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两个儿子，应他之求，国家同意带走一个，于是他的长子至今仍然留在利川。但是台胞和港侨的身份，已经足以改变三哥一家的全部政治经济生活了。
幺叔三哥的传奇，我也只能讲到这里为止。
十
80年代中期，我在县委宣传部奉命下乡，终于回到阔别许久的汪营。
我在变迁的坊肆之间，寻找我童年的老屋，我看见我家那临街的木壁被拆开成了一个柜台，里面赫然坐着我久违了的幺叔。
幺叔并未重操旧业，而是零售着乡村社会必须的针头线脑肥皂火纸，生意清淡得恍如隔壁的花圈铺。幺叔拉我进去喝茶，他说终于落实政策，将这栋祖宅发还给了他。我在那些烟熏火燎的墙壁上，还能依稀发现我童年的手迹和贴糊的报纸。
那时，幺娘已经谢世；艺华哥举家去了宜昌，亚华姐在平原，只有幺叔像个孤老，还在这个他经历喜怒悲欢和爱恨情仇的小镇，平静的生活着。
他依旧家无长物，衣饰朴素而整洁。他拿出许多家族照片给我看，都是他三哥转来的。其中有侄儿牟秉钊以及他的孩子们，在加拿大和台湾的豪华别墅前的许多合影。我看着那些依旧荣华富贵器宇轩昂的人们，再转顾落寞清贫的幺叔，怎么也无法想象这是同一个家族的传人。
牟司令给他的信，仍然恭敬的称呼幺爸。两岸的隔离和沧桑，对幺叔而言，又岂止是恍同隔世。幺叔平淡的说，他现在衣食无忧，也无须他们的资助，只是喜欢看看那些侄孙的照片，看看牟家熬过一个世纪之后，依旧没有衰落，内心就非常幸福了。他还指着那老屋说，都快朽了，梁柱都被蛀空了，他就要把他卖了，去和宜昌的艺华哥一起生活。
我突然看见他卧室的床头，还挂着那把我熟悉的二胡。我充满怀旧的取下在手中摩娑，但是琴弦已断，蛇皮已破，满身覆遍了时间的灰尘，再也无法发出呜咽的声音了。
薄暮时分，幺叔送我于古镇小街，默默无言的静观着这正一点一点消逝的古老街景。相去四十年的生命，相同背景下成长的少年，各怀一份感伤，揖别着那些隐痛的往事。而这，竟是我和他――一个似同血缘的幺叔――的最后一面。他最终还是离开了祖居地，死在了异乡。而汪营的牟家，再也没有高升堂的这一支人了。一个家族的荣耀与悲辛，必将风化在历史隐蔽的书缝中。
坟灯——关于外婆的回忆点滴　
一
我似乎活到1983年才真正认识到什么叫做死亡。那年我21岁。
在那个秋天，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外婆――也是一生给我影响巨深，爱最多的亲人，终于走完了她68年的艰难岁月，忽然离我而去了。在那之后的若干年里，我几乎仍然沉浸在那种巨大的悲痛中难以自拔。
那是在鄂西边城利川，外婆按照土家族的丧礼备极哀荣，在孝歌唢呐的颂唱里被埋进了一中背后的关山。风水师将她的坟头调向东北，在迢递山河之外是江汉平原，那里有她的故乡――她再也无法活着回去了。
那时土家的丧俗还保留着古老的礼仪，在入土后的七七四十九天里，每到黄昏，亲人要到坟前送灯――意在为逝者照亮那漫长的冥路。那是怎样一条黑暗的甬道，其尽头究竟是什么样的世界，我至今仍无从知道。父母是所谓干部，刚获“解放”未久，还不敢遵守这种隐含迷信的礼制。我担心外婆的孤独行程，遂在每个薄暮点亮灯盏，黯然行进于那墓碑林立的山道上，去为外婆送上一盏坟灯。
那时的我仍然不相信死亡是不可逆转的旅途，我独跪在坟前烧纸鸣鞭，匍匐在坟头痛哭，总想唤醒沉睡中的外婆。每次我都要将耳朵贴近新土去谛听，孩子般的幻想外婆会从棺木中传来呻吟，那我立马会用十指去刨开那些泥石，以救出我无人可以代替的至亲。
坟灯在晚风中无声摇曳，次第点燃小城的坊肆烟火。那时的小城是寂寞萧条的，我坐在半山上仿佛达到一个死亡的高度在俯瞰众生，年轻的我终究无能参透生死的奥秘。每在夜色中依依惜别外婆的孤坟时，总要频频回眸遥看那盏星火，我生怕它在我转身之际就熄灭，我需要它照亮外婆的异乡长夜，更需要它永远照亮我此后的黑暗命途。
二
外婆1913年出生于汉川县田二河镇的一个中等人家，她是长女，取名叫成凤林，家里人都唤她凤林哥。几岁时她的生母就病逝了，其父是个读书人，正忙着要东渡日本求学，就把她送到了武穴姨妈家抚养。曾外祖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了八年法科，回国后被民国政府委为甘肃高等法院院长。外婆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受过私塾启蒙，放足较早，但脚弓则仍然是折断而弯曲的。她有过怎样孤独或者委屈的早年，于我则已不详了。我只知道在我童年时她每提起她的童年，总要老泪纵横。
外婆在23岁左右时由其父许配给了天门县干驿镇刘家的三少爷。刘家的老爷是从河南商水县长的宦途中退隐的，在干驿古镇新修了显赫的大宅。大少爷做商贸，二少爷办纺织，三少爷――我的外祖父则成了黄埔8期的士官生，他名叫刘纪律，字雪舫。四少爷是学生，后来成了地下共产党，新中国首批留学苏联的学者，现在则是国内最权威的玉米专家，博导。他叫刘纪麟，我们唤作四爹。
刘成两姓的联姻，在当初虽因长辈的同年之谊而起，却也不乏门当户对的政治因素。曾外祖将要带着续弦和儿子到塞外赴任，他想把这个缺恃无怙的爱女托付给一个可以放心的人家，却未想到在一个战乱频仍的国度，他的这一抉择竟埋下了我外婆一生悲剧的伏笔――这，大约就是命运。
外婆住进了刘家大院，一年多后生育了我的母亲，外祖父赐名为刘凌云――其中不乏一个新式军官对孩子的豪情期许。那时的刘宅除开老爷，几乎所有的男丁都在外打拼世界，阖家则都是女眷和孩子。外婆是否有过新婚的甜蜜，外祖在军阀混战中能否抽身回家眷顾，这些遥远的往事家慈一生不肯言说，我们已然无从知晓了。但外婆一生再未生育，则大抵可以想见她的全部生活多是在倚门守候，在含辛茹苦中抚大我的母亲。
三
外祖父的一生至今对我仍是一个秘密。外婆和母亲对此都三缄其口，在她们去后多年，我才从新修的刘氏族谱和一些族戚的回忆里，逐渐厘清他的大致生平。在我深陷危机的年月，虽然也有黄埔同学会的长辈来表示扶助之意，但他们并不认识我的外祖，只不过表达对一个学长的情义。
我只听说外祖曾经做过蒋介石的侍卫官，刘家悬挂过他一身戎装站在蒋公身后的合影。抗战时期他曾经是邱清泉部的参谋长，湖北光复后他大约是接收武汉的少将警备司令。1948年他被调往鄂西恩施担任最高军政长官，从巴东舍舟上岸，乘吉普经建始县鲁祖坝附近的一个峡谷时，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伏击而死。
从1927年到1945年，整个中国都是一个乱离的时代，没有一天治平。多数豪门望族都在这些政党、阶级和民族战争中毁于一旦，刘家也概莫能外。太爷去世，分灶吃饭的各房更见凋敝，外婆收不到外祖的任何汇款，只好靠捡棉花纺纱和为人缝补度日。【关于那八年的故事详见拙文《江上的母亲》】她坚信她会等回她的丈夫，她18年的坚贞相守，只为换来河清海晏后的团圆幸福。却未想到和平降临之时，带给她的却是噩耗――外祖以为妻女早已死于战乱，已经在后方新娶并有了两个儿子。母亲的大闹使外祖备受舆论攻击并为此受到党纪处分，外祖只好回来和外婆强行离婚。外婆放弃了外祖的补偿，成全了外祖的功名家庭，在按完离契指印后哭昏过去。
刘家的所有族人皆知“三嫂”的贤德令名，无不谴责三少爷的薄情寡义，但在那个时代，这一切又于事何补？被弃的外婆依然被合族挽留住在了已近废墟的刘家，她开始了她长达一生的寡居。外祖被击毙后，灵柩运回武汉，外婆竟然没有一丝怨恨地亲往扶柩而归，将外祖埋进了刘家的祖茔。她似乎始终坚守着刘家媳妇的身份，不仅侍奉着太爷最后所收的一个上房丫头――那个比她要小的名义“公婆”，我们唤作老太；还时常周济着读大学的外祖的四弟，我母亲唯一的叔叔。
四
外婆凭借她的裁缝手艺省吃俭用地供养着我的母亲在武汉读完中学，母亲回到乡下教书以分担外婆的艰辛。这一年湖北易帜，母亲决定投考革大，结业后竟然也被分往鄂西恩施――这是她所仇恨的其父送死的深山，外婆的无限担忧依旧无法阻挡其叛逆的脚步。
外婆在土改时被划为贫民手工业者，并加入了镇上的缝纫社。母亲在利川剿匪土改，与我父亲在危险岁月中结为伉俪。外婆原本是不想离乡背井进山的，鄂西那些遥远而陌生的地名，于她心中肯定还有某些无法言说的隐痛。但母亲作为唯一的女儿，她不能将她苦难的寡母弃置远方。那时大姐即将出生，母亲需要外婆的帮助，而这一理由则是外婆永难回拒的。于是她溯江而上至万县，然后步行来到了利川汪营区西流水村――我父母正在那个极端偏僻的荒山沟里大炼钢铁。
外婆的到来实在恍若救星，她几乎没有享受到女儿的幸福，却无端地分担了太多的灾难和屈辱。那时我家搭建在一个岩洞里，她接生了我大姐未久，母亲就被打成右派，恶意攻击的人们指斥她们是军阀太太和军阀小姐――而这，正是她们一生的剧痛。母亲痛不欲生之中，早产了我的二姐，那已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之时。面对这个不足四斤的婴儿，父母都认为难以养活，只有外婆固执地不肯放弃，她用米汤一口一口地喂大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孩子。那时粮食危机已经威胁到成年人的生命，外婆以她一生的灾年生存经验来对抗着人世间的无穷劫难。她拖着浮肿的身体在山野开荒，在贫瘠的土地上播撒求生的种子，这些荒年中的杂粮啊，竟被外婆熬成了一家五口丰盛的晚餐，成为穴居时代最温馨的回忆。
父亲需要一个儿子来传承他的爱与恨，母亲在监督改造的羞辱中生下了一个儿子――不是我，是我早夭的哥哥――才几个月，就被乡村的庸医一针毙命。父亲的愤怒无处发泄，家庭危机顿现，刚烈的母亲几不两立。又是外婆以她的慈爱和智慧劝慰我母，她说：以我看啊，这个男人虽然脾气暴烈，但心地很善良。是啊，还有什么比善良更高的品德呢？外婆一生坚持善，看重善，与生俱来的善终于挽救了这个濒危的家。于是，1962年，我才得以呱呱落地。
那个正夏的早上，太阳据说白得耀眼。外婆亲手用剪刀切断了我的脐带，洗干了我最初的血迹。父亲在我的放肆哭声里开怀大笑，母亲的泪水则显得悲欣交集。我成了外婆的至爱心肝，同时也成了我父母一生操心劳神的巨痛。
五
在我两岁时，父亲奉命承办的炼铁厂终于在烧光了当地森林后，可笑地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父亲被调去主持齐跃山煤矿，母亲调到了汪营区供销社，外婆带我们姐弟三人一起移居古镇小街。在一个临河的吊脚楼上，我开始了我的童年记忆。
我是在外婆的怀抱中一点点长大的，每个夜晚我都要紧紧抱着她那皴裂弯曲的小脚，在她的故事和童谣声中入梦。外婆是念过私塾且看过许多古典戏曲的人，还能用真正古代吟诵的方式读诗。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典型的土家木楼就摇摇欲坠地斜撑在清江上游的小河上，窗外有个彩廊【阳台】，我在彩廊上撒尿可以淋到下面的鱼鹰舟上。河对岸是一个叫做转转田的小村，农人的打谷声常常伴随着外婆为我诵诗的旋律，使我较早地朦胧领会了节奏和韵律。
那时小镇没电，木楼上的油灯摇曳着唐诗般的蕴藉。二十四孝的故事是我反复要求似乎百听不厌的主题，外婆讲着讲着就泣不成声，我的童年似乎也有稍多于人的敏感，婆孙二人的泪水往往湿透枕巾。我的一点古典文艺的知识和情怀，完全来自于外婆的早期教育，那些民间的戏曲话本，蕴含着外婆的身世之痛，在她的陈述中倍感撕心裂肺。
整个小巷似乎集中了全镇的弱势群体。巷口左边是熊家的四个孤儿，父母皆自杀。右边是陈哑巴和他的老母。中间是地主婆邝奶奶，五保户孤老90岁的胡奶奶，还有一对残疾夫妻和他们的女儿。木楼上的邻居则是黄奶奶一对老人和马贩子开福伯一家。相比而言，我家就算是此中的豪门了。
我们是外乡人，但外婆的善良却很快使我们融入了这个底层社会，并赢得了一街人的尊重。那个年头，家家都有断炊的时候，无计之时都是来找“婆婆”――无论老少都和我们一样这样称呼她。外婆首先让我学会的就是善良，她第一次让我给街上的小乞丐送饭后，我竟然后来见乞丐就往家里拉。幼稚的我并不清楚自家的窘迫，外婆总是尽量满足我童年的乐善好施。后来母亲实在忍不住经济的压力――那时乞丐太多了――开始干预我的善行，我不谙世事的委屈大哭，外婆则依旧呵护着我的自尊。
五岁以前的我已经会许多字，能背诵不少古诗，这完全来自外婆的教育。为了聊补家用，外婆又悄悄开始了裁缝手艺，为街坊裁缀新衣旧衫。人家有钱就给几角，无钱就道声谢，外婆则从不要求。忙乱中有一次给我喂错了打虫药，我忽然口吐白沫晕倒，外婆抱起我颠着小脚往下街的医院跑，我被救醒后，外婆的眼睛已经哭肿。
因为外婆的存在，我在四岁以前仿佛就已经享尽了我一生的幸福。之后文革爆发，我才在成长的过程中渐渐明白，人世间原来竟然还有那么多的艰难和无奈，需要我用余生去面对。
六
就是在那个夏天，在汪营古镇的青石小街上，忽然庄严地走来一支队伍。父亲和他的几个同僚戴着纸糊高帽走在队首，后面则是扛着冷兵器和新式火器的武装工人。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的奇异扮相殊觉好笑，奔跑回家去拉外婆来同乐，却看见一家老少的泪眼。外婆紧紧地把我箍在怀里，生怕无妄之灾再夺走她的外孙。我在懵懂中意识到，可能灾难降临了。
随后的抄家拎走了外婆的缝纫机头，机枪架在门口的恐吓和辱骂，两个姐姐的失学，父亲的不断游街和挨打，贴满门窗的攻击母亲的大字报。外婆惶恐不安地看守着我，怕我被歧视和欺侮所伤。某日一造反派来家训斥父亲，我不懂事地在一边嬉闹，太过压抑的父亲借我发泄他的愤怒，第一次用木棍暴雨般毒打我，没有人敢于阻拦狂怒的父亲，外婆哭着用身体包围着我，结果左手无名指被误伤一棍，竟被打得骨折。她一直隐忍着也未医治，至死时那个手指依旧还弯曲着，我怎么也无法抚平那陈年的创伤。
运动在不断升级，厄运更不知何时结束。为了给失学的大姐找条生路，外婆决定重返平原老家务农，让大姐随她还乡插队――她相信她的故乡亲友，会容纳她这对乱世婆孙。那时我才五岁，没有人敢告诉我外婆要走，她默默地收拾简单行囊，每天夜里抱着我垂泪，叮嘱我千万不要出门惹祸，不要下河，不要玩火，我只隐隐感觉到有大事发生，只知道陪她哭泣。然后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就再也找不到我的婆婆了，我白天嗓子哭哑，夜里又从梦中哭醒，妈妈训我打我都无法制止我要找回外婆的伤心欲绝，我的童年天空仿佛就从那个早晨彻底坍塌了。
一年后，大姐也去了那个叫着二坞台的平原湖村和外婆相依为命。二姐去了矿山做工，父亲继续接受迫害，然后肺结核穿孔被煤炭厅保护到武汉治疗，我和母亲搬到供销社的一个单间房里苟延残喘。母亲在单位是监督改造的右派，完全无暇管理我的生活，我一天天消瘦，每晚的夜咳惊醒着母亲。惊觉的母亲带我进城到县医院检查，同样肺结核穿孔的结论几乎让她骤然垮掉。那时，这是一个致命的传染病，母亲每天偷偷饮泣，但仍旧倾其所有供我打针吃药，要把我从死神手中夺回。
这种病没有好的营养和护理，在当年几乎是难以存活的。母亲只好去信给外婆，想要她回来照料我的生活。外婆是在山里受伤而返乡的，她在她的故乡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安宁而不被欺侮的日子，她实在不愿再回这片伤心之地了。最后大姐给母亲来信说――让弟弟自己给婆婆写封信吧，只有这样她老才有可能回。于是我给外婆写了，现在我已经无法记得12岁的我究竟写了些什么，若干年后大姐说，外婆边读边哭，每天从枕头下拿出再读再哭，一个月后决定再次进山，她要来挽救她一生至爱的我。
母亲要到万县码头去接外婆，次日我放学回家，远远看见家门开了，我奔跑着冲进去，看见屋里的火塘正燃烧着久违了的温馨，外婆和邝奶奶正诉说着别况，我一下子扑进外婆的怀里放声大哭，几年来的思念和无助忽然化作滔滔江河。我不断地叫着婆婆婆婆，仿佛垂死的孩子看见唯一的亲人。婆婆抚摸着瘦小的我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连邝奶奶也在一旁哽咽不已。婆婆说为了省钱，妈妈让她坐便车先回，她还要等次日的便车。
我的病在外婆和母亲的救治下，竟然神奇地钙化，而父亲也获得了同样的结果。外婆再次挽救了这个濒危的家，我们开始满怀希望地走向1976年。
七
外婆骨子里面是个读书人，可惜生在一个旧式家庭，不看重对女儿的培养；加上生母早逝，父亲东渡，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系统的教育，否则，她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才女。许多年来，她一直在繁忙的家务之余，坚持阅读的习惯；包含我上大学后的许多文科专业书籍，她都能读，还特别喜欢和我讨论。空闲时，她还爱练习毛笔书法，簪花小楷写得端端正正，你很难相信出自一个小脚老太之手。
我的少年时代家里并无藏书，我总能从镇上一些大户人家的后人那里，找来一些残破的旧书偷偷阅读，而一旦被父母发现，那是要没收焚毁和责骂的，因为如果被抄家的人发现这些毒草，就会祸及大人。但外婆则是我的掩护者，她支持我读各种烂书，并帮我隐藏。我的学生时代，是盛行读书无用的，且没有考大学一说。我看见外婆裁减衣服很有趣，她甚至会做皮货，就也去拿她的剪刀画粉比划，要她教我裁缝手艺。她第一次很严肃地跟我说――你是个男人，不应该来学这些女人活儿。我问那学什么好呢？她说以后可以去学法律。很显然她也许并不深知她父亲所学的法律究为何物，但她相信这个世界原是需要真正的法律来主持正义的。
外婆的善良和慈悲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品质，天生具有佛性。她是一个没有仇恨的人，既不恨抛弃她的丈夫，也不恨迫害过我家的那些人，永远对人恭谨热情。她不求人，但任何人求她都会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她所到之处，皆会赢得所有人的尊敬，包含那些对我父母有意见的人，都会在背后夸耀她的美德。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有谁，真正具备她那种完全发自身体本能的博爱。她常对我说，要做一个明理的人，她永远相信在天地之间，有个叫做“理”的东西在维系着世间的共和。
家父是一个身负剧变奇耻的人【见拙文《地主之殇》】，一生暴烈，情不外露，身边人皆很怕他，但他却永远尊敬外婆。我高中时即爱和父亲厂子里的工人摔跤比武，一次把踝骨摔折了，父亲一怒之下去把那工人骂了一顿。外婆是从来不说女婿的，但这次她却轻言细语地告诫――说不该责怪别人，一定是孩子自找的，否则工人怎敢来摔坏你的孩子。父亲诺诺无言，他是服理的。外婆去世后，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涕泗交流，他是真正地感恩这个具有高贵教养的老人。
八
严格而言，我对父母的感情相较于外婆，则远要轻薄。我最初的知识和教养基本完全来自外婆，父母对我的责骂，往往要被她来化解和开脱，母亲常说她把我宠坏了。几乎从儿时开始，我和外婆的每一次小别都会彼此流泪，包含1978年我上大学后，每个假期后复学，她都要相送很远，我们都要哭一场。
