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月月：我生在东北，黑龙江密山。
海岩：那是你老家？
吕月月：不。怎么说呢，我母亲是北京长大的，一九六八年高中毕业到东北插队落户，再就没回来。
海岩：也就是说，你姥姥家在北京。
吕月月：姥姥老爷早不在了，我妈是独生女儿，所以北京早没什么亲人了。
海岩：你父亲呢，现在也在东北？
吕月月：我的父亲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佬，他的老家离中苏边界很近很近。很早以前我的祖上在那一带深山老林之中统治着一个非常大的庄园。那地方名叫刁林。如果按毛主席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标准，在我的曾祖父以前，我家属于名符其实的大地生一类，以我们吕家在刁林一带的势力和行径而论，也够得上土匪恶霸一级的人物。我曾祖父有个绰号叫“黄半山”，他的庄园是一色的黄琉璃瓦的大屋顶，铺了半个山坡。黄琉璃瓦过去是皇室的专用品，臣民百姓绝对不准用的，用了就是谋反。可刁林那地方山高皇帝远，我的老祖宗占山为王，别说用黄瓦，他种了满山的鸦片，谁管得了呀。
我曾祖父这一代，是吕家的鼎盛时代，光是看家护院的子弟兵，就有二百多人，一律白马双抢。在当时的刁林，可算得上唯我独尊。满洲国时期，日本人也不惹他，还请他出面维持地方治安。抗联也想争取他，以为他有点侠肠义胆，时不常地跟他讲点民族大义什么的。其实我曾祖父八面玲珑，既不抗日也不反共，甭管是谁，只要不妨碍他种大烟就行。后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进军中国东北，就是从刁林人的境。我曾祖父夜郎自大惯了，又没什么文化，别人跟他一说老毛子来打二毛子了，他就火儿了，说二毛子是我的朋友，老毛子凭什么来抢地盘。老毛子二毛子是我们东北土话，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海岩：知道，你们东北人管俄国人叫老毛子，管日本人叫二毛子。
吕月月：我曾祖父想在日本人面前露一手，做点仗义行侠的事。在某～天天没亮的时候就带着他那二百人，一色的白马双抢，很神气地到边境线的一个山口那里去堵老毛子。他想先把老毛子劝回去，不行的话就撂倒他几个，给他们个下马威。他们赶到边境山口时正赶上苏联红军的装甲部队过境，坦克车、装甲车、十轮大卡一辆接一辆隆隆开过，到中午还没过完。他们躲在山上看到山谷里烟尘蔽日，马达声震耳欲聋，看了将近一天，到黄昏时他们拖着枪回来了。我曾祖父一句话也没有说。
回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爷爷送到省里去读书，老毛子的铁甲部队使他明白了外面的世界无限大。我爷爷到省城上学以后，解放军进军东北，刁林也开始清匪反霸，土改建政，曾祖父的白马双抢的子弟兵很快瓦解，曾祖父后来被解放军当作土匪镇压，庄园土地全部没收。我爷爷和我父亲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戴着土匪恶霸的孝子贤孙的帽子，难见天日，没过过一天直腰瞪眼的日子。我妈就常对我说，吕家祖上一辈一辈的罪孽太大太大了，现在轮到你爸爸来还这笔债了。我爸年轻的时候长得英俊极了，人也特别老实，我妈就喜欢他这样的。要不然我妈这样一个出身没问题的知青，也不可能宁愿刀劈火烤嫁给他这样一个黑五类。我爸一辈子压抑，我和我妈就是他的全部寄托和光明。他在外面没地位，在家里也总觉得欠了我妈多少债，所以对我妈，对我，好得不能再好了。我们家虽然突，可我从小就被宠坏了。可以说，在家里我什么活儿都不干，有一点好吃的好穿的，也都天经地义地归我。
海岩：你还有兄弟姐妹吗？
吕月月：没有。我爸也去世了。我妈还在密山农村呢，生活很苦。我想，等我挣够了钱，就把我妈接到北京来，北京现在没户口也能生活。
海岩：你怎么到北京的？嗅，对，我忘了，你是大学毕业分来的。看来你的命还算不错。
在密山农村能考上大学，又能分到北京，很不容易。
吕月月：就算是吧。
海岩：说一句不当说的话，老天爷还给了你另一份厚爱，那就是给了你一张这么好看的脸。我想象，一定有许多小伙子玩儿命地追求你吧。
吕月月：被人追求是令人厌烦的事。
海岩：女人有一种普遍的毛病，如果男人拼命追她，她会觉得很烦，如果男人不追她了，她又受不了。假使一个女人一生中从没被任何男人追求过，我想她无疑是最寂寞和最不幸的女人。
吕月月：你说的不错，但是我觉得女人只是喜欢自己感兴趣的男人追求自己，只有那种找不到男人的丑女人才把随便什么人的追求都当作乐事和虚荣。你知道吗，一个无聊的男人来追求你，只会是一种令人厌烦的纠缠。
海岩：月月，还有一个问题也很值得探讨，你对自己的初恋感觉怎么样？很多人一生中经历了多次恋爱和婚姻，但在内心留下最浪漫最美好记忆的，还是初恋。如果你不特别忌讳的话，能不能讲讲第一个向你进攻的男孩子是什么样吗？
吕月月：（沉默片刻）第一个进攻我的人是个老头儿，那年我十六岁，他六十岁了。
海岩：啊，请原谅，我不是有意这么问的。
吕月月：没事，过去这么多年的事，我无所谓了。女孩子一般都伯和人谈这些丑事。你也许不知道，我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个风流的、败坏的女人，是让男人不安分的女人。这些年难听的话我听惯了，所以脸皮也厚得不行。
