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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统治世界》作者：[英]马丁?雅克
当中国统治世界 震撼上市
《当中国统治世界》成美国主流报纸热门话题，“中国崛起”备受关注
2009年12月，《纽约时报》特约书评撰稿人约瑟夫?卡恩和谷美智子分别在这一享誉世界的报纸中针对《当中国统治世界》发表了题为“巨龙的觉醒”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将超过中国？”两篇文章。《纽约时报》是一家全球发行的报纸，在整个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其严谨程度在业界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就一本书而言，想要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与之相关的书评，比登天还难，那就更不用说在一个月内连续出现两篇这样的书评了。更让人称奇的是，这两位撰稿人对《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的评价分歧之大，实为罕见。
《纽约时报》成了角逐场
马丁?雅克还没有完成书时，就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在停笔之后，《当中国统治世界》更是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震惊、反对、批判、赞同不绝于耳。但也有人认为，曾多次到过中国的马丁?雅克自然深谙讨好这块庞大读者市场之道，《当中国统治世界》不过是又一个噱头而已。如果仅因为此，其他国家应当对此书不屑一顾才对。恰恰相反，它不仅成了日本人彼此间赠送亲朋好友的必备礼品，而且还将《纽约时报》再次变成观点火花碰撞的角逐场。
约瑟夫?卡恩在《觉醒的巨龙》中指出：“雅克撰写了一本颇具学术素养的著作，对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了带有争辩性，而且经常与直觉相反的推测。当雅克着手撰写此书时，他几乎预想不到的是，各类事件将显著加快他正在分析的趋势。”
谷美智子在《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将超过美国？》一文中批评马丁?雅克只倾向于选择符合自己论点的资料，认为他做了许多大胆预测，使用了有力甚至夸张的语言。
孰是孰非，只有那些细细读过此书的人才能做出中肯的评价。但是，有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当中国统治世界》的确点中了当今国际政治格局正处于巨大变化之中这一要害，否则《纽约时报》也不会对它如此重视了。
从“妖魔化”到理性认识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鉴于西方固有的独大心理，许多人不但碍于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已经走向崛起之路，反而否认既定事实，不断“妖魔化”中国。前些年，*有许多版本，从“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武力威胁论”，到“中国人口威胁论”，再到“中国粮食威胁论”，不一而足。然而，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扩大，那种掩耳盗铃、闭门自大的心态既不符合西方人的利益，更不能顺应当今的时代潮流。
马丁?雅克曾在东亚地区任职、游学多年，对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了如指掌，《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就是他从理性角度进行的认真分析。雅克断然抛弃了过去那种“西方的现在就是中国的未来，现在的美国就是以后的中国”的陈腐观点，明确指出，中国的历史轨迹会在它的崛起道路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将对整个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仅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中国统治世界》就堪称一部划时代的巨著。
有人曾指出，《当中国统治世界》无非是马丁?雅克投中国人之所好而献上的一枚“糖衣炮弹”。但不管这位英国学者的观点是否“雷人”，对方送上的是否是“糖弹”需仔细研读才能见分晓。不过，从《当中国统治世界》在全球的影响力来看，它击中的恐怕不是“犹好”阿谀奉承的国人，而是那些希望放眼全球、掌握国际局势之人的大脑。
《当中国统治世界》
〔英〕马丁?雅克
中信出版社 2010年1月震撼上市
当中国统治世界 序言
《当中国统治世界》是马丁?雅克先生的最新著作。作者凭其多年的东亚国家游历，以丰富的历史知识、智慧幽默的文笔，对当今时代的发展潮流发表了独特的见解，取得了很大的市场成功，《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等各大媒体的纷纷报道，充分说明本书引起的广泛重视。在写作过程中，马丁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欧洲中心做过访问学者，笔者也有幸多次与之交流。
乍听书名，不禁有耸人听闻之感，但细读本书后，发现全文分析持平、冷静。马丁是为数甚少的对中国有所偏好的西方作者之一，所以在描述中国的情况时，大量选用中国方面的材料，更加贴近中国的现实。
作为一个学者，笔者认为本书在理论上存在几个鲜明的特点：
（1）世界上实现现代性的方式绝非只有西方模式。作者在第4章中提到：未来世界不只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现代性，还会有很多其他的现代性。虽然马丁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但他列举中国的例子来证明这个观点，显然很有新意。
（2）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从1648年国际关系进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并习惯于用“民族国家中心观”来分析问题，但这并不适合于中国。已故麻省理工学院白鲁恂（Lucian Pye）教授曾有一段经典言论：“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她更是一个有着民族国家身份的文明国家。中国现代史可以描述为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把一种文明强行挤压进现代民族国家专制、强迫性框架之中的过程，这种机制性的创造源于西方世界自身文明的裂变。”这段话为中国研究开辟了全新视角，在如今很多西方学者和海归学者都继续沿用“民族国家”单位来分析中国问题的背景下，本书作者坚持从文明国家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实乃对中国研究方法论做出的一大贡献。
（3）作者关于“中央王国心态”（mentality of the Middle Kingdom）的分析，也是对中国特性研究的一次勇敢尝试，且不论其观点到底有多么准确，至少能让中国读者了解到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起到兼听则明的效果。
在本书观点中，最容易刺激西方人神经的观点，应该是“中国崛起远远超出经济的范畴，包括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崛起，而且中国崛起的影响远大于美国崛起的影响”。笔者个人认为，要准确判断当前中国所处的状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的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发展势头堪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媲美，但是同时社会却陷入了严重失序（disorder）的境地――旧秩序在消失，新秩序尚未建立，所以中国是当今大国中情况最复杂、内部矛盾最多的国家。这给社会科学各领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毕竟现有的社会科学都是根据北美、西欧等地区人们的集体心理和集体行为总结出来的，所以在解释中国问题时显得比较苍白，缺乏信服力。在此，笔者建议用“双重特性方法”（dual identity approach）分析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
中国是处在现代化中的巨型国家，用一般意义上的“大国”来形容中国不甚妥当。根据农业专家的观点，从粮食消耗量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人口实为14亿，相当于包括俄罗斯欧洲部分在内的整个欧洲的2倍。另外，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极快，过去60年中国现代化的成就基本上等于欧洲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200年。经过百年的探索，中国目前已经基本适应工业文明，在农业文明时期表现卓越的中国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历经痛苦，但是取得的成就也非凡无比。随着中国的崛起，工业文明的历史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工业化与欧洲千万级人口的结合；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化与美苏1亿级人口的结合；而在当前的中国，工业化正在与10亿级人口结合，其世界史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是不过分的。这些都是中国故事的一个方面。
中国故事的另一方面，便是庞大的巨型国家内部面临的众多现实挑战和不确定性，现实方面的挑战媒体和学术界天天在述说，这里就不谈了。笔者更看重的是中国古代传统和近代传统中的问题。自宋朝之后，中国内部开始出现势力强大的文明*（非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导致内部衰败和外部入侵。尽管中国文明在接受现代化洗礼的过程中，采用了反思、革命、改革等多种手段遏制文明*，但结果如何却仍无法知晓。另外，从晚清开始，中国精英层就开始反思中国的文化，其中还出现过两大反思高潮，即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思潮和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思潮，近百年的反思使中国文化取得了斐然成就，使我们能够用现代学理来梳理传统文化，但也不乏错误思潮，“文学家式的批判主义学统”便是其中之一。这种思潮的特点是感性而非理性地看待中国，虽然能准确意识到中国存在的问题，却无力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所以最终只能“我骂故我在”，以激愤的批评代替冷静的分析，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其逻辑错误在于将中国人在一段时期内未能成功应对工业文明挑战的现实归结为中国人不行、中国文化不行，犯下“不完全归纳”的逻辑错误，造成中国人由此丧失自信、丧失主体的恶果。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中国人后来学习苏联时变得比苏联还“左”，学习西方时变得比西方更“右”，完全丢失了自己的根基，没有了自己的特性。马丁的书提醒中国人从这个意义来看待自己的根，如果最后真能发挥这样的功效，那将是马丁的贡献，中国学术界的悲哀。上述种种历史和现实问题使我们对自己国家的前途处于一种不太确定的状态。
总之，中国在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如果中国能够作为一个成功的农业文明重演工业文明的辉煌，那将是人类历史的奇迹。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说，重要的应该是进一步努力，使自己的国家完全实现工业化；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不仅应该从理论准备、知识储备和产业技术等方面参与现代化进程，而且应该向国内人民和外部世界解释好自己国家的文明和路径，减少彼此文化理解中的障碍，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使崛起的中国更早更快地被世界接纳，同时也为全球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中国统治世界 专家及媒体评论
这是一部震惊了西方世界的书：书稿还在创作阶段就已经引起了西方媒体的一片沸腾，它们都在关心――究竟中国能不能统治世界？中国统治世界的力量是什么？这更是一部震惊了中国的书：在英文版出版后，作者马丁?雅克在中国的旋风之旅已然在各大媒体呈现遍地开花之势，赞美、反思甚至大加挞伐之声不绝于耳，而更多的读者则关心――这部书的中文简体版到底什么时候出版？
――编者手记
2009年是世界大反思的一年，马丁?雅克所撰写的这本书也是世界大反思的反映。二十年前，当柏林墙倒塌的时候，西方一些人欣喜若狂，以为“历史终结了，”西方可以“稳坐天下”了，全世界都得按照“华盛顿共识”办。然而，世界的发展与变化与他们所预言的不一样，中国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马丁?雅克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思考，写出的这本书，对中国人今天所走的这条路有独到看法，很值得一读。它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今世界和我们自己。
――吴建民　欧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
马丁?雅克是第一个研究中国崛起的思想影响的学者。他这本《当中国统治世界》的历史厚重性和未来前瞻性超越了我所读过的有关中国崛起的所有著作。本书暗示人们，中国崛起的结果将不是中国越来越像西方，而可能是世界越来越像中国。想展望世界未来的人需要读这本书。
――阎学通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
