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以后进去的？是按什么罪，文革中打砸抢？”
“没错。”
“你呢，听说你一直在山里，离群索居？”
“没错。”
“唉，应该说，你也是受害者，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那时候你哥哥，你们家，何等风云一时啊。”
“与我何干？”
“是的，那时你很年轻，干了错事，也有时代和历史的责任，现在落到这样的处境，我能理解。”
“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那你呢，你来北京，去找小津，难道还要对她这种单纯的女孩子翻扯那些谁也不愿再提起的往事吗？”
“我是母亲，只想母女相认，过分吗？”
“你应当尊重历史，这么多年了，你丝毫没有承担养育她的责任，已经没有资格再做她的母亲了。为了这孩子的前途与名声，你也不应该再找上门来。”
“你错了，我，还有她父亲，我们一生去留清白，无愧于后代。有愧的应该是你，你怎么能和孩子父女相称，你难道不怕你早殁的儿子在九泉之下那双没有瞑闭的眼睛吗？你没觉得他在看着你吗？回答我，别沉默！”
“……十八年了，我替毛京养了这孩子十八年，我们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养父女的关系，我以女儿待她，有何不可！我倒要问，引诱我儿子下水，又把他迫害致死的是谁？是你和你那个造反派的哥哥，你们弄得我家破人亡，这是谁也忘不了的历史！现在我把这笔帐算在林彪四人帮头上，我向前看，不提了，对子孙后代也不提了，难道你反倒不愿让人忘了你？”
“我只想母女相认，孩子应当知道自己的身世，应当知道她父母并没给她耻辱。”
“你要真心爱她，就离开她，她今年要被选送到国外学习去了，突然冒出你这样一个不清不白的社会关系，怎么能没有麻烦。要是影响了她的事业，她会恨你一生！当然，我知道你这些年在乡下，挣钱少，我可以给你些帮助。我也是靠工资生活的人，不是富翁，但只要你以后别再来纠缠，我可以一次性的给你些生活补贴，而且可以给你保密。”
“原来是这样。可惜我并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见人，不清不白的恰恰是你，你违背人伦，让孙女喊你爸爸，你拿钱想保住的，就是这秘密！”
“你这个……堕落的女人！”
“堕落的是你，你们堕落得已经没有人味了！”
“谩骂是没有用的，告诉你，我革命一辈子了，风风雨雨都见过，你是不会得逞的。”
“好，好，看在你儿子的分上，别逼我和你打官司，国家有法律在，你敢不敢打官司！”
“笑话，不要说我现在还穿着军装，组织上还让我负责很多工作，就是彻底回家养老了，我也不会跟你这种女人去打什么官司！”
毛成放，毛京这位已是花甲之年的父亲，真如军人般果断地站起，板着脸向门外走去。
“等一等，”我心慌意乱地喊住他，尽管我一直以为母女骨肉，天然血缘，任何人不能割断，可此时竟忽然感到一种失败的绝望，“看在毛京的分上，求求你，把真情告诉孩子吧，让她自己决定…··”
“不劳提醒，我当然要告诉她，现在她已经知道了你和你的一家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她不愿再见到你。自古忠臣出逆子，就算我没有毛京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可小津是无辜的，她的经历很单纯，她没有必要再为自己的出身背上包袱，我也不允许任何人把过去的不幸和什么烂七八糟的东西再塞给她，我养了她十八年，我有权利这样做。”
毛成放直直地看着我，哆咬着一言不发，他猛地拉开房门，愤然跨出屋子。楼道里似乎有些异样，我们不约而同看见昏黄的楼灯下，肖琳佝倭的身子和苍白的脸，我听到她有气无力地呼唤着我，呼唤着我的小名，那微弱的求援的呼唤刹那间唤出我无数久已忘却的体验……
九
直到黄昏降临医院里才安静下来，看病的和探视的瞬息间退潮般地离去，走廊里空空如也。夕阳残照从墙上慢慢消退，留给人无尽的凄惶与倦意。
肖琳的儿女在黄昏前已经赶到，拎着大包小包的补养品，一左一右倚偎着床上的母亲。人到此时不能不感到生儿育女的好处，而在这之前医生们都把我当成肖琳的亲属，要填表要交钱要签字全要我负责。肖琳得的是急性阑尾炎，尽管她那副急急风的性格得这病不算稀奇，但她年龄已过不惑得这病又令人稀奇。麻药还未打，那位慈眉善眼的护士长把我叫到一旁。
“这病不大，”护土长说，“可也算是急病，手术早做比晚做强。所以呢我们得和你商量，今儿我们科的麻醉师一个请了假去换煤气本儿，再不换就过期了；另一个约了人盖小厨房也没来，可咱们救死扶伤怎么也不能把病人给耽误了，所以我们现从别的科借了两个下了班的麻醉师，这俩人的加班费可就得你们家属出了，因为人家是自愿业余帮忙的。每人二十块，一共四十块，您看您要是没意见呢，咱们今儿就把手术做了。”
我说：“我出。”
护土长说：“好。另外我们这地规定麻醉师每天每人补助一瓶酸奶，恐怕这个也得您负责一下，我看也别麻烦现去买了，给他们钱得了。一两块钱的事儿。”
我说：“行。”
如此这般，手术于是做了。
肖琳的病床是她在医院里的一个熟人给办下来的。病区早已人满为患。按照肖琳开的条子，我好不容易才在泌尿科找到了这个大夫。她女儿学钢琴是肖琳帮忙找的老师，收费便宜，因为那钢琴老师赖以致富的钢琴是肖琳托人买的，也便宜。女大夫很卖力地为肖琳挤出了一张病床。