海岩：别瞎说了，你才多大。
吕月月：所以我到夜总会去工作，很多人不觉得奇怪，可能反倒觉得我去那儿正合适，他们甚至觉得我肯定能跟有钱的客人上床。过去我们处里就有人说我是麻袋片上绣花，底子不好。他们毕竟是搞侦察工作的，有些人连我十六岁的事都探得一清二楚。
海岩：十六岁你应该还在上中学。
吕月月：就在我们密山县里的中学。我的校长，六十岁了，很喜欢我。我那时在学校里很出名，因为我唱歌唱得好。我们小县城里也有“追星族”，港台的追不着，大陆的也追不着，就追我。
海岩：你们校长六十岁了，也是“追星族”？吕网日：不，他看上去完全是个持重敦厚的长者，不苟言笑，学校里师生们都很敬畏他。他平时对我很好，看见我总要叫住说几句体贴的话或者教导的话。有一天放学，我走得晚，碰上校长，我都走过去了，校长又叫住我，说有事正要找我，让我跟他去办公室一趟。我跟他去了。那是冬天，才四点多钟，天已经渐渐有点暗了。校长的办公室里生着一只火炉。我们进屋校长先把火捅开，然后问我，团支部有没有把入团志愿书给我，我说没有，没听说让我入团。校长说他跟团总支和我们班主任都关照过我入团的事，让我别着急。又说北京一个歌舞团到我们这儿来招小歌星，准备培养训练好以后和港台歌星去竞争，北京的专家看中我了。我一听高兴得都傻了。我问校长我行吗？校长说你条件、基础都不错，但人家选择很严格，首先身体要合格。校长说人家北京的人托他先给我检查一下身体，如果体形发育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推荐我。但这事得保密，如果让其他老师同学知道了都要来争对我就不利了。我听着点头，我才十六岁，小地方的孩子，什么也木懂，做歌星梦做得糊里糊涂，我只有点头，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又是校长。（沉默了一会儿）他让我把棉袄脱了，又让我把毛衣也脱了，最后让我把衬衣撩起来，露出胸，他用手碰碰我的乳头，说：“太硬了。”（笑）我还以为硬是不正常呢，很紧张，问校长我没病吧。校长没答，他拉上窗帘，打开台灯，他说你把上衣脱了，我说这屋子很冷。他让我站在炉子边上，亲自动手帮我解衣服扣子。他把我上衣脱下来，我脸上烧烧的，身子冷得起鸡皮。
校长让我两条胳膊举到头上，他摸我的胸、胁和肚子。他冰凉的手，很粗，轻轻地摸得我痒痒的，一会儿又用力捏我的乳房，我放下手说校长我难受，我要冻着了。这时电话铃响了。
校长说，这样吧，明天你再来，我明天提前把屋子烧热一点。明天再检查吧。
后来我就回宿舍了，恰好那天我爸从几十里外赶到学校来看我，一直在我宿舍里等着，问我怎么才回来，我就说了北京来人招歌星的事，也说了检查身体的事。我爸开始挺高兴，后来听着不对劲了，怎么还检查身体？他让我详详细细把校长检查身体的细节告诉他。我爸从来对我没大声说过话，家里要是炖了肉，几十里他也给我送到学校来。可那天我爸那样子把我吓坏了，我看他那样就不想再跟他说，他使劲打了我一个嘴巴，说：“你这个没脸没皮的孩子，你让人家玩儿了你都不知道！”
我那时突然恨我爸，我哭了就跑了。我也不吃饭了，我一个人跑了几十里回家找我妈，我晚上九点多钟才跑回家。我妈说你爸看你去了，怎么没和你一块儿回来？是的，我爸从那天开始再没有回过家。他当天跑去找学校的书记，书记说不会有这事吧，等我了解了解再说吧。我爸觉得书记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义愤和决断。于是又去找附近的派出所，派出所值班民警说这事最好还是找上级单位领导解决。我爸火了，自己去找校长理论。校长矢口否认，并且说保留控告我爸伤害名誉罪的权利。当晚他们在校长家门口争吵，争吵之中我爸推了他一下，校长跌坐在地上，昏迷过去，当时邻居帮忙送了医院。这时候派出所来人了，也是邻居叫来的，把我爸扣起来，扣起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日后叫我爸赔偿医药费和营养费。可没料到校长在医院里呆到第二天，竟然不治而死，诊断死于脾脏破裂。
原来校长以前就患有脾脏肿大的疾病，解剖证明他的脾脏比正常人大几倍。我爸推他时碰了他的脾，碑就破了。正常人当然是不会这样的。这样一来我爸就不是赔钱的问题了，他一下子成了杀人犯了。我和我妈听到他被逮捕的消息真是像听到晴天霹雳，后来我妈对我说过那时她曾有轻生的念头，但低头看看我，我才十六岁花儿一样，她不得木咬牙活下来。说实话当时我也有绝念，心想活着太没意思了不如死了干净，可有这念头的事我至今也没对我妈透露过。
法院开庭的时候我妈没去，她受不了审自，己亲人那种场面。一个女人她有什么能耐去救自己的亲人，她只是哭，她连律师都请不起。出庭的律师是法庭代我们请的，不过还不错。
这位没收我们一分钱的律师认定这事是意外事件，因为造成校长死亡的不是我爸的这一推，而是校长那已经病重的脾，我爸事先并不知道他的牌有病，因此不具备杀人的故意。在争吵中推了一下最多构成治安性质的问题，谈不上犯罪。但是检察院说校长是死于脾破裂，而我爸那一推是造成脾破裂的直接原因，与死亡构成因果关系，应以过失杀人论罪。最后法院来了个折中，说我爸那一推绝对构不成杀人，但我爸应当知道这样推一个年纪较大身体较弱的人可能会造成身体伤害，但我爸没考虑到这点，因此构成过失伤害致死罪，判了有期徒刑两年半。