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丁?雅克观察亚洲问题的学识、视角和阅历在这本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它给真正想要了解中国以及预测未来几十年内世界大趋势的读者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他创造的极其令人信服的核心理论是：在一个充满“现代性竞争”的新时代里，不论中国正在实现现代化，还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她都会保持自己独有的特色。
――时殷弘?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为什么中国会是这样？它将会走向何方？这是两个永恒的问题。我赞成马丁?雅克的“文化是理解中国关键”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是我曾经读过的最优秀、最严谨的研究中国的作品之一――可以说是精彩绝伦的一部书。
――余永定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
这本书不仅限于阐述中国的崛起，它还揭示出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新秩序和全球公众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很多重大影响。马丁?雅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相当成熟，这部富有前瞻性的著作非常有助于我们看清未来世界发展趋势。
――马凯硕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中国的崛起是当今世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没有哪一位英国学者能够像马丁?雅克那样，对此既投入深层次的思考，又给出极富启发性的分析。
――尼尔?弗格森　哈佛大学历史学及金融学教授
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思维缜密，历史和现实感非常强。它不仅阐述了中国的崛起，还阐述了21世纪将不再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塑造。我想这部书一定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享誉全球、备受推崇的近代史研究大师
对于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能摆脱西方模式的说法，令我们难以认清当前世界重组的局势。当中国逐渐强大，她会愈加肯定其古代文明延续下来的价值观；她会在历史中寻觅智慧，以创造出一种现代化的新模式。
――约翰?格雷　英国政治哲学家
《当中国统治世界》把中国研究透了，如果你想全面地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绝对是一本一定要读的书。
――搜狐网读者
与那种认为《当中国统治世界》是在“捧杀”中国的观点不同，我认为这本书更多的是带给我们深深的思考――它既有善意的提醒，也有对中国所取得成就的惊诧与赞扬，还有站在客观立场上的评价。任何以严肃态度审视中国过去、观察中国现实、展望中国未来的读者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天涯网读者
《当中国统治世界》的确是一部卓尔不群的作品。与囿于各种理念的国内作者不同，马丁?雅克作为一位在西方背景下成长而又学贯东西的顶级专家，他对中国的分析极其透彻，对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异同与解不开的关系驾轻就熟。因此，他创作的这部作品称为撼世之作一点也不为过。
――豆瓣网读者
对于那种认为《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是哗众取宠之作的读者，我想说的是：请你一定要读完这本书再发表自己的言论。一部几乎每一页都包含让人吃惊观点的书，我觉得怎么颂扬都不过分。
――新浪网读者
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1）
“全球化远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它其实相当复杂：美国可能是全球化竞技场上最有影响力的‘球员’，能够对数轮全球贸易谈判施加很大的压力，但最终的赢家却是东亚，最大的受益者则是中国。”
1945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的主导力量。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国的经济实力也遥遥领先于苏联，其经济规模是后者的两倍，军事实力和科技能力也无比强大。“二战”以后，美国是创建一系列国际或全球机构的主要推动者，例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些举动都证明美国已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实力和权威。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瓦解了，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同时，还促使苏联解体后的部分领域和国家开放了各自的市场，并转而寻求美国的帮助和支持。
一个国家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在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即使当年处于最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也无法与当今美国的综合实力相提并论。美元成为世界通行的货币，绝大多数贸易都是以美元来进行的，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储备也都是美元。除联合国以外，美国主导了所有的重要全球机构，其军事影响力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似乎无懈可击，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人们习惯用“超级实力”或“单极”等词语来描述这支新兴的、独一无二的力量。
全球最强实力的接力棒，在传到美国手中之前，一直都是由欧洲掌控的，尤其是主要的欧洲国家，例如英国、法国和德国，还有早先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从18世纪末叶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中叶，欧洲一直以一种影响极其深远的方式塑造着世界历史。工业化是欧洲活力的动力，殖民征服是欧洲扩张的惯用模式。虽然“一战”之后，欧洲的地位日益衰落，尤其是1945年之后，更是急剧下降，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美国作为新崛起的力量，实际是欧洲文明的产物。美国充当了旧世界和新世界沟通的桥梁，一方面使其表现出西方的一些理念，另一方面也舒缓了同英国的潜在竞争关系。200多年的时间里，全球一直都为西方所主导，首先是欧洲，后来是美国。
现在，我们正在目睹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还相对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它最终必将改变整个世界。在经济规模方面，发展中国家正在急速地撼动着100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的主导地位。1973年，发达国家约占全球GDP 的60%，而到了2001年，这一比例下降为50%。当然，哪怕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先进的国家，要想获得与发达国家同等成熟的经济和技术实力，也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因为它们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而且它们的经济增长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所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已经导致了全球经济重心的偏移。当前有几种现象可以阐释这种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
世纪之交的时刻，过去20多年来持续下滑的商品价格终于开始回升，这正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结果，直到遭遇全球经济衰退，这一趋势才得以逆转，至少从短期来看确实如此。与此同时，东亚经济体在经济领域的出色表现，给它们带来巨额贸易盈余，也使其外汇储备急剧膨胀。这些国家把部分外汇储备投资于主权财富基金，尤其中国和新加坡，旨在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大宗商品生产国，尤其是那些盛产石油的中东国家，也从它们的巨额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投资于类似的基金。由此，主权财富基金获得了强大的资金优势，它们手中掌握的资源，显然正是西方金融机构所缺乏的。2008年9月，华尔街几家金融巨头的倒闭，加剧了世界经济重心从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态势。一些资金受困的金融大亨转而向主权财富基金寻求支持，同时美国政府极力挽救住房抵押贷款巨头房地美和房利美，部分也是为了消除中国等国家的疑虑，因为这些国家向房地美和房利美投入了巨额资金。如果投资国撤资，美元必然会大幅贬值。金融危机生动地体现出东亚国家与美国之间的不同，前者资金富足、多年盈余，而后者资金短缺、数年赤字。
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2）
如下图所示，根据高盛的预测，到2050年，全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将是中国、美国和印度，然后是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只有两个欧洲国家位列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即英国和德国，它们分别居第九位和第十位。在当前的G7组织中，只有四个国家位居前十。普华永道也做出了类似的预测，认为到2050年的时候，在经济规模上，巴西将超过日本，而俄罗斯、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等经济体也将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如果这些预测或类似的预言果然成真，那么在未来的40年里，世界将会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于当前的景象。
对国民经济规模的预测*
*对国民经济规模的预测以2006年的GDP为基准。
这种情形，与人们在2001年时的想法大相径庭。“9?11”事件之后，美国不仅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还尝试在全球扮演一种能反映其全球影响力的新角色。为了开创新美国世纪，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等人于1997年成立了新保守主义的智囊团，他们通过了一项原则声明，表达了有别于以往的信条，为布什政府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美国成为世界的超强动力。在领导西方赢得冷战之后，美国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在过去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美国是否具有继续驰骋纵横的远见？美国是否有决心塑造一个遵守美国原则、维护美国利益的新世纪？”
2004年，极具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者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写道：
“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世界形势大为不同。美国作为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唯一力量主导了单极世界，其决定性的影响力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人类历史自罗马帝国衰落以来的又一次意义深远的大变局。”
全世界人民都深深地意识到，新世纪已经到来了，未来的世界将是美国一国独大。新保守主义者喜欢从苏联解体、美国拥有举世无双的军事优越性的角度来解释世界，而对经济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却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新军事准则着重强调美国保持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军事实力，以便遏制潜在对手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应当寻求自身利益而非受对手或国际条约的限制。在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军费开支几乎相当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见下页图），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对其他所有国家存在如此巨大的军事优势。与先前的政府相比，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反恐战争成为首要任务，美国与西欧盟友的关系退居次要地位，任意诋毁国家主权原则、坚持声称政权更迭、入侵伊拉克的行为将布什政府的这些政策推向了顶点。但是，美国并没有主导和重塑全球事务，它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国际社会的支持率也下滑至1945年以来的最低点。事实证明，在伊拉克实施强大的军事威慑效果并不明显，相反还损害了美国1945年以后慢慢积累起来的“软实力”――用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话，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的吸引力。未能理解更深层次的经济趋势的含义，加上对伊拉克局势的错误判断，布什政府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实力，所以其制定的外交政策只能取得适得其反的结果：不仅没有提高美国的全球地位，反而严重地削弱了它。新保守主义的观点是对历史的一种灾难性误读。
