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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脍炙英雄》

孔庆东 (当代)
《脍炙英雄》
第1节:东博书院年度十大段子
  东博书院年度十大段子
  1
  蒋介石推广“新生活运动”,强令国民上街一律“右侧通行”,韩复榘说:“蒋委员长脑袋瓜子进水啦?让人走道都靠着右边走,那他妈的左边谁走啊?那马路不浪费了一半吗?”一个省主席,是断不会弱智到此种地步的,韩复榘假如确实说过此话,那就是故意装傻来反对蒋介石不得人心的“新生活运动”。
  2
  毛泽东为什么不当国家主席?就是不乐意上班,不乐意迎来送往,不乐意天天会见那些世界各地的弱智政客和无聊大款。他就乐意天天坐在菊香书屋那把破藤椅上,读二十四史就红烧肉,何其爽哉!读者文摘上有个流传很广的笑话说,小平同志陪毛泽东散步,向毛请教道:“租席,你说四街嗓,最痛苦的,四啥子事情啊?”毛主席大手一挥说:“桑板!”小平又问:“就没有更加痛苦的啦?”主席低头沉吟半晌,抬头深吸了一口烟,又是大手一挥说:“田田桑板!”可见,革命伟人也是讨厌上班的。
  3
  毛泽东有个保健医生叫王鹤滨,有一次带着4岁的儿子王子翼去老毛那里玩,看见毛泽东正在津津有味吃辣椒。老毛夹了一筷子给小孩说:“这东西可好吃啦。”王鹤滨急忙拦阻,老毛就自己大嚼,故意引诱娃娃。王子翼好奇想吃,毛泽东便又夹了一截给他说:“吃吧,可好吃啦,不要听爸爸的。”王鹤滨再次拦阻,但毛泽东严肃地对他说:“你让他吃嘛。怕什么?让他上上当。不要把孩子教育成那样,使他以为大人都是好人,大人也有坏人嘛!”
  4
  长安街华灯初上,遂匆匆奔赴大剧院。暮色中远远望见那座巨大的王八蛋,仿佛在神七上看地球的感觉。走到近旁,见池水环绕,无路可达,便迎着人民大会堂的灯火,走向北门入场。却见数百名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胸挂号牌,逆我涌来。孔和尚素有一句名言:逆我者,必傻冒也。果然3分钟后,一干部模样者急急奔来大喊:“大家请返回,走反啦!”于是几百名脑白痴扭转后脑勺,步孔和尚之后尘,迤逦入蛋也。
  5
  “扁”从象形的角度看,下面是四条腿,上面是个驴头马面似的的东西,所以凡是叫“扁”的,必离畜生不远。还有的测字先生说,“扁”字下面是三个“空牙槽”,有槽无牙,故凡是叫“扁”的,撒谎成性,说话都靠不住。这个解释恐怕有点八卦了,与文字学无关,属于“江湖阐释”也。还有的促狭鬼说,“扁”的字形,就是半头野驴的肚子上被横着打了一枪,孔老师觉得这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罗列在此,不予采纳也。
  6
  我们那时经常贬低老皮的智商取乐,老皮也不生气。话说一日我们几个流落荒岛,饥饿难耐。老皮天性纯良,慨然道:“切吾手指,暂且充饥,他日或可再生。”郁文操刀欲切。老皮忽然喊停,补充道:“砸肿了再切,那样肉多!”
  7
  吴组缃先生具有一种感人至深的真性情。当学生们问他,为什么创作成就不如茅盾时,吴先生一脸认真地说:“我孩子比他多啊!”此言每次回忆起来,我都不禁要笑。你说这是玩笑吧,但又确为实情,生活重担确实对事业有影响。但你要当真吧,又绝对不是那么回事,这话的后面肯定还有话。这就叫“北大水平的语言艺术”。还有我们问他为什么只研究古代文学,不研究现代文学了,吴先生说:“我让给王瑶了!”他把“让”字说得分外重,“本来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王瑶非要研究,我就让给他啦!”王瑶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开创者,是我们这些徒孙辈的祖师爷,大家都奉若神明,谁敢有半点不敬啊。听吴先生的口气,好像是照顾小兄弟一般,这话包含的信息量太大了,实在值得反复咀嚼。
  8
  因为伍若兰脸上有点麻子,朱德就趁机打趣道:“你有麻子,我有胡子,我们就‘麻麻胡胡’结婚吧!”部队里的宣传员编了个顺口溜:“麻子胡子成一对,麻麻胡胡一头睡。惟有英雄配英雄,各当各的总指挥。”
  9
  毛泽东说朱德是“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而说彭德怀是“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一个是坐帐的,一个是陷阵的,已经说得再透辟不过了。可惜彭大将军被夸糊涂了,有一天横刀立马杀到毛主席的帐前,毛主席一生气,就把他从马上给揪下去了。
  10
  1928年初春,担任广东军委书记的28岁的聂荣臻在香港给干部们上军事课,突然觉得那位18岁的河南信阳姑娘、党的机要交通员张瑞华(1909-1995)同志非常可爱,于是就找小张,说是要“谈谈”。孔老师敬告天下女青年:凡操巴蜀地区方言的男性找你,慢悠悠地号称“谈谈”,务必当心,一个不小心就谈进他的龙门阵里去啦!倘若东北男人找你“谈谈”,则尽管放心,顶多是求你替他保管500万现金而已——刚从银行抢出来的。聂书记跟小张这一谈,就谈了半个多世纪!什么叫浪漫?革命就是最大的浪漫。
  本书书摘:
第2节:向梁漱溟先生学习(1)
  向梁漱溟先生学习
  今天上午秋高气爽,令人食欲大振,于是中午吃了6个包子两根黄瓜。饭后天色忽转阴沉,有点闹肚子,遂以孔门秘诀“四面出击法”治之。一边看电视,一边打棋谱,一边逗小猫,一边读点旧书。先读了本《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是张申府、梁漱溟、汤用彤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重点阅读了梁漱溟的部分,其他部分快速浏览一遍。不知不觉陷入对梁漱溟问题的思考,遂又读了一本《梁漱溟问答录》,15万多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同年6月,梁漱溟老人就以95岁高龄仙逝了。这本问答录,是汪东林陆续整理的,86年就在《人物》杂志上连载过,我曾看过一部分。这次完整地读一遍,勾勾画画,写点心得。抬眼一看,已经是明月在窗,晴光满天了。
  梁漱溟的大名,眼下有点火。其实跟其他被吹捧的大师一样,吹捧者大多既未曾见过其人,也未曾读过其文。只不过听说梁漱溟曾经跟毛泽东当面叫板过,于是就推崇为“反共大师”。当今的汉奸阵营也真是可怜,既无学问,也无德操,只要听说谁跟共产党红过脸,马上就认作亲爹。怪不得汪精卫先生一气之下,愤然填了海呢。
  梁漱溟祖上并非汉人,所以请汉奸弟兄们就不要打他的主意啦。人家本来是元朝宗室,蒙古人,姓“也先帖木耳”,封为“梁王”,住在河南汝阳一带。元朝灭亡后,就改姓梁了,说是取自“孟子见梁惠王”。其实他们也先家族跟孟老夫子,八竿子打不着,这么说大约是为了显得有文化。不过孔老师觉得,孟子见梁惠王那一篇,讲的都是如何施仁政,如何建设理想国,什么“仁者无敌”啊,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妻吾妻以及人之妻”啊,可以说就是中国古代的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吧,这些恰巧跟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惊人相似,所以梁老先生印象深刻焉。
  这个也先家族,跟汉族通婚了几百年,从河南跑到广西,再到河北,再到山西,再到北京,明朝的时候就给老朱家做官,清朝的时候就给爱新觉罗家做官,早已忘却自己是蒙古人了——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融合性,家谱里写着祖先,但不搞种族优越论,自然融合,平等竞争。梁漱溟的爹爹梁巨川,在清末当个四品官的内阁侍读,“意趣超俗,满腔热忱,一身侠骨,不肯随俗浮沉”,这样的人在时代(更多更新盡在福哇小説下載w ww.F vaL. c n)转折处,有时候会想不开。当张勋复辟失败后,老人家知道大清王朝真的无可挽回了,就在1918年,自己花甲大寿的前夕,一头扎进积水潭,以身殉清,顿时轰动了京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一代文豪都写了文章,对这种封建余孽进行批判。但孔老师认为,凡是对自己的思想立场忠心耿耿,并不惜以身相殉者,不论那思想“对错”,这个人都是值得尊敬的。
  梁漱溟幼年,亲历过八国联军闯进家中,把他的玩具都砸坏了。那些污蔑义和团是“暴徒”的汉奸们口口声声说八国联军是“文明之师,正义之师”,梁漱溟先生的看法则一定会让他们失望的。
第3节:向梁漱溟先生学习(2)
  梁漱溟七岁进了北京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后来多次转学。他学习比较差,最高学历是中学毕业,却年纪轻轻就成了北大教授。是不是梁漱溟天资聪颖,智商超人呢?非也。梁漱溟从小就体弱多病,脑子愚笨。他6岁了还不会系裤带,一天早上,母亲隔屋喊他,责问为何还不起床,他嚷道:“妹妹不帮我穿裤子呀!”招得全家大笑。进入青春期后,梁漱溟同学的智力才开始发达。所以大家明白孔老师为何推荐梁漱溟为学习对象了吧?像鲁迅胡适钱钟书张爱玲那类人尖子,平常人是学不来的。而梁漱溟这种资质低劣得近乎郭靖的人,后来居然成为一代大师,这足以激励千万个在班里排名到三十以后的朋友吧?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在《民国报》当记者时笔名寿民或瘦民。总编辑孙炳文(参见孔庆东《十大元帅情缘》系列文章)曾给他题了一个扇面曰“漱溟”,从此就用这个名了。按东博释名法,此名的三个字中都含水,所以后来才能跟毛泽东叫板,“毛泽东”加上“毛润之”才两个水,只好让他一筹,必须的。而毛泽东当时虽然生气,过后并不计较也。
  梁漱溟一生关注两大问题:人生问题,国家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在中国,是互相联系的。孔老师认为,作为1840年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谁要是不关心国家问题,或者号称只关心“普世价值”,而放弃中国的具体问题,那他就连一个“普世的人”也不配。我们把梁漱溟当作佛学大师也好,儒学大师也好,都不该忘记他首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是一个思想实践家。他早年参加同盟会,参加国民党,都是为了救中国。后来退出国民党,组建民盟,也是为了救中国。梁漱溟通过观察思考认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而在自身。他到北大之前,在家里闲居了两年,大量研读佛经和佛学著作(跟鲁迅相似),19岁开始吃素,一度有出家之念,后来进一步看破,29岁那年结了婚。正像孔老师认为的,出家人未必是真和尚,特别是现代商业社会,庙里已经没有一个真僧,世上也没有一座真庙了。真正的好和尚,都拖家带口战斗在世俗的海洋里呢。
  梁漱溟在家里自己给自己当博导,读了两年自费博士,24岁就被蔡元培请到北大当了哲学教授。现在很多糊涂人一窝蜂似的鼓吹“民主邪教”,他们不知道蔡元培当年之所以创造了北大神话,全靠“独裁专制”。蔡元培想请谁就请谁,想开除谁就开除谁,根本不用开什么教授会,也不用投什么狗屁票。层层负责,每个人用自己的名誉来担保自己的工作业绩。今天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办不好?原因之一是堂堂大学校长,连个门卫也指挥不了,想开除一个后勤的科长,都要先打听打听那家伙的姐夫是不是在教育部烧锅炉的。从评职称到卖馒头,万事无人负责,都是黑箱操作,美其名曰民主,其实就是一堆烂柿子淹死傲霜花,80个庸才(包括5个汉奸5个流氓)用投票的方式排挤陷害20个英才。蔡元培不问学历,不看出身,凭着自己的学术眼光,请梁漱溟到北大讲印度哲学。梁漱溟说自己一没上过大学,二没留过洋,对印度的六派哲学“素不留意”,“怕不能胜任”。蔡元培便说了那句百年名言: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也没有发现旁的人对此更精通。于是,梁漱溟就当了北大的哲学教授。
  蔡元培还干过更出格的事儿,他想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的文科学长,为了过教育部那一关,他亲自伪造了陈独秀的学历。都说造假不好,但如果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去糊弄糊弄官僚,我看反而是个英雄,因为大学是为人民办的,不是为教育部办的!这样的神话在今天是不可再现的,因为即使有了蔡元培那样的伯乐,他也过不了教授们那嫉贤妒能的一道道鬼门关也。
  梁漱溟为人不左不右,半新不旧,所以往往能客观看人。比如他肯定陈独秀的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也指出“陈这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他跟李大钊也是好朋友,但那些共产党朋友谁也不曾介绍他入党,梁漱溟便知道“显然我这人条件不合。”他赞同胡适的白话文主张,但不佩服胡适的人品,“感到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灵魂的新人生、新思想,在他身上并不完备”。梁老师上课第一天,到校长室问蔡元培对孔子什么态度。蔡元培“沉吟地答道:我们也并不反对孔子,儒家的学说作为一门学问,是必须认真研讨的。”章士钊有独立不羁的性格,不过“多才而多欲,细行不检,无所不为,甚为可惜,然其个性甚强,气概不凡,自有我所不及处。”
第4节:向梁漱溟先生学习(3)
  梁漱溟在北大任教7载后辞去,是因为对教育有了新的认识。他总结当时的青年学生有两种,一种是堕落鬼混来谋取文凭的,一种是自尊自强却烦闷苦痛的。所以梁漱溟要在学校教育之外,另辟挽救青年的战场。可惜那时候没有博客,否则漱溟先生一定会开辟一个“梁博书院”的。
  从此梁老师就投身于乡村建设,奔走于山东、广东、河南、河北、江苏、山西等地。在那军阀割据兵荒马乱的旧中国,教育救国是远水不解近渴的,但禁赌禁毒、反对缠足、扫盲识字、指导农牧、保健防疫、移风易俗等活动,总体上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总不能要求每个知识分子都去领导人民闹革命吧。
  梁漱溟在山东搞教育实验时,得到了山东主席韩复榘的支持。民间有很多韩复榘不学无术的笑话,孔老师也会讲七八个。但实际上韩复榘文化水平很高,熟读四书五经,在县衙和部队里都当过“司书”,是以文武双全的本事当到一员大将的。传说中他那些愚蠢的搞笑之举,孔老师认为一部分是民间文学的“集合”作用,将发生在多人身上的事情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造成“典型”效果;另一部分则可能是韩复榘故意装傻充愣,其中又可分为幽默调侃和愤世嫉俗两种。比如蒋介石推广“新生活运动”,强令国民上街一律“右侧通行”,韩复榘说:“蒋委员长脑袋瓜子进水啦?让人走道都靠着右边走,那他妈的左边谁走啊?那马路不浪费了一半吗?”一个省主席,是断不会弱智到此种地步的,韩复榘假如确实说过此话,那就是故意装傻来反对蒋介石不得人心的“新生活运动”。而梁漱溟搞的教育实验,韩复榘就不但支持,而且亲自考察。韩复榘个性倔强,又佯狂傲物,所以冯玉祥蒋介石都很讨厌他。冯玉祥打过他一个耳光,老蒋则终于寻了个“不战而逃”的罪名,把韩复榘给诱杀了。
  梁漱溟跟国共双方许多高人都有交往,自负是同盟会老资格,志向又高,学问又大,所以虽然待人平和,但心中敬佩的其实没几个人。抗战期间,他两赴延安。第一次与毛泽东彻夜长谈抗日前途,就被毛折服。毛泽东把即将写成的《论持久战》的观点向他和盘托出,梁漱溟顿时眼前一片光明。他说:“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说这些,毫不带主观上的随意褒贬,而是历史事实。”毛泽东能说服梁漱溟,后来当然也就说服了整个国民党和全国人民。第二次彻夜长谈建设新中国问题,在阶级斗争和改良主义上发生了争论。梁漱溟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按照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就可自然建设好,而毛泽东强调“普世价值”,强调“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不革命就不能完成历史重任。“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但谈话从容亲切,“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数年后,梁漱溟反思了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承认中国不但存在着阶级,而且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这并非是毛泽东说服了他,而是抗日战争的现实唤醒了他。梁漱溟的很多学生,都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部队,有的还牺牲了。目睹抗战现实和国民党畸形抗战积极反共的高压政策,梁漱溟参与创建了“民盟”,成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政治力量。人一旦参与政治,就难免会说错话,办错事。梁漱溟“素常有自勉而勉人的两句话:一曰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二曰在识见上不过于相信自己。”孔老师认为这两句话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梁漱溟自负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家书中说“今后中国大局,建国工作,正需要我,我亦不能死。”他多次遇到危险,都幸免于难,自以为是老天爷保佑他这个民族伟人的。后来他知道了自己的狂妄,原来都是共产党的地下英雄保护了他。
  1946年,梁漱溟二赴延安,把在重庆不能说的关于建设国家的理想大大畅谈了一番,毛泽东找了十位中共领袖来听他上课。梁先生反内战、反腐败,可是对现状无可奈何,以为和平遥遥无期。没想到短短三年,共产党就打败了蒋介石,创建了新中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经济建设”,他的理想可以实现了。梁漱溟也曾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企图在国共之间和稀泥,甚至帮助国民党要削除中共的武装,导致那场著名的周恩来大怒事件。周恩来罕见地大发其火:“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说了!我听着心都碎了!”
