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是一年也等不得了，就想这个月或者下个月内跟你结婚。”
“你疯了，”我说，“简直是信口胡说。”
我想他已经失去了理智，后来，他终于冷静了下来，正视现实。这件事对我母亲震动很大。她曾一直为此而担忧，不过仅是担忧而已。她听说阿尔奇将要离开这里去素尔伯里平原，如释重负。可是猛然将她推到既成的事实面前，她懵了。
我对母亲说：“很抱歉，妈妈，我不得不告诉您，阿尔奇·克里斯蒂向我求婚了，我想嫁给他，非常地想。”
然而我们却不得不面对现实——尽管阿尔奇不情愿这样，母亲仍然固执己见：“你们用什么结婚？”她质问道，“你们二人有钱吗？”我们的经济状况的确槽透了。阿尔奇仅仅是一个年轻的少尉，只比我年长一岁，没有分文储蓄，全靠自己的微薄的收入和他母亲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一点点资助。而我却只有祖父遗嘱中的每年一百英镑的固定收入。至少要等好几年，阿尔奇才能有经济能力建立家庭。
他临行前痛苦地对我说：“你母亲让我面对现实。我认为其他都无所谓！不管怎样，反正我们得结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认为我们目前还不能够结婚。我将为此不惜一切努力，想尽一切办法。到了空军情况会好些的……只是在空军里也跟在陆军里一样，不鼓励年轻军人早结婚。”我们彼此望着，我们都还年轻，却也深深陷入两情缱绻的热恋之中。
我们的婚约维持了一年半。这期间俩人的感情波动很大，忽冷忽热，内心中充满着愁苦，因为彼此都感到我们所追求的乃是某种永远不可及得的幻影。
我拖延了近一个月没给里吉写信，主要出于负疚之感，也多少因为我难以使自己相信眼前突然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也许我很快就会从梦幻中清醒过来，回到我的过去。
尽管如此地歉疚和感伤，给里吉的信终究要写的，更糟糕的是里吉对我表示同情和宽容。他劝我不要为此而苦恼，他相信这不是我的过错；这类事情屡有发生，在所难免。
我们的境况槽得不能再糟了，穷得叮当响。此时家里又遭受了一个经济上的打击。曾与我祖父合股的纽约H．B．查夫林公司突然破产了。这意味着母亲每年惟一的收入完全断绝了。姨婆情况不同，比较幸运。她的钱也曾留在查夫林的股份中。公司的股东之一，贝里先生一直为她的资产而担忧操心。作为纳瑟尼尔，米勒的遗婿的代理人，他觉得应该对她负责。姨婆需要用钱时，只要给他写封信，贝里先生就会汇寄现金来。一天，贝里忽然向她提出建议，请求允许将她的资本投入别的股份公司中，姨婆感到忧伤和不安。
“您是说，要我把钱从查夫林公司的股份中抽出来吗：”贝里先生闪烁其词地对她说：“您得亲自督管您的投资，您生在英国，又居住在英国，但又是美国人的遗妻，目前的状况是欠妥的。”他罗列的几条理由其实都是些借口。姨婆同意了他的建议。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女人在处理经济事务方面都会全盘接受任何她们所信赖的人的忠告。贝里先生恳求把这件事情交给他办理。保证能让她得到几乎和以前同等的收入。姨婆很不情愿地同意了。就这样，H．B·查夫林公司倒闭时，她的资金已平安转移，得以幸免。那时，贝里先生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为合作者的遗孀尽到了自己的义务，同时也没有泄露出公司缺乏偿还能力的隐私。公司里的年轻人好大喜功，使企业出现表面兴盛的假象，实际上却搞过了头，在全国各地开办了太多的分公司，在推销方面耗资巨量。不管是什么原因，公司以彻底破产而告终。公司的破产对我和阿尔奇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属于我的那每年一百镑固定收人，不得不与母亲共用。麦琪无疑也会提供一点援助。如果卖掉阿什菲尔德邸宅，母亲的生活还勉强能有保障。
后来，事态的发展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槽。约翰·查夫林先生从美国写信给我母亲，深表了他的歉疚，并说她每年可指望得到三百英镑的进款。这笔钱不是归原公司所有，而是从他个人的资产中抽出来的。这笔款子将一直供养到她的终年。但是，这仅仅解除了我们眼前的忧虑，母亲一旦去世，进款也就终正，惟一可指望的就只有那一百英镑的收入和阿什菲尔德邸宅。我写信给阿尔奇说我不能期望嫁给他了，我们应该彼此忘记。阿尔奇执意不肯。他要想方设法挣一笔钱，以用于结婚，甚至足以供养我母亲。他使我增强了信心，获得了希望。我们再次恢复了婚约。
阿尔奇向他母亲透露了我们订婚的消息，井像每个年轻小伙子绘声绘色地描述他们的女友那样将我大加称颂一番。佩格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儿子。但不管她怎样为此而对我产生疑虑，她还是分外热情地款待了我，可以说是满腔热忱。她声称她非常喜欢我，对我非常满意——我正是她期望儿子能够找到的那种女子，等等，等等。我根本不相信她的话。其实她认为儿子还年轻，不是结婚的时候。她并没有挑剔我——那对我来说会是更糟心的了。不管怎么说，她确信我们的婚约将永远不会成为现实，所以她待我很亲切，我对此微感尴尬。阿尔奇对他母亲怎么看我和我对她的看法并不太感兴趣。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孤芳自赏，从不关心别人如何评论他或者他的亲属。他脑子里只有他个人的意愿。
一九一三年，人们似乎没有料到战争即将爆发。有关要打仗的话人们已听了多年，根本不会引起注意。与别人打仗被认为是疯狂之举。至于西北部边境或海外发生的冲突，那是另一码事了。
某位大公在塞尔维亚遇刺的消息传来，人们都觉得事情发生在遥远的地方，与我们毫不相干。在巴尔干半岛，刺杀事件时有发生，人们也司空见惯了。至于此次刺杀案会波及到英伦三岛，那是不可思议的。我所说的不只是当时我一个人的感觉，绝大多数人也都这样想。刺杀事件发生后不久，令人难以置信的战争风云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顷刻间恐战的流言甚器尘上，但这毕竟只是报章的宣传。文明发达的国家是不会进行战争的。况且已经多年不见战火硝烟了，也许永远也不会有了。
人民，实际上每一个人，除了几位高级部长大臣和外交部上层人物以外，都没有将会发生战争的思想准备。人们把有关战争的传闻权当政客们的肆意捏造。然而，就在一天早晨，战争猝然爆发了。
英国进入了战争状态。
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第五章　战争
1
战争爆发了，英国处于战争状态。我在圣诞节前同阿尔奇匆匆成婚，并到医院参加了工作。
