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请。”
我紧挽着潘小伟的胳膊，贴着他走了进去，房门随即关上了。就在门关上的一刹那，我的脑袋就被一只硬邦邦的枪筒顶住了。我一下子弄不清屋里究竟有几个人，心里哈哈狂跳，我本想镇定可又一想以我此时的身份不能镇定，于是索性小声尖叫了一声。潘小伟一下把我揽在怀里，大声说：“不要瞎来，我是潘小伟！”顶在头上的枪松开了，紧接着一个人上来用飞快的动作搜我们的全身，连我的小手包都抢去翻了，什么也没有。身后，一个人粗声粗气地说：“潘先生，大家讲好你一个人来的，”潘小伟紧紧搂了我一下，说：“月月，你先出去一下，在舞厅里等我。”我当然不能走，我装作吓破胆的样子，瑟瑟打抖：“我要跟你在一起，你别不管我嘛，我一个人怕身后的人说：”对不起啦小姐，这里没你事，我们和潘先生谈笔生意，我们不会为难潘先生的。“
我不走，我抱着潘小伟，扭捏出一种哭腔：“咱们一块儿走吧，咱们别玩儿了。”
身后的人说：“潘先生，这就是你们不讲信用了。”
潘小伟看着我：“求你了，出去吧。”
看来，我再木出去，于情理就有点牵强了，我也怕万一自己不能随机应变，很可能会使天龙帮的人生出怀疑。正在犹豫，恰好从屋里一只背朝门口的老式沙发那边传来一个苍哑的声音：“请小姐这边坐吧。”
这时我们定神去看，那老式沙发又宽又高的靠背把那位发号施令的人严严地包藏着，在电视机屏幕射出的光芒下，能看到成丝成缕的青色烟雾，从那儿散漫开去，屋里充满了雪茄的甜味。
我惊愕地看着这只喷云吐雾的沙发，潘小伟说了句：“谢谢冯老板。”
身后的人松开我们，我也基本镇定下来了。留心环顾，看清我们身后只有两个人，加上坐在沙发上那位抽雪茄的，一共是三个人。
我随着潘小伟走向那只高背沙发，在它对面坐下来。沙发上坐着的，是位老人，看上去病骨支离，清瘦得带着些帅气，面孔却极为慈祥，手里夹着一只粗大的雪茄，并不多抽。他不着形迹地冲我们笑笑，用比他的外貌更加苍老的声音问道：“你就是阿伟吧？真是越长越帅了。”
潘小伟点了～下头，“我大哥托我给冯老伯请安。”
老者的目光转向我，那目光既尖锐又有气度，他问：“小姐不是从香港来吧？”
潘小伟坐正身子，连忙替我答道：“啊，这位小姐性吕，是我在北京认识的朋友，是位旅行社的导游。吕小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香港大名鼎鼎的冯老板。”
我装作惶恐地冲冯世民笑了笑。冯世民点点头，算是还礼。他大概看我这样涂脂抹粉的女孩绝对不可能是个警察，因此依然满身松弛地陷在沙发深处，指指茶几上摆着的一盒“戴维道夫”牌的雪茄烟，转脸对潘小伟说：“抽烟吗？”
“不，我不会，谢谢冯老板。”
冯世民再一次仔细端详着潘小伟，说：“你小的时候我见过你，听说你去美国念书了，学业很不错。”
潘小伟欠了一下身：“多谢冯老板夸奖。”
冯世民抽了口烟，把声音略略放高：“你大哥的伤，现在好些了吗？”
潘小伟表情谨慎地答道：“承冯老板挂念，大哥的伤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冯世民面无表情地说：“我和你们潘家几十年了，干戈玉帛！我并不想总这样磨擦。你大哥如果早些想通，我也不致于这样下手伤他，这次他实在搞得我没有面子。”
潘小伟拘谨地点头称是：“我今天就是代表潘氏一家，与冯老伯讲和。打下去潘家承担不起，冯老伯也未必没有损失。”
冯世民对这位晚辈的态度看上去还算满意，又把声音放得平缓了：“其实你父亲一生韬光养晦，谨慎求存，怎么会教得你大哥这样显山露水，好勇斗狠，搞得他在江湖上人缘很差。
我很高兴你能比他聪明，书读得多了，毕竟通情达理。“
潘小伟俯首低眉地说：“木敢当，还要请冯老板多开导。”冯世民脸上又恢复了笑意，声音中也不带一点怨毒了。他像聊家常似的说：“我知道你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这样也好，免得将来思恩怨怨，不能自拔。你大学刚刚毕业吗？”
潘小伟说：“是。”
“这次除了到北京，还去哪里玩过吗？”
潘小伟说：“还没有。”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们年轻人要真想做学问有见识，万不可像我们这样，深居简出，孤陋寡闻。”
潘小伟说：“哪里，冯老板过谦了，世界上的名山大川，相信您也走过大半了。”
冯世民感叹万千地摇摇头：“我像你如此大时，也是抱负无边，雅兴无穷，可几十年一翻就过去了，雕航岁月。现在只是一息尚存，苟延残喘，只想闭门思过了。哪里还有精力像你们那样，可以逢山登山，遇庙拜庙。”
潘小伟依然小心翼翼：“听说冯老伯一向吃斋敬佛，每年还要来参拜一次北京的潭拓寺，所以修养高深。”
