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你在最后一刻觉悟的呢？”
伍队长的意思是明确无误的，他几乎是直截了当地暗示了我出走的性质，冷冷的、不动声色地把我的那层幻想的薄纸，一下捅破了。
雨丝飘在脸上，木然无觉，仓促中我心存侥幸，装作浑然不知地答道：“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直到在三水镇的那个晚上，他们对我看得松了，我才……”
“月月，”队长没让我说完，“我知道，你特别聪明，这我都知道。但你别忘了，我已经快五十岁了，你蒙得了我一时蒙不了我一世。”
我不知不觉几乎发出了哀求的声音：“队长……”
“你怕什么？你很清楚能证明你的问题的人都不可能再讲话了，你还怕什么？你怕我吗？”
我把头低下，低下头回避开伍队长锐利的注视，我流了泪，不回答。
队长替我回答，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替我回答：“你觉得有利可图所以你跟他去了，不惜抛弃你的母亲和你的组织，抛弃关心你帮助你的所有人。后来你觉得无利了，或者他得罪了你，或者你想家了，所以你又出卖了他！”
我双手掩面，双肩抽动，“队长，别这样说我，别这样说我！”
我感到自己的心已经粉碎，并且伴随着难忍的疼痛，我流着泪企盼着队长能给我一句原谅的话，哪怕仅仅是一个温和的脸色，但是他没有，他抛下我转身走向汽车，带着极大的厌恶，低声说了句：“你太可怕了！”
他拉开车门坐进去，把车发动起来，我站在雨里痛哭失声。汽车从我身边粗暴地开过，把地上的脏水溅了我一头一脸，不加任何犹豫和停顿地扬长而去。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已身败名裂。
我徒步走回处里，浑身淋得湿透。我想他们一定会开始审查我处理我了。但后来没有。
当然，也没有人再为我请命呼吁嘉奖。
一个星期以后，上级决定授予小提琴案侦破组集体三等功，这是我吃午饭时从食堂卖饭票的管理员口中得知的。他说，吕月月，今天他们都开受奖大会去了，没通知你去吗？
我决定辞职。
辞职报告写得很简短。我感谢了组织上对我的各方面的关心帮助，表示自己目前的能力和身体都已不再适应公安工作。这个报告队里和处里很快就批了，大家心照木宣。我交出了警服、警徽、办公室和文件柜以及集体宿舍的钥匙，以及一切应当交出的东西。没有欢送会，我也没和任何人道别，就在这个我原以为会在此战斗一生的机关里，悄悄地消失了。
我放在宿舍里的行李是刘保华帮我拿回地安门的。他对我说月月你最好能去和薛宇打个招呼道个别，我昨天又看见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悄悄地哭了。
我说好吧我会去的，但我没去。
这个小提琴的故事，和我的故事，都讲完了。
第二十六复谈话吕月月：我没想到你今天还来找我，你要的是故事，故事讲完了，我还以为就再也找不见你了呢。
海岩：你是木是认为人和人都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吕月月：不全是也差不多吧。
海岩：那你利用我什么呢？你并不谋求我的剧本发表后共分稿费，可你还是认真负责地讲完了整个儿故事。
吕月月：……怎么说呢，这两年我很寂寞，人一寂寞就会怀念，我常常会想起潘小伟，我想假使我后来跟他去了国外我们会生活得怎么样呢，也许是我自己撕碎了一个本来已经属于我的美丽的未来。现在我对未来一无幻想，但回忆比谁都多。也许你听了觉得笑话，我闷极了的时候常常用潘小伟的姓呼我自己的BP机，有时候看着BP机上显示出6C这两个字母，就像吸了鸦片一样觉得身上的血能流快一点。自我从公安局辞职后，我就在所有熟人朋友中消失了。两年来我没对任何人诉说过一句往事一句委屈和一句忏悔。
海岩，也算是你让我好好地宣泄了一下。可现在故事讲完了，你满足了，我又得到了什么呢？
海岩：其实我倒愿意分给你稿费，哪怕把稿费全部给你，要是你允许我发表的话。