在医院的药房工作期间，我开始构思一部侦探小说。自从麦琪以话相激以来，这种创作欲望一直埋藏在我的心底，而且目前的工作似乎又给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药房工作有时忙碌，有时闲暇，不像护理工作总闲不下来。有的时候，我整个下午独自一人坐在药房里无事可干。当各个储备瓶都已经灌满备齐之后，就可以随心所欲，想干点什么都可以，只是不得离开药房。我开始考虑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写一部侦探小说。我的四周都是毒品、药品，也许应该写投毒案的题材。我构思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反复斟酌，觉得还满意，就最后定了下来。于是开始构思故事中的人物。谁将是受害者？投毒者又该是谁？发案的时间、地点？投毒的方式、起因？以及其他各方面的问题。谋杀最好是发生在家庭内部，也就是说，是骨肉相残。当然还要物色一位侦探。只是我笔下的侦探一定得与福尔摩斯不同：我要自己塑造一个人物形象。还要为他物色一位朋友作为陪衬。这倒是不难做到的。我转而构思其他人物，谁该是受害者？丈夫会谋害他的妻子——这似乎是司空见惯的谋杀案。我完全可以写一个为了不寻常的目的而进行的奇特的谋杀案。但这从写作艺术上并不使我感兴趣。一部好的侦探小说，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把故事中的人物写得模棱两可。既像是罪犯，又由于某种原因使人感到不像罪犯，不可能有此罪行，尽管的确是他（她）所为。为此，我感到怅惘，只好将此搁置一边，去配制两三瓶次氯酸洗涤液，这样第二天就有更多的空余时间。
我就这样冥思苦想着，逐渐理出了头绪，一个谋杀者的形象日渐清晰。他看上去就该是阴险的，留着黑色山羊胡子——那时在我看来，山羊胡子就是邪恶的象征。当时，我结识了一对刚搬到我们邻近的夫妇。男的留着黑色山羊胡子，他的妻子比他年长，而且非常富有。我觉得这一对夫妇倒是可以作为小说人物的雏形。我反复思忖着，这样处理未尝不可，但是并不十分令人满意。我敢肯定，这个男子永远也不会杀人。我抛开了这个念头，决心不再从现实生活中找人物的原型，一定要自己塑造人物，倒是可以在电车上、火车上或者饭馆里偶然见到的人物雏形，创造出自己的人物。
第二天，我在电车上果然碰见一个我要塑造的人物：一位下颌蓄着黑胡子的男人，他坐在一位老妇人的身旁。老妇人喜鹊似的叽叽喳喳个没完。那个女人并不中我的意，那个男的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坐着一位身宽体胖、精神饱满的女人，正在高声谈论着卷心莱。我对她的相貌很感兴趣。要不要把她也写进去？下车后三人的形象仍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沿着巴顿大街走着，嘴上不停地嘟囔着、就像我儿时跟基顿一家做游戏一样。
不久，几个人物的雏形脱颖而出了：一位精力充沛的女人一一我甚至为她取好了名字：伊夫林。她既可以充当一个穷亲戚，又可以充当一个料理园子的女人或者是家庭女佣人。不管是什么，这个人物就定下来了。另一位就是长着山羊胡须的人。我感到除了他的黑山羊胡子外，我对他仍然缺乏更进一步的设计，这远远不够。也许这些就足够了，因为人们只能从外表观察他，所以能看到他的只是他的外在表现，而无法了解他的真面目。至于他谋害年长于他的妻子的动机，那是为了金钱，而不是她本人有什么不足之处，所以他的性格特征也就无关紧要了。紧接着，我又增加了几个人物，儿子、女儿和侄子，必须要悬念迭起。一家人要组合很自然。
我把这些人物暂时放置一边，开始考虑侦探。只有一个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是我永远也不能超越和效仿的。阿塞尼·卢品——他是罪犯还是个侦探，也说不清楚，不过，他不是我要写的那种侦探。《黄屋之谜》中有一位年轻的新闻记者鲁莱塔比尔，这倒是很像我要塑造的侦探。那么我应该物色一个什么样的侦探呢？学生吗？侦破这样的案子对他难了点。科学家怎么样？可是我对科学家又了解多少呢？我忽然想起了比利时难民。在我们那个教区侨居着一大批比利时人。他们初来的时候，当地居民很同情他们，对待他们非常热情，纷纷将家里的仓房布置上家具让他们住，尽可能使他们生活得舒适。可是，比利时人对这些善行似乎并不感恩戴德，抱怨这个，埋怨那个。这些可怜人身居异乡感到惶恐，英国人不喜欢他们这样。移民中大多是疑心很重的农民，不愿意别人邀请他们出来喝茶，也不喜欢陌生人的突然来访。他们喜欢独处，与世人隔离。他们要蓄钱，开一块菜园，按照祖传的方式浇水施肥。
为什么不让一个比利时人来作书中的侦探呢？移民中各式人物都有，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个已退休的警官？天哪，我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啊：其结果是，我作品中的这位侦探到目前为止已活了一百多岁了。
就这样，我决定塑造一个比利时侦探的形象。我让他逐步进入自己的角色，先是作过检查官，懂得——些犯罪知识。
当我在清理我卧室里的杂物时，我自言自语道，我笔下的侦探一定得是一个精明、利落的矮子。在我的脑海中已清晰地．形成一个干练的矮子，总是在整理东西，喜欢什么东西都成双成对、方方正正。他足智多谋，思路明晰。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呢？埃尼尔斯？这名字倒不错。他的姓氏让我费了一番脑筋。最后采用了波洛这个姓。我不知道怎么会让他姓波洛，也许是他忽然跳进我的脑子，要么就是在某张报纸上读到过这个姓。后来我终于把他的名字定为赫尔克里·波洛。感谢上帝。
现在我得给故事中其他几个人物取名字，不过他们的名字就不那么重要了。阿尔弗雷德·英格索普斯，这名字与黑山羊胡子挺相称。我又加进了几个人物。其中有一对漂亮的男女，夫妻间有些隔阂。接下来考虑的是故事主线以外的分枝——虚设的线索。和许多初学写作的人一样，我在故事中加进了过多的情节，设置的虚假线索太多，这不仅给作者剥离那些虚假的线索带来困难，而且读者读来费解。
一有空闲，小说零零碎碎的片断就在我的脑际徘徊。我设计好了开头，安排妥了结尾，中间那一大块却不是那么容易填满的空白。我让赫尔克里·波洛露面的时候显得自然，顺乎情理。可是别的人物呢？怎么样安排他们出场？这仍然是一堆理不顺的乱麻。
我在家里时总是心不在焉。母亲不住地追问我为什么对她的问话置若罔闻，或答非所问。我不止一次地织错了姨婆的毛活；该做的事情都忘了去做，好几封信都写错了地址。我终于自信可以动笔了。我将自己的写作计划告诉了母亲。她像以往一样深信她的女儿无所不能。
“呃？侦探小说？那对你的生活一定是一个美好的转折。
那你还不赶快动笔？”母亲说。
我难得有大块的闲暇，只能挤时间。我仍然保存着麦琪曾经用过的那部打字机，每写完一章就用打字机打出来。我完全陷入了创作的亢奋之中，从中得到了乐趣。但是我渐渐地感到疲乏和烦躁。我发现这也是写作引起的。书写了一半就陷入了困境，错综复杂的情节搞得我不知所措，难以驾驭。就在这时，母亲向我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