“因为多年前就有人告诉我潭拓寺里有释迦牟尼教主的真身。它也确实是中国最老的法场，本地人都知道：”先有潭拓寺，后有幽州城。‘说明潭拓寺比北京的历史还要长。每年的五六月份，正是莲花开放净心求佛的好时候。我这次请那里的方丈给我看了看命，因为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诸事要听天意。命书上说我今年偏逢大厄，不利争讼，必得广结善缘，不可意气用事。凡事多让一步，退守为安。所以我想，这次和你们潘家，还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和了为好，何况香港的’九七‘大限临近，大家都要应变，没必要没完没了的斗气伤财。“
潘小伟机械地迎合着：“是，是。”突然又孩子气地问：“大陆的和尚是不是都是算命的高手？”
冯世民手中的雪茄不知何时已经熄灭了，他又重新把它燃起，抽了两口，才慢慢答道：“潭拓寺的方丈是位苦修成佛的高僧，为人指点迷津，很少虚言。他说我今年逢有‘天狗’、‘血刃’两颗凶星重叠，飞临命盘，因此凶象环生，必招血光。不过假如多做些慈善助人的事业，只间耕耘，不问收获，就能化险为夷。如果捐血或者开刀动手术，也能应血光之险。所以我想这次回香港以后，把我的直肠手术做了，医生一直劝我做的。”
潘小伟不知是随声附和还是真有同感，大睁双眼感叹了一句：“果然是高僧。”
冯世民看看潘小伟那张孩子脸，哈哈一笑：“其实这种玄虚遁甲之术，信则有，不信则无吧。”
潘小伟很勉强地刚要跟着笑，冯世民的笑声已经县然而止，话锋一转，突然问：“阿伟呀，你今天来见我，只带来这么一位漂亮的小姐吗？”
潘小伟猝不及防地愣了一下，马上说：“大哥还叫我带来一件礼物，我因为不知冯老伯是否驾到，所以进门时交给这里的人存起来了，我这就去取来。”
冯世民没有反对，只是高深莫测地笑一声：“是什么礼物呀？”
潘小伟站起来，说声稍候，便向门外走去，我自然也跟他一起出了这间包房。
冯世民的两个保镖也一步不离地跟了出来。我出来时听到冯世民高声吩咐：“阿文，叫个小姐来，我要唱歌！”
我们向存衣处走去，在大舞厅里“跳舞”的便衣警察们全都一愣，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都出来了，目光警惕地跟着我们。伍队长坐在酒吧台那里，呷着一杯啤酒，不动声色。刘保华嘴里叼着烟，佯作如厕，对着我迎面而来，擦身而过，见我没有什么表示，便慢悠悠地走进洗手间去了。
我们在存衣处很方便地取出了琴盒，返身向KTV 包房走去。在走廊上，冯世民的两个随从叫住我们。
“对不起潘先生，麻烦你把盒子打开，我们要先看一下。”
潘小伟不知他们的用意，显得有点紧张：“我，我要当面交给冯老板。”
“没问题的，我们只是要先看一眼。不好意思啦，这是冯老板的规矩。”
潘小伟犹豫了一下，交出了琴盒。
“钥匙呢？”
潘小伟又交出了钥匙。
“对不起，”他对两个随从说，“我先去方便一下。”
一个随从笑笑说：“巧啊，我也要方便～下。”
他们一起走进了卫生间，刚刚从里边出来的刘保华返过头又跟进去了。潘小伟大便，天龙帮的人小便，刘保华对着镜子梳头喷香水。那种豪华夜总会的卫生间里，都摆着梳子、香水之类。三个人各忙各的，其实各怀鬼胎，没一个是真的。
冯世民的另一个随从用钥匙就在走廊上打开了琴盒，我站在不远处看见他仔细检查了一下，又把琴盒关上了。盒盖挡着，我没能看见小提琴。
刘保华在里边照镜子不能照个没完，不得不先从卫生间出来了，紧跟着像接力一样，又进去一位我们的便衣。这位便衣看见天龙帮的那家伙正在慢慢地洗手梳头喷香水，潘小伟则像是刚刚完事，抽水马桶哗哗响了一阵，他才整整衣服从里边出来，也站在水池前洗手。
刘保华和那个便衣都没发现任何反常。
回到走廊上，天龙帮的人把检查完的琴盒又交还给了潘小伟，但是拦住了我。
“小姐对不起啦，冯先生要和潘先生单独谈一谈。我们陪你跳舞好不好？”
我连忙看潘小伟，希望他表示一定要带我一同过去，我也知道他要真这样表示明显不合情理。果然潘小伟说：“月月，去跳跳舞吧，稍等我一下。”
我只好止步，望着他拎着琴盒，跟着冯世民的一个随从走进走廊尽头的KTV包房去了。
留下来的另一个随从笑嘻嘻地凑上来：“小姐，一起跳舞噗。”
我摇摇头说不想跳，就往酒吧台那边走。那个随从也没去跳舞，就一个人守在走廊上，抽烟。
队长依然守着吧台喝啤酒，我坐在他身边要了林可乐。这时，我们都看到刚才跟潘小伟进屋的那个随从又出现在走廊上，也点了根烟，和他的同伴低声说着什么。
队长小声问：“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都没过去？”
我说：“冯要和潘单谈。”
他问：“他们要谈什么？”
我说：“我怎么知道。”
他问：“刚才谈得怎么样？”
我说：“气氛还行。”
他问：“他们是三个人吗？”
我说：“对，加冯世民是三个，至少在走廊上的这两个人有武器，里边没有服务员。”
队长点点头：“他们还有一个人，在大厅里悠着呢。”