吕月月：别收买我了。我想我现在的收入供自己喝粥是没问题了，还不致于要拿自己的痛苦卖钱花。
海岩：你从公安局出来是不是一直干夜总会？夜总会的收入恐怕比当警察高多了，你是不是觉得因祸得福呢？
吕月月：刚辞职我找不到工作，也没什么积蓄，我妈也没有。所以，我没工作就无法生活。
海岩：像你这样条件的年轻女孩，大学文化，外形又好，恐怕不会找不到事干吧。
吕月月：我先是到人才市场去，最初有一家报社要我，条件谈得很好，可后来突然不要了，说是领导不批，我估计他们是到我们处里调查我去了。从公安机关不明不白辞职的人，人家也不能不慎重。后来又有一家大公司要我去当女秘书，也可以算是公关小姐，许愿说以后能分我房子，一切都谈好了，也面试了，结果后来也没再跟我联系。请岂：你没去问问吗？
吕月月：没有，我清楚问也没用。
那时候对我来讲已到了最后关头。我妈身体弱，年龄大，没户口，更找不到工作。我辞职的事对她打击很大，她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但她毕竟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比较敏感，因此断定我肯定是犯了错误。她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编了一套谎话给她，我告诉她是因为工作失误造成损失和上级闹翻与同事不和等等等等。我妈看得出我那阵情绪极度低落，所以她也不想刨根问底埋怨我。
海岩：她相信你的话吗？
吕月月：那时候我们的问题主要是生存，所以她也没心情多加怀疑。说实在的那些天我出门联系工作连公共汽车地铁都不敢坐，再大的太阳再远的路，我也只能借邻居的自行车骑着走，再渴也不敢喝一口冷饮。我妈托了很多人，只要是工作，哪怕工资就二三百，我也干。
后来她一个同学给联系了一家公司，是个体的还是民办的我说不清。那种公司不很正规但工资较高，而且不要档案，不用政审外调，说好每月工资一千，干好了还加，但工作比较辛苦，要经常陪着经理到广州上海黑龙江海南岛去公关宣传推销应酬。其实我并不怕辛苦并不怕出差在外，只要能挣钱能让我和我妈在北京继续活下去我什么都干得了。可就在这时候，有一件事突然冒出来，把所有这一切安排都打乱了。
海岩：什么事？吕目目：我怀孕了。
海岩：啊！怀孕了？是潘小伟的吗？
吕月月：是他的。我生理反应越来越大，我和我妈开始都以为是生了什么病，于是妈托熟人关系带我去医院，医生检查完，告诉我妈什么病也没有，就是妊娠反应，只要回去注意休息注意安服加强营养别吃刺激东西就行了。
我妈几乎惊呆了，她事前一点也没想到，可她似乎在刹那间就明白了一切。她拉着我回家，让我歇着不让我干活儿，我问她医生说什么来着，我这算什么病要紧不要紧？她不答，搬了个凳子坐在我面前，她的面色是慈祥的，平平静静地问我：“月月，你肚子里有孩子了，你能告诉妈孩子的父亲是谁吗？”
我愣了，我没想到我的身上居然还留下了潘小伟的一块血肉，我哇一声哭出来，不知是喜极而泣还是悲从中来！
我妈问：“是那个姓潘的吗？”
我承认说是。
妈问：“你是因为这事辞职的吗？”
我说是。
又问：“是因为这事和薛宇分手的吗？”
我说是，我不爱薛宇。
妈眼睛盯着我：“那你爱姓潘的吗？”
我泪如雨下，我说妈妈，妈妈，我爱他，我从没这样爱过一个人啊！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沉默了一会儿她才问：“后来他抛下你跑了，是吗？”
我摇头，“他死了。”
我妈明白了，她伸出双手抱住我，紧紧抱住我，不停地叹着，“我苦命的孩子啊，我苦命的孩子啊！”
令我惊讶也令我感动的是，我妈没有给我一声斥责，她明白我把多大的痛苦吞在肚子里一直没说！她想分担这痛苦淡化这痛苦，可眼下她又不能不马上问我：“月月，你打算要这孩子吗？”
我没有回答。妈斟酌试探商量着说：“月月，你刚刚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多不容易呀，要孩子你就没法工作了。”