“写了多少了？”她问我。
“大概有一半吧。”
“你最好离开家去休假。这样就可安安静静地写完后半部分。”
我想了想，要是有两个星期专心写作，没有人打搅，那可是再好不过的了。
“你打算去哪儿度假？”母亲问道，“达特穆尔吗？”“对，达持穆尔，就去那儿。”我兴奋极了。
就这样，我去了达特穆尔，在莫兰德旅馆订了一个房间。这家旅馆很大，许多房间都空着，客人寥寥无几。我几乎没有跟任何房客来往，以免分散我写作的注意力。我每日上午都埋头疾书，直到手臂酸痛为止。接着是午餐，边吃饭边看书，然后去沼泽地散步，在那里消磨上两个钟头。从那时开始，我爱上了沼泽地。散步的时候，我口中不住地自言自语，排演着将要写的那一章，时而以约翰的口吻对玛丽说话；时而又扮演玛丽跟约翰交谈；时而又以艾弗琳毕恭毕敬的口气向她的老板汇报，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故事情节。我回到旅馆，吃罢晚饭倒在床上，一睡就是十二个小时。第二天一早醒来，就又满怀激情地投入写作，直至午餐。
在这十四天的假期里，我写完了后面几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此定稿了，我又将第一稿中的大部分，尤其是纷繁盘错的中间部分重新改写。最后终于完成了全书。自己感到比较满意。基本上达到动笔前的设想。我觉得还可以改得再好些，但又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我将写得比较呆板的几章改写了一下。书中的玛丽和约翰因夫妻不和而离异，到了故事结尾时，我又让他们破镜重圆。这样做是为了给故事染上浪漫色彩。就我本意来说，我讨厌侦探小说中插入爱情故事，认为它是属于浪漫小说的，推理性小说中掺进爱情成分未免不协调。不过在当时，侦探小说中总要有些爱情插曲——我也只好随波逐流。我请人用打字机打出一份清样来，当我觉得全书无可改动时，就寄往一家出版商。不久我就收到了退稿。没有附加任何说明。退回的稿子整整齐齐，一点皱格都没有，显然是没有谁阅读过。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这是意料之中的。我把稿子重新包奸，寄往另一家出版社。
2
阿尔奇第二次回来休假是在两年之后。这一次我们过得很愉快。假期为时一周，我们去了大森林。时值秋季，万木霜染，阿尔奇的心绪比以前好多了，我们对未来也不那么担忧了。俩人漫步在林中，共享着天伦之乐。我尽量避免谈及医院和我的工作，阿尔奇也很少提到法国的战事。他暗示我说，大概要不了多久我们俩就可以生活在一起了。
我告诉他我写了一部小说。他津津有味地通读了一遍．认为写得还好。他说他在空军里有位朋友，曾经在梅休因出版社当过主任。阿尔奇建议，如果书稿退回来的话，他就让他的那位朋友写一封信，我可以将他朋友的信随同手稿一起寄给梅休因出版社。
这样，这部名为《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小说手稿又辗转寄到梅休因出版社。稿子在那里存放的时间比在前两个出版商那儿长了些——大约有六个月左右。出于对前任主任的尊重，他们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说明尽管小说情节有趣，有发表的价值，但是这种书并不属于该出版社所出版的读物之内。我倒觉得这不过是他们的托词罢了。
我又试投了一个出版商，结果同前几次——样被退了回来。我已经心灰意懒了。这时，出版商博得利·黑德和约翰·莱思新近出版了两部侦探小说，我觉得不妨试试，便将书稿包好寄了出去，不再去想它了。
后来，阿尔奇忽然回来了，他被调到设在伦敦的空军司令部。战争已经持续四年了，我对每日医院的工作和家庭里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突然要改变习惯了的生活．我真有些不知所措。
我来到伦敦，和阿尔奇在旅馆里暂时安顿下来。我开始四处寻找带家具的单元房。我们找到了两处合适的房子。经过多方面的比较。最后选中了位于北韦克高台街上的旧式房子。租的是两间一套的单元房。房间宽敞，家具陈旧。每周租金两个半金币。房子的事谈妥之后，我回到家里收拾行李。姨婆哭了。母亲想哭但忍住了。她说：“你要跟你丈夫在一起过另外一种生活了，亲爱的。祝你万事如意。”
“如果你们的床铺是木制的话，别忘了察看一下有没有臭虫。”姨婆说。
我回到伦敦，跟阿尔奇搬进了北韦克高台街五号。我们那套房子还附设了一个小厨房和一间小卧室。我计划着要雇一个厨子。但开始的时候是由阿尔奇的勤务兵巴特利特充当。他曾给公爵们当过仆人，战争爆发后才从军。他做事非常麻利，无可挑剔。这套房子有许多不足，最糟糕的是床铺，上面订满了弯弯曲曲的大铁钉。但我们的生活是愉快的。我计划去听课，学习速记和会计，以填补白日闲暇。至此，我告别了阿什菲尔德，开始了新的生活——真正的婚后生活。
众所周知，新婚妇女往往感到寂寞。男人们都有工作，整日在外，而女人一旦结婚往往换了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不得不一切从头做起，与陌生人接触。结交新友，寻找新的消磨光阴的方式。战争爆发前，我在伦敦也有几个朋友，不过现在已各奔东西了。
我多少有些孤寂，怀念着医院的生活和那里的旧友，思恋着我那可爱的家。同时我也意识到这是在所难免的。学习速记和会计给我带来了乐趣。同班的一些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们学习速记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取得很大的进步，常使我自叹不如。可是在会计方面，我总是胜人一筹。
一天，在商业学校上课时，老师忽然中断讲课，走出教室。他回来时高声喊道：“彻底结束了！战争结束了！”
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并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战事即将结束，人们都以为至少还要拖上一年半载。法国战场上的形势毫无起色，战争双方处于拉锯战的状态。
我茫然地走到街上，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情景使我感到馆恐，至今难以忘怀。街道上挤满了妇女，她们兴高采烈地唱着跳着，英国妇女是不习惯在大街上狂舞的，那是符合法国人的性格。今天，她们一反常态，尽情地大喊大笑，又唱又跳，你推我拥，简直是一场狂欢。那情景有些吓人，使人不禁想到，此时附近要是有德国人的话，她们肯定会走上前把去他们撕得粉碎。