第5节:向梁漱溟先生学习(4)
  梁漱溟很快明白了自己真是不懂政治,很容易被抽象的美妙言辞所利用,所以他从此采取“只言论,不行动”,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任何组织的原则。这一点,孔老师十分赞成。我们知识分子关心天下大事是对的,但是政治问题错综复杂,不可轻易涉入,在拿不准的情况下,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尽职尽责了,最好不要拉帮结党。具体的操作,则还是由专门的政治家去干,比较合适。书生满腔热忱地做了有损人民利益的事情,历史上是很多的,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政治热情错解为政治能力。即使北大的政治学教授,当真搞起政治来,恐怕并不是一个街道老大妈的对手啊。
  梁老师决定了只代表个人,他说话的自由度就接近孔老师了。他一方面批评国民党,要国民党承担挑起内战的责任,下野认罪,接受惩办战犯。另一方面他认为共产党虽然是被迫的,但也打了三年仗,也应该向人民道歉。对于共产党建立的一党专政的新中国,梁漱溟并不认为是理想的。1950年毛泽东请他参加政府,梁漱溟不答应,他认为“全国的大局还不会从此稳定统一下去。而我是曾经以第三方面的身份,为国事奔走过的人。一旦大局发生变化,仍需要我这样的人为国事奔走。”梁老先生确实自负得太可爱了,总觉得自己这颗“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还没正式出场呢。所以建国后,他总是给中共挑毛病,而毛泽东也总是虚心听取他的意见。到西南考察土改后,梁漱溟对老毛称赞邓小平的才干,毛泽东笑着大声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梁漱溟是社会实践家,从具体的社会考察中,他逐渐发生了思想转变,公开发表文章,说“在阶级、阶级斗争、武装革命能不能解决及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我省悟了自己的错和中共的对。”这不是见风使舵,而是服从真理的光明磊落。梁漱溟以前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一是因为他搞的乡村实验,并未真正深入到穷乡僻壤的底层;二是因为他把“斗争”简单理解为你死我活的暴力搏斗,不明白毛泽东说的斗争是哲学意义上的“对立统一”;三是因为他主观地认为共产党主要是农民,后来读了彭真的文章,才明白那不过是共产党员的“历史出身”,共产党的实质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先锋队,其中包括了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梁漱溟具有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这本来是好事,但却导致了他的自我膨胀意识长期未能解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了汉”,是“个人英雄主义”。所以才发生了1953年政协会上跟毛泽东的冲突。
  那次会上讨论总路线问题,国家已经确定了要大力发展重工业,这是走向现代化、避免再度成为殖民地的千秋大计,而且国家并没有轻视农业。而梁老师和孔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总是喜欢说些政府和一般人容易忽略的问题,而且喜欢夸大一点地说。梁漱溟言道,解放后城市工人的生活提高很快,但农民还很苦,一个在九天,一个在九地,所以国家不应该遗漏农民。此话单独看没有毛病,但放入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抗美援朝的具体语境,就犯了“导向错误”。翌日,毛泽东未点名地批评此种论调是“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难道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倘若毛泽东直接批评梁漱溟,可能还不至于发生冲突,可是毛泽东采用了鲁迅笔法,希望给梁漱溟留面子,没想到梁漱溟最喜欢的就是单枪匹马挑战一个党,他偏偏要“顶风作案”,“我就在气头上写了一封信”,要求“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这实际上是下了要求辩论的战书,此种“好强逞能”之举,孔老师也干过,很能理解那种“英雄主义情怀”也。
  梁漱溟将信面交毛泽东后,老毛当晚就约了他谈话,而梁老师有个毛病,凡事非要长篇大论给人家上课不行,而且一定死活坚持自己立场不放松。这点就跟我们老孔家有很大不同。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如果辩论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对的,那还辩论干什么呢?真正的儒家风范,不仅体现在事后反省能够承认错误,更可贵的是当场认错,拨开云雾见明月,晴光满天。二人谈得不欢而散,梁漱溟却还要求“再觅机会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评议。”这话里的意思不但坚持自己是对的,而且还有一层意思是:你用主席的地位压制我了,我要用民主的方式伸冤。这是俺们知识分子跟领导发生冲突后经常会产生的心理,先不考虑对错,首先就把自己确定为一个“遭受了冤屈压迫的人”,而且越想越愤怒,越想越正义。于是就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了。
第6节:向梁漱溟先生学习(5)
  过了两天,梁漱溟在大会上做长篇发言,复述了他前两次发言的全部内容,又强调自己“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大会变成了梁老先生一个人的表演舞台,当时没有人回应他。梁漱溟不知道,这次发言等于是他一个人向共产党发起了全线进攻,他就想着自己说得痛快,没有考虑执政党受到了怎样的伤害以及受伤后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倘若承认了他的“九天九地”之说,共产党的全部功绩岂不顿时化为乌有?难道要把建国后农民生活还很艰苦的账,算到共产党的头上吗?
  但毛泽东还是忍耐的,因为梁漱溟毕竟是仅仅代表个人的一介“狂生”,倘若代表中国证监会或者代表中国足协,哈,那问题就严重了。次日,一位中央领导对梁漱溟展开反击,举出他一贯“反动”的历史事例。而梁漱溟却想,你们光说我反对共产党的那些事儿,我也反对过国民党,你们咋不说呢?“这难道是公平待人、以理服人的态度吗?”要求人家指出你的缺点的同时,还要指出你的优点,可见梁漱溟已经不大理性了。他要求发言辩解,主持人让他回家准备,其实是给他个回旋余地。可梁老先生“不识好歹”,准备决一死战——我们想想,换了邓小平或者华国锋,哪怕是许世友,都不会这样做的。中央一再给他面子,而梁大教授誓死不给对方面子。
  第三天他一开始发言,就宣布要从历史上讲起,“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这需要给我较充裕的时间。”这未免过分了,从普通与会者的角度来看,这次政协会的议题本来是讨论总路线,但是却被“民主”成为梁先生的个人表演。如果你开过上百次的学术会、政治会,就不难明白会议中出现一个这样表演欲极强的人的时候,大家的心里有多么讨厌。别人的“民主”权利跟你是一样的,为什么非要听你讲上五六七个小时呢?而按梁漱溟的口才,讲两天两夜都没问题。所以有些代表就轰他下去。其实这是梁老师最后一个下台阶的契机,可是他又一次选了错项,“我把话头转到主席台上,特别是毛主席身上,以争取发言权,这是我闯下大祸,把错误扩大的开端。我在语言上之目空一切,不顾一切后果,是事后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的。”既然你讲民主,就不该利用领袖的权威来获取发言权啊,梁老师的行为逻辑自相矛盾,这是我们所有书生都该记取的。
  梁漱溟枪法一乱,于是就说了那段著名的话,把让不让他继续发言看做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考验”,“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这话表面上很文雅,其实已经包含了严重的个人品格攻击。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有没有“雅量”,要由梁老师来判定,要由是否给他一次长时间发言的特权来判定,倘若答应了这个特殊要求,共产党的“骨气”何在?共产党的“人格”何在?梁漱溟当时一定是急得糊涂了,而不是故意对毛泽东进行“话语要挟”,更不是事先策划好的“反共妙计”。假如对蒋介石,梁漱溟敢这样说么?用老百姓的话讲,都是共产党给“惯的”。
  而毛泽东也是,干脆让他讲,或者不让他讲,任凭他说共产党没有雅量好了,反正是非自有公论。可是毛泽东也像个大专辩论赛的学生似的,忘记了自己的领袖身份,在主席台上就跟梁漱溟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辩起来了,简直是“成何体统”。也许有人说毛泽东也是性情中人,不伪装,这才是平等待人。但他毕竟是会场上的最高领导人,党和国家形象的代表,与一位著名学者任性争吵,影响肯定是坏的,而且给人的直接印象是“不民主”的。这种争辩延续下去,当然是对梁漱溟有利,对毛泽东不利,好比普通教员跟校长在大会上争论,受损害的当然是校长的形象。于是会场大哗,乱成一团,倘以局外立场看来,也够好笑的了。
  梁漱溟眼中没有什么伟人,也不给老毛面子,左手握着“雅量”,右手举着“敬重”,死活就是坚持要讲。老毛大概也吵累了,就妥协说,你不要讲长了,“讲到四点钟好不好?”梁漱溟一看表都三点多了,“让我讲到四点哪能成!”在俺们北大当过教授的,潜意识里不耽误学生的吃饭,就显得自己讲课没本事啊。一个政协委员在国事大会上跟国家最高领导人这般讲话,这种情况今天能有吗?不论梁漱溟的做法对不对,我们能说今天的“民主”比那时候进步了?如果说民主和专制都是相对的,那时候的民主不但胜过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时代(更多更新盡在福哇小説下載w ww.F vaL. c n),也是今天难以相比的。
第7节:向梁漱溟先生学习(6)
  随后会场又多次大哗,老毛几次维持秩序,让他“再讲十分钟”,过一会又让他“再讲十分钟”,可每次梁漱溟都提出时间不够,但又不说要讲多长时间。可以看出梁漱溟善于长篇大论,而不具备在短时间内把基本问题说清楚的、或者暂时维持一个可以下台的局面的能力。这也正是现代中国多数知识分子的通病。最后大会闹得一塌糊涂,老毛恢复了理智,但也被梁漱溟弄得一筹莫展。最后有人提出投票,表决是否让梁漱溟继续讲。毛泽东和中央委员都支持梁漱溟讲,而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梁漱溟无视民主投票之结果,还要继续讲——简直是疯了。主持会议的高岗只好请他另找时间再讲。
  其实梁漱溟这次与毛泽东的冲突,形式看上去很激烈,但内容并不严重。梁漱溟既不反共反毛,也不反对总路线,他就是喜欢标新立异,仗着自己是共产党的老朋友,学问大,名头响,就大耍个人风头。越是以为自己受了冤屈,就越觉得自己英雄。好比一个热恋中的青年,越是以为对方误解了自己,就越是觉得自己的爱情坚贞无比,感天动地。
  不过,梁漱溟毕竟是修养高深的大学者,事后别人的攻击批评他不为所动,但儿子和学生、好友的劝告却使他省悟,他归结为“有个人英雄之气而无一片恻隐之心”。孔老师觉得这句总结非常精彩,说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在没有生命危险的前提下,骂骂政府,骂骂领袖,其实是很出风头的一件事,能够博得社会赞赏甚至国际声誉。实事求是地说,政府和领袖也需要经常听到批评的声音。但是有些知识分子,首先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标新立异,不顾自己的言论是否对民众有利,是否对国家有利,其实是有胆量而没心肝的。而梁漱溟却能够从这件事中反思出自己的思想问题,他说看到中国共产党一举扭转了中国百年沉沦的恶运,让他喊一千声一万声“毛主席万岁”亦不觉多余,可嘴上就是喊不出来,为什么,就是因为自己的阶级立场问题。把狂妄当作“骨气”,把虚荣当作倔强。孔老师看到这里,反思自己也是如此。我虽然在文革中长大,但从未自己主动喊过“毛主席万岁”,反而有几次跟同学打赌,喊过“打倒毛主席”。这并非是什么“反对个人崇拜”的先知先觉,而是多读了几本书后,总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不肯面对另一个生命弯腰,隐隐觉得这是一种高贵的证明。有时候,我们明明深深地爱上了一个异性,折磨得自己寝食不安,却不好意思表露出来,装得镇定自若,甚至还要贬低挖苦对方,直到把事情弄得没戏了,或者把对方气跑了,才开始反省。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之一也。
  梁漱溟虽然跟毛泽东“干了一仗”,但是并未受到任何处理,也从未戴过什么政治帽子。此后的几十年中,梁漱溟虽然不再“大闹会场”了,但遇事仍然坚持自己的独立观点,坚持“不跟共产党保持一致”。不论他说得对错,这种立场真不愧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
  比如60年代两会上,大家都说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是因为抓了阶级斗争,而梁漱溟却说这是毛主席共产党尊重科学依靠群众的结果。其实两种说法并不矛盾,但梁漱溟一定要说点跟别人不同的才舒服。四清运动中,梁漱溟主张逐步用教育代替处罚,他认为让犯错误的人去打扫厕所是不对的,因为扫厕所在社会主义时代(更多更新盡在福哇小説下載w ww.F vaL. c n)应该是光荣的事,干部学生去淘粪是正常的劳动,不应当作为处罚。他的这个思想,可以说比共产党要“左”多了,反正他就是与众不同。1966年,一群红卫兵来抄家后,他却开始撰写《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他不反对林彪,但反对把接班人的名字写进宪法。梁漱溟每次提出“反动主张”,都会引来批判。但是上级却指示说:“某些人因为思想一贯反动,借机放毒也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看来说话做事光明正大,心底无私,就百毒不侵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更是“大放其毒”。一说林彪跟孔子关系不大,批林何必批孔——这也是孔老师的主要观点;二说毛主席虽然有反孔的一面,但还有赞扬孔的一面,不能偏废——这也会得到很多人支持;三说林彪根本没有路线,因为路线不管对错,都是光明正大的,而林彪并没有公开的系统的治国思想,所以根本不存在“林彪反动路线”也。这可是等于全面否定了批林批孔运动,于是遭到围攻。没想到批了他一阵子,他忽然一股邪火上来,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哼,你们不给俺面子,那俺也不给你们面子,这脾气跟孔老师何其相似也。
第8节:向梁漱溟先生学习(7)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梁漱溟更来神了,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不过没有那么多的与众不同了。他的思想被太多的鹦鹉学舌者千万次地复制着。梁漱溟总结国家发展的三要素为:集体领导、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这是他80年代的看法,今天已经成了老生常谈,倘若他活到今天,肯定又有新的“异同论”吧。
  梁漱溟作为一代奇才,并非得益于早慧,也非得益于家学,更非得益于跟随名师名校或者留学东洋西洋。他的经验,孔老师总结为内外各四点,内四点:一是认真,二是正直,三是寡欲,四是自省。外四点:一是儒家的进取,二是佛家的悲悯,三是热爱祖国,四是社会实践。这八点,我们普通人能学习其中的四点,就足够“漱杯水于沧溟”了。
  孔和尚自注:香港传真08年78期,是孔庆东的《向梁漱溟先生学习》,怀着自恋的心情拜读了一遍,写得真好啊。司马南先生评论曰:“读学习梁漱溟文,大悦之,弥畅之,甚快之。亦正亦谐,相得益彰,嬉笑怒骂,遂成一格。孔门奇才,牛B之至也。”潘维先生评论曰:“和尚最近的文章妙趣横生,特立独行。从讥韩到赞梁,还有评开幕式的美文,都曾拜读。羡慕,钦佩。赞梁一文,当为文章典范。”青年作家信恒先生听我课后评论曰:“自由的思想,独立的意识,快乐的精神,宽容的原则。”各方朋友的赞美,孔和尚更愿意看成是鼓励。能做到的时候毕竟少,做不到的时候,朋友们多喝酒多吃菜,够不着站起来啊。
第9节:41年前的国庆照
  41年前的国庆照
  配图:1966年全家福
  时代(更多更新盡在福哇小説下載w ww.F vaL. c n),跌跌撞撞进步了;人民,多多少少致富了;鸡鸭鱼肉,吃来吃去吃麻木了;九天长假,放得人心涣散百无聊赖一个个都沉醉不知归路了。
  国庆节放这么长的假,是许多外国朋友都羡慕的。我想政府除了刺激消费的商业企图之外,也是对人民群众发一份善心,显示一下大国气度——俺们中国银,9天不干活,照样有吃有喝!别说9天了,想当年文革初期,全国大串连,不但不干活,而且白吃白喝白玩白住白坐车,成千上万的少年青年壮年中年,愣是免费旅游了90天还不止。你想想,那是天天吃不饱饭的国家能做到的吗?