我流泪我没有回答，妈说：“我可以不要你养活，可你现在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更不要说养活孩子了。”
我知道妈说的是对的，是现实。而且我才二十二岁，完全没想到也没准备好这么小会有一个孩子！
但我又想我怎么能再犹豫，难道今后我还会再爱上谁吗！还会再和谁恋爱结婚再生孩子吗！不会的，绝不会的，我注定要和我妈一样独身到老，只不过要比她孤寡得更早。所以我咬着牙把心一横，我说：“我要这孩子，哪怕我上街讨饭，也要这个孩子！”
我失去太多了只想要一个孩子，我一无所求了总得有个寄托。我一无所爱了但总要对得起潘小伟曾经那样地爱我！
我妈不再说什么，第二天她去买了两张硬座火车票，带着我离开了北京，回到东北，回到我们的老家密山县。那儿还有我家的一间；日房，和我父母的几个故人。
在我上大学离开老家时，我曾告别了那里的一切，我没想到这么快就落魄归乡。那些熟脸的同学、朋友和邻居们看见这个当年闹过一阵风流传说的漂亮的女学生一无所有地回来了，挺着不清不白的肚子，招摇过市。也许只有我自己，才不觉得羞耻。
几个月后，在密山县一个再简陋不过的肮脏的小医院里，我生下了我的儿子。医院里不能住，分娩的当天我母亲就扶着我回到家里。我的儿子从一降生便自知生不逢时，所以极为克制极为忧郁，从不无所顾忌地哭喊。那时候只有我妈守着我们母子，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困苦无助的日子。
我给儿子起名叫吕念伟。他和潘小伟一样漂亮。他们父子俩确实太像了，这使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坐月子的时候营养跟不上，身体恢复得一直很慢。都说女人坐月子会发胖，可我从来没胖起来过。大概有三个月我没找工作，一时也找不到合适我身体的工作。虽然有不少当地开公司的大款凑上来帮忙，请我去当秘书当助理并表示绝不会累着我，可他们太热情太无私了我看着害怕，因此不识抬举—一谢绝。那时候我妈又回到小学去当教书匠了，有点收入，我也被我们那儿两个厂子请去拍照片做产品广告，一次三百，一次五百，挣了八百块钱。我想这些钱给我儿子买瓶奶粉买块尿布也够了，犯不着再找个火坑自己往里跳。
海岩：你什么时候又回北京了？
吕月月：我在老家一共呆了一年。本来我妈已经帮我联系了一个中学让我去代课，后来通知我不行了。据说学校是愿意的，可教育局有说法，认为一个未婚而孕显然生活作风上不够检点的人怎能为人师表。我们那地方太小了，张家长李家短哪里有喜哪里有丧恨不得全城都知道。人们见了我免不了侧目而视然后窃窃私语，我上街买菜也得躲躲闪闪掩面而行。我想来想去觉得要想隐名埋姓重新做人就只有回到茫茫人海的北京去。
我妈不愿意我走，她说月月我太了解你了，你是个把握不住自己的人，经不住诱惑。北京那个地方，机会虽然多，但陷阱也多，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可我决心要走。我对妈说现在不同了，因为我已有了儿子，我要带他一起走，我今后所作所为，都会想到我的儿子。
实际上我妈一生的期盼就是我能过得更好，她也不愿意我永远窝在这边远的地方，于是她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揣在我的怀里，又给我做了炸酱面打卤面为我送行。上火车时她抱住我痛哭，她说她预感到我这一去就再不会回来了，她将见不到我见不到孩子一个人留在这边远的小城里孤独地老去。她这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使我一直心酸到现在，从那时起我就发誓一定要拼命挣钱，好把我妈接出来共享天伦，好让我儿子受最好的教育出人头地。
就我样我带了我的愿望和誓言，带了我的还在邂褓里的儿子，又回到北京来了。北京没有我一个亲朋，但有我的思念，我的梦想。