我的女儿罗莎琳德是在阿什菲尔德出生的。分娩的那天晚上，母亲和护士彭伯顿跑来跑去，忙着将各种必备品准备好。我和阿尔奇不知所措，有些担心害怕。如同两个被大人遗忘的孩子。阿尔奇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深信，假如我有个好歹，他应该负全部责任；我也以为自己有可能会死。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会格外伤心的，我热爱生活。
我嫁给了我所钟情的男人，生了一个孩子，有了自己的居所。在我看来这种幸福的生活将会永远地持续下去。
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信：我随手将它拆开，心不在焉地读着。信是博得利·黑德出版公司的约翰·莱思写来的，邀我去出版公司就我寄去的《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一稿进行磋商。
老实说，我早把这部小说忘到脑后了。手稿在博得利·黑德出版公司压了快两年。自从战争结束，我们有了像样的家庭。过上了甜蜜的生活，我的写作兴趣和对那部手稿所抱的希望都已经淡漠了。
我满怀希望应约而去。他们一定是对我的手稿有些兴趣，不然的话也不会请我去那里。我被领进约翰·莱思的办公室。他站起身跟我打招呼。他身材矮小，胡子已经白了，举止温文尔雅，蓝色的双眼闪烁着狡黠的目光，这本应引起我的警觉。他有礼貌地请我坐下。我环顾四周，屋里所有的椅子都被那些陈旧的名画占据，无处可坐。他忽然意识到这一点，笑了笑说：“噢，天哪，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他将一幅肖像画从一张椅子上搬下来让我坐。
接着，他就谈起稿子来。一些读了这部手稿的人认为还可以，也许能卖得出去。只是有些地方需要修改。比如最后一章中描写法庭的部分，与实际的法庭相差太远，这会闹出笑话。他问我是否可以用其他形式作小说的收场，不然的话就得找一位通晓法律的人协助我修改，但这样做也不是件易事。我立刻回答说我可以设法做一些改动。除了最后—章外，他还提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接着，他又谈了稿酬的问题，指出因为出版一个无名作家的作品，公司要担很大的风险，出版这样的书如何无利可图云云。最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份合同要我签字。我当时没有想到应该仔细地考虑一下合同的内容。只想到我的书有希望发表了。几年来我已经失去了出书的信心，只是满足于偶尔发表一首短诗或一个短篇小说。现在出书又有希望，叫我在什么东西上签字我都心甘情愿。合同规定，只有当此书售出两千本以上的时候，公司才支付给我一小笔稿酬。出版商享有长篇连载和改编成剧本的一半版权。这些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只要该书能够发表，任何条件我都愿意接受。
我甚至没有注意到合同中还有一款，规定我以后的五部小说也只许寄到该出版公司。稿酬只比第一部略高一点。
我欣然在合同上签了字，将手稿带回家，很快就改好了最后一章。
从此，我正式开始了漫长的写作生涯，
3
《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最后一章改好后，我把它送还给约翰·莱思。后来，又对个别地方做了一些小的改动。一场激动过后，生活又恢复了以往的宁静。我们像成千上万对普通的年轻夫妇一样相亲相爱，生活得幸福愉快。我们虽不富裕，但也不必为生活而担忧。周末我们常常去乡下，有时也去伦敦城外郊游。
姨婆在罗莎琳德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她身体一直很好，后来突然患了支气管炎，心力也衰竭了。她去世那年九十二岁，虽然已近于双目失明，但耳朵却不很聋。她每月的收入都已转到母亲名下。这笔进款并不算多，因为在战争期间一些股票已经跌价。姨婆每年有三四百镑进款，加上由吉夫林先生提供给母亲的津贴使母亲得以撑起家里的门面。
尽管战后物价暴涨，她还是能维持住阿什菲尔德的开销。我为不能像姐姐那样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小笔款子帮助母亲而感到惭愧。我们实在做不到这一点，手头上的每一便士都很不得拜成两半花。
一天，我忧虑地谈到保住阿什菲尔德的困难，阿尔奇说道：“你母亲该把它卖掉，搬到别的地方祝”“卖掉阿什菲尔德？”“我看不出它对你还有什么用，你又不能常去那儿。”
“我可不忍心卖掉它。我爱这座宅子，它是我们的一切！”“那你为什么不为它尽点力，做点什么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再写一部小说嘛。”
我惊讶地望着他。“要写，很快就能写出来，可是这对阿什菲尔德有什么帮助呢？”“说不定可以挣一大笔钱。”阿尔奇说。
我看未必可能。《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卖出去近两千本。一个默默无闻的作家的侦探小说能卖出去这么多本，在当时已经很可观了。它只为我挣了二十五镑：这二十五镑不是付给我的稿酬，《时代周刊》用五十倍买了这部小说的连续刊载权，这二十五镑即是付给我那一半版权的。技莱思的话说，对一个年轻的作家，作品能在《时代周刊》上连载已是不胜荣幸的了。不过，这二十五镑的收入并没有撩起我在写作的生涯中大捞一笔的雄心。
“如果书写得不错，出版商又挣了钱，他肯定还会要你写的书的。报酬也会一次比一次高。”我赞同阿尔奇的看法，对他的精明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开始构思另一部小说。这一次该以什么为题材呢？一天，我在一家小饮食店里喝茶，听到附近另一张桌旁的两个人在谈论一个叫简·菲什的人。这个名字一下子引起我的兴趣。我走出小店，简·菲什这个名字仍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认为这倒是一个故事的很好的开端——在一个小吃店里，偶尔听到一个奇持的名字，谁听了都会记住的。简·菲什……改成简·芬也许更合适一些。我最后决定在书中用简·芬这个名字，立刻动笔写起来。我开始给这部小说取名叫《愉快的冒险》，后来又改为《年轻的冒险家》，最后才定为《暗藏杀机》。
在当时，许多年轻人都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他们退役以后找不到工作。总有一些年轻人来按我们的门铃，向我们推销长简袜和一些家庭必备的小物品。人们同情这些年轻人，为了不使他们扫兴，常常买下一两双质量低劣的长筒袜。他们原来大多是军队里的中尉和上尉，如今落到这种地步。