  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经过“调巩充提”,农业连续13年大丰收,工交商贸几乎一年一个新台阶。根据国家统计局现在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除了67年68年因为大面积停产不干活而有所下降外,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
  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更不要说两弹一星、八大油田、杂交水稻、成昆铁路、长江大桥、长沙马王堆一号、陕西兵马俑、农村合作医疗网、还有几十个世界级的冶金化肥纺织企业……这些,就是我们的父母一辈用激情和汗水给我们打下的赖以改革开放的雄厚基业和让我们能够吃喝玩乐的殷实家底。回首新中国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在那条阳光和风雨交织的大路上,站满了我们的恩人!
  不管父母怎样打骂过我,怎样冤枉过我,他们都是我的恩人。我今天能够成为一个让好人喜欢、让坏人和汉奸害怕嫉妒得日夜发抖的平民学者,除了要感谢北大、感谢老师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那些共和国的创业者,是他们给了我从肉体到精神最重要的营养。
  翻拍了一张老照片,是1966年的国庆,我刚刚两周岁时,父母带我,在哈尔滨一家普通的照相馆照的。姜昆有一个著名的相声《如此照相》,说文革时去照相馆都要喊毛主席语录,夸张得未免太离谱了。那是文革中的某一段,少数时髦革命青年的时尚创举,并非到处普及的“市民公约”。我两三岁时据说已经“记忆力惊人”,毛主席语录和“床前明月光”之类都过目不忘,我就只见过我们居民组的刘大娘和西大桥粮店的赵书记,还有和兴路百货大楼卖蛋糕的沈婷姐姐这几个人,有那么一阵子,见人就背毛主席语录,大伙都认为他们“有病”。过了几个月,他们也不背了。至于照相馆,从本质上说,历来都是隐隐代表着西方文明的“高雅文化场所”,安静地进去,温馨地出来,哪里会有那么多荒唐搞笑的黑色幽默呢?
  小时候照相是稀罕事,我从出生到上大学,所有的照片加起来,可能也没有我如今出门一次被偷拍的数量多。那时候虽然科学知识普及了,明白照相不会“伤了元气”,更不会让洋鬼子把魂儿摄走后晚上来吃小孩儿,但人们仍然是“无事不照相”,把照相一事看得很庄重。现在人们随便照相、随便“走光”、随便上床,把很多有意思的事儿都给整得很没意思啦。
  那时候因为照相少,所以每一次都记忆犹新。那天是文革时期的第一个国庆,虽然不放九天假,但因为恰逢礼拜六,所以放两天假还是让人挺高兴的。更巧的是,那天如果按照农历算,八月十七,是我的两岁大寿。因此母亲提议去照相。父亲因为对文革有意见,有点不乐意去。他参加的那个组织是保护老干部的,立场比较保守,被红卫兵批斗了几次,所以老骂红卫兵是“小兔崽子”。他说不乐意去照相,其实是想去喝酒。父亲曾经有一部照相机,在当时够奢侈的。可是在我出生之前便换酒喝了,他对照相之类远没有对喝酒感兴趣。但可能看见母亲和我都情绪很高,他就灵机一动,跟母亲要了两块钱,除了照相和加洗用去一块二之外,他可以贪污八毛钱,足够买四两烧酒和一荤一素两个菜了。
  父亲胳膊上的赤卫队袖标和胸前的毛主席像章,都是为了照相戴上的“道具”,他平时是不戴的。但那支钢笔,真的是他天天别着的。父母写字都比我漂亮,喜欢记点笔记、抄点资料什么的。父亲厂里的木匠,写字都比我现在还要好。我给读者签名时,心里经常说:这臭字真拿不出手啊,对不起啦朋友!
  父母照片上的衣服,就是平时的衣服。母亲的小花翻领,大概是那年的时髦打扮吧。哈尔滨人很讲究穿戴,我的父母算是很不讲究的普通工人,但他们从来没有穿过邋邋遢遢的破衣烂衫,他们60年代就比80年代的北大教授穿得挺括整齐。而我,上了北大,还有几件衣服是带补丁的。我一度不大理解我的父母,抗议说全家只有我一个人活在旧社会!父亲却骂道:“你一个熊孩子,讲什么吃穿?老子南征北战那时候,鞋都没得穿,我今天享受享受是应该的,你他妈的能跟我比吗?”就冲父亲这种居功自傲的思想,我就觉得红卫兵批斗批斗他是应该的。对事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肯定的习惯,我从很小就养成了。
  父母的头发是不是当天新理的,我想不起来了。他们都很讲个人卫生,特别是父亲,在部队医院里工作过一段,简直是个卫生专家。他把理发当成享受,经常埋怨理发师给他服务的时间太短了。他最看不惯长头发——大姑娘的长辫子除外。我大学时,受资产阶级虚无主义思潮影响,留了很长的头发。假期回家,父亲就骂:“大学生,跟流氓一样,跟长毛鞑子一样!文化大革命,教育出你们这些不忠不孝的兔崽子!”我又气又乐,这跟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关系呀?父亲挨过几次批斗,就把一切对人生的不满,都发泄到文革身上。我由此理解了很多文革中受过委屈的人,为什么一提文革,就火冒三丈地失去理性了。
  至于我手中的花皮球,是母亲给我买了不久的玩具。我小时候的玩具,连买的带自己制造的,那是相当地多啊。要不是后来听说文革中很多高干高知受了迫害,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真觉得我们的童年是生活在天堂里。可惜天堂里也不太平,我的那些玩具,大多都被刘二他们给偷去了,最心疼的是一把彩色手枪,一搂扳机就嗒嗒嗒喷火,是那时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玩具了。
  看看这张41年前的国庆照,自然朴素,又端庄大方。有对国家的感情,也有家庭内部的温馨。构图的每一个因素,都在诉说着那个时代(更多更新盡在福哇小説下載w ww.F vaL. c n)普通市民的心声。一个国家刚刚建立短短的17年,一个普通的工人之家,就有这样的精神风貌。这是在旧中国的工农大众那里,所看不到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身上的钱和脂肪都越来越多了,我们的玩具和服装卖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了。我们有了彩色照片,有了傻瓜相机,现在更有了想照多少就照多少的数码相机,照相馆大都改成婚纱摄影楼或者少女写真楼了。但是,我们再也照不出那样的国庆照了。正如荧屏上的很多八路军一个个油头粉面,荧屏上的红卫兵一个个张牙舞爪,要想恢复历史的真实,实在是太难了。
  据记者从公安部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获悉,全国有40万人叫国庆,96万人叫建国,其中1960年至1969年出生的人名叫建国的最多,超过了29万。取名是一种自由自愿的行为,可见60年代,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以新中国自豪,自觉热爱祖国程度最高的时代(更多更新盡在福哇小説下載w ww.F vaL. c n)。另外全国姓国的人有17万多,其中姓国名庆的有1894人。全国姓十的有1180人,其中9人姓十名一。这些都说明,尽管人民对这个国家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从心理上是热爱这个国家,愿意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孔老师今年还招收了一名姓国的研究生——是碰巧,可不是故意炒作啊。
  那么,起码这些朋友家里都会保存着各种“国庆照”的。偶尔翻出来看两眼,即使发黄了,破损了,也自有一股清新健康的英气,可以滋养我们今天干涩枯萎的灵魂。因为那是父母一辈浩然的正气,是我们这个国家巍然的底气。
第10节:诋毁鲁迅的十大招法(1)
  诋毁鲁迅的十大招法
  虽然大多数人不可能完全读懂鲁迅,包括本报资浅记者孔庆东也承认,他对鲁迅只是一知半解,但只要鲁迅的光辉形象还在,中国就不会亡。所以那些一心要亡中国的正人君子们,几十年来不遗余力绞尽脑汁前赴后继愚公移山地进行着毁坏鲁迅形象的跨世纪宏伟工程。
  破坏鲁迅形象,有十大常用招法。孔记者助人为乐,今天替他们归纳总结如下。请某些天下语文奇才睁大你的乳头看清楚了,下面的话不代表孔记者的立场啊。
  一、鲁迅是拿卢布的。
  因为他翻译过苏联的书,什么卢那察尔斯基啊,什么布哈林啊,反正是跟卢布有关,所以一定是拿了斯大林的钱,是共产国际的卧底,是民主共和最凶恶的敌人。张作霖大帅绞死李大钊的时候,应该把鲁迅也一起斩了。当时鲁迅很可能也藏在苏联大使馆里边呢,扔两颗手榴弹,肯定就跑出来了。
  二、鲁迅是日本特务。
  这也铁证如山。在日本留学多年,日语很棒,翻译了很多日文书,兄弟媳妇是日本娘们,还有个日本铁哥们叫内山完造,形势一紧张就往内山书店跑。临死前是日本医生给看的病。特别是他兄弟周作人,公开做了汉奸,所以鲁迅八成也是日本警视厅派来专门诋毁国民政府的。他的上司据专家考证,叫做藤野严九郎,曾经教过他点穴解穴之法。鲁迅经常辱骂国民政府,就是想瓦解政府的抗日力量,为日本鬼子充当马前卒。
  三、鲁迅是共产党。
  共产党的大当家的陈独秀,跟鲁迅来往密切。共党悍将陈赓在他那里养过伤,共党匪首瞿秋白冯雪峰都是他的铁哥们,共匪长征到达陕北,鲁迅发电报祝贺。毛匪泽东还曾拜访过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共党控制的左联,就是鲁迅给撑的腰。所以鲁迅必是反政府的恐怖分子,杀十次都不冤枉。他悼念的左联五烈士,都是共匪。那叫兔死狐悲。
  四、鲁迅见钱眼开。
  他经常跟书局计较稿费,少给他几个钱,或者晚给他几天,他就大发雷霆,把人家孩子都吓哭了,一副恶霸地主的嘴脸。他的日记里没有什么正经事,天天记载怎么挣钱,怎么花钱,比东博书院的流水账还流水账。最无耻的是他还敢哭穷,到处晒他的工资单,跑到教育部讨薪,被警察打落了一颗牙,吓得趴在宣武门那里做俯卧撑,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可以谈钱?做人怎么可以这么无耻!
  五、鲁迅是色狼。
  年轻的时候长期不结婚,跑到日本发泄兽欲。后来家里给他娶了一个温柔贤惠的太太,他却跑到北京来胡天胡帝。家里有一个老婆还不够,又大肆勾引女学生。刘和珍杨德群都被他逼得活不下去,只好自己走向死地。后来这个色狼终于跟一个叫许广平的堕落女学生跑到上海非法同居,还生了一个儿子,居然脸不变色心不跳,可见心灵何其肮脏。鲁迅吹捧的女作家都是美女作家,比如丁玲啊,萧红啊。凡是他认为没有姿色的,就死活不肯吹捧,比如苏雪林啊,李宇春啊,郭敬明啊,这不是色狼是什么?
