个星期日，我们在她那只有一扇木栅窗户的房间里学会了唱《卡秋莎》……在我们的中学时代，我一直就觉得她是世上最美丽的人。
她的姓名就叫陈美熙。
然而1991年深秋，当我再见到她时，一时间真的难以接受，我不禁想起了那句话：青春的容颜像一只美丽的鸽子，永远飞出了她的巢穴……
离那乡村中学不远的地方有一条河，河宽百余米，清湛湛的故乡河叫建溪，它的前方通往闽江，然后东流入海。我们从河滩上挑来细细的沙子，我至今记得陈老师挑沙子时甩动她那条细细的长辫子的姿态。
我们把沙子倒进一个我们挖好的大坑，又在坑的前方辟出一条跑道。从此，我们将一次次从这里出发，练习跳高和跳远，而且不必害怕摔倒。
可是我们的中学时代实在太短暂，读书的日子只有一年，一年后的那个暑假，那场“大革命”同炎热的气候一同到来……我们分成了两派，陈老师成了“孤独”的人。我们谁都想争取她，可她一点儿都不肯偏心。记得有个月夜，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驱使我们跑到老师们的窗外去敲锣，锣声嘡嘡地响，月光下，满操场都流窜着震耳的声音……我至今无法描述我们为什么把那个日子变成如同狂欢节。
那一排低矮的木屋里住着全校总共不足十员的教师。木屋的屋檐下有一条水沟，走廊的尽头有一块木板——桥梁似的架设在水沟上，就她一个人出来了，月光下，我们看到她留着长辫的身影就站在那块木板上。
陈老师生气了，她在喝止我们。我们从那声音中听到了（好像是）哭的声音。我们都安静下来了。
后来小镇上传来了城里发生武斗的消息，小镇的空气也严峻起来，陈老师第一次踏进我们的“总部”。
“回家吧，你们都回家吧，你们都太小了！”
城里的班车已经不来了，替我们做饭的炊事员也走了。那一天，我们给陈老师搬凳子，团团地围住她，并且第一次感到：吃饭还真是个问题。
短暂的中学时代，就这样结束了。散伙那天，我们站在校门口，打量着空荡荡的操场，感到过去的日子已经隔得像放牧一样遥远。
再见到陈老师，已是两年后的冬天，我们回校要准备上山下乡了。
我和陈老师坐在离校不远的河滩上，面前是那条永远也不会冻结的河，河面上热气袅袅，那是故乡之河冬日的景象。河滩上的草，都还顽强地坚持着生命的绿色。
我说：“我已经没有父亲了。”
老师沉默一阵，从身边拾起一块小石子，使劲一甩，不远的河面上传来一声单调的水响。回过头，她看着我说：“我的父亲也自杀了。他，也是医生。”
很久以后，当我有勇气来聆听别人伤心的诉说时，我也有勇气说，我也有过很潮湿很泥泞的日子。我甚至真的相信，痛苦，很可能是值得珍惜的。
不久，陈老师就站在校门口，把我们送上了一辆大卡车。那是一个早晨，山区的雾把公路也弄得湿漉漉的，晨风开始呼呼地在我们耳边响，我们都背对车头站在卡车的后斗上，老师已经在我遥远的视野中变得像一棵在晨雾中朦胧的小树。
那时候我们手里或者背包上，都有一朵红花，我不能肯定我的这一朵是不是陈老师做的……卡车就这样把我们拉到山区的一处渡口。这天天气晴朗，阳光已经铺满河面，这是建溪上游。对岸的山路向我们迎来，我们还听到了鸟声……很久以后，我躺在没有窗户的小屋里怀想山路，觉得山路就像一根绳子，是它把我们牵进大山。我们开始对乡邮员绿色的自行车格外留意，而且羡慕不已。
不久，我收到了陈美熙老师的一封回信，看到那熟悉的曾被我们许多同学摹仿的清秀字迹，你很难想像我当时的心情……老师在信中说：“宏甲，我也要走了，因为我只是一个教书的临时工。”
我不知老师是不是已经走了，也不知25岁的老师在她走的时候还有谁送她，更无法想像老师现在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面对青山和稻田，把裤管高高地挽到膝上……
从那以后，我就没有了关于陈老师的消息，这使我一再想，从今以后，我真的得靠自己长大了。
5年后，我20岁了，那时许多农民朋友，尤其是那些从少小就跟随父兄在田里劳作的姑娘的笑声，已常常会出现在我的梦中……但我还会想，陈老师该是30岁了，她在哪儿呢？我不能想像她也跟我一样——黄昏在田水里洗净了脚，夜晚挤在生产队的队部里记工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某个山村，就像我们大队的乡村女教师那样当个民办教师。我的意识一直停留在她那句话上：“我也要走了……”。
现在，我又坐在陈老师的屋里，我感觉到老师的目光在注视我，可我却在躲避她的目光，好像更愿听她的声音。
我们坐在木头沙发上，我开始知道这沙发的木料来自偏僻的山村，在那里，她的确当过民办教师……老师转而问起我这些年的创作，她说她很闭塞，能够看到的东西很少。我发现自己在诉说时有些小心翼翼，我记得我曾经想过，“教师”这职业恐怕是我难以接受的，因为我不能想像每天走进教室总在重复去年的内容，“创作使每一个日子变得富有新意。”但是这个上午，我渐渐发现自己必须把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放到地上。
我听到老师在讲着她的学生时忽然检讨起自己的教学方法，以至对自己的能力也发生怀疑。“我已经老了，记忆力也差了。”蓦地，我感到有一种仿佛已经陌生的感动袭击了我……只有当灵魂在一片晴空中行走，心灵才会生长出对青草的认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来了，又走了，每一批走进教室的学生都是崭新的啊！
我仿佛重新坐在一片青草地上，有许多精神内部的姿态值得检查和回忆……我仿佛突然理解了叶圣陶先生为什么放下文学的笔去编课本，莫非叶老先生是对成年人有所失望，或说更愿寄希望于嗷嗷待哺的新一代？我知道我还有想不清楚的问题，我已经看见老师在看手上的表，她说快下课了，她得在学生们下课之前赶到教室，告诉他们下午还该带一本什么书。
老师给我的时间突然变短了。我们已经开始下楼，我看到老师下楼时敏捷的双脚，又想起她当年在河滩上挑沙的形象。
校园中心的一个大花圃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我记起某个类似的场景，有人问我，对你创作影响最大的老师是谁？“学步”时指导过我的前辈作家，上大学中文系以及读文学研究生时教导过我的诸多老师，毕业前后都给予我厚爱的著名教授、文艺家……他们都是对我有影响的好老师，我永不会忘怀他们的教诲，因而也深信他们教给我的一个最基本的道理：艺术不是技术。真正深刻而深远的影响，该是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陈老师在花圃前站住了，她又看了一次表，对我微微一笑说：“我该走了。”然后真的走了，绕过学校深秋的花圃，快步向她的学生走去。
下课的铃声突然响了，我感到我的呼吸和校园里所有的气息都随之震动，铃声中老师匆匆奔向她的学生，我想我看到了她一生的形象。
她的作品即她的学生，陈美熙老师只教过我《英语》，没教过我写作，但我无疑是她很早就开始雕塑的作品，而我的作品只是她的作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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