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3）
2008年全球军费开支的分布状况（亿美元）
*澳大拉西亚，指大洋洲的地区，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邻近的太平洋岛屿。
军事和政治实力都有赖于经济实力。正如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一书中所说，一个国家行使和保持全球霸权的能力，最终取决于它的生产力。美国之所以拥有当前超级大国的地位，正是它1870~1950年间经济快速增长，以及20世纪下半叶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具活力经济体的结果。这种经济实力巩固了其政治、文化和军事实力，并使美国的综合实力从1945年起变得令人惊叹。按照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算，1870年，美国占全球GDP的，随后经历了一段比较壮观的增长期，该比例从1913年的上升到1950年的，紧接着又出现了缓慢的下降，到1973年约占，现在则保持在20%左右。考虑到美国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这一比例仍然相当可观，但是其长远趋势却已经显而易见。人们很容易将美国的情形与1850~1914年间维多利亚时代的不列颠帝国联系起来，因为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所以它享有领先于其他所有国家的巨大经济优势。但是，与美国1944年经济达到顶峰时约占世界GDP的35%（虽然当时的世界深受战争的蹂躏）相比，英国1899年经济状况最好时，还不到世界GDP的9%，到1998年则下滑至仅约。随着经济地位的迅速恶化，英国作为曾称雄半个世纪的世界大国的地位也急剧下降。即使英国追随美国征战伊拉克，它能做出的军事贡献也是微不足道的。要称霸全球，打造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帝国，前提条件就是雄厚的经济实力。至少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客观的尺度――但是江河日下的列强们似乎总是在否定这一事实。当前的情形与1918年后英国的情况很相似，布什政府（也许奥巴马政府不是如此）没有看清形势，没有看到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在世界舞台上的权力正在大大缩水的事实，而是一相情意地认为在一个新美国世纪，美国将会主导整个世界，在这方面，美国犯了与英国同样的错误。
据估测，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花费的总预算和经济成本大约为3万亿美元。即使军费开支如此之高，军队还是感觉捉襟见肘。部署时间越来越长，重新部署的次数越来越多，长期服役的士兵越来越少，招募标准不断下降，军队失去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士兵，选择早早离开的军官也不在少数。这便是美国入侵伊拉克的高昂代价，更别提政治方面的恶劣影响了。而如果再入侵伊朗，其财政负担将会更加庞大：实际上，由于军事原因和政治原因，布什政府已经无力在其他两个它所谓的“邪恶轴心国”伊朗和朝鲜实施类似的军事行动。担负着维持庞大的全球军事存在的重任，加上800多个美军基地星罗棋布地散布在世界各地，正是美国发生巨额经常账户赤字的重要原因（2006年，美国的军费开支约占其GDP的）。未来时期里，美国将会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兑现这种军事承诺。美国已不再是主要的制造商或制成品的大规模出口商，东亚国家正在稳步占据这一位置。最近，美国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政府的支出超过储蓄，家庭也是如此，自1982年以来，仅有一年例外，其他时期美国的进口一直都大于出口，由此导致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和负债。当然，经常账户赤字是可以慢慢弥补的，但是只能通过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和减少负债的方式。这将会进一步削弱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作用，而且侵蚀美国的金融力量。这并不表明短期内由于金融制约，美国必须减少其军事开支：实际上，鉴于军事在美国占据重要地位，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着重强调军事实力，削减军事开支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身为“帝国”，这本身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随着其相对经济实力的持续下降，在未来的某一节点，美国自然无法维持这样的军事承诺，也无法保持目前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4）
外国机构对美国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带来美元持续贬值的担忧一直在增长，这一趋势持续到2008年，而且在未来的某个时点，这种担忧还会卷土重来。
2008年，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警告说，除非美国立即削减政府开支，否则在未来10年美国将丧失顶级的3A信用评级――3A信用评级是于1917年首先授予美国国债的。这是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而接下来，随着美国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拯救金融部门，美国的债务负担又将急剧扩大。
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们很快将要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是已经能感受到要接受一种新鲜事物是多么困难：我们早已习惯了当代世界处理问题的套路，从骨子里认定它们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活生生的现实，绝非长期的历史周期变化的一部分。考虑到美国的全球霸权延续了几十年，西方的霸权地位更是历史悠久，这种想法不足为奇。我们习惯称当今世界是“西方的”，甚至是“美国的”，很少想到除这两种叫法以外的其他情况。而且，在其他国家仰慕的目光中，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很多既得利益。自然而然，霸权力量企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条约灌输给附属国，后者将会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和变革；如果后者没有做出令其满意的回应，它们就会将那些价值观和条约强加在附属国身上，必要时甚至采用武力等极端方式。因此，无论从心态上还是利益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都很难设想或接受一个自身影响力不断遭到削弱和缩减的世界。
以全球化为例。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其他国家变得越来越西方化的过程，也即实行自由市场，接受西方资本、私有化、法律法规、*制度和*规范的过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西方国家确实付出了很多政治努力。同时，竞争、市场和技术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强劲压力，促使世界许多发展中城市都出现了集中性和同质性，摩天大楼、高速公路、移动电话等就是典型表现。然而，由于各个社会的特定历史和文化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对抗力量，所以最终会发展成各具特色的机构体系，例如家庭、政府和公司。此外，随着国家的日益繁荣昌盛，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更加自信，越来越不愿意效仿西方。全球化远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其实相当复杂：美国可能是全球化竞技场上最有影响力的“球员”，能够对数轮全球贸易谈判施加很大的压力，但最终的赢家却是东亚，最大的受益者则是中国。全球化进程涉及无休止的冲突：一方面，包括西方政治压力在内的全球力量不断融合；另一方面，各国也因碰撞而产生离心和本土化的趋势。
1960年之前，与世界其他基本上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相比，西方国家和日本享有巨大的经济优势，这主要体现在农业方面。但是从那以后，一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东亚国家和地区，逐渐缩小了与西方的差距。结果，现在越来越难以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例如，韩国和台湾地区，目前都被看成发达的地区。但是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逐步达到西方的发展水平，它们会变得更像西方，还是更不像西方，再或是两种情况的结合体呢？显然，趋同的压力体现了前者，而分歧和本土化的力量又表现出相反的趋势。以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极大不同，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上。只有当这些发展中国家都能达到西方发展水平的较低层次时，探讨趋同或分歧的问题才比较恰当。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只存在唯一一种实现现代性的方式，那就是走西方式的道路，包括接受西方制度、价值观、习俗和信仰，例如法律法规、自由市场和*规范。人们可能会补充一点，这是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加先进和文明的民族和文化的典型特点：落后国家只有按照先进国家的发展道路走，才能逐步赶上。
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5）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拥有影响力的世界来说，这场讨论的意义是深远的。如果它们最后发展成类似西方的国家，换句话说，即实现西方现代性，那么新世界将与我们早已习惯的当代世界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以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这四个国家为例，它们在本质上几乎无异于西方。这正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设想的未来，他预言后冷战时代将建立在一种体现自由市场和*等西方原则的全新普世主义上。如果它们实现现代性的方式有别于甚至完全迥异于西方模式，那么它们主导的世界将与我们当前仍然生活在其中的“西方制造”的世界完全不同。正如我所要讲述的，正是工业化进程使现代性变成了现实，直到20世纪中叶出现了少数例外的情况，这一看法才有所改变。所以，在20世纪下半叶之前，西方国家实际上享有垄断性的现代性（其中日本是个特例），因为只有这些国家经历了经济腾飞。可能有人认为，前苏联模式也是一种现代性方式，但是从人均GDP、农村人口所占比例以及技术水平等方面来衡量，苏联与自己声称的正好相反，它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此外，尽管苏联是个欧亚国家，但它却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国家，沿袭了很多西方传统。
日本是一个特例，我将在第2章中予以探讨。“二战”之前，日本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并不太引人注目，直到19世纪70年代它才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但是1945年以后，在经济方面，日本一跃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强劲对手，到80年代，更是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日本总是试图表明自己具备成为西方国家的特质，尽量淡化自己的政治特色和文化特性。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后一直为美国占领，直至1951年。日本接受美国制定的宪法章程，无权设立军队（日本的安全防护主要依赖美国和日本1951年缔结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它即使没有沦为美国的附属国，也只享有有限的主权。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日本尽管在文化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极大的差异，但是它依然不屈不挠地试图强调自己的西方特性。