这时候，菲律宾乐队声嘶力竭的演唱终于告一段落，大舞厅里开始了迪斯科时间，男男女女的客人纷纷离座拥挤在舞池里，随着倾刻而来的地动山摇的打击声，疯狂扭动起来。
震耳欲聋的音乐淹没一切。伍队长在我耳边喊了一句：“你进去催催潘小伟，撒点娇，叫他带你走。”
我明白队长的意思。起身往冯世民的包间走去。走廊上，那两个抽烟的家伙拦住我，“晦，小姐，他们还没有谈完，稍等一下啦。”我不理他们，继续往前走，并且装模作样地生气。
“还谈什么呀，我们还有事呢，得走了。”
一个家伙竟上来拉我：“小姐……”
我说：“你干什么，你放手！”
这时我们都听到一声尖叫，一声女人的尖叫，我们看到一个刚刚进去送冰块的服务小姐突然尖叫着从冯世民的包房里狂奔出来，“啊！啊！”她尖锐的叫声几乎压过了巨大的迪斯科音乐，“杀人啦！杀人啦！”她一路叫着跑过去了！
冯世民的两个随从放下我就向房间里奔去。我的心狂跳得几乎要从嘴里蹦出来，从头到脚刹那间像冰冻一样凉透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向那个包房跑去。
恐怖的尖叫声惊动了夜总会里所有的人，迪斯科音乐依然像打桩机似的敲击着地面，但没有人再跳，人们全都惊首四顾！伍队长从高高的酒吧凳上一跃而起，向走廊这边直冲来，刘保华高喊了一声：“谁也别动！”
冯世民的两个随从又仓皇地从包房里跑出来，在走廊上被历队长用枪逼住：“举手，别动，我们是警察！”
很快有几个便衣冲上去缴了他们的械，铐了起来。另一个一直躲在大舞厅暗处“望风”
的天龙帮分子也被两个便衣架住，束手就擒。
夜总会里边和夜总会外围的警察接到紧急信号，立即封锁了夜总会的所有出口，几百个跳舞的客人和在KTV 包房的客人纷纷拥出来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人向他们解释，他们看到的只是脸色严峻的便衣警察和已经面如土色的夜总会经理。
除我之外，伍队长是第一个走进那间包房的，十分钟后，处长也赶到这里。他看到的，是一群垂头丧气表情阴沉的部下和一个清晰明了无可争议的杀人现场！
冯世民倒在那个有着宽大靠背的英式沙发的脚下，从右盾上方的枪孔里流出的暗红的血，稠稠地半凝在丝织的地毯上。子弹从脑后穿出时带出的红色的和白色的液体，喷雾一样浆在沙发上方的淡黄色的墙上。他的左手还松松地摸着一只麦克风，看来他是歌唱着死去的！
刚刚被服务小姐扔掉的冰筒还躺在地上，晶莹的冰块泼了一地。茶几上林盏零乱，残酒几许，一只五颜六色的水果拼盘，却还没有动过。在那拼盘的旁边，触目地摆着那把打开了盒盖的小提琴！
这一切一眼看去，宛如一幅精心安排的静物油画。
我们分头搜查了夜总会的每一个包间，每一个办公室，每一个库房和操作间，所有角落都细细查找了一遍。潘小伟不翼而飞。
海岩：上次听你讲美高夜总会潘氏家族献琴求和的一幕，真是风云突变，扣人心弦。真看不出你这样一个女孩子，居然经历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
吕月月：那天晚上我们把无关的客人全都放走以后，进行了现场勘查。那天来的技术人员特别多，阵容很强。拍照、取痕迹、画图、取物证，分了几个小组同时进行，勘查工作进展得很快。
处长和队长找了一间KTV 包房，叫人把美高夜总会的香港经理带了来，就地进行了讯问。
那矮胖经理承认是冯世民手下一个姓马的人在几天前亲自来为冯预订了包房，今天冯来了以后，他手下人吩咐说冯老板要在这里会个客，服务小姐除了送酒送水果之外，暂不要入内陆着。因此，这个包房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夜总会的人无从得知。伍队长请矮胖经理把KTV 包房的预订登记本拿来看看，矮胖经理说没有登记本。又找中方经理来问，中方经理看那矮胖经理的脸色，支支吾吾也说没有，但那表情分明告诉我们是有。于是伍队长让我去找门口额位的小姐问，小姐二话没说，拉开领位台的抽屉，就把预订登记本交给我了。
登记本上确实记载着一位香港的马先生在五月二十日预订五月二十五日的房。但是同时还记载着五月二十日当天，还有一位李先生，也是香港人，也订了二十五日的房。两个订房都是由矮胖经理亲自填写在预订本上的。
问矮胖子那李先生何许人也，矮胖子一口回说记不得了。
伍队长火了，拍案而起，对矮胖子吼了一声：“那就跟我们走一趟吧，你被拘留了！”
矮胖经理双目圆瞪，大声叫屈，他喊：“我们这里是中外合资的歌舞厅，你们不可以乱来呀，客人发生什么事和我们有何相干声又喊：”我是有英国护照的，你们无权拘留我，你们侵犯人权！“
队长一听他喊什么侵犯人权，一皱眉头，喝令周围的刑警：“把他铐起来！”几个小伙子立即上前把矮胖子铐住。矮胖子脸色顿时煞白。
在我一向的印象中，我们队长总是随和持重，宽宏待人的，我从来没见他这么凶狠过，他逼视着那位已经瑟瑟发抖的“美国公民”，一字一句地说：“你给我听好，你知情不报，串通杀人，我肯定能找到证据的，今天我们把你从这儿带走，你就别想再回来了！”
