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去做“黄牛”
那时，上海人把从事长途贩运的人称为“黄牛”，这种长途贩运的合法性没有正式说法，因此只能偷偷摸摸干。
我到信托公司任职不久，静安、虹口证券业务部的经理向我请示，经常有国库券“黄牛贩子”上门向他们询问：“大额的国库券收不收？”我问他们多大额，回答是少则10多万，多则几十万。我问胡瑞荃他们，卖方是哪些人，他们回答“当然是那些‘黄牛’”。那时上海尽管已有5个证券业务部，但知名度最高的还是静安证券业务部，一般外地国库券卖家到上海都是冲着那里去的，胡瑞荃因此了解很多这方面的情况。他们告诉我，每天都有外地“黄牛”到他们业务部，先拿少量国库券投石问路，说还有大头在后面，如果我们要，他们的卖出价可以在我们的挂牌价上再下浮一些。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7）
“收。为什么不收？”我的意见很明确。其实我知道，下面的业务部早就偷偷在干了。
确实，一个证券业务部如果光靠柜台上每笔百十元的买卖，是赚不到什么钱的，不过做大宗买卖，本钱也要大才行。当时信托公司拨给两个业务部的营运资金非常有限，老胡他们找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资金。信托公司总经理李志道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持，很快给两个证券业务部充实了2150万元的营运资金。
我在证券业务部见过这些外地客户，他们一般是白天与业务部谈好价钱，营业结束后来交割。因为那时，国库券的面值很小，最早期的国库券最大面值只有10元，１００张一捆只有1000元，１０万元就是１００捆，清点很费时间，白天做会影响正常的对外业务。后来，我无意中发现有些外地客户前来交割的国库券有外地同行的封签，明显是从外省市的国库券买卖柜台大额买进的，他们只是冒险倒运了一下，得到的却是巨额利润。那时，上海与外地国库券差价少则三五元，多则10元以上，２０万元倒腾一次，利润就在万元左右，抵得上当年普通工人１０年的薪水。我和这些黄牛贩子接触了几次，心想既然有这么大的利益，我们自己为何不能做？我由此决定在公司开办跨省市的国库券买卖。
当时，异地交易的最大问题是现券运送的问题，因此杨怀定想到雇用保安公司。而在工商银行系统内，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我们可以把现券存放在对方的金库，在当地兑付后资金划回。也可出点儿费用请对方银行保卫部门帮助把现券押运到上海。当年，我们一般都把大额现券运回上海，不是存放在对方金库不放心，主要是财政部每年对到期国库券兑付银行都会支付手续费，这部分收入可以直接分配给个人，因此各家银行对这部分收入还是很重视的。
为了把异地成交的现券运回来，我们与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保卫处达成协议，由他们负责国库券运输途中的安全。工商银行保卫处经常有押运本外币的任务，有专用的押运工具、免检证明，还可以佩带武器，有了他们的支持，事就好办多了。空运的话，我们持有免检证明：把国库券装在特制的箱子里，铅封并打上银行特殊印签，可以免托运、免安检，直接进入机舱运回。通过铁路或公路运输的话就更简单，保卫处派几个经警（经济警察）带上武器配合我们，直接就给运回来了。由于业务在工商银行系统内进行，我们每到一地，当地银行保卫处也是全力协助。在江、浙、皖等距上海近的省份，我们干脆请当地工商银行的保卫处帮助我们把券运到上海，我们支付必要的运输费。那一阵子，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保卫处协助我们，南去贵阳，北上沈阳，西进兰州，各省市国库券源源不断地流进上海。随后，通过我们证券业务部和国库券买卖代理点卖给上海市民，我们赚买卖差价，投资者则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率。
１９８８年，我们的国库券日均交易额只有数十万元，到了１９９０年，日均交易额已突破１０００万元，我们成为全国最大的国库券交易市场。
曾有人对我们开展异地国库券交易表示担心，认为：“国库券发行是全国各省市遵照额度摊派的，你们现在把它们弄到上海，不是意味着上海的资金外流吗？”后来的事实证明，这项业务的开展并不是上海的资金外流，而是外地资金流到上海。早期我们从外省市买入的国库券，一般要比上海的市场价格低５元以上，实际到期年收益率高达２０％以上，另外这些国库券到期后，财政部还支付一个多百分点的兑付手续费，这部分收入最终都落到了上海人的口袋里。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8）
千里运现券
不少文章谈到了我当年参与国债买卖的故事。在王安写的《股爷您上坐——大话中国证券市场10年》一书中有这样一段：
阚治东很是得意的一单生意是——１９８９年，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北方信托公司听到风声，人民银行所属的信托公司都要撤销，但是他们库里还压着１０００多万国库券。那边的人便想到了工商银行上海信托公司，火急火燎地给阚治东打来电话：我们公司要撤销了，大家都来要钱，而国库券又无法一下子变成现金，请你们帮忙解决。对方报了个价，阚治东觉得很合算：好，１０００万国库券我们都要了……这１０００多万元国库券为阚治东赚了百万元以上的利润，也为申银公司的原始积累打下了底子。
应该说，王安写的事是真的，只是传得多了，到他那里不免有些走样。
说到我们与北方那家信托投资公司的那笔国库券交易，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１９８９年冬天，国家发文规定，全国各地信托投资公司，除保留有限几家外，其余一律撤销。这个文件是面向全国的，在这前面也曾有几次要求撤销部分信托投资公司的文件，但实际执行时发生了变化，大部分信托投资公司还是保留下来了。因此，鉴于历史上信托投资公司几上几下的经验，全国不少地方对国务院关于撤销全国部分省市信托投资公司的文件采取观望态度。
那一次，北方某省态度积极，即令省里几家信托投资公司限时关闭。那家信托投资公司名列撤销行列，公司的总经理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库里有１８００万国库券不好处理，希望我们帮忙解决。那几年，北方城市市民的金融意识较南方沿海城市有一定的差距。我去过北方城市的国库券买卖柜台，有些市民往往是喝酒时想起酒钱，就拿几张国库券到证券业务部，也不问价，换几个酒钱就行。当地国库券买卖柜台的经营手段也不灵活，买卖差价搞得很大，有的差价达２０元以上，好像故意让人卖出而不要买进似的，不少信托公司证券部由此积压了大量的国库券。这些信托投资公司并不怕积压现券，他们清楚这些现券的到期收益率远远高于其他投资。但是，那家信托公司碰上了全面清盘，就不得不解决这些库存国库券了。
通过电话，我向那家信托公司的老总详细询问了那批国库券的品种和价格情况，得知大部分是１９８６年７月１日对个人发行的国库券，年利率为１０％，5年后一次偿还本息，也就是说，到１９９１年７月，这批券每百元连本带息值１５０元。我问对方打算卖什么价格，对方答１０５元左右。我知道对方开出的价格是有还价余地的，那几年国库券的投资价值不受重视，这批券对方柜台的收购价估计是９０多元。我更清楚这批券在上海的价格已达１２０元左右，也就是说，即使答应对方的开价，这笔买卖的差价也有２５０多万元，如果压在库里，到期兑付连本带息为２７００万元，我们资金占用实际年收益率达２５％以上，扣除资金成本，其实际收益在５００万元以上，远远高于当时其他投资的收益。
考虑到这些，我让对方稍等，容我们商议一下再作答复。我当即把这一情况以及个人分析向公司总经理李志道作了汇报，获得了他的支持，并决定不讨价还价，直接答应了对方的开价。对方听了我的答复很是高兴，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去，我答应当天下午即派人携银行承兑汇票飞过去，对方对我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这么大的一笔交易作出决策，甚为惊讶和佩服。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9）
今天，证券行业赚钱比较容易，几百万元不算什么大钱。但当时，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证券业务是全国知名度最高、规模最大的，１９８９年也只有１２０多万元的收入，一笔买卖能赚几百万元，当年就算大买卖了。我当即召*议进行安排，下午派出两个人飞赴该省进行前期接洽，我和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保卫处的人第二天到达。
第二天，我们到达时，先期前往的同事们已在那家信托公司的金库里清点整理打包那批国库券了。１９８６年发行的国库券面值分5元、10元、50元、100元4种，当时那家公司卖给我们的不少是小面值的券，１８００多万元的国库券足足装了10个麻袋和15个纸板箱，共计25件。
这批国库券必须运回去，怎么运回去？问题一下子摆在我们面前。大家都认为民航最安全，可是按规定，现券押运时装现券的箱包不能离开押运人员的视线范围，这么多的行李不可能随身携带，作为行李托运既不符合要求也不安全。有人建议，可以向当地航空公司包一架小型货运飞机运回。我为此去航空公司咨询此事，对方称可以提供专机，费用也不算贵，大概3万元左右，但是人家告诉我，由于是小飞机，当天到不了上海，晚上停飞，中途还得在其他机场过夜，过夜时，他们也不能保证我们托运货物的安全。