直到前不久，除了日本以外，现代世界的成员几乎清一色地都是西方国家，包括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换个说法，便是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笔下的“西部分支”：欧洲国家本身、欧洲移民定居的国家以及欧洲后来征服的国家。所以，西方现代性，或者说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现代性，只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小小的阶段。这些现代性经验或者是欧洲的，或者源于欧洲，它们完全或大部分共享着同样的文化、政治、思想、种族和民族特征。西方经验的狭隘性和由此导致的非代表性，通常容易被人们忽视，而这正是过去200多年中西方国家享有的主导优势。但是随着那些拥有异于西方文化、历史以及文明遗产的国家的现代性进程的启动，西方经验的独特性和局限性就越来越明显。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我们正处于这一过程的最初时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第一批东亚国家和地区――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才开始了经济腾飞，到70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一些国家才加入了这一行列，再后来是中国。一些特征曾经或多或少仅局限于东亚国家和地区――我指的是东北亚国家和地区（例如日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例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等），现如今已扩散到其他地区，尤其是印度。1950年，美国GDP几乎是东亚国家的三倍，所有亚洲国家的二倍。而到了2001年，美国GDP仅仅是亚洲的2/3，同时也远低于东亚的水平。在本书第一部分，我将详细讨论现代性的本质，我认为世界上实现现代性的方式绝非唯一，我们正在见证一个丰富多样、相互竞争的现代性并存的世界的诞生。这正是21世纪的全新特征，我们迎来了一个我称之为“现代性竞争”的时代。
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6）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蓬勃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才是最重要的经济体。她是新世界的开创者和驱动力，对新世界拥有日益强大的支配权，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其影响力已经遍及了东亚、中亚、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中国大陆与韩国、台湾地区等早期的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不同，它从来都不是美国的附庸，同时还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所以，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是亚洲其他新兴国家所无法比拟的。然而，直到现阶段，西方国家还存在着一种共识，即无论是作为现代性的结果，还是作为现代性的前提条件，抑或是这两种情况的结合体，中国最终将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过去30多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以这种信念为基调的，它为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对中国的出口开放市场、赞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允许中国成为日益成熟的国际组织成员提供了支持。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从根本上看，中国的崛起不会对世界产生太大的改变。这种看法基于三个关键假设：从本质来讲，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在适当的时候，中国会变成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随着中国加入国际组织，接受并遵守其规章制度，国际体系仍然会一如既往。这些假设都是错误的。中国的崛起将会以影响极其深远的方式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
现在，全世界都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影响，尤其是次贷危机之前许多消费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和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四倍，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高盛公司预测，到2027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尽管那时的中国依然处于向现代经济体转变过程的相对初级阶段，这些经济预测可谓惊心动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假定中国的影响本质上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呢？新崛起的国家凭借经济实力来追求更为远大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目标，是国际社会的铁律，这正是霸权力量的意义所在。中国也必将成为这样的一支力量，但是要西方国家去想象这种情形，似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由于占据全球支配地位的时间太长，西方国家已经用这些假设禁锢了自己的思想，已经无法做到从其他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它们习惯于用西方化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取得进步的程度，西方国家一直自认为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峰，努力使“最西方”的形容显得名副其实，而其他国家进步与否、进步多大，就看它西方化的程度如何。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异，被视为落后的代名词，他们认为这将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进程逐步消失。但是，认为中国将会顺理成章地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那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几乎毫无共同之处。除非撇除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将世界简化成只关系到经济和技术的时候，才有可能得出中国变得越来越西方的结论。
在第5章中可以看到，东亚国家虽然在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欧洲殖民统治后，又被美国权势笼罩了半个世纪，但是它们事实上并没有西化太深，实在令人称奇。如果这个说法适用于整个东亚地区，那它就更适合中国的情况了。这里有四个主题，每一个都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它们共同刻画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点，其意义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可能在中国如何看待自身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和角色的问题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些主题构成了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在此我简要概括如下。
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7）
首先，不应该仅把中国看成一个民族国家，即使目前她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看待她的。中国在现有的疆域内存在了差不多2 000年之久，但只在20世纪才开始认为自己是民族国家。中国人的特性早在断定自己是民族国家以前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点与西方不同。在欧洲和美国，人们的特性主要都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表述的。通过不断地提及自己拥有5 000年的悠久历史，中国人意识到界定他们的不是国家意识而是文明意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不应该被首先看做民族国家，而更应该是文明国家。这个表述的含义是深远的：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大同小异。我将在全书尤其是第6章中详细探究这个问题。
其次，在民族观念上，中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等人口大国同样也有所不同。尽管程度各异，但后者普遍认为，它们生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占世界总人口的1/5）的国家，起先由众多民族组成，不足为奇，其中最大的民族是占全国总人口92%的汉族。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它激发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同时推动了几千年来各民族的大融合。中国在对待*的态度上存在意识形态的成分：19世纪末叶，中国日益陷入了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列强的包围之中，民族主义者为了抗击外来入侵者和推翻清朝统治，提出了“汉族”这一说法，获得了人们的广泛支持。但实际上“汉族”一词的作用，比起中国漫长历史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在政治和文化作品中，民族往往是人们容易忽略的话题，但是对待民族和种族问题的态度，却是理解各个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正如我在第7章中阐述的那样，它们塑造和界定着中国人看待境内外的外国人的方式。中国人对待差异的态度，是决定中国作为一支全球力量将如何作为的强有力因素。
再次，直到100多年前，整个东亚地区都处于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所谓朝贡，是指邻国通过向中央王国（即中国）缴纳贡品，来表达对中国文化优越性和强大国力的敬意，以换取中国的仁爱和保护。众所周知，朝贡体系遭到了欧洲列强在东亚地区的殖民统治的破坏，被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Westphalian Nation-state System）取代。那么，朝贡体系还有可能在该地区再生吗？一如从前那样，中国仍旧是该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欧洲很久以前就远离了东亚地区，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也正在逐步削弱。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遍布于该地区的洲际体系将继续沿袭威斯特伐利亚的版本。如果说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世界，那么从新生中国的角度来看，东亚已经处于被重新构筑的过程中。我将在第8章思考朝贡国家体系过去和未来的本质。
最后，中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她的统一性。西方曾一度普遍认为，中国将会以一种类似于前苏联的方式解体。这种观点源于对中国根本性误读的基础上。2 000年来，中国的疆域一直相对稳定。当罗马帝国分裂成众多小国的时候，中国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她统一的进程一直持续至今，尽管历史上曾出现过很长时期的割据现象。所以，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容纳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这深深地影响了她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认识，也为她提供了（至少是潜在的）特殊的力量。庞大的人口规模将中国与除印度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区别开来。对中国统一性的本质和演进的探讨将贯穿本书，尤其在第3、6、7章着墨更多。
且不论我将在书中讨论的其他观点，单从文明国家、民族、朝贡体系和统一性这四个方面来看，显然中国历史极为独特，完全不同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习惯于凭经验去看待世界，如果中国崛起为世界最强国，她就会试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喜好去塑造世界。因此，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实在有些过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也会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中国未来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将可与20世纪的美国媲美，甚至有可能会超越美国。