那时我已成人，她在我们家不仅抚养大了我们三姐弟，还抚大了我的三个表弟妹。她始终过着极端俭朴的生活，操持着所有的家务，却坚持不上桌吃饭的古老习惯，且永远要吃剩饭残羹，不肯浪费丝毫。家境在文革后已经日见优裕，但她仍然不改艰难岁月所形成的近乎残酷的节约生活，有时常常让我父母感到尴尬，怕人误会是对老人的虐待。比如，她会偷偷地上街捡破烂卖，或者到菜市去拾取农民都要扔掉的烂菜叶，拿回来处理干净后做来自己吃。我们姐弟都工作后，基本都要给她点钱，事实上她又从来不花一分，总是攒来寄给老太――她那个名义公婆。母亲对那个丫头出生的文盲老太素无好感，且老太在四爹家条件很好，因而坚决反对她的资助。但她总念叨三几年老太曾经借给她几斤米，救过她的命。
母亲是外婆唯一的孩子，但母女间的矛盾却在晚年愈演愈烈。首先在对外祖父的评价态度上就永难共识――母亲仇视那个遗弃她且影响她一生政治生命的父亲，外婆却用沉默甚至隐隐的怀念来对抗着母亲的攻讦。比如她偶尔在评点我时，不经意地会用这样的措辞――哎，你这点很像你外祖父。在母亲听来，其中的含义显然褒大于贬。
当我也走进社会后，外婆感到她的使命已经完成，突然开始强烈的乡愁――每次与我母亲不快时，就会说让我回平原乡下去吧。乡下只有贫穷的远亲，母亲自然不愿满足她的愿望。后来大姐要生孩子了，把外婆接到武汉去帮忙照顾，等一切料理好后，外婆就和姑婆一起跑回了汉川乡下，再也不肯出来了。姑婆比她还大，她们是发小的干姊妹，两个老人竟然都抛弃满堂儿孙，在一个村子赁屋而居，外婆又开始她的裁缝手艺来自谋两老的生路。两家的后人皆很着急，但谁也无法劝说更不能强迫她们回城。
我们只知道担心老人的艰苦和无助，并害怕别人指斥我们的不孝，当时却很难理解老人的内心真实需要。所有亲人都知道只有让我出马了，于是我从山里赶赴平原。我让还在汉川工作的五表叔把两老骗到他家，我一进门就忍不住跪地痛哭――我是真诚地不忍让外婆在乡下受苦――我抱着外婆的腿泣不成声，外婆一见我也泪流满面。姑婆一边抹泪一边埋怨：我就知道平儿一来，你就要动摇。外婆要拉我起来，我说您不跟我回去我就永不起来。外婆显然十分矛盾，最后长叹一声无奈地说：好吧，我跟你回。就这样，我又把已经还乡的外婆接回了她实在不愿终老的深山，现在想来竟是万分惶恐――我这样违拗一个老人的夙愿，究竟是孝道还是残忍呢？
九
我参加工作后，由于出差频繁，和外婆的告别渐渐都不流泪了。1983年的秋天，大姐带着小孩回山省亲，一家人其乐融融。我又要到邻县去开会，早上向外婆辞行，外婆坚持要送我下楼，我忽然奇怪地悲从中来，顿时无语哽咽，外婆也抽泣起来。那一刻，我发现她的腰已经佝偻了，白发杂乱地披拂在鬓边，我竟然莫名地涌出无限哀伤，许久未曾流过的泪水一时间滔滔不绝。后来的事实使我相信，人对死亡是有奇异的预感的，只是当时还不能把握而已。
三天后我回来经过恩施去看父亲，父亲说正要找你，外婆可能不行了。我们急忙驾车往利川狂奔，一路我还抱着幻想，希望外婆还能熬过来。由于我从来没想到过死神会如此突然地降临，总认为自己还有足够的机会去报答养育之恩，当噩运骤然遭遇时，才发现一切都为时已晚。
我冲到病床边叫唤婆婆时，她的神智还残存最后一点清醒，但吐辞已经模糊了。我把耳朵贴近她的嘴，勉强听到她说――平儿回来了？我没事，别哭，我打几个嗝就好了。渐渐就再也听不清她的咕哝了，而她的眼睛则始终没有睁开。
原来那天早上大姐要赶车回汉，妈妈和二姐去送，外婆非要一起去，她好像预感到这是最后一面了。大姐和她依旧是挥泪而别，车走后，外婆急匆匆地往回走，二姐远远看见她步履开始歪歪斜斜起来，急忙追上去扶她时，她正好要跌倒尘埃。医院一看就是脑溢血，马上下了病危通知。
那时的小城医院设备简陋，医术有限，基本没有什么积极手段。我在医院半步不离地守候了十天，亲眼目睹了我的至亲慢慢死亡的全部过程。从浅度昏迷到深度昏迷到瞳仁扩散，我日夜为她镇冰擦背吸痰，哭泣呼喊，对她说话――我相信她一直还有意识。她有时会流泪，有时会叹气，当我说我一定要让您回老家时，我真切地感觉到她粗糙的手在我手中紧握且摇动了几下。
但一切已经回天乏术了，那个早上，生命中最爱我的外婆终于远去。即使在此过程中已经深知这一结局的无法回避，但一个活生生的人真正在你手里呼出最后一口气时，你依然难以接受――你在那一刻无法不痛感人的弱小和不堪一击。我们有谁能与死神相争呢？
十
我亲手将她装进了棺木，亲手去挖了墓圹，亲手去覆盖了头三锄头泥土。我为外婆写了一篇碑文，亲笔书写在石头上请石匠镌刻而成，然后用水泥石头为她砌了很坚固的佳城。起初我本坚持要送她回故乡安葬，但千里蜀道百重关卡，父母是坚决不能同意，只好让外婆在异乡暂栖了。
那时我在单位的卧室里就能看见外婆的坟，许多个丧魂落魄的黄昏，我就会散步到坟边去枯坐。两个多月后，这座坚固的坟竟然奇怪地开裂了。母亲认为是石匠没封好，又买来水泥等请人重修完整。但几个月后，坟头又裂开了一道更大的缝隙，连碑石都将倾倒。我对母亲说，这肯定是外婆想迁回故乡的表示，母亲深知其母的愿望，但她实在无能为力。我遂用黄裱纸给外婆写了封信，我发誓一定要在十年后把她移回平原，希望她理解，祈祷坟头不要再垮。我把信在坟前跪着烧了，再把坟修缮好，之后竟然神奇地再未垮过了。
外婆走后，我再也无心在山里呆了。一年多后，我顺着她来时的路走向了平原，以后走得更远更坎坷……等我十年后重返巴山深处时，父亲已逝，母亲失踪，外婆的墓木已拱，而我则是一个空空行囊的牢释犯。我无法还这些至亲的债了，但我一定要来偿外婆的旧愿――我要破坟开棺捡拾她的骨殖，背负她的遗骨回平原。
我钉了个小木箱，带着几个朋友上山。这几乎是破天荒的事，没有人知道入土十二年的人现在会变成怎样。我跪在坟前哭泣焚纸，洒酒祭拜，望空祈祷――婆婆啊，你如果想随我回乡的话，就请您变成骨头吧。――当年的棺木实在很好，我实在担心万一尸身完好，我如何能够将她运回呢？间关千里，岂是等闲之事。
我和朋友们惴惴不安地刨开坟墓，在启开棺盖的那一刻，我不敢目睹我亲手放进去的外婆，遂站在一边等朋友报告。棺盖一开，所有现场的人都闻到风中飘过一阵檀香，无不感到意外。直到朋友说：没问题，来捡骨头吧。我才敢亲眼去看我的外婆――在完好如初的棺木中，外婆干干净净地只留下了一副骨架，她的肉身和衣饰皆已消散远去。我把她的骨头一截一截地捡进木箱，然后终于带回了平原，我实现了我对外婆的誓愿和感恩。
十一
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会从一些异乡残梦中哭醒――我又看见了婆婆或者父母。梦破之际，泪干之余，总不免幻想，假设在人间之外真有一个阴间，那该多好啊。在这个世间走失的亲人，还能在另一个世界重逢，那死亡就变得毫不恐怖了。那些爱过你的人，只不过是在下一站等你，等你赶去时，还能和他们相聚一家，彼此再次开始生活；你在此间欠下的情，正好在彼处补偿，那一切都能得到救赎，该是一个怎样美好的情景。即使还要重新经历贫穷、苦难、迫害和伤痛，但仍然有那些至亲和你一起，生生世世，不弃不离，那还有什么不能面对呢？
但死亡又确实如同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人真能告诉我彼岸的消息。那些先我而去的亲友都像失信的人，他们饮过忘川之水后，或者都已经记不得我们这些被拉下的孩子，使得偶尔的托梦也变得那么难以置信。这个世界有无数种宗教教导我们怎样去认识死亡，如果没有一种给我承诺――我还有机会与我的亲友劫后重逢，那它即使许给我一切功名利禄，于我又有何用？
许多见过我外婆的人，偶尔见到我还会感叹――好人啊。可是好人却从无好命，这几乎已经是这个罪恶世界的潜规则。这些好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承担磨难的；他们像一粒糖抛进大海，永远无法改变那深重的苦涩，也许只有经过的鱼才会知道那一丝稀有的甜蜜。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亲情故事，每个墓碑下都埋葬着一部惨酷长篇。真正掘开之时，这些苍白的文字又何以能承载那无数的往事？如果没有在天之灵，你的写作不过是在给自己的心灵埋单――你在今世欠下的许多，都该在今世把它埋下而已。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改变这个世界什么？
瞎子哥
我奉公差回到1985年的汪营小镇时，那里的青石小街已铺成了柏油路。沿河而建的吊脚楼已为青砖瓦房所取代，连那条蜿蜒的小河也改成了笔直的人工河。水依旧流淌，只是没有了沙滩深潭，再也看不见穿梭成群的鱼阵了。
街头原来的马车店成了过往客车的候车室，熙熙攘攘的小贩叫卖着各种自治糕点。一去十年，我来已迟，几乎都成了陌生面孔，我彷徨失措，不知该向谁家落足。这时，我听到了一串云板的瓜达声。循声望去，只见瞎子哥拄着那根被岁月镀上一层铜光的竹杖，悠闲地立在桥头，手中舒缓地挥动着两片响竹。他不叫不唱，没有某种为谋生而起的职业煎迫感，那深邃的平静显示出对身边这个喧嚣世界的不屑，有着置身世外的超然。他像个古代高人般似乎在这里等候了若干年，就为了要指点某个真正的迷途君子。
我有些激动的喊着瞎子哥跑去，他一把攥紧我的手急忙说道：你别做声，让我想想你是哪个。十年了，我已由一个孩子长成了男人，连声带都变得粗哑了。他摩挲着我的手，歪着头侧脸陷入了沉思，嘴里轻轻念叨你莫说你莫说，仿佛在安慰一个受惊的孩子。
我注意到他依然穿着缀满补丁的衣服，脚踏一双草鞋，黝黑的皮肤在阳光下泛着漆雕的光芒。他已明显老去，发须中夹杂霜雪，一如冬晨月夕下大片的稻茬。他急剧地眨动双眼，里面仍如结冰的老井。他这双摸过几万只手的粗糙指掌，难道还能分辨出一个当年孩子的骨相。突然，他惊叫起来－－啊，是你？毛弟。他单纯的笑容漾满全身，我更激动地叫道：瞎子哥，你还记得我？
论年齿，我该叫他叔辈。但那时全镇无分老幼，都叫他瞎子哥，我们这些孩子也从众了。他是一个“抱到儿”，其生父不知是谁，其母带着少年的他嫁到镇上王家，他也随姓了王，却似乎谁也不知他的大名。他有了一群异父弟妹后，便连生母也对之冷遇了。
那时，他还有着一双清澈的大眼，为了养家，便早早去私窑当了挖煤的童工。私窑的煤井只有簸箕大的洞口，矿工下井都是寸纱不沾，一筐筐趴着拖煤，口里还得衔一盏电石灯。一次为排哑炮，他被炸瞎了双眼，就这样又回到了小镇。我认识他时，他已经在黑暗中摸索了许多年。
那时，镇上的穷孩子有一件业余劳动，就是捡粪。每人一个竹子弯的粪勺，吊一只撮箕扛在肩上，闲时便到田野马路上去捡粪。那时公路上跑的多是马车，故而常常可以看见一串省略号似的马粪蛋。捡粪不是为了爱国卫生，而是孩子们聊挣外快。因为家家都有粪池（没公厕），每到春播秋种时节，乡下的农人便挑桶上街来买粪。他们手持长瓢到各家粪池搅一搅，看看成色稀稠，然后按质论价，六角或八角一担。
光靠一家人吃拉大抵一年也凑不了多少担，孩子们便去捡野矢充数。但一般情况下，只捡食草动物的，因为这些素食主义者的排泄物干净无臭。至于肥田作用何如，孩子们是不问的，只管勾兑后滥竽充数。但捡粪的孩子多，牲口的遗矢有限，便不免有人终日碌碌而仅仅捡得几十粒羊矢。也有的持之以恒地跟踪一群牛，焦急地守望牛翘起尾巴，端起撮箕去抢接，甚至为此掀起混战。
而此中最佳的捷径，则是与马车店的师傅拉上关系。他们往乡下出车，让你坐车上打下手，沿路牲口拉矢了，便跳下车急忙扒进撮箕里，车并不停，但不快，跑几步再跳上车。这样一趟回来，往往便有满箕收获了，且人也乐得逍遥。
瞎子哥其时便在马店打杂，主要负责喂马铡草扫厩等杂务。他虽失明，却很精细，马的个性皆了如指掌。
当时我家尚未穷到要我去捡粪的地步，但我想买只口琴，母亲却认为那只是玩具而决不同意。外婆鼓励我自己去挣这笔钱，别无它途，卖粪最简单。况乎捡粪的野孩子在一起自有另一番乐趣，遂在课余假期也走上此路了。
同在一条街上，孩子们可交的大人似乎也只有瞎子哥了。逢到下雨，大家便商量到马店去偷粪，而我的任务则是去与瞎子哥套磁，和他摆家常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孰知他听觉极好，内心透亮，我们这点小把戏完全蒙不住他。只是他笑骂几句，并不认真罢了。久之，我这个卧底竟然成了他的小友，也许因为孤独，他常常还真愿与我聊聊。他从未见过我的模样，却格外多了些偏爱。每逢周日有师傅出车，他便把我托付给赶车人：这细娃儿遭孽，把他带上吧，他就想买把口琴。
那时是文革，家父解放初曾经在此当过区长，现在则经常押来批斗。瞎子哥多善良，自己的万千不幸和寒苦，仿佛觉得是天命而从无抱怨。见我家如此，却对我添了许多怜悯和叹惋。
他是后天的盲者，据说这样的人比先天的盲者远要痛苦－－因为他见过这个世界，他知道每个词汇所代表的美丑。
小时他在家原是因着压抑，曾经是木讷的。现在眼瞎了，反而话多起来，自食其力，对生活自有一种逢苦不忧的达观。许多个雨天，他便拉我在草料坊闲白，不像其它那些赶车人爱讲色情故事，他似乎对女人缺乏兴趣。
那时他正偷偷地拜上街的朱神仙学算命之类的神课 ，无事便叽里咕噜背诵那些深奥的口诀。我问他学这干啥，他说混饭吃。我说你现在不是有活路吗，他说命数未尽还要活几十年，而这马车店是不会长期存在的，以后无马可喂了咋个办？他在乱世中预见着未来，默默地为自己这样一个草民准备着存身的退路，他不想仰乞于任何人。
有次我求他给我算个命，他说这都是假的，你不要信。我说既然是假的那你不是在骗人？他说世界上总有一些走头无路的人，需要花点小钱买个安慰；而我们这些废人也是生灵，也要活命，这叫天生人必养人。当年老祖宗发明这些玩意儿，就是要给我们留口饭。我说那你还是帮我算一个吧，他纠缠不过，只好摸了一下我的骨头，略有沉吟，然后玩笑道娃儿你命好，莫为眼前家里事发愁，你以后良田千顷妻妾成群。我那时也不懂什么摸骨相法，心知他是逗乐，便缠着他重新认真算，要求算八字。
他说我还是给你讲个故事吧－－清朝有个大官叫张之洞，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他来湖北主事，见满街的算命先生，就觉得这是本地落后的原因，便想取缔。但他是读书人，知道要以理服人，就微服私访在街上找到一瞎子，让他摸骨。那瞎子才从脚摸到肩膀，就一掌把他推开，骂道一身狗骨头，还来算什么命。张之洞心喜，这算让老子找到灭你们这行的把柄了吧，老子堂堂一品大员，你竟然说我一身狗骨头。但他仍耐着性子说，先生你好歹把我摸完嘛。那先生骂骂咧咧说道，你还难道是狗骨镶龙头不成？边说边摸，刚摸到顶，扑通就跪下了－－大人饶命，大人是狗骨镶龙头，必定是诸侯。张之洞哑然，不得不服气而去。于是我们这行又才活了下来。
瞎子哥的故事让少年的我惊异不已，自然更想要他说说我的命运了。他说你的命我不会算，师傅交待过，有些人的命是不能算的。我问为什么，他说你长大了自己会弄懂这些道理的。你现在还小，千万莫信这些东西。人一辈子，相随心转，如水在河，岸宽则波平，岸窄则流激，没一定的。只要心地好，何愁无前程。
瞎子哥的话当时也许我并未全懂，有些怏怏不乐。临走时，他竖耳一听四下无人，便把我的撮箕拿到马厩里满满装上粪蛋，说快回去吧，莫叫人看见了。
那年秋天，我终于买了一把口琴，三元钱。我拿去吹给他听，他脸上浮起一种快乐的表情。我要他也吹一下，他急忙推开了说：不要不要，我嘴脏，莫吹脏了。
而今，往事已远。马车店早已关张，瞎子哥后来如何悄然离开这个让他一世穷苦的世界，我则无从知道。我的口琴也不知尘封在哪个角落，再也难以吹响少年单纯的欢乐。只是在异乡的梦中，偶尔还看见瞎子哥站在那滚滚尘土的桥上，落寞地甩响着他师傅传给他那油黑的云板。板。
大水井的守望者　
许多年过去之后，每与人论及故乡名胜大水井，首先闪回脑海的，依旧是一位孤独的老人，在如血残阳回光返照下的古堡漫步。其身影矮小灰暗，然而李氏宗祠的巨大庭院和山墙，却仿佛始终只是他生命的一道背景，是他悲剧一生从始至终的区区舞台。而今，大水井名扬海宇了，他却在我无从查考的某个黄昏悄然而逝，枯涩的眼睑终于从此永远地落幕了。我相信，除我之外，没有人会如此固执地念纪，但经我提及，依旧还有一些野老遗叟会想起。
二十年前我曾是利川官廨里的一员惰吏，承恩公韩汉祥部长看顾，特允我四乡游逛以编一册《闲话利川》完差。因此我于某日云游到了大水井。虽然少年时修阶级斗争教育课，便已熟知此一媲美刘文彩庄园的去处，但宝幢初拜，仍觉懵然如惊。毕竟在这两省交界的大巴山深处，一派荒凉的艽野之乡，蓦然突起这么一片雄浑古雅的高筑巨构，确确乎有些匪夷所思。
彼时，水井乡尚无一间旅舍，庄园周边也仅几户零星人家。所谓基层政权尚挂牌在“青莲美荫”那个院落，连伙夫也不曾寻得一个，我遂往李氏宗祠里去觅歇处。宗祠当时是粮站和学校分而治之，粮站早已挂锁，学校则有老师几个像古庙野僧寄宿其处。因我先前尝在教育局当差，所以叙过来历后，一青年教员古道热肠让出床铺，终于使我在此荒山古宅里可以优游小驻了。
老师们知我来意，便一起推荐说：你要想了解大水井李家故实，只须找仇老汉便足矣。我问何许人，答曰本地的一个孤老。问居所何在，指曰后山半腰上的草棚即是。我欲走访，众劝谓无须，黄昏时必来担水，候之即可。
果然向晚时分，仇老汉担着水桶健步而至。远看一袭青袍，腰束布带，头缠皂巾，脚着草鞋，完全一副土家故旧打扮。我迎上去施礼自介，老人不卑不亢地答礼，依旧自顾自地去那口著名的深井打水，然后两桶上肩，悠悠然拾级而上，出宗祠沿后山土路径往自家茅舍。我一路随行，中途强争过水桶分担一程，没走几步便作牛喘，老人略有所感，又接过自担上去。老人的家就在半山坡上的一片烤烟地里，孤零零的一间房，四望无人，所谓四壁只是用劈柴钉成，望处皆是缝隙，屋顶则全用茅草铺就。房里一张床、一孔柴灶、一口水缸、两把椅子，记忆中除此之外别无长物，见此情状我确觉寒心。老人将水倒入缸中，提过咯吱作响的椅子唤我坐下，用陈年大茶缸为我沏上粗茶，自己则卷上土烟，然后徐徐问我所来何干。我说明来意后，老人沉吟苦笑，摇摇头叹道：嗐，总算还有人来问李家旧事！
稍歇片刻，老人即带我出门俯瞰宗祠庄园，并为我一一讲解此中的风水故实。然后又带我爬上草棘纷披的高大寨墙上漫步，细说李家的兴衰往事。老人以古稀之龄在夕阳中攀上跳下竟像一个埋名江湖的前辈高手，当时确让我一惊一咋。
原来老人年轻时即是李氏庄园的卫队长，少年习武，打得一手好枪，亦曾多次参予抗击神兵、土匪或地方军阀武装的围攻，李家的末代掌门李盖武对之十分倚重。抗日军兴时，李盖武曾派他率一连士兵前往宜昌参战，扛过国军上尉的徽章。待他抗战胜利解甲归来时，才知发妻与人私通，他便离异且从此单身，唯一的女儿也由其妻带着远嫁恩施去了。
老人又引我到宗祠内大殿介绍庄园的建筑特色，并指着一根顶梁立柱说：你看这几个柱头全都立在磉墩的正中央，就这一根是偏离的。这是40年代武术家万籁鸣途经奉节，拜访李盖武时，在这殿上即兴表演拳术前，先脱衣然后以倒拔杨柳式提起这根大柱，将衣服塞其下，表演完再提柱取衣，放柱时稍微偏离了中心。老人说他当时就在场，只听柱起时满殿木瓦乱响，却毫发无损，真个是举座皆惊万大侠的神功超凡（此柱今日犹可见其状）。