  六、鲁迅不孝。
第11节:诋毁鲁迅的十大招法(2)
  父亲早早病死了,他作为一个长子,什么也没做,就知道变卖家里的东西,连古人的卖身救父都不如,连董永都不如。父亲死了不久,他就抛下母亲,自己出国,只顾自己享乐。后来当了官也不养活母亲,连贪官都不如。他把老母抛在北京,一个人跟小蜜住在上海,何其残忍。他还炮制过一篇臭名昭著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公开提倡不忠不孝,这与畜生还有什么分别?
  七、鲁迅粗野狭隘。
  人家对他开展正常的平心静气的自由主义学术论争,教育他要增加点人性,不要心理变态,他却勃然大怒,跳到半空里去骂人,一点修养都没有,简直就是禽兽。他一生共骂过八百多万人,都是德高望重的自由主义国学大师,都是人性修养很高的得到英美世界普遍赞扬的民主人士。鲁迅却骂人家是“无物之阵”,起码的对人的尊重都没有,心胸狭隘,毫无宽容的美德。他还活在中世纪的食人族的世界里呢。
  八、鲁迅没有爱心。
  他污蔑底层人民,歧视弱势群体,讽刺挖苦阿Q和祥林嫂这样的善良群众,连高考多次落榜的孔乙己他都进行惨无人道的冷嘲热讽,从来不想想孔乙己的内心是多么痛苦。祥林嫂问他死后有没有灵魂,他居然欺骗这样一个穷苦的劳动妇女说大约有吧。每年的水灾旱灾,也没见他捐出几本书的稿费出来,居然还恬不知耻地喝酒吸烟泡妞。他就知道欺软怕硬,打击一切好人好事,世界上就他一个人了不起,井底的蛤蟆只看见碗大的天。
  九、鲁迅是没文化的骗子。
  他的文字不通,整篇文章充满了病句和错别字,把“介绍”说成“绍介”,把“不能决定”说成“决不定”,人话都不会说就当作家。不具备起码的现代科学常识,这样的人居然是文坛领袖,青年导师,真是可耻。为什么北大只给他讲师不给他教授呢?就因为他不配当教授。当讲师都高抬他了,应该让他当扫地的。
  十、鲁迅是反人类的。
  他出国留学居然不去美国,连澳大利亚加拿大都不去,所以他就不懂什么叫民主自由,他出生在野蛮专制的中国,留学在法西斯的日本,所以他对人类充满了仇恨,不信上帝,自然也不懂正义,一辈子也不曾写文章赞美过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公然与人类作对,他是一个反人类的恶魔!
  以上十大招法,分别使用,整体使用,轮流使用,组合使用,天天使用,隔三岔五地使用,变幻莫测地使用,改头换面地使用,推陈出新地使用,再猛的勇士也让他遍体鳞伤,身败名裂,再好的身体也让他土崩瓦解,活不到六十。
  我们知道了这十大招法,我们就知道了怎样打败一切英雄。
  英雄知道了这十大招法呢——他可能选择不当英雄了,但也可能因此而成为,真正的英雄。
第12节:我对家乐福事件的态度
  我对家乐福事件的态度
  这两天不断有电话、短信、邮件,询问我对于家乐福事件的态度,闭门家中坐,问号如雨来。我一个普通教师,不知为什么非得回答此类问题不可。看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口安静的火锅。迫不得已,只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了。
  1、我对于家乐福事件,了解很少,基本是从网上和询问我的人那里,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据说是法国大型连锁超市家乐福的股东,出资支持藏独势力,而且法国朝野在这次奥运火炬传递活动中,表现得非常下流无耻,毫无一个文化大国风度,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中国部分爱国民众,发起了抵制家乐福的行动,号召大家不去家乐福购物。另据最新消息,法国政府出巨资力挺家乐福,要用大幅度降价措施,吸引中国民众蜂拥家乐福,让中国人自打耳光,让民族主义阵营冰消瓦解。不知是真是假。
  2、我是知道世界上有家乐福这么个东西的,所谓和尚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但我向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三大王八蛋保证,我从来没去过家乐福,而且我不知道任何一间家乐福位居何处,门朝哪开。当然,没去过家乐福,并不代表一种光荣,也不意味着将来某一天,我就不进去买包手纸撒泡尿什么的。我周围的很多亲友同事都去过家乐福,所以我相信这家超市是经营成功的强势企业,我祝福世界上一切正当经营的企业都繁荣兴旺。我只是说,我既然从来没去过,也就无须乎在此时此刻专门“抵制”了,那岂不是成了一种表演?或者是捡一个现成的“爱国者”的便宜?我也没去过“沃尔玛”,也没去过“贵友”,也没去过“长城俱乐部”,能说我就是抵制它们吗?所以请小报记者们不要盯着我去哪里购物好不好?
  3、我之所以不去家乐福,不去沃尔玛,没有任何政治原因。我基本不买东西,常年过着“无消费”的生活。家里给啥就吃啥,给啥就穿啥。兜里也经常装着几两银子,那是为了跟朋友聚会时,喝酒买单的。偶尔也逛商场,但十有八九是农贸市场。我听说家乐福物美价廉,我没去过,不敢评价。但我觉得世界上不可能有比中国的农贸市场更物美价廉的地方。吃饭,涮羊肉2元一盘,啤酒1元1瓶,而且有时候还免费。皮鞋,28元一双,我可以砍到18。馒头,3毛钱1个,山东戗面的。其他普通日常用品,有成排的“一元店”,10块钱以下,从挂表、电池到拖布、台灯,都可以解决。假如小两口新婚租了间房子,那么花500块钱,新房就可以布置得像模像样了。近来通货膨胀,物价涨了许多,但农贸市场还是相当便宜的。我昨天刚在那里挥金如土了一番,10块钱买了3本书,5块钱买了一对菠萝,1块5买了一捆水萝卜,带着翠绿的缨子,1块5买了1斤刚烙好的热乎乎的大油饼,1块钱买了1斤热豆浆,9块2买了1个肥满的酱猪蹄,1块6买了3根黄瓜,1块2买了4个馒头。一共花了32元钱,精神物质俱全,而且东西一天吃不完,书也一天读不完。这些钱倘若在日本,连一碗荞麦面都买不起。美国为什么非逼着咱人民币升值啊?他们看见人民币如此强大的购买力,他们恨哪!在美国拿着32个美元,你问他们能买到这些东西不?
  4、这次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爱国青少年对家乐福的抵制,我们中老年朋友可以不参与,但也不应该泼冷水。抵制某种外货,从来不能达到强国御辱的目的,但这起码是一种爱国情绪的表示。我们的青少年,这也不让他们干,那也不许他们做,连这么点表示都给扼杀的话,未免太不“人权”,太不“民主”了。人家洋鬼子对奥运火炬的“表示”,你们这些理智的学者怎么不去泼冷水?偏偏学生娃们跑去给家乐福免费站岗了,你们就出来理智了。这让我想起当年的“一二·九”,日寇占了东三省,某些学者却批评学生不理智,说你们回去好好读书就是最大的爱国。他们怎么不劝鬼子回去好好读书呢?
  5、爱国青少年朋友,对于人家的泼冷水也要正确对待。有的冷水是汉奸泼的,但多数冷水确实是出于善意和好心。爱国有多种表现形式,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职业,自会采取不同的办法,不要强迫别人跟自己一致。正像要求鲁迅老舍钱钟书都去跟鬼子拼刺刀,那不是爱国,而是坑国呢。据我所知,很多民众还是习惯去家乐福购物的,那就让他们去吧,宣传几句就行了,不要强行拦阻为好。到底家乐福跟藏独有多大的关联,还需要进一步核实,不能把抵制活动当成终极目的,敲打敲打他们就行了。从长远看,中国人民跟法国人民还要友好,人家也不是故意敌视中国,而是他们得到的信息跟咱们不同。如果有一天咱们得到的信息是,马赛是法国人强行霸占的殖民地,马赛人民天天被巴黎的警察殴打强奸,马赛人民坚决要求独立,也许咱们还积极支持“马独”呢。
  6、从历史上看,学生总是时代(更多更新盡在福哇小説下載w ww.F vaL. c n)的号角,他们总是冲锋陷阵在时代(更多更新盡在福哇小説下載w ww.F vaL. c n)的最前线。学生的行动往往是鲁莽的,幼稚的,需要加以引导和指正。但没有这鲁莽和幼稚,也就没有随后的稳重和成熟,也就没有进步和超越。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学生永远是对的!”毛泽东是最讲辩证法的,可是他却说出这么偏激的很不“辩证”的话。他明知学生们会犯许多错误,但为什么偏偏这么说呢?让我们老中青三代都共同想一想,这对于我们思考和处理每一次爱国行动,都会有帮助吧。这,也就算是今天的思考题了。
第13节:发扬08精神,重建民族魂
  发扬08精神,重建民族魂
  中华民族进入2008年以来,接连遭受了一系列严峻的天灾人祸的打击。这打击不可谓不重,这打击不可谓不痛。这些打击暴露出中国的现代化还远未达到可以保证我们国泰民安的地步,暴露出我们的政府、社会、国民都还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但是,在擦干泪水之后,我们也分明看到,中华民族没有被击倒,没有被击溃,没有被击败!一百多个日日夜夜以来,我们分明看到了一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伟大精神在神州大地的复活。这种精神,一方面来自悠久的君子自强不息的中华传统文明,一方面来自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遗产,一方面来自新世纪中国人民宽阔的世界胸襟和国际视野。这几方面,共同组成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众志成城的“08精神”。继续发扬这种精神,我们就不但能够战胜眼前的巨大痛苦,而且能够再次建立起崭新的民族之魂,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过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遭受了数不清的天灾人祸。从晚清到1949年,这个生育率极高的民族,人口始终徘徊在四五亿,有数以亿计的同胞,都被一个接一个的灾难夺去了生命,我们的社会、文化、风俗乃至人性,也遭受了深重的摧残。但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没有被压垮。以孙中山鲁迅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改革先驱,看到了这个民族的精髓,看到了这个民族复兴的希望,也看到了真正振兴这个民族的关键——那就是改造国民灵魂。只有我们的国民成为真正的现代人,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用鲁迅的话说:“沙聚之邦,转为人国。”为了这个“立人”的宏伟目标,一百多年来,无数的仁人志士呐喊,无数的英雄豪杰牺牲,中国终于走出了灾难的最低谷,从一个几乎亡国灭种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四十岁的半殖民地,变成了一个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现代工业国家。在这个雄伟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也走过了许多弯路,丢弃了很多美德,委屈了很多好人,损失了很多财物,但是,我们的国家终于一天天成熟起来了。我们的人民不但“站起来了”,而且不再随便挨打了,也不再年年挨饿了。这就很让某些持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世界观的人士,感到威胁、感到恐惧,于是,我们就遇到了新的麻烦。加上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失误,特别是社会安全保障机制的不完善和吏治的腐败,使得我们在遭遇重大的天灾人祸时,反应虽快但体制不够合理,激情澎湃但措施不够科学,人心虽齐但彼此不够信任。所以,一方面是万众一心,另一方面又相互争吵指责;一方面主要领导亲临前线,另一方面又有一些职能部门玩忽职守。凡此种种,都说明我们的08精神既可贵,又可忧。我们应该坚持这种精神,警惕“五分钟热血”式的爱国主义,在大力肯定民族精神的同时,勇于直面各项工作中存在的弊端。我们的人民,不会因为那些弊端的存在,就不热爱我们的国家了,就不相信我们的政府了。
  在这次08灾难系列中,全体中国人民,不论左中右派人士,不论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受到了一次人性的教育,一次仁爱的教育,一次公德的教育。灾难总会过去,重建和恢复的工作,是更艰巨,更寂寞,更容易被人忘记的。既然我们第一次为大规模的普通死难者降了半旗,那么就让我们记住这泪水与希望交织的2008年,发扬08精神,重建我们的民族之魂。
第14节: “九一八”与传媒
  “九一八”与传媒
  “九一八”到了,不忘国耻的朋友们,自然又会聚到媒体上念叨一番。我作为一个中国的东北人,自然每年也会感慨一番。然而年年念叨,年年感慨,日本却依然富强,中国则过去是“贫强”,现在是“富弱”,离真正的富强总差着一个“三八大盖”的射程。
  中国很早就有了一种“富强”牌面粉,我们过去叫“富强粉”,包饺子擀面条,都很好吃的。然而为什么“富”跟“强”,总不能统一呢?可能问题就出在“粉”字上。经过鲁迅等几代先觉者的奋斗,中国人已经不是“一盘散沙”了,已经进步甚远了。可仍然没有达到毛泽东所号召的“团结起来”的程度,只是由一盘散沙,进化成了“一袋面粉”。面粉虽比沙子要和气善良些,但自己仍是不乐意团结的,必须经过一番暴力整顿,拿、捏、揉、揣、摔、打、按、压,这才乖乖地联为一体,变得坚韧筋道,刚柔相济。毛泽东时代(更多更新盡在福哇小説下載w ww.F vaL. c n)据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实七八亿人口的大多数还是很团结的,亲友邻里同事干群之间都相当友善的。百十来万受了委屈的“上等绅士”后来也基本都平了反,继续骑在人民脖子上作威作福,而且天天大骂毛泽东,随时准备向美国老爹献图献城,个人生活的幸福前景一片光明。而当今的社会,大小富豪们号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则天天人斗人,人骂人,人害人,甚至人吃人。富强粉早已绝迹了,我们吃上了朱自清宁肯饿死也拒绝吃的美国面粉,而原来那些为富强粉种麦子的农民,都涌到矿井下锻炼肺活量,或者是跑到高楼顶表演跳楼秀了。那拨无耻的歌星唱得多好哇:“咱老百姓,今儿啊今儿啊,真啊真高兴!”
  不过时代(更多更新盡在福哇小説下載w ww.F vaL. c n)毕竟总还有进步之处。民工只要正常拿到了劳动报酬,也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美国面粉也好日本汽车也罢,只要是平等的贸易往来,总有个“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时候。人斗人虽然很凶猛,但一般不开批斗会了,而是主要利用媒体来含沙射影或血口喷人,一般主要是精神伤害而宽恕肉体。如同鲁迅的研究报告所说:最好是惊吓忧愁死了,“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因此,当今的媒体从业者很有必要自省:救世还是杀人,往往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古今的例子都举不胜举,就随便拣一则跟“九一八”相关的吧。1931年9月18日的晚上,日军突袭沈阳北大营,堵着东北军的被窝枪射刀挑,哀嚎震天,惨不忍闻。伟大的自由民主领袖蒋介石先生密令不许抵抗,乖乖让出了东三省。而全国人民不知内情,都把责任推到了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身上。媒体推波助澜,马上就有八卦记者绘声绘色地报道曰,“九一八”那天晚上,张学良正抱着中国第一影后胡蝶小姐跳舞。这还了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不抵抗将军”的帽子从此张学良戴了几乎一辈子,国人大有车裂张学良油炸胡蝶之愤慨。著名文人马君武很快做诗二首,其一曰:“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连赵四小姐也骂在里边。其二曰:“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写得仿佛亲眼看见一般。客观地说,诗是好诗——假若背景属实的话。然而问题就在于,谁看见张少帅跟胡小姐在一起了?