虽说是小手术，毕竟年约半百的人了，病榻上的肖琳看上去有些虚弱。她与我自小熟近，但依然拉住我的胳膊千恩万谢：“刘敏，我活了五十岁第一次动手术，可把我紧张坏了，多亏有你在，这下我更忘不了你了，这些年朋友多得数不过来，可最后还是几个年轻时的老伙伴能真心帮人。”她眼圈红了，神色郑重地给我写了个人久地址，叠了一下才塞在我的手心里，“找找这个人吧，是个不错的律师，他小孩就近入托的事我帮过忙。你要真决心和电影厂打官司就去找他，你告诉他是我让你去的，他能帮你打赢这官司，我知道你占着理。这条子你用完就撕掉算了，和别人也不用说我认识这个律师，因为我和孙导演也是朋友，我也知道他不容易，他们搞艺术的也得用钱过日子。不然也干不出这种伤斯文的事体。你也得有思想准备，一打官司电影就别想再拍了。这种事，打官司的结果就是不了了之，无非是自己出出气。”
肖琳你说的一点不错，打官司无非出气而已。我也毫不怀疑能打赢这场官司，无论是对那位导演还是对那位“养父”，我都将胜诉！然而胜诉了又怎样呢？难道就能把一个伪造的毛京换成一个真实的毛京？难道就会有母女相认，共叙天伦的幸福？
不，不会有的。
既然拯救人类灵魂的艺术家在拯救人类灵魂之前要先不择手段地讲定价钱，既然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在救死扶伤时要以二十块钱和一瓶酸奶为前提，既然这一切现在已是那样普遍那样合理那样天经地义，难道还有必要再去争论堕落的含义吗？如果说我的堕落是人的原罪，那么他们的堕落，是不是人的异化？原罪是人固有的，异化却已失去人的本义。
医院楼前的广场被晚霞照射着，使人墓然振奋。我不知该怎样描述这个黄昏，金色？安详？深沉？都是，抑或都不是？不过这确是一个令人清醒的黄昏，房屋、树木、行人，都那么清晰明 了，似乎一天嘈杂，此时才渐入清静。也像人的生命，一生搏 斗，如潮头拍岸，不能自己，暮年时才把一切看清。
晚风徐来， 已有秋意，告诉人暑期将尽，山里学校的老钟又 该鸣响了。我把肖琳给我的律师的地址慢慢展开， 一点点耐心地 撕碎，向微凉的秋风洒去，纸的残片在夕阳下飘飘扬扬，就像祭奠亡灵时洒向空中的金箔，辉煌无比。我觉得这片金箔忽然把我和过去，和过去的亲人毛京，拉得很近，很近，很近，不由双眼湿润。
曾经有一片黄昏属于我吗，曾经有一次约会属于我吗，曾经有一个亲吻属于我吗，曾经有一句誓言属于我吗？
都没有了，似乎只留下养育了毛京也养育了我的毛家集。永远属于我的，只有这片多雨的山区。我确信毛京的亡灵，也将飘向那里。
第四章
都爱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却很少有人想到行行都有“职业病”，更不容易想到：自己也有“职业病”。要不是葛建元的“窝赃案”，徐五四也许还得“当局者迷”下去。警察就是专和犯罪打交道的职业，不知不觉地，眼睛总爱往那些能够认定犯罪的证据上盯，而对犯罪的管定证据则一向不怎么感兴趣。这当然仅仅是一种心理而已，然而流风所及，以至于对证据的厚此薄彼越来越“合法化”，几乎在刑警队里形成了一种固有的偏见，徐五四觉得，这就是“病”！看看于英雄那副愁眉苦脸的德行吧，从早上他们一起上了火车到现在，一路上就没露过一丝笑模样。他老是认定到清河农后的这趟差事全算白跑，却从不前反过来想一想，假使他们蹲在大京城圈子里不出来，又怎么能这么有把握地确认葛建元并没有犯那个窝赃罪呢？说到底，还是偏见作怪。
当然，他也完全知道于英雄的那点顾虑：“你想想嘛，队里人手这么紧，郑媛的案子又正在要劲儿的节骨眼儿上，凌队长还肯叫咱们俩这么老远跑到清河农场来取马有利的口供，明摆着，那就是专候佳音了。回头要是按你的说法汇报，他不窜火儿才怪呢，好嘛，这不等于白浪费三天功夫？”
于英雄愁眉苦脸也好，夸张地叹气也好，徐五四就是硬着耳朵根子不神他那根弦，他得照着自己的辙印子走车。“凌队长怎么啦，也不能黄口白牙，出入人罪呀，你怕什么？”倒不是怕，我的意思是，既然凌队长能那么肯定葛建元窝了赃，总有他一定根据吧，据说他以前和葛建元打过好几次交道呢，就光凭人家吃刑侦这碗饭的年头，办这号小案子还不是轻车熟路吗？不会没有数。”
徐五四可不是个能轻易被说服的人，“关公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也有走麦城的时候；凌队长以前多么能耐我管不着，这次说人家窝赃，拿证据来呀！别老搞‘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那一套，一挂挂人家多少年。”
“咳，你没听懂我的意思……”于英雄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自己看样子也无从说清，只是无可奈何地咂嘴，“这下，凌队长非说咱们不会办事不可，准的。”
火车离北京越近，于英雄就越显得心事重重。过了丰台站，车厢的大部分座位空出来了，他一个人占了一趟长椅，没精打采地把已经见了点发胖苗头的身子横在上面，看见徐五四从提包里拿出条毛巾来，便懒洋洋地拿眼睛问：“干吗？”
“快到站了，不洗把脸去？”
“晤，”于英雄心神不宁地应了一声，却答非所问：“回头见了凌队长，还是按我的主意得了，算我欠你的行不行？”
瞧，又来了。这小子还是不甘心放弃他那个馊主意。于英雄只是诞脸苦笑。五四说话，或谐或游，他都不在乎。十年前他们并肩走进公安学校的大门，毕业后分在同一个派出所，去年又一块儿调到分局刑警队；可厮混了十年的朋友，却常常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于英雄的立身之道，五四是早就领教够了的，你就是把大道理、小道理、歪道理、不讲理，把正经不正经的法儿轮番用尽，也改不了他那个明哲保身的本性。 见徐五四并未继续说下去，于英雄眨眨眼睛，大概还以为这 一停顿含有尚可商榷的意思，情绪立刻显得活泼了些，“要不然，咱们把审讯记录就那么交上去，是抓是放，由凌队长自己定夺，怎么样？”五四站起来，带着点嘲弄地甩了一下手里的毛巾，一面做着移步要走的姿态，一面说：“刑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白纸黑字：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的才构成窝赃罪。