仇老汉是一个历尽沧桑而归于平实的人，这则故事似乎不像演义，但我又确难想象人的神力竟至于此，也就姑妄记之以备一说罢。老人对故主情深，故而说到李盖武的结局时，不免略见沉痛。据他的说法，江山易主时，李作为一方乡绅，是深谙时务并立即投靠新政了的。且在当时的所谓土匪暴动串联到他时，他指示仇等旧部不作响应，并暗中向新政知会讯息，之后尚受到过奉节新政的褒奖。可是待天下底定接踵而至的土改中，李盖武却作为恶霸被发动起来的农民在火上活活烤死——关于这一纯民间的酷刑方式，向不见于官方档案。虽为亲历者的口述，却多半也无从查考了。但我只能据后来人世间的种种惨烈冤狱，来推想这一传说的真实性了。我相信在一个大革命的时代，当底层社会的仇富心理和打家劫舍成为合法时尚后，这种野蛮的火焰是很容易被导向恶的。因此，当仇老汉在暮色四合的庄园里，向我低沉地陈述一个家族的惨痛时，我对此罩满蛛网燕泥的雕梁画栋，油然而生一种莫名的恐怖，我甚至确切地感到皮肤上的灼痛——那是怎样一种生命的煎熬啊！
一夜之间，一个庞大的家族和几代人打拼的基业从此崩溃，甚至在水井的周边民居里，几乎找不到一个李家的嫡系后裔，我不得不对此社会现象产生一种巨大的惊怵。仿佛一个旧巢被主家捅碎，覆卵满地，燕去人空，不复再来。然而，仇老汉留下了，这个孤独无依以武谋食的男人，侥幸地作为坏分子从历次运动的灾难中，苟且偷生地活到了1980年代。这个曾经身怀绝技的武夫，在李家覆灭后的几十年艰难岁月中，像一个古代的义仆守着恩主的坟茔般守望着李氏宗祠的落日残照。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宗祠大院中去逡巡一番，他的生命赖以支撑的水依旧来自于那口古老的井，他每天临水照影直面着岁月的变迁。挑也挑不干的水井啊，仿佛是一只蓄满伤痛的眼睛，永远有止不住的泪水滔滔。寒泉配餐，箪食瓢饭，他毫无目的地在守候中老成一个幽灵。那些曾经的繁华和荣耀仅剩唇边枯涩的回忆，他在悲风扑面的寨墙边天天伫足，遥想铁马金戈的英雄年代，仿佛他还在身负重托地守卫着生命的最后一个据点。
在以后的几日盘桓中，我与仇老汉成了忘年交。他带我去一些农家，指认着地上的残碑断碣，指认着一些破旧家俱。甚至还拉开一些桌子的抽屉，只见屉板竟是雕刻镂金的李氏家训的碎片。那些金字在暗室闪亮，却再也无法拼缝出当年的光辉岁月。这些被瓜分的浮财早已被时光朽蚀，只有这个老人固执地伤悼着这些前朝的灰烬。
“此地有崇山峻岭之胜；其人以诗书礼义传家。”这是李氏宗祠寨墙两端的一副对联。而今，崇山峻岭依旧，却不见了诗书礼义。家久不传，其人孰在，只剩此空空院落，在鄂渝两域的交界处独立苍茫，像一个远古的奇迹供人凭吊。
至今我还记得当年的月亮，是怎样照临寂寞空山。我看着仇老汉孤魂般的影子渐行渐远——一个时代的苍老背影，让我久久失语。在我离去的早晨，仇老汉竟来村口送别。老人收下了我刚买下的几个熟鸡蛋，却不失尊严地拒绝了我的微薄捐赠。一辆乡村客车带走了我，之后又将我带到了更远的江湖之中。每有客从故乡来，我都忍不住打探仇老汉的讯息，后来谭宗派先生告诉我，早已故去了吧！我想，最后一个真正从内部窥见李氏家族历史的人，终于走到了尽头。他陪伴了八十多年的屋舍，最终也不能带走片砖寸瓦。他的使命完成了，在一个万物为 狗的时代，他到底又能守护住什么，他又望见了什么人间奥秘而最终归于沉默。
而今，李氏宗祠终于成了一道国保的景观，在过往的冠盖中，有谁知道一个老人的故事。我想，只有那口亘古涌泉的老井，那落在一泓深碧中的夜月，会像一面磨洗干净的铜镜，在永恒地返照着尘世的盛衰兴亡……
组织后的命运
——大伯的革命与爱情
一
任何一种语言，大约总有一些词汇会让我们感到沉重。这是只能神通而难以言喻的某种感觉——这样一些语词仿佛与生俱来地具有特别的质量，一如陨石般破空砸下，让多数被击中的心灵感到一阵颤栗，甚而荡漾起如许莫名的痛楚。比如此际，当我拟出这样一个标题时，我忽然张口结舌手足无措——我在大伯已然成灰的18年之后，依旧如故地感到失语的疼痛，感到我被这样一些词语压迫得艰于呼吸，甚至流不出眼泪。
我似乎看见大伯躺在四块黑铁般的词语之间——一头是命运和革命这两个古典词汇，一头是组织和爱情这两个现代词汇，它们的冰冷凝重更加显出大伯蜷曲一生的微弱。我又恍惚回到二十几年前的冬夜，那是在珞珈山下武大的一个简陋平房中，大伯几乎百听不厌地再次在昏昏灯火下按响贝多芬的磁带。他指着咚咚咚冻轰鸣的四个音符对我说——你听，这就是命运之神在敲门。
那时年轻的我，还不谙命运的颜色，以为只要插紧锁钥就可以阻挡无常的脚步。以后在熟知大伯的往事之后，尤其在身经自己的坎壈之后，我方才明白，冥冥中似乎真有某个神秘的组织或者力量，在暗中编织着个体生命的运数。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如同等待植入软件的机器，终有一些莫测的编程员，在随心所欲地决定你的命途去向。你甚至会在一些失梦之夜，隐约听见那些黑暗中的狞笑。
二
我唤作大伯的这个人名叫张志超，实际是姑婆家的长子。姑婆是我外婆的干姐姐，她们情同手足，于是两家从民国至今，一直保持着珍贵的情义。大伯的祖父在上个世纪初，是湖北汉川县田二河镇著名的剪纸艺人。祖父带着儿子【大伯的父亲】在世纪初年，一路剪纸剪到了圣彼得堡。据说他们父子神奇的手艺，在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城乡，曾经赚到过许多金卢布。后来十月革命爆发，俄罗斯陷入战乱，父子避祸返国的途中，在乌苏里江翻船，行李和钱币皆付之东流，他们仅得生还。
大伯的父亲名曰张怀宽，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可谓最先沐浴过欧风俄雨的前卫青年。他在俄乡的漫游旅程中，竟然无师自通地瞟学了西医知识，回到田二河镇之后，开办了汉川县的第一个西医诊所。也许由于他曾躬逢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不免也怀抱着一些激进的社会理想，当董必武在湖北发展中共组织时，他成为了最早的一批党人。他一直以医生的身份从事着中共的地下情报、交通和武器医药供应工作，鄂省的黄麻苏区和洪湖苏区，乃至抗战时期的新四军，都曾经从他这儿得到过许多的帮助。最后终于因为叛徒出卖，他被民国政府定罪处决于1940年。湖北省人民政府于1951年颁发烈士证给予认定。
大伯出生于1919年9月。身为当时罕有的西医之家的长子，他自然从童年开始，就接受的是当年最新式的教育。几乎在中国乡村多还不知体育和西洋音乐的时候，他已经率先踢足球和学习小提琴了。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潜移默化地受着各种新思想的影响，还时常参与其父向“匪区”运送物质的冒险行动——虽然其父并未明告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大约是在1935年，16岁的大伯考进了湖北省立高中。头角峥嵘的他买舟东下，沿着汉水的古老航道，一袭青衫飘到了省城武昌——他那时似乎意识到自己的人生终于启航，甚至幻想着此后云帆直挂，横济海沧。然而那个年代的中国，民国政府还只是半壁苟安，东三省早已沦陷，军阀和赤潮仍旧割据和席卷着大地，而更大的灾难正即将到来。对于他这样一个先天中就蕴含着左翼血液的青年，则此后的命运也必将卷入这个灾难频仍的国运之中。只是他当时并未足够的认识到，自家两代人头颅相许的事业，最终竟成为他一生的玩笑。
三
从残留下来的旧照来看，大伯当时确实还算一个风流倜傥的新式青年。他不仅成绩优异，相貌清奇，还会钢琴提琴，甚至西洋绘画，传说还有一个不错的歌喉。这些特质使他很容易就在省高的同学中出类拔萃，很快就成为学生社团的领袖人物。
那时，大革命失败未久，在武汉曾经锋头很健的共产党惨遭蒋介石清洗，无数理想青年血沃中原。然而已经播下的星星火种，又很快在天赋激情的爱国学生之中暗自蔓延。1936年2月，地下党学长陈约珥、王曦和黄成美等人，邀约大伯等进步学生，秘密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开始在学生中传播共产主义。参加这个组织的学弟，还有后来成为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当时名曰赵承修】。今天的湖北省党史，确认这是大革命之后武汉的第一个党支部领导的秘密组织，史称“都府堤18号读书会”。
当年的这种读书会，不仅是在一起传阅****交流革命思想，他们还在假期被秘密分配到乡下去宣传鼓动；发动农民，启蒙新知，鼓吹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因而很快就被乡下的保甲组织揭发，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迅速抄查了这个窝点，并逮捕了所有骨干，大伯自然也身在其中。因为所有的人皆未承认共党背景，警局也没把这些动乱孩子视为真正的敌人，于是关押一月后，全部交保释放，而且都还保留了学籍【放在今天，这样的事简直可谓匪夷所思了】。
著名作家马识途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的主人公贺国威，真名叫做何功伟，是当时湖北省学生地下党的领袖。他在1936年6月领导成立了湖北省第一届秘密学联，大伯是省高的代表。学联以反对蒋桂战争为名，发动了全省各校的“反内战救国运动”，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大伯是联络乡村师范的负责人。但运动很快被弹压，秘密学联也遭到破坏，何功伟潜逃上海。但是同年9月，李锐【50年代成为毛泽东秘书，80年代中组部部长，当时名曰李厚生】密加凡【50年恩施宣传部部长，80年代湖北省社科院院长】孙士祥【70年代一机部的领导】又组织了湖北省第二届秘密学联，任务是团结教育进步青年，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大伯作为省高的学生会主席，自然又躬逢其盛，成为其中的主力。
1936年底，这一伙狂飙青年又成立了左翼进步青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史称“民先”。他们坚持在国民党设置的学生集中军事训练营中，与右翼的复兴社蓝衣社做斗争。等到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正式爆发，“民先”解散，由中共正式领导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史称“青救”。大伯参与了湖北青救的组建工作，并担任武昌区团主委、宣传委员。这两个左翼社团，迄今仍被官方视为当时中共的重要外围组织。
1938年2月，大伯经学长陈约珥介绍，在许云家宣誓，正式成为中共党员。许云是何功伟的妻子，担任了监誓人【建国后她成为中国妇联的领导】。从此他作为魏泽同党小组的一员，开始了他的地下秘密工作，并在钱瑛大姐领导的中共长江局青年党员训练班学习。
按影视剧的老话说——19岁的大伯终于找到了组织。他内心充满激动，因为在那样一个大时代，多数如他一样的所谓有志青年，都怨恨政府独裁，哀叹民生多艰，渴望以天下为己任，企图凭借组织的力量来推翻专制，改造社会，挽救中国。恰好偏安在西北延安的中共，这时正好抛出了这样一副“团结抗战，爱国救亡”的猛药，顿时迎合了自命有责天下的众多男女青年的心灵。
他其实早就明白他的父亲也在从事着相同的事业。当他正式履新成为党员之后，他曾经回到故乡，满怀欣喜地向其父报告——他也是地下党了。五十年之后，他感慨地对我说——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父亲听罢不仅没有惊喜和鼓励，而是狠狠地将他臭骂一顿。其父对他吼道：这种砍脑袋的事儿，有我一个已经是没法，你还掺和进来找死啊。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之后，大伯沉痛地说——我现在才明白，父亲这样的指责，并非完全是出于父爱，他应该还有许多切肤之痛，他只是无法言说而已。
四
西安事变在今天看来，不仅是抗日的一个转折点，准确地说，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巨大转折——几乎从那一刻开始，就决定了中共此后的胜算。也是在那之后，所谓的国共合作在武汉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而当时影响最巨的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青救”，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得以迅猛发展。
“青救”是由京沪等地的流亡大学生结合武汉的学生为主筹建的。此前活跃在武汉的左翼学生领袖——大伯和他学联的老战友李锐、魏泽同、孙士祥、陈约珥、密加凡等，皆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和骨干。武昌区团是直属总团的二级组织，在这个分部负责的还有一个省高的学弟叫胡宝寿——此君后来和李锐等皆去了延安，改名为胡克实，是50年代团中央的书记处书记，与******、胡启立并称团系统“三胡”。在他们这个团体中活跃，以后成为了名人的还有朱久思【80年代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教育家】、严良堃【中央乐团著名指挥家】等等大批人物。
还有一个影响大伯一生命运的重要人物，也在这一时刻登场了——他就是王世槐。王世槐是贵州籍北京学生，参加过“12.9”学运，这时也流亡到了武汉，并成为“青救”机关刊物《新青年》的主编。大伯和他，当时仅在一些会议偶尔谋面，彼此是否地下党身份，由于各属于不同系统，互相并不清晰。他在那之后一直到21世纪时的登遐，都使用的化名叫罗明——这个名字建国后几乎一直把持着湖北省的宣传、教育、科技和文化领域，直到90年代以副省级离休之后，还“顾问”了多年。
“第三厅”几乎已经成了一个著名的历史名词，在战时武汉，以郭沫若为厅长，集合了一大批左翼文化界名人，负责战时宣传和动员。大伯所在的“青救”，则主要在冼星海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学生剧团和合唱团，并成功地组织了全市市民的“抗战献金”运动。若干年之后，这一空前热烈和壮观的爱国运动，仍然为史家所称道；它几乎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所见不多的蜜月纪念。
要想说清大伯的个体命运悲剧，我实在无法回避这个悲壮的时代背景。个人在乱世的存在和选择，结识的每一个人或者身经的每一个事件，都可能埋下他一生宿命的伏笔。几十年后的回眸似乎恍同隔世，但仔细想来，一切又好像在劫难逃。
五
1938年，陈诚将军指挥的武汉会战即将打响，整个江城都在山雨欲来的前夜，沉浸在一种悲情狂欢和壮怀激烈之中。每一个乱世儿女都似乎肩负着国家兴亡的使命，热血贲张地从事着战前的各种准备。大伯因为个人特长，负责剧社和合唱团的组织，后来成为陈毅夫人的张茜，那时还是他们的小演员。冼星海经常来教他们演唱抗战歌曲，田汉阳翰笙等左翼名流，也不时出场来指导演出。
就在那样一个如火如荼的夏日向晚时分，大伯和他的团员正在合唱练歌之际，坐落在武昌昙华林的省高教室的一扇门被推开了——一个美丽的女生进来，落落大方地婉语：我是女中的代表，我叫王冰松。——在几十年后大伯的苍老回忆中，我隐约看见那一刻，大伯前世今生的悲剧之门，被咚咚咚冻地轻轻敲响了。此后的漫长余生，他似乎都还在那最初的惊艳中发呆，而那扇命运之门，也再未被合上，一个世纪的罡风似乎还一直在那里呼啸着、、、
王冰松是武昌一个资本家的小姐，省立女子中学的高中生，一个惊才绝艳而又教养高贵的孩子，同时也是“青救”的成员。她的美丽绝非我大伯的神话，在以下的叙述中，我们将看见她这种稀世风采，将怎样成为那一代人和她本身的悲剧。
一个多才多艺的书生，一个风华绝代的小姐，在一个烽火狼烟年代的邂逅相逢，几乎注定要像星球相撞一样，开始他们乱世佳人的孽缘。那一年，他们也都才十八九岁啊。初初萌动的春心，放在国破山河之下，仿佛预示着他们破碎的今生。
最初的接触自然而然，每夜的练习结束，美女需要护送。而大伯那时据她说——长得像她的哥哥——这一最初的主观印象，构成了女孩的安全感。以后则是“青救”组织去工厂农村做宣传，他们成了最佳的搭档。她能歌善舞，他是最好的伴奏。他口才极好，她成了演讲时最鼓舞激情的听众。在那个大时代，多数的革命爱情都基本类似，我无庸重复那些对他们而言感天动地的细节。他们相爱了，这一点难以置疑；而具体达到怎样的程度，我们只能想象，在那个还比较封闭的年代，对于两个有教养的青年来说，肯定是要压抑着许多情愫。更何况战云密布，家国碎裂在即，更大的乱离正在等待他们，谁知道今生的聚散还要经受怎样的磨难。他们只能像多数理想青年一样，暂时埋下火种，徘徊在最后的缘分门前，等待着河山光复之后的大地花开。
六
“组织”作为名词，似乎是从日语演变的一个外来词；在古代汉语中，它只是一个动词——编织或者构陷。这个名词的引入，最初大约只是用于医学抑或生物，比如细胞组织；其历史不会超过100年。但就是这么短的一点时间内，这个词忽然发酵般膨胀起来，成为20世纪迄今风靡整个中国的一个社会性名词。它刚开始还只是表示根据一定的目的、任务和系统结合的集体或者社团，比如黑社会组织；但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狂飙突进，这个毫无定性的词语，竟然会在辞典上衍生出一个专有的义项——特指中共。
用许多红色小说的话说——1938年的大伯，已经是“组织上的人”了。事实上，组织中只有细胞，是不再有人的。发明组织的人，是按机器原理设计的这个怪物，个体的人在组织中，不过类似某个螺丝、刀片一般的部件而已。任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组织所不允许的；组织只会冠冕堂皇地提倡集体主义，会用无数教条来帮助你遗忘作为人的个性和人性。而且，有组织就会有纪律，面对这种暗中制定秘密掌握的律条约法宣誓——这一古老的习俗却是向中国自古而来的江湖黑帮学习的。在孙中山最初把这一封建迷信甚至残酷的手段引进到现代社会的党团制度中时，其誓词曾经是非常骇人听闻的——叛党违誓者将被诛杀老幼。在“联俄联共”的北伐时代，我们今天的组织，也学会了这一手段，所以“抛头颅、洒热血”这样血腥气十足的语言，才会成为我们今天仍然流行的恐怖汉语。
书生大伯也是宣誓过的人，监誓的还是著名的女党员许云大姐；而许云的丈夫何功伟也是著名的书生报国的人——他果然忠实于他的誓言，在40年代被陈诚判处死刑，杀害于我的故乡恩施。至今他的青冢还在五峰山的烈士墓园，陪他一起长眠的还有另一个女人——刘蕙馨。在当年，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读书种子，是人中龙凤，他们为何会选择对一面画着凶器的旗帜起誓，要去从事一件确实违背当时政府法律的危险事业呢？那么多的才子才女要投奔延安，要不惜斧钺加身地去造反革命，他们并非热衷于杀人越货的人啊？