我爸判了刑，校长开了追悼会。一荣一辱，格外鲜明。校长从教三十年，在当地有点名望。追悼会县里不少领导来参加，挺隆重。
追悼会后有人把校长的悼词从门缝里塞到我们家来。悼词上全是溢美之辞，什么为人师表、德高望重。我被他检查身体这件事没有人愿听，也没有人愿信。同学和老师都在议论我，我没法再上学。后来我的中学课程全是我妈在家教我的。我退了学，到我们乡办工厂修了一年多的农机。你知道，这活其实不适合女孩子干，每天一身油污。要生存只有去干，没办法。
海岩：你爸爸后来出来了吗？不是就判了两年半吗。
吕月月：他在刑期快满的时候死了，死于工伤。据说是盖房子时砸死的，后来监狱领导送来他的遗物和一个奖状，上面写着“改造标兵吕小安”。我爸一生没有任何荣誉，一个土匪的后代，一个农民，精神上和生活上都极困苦，连这个以死换来的标兵称号，我和我妈都拿不准要是挂在墙上究竟是光荣还是耻辱。
海岩：后来挂了吗？
吕月月：没挂。
海岩：可你后来上了大学，又来了北京，也总算能告慰你父亲了。
吕月月：我现在每月都寄钱回家给我妈，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我爸没能用上我挣的钱。
海岩：你的经历更使我感到，一个美好的容貌，是女人的武器，也是女人的麻烦。越是容貌好的女子，越不容易有一个好的名声。
吕月月：男子名声好坏并不重要，因为没有一个女人真正愿意嫁给一个正人君子。你没听人说“男的不坏，女的不爱”吗？但是一个女人的名声就是这个女人的生命。因为没有一个男人不在乎女人的贞操和品德。
我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有几个男生，喜欢我，互相闹得你死我活。年级老师、党团组织，都出面做工作，帮助教育。结果他们都没事了，我竟不明不白地背了一个害人妖精的恶名，让那些一心读书的良家子弟，敬而远之。其实我从十六岁开始就讨厌男人，对于男女间事，从心里就恐惧、反感，觉得肮脏罪恶。因为校长检查身体那件事闹出的轩然大波，使我无脸见人。精神上太受刺激，你想我才十六岁，头一次听懂这种事的时候就成了丑角。从那以后，我心理上也许是有点变态的。
海岩：问你句玩笑话，现在你是不是讨厌一切向你靠拢的男人，比如，薛宇，你讨厌不讨厌他呢？
吕月月：（斟酌片刻）晤——开始并不喜欢，他长得有点像我的一个同学，那同学追过我，很讨厌。后来，我觉得薛宇是个很忠诚的人，有忘我的一面。我不喜欢蝇营狗苟的男人，薛字很正义，木自私，只是他的心眼儿太小。有一次干部检查身体，医生在薛字的体检表上填了“心界不宽”这样一句。我就笑他，你看，医生都说你的心眼儿太窄。他说你别德行了，风马牛不相及。
海岩：今天时候快到了吧。今天很荣幸听你说了许多你的往事，非常谢谢你给我这种信任。
吕月月：这些事我从没跟人说过，有些事对我妈都没说过。我这人不知怎么搞的，对朝夕相处的亲人和朋友常常无话，有时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却能一诉平生。是不是也算一种变态？
海岩：不不，我有时也这样，很多人都有类似的心情。
第五支交谈吕月月：昨天我们谈到哪儿了？我现在记性特坏，喝酒喝多了伤了脑子，醉醒之后什么都忘了。
海岩：昨天谈了你的身世，上中学和上大学时的一些事情。嗯
——一好像就这些。
吕月月：今天你想听什么，关于我的过去，还是关于那把小提琴？
海岩：我都有兴趣，无论是你过去的生活还是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案件，对我来讲听着都很新鲜。你讲什么都可以。
吕月月：那我们还是接着把这个案子谈完吧。
海岩：好的。听了你前两天谈的情况，这个案子我似乎听出点门路了。潘氏家族、天龙帮和你们——中国的警察机关，都在争夺这把小提琴。你们现在已经把潘氏家族的少爷潘小伟、天龙帮的成员罗依都抓在手里了，要追回小提琴，看来是有点戏了。
吕月月：我上次讲了，潘小伟在香港和内地都没有任何违法犯罪的前科。他在北京的身份只是一个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合法的旅游者。我们现在要通过他了解小提琴的下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得看住他，不能让他跑了，其次呢，才是接近他，做他的工作。当然，我们还要保护他，至少得保证他在北京、在大陆，不能出事。
海岩：那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吕月月：首先是要给他换一个住的地方。也就是说，得让他再次搬家。副队长李向华主张换个远一点的饭店，比如，香山饭店。香山风景区远离闹区，犹如世外桃源，既可躲避天龙帮的耳目，又可在山林村野之间赏心悦目，有利于潘小伟调整心情。
伍队长对此不大赞成，说那地方太远，我们自己来来往往，时间耗在路上太不方便，而且那饭店在香山脚下，周围山深林密，地形太复杂，万一有事，给我们自己找麻烦。想来想去，觉得天龙帮势必穷追不舍，在北京到处找他，不如出其不愈来个灯下黑，就把潘小伟挪到与港华中心半步之隔的亚洲大酒店去。
海岩：潘小伟受了那场惊吓，这会儿缓过劲儿来了吗？