我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就是这样一对青年男女——姑娘曾在后勤部队工作；小伙子曾在陆军中服役。他们处于绝望的边缘，四外寻找工作，后来两人碰到一块儿，开始了跟踪监视活动。这是一部惊险小说。写了《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这部侦探小说后，我很想变换一下，写一部惊险小说。
写这种题材的小说是一种乐趣．通常要比写侦探小说容易得多。
我没用多长时间就完成了全书，把它交给了约翰·莱思先生。他对这部小说兴趣不大，因为它与前一部不是同一类题材，销路不会像前一部那么好，是否出版他们还犹豫不决。后来，公司终于决定出版。这部小说需要改动的地方不算太多。
据我所知，这部小说销售情况极好。我得到了一小笔稿酬。《时代周刊》再次买下了小说的连载权，我得到了五十镑的连载费。这一次，我受到很大的鼓舞，但仍然不敢有成为职业作家的奢望。
我的第三部书是《高尔夫球场的疑云》作于法国发生的一场轰动一时的诉讼案之后。故事情节是一伙蒙面人突然闯进一户人家，杀死了主人，将他的妻子五花大绑．用东西堵住她的嘴。她的母亲也因假牙卡住喉咙窒息致死。女主人的叙述受到怀疑，有人暗示是她害她的丈夫，她是被同谋假意捆绑起来的。我觉得这个素材不错，可以根据这一情节构思我的故事。我从这位妻子被宣告无罪之后的生活入笔，首先出场的女主人是一个追遥法外多年的杀人犯。故事发生在法国。
赫尔克里·波洛这个人物在《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中获得很大的成功。有人提议我继续用这个人物。喜欢波洛的人中有一位是《随笔》杂志的编缉布鲁斯·英格兰姆，他跟我取得联系，约我为《随笔》杂志写一个有关波洛的系列故事。我高兴万分，我终于获得了成功——能在《随笔》上发表作品那就不简单了！他还请人为波洛画了一幅肖像，跟我意中的波洛极其相似，不过比我想象的更精明、更有绅士风度。布鲁斯·英格兰姆要我写由十二个故事组成的一组故事。我很快就写出了八个。原以为八个就足够了，后来还是决定写够十二个。这样，后四个故事就写得有些仓促。
我当时还不曾意识到自己不但已与侦探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还与赫尔克里·波洛和黑斯廷斯上尉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我很喜欢黑斯廷斯上尉。他和波洛在侦破工作中是理想的一对。在这部小说中，我仍然遵循福尔摩斯式的创作模式——性格古怪的侦探，形影相随的助手，苏格兰警事厅的的侦探和检察官。只是多加了一位法国警方人员——检察官吉拉尔。吉拉尔瞧不起波洛，认为他已经年老无用了。
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从一开始就把赫尔克里·波洛写得太老了。我本该在写完前三四部小说之后就放弃这个人物。起用一个年轻力壮的角色。
《高尔夫球场的疑云》多少也受到《黄屋之谜》的一些影响。我认为，《高尔夫球场的疑云》尽管有些过分的追求情节，但也不失为这类小说中较好的典范。在书中，我安排黑斯廷斯有了一次艳遇。要是我对书中的爱情故事感兴趣的话，我想我也许就会让黑斯廷斯建立起一个家庭。说老实话，我已经有点讨厌他了。我也许会继续使用波洛，但没有必要留用黑斯廷斯了。
《高尔夫球场的疑云》正合博得利·黑德的口味。但因为封面设计问题，我与他们之间发生了小小的不愉快。这部小说的封面不但套色俗不可耐，构图也很糟糕，上面画着一个穿睡衣的男人因癫痫发作倒在高尔夫球场上，奄奄一息。
书中的实际故事情节是受害者身穿常服被人用匕首刺死。
书的封面可以不反映书的内容，但决不应该表现书中虚设的线索。我对这种低劣的设计异常气愤。后来双方一致同意，以后的封面设计图案必须经我过目后方可使用。
《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出版后，不少杂志发表了有一定分量的评论文章。其中我最欣赏的是刊登在《药学杂志》上的一篇评论。文中赞扬道：“这部位探小说不同于那些胡编乱造的投毒案的小说，它显示出作者丰富精深的药理知识。在这方面，阿加莎·克里斯蒂小姐可以称得上行家。”
在发表小说时，我曾打算使用马丁·韦斯特或者默斯林·格雷的笔名。约翰·莱思执意要我使用真名阿加莎·克里斯蒂。尤其是我的教名。他说，“阿加莎是一个奇特的名字，人们容易记住。”我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打算，一直沿用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个名字。我认为，一本书上，尤其是侦探小说上要是署有女人的名字，对读者会失去感召力。马丁·韦斯特是一个强有力的名字。然而，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样，人们在发表第一部作品时，甘愿对各种要求唯唯诺诺。
约翰·莱思正好把握住了我的这一心理。
阿尔奇有一位朋友叫贝尔彻少校，战争爆发的那年在陆军任职，后来负责全国的土豆供给工作。一天晚上，他来我们家吃晚饭。这时他已不再主管土豆供给工作。他向我们讲述了他下一步的工作。“你知道吗？一年半以后，将举行帝国博览会。现在就开始组织筹划。大英帝国的各个殖民领地都要预先通知到，它们要积极配合，作好准备工作。我受命于大英帝国巡视世界各地，二月份就出发。”他详细地说出了他的计划，“我现在需要一个财政顾问与我同行。
你怎么样，阿尔奇？你在克利夫顿时曾是出类拔萃的优秀生，又在伦敦商业界干过，正是我意中的人选。”
“我现在有工作，离不开呀，”阿尔奇说。
“怎么离不开？跟你的老板好好地解释一下。”
阿尔奇说。公司老板不可能这么开通。
“你好好考虑考虑，小伙子。希望你能跟我去。阿加莎也可以一起去。我可以把旅行日程告诉你。我们先去南非，有你、我，还有一个秘书。海姆一家也与我们同行。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海姆这个人，他是东英格兰的土豆大王，是我的老朋友。他带着妻子和女儿一起去。不过他们最远只到南非，因为海姆在英国还有许多商务要办。我们然后到澳大利亚，从那里去新西兰，在那里逗留一段时间——我在那儿有许多朋友；我喜欢那个国家。我们大概有一个月的假期。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趁此机会去一趟檀香山。”
“檀香山。”我低声重复了一句，这听起来像在梦幻之中。
“最后一站是加拿大，然后由那里回国。全部行程大约需要九到十个月的时间。你看怎样？”我和阿尔奇认真地权衡了一下。阿尔奇的全部费用都由国家负担。除此之外，他还可以得到一千镑的津贴。如果我陪同前往的话，那我的旅费也不成问题，因为我是作为阿尔奇的妻子陪同旅行。乘坐这些国家的轮船和火车都可以免费。
我们仔细地预算了这趟旅行的各种费用。总的来看，我们基本上能够支付得起。阿尔奇的那一千镑津贴可以抵偿我住旅店和我们俩人去檀香山度假的开销。虽然手头有点紧，但还是能应付得了的。