这给我们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从长远来看，中国是否会像现在这样接受国际体系，还是会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系？目前我们还无法对此做出任何肯定的回答，因为中国仍处在崛起的早期阶段。自1978年以来，中国逐步成为国际共同体中守规矩的一员，她付出了诸多努力，向西方国家证明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负责任的大国”。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国际关系专家约翰?埃肯伯里（John Ikenberry）提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二战’后的西方秩序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一种由一个强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都是恩威并用，既有自愿随从也有被迫无奈，但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却独具特色，比起帝国，它更加注重道德的力量，而且易于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其合法性更强，也更持久。其规则和机构体系都扎根于全球范围内*和资本主义的日益强大，后者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前者的完善。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加入，它日益膨胀。它可能产生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可能发出限制增长的信号，总之，所有这些特征使得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很容易，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却很难。”
埃肯伯里认为，当前美国创造的国际秩序，拥有吸纳中国并使之成为其中一员的潜力，从长远来看，它也不会被中国领导的国际秩序替代。这是考量中国崛起之意义的关键晴雨表。迄今为止，任何一个新的全球霸权力量的出现，都会导致国际秩序的重大转变，英国和美国的情形都是如此。关于中国，人们很容易接受一种看法，即中国的崛起最终将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的诞生。这是我将在本书末尾重新回归的问题。
第一部分 导读（1）
1800年的东方和西方，究竟谁更拥有经济优势？为什么东方又很快落后于西方世界？是必然因素还是偶然因素？欧洲的优势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塑造我们世界的欧洲现代性和美国现代性有什么不同？中国现代性的形成将具备什么样的特色？中国当前经济突飞猛进的基因源于1800年之后的近代？未来的世界，全球的主导力量是中国还是西方？
对东方来说，日本是个另类，它总在标榜自己的独树一帜，它总想着脱亚入欧、入美；对西方来说，日本也是个另类，从明治维新到向西方全面转变，它总是不遗余力，但无论如何，它也摆脱不了东方的特质。日本――究竟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中国从1300年之后开始步入了衰退期？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为什么无法延承下去？中国未能实现工业革命，究竟有多么可惜？中国改良运动的失败源于中国人对西方越来越强烈的恨意？1949年，中国终于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进行了一次辉煌的改写历程。
西方对现代性的垄断将随着东亚的崛起而被彻底击破。究竟是东方西方化，还是西方东方化？文化的差异有多么根深蒂固？语言、服饰、饮食、政治权力，西化的成分有多少？中国现代性的出现，很快剥离了西方国家的中心位置，并使其处于相对弱势的境地。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崛起将会带来如此深远影响的原因。
到18世纪下半叶，人类生活本质上没有太大改观，当下的生活仅仅被视为过去的翻版。同样，人们认为未来并非变幻莫测，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或再造而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陆地上，陆地上的变迁着实缓慢，因而人们对历史的经验深信不疑。物质环境和日常经验深化了人们复制和崇拜历史的哲学和宗教信仰。从日常生活、艺术、宗教和文学中传承下来的是经验、智慧、身份等级以及传统。只要变化不威胁到这些宝贵的历史遗产，它便是可以接受和合法的。即使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两大重要历史事件，从字面上看，代表的也是对于过去的怀念，哪怕它们事实上承载着许多有前瞻性的新奇内容。比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认为，尽管他们致力于改变人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但是人们对历史经典的热情也被重新点燃。从16世纪开始，这种回顾历史的思维方式开始拓展，不仅在欧洲，在中国、印度、日本和*世界也都有所体现，只是这个变化过程在欧洲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科学知识的日渐增长，科学方法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世俗主义的传播以及商业活动的日益普及，让人们开始质疑这样一种观点，即“现在和未来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
18世纪晚期，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开始深入人心。现在的生活已不同于以往，未来也会更加丰富多彩。改变成为历史范式中的变量，它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权力和承诺，并被作为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未来的手段。进步、变化、现代化、原因、启示、发展和解放等一系列新词和概念，成为“现代性”内在价值观的代名词。这种态度同诸如传统、习俗、遗产、经验、保守等陈旧的思维方式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冲突，现代性―传统的划分，变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
现代性的来临不是一个历史阶段，不是某个国王的统治，或者某个朝代，再或者一场战争，或者工业革命。它的起始时间不是某个具体时间点而是某段时期；它似乎并没有确切的终点而更像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工业化标志着现代性的到来和传播，现代性更像一个不断扩展的天地万物，坚持不懈地向前推进。
第一部分 导读（2）
戈兰?瑟伯恩（Gran Therborn）认为，现代性标志着面向未来的新纪元的到来。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yly）则认为，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发展、无穷无尽的过程，“从18世纪末叶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现代性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还是一个新颖的事物，那么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引人注目的万能故事，横扫了前方的一切障碍，以其“新颖”魔力般地激发大众的想象力，影响遍布从北美到欧洲、从中国到日本的诸多地区。现代社会诸多冲突无非都是“激进”与“保守”或“传统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冲突的程度凸显了现代性与社会血液的融合度。
对于现代性来说，其决定性时刻仍然是经济腾飞和工业化的来临。在这一时刻，新的思维方式――定位于变化和不确定性，认为未来将不同于过去，从影响小部分精英扩展到改变全人类的心态。经济活动的重心从田地转移到工厂，人类居住的中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都逐步发生了转变：生活标准、家庭结构、工作条件、知识技能、自组织、政治倾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间观念以及对人类存在的看法。如同现代性本身，工业革命作为现代性的主要驱动力，引发了一场经久不衰的经济变革。
即使有人能将欧洲的现代起源追溯至16世纪，其变革的决定性时刻也毫无疑问地发生在19世纪，当时工业化进程横扫所有的西北欧国家，欧洲国家的经济实力大为提升，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诞生，实际上整个世界都被带入了一个由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中。所有这些趋势的融合，标志着人类组织发生了质变。从那时起，现代性的影响力开始遍及全球，人们追求现代性的欲望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并认为自己是现代的――从服饰和命名方式，到怀表、雨伞等个人物品――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欧洲和北美，甚至连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精英群体也深受影响，当然，普通民众所受影响不大（日本除外）。
从那时到现在，现代性进程的速度一直在加快。依照过去的标准，1780~1840年的英国工业革命，速度已经相当惊人；但是对比后来的例子尤其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速度来评价的话，它其实极其缓慢。相继发生的每一次经济腾飞，其速度都是越来越快，伴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城市化过程和农业就业机会的急剧减少的速度也在不断地加快。尽管在人们关于后现代性的争论中，欧洲表达了自己对于现代性的疑虑，但是从全球视角来看，现代性进程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席卷了整个亚洲大陆，那是世界上60%人口的家园――对现代性的看似永无止境的追求，仍然是我们当今时代的支配力量，实际上，这种追求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相比，欧洲对未来的信心和信念可能不那么明朗，但是美国却依然在慌忙地致力于探索进步和未来，如果有人想了解“拥抱未来”在实践中的真意，那么最好的地方莫过于中国。
欧洲是现代性的诞生地。1750年之后的两个多世纪里，欧洲现代性的触角已延伸到世界各地，它的思想、体制、价值观、宗教、语言、意识形态、习俗和军队，给世界其他地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现代性和欧洲是不可分割的，彼此已经融为一体，难以想象没有对方的情形：它们似乎是一对同义词。然而，尽管现代性孕育于欧洲，却没有沾染上欧洲的内在特性：除了在这里诞生，它同欧洲以及欧洲文化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过去半个世纪中，随着现代性在东亚国家的扎根，它吸取了欧洲现代性（确切地说应该是西方现代性）的经验。然而，东亚现代性并非欧洲现代性的简单翻版，它极具特色，其体制、习俗、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都是根植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在第一部分，我将探讨现代性是如何与欧洲（广泛地说是西方）建立起不可磨灭的联系，而东亚国家又正在如何突破这种联系。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1）
“美国成功地创建了一种世界体系，它是当之无愧的霸权国，同时也秉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苏联解体之后，这种体系发展得愈加成熟，中国也逐步参与了进来。”
到19世纪中叶，尤其是1839~1842年鸦片战争中英国入侵中国的事实，生动地说明欧洲对东亚国家的优势已经明显确立。但是这种优势是何时开始的？人们会忍不住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持这种想法，部分原因在于明朝之后――特别是产生多项发明创造的宋朝灭亡之后，中国在创新方面越来越不尽如人意。对于清朝，历史学家大卫?兰德斯（D*id Landes）认为：“在科技领域，中国变得越来越迟钝，它故步自封，无意创新。”所以，他认为：“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欧洲将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一方面，与过去的辉煌历史相比，中国对自己的现状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同时期的欧洲却正在活力四射地稳步增长。大约从1400年开始，部分欧洲地区就开始显示出稳步的经济增长趋势，同时文艺复兴的酝酿为后来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不过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些发展的意义可能被所谓的“后见之明”夸大了：当时人们都认为，由于欧洲19世纪初叶就获得了一系列耀眼的成功和超级统治地位，所以它的成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其实不然。于是，出现了一种并不流行的认识，有些人认为欧洲获得对中国的领先地位以及中国自身的衰落，都比实际情况发生得更早一些。