若干年之后，我和大伯漫步于珞珈山的密林草径中时，我向大伯提出了这一疑问。他苦笑着告诉我——人除开生命本能之外，还有更高的精神本能，这种本能就是追求自由。西哲说：不自由，毋宁死；讲的就是精神自由的价值大于生存。我们那一代人，许多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蒋介石从孙中山那里继承而来的国家体制，是违背现代宪政的“三一律”——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当基本的人权都要被这个政府所钳制时，如果有另外一个党打出要自由民主，要结社言论自由的招牌时，你说它能不吸引我们这些爱国哀民而又轻身躁进企图改造社会的理想青年吗？无数优秀的先驱真正为此理念抛了头颅，至于结果，呵呵呵呵，这就是现在这些开始醒悟的人所说的“异化”——共产主义运动被“异化”了，我们成功地推翻了一个暴政，却得到了一个更加滑稽的结果。
那么这种异化，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呢？为何多数仁人志士的初衷，会被少数的寡头所操控？为何理想被强奸，以至于要把大家的祖国带进这样一个叫“新社会”的隧洞？这些问题，我逐渐从大伯的身世中看出端倪。接下来我继续说大伯的如烟往事——
七
武汉会战是惨烈的，所谓水陆空齐上阵，血流漂橹，那都是大伯和王冰松亲眼目睹的。有一天，他们正在帮助抢救国军伤员，敌机来袭，他们刚好抬走那个战士，一个炸弹就在那里炸下一个深坑。他们没有受伤，却也真正的吓坏了，他们开始要面对和思考必将到来的失守和流亡。
在当时，国军的顽强抵抗，并非真的相信可以挡住日军的铁蹄，只是血气所至，非要做殊死一搏而已。无论国共，都在考虑要如何保存实力，以便为日后的党争天下埋下后手伏笔。王冰松那时还不在“组织”，她的父母决定举家迁往四川，因此她的随行是无人干预的。她在临行之前找到大伯，委婉希望他能和他们同舟共济，溯江而上。她甚至自信地说----他们家包得有船只，她会告诉她的父亲他们的关系，父母必会同意的。
然而大伯已经得到“组织”的指令，要他随省高一起迁往鄂西建始，几所中学将在深山中的三里坝小镇成立“湖北联高”。他必须在那里去建立组织，发展党员，继续开展地下工作。为何要“地下”？这里有个历史问题一直为今天的人们所困惑----不是已经国共合作了吗？原来西安事变之后，达成的合作协议，其中规定共产党不得在战时的国统区发展党员，搞破坏统一抗战的活动。但是中共有自家的算盘，岂能为战乱中的民国政府所左右----这就是何功伟和大伯的父亲等无数党人，竟然在抗战之中死于自己国家法院审判的原因。同样这也是“皖南事变”之后，延安除开抱怨而不敢揭竿向内的深因所在。
在凛冽的秋江之涯，大伯无奈地凝望着王冰松的泪眸，不得不说出自己的组织身份和使命----这是他不能违拗的使命，当然也是他的宿命了。“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老年的大伯依旧回到了这个城市，他无数次要摆渡这条亘古的大江，当年他们如楚囚相拥，作新亭对泣的芦岸，早已变成时光的堤坝，所有的撕心裂肺都被割断在岁月那边，连那个楚楚深情的人儿，也走失在这个世界了。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他们当年的吻别，在今天的我看来，一定浸透了生离死别的况味。眼中泪心上血，必将在未来的余生淋漓润湿，永远难以洇干。他们身处乱世，命如飘萍，国家的兴亡犹未可知，儿女的聚散则多如云水的离合了。水逝云飞，鸿爪雪泥，浮生的悲欢不由自主，何处敢卜它年的归期和团圆？
此后他们还能相见吗？他们一直隐忍的狂欢，会在来日渺渺的悲情之中决绝地浮现吗？我在大伯的生年，未敢去残酷地逼问。但是，我只知道他为那夜的离别，等过了他的一生；只为当初那一声然诺，他终身未娶地熬干了他71年的生命。就像那个夜晚的最后分手一样，他在垂老的蓦然重逢之后，再次转身走向了永恒的长夜。
那么他们的青春生命中，就真的没有再见吗？不，他们在流亡的路上，曾经遭逢过，不然就不能构成他们奇特的命运，也无法构成这一个故事。那才是我真正要说的。
八
鄂西恩施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现在叫土苗自治州，属于武陵山区的一部分。那里山河表里，幽深险峻，至今依旧还算穷乡僻壤，放在当年，就更加出入艰难了。但是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入川的要道捷径；如果日军不能打通三峡险阻进犯渝州的话，则只可能经此陆路来窥视西南腹地。因此陈诚将军的第六战区司令部就陈重兵于此，湖北省政府也临时迁到了这里。
当年进入恩施，通常是溯江而上在巴东舍舟登岸，再翻越巫峡背后的崇山峻岭，由建始官道抵达。但对于万千流亡的湖北学生来说，自然只能沿着古老的驿道，从宜昌经长阳，再攀越巴东野三关的绵长峡山，才能到达湖北联中所在的三里坝。
三里坝是一个古风犹存的田园小镇，也是国府高官吴国桢【时为重庆市长】的故乡。这个几百户人家的地方突然涌来众多的精英学子，一时难免捉襟见肘。但是在当时抗日救亡的热情之下，淳朴的山胞们还是肩负起了养育这些国家未来人材的重任。校舍有限，大伯和他的同学们都被分配在周边的人家吃住；街边那条清澈的小河，又重新滋润着他们乱离流亡的生活。山清水秀，如处世外，但御侮抗暴的激情，还是在心底燃烧。
联高的师生也可谓人才济济，老师中有古典文学专家胡国瑞、音乐教育家马丝白。学生则有闻一多的侄儿闻黎智【80年代武汉市委书记】张良皋【华工著名建筑学教授】张世英【北大著名哲学教授】等等。这些学生在以后，有的成了渣滓洞的烈士，更多的成了新中国的冤鬼，但凡坚强活到80年代的，则多是遍布全国的高知了。
大伯那时是联高地下党的宣传委员，仍然活跃在学生前台。吴国桢的一个叔叔是该镇的保长，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地下党员。大伯他们的组织活动和会议，都在这个保长家举行，因此也获得了安全和保护，否则必将遭遇他的学长何功伟在恩施的下场。许多年之后，大伯才知道，就是这个白皮红心的保长，竟然在50年被土改工作队给****了【而当年还有很多此类的悲剧发生】。
当时地下党的任务，主要是在白区发展党员，建立网络，等待抗战胜利之后的翻天。仅仅一年时间，大伯就亲自发展了八个党员。之后，他毕业了，再也没有合适的理由留在那里，于是经组织同意，他经由宜昌抵达重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钱瑛大姐，亲自接手的他的组织关系；他希望像他的多数同学一样去延安，但是钱大姐说他这样富有社交能力的人，应该留在白区工作，这样可以对党有更大的贡献。于是，他被组织安排到白沙大学先修班学习，钱瑛派人与他单线联系。他从此错过了他今后的官运，却迎来了他的厄运。
九
大伯一生没有子女，身无长物，留下的遗嘱是把所有的文字史料给我，书籍则给了另一个侄儿。我在这大堆的杂乱纸张中，找到了一册装订得规规矩矩的信件----那是1987年，大伯终于历经一生的守望寻觅，再次找到王冰松的下落后，她在和他辗转见面之前的一封封长信。而正是这些长信，向我揭露了一段可悲的历史，也揭露了一个党领导的黑暗内心。
睽违近五十年之后，王冰松的第一封信，说的就是她的流亡之路----
志超兄：日昨接来信，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平静。早一日，接忠同兄【魏忠同，大伯的首任地下党书记】来信，告知已找到你，略略提及你的遭遇，我正拟写信给你，不想你的信却先到。时光如流水，会冲淡许多回忆，但有些事牢记在脑海，却永难忘怀。但四十多年别离，往事千头万绪，真不知从何说起、、、、、、我离开武汉较晚，三道街已难见到常在一起的年青伙伴了。我从未收到过你的来信，战乱年代，动荡的人们，这一切原不能责怪、、、、、、
原来她并未随家人一起撤退，而是和“青救”的几个朋友结伴一起，先到宜昌，再乘船穿三峡到万县。她的哥哥的朋友张钧石在万县天生城办了个农民识字班，邀请她一起去做宣传救亡工作。就在这时，原来在武汉就一直追求她的“青救”领导罗明，也流亡到了这个山城。按晚年胡克实对王冰松的话说----“那个成天像苍蝇一样在你身边飞的罗明”，对她也可谓一见钟情。早在他从华北流亡到武汉认识她开始，就一直暧昧地表示着喜欢。但是她原本冰雪聪明，况乎心有所属，一直巧妙地保持着朋友的距离。
罗明这时正好是川东特委的宣传部长，乱离之中重逢偶像，自然窃喜。他积极靠拢王冰松，以组织身份动员她入党。她那时也是热血理想青年，无需多说，即按照他的安排，和另一个女孩刘玉清，同去万县一中找到一李老师，然后在李的监誓下正式入党，成为“组织”上的人了。
未久，她的父亲来信，要她去重庆陪送母亲到成都，她经组织同意，离万到渝。到了80年代她才得知，她走后不久，万县地下组织即遭到破坏，和她一起宣誓的女孩和其它大批党员入狱了。罗明安然无事，继续到重庆北碚负责地下党。
十
白沙位于江津县，是当时四川的四大名镇之一【今属重庆】。抗战期间，这个古镇成为了当时中国一个重要的教育集散地，许多学校都搬迁来到这里，名流荟萃，沦陷区流亡来的学生老师，也多要来此中转以重新选择出路。所谓的大学先修班，大约相当于高考复习班，集中了各地的流亡学生，在这儿等待年考。这是教育部为天下学子所设的临时窝点，政府解决着这些寒士的基本生存。
即便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国民政府仍力所能及地重视教育，要为国家养士抡才。大伯在先修班所接受的钱瑛指示，是要参加高考进入大学，继续从事学运和发展党员的工作。白沙距离重庆，大约也就半天的水程，熙攘乱世，他自然无从知道他的恋人也辗转来到了重庆。他轻松地经过了1940年夏天的大考，征得组织同意，选择了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的经济法律系，主攻专业是比较宪政。
钱大姐告诉他，武大地下党支部和乐山中心县委会派人和他联系----当时的地下党联络方式，并非如今天的电视剧所表演的要对什么切口暗号，基本是来人直接告诉受谁所托即可。于是，大伯在这年的9月，辗转来到乐山大佛边不远的武大入学。他进去之后才听同学议论，就在前两月，武大地下党组织被破获，党员被捕逃散隐蔽甚至个别被处死，整个组织陷入瘫痪。【关于这批党员的党籍恢复问题，曾经是80年代中组部的一个要案】而乐山中心县委，也没有人来和他联系，他只好隐蔽身份埋首等待着。
虽然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对国民党的仇恨不仅没有消解，反而与日俱增了----因为他和沦陷区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弟妹来信告诉他，父亲在这一年已经被国民党处死。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突然失去组织的人多如牛毛，谁都认为自己还是党员，仍要继续单兵作战。谁也没想到，建国后这一类的同志，都会被视为自动脱党甚至叛徒，而在历次运动中受到各种非人的折磨和终身的歧视。
他的左翼倾向决定了他不会完全转向书斋，在“青救”时代的活动培养了他的文艺天性。他开始组织学生成立“海风歌咏团”和“峨嵋剧社”，团结左翼同学，宣传进步思想，阅读秘密书刊，表演抗战戏剧。他一直在找党，看见乐山一家书店偷卖进步书籍，也要去试探联系。但是，党似乎遗忘了他这样一个无足重轻的卒子，他患肺病吐血，住院休学一年。他在病床上，开始了诗歌创作----他在武大的文学老师，是当时已经著名的女作家苏雪林；此前在重庆，他认识了徐迟等一批青年诗人，也喜欢上这一激情豪迈的文体。
他的诗作开始发表在四川的一些报纸副刊上，他也许想过借此向那个不知流落何方的女孩表达思念，但是他确实没有料到，他真的被那个失散的爱侣注意到了----这时已经是1943年，他们已经杳无音信分别五年了。
十一
王冰松仍然隶属于罗明党组织这一条线，1939年来到重庆。她不仅见到了母亲，还遇见了许多当年在武汉的“民先”和“青救”团员朋友。她是大家心目中的偶像，都希望他留在重庆，特别是罗明，还特意委托一个共同的朋友赵启海，转来了给她的第一封求爱信以及照片和情诗。
但是，用她半个世纪后给大伯的信说----他向我致意，我没有答应。那时他用王若庐名就读复旦，我们虽通信，我却从不涉及爱情，我始终以兄长看待他，从未想到和人谈恋爱。
她的父亲已经在成都安排她乘坐一个苏联顾问的便车携母赴蓉，他父亲的好友瞿云白【瞿秋白的堂弟，留苏学生，托派】夫妇也将同行。她征得组织同意，还是决定启程。她答应大家，如果成都不好，再回重庆。
她到蓉后，先去蜀华中学继续学业，“久久等不到组织音讯，确很苦恼。”她只好去信给罗明，果然第二学期，低班的学弟马瑞图才来和她接上组织关系。那时她已经是蜀华的“红人”了，经常和校方斗争，毕业时未参加大学统考，因为有人告诉她，她在警方黑名单上是第二名。那时她受《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书影响，想学农经，金陵大学有最好的农经专业，可是当年不招女生，金大的一个助教介绍她去铭贤大学，该校偏处金堂，与外隔绝，是一个好开展地下工作的地方。她的党组织关系一直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了罗明手上。
不管怎么说，罗明看来都像是一个对爱情很执着的人，他喜欢上谁，不上手就有种誓不罢休的精神。1941年秋，罗明恰好也调到乐山，任地下党中心县委书记。乐山和金堂在那个年代，相隔非近，辖属也不在一个地区，但是由于王冰松是他发展的，所以组织关系仍旧划归到他这条线上。他多次向她单独表示，出于组织安全的考虑，希望他们能够作为“假扮夫妻”一起展开工作，这样将有利于民族解放的大业。【当年党领导多爱运用这一说法，将女党员发展到床上】但是王冰松不是一般出生的女孩，坚决不吃这一套，以还在学业和家父反对为由，不失分寸地婉拒着她的顶头上司。
也许她心中还在隐隐挂念那个远去鄂西的人，她多少有些神秘的预感，认为他还活着，他们还将在今生重逢。这时，奇迹出现了，她看见了报刊上署名为他的诗歌，她认出了他的文风，她找报刊打听到作者的通讯地址，然后急不可待地寄去了问讯。
十二
乐山故人苏东坡曾经有诗曰----因病得闲殊不恶。大伯根本未曾想到他辗转病榻的闲时草草，竟然真的会给他带来命运的转机。拿到恋人的鸿书，贫病潦倒的他无法不涕泗交流。他急忙回函，彼此交换着流浪的足迹方向，倾诉着一千八百个时日的牵挂和渴慕。他们不断地热情联系，有着劫后重逢的悲欣交集。他们相约，就在这个暑假，他们各自放假的时候，到她父母所在的内江去见面----她大约准备正式将他介绍给家人了。
他除开希望早日与她见面定情之外，还希望通过她找到当年的“青救”同仁。他知道那些同仁许多都是党员，通过他们可以重新找到组织。这些问题出于安全考虑，都不能在通信中表达，他根本无法想象，当年“青救”众所周知的“小姐气”最重的小妹妹，也已经成为了地下党员。他更不可能知道，她还是旧相识罗明的直属下级----这些情况，根据纪律，王冰松见面也是不能向他说明的，况乎在通信之中。
大伯兴致勃勃地等来了暑假，他的病也基本痊愈，终于如愿以偿地启程。他满心喜悦忐忑激动地换上最干净但仍然陈旧的衣服，带着简单的行囊走向内江。他按照她事先给定的地址寻访到那幢华贵的小洋房时，已然是黄昏，他生命中难以承受的一个悲剧黄昏终于出现了。我多年后阅读台湾诗人郑愁予的诗句----那哒哒的马蹄声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我只是一个过客----时，我依旧无法忍住我遥想大伯命运的凄凉眼泪。
一个24岁的贫寒学生，带着他对爱情的全部幻想，在一个陌生小城的薄暮，局促不安地敲响了他的命运之门。仆妇把看似寒酸的他带进了那幢洋楼，他终于看见了他朝思暮想的青春恋人。他原先以为他们会抱头痛哭，会有种种情不自禁的激动。然而站在面前的她，虽然光彩依旧，成熟得更加风韵诱人，但是脸上的微笑却礼貌得十分冰凉，甚至还带着几缕嘲讽和不屑。他敏感的内心岂能不感到那种拒人千里的冰霜况味，但是他无法明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无法想象文字和本人之间，怎么会情感相去霄壤。
青春少年到底还不谙世界的诡异，只能略识世故的颜色。在王冰松欲言又止的冷漠之中，大伯未能从她那哭过的眼眉间读懂少女的心思，只是自卑地以为她华贵的门户在嫌弃他的贫寒。他还是被她礼节性地留饭，整个晚餐所有家人的淡淡礼仪，像一扇巨大的石磨，把他多年的相思和深爱，终于一点一点地碾磨成碎片。
尽管主人还是礼貌留宿，但自尊的他已经无法小驻倦足了。他独自走向江边，在那里终夜徘徊----他初尝失恋的滋味，这种滋味中还有一种受骗和受辱的感觉----早知如此，你何必要害我间关千里，风尘两袖来道一声再见呢？他只能想到死，脚下就是滚滚沱江，他实在不知道这异乡的河流将把他带向哪里。
他艰难活到了次日，初生的夏日结束了他的噩梦，他决定无言挥别这个原本与他漠不相干的江城。1985年的冬夜，我们老少围坐在武大的小木屋中，大伯老泪还是无法自持，他说他徜徉在那个青石小街上，决定不去辞别，但是很奇怪，他的脚还是把他带到了那幢楼前，他完全不由自主地走去，他甚至看见了她和她表妹在花园中的背影----就是这个美丽的背影，一下子把他刺醒了。他突然转身快步走向码头，他怕稍一犹豫就会自尊崩溃，要去祈求她的爱怜。
他决绝地走了，他的教养使他没有勇气去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要这样转瞬剧变。这一转身就是半个世纪，挥手即成陌路，而陌路红尘，还硝烟弥布，他们的今生就这样少年般负气地错过了。等到若干年后终于能够听到她的解释时，一切都已经晚了，万千悔恨又何能重挽岁月的脚步。就像昆德拉所说：生命不是话剧，可以彩排一次再正式登台。他们的悲剧一次性上演，就挥霍完他们的一生了。
十三
受到重创的大伯孑然回到乐山，继续他的学业和事业。他们剧社的演出还将进行，每个人都在危险的岁月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几十年之后，他们互相才知道，那时他们多是失去组织的党员。