  实际上,张学良跟胡蝶,从来没有见过。“九一八”当晚,张学良在北平会见宋哲元等抗日将领,后到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梅兰芳后来特别证明说那天晚上“张学良在戏院里看我演出。”而胡蝶那时还在天津,根本不在北平。有人劝胡蝶控告马君武诬蔑人格,但胡蝶以国家大局为重,不想制造更大的“刺激眼球”新闻,只冷冷说道:“蝶也国民之一份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人家也是个演艺界的“超女”,听听人家说的这话,某些无良记者和没脑艺人岂不愧煞?
  国家要真正富强,光有面粉厂钢铁厂军工厂是远远不够的,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应该拥有强大而充满良知的媒体。媒体适当搞些风花雪月和丰乳肥臀,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能以此为主流,更不可无中造谣轻易信谣漫天传谣。面粉腐败了,吃坏的是肚子。钢铁腐败了,砍断的是刀子。而媒体腐败了,瓦解的是民众的意志和英雄的豪情,好不容易进化到一袋面粉的人群,恐怕又要退回到一盘散沙了。
第15节:漫话抄手过三九(1)
  漫话抄手过三九
  老话说,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现而今,过了三九是四九,虽然不用冰上走,咱也一般不出手。
  这说的是北京,过去一到隆冬就人人袖着个手,然而遇见热闹,也并非只知旁观,而是积极参与,热烈评点,抱着膀子也要争夺那份“话语权”,这叫“袖手而得天下”。
  而东北和山东一带把“袖手”叫“抄手”,特别是广大青少年,零下二十来度,讲究的是不戴帽子手套,不穿棉裤棉鞋。上身穿得稍厚点,下身穿条秋裤线裤,脚上穿双塑料底“懒汉鞋”,光着脑袋,两手对抄在袖中,但不时要抽出一只来,捂一捂冻得通红的耳朵,否则就有冻掉之虞。这是一种为了风度而牺牲温度的潇洒,我们称之为“耍单儿”。最酷的是抄着手在冰面上“打出溜滑”,不光要又稳又快,还要使用灵敏微妙的动作,将他人撞倒、碰倒、拐倒、闪倒。冰上打架,也是比普通的陆战水战都好看的。这是对“下盘功夫”的真实考验,摩擦系数的变化,使得战局每每发生不可预料的转折。我就亲见附近楼里一个很有名气的高大魁梧的流氓,因为冰上平衡技术欠佳,被一个穿一身单军衣的小瘦子打得热血四溅,最后昏卧在冰面上,手和脸都冻结在鲜红的冰上。抬回家去,当天夜里就死了。
  所以父亲从来反对我“冬行夏令”,冬天就要穿冬装,夏天就要穿夏装。凡服饰不合时令者,父亲一律骂为“流氓”。男孩子一般都喜欢以不怕冷显示英雄气概,但我爹说:冬天穿得少,肯定不学好!我在家里穿得虽然质量最差,然而所有的“行头”是一件也不缺的。一到冬天,头上有大棉帽子,脚上有大棉“靰鞡”,上身大棉袄,下身大棉裤,手上是大“手闷子”,里边还穿着毛衣毛裤秋衣秋裤之类。所以,要讲耐寒能力,东北人绝对不是一流的,最不怕冷的乃是长江流域的人。人家零度左右还可以穿着单衣到处跑,按照我爹的标准,个个都是“流氓”。
  父亲非常反感“抄手”,尤其反感抄手之后再抽出手来捂耳朵。他把那叫做“猴头八相,没个人样”。他要求人人都跟革命战士那样,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他说,国民党为什么打败仗?就因为一个个猴头八相,站岗抄着手,行军也抄着手。他又说,日本鬼子的军容军纪最好了,活着整整齐齐,死了也规规矩矩。日本鬼子的岗哨最难摸,上去两个人都按不住人家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抄着个手”,伪装成汉奸,凑上去突然袭击,一摸一个准。——原来父亲心里一直把“抄手”等同于汉奸,怪不得总是对此不依不饶的呢。
  我上大学后得知,四川重庆湖北一带,把小水饺(也包括馄饨)叫做“抄手”,觉得非常有趣。寒冬腊月,深巷里一声慢幽幽的吆喝:“抄手——”,顿觉暖香扑面。特别是深夜劳顿的文人墨客,从楼上吊下一个小篮,买上两碗现包现煮的热气腾腾的抄手,或请朋友同吃,或与爱人共尝,那等优雅的滋味,非“抄手”二字不能形容。若是换作“水饺”则俗矣。“抄手”之妙,就在于那种“袖手可待”的轻巧劲儿,简捷而不轻浮,实惠而不厚腻。倘若只求一饱,那当然还是北京的烤白薯过瘾,更不用说沈阳的“雹至雹至”了。
  20年前的冬天,我们师兄弟三人第一次去成都,就捧着旅游图,慕名去品尝“龙抄手”和“红油抄手”。因囊中羞涩,每样只吃了一两,所以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回忆。抄手就是不能多吃,因为吃的是个韵味。而北方的饺子,却不妨敞开弥勒佛之巨腹,尽情塞元宝也。我父亲说他们在部队上,每次吃饺子都要比赛。他们包的饺子非常大,3个就有1两。父亲能吃45个,而他们排的“大个子”,能吃60个。父亲说八路军拼刺刀,一个人拼不下一个日本鬼子,只有“大个子”,能拼两个日本鬼子。我问父亲能拼几个鬼子,父亲转移话题说:我是拿手枪的,一般指挥指挥就行了。我听了不免就有几分看不起父亲也。
  我把父亲的不许“抄手”,看作一种封建意识。我觉得很多老革命,都有封建意识。我找到一个根据,我的外祖父是个戴帽地主,他也反对抄手。老八路跟地主的思想一样,这不是封建意识么?外祖父来哈尔滨,躺在我家暖和的炕头上,听着外面呼呼的北风,让我背“二十四节气”。他对我说:“三九四九,是打骂不走啊!”我问,为什么打骂不走?他说:“那些长工,可无赖了。三九四九,出去不就冻死了吗?他们就赖在咱家不走,你摔锅打碗也好,连踢带打也好,他们就是不走,死皮赖脸,非得跟咱们一起过年。你说他们一磕头,咱能不给钱吗?都是旁边拉屯子的,干了一年了,怎么也得给个三毛两毛的,这压岁钱,一年就浪费好几块呀!”我说,人家干了一年了,压岁钱才给三毛,平均每个月只有几分钱呀。外祖父说:“给他们也是白给,正月里一耍钱,一分也剩不下,最后还得管咱家借。唉,七九六十三,是穷人把脸翻哪。”我问,为什么把脸翻?外祖父说:“天头暖和了,光腚出去也冻不死了,他们就翻脸不认人了呗。对穷人好那是白好,一个个自己不会过日子,抄着手偷懒,伸着手耍钱,还说我剥削他们,他们又不是洋葱土豆,我咋剥、咋削啊?”我觉得外祖父这是典型的“反革命言论”,属于明显的“对新社会不满”。他反对“抄手”,原来是把“抄手”等同于穷人,等同于懒汉。虽然跟父亲不同,但他们共同的意思都是把“抄手”看作“没出息”的标志。我不以为然,但又驳不倒他们,因为从生活中观察,人的品性确实跟身体的姿态有某些关联也。我从小就是在对各种复杂思想的“存疑”状态中成长的,驳不倒的观点就暂且听着,不像现在的勇敢少年这般,袖了两丸真理,便纵身跳踉叫骂。我上高中后冬天不穿棉衣,那是为了锻炼,此后连续近20年坚持天天冷水浴,都是为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并不敢存一丝“耍单儿”的念头。至于“抄手”的习惯,则始终未曾养成也。
第16节:漫话抄手过三九(2)
  后来见识略广,发现喜欢抄手者并非都是穷人俗人,地主老财乃至帝王将相都不乏其人,据说大学者章太炎和大作家赵树理也喜欢抄手。革命前辈也并非都不抄手,例如刘邓大军的“刘邓”二人,隆冬季节,邓小平在院子里坚持冷水浴,而刘伯承却双手抄在棉衣袖子里,嘿嘿地笑着说:“卧们的政委,身板儿蛮结实哟!”看来抄手与否,只是一种习惯或者习俗,顶多是一种自我修养的标准,不可用来一概论人也。
  老衲自从“四十不坏”以后,抗病防冻能力急剧萎缩。某日黄昏,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蓦然一低头,发现自己的双手竟然对插进了袖中,不禁十分羞愧。遂将手抽出,搓了搓,插入衣袋。但那片刻的抄手,已使我领略到袖中的温暖,怪不得哲人推崇“袖里乾坤”,怪不得过去的某些商人在袖子里用手指头讲价,更怪不得古代的人喜欢宽袍大袖、金银财宝都塞在袖中呢。抄手极有可能是人类早就养成的本能,而非要克服这种本能,不论是为了发家还是为了做人,真的是那么必要吗?
  再后来,俺到了东京。听日本朋友说,此地的冬天非常冷,零下好几度,还会下雪呢。三九天到了,日本的房间没有暖气,果然阴冷入骨。可出门一看,满街的少女少妇还是超短裙,长筒袜,不但没有抄手的,而且手都不闲着,不是按着手机,就是捏着眉笔。到了繁华市区,更是一片一片的光腿,织成一曲“温柔的嘹亮”,好像刚从冷藏车上成批卸下来,都成了精似的。这情景夏天不太引人注意,因为全世界都差不多,而在这个季节,实在蔚为壮观也,让人疑惑莫非是火锅店的广告?刘胡兰说“天气那个虽冷我心里热”,那是因为解放军打了胜仗。可这些日本妹妹为啥如此不畏生冷捏?难道都属于俺爹说的“冬天穿得少,肯定不学好”吗?我对同行的春兰说:“当初娶个日本太太就好了,又不怎么吃饭又不怎么穿衣,而且也不怎么看书,这一年省多少钱呀!”春兰反驳道:“呸!你没看她们一年美容花多少钱哪?再说,得了关节炎,那看病不是钱哪?你没见日本满街都是整骨院吗?”我一想也是,自己的抄手问题还没整明白呢,管人家的抄腿问题岂不多余吗?