吕月月：比我们想象的要平静多了。原来我们只想象他是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娇生惯养。家里又一直不让他搅进黑社会活动中去，所以肯定没见过什么世面，没经过什么风险。我们都没想到他居然镇定得这么快，当天夜里送他回港华中心时就已经看不出他脸上一丝紧张不安的表情了。不过他对跟他谈话的伍队长和刘保华表现很冷淡，问一句答一句，不十分合作。那天晚上在处长家处长说得很对，潘小伟毕竟是在黑帮家族中长大的，就算一直超然局外，也不可能没感受过一点腥风血雨。所以罗依对他的袭击，是不会使他一下子吓破胆的。而且从这种家庭出来的人，对警察也有天然的反感和戒备，不会一下子就相信我们、依靠我们的。
第二天早上，伍队长和刘保华去了港华中心，跟潘小伟说要给他换个酒店住，潘小伟态度很不友好，坚决不去。问他为什么又说不出理由。伍队长没办法，就吓唬他，说昨天究竟是罗依要杀你还是你要杀罗依，我们一下子还搞不清楚。警方需要进一步详细调查。你作为这个案子的当事人，一定要和警方合作，否则后果对你不利。
这席话说得潘小伟直犯愣，这下他才明白，他实际上已经木可能自由了。因为他已经无可置疑地陷进一个谋杀案的悬局之中，一旦说不清，接路而至的就可能是一连串的法律问题。
另外，他来大陆本来是很秘密的，在他的家庭与天龙帮闹翻的第二天，是他大哥用手持电话通知他赶到鲤鱼门的一家小小的海鲜馆去，在那里他取到了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一张去北京的飞机票和大哥的几句短语。在前一天晚上的火并时，他正巧在同学家参加一个聚会没有回家。那天半夜大哥来电话告诉他不要回家。但没说发生了什么事，直到第二天早上他通过电视新闻，才知道潘家和天龙帮已经开战。他往家里挂电话，整整一上午没有人接，下午大哥来电话要他立即去鲤鱼门。鲤鱼门那个海鲜馆的老板娘把他大哥已经替他准备好的皮箱和第二天的机票一起交给了他。他当晚没有地方去，就按大哥信上的要求，在香格里拉酒店开了一个房间过了焦灼的一夜，第二天就搭机北上了。可夫龙帮居然这么快知道他的去向，真可谓天网恢恢。
潘小伟现在究竟面临什么形势，他自己已经无法预料，他不靠中国警方的保护能不能安全生存确实没有把握。所以，他想来想去，只能收拾行李跟着历队长离开港华中心去亚洲大酒店。伍队长见他初步就范，趁热打铁地又向他规定了几条：第一，在他和罗依这个案子没有结束调查之前，他作为当事人不能离开北京；第二，为了他自己的安全，暂时不能和外界联络，包括对自己的家人，都暂时不要把昨晚的事和他现在的住址透露出去。这两点，潘小伟当时都同意了。
到了亚洲大酒店，伍队长让刘保华以平安旅行社的名义代潘小伟开房间，酒店的总服务台说普通的标准间全满了，要住只能住大套间。刘保华问潘小伟住大套间每天要180 美元，行不行。潘小伟说无所谓，于是就订了套间。
到底是有钱人！
那天早上我去了公安医院，去看看小薛。我去的时候小薛正和医生交涉着要出院。一直在公安医院住院的老焦也在，老焦先是帮着医生劝小薛，后来又帮着小薛劝医生，在医生同意小薛出院之后老焦竟又得寸进尺地也要求出院，被医生训了一顿。老焦是太关心这把小提琴了。他见我去了，拉住我絮絮叨叨，说这案子他最熟悉情况，应当出去帮帮忙。他一会儿抱怨医院现在只知道赚公家的医疗费，有点毛病就让住院，住院一天光病床费就收十二块钱；一会儿又抱怨领导不让他参加这案子的工作是对公安战线“宝贵财富”的漠视，以此又断定这案子肯定要走他过去已经走过的弯路。
在刑警队里，也就是历队长老焦还看得上，李队长还有刘保华这些人他根本看不起。当年李向华跟老焦措过档，是给老焦打下手。可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做徒弟的后来居上了，老焦心里不服也没用。我要是老焦我就不这样，徒弟出息了，是师傅的光彩。老焦这人特认真，也是心眼儿小了点，再就是有点一根筋。住院以后又有点像祥林嫂，一点事情没完没了翻来覆去磨叨个没完。
我跟老焦说你别着急，这案子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等到了关键时刻再来请你出山不迟。
老焦也笑了，说还是你这丫头最会说话，你说的话最让人爱听。
你知道吗，老焦一直想认我当他干女儿。
那天上午我陪薛手回到队里，队里的人都出去了。伍队长带刘保华去了港华中心，李队长带纪春雷去公安医院审问罗依，办公室里就我和薛宇两个人。我们俩就坐下来闲聊了一会儿。薛宇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住医院，第一次就觉得特没劲儿。他用鼻子使劲闻自己，说总觉得沾了一身来苏水的味儿。我问他头还疼不疼，他说怎么不疼你摸我这儿，我用手去摸他的头，摸出一个隐隐的大包，我问需不需要给他揉揉。他说需要当然需要，就是不忍心麻烦我，而且不希望我觉得他像个小孩子那样娇气。我说那算了，你就死要面子活受罪吧。
我反过身子不理他。薛宇说我怎么就摸不透你，老焦说你嘴甜，我怎么就没这感觉，有时我觉得你都不像个女孩子，你的心太硬，太冷。我承认我是对薛宇比较冷淡。我是故意比较冷淡。因为薛宇对我太热情了，我不喜欢这样。
海岩：身边总围着一堆男人的女人都不明白，女人最悲惨的，其实是寂寞。
吕月月：可是男人一热情过分就总让我想起大学里那几个没皮没脸的男生。如果薛宇庄重一点，矜持一点，我反倒觉得他可贵。也许是让大学里那几个男生闹的，我似乎意识到我喜欢成熟持重性格内向的男性。那时候甚至我想也许我应当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做我的朋友。