开始一个月真不容易，我在朝阳区麦子店那边找了一间农民房，有七平方米，很破，每月租金五十元。那时候夏天还没有过去，酷暑难当。房东家旁边有个水塘，一到晚上水气蒸腾，蚊虫成片。我那小屋白天在暴日下无遮无挡，晚上闷热异常，还得挂上蚊帐。我带着孩子，一天到晚怕他热出病来，就是那样的生活我也熬过来了。我在一个酒楼里找到了一份额位的工作，后来那酒楼里的一位小姐又介绍我去了皇族夜总会，因为子夜总会比干酒楼挣钱多。
海岩：后来你就搬到丰台这边来了？
吕月月：对，这儿条件好，也没人知道。
海岩：你儿子呢？
吕月月：我把他托给这儿附近的一个老太太了，我每天上午到老太太家去，和儿子在一起玩玩儿。
海岩：我原来还以为你每天上午都忙着出去在别处另打一份工呢。前次有好几天都见不着你。
吕月月：前些天孩子闹病。扬岂：和你过去的同事，像伍队长、薛宇什么的，还有来往吗？
吕月月：没来往。前一阵在街上碰见了刘保华，他见到我挺惊讶，问我在哪儿发财呢，我说在皇族夜总会当服务员，他直犯愣，觉得我居然干这活儿真有点不可思议。
海岩：吕月月，我也觉得你在夜总会那种地方陆人家喝酒，总不是个事情。
吕月月：现在不让陪酒了，公安局总来查。客人少了，小费也少了，再下去恐怕我连“面的”也打不起了。钱对我来讲比别人更重要。
海岩，你知道我在原来那家酒楼当领位时，领到第一份工资以后去了哪里吗？
海岩：去哪儿了？
吕月月：我去亚洲大酒店了。我在酒店一楼的那间“香港酒廊”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也是坐在靠窗子那儿，坐在我和潘小伟第一次相对而坐的地方，也是要了一杯咖啡。
海岩：你是想追寻什么，还是仅仅出于怀念？
吕月月：怀念对于我来说，只能是一种忏悔，欲哭无泪，只能。
海岩：对谁忏悔，潘小伟吗？
吕月月：潘小伟，伍队长，薛宇，我的组织，我妈，我对不起一切人，因为我的幼稚，还有盲动。
坐在这个酒廊的窗前，看着面前一杯浓浓的咖啡。这咖啡和茶几上的所有东西就像一幅静物画一样，使人清醒。这时候我才隐约看清自己灵魂和性格上的怯懦和浅薄，那么容易被诱惑，又那么容易失望。也许我从十六岁时被卷进那个丑闻开始，就造就了保护自己的本能，果断地，冷酷地，不假思索不假犹豫地保护自己，而不考虑是否伤害了别人。
于是潘小伟和我就成了一对冤家对头，他同样耽于幻想易于失望，是一个喜怒哀乐着于心形于色的人。当幻想滋润他时，他就青春勃勃充满动力；当幻想破灭时，就心灵枯萎、灰心绝望。
我们的悲剧就在于都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幻想。我们不幸地忽视了这样一个认识：人如同树木～样也要枝枝权权地成长，而我们都把对方当作固定的雕像了，因此既不能容纳对方的缺点，又使自己变得神经过敏，总是全身心地期待从对方那里得到自己的生命。于是，当对方给我们一点点爱意或者无情，温暖或者冰冷时，都能逼使我们求生或者求死，陷入疯狂！
于是，就有了这个孩子式的游戏和它的荒唐的结局。
海岩：月月，现在你能够这样检讨反思，就等于有了重新开始的基础，这就是人的成熟的过程。关于整个故事的结局，你还有什么要交待的吗？
吕月月：没有了。说不定我又办了一件傻事，没准你会失信发表这个故事，甚至把它直接卖给公安局，让他们知道当年我和潘小伟私奔的真相，让他们把我当叛徒抓起来。别看我辞职已经两年了，不知为什么我总预感到这事没完！
海岩：现在再去告发你，对国家和社会好像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了。我只希望你能振作，你的失败的经历能使你比同龄人获得更多的人生养分。一个人经历了挫折和痛苦，常常就产生了同等的觉悟，说不定你今后会因此成为一个很有质量的人。
吕月月：我现在从不幻想今后会是怎样，我今后最大的任务，最大的乐趣，就是带大我的儿子。按我母亲的意愿，儿子姓了吕。但我以后一定要告诉他，他的父亲是谁。他是潘小伟曾经希望得到的儿子。我决心用我的一生全力以赴地去爱，去换取他对他父母这段爱情的谅解。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我的儿子，千万别沾上我们吕家这一代一代断绝不了的厄运。