我把大家提出的各种方案逐一比较，最后决定还是走铁路。通过铁路走，最大的问题还是如何确保安全。那阵北方省份正闹“东北虎”，一批东北籍的歹徒在铁道线上为非作歹，猖狂一时。我为此请求当地工商银行保卫处支持，他们欣然同意，派出几位经警协同我们押运这批特殊货物。
在铁路部门的支持下，我们在火车上作了精心部署。货物放在行李车厢，轮流派人携带武器在行李车厢看护。此外，在距行李车厢最近的软卧车厢，我们包了两间休息房间，三人一批，两小时一换，轮流值班。每10分钟，软卧车厢与行李车厢之间通过对讲机通一次话，如有异常，立即增援。从当地到上海，火车运行时间为36个小时。因为不放心，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行李车车厢度过的。冬天的东北，室外气温低至零下20摄氏度左右，行李车厢没有取暖设备，冷得厉害。我们为此准备了好多军大衣，值班人员几乎是埋在大衣堆里。公司同去的同事们从未接触过武器，拿着纯属摆设，于是，保卫处几个小伙子在行李车厢里当起了教官，教了这个教那个。一路上有惊无险，平安抵达上海，行里的运钞车早早等在车站的月台上，总经理李志道等也破例在车站迎候。此后不久，国家对信托投资公司的撤销决定有所松动，北方那家信托公司也保留下来了。那家公司老总一见到我就说：“这一折腾，给你们赚了好几百万！”
对那次经历，朱德明有这样的回忆：
12月的北方，大雪飞扬，滴水成冰。人的眉毛挂霜，呵一口热气也会变成冰雾。我们一个个虽然身穿借来的皮大衣，但除阚总外，我们几个初到北国的人怎么也感到无法抵御寒冷。
先是点数国库券数得天昏地暗。麻袋装好了，什么时候走？怎么走法？都是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也绞尽脑汁。本来特别想搭乘飞机回来，但保卫处的同志从当地人行借了几把枪，带武器不准上飞机。我们又想干脆租一架军用飞机，但军用飞机不可能一下子飞到上海，沿途要停几次，安全有保障吗？我们又打算包几间软卧包厢，但装国库券的麻袋体积太大，不允许上软卧。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10）
最后，只好跟当地铁路局及铁路公安局派出所商量，把国库券放到前头行李车上，派人拿着枪日夜轮流值班，生怕“东北虎”组成的“铁道游击队”飞车抢劫。换下来待在软卧车厢休息的人，神经也不敢松弛一刻。对讲机始终开着，过几分钟就问：“怎么样？”行李车里的看守就答一句：“安全。”
在上海，无论经营机构还是个人，在证券市场赚得的第一桶金，大都出自国债。然而，也有人不择手段地在国债市场“淘金”，最后栽倒在国债市场上。万国证券公司国债部负责人及其下属，负责从外地向上海倒运国库券，采取多倒少报的手法，把一部分差价窃为己有，后来东窗事发，遭牢狱之灾。他们可能也成为了中国证券从业人员职业犯罪的先例。
从游击队到正规军
比起个人为主的国库券“黄牛”贩子，当年工商银行系统内的国库券交易规模要大得多。规模大了，必然要进行规范化，一个全国性的国库券报价信息网此时成为了一种迫切的需求。
我请公司业务二部虞志皓负责研究、筹划跨省市国债交易。虞志皓原是工商银行长宁办事处信贷科科级干部，调到信托投资公司业务二部后，说是从事证券和投资业务，实际并没有实质性的业务可做。我去后，他一再向我要活干。之后，工商银行总行信托投资公司的总经济师李时恩建议召开工商银行系统内证券业务专题会议，商讨这个问题。
分行也很支持，《新民晚报》为此曾采访毛应梁行长，毛行长当时明确表示“将独资经营专业性的证券公司，并与全国27个城市的金融机构在下月组建‘工商银行部分城市证券信息网’，这样有助于抑制黑市交易，促进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形成。”
那场工商银行系统内证券业务专题会议由我们筹备，地点放在上海大柏树的春江宾馆，全国３0个省市分行或信托投资公司派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以工商银行上海信托公司为中心成立工商银行国库券报价信息网，以打破当时证券市场割断的、分散的、半封闭的格局。信息网的功能和任务是：探索、研究证券业务的理论、办法，提出发展规划和技术性建议，促进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形成，交流各地区的证券工作经验，沟通各地证券信息，探索跨地区发行证券的可能，为国家重点项目筹措资金以及促进各城市之间的证券交易。
各个单位每周以电报、传真、电话等形式向上海汇报当地国库券的买卖价格，由上海方面汇总后发给各成员单位。各地据此确定买卖意向，自寻对象洽谈成交。会议选举工商银行计划部主任武捷思担任信息网理事长，我任副理事长。
那次会议结束后，工商银行国库券报价信息网开始运作。那时传真机很不普及，不少成员单位没有传真机，报价要通过邮政部门的民用电报系统。为了省钱，我们约定用数字来表示券种和价格，比如19８５年国债买进价１０５５元，卖出价为１０７元，则为“８５１０５５、１０７”。起初邮电局的工作人员搞不懂，还以为我们是干什么特殊工作的。靠这个网络，我们得以全面掌握各地国库券行情，有针对性地寻找异地国库券买卖对象，使我们的国债业务迅速向全国发展。
那时，各地同行最担心的是国库券收多了卖不出去的问题，而在上海，情况恰恰相反。信息网各成员单位有了我们这个买卖下家，开展国库券交易业务的胆子也大了起来。此后，工商银行国库券报价信息网每年一次会议，先后在青岛、成都和宁波召开过年会。我们还组织成员单位去日本考察证券市场，大大提高了成员单位对证券业务的认识。我们还在上海举办了六七期证券业务培训班，内容已不限于国债，对推动工商银行全行证券业务的全面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11）
虞志皓曾这样回忆这段工作经历：
我接受阚总交给我的任务，在全国到处跑，走了许多城市。
一是摸行情，二也与各地商讨如何联手经营，主要是在全国工商银行系统的证券机构内。跑了一段时间，加上联络、沟通，就由我们公司牵头联合全国10家证券机构，有北京、济南、杭州、福州、广州、南昌、武汉、重庆、南京、上海等，组建了全国国库券报价中心，有36个单位参加。我们在上海召开了成立大会，秘书处设在上海，我是秘书长。由于通讯条件的限制，成员单位每个星期都要发一份电报到上海，都是数码，代表着国库券的年份、买进价和卖出价，经过我们汇总再返回去。这显然是一个比较原始的方法，但竟在国际上引起了重视，加拿大《星报》、日本《朝日新闻》及香港的报纸纷纷作了报道，都称这个国库券报价中心是中国证券史上的里程碑。它对国库券交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和此后的申银证券公司，不仅在国内早期股票发行、交易和国债交易市场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还参与了国债发行、企业债发行的大量工作。在财政部改变传统的国债发行方式，改为采用招投标的方式组成国债承销团，包销每期的国债发行业务之后，申银证券公司凭借实力，担当了多期国债承销团的主干事或副主干事。
申银证券公司还担当国家物资部开发总公司等大型企业长期债券的主承销商。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决定开发三峡水电，我们认为这对证券业是一个巨大商机，立即组成研究小组拿出一份三峡建设筹资融资建议书，一是建议发行三峡企业债券以筹措初期建设资金；二是建议葛洲坝水电改制为股份制，发行股票上市，为三峡水电项目筹集长期建设资金。
值得一提的是，那份三峡水电项目筹资建议书是由我亲手交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志手中的。那天，我拿着建议书来到朱副总理办公室，本打算交到朱副总理的秘书李伟手里就可以了。不过李伟告诉我，总理在办公室，你可以直接交到总理手里。那是我第一次踏进国家高级领导人的办公室，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同时担心是否过于贸然和仓促。但见到了朱副总理，我的一切顾虑全都打消了。
那天，朱副总理正与一位部委领导谈事，见我进去，便送走客人，接过建议书，拉着我坐在长沙发上，仔细询问了他离开上海后证券市场的情况，包括证券交易所和申银证券公司的发展情况。朱副总理为国内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感到高兴，同时又对快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感到担忧，指出众多企业领导并没有真正弄懂股票，却一哄而起，要求发行股票，这必将给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带来隐患。事后，我从李伟那里得知，朱副总理那段时间的日程排得很满，很多上海领导到北京求见，都没有排上日程。可见，朱副总理对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内证券市场的重视程度。此后，申银证券参与了若干期三峡建设债券的发行。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上海早年的企业短期融资券。当年，企业债券发行获准很难，股票发行仅仅限于获准试点的企业。为了帮助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们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帮助下，推出了股票、企业债之下的第一张企业短期融资券。融资券经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发行，期限最长一年，融资利率略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发行主体是上海大中型企业，我们是承销商。这一融资工具当年深受企业欢迎，也是我们当年主要的融资业务。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12）