你叫凌队长翻翻去，窝赃的前提是明知为赃。葛建元并不知道马有利偷了摩托车，嗅，光凭着那辆车在他家放过几天就定人家窝赃罪，成吗？你不想想，就算咱们公安局这么定了，人家检察院能批吗？法院能判吗？”这话不假，给一个人定罪量刑，并不是公安局一家就能包办始终的事。公检法互相配合，还有个互相制约，你报了窝赃罪，人家检察院不批捕，不起诉，白搭；就是检察批捕起诉，到法庭上到不下来，还是白搭。法官铁面无偏，律师死抠条文，想到法庭上去蒙事儿算没r刀L。诉讼程序，关隘重重，你凌队长既然端了三十多年刑事侦查的饭碗，总该比别人清楚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可徐五四没想到于英雄竟然狡猾地一笑，轻声说：“你不知道，凌队长的意思，是给葛建元送劳动教养，先押他三年再说。劳动教养不属于刑事处分，不用检察院批，也不用法院判，直接往市里的‘劳教办’上报就行了，实际上是咱们公安局说了算。能押三年是三年，也不错。”
徐五四最反感于英雄这种口气了，哪怕是人命关天的事儿，也能让他说得如此轻松随便，“三年，一个人有几个三年？你当是送你儿子上幼儿园哪！”
于英雄的目光在五四发红的脸上傻傻地停了一会儿，终于泄气不吱声了。他是属土豆的，甚至常常还等不到和别人吵“开了锅”，自己就先“面”了。五四呢，又是条吃软不吃硬的汉子，照例于英雄一打蔫，他就必定收场。不过在这件事上，他的确恨于英雄聪明得过了成色。当一个人的聪明总是以诡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聪明也就不那么讨人喜欢了。
昨天下午他们在清河农场审马有利的时候，于英雄就要开了他那套小聪明。本来一直是由五四主审的，他只在边上做记录，可是当五四刚刚问完偷车的简单经过，正要言归主题，往下问偷车以后的情况时，于英雄却突然插问了一句极为重要，而且极有用心的话。也许他是早就准备好了要在这个当口上插问这句话的。
“马有利，你盗窃成功以后，把赃物窝在谁家了？”
徐五四当然听得出来，于英雄故意不使用“摩托车”这个表示物品自然形态的词，而用了一个表示物品社会形态的词——“赃物”，后面又要言不烦地落明了一个“窝”字，这样一来，这句貌似简单的问话，就先把个“窝赃”的前提走下来了，被审者要是漫不经心，沿用他的“窝”字往下说，那么无论是谁保管了这辆摩托车，性质都在窝赃之列了。果然，马有利毫无戒备地答道：
“窝在葛建元家了。”
于英雄如愿以偿，脸上带着踌躇满志的暗笑，飞快地把马有利的话记下来了＿徐五四不好当着他人面驳他。只好补充问道：“葛建元知道不知道这车是你偷来的？”
“这他可不知道”。马有利马上回答，“我只告诉他这是我一个朋友的车，托我卖的，这车在他家也就放了不到一星期，我就找好了主儿，推走卖了。”这回，不知是有意无意，马有利没有再用“窝”字，而换用了一个“放”字。
审完马有利，他们回到农场招待所，于英雄掩饰不住满身的得意，姿势舒服地躺在床上，架在床背儿上的两脚不住地晃着拍子，对五四笑道：“怎么样，不是吹，马有利这号角色，闭着眼也能把他审个底儿掉。我现在算悟出来了，事在人为，案子能不能审得出来一半要着审讯时技巧运滑如行了，这里头，万有背多头儿呢。你看，这可是他自己承认的，赃物窝在葛建元家了。”他暗南地笑起来。
徐五四的反应却是冷冷的，“吹什么呀，你那属于指供引供，公安部发的教材上明文禁止的，你真懂假懂！”
“指供不指供的，反正咱搞出的材料能说明问题就成呗。”于英雄从皮包里取出审讯记录，一边翻一边欣赏地说：“你看，写得很清楚，第一，马有利承认摩托车是赃物；第二，他承认把摩托车窝在葛建元家了，喷！”他满意地咂了一下嘴，“一环扣一环，逻辑倍儿严密，你敢不敢打赌？就这材料，嘿，回头报到市局法制办公室去，踢着门坎进，瞪着平地出。哼，葛建元，小子，等着劳教三年吧！”
“啊？你怎么没把我后来问的话记上？马有利并没有告诉葛建元那车子是偷来的，你怎么没记上？”
于英雄坐起身子，结结巴巴地还想解释，还想说服他，他不听，一端门走出去了，心里实在气坏了，我明明问了，他还不记，什么作风，你算不算个民警了，算不算个侦查员了，干脆不——·
他在招待所附近的河边上一直呆到天快黑，肚子里鼓鼓的闷气才稍稍松懈了一些。他知道自己的毛病，也是难改，一动就发火儿，一火儿就是雷霆之怒，不是个好毛病。可是这件事又实在难以哈哈一笑容忍过去，他最见不得这种油滑透顶的猫儿溺、鬼鬼祟祟的小动作。照这样子搞，不要说当个好警察，连当个撞钟混日子的孬警察都不配。
直到今天早上起来，他的气才算消停下来。公允乎正地想想，道理还是应当两面说，天下之大，人无完人。，要是摊书了，错处就值得这么咬牙切齿、得理不让人，心胸岂不是太狭窄了吗？不行，他得改改自己的暴躁。
小时候他不是这样性急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暴躁这两字竟成了他性格中的一种既固定又显眼的成份了，常常要在不知不觉中加以表现和完成，没法控制。就如同于英雄那个和事佬、抹稀泥的性格一样，一朝形成，改也难。昨儿晚上他一回到招待所，于英雄就蔫蔫地又凑过来，讨好地问：
“要不然，呢，你说怎么办？”
能怎么办呢？事情既已办成这个样子，显然没法两全其美了。人家农场眼下正是忙季，要是再把马有利拉来重审一遍，不要说管教干部肯定会有意见，就是马有利本人，也保不准会跟他们犯葛窜秧子。一个进入服刑期的已决犯，除了他顶头的管教干部外，谁都不怎么怵了。何况凌队长给他们限定的时间已到，重审是绝不可能了。而审讯记录已经由犯人看过压了指纹，也不能再行涂改，这是规矩。万般无奈，徐五四只好哼一声，说：
“反正我得跟凌队长说明情况。”
这对于英雄来说，的确有点成泥了，他堆起一脸肉纹，似哭似笑，十分难堪，“你看，这么一闹，这么一闹，凌队长对咱们该是什么印象啊，咱们也算老民警了，连这么个简单的差事都办成这模样儿，以后哪个领导还敢信任咱们呀。”