认为1800年欧洲轻松地领先于中国和日本的观点，日益受到历史学家们的质疑。杉原薰（Kaoru Sugihara）提出，1600年后的东亚并没有走向衰落，相反在后来300年的时间里，还出现了劳动密集型、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增长，被称做“东亚奇迹”――他称之为“勤劳革命”，这种经济成就完全可以与后来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欧洲奇迹”相媲美。他指出，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农业表现出很强的创新能力，农作物的重大改良和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了支持。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18世纪晚期，中国的市场显然比欧洲的更加先进和成熟。例如，中国粮食产量中被远距离运输到市场上的比例远高于欧洲。中国市场在早期之所以能获得发展，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土地可以买卖。中世纪的欧洲，农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既不能离开也不能任意处置土地；而中国农民只要拥有足够的资金，就能够自由合法地买卖土地及其农作物。
1800年，中国城市化的程度至少与欧洲旗鼓相当，据估测，18世纪的日本，约有22%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西欧为10%~15%。1800年之前，无论从资本存量还是经济机构的角度来看，西欧都未享有超过中国和日本的绝对优势，当时许多中国公司都是股份制的。即使在技术水平方面，欧洲和中国看似差不多，但是在灌溉、纺织织造、染色工艺、医药和瓷器制造等领域，欧洲还是落后于中国。中国很久以前就使用纺织机器，它们与多轴纺织机和飞梭只存在细微差别，后者曾为英国以纺织业为首的工业革命提供过动力。中国很早就对蒸汽机不陌生，而且还创造出类似的各种类型的机器；只是与后来詹姆斯?瓦特的发明相比，这些机器是用*驱动飞轮，而不是相反。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英国的工业革命一开始，对资本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就快速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创造出一系列技术、革新和增长，这也使得英国能在科学技术方面获得不断进步，并尽享领先于中国的优势。中国则正好相反，事实证明其“勤劳革命”并没有拉开工业革命的序幕。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2）
1800年，在中国和西欧的一些中心地区，生活水平是大致相当的，可能日本略高一点，人均寿命和卡路里摄入量也基本相同。人均寿命是衡量繁荣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除了最富裕的地区，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均寿命都到19世纪末叶才超过中国。保尔?贝罗什（Paul Bairoch）计算得出，18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领先于西欧，亚洲作为一个整体落后于西欧，但超过了欧洲。当然，提起中国和欧洲，我们必须牢记一点，这两个地方都聚集了众多人口：1820年，中国人口多达亿，西欧人口达到亿，欧洲总人口达到亿。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必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互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普遍认为18世纪末叶，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已或多或少与英国等西北欧最繁荣的国家处于同等发达水平。鉴于最发达地区在工业腾飞中所起的先导作用，需要对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做出具体的比较。
1800年，西欧远没有取得遥遥领先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地位，事实上，当时经济水平并无多大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认为工业化是一个持续了几百年而非几十年的历史变化过程的产物，不禁令人怀疑。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业化看上去更像是相对偶然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这仍然遗漏了一个问题：1800年左右，为什么是欧洲而非日本和中国，能够如此迅速地把财富聚积起来，然后在19世纪取得如此令人赞叹的成就呢？
在此，重要的并不是所谓的“唯一原因”，偶然因素才是关键。1800年左右，包括中国和欧洲在内的旧世界中人口最密集的地区，都发现保持人口增长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根本问题在于，粮食、燃料和建筑都在竞相争夺日益稀少的土地和森林。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尤其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心脏地带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由于土壤肥沃，该地区孕育了众多人口，但是由于资源的过度使用，这片土地日益枯竭，再加上新开垦的土地质量不高，所以问题日益突出。欧洲――具体地说是英国，之所以能够避开中国的问题，打破这种致命的土地限制，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英国发现了大量的煤炭资源，这有助于缓解木材日益短缺的困境，而且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燃料。相比之下，中国的煤炭主要蕴藏在距离人口中心区较远的地方，尤其是西北部，而非纺织工业集中地和长江下游流域。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新世界殖民地――尤其是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幅员辽阔，劳动力充足，食物和原材料丰富：以曼彻斯特的早期经济增长为例，如果没有奴隶种植园大量便宜的棉花供应，这种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英国没有从新世界进口棉花，而是靠养羊产羊毛来生产纺纱，那么就需要广大的牧地（1815年约为900万英亩，1830年则超过了2 300万英亩）。总之，据估计1830年，为满足英国的进口需要，新世界国家种植棉花、蔗糖和木材所需的土地面积，大约在2 500万~3 000万英亩之间，这甚至超过了英国所有耕地面积和牧场面积的总和。在这样的背景下，殖民地所发挥的作用提醒着人们，欧洲工业化绝非一个内源性过程。新世界和在英国发现的大量煤炭资源，减轻了对土地日益增长的压力，消除了欧洲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因而，其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说：“英格兰避免了变得像长江三角洲一样，二者看起来如此不同，以至于现在很难发现它们还有什么相同点。”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3）
在关键时刻，新世界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材料，这纯属偶然，但是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英国使新世界殖民化的方式却不是偶然的。殖民地也让欧洲在其他许多方面长期受益匪浅。对殖民地的争夺，欧洲内部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加上它们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欧洲民族国家被磨炼成了名副其实的战斗机器。因而，19世纪，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欧洲民族国家具有更雄厚的军事实力，其殖民扩张的野心日益膨胀。大规模的军事开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在海军上将纳尔逊（Nelson）指挥的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the Battle of Trafalgar）中，皇家海军的胜利，付出的代价相当于5个亚伯拉罕?克劳利钢厂――英国工业革命的一个大规模投资项目。殖民地贸易还为公司组织和融资系统的创新提供了支持，以荷兰为例，它创设联合股份公司，便是为了这一目的。没有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欧洲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突破性成就。
诚然，从1644年到18世纪末叶，中国的疆域也在扩大，但是这些地域处于欧亚大陆的内部，既没有幅员辽阔的土地，也没有众多的人口，不能像新世界那样提供丰富的原材料。东南亚资源富硕，本应该是在中国的新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最佳选择。15世纪初叶，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乘坐的船只之庞大要远远胜于当时欧洲建造的船只，这表明中国并不缺乏技术能力和财力，但是中国对待海外利益和财富的态度，与欧洲国家极为不同。尽管大量的中国人移民到东南亚，但是与欧洲不同，中国无意为被其臣服之地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相反清王朝非常关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内陆地区，这些都反映出一个事实，中国认为自己是大陆文明而非海洋文明。
这引发了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就是欧洲和中国，以及两国①的精英分子，其态度到底存在何种程度上的差异，最终使得中国没能取得欧洲那样的突破性成果。中国的国力当然不是问题，我们在第3章将会看到，中国一旦把经济和自然资源利用起来，就完全具备创建丰功伟业的能力。高度发达的粮食仓储系统、长达1 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疆域政策，都表现出清政府强有力的治理能力。清政府在远途运输大宗物品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完全有能力胜任。但是，中国优先考虑的不是煤炭，而是粮食、盐巴、铜矿，因为这些物资对于维护国家稳定和团结、维持百姓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始终是政府最为关注的层面。
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显著的差异：政府往往把重点放在维持秩序和均衡发展方面，对商业行为和工业化进程关注较少。政府极力避免收入的巨大分化，把奢靡的行为看成有损于儒家倡导的和谐价值观的表现。这并不是说政府禁止市场活动和商业行为，而是说它大力支持农业发展。但是，除了那些从事盐业和外贸等垄断活动的商人能从中享受到一些好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没有起到促进商业资本主义的作用。相反，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对新兴产业更为支持。同样地，清政府不允许各省之间展开竞争，认为那样显然会造成不稳定的局面，而在欧洲，这种竞争已经转化为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导致中国和西欧国家心态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在欧洲，随着商业阶层的扩大，它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逐步步入欧洲统治阶层；而在中国，商业阶层一直难以进入统治阶层。商人没有根基，主要依靠政府资助和扶持来保护和促进大型商业企业的发展。西欧国家，首先以英国为例，更倾向于以工业发展为导向；而在中国，行政阶层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仍然占主导地位。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4）
因此，1800年英国相对于中国来说拥有两大长期优势并非偶然。英国（其他欧洲国家或多或少有一些）比中国更倾向于工业化，而且殖民地和此起彼伏的欧洲内战为西欧提供了丰富的战略资产，尤其在原材料和军事能力方面。但是，殖民地化为18世纪末叶的英国解决了日益严峻的土地和原材料短缺问题却纯属偶然。因此，关键点仍然在于1800年的中国（还有日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与西欧非常相似的经济地位，也拥有实现经济腾飞的类似潜力。两者之间的决定性区别是那些偶然因素――新世界国家的资源、相对充足的煤炭供应使英国资源受限较小、英国政府对工业化的支持态度。中国未能拥有这些偶然因素，结果发现自己深陷困境，而且以鸦片战争为开端，随着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入侵，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所处的局势严重恶化。历史的结局难以预料：1850年的中国和1750年一样，还是农业社会，而到1950年，农业经济水平甚至有所下滑。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估计，中国1820年的GDP是2 286亿美元――几乎是1600年的4倍――但是到1913年时仅微升至2 413亿美元，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而到1950年时，却下降至2 399亿美元。