就在他从内江回来不久，他突然在乐山的街上邂逅了罗明。他们是武汉时代的“青救”熟人，1938年该组织就被政府强行解散，他们再也未曾谋面，而大伯原不属于他那一条线，所以也无从知道他是否党员。罗明实际是早就知道他在乐山，也受命要来联系他，但是由于乐山当时的恐怖形势，他自己暂时停止了活动，丢掉了很多党员的组织关系。另外的深因则是，他知道大伯和王冰松的旧情未了，他还在继续谋求和王的假夫妻计划，所以不愿大伯进入他们的组织生活和视线。现在他突然出现，直接叫大伯去参加他们的支部活动，而且也不交代受谁指派，大伯在当时的敌我复杂情况下，自然装着听不懂他的意思。大伯希望知道他的联系地点，以便自己弄明情况后再去找他，他自然也不肯说。
就这样，组织以为大伯早已和罗明接上头，就再也没人来联络过了。而罗明也再未出现，直到80年代涉及到大伯的党籍恢复时，武大党委多次找顶头上司和当时的直接证人罗明，罗皆说大伯自动脱党，不能恢复。武大动员大伯自己去找这个当年的当事人，两个情敌才有了又一次谋面。但是罗明明知大伯这个当年的老革命，已经受尽了新中国的折磨，却依然坚持说----他当时给大伯打了暗号，大伯不接。大伯说那时根本没有暗号一说，更不知道他是党员。
但是两个人的事儿谁来做证，一个还是炙手可热的高官，一个是潦倒落拓的摘帽右派，组织的秤杆则依旧只能向权力倾斜。虽然那时大伯还没有找到王冰松，还无法破译这个历史隐秘；但是心高气傲的他，一生都快完结，他又怎肯去向这个“青救”时代他都未曾高看过的官痞再三俯首仰乞。于是，他终于戴着脱党的帽子，走完他的余生。不过这个时候，他对这个党实在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了，只是因为朋友们的怂恿，他原本试图讨回一个公道而已。
十四
他虽然一直无法理解王冰松何以如此对他，但是男人的自尊心使他只能三缄其口，从此将爱的火种雪藏在心底，他再也没有去信找她，沉默地坚守着一个贫困学生的最后尊严。组织也始终没来找他，他只好倾心于学业，在比较宪政，哲学，经济学，逻辑学上用功甚深，至于英语，则完全成了他仅次于母语的本事。
抗战胜利之时，正好他也毕业。民国政府以及各校班师回朝，他也顺利地分配到了湖北省直接税局工作，旋即被委派到沙市直接税局。这个时候国共果然开始分裂，内战的狼烟又即将燃遍整个国土了。他是长子，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上有老母，他的薪资还要用来周济全家。中共整体转入地下，他再也无从寻找，自然也未想再去延安了。
但他的反骨犹存，毕竟他从思想上是坚决反对专制的，更不要说这个政府和他还有杀父之仇。而他的二弟，则早在他的支持下，投奔大别山的新四军了。他时刻注意着局势，在群众中宣传民主思想和共产党的好处，并在暗中和几个哥们组织了“应变会”，准备紧急时刻尽量保护好税局资料和财产，以便迎接等待解放军的到来。1948年底，解放军一度占领襄樊，要向沙市进攻，局里要员皆逃跑，他开始主持“应变会”来维持局面。结果解放军又撤出襄樊，沙市又恢复秩序，他听说江陵专员公署要逮捕他这个组织应变的共党，只好连夜逃亡武汉。
1949年初的武汉，在下江的渡江战役之后，国军已基本弃守。民国政府虽然还在勉强维持秩序，但整个社会已经在等待易帜了。大伯很容易就找到了地下党员王达勋和余开先，并在他们的指示下开展工作，加入了他们实际掌控的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建设协会”，为大军进城做好接收工作的准备。至于他的组织关系，武汉的地下党支部说，要由四川方面来认定，反正解放在即，一切很快就会得到重建的。于是，他开始满怀信心地等待他父子两代人所舍命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到来。
十五
改朝换代，江山易帜，在任何时候都会出现一定的乱局。但是共产党的从东北开始，就已经积累了很多接收城市的经验，多半分派原来在该地从事地下工作和原籍的党员干部来主持接管事宜。30岁的大伯终于迎来了他梦想已久的新中国，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因为那些接收大员，不少是他青春革命时期的同志。
他的老同学老战友都从延安杀回来了，魏泽同，孙士祥，密加凡，闻黎智，陈约珥等等，几乎每个人都在军管委员会担负着重要的使命。更重要的是老领导钱瑛大姐，现在是武汉组织部部长。还有一个人也回来了，那就是罗明。他幼稚地认为，这些人都是清楚他历史的，那他找这些老朋友，应该很快就能恢复组织关系，并得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于是他自信地去找了，却很快发现时移世易，世界的炎凉冷暖远非他的想象了。
钱瑛大姐很热情的说----你放心，你先去找一个工作，等局势稳定后，你不来找党，党也会去找你的。其它更多的老同学都是说----我们当然能证明以前的你，但是四川时期的事情，还是要等那边的组织来确认。毕竟社会复杂，叛党投敌甚至暗藏做匪谍的现象也很多，一切还是要按组织原则来处理。
大伯顿时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他发现组织的嘴脸原来竟是这样的莫测。当年那些并肩战斗的朋友，似乎也都失去了旧日的纯情，甚至言语中不免视他为一个机会主义者----我们浴血奋战终于成功之日，你们这些在白区享福偷生的人，还想来分享胜利果实吗？更何况党内在天下底定之后，是要重新论资排辈分封建侯的。对于洁身自好的他来说，如果再去死乞白赖地寻求认同，那也确实是一件有伤自尊的事。
幸好他还有一技之长，幸好他的老同学孙士祥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证明他父亲是烈士，于是他得到了新社会的第一份职业----在武汉铁路局扶轮中学教政治课。而且根据他的水平，定了中教四级的工资待遇，每月85元。在那时，这也算不菲的了。
之后他又调到郑州铁路局，50年夏天又调回武汉一中、湖北省实验师范、武汉市教育局等等；最高职务当过教导主任。总之，新社会于他暂时尚未任何祸福，他也就----“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乐得苟且偷安了。党还会来找他吗？党还记得这个当年的民运学运精英吗？他基本不再期待了。
可是，他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真的能从此苟安吗？党当然还会来找他，却是以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于是1955年这个最初的凶年开始向他严峻地走来、、、、、、
十六
共产党建国之后，大伯最初几年的生活应该还算是惬意的。这时他的大弟已工作，二弟是解放军团级干部，妹妹是志愿军文工团员，三弟四弟由他资助上学。三十多岁的他英俊成熟，潇洒迷人，是很多少女的追逐对象。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他一生唯一略感幸福快乐的时期，他开始试着去遗忘王冰松，遗忘那一段沉重的初恋。
他大约换过几个女友，其中最让他动心的是一个白俄姑娘----这个十月革命之后流亡到中国的白俄贵族之后，有着高贵的教养和血统，相貌美丽自不待言。50年代苏联要求中国把这些白俄送回，这个女孩希望为他留下，但在最后的时刻，他还是放弃了。按他晚年对我所说----他每到真正要决定婚否之时，王冰松的影子又神奇地冒了出来。整个心灵的空间，都被这个魔幻般完美的女人占据，他没有办法能够去再爱别人。
一个女人究竟有怎样的魅力，可以在伤害了他多年之后，还令他如此痴迷----这是我多少年来的困惑。他既然如此爱着她，那为何不去再寻找、再试探解开当年的谜团呢？问题在于，抗战胜利之后，所有流亡者都归来故地，但是王冰松却没有归来，她突然消失在整个南方中国了。另外，以我对大伯的了解，他就是一个愿意默默爱着的人。天性浪漫的他，并未在意爱情的世俗结局，他觉得真正的爱情，不以能否相伴作为尺度来考虑。只要他还在爱着，他内心就在享受着其中的甜蜜与苦涩。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他爱上的是一个幻象，都觉得他毫无希望的等待没有意义；但是他自己仍旧执迷其中，仿佛冥冥中有谁在提醒，他爱的那个人，也在经受和他一样的苦难，他不能独自去幸福。即使他们今生不再聚首，那他也要遥远地去分担她的孤独和折磨。现在看来，他爱上了爱情本身。
人生就是这样，如果你错过了某个机缘，也许你就错过了你的一生。1955年对他而言，似乎就是这样的一个命运分水岭。他在此前未婚，则预示着他在今生再难获得世俗的生活了。因为那一年，“反胡风运动”开始了。
这个运动似乎是建国后第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迫害----革命开始要吞噬自己的孩子们了。大伯不是胡风那个圈子的文人，尽管他和曾卓等人是朋友。但湖北是这个运动的重灾区，自然各界都要配合揪出几个分子。那时他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谈哲学的文章，教育局就组织专班发文批判，说他也是胡风集团的观点。年轻气盛的他不服，申诉到省教育厅，虽然到底没有把他打成胡风分子，但与官方的仇隙却是结下了。
十七
民间谚语说----跑得过初一，跑不过十五。这是指在劫难逃的意思。新中国为何要一再开展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呢？尤其是那些党内知识分子，那些过去革命的急先锋，为何要重复历史的兔死狗烹，被逐步剪除呢？
失去组织的大伯，早在50年代初就以槛外之身，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时他的切身感受是，他那些经过延安回来的同学战友----那些当初的民主斗士，怎么现在都判若两人了？他只听说过延安整风运动，到底没有亲历，因此无法想象他的学长李锐他们，是怎样在那种残酷斗争中，被非人地洗脑的。他是研究比较宪政的，自然精通各国政治制度和结构，他发现所谓新中国的现实是----远比旧中国还要禁锢。革命和革命的结果，完全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他们那一代理想主义青年，之所以要舍命加入与他们原不相干的农民革命运动，是因为他们听信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相信毛泽东所说的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联合政府，相信多党共存，言论自由，结社合法，人权平等等等画饼。
结果当共军进城之后，才发现真实的社会是等级森严，言路闭塞，个人崇拜，物权归公，民权剥夺----这难道就是几代人抛家舍业流血牺牲要为之奋斗的中国吗？难道储安平先生早在40年代预言的----国民党手上，民主是多少的问题；共产党手上，民主是有无的问题----这一谶语就这样轻易兑现了？
这样的困惑在初去延安的知识分子心里，也曾经有过。但是经过整风洗礼之后，多数坚持此理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思想则基本阉割，即使残存，也不敢再斗胆放言了。于是大伯看见的他那些敢跟国民党叫板的先锋斗士，在新中国都变成了胆小谨慎唯唯诺诺的佞臣。更何况革命成功的盛宴还在开办，只要恭顺，多少也能参与分赃；于是明眼人也会明哲保身，转眼就能世故起来。
但是那些在白区坚持战斗的知识分子党员，对他们而言，胜利来得太突然，他们还沉浸在要实现民主社会的梦想之中。因此，当突然看见新社会的格局，远不是自己当初的想象之时，他们多数开始深深的困惑了。他们在等待时机，在酝酿思想，他们终将要发言。
更过瘾的是苏区来的共产党是以救世主自居的，他们是扛着枪杆来解放白区的，那么白区的共产党应该向他们感恩----没有他们，人民和地下党就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普遍怀疑白区党员的人品气节，认为自己才是吃苦浴血打江山的干臣，白区党员是躲着享福，现在还想下山摘桃的抢功者。苏区党以武夫为主，白区党以文士为主；政权是枪杆子里面出来的，谁要还敢置疑枪杆子应该坐享胜利果实，那就只好继续用枪杆子对付了。
大伯基本看明白这些道道之后，再也无心去自证党员的身份。既然学有所成，凭手艺吃饭，虽嫌稍有屈才，但总算不必非去分一杯羹了。他继续教书育人，走进他的1957年。
十八
一晃就到了38岁，对男人而言，这应该是一个黄金年代；但是大伯仍旧打着光棍。虽然说媒拉纤的人不少，可他婉拒着各种美意，依然坚守着内心的那个隐痛。这年春天，似乎来得很早，信风之后，便花枝乱颤了。党中央号召各界给党提意见，那些憋了很久的知识分子终于觉得激情澎湃，也想学百花齐放了。
大伯不可能是没有意见的，但是他多少也算是混过“组织”的人，内心还是有些谨慎。他本不想说，无奈组织反复动员，于是他决定赶最皮毛的说一点，表示心到情到。他说的还是反胡风时对他的批判，他觉得理论之争，应该允许他发表辩论文章，不应该取消他的辩护权。其它更多的反动话，想说，但还是忍了下来。
即便是这样，他还是把那顶早就预备好了的“右派”帽子给领了回来，而且工资还被下降两级。他当时也许并未把帽子当很重要的事，但是工资的损失使他有些心疼，他于是继续去找上级部门说理。说理的滑稽结果是，再降两级，他一下子变成了中教八级，只有51元一月了。他没想到这个社会这么黑，再说下去，恐怕要惹大祸，只好苦笑默认了。
那时的人们，很多没意识到右派身份的严重后果。等到接踵而至的下放农场劳动，他才真正开始感到自己成为了“五类分子”----那是敌人的待遇。三年劳改，正好又处在大饥荒的年代，他先瘦后肿，差点就死在他所放牧的羊群之中。
到了1960年，上级觉得他这个老资历的干部表现不错，于是给他摘了帽子。摘了并不意味着一切都过去，摘了的叫“摘帽右派”，相当于“男儿脸刻黄金印”了。好在他的学养还是被有关部门认同，于是1961年他被调到中科院武汉分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组研究逻辑学，同时担任《江汉学报》的哲学编辑。总算是回到了他的专业，他也就老老实实地认命了。熬到1970年，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农场五七干校劳动，以后重新安排到武钢子弟中学又当起了老师。直到1979年，邓小平复出后，决定要研究已经陌生多年的美国，安排武大成立美国现当代哲学研究所。经人推荐，又才从茫茫人海之中把这个40年代的武大生打捞出来，负责《美国哲学动态》的编译工作。
这一年，他已经60岁。他的生命进入老年，整个青春岁月就这么耽误下来了。
十九
1939年就已入党的王冰松究竟到哪里去了呢？不仅大伯失去了她的消息，武汉那些原“青救”团员，也都记得这个美丽的“红色小姐”。进入80年代之后，中国开始重新整理自己的历史，为各种冤假错案****，于是那些蛰居多年的老革命，开始活跃聚会，要为自己曾经波澜壮阔的历史正名。“青救”的故人，劫后尚存的也都是满头霜鬓了，大家一起忆旧，多要向大伯问起她，因为也有人约略知道他们当初是曾经深交过的。尤其看见大伯还一直单身，难免更要多一些猜疑。大伯无言以告，他人则更觉得惊鸿杳然，一去无迹了。
原来1943年之后，罗明用计消除了大伯这一隐患，便更加努力地开始追求王冰松；甚至以组织命令的方式，要求她跟他同居，以便开展地下工作。这时的王冰松，虽然因为误会而不再等待我大伯，但心头的伤仍旧在暗夜渗血。而天性独立的她，且别说向来对罗明没生爱意，就算略有零星好感，如果他采取组织手段来谋求发展，那更只能是适得其反。
王冰松毕竟不是农妇党员，她的出身教养和天赋红颜，都让她一路走来，追求者众多而阅人无数。罗明这个来自于赤水的青年，显然不入法眼。但她越来越感觉到，他那张组织的网日趋紧密，她虽然热衷共产主义，但并非就一定要嫁给一个共产党员，于是她决定采取反叛的方式来挣脱这张所谓的爱的罗网----她接受一个非党员的追求了。
当时的地下党还有一个今天看来十分荒唐的纪律----男党员可以娶非党女性，女党员则必须嫁党员男性----说这是保密的需要。当抗战胜利，王冰松向组织上级罗明提出要到天津去完婚，并承认自己的所爱是一个非党知识分子时，罗明恼羞成怒，坚决制止。但是王冰松的叛逆性格岂能为他所左右，尽管罗明威胁说要中断她的组织关系，她还是毅然成行，在1945年嫁到了天津。当然，偏狭的罗明也坚决地执行了他的组织纪律；从此，乐山地下党又多了一个自动脱党的人士。
1949之后，王冰松夫妻调到上海工作。“三反五反”运动时，她的先生被迫害自杀。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她青春寡居的艰难岁月。
罗明是武汉易帜时中共的三大接收要员之一，建国后自然春风得意。1950年代他到北京休养，认识了王冰松的表妹夫陶然【中南区统计局长】，打探到她的地址，竟然色胆包天去函，邀请她去北京与他幽会----说可以再谈谈她的组织问题。她未予理睬，他竟然再次去信说----如果这样，那你想恢复党籍或者重新入党皆不可能了。
她在几十年后给我大伯的信中说----我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对我的侮辱，我从来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又一次陶然夫妇和我同去中山公园一游，他知讯后坐着小汽车赶来，看见他得意洋洋的骄矜之慨，我才感到他是真正的卑鄙，连话也不想和他说一句。在此之前，我多少对他还有一些尊重，后从苇堤【大伯他们另一共同的朋友、地下党员】处得知他在乐山的作为，更加认识他了。我虽脱党多年，比起他来，我无愧色。
二十
一个政党打着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社会的旗帜，吸引了万千仁人志士为之填沟转壑，但最后在理想青年尸骨上所建成的这个国家，却从起点开始就没有公道可言。公道对我们这个社会多数人来说，都还是一种奢侈的诉求；更多的我们只是想要少一点冤屈和迫害，因为人真正难以忍受的还是屈辱，它甚至超过了饥饿。
65岁马上就要退休的大伯，还依旧过着单身生活。因为单身，所以他只能和一个年轻家庭共住一套平房，合用厨房厕所----这在当年叫“团结户”。他的工资在右派****时恢复到了1949年他的水平----87元，中途曾经提过的一级，也就混淆在其中了。以后直到全国普调，他也才只有127元。他主编的《美国哲学动态》，每期接近一半的文章都是他翻译，不仅没有稿费，他的职称还依旧是副教授。
全国都在****冤假错案，他的许多老战友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大家现在开始要为他打抱不平，纷纷前来怂恿他要求解决历史问题。如果他的党籍从1938年承认，那他就可以享受红军时期的老干部离休待遇，那住房工资等等就立马不成问题了。在这个等级社会里，这是现实的好处，更何况他也确实冤屈，那他何不也试试运气呢？