“别老咱们咱们的行不行，你聪明反被聪明误，关我什么事。”
“这唉……”
徐五四到底是吃软不吃硬的主儿，看着于英雄的哭丧相，心就软下来，“这样吧，回头到了凌队长那儿，就说全是我问的，你光管记录来着，是我东一句西一句问得太乱，搞得你没记全，责任在我，不就完了吗。反正葛建元不够处理条件，这份材料也没用了。”然放心不下的表情，徐五四也只能退到这一步，不能再有迁就了，这就已经够仗义的了。他不再和于英雄罗喀，扭身往车厢头上的洗脸地走去。
“各位旅客，列车的前方到站，是北京车站，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各族人民……”
啊，到北京了，用不了一个小时，他们就要站在凌队长面前交差了，这差怎么交？说心里话，他实在也有点怕见凌队长那张三合板一样严肃的脸。特别是现在，他在郑媛案件的现场上冲媛媛父母发脾气的事，队里还没做出处理，他当然不愿意再和凌队长冲突起来。就因为那件事，他至今不被允许参加郑媛案的侦破工作，而凌队长这次让他到清河农场来取葛建元窝赃案的旁证，说不定还有点促他戴罪立功的意思呢。要是他再一昧唱反调对着干，凌队长该怎么看他？轻的，说你不会审案子，重的，说不定会觉得你这人太狂，不听招呼，自以为是，等等，反正没好处。可是，要象于英雄那样昧着良心，哄着领导；那样识眼色，会来事儿，他也实在做不出，真的做不出！他这辈子并不指望能有什么大队急，就是在最最狂妄的少年时代。也从来没有过上天入地的幻想，可他忘不了自己从进公安学校大门那天起就抱定的宗旨：要省个长警察．．要当个向国家向社会何人民负责任的好警察。哪怕凌队长由此腻味了他，哪怕再把他发回派出所当片儿警去，他反正要当一个好警察。洗脸地边的地面湿流流的，迎面的镜子上溅着不少牙膏的沫点子，有半块肮脏的肥皂片儿不知被谁有意无意地落在池台上了，到处都留着粗鲁与匆忙的痕迹。下车厢微微摇晃着，节奏似乎有点乱，车轮的声音也变得丰畜了一些。从窗户上可以看见车外一道道凌乱的铁轨，流线似的向后飞奔，车轮在一个接一个的道岔上摇来摇去，哦，这是到二七机车车辆厂了。徐五四抬起胳膊看了看表，那金黄、纤小的菱形坤表很不协调地系在他筋骨结实的手腕上，——十一点三十分，离进站还有五分钟呢。他不急不忙地打湿手巾，慢条斯理地擦脸，然后又凑近那块不怎么干净的镜子，自我端详起来。男子汉本来不应当过分关心自己的脸蛋，可最近这几年，他却总是随身揣着面小镜子，不时照照，成了习惯。要是在什么地方碰上了大镜子，也无一例外地不肯放过。瞧，才三天，胡子就黑茬茬的了。其实他的这张股，胡子刮干净的时候要比现在年轻十岁呢！年轻十岁，那该是二十岁，正是他第一次穿上蓝色的民警制现背起一个一七百多广大口的大“片儿”的年均２０的居委会主任是个老资格的“街道工作者”，无论徐五四怎样郑重其事地说话，老气横秋地走路，也没法儿改变她那从老花镜后面露出来的不放心的眼光。那时候，他是多么认真地盼着自己的眼角能快快地撤出一片鱼尾纹来，多么急躁地用刀片一遍又一遍地想把嘴巴上的茸毛刮硬。可如今，却又要为自己的老相而烦恼了。
徐五四是在1954年的五四青年节那天出娘胎的。在他们全分局，满三十岁还是孤家寡人单挑着的，恐怕只剩下他独一份了。他丑吗？不不，一点也不，有公论，他的正面、侧面、斜侧面，甚至连他的后脑勺，都是端正顺眼的；身材也不错，虽不是人高马大，却也结实匀称。有人说他的五官象阿兰·德龙，还有人说他的脸形象姿三四郎，他当然不敢就那么自居了，可背着人拿镜子照照，倒也能附会出一点类似的味道来。那么，是他的眼光太高吗？也不，冲他家那个“五行缺金”的宅门，即便真的招进个花瓶一样的大家闺秀来，也准保养不起，这点自知之明，，化还是有的。他的要求其实很现实，只要能找个对他妈好一点的，本本分分过日子的姑娘，他就打算念佛了。当然，最好也别丑得过分……。可就是这种简单得几乎算不上什么标准的标准，也没能给他对付出一个内当家来。从二十二岁那年谈的头一个对象算起，打了八年持久战，六易对手，竟没有一个能够“终成眷属”的。就为一个穷字，能使比他精神十倍的小伙子照样黯然失色。徐五四自己偏偏又是个死要面子的，你敬我一分，我敬你十分；你看不上我，我也绝不上赶着巴结，姜太公钓鱼，“宁在直中取，不立业户求。说句实在话吧，他又能拿出什么东西来让姑娘们看得起呢？是他家的破桌子烂板凳，还是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的老太太？
于是妈老骂他：“你就去巴结巴结姑娘家，能掉你一块肉吗？”“我凭什么巴结人家，凭什么巴结人家？我缺胳膊少腿了怎么着！”他嘴上这么固执，可随着年龄的渐长，骨子里也不得不慢慢服软儿，到了去年冬天和那个在花店工作的姑娘交上朋友以后，他终于自动放弃了他的“姜太公方针”。
没法子，人到而立之年还不能成家立业的，不要说自己抓耳挠腮的耐不住，就是那些个蜂拥而来的闲话，也要搅得你不得安宁。在这次去清河农场提审马有利的前几天，他竟听到秘书科的那几位“老弱病残”居然在背地里疑心他生理上有缺陷，差点没把他气晕过去。这些人，你能受得了吗？
“各位旅客，北京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交通运输的总枢纽，北京……”
播音员的声音娓娓传来，把他心头倏然浓缩起来的愤怒冲淡了片刻。那声音已经不十分水灵了，播音员的年龄儿成已经不轻，准是结过婚的了……，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终是人之常情啊！
其实，对他的婚事最着急最上心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妈。