如果说中国1800~1949年的灾难性遭遇发轫于1600年前后，而不是1800年前后，那么中国当前经济活力的先兆并没有消逝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而是恰恰相反，它始终存在于近代的社会进程中。这使得中国自1978年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变革的成就更有据可查。1800年的中国经济绝对不是一无是处，相反它在各个方面都展示出了非凡的活力；中国社会依然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农民体现出强劲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商人拥有极强的商业敏锐性。在列强入侵的年代，这种特征可能相对处于休眠的状态，1978年以后，它们再次登上中国社会的舞台。为此，我们得出一个更深层次的当代观点。1800年，全球经济并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实际上它呈现出多中心的特征，亚洲、欧洲和美洲共享着全球的经济力量，其中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目前，全球经济重新变得日益多极化。不要认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相反我们应该看到，过去200年里经济力量集中在欧洲和北美等少数国家手中，是一种历史脱轨的非正常情况。而且，殖民地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提供一些先决条件，使欧洲获得了普罗米修斯式经济增长，同时还赋予欧洲抑制和扭曲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长达100多年的力量和机会。
是先决条件还是特征？
对于18世纪末叶来说，如果西欧拥有与中国非常类似的地位，那么对于我们了解那段历史和随后发生的事件，将具有深远的意义。欧洲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与相对短期的因素有关，并非漫长的几个世纪的渐变所预先注定。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重新思索欧洲数个世纪以来所获得的、经济腾飞前夕所具备的整体特征，即人们通常假定的经济腾飞的先决条件。它们也许是可行的，也可能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经济腾飞真的只是一个幻想吗？日本、中国和印度并不是没有取得类似的经济突破，但是它们的政治和文化历史完全不同于欧洲。如果最终的结果是它们获胜、欧洲失败，那么它们后来发展道路的特征，以及它们孕育的机制和价值观，肯定与欧洲的大不一样。的确，正如我们在后文中看到的，这些国家在实现现代性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与欧洲范本之间存在极为显著的差异。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5）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6）
欧洲例外论
欧洲远不是现代性的范本，也不是后来的每一次变革应该遵循的榜样，更不是衡量其他国家现代性的标准，尽管在实现现代性的问题上，欧洲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但是欧洲的经验应该被看成是特殊的。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欧洲对自身的看法与别人对它的看法很相似，认为它是一个普遍模式。这并不奇怪。长达200多年的超级全球霸权，使欧洲原本独有的特征也具备了一定的普遍性。那么，在欧洲实现现代性的道路中，到底存在哪些独特的特点呢？
尽管欧洲国家在内战中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16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在实现现代性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遭到外敌入侵，只有奥斯曼帝国曾入侵欧洲东南部，但是到17世纪，奥斯曼帝国已被步步击退，到19世纪，它最终失去了巴尔干地区。唯有欧洲才享有这种特权。后来的现代性追求者――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都面临和遭受过现代欧洲国家的入侵。甚至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北美的欧洲移民也纷纷反对英国殖民当局，建立主权国家，以便为经济腾飞创造条件。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欧洲很久以来很少设身处地为其他国家着想，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尤其在殖民地方面更是如此。直到最近，这种情形才开始相对有所变化。
事实上，欧洲的殖民历史，是欧洲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更深层次特征。从16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欧洲国家通过实行大规模扩张和征服，非同寻常地（另外的唯一一个国家是日本）打造了巨大的海上帝国，其触角延伸至世界各地。殖民地，尤其是那些新世界国家，以及印度和马来半岛国家，都成为列强们丰富资源和巨额财富的源泉。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没有它们，欧洲就不可能以那样的方式实现经济腾飞。除了1868年以后的日本，没有哪个非西方国家在19世纪实现腾飞，结果，大部分国家都变成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要达成现代性，就必须经历一个从农业社会发展为工业社会，然后再过渡到服务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但是我们找到了欧洲例外论的另一个例子。欧洲国家（共16个）――英国、比利时和德国依次处于领先地位，它们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经历过特殊发展阶段的国家，该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工业就业人数多于农业人口和服务业就业人口。1911年，英国的工业就业人数达到了顶峰，占当时总劳动人口的，相比之下，美国1967年高峰期时的工业就业人数所占比例为，日本1973年达到了。工业社会让现代欧洲具有很多最鲜明的特征，尤其是阶级冲突的集中性和工会的重要性。从全球范围来看，在就业方面出现了一条与欧洲不同但更为常见的道路，即不经过工业阶段，直接从农业社会转变为服务业社会，目前美国、加拿大、日本和韩国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用以往经济变革的标准来衡量，欧洲实现工业化的速度非常迅猛，但与后来实现腾飞的国家（包括美国）尤其是东亚国家相比，其进展就显得很缓慢了。西欧转型历史弥久，毕竟，英国经历了两个多世纪才具备了今天的面貌。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西欧国家的现代性与其传统之间的冲突一直相对比较缓和。欧洲城市完美地将现代性与传统结合起来：它像是一种地质遗迹，又像是一个新老建筑物共存的时代，还像是一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博物馆；相比之下，北美的城市都是新建的，东亚国家更甚，在东京、首尔、新加坡、上海、吉隆坡和中国香港等城市，几乎找不到历史的印记。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7）
欧洲的另一个独特特征，就是一连串的欧洲内战。也许这种现象可部分地归结于外部威胁的相对缺少，它意味着主要的断层线发生在欧洲内部，而不是发生在欧洲与外部（包括殖民地社会）之间。这些内战最初是由宗教冲突导致的，发端于1054年东部基督教与西部基督教之间的斗争，1517年后，由于天主教与基督教之间划清了界限，使整个欧洲以南北轴线为中线分裂开来。持久的宗教冲突，使得神学和后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认识转变成强烈的理论学说。这种特征在欧洲最为显著，例如，几乎每一个重大的“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和主义、君主主义、新教主义、法西斯主义，都源于欧洲。
从16世纪40年代到17世纪90年代，欧洲内战主要关乎早期现代国家的巩固和加强。法国大革命之后，阶级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从19世纪早期到20世纪晚期，阶级成为欧洲政治和社会的诠释语言，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绝无仅有的。从1792年到1870年左右，民族国家的建立在欧洲内战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到19世纪末叶，这些民族国家已经发展到在全球尤其是非洲争夺殖民地的阶段，并由此导致了“一战”的爆发。“二战”也是源于欧洲内战，尽管战争中心仍然在欧洲，但是战火很快蔓延至全世界。对内战的嗜好在冷战中也得到了体现：意识形态将冷战的世界划分成两部分，当时的两大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相互围攻。最终，事实证明对于欧洲来说，渴望内战是几近致命的：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国家的损耗极大，普遍被战争折磨得精疲力竭，其全球力量也基本上成为强弩之末。
最后，个人主义也是欧洲转型过程中的一大特点。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对个人主义进行了这样的描述：“社会是由自主、平等的单位也即独立的个人构成的，最终，这些个体比任何较大的团体都更为重要。”这与东亚和南亚文化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后者认为，集体而非个人处于中心的位置。以家庭为例，英国的家庭制度可以追溯到13世纪，通过朝圣者的传播，它奠定了北美家庭制度的基础。这种强调核心家庭的个人主义体制，与中国和印度的大户人家、包办婚姻、血缘关系维系的传统家庭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所持的价值观及其特征，一直持续到今天，没有随着城市化和家庭规模的缩小而有所改变。所以，在西方社会，婚姻本质上是两个个体的结合；而在中国和印度文化里，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在实现现代性的过程中，欧洲面对的是极为特殊的形式：外部威胁的相对缺乏、殖*义、工业优势、相对缓慢的增长、欧洲内战和个人主义。因此，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欧洲的现代性比人们通常接受的更具特色。但是，因为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很难对特殊性和普遍性做出区分。不足为奇，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必须得到推广，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和应用，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只有随着一系列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才有可能对欧洲经验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做出区分。
欧洲的优势
19世纪初叶，西欧和北美海岸国家的人均GDP大约是南亚国家的2倍，相当于日本、中国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水平。到1900年，西欧和北美海岸国家的人均收入至少是中国的10倍。18世纪后期，无法克服的经济限制让中国付出了无比沉重的代价，与此相反，欧洲正处于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到处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欧洲转型的关键是工业革命。1800年以前，英国的经济蒸蒸日上；到19世纪下半叶，许多欧洲国家都取得了类似英国的长足进步。先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像冰川移动般缓慢，现在西欧的复合增长率则远远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除了北美、旧白人殖民地和1868年以后的日本，19世纪的欧洲享有或多或少的工业化垄断地位，这种情形给其他国家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8）
欧洲与其他国家拉开的经济差距，大大增强了其称霸世界的能力。殖民时代原本兴起于17世纪，但是自18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对印度的逐步占领，殖民时代迅速膨胀起来。凭借基督教、文明、种族优越论的幌子以及举世无双的陆军和海军，英法领导的欧洲国家征服了世界大部分国家，其综合实力在1914年之前对非洲争夺战的几十年中达到顶峰。白人国家和中国、印度、北美、澳大拉西亚、南非等非白人国家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后者通过战争表明了自己的最终立场：反对欧洲殖民者对其宗教和统治者的攻击，以及对他们土地和资源的掠夺。尼尔?弗格森写道：
“西方霸权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非对称性现象之一。总的来说，所有西方帝国――美国、比利时、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都市仅占世界总面积的7%，人口也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8%，但是它们的领土却占全球总版图的37%，财富占全人类总财富的28%。” 如果我们将俄罗斯也看成扩展到亚洲的另一个欧洲帝国，那么西方帝国占世界土地总面积和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一半。”