1990年6月6日，《金融时报》介绍了当年上海融资券业务的情况：
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积极利用短期融资券这一融资手段，帮助效益高、创汇多的企业筹集资金。三年来，该公司运用短期融资券为企业筹资累计已超过36亿元，占本市融资券的549%，企业融资券日益受到企业家重视，1988年以来，全市已有数十家大中型企业利用这一办法筹集资金。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紧张的矛盾。今年一季度全市已有九家企业发行了短期融资券134亿元，远远超过去年同期水平，接近去年全年的发行总额。今年，由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发行了七种短期融资券，发行量大，时间集中，均如期完成。
引导资金投向趋向合理。从认购短期融资券资金来源看，均是企业单位暂时闲置资金，多者认购百万元以上，少者认购几万元。短期融资券使这些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投向国家支持且符合发展方向的大中型企业。
股票黑市交易的兴起
１9８９年，中央决定开发上海浦东地区，并决定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一部分精明的人看到了机会，悄悄涉足股市，来我们证券业务部买进股票的人明显多了起来。股市渐渐趋暖，随后由暖变热，１９９０年夏天，上海出现了一场在中国股市上空前绝后的大规模黑市交易。
买股票、奖房子
20年前，有一部上海滑稽戏《OK，股票》，还有一部电影《股疯》，刻画的就是上海早期疯狂的股市百态。当然，受历史条件局限，这些反映早期股市的文艺作品都存在丑化股市的一面，把股市的消极面作为笑料来赚取票房收入。
静安证券业务部位于上海西康路１０１号。西康路是紧靠南京西路的一条支路，不通公交车，也没有太多商铺，原先是一条没多少人知道的小马路。但是，自从静安证券业务部迁入后，这里一度成为上海最热闹名气也最响的地方。
当初，在静安证券业务部挂牌的股票有飞乐音响、延中实业、爱使电子、真空电子、飞乐股份、豫园商城等六家公司的股票。交易方法分自营和代理两类。自营业务由证券业务部作为“做市商”，挂出各种股票买进或卖出的牌价，投资者可据此判断，是把股票卖给我们柜台，还是从我们柜台买进股票。代理业务则由投资者自行决定各种股票的买卖价格，委托我们业务部在行情板上挂出。对于有意者，我们证券业务部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帮助配对成交。最初的股票交易代理业务很少，大部分是自营业务。营业部行情显示板是一块黑板，用粉笔书写行情，行情一天内不会有大的变动。
股票的复出，一度引起不少人的兴趣。发行第一张飞乐音响公司股票采用的是面向集体和个人定向发行的方式，1万股，每股面值50元，筹资50万元。发行过程很顺利，股票被一抢而空。但人们对股票还是有很多的疑虑，这股票有什么用？既不能像现金那样使用，也不能像银行存款那样获得较高的利息。当时上市的公司虽然效益尚可，但每年的分红水平还不如银行定期存款利息。由此，股票发行并不是那么顺畅。
当年，股票发行是一项试点业务，可能是怕出大问题不好收场，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颁发的全国第一个《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新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发行股票。因此，早年股票发行的试点企业基本上都是街道企业和集体企业。用今天的眼光看，当年发行的股票都是极小盘股，发行额度也就是50万元、100万元，发行价格也基本是按照面值发行。这些股票放到今天还不抢疯了？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13）
上海延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街道企业，早年生产各种塑料包装袋和装饰玻璃，并合资搞了个延中汉堡公司，不久又办了个桶装饮用水厂。其董事长周鑫荣、总经理秦国梁，后来都成为了我的朋友。这家公司的股票实际上是上海第一张公开发行的股票，现在这张股票已改名为“方正科技”。
1988年，何建华在《上海股票冲击波》一文中曾描述延中实业公司股票在静安区体育馆首次发行时的生动一幕：
凌晨3时，街灯晦暗，如同罩着一层薄雾的夜色中闪现出依稀的人影。气温在零下5度，人们把头严严实实地包在羊毛围巾、羽绒围巾和羽绒衣帽里，只露出眼睛和鼻子。渐渐地，像着魔似的，酣梦中的都市从大街小巷里奔涌起一股股人的激流，朝着同一地点汇聚，终于形成一股巨大的热浪：老年人，年轻人，怀抱婴儿的妇女，双目失明的盲人，拄着拐杖的残疾人，穿着时髦的“海派”，衣衫不整的农民，高个矮个，胖子瘦子……
剧烈的躁动。漫天的喧哗。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16万，在这超高密度的都市，人向超极限空间挤压。
股票！
绝迹30年后重返上海滩。当这一久违的金融商品像一个幽灵，在1985年再度徘徊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时，仿佛一道财神的灵光在天际照耀，人们的眼睛为之明亮，热情为之迸发。
作者的描写是真实的，但有点夸张，因为当时人们对股票远没有达到疯狂的程度，否则一个小小的静安区体育馆是招架不住的。
上海延中实业在1985年1月14日首次发行股票10万股，面值50元，筹资500万元，由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部承销。当时担心的问题是股票发不出去，于是让企业拿出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和其他奖品，凡认购一股股票赠送一张抽签号码，发行结束后摇号。尽管是一套现在看来不起眼的小户型房子，在当年住房异常困难的上海，吸引力极大。因此才有人连夜排长队，不仅仅为了股票，更是为了房子。
《文汇报》高级记者郑重、陈可雄在撰写《中国第一股：申银十年风云录》一书时，曾千方百计地找到那天排在第一个、购买到50股股票的一家小厂仓库保管员谢海清，听他描述了那天买股票的经历：
最早哪能会想得起来买股票的？本来嘛，股票跟我浑身不搭界的，连我父亲都不曾见识过。那是我复员后成家，组织上给了我肇嘉浜路一间78平方米的三层阁楼，高15米，人在里面直不起腰来。当时说“临时住住的”，结果儿子女儿都十几岁了，我们一家四口还挤在那里。那一天，我随便翻报纸，就在《文汇报》边角落里看到“延中公司将向社会发放股票”的消息：它不但像银行存款一样每年分红利，而且还要摇奖，头等奖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看得眼睛也发直了，一下子动了心。
我平时省吃俭用是出名的，钱都是从牙缝挤出来的。那天半夜里，我发狠心将全部存款2500元都带上，骑一辆老爷脚踏车，顶着刺骨的寒风，在凌晨3点半赶到了发行点，成为头一名。半小时以后才有第二人，等到天亮，排队的人就不得了了，足足有两万人，队伍长长的，绕了一个街区。当时，延中股票是50元一股，我买了50股。办好认购手续回到厂里，我接到延中董事长周鑫荣打来的电话。他说我是公司的第一个股票持有者，派车来接我去拍照，还有记者采访……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14）
事后摇奖，谢海清只奖得一个塑料台灯，但当选为延中公司的董事。“两室一厅”被上海衬衫厂一个小青年中得。
此后，上海陆续发行了前文谈到的那几只股票。
1986年，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办股票买卖业务，股票市场又热闹了一阵，但很快又冷了下来。股价根本形不成真正意义上的曲线波动，长时间一个价格，交易又很清淡，不要说国内其他地方，就是在上海，也少有人关注股市。
1989年那场风波，挂牌的股票只只跌，最后只有一只股票在面值以上交易。到我们证券业务部的客户，抛股票的多，买股票的少。由此，上海当时流通中的股票，有60%左右积压在我们证券业务部的金库里。
股票交易暴热
上海股市真正热闹起来是在１9８９年年底。那年，中央决定开发上海浦东地区，并决定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一部分精明的人看到了机会，悄悄涉足股市，来我们证券业务部买进股票的人明显多了起来。股市渐渐趋暖，随后由暖变热，１９９０年夏天，上海出现了一场在中国股市上空前绝后的大规模的黑市交易。
１９８９年以前，我们的静安股票指数基本上在１００基点以下波动，1989年年中前后，静安指数跌到８０点左右，１９８９年１２月，静安指数回到１００点以上，这意味着上海股票的买卖价格回升到股票面值以上。
《解放日报》当时有过报道：