海岩：你说的这个大一点，大概是大多少岁呢？你认为男女之间差几岁为合适呢？
吕月月：男的比女的大个十几岁，我都能接受。
海岩：大十几岁很正常。中国解放以前，农村里喜欢早婚。但中国的早婚和印度的早婚正相反，中国是女大男小，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嫁一个十二三岁甚至更小的小丈夫，这不过是男家花钱买一个干活的劳动力而已，是农业社会的害人的陋习。青春旺盛的大姑娘整天哄着一个不熟人事的小孩子，你想想哪有女人的满足感？等到男孩长大成丁，女的已经柳谢花残了。以我的看法，男女生理和心理的成熟期和衰退期并不是同步的，所以科学地说，结婚应该男大女小，差个十岁左右也是合适的。
吕月月：薛字比我大不到三岁，可我总感觉他好像和我同岁，还像个小孩子似的不稳重，说话冲、爱发议论、好争论、好表现，这点我不喜欢。
海岩：薛字说你太硬太冷，你怎么说呢？
吕月月：我听不惯他这样教导我评论我。我说你这孩子是脑震荡的后遗症吧。我要怎么样才不冷不硬呢。
海岩：这不等于吵起来了？
吕月月：没事，反正屋里没人，人多的时候我一般很给他面子，他很要面子。后来伍队长来电话了，是从亚洲大酒店来的，他说让我和薛宇中午吃完饭马上到他家去，他有事要找我们说。
中午我和薛宇一起去了队长家，骑车去的，路上薛宇间我过两天我过生日希望他送我什么生日礼物。我说随便，送不送都行。薛宇说他不想送实用的东西，人不能一点浪漫都没有，应该送有纪念意义的。送个生日卡上面写上自己的一首小诗怎么样？我说行，不过别把浪漫写得太肉麻太小儿科了。薛宇说你这人真没劲老打击我情绪。
我们到队长家时，队长正在给儿子做饭呢。照例做了足够吃两天的饭菜。伍冬冬见了我和小薛挺高兴，拿出学校发给他的一个漂亮的笔记本向我们炫耀。笔记本是他在学校文艺表演中获奖的奖品，看上去漂亮但一眼就知道是很便宜的那种。
伍冬冬问我上次答应他的事忘记没有。我还真忘了，我说我答应你什么了。冬冬说答应送我一把大人拉的小提琴啊。他爸爸在一边马上申斥，“嘿，你现在怎么学着和人要东西啦？”
伍冬冬争辩说：“你早答应买的，一直说话不算话，月月阿姨要是给我买了，咱们可以把钱给她嘛。”
我对冬冬说：“对，我答应过你，而且保证说话算话，可这几天一直没空上街，不信问你爸。”
队长说：“你别给他买啊，别惯他这毛病。”
队长又问薛字头上的伤怎样，要紧不要紧。薛宇因为刚才和我小有口角，所以情绪不高，说没关系，就是让那小兔崽子打了一个蒙。
队长让我们在客厅里等着，他仍然在厨房里收拾，一边谆谆嘱咐儿子晚上热饭的时候一定要等开了锅再端下来吃。冬冬说知道，队长又叮嘱热完饭想着关煤气。冬冬有些不耐烦，说我知道，队长说知道什么，上次就没关，差点把我熏死。我在客厅听着，觉得为人父母真不容易。
等侍候伍冬冬吃完午饭上学去了，队长才坐下来，一边吃饭一边向我们介绍情况。
“潘小伟已经挪到亚洲大酒店去了，现在住在904 房间。”队长说。“我们当前的任务：第一，是保护他；第二，是做他的工作，争取他能向我们提供一些关于小提琴的情况。你们俩的差事很简单，从今天下午开始，小薛，要以亚洲大酒店客房服务员的身份，到潘小伟住的楼层去工作。月月，以平安旅行社导游小姐的身份，陪同潘小伟观光游览，既保护他的安全，又掌握他的行动。你们明白了吗？”
薛宇说：“明白了。”
我说：“不明白。”
我问：“叫我陪他没问题，但有些事要事先给我一个处理的原则才行。比如他要是和外人接触怎么办，他要是给香港或其它什么地方挂电话怎么办，他要一个人出去怎么办，我管不管？要管，怎么个管法，是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呢还是把他铐起来？”
队长说：“月月，你别跟那些老侦察员学油了，在咱们队里有句老话——谁能把领导给难住，谁就有本事。你也想来这套是不是？告诉你，干咱们这行，什么事都得自己动脑筋，提问题谁不会，碰上情况你自己去想办法，别让我教你！”
我说：“我哪儿敢难为领导呀，我是真不知道怎么处理。今天我不拿你当领导，你就算我老师吧，你告诉我要是出了那些情况怎么处理才妥当。”
队长这才得意了，说：“这些问题你们在刑警学院上大学老师没教你们吧。哼，我不是说的，那些讲师教授净是纸上谈兵，没几个真搞过案子，理论能编一套一套的，光侦察两个字的定义，就能讲一节课。可要真让他们操作一个具体的侦察过程，就算能搞下来，也得是冤假错案。”
我笑着吹捧：“要不说想要有真本事还得拜您为师呢。”
队长说：“你放心，我今天上午已经和亚洲大酒店的保卫部布置好了。潘小伟房间里的电话，酒店已经做了处理，只能打进来，不能打出去。你别忘了，他的钱包可还在我们手里，他现在身无分文，连打投币电话都没法打。他要是和什么人接触，你即便当时没法制止，也一定要掌握他接触的是什么人，年龄、相貌、性别、装束，怎么和他接触的，等等，你得清楚。他要是想一个人出去，那不行，就明告诉他不行，不安全。我想他现在不敢不听我们的。”
薛宇在一边冷冷地说：“潘小伟英俊少年，是个小白脸。你别中了人家的糖衣炮弹，别让人家给腐蚀了就行。”
薛字这话我觉得特别刺耳，因为我在中学和大学里听到过很多关于我的这类刺耳的话。
所以我特敏感，我忍不住抢白他，我说劳您这句话提醒，看来我这回还真得犯一回错误，你就等着瞧吧。
吕月月：咱们每天这么闲聊您觉得有意思吗？您是不是特别想早点知道这把小提琴的结局？