就在这时，原乐山时期武大地下党的失散脱党问题，因为牵涉面太多，上诉上访者太多，一时成为中组部督办的大案。全国的相关党史办在乐山召开了现场会议，要争取一次性解决这个巨大的历史问题。也递交过申请的大伯，似乎在晚年终于看见了一点曙光。
1986年的深秋，武大党史办的一个中年人来拜访大伯，给他谈起了乐山会议的情况。并再三感叹，他的问题就卡在罗明手上，而罗明还是在职的分管宣传教育的副省级领导，这个案子涉及到罗明本人，如果没有他的首肯，恐怕大伯也搭不上整体解决武大地下党问题的便车了。大伯只能苦笑，并表示自己绝不再去找罗明祈求了。这个中年人突然话锋一转说----不过，这次上海来的一个代表，曾经提到了你的名字，说你是那个时期的党员。大伯一惊，急忙问是谁，中年人说你等着，我回去拿会议记录来。
王冰松神奇地出现了。她还活着，在上海一家打字机厂当质量检测员，为了解决她的组织问题，也参与了乐山地下党中心县委所属的这场上诉大案。她不知道大伯的身死，但是她没有忘记这个一生珍藏并为之快乐和痛苦过的名字。
大伯看见那个会议记录，无限往事浮上心头，再也无法强忍的老泪，纵横直下。对他而言，这个名字的出现，远比他是否还能****昭雪更为重要。他默默地为这个名字耗尽了他的一生，而他最想知道的是她还好吗？她这些年又是如何走过来的？她当初究竟为了什么，要召唤他前往而又冷若冰霜地拒斥了他最深的爱？
二一
与此同时，地下党的其它战友也开始互相寻找了。大伯的第一任支部书记魏泽同也打听到了他的消息，同时也急忙转告了王冰松；两个生死茫茫四十几年的老人，都激动万分地拿笔要赶紧给对方去信----他们错过得太久，他们的余生已经不多了。
大伯的信先到，她的回信长达十页。睽隔近半个世纪的当年恋人，各自小心翼翼地回护着旧日伤口，王顾左右地嘘寒问暖，各自诉说着漫长的别况。显然他终于忍不住要问，而她也隐忍多年的疑惑和痛苦，终于也要一吐为快了。最后揭开的真相，谁都难以想到竟会是这样----
当1943年他们彼此找到，开始频繁通信互诉衷肠时，罗明正疯狂地追求着她。她一直没有告诉罗明，但当他们决定要在内江见面时，作为党员，按照当时的纪律，她还是向罗明汇报了----因为她知道，罗明也认识他，都是“青救”的主力。罗明立即给她来信说----“张【大伯】已自动脱离大姑母，现接受其岳父【可能是资本家】的资助读书。如张来访，请不必理睬。”按当时他们的约定，大姑母即是地下党的代名词。
这个消息对二十出头情窦初开的王冰松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脱党已经是背离了他们相识的初衷，更何况他还已经有了岳父。有了家室这犹作罢，还在继续欺骗她一个苦苦等待的少女的感情，那岂不是无耻之尤。但是，她已经没时间去函追问了，因为他已经在来内江的路上。当他在那个悲剧的黄昏姗姗来迟时，等待他的必然是一个单纯少女的横眉冷对。
年轻气盛不知世事险恶的他，何尝能平心面对这样的情景。他负气离去，用一生的孤傲独处来纪念着他内心那个爱人。直至今日，他才知道原来其中还埋存了如此卑劣的一个阴谋。他现在才想起，原来他从内江回来后罗明的出现，是因为得到了王冰松的消息。罗明不愿他再去找党，回归组织与他们相逢从而揭穿这个骗局，干脆一次性地中断他的关系，使他从此成为一个失去组织的人，永世不得翻身。而罗明对组织，也有了他至死坚持的说法。
当我现在拿着他们这些通信含泪阅读时，我看到的不仅是两个可怜的“组织”下的男女，被莫名陷害的情缘和一生，我更加惊觫的是，我看见了一个如此卑鄙阴险的党领导的黑暗内心。这个组织从40年代开始，就这样慢慢剪除那些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留下这样一些人来把持朝纲，建立自己的残酷庙堂，继续进行着对所有善良人们的加害。
二十二
即便有了如此真实的揭发，大伯又能如何呢？青春远逝，生命半残，他能够凭借这个去惩办那个仍高踞权位的人吗？他不就是造了一个谣言吗？他可以说他就是这样听说的，你又能如何？你们中断的爱情对革命没有任何损失，组织难道还会追究他不成？
大伯只能苦笑，只能在珞珈山下的平房中燃烟独坐，默默垂泪。当他知道她已经寡居三十几年，内心感到疼痛。他以衰朽之躯还想在生命的黄昏，再给她一点温暖，于是去信委婉试探----我们的生命曾经有过一个美好的序曲，然而整个人生的正本就这样空白地翻过去了，我们还能在一起共创一个幸福的尾声吗？
她何等聪明的女子，岂能不懂他的关关哀鸣。她回信说----志超兄，我实在没有想到你的一生，竟会因我而被毁至此；越想越觉得自己就是你的罪人、、、、、、原谅我今天已经是几个外孙的老太婆了，我今生没有把我的青春美丽给你，未能陪你熬过那么多苦难孤独，现在我又怎么能将自己的衰朽残年去面对你呢？更何况儿孙绕膝，我要扔下他们再去陪你，也终觉残酷。今生我欠下你的，看来今生已是无法偿还，如果还有来生，我们再约好吗……
一个曾经骄傲唯美了一生的女人，自然不愿如世俗的黄昏恋一样来再续前缘。但是，她要设法来搬去压在她心中的那块沉重的巨石，既然不能给他爱情了，那她也要来为他鸣冤叫屈，只想要他恢复党籍，有个尽量公道的晚年。于是她动员了当初所有的那些战友来为他证明，许云、孙士祥、魏泽同、密加凡等等都写出了证明，她甚至通过胡克实要找******来干预。她自己则给武大党委写下了这样的长函【节选】----
张志超曾担任“青救”武昌区团宣传部长，为人热情，能干有才。但他对罗明有时有所嘲讽。我在内江时仍保持学生时的单纯，热情坦诚，满怀理想，但是受了当时作为我的党内上级领导人罗明来函的影响，因此当张志超来访时，我态度冷淡。张志超是一个敏感、自尊心强、有傲气的人，当然有所察觉，本约次日再见，不想他却不辞而别，就此失掉联系。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愿保证我没有虚构任何事实情节。罗明对我所说情况，纯属子虚乌有的诬陷，结合他在乐山任中心县委书记五年的所作所为，除了砍掉大批地下党同志外，在武大从未发展一个新党员。张志超也是在他手中失掉了和组织的联系，他反倒打一耙，说张自动脱党。回忆“青救”时期张志超的才华能力，我不禁深深为之叹息……
23
武汉和上海，都在大江之边，然而“溯游从之，道阻且长”----他们已经隔绝了半个世纪。鸿雁往返，密密相约，他们在期盼着今生的劫后重逢。终于王冰松摔折的腿伤痊愈，她决定艰难成行了。
那天，激动的大伯换上了整洁的对襟服装，让我赶紧擦拭窗户。临近中午，我听见一个宛若女生的恬美声音----请问张志超先生是住这儿吗？我赶紧回头，看见一个风韵犹存的老人略显局促地站着。她已星霜上头，鱼纹在脸，但是仍有一种高贵的美，在朴素的衣襟外流露。我急忙喊大伯，他从厨房冲出来，站在檐下的石阶上，陡然像石雕一样呆望着来人。尽管这是相约已久的聚首，但两个老人彼此瞩望着对方的容颜，依旧一时不敢相认；或者说他们一生的期许、渴望、误会和寻觅，积淀了万千酸苦，真正重逢之时，却顿时遗忘了语言。
他们几乎对峙了一分钟，才轻轻地彼此唤一声名字，然后把苍老的手紧握在一起。我看见他们依旧是无言哽咽，泪光在历尽沧桑的眼眸中闪烁。没有拥抱，没有热吻，他们非常自持地颤抖对视，最后把漫长一生的悲凉，化着了几声如泣般的苦笑。
这是44年之后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他们一起重游了伤心故地，那江上逝水，湖畔春波，有谁曾知当日惊鸿又照影重来？他们重登鹤楼，遥看孤帆远影，可曾想过这“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的祖国，就是他们曾经要为之奋斗的一个未来？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死水》中的呐喊----这不是我的中国，不对不对----那悲愤的声音是否还在他们这一代革命者心中回响？而今，故人已渺，我已经无法去逼问他们那苦涩的心灵了。
此别之后，终成永诀。大伯未久即被诊断出胃癌，他的党籍依旧因为罗明的存在而难以恢复；他依旧只能按退休人员的医疗费用来辗转病榻。当1989年他再次看见他父子追求拼命所建立的政权，又再次上演骇人听闻的悲剧之后，他彻底死心了。他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把我托付给他的一个方外之交----北京广济寺的明哲上师；然后又嘱托我给他买来一瓶安眠药。之后，他就开始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1990年，一个被组织彻底编织了命运的理想主义者，饮恨长眠。
地主之殇　
——土改与毁家纪事
一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耻辱、羞愧、畏惧或者种种不堪，我都难以理解，父亲何以如此持久地回避提及他的父母兄姊。即使在他暮年的平淡岁月里，也始终保持着拒绝回忆的习惯而不像大多数老人那样爱唠叨过去的痕迹。他像一个纯粹凭直觉而熟稔行路的盲人，总能巧妙地避开坑洼一样躲闪着那段凹陷的岁月。以致于让人误会他几乎像陨石一样来到这个星球，他的身后是一片巨大的虚空；他来时的路飘渺无迹，只是仅供凝思而永远难以洞彻的沉沉星云。
这似乎意味着我的血液之河只上溯到父辈就枯涸了，我像一条没有源头的细流般在大地上慢慢洇干。但这是不合逻辑的，不管祖父母的存在怎样如同传说一样难以亲近，我相信父亲和我都永远根据在那个庞大家族的废墟上。它在若干年的隐秘梦影里，在浩淼难问的冥冥之中，默默地提供了我们两代人在苦难泥土上存活的力量。
我真正得以窥见父亲的家史是在他不治而逝之后。那是1994年的冬天，我在警察的陪同下赶回恩施奔丧。父亲在一面血红的党旗下似乎安详了，带着他隐忍一生的巨大秘密等待着最后的火焰----他几乎已决意要将一切胸中块垒都化为灰烬----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老家？老家？我们从未去过的地方，我们还有老家么？但从老家赶来了许多衣衫蓝缕的亲戚，他们叫我叔叔舅舅爷爷舅公，与我同辈的则都是老人了----这突然冒出的大批远亲几乎让我瞠目结舌。我一直以为父亲是没有亲戚也没有故乡的，他官居正七品却从未还乡也从不提起，这使我们姐弟皆讳莫如深。这些从深山远来的陌生族戚与我同哭，他们在真切的哀痛泣诉中开始向我揭露出我们家族那惨绝尘世的往事……
二
巴东这一地名也许是鄂西最古老的标注。《水经注》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由此看来，那就是中国最悠久的伤心之地。我的故乡就在那里，在三峡的背后，在大巴山的腹地----那是一个至今还偏远穷荒的地方。
顾名思义，那是巴人的土地，是一个在遥远年代就已失去国名的僻野。在清代，它归属容美土司管辖，在所谓共和国，它准确的地名叫湖北省巴东县杨柳池区驷井公社石板小队，现在则划归金果坪乡----也就是中共第一烈士段德昌被另外一个书记杀害的地方。
我祖父的家就在石板村相去八里左右的半山上，即使今天，两里之内仍无人烟。翻过老屋背后的山崖，就可以看见清江在500米下的绝壁间涣涣流淌如永不干涸的泪腺。那个村子没有水田，遍山遍野都只能种植玉米和土豆，那是山胞们唯一的主粮。可以想象，50年前，那里该怎样的蛮荒。那时，村民去县城和州府都要走三天路。他们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唯一的活法就是望天收----老天不为难就多打三五斗，缴皇粮，然后自给自足，安身养命。他们不知道主义，不相信党派，甚至也不关心改土归流。他们已经遗忘了来自何处，不了解巴楚之别，只知道他们所处的国家永远是乱世，他们只想勤扒苦做，做一个太平世界的良民。
三
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即可谓泱泱大国；虽然早已实行郡县制来管理，但实际上中央政府编长莫及，多数领域仍属化外之地。即使朝廷能够委派一个县令的地方，规矩也是一个人独自去上岗，秘书[师爷]还得自己出钱雇请。至于少数民族地区[蛮夷之地]，则从当地的世家望族中择封一个土司，由其世袭自治。
今天一个县的公务员大抵上万，军警宪特齐备，尚且往往滋事告急；在100年前，一个县官加几个胥吏，又是如何来实施政务而确报平安的呢？----朝廷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实际依赖的是士绅阶层和家族长老的自觉维持。传统的礼法家训和乡规民约在代代乡绅的传承下，形成中国人的底线伦理和生活秩序。无论政统和血统在遥远的帝都如何改变，深山老林中的人民依旧坚守着自己的道统。他们默默耕耘，派丁纳粮，安贫乐道，息讼少争。不到民不聊生之时，一般是不会揭竿而起的。
士绅阶层是如何诞生的呢？它既非朝廷分封指派，又非家族世袭嫡传，也算不上基层民主直选，它是完全自然生成而又为当地社会所默认的一个人群。一般而言，它由正直诚信、发家致富、知书识礼的人所组成。这一群体没有国家俸禄和职称，只是凭借个人素质而形成的潜在势力，掌握着乡村的“话份”[话语权]。他们不妨一领青衫躬耕草野，但往往却一言九鼎，安抚平息着乡村的裂纹和创伤。不管政治是如何周期性动荡，皇朝是如何兴衰更替，是他们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在很多意义上说，都是他们在代行政府职责，在充当太平盛世的守护神。
但士绅阶层又并不专属于某姓某族，它是在不断更新变替的。在欧洲，贵族社会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他们代代积累的财富集中管理，因此较能保持身份。而中国民间的传统则是“树大分杈，人大分家”，这种分家析产制很容易导致一脉各支兴衰不一。于是富不过三代，没有永远的士族簪缨之家。社会始终鼓励那些个人奋斗的人，你可以出生寒门，起于垄亩，只要不匪不盗，白手兴家或者读书应试，你就可以跻身士绅阶层，成为闾里乡亲尊敬的人。参看林耀华先生的社会学名著《金翼》，即可明白此理。
历朝历代的入登大宝者，多很在意对士绅阶层的培育和保护；即使满人入关，也不敢完全消除江南的缙绅门第。因为统治者知道，这个广袤的国家和众多的草民，不能仅凭枪杆子去管理；在他们鞭长莫及的艽野，需要无数德高望重的人去维护礼法。对他们的迫害，就是对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道统的丢弃。而一个丧失道统的民族，就会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甚或堕落而为众多的杀人机器。
四
中国古代的流民迁徙是历史永久的悬案----在今天看来都很蛮荒的地方，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又是如何发现并开拓的，这实在不可思议。石板村位于巴东、鹤峰和建始三县交界的高山峡谷之上，海拔1000米左右，从地名也可想见其土壤之贫瘠。在那里的山顶可以俯视清江，但百丈绝壁使得他们长期缺水----我在今年秋天的首次还乡时，发现我堂兄依旧靠屋后石坑中积攒的雨水在生活。
我一直相信我们是巴人始祖五姓之一郑国公的苗裔，史称“板盾蛮”的那部分爱唱竹枝词杨柳枝的人，有可能是我们的先祖。白云苍狗数百年，我已无法穿越那些尘封的岁月了。所以曾高祖一辈究竟是如何要避居于此穷山恶水人迹罕至之地，我已无从想象。
祖父郑公讳振略，大约诞于光绪初年，派称幺房。至少在民国之初，祖父这一支还很贫寒，而他的堂侄----其长兄之子郑永阶，则已崛起而为野三关杨柳池一带十三乡的联保之长了。永阶堂伯大约在当时当地是曾经风光得意的----有自己的土围子和民团武装，至今在石板村的山上还有其碉堡的残迹，而关于贺龙攻打郑家寨的故事，仍依旧在民间流传。事实上，永阶伯一支正是在被贺部打破砍杀之后从此式微的。
祖父卜居于村外8里的山上，单家独户像一个隐士。他育有四子两女，家父乃其幼子。他似乎比其它农民多一点主意，知道刀耕火种的难以养家活口，便选择了贩盐来贴补家用。山村相去巴东县城大约三百多里，一路的高崖深谷没有半丈坦途。一般而言往返六天，完全要靠背驮。传说中如果不碰见红军和剪绋的，他可以三天走过来回。可想而知，对一个山民来说，要想增加点家业，需要付出多少艰难和血汗----即使今天，大抵仍然如此。
没有勤劳和节俭，祖父肯定是难以致富的。他终于在中年之后薄有田宅----用岁岁年年的奔波慢慢买下了60余亩山地，修了一栋木屋，占地也就200平米左右。像他这样半农半商的人，在乡下就算是跑码头见过点世面的，自然比别人多一些谋生之道。地里只产玉米，吃不完的就拿来烤酒----他在家里开起了作坊----祖父的包谷醇酿开始装点着山民的偷生之乐。
五
1940年代大约是祖父从贫民到富农再到小地主的身份转移完成之时。他像大多数家道中兴的布衣绅士一样，省吃俭用，事必躬亲，小心翼翼地珍惜着他那乱世荒年中的一点可怜的幸福。在这一时段，大伯二伯大姑小姑相继成家，三伯未婚早夭----那在乡下即是寻常小灾，不足为悲。为了解决少爷[家父]的读书问题，他第一次在村里创办了义学，延聘了新式教育的老师；并在1946年将我18岁的父亲送到县城就读简师，他希望他的幼子能够完成学业以彻底改变世代农耕的命运。
一个乡绅的诞生并非仅凭财富的积累，他需要对乡村建设有所捐奉，比如修桥补路，悯老恤幼；他还要参与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活。只有这样，他才开始体面而尊荣，才会让周边人群信服。祖父的一切善行和成就，将他推上了族长的位置----这一纯粹民间的虚衔，在宗法时代是稳定社会的盘石，因而也拥有一种形而上的象征性权力。他不仅可以在族内排忧解纷，连外姓人家兴讼起争，也往往来找他做中平息。人有善恶，事有是非，理有正偏，何况闾里之争无非家务，许多清官难断的锱铢相较，由他划断奖罚，必也有恩有怨。由此埋下他日的祸根，这几乎也是天下仗义直言者都要付出的代价。
自古以来，政府都鼓励乡村自治；只要完丁纳粮，其它服务性事务则多让渡给基层社会去自立自理。在政府财力权力皆难企及的领域，基本由乡村贤长在掌控和维持。实在解决不了疑难重症，才交由政府裁决。这样官民之间减少了摩擦，社会各阶层也多了张力，正是古人无为而治的理想状态。
由于祖父的声望，大伯被民国县府推上了保长之席----约等于今天的村委会主任----这几乎是几年之后这个国家最普遍的断头台。保甲制度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其推行初衷在于家家联保，互为人质，用以平寇和防止通贼。在维护乡村治安和代行国家职责方面，他们确曾发挥作用。在石板村那样人烟稀少的偏远山寨，一个保长究竟有何功过，我在今天已实在难以评说了。估计太过无趣无益，大伯才会想要把这鸟位传给他毕业回来的小弟。万幸的是我父亲可能读书长了见识，他坚决不干并要求祖父继续供他到州府恩施去深造。祖父也许在隐隐的传闻中开始预感到乱世浩劫的临近，他再次资助他最钟爱的幺儿踏上了异乡求学之路----正是这一步，让我父亲逃向生天----这，难道就是命运。