我记得我说过我老是做一个相同的噩梦：我在一个车子里，抱着一个孩子，孩子是潘小伟给我的，他把孩子给了我就不辞而别，任凭一个恶面凶手置我于死地……我现在总想那孩子不会就是我的儿子吧？
海岩：对做梦科学家是早有解释的，你别那么迷信。
吕月月：但愿如人所说，梦都是反的。
我对吕月月的采访，历时两月，凡二十六次，小提琴一案的来龙去脉，大体了然。
采访多半在吕月月租住的那间寒窑斗室中进行，偶尔也找个僻静的茶楼酒肆，边喝边谈。我对吕月月的叙述做了详细的记录，在誊写这些记录时，顺手对文字做了适当的修饰和整理。
我把整理过的厚厚的采访手记用一只粗牛皮纸的档案袋装好，如约锁进抽屉。
整个春天我忙忙碌碌，没有再和吕月月联系，甚至连这个曾使我感叹一时的故事，也渐渐遗忘了。五一节前夕的一个周末，我去科学院采访一位学部委员，回家时母亲递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一个“吕”字和一个电话号码，母亲问我这位来电话的吕小姐是谁，认识多久了，干什么工作的。因我大龄未婚，女友不少，所以母亲带着既关心又习以为常的神态不紧不慢地盘问。我只好当着母亲的面给目月月打电话，很正常地同她寒暄，而且特别问到她的孩子身体可好，作为对母亲的解释。
吕月月在电话里约我见面。我问她是否有事，她说有事。我问急吗，她说急。我问是好事坏事，她说最好见面再谈。
于是约了第二天见。
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十点，我们约在王府井的麦当劳快餐店见面。因为不到吃饭的时间，快餐店里人不算多，我们在二楼找了个角落对面而坐，一人喝着一杯冰镇的奶昔。
吕月月请客。
我问她：“你还在皇族夜总会干吗？”
她说：“还在，不过最近我想辞了。”
我问：“为什么，想换个工作吗？”
她出语踌躇：“我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事的，我有可能，怎么说呢，有可能要去香港了。”
对于别人，去香港也许不算是件非常事，但对手吕月月来说，确实有点令人吃惊而且耐人寻味。我问：“你最近是不是认识了一位香港人？”
“怎么说呢，前两天从香港来了个人，不知怎么找到皇族夜总会，说要约我出去谈谈，我开始还以为是个站花惹草的色鬼呢。没想他拿出一张照片来，我一看，原来竟是潘小伟的照片，我吓坏了，简直不知所措。那个人自称是个律师，是受潘小伟母亲的委托来找我的，并且他很清楚地知道我有一个儿子。”
说到此处，我似乎明白了吕月月突然约我见面的事由，这真使我意想不到并且感到兴奋，因为这个不速而来的香港客人，无疑是这个小提琴的故事的一个意外的进展和精彩的续集，我带着极大的兴趣问道：“那人想带你去香港吗？”
“是的，他说他会很快替我和我的儿子办好单程去香港的一切手续。”
“那么你打算去吗？”
吕月月迟疑地看我，试探着说：“我是想……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你告诉你母亲了吗？”
“没有，她肯定反对。”
“那个香港律师怎么说的，是潘小伟的母亲要你去？”
“是的，潘家想要我的儿子，潘氏兄弟全死了，可以说，我儿子是唯一可以继承潘家姓氏的血缘后代。”
“那他们对你呢，他们对你怎么看。”
“他们让我和我儿子一同去香港定居，他们承认我是这孩子的母亲”
吕月月的脸上不知不觉流露出一丝难以掩饰的得意。这个发自香港的突如其来的召唤，显然已使她非常心动。我想我无论如何应该泼一瓢冷水了。
“月月，如果你当初跟着潘小伟去了香港或其它什么陌生的地方，我还觉得你多少有个亲人有个保障，可现在你要一个人去，人生地疏，举目无亲，你就不怕上当受骗吗？”
“现在我的儿子就是我的保障。”
吕月月蛮有把握地说。“潘小伟的母亲就是他的亲奶奶，我想那老太太肯定会容纳我们母子的，不然她干吗这么千方百计地找我？”