矮胖子挣扎着，抖着嗓子失声尖叫：“我没有串通杀人呀，我没有串通杀人呀，请让我解释清楚，长官清给我一个机会！”
他显然被队长的虚张声势吓坏了，因为他弄不清国内的法律，他怕自己要真的被带到什么地方去，那就真的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回不来了。
队长的嘴角隐隐挂出些得意，越发从容了，对刑警说：“让他坐下来。”
矮胖子坐下来，刚才的矜持镇定顷刻瓦解。他重重地喘着气，嘴巴被鼻涕弄得一塌糊涂，细细的眼角不知什么时候迸出两滴眼泪。
在场的中方经理和夜总会工作人员大气不出地站在一边，表情紧张。处长示意刘保华先请他们出去。
中方经理和那几个工作人员被刘保华领出去以后，矮胖子开始了语无伦次的供述。他说他和冯先生和潘先生都认识，但平常没有来往的。冯先生的事要办好，潘先生的事也要帮忙，冯老板不好惹，潘老大也不能开罪，如此这般絮絮叨叨杂乱无章，我们听了半天才听出一点眉目来。
预订登记本上的那位李先生，果然是潘大伟的手下。前天晚上这位李先生专程来了一趟美高夜总会，找矮胖子看了房间，然后交出一张十万元港币的支票作为预订金。矮胖子说哪里用得了这么多，而且潘老板肯来赏光，免费孝敬也是应当的。姓李的说别客气，钱如果用不了也不用找了。矮胖子明白这是潘家有事要求他了，他更不敢接了。
姓李的很轻松，说没有大事你不用慌，我想知道冯老板二十五号要来会潘老板的弟弟，你们安排在哪一个房间？矮胖子说安排在里边一间，里边安静。姓李的说据我知道里边的包房原来的设计都是套间，你们现在是不是都把中间的门锁了当单间用？矮胖子说是的，因为单间不够用套间不好卖。姓李的说那好，我就用冯老板隔壁的房间，中间的门麻烦你不要上锁。姓李的又问，这些房间原来是不是还都有一扇门通后面的操作间？矮胖子说是的是的，原来都准备做宴会单间的，因此所有房间都有门通向后面厨房，可这些情况你怎么知道？姓李的笑而不答，又问厨房那边的运货电梯是否可以通到下面，矮胖子说可以，可以一直通到大厦后面的卸货平台去。姓李的说好了，别的不多麻烦你，钱你收好，这是潘老板的面子。
矮胖子收了这张支票，他猜测潘家大概过于谨慎，伯天龙帮在美高摆下一席鸿门宴。所以预先看好退路。他想这真是惊弓之鸟太过虑了，这是大陆，是北京，冯世民真要对潘家的人不客气，也不会选到这儿来发作。他可是一点都没想到，就是这张支票，成了叱咤香港几十年的天龙帮大龙头冯世民的“盒儿钱”。“盒儿钱”，你懂吗？
海岩：懂，北京人说“盒儿”，就是棺材。
吕月月：矮胖子交代的这些情况，和当天现场勘查的发现完全吻合。冯世民死亡的那间包房和隔壁相通的门果然没上锁，而隔壁房间通往后面厨房的那扇平常被封住的小门也被撬开了。
据服务员讲，隔壁这间房里的客人是两个三四十岁的港客，和冯世民一样，也没让歌厅的小姐来陪。看来，潘小伟正是在这两个港客的接应下，穿过夜间无人的厨房走道，从运货电梯旁边的安全楼梯一直下到美高大厦的底层，从卸货平台逃之夭夭的。
海岩：冯世民是死于何人之手呢，是潘小伟还是隔壁那两位港客？
吕月月：当时我们分析，最大可能是死在潘小伟手上。
海岩：可潘小伟没有枪啊。你们刚进去的时候，那两个打手不是还搜过你们的身吗？
吕月月：在现场勘查中我们发现，夜总会男卫生间里有一个抽水马桶的水箱盖子歪了，地上有水淋痕迹，水箱里有一个空着的黑色油布包，箱盖上有潘小伟的指纹。
潘小伟是在天龙帮那两个打手检查小提琴时进的卫生间，显然他进去以后，就在这个抽水马桶的水箱里取出预先被人放在这里的，用油市包密封好的手枪。由此也可以判断，冯世民饮弹而亡不是偶然的突发的，他可能是死于一个精心设计精心准备的诱杀计划，潘小伟本人也可能是参与了这个杀人预谋的。
现场勘查和现场调查结束以后，夜总会的那位矮胖经理还是被我们带走了。他走时有些神智混乱，叨叨不停地要我们通知他的律师，刘保华问：“谁是你律师？”他又张三李四口齿不清说不明白。
处长、队长，一直到下面的每一个刑警，人人脸上都像打了一层灰灰的霜，这时已是凌晨四点钟，天快亮了。
海岩：不过小提琴总算拿到了，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只要把琴拿到手，就是胜利。
吕月月：琴是假的，经过鉴定确认，这不过是一只复制品，不过复制得很讲究，粗粗一看，可以乱真。
海岩：啊，这就闹大了。当时你怎么想？
吕月月：我都增了，潘小伟，潘小伟，他是那样一个天真幼稚，浑身都透着一股孩子气的人，几个小时以前，他还那么鲁莽直率，既无所顾忌又缺乏经验地坦白爱情……怎么又突然杀人潜逃，连一点诀别之意都没有暗示给我呢？莫非是梦？
在勘查美高夜总会杀人现场的同时，处长派人组成另外一组，去亚洲大酒店搜查了潘小伟住的房间。潘小伟随身衣服物品，一样没少。酒店的服务员已经为他开好了夜床，毛毯折起的一角，摆放着早餐卡和一枝玫瑰花，桌子上的保温盒里，暖着茶……
这房间里舒适温馨的情调丝毫预示不出主人将一去不返了。