我和阿尔奇在此之前曾短期出国度假：一次是去法国南部的比利牛斯山区；另一次是去瑞士。我们夫妇俩都喜欢旅行——我从七岁开始就尝到了旅行的愉快。我渴望周游世界，向往着中国、日本、印度和夏威夷，以及其他许多美妙的地方。
“问题是公司的老板会不会对我们开恩。”阿尔奇有些顾虑。
我安慰他说，他一定是老板器重的人，阿尔奇担心会有跟他一样精明的人来顶他的空缺。成千上万的人都在为找工作而四处奔波。公司的老板到底还是没有开恩。他只表示阿尔奇回来后可能再次雇用他，但这要看情况而定。他决意不肯给阿尔奇留着职位。
“这是冒险，是个可怕的风险。”我叹息道。
“是冒险。我们很有可能回来时身无分文，只有每年一百来镑的收入，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很难找到工作，也许比现在还难找到。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不冒这样的风险的话，永远也别想出去见见世面，你说呢？”我点了点头。
“这主要看你了。”阿尔奇说，“怎么安排特迪？”我们当时称罗莎琳德为特迪，大概是因为我们有一次曾开玩笑地叫她蝌蚪的缘故。
“宠基（我们大家都这样称呼麦琪）可以照看特迪，要不然就交给妈妈。她们都会愿意照看的。这件事问题不大。这是我们惟一的机会。”我满怀希望地说道。
我们权衡利弊，斟酌再三，最后终于下定决心，冒一次风险。
我们没有花费多少周折就把家里的一切安排妥当。我们把住的那一套房子以偏高一些的价格出租。多出来的钱作为工资支付给杰西。母亲和姐姐都愿意把罗莎琳德和保姆接到她们那儿住。就在即将出发之际，我们得知哥哥蒙蒂将要从非洲回来休假。姐姐对我不打算留在家里等哥哥回来感到异常地愤慨。
“你惟一的哥哥，离家这么多年，在战争中又负了伤，现在要回家看看，你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出国游山玩水。真可耻。你应该把你的哥哥摆在首位。”
“我不这样认为，”我反驳道，“我应该把丈夫摆在首位。
他要去旅行，我要陪同他一块去。作妻子的应该呆在丈夫身边。”
“蒙蒂是你惟一的兄弟，这是你多年来惟一的一次能见他的机会，也许以后又要等好多年才能兄妹团圆。”
麦琪搞得我心烦意乱。母亲坚定地站在我一边。她说：“妻子的职责就是守候在丈夫的身旁。首先考虑的应该是丈夫，他甚至比孩子还重要。兄弟就差得更远了。千万记住，如果你不呆在丈夫身边，与他分开太久，你就会失去他。像阿尔奇这样的男人更是如此。”
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第六章　周游世界
1
周游世界在我的经历中是件最令人兴奋的事。我激动很简直难以相信这会是真事。我不时地喃喃自语：“我要去周游世界了。”当然，最令人翘首以待的是到火奴鲁鲁岛上度假。我做梦也想不到会去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只知道当今而不晓得过去的人是难以体会那时人的感情的。如今乘船出国旅行像是家常便饭，价钱公道合理，到头来似乎人人都能去逛一趟。
我和阿尔奇去比利牛斯山度假时，乘二等车坐了整整一夜。国外客车的三等车厢与轮船的统舱相差无几。就是在英国，独自旅行的体面妇女是绝不会乘三等车厢的。那里面的跳蚤、虱子和酩酊大醉的酒鬼司空见惯，即使是体面的妇女们的女佣也都乘二等车厢。我们徒步于比利牛斯山峦之中，在宿费便宜的小店中过夜。后来我们都怀疑来年我们是否还能忍受这一切。
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次实实在在的铺张的旅行。贝尔彻自然是一切都按头等舱的标准安排的。只有最优厚的待遇才配得上大英帝国巡视团。我们人人都称得上如今所谓的重要人物了。
贝尔彻的秘书贝茨先生是一位面无笑容，轻信他人的青年。他是个很不错的秘书，可惜长得像旧戏剧中的恶棍：乌黑的头发，犀利的目光，一副恶人相。
“像个地地道道的恶棍，是不是？”贝尔彻说，“你觉得他随时都会割断你的喉咙。实际上，在你相识的人中，他最让人尊敬。”
我们在抵达开普敦之前一直纳闷儿，贝茨怎么竟会受得了为贝尔彻当秘书。他一刻不停地被支来使去，贝尔彻不分昼夜、不分钟点地吩咐他干这干那，冲胶片，记录口授文件，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贝尔彻老是在变的信件。我断定他薪水优厚——否则还能有什么值得他热衷于此呢？我敢肯定这点，何况他对旅行毫无兴趣。他一到国外就烦躁不安——主要怕蛇，他认为我们在所到国家会和成千上万条毒蛇不期而遇，而这些毒蛇像特意等着咬他似的。
尽管我们出发时神气十足，但至少我的兴致很快就被打消了。天气很恶劣。刚登上“基尔多南城堡”号轮船时，似乎一切尽如人意，但不久大海就发起了淫威。比斯开湾的情况糟透了。我躺在舱室里，由于晕船而呻吟着。一连四天我平卧在床上，吃不进东西。阿尔奇后来把船上医生找来为我看病。我想医生大概对晕船不屑一顾，他给了我点药说是能使人镇静，但服药后也没起什么作用。我仍在呻吟，仿佛快死了，看上去一脸死灰；邻近客舱的一位夫人在门外瞟了我几眼，满心好奇地问客舱女招待：“对面客舱的那位夫人咽气了没有？”一天晚上，我认真地对阿尔奇说：“如果能活着到马德拉群岛，我就下船。”
“我希望你很快会好起来。”
“不会，我绝不会好的。我一定要下船，回到陆地上。”
“即便你在马德拉群岛下船，也得回英国。”他提醒我。
“没必要，我就留下来，在那儿找点事干。”
“找什么事干？”阿尔奇不相信地问。
的确，在那个时代，女人找事干谈何容易。女人是靠父母养活的小姐，丈夫宠爱的娇妻，是靠亡夫遗产或亲戚救济过活的寡妇。女人可以去做老夫人们的伴娘，或是到幼儿园照看孩子。然而，我却振振有词地回答他：“我可以去做客厅女佣。”
客厅女佣总是有人需要的，尤其是高个子女人。我自信我很符合要求。我知道餐桌上酒杯摆放的位置，能为客人开门关门，能清洗银器皿——在家时我们总是清洗自己的银制像框和古玩一一而且我还能相当出色地侍候人用餐。我低声地说：“嗯，我能当个客厅女佣。”
阿尔奇说：“奸吧，到马德拉群岛再说。”
可是，船到马德拉群岛时，我虚弱得连起床的念头都没了。事实上，我感到惟一的出路就是留在船上，延宕一两天一死了之。船在马德拉群岛停靠五六个小时后，我竟忽然觉得好多了。翌日，轮船驶离马德拉群岛，晨曦微露，霞光初照，海面如镜。晕船会使人通想：究竟什么作弄得人寻死觅活的，我也在琢磨。我毕竟没遇上什么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仅是晕船而已。
开普敦留给我的记忆比其他地方更生动；也许是因为那是我们所到的第一个港口的缘故，那儿的一切都充满了新奇和陌生。黑人，地势很平缓的桌山，和照的阳光，味道甘美的梨子，沐元—一切都让人留连忘返。
南非是我心目中重要的地方。从开普敦起、我们分道而行。阿尔奇、海姆太太、西尔维亚取道伊丽莎白港，在罗得西亚和我们碰头。我和贝尔彻、海姆先生去金伯利的钻石矿，径直穿过马托坡斯，在案尔兹伯里与他们汇合。我时常回忆乘火车经过卡罗北行时那尘土飞扬的炎热天气，口里总是渴得冒烟，用冰镇柠橡汁解渴。脑海里浮起贝尔彻支使贝茨干事以及和海姆唇枪舌剑的情景。我发现马托坡斯景色迷人，巨石堆垒，宛如鬼斧神工的巨幅杰作。