六
在那个现在还不通客车的山寨，郑氏祖宅如辉煌的落日，停留在1948年前的温暖里。在那一年，20岁的父亲在祖母的叮咛中，步步回头地永别了他的故乡----对山外世界充满幻想的他，其时肯定没有想到这就是不归之路，他已再无机会尽人子之孝。
那个早上，阳光渗透着初春的芳香。整个家族除开祖父之外，都簇拥着这个唯一能去州府的学生离开家门。在寨口的古老皂角树下，露水滴嗒自叶间滑落。父亲一步跨过了乡界，他的灵感也使他就此跨越了宿命。
祖父有意回避了为儿子送别的伤感场面，他独自登上后山；那里的一片松竹掩映中，默踞着郑氏祖茔。这些从土地上隆起的坟墓，错落有致如一个私家花园。一些石竹、玉簪和旅人蕉静默地开放，三叶藤和打碗花的枝蔓像无数羸弱的手牵连着这些飘散的灵魂，似乎在山风中具有了一种环抱而立的力量。大小各异的碑石神情庄严如同一张面孔，发灰泛白，苔痕班驳，书法的刻迹漫漶一如沁水的经卷。一个家族的历史，全部的苦难和荣耀，都尽在这些泥土下埋没着，阅览着岁岁芳草的无情惨绿。
祖父似乎在丈量他祖祖辈辈一寸一分积攒下的这点土地，迷朦朝雾中，他像一个失算的弈者面对一盘亘古未解的残局。烟岚弥漫在他六十多岁的老眼里，他看见了大群死亡的浮雕像一部露天的族谱，记载着他日渐淡忘的艰险岁月。一些墓阶上还存放着积年的清供----粗糙的包谷、敞气的酒以及风干的苹果。他此刻怎么也不会相信他竟会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儿女已无能为他烛酒拜祭。
七
在那之前，大伯和二伯都已各有四个子女，大姑和小姑都相继嫁到了邻县的官店。每个家庭都仍然是农耕为生，过着基本自足的日子。祖父只雇了一个长工，是族房的一个孤儿，带有收养性质，那孩子也只十几岁。土地则分给了三个儿子，我父亲的那份，就由祖父母代耕着----一个地主的全部家当就是这些了，但这，在当年的石板村，就算是唯一的首富。
祖母在她的幺儿外出的当年，终于油尽灯枯。她的早逝使她备享尊荣，那场丧礼办得风光体面，成为那些山中后人至今还能铭心的最后一抹残红之忆。古人说：寿则多辱。祖母幸好没有熬到1951年，否则她将如何面对那在劫难逃的灭门之祸。
父亲考上了恩施五峰山上的清江中学。次年，据说因为打群架而被开除。就在他晃荡在江边卵石滩上无所适从时，林彪的四野开进了州城。那时的***所到之处，马上成立革命干部大学，用延安和东北那套成熟的洗脑方法，赶紧为地方培养管理干部。走投无路的父亲需要一份口粮，马上成为了首批学员。很快就学会了斗地主分浮财和杀人玩枪的技术，于是便分往利川开始伟大的“清匪反霸”运动。那时的老家肯定不通邮路，他对革命也肯定还抱有许多幼稚的想法，他也许还侥幸地认为他的家庭刚刚脱贫，应该不在****之列。于是他充满激情的投身到伟大的洪流中去，在剿匪的战斗中双枪横行，杀人越货屡建功劳。很快入党，很快成为最年轻的区委书记。关于父亲，我将另文专述。
49年和50年，父亲与祖父是否有过联系，是否彼此知道对方的消息，这是父亲一生的秘密，我现在已经永远无从得知了。父亲用沉默维护着他的尊严，也一定用隐忍埋藏着他的耻辱。我相信我这一代人的父辈，多是少言寡语之人。他们用一生的压抑来努力遗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暮年往往精神崩溃。
八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中国人最早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在没有王的时代，土地是公共的，你所在的氏族或部落开拓到哪里，你就拥有那一方大地。而王的产生，从来就非民选，谁将暴力发挥到极致，谁就是王，谁就拥有天下的土地。
在封建社会，君主虽然认为天下即朕，但在实际的非疆域概念的耕地制度上，是承认私田的。也就是说，除开朝廷征占的公田，部队开发的屯田，分封赏赐的职分田，其它自耕田、永业田和庄园均属私有。你只要向政府按亩纳税即可，民间的私相买卖和授受皆不干预，政府只作登记收税。明朝鼓励人民开荒造田，给地15亩，免征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洪武二十七年诏曰：额外恳荒，永不起科。这意味着你自己筚路蓝缕开拓出来的田地，政府连税赋都放弃。所以在明朝，官田仅占百分之十一，清朝则只有百分之四点五。
民国时代的1930年，政府搞了大规模的土地和人口普查，推出了中国第一部《土地法》。本法规定----国家依法征收之地属全体国民所有；政府占用私地须收买；矿藏道路江河湖泊风景古迹不得私有；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的土地仍属私有。
个体的人依托于一个国家而生存，需要政府提供安全、秩序、法律等基本保障，因而必须向国家纳税，这种缴皇粮的观念对中国人来说早已无须多说。无论是一条鞭法还是摊丁入亩法，都有优劣长短。而人的天分寿夭能力强弱自然也各有不同。土地在各家之手，投放同样的种子却并不能保证获得同样的收成。天灾人祸皆能逐渐拉大人与人之间的贫富距离，于是，有的要典地，有的要卖田，自然便有人收购。一切皆由市场经济在操纵，往宿命上说，人生的祸福还自有许多看不见的因缘。就这样，同一片大地上便有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
九
土地问题是一个农耕民族致命的焦点.历代的皇权更替也多与此相关----均贫富,耕者有其田,这是多少人造反的口号,但从来没看见哪个起义的领袖真正与民同苦.皇朝换了血统,法统却依然袭旧,受苦的还是底层百姓.
这个党闹红军时代,本质上还是流寇----打到哪吃到哪,只有地主家有吃的,所以抢地主无可厚非.到了陕北,有了自己的占领区,才有了相关的政策----既要搞统一战线抗日,就不能完全抗拒政府而私下斗地主;又要吸引穷人支持,就不能不给老百姓甜头.于是,当时出台的方法是强迫地主减租减息,再由农民向党纳粮.军队自己也去开荒经商包含种大烟来换取费用.那时,毛是承认所谓开明绅士的,也和大地主交朋友.
抗战一胜利,共军迅速坐大,两党要抢天下,在野的一方缺粮饷,光靠减租减息是不敷日用的,于是紧急推出土地改革政策及一整套实施办法.具体来说就是每到一处,先划分阶级成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把地富的土地房产牲畜农具和粮食全部瓜分了,还给农民新的土地证.这样一来的巨大好处是,党有了粮饷,兵源.老百姓怕政府军来又夺走所谓的胜利果实,便只好和党绑在一起跟当时的政府作对.这一招实在是高,所谓的中央军要维护社会秩序,自然不能也如此乱来,于是所到之处只有挨打了.
按说地主的田产分就分呗,大变革时代,个人承担一定的损失也无话可说.大家都是国民,总应给条活路,不应拿了别人的东西,还要羞辱并夺人性命.当时老苏区很多干部也都这么想,在抗战时,许多地主都和八路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许多共党高干都是地主子女.但不这么做,贫雇农就有顾虑,毕竟拿人钱财内心不安.毛发现这个问题后,作了严重批评,并允许基层过火,说以后再纠偏都行.于是大规模的土改开始了,家庭出身地主的干部靠边,无业游民发动起来,人性中的恶全部调动出来,各种人间惨剧纷纷登场.[后文在举例]以上内容读者可参看毛选第四卷及近年党史研究,可知笔者不诬.
十
改朝换代是中国士民皆爱关注的话题，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意味着战争和屠杀，是看客的谈资和民间话本的底料。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杀人就像是一串逗乐的插科打诨；用迅翁的话说，屠伯的残忍很容易化为大家轻松的一笑。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是歼敌八百万或手起钢刀下的喀嚓一声，有谁肯去分享那些具体枭首者的疼痛。
远古的禅让是中国书生的政治神话，后世基本不敢去想。宋太祖那样先穿黄袍再客气地劝退前朝老板的故事，史书上也难得多讲。枪杆子里出政权----这真是爱读《资治通鉴》的人悟透了的硬道理。但历代的鼎革，天下底定后仍要诛杀前朝的普通吏员者，实不多见。满人入主北京后，还知道征召起用晚明的遗老，对那些拒不奉诏的不合作主义者，也基本容其自生自灭而不赶尽杀绝。一个国家的血腥气太重，终非好事----这当是所谓人主皆知的事。
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先靠的还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但民国真正取代清室时，采用的却是善待优抚之法，而非如苏俄十月革命后对沙皇一家妇孺俱屠。这才叫共和精神，没有这种宽容，就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统一国家的大旗。两军相对，血流漂杵，一旦南军言败，不仅不诛降将，不罪附逆，连资助叛军的奴隶主也不予追究责罚。这种民族精神和气度，才能奠定真正的民主制度。
十一
恩施的易帜大抵是1949年底的事。那时国军溃退留下的多是空城，共军一路向南沿途丢几个干部就可以轻松解决乡村的“解放”问题。1950年的鄂西百姓，基本生活在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虽然敏感的人察觉到山雨欲来，但普通平民依旧盼望着乱世的结束。多数人总不免认为，反正从前的政府并非善物，也许新政会带来好运罢。
祖父在此新旧交替的一年里，或者有过一丝忐忑；当保长的大伯则肯定惴惴不安 ，他已不知向谁可以辞职，只好自己息影在家躬耕田亩。他们本身并无罪恶感，因为向未为恶。甚至还幻想自家还有子弟正在服务新政，应该不会贾祸吧。
1951年恩施各县终于开始全面土改，临时组织的许多工作组分派四方。像石板村这样的穷乡僻野只派去了一个人，这位姓宋的干部来自北方的老苏区，熟稔一整套斗地主的诀窍。那时全村不过几十户，贫富强弱几乎可以一眼观尽。首先找出最穷的几个光棍汉，成立农民代表会。晓之以理，许之以利，这样方可使这些人不怕得罪乡亲。然后组织村民开会，评选各家成分。这地儿实在太穷了，几乎都是自耕农，连雇农都没有，只好把我祖父收养的那个族房孤儿划为雇农----这样我祖父就自然是地主了。大伯这会儿就是伪保长了----算国民党残渣余孽。
祖父也算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人，他已经活过了一个花甲又几。虽然身历数朝，看惯朝花夕逝和人世的荣辱寿夭，但他多少还是相信无论怎样虎去狼来，一般不会伤及他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农。至于身外之物嘛，拿去就拿去----楚人失斧，楚人得之----反正同村的也多是本家同族的子孙。他哪里知道最高指令是消灭地主----这就不仅是财产和阶级了，当然还包含生命。因为这么大一批被夺走财产的士绅的存在，就可能是新政的隐患。
十二
从历史来看，土家的先民原是渔猎为主的民族；长期被平原来的楚军攻击，才留下“过赶年”的奇怪民俗。因为生活在蛮荒之地，与兽同处，家家户户都备有几件火器。这种习俗被许多人误解为这儿的人尚武斗狠，其实不过是在危险世界中的自卫。
土改工作组对民间的火铳还是心存畏惧的，这种古老的散弹枪虽难致命，但毁容是足够的。对少数民族的脾气尚不摸底，因此先缴枪是必须的措施。祖父家肯定是首选对象，仅有的火枪和弓弩都一律抄去，但宋干部依旧没有安全感。他已经听说过贺龙攻打郑永阶的故事，他坚信永阶伯的枪支还私藏了许多在我祖父家。他先抓走祖父收养的那个孤儿逼供，一个十几岁的乡下孩子，很快屈招说见过家里有几十支快枪。于是，祖父被绑到了农会所在的一家吊打。对于这完全虚构的武器，祖父实在无从交代，那只有承受私刑的不断升级。
这是1951年的4月，初春的高山还笼罩在阴冷里，用诗人的话说----严寒封锁着中国。几十户人家的石板村，连续几天倾听着一个六十多岁老人的惨叫，打破了与世隔绝的古老山村的宁静。但凡了解一点中国酷刑历史的人都可以去想象，其中蕴涵着怎样的生不如死。
刑堂就设在郑姓的一个族裔家里，这一天夜里，打累了的干部民兵歇去了，将祖父捆绑在床上。他已经几天没有吃喝了，他在深夜无力地哀求那个族裔给他一点稀食。那位族裔悄悄的起来给他炒了一碗包谷面，端来一瓢冷水，然后松绑让他进食，并说等天快亮时再来帮他重新捆上。祖父知道他已经等不到天亮了----那样的白天就是他的漫漫长夜。他只需要一点粮食来给他自杀的力量，他最后的饱餐在黑暗中退席。然后用捆绑他的麻绳抛上屋梁，挽一个结像打条领带，将自己苍老的头颅套了进去。等到他的踢蹬声惊来房东时，他已经从他的故乡含冤远去了。
自杀这一古老的维护尊严的死法，在“新中国”向来被视为一种更大的罪过，唤作畏罪和抵抗。他的尸体被拖到他捐建的义学的场坝里示众，而且还脱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这种羞辱死亡和尸体的作法，是在恐吓每一个族亲和乡人。祖父的暴尸仪式维持了几天，宋干部自己也觉得无聊时，决定命令永阶伯的儿媳，将我祖父扔到村边的天坑中去。
十三
天坑，是南方石灰岩形成的一种特殊地貌。它是大地上突然陷落的一个深坑，仿佛被陨石砸出的一口莫测高深的井。在祖父被弃置于此时，对我大伯和二伯的迫害又接着开始。灾难就像那高原上的漏斗一样，似乎永难填满。
大伯的罪名很容易构成----伪保长。二伯则基本就是个普通平民，他的罪恶仅仅是从他的父亲手上，分得有二十亩山地。而这些地，还有不少是他们自己开荒开出来的生地。新政权的基本国策是要消灭有产阶级，谕旨是允许过火行为，而当时的权力已经下放到执行者之手，也就是说，一个工作组长就可以决定人的生死。那时，还没有国法，当然也不存在法庭。于是，两个伯父同时被抓。他们还年轻，他们没听说过这种世道，因此还想讲理，对理的最有效回答当然只能是暴力。他们被押解到巴东县城，然后，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进了长江，尸骨无存。二伯被判刑送往著名的沙洋农场，29年后终于释放回家时，他已经老得记不清他究竟是什么罪名了。
故事还没有结束。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这一连茬打击后，她们失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在没有了男人的农家里，她们深知接踵而来的将是怎样的侮辱和加害。那时她们各有四个儿女，最大的也才15岁，绝望已经使得她们无力面对这一群弱雏。妯娌俩就在两个伯父押走的那个深夜，选择了最悲怆的死，她们用同一根绳索，在同一个房梁上，投缳自尽----也许她们还想用这样的惨烈，来让那些迫害者发现天良，以求放过她们的孩子。
二伯的大女儿那时15 岁，带着七个弟妹。一夜之间，家里失去了所有的长辈，我已无法想象她们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当我今年回去找到她问询时，她只是哭泣，无边无际的哭啊，老泪纵横、、、、、、对我家所谓武器的追查仍然没有结束。他们又把我这稍微年长的堂姐抓去，让她带着民兵去建始县官店我们的小姑妈家继续查抄。
今年80多岁的小姑妈是如今唯一活着的我们的长辈了。我这次也回家找到了她，她告诉我，幸好那时她嫁的是一个农民。当她见到衣衫褴褛的侄女被几个持枪的男人带到她家时，她才从孩子的哭述中知道娘家的惨祸。她愤怒地斥责那些人，并找来她们村的工作组证明她家没有藏枪，她说谁揭发我家有枪，那就是他把那些枪私藏了。她没有能力救这些侄儿侄女，她也家徒四壁了，只好让孩子背了一袋包谷回去。
在以后的苦难岁月中，我的这八位堂兄堂姐，饿死了两个，存活了六个。其中四个堂姐只好早早嫁人，像童养媳一样赖以活命。两个堂兄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在历次的运动中继续承担无尽的惩罚和歧视。没有人敢嫁给他们，小姑妈只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大堂兄，由于老表开亲，他们没有生育。二堂兄在他中年以后，娶了一个节育后的寡妇，无后。
十四
伟大的土改运动终于在腥风血雨中结束了，据史学家考证，大约有三百多万所谓的地主为此丧命。他们中多数人只是像我祖父一样勤扒苦做的世代农民，当新政需要动员全社会来夺取权利时，必须要借他们的头颅来祭旗。毛何尝不知他那地主父亲的甘苦，他岂会真的相信那些可怜的民间财富来自剥削。一切只是缘于政争之谋，所以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贫雇农尤其是无业游民在拿到土地证和别人家的浮财时，他们几乎相信他们从此真的翻身做了主人。人世的赌局被一双新神的手重新洗牌，不劳而获的快乐对谁都似乎是意外之喜，他们一起载歌载舞地走进了新社会。但是，乾坤甫定，不再担心农民的骑墙摇摆时，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一整套锦囊妙计打包上市了。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飙进军中，三千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在路上。迄今为止，我们还在为三农问题疾呼，还在为争取农民的基本国民待遇而哀求乞告。
土改的后遗症还远远不止这些。从这时开始的划分阶级成分并由此提升的阶级斗争学说，是20世纪下半页最可笑也最悲哀的虚构。在一个号召平等自由的社会里，人却被分成三六九等，最高当局故意蛊惑的仇恨和阵线，迫使所有的人与邻为壑，互相撕咬。传统的仁义礼信等美德荡然无存，底线伦理从此不再。大家一起崇尚假恶丑，以穷为美，整个社会充满了打家劫舍的气氛。
维护了几千年礼法秩序的士绅阶层被彻底妖魔化，各种生编硬造的脏水笼罩在他们头上。即使侥幸逃脱一死的，也和他们的子女一起，要在几十年的光阴中承受各种歧视。这种对民间社会的彻底摧毁，最终使我们今天要承担恶果。许多人失去了敬畏，各种恶行正在瘟疫般蔓延，一个古老民族真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内伤。
十五
在横祸突降之时,我年轻气盛的父亲在哪里呢?他有无可能挽救他的家族?或者能否采取一些努力?这是我在若干年里的疑问.毕竟中国文化传统是讲究孝悌和恩仇的,亲情是能够决定人的选择趋向的----他怎么可以面对灭门惨祸而若无其事呢?