局里很快下达了命令，当晚封锁了首都机场，授权机场公安，如果发现潘小伟企图登机出境，可以立即拘拿！各有关区县的公安分局也在北京火车站和各长途汽车站加派了巡查力量。
海岩：这么大的北京，通往外省的路线四通八达，查得过来吗？
吕月月：其实潘氏兄弟当时没有急着走。后来我才知道，潘大伟当初基于各方面考虑，确实是想交琴与天龙帮和解。但冯世民居然答应得那么痛快，却出乎他的意料。而且冯世民指定在美高夜总会见面，令人不能不疑，他不能不翻来覆去地琢磨这是不是冯世民安排的一场鸿门宴。而且仔细一想，退一万步说，就算冯世民确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这个交琴方案对潘家来说，也有很大的后遗症。如果冯世民在得到小提琴后很快被大陆警方扣押并将提琴收缴，很可能会使天龙帮猜到潘家与大陆公安早有勾结，设下圈套，不但不会和解，反会仇恨增大，更加势不两立了。辗转犹豫之际，潘大伟突然想到，从天龙帮投靠潘家的那个人原是冯世民手下一个建筑公司的工头，曾经到北京具体指挥过美高夜总会的装饰工程，对美高夜总会乃至美高大厦的内部建筑结构，应该了如指掌，于是叫来细问。那人如此这般描述一番，还画了张平面草图，美高夜总会前后左右的空间通道，—一在目。潘大伟看了，面上没露声色，心里暗生杀机。他找来妹夫和几个心腹，商议了一下，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己摆下鸿门宴，就此除了冯世民这个世仇，造成天龙帮群龙无首，内部争斗的局面，潘家才有出头之日。
决心一下，潘大伟让他的妹夫留在香港坐镇，自己带了几个人，亲自飞到了北京。这件大事，非他弟弟潘小伟不能办，而他这个洁身自好的任性的弟弟，也非他亲自游说，否则是绝不肯沾上血腥的。
于是在亚洲大酒店轰鸣震耳的迪斯科舞厅，在热浪逼人的桑拿浴室，他对潘小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迫之以威。这是潘氏一门生死存亡的一步棋，作为潘家一员，潘小伟理应是个过河的卒子。实际上弟弟应该明白他现在已经过了河，绝不能亲者痛仇者快，退步往回走！
大约天地万物间真有什么看不见的法则规律，不然潭拓寺的高僧怎么就那么准地算出了冯世民的灾数？木然二十五号晚上潘家在美高夜总会怎么就干得那么顺手？后来了解到的情况证实了现场勘查的结论绝对正确。潘小伟在隔壁潘家两个保镖的接应下，从KTV 包房出去，走厨房通道的安全楼梯，一直下到底层卸货平台。潘大伟和另一个心腹早已驾着一辆面包车候在这里，从容不迫地把他们接走了。
海岩：把他们接到哪儿去了？
吕月月：差不多在我们处长赶到美高夜总会的同时，潘氏兄弟出现在天龙饭店的大堂里。
海岩：潘小伟原来不就是住在天龙饭店吗，他们是不是也想杀个回马枪来个出其不意灯下黑？
吕月月：不，他们并没有到前台登记租房，而是直接到了行李寄存处。潘小伟拿出一个寄存牌，牌子上写明的寄存日期，就是他十多天前从香港飞抵北京的那一天。
海岩：啊，我明白了，他住进天龙饭店的时候就在这里存了一件行李。
吕月月：他从香港来实际上随身带了两个皮箱，一个装着他的日常用物，另一个按照大哥的嘱咐在入店时存在行李房了。
海岩：这是什么行李，值得他们冒险来取？
吕月月：这个箱子是潘大伟交给弟弟带到北京的，潘小伟并不知道其中何物。他们取出箱子随即离开饭店上了汽车，潘大伟就在车里把箱子打开查看。箱子里装了些零零碎碎的衣服。播大伟三下两下将衣服翻开，在衣服下面的东西暴露出来的刹那，他的脸色显出几分凝重，潘小伟借着车窗外路灯惨淡的光，他看到了……
海岩：一把意大利小提琴！
吕月月：对！
海岩：月月，我们说了这么多天，可直到昨天，这个故事的真正主角——意大利小提琴才千呼万唤地露了面。潘大伟也真敢冒险，竟然把琴就藏在天龙饭店的行李房里。
吕月月：潘小伟是按他大哥的交代存了这个箱子，他当初还以为这是大哥的重要文件或是文玩细软一类呢。
海岩；那么事已至此，你们公安局下一步该怎么搞呢？
吕月月：丢兵报将，人财两空，这案子在渐入佳境时突然急转直下，一败涂地。除了继续组织力量，查缉搜寻潘小伟之外，当时处里和队里，特别是我们这个专案组剩下的问题，主要就是检讨反思，听候处分了。
我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潘小伟送我的生日礼物，退还给行政科。那只娇小玲珑的真皮手包上，被地下车库电话亭窗户的玻璃划了一个显眼的外伤。行政科的一个女同志在验收登记时反复查看着那个划痕，皱着眉问：“怎么弄成这样了？”
我一时不知该怎么解释来龙去脉，只好简单说：“啊，划了个口。”