  最后想起,“抄手”一词还有个意思,就是“抄写文章的人”。这个职业随着电脑的普及似乎消失了,但在我看来,更准确的说法是“改行”了——改为直接在网络上面抄了。这可是比“袖手旁观”和“红油抄手”都更轻巧的哦。
第17节:说说阿扁的扁(1)
  说说阿扁的扁
  陈水扁先生今年不幸狗皮倒灶了,由马英九先生鹊巢鸠占。孔和尚曾在博客里出了道思考题,“扁”字跟“马”字合起来是个什么字?此题简单得近乎小学水平,颇有愚弄民众智商之嫌,所以很多人深想了一步,看出此题背后包含着孔和尚对台湾前途的隐忧也。
  其实这也不是孔和尚的发明。整整一百年前,也就是公元1908年,清光绪34年,广东革命党著名作家黄小配(1872-1913,笔名“黄帝嫡裔”,别号“世界一个人”),就在日本出版了一部谴责小说,名曰《大马扁》。这个“大马扁”,讽刺的是保皇党领袖康有为。书中借人物之口说道:“亏你还信康有为那人!我广东人那个不唤他做癫康?实则他诈癫扮戆,专一欺骗他人。本没点学问,又自称要做孔子,其实不过是个无赖子罢了。”
  如此贬损康有为,实在有欠公道,康有为好歹也是个大学者和思想家,除了托福,门门全优的。这不过是当时革命党人一腔热血,恨不能打倒一切保守派而已。用今天的话说,是“极左”了。倒是书前“吾庐主人梭功氏”的序中讲了几句公道话,说虽然“康梁二人,招摇海外,借题棍骗,于马扁界中,别开一新面目”,但这是“社会害康梁,非康梁之害社会也。康梁之棍骗,非康梁之罪,而社会之罪也。夫社会不平,金钱实为万恶之原,世界一日有金钱,即人类一日不能无罪恶。康梁不幸生不逢社会平等之日,自呱呱坠地时,即浸淫于金钱铜臭之内,迷惘既深,则诪张为幻,人情大抵皆然,况才足以济奸者乎?故吾人方言康梁之不暇,而可以棍骗为康梁罪哉?”又说“海外侨民,蒙于祖国情势,先入为主”,这才上了康梁的当。
  总而言之,归纳他的意思,是金钱社会、人欲横流,导致了“大马扁”的产生。不论他们讲改良,还是讲革命,不论讲台独,还是讲统一,其实都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而已,哪有一个货真价实的英雄?所以打倒了“康梁”,又出来个“蒋汪”,打倒了“刘邓”,又出来个“林江”,打倒了天地会,又出来个青红帮,打倒了马三立,又出来个郭德纲。人生代代无穷已,马扁年年只相似。咱小民百姓,大多数情况下,分不清谁是真英雄,谁是伪君子,所以“莫谈国事”,倒不失为一条安身妙策。今天咱不言马高,也不论扁低,仅从语文角度,单说说这个“扁毛畜生”的“扁”字。
  《说文解字》解释“扁”的意思曰:“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这是用的“拆字”解释法,把“扁”字拆为“户”和“册”,在门上写的标记,叫做“扁”。后来“扁”字的意思多了,就给这个意思单独设了一字,加了个框框,写作“匾”。比如你家防盗门上方钉了块木板,上面写着“啃的鸡”,或者“白虎节堂”,或者“色狼俱乐部”,那就叫“匾”。可是也有人怀疑这并非“扁”字的起源,因为最早的字都是象形字,“扁”从象形的角度看,下面是四条腿,上面是个驴头马面似的的东西,所以凡是叫“扁”的,必离畜生不远。还有的测字先生说,“扁”字下面是三个“空牙槽”,有槽无牙,故凡是叫“扁”的,撒谎成性,说话都靠不住。这个解释恐怕有点八卦了,与文字学无关,属于“江湖阐释”也。还有的促狭鬼说,“扁”的字形,就是半头野驴的肚子上被横着打了一枪,孔老师觉得这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罗列在此,不予采纳也。
  “扁”是门上写字,这是公认的。但并非门上写字都叫“扁”。如果是竖着写的,那叫“额”,只有横着写的叫“扁”,合称“匾额”。由此,就产生了“扁”的一个比喻意:宽而薄的东西,逐渐被形容为“扁”,名词变成了形容词。比如“扁豆”,“扁担”,“扁桃体”。由于“扁”的东西一般不够丰满,立体感不强,所以再进一步,“不圆的”和“鼓不起来”的东西也被称作“扁”。饺子不如包子圆满,故称“扁食”,“平足”也叫做“扁平足”,女郎的身材过于平板,就被叫做“阿扁公主”等等。现代小说理论中专门有一对概念,叫“圆型人物”和“扁型人物”,后者指的就是“性格单一不够丰满的人物形象”,这是英国学者佛斯特发明的。北大的马振方教授又发明了一个“锥型人物”,作为对二者的补充。
  汉语中的名词和形容词往往都可以做动词用,如果要将一个不扁的东西弄扁了,那么就可以直接说“扁之”。东西可以扁之,人也可以扁之,用现代北京话表述,就是“扁你丫的”,翻译成山东话,就是“俺揍扁了你个小舅子”。由此可见,“扁”字成了形容词以后,往往担负了一些不大正面的意义。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这不是好话。三圆四不扁,这也不是好话。让人痛扁了一顿,更不是好话。
  由“扁”字衍生出的其他字,也多数不大正派。“扁”字加个“人”,叫做“偏”,意思是“不正”和“不全”。偏心眼儿,就不适宜当领导;偏听偏信,则连群众也当不好。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曰:“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不正确的意见叫做“偏颇”,所以《尚书·洪范》教导我们要“无偏无颇”。娶个老婆但家里已经有夫人了,就叫“偏房”,住的地段不热闹,叫“偏僻”,皇帝如果跑到偏僻的地方苟延残喘,叫“偏安”。老师出的题邪门,叫“偏题”,学生把出偏题的老师骂得狗血喷头,叫“偏激”,对偏激的学生一贯歧视,叫“偏见”。横陈在水里的一条扁鱼,可能是“偏口鱼”,身体的一半行动不便,叫“偏枯”或者“偏瘫”。推着偏瘫的老婆四处去骗人,偏巧被一颗子弹打成偏坠,则可以导致政局偏转,偏畸获胜。
  这个“偏”字,在我们东北,还曾经是个专门的江湖术语,指“不良少女”。在六七十年代,广大都市青少年身心健康,朝气蓬勃,没有升学压力,也不用打工卖身,除了少数像孔和尚这样的变态学生整天读书外,其余的兄弟姐妹都是饱食终日,游手好闲,过着“阳光灿烂的日子”。所以其中就涌现出若干早熟的浮浪少年,男的一般被泛称为“小流氓”或者“小地赖子”,女的呢,北京地区叫“圈子”——现在的电视剧里都是这么叫的,王朔叶京傅彪冯小刚这些过来人都从这个称呼上找到了自己的少年情怀,我之所以喜欢这几人的作品,就是因为他们忠实于自己的历史记忆,绝不跟着那些汉奸一起污蔑自己的少年时代(更多更新盡在福哇小説下載w ww.F vaL. c n)。我很理解他们,但觉得“圈子”一词未免不雅。我们东北地区,很长时间都管那些游荡在马路上的姑娘叫“马子”,如果男性与之勾搭,叫做“挂马子”。这也是一个很不雅的叫法。在东北,你打架斗殴,杀人放火,甚至篡党夺权,都不会被人歧视。被人看不起的行为主要有两种,一个是“小提溜”,即小偷小摸,一个就是“挂马子”。英雄好汉应该不近女色,东北地区还保存着《水浒传》的光荣革命传统呢。谁家的儿子要是被指责“挂马子”,那就没脸见人。谁家的女儿要是被指责为“马子”,那地位还不如今天的三陪小姐呢。所以邻里之间或者公交乘客之间吵架,可以上骂三代,旁及姑表,但是不到忍无可忍血肉相拼之时,绝不可直骂对方是“马子”。
第18节:说说阿扁的扁(2)
  我家对面3号楼的一层,有个马子,她父母经常骂她,顶多也就是骂个“王八犊子”、“臭不要脸”之类。可是有一年夏天,她跟母亲对骂起来,把母亲气得暴跳如雷,抓起笤帚打她,她反推了母亲一把,从窗户跳出来。她母亲跳上窗台,大骂了一声:“你这个小马子!”女儿却毫不示弱,高声回敬了一句:“你这个老马子!”围观的众邻居都哈哈大笑,此后数日,他们全家人出门都抬不起头来。
  “马子”这个词变得太粗野之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些浮浪青少年组成的游荡群落中,开始管马子叫“偏”了。我揣测起源大概是“不正经、不正派”的意思。这个词的发音轻飘飘的,显得很神秘,甚至还有几分诗意。我现在一听京剧《二进宫》里那段“国太偏偏要让”,就觉得那国太有点像“偏”,心中不禁暗笑。而以前的“挂马子”则改称为“忽悠偏”,听上去仿佛是一种艺术工作。我后来到北京,结识了很多长发飘飘的美术家音乐家舞蹈家,虽然彼此是好朋友,但我心里还是有种偏见,觉得他们的工作就是“忽悠偏”的,可见语言对人的影响之深。
  一般的“偏”叫“小偏”,资深的“偏”叫“大偏”,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熟女”。经常有几个闲散兄弟聚集在楼前,指点着路上走过的女郎,判断哪个是“偏”,那个不是“偏”。有时候伸着脖子喊一句:“喂,小偏,过来吃冰棍呀。”女郎们一般都不搭理,偶尔也会遇到泼辣的回敬道:“你妈才是偏呢!回家忽悠你妈去。”那些兄弟相互打趣时,也会说:“哥们儿脸色发青啊,昨晚上忽悠偏去啦?”或者说:“咱们找几个小偏忽悠忽悠去?吃冰棍,我请客。”
  其他所谓的正派人,包括好学生好工人好干部,也经常谈论跟情色有关的话题,几乎每个月都会产生新的黄色笑话和故事。跟现在不同的是,那些笑话是纯黄色的,跟政治无关,更不会影射国家领导人。政治也是热门话题,但由“小道消息”来担负。我们“十八天大楼”有几位消息灵通又能说会道的人士,相当于凤凰卫视的杨锦麟加上评书大师单田芳。他们的节目分成若干类,分别叫做“小道消息”、“破案的”、“打仗的”和“流氓的”。其中“流氓的”就是情色类,包括“挂马子”、“搞对象”、“搞破鞋”和“两口子”等若干小类,与宋元话本小说的分类法惊人相似。我们这些小孩最爱听的是“破案的”和“打仗的”,比如《梅花党》、《一只绣花鞋》、《墨绿色尸体》、《许世友耍大刀》、《贺龙两把菜刀》、《珍宝岛打老毛子》等。大人们普遍爱听“小道消息”,而那些不良少年则爱听“流氓的”。现在有些人宣扬文革时期是什么“禁欲时代(更多更新盡在福哇小説下載w ww.F vaL. c n)”,完全是以讹传讹,闭眼胡说。那个时候虽然不如现在这般人欲横流,但男女关系还是很开放的,青年恋人或夫妻大大方方地“压马路”,吃冰糕,到了没路灯的地方就亲嘴儿,所有的公园里都有男女青年野合,小孩儿们捡到安全套就当气球吹。极个别的坏警察如果想发财的时候,就去捉拿,每个晚上都可以罚个三五块钱花花。当然,汉奸们想要攻击文革,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他们这个谣言破产了,又会转而攻击那时候住房紧张,所以青年们才到公园里去吧。这个观点俺倒是部分同意的,那时候人口从6亿到了8亿,确实住房比较紧张。但主要还是公园里环境幽雅,情调浪漫。现今的大学生和小白领们住房更加紧张,但公园一则去不起,二则到处都是铜臭气,还不如校园呢。人的心如果长偏了,则看问题必然是戴着“偏光镜”的。胡说中国人民禁欲十年,那中国飞速增长的几亿人口是从哪儿来的呢?那些对普通人民的幸福生活充满仇恨的朋友,你们干脆说文革时期年年山崩海啸,共产党从早到晚屠杀老百姓,十年没看见太阳,或者天天“日偏食”,岂不更加解恨么?
  话题扯远了,一偏就偏到天上去了。“偏”和“扁”是具有天然联系的,心地偏狭,则看人必扁。而实际上,这个“扁”字,也可以读做“偏”。比如“扁舟”,就有两种读法。如果意思是“编列众舟为船”,就读上声“扁”。如果意思是“一只小船”,就读平声“偏”。李白宣州谢眺楼诗云:“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苏轼《前赤壁赋》曰:“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所以“扁舟”,也可以写作“偏舟”,或者直接写成一个字:“艑”。战国时有个名医叫秦越人,人们都用上古神医的名字叫他“扁鹊”,现在的语文课本里还有《扁鹊见蔡桓公》这一篇。这个“扁鹊”的“扁”,读音就有争论。一般人和字典上都读“扁担”的“扁”,上声字。可是有人主张读“偏”,平声字,还有人主张读“遍”,去声字。孔和尚专门查阅了有关资料,发现这个争论远在唐朝时就发生了。孔和尚的专业是研究小说的,小说史上有一部重要史料,唐朝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面记载道:
第19节:说说阿扁的扁(3)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予令座客任道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有一秀才甚赏某呼“扁”字与“褊”同声,云世人皆误。予意其饰非,大笑之。近读甄立言《本草音义》引曹宪云:“扁,布典反。今步典,非也。案扁鹊姓秦,字越人。扁县郡属渤海。”
  到底这个字本来应该怎样读,对语音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著名语言学家叶桂桐教授和北大耿振生教授的论文。孔和尚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唐朝人的语音,已经跟今天比较接近了,起码“扁”字的两个读音,跟今天是一致的。所以中华民族的文明是一脉相承的,不论你走到台湾或者美国,如果欠扁的话,自然就有人扁你。不像那些拼音文字的蛮夷之邦,三五百年,语音就发生极大变化,所以孙子不认爷爷,后代不认祖宗,忠孝二字,闻所未闻,那都是情有可原的。至于阿扁同学口口声声说他不是中国人,那他这个“扁”字,应该怎样读呢?是读成“毙俺”还是读成“剥衣俺”呢?回到唐朝问一问,估计秦叔宝和尉迟恭都会毫不犹豫地说:“就是扁之的扁啊!”
  “扁”字如果加上“马”,就是“骗”,这是尽人皆知的。但有行家质疑,撒谎欺骗,跟“马”有什么关系啊?马比我们人要诚实多啦。从象形字的角度看,“扁”字本身就是个牲口,何必再捆绑上一匹“马”呢,小马哥完全是无辜的啊。这个“骗”字,其实是从“谝”字的误写得来的。“扁”这个畜生,如果开口说话,加上一个“言”字旁,那就叫“谝”,后来引申为吹牛、闲聊天。至今西北诸省,都把不负责任的说闲话,叫做“谝”。我有一次去西安某大学讲座后,被一群热情的女娃子包围起来,说“饿们今天不想放你走,饿们今天要好好跟你谝一谝。”我说:“不就是谝个闲传么?你们去给饿买两个肉夹馍来——抹点油泼辣子,饿听听你们到底能谝出个啥。”陕西话的“谝闲传”,发音近似“撇旱船”,听起来特别亲民,特别草根。假如台湾的“撇旱船”大师阿扁先生用陕西话去竞选,那马英九可能一辈子都没希望了。
  “扁”字如果加上足旁,就是“蹁”,等于多生了一只脚,表示走路不正。如果加上石旁,就是“碥”,意思是岸边长歪了的石头。如果加上火旁,就是“煸”,表示把菜炒得半生不熟。例如“干煸扁豆”就是一道名菜,扁豆炒得太熟就比汉奸的骨头还软了,所以对待这种欠扁的东西就得“干煸”。“扁”字加上虫旁,是人人见了恐惧讨厌的“蝙蝠”。“扁”字加上鱼旁,为“鳊”,是一种削尖了脑袋到处钻营的小扁鱼,用葱花料酒炝锅后稍炖一会儿,非常美味。“扁”字披上衣服,是气量狭小的“褊”,披上丝绸衣服,是胡编乱造的“编”。只有戴上斗笠,成了长篇大论的“篇”,才有几分文化气象。如果粘上翅膀,“翩翩”起舞,就更增添了几分魅力,但弄不好,又成了“百年魔怪舞翩跹”。“扁”字最好还是选择“三十六计走为上”,虽然狗皮倒灶,却可以落个体面的结局,不论是“玩徧众生”的“徧”,还是“又谝了一遍”的“遍”,都不失为一场有滋有味的人生阅历也。
  看来土里土气的一个“扁”,却暗藏许多奥妙,竟然是个不同寻常的字咧。怪不得陈水扁先生敢用“罄竹难书”来形容台湾各界的丰功伟业,以此表示使用繁体字的台湾比使用简化字的大陆语文水平高,这确实跟俺们普通中国人差距比较大也。单从本文挂一漏万的“扁”字之分析上,也足证扁父先生给他取了一个多么伟大的名字,阿扁一家祖孙十八代的功德真是“擢发难数”啊。
  有个相声叫《看匾》,几个近视眼争论匾上的字到底是什么,而其实那匾还没挂出来呢。然而孔和尚要说的是,即使那匾挂出来了,挂了几年,几十年,几百年,例如故宫里的“正大光明”匾,还有孙中山写的“天下为公”匾,我们就看懂了那匾上的字么?