从5月28日开始到昨天，静安指数连续15天突破100点。昨天，电真空10815，豫园1325，爱使（50元面值）70，延中（50元面值）5528，飞乐股份1042，申华联合1084，飞乐音响没有突破发行价。
进入１９９０年下半年，委托证券业务部买进股票者渐渐增多，股价急剧上升。在我们证券业务部营业厅内出现不少广东口音的客户，他们脖子上挂着金链子，手指上套着大金戒指，个个财大气粗的样子，在我们业务部内不断买进股票。业务部汇报的这些情况，引起了我的重视。我悄悄去静安证券业务部观察，发现参与买卖的人一下子多了很多，买进股票的客户大大多于卖出的。为了了解这些客户买进股票的心理价位，我让业务部经理老胡大幅度提高股票的卖出价格，如面值为１００元的电真空股票，股价长期在８０元左右，我让他们挂到１００元以上，有人买进；挂到１０５元，有人买进；再挂到１１０元，还是有人买进；最后挂到１２０元，仍然有人买进！其他股票的情况也是如此。
代理买卖的情况更令人吃惊。有位客户拿来１０股（面值为１００元）豫园商城的股票委托我们以每股１８０元的价格卖出，在当时，这个要价几乎是天价，我们工作人员心想：“是不是想钱想疯了，这么高的价谁要？”但客户既然有要求，不挂出去也不行。意想不到的是，很快就有人掏钱把这10股豫园股票买了过去，这事让业务部不少员工嘘吁了好一阵。
豫园股票也是我们信托公司承销的，那时股票不热销，因此对认购对象的控制并不是很严格，公司机关几乎每个人都买进了10股左右的豫园股票。可是很多人在１２０元左右时已经脱手了，当时每月工资也就是１００元上下，赚个一二百元还是很高兴的。想不到出现180元的成交价，少赚了一二千元！当时真是越算越心痛，不过更让人心痛的是豫园股票的后期走势——１９９０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拆细成一元面值的豫园股票价格曾突破百元！信托投资公司机关有个别人仍然持有的10多股豫园股票，已价值10万元，身家一下子就上去了。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15）
《文汇报》1990年6月1日以《百余万人参加证券投资，证券交易额逐年上升，上海市民金融投资意识增强》为题，正面报道了我们证券业务部的情况：
日前，记者来到坐落在西康路101号的工商银行静安证券业务部，这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有多达20多种国库券、股票、债券供顾客交易……不少精明的上海人，靠投资技巧合法增加收入，有的利用地区差价获得较高收益，有的投资者善于分析行情，避开投资高峰，掌握一套低进高抛的空门，靠时间差取得收益。
上海股市的情况汇报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他们对此十分重视，让我前去汇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罗时林等听后非常担忧，怕股市过热影响筹备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万一出点什么事，上海证券交易所还开的出来？”
他们都认为有必要抑制一下上海的股价，问我有什么好的建议。我回答说，有些国家和地区为了防止股市暴涨暴跌，设有涨跌停板制度。他们听我详细介绍后纷纷称好，“好，就这样，我们也搞一个涨停板规定。”具体商量后，最终以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名义下达这一规定。
第二天，由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发布的有关股市的三条规定，以通知的形式通过上海媒体发出。《通知》告诫投资者：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重申严格禁止私下买卖股票。《通知》中最重要的两条就是：
“第一，股票交易改变以往当场过户的做法。股票成交后，延迟至第四个交易日办理交割手续；
“第二，股票交易实行限价。上一场股票交易的平均成交价上下浮动3%，分别作为当天股票牌价的上限和下限。”
坦率说，当时的涨停板制度规定的涨跌幅度究竟是多少，我这个经手人也记不清了。上述“3%”是我引用他人文章的内容。我曾想找到当年的报纸核实，但没能如愿。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尉文渊曾一度取消涨停板规定，不久由于股市过热，中国证监会重新作出涨停板１０％的规定。
涨停板都压不住的热潮
《通知》的公布对已经热起来的股市不但未起到抑制作用，而是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大规模的股票黑市买卖由此产生。
《新闻报》1990年7月26日以《外埠“炒手”如蜂拥，股票交易似潮升，上海股票日前暴涨，有关方面已有防微杜渐之举，上海证券中心将雨过天晴》为题，报道了发生在静安证券业务部的情况：
本月24日，上海股票市场的两项新纪录引起人们注目。一是该日股票交易额达到85万元，8307股，竟然是去年上半年股票成交额的十分之一；二是由于求大于供，股票交易首次采用竞价方式。
当天上午，蜂拥的人群在静安证券业务部排成长龙，争购各种股票，其时，电真空股票挂牌价格为110元，购者如云。一名广西来客，一下子购进1000股。上午，该业务部便成交7000股左右。下午，面对有限股票来源和市民炽热的购买欲，静安证券业务部决定采用竞价方式。
第一场售出1000股电真空股票，起点价111元，15分钟内，有26人要求委托购进，开价从1112元到115元，最后，依开价由高到低成交，1000股股票被13人分配完毕；第二场售100股延中股票，起价70元，成交时最低价达821元，而该股票在当天上午挂牌价为75元。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16）
抛者寥寥而购者如潮，交易量骤升，货源何在？原来，去年发行电真空几千万元股票颇不景气，各证券公司曾吃进大量股票，近几日，工商银行上海信托公司倾其存货，仍供不应求。该公司副总经理告诉记者，原申银证券100万股电真空股票已有一半放出。
记者报道的是我让静安证券业务部试用竞价买卖的场景，至于100万股电真空股票库存已放出一半的说法，则有点夸张。
有关人士认为上海股票趋涨，有随着二手国库券得益率下降，部分市民转向股票的部分原因，但是确凿的事实表明，24日那样的暴涨，是深圳等地一些股票“炒手”，携巨款来沪，欲重温发财梦，如果此种炒法成势，股价疯涨，就值得忧虑了。阚治东告诉记者，对此已有防微杜渐之举，如成交延长交割期至一周，交易者须出示身份证，限定每天上涨幅度等。
股票热了，交易活了，证券业务部最初还是很高兴的。此前，证券业务部股票是买进多，卖出少，再加上有些股票由我们包销的部分发不出去，静安、虹口两个证券业务部都积压了不少股票库存，上海已上市的股票大部分积压在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金库里。股市热的初期，我们通过这部分股票库存对市场价格起一个平抑的作用，自己也可回笼点资金。自从实现涨停板制度，看到我们卖出的股票天天涨，而且只涨不跌，最后我们也不舍得外抛了。为了平抑股市供求关系，我在初期还硬性规定业务部每天卖出一定数量的股票，可往往一开门就被认购一空。有一段时间，我们基本上不对外卖出股票。根据涨停板规定，我们证券业务部也每天提高股票买入价格，但大部分想卖出股票的客户还没走到我们的证券业务部，就被黑市“黄牛”拦截了。
于是，在我们证券业务部周围逐渐形成一个很大的股票买卖黑市。黑市股票价格初期比我们证券业务部高不了多少，但慢慢就拉开了价差距离。以电真空股票为例，如我们证券业务部内挂１１０元，外面价格也就是１２０元左右，但在黑市股票“贩子”的哄抬下，电真空股票的黑市价格很快突破４００元，而我们业务部的挂牌价格还限制在２００元以内。股票黑市愈演愈烈，静安证券业务部门前的西康路被来自市内市外，特别是广东的股市淘金者围得几乎水泄不通，车辆只能绕道而行。不管是谁从那条路上走过，都要经过无数盘问：“股票有伐？”一旦你流露出可以商谈的样子，就立即成为众多人争夺的对象，有人有幸得到你的默许，马上就会把你领到另一处，商讨成交价格。成交后，一手交股票，一手交钞票，但钱不会全部交给你，留下黑市价格与证券业务部挂牌价格的差额，让你陪着到证券业务部内完成股票过户手续，然后再把差额给你。对卖出股票者而言，手续麻烦些，但多得到的钱可不是小数目。但仍有不少人嫌黑市交易手续麻烦，也怕不安全，坚持把股票卖给我们业务部。
不少“黄牛”为此简化了手续，完全一手交钱，一手交股票，但要你一张身份证复印件。股票交易后要办理股票过户，股票过户是在股票背书上进行，先是原有股东同意卖出的印签，然后再在背书上写下新股东的名字，随后还有办理过户机构和经办人员的印签。为了打击股票黑市交易，我们规定，股票交易后必须办理股票过户，股票过户必须持有买卖双方的身份证，但是随着上海其他几个证券业务部也开办了股票交易。那里交易的股票由他们工作人员集中到我们静安、虹口两个证券业务部办理股票过户，买卖双方都要出示身份证实际上不可能做到，于是有所变通，采取了凭身份证复印件过户的做法。不少“黄牛”也就钻了这一空子，把某些证券业务部的人搞定了，因此不在乎身份证是否是原件，这也是上海当时股票黑市疯狂的原因。果然，不久后，上海海通证券公司部门负责人在这方面出了问题，收取“黄牛”大量贿赂，案发后受到法办。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17）