他三岁那年，爸爸就一病不治，把孤儿寡妇撒手一扔不管了。那阵子胡同里还当真有几个迷信老太太，暗地里说是浪儿两个八字太硬，把个短命冤家的男人给克死了，将来的受罪日子不说，保不定还得相生相克，非再死一口子不结。可是快三十年了，他和妈谁也没克死谁，相依为命地过来了。罪呢，倒多少受了一些，他们在北京没什么亲支近脉可以帮衬，开始每月全靠国家给的二十几块基本生活费，加上妈给人洗衣服挣嚼谷垫补着延命，紧是紧点，却也温饱齐全。后来五四大一点了，就上街拣纸，日子总是一天好似一天的。到现在家里不但没拉一屁股债，反而小有积蓄呢。要说两个人都命硬，大概也是铁锤砸在铁砧子上，负负得正，恰好！
爸死得早，妈不再嫁，一个人养他。把他从三岁拉扯到三十岁，是妈一辈子里最最引为骄傲的大业，但凡和街坊四邻扯起闲篇儿来，总忍不住要把他端出来向人炫耀，就象个手艺匠对自己心血凝聚的作品那样自鸣得意。当他第一次把自己挣到的工资放在妈妈的手心儿里，她那副咯咯傻笑的样子，恨不得都能叫人掉下3日来；还有他头回得了先进工作者的奖状回家那次， 妈aoy稀罕劲儿，又象个头回中了奖的孩子，捧着奖状自个儿端详嫌不解气，又跑到外边满世界给他抖落去了。其实妈也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奖状多得不值钱，可落到自己孩子身上，又当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大概那天前院的梁大爷还冲她发了几句拉扯孩子到这步如何不易之类的感叹，好嘛，足乐得老太太将近一个礼拜没能歇下劲儿来，仿佛三十年的全部辛苦都能在这几句可心话中得到某种短暂的补偿了。在五四跟前，妈也总爱呼叨她那份辛苦，其实她从他身上得到的，却是更多的安慰和满足。自从他当了民警以着妈就开始在街坊四誓师大谈起”公安！司邀一厂似购儿子当了人民警察，当妈的也就是半拉“政府人士”，以前为儿子做的和今后继续要做的一切，也都带着些为国效力的意味了。
“我那个五四呀，忙！成天价不着家。”她常常用这种夸张的语气先声夺人。然后再带着几分神秘，压低嗓门儿对她的听众说：“可不得了呀，跟您告诉吧，现在见天都有劫道儿的，捅刀子的，耍流氓的，喷喷，您说，他们公安局的能不忙吗？敢情！”她能从听者肃然起敬的表情上，尝到一种无可代替的自豪和快乐。
可是，儿子老是说不成个对象，不能说不是件叫人烦心的缺憾。五四的年龄一天天大了，当妈的心病也一天天重了，架不住老有人问，五四找着朋友没有？怎么还没找着哇？人前人后，这两年她都快抬不起头来了。连阅人极广的于英雄都深有感触地说劳务五四。和花店那姑娘眼看着就要成了，妈毅然决然地领他到王府井那家大玻璃门的瑞士表店去，在那金碧辉煌的柜台里，挑了一块小巧精美的雷达表。三十年了，妈几乎从来没有一次出手过十块钱以上的整数，而这块比五四的指甲盖几大不了多少的坤表，竟要了三百二十块钱，几乎占了他家全部现金积蓄的五分之三，可妈毫不犹豫地拿出来了。这事的悲剧就在于，恰巧就是那天晚上，“卖花姑娘”和他做了最后一次交谈……
打那次失恋之后，徐五四对于找朋友，实在有点倒胃口了，似乎再也打不起兴趣和精神来。可妈却一反前几次怨人自怨的常态，反倒显得很大度、很踏实，满怀信心地把那块雷达表锁进箱子，就象镇上了足以保佑她招媳妇抱孙子的神符似的。一想到箱子里还有那块表，妈就会觉得斗室生辉，颇有些破家值万贯的自矜了。破家值万贯，不愁招不来个好媳妇！
崭新援亮的一块表压了箱子底儿，徐五四却不甘心了。这不等于没塞了呶．难道非轶股市场b的会表全换了价再拿出来不成？ 何况他手上那只花了八块冤枉钱买来的电子表，才一年多的功夫就傻呆呆地不肯往前走字了，他事事得跟别人问时间，自己不方便，人家也烦。他们干公安的，手上要是没个难钟点，甭提多耽误事了。
去年夏天，他们到东大桥去抓一个赌博集团，本来定好了晚上十点钟准时从分局出发的，就因为那坑人表临时停了摆，他竟晚到了半个多小时，那次的拘留证恰恰又是锁在他的抽屉里，他不来谁也动不了窝，结果险些给那帮“赌爷”溜之乎也，搞得很是不好；从另p决以民地和妈就开拍了漫长而艰巨牌谈判厂一5色表。
“瞧您，地主婆儿似的，什么都锁箱子底儿。”
“对了。你妈地主婆，你是什么？小地主！”
“锁箱底儿也不能下小的，锁着不是白领吗？”
“一点也不白，锁着，我心里安稳。”
“您瞧，我们干公安的，哪儿能没有表啊，误了事您能负责吗？”
倒是这类话，偶尔还能使妈打个愣，犹豫上一会儿，可最后还是她的老主意，“你周围那么多人，谁还能没个表呀，唉，跟旁人问个钟点儿就显你掉价啦？”
没办法，妈妈的倔劲儿，比他还倔，难怪连于英雄提起这老太太来都要摇头苦笑。不过说到于英雄的鬼点子，徐五四也不得不服，到如今这块表能戴上他的手，没有于英雄的三寸不烂之舌是绝对不成的。
“大妈，您可不知道，这表呀，可不比酒。酒是越放越值钱，表可得老让它走着，象您这么老放着，里面非生锈不可，那三百多块钱不等于白扔了吗！”
这话确实把妈唬住了，然而还是半信半疑，表虽然拿了出来，看着五四兴高采烈地戴在手腕上，她的脸上却还是一片不大放心的神色。
“别把篮子碰了，这玩意娇气着呢。”
“碰不了。”
“记着，玩球、洗手什么的，别忘了先摘下来。”
“妈，您真是科盲，这是高级表，防震防水。”
“对了，你妈是科盲，你妈不开眼，反正你到时候得给我摘下来，摘个表能费你多大劲儿呢？要是透出旧来，回头怎么给人家呀。”
这表，在他手上被精心地戴了七个月，看来，现在真要派出去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他和壮丽明已经认识了三个多月，相处于导立好丕可以动上三十岁在广人谈格培合成与沙河戎；目范光已经很实在。杜丽明长得不错，最突出的特点是皮肤白，不洗脸也显得那么洁静。她在新新小学当老师，是个上下班比较正点的工作。尤其叫徐五四满意的，是她至今也没有打问过他家的经济状况，她并不关心这方面的事。她的父母全是机关干部，有文化，大概不会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主儿。对了，她每天晚上送小媛媛回家这件事，也使五四十分看重，这说明她是很有事业心的。没事业心的姑娘将来难是个碎嘴子，千万不能要。