第20节:脍炙人口说脍炙(1)
  古人云:“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和尚云:“何处没有扁,大扁加小扁。”幸好,并不都是大马扁。
  脍炙人口说脍炙
  自从30年前中国大张旗鼓地挺进野蛮发展阶段以来,国人的饮食也日趋“野蛮化”。吃陈粮、喝毒奶之外,大小城市遍布烧烤,街头巷尾,烟熏火燎,就是其标志之一。由陈佩斯那厮公然在春晚上大烤羊肉串开始,发展到陆海空、麻辣烫无所不烤,连大蒜香蕉萝卜皮也能烤着吃。套用老舍先生的一篇文章,真可谓“烤而不死是为神”了。
  新世纪之初,俺到韩国蛰伏了两年;隔了5载,又到日本隐居了一年,发现韩日两国也流行烧烤,只是规模比较小,尚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耳。中国现在到处是韩国烧烤城,什么权金城啊,汉拿山啊,导致国人误以为高丽朋友天天吃烧烤。这正如刚学汉语的纯朴老外,以为中国人天天吃北京烤鸭。日韩两国的饮食都较贵,老百姓不比中国市民可以天天下馆子。像中国人这种吃法,每年扔掉的剩饭就可养活两个非洲的,无论那个外国都承受不起,用不了3年就把经济吃崩溃了。中国人太能吃也太会吃,几十年前,本来人民公社办得好好的,忽然刮起了一股“大食堂”的妖风,集体开伙,白吃白喝。结果愣把好些地方的集体经济给吃垮了,狂吃一年的代价是挨饿三载。人家外国就从来没这么吃过。例如韩国,平时以泡菜和酱汤为主,又节约又健康,隔三差五出去打打牙祭就算改善生活了,韩国话叫做“肉补”,就是补补肉,解解馋的意思。
  俺在韩国的时候,韩国朋友对于他们的烧烤文化很自豪,多次问我:你们中国人不会吃烧烤吧?这还是比较了解中国的朋友,他们的知识里,中国人都是吃炒菜的。倘若不了解中国的韩国人,从小受美国式教育长大的,那就以为中国人什么也吃不上,每年饿死几千万,饥寒交迫,跟他们60年代一样,每天在美国大兵的垃圾堆里拣罐头盒子舔呢。
  后来到了日本,发现他们也有同样的想法,只不过日本人腼腆含蓄,一般不直接问,害怕伤了中国穷朋友的自尊。俺于是决定找个机会给他们上一堂烧烤课,促进一下大东亚之共荣。一天,十来位学中文的大学生研究生请俺去吃烧烤,里边有日本人韩国人和泰国人马来人,都是亚洲兄弟。十盘绚丽多彩的大和黑牛端上来,俺开口赞道:“好棒的牛肉,你看这花纹,大理石一般,真舍不得吃啊。”结果刚一开吃,便涉及到了中国人是否吃烧烤的问题。孔老师已然备了课,而且书包里带了读书卡片,便缓缓言道:“中国不但吃烧烤,而且遍地开花,无所不烤。你们学过的北京烤鸭,不就是烤吗?北京有两个烤肉老字号,一个叫烤肉宛,一个叫烤肉季。更不用说其他地方的烤乳猪、烤全羊了。在中国,从鸡鸭鱼肉到蔬菜水果,除了人肉,都可以烤。”
  学生们不禁大乐。初学汉语的朴仁铉,是一位坚决反美的左翼朋友,他瓮声瓮气地说:“那不比上我们韩国,我们的国里,人肉也烤可以,不过只烤白种人,把他们的外肉烤吃了,里的骨头做出来高级白汤。”
  崔俊生的汉语比较自信,他卷着舌头,赶紧插了一句:“别听他瞎说儿,他做梦都想吃美国人儿,我们韩国儿,压根儿没有人肉饭馆儿。”赵静淑的基础汉语,是去台湾学的,她慢悠悠地言道:“我有听说中国现在蛮喜欢吃烧烤的,是有受韩国的影响吧?你们过去是不吃的吧?”我说:“中国人是吃烧烤的老祖宗,我们从周口店、河姆渡和三星堆时代(更多更新盡在福哇小説下載w ww.F vaL. c n),就开始吃烧烤了。”韩国同学觉得似乎有道理,便又说:“那你们以前肯定不吃生鱼片的吧?吃生鱼片应该是受韩流影响吧?”我说:“中国吃生鱼片的历史就更早了,在没有发明火以前,主要是吃生鱼生肉,后来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我们就生的熟的一起吃了。”
  风姿淑婉的村山秀美说:“原洗谢会的历洗,一般都系介样,但系中国用文字写的古代谢会里,有吃生的食的笔记吗?”我说:“你们等我吃上两口,再为诸君道来。”
第21节:脍炙人口说脍炙(2)
  咱们先讲两个汉字吧。中国有个成语,叫做“脍炙人口”,表示人人赞美的好文章好行为。为什么叫脍炙人口呢?这个脍,就是切得很细的肉片鱼片。炙,就是烤肉,这是个会意字,下面是火,上面是肉。汉字中的这个“月”做偏旁的时候,表示肉。你们看,人人赞美的好东西,用生肉片生鱼片和烤肉来比喻,这不是说明中国古人非常喜欢吃它们吗?
  《论语》里有句孔子的名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表明周朝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可以把肉片切得非常细薄来显示生活的精致了。现在日本吃生鱼片,还用这个脍字,有的地方写成“鲙”,挂在饭馆的门口。你们韩国的生鱼片的发音,不也是kuai吗?其实就是脍。当然,鱼生的种类丰富了,又发展出一些别的词,不限于这个脍字。《礼记》上说:“肉腥,细者为脍,大者为轩。”这一点,日本还继承着,日本的生鱼片切得比较厚者,叫做短册,在《礼记》里,叫做札。日本是比较完整地保留着中国的古风的。鲁迅曾经调侃说孔夫子有胃病,其实孔子的意思是吃饭不要太精细了,但要讲究礼仪和卫生。《礼记》中云:“凡进食之礼,脍炙处外,醯酱处内。”意思是饭菜上桌时,要把油盐酱醋等佐料放在靠近人的内侧,生鱼片和烤肉片放在外侧。现在我们中日韩三国不都是这样的吗?日本的女大学生所学习的家政课,一项主要的内容就是如何“摆盘子”。而欧美人吃饭不是这样,每人面前一盘子牛排啊匹萨啊,或者煮熟的土豆蛋子啊,盐面胡椒面等装在小瓶里,放在旁边或者桌子中间,感觉口味儿不合适,就抓起小瓶胡洒一气,基本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
  戴着厚厚眼镜的原田大庄说:“嗯,介说明中国古代也系七烧烤的,可系怎么能够证明中国古代的人非常喜欢七烧烤,超过喜欢七别的东西呢?”
  我拿过一张纸,边写边说,等于上课了。《诗经》里有一篇《六月》,结尾有一句:“饮御诸友,炰鳖脍鲤。”出征凯旋,大家一起吃喝玩乐,烤大王八吃,还有鲤鱼的刺身。这个“炰”字,现在写做大炮的“炮”,本来的意思就是烧烤,而且是“整个浪”地烤,类似于“叫花鸡”的烤法,属于最野蛮的烧烤。现在我们管“粗制滥造”叫做“炮制”。这个炮制,本来是做中药的一种方法,就是把草药放在火上烘烤。你们韩国人说的“韩药”里,也使用这个术语。北宋大诗人苏东坡,有一首《和桃花源》诗,里面说:“耘樵得甘芳,龁齿谢炮制。”南宋的大诗人陆游,有一首《离家示妻子》写道:“儿为检药笼,桂姜手炮煎。”明白吗,中国人吃药都是要烧烤的。
  商朝有个暴君叫纣王,发明一种酷刑,叫“炮烙”,就是把人当动物来烤。不过,他只是折磨人,并不是要吃人肉。而中非曾经有个暴君,叫博萨卡,他却喜欢吃烤人肉。他的皇宫里有个专用大厨房,挂着很多刚刚杀害的儿童和美女的尸体,天天给他烤着吃。他把示威游行的学生抓来烤着吃了,还强迫学生家长一块吃,简直令人发指。他把国家财产都变成个人财富,存到西方的银行里,所以帝国主义支持他。但他太残暴了,后来还是被推翻了。
  再说这个炮字,后来因为多用于“枪炮”的意思了,所以不再用来表示烧烤。《诗经·瓠叶》里说:“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这里的炮和燔,都是烧烤的意思。老百姓招待客人,拿不出羊肉猪肉,烤个兔子吃,也算够意思了。现在的北京市民,还喜欢吃兔头。汪曾祺有篇小说《安乐居》,专门描绘过吃兔头:
  最受欢迎的是兔头。一个酱兔头,三四毛钱,至大也就是五毛多钱,喝二两酒,够了。——这还是一年多以前的事,现在如果还有兔头也该涨价了。这些酒客们吃兔头是有一定章法的,先掰哪儿,后掰哪儿,最后磕开脑绷骨,把兔脑掏出来吃掉。没有抓起来乱啃的,吃得非常干净,连一丝肉都不剩。安乐居每年卖出的兔头真不老少。这个小饭馆大可另挂一块招牌:“兔头酒家”。
第22节:脍炙人口说脍炙(3)
  不过汪曾祺写的是酱兔头,不是烧兔头。古代有个形容最高级珍馐佳肴的成语,叫“烹龙炮凤”或者“炮凤烹龙”,其实凤是用野鸡代替的,龙是用白马代替的。这个“炮”,今天读“包”。现在中国有一个菜,叫“锅包肉”——注意,不是韩国的菜叶包烤肉。其烹饪步骤里,也是先要“烧一下”的。北方口味儿重,容易把这个菜烧得太焦熟了,有的地方也叫“锅爆肉”。
  要说中国古人是否超级喜欢脍炙,除了孔子那么讲究之外,孟子也是一个例子。公孙丑曾经问孟子:“脍炙与羊枣孰美?”孟子大吼一声:“脍炙哉!”看,凡是革命英雄,都毫不掩饰自己对美食的欲望也。羊枣的味道也不错,但跟脍炙比起来,就显得又黑又瘦、味同嚼蜡了。
  我再举几篇“七”字体的古文。汉魏时期,流行一种炫耀辞藻的骈文,题目都叫“七”什么。曹操的儿子曹植,写过一篇《七启》,里边要“脍西海之飞鳞。”孙毓的《七诱》则要“脍天流之潜鲂。”说的都是名贵的鱼生。枚乘的《七发》里客人向太子推荐的美味是“熊蹯之臑,芍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鲙。”连烧烤带刺身,包括佐料都全了。桓鳞的《七说》中“鲤之脍,叠似蚋羽。”形容鲤鱼片被切得宛如蚊子的翅膀那么薄。傅毅的《七激》则写道:“涔养之鱼,脍其鲤鲂。分毫之割,纤如发芒。”已经超过孔子说的“脍不厌细”了。傅玄的《七谟》就描绘得更玄了:‘脍锦肤,脔斑胎,飞刀浮切,毫分缕解。动从风散,聚似霞委。流采成文,灿若红绮。”简直如梦如幻,写得让人又想大吃,又舍不得吃,把生鱼片写到了仙境。还有刘邵的《七华》,张衡的《七辨》,张协的《七命》,里面的烧烤和鱼生,都写得相当诱人。当年北大的葛晓音老师教我们魏晋文学时,说这些“七”体的文章如何如何美,我和罗文华同学便回去读了。罗文华感受最深的是文章里有好多字不认识,这促使他成了我们班查《康熙字典》的第一高手。而我感受最深的是文章里有好多佳肴美味,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吃到俺嘴里呀。
  吃生鱼片最有名的,要数西晋的张翰。这位张大哥字季鹰,是苏州人,在洛阳做官,总觉得河南菜不如苏州菜好吃。《晋书·张翰传》里写他“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他说人活在世上,舒服快乐是第一位的,跑这么老远当个破官儿,为了虚名而丢弃了莼菜羹和鲈鱼脍,那简直是大傻帽!于是他老兄就毅然辞官,回家享清福去了。这应该是世界上价钱最贵的刺身吧。他为美食而抛弃名利,却恰恰留下了千古美名,这不值得那些为了名利而时常泯灭人性之辈深思吗?他说的莼羹,让我想起现代苏州籍作家叶圣陶写过一篇《藕与莼菜》,是语文教材里的名篇。而鲈鱼脍,更是名肴。唐朝元稹《酬友封话旧叙怀十二韵》里说:“莼菜银丝嫩,鲈鱼雪片肥。”看了就让人流口水。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更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里面写道:“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用的就是张翰的典故。据江浙的美食家说,鲈鱼脍最好搭配着莼菜羹一起吃,那样就相得益彰,相映生辉了。
  刺身中本来鲤鱼最著名。《诗经·衡门》曰:“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东汉蔡邕诗曰:“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南北朝的神医陶弘景称赞鲤鱼是“诸鱼之长,食品上味”。至今黄河鲤鱼仍然是山东河南的名菜。可是从张翰开始,鲈鱼渐渐名满天下,“莼鲈之思”成了怀念故乡的一个成语。李白写过:“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白居易《偶吟》中说:“犹有鲈鱼莼菜兴,来春或拟往江东。”苏东坡写过:“季鹰真得水中仙,直为鲈鱼也自贤”。北宋的范仲淹有一首《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入风波里。”这首诗,中国的小学生都会背,所以现在中国饭店里的鲈鱼很贵。而鲤鱼在唐朝以前名气很大,到唐朝的时候因为跟皇帝同姓,倒霉了,很长时间严禁捕吃,所以在大诗人笔下出现得少了,而且都不是当做美食来写。李白写过:“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未成龙,归来伴凡鱼。”岑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开篇是:“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都不算特著名。最好的要数李商隐的《板桥晓别》:“回望高城落晓河,长亭窗户压微波。水仙欲上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但又比较晦涩。缺乏脍炙人口的名篇,鲤鱼渐渐就世俗化了,价格不但赶不上鲈鱼,连鳜鱼和武昌鱼都不如,因为唐朝张志和的《渔歌子》写过“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而毛泽东的《水调歌头·游泳》写过“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中国是文化大国,商品的价格往往要由文化含量来决定啊。有趣的是,日本平安朝的嵯峨天皇,模拟张志和写了一首《渔歌子》:“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鲈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可见,日本也喜欢鲈鱼胜过鲤鱼。我在日本看见河里到处都是肥硕的大鲤鱼,拥挤成一大片,跟北京街头堵车一样,竟然没人捕捞,真是太可惜啦。
第23节:脍炙人口说脍炙(4)
  原田问:“我机道我们日本七生鱼片是受唐朝的学习,唐朝以后,中国人还七刺身吗?”