同一时间,利川县文斗沙溪长顺三乡的土改终于激起民变----史称"文沙长暴动".主要发起人名叫费文学,他是沙溪的一个小地主之子.当时他在武汉上大学,他听说他的父亲也被无辜****后,从省城赶回了同样偏僻的老家.这个高智商的青年竟然选择了复仇之路.他联络另外两乡的地主家族及许多农民,突然举事,将文斗区土改工作组的十几个人一起处死,只有一个躲进红苕窖侥幸逃脱.
以暴易暴当然只会换来更大的暴力.我的父亲就是这时被任命为文斗区委书记的,他带领的正规军奉命前来执行剿匪,实际则是一场更大的屠杀.按我父亲一位至今健在的战友的说法----只有缺丁的,没有缺户的----也就是说几乎每家的青壮年都受到刑讯,三木之下,何供不有;于是无端牵连出无数所谓的通匪者被一一处死.
费文学则带着亲信逃进了原始森林,我父亲的小分队与之进行了漫长的周旋.两个地主的儿子在深山中展开了生死相博,彼此都曾数次险遭敌手.{这是另一篇故事}最后我父亲经县委批准采取招降,一番曲折后,费文学带着他的部伍终于缴械.按协议规定----既往不咎,以开明乡绅对待.我父亲似乎坚信党的政策,与之时相过从,化敌为友宛若兄弟.几个月后,县里一道密令----秘密押解费氏进城.父亲无颜面对,他知道他只能失信于人,因为组织是不需要这些的.费文学很快就被秘密处决了,他那些忠义相随的兄弟也接着在以后的肃反等运动中在劫难逃.一个人的反抗就这样平息了,血流进土地,化为污泥,连故事也将在岁月的罡风中荒芜.
身经这些残酷,就算父亲当时知道了五百里外的家乡正在发生的悲剧,他又敢如何作为呢?什么叫组织,在组织中是没有个体生命的呻吟的.从人性的立场出发,我们不能要求个体生命对强权的勇敢.但真正理解父亲的怯懦和明哲保身的选择,是在我今年看到了朋友推荐的另一篇文章之后.下文再述.
十六
网上有篇文章是谈牛荫冠这个人的，大家可以搜索查看。牛是山西兴县人，清华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姚依林的学长。他在12。9后被党派回山西担任牺盟会常委，并任中共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他的父亲叫牛友兰，是当地著名工商地主，开明绅士。毛选中把他和李鼎铭、刘少白并列。他不仅支持他的许多后人参加中共，自己还捐助给八路军一个团的装备。他创办了兴县农业银行和军工厂为中共提供后援，他的家就是八路军司令部的曾经所在。
他们父子在当地还做过太多善事，那里一直是所谓的解放区。但到了1947年，毛蒋争天下，毛意识到必须发动农民才能陷蒋于不利，于是在中共所占之处开始土改。那里由李井泉[文革时四川省委书记]分管，李多次找牛荫冠谈话，要他与其父划清界限。然后斗牛大会开始，父亲跪在台下，儿子在台上。以乡村二流子为主所组建的农会，当场用铁丝穿进其父的鼻子，并命令他来牵牛游街。他没有办法，只好去牵。其父愤怒地摇摆，鼻骨被拉断。农民不忍，群起围攻工作组，并为其父解开脚镣。一个为中共和当地贡献多多的乡绅，中共边区的参议会议员，回家后开始绝食，三天后气绝身亡。
牛荫冠即使如此隐忍，依旧被免职送进党校学习。整个解放区的百姓都在传说这个悲惨的故事，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此人太忤逆不道。他以后虽然官至副省长和正部级，虽然领导沈阳飞机厂为中共生产了第一代战机，仍然为许多同事所不齿和提防。因为人们很难相信一个可以参与迫害父亲的人，他不得不终身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
他像我的父亲一样，永远不谈他的父亲。没有人能理解他内心的惨痛，更无法想象他别无选择的选择。直到姚依林在身后出版的《百夕谈》里，我们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山西历史记事本末》中，我们还知道了其年在兴县八区的土改中，一共打死1050人，自杀863人，被驱逐冻饿而死的63人。这些今天佚名的死者，有许多并不是地主，而是同情地主的农民。
在读过这些文字后，我真正原谅了我的父亲。一个民族的人伦天良，是如何在高压下破坏殆尽的，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有那么多的家人内部的揭发和互相残害。要恢复这些基本的人性底线，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
十七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人生之初，即无公平可言。只有在初民时代，大家有可能都是零点起步的。其后则每个人都因家世之不同，而分别站在不同之起点。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默许一个准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但这是残酷的，因这种起点各异所造成的不公，必然引起两极分化，穷者恒穷，富者永远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如果没有一个好政府来宏观调控的话，这种社会发展到极致，就比然诞生革命。革命就是以最血腥的方式重新洗牌，将多数人推回同一个起点，再开始新的竞赛。
中国是农民起义的滋生地，纵观几千年历史，我们似乎永远处在这样一条地震带上。所有的起义者最初都几乎打着均贫富分田地的旗子以号召战士，一旦夺取江山，享受胜宴的则永远只是少数。革命领袖实质上夺取的只是皇冠龙袍，并没有推出新的先进制度来真正取代前朝的弊病。革命是暴动，这是伟大领袖最高明的定义。暴动必然是非理性的，必将对整个社会带来剧烈的破坏，而中华文明也必将在这种怪圈中周而复始停滞不前。
但没有革命，整个社会就意味着在永远默许甚至纵容不公和暴政。虽然早在孟子时代就提出了民重君轻的口号，但三千年之后，我们却依然没有抵达真正的“民国”。于是，孙悟空宣称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就永远包含的只是“打江山”的概念，而非和平议选。洪秀全打了半壁江山，且推出了《天朝田亩制度》，仿佛要给人民平等的机会；但你真正了解天国的真相之后，你就知道对一个国家来说，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
孙中山以民族革命为号召，以武昌起义为筹码，终于实现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这场革命的本质不是农民暴动土地革命，因此进入民国后，民间社会沿袭的仍是清朝的土地制度。孙先生并非不知道在满人洗牌三百年后，民间又已形成怎样的贫富悬殊。他虽然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在西方文明浸淫过的他，毕竟知道即使以政府的名义出面抢夺也不是公正的措施。在蒋的时代，政府曾经试图用赎买的方式来均衡土地，终因财力不济而无法实施。
很显然，到了四十年代，土地确实是一个问题。当底层多数人因缺地少地而陷入贫困时，它就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问题。是革命家野心家皆可利用的大问题。
十八
共产主义原本不过是一种经济学说，充其量也只能算某种乌托邦政治的愚妄蓝图；经由列宁而演化成为一种国家革命的极权政体，再由所谓的“第三国际”向其它穷国传播，衍生出20世纪严重影响人类历史的一场悲剧运动，以致亿万生命要为之填沟转壑，这真是马恩二老所始料未及的。其实，恩格斯在论述到土地问题时，他所主张的仍是由政府赎买再来分配给穷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经吸引许多悲悯的知识分子的原因。
如果廓清历史的妖雾和神话，我们今天来看中共的一大代表，他们多数皆是正派的读书人，是一群有正义感和追求的愤青。这也是当后来这种学术结社异化为暴力帮会时，他们多数人选择了退出的原因。当时的国民党也是在野党，为了北伐，孙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于是两党合作，共党则乘机在基层迅速繁衍。当国民党定尊武汉时，南方几省的农村在共党的带领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农***动，地主士绅阶层惨遭洗劫；那时，毛正是政府农工部的负责人。重温《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即可从其中暗含的暴烈主张里，找到后来土改的起点和母本。
这场暴风骤雨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当时就引起了全社会的震荡和非议。毕竟打家劫舍和私刑杀人，并不符合三民主义的理想。社会要改良，贫富要均衡，这是政府必须通过组织手段来逐步实施的；任由暴民肆意劫掠并不能真正抵达正义和公平，而且这种赤潮还会带来大面积的社会动乱，即使今天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也不会允许这种行为。于是，当蒋介石打到上海，决定剿共平乱。无数盲目而又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又被送上祭坛。一夜之间，两党翻脸，史称“马日事变”。随之毛周发动武装起义，从占山为王到偏安割据，从党争到政争再到天下之争，国家进入漫长的黑暗血腥期。我们现在称呼这一段历史，唤作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土地啊土地，必将埋葬生命似乎才能长出花朵和粮食。
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实行的是村社制度，土地定期重分，只有富农没有地主，个体农民仅占百分之五。所谓的布尔什维克是城市党，向来对农民是有些歧视甚至敌意的。十月革命后，为了征粮，苏维埃政府必须花大量力气和农民打仗。斯大林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从1921年开始强制推行农村集体化，结果不得不派出正规军下乡和武装农民开战。在无端杀戮了太多生命后，到1937年才勉强完成。其后果是农民吃掉了大半牲畜，整个农业退步到食不果腹的境地。所以当共党在1946年提出土改时，一向肆意妄为的斯大林也不得不提醒毛千万要谨慎。
但毛必须要借助土改才能争到天下，他当初在湖南的经验已经足以让他决定，只有全面颠覆社会秩序才可能战胜政府军。蒋军败到台湾之后，终于明白此理----不解决农村问题，就永远坐在火山口上。于是，国民党在50年代，同样在台湾也开始土改----但他们采取的却是恩格斯的赎买政策----由政府出资给地主，让地主到城市去发展工商业，把土地留给农民。至于两方的结果，我已无须多说。
十九
地主富农的劫运，并未因为土改的完成而结束。甚至可以说，那只是漫长迫害的开始。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地富分子及其子女，都永远要被绑上耻辱柱，忍受无尽的摧残。而到了文革时，这种歧视和迫害则达到匪夷所思的顶峰。
我常常觉得，我的童年在四岁就已结束。那个夏日午后，我突然看见小镇街上，涌来大批背刀抗枪的男女，我的父亲则戴着一顶纸糊高帽，满面风尘地走在队伍前头。我觉得父亲的扮相实在太过滑稽有趣，飞奔回家报告喜讯，却发现外婆和母亲正在拭泪，我立马意识到家里似乎出了大事。1968年，大姐牵我去乡小入学报名，一路叮嘱我如何回答老师的提问，其中关键的一句是“家庭成分----地主”。那时，我已经约略知道，这不是一个光荣的称号。在以后的八年里，每学期的报名，我和其它地富成分的孩子，都会选择没有同学的时候去----因为我们害怕被人知晓而耻笑。
我们这代还是孩子时，大都见惯了生活中的许多恐怖。我一同学的母亲，因是地主婆而被反剪双手吊打；冬天的河水寒彻骨肉，几个街坊老人被驱赶下河捞枪，因为他们曾经是地主。我今天知道，这个国家那时还有许多比此更甚的邪恶。在湖南道县北京大兴，曾经短暂流行把地富全家老幼皆处死的悲剧。这种人间的仇恨，是如何被培养到丧尽天良程度的呢？
四十年代，为了发动农民，御用文人虚构了黄世仁；五十年代又虚构了南霸天周扒皮。文革时，为了在现实中找到接近真实的恶霸，四川又推出了刘文彩----水牢，收租院的故事确实感染了许多人。各地也发掘出无数类似的“罪大恶极”的地主，于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现在，我的朋友终于经过调查，写出了《刘文彩真相》----原来一切皆是虚构和夸张。这本书的出版大约捅到了痛处，很快就被禁止发行。
我生长的边城利川，也有个著名的地主叫李盖武。他在两省交界的深山里，留下了一座几近辉煌的庄园----大水井，现在有趣的成了国保文物单位。而他却在土改时，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李氏宗祠曾经是怎样的山中望族啊，现在当地却几无遗孑。我曾在农民的家中，片段地读到过李氏家训----多么道德善良的训条啊----这些世代传承维持了乡村秩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终于彻底地弄丢了，再也难得找回。
二十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的父亲从来不给我们讲述他的一切历史。他作为一个老党员，一个基层干部，因为出身的缘故，始终如履薄冰地拼命工作，仿佛还要为他的父亲向这个社会偿还债务。他不敢与老家联系，至死也不还乡，小心翼翼地回护着他心中的伤口。
1978年，二伯释放来到我家，我第一次看见一个酷似我父亲的老人竟有些惊异。三十年后，他们兄弟相见，一点也无劫后重逢的惊喜---他们的心已装得太多太深太沉，大悲和大喜竟然是一般的无言。两个老人的谈话依然回避着我们，我至今也无法知晓那卧室里的密谈曾经有过怎样的酸辛，我父亲的老泪是否第一次浸湿他的衣襟。
二伯独自回到了他的故乡，他幸存的儿女还在那深山的贫困线下挣扎。他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蜗居，他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着他的风烛残年。然后早于家父一年悄然萎化。
父亲临去之前，曾说要等我出去后带我回老家。父亲走后，为他送终的我的一个堂外侄告诉我----我父亲希望我日后有出息时，一定要回老家，要去把祖父抛尸的那个天坑给填上，要我去为祖父修坟立碑。我终于从父亲的遗嘱里，窥见了他一生的悲苦内心。他对他父亲的歉疚，他所在的组织是不会允许他去表达的，他只能遗恨终身。
2005年9月，我第一次回到了老家，并找到了那个黑暗的深坑。我们姐弟终于完成父亲的遗愿，将那天坑盖上，并于其上勒石志墓。铭曰：
施南郑氏乃巴人五姓始祖苗裔。吾高祖何朝避隐是乡殊不可考。显祖振略公勤苦起家。薄有田宅。兴义学而衡民讼。亦乡绅贤长也。己丑鼎革阖家蒙祸。振公义不负辱。于辛卯四月投缳。伯仲父一瘐一流。妯娌皆自悬。吾父游学得免。族邻即藏尸于天穴。斯后合族乱离。经年苦寒。所幸天道不泯。祖德犹荫。宗祧复茂。族戚更兴。遂于兹移山勒石。以纪祖恩并偿父愿。祷云：巴山拱卫。夷水环滋。贵气代继。永葆孝思。
是非恩仇二十年：熊召政和我必须面对的末日审判
一
再过一个月，就是二十年。二十年了，我的孩子已经开始四处求职；而熊召政的儿子则早已移民加拿大——我们看来确实老了，老得都快淡忘恩仇了。这些年来，我常常质问自己——你真的不能宽恕他吗？你为何不能超然于伤痛，彻底遗忘你的所谓祖国和朋友对你的加害？一个不能释怀于仇恨的人，又怎能真正轻松和快乐起来？
　　今年两会时，一个湖北的巨商代表——我和熊召政当年共同的朋友，突然来电婉转对我说——你们还是和解吧，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虽然连办案的人都说是他负你，但作为你们共同的朋友，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化解过去。
　　这位兄台的好意，我渐渐听明白——名利双收的熊召政，现在开始谋划要当全国政协代表了。他以为世人皆已淡忘二十年前的历史，但深知我不会。对我来说耿耿于怀的往事，想必对他而言也会如鲠在喉；也许他需要拔出这个刺了。
　　我对这位热心帮忙的兄台说——我和他，以及我和这个时代，都无法握手言和了。相逢一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每个人最终都将面对历史。刺已经扎进我们肉里，需要剥皮或许才能拔出。请转告他，干完脏活的人，没有如此轻松就能洗底的。只要想到我尸骨无存的母亲，我就不可能就此饶过这个长年卖友求荣的帮凶。
二
　　熊召政和我曾经是好朋友。80年代他是湖北的著名诗人，似乎还是省作协副主席，《长江文艺》的主编。我在湖北青年诗歌学会时，算他家的常客。在武大，他是高我一级的师兄。在社会上，我们是一个圈子的酒友。1988年我分配到海南警局时，他曾两次去玩。总之，在湖北文坛多数人都对他小心提防之时，我却算他过从较密的小兄弟。
　　1989年6月4日半夜，我泪如雨下地写好辞职报告——绝不做暴政鹰犬，次日上午递交局里。【事见拙文《革命时期的浪漫》，著名作家王梓夫和至今仍在警界的同事皆能作证】之后我辗转赶回武汉参与营救学运领袖。武汉高自联以武大学生为主，我和K君去动员其中的几个跟我们逃亡。后来李海涛由K君掩护两个月之后，准备移交到我的故乡深山。但是他却决定要去广州找他的漫画家舅舅廖冰兄，结果被捕判处三年，连带K君也失去武大学业。另外一个张建超不遵安排，自己竟然翻越喜马拉雅跑到了尼泊尔。可悲的是该国一向不敢得罪邻国，就在当年把他作为献俘，交给了前去访问的李鹏，之后随总理专机押回武汉坐牢。90年代中我和他劫后重逢在北京，犹自对此苦笑。
　　那个6月我在湖北奔忙之时，只听说湖北作协副主席祖慰【当年湖北最优秀的作家，现在已被遮蔽遗忘】宣布退党了，还听说熊召政也在他的激励下，跟着宣布退党。两人皆是我的兄长朋友，我当然高兴看见他们和我一样出于良知的选择。但是因为形势紧张，当时皆未与他们联系。祖慰后来是从深圳逃亡的，行前一刻尝给我电话。
　　7月我被找回到警局接收审查，顺便试图开辟从海上到越南的出境路线。这时，曾经在武汉活动而结识的王军涛，辗转潜入湖北，由朋友肖远以及民营大江科研所的老邬老蒋老童等人负责掩藏在乡下【这些人后来全部入狱，和我在“一所”成为了互相照顾的牢友】。肖远委派陈汉华南下找我，我将陈安排在我租来的一个村居里。我与一友联系后，香港“黄雀行动小组”派来的两个接应人员，在湛江被捕【事见当时新闻联播】。未几，我的村居在半夜被省厅警察包围，陈君被带回武汉羁押数月，【几乎死在里面，后来因病保外】我交给本局审查【当时围捕我们村居时，还有多个朋友在场，现在均可证明，恕不点名】。若干年后，我和肖远出狱在广州重逢，重新根据当年各个参与者被捕的日程排查，终于基本锁定告密者。而那时，被捕判刑十三年的王军涛，已经经由外交努力，被驱逐到美国了。现在这些人都还活着，历史终将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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