我冷笑着：“她也许还不知道，你对她两个儿子的死，负有责任。”
“她不会知道。我问那个律师来着，他说老夫人只知道她的小儿子在北京曾经认识一个姑娘，曾经想把那姑娘带回家去‘拉埋天窗’，后来他死了，给那姑娘留下身孕。”
“也许我不该劝你月月，虽然你现在在北京的这份工作，确实也不是长久之计，可这事太突然了，而且我总觉得你去投奔潘家实在木可思议……”
吕月月低下头去：“海岩，你知道我多希望我儿子和我妈妈都能过上好日子，可我这样一个人在北京，得挣扎多少年才能有自己的房子，有正式的户口，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啊？我不想嫁人了，不想嫁个大款把我养着，可光凭我自己，哪一天才是我的出头之日？”
我无言以对，确实，每个人都面临着自己的问题，都有不同的处境和对未来的期望。我只好点点头，说：“我理解，如果你已经决定了，我祝你好运。”
她笑了一笑，笑得很苦：“谢谢你，海岩，这事除了你，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商量。”
我报之以谢意：“难得你这么信任我。”
她说：“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信任你，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讲给你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有资格求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你说吧。”
“你能发誓在我和我儿子的在生之日，绝不对任何人公开我给你讲的那段故事吗？”
“当然，我们不是早有约定吗？”
“你能再发个誓吗？你知道如果潘家的人知道了这些事，我就完了，我就活不下去了。
可以说，你捏着我的命呢。“
我这才彻底搞清了她今天约我出来的真正目的，我连忙表态：“我发誓，只要你还在，你儿子还在，我绝不发表这个故事。”
“以你的人格发誓。”
吕月月紧盯不放，我隐隐有些反感了，但我依然承诺：“我以人格发誓。”
吕月月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说谢谢你了，海岩。
那天在“麦当劳”分手后，我心里非常不是滋味，说不清是该为她感到庆幸还是不幸，或者，仅仅是一种担忧。她难道不知道潘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吗！
也许真是钱能通神，潘家的银弹似乎与他们的子弹同等有效。在我们这次见面之后不到一个月，大约是五月底的一天，我又接到了吕月月的电话，她告诉我她们母子去香港的一切手续均已办妥，甚至也已定好了启程的机票。她问我到时候能不能去机场送送她，我答应了。
在机场我见到了她的儿子，一岁多还抱在母亲怀里的吕念伟，很可爱很腼腆的脸蛋，像个女孩，很乖。可以肯定他的奶奶准会一见就爱。
吕月月手里只带了一件很简单的行李，她告诉我已把一切东西或奶或送处理掉了，辞色之间毫不掩饰破釜沉舟一去不返的决心。
她笑着对我说，自从她跟着潘小伟悠过石景山游乐园的那条“贼船”之后就注定下不来了。她说她过去那么喜欢北京，这个城市曾经有她的梦想和寄托，但现在她已厌倦了这里的一切。
我还见到了那位貌不惊人的香港律师，西装革履，正待与自月月同机而往。昌月月向他介绍我说，我是她的表哥，是一位有名的记者在大陆认识很多政要。我明白她如此借以标榜可能完全是出于一种自卫。
那律师风度平平，但递过来的名片上却头衔累累。简单告别之后他们便一同进去交验行李领取登机证，我被隔离在候机楼的大厅外面。
望着目月月头也不回的背影，我百感交集，想她毕竟还是一个不请世事的傻傻的女人啊，她早先只不过是被一个少年的清纯所惑，演了一场离家出走的荒唐游戏。可今天，她跟着这位其貌不扬的律师坐着飞机合法地背井离乡，去为潘家守寡，为潘姓传宗接代，这回倒是真真正正地嫁人黑帮了！