  我说:吃啊。比如元朝的大戏剧家关汉卿,写过一部《望江亭》,这个戏现在的京剧还在演。《望江亭》的全名叫《望江亭中秋切脍旦》,就是美女切生鱼片的故事。里面的女主人公谭记儿,为了救她的郎君,中秋时节,在望江亭上,用一条“三尺锦鳞”,骗走了杨衙内的金牌。观众一般都牵挂她的命运,或者欣赏她的唱腔——京剧这个戏唱得最有名的是张君秋先生,而我还多了一份牵挂,她篮子里的那条金色鲤鱼,多么好吃啊。杂剧的第三折叫《献鲙》,原词唱道:“则这鱼鳞甲鲜滋味别,这鱼不宜那水煮油煎,则是那薄批细切。”听着就馋人。杨衙内还想煎着吃,随从提醒他:“大人,不要他切就村了。”可见那时候鲜鱼生切着吃,还是一种不俗的品位呢。
  “那近代的狮吼,中国人好像七筷子的少了吧?”小胖子麻尾忽然发问。
  我先给他纠正发音:“时候,不是狮吼。脍炙,不是筷子。”然后说:中国越到近代,就吃脍炙越少,你说的对。为什么呢?一是因为中国的烹饪科学越来越发达,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体系,做菜吃菜的方法成百上千,煎、炒、烹、炸、溜、煮、焖、汆、蒸、扒、炝、煸、煲、煨、熬、涮……而烧烤和生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不是绝对没有人吃了,而是在整个系统中占的比例小了。二是中国人觉得,烧烤和生吃,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主要依靠“手艺”,而工具和配料的效能发挥不够,产品的文化综合性不强,显示不出文明的水平,谁都能学会。在中国当厨师,是技术和艺术兼备的一种工作,现在还要专门学习和考试的。当然,在日本,做刺身的厨师也是讲究技术水平的,但跟中国的厨师比起来,是远远不在一个层次上的。日本的刺身师傅技术再好,也达不到傅玄说的“飞刀浮切,毫分缕解。动从风散,聚似霞委”的境界吧。
  唐朝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写一个善于切脍的高手南孝廉“能作鲙,彀薄缕细,轻可吹起。操刀响捷,若合节奏。因会客炫伎,先起架以陈之,忽暴风雨。震一声,鲙悉化为胡蝶飞去。南惊惧,遂折刀,誓不复作。”这种轻盈得能够吹起来的鱼片,叫做“化蝶脍”。杜甫写过:“豉化莼丝熟,刀鸣脍缕飞”和“饔子左右挥霜刀,脍飞金盘白雪高”。杜甫成天哭穷,其实是个大美食家,他经常在河边等着刚打上来的鲜鱼,就地大吃一顿。宋朝的黄庭坚写过:“虀臼方看金作屑,脍盘已见雪成堆。”这已经达到庄子讲的“庖丁解牛”的境地了。中国的高等宴席上,烧烤和刺身可以当做一道菜,但是宴席的档次和厨师的水平主要是通过其他主菜来显示的。即使是家常菜,例如普普通通的一道“地三鲜”或者“宫保鸡丁”,其技术含量也胜过烧烤和刺身的。
  还有第三个原因,烧烤和生食,不能完全杀灭食物中的病菌和寄生虫,容易使人生病。这在人口密度不太大的古代还不重要,到了人口大幅度增长,都市人口密度激增的近古,就需要注意了。明朝的李时珍就告诫过,多吃生鱼片,对健康有害。他的《本草纲目》中写道:“鱼脍肉生,损人尤甚,为症瘕,为固疾,为奇瘤,不可不知。”今天很多中国人看到生肉生鱼,还是不敢吃,这并非胆小,而是人类文明成果在潜意识中的积淀,生命的本能告诉他,这个东西有危险,不可随便吃。为什么我们说火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开始呢?掌握了火,就掌握了改造世界万物的利器,有火则“明”矣。
  泰国的皮绍福同学说:“那现在中国人又开始吃烧烤和生鱼了,是不是不文明了?”
  我说:“如果完全吃生的,不吃熟的,那是倒退,是不文明了。但中国人现在总体上还是吃熟的,而且是非常熟的。中国人一般不吃半生不熟的鱼肉,半生不熟在汉语里是个贬义词。连蔬菜,中国人也做熟了吃。西方人生吃蔬菜,嘎吱嘎吱嚼得满嘴淌绿水儿,中国人觉得他们跟兔子一样,很可怜。中国人最早懂得了温度与文明的关系,喝开水,吃熟食,这是文明高度发达的结果。当然,太文明了,就容易腐败,中国人把太多的智慧用在研究好吃好喝的问题上了。所以现在,中国人煎炒烹炸吃腻了之后,也时常吃点烧烤,假装豪爽随意,逃避一下繁忙紧张的都市工作压力。这是寻找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并不是要回到古代去。中国人主要吃的还是八大菜系的菜。”
第24节:脍炙人口说脍炙(5)
  赵静淑问:“中国人经常有说八大菜系,我们的课文里也学了八大菜系。那么到底哪一个菜系最好吃呢?”
  我说:“八大菜系各有特色和绝活,其中也有相互交融的共通之处。例如闽菜的细刀高汤、浙菜的南料北烹、徽菜的色油并重、湘菜的香酸软辣等。其中鲁菜川菜苏菜三大体系最重要,因为这三大区域文明最悠久,物产最丰富。鲁菜是英雄气概,川菜是名士风度,苏菜是美人清韵。粤菜也不错,好比浪荡公子,可以排第四位,但是广东人喜欢生食,而且什么东西都吃,所以广东地区跟食物相关的传染病全国最多。广东有道名菜‘龙虎斗’,用的是猫和蛇。但猫和蛇无论怎么做,体内的寄生虫都是杀不绝的。猫能够跟人类友好相处百十万年,古人也不吃猫,这都是非常有道理的。日本人喜欢吃生鱼片,但你们主要吃海鱼,而且是深海鱼类,又注意食品安全检测,所以得病比较少。现在深海鱼类也开始受到污染,美国专家告诫,每周吃鱼不可多于两次,总量不超过340克,孕妇不超过60克啊。”
  村山秀美说:“看来中国人还系最懂得七啊。我看你们中国人七生鱼片的席候,用很多的醋和酱油七,喜番那样的味道么?”
  我告诉他们,喜欢味道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克制里面的细菌。李时珍老师教导我们:“凡诸鱼之鲜活者,薄切洗净血腥,沃以蒜、羹、姜、醋五味食之。”中国人讲究五味,用阴阳五行的道理保持食物在体内的生态平衡,例如吃茄子一定放蒜,吃螃蟹一定配姜,就是这个道理。张衡的《七辩》中说:“审其齐和,适其辛酸。芳目姜椒,拂吕桂兰。”调味的方法写得很详细。其实孔子两千多年前就指出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食物不新鲜,色味不正常,烹饪不到位,时间不合适,佐料不搭配,都不能吃。这并非是酸文假醋地穷摆谱,而是人类最早的“食品卫生法”也。
  现在吃生鱼片,当以日本为正宗。张协的《七命》里形容鱼片是“红肌绮散,素肤雪落”,形容绝世美人也不过如此了。我在日本就真的吃到了这么漂亮的美味,东京大学的中文科为了招待我,特意重金预约了日本最著名的刺身,其中最名贵的那条鱼,当天东京湾只打到了一条,天皇也只能预约第二天的了。而日本的佐料是酱油和山葵,另配萝卜丝海苔之类。日本的生鱼片,历史上有过多种写法,例如指味、差身、差味、差酢、刺子、刺躬,现在统一写作“刺身”,用东京话发音是“洒西米”。熟稔日本文化的郭沫若,曾经于1954年12月21日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发表一篇《刺身论》。他说sashimi本来是潮州人吃鱼生时所用的酱油,当地叫做“三渗”,大概是用酱油、醋和生姜汁三种佐料来食用生鱼片。而samsham(三渗)的发音因日本人不能发鼻音而说成sashimi。郭沫若的推断有一定的道理。现在韩国的著名品牌“三星”的发音,就有点接近samsham(三渗)。而潮州文化确实对日本文化有影响的,中国最爱吃鱼生的地方就是潮州。从潮州,厦门,经过台湾、冲绳、到日本本土,有一条很清晰的风俗文化变迁路线。我的林祁师姐在日本多年,她说一到冲绳,简直就像回到了她的福建老家也,东京大学的林少阳教授也有类似看法。从佐料名变成菜名,似乎符合文化误读的规律,也可聊备一说吧。
  崔俊生道:“反正孔老师的意思是说儿,我们韩国和日本的文化儿,都是向中国学习的结果儿,我这么理解,没错儿吧?”
  我说:“可不是那个意思。韩国和日本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中日韩互相影响、彼此融合的地方很多,但也各有所长,不必事事要一争长短。就拿烧烤和刺身来说吧,虽然中国古已有之,而且丰富多彩,但韩国和日本都发展出了自己的特长。现在要说吃烤肉,我是很喜欢汉城和光州的烧烤的。要说吃刺身,那无论韩国还是日本,都比中国要高级多了,例如我在仁川海边吃的生鱼,在北海道函馆海边吃的海胆,都是我终身难忘的。在日本,我吃到了品种最多的鱼,很多鱼的名字都是第一次知道。文化遗产的发明权归谁,并不那么重要,关键是谁能体会出其中的文化滋味,才算是真正的文化主人啊。刚才这几盘子上等精肉,用傅玄的话说,真是流采成文,灿若红绮,要是不懂得欣赏,那就好比暴殄天物,可惜一边说话,都吃完了。你们今天又听我上了这宝贵的一课,这就叫做亲炙纶音啊——咱们再来5盘大和黑牛吧。”
第25节:台湾已是武林天下
  学生们都说:“孔老师讲得真是脍炙人口啊,我们也更想吃多了,再来5盘是太少了,我们再来10盘吧。”
  孔老师说:“好,这就叫炙不厌多,脍不厌嫩也。”
  台湾已是武林天下
  前些天,著名武侠出版家宋德令先生从台湾打来电话,一开口就是:“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我心想,洒家最近既未离婚也未买房,既未露点也未走光,祝贺我什么呀?便随口客气道:“哪里哪里,多谢多谢!全都拜托朋友们啦!”宋先生答道:“是呀,我们大家都一起去帮忙啊,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去给马英九投票,马英九终于当选啦,咱们中国人民的愿望终于实现啦。”
  哦,原来是祝贺马英九,我道的哪门子谢呀?于是我改口说:“是呀,确实不容易啊,看来是人心所向吧。”
  宋先生说:“我们从下午就订了饭店,一边喝酒一边看直播。等结果终于出来——喔!我们兴奋哪!多么值得祝贺呀!”
  宋大哥的情绪感染了我,我说:“是啊,是值得祝贺。不过,更值得祝贺的,是咱们武林中人,当上了台湾的领导啦!”
  马英九政治方面的各项素质和价值取向,孔某人隔岸观火,不便评价。但据我所知,马英九年青时代(更多更新盡在福哇小説下載w ww.F vaL. c n),曾经写过武侠小说。那时,正是台湾武侠风起云涌的时代(更多更新盡在福哇小説下載w ww.F vaL. c n),司马翎卧龙生上官鼎、古龙柳残阳诸葛青云,一个个雄姿英发,撒豆成兵。马英九也是那时的热血青年之一,倘若坚持写下去,就凭这个潇洒的名字,也很有可能成为一代名家。但小马哥志不在此,而是将一腔豪情投入了现实的人生大业。
  本次竞选,当王金平拒绝做他的副手时,小马恳请萧万长出山相助,萧万长本已金盆洗手,宣布退出五岳剑盟,几次谢绝。但最后,马英九一句话打动了他的壮怀:“台湾已经搞到今天这步田地,我们要救台湾!”这句话,说出了小马哥的侠士胸怀。台湾媒体称马英九具有侠客风范,这大概是从他在狂风恶浪面前处变不惊、终于化险为夷的气度上说的,我觉得多少有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但我听说马英九竞选时,贴身保镖竟然是古龙的儿子,我顿时就明白了小马的心思——古龙的儿子未必功夫就高,请他做保镖,主要出于象征意义,象征着马英九对中华武侠精神的推崇。
  如果说马英九的当选,还只能说明武侠精神的局部胜利的话,那么另一位人物的入阁,则铁证如山地证明了,台湾已是武林天下。这就是随即担任台湾“行政院长”的刘兆玄。
  熟悉台湾政局的人士都知道,刘兆玄是湖南衡阳人,1943年出生,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化学博士,《科学杂志》总编,当过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和东吴大学校长。为保护学生,他曾抗议当局随便进校来抓共产党。后来当过台湾交通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是响当当的学者型政治家。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刘兆玄还是大名鼎鼎的武侠作家!
  大陆的武侠迷可能会问:刘兆玄?武侠作家?没听说过呀。
  孔老师告诉你,听说过“上官鼎”吧?你以为大名鼎鼎的“上官鼎”是复姓上官名鼎吗?错啦。用黄健翔的话说,“上官鼎”,他不是一个人!这是三兄弟共同使用的一个笔名。三兄弟者,刘兆玄、刘兆黎、刘兆凯是也。上官者,预示三兄弟中的老大刘兆玄,必将担任高官也,“鼎”者,三兄弟手足相助,三足鼎立也。而他们共同创作的武侠小说,核心执笔人即为刘兆玄。60年代初,他就为古龙打工,代古龙续写过《剑毒梅香》(《河洛一剑》)。发现自己功夫很深后,遂自立门户,以《沉沙谷》一举成名。后来又写有《长干行》、《铁骑令》、《烽原豪侠传》、《七步干戈》、《萍踪万里录》、《侠骨头》、《金刀亭》等。1968年,因为要出国留学,刘兆玄“登报宣告封笔”,从此专攻化学,以“悲酥清风”和“三笑逍遥散”独步江湖。如今虽已金盆洗手(稍有些许绯闻),但仍以武林前辈自诩。2005年金庸访台,刘兆玄是当仁不让的座上嘉宾也。
第26节:武术能不能进奥运(1)
  闻知马英九当选,大陆武侠刊物的龙头老大,《今古传奇》武侠版的主编冯知明先生,便萌生了向马英九约稿的念头。孔老师一听,坚决支持,并认为海峡两岸真正实现三通的最佳方式,就是首先实现“武侠精神”的相通也。近年来“大陆新武侠”人才辈出,武侠小说进入了“自主创新期”,涌现出凤歌、小椴、步非烟、沧月等名家。台湾方面也浮出了一代新人,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出身的郑丰,竟然是国民党元老陈诚将军的孙女。借用冯主编的话说:“这帮武侠作家大都学历很高,心中澎湃着民族主义热血、爱国主义激情。有这样一批人支撑我们的刊物,使我们的刊物表现出一种极强的历史继承性、时代(更多更新盡在福哇小説下載w ww.F vaL. c n)包容性和跨文化的延展性。”
  因此孔某认为,今日的台湾,已是“武林天下”。希望台湾新一届领导人,发扬我中华武侠精神,立志为国为民,追求侠之大者,以千秋青史做明鉴,为两岸苍生谋永福。
  武术能不能进奥运
  凌晨被万蹄乱踏之声震醒,以为张艺谋大哥在俺窗下率众击缶,又搞开幕式也。仔细一听,是哗哗的大雨,宛如天在哭泣。想起曾有占卜大师预测,八月北京“将有大震”,不禁一笑。此大震之说,实乃暗喻华国锋逝世也。虽只在位三载,按照封建迷信,也算一朝天子,天子驾崩,即为“天崩地裂”也。
  下午冒雨去中国网,跟北京社科院的体育专家金灿老师一起谈武术进奥运的问题。金灿老师主要讲了奥运规则掌控于欧美之手,人家不乐意中国扩大奥运优势,这是武术进奥运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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