女同志面带不满，收了东西。当我走出房门时听到她对屋里的其他人嘟囔：“再好的东西，一说用完要交公就都不爱惜了……”五月二十六号、二十七号，我们动员力量在全市各涉外宾馆饭店反复查找，没有发现潘小伟。在全市各出租汽车公司中也查了两天，同样未见线索。飞机场和火车站是最早接到通缉令的地方。到了二十八号，我们估计，潘小伟现在依然滞留在北京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说不定他在二十五日当天已经连夜离京，甚至此时还在不在中国大陆的境内，也很难说了。那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像害了大病似的，内心的一切感觉都变得矛盾、混乱、颠倒。我想潘小伟现在在哪儿？这些天几乎形影不离的相处，我以为我了解了他，我以为他真的纯情，真的堕入爱河，真的把我当作可以和他一起筑巢而栖，天真相爱，像童话一样生活的伙伴。可他突然离我而去，一去不返，甚至没有道一声再会，道一声珍重。他明知道二十五号我们在“亚洲”他的房间里吃的那顿饭是我们最后的晚餐，可他为什么还要在饭前那么激动地向我袒露他的心？是作戏吗？
是玩笑吗？是欺骗吗？可这样对他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真的混乱极了，因为我不断地想到他的那张脸孔——笔直的鼻子，红红的嘴唇，短短的头发；想着他登天安门时跳跃着爬楼梯的样子；想着他在天坛冲着回音壁说了那么多可笑的傻话；想着他用望远镜偷看京城一个窗口里发生的夫妻纠纷……想着他喜欢诗人顾城，喜欢顾城的浪漫和离世，喜欢顾城的超凡脱俗和想入非非。可难道喜欢顾城就非要像顾城那样去杀人，那样难以理喻吗？和顾城那个世外桃源的激流岛相比，也许潘小伟有一个恰恰相反的处境，也许他恰恰身处在一个比一般人的生存环境更赤裸更残酷的现实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做的一切也许都不是出自他的本意和天性，他必须承受他的年龄本不该承受的压力和矛盾，和其它很多我们无从知晓的事情。
也许我把一切都想错了，也许他很善，也许他很恶！
二十六号和二十七号整整两天一夜，队里很多人都没有回家，忙着清理现场勘查材料，起草给上级的情况报告，部署对潘小伟的围追堵截。二十七号下午我实在困乏失态，就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潘小伟坐着我们那辆老式的桑塔纳，不知去向何方。我开车他在旁边不停地亲我，还做了许多亲昵的动作说了无数缠绵的话。车至半途天色突变，风卷砂石，雷雨大作。有人用力敲我们的车窗玻璃，我对潘小伟说快跑有刺客。潘小伟说别慌可去同他们讲理。他把怀中抱着的一个婴儿交给我——这孩子是谁？——然后下车去和那几个歹徒理论。我发现他们像是很熟，像兄弟姐妹一样有说有笑。说笑片刻竟亲热如家人般勾肩搭背扬长而去，抛下我不闻不问。我情急大喊，怀中婴儿哭声震耳——这孩子是谁？——我不知该怎样哄他。忽又见一男子持枪向我走来，抬起一脚将车窗踢碎，慌乱之中我无处躲藏，心跳得接近窒息，绝望无助闭目等死。那男子向我连发数枪，我立刻感觉胸口被压迫得无法呼吸，脑子里幻化出金星万点，四肢厥冷，口唇发麻，不知自己是否已死，是否已灵魂出窍……
这时我醒了，是被刘保华摇醒的，他吃惊地瞪着我，问我怎么了，是不是做噩梦了，干吗出这种怪声。我摇头喘气，感到汗透内衫，疲惫已极。小薛在一旁看我，见我没事了便又坐下。
小薛那几天在办公室里一直不理我，我知道我伤害了他，可我没有心情再去解释什么。
五月二十八号清晨我真的发了烧，既不是感冒也没有炎痛，可这无名高热一下子就把我打倒了。我妈打电话到单位给我请了假。恰巧那天万副局长亲自到我们处来，参加了由处长召集的小提琴一案的研讨会，参与这个专案工作的同志除我因病缺席之外，都被通知到会。
和万副局长一起来的，还有两个面目严肃身份不明的陌生人。我们开会的时候他们一言木发，只是认真地听，在小本上密密麻麻地记。
据后来刘保华的形容，那天会议的气氛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大家都想往角落里坐，处长叫大家坐拢些，李向华和我们几个分别挪了挪位置，伍队长依然坐在最边上闷头抽烟。
处长看了他一眼，没再叫他。
万副局长首先做了开场白，他说今天咱们就算是专案组内部的一个研讨会，案子搞成这么一个结局，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客观现实摆在这儿，没有办法，需要我们认真回顾一下，反思一下。今天先不谈责任，先分析原因。当然也不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