在索尔兹伯里。我们同当地活泼的英国人过得很快活，我和阿尔奇还从那到维多利亚瀑布来了次闪电旅行。庆幸的是我没再去那里，因此，对瀑布的第一眼印象永远常忆常新。高大的乔木，轻柔的雨丝，飞挂的彩虹，我和阿尔奇徜徉在林海之中，不时，彩虹拨开水雾，在那迷人的一霎那，将瀑布披着霞光飞流直下的壮观景色呈现在你眼前。啊，那是我心目中的世界七大奇景之一。
我们到过利文斯通，亲眼看到了四处游弋的鲤鱼，还有河马。旅途中，我从沿途车站土著孩子的手中，花了三五便士买下了木刻的动物，带了回来。这些小动物雕得栩栩如生：旋角羚羊，长颈鹿，河马，斑马——造型简单，质朴，富于魅力和独特的韵味。
约翰内斯堡没留下什么印象，比勒陀利亚联合大厦那金碧辉煌的石柱倒使我记忆犹新；后来到德班，一个令人沮丧的地方，因为洗海澡竞得到海滩上一个用网围起的圈内去。在开普省，最开心的要算是海水浴了。一旦能抽出身来——或者说阿尔奇一有空——我们就登上火车去梅赞斯堡，跳上冲浪板，一同在海上冲浪，南非的冲浪板选用又轻又薄的木板制做，容易驾驭，不用多久，就能掌握诀窍，穿梭来往于浪峰之间。偶尔，嘴啃地式地倒栽下去会感到疼痛难忍，但是这不失为简单易行的运动和有趣的娱乐。我们在沙丘上野餐。我还记得那五彩摈纷的花丛。大概是在教堂或是在主教邸宅，我们参加了一次舞会。那里有一个红花园，还有一个长满高大的蓝色花木的蓝花园。这蓝花园因其满园的紫茉莉而显得娇艳无比。
在南非的费用没问题．这使我们心情畅快。差不多在每家旅馆我们都是作为政府的贵客而受到优待，乘火车旅行也毋需掏钱——唯独去维多利亚大瀑布的私人旅行破费了一大笔钱。
从南非启程，客轮驶向澳大利亚。那是一段相当乏味的长途旅行。船长向我解释说去澳大利亚的捷径是取道南极然后再北上，这对我是个谜。他给我画图解释才使我解开疑团，但是要记住地球是圆的，而极点是平的决非易事。这是个地理学的事实，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你很难理解它的含义所在。
总使我迷惑不解的是任何国家总是被描绘得与你乍到时的印象大相径庭。我对澳大利亚的粗略印象是数量惊人的袋鼠和莽莽荒漠。最使我感到诧异的是当我们到达墨尔本时，树木的奇特风姿以及澳大利亚的桉树使景色具有的异域风采。每到一地，树木总是最先引起我的注意，抑或是山峦的起伏。在英国，人们习惯于树木长着暗色的躯干和色调明快的枝叶；澳大利亚的情况恰恰相反，另有一番新意。
到处是银白色的树干，暗淡的树叶如同照片的底片一般。令人兴奋的还有钨鸥鸟：蓝色的，红色的，绿色的，成群地邀翔在空中。斑斓的色彩美极了，像是飞翔的宝石一样。
在澳大利亚和在新西兰，我在社交场合一再出丑，那是由于宴会餐桌的位置。以前每到一地，我们的座位通常挨着市长或商会会长，所以在这儿举行的首次宴会上，我便不假思索地径直坐到市长之类的显赫人物的旁边。一位老妇人酸溜溜地对我说：“克里斯蒂夫人，我想您一定愿意坐在您丈夫身边。”我忙满脸羞容地坐到阿尔奇身旁的座位上。
我们曾在新南威尔士的一个好像叫杨加的车站停留，记得那儿有一个大湖，湖面上黑天鹅游来游去，宛如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在那儿，贝尔彻和阿尔奇忙于呈送大英帝国的要求，讨论帝国移民问题和帝国贸易的重要性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使我有暇坐在桔园度过愉快的一天。
我们的旅行一半是坐火车，但更多的是坐汽车。坐车奔驰在那样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只有偶尔几个风车划破地平线，我认识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迷失方向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太阳高悬在头顶，无法辨别东、西、南、北。我无法想象绿草茵茵的沙漠的样子，而只有到处是沙砾的荒漠的概念。但是在沙漠中旅行毕竞可以找到指引方向的路标或什么明显的标记，可在这一望无际的澳大利亚草原上却找不到这种标记。
我们到了悉尼，在那玩得好极了。听人说悉尼和里约热内卢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两个海港城市，但悉尼却令我失望。
大概我对它期望过高了。幸运的是，我从没有到过里约热内卢，因此，我脑海里总能想象出一幅关于那里的迷人画面。
不久，阿尔奇和贝尔彻赶到了，不懈的努力弄得他们精疲力荆我们过了个充满欢笑、无忧无虑的周末，别出心裁地玩，还坐着窄轨火车游览，我还驾驶着它跑了几英里呢。
英国巡视团在澳大利亚备尝艰辛。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讲演，宴会，工作午餐，招待会和长途跋涉。我都背得出贝尔彻说的话。他善于演讲，那发自内心、充满激情的讲话仿佛是他的即兴杰作。阿尔奇以其审慎和善于理财的特点与他形成对照。阿尔奇曾经被报纸称为英国银行总裁。他任何与之相关的言谈从未见诸于报端，因此就新闻界而言，他俨然是英国银行总裁。
离开澳大利亚，我们去了塔斯马尼亚，从朗塞斯顿坐车来到美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袒巴特，湛蓝的大海和港湾，扶疏的花木，我准备将来有一天再回到那儿并在那儿定居。
告别霍巴特，我们抵达新西兰。那次旅行我记忆犹新。
因为我们的命运落在了一个被我们称之为“脱水机”的家伙手中。那时脱水食品的概念风靡一时。这家伙总是想法把一系列的食品脱水，每次用餐，使从他的桌上递过来一盘盘荣看，一再请我们品尝。我们吃了脱水胡萝卜，脱水杨梅等等——统统无一例外地食之无味。
贝尔彻说：“让我装模作样地再吃一口他的脱水食品，我就会发疯。”但是由于“脱水机”有钱有势，对英国巡视团颇有用处，贝尔彻还得强压不快，继续与脱水胡萝卜和脱水土豆周旋。
这时，初期共同旅行的愉快气氛已荡然无存。那个曾经彬彬有礼地在我家聚餐的贝尔彻再也不像个朋友了。他举止粗鲁、傲慢、专横、不体谅人、而且在细微琐事上斤斤计较，我始终认为新西兰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国家。那儿的景致无与伦比。我们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到达惠灵顿的，据那儿的居民说这种好天气不多见。农村景色之美令人叹为观止。我当时发誓要在春天回来——我是说当地的春天，看那蜡达树繁花朵朵，满树的金黄和猩红色。可这没能实现。