我只能祝愿她一切如意。
一个月之后的一个深夜，我突然接到吕月月从香港打来的长途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还算快活。她告诉我他们母子平安。老夫人很喜欢她的儿子，对她的态度也说得过去。她说她现在总算是安定下来了，目前并不急于出去工作，每天主要是带孩子和补习英语。她说在香港木会英语就无法在富人堆里生存，就没人看得起你。她还告诉我她打算过些时候回一趟大陆，把她母亲接出去。
看来她是站稳了，不然绝不会开始策划与母亲的团聚。我问：“那潘家老夫人愿意和你母亲一起住吗？”
她胸有成竹地答道：“我另给我妈找地方住，我现在供她吃住还是不成问题的。”
我笑道：“你现在也算是个有钱人了吧？”
她也笑：“我？饿不死罢了。告诉你，那老太太，就是大伟他奶奶，那才是名符其实的富婆呢。不过真正的富人倒是从不铺张，丈夫死了多年，她也没动过再嫁的念头，更没找过什么小伙子给自己当经纪人，咯咯咯！”
挂了电话，四周出奇的静，吕月月的笑声还留在黑洞洞的屋子里。我想，人各有命，有人注定富贵，有人注定贫穷，吕月月注定母以子贤。但是，如果刻薄地说，她现在的衣食荣华，不过是一种守活寡的代价，而且说不定这种活寡，也还算不上明媒正娶的话，那么这对一个文化层次并不低的青年女子来说，究竟是幸福呢，还是不幸？
也许，钱、时装、虚荣和孩子，对女人来说，就是幸福。对女人来说，除此还有什么呢？
在夏季快要结束的时候，吕月月果然回来了，她从凯宾斯基饭店打来电话，约我去饭店吃晚饭，说要请我吃德国菜。
凯宾斯基饭店的德国餐厅不大，却有欧式宫殿般的华贵，整个晚餐时间餐厅里只有我们两位客人。
吕月月如今也大大地涂脂抹粉了，不过并不过分，那张经过专门修饰保养的脸上，更显出勾魂夺魄的美丽，只是那一身白纱一样的连衣裙，看上去蓬蓬松松有点累赘，她说这是香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这衣服上的标志，也是现在世界上女装最硬的牌子。
“我现在只用这个牌子。”她漫不经心地向我展示着她的皮制手包和金光灿灿的耳环，都是两个C 字一正一反扣在一起的标志，有点像X.我问她这个牌子是不是和当年潘小伟在赛特购物中心给你买的那个手包差不多，她说不一样，那个牌子是CD两个字母，也算是顶尖级的名牌了。她又用英文和法文说了几个我从未听说过的牌子，问我现在大陆有没有得卖，我满脸惭愧说没有留意这方面的情况，实在孤陋寡闻。
吕月月笑着告诉我，刚才她在饭店大堂里等我的时候，有一个北京的大款把她当作出来做世界的妓女了，大模大样地跟她搭话，“他也不看看我这一身‘行头’，是那种下贱女人穿得起的吗，真没文化。在香港，人家只要一看你这一身的牌子，就知道你的身份了，不会上来讨没趣的。”
此时的目月月，虽未财富缠身但已有点珠光宝气，连吃西餐的动作，也透着烟熟老到，不但绝对内行，而且大家风范。她问我喝不喝酒，我说不用了谢谢。她给自己点了一杯红酒，慢慢吸饮，上来的案只是用刀叉略动一二，并不多用。
“我本想住在亚洲大酒店的，想就住在潘小伟住过的那间904 号套房。”她说：“可那几代管婴儿的设施不好，不像这家饭店专门有一个幼儿园，有专门的玩具，还有英文很好的老师。我孩子从小就得让他说英文。”
“你带孩子来了？”我问。
“对。不过他太小，带他出来很不方便的，所以我还是住到这儿来了，有人看孩子，我就省事多了。”
“你不是专门来接你妈吗，干吗非要带着孩子来？”
“孩子我必须随身带，在香港也是，我从来不让他离开我。”
看她能住这种级别的饭店，看她这一身足可夸富的“行头”，我不禁感叹了一句：“你妈一生的愿望，她对你的愿望，总算让她看到了。”
吕月月望着酒杯，半晌才苦笑一下，“可我妈不肯跟我去。”
“你已经见过她了？”
“我刚从东北回来，劝了我妈三天，她就是不肯跟我走。我们老家那地方条件又太差，我不能多呆，我怕伟伟会生病。”
“你妈为什么不肯去？”