当然，如果面面俱到地复或．．壮丽明也并非无可挑剔。譬机她太馋，一天到晚零嘴儿不断。不过这毕竟属于小节，小节无害；再就是她的脾气，多少是太大太暴了一点，自尊心强得比五四还邪乎。可话又说回来，象她这样的独养千金，在家一向娇逞惯了，和人相处以我为中心，喜欢独断专行，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徐五四对此例也并不觉得难耐。只要对方不小看他和他的家，他自己那个自尊心的包容量和伸缩性其实是极大极大的。
论找对象，别看他一直是情场败将，可在理论上，却有很不俗的观点。他并不主张先冷静地把对方宏观微观纵观横观地分析一溜够了存F汲舍的决心， 而注重双方接触时的直感。对姑娘，要是你第一眼就能生出一种亲近她的愿望来，这就算成了一半了，至于双方的毛病，再大也不过是两座冰山，异性相吸，炽热的爱火能把它们慢慢化开。可如果两个人一见面谁都不能引起对方兴趣来，那就我泥了，冰山将永远森然相对，事情就准成不了。
就说和他自己谈崩的那六位姑娘吧。她们就是不懂得珍惜少男少女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情深意长，偏偏瞪着两眼穷分析他的“条件”，简直说吧，那不是谈恋爱，是买东西呢！他现在对她甚至有种感激的心理。老天给他的运气，总不能再有所挑剔了。对她，应该加倍好一点，顺从一点，能包涵的包涵，能忍让的忍让。于英雄曾开玩笑地警告过他：第七个要是再搞吹了，“第八个是？，徐玉田真有点兵疲厌战的感觉。他琢磨，看着火候，差不多了就办事。
说到运气，倒很有意思，你拼命去追求、寻找，苦苦得不到的东西，偏偏在不经意的巧合中撞上了，北京人讲话叫“撞大运”。那天晚上他就完全是偶然地路过那条偏僻的街道，而且当时还是杜丽明先招呼他的呢。天缘凑巧。
“同志，哎，警察同志厂听见壮丽明的叫声他便站下来，寻声去看。壮丽明那时站在马路边的一盏路灯下，一只手领着只及她腰间的小媛媛，另一只手拎着个素净的尼龙兜。他这第一眼的印象深极了——路灯昏黄摇曳，一大一小两个弱女，显得那么孤克和党、可怜巴里Lv笑影阴阳升印象．．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杜丽明竟会是个厉害的“大女子主义”者。
“怎么啦？”他向他们走了两步，还以为是问路的。
“警察同志，你能不能带我们过去？”壮丽明领着郑媛，一溜小跑投奔过来，“你看那边，流氓！”
果然，不远的地方有人在嘻嘻哈哈地叫份儿：“谁是流氓嘿！谁流氓啦，嘴干净点行不行……”
奔着声音，徐五四看见马路斜对过儿，模模糊糊有一帮人聚在暗影里，看不清有几个，只见一个个小烟头一明一灭地闪着红州b。抢点讲泳“赴巴；我陪你们放’
徐五四领着他，故意横着膀子贴着那几个青皮无赖的身边走过去，拿眼睛狠狠地扫他们，哼，没一个敢吭声的。
拐了弯儿，看不见那帮人了，杜丽明这才松下气来，“流氓，讨厌！”
“他们怎么啦？’”
“天天聚在这儿，没话找话，真是的，也没人管！”
“你天天从这儿走？”徐五四知道，这条街僻静，加上周围居民的成份很杂，所以是个发案率比较高的地区。
“差不多天天走。”
他看一眼郑媛：“这是你小孩呀？”
“哟！”杜丽明笑了，“我象有这么大孩子的人吗？”
杜丽明这一反问，他才自知失言，心想这女的倒不认生。
是的。。郑．援已经上岁了，而壮丽明才二十五，看上去似乎还要面嫩些。后来他才知道，郑媛是杜丽明班上的学生，因为居住的那片房子拆迁，就剩地广家死活不搬。一体想。一栋孤零零给分子支楞在一大片荒凉的瓦砾场上，该是什么架式？到了晚上一个人影见不着，光看见小阴风捎着一溜溜儿的黄土，蛇似的满处乱窜，别说七岁的小孩子啦，就是大人独个儿从那儿走都得犯怵！没辙，当老师的只好天天送她。
“她爸爸妈妈哪儿去了，怎么不叫他们到学校来接？”徐五四后来和杜丽明熟了，也曾这么问过，可杜丽明说：“他们都在商店工作，每天至少得七、八点钟才能完事，再赶到学校就太晚了，学校放了学就是个大空院子，小孩儿一个人也不敢呆。挺活泛的孩子，回头儿别给吓蔫巴了。”
“你天天这么送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啊。”徐五四带着点怂恿的口气，“得跟她父母谈谈，到底什么时候搬家！”
“就是，他们这种做法对孩子的心灵美也不好，都七岁了，这些事都懂了。”
郑媛的确是个伶俐的孩子，长得很好玩儿，一对黑豆儿似的亮眼睛总是担忧地眨巴着；下面长着一个俏皮的小嫩鼻子，嫩得仿佛用手一按就能按没似的；嘴巴也很小，就象是在那张胖乎乎的小脸上嵌着一个圆圆的红宝石。徐五四后来常常帮着社丽明送她回家，有个星期天还一块儿带她去过一次中山公园，把她往儿童游乐场的吊船上一放，他们就在边儿上聊天。有时杜丽明晚上有事，他就一个人送她回家，再后来，简直就送上痛了，仿佛自己的灵魂能从中得到一点轻松和净化似的。在这个纯洁的小天使面前，他的身心都变得爽然不染了。
他爱听媛媛咯咯的笑声。爱听媛媛胆怯的和热烈的喊他徐叔叔，他还爱把她放在自行车的大梁上推着走，爱把嘴巴挨近她嫩茸茸的耳朵边，柔声细气同她啼啼说话。他活三十岁了，还从来没这么柔声细气化，只有做了父亲的人才会有的那种亲子之爱的激情，他自己都吃惊了——啊，徐五．四、一体可真是到了岁数质、．已经开始向往做人＿父或滋味响．
令人想不到的是，一个七岁的孩子，居然是他和杜丽明的媒人，就象一根细细的小绳，把两个蚂昨拴在一起了。他对杜丽明起初的感觉就不错，可一直没机会向她表白。他也怕说太早了，他帮她送孩子的举动就会让人感到是别有用心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后还是从媛媛问的那句话开始，才渐渐明朗起来的。