海岩：不，一件事的结局固然很重要，但真正有意思或者有价值的东西常常体现在事情的过程上，结局有时反而不那么重要。
吕月月：那天中午我和薛守在队长家领了任务之后，回到办公室准备了一下，我回家，啊，也就是回我妈临时住的那个地方换了件稍微时髦一点的衣服，去发廊匆匆做了做头，就去了亚洲大酒店。我得收拾得像导游小姐模样。
海岩：你这种女孩用不着特别打扮，不打扮也很夺目。
吕月月：我的好衣服大部分都是这两年到夜总会工作以后买的，我跟你说过，我大学毕业以前家里很穷，上大学后我妈每月给我寄 100块钱，一个月的吃喝、买书、零花、买衣服统统全得在这里边开销。上班以后稍稍宽松些，但要买好衣服肯定不行。干警察能有几个钱？
海岩：我觉得你很会打扮，分寸感好。
吕月月：以前我根本不会化妆，可以说是到夜总会以后才慢慢学会的。在夜总会那种地方上班，妆要化得稍微重一点，不能太淡了，否则老板觉得你无精打采。那天我也简单化了点淡妆，很淡，可薛字看了就说又不是办喜事，干什么涂脂抹粉的。我说你闭上眼别看我。
薛字又改口，说讲实在话你稍微一化妆，那些电影明星全没戏了。（笑）
我们那天是下午四点多钟一起去亚洲大酒店的。薛手让等候在门口的一位保卫部的干部领着，悄悄从酒店的职工出入口进入饭店。我从正门进去，直接上了九楼，按响了904 号房门。
开门的是刘保华。他冲我点了一下头，放我进去。这是一个很豪华的套房，刘保华让我坐在外屋的沙发上休息，并且帮我倒茶，他小声说月月你今天可真漂亮。我问他队长来了吗？
他用手指指里屋，我这才注意到里屋有人正在交谈。队长、副队长和处长他们三个人都来了，正在里面和潘小伟谈话。刘保华进去，附在队长耳边说月月来了。队长点点头，叫我和刘保华在外面等一会儿。
我们就在外边等。
里边的说话声断断续续地传出来，我用力去听，从口音上听当然是潘小伟的声音。他在说小提琴的事情。
“小提琴的事我很早是听我家的一个菲佣讲起的，她讲是我大哥在一个做古董生意的黄老板手上买的，那黄老板最初开价五万美元，最后以一万美元成交，卖给我大哥的。这些事情菲佣从哪里知道的我不清楚。”
接下去是处长的声音：“据我们知道，这把小提琴的价值至少在百万美元以上，做古董生意的人不会不清楚吧，一万美元怎么舍得割爱。”
潘小伟说：“我只知道这把琴是黄先生从一个大陆人手上买下的，可能很便宜的，他们做古董商的我相信应该明白这东西的来路不是很合法，这琴是没办法公开标价去卖的！弄不好警察是要来查他的。黄先生和我大哥很熟，是老朋友了。以前好像欠过我大哥的情分，所以很便宜就把它卖给大哥了。我大哥胆大，一般人有钱也不敢买这种黑货的。”
伍队长这时候开口问了一句：“这琴你大哥买了，他是不是就再拿出去卖呢？”
潘小伟说：“我不管他的事的。”停顿片刻，又说，“他手下一个马仔说好像他把琴送到泰国去拍卖过。可我大哥木肯透露我们家族的身份，所以没有卖掉。人家花这么多钱，又不知道卖主是谁，一般不肯担这个风险的。当然也可能是大哥开价太高了。我不大懂收藏，我觉得有了钱应该做别的事情。”
李向华问他：“开价多少你知道吗？”
潘小伟说：“我不知的，我大哥不和我谈这些事。过去我父亲在的时候就不许我知道这些事，他也不准我大哥教我这种事情。”
伍队长问：“现在这把琴还在你们家吗？”
潘小伟对伍队长他们这种连珠炮似的刨根问底似乎有点反感，闷了一会儿，没好气地说：“我没见过这把琴，我不知呀。”
里屋沉默了片刻，处长开口，他说：“潘先生一直是在台湾和美国念书，今年大学刚毕业是吧。据我们了解，潘先生无论在台湾、美国还是在香港，都是认认真真读书，本本分分做人的，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违法活动。我们是很赞赏潘先生这种立身处世的生活的态度的。”
潘小伟这时插了一句：“谢谢老先生夸奖。”我们处长有五十多岁了，显老。
处长见潘情绪有缓和，就又往深里说下去：“潘先生虽然一直在国外生活，但毕竟是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知识的年轻人，我相信潘先生是有一份爱国热情的，我们真诚地希望潘先生能够不计个人和家庭得失，积极协助中国政府收回这件失踪的国宝，中国政府也会记住潘先生对祖国的这份贡献和爱心的。”
处长虽然说的全是大道理，可对潘小伟似乎多少产生了一点鼓动的作用。潘小伟犹豫片刻，终于说：“小提琴，可能，在我大哥手里。我爸爸去世后，家里现在是我大哥掌门。这样的事情是他说了算。”
李向华说：“我们就是希望你能多做说服工作，说服你大哥交回这把提琴。”
潘小伟没有搭李向华的腔，沉默不语。处长显然是不想再度谈僵，适时补充说：“我们可以按照当初潘家买这把提琴的价格给你们做出补偿，不让你们吃亏。”
潘小伟说：“你们应该知道的，以我大哥的脾气，再拿一万美金买回去，恐怕……他会觉得太便宜了。”
潘小伟这样一说，处长的话有点不客气了，“你大哥应该知道的，你们手里的这把琴，是中国政府通缉追缴的国有财产！这把琴拉出的调子，可是带着火药味儿啊！”
处长的口气听上去好像挺轻松的，其实话说得很重。里屋一下子像被这句话打哑了，没人再吭声，气氛显然已经非常僵了。刘保华原先在看客房里摆放的外国杂志，这会儿也放下来屏息去听里面的动静。好半天才听到潘小伟没好气地说了一句：“琴在我大哥手里。”
这场谈话不欢而散，可能是潘小伟的少爷脾气上来了。处长和李向华走的时候，他甚至没有送出客厅。处长的脸青着，离开904 房间时看到我，只严肃地点了一下头。
伍队长没跟他一起走，他把潘小伟从里屋叫出来。