“你知道，年纪大的人是不愿再找一个陌生的地方住的。而且，说实在的我也不瞒你，他们潘家确实是挺复杂的，老太太现在对我还可以，可小伟他姐姐姐夫特腻歪我，他们不敢惹老太太，但老太太也不管事，潘家两兄弟都不在了，现在公司的事是他姐夫说了算。”
“你又没惹他们，他们干吗特腻歪你？”
“你不知道香港那地方，翻来覆去就是一个钱字，公司里的业务现在虽然是他姐夫主持，可说到底，潘家这份产业，我儿子是有继承权的，好像他的继承权还排在潘小伟姐姐的前面呢。你想想，我儿子能不让他｛II头疼吗。”
“啊，我知道咱们国家的法律也规定在继承人死后，他的儿子是享有代父继承权的，照理你儿子应该现在就拥有潘家的一份产权了，只不过他还未成年，所以他继承的财产要由其他成年人代管，但在他十八岁以后是要如数还给他的。”
我的提醒使目月月呆呆地沉思了好一会儿，这问题看来对她十分重要。半晌，她猛省到自己失态，笑笑说：“小伟他姐夫就怕这个。他这个‘驸马’现在倒反客为主成了潘氏家族的老大了，他就怕我儿子长大以后大权旁落，所以他现在也不敢明着得罪我。其实他不惹我，我也不会惹他的。”
吕月月强作出几分得意，但掩饰不住心事重重，“我回去马上找个律师问问，不能让他们把我给蒙了。”
也许我毕竟无法理解她现在身处的环境，于是我劝了一句：“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月月，你说过不想再和别人争了，面上不争，心里也不争。我一直以为你在经历了人生波折之后，突然大彻大悟，有了包容心和平常心了，我一直以为你今后会生活在一个明心见性的心灵净土上了。”
吕月月摆了一下手，说：“得了，你别书生气了，在潘家，善良就等于糊涂。”
她居然嘲笑我书生气，我想替自己辩解一下，可她已没兴趣再谈这个话题，打断我说：“海岩，有件事，我想求你帮忙。”
我半开玩笑地说：“我以为你请我吃饭只为叙旧呢，没想到又是有求于我，还是关于那个采访记录的事吗？”
“不，我把我妈接到北京来了，我想在北京租间房子给她住，北京的生活条件毕竟比东北好多了。我想，不知道你肯不肯帮忙照顾她一下。”
“哦，”我庄重起来，“怎么照顾呢？”
“我给她请个保姆，你帮我管管那保姆就行，别让她骗了我妈，另外我妈万一有个什么重要事，总得有个明白人能照应。”
“日常照顾一下可以，可你妈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可负不起责任。”
“日常照顾一下就行，我不会让你白干的，我肯定会付你一定的报酬。”
她居然谈到钱，这使我感到意外，但从她泰然的神态上，又觉得也在清理之中。香港就是那样一个社会环境，请人做任何事，都是要付钱的。
我只是没想到她这么快就理所当然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香港人了。
她通过她母亲的同学在西直门那儿租了一套一房一厅的单元楼，付了房东一年的租金，把母亲和一位江苏乡下来的小保姆安顿下来。
她母亲头发全白了，看上去老态龙钟，其实还不到五十岁的年纪。虽然百病缠身，但除非强迫绝不求医。她的简朴、谨慎、寡欢和持重，使人完全想象不出她是目月月这样一位贵妇的母亲。
吕月月每月给我两千块钱，包括小保姆的工资和那一老一少的全部生活费用，以及她母亲看病吃药的开销，以及家用物品的添置（包括一台新买的彩色电视）。凭天地良心，我并未从中留出半点剩余作为我的所谓报酬，我想我还不致于贪这孤儿寡母的活命钱来折磨自己的良心。
我常常在星期天骑车子到她01那里坐坐，和她母亲聊聊家常。她母亲虽然有人伺候又有了钱，但依然把享受和铺张视为罪恶。她自己干活，教那小保姆干活，两人不像主仆倒似师生。她从不看报，闲时就看些知识性的杂志，是从旧书摊上买的过期杂志。杂志是过期的但知识并没有过期。她也让小保姆看，看不懂就给她讲解，但小保姆不爱看，她爱看电视一《戏说乾隆》和《包青天》之类。
有时我问她：“您想女儿吗？”
她总是说：“哪能不想呢。”
“您爱小外孙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