万副局长很冷淡地讲了这么几句，就收住不说了。冷了一会儿场，处长咳嗽了一声，字斟句酌地说：“虽然，今天万副局长讲了先不讨论责任问题，但案子形成今天这个局面，我作为处长，肯定是要负一定领导责任的，要做自我批评，把关不严嘛。呢——这个案子呢，开始还比较顺，当中出的一些事，以及现在的结局，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说明我们在指挥判断上确实存在着主观主义的问题，工作做得不细，不扎实，然后又盲目乐观，认为一切进展正常，因此在战略上比较轻敌，战术上又比较冒险，大意失荆州。”
万副局长插话：“这个案子前后延续了近半个月，难道你们就没有发现对方的一点漏洞吗，就没有一个同志曾经提出过一点反面的判断和分析吗？对方这么大的动作，事前肯定会有一些蛛丝马迹的，你们这个专案组的老同志也不算少了，就没有一个人有所察觉吗？”
处长脸上很不自然，“这个，万副局长批评得很对，蛛丝马迹不可能没有，但我们确实大意了，工作不细，工作不细。”处长不知为什么瞟了一眼伍队长，他发现伍队长的目光和他冷冷地碰了一下，移开了，他迟迟疑疑地改口道：“啊，当然，有的同志是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潘小伟对我们可能有所保留。但是提出这个怀疑的时间太晚了，已经很难改变既定的计划……”
李向华这时举了一下手，看得出来他想在局长面前发言，已经等了很久，万副局长点了一下头：“小李说说吧。”
李向华站了起来，他有点慷慨激昂：“这个案子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是早有预料的，而且我以前也不止一次地提过意见。处长刚才说疏忽大意，我看还不是一般的疏忽大意，这一大意就造成了纪春雷同志的无畏牺牲。
纪春雷同志牺牲后，我们也仍然没有认真反省，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就同意潘小伟与天龙帮接头。现在看来，潘家对美高总会的地形非常熟悉，这个接头地点显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冯世民指定的。所以我认为失败的原因很清楚，一是严重疏忽，二是方案太冒险，安全性很小，三是用人不当！咱们都知道，吕月月在个人感情方面本来就比较新潮，又比较任性，应该说，还很不成熟。而我们的监控对象呢，那可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留学生，挥金如土的阔少。这种情况在八十年代还好说，九十年代社会大环境那么开放，年轻人的思想那么活跃，拜金主义那么普遍，问题就难说了。现在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忠于组织远远不如忠于自己，金钱美色一攻，很难脸不变色心不跳，保持气节，弄不好就吃吃喝喝混到一起去了。上次监控对象拉着目月月去王府饭店，吕月月既不请示也不报告，就去了。当时我是提了意见的，还不接受教训，后来去石景山游乐园又是擅自改变计划去的。如果稍微有一点点组织观念的话，我看纪春雷也不致于葬身鱼腹，光荣当烈士！“
“我插一句。”伍队长突然举手打断了李队长的发言，口气虽不似李队长那样激烈，但他一向很少这样急于开口。
“我反对这种说法，吕月月任性、不成熟、没经验，这些问题都存在，但她对工作是忠诚的，潘小伟是她冒着生命危险带回来的。要想拿回小提琴只有做潘小伟的工作，要做好潘小伟的工作不能没有吕月月这个角色，如果这里边有什么问题，一切责任在我，由我承担。但是这个案子本来就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不冒险怎么能把琴拿回来！”
万副局长厉声喝断伍队长：“琴你拿回来了吗？这又不是你的庆功会，嗓门儿那么大干什么！让人家把话说完嘛！”
万副局长一发火，伍队长一下子把话噎在嘴里，用力咽了口唾沫，僵硬地打住，低下头抽烟。会场沉默了片刻，处长对李向华说：“你接着说吧。”李向华脸色铁青，闷了一会儿，粗声说了句：“我说完了。”便坐下来。
于是这个会的气氛就更加紧张了，大家都闭着嘴看天，谁也不好发言，要发言就得琢磨是向着伍队长说还是向着李队长说。处长环顾左右，动员道：“大家接着说，都得说，啊，研究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刘保华，你先说说。”
刘保华被点了名，向左看了看伍队长，向右又源一眼李队长，吭吭卿卿地开口：“案子没搞好，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也有责任，调查侦察工作都是我们做的，做得不深入，没给领导当好参谋，影响了领导的决策。不过，呕，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对啊，我总觉得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这是个旧案，那玩意儿都丢了好几年了，凭这么点线索，不那么容易找回来，这种案子也就是得试探着干，成不成谁也没把握。如果说指挥上真有什么责任的话，我看也就是求胜心切，操之过急了吧。