“潘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潘小伟没精打采地从里屋出来，看见了我，他好像从未见过似的上下打量着我，我看到他眉宇间闪过一丝笑意。
“潘先生，”伍队长向他介绍，“这是平安旅行社的导游吕小姐，她是专门来陪你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的，我想，你们一定会相处得很好。”
潘小伟那时完全没有认出，我就是前一天晚上用手枪顶住他脑袋的警察。当时他眼前忽然出现这样一个打扮入时的漂亮小姐，他有点蒙。我还算漂亮吧？
海岩：当然，打扮起来，可以说很夺目。
吕月月：他的情绪立即好起来，眼睛亮亮地看着我，对伍队长说：“我们当然会相处得很好。”然后又主动向我伸出手来，“很高兴认识你，”他说，“我们会相处好的。”
我们握了手，我说：“我们早就认识。”
伍队长建议大家坐下来，谈谈这几天的游览日程。潘小伟说好好好，我头一次来北京，哪里好玩我一点都不知道，随你们安排。他对我十分殷勤，拉开冰箱问我喝什么，我说不用客气我不想喝。他说来杯番茄汁吧，对女人的皮肤很有益，我说谢谢不用了。伍队长说月月你就喝吧，没关系。你太客气了，潘先生会拘谨的。潘小伟把番茄汁倒在一个刻花水杯里，放在我面前。那是我头一次喝那种东西，喝不惯。
对日程的安排其实早就定了，是伍队长根据我对北京主要名胜古迹的熟悉程度选定的。
跟潘小伟说了说，他当然提不出什么意见。然后队长以安全考虑为由，要求潘不要自行对外联络，不要单独离开饭店，在外出活动时，要听从自小姐的指挥，如此等等交代了一番。
潘小伟笑着看我，说绝对服从吕小姐指挥。这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潘小伟其实在住进亚洲大酒店之后不到两个小时，就已经和他的家族建立了联系。
在我们这边与潘小伟见面的同时，薛字由饭店保卫部的干部领着，来到保卫部办公室，在那儿他领到了一套客房服务员的工作服……
海岩：等等月月，你说潘小伟已经和他的家族建立了联系，我没听懂，他是用什么方法联系上的？
吕月月：从前一天夜里我们把潘小伟送回港华中心开始，我们就严密地对他进行了监控，当天夜里潘小伟没有离开房间，也没有人进过他的房间，我们第二天早上帮他办理退房结帐的手续时，也没有发现帐单里有电话费用。港华中心是用电脑记录客房电话费用的，无论是国际国内长途电话还是市内电话，只要一打肯定会有电脑帐单出来。我们把潘小伟送到亚洲大酒店以后，照例也设了两名外线侦察员盯住他。当天中午伍队长在他家给我和薛手布置完任务，下午他和处长、李向华他们～起赶回亚洲大酒店，在上楼见潘小伟之前，先听了一下外线侦察员的汇报。外线说潘小伟中午下来在一楼的夏之原餐厅吃饭，其中有一个外线跟进餐厅要了杯咖啡边喝边装作看报纸，没发现潘小伟在吃饭时和任何人接触，吃完饭以后潘小伟在一楼商店和大堂等处转了转就上楼回房去了。他房间里的电话也被控制了，所以，我们都认为潘小伟至少在这时候还无法和外界联系。
其实问题就出在他中午吃完饭在大堂各处散步的这段时间里。
他在餐厅吃饭时就已经发现有人跟踪他，因为跟他进餐厅的外线侦察员穿的西服不很合身，中午吃饭时间木吃饭，只要一杯咖啡，喝一小时，全让他看在眼里。
海岩：为什么不吃饭？
吕月月：大饭店里的饭，吃得起吗？喝一杯咖啡就要将近二十块钱，这钱回去还不知道能不能报销呢。有的侦察员以为进饭店穿件西服便于掩护，可他们那种低档西服土里土气反而显眼。潘小伟从餐厅出来，在大堂和商店里转悠，三转两转把外线给甩了。外线脱梢五六分钟，才在商务中心附近又看见他。他那时已经在商务中心偷偷打完电话，正装模作样地端详摆在过道的艺术品——一只木制的大帆船。对这五六分钟的失控，外线可能是怕受批评，料想也不会有什么事，所以在汇报时只字未提。
海岩：你前边不是讲过，潘小伟钱包在你们手里，他不是身无分文吗？
吕月月：我们也忽略了，只想到他凭手里的房卡和客房钥匙可以在饭店餐厅里签单吃饭，在商店可以签单购物，在娱乐中心可以签单玩任何项目，没有钱包不会影响他在酒店的正常生活，但我们都糊涂，他同时也可以在商务中心用签单记帐的方式，随便打多少个国际长途电话。
海岩：他在那儿给他家里打了电话？
吕月月：他打了大哥的手持电话，他把自己这几天发生的情况以及受到警方“保护”的处境，告诉了他大哥。由于时间不允许他细谈，他只是简单说了上面的情况和他的住处，约定了以后联络的方法。
海岩：别看他年纪不大，倒是不慌不忙，像是蛮有经验。
吕月月：不要说我，连我们队长处长在内，开始都被他那张单纯无邪的娃娃脸和短暂清白的历史迷惑住了。我们当时忽略了这样一个因素——他毕竟出身在一个黑帮世家，而且他在北京人生地疏，面对着警方有所用心的保护，背对着天龙帮难以提防的追杀，他怎么能不以百倍的镇定和智慧来应付眼前的一切呢。作为一个已经成年的男人，他就是再单纯，陷入这样的绝境，也能很快迫使自己老练成熟起来。
海岩：人真是这样，要不说战争年代十八岁就能当师长呢。不久前因为要写一篇专访，我看了一些地方革命斗争史，二三十年代共产党很多县委书记，出生入死指挥多少万人的抗租暴动，翻到后来一看，不过二十来岁，真是应了自古英雄出少年这句话。
吕月月：潘小伟算不上英雄，可他的这种经历，也不是一般二十来岁的当代青年所能有的。
海岩：对了，你刚才说到薛宇领到了一身饭店客房服务员的工作服，后来他怎么样了？