针对股票市场出现的情况，我们向有关部门反映：“股票市场由冷转热，还有三个因素不容忽视：一是上市股票太少。目前上市股票仅为7种，总股份1242万股，其中实际可供流通的个人股为557万股，平均全市20人分不到一股，随着对股票有兴趣的人越来越多，求大于供，股价上扬则是必然结果；二是股票买卖有利可图。日本的上市公司现在市盈率在50倍以上，深圳股票在20倍，而上海以电真空为例，按去年盈利计算只有153倍，因此投资者认为上海股票仍有潜力可挖。三是股市有关法规不完善。”
这些反映和建议，推动了此后上海股票的大规模增发工作。
杨百万状告阚治东
前面谈到的杨怀定也是股市中的传奇人物，我有他早期的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上海平民股票证券职业投资者。百万富翁与平民是挂不上钩的，号称“杨百万”的杨怀定特意注明“平民”二字，意思可能有两层：一是出身平民，没有什么背景，今天的成就完全是靠自己拼搏出来的；二是区别于我们这些官方批准的证券经营机构。他称我们是官方，而自称平民。
上海早期通过股票市场发家的不少是地地道道的平民。据静安证券业务部的员工说，有一个叫“小山东”的人，原是他们门前摆水果摊的，耳濡目染，对股票了解不少，于是把做水果生意的钱投入股市，最后成了上海小有名气的股票投资者。这类例子很多，可能也是穷则思变的缘故，越是相对不富裕的人越是敢于冲进股市。记得当年在申银证券公司决策异地营业网点建设计划时，大部分人主张把第一批异地网点建在相对富裕的城市，因此我们的第一批网点中有温州、佛山等城市，但很快发现这些城市的营业部，其经营状况远远不如一些欠发达城市。
当时混迹于上海股票黑市中的很多人并不是股票的最终买家，他们背后有庄家，有些小庄家后面还有大庄家。这些人本身没有本钱，只是根据庄家的指令用庄家的钱收购股票，自己从中赚取佣金。有点本钱的小庄家则与大庄家采取协议的方法，自己在市场上压低价格收购，然后再以较高的价格卖给上面的庄家。这种协议的方式常常引出纠纷。
1990年，杨怀定一纸诉状将申银证券告上静安法院，被媒体称为惊人之举。3个月后，静安法院受理此案。有媒体还以“杨百万状告阚治东”进行炒作。当年有文章认为此案扑朔迷离，其实案情并不复杂，就与那次股票黑市买卖有关，原本与申银证券无关。
1990年，财大气粗的深圳人涌至上海。一位名叫邱伟建的深圳人把杨请到百乐门酒店。邱委托杨代购电真空股票。8月20日，两人来到申银证券威海路营业部，以吴梅贞、蔡信忠二人的名义存入25万元。9月7日，杨把这笔款划至深圳人蔡彪的名下。
不久，两位深圳人手持蔡彪的亲笔委托函，要求申银证券公司威海路营业部把他名下的25万元存款冻结，写明这笔存款未经他同意，任何人不得提取。因为存款人与出具委托函的人的身份证明一致，威海路营业部受理了委托函所要求的事项。
同年10月11日，蔡彪给申银证券寄来挂号信，称25万元系他所有。蔡随后又在《文汇报》上刊登了挂失启事。
杨怀定认为，申银证券为了达到胁迫他赔偿邱伟建的目的，无理拒付属于他的钱款，状告了申银。
威海路营业部要求蔡彪本人来上海解决争执。蔡出示了一张杨怀定亲笔写的字据，字据内容大意是：杨应在某月某日前向深圳蔡某交付电真空股票数百股，每股价格４００元，深圳蔡某事先把应付款项存入申银证券公司威海路营业部，杨交付股票后方有权动用此款等等。从这张字据内容看，事情很清楚，深圳蔡某委托杨以每股４００元的价格收购电真空股票，然后通过我们的威海路证券业务部清算交割。据广东方面称，杨收进这些电真空股票后，向蔡某仅交付了一小部分，见黑市中电真空股票价格已突破４００元，便推托不愿再交付剩余股票，提出可以退钱，深圳人盛怒之下把整个款项冻结。此事上了法院，花了一年时间，最后通过司法调解解决。
杨状告的是申银证券，在一些记者眼里，阚治东就是申银证券。我对其中的细节并不是很清楚，更不认识其中涉及的任何一个深圳人，接受挂失的做法，也是银行通常的做法。
时隔近20年，在北京“联办”（证券交易所联合设计办公室的简称）举办的“中国证券市场17年深圳座谈会”上，我和杨怀定碰上了，回忆起早期证券市场都感叹不已。当年精壮的杨怀定已经显老，由儿子陪同参加会议。见面后，杨怀定拉着我与他们父子合影一张。我知道，作为早年股市历史人物的杨怀定，很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在很多场合都声称自己从未参与国债、股票的黑市交易。我在这里道出此事，并非要与杨怀定先生过不去，只是讲述一段历史故事。说起来，早年通过股票市场发家的人中，又有几个没有黑市淘金的经历？
发生在１９９０年的上海股票黑市延续时间不是很长，随着流通中股票的增加慢慢萎缩，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彻底消失。今天回过头看，股票黑市固然有它的负面效应，但它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上海第一批股票的价值，培育了上海第一批股票投资者，使股票市场在上海首次得到人们的重视。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
更大舞台
申银证券成立
我与申银证券总经理吴雅伦商谈具体移交手续。我提出交接手续简单化，只需把申银证券公司的那块铜牌给我们即可。几个月后,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龚浩成行长来为申银证券新落成的办公楼剪彩，说：“这些都是我白送你的！”
组建工商银行所属的专业证券公司
１９８８年，全国最早的三家证券公司申银、海通、万国证券成立。在三家证券公司成立之前，上海的股票发行和交易都是由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独家办理。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在考虑设立专业的证券公司时，认为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最有条件成立专业证券公司。可是，当时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毛应梁行长认为通过信托投资公司开展证券业务挺好的，为什么还要成立这么多公司。因而错过了那个机会。
不久，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抢先为自己注册了上海第一家证券公司——上海申银证券公司，但没有开展业务。随后，上海国投牵头组建了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交通银行组建了上海海通证券公司。专业的证券公司成立后，人民银行为了扶持这些证券公司，在国债和股票的业务中都对信托投资公司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政策，这使得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在上海证券市场的垄断优势受到了严重挑战。
这种挑战在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增发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是生产真空电子管的国有专业公司，也是上海早期生产黑白电视机显像管的公司，现任国家领导人*曾在早期担任该公司经理。由于该公司的经营班子有很强的变革意识，因而成为上海“老八股”中唯一的一家国有大中型企业。
第三章更大舞台
１９８９年初，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真空电子公司增发新股１８万股，每股价格１０２元，当时的真空电子公司的股票面值为１００元，募集资金１８００多万元。对于今天的证券市场而言，这点资金不值一提，但在当年，这算得上上海股市最大的一次筹资。
发行股票需要承销商。当时上海具备股票承销资格的证券机构有申银、万国、海通三个证券公司，以及工、农、中、建四家专业银行在上海设立的信托投资公司。真空电子公司这次增发的主要承销商资格，我们与万国、海通证券公司争夺得最为激烈。真空电子公司的股票，首次承销和第一次增发都是我们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独家承销的，因此，企业也希望由我们继续担当这次主承销的角色。
但是万国证券和海通证券不干，认为这些应该由专业的证券公司来承担。他们说：“过去没有我们这些专业的证券公司，你们银行的信托投资公司从事证券业务可以理解。如今人行已经批准设立了我们这些证券公司，证券市场的活儿还让你们干，那要我们这些专业的证券公司干什么？”上海市有些领导，包括人行上海分行的有些领导也赞同这个观点。
我当然也赞同这一观点。但是，“屁股决定脑袋”，作为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人，我当然要为自己所在的企业谋求发展的机会，因此，我们开始通过银行这条线给企业施加压力，毕竟选择谁做主承销商最终还是发行企业的权利。那几年，银行之间没有太多的竞争，是名符其实的专业银行，农业银行为农业服务，中国银行负责涉外企业服务，建设银行管理预算内建设资金，工商银行则负责全部工商企业的信贷业务，掌握着所有工商企业的命脉。因此，没有哪家工商企业能离开工商银行的支持，上海市仪表局及其下属的真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也不能例外。因此，当我们通过银行这条线给企业施加压力之后，企业唯一的选择就只有我们这一家了。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2）