那次他和杜丽明一起送媛媛回家，媛媛突然没头没脑冒出这么一句话来：
“徐叔叔，我现在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
“叔叔是警察呗，抓流氓的。”杜丽明说。
“不对，是警察怎么没戴大帽子？”
“叔叔今天没戴嘛，那天不就戴了。”杜丽明有一搭无一招地随口说着。
“那他也没抓流氓呀。”
媛媛很不愿意人云亦云，倒很像他的脾气。他不由感兴趣地向坐在自行车大梁上的媛媛问道：“那你说，我是干什么的？”
“你是杜老师的爱人！”
童言无忌，两个大人没想到会问出这么一句话来，不由尴尬万分。
“爱人呗，就是…。我爸爸就是我妈妈的爱人，他们俩都结婚了。”
徐玉．四脸上苦笑．心里却感激他们。叔叔也给你找个爱人吧，要不要！”他本来还以为媛媛一定会摇头大喊不要，谁知道她很腼腆地低下头去，一只小胖手很不好意思地抚弄着自行车的车铃，用小小的声音喃喃说道：
“我有了。”
“啊？”两个大人相顾愕然，这还像话！“谁呀？”
“坐在我后面的牛牛，他说他以后要嫁给我。”
畸！还是倒插门！都是还没换牙的小毛孩儿呢，不像话。
不过，媛媛的这个东风是一定要借的。徐五四经过一番计划，第二天陪杜丽明送完媛媛之后，就提出和她一起去看晚场电影的建议。他故意选了个没人看的老片子——《警察局长的自白》，想试试杜丽明去不去，结果她一句话没说，去了。
瞧，说媛媛是他俩的一线之媒，也还沾点边儿吧。
算今天，媛媛离开人世有六天了。六天，他的脑子一空下来，便去想她；想她，便发恨！恨那凶手，也恨他自己。从火车上的这块镜子里，他看到自己的脸，这几天似乎有点异样，肌肉的线条无论怎样放松，仍然有一种杀气腾腾的感觉，脱不掉！
对媛媛的死，他是负有责任的。从上个星期一壮丽明去上海参观那天开始，他就是一个人送媛媛回家。那天送到家已经是晚上七点钟了，媛媛的父母都还没有回来，当时媛媛说饿，他还给她从柜子里拿饼干吃呢，可他为什么就不能多呆一个小时，等大人回来再走？那四周一片荒凉，他离开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废墟上的风仿佛比往常更阴森更古怪，四周很暗，只有远处工地上的那个值班木房里，还闪着鬼火似的亮光。他怎么不想想，七岁的孩子，怎么能把她一个人扔在那儿！他真混！
可是那么多次了，他们一直是送到家就走的，谁也没想到会出事！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车厢的喇叭唱起来了，徐五四这才发觉火车已经停了。于英雄提拎着他们俩的皮包，一脸埋怨地找到这儿来。
“你磨蹭什么哪？”
他沉沉地吭了一声，“洗脸。”
“我以为你洗澡呢。”
“……老人们举杯，孩子们欢笑，小伙儿哟……”
小媛媛．你在哪？”喊道。
徐五四心里突然冲击着一股非常急切的情绪，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他一定得参加郑媛被杀案的侦破工作，他应当，必须，为媛媛尽些责任去！
他们回到分局大院的时候，已经将近中午一点钟了。球场上正在吵吵嚷嚷地赛篮球。徐五四听声儿就知道，这是他们刑警队和预审科较劲儿好久的一场球，一直没空儿打。
球场边上围了不少人，连一向对球没有兴趣的凌队长，居然也抱着个膀子站在那儿怔着神儿观战。这使得徐五四对他的印象刹那间变得模糊起来了。他还能记得和于英雄到刑警队上班的第一天，就发觉凌队长是个很严厉的老头儿。严厉，又有点古怪，不是让人一看就敢亲近的那种人。
那天他们到刑警队报到，是段副队长同他们谈话的，凌队长只在那间屋里呆了三分钟，统共说了两句话。
头一句是：“来了，好，好。”
第二句，他说：“1965年我从刑侦处调到这个分局的时候，全北京市的刑事案件年发案是二百起，现在是一万起。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徐五四并不太明白，所以没吭声，可于英雄都热线地答应走已“明它了。”徐玉田后来问论明白了许么，他却稀里糊涂地一摆手，“咳，他就是那么一说罢。”
一年多了，徐五四对凌队长的印象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在私人感情方面，凌队长和大家的确没有太多的交流，他给人印象最深的部分，始终是工作上的才能：业务极熟，老谋深算……。可现在呢？假使你现在才认识他，假使你第～眼看到的就是他在球场边上着—杨同志阔的球赛、着得那么认瓦认真得那么可爱，那你准会以为他是个最最富于人情味儿的老小伙子呢。
人啊，真是天晓得！
球场上，刑警队正输着。做为刑警队的铁杆后卫，徐五四的出现，就象是神兵天降似的，立即被生拖活扯地窜掇到场上去了。他饿着肚子，也没打球的心情。可看到球友们欢呼雀跃的样子，又不能没有点“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使命感了，连他那块匆忙脱下来的宝贝表，都是由凌队长亲自替他拿着的，让他受宠若惊。好，打就打吧，来，给球！
开头他的手气很顺，不仅连投连有，甚至还结结实实地扇了对方高中锋一个脆帽，满场彩！眼看比分拉平的时候，他突然从观战的人缝中，瞥见于英雄跟在凌队长的屁股后面正往办公楼里走，顿时就乱了心思。他料定于英雄那小子的毛病，要是让他一个人汇报，审讯记录上落掉的那一段，他是肯定不敢提起的。
打篮球这玩意儿，心里头不能有半点杂念，一有杂念，方寸非乱不可。凌队长和于英雄一走，他就开始犯臭，一连丢了几个球，搞得全队阵脚大乱，兵败如山倒，终场的哨子一响，刑警队的记分牌上。活活落下了二十来分。
“打的什么球啊，臭大粪！”
“全赖徐五四那小子不开糊，他不回来也不致于这么惨……”