作为世界的主导力量，英国试图根据自身的利益塑造全新的全球贸易体系。它主要通过大量出口制造业产品和以最低的价格进口食品和原材料来获取财富。自由主义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和无私的政策。通过这种方式，英国希望利用自己在制造业方面的压倒性优势，阻止其他国家通过收取关税以保护本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英国倡导的国际自由贸易制度，对除西北欧和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都产生了抑制性影响。殖民地世界的工业发展，多是极其缓慢的，或者根本不存在，因为欧洲列强一直都设法先发制人地保护本国生产者，阻止竞争者的出现。“无论殖民者的言论是多么冠冕堂皇”，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为，“殖民地和非正式附庸国，都旨在为殖民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补充，而不是充当其竞争者。”
城市人口是工业化程度的一个主要衡量标准，1900年亚洲和北美的英法殖民地人口，仍然维持在总人口的10%左右，这与19世纪的前殖民地时期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甚至比1900年还要高。印度――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18世纪中叶处于东印度公司的殖民统治之下，1857年被英国正式占领），1700年的人均GDP为550美元，1820年降为533美元，1870年仍然是533美元，这说明印度1870年的人均GDP低于1700年，甚至还不到1600年的水平，虽然后来在1914年升至673美元，但是到1950年又回落到619美元。在长达250年的时期内，印度大部分地区都受到英国某种形式的统治，但是印度的人均GDP仅仅增长了。而印度独立之后，人均GDP在1973年上升到了853美元，到2001年的时候，更是一路飙升到1 957美元，这与独立前的水平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1800年以后，欧洲经济腾飞不仅采用了一种规避亚洲的方式，而且有时候还综合运用经济和军事手段强制阻止亚洲国家走相同的道路。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839~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向中国输入了大量产自印度的鸦片，鸦片贸易一方面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另一方面给英国和其印度殖民地带来了巨额利润。鸦片的流毒毫无疑问给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但是在英国人眼中，“自由贸易”才是更高的原则。中国无力阻止西方打开中国的大门，清王朝日益衰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极度绝望的衰弱状态之中。1900年，当欧美的远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义和团运动时，中国显然无力抵抗，其命运与非洲一样，即被列强瓜分。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9）
荒谬的是，没有什么比日本的崛起更能生动地说明欧洲力量的势不可当。日本曾经面临过西方列强的入侵，也怀有唯恐遭受与中国同样命运的恐惧，但是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小心谨慎地迎来了一个快速现代性进程。它派出专家小组到欧洲学习其先进的教育体制、精锐的海军和陆军系统、发达的铁路体系和完善的邮政制度等。日本不再认定自己是亚洲的一部分，反而觊觎别国能接受它是一股西方力量。它甚至效仿西方的殖*义模式，占领朝鲜和中国部分地区。明治天皇的现代性计划，是对欧洲霸权综合特征的实践。生活在欧洲影子里的所有其他国家，无论愿不愿意，都被迫接受和效仿欧洲的部分特征，否则就会面临殖民化的威胁。
欧洲的崛起改变了其他人的游戏规则，但它带来的影响也并非完全消极：重要的是，欧洲的经历证明了工业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世界也由此面临着现代性的必然选择。虽然列强们将殖民地看成满足其需求的仆人，而且绝不允许它们与主人竞争，但是这些殖民地也从主人那里延续了很多后来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英语成为印度的通用语言，台湾地区延续了日本的教育体制，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居民学会了西方的商业模式。但是，正如早期的经济表现以及绝大多数殖民地对外来统治的敌意所体现的，殖*义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尤其在非洲国家，其影响几乎完全是消极的。一个特例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白人殖民地：因为民族和种族原因，它们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待遇，所以最终获得了极其繁荣和兴旺的发展。
尽管直到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仍然设法霸占着阿比西尼亚，但是欧洲列强殖民势力最强劲时期可能是在“一战”以前。那时，美国已经开始作为欧洲列强的继任者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不过，这种崛起产生的所有影响，仍然被其孤立主义和对欧洲的偏爱遮掩。1850~1930年欧洲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1900年时已占到欧洲总人口的12%，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随着帝国的迅速瓦解和急剧崩溃，中国的解放以及印度次大陆、印度尼西亚、非洲大部分地区和马来西亚的相继独立，1945年以后的欧洲明显地走向衰落。民族国家的数量猛增了3倍。如同19世纪所发生的那样，世界地图再次被重新描绘，但是这次是以更快的速度向相反的方向转变。这些国家的独立导致了许多新的可能性，尽管事实证明这些可能性是极其分散和不对等的。前面引用的经济增长数据显示，印度的情况有所改变，但是经历奴役和殖*义之后，非洲的整体实力大大削弱。据估计，由于强行贩卖和自然死亡，非洲人口在奴隶制下减少了一半。相比之下，东亚遭受殖*义侵害的程度远低于非洲，所以处于相对有利的境况。考虑到1950年以后前殖民地出现了如此巨大的经济变革，很明显在“二战”后的头20年，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大大低估了非殖民地化和国家自由化的意义。可以说，这是20世纪头等重要的大事，它为绝大多数人变成21世纪竞技场的核心球员创造了条件。正如亚当?斯密关于欧洲人发现美洲和所谓的东印度群岛的预见性言论：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10）
然而，对于东西印度群岛的本地人来说，从这些事件中获得的所有商业利益都在带给他们的巨大的灾难中烟消云散了……在发现这些地方的特殊时点，欧洲人恰好拥有如此巨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因此，他们可以毫不受约束地侵犯这些偏远国家的利益。但之后，殖民地的本地居民也有可能会变得强大，欧洲有可能会江河日下，甚至，世界其他地方的居民有可能会获得和欧洲人一样的勇气和力量――那种能够把独立国家之间的相互侵犯转变为相互妥协和尊重的勇气和力量。
美国的崛起
美国和欧洲的现代性往往被人们一并视为唯一的西方现代性，实际上两者颇为不同。它们的联系在于1607年最先到达美国的殖民者是欧洲人。到1790年，美国共有万人，其中万人是奴隶，他们不被视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80%的白人是英国人（剩下的20%主要是德国人和荷兰人）。一波又一波的欧洲移民带来了他们的价值观、信仰、风俗习惯、知识和文化。他们的目标是在新世界国家重新建立起一个旧世界。但是，与欧洲资本主义还保留着封建残余不同，欧洲移民不受先前存在的社会结构或风俗习惯的限制。实际上，他们可以忘记历史，一切从头开始。当然，这也使美国印第安人在所谓的“种族清洗”运动中蒙受重创。
当欧洲长期陷入土地不足的泥沼时，美国的欧洲移民根本不受土地约束，而且由于美国原住人遭到大规模屠杀，他们神话般地向西推进，领土范围不断扩大。在欧洲人拥有强烈的版图意识的地方，美国人没有形成相应的忠诚感，因为他们不需要那样做。美国如同白纸，可以随意制定规则和设计体制：从一开始，美国就沐浴在新教的春风里，美国人民被抽象原则吸引，这在宪法和后来强烈的普遍主义和全球使命意识中得到了体现。
欧洲移民带来了强有力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但却抛弃了他们世代相传的阶级性，这让美国人产生了一种认同感。非洲奴隶被排除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加上美国印第安人遭到屠杀，这让欧洲移民的身份认同打上了深深的种族烙印。无边无际的沃土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持续扩展的边界给国家灌输了一种强烈的乐观主义情绪和勇于变革的精神。美国国内市场不受当地和本地区偏好的限制，盛行于欧洲的阶级差别、地位尊卑，在美国变得平和，美国人比较容易接受。劳动力的相对稀缺，刺激人们不断地引进节省劳力的机器和提高生产力。不像欧洲，美国没有出现任何抵制机械自动化的现象。因此，美国经济对技术革新、机械化、生产的标准化、劳动过程的持续改进和规模经济的强烈渴求，远非欧洲所能及。美国模式的鲜明特色是全新的大众市场和大众消费者，以及在广告等领域随之出现的创新。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从19世纪晚期开始，美国的资本主义远比欧洲的更具活力和创新能力。
1820年，美国仅占世界GDP的，而英国高达，德国也达到。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到1870年时，美国占世界GDP的比例已经上升到，而同期英国是，德国是。到1914年的时候，美国这一比例一路上涨为，而英国只停留在的水平，德国也只有。1950年是美国经济的全盛时期，占全球GDP的比例达到，相比之下，英国是，德国是，其他所有西方国家加起来为。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11）
尽管两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极大的创伤，但是1870~1950年的美国经济还是大大超过了欧洲的水平，这为1945年之后的美国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奠定了基础。美国完全逃脱了“欧洲殖民地”的命运，成为第一支真正的全球力量：美元被奉为世界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一系列新型全球机构也体现出美国的经济霸权，同时美国的空中军事优势更是前所未见。美国成功地创建了一种世界体系，它是当之无愧的霸权国，同时也秉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苏联解体之后，这种体系发展得愈加成熟，中国也逐步参与了进来。到了1960年（可能更早），美国已经取代欧洲成为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典范。凭借好莱坞和电视肥皂剧，还有可口可乐和李维斯牛仔裤等消费产业的标识，美国显示出一种新的文化霸权和影响力。美国大学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最优秀的学者和学生。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上，美国永远名列前茅。当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而流行于全球时，其背后隐含的是美国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美国已经成为现代性的一个新隐喻：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毫无负担、善于革新、拥有新边疆精神①。它诞生于当下，并且从未过时，行为准则体现在宪法中，全社会都致力于一个永不停歇的再造过程，源源不断的移民不停地改变着国家的构成和国民的身份。硅谷的兴起、人们对整容手术的嗜好、拉美裔人口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虽然体现在美国社会的不同方面，但都是美国精神的最新表现形式。美国现代性的特征与欧洲的如此不同，以至于人们将美国当成一种外来物，但是从美国确实源于欧洲的事实，又意味着两国之间的结合力和凝聚力，特别是在全球背景下，会一直都很强大，而且很可能保持下去。血统、种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共同的利益，掩盖了彼此之间深刻的分歧，“西方”一词的普遍使用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它意味着美欧之间的亲近，不仅仅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文化、种族和民族上的亲近，“西方人”一词，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所有这些潜藏的含义。
无论欧洲和美国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分歧，它们都会继续保留价值取向和身份的共识；的确，非西方国家及其文化的兴起，可能也有助于增强这种相似性意识。当然，欧洲新兴少数民族的逐渐增多和美国非白人少数民族重要性的日益增长（奥巴马的当选折射出这一点），正逐渐地改变着这些社会，但是这种进程不应该被夸大。要让大西洋一岸的绝大多数白人改变主导他们的社会，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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