一番争夺之后，参与各方旗鼓相当，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对选谁当主承销商也左右为难。最后由龚浩成行长拿出一个折中方案：由人民银行下属的申银证券公司牵头，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万国证券公司和海通证券公司都参加，组成联合承销团，共同承销真空电子公司第二次增资发行的１８００万元股票，承销额度四家均分，承销费收入均分，如有余股，各自包销。龚行长原先在上海财经大学担任校长，在上海金融界是受人敬重的权威人物，有了他一锤定音，我们就共同组建了真空电子公司股票联合承销团。
经过这次事件，工商银行意识到成立专业证券公司的重要性。而我调到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任副总经理，行领导给我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一是把现有证券业务做好；二是组建工商银行所属的专业证券公司。
“借壳”成立
在这之前，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已经组织人搞了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兴华证券公司筹备方案”，我们把这份方案完善后上报给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但是，人行方面迟迟没有批准我们的申请，理由是证券公司还在试验阶段，不能发展过快，近期不可能批准新的证券公司成立。
而此事的解决也是多亏人行上海分行的龚浩成行长——为筹备证券公司，毛行长找到龚行长，龚行长说：“老毛，你把我们的申银证券公司拿过去不就行了？”毛行长一听，问我行不行？我当然高兴万分，这是一个完全干净的公司，名称也与我们工行相称。毛行长听了我的意见之后，马上拍板让我着手办理此事。
根据行领导的意见，我立即与人民银行办理申银证券公司的转让手续。上海方面的手续办完了，还要去北京的人民银行总行报批。毛行长在我去北京前指示我，“小阚，事情不办好，不要回来！”为此，我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时任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管理司证券处处长的李小平，对申银证券公司转让一事态度积极，我与她处里的路畔生、宋会等几个年轻人相处得也不错，因此以难得的工作效率完成了他们处的手续。手续转到金建栋司长手里也很顺利，可是在陈元副行长那里卡住了，好几天都没有消息。
我每天催促证券处帮我探明原因，最后得知陈元副行长见了人行上海分行上报的申银证券公司转让材料，说：“谁说人行不能从事证券业务？告诉上海分行，总行没有规定人行不能搞证券。如果上海分行知道这一情况还是同意转让，请他们拿书面意见来。”得到消息后，我一边赶紧把人民银行总行领导的意见传回上海分行，一边担心人行上海分行由此改变主意后我们该怎么办。好在龚浩成行长态度坚决，认定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不应与民争利，人行就是不能直接从事证券业务，很快提交了上海分行再次确认同意转让的书面意见。到了1990年初夏，申银证券公司转让的批文终于下来了。
回到上海，我与申银证券总经理吴雅伦商谈具体移交手续。我提出交接手续简单化，只需把申银证券公司的那块铜牌给我们即可，老申银的人员回人行重新安排工作，原先的财务账款、租用的办公场所由人行自行处理。吴雅伦同意了我的意见，并主动提出把一些或许对新申银有用的办公用品和印刷品送给我们。吴雅伦唯一的要求是让新申银把一批真空电子股票接手过去，并说价格好商量。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3）
这批真空电子股票来源于人民银行掌控申银证券公司时所做的唯一一笔承销业务。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全资设立申银证券公司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开展过任何业务，原因是龚浩成行长不让他们做。学者出身的龚行长一开始就不同意人民银行自己办证券公司，他说：“人行办什么证券公司？作为金融管理部门，以后自己管理自己？这不是胡闹吗？”那几年，机关办公司、搞三产成风，几乎所有的机关事业单位都办了公司，人民银行也难例外，但龚行长始终坚持自己的态度。那次承销真空电子公司增发的股票数量并不大——１８万股，每股１０２元人民币，分到申银证券只有４5万股，本不算十分困难的业务。不料，此时正值1989年6月前后。那段时间，大部分人工作的心思都没了，谁还会关心股票市场？我们的静安指数跌到８０点以下，电真空的股票则跌到了七八十元一股的水平，因而１０２元一股增发的电真空股票怎么可能有人要？规定的承销期结束，申银证券一股都没卖出去，其他三家的销售情况也不可能好。记得当时海通的汤仁荣，万国的管金生都来找过我们，建议大家联合起来与真空电子公司交涉，以图推卸包销责任，因为这两家公司当时的注册资本也就是一两千万元人民币，要把那些股票全部吃进确实有困难。真空电子公司当然不会同意我们悔约，各家只能付了钱，把股票搬到各自的金库里。
到了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借壳”申银证券公司之时，这批真空电子的股票就成为“借壳”的主要障碍。
当时，上海的股票都在静安、虹口两个证券业务部交易，上海股市已经悄悄趋热，我们手中又持有大量在股市低迷期自营买进的股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每只股票的价格可以通过自营买卖的方法进行调控。根据我的吩咐，静安证券业务部始终把电真空的股票价格控制得很好，直至我与吴雅伦谈这批股票的转让价格时，电真空股票的每股价格只有８０多元。我估计吴雅伦提出价格可以商量，是怕我们不同意按１０２元的发行价接手。但令吴雅伦意外的是，我主动提出以每股１０５元的价格接手这批股票。我的解释是，人行对工行信托公司给予了这么大的支持，在电真空股票的问题上不能让人行吃亏，你们吃进这批股票的价格是１０２元，加上这段时间的资金成本应该是１０５元。我对他们说，不要管我们这么高价格吃进这批股票后怎么办，反正我们已经积压了不少股票，多一点少一点一个样。吴雅伦听了我的表态和解释，立即向行领导汇报，这个皆大欢喜的方案令申银证券的转让交接工作变得更加顺利。
１９９０年9月，我们正式接手申银证券公司，整合信托公司的证券业务，组建了专业的证券公司。由我担任总经理，与信托投资公司的黄贵显、胡瑞荃、虞志皓、陆文清、王秉森、朱德明、郭纯、顾汉耀、俞燕国、王文星、姜华等十多名干部以及静安、虹口两个证券业务部的严祖民、黄毓玲、李静宜、边晓敌、徐小谷等全体员工一起走上专业证券公司的创业之路。
人民银行送申银证券几幢楼
关于以105元的价格接手这批电真空股票，我们内部其实早有商量：那时，电真空股票的黑市价格已经接近１００元一股，而且价格还有往上涨的趋势。我们判断，如能以１００多元的价格拿到这批股票，肯定会发笔小财。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4）
情况不出所料，在我们接手这批股票后，电真空股价一路上扬。到１９９０年９月１日，也就是上海申银证券公司转让交接仪式举办时，电真空的股票价格已突破每股４００元，一度达到４８０多元。
在南京东路99号的申银证券公司
我们一直持有这批电真空股票，直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才逐渐抛出，获利超出原先预料。而这批股票的抛出，对于平抑当时的股价暴涨也有贡献。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初期也设有涨停板制度，但是当时不管什么股票都是一路上
涨，而且几乎每天都是涨停板，股价指数几乎呈直线上升。为此，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决定全面放开股价，让股价一次性涨到位后再回落，以形成波动性行情，回到其正常的运动轨迹。我则趁机指示公司自营部门，在电真空每股价格四五百元时逐渐减仓，实现收益。我记得当时有篇报道，说有一批大户在万国证券公司炒电真空股票，有人抛，他们买，后来发现抛单源源不断，一查是申银证券公司席位上在抛，气得他们恨不得抱个炸药包来炸申银证券。气话归气话，但这就是市场的游戏规则，待我们把库存股票抛得差不多了，上海股市出现了第一次大幅度的回落。
这批从人民银行转让过来的电真空股票，给重组的申银证券带来了不少于１５００万的买卖差价。那时上海房价便宜，每平米1000元可以买到不错的房子，这笔钱可以买几幢我们在威海路的办公楼。放到今天，一两千万人民币的收益，对哪家证券公司都不是什么大数目，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可不能说是小意思。那年申银证券公司尽管号称“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可是注册资本仅仅3000万元，下设营业部3个，全员40多人，那几年证券行业赚钱并不容易。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老行长龚浩成和上海证券期货学院院长金德环主编的《上海证券市场十年》一书中，在叙述申银证券公司创办初期的发展情况时有这样一段：“第二个机遇就是从‘老申银’手中接过来的４００多万元‘真空电子’。虽然在１９９０年８月转让给‘申银’的时候是１０５元，而市面上只卖到８０多元，根本出不了手……一个月以后，在申银证券公司开业典礼上，１０５元买的‘真空电子’黑市价格已经到了４００多元，后来到过４８０元，这又为申银证券公司赚了１５００多万元。那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龚浩成行长来剪彩，看着申银证券花了４００多万元在威海路上建成的办公室和营业部说：‘这些都是我白送你的。’”