徐五四可顾不上球迷们的大骂和球友们的埋怨了，匆匆穿上衣服跑到凌队长的办公室来。他当然没有估计错，于英雄果然只把审讯记录拿给凌校n0多厂其它的，一会n曼说； 可惜率形负匕中不全象于英雄计算的那么如意，这份他自以为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旁证材料，根本用不着报到市局法制办去“膛平地”，在凌队长这儿就翻了车。徐五四一进队长办公室的门，一看见于英雄那副哭丧的脸孔，就猜出了大概。
看见他进来，凌队长从椅子上站起，拿起那几页审讯记录，朝他抖了一下，又扔在桌子上，口气十分不快：
“瞧你们审的这叫什么案子，材料太不硬了，太不硬了！你们懂不懂，审讯记录是正式的法律性文书，怎么能搞得这么模棱两可呢？这辆摩托车的来历，马有利是怎么告诉葛建元的，为什么不写上？这是很重要的情节，材料上怎么能毫无反映？”
于英雄一脸尴尬，畏畏缩缩地答不上话来。
徐五四也并不急着去辩白，他有意留出一点时间让自己镇定了一下，然后才从从容容地把准备好的话往出端。
“队长，这可不是材料写得不硬，是事实本身木硬。”
“事实怎么不硬？还有什么案子比这个更简单，更明白的？马有利自己家里没有条件存放这么大的赃物，在销赃之前，难道不是窝在葛建元家的吗？从盗窃到实现盗窃价值的整个犯罪过程中，葛建元所起的必不可少的作用，难道还不明显吗？你还要怎么硬？”
凌队长咄咄逼人，徐五四也不含糊，这事他有理，有理走遍天下！“对了，葛建元客观上是帮助了犯罪，可是根据法律的要求，认定犯罪还得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条件呢。过去派出所几次找葛建元谈这件事，他都没承认自己知道这摩托车是偷来的，这次马有利也说他没有把真相告诉葛建元。他替他存放摩托车，就好比是替熟人保管一件东西罢了，并不意识到是在窝赃，我们不能说他主观上一定具有窝赃的犯罪故意，不然，岂不成了‘客观归罪’了吗？”
徐五四自从到刑警队来以后，还是头一次这么高腔大嗓，象吵架似地同凌队长直辩。于英雄真狗熊，站在那儿连当个三花脸帮着敲敲锣边的胆儿都没有，废物到家了！
凌队长压下眉毛，用意外的、略带吃惊的眼光看着他，就象看一个陌生人似的，最后还是坐下来，放慢了语气。
“你怎么了，唆？你又不是新同志了，还不懂吗？葛建元知道不知道摩托车的来历，怎么能只听他自己的表白呢，这种事他当然是不会认帐的。可我们只要稍稍分析一下就能看出来嘛，凭他和马有利摔打不散的关系，这车是不是好来的，他能不知道吗？我吃刑侦这碗饭三十多年了，这帮人怎么回事，闭着眼都能想得出来，何况我过去不是没和葛建元打过交道。前年房修公司的盗窃案，要不是那个保卫干部误了事，葛建元早就在监狱蹲着了。他这种人，真是闭着眼也能想到他的骨子里去。”
徐五四一把抓住凌队长的机漏，有点得理不让人了：“给一个人定罪，能光凭着闭眼一想吗？
“怎么不可能，我要是偷了东西，连亲娘老子都可以不告诉！”徐五四简直有点抬杠了。
“好好好！”凌队长烦躁地挥了一下手，粗暴地打断他，“今天不谈了，等以后叫上你们组长，叫上派出所的同志，都来，大家一块儿说！”
这几句话，本来没什么错处，可凌队长那种居高临下的口气，那种不屑与论的神情，却叫五四有股说不出来的恼火，他甩手要走，凌队长又把他叫住了。
“审讯材料拿回去！”
这份他早就认定无用的审讯记录，在凌队长那儿也是个不合格的废品，可两人的出发点却是那样南辕北辙。徐五四拿起记录稿，目光很放肆地同凌队长碰了碰，心里摹地跳出一句话来，他的脑袋禁不住有点发热了。
“队长，知道不知道法国大文豪伏尔泰的一句名言？‘罚一无辜，不如赦一有罪’，我们怎么样，总不至‘宁可惜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吧？”
凌队长脸色铁青，好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沉沉地挥了一下手，让他们出去。徐五四话说出口，又有点后悔，也许他不该赶这种时候说这句过分赌气的话，不要说这话本身的含义太过尖锐、偏激，就是他那种说教和质问的口气，也肯定会让凌队长反感。三十岁的人了，怎么就没有点涵养呢？不好。
果然，他刚刚转身要走，凌队长突然在背后开了口。
“你听着，我也有句话，‘赦一有罪，等于杀一无辜！’不是名言，可你要还是个警察，就记着这句话吧。”
从队长办公室出来，他的心情异常败坏，于英雄免不了在他耳边说了些“何苦来”之类的话，可他听不进去，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强烈的怀疑来！
——凌队长，为什么非要整葛建元呢？一个干了三十多年刑事侦查工作的老刑警，对证据上这种非常明显的缺陷，竟会如此没有辨别力吗？显然不会！
虽说，徐五四也是个有十年警龄的老民警了，可在刑警队还算是个新同志。对凌队长其人，只识皮毛，未识筋骨。但总的来说，对这位严厉有余温和不足的头头儿，他一向是敬畏的。对刑事侦查这套活儿，凌队长的经验之丰富，常会给你一种深不见底、没有穷尽的神秘感。如果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承认权威的话，那其实只是不喜欢那种官封的权威和老掉牙的权威，而凌队长在人们心中目中的权威之所以显着那么自然和牢固，大概就是因为它并不仅仅出于“行政成份”的缘故吧，于英雄讲话，“凌队长搞刑侦，整个儿一个‘老油子’！”
可油也不能油得没边儿啊，还讲不讲法律的严肃性了？
这大概是他头一次动摇了对这位权威的迷信，他觉得凌队长的“油”，似乎也不是什么令人崇拜的本事了。邪门歪道！
回到组里的办公室，徐五四坐在桌前一语不发，心里憋得象烧了火一样难受，连组长过来同他打招呼都没注意。
“啊？”于英雄咧咧嘴，“也得让我们喘口气啊，到现在连午
饭还没捞上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