吕月月呢，年轻，头一回上手这么大的案子，缺乏经验这是肯定的。比如说，上次没请示就跟监控对象出去吃饭，是任性了点儿，随便了点儿。可没大离谱，啊，没大离谱，而且在游乐园表现得也很勇敢，一个女同志，这就不容易啦。而且我觉得，这往后要是案子搞不成功都得追究责任，那这活儿……那还真没人敢练啦。“
刘保华这段发言可算是左右逢源，两面都照顾到了，可万副局长还是严肃指正道：“胜败兵家常事这话没错，可胜利了，就要总结经验，失败了，就要吸取教训。我刚才说了，今天是研究问题的会，不是追究责任的会。既然失败了，肯定有问题，大到指挥决策，小到具体操作，甚至小到我们侦察干部个人的工作经验和思想素质，等等方面，都要总结提高，这是很正常的事，同志们不要大惊小怪。”
处长转眼去看一直沉默不语的薛宇，说：“纪春雷现在不在了，小薛应该最了解情况，你们一直是陪着潘小伟的，依你观察，那家伙是不是有点不正经，对咱们吕月月是不是想动坏脑筋？”
薛手抬头，不加犹豫地说：“是。”
处长又问：“吕月月呢，她自己有没有察觉？”
薛宇低了头，不答。
万副局长泛泛地议论道：“这种情况，是当前社会大环境给我们公安工作带来的新课题。
我们公安队伍中现在年轻力量很多，在工作中免不了要经常与一些境外的老板和境内的暴发户接触，怎么样不受金钱美色的侵染，是个新问题。“
处长又问薛宇：“你是不是觉得月月有什么不够注意，不够检点的地方？”
处长这么一问，除队长伍立昌依然闷头抽烟外，大家全看薛宇。薛宇好半天才抬了头，目光含糊，神色犹豫，但话一出口，却又是那么明确果断。
“不，我没觉得。”
万副局长说：“这个问题我看不一定多谈了吧，而且这种话大家出去也不要再说了，不要弄得满城风雨，因为这种事涉及一个女同志的名声问题。”
处长说：“对对。”
这个会的情况全是第二天我挣扎着去上班时刘保华丢给我的，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确实。
我从小就是个受不住委屈也不懂怎样受委屈的人，我的精神几乎一下子全垮了，我体会到了过去从未体会到的孤独和厌世。我没有去找领导辩白，刘保华说你千万别去辩白，不然他们准怀疑是我告诉你的。其实这一切又怎么能辩白得清。
我找到伍队长，我什么都没说，只说身体不行还想休病假。伍队长看看我的脸色，关切地问我有没有看过医生，他我可能是这些天累着了，让我回家安心休息，有没有假条都无所谓。我说谢谢了队长。
队长他对我好，我会记他一辈子。
人总是在顺境时迟钝，逆境时敏感，通常到了穷途末路，心就变冷也变得脆弱，冷眼看世界，好像人情世态翻来覆去全是一群丑角的龙套。但假使这时哪位朋友和师长给你稍稍一丝善意，又准会把你感动得像孩子一样热泪盈眶！
海岩：月月，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位伍队长，但从你的叙述中我能感受到他的那种深刻的人格力量。在我们中国不少基层干部的言行之中，常能看到这种特别形散神聚的中国式的精神风格：这种人受共产党教育多年，讲原则，守纪律，是非鲜明；同时又生活于百姓之中，不乏生活的经验和世俗的智慧；既努力执著，又通达忍让；既忧国忧民，又有明智的无为，都表现出一种中国式的成熟和人情味。
吕月月：你说得很对，伍队长在我们队里的威望主要是因他为人处事特别有道而来的。
海岩：后来你回家休息了吗？
吕月月：回到家我就躺倒了，妈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是不是还觉得难受。妈说无论如何你得去看看病，到底这烧是怎么发起来的得查清楚。我背朝妈躺着一句话不说，妈向那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做，我说什么都不想吃我想睡觉。
我妈知道我的脾气，猜到我必有心病，于是不再唠叨，一声不响地蒸了一碗我小时候最喜欢的鸡蛋羹，放在我的床头。可我脸朝墙，整整一下午没有翻转身来。
傍晚时薛宇来了。
他站在门外和我妈小声说了几句话，妈进来说月月起来吧，你看谁来啦。
我看见薛宇默默地站在门口，我们对视着直到我的眼泪终于滚滚而下。薛字走到床前坐下，他的粗壮结实的双手，轻轻把我的手拢在掌心里，轻轻地揉捏着。他听着我的抽泣，用这种会心的揉搓传达着爱惜和安慰。过了很久很久我不哭了，他松开我的手，用毛巾替我擦脸，问我：“想吃什么，我来给你做。”
我摇摇头。
他又说：“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再有多大的事，还有我陪你。”
我抱着他的胳膊，点点头。这是我对薛宇从未有过的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