那天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也在场，他听了龚浩成的话，不免有些得意。因为那时申银证券公司已是工商银行独资的一家证券公司，子公司赚钱，老板怎么会不得意？可此后不久，一纸红头文件下来，调毛应梁接替已到退休年龄的龚浩成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再次见到我时，用他口音独特的上海话说：“小阚，搞来搞去，这幢楼还是我送给你们的。”
上海证交所成立
刚开始的内部装修等花费居然是尉文渊借来的,“我向人民银行借了500万来筹建上交所,后来上交所收了会员费才还清了这笔钱。”中央财政和上海地方财政在当时都顾不到上交所,因为谁也没想到这是个划时代的东西。“交易所就像个野孩子,一开始冒出来自己闯,弄到后来才越弄越大。”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5）
筹备上交所
1989年初，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呼声一度非常强烈，在北京，王波明、章知方、高西庆等一批人也在筹办证券交易所联合设计办公室。他们为筹备中国的证券交易所四处奔走，到上海也找过我，参观过静安证券业务部，找过上海市政府，希望能够参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工作。
上海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1989年3月，该小组拿出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研究报告”，倾向采用会员制筹措1000万元会员费，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建议按照1990年下半年或1991年初开张营业的目标筹建。
热闹了一阵，大家都以为成立中国证券交易所的时机快成熟了。可是，当时正值1989年6月前后，没人能安下心来做事。此后，全国开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的报纸刊登文章，把股票市场也列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范畴。一时间，大家心冷了，不敢再提成立证券交易所的事，怕被别人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在很多场合，有些曾支持尽快成立中国证券交易所的专家学者话又反过来，说中国成立证券交易所的条件如何不成熟。
就在此时，突然传来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消息。
1989年12月2日，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和顾传训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题为“深化改革，发展上海金融事业，把上海金融搞好”的座谈会。在那次会议上，*市长谈到股票市场及证券交易所问题。他说：“这项工作还是要大胆试点，尽管有一点政治风险，但是上海如不采取一点深化改革的措施是搞不下去的。这两年市财政亏损补贴直线上升，去年增加9个多亿，今年增加137亿。企业负担很重，今年承包基数难以完成，明年将更困难。从国家来考虑，再不想点措施，上海如何为国家再多作点贡献？所以金融问题的研究，意义非常重大。”参加那次会议的有上海金融系统的主要干部和上海部、委、办的领导，刘鸿儒也应邀从北京专程赶来参加。那次会议上，根据*市长的建议，成立了由李祥瑞、龚浩成、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组成的上海证券市场领导小组，简称三人小组，负责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领导工作，下设办公室放在人民银行。随后，在三人小组下面成立了6人组成的筹备办公室，由人行金融管理处处长王定甫牵头，成员有王华庆、金大健等。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理事长李祥瑞生前回忆，那天朱市长在会上就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作了具体布置。*问李祥瑞：“老李，你看怎么样？”时任交通银行行长的李祥瑞老实地回答：“我看还是有点风险的。”朱市长问：“什么风险？”李行长答：“主要是政治风险。”李行长担心，革命40年，最后在这上面跌一跤。朱市长又转过头问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老龚，你看怎么样？”龚行长坦率地说：“我觉得老李说的政治风险不是没有，即使不存在政治风险，上海也要有100到200家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要有50到100只股票上市，才能搞证券交易所。”最后，朱市长对他俩说：“你们不要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负责。你们还在第二线呢。”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朱市长向李祥瑞透露，在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问题上，他曾当面向*同志请示，小平同志说：“好哇，你们干嘛。”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6）
据李祥瑞回忆，此后*市长非常关心交易所的筹备工作。三人小组建议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研讨会，*批示：“同意。”三人小组提议上海证券交易所1991年第一季度宣布成立，*则在报告上批示：“这个时间太晚，要在年内成立。”
知情人士称，1989年之后，西方各国对我们一片制裁声，国家的外交、经济都陷入困境。为了打破僵局，表示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没有变、中国对外开放的门不会关，中央指示上海制订浦东开发战略计划。计划经济时期，上海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可是举足轻重的中心城市，70年代末搞改革开放，中央政策向深圳等南方沿海城市倾斜，使上海一下子沦落到二流城市的地位，上海为此憋了好几年的气。现在中央决定也让上海改革开放了，正合上海的意。为此，上海很快拿出了浦东开放的一揽子战略性计划，上报中央批准。在浦东开发战略计划中，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很重要的一环。
据李祥瑞的回忆：“听说上海要办证券交易所，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执行董事长经叔平赶到上海，想让‘联办’与上海联合办交易所。他去找了*，*同志说：‘这件事我已经交给了李祥瑞了。’他就来找我，为了能联合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办’和上海联合举行了大型研讨会。过后他们打报告给中国人民银行，人民银行批下来的意见还是要上海自己办。”
当时的筹备办公室由人行金融管理处处长王定甫牵头。王定甫比我年长一辈，老银行，做事谨慎。那几年，人行上海分行金管处是证券业务的主管部门，不少事都要向他们请示汇报和批准。由此，我们有什么事都要设法绕开王处长，通过金管处几位副处长迂回上去。曾听说，北京“联办”要参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王定甫处长于1990年3月19日在“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一周年座谈会上，欢迎“联办”一起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工作，后来不见下文。