吕月月：薛宇？啊，薛守这个人一向是很自信的，他常常说干侦察员这一行就是一个超级万金油。这话可不是贬低自己，他这个比喻是极为得意洋洋的。他心中的偶像就是以前苏联的著名间谍，人称千面人的阿贝尔。他最佩服过去书上描绘的那种通晓各种职业的全能侦察员。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也和他一样，被老师的这类鼓舞和惊险电影的情景制造出种种幼稚的幻想。现在才知道现实生活中这种全能英雄是根本不存在的。薛字的天真之处就是在幻想的时候爱把自己摆进去。摆来摆去他竟真觉得自己也无所不能了，至少干一样懂一样。
那天薛宇穿上客房服务员的工作服很得意，上楼前并没有认真记住饭店保卫部的人跟他介绍的种种他必须熟知的规章制度，带着一脸机警上楼去了，结果没出半小时就损失了将近半个月的工资。
海岩：怎么回事，他丢钱了？
吕月月：他头发太长。饭店里对服务人员的头型规定极为严格，要整齐，每天要吹，要涂油，前面不能盖脑门，两边不能盖耳朵，后边不能压衣领。薛手上楼以后，正巧碰上客房部的一位主管查楼，一看他的头发，又长又乱，当场就罚了他五十块钱。他解释自己是新来的，不知道这规定，人家马上盘问他是否经过培训部的培训，有没有上岗合格证。他一看要露馅，赶快把身上仅有的五十块钱交了出来。
没过十分钟，饭店服务质量检查组又来检查楼层工作间，他不认识他们，没用敬语打招呼，结果又给了他一张三十元钱的罚款单。这下他急了，因为这两笔钱真不知道回处里是否能报销。就算财务科结报了，也得给人留下笑柄。所以他竭力解释，说我是新来的，我不认识你fll ，下次我一定老远就和你们打招呼。人家说不是让你和我们打招呼，饭店的规矩，面前都是客，都得用敬语问候问候，见着客人一定要养成问好、让路的习惯，你培训过没有？
检查组又把九层的领班叫来训了一顿，三十元钱也是领班替他垫上的。
海岩：都是当场交钱吗？这种管理方法也太生硬了。
吕月月：这种合资企业员工的工资高，但确实很累，管得也严，严得你整天精神高度紧张。有的饭店实行过失单制度，犯一次过错，不罚钱，只填一张过失单，第二次犯错，再给你一张过失单，第三次再错，不用给单子了，你就走人吧。照这种制度，薛宇半小时内已经把全部机会用完了，再有过失，只有滚蛋了。亚洲大酒店实行大奖大罚、现奖现罚的制度，一有过失，最少交三十，而且马上填单子收钱，看起来严，其实比三次过失就开除的制度，给人心理上的压力要小得多。像我现在干的这家夜总会更厉害，老板看你不顺眼，一句话，你第二天别来了。
海岩：那你们可以跟饭店保卫打个招呼，把钱要回来给薛手不就完了。
吕月月：那怎么行，薛宇上九楼当服务员，只有饭店总经理、保卫部经理、内保科科长、客房部经理和九楼领班五个人知道。伍队长再三跟饭店保卫部交代，千万别扩大知情面。这年头，人们的保密意识都差得很，知情面一大，难免有人当故事传来传去。用不了几天，亚洲大酒店上上下下说不定都能知道九楼新来的那家伙，是个便衣警察！
海岩：月月，前几天咱们谈话的记录你看完了吗？
吕月月：看完了。昨天下班回来就看，一直看到早上天亮。
海岩：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有些地方的记录与你的本意和事实有出入？
吕月月：总的还行。我真佩服你们这些当作家当记者的，笔头子真快，我没想到你把什么都记下来了，连我的表情有时都记了一笔。
海岩：我们这些人，当官不成，发财无术，身无一技，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只能靠这支笔杆子蝴口了。
吕月月：什么事经你们一写，就有点像小说了。一像小说，看着就有点假，不过你要问我假在哪里，我又说不出来。
海岩：我们接着谈，昨天谈到你和潘小伟见了面，谈到小薛上楼被罚了钱。
吕月月：（笑）小薛特窝囊。不过这样挫折他一下，对他有好处，不然他老是自我崇拜，得意的不行。
海岩：你和潘小伟见面以后怎么样了，潘小伟那天的情绪还不错，是吗？
吕月月：那天伍队长和刘保华先走了，他们让我留下来给潘小伟介绍介绍北京的名胜古迹什么的。队长他们毕竟不能总陪在这儿。
海岩：潘小伟好像对你印象还挺好。
吕月月：我想是吧。开始我还担心他对人太冷，不好接近。因为刘保华跟我说这人是小孩儿脾气，说话噎人，对伍队长、刘保华他们一直也没有太多的话。伍队长他们不可能整天陪着他，而我的任务，则是尽量多地呆在他身边。他要总是冷着脸沉默寡言，那我多难受。
幸好，他似乎对我还算接受。那天伍队长和刘保华走以后，潘小伟提议和我一起到楼下的酒廊里去坐坐。我说行，就跟他一起下楼了。
在九楼的电梯门口，我们正好碰上装作在搞卫生的薛宇。潘小伟冲他点了点头，笑了一下。这一笑一点头，当然带有抱歉的意思。但薛宇挺讨厌他，没表现出一点谅解的回应，也可能是刚刚被罚了钱，心里正撮火。不过倒是给罚出记性了，他没忘了板着脸对潘小伟说了一声“下午好，先生。”
我和潘小伟进了电梯，电梯门关上以后，潘小伟对我说：“这是你的同事吧。”
我说：“是啊，他也是来保护你的。”
他说：“他没事了吗？”
他问的是小薛的伤。我说：“没事了。”
他眼睛盯着电梯的顶灯，说：“我非常不好意思。”
我说：“没事，俗话说，不打不成交。”
电梯到了一楼，往左手拐，有一个酒廊，名叫“香港酒廊”。我们进去，找了一个舒服的角落坐下来，他要了咖啡，我不懂应该要什么，就随他一样要了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