此后一段时间里，我们只听说王定甫他们在筹备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听说他们去了深圳等地搞调研，拿了不少方案。在那次“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一周年座谈会上，王定甫处长也谈过他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设想：“筹建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其机构模式采用会员制，为非营利性的事业单位，它具有提供服务与实施监管的双重职能。管理方式上，在采取证券交易所会员自律管理的基础上，加强人民银行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和自律。上海证券交易所应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要努力创造条件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以上海为主逐步扩大到全国；二是由小到大逐步实现现代化；三是以国债为主逐步转为国债与企业债、股票并重。”应该说，这个设想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就是不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创立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提前宣布开业
时间一晃就是几个月。那年6月，*市长出访美国、新加坡等国，正式宣布了上海开发浦东的战略构想，同时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内开业，一下子成为轰动海内外的大新闻。
消息传到上海，把三人小组急坏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八字没见一撇，怎么可能年内开业？*在上海当市长时，对干部严厉是出了名的，平常召集上海各行各业负责人开会，每次都有干部挨训，被当场撤职的也有，吓得有的局长开会不敢坐在*目光能够直视的位置。李祥瑞、贺镐圣、龚浩成三人在上海算是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但也敬畏*市长。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7）
１９９０年６月，我们得知，由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处正处级副处长尉文渊替代王定甫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负责人。现在想来，这应该是三人小组在年内开业的压力下，被迫作出的临阵换将的决定。
有媒体把尉文渊、管金生和我称为上海证券市场“三大猛人”。我算不算“猛人”，不敢自夸，但是就我看来，尉文渊是真的“猛”！我目睹了尉文渊负责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全过程，而我和他真正认识，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和尉文渊（左一）等人在瑞士银行访问
之前，我和尉文渊在金管处见过几回面，他个子高高，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知道他从国家审计署调到人行，正处级副处长，上海财大毕业，也算是龚浩成行长的门下弟子。
尉文渊接手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工作时，距年底只剩半年时间，可以说时间已经相当紧迫，但他还是立下军令状，保证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内开业。当时，连我们都替他捏把汗——即使搬个家，新房子装修还得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而这可是一个证券交易所，是举世瞩目的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
不过，尉文渊一上任就颠覆了大家的认识，没多长时间，各项筹备工作全部上了轨道。尉文渊的行事风格与王定甫完全不同——王先想后干，想不明白宁愿不干；尉是说干就干，想到哪儿，干到哪儿。尉文渊把整个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分成选址装修、规则起草、红马甲培训、组织上市公司和筹建电脑通讯系统几大块，每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把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分成了简单明了的若干块，整个筹备工作显得有条不紊。尉文渊把我和管金生、汤仁荣等召集在一起，请大家帮忙，每家都承担一些筹备任务，如起草规章制度和人员培训等等。根据尉文渊的要求，我们几家证券公司还直接派人参与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这些人有些后来就留在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交易所各部门的负责人，如申银证券发行部的负责人强纪英、万国证券的王强等。
尉文渊悟性极强，在接手这项工作之前，我认为他对证券市场了解得并不多。但很快，他就掌握了很多证券方面的知识，商量问题变得非常有主见。记得有一次，我们商量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模式，我极力主张学习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保留一部分场内报价、手工促合成交系统，以保持证券交易大厅的热烈气氛，增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可看性。但尉文渊不同意，主张全部用电脑配对成交，此后看来，还真亏得没搞手工促合成交。我国投资者大部分是散户，每笔报价都不大，即使部分靠手工成交，也不是交易厅能承受得了的。
那段时间，尉文渊经常召集我们开会，我记得有一次去晚了，尉文渊、汤仁荣、管金生等几个讨论买电脑设备的事。尉文渊希望我们几家联手购买电脑设备，以便向电脑经销商砍价。交易所看中一套２００万元左右的设备，但汤仁荣他们认为那套设备太好了，证券公司现在还用不上。我进去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尉文渊问我，申银证券在电脑设备方面有什么打算？我顺口就答，你们交易所买什么设备，我们就买什么设备，和交易所保持一致。尉文渊一听就对汤仁荣、管金生说，“人家申银都买了，你们还犹豫什么？”当时，我们上海三家证券公司的老总尽管经常坐在一起客客气气商量事情，但实际上彼此之间的竞争呈白热化趋势。汤仁荣和管金生当然不愿看到申银的“武器”比他们先进，几家由此达成共识，由交易所出面，购买四套电脑系统。这也是中国证券业早期电脑化最大的一笔投资，今天，说来可能会有人不信，一个全国性证券交易所，最初的电脑系统也只花了不到200万元。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8）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全面铺开后，上海市政府组织我们去香港考察证券市场的情况。由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罗时林任团长，成员中有尉文渊、汤仁荣、吴雅伦和我。那时香港和内地的交往很少，我们一帮人中大部分是首次去香港，不少人还是第一回出境。我们在香港待了一周时间，由上海实业（香港）公司负责接待。一周时间内，我们走访了联交所、期交所、证监会和香港的主要证券金融机构。香港方面非常重视我们这个团，因为这是内地派出的第一个证券业考察团。当时，香港不少舆论担忧上海发展证券市场会动摇香港的金融地位。我们则是每到一地都重复强调优势互补、上海证券市场还处于实验阶段等等。
那次去香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些香港人不但不会说普通话，连听普通话都难。我们到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与全体董事开会，居然还用上了同声传译系统，我们说一句普通话，那里翻一句广东话，现在想来仍觉得很有意思。
三人领导小组成立后，行里让罗时林行长负责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具体指挥和协调工作，他当时最担心的是上海股票价格天天涨的问题。在香港考察期间，每到一地，他都要问人家：“你们是证券专家，请教你们一个问题，股票价格如果涨得太快了，有什么办法把它压下来？”在香港联交所，有的理事听了很奇怪，问为什么要把它打压下来，回答说涨得不合理。人家告诉我们，只有人为制定的价格才是不合理的价格，市场通过供求双方形成的价格都是合理的价格，这个回答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罗行长性格开朗，善于言谈，一路上不断向我们介绍养生之道，但不久便查出是胃癌晚期，两年后去世，年仅48岁，令人惋惜。
那次去香港考察，收获颇丰。在香港，我们看到他们庞大的清算交割系统，既浪费人力物力，也没有工作效率，由此坚定了尉文渊在上海股票交易所实现无纸化交易的决心。
那次去香港唯一有点不顺的是尉文渊。他去香港之前换了双新皮鞋，皮质太硬，走几天就把脚磨坏了，回到上海一忙没及时医治，右脚肿得像馒头。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４日，人民银行总行正式批复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首次会员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