贝尔彻欣然返回了新西兰。他在那交了不少朋友，惬意得像个孩子一样。他在我和阿尔奇赴檀香山前祝福我们万事如意，过得愉快。谢天谢地，阿尔奇不再公务缠身，不必和那个坏脾气的想入非非的同伴费口舌了。我们悠然旅行，在斐济和其他小岛上滞留，最后终于到了檀香山。那儿远比我们想象的旅馆林立、路广车多的景象要繁华得多。我们是在清晨到达的，一进旅馆卧室，凭窗远眺，看到的是人们在海边冲浪和人群蜂拥租赁冲浪板，跃入大海的景象。我们不知深浅，那天不是冲浪的好天气——只有冲浪好手才去的天气——可是我们在南非冲过浪，自以为驾轻就熟。檀香山的情况完全不同。冲浪板是一块厚木板，重得几乎浮不起。你躺在上面，慢慢地滑向礁石，礁石在我看来只有一英里之遥。到那儿后，你得再选好位置等待合适的海浪打来，把你抛向岸边。这种事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要看准海浪的时机，其次，也是更重要的，要识得暗含杀机的海浪，因为你一旦裹到里边，就会被卷人海底，只好听天由命了。
我们下榻的客房周围种满了香蕉树，——可这香蕉像菠萝一样令人失望。我曾想象着随手从树上摘下个香蕉尝尝。檀香山的香蕉可不是这种吃法。那是一笔重要的经济收入，还泛青就被砍下来。然而，虽不能从树上随手可得，但总还是可以尝尝许多闻所未闻的品种。檀香山的香蕉有十来个品种：红香蕉，大香蕉，被称做冰淇淋的瓤白而酥软的小香蕉，菜香蕉等等。苹果香蕉则味道独特。
夏威夷人也有些令人失望。我曾把他们想象为美的造化。一开始，姑娘们身上散发出的刺鼻的可可油味就令我不快，而且许多姑娘长得并不漂亮。热气腾腾的丰盛炖肉更是出乎意料之外。我一直以为波利尼西亚人多以各种美味浆果为生，可他们对炖牛肉狼吞虎咽的样子使我大吃一惊。
假日要结束了，一想到又要为工作所累，我们都长吁短叹。旅途开销也有些让我们担心。檀香山是个费用昂贵的地方，吃喝要比想象的贵两倍。租赁冲浪板，给雇童小费——处处要破费。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过得去。可是该是为将来考虑考虑的时候了。我们还要去加拿大，阿尔奇的一千镑花得很快。船费已付清。因此不必多虑。我去加拿大，回英国都不成问题，但是我在加拿大的旅行生活费用尚没有着落，这如何是好？但是我们把它置之脑后，继续不顾一切地冲浪玩，简直玩得忘乎所以。
这时，我已察觉到脖颈和肩膀上的病痛。每天早晨五点左右，右臂疼得钻心，使我难以再入睡。我患了神经炎，几乎难以忍受的痛苦持续了三四个星期。
贝尔彻见到我们时，竟毫无怜悯之心。他似乎对我们的假日满心忌妒。我们每次出游，他都说：“到处溜达，不干正事。天哪，这么准备旅行可不行，总是花钱雇人不干事！”而他对自己在新西兰玩得不亦乐乎和朋友难舍难分却从来只字不提。
我们商定我放弃去新斯科舍和拉布拉多半岛旅行，钱一告罄，我就去纽约。那时，我到卡西婶母或梅姨家去住，阿尔奇和贝尔彻去视察银狐业。
我想大概是在温尼伯，阿尔奇随贝尔彻去看高粮仓。我们本应知道患有痿漏的人是不能挨近高粮仓的，但是我俩谁也设想到这一点。那天他回来后，两眼淌泪，一脸病容，弄很我惊惶失措。第二天，他强挨着到了多伦多，一到那儿就躺倒了，要他继续旅行是办不到了。
又过了四五天，阿尔奇恢复了健康，虽然还有点虚弱。
我们找到了遭人恨的贝尔彻。我记得大概去渥太华，正是秋天，枫叶金黄。我们借住在一位中年船长家，他是个富于魅力的人，养了条逗人喜爱的阿尔萨斯狗。他曾带我坐在狗拉的车上去逛枫树林。
离开渥太华，我们去了落基山脉、露易丝湖和班夫。每逢问到哪里是我曾见过的最美的地方时，我都回答说露易丝湖，宽广、修长、湛蓝的湖面，两岸低矮的丘陵，山随水势，景色壮观，尽处与雪山迢迢相接。在班夫，我交了好运。神经炎依然作痛，我决心去试试许多人都说对此有好处的温泉水。我每天早晨洗一会温泉，那地方像个游泳池，走到一端就能感到从温泉汩汩涌出的硫磺味十足的泉水。我任凭泉水冲洗着我的脖颈和肩膀。令我高兴的是，到第四天神经炎症状消失了，彻底地治好了。摆脱了病痛再次使我高兴。
接着我和阿尔奇到了蒙特利尔。我们又得兵分两路：阿尔奇随贝尔彻去视察几家银狐农场，我乘火车南下纽约。这时我已身无分文了。
亲爱的卡西婶母在纽约接我。她待我温厚、慈爱、亲切。
我和她一起住在她里费赛得街的公寓里。她那时年事已高——我估计快八十了。地带我去看望她弟媳皮尔庞特·摩根家年轻的一代，还带我去一家高级餐馆品尝美味佳肴。她谈起了我父亲以及他初来纽约的日子。我过得很开心。临走前，卡西婶母问我临别有何要求，我告诉她我渴望去自助餐厅吃顿饭。英国人对自助餐厅一无所知，我是在纽约看了报才了解到的，想去试试。卡西婶母觉得这是个不一般的愿望。她想象不到谁会想去自助餐厅，但由于她一心想让我高兴，就带我去了。她说她自己也是第一次去自助餐厅，拿着餐具从柜台上自己选莱，我发现这种经历既新鲜又有趣。
与阿尔奇和贝尔彻在纽约见面的这天终于到来了。我盼着他们的到来，因为尽管卡西婶母待我和蔼可亲，可我仍然感到像只被困在金笼子里的小鸟。卡西婶母从未想到让我独自一人出去走走。这对在伦敦四处闲逛惯了的我可真非同一般，我被困得焦躁不安。
阿尔奇和贝尔彻在纽约过了一夜，第二天我们登上贝伦加里亚号启程回英国。我不敢说再次坐船旅行已能适应，但这次我只是稍稍有点晕船。突变的天气来得不是时候，因为我们正在打桥牌，贝尔彻坚持要和我搭档，我可不情愿，因为尽管他牌打得不错，可一输就脸色阴沉。我本打算玩几局就散伙，于是就和他搭档玩起来。谁料想一直打到最后一局。那天海风猎猎，轮船前后颠簸。我没敢想中途退下来，惟一的希望就是在牌桌前不要出丑。可能是最后一局，发牌时贝尔彻突然大骂一声，把牌摔在桌上。
“这局输定了，”他说，“输定了！”他怒骂着。我估计再稍有不快他就会摊牌认输，让对方轻取这局。然而，我倒有满手的好脾。我的牌技槽透了，可牌争气，不能输掉。我由于晕船一阵阵恶心，打错了牌，忘了将牌，干尽了费事——但是我手气好极了。我们终于赢了这局。随后我便回到客舱，声音凄凉地呻吟着直到抵达英国。
2
回到家本应是愉快的团聚生活的开始，然而现实搅碎了这个好梦。我们一贫如洗了。阿尔奇给古德斯坦先生做事已成往事，他的职位已被另一个年轻人取代了。当然，我手头还有可从祖父的遗产中提取的进款，我们可以靠这一百镑年金过活。可是阿尔奇不愿动用积蓄。他得找个工作，而且愈快愈好，赶在付房租、保姆的佣金以及每周的食品账单之前。找工作并非易事一一事实上甚至比战争刚结束时更难。幸运的是，如今我对那段艰难的日子的记忆已淡漠了。我只记得日子过得不舒心，因为阿尔奇整日愁眉苦脸，他不是那种能含辛茹苦的人。他自己也深知如此。我记得他在我们才结婚时曾警告我说：“记住，我不是个完人，假如景况不佳，我会手足无措的，我不喜欢性情乖戾的人，容不得人们郁郁寡欢，萎靡不振。”
我们明知冒险，可满足于试试机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承认现实：享受的日子过去了，该是怀着焦虑、沮丧的心情付钱的时候了。我觉得自己也无能为力，因为不能给阿尔奇一点帮助。我告诫自己要一起共度难关。我一开始就承受着他每天的脾气暴躁或缄默和忧郁。我要想高兴高兴，他就说我对严重的处境无动于衷；我要脸色不好，他就说我“拉长脸也没用。你知道后果如何？”似乎我做什么都不对。
最后，阿尔奇不容商量地说：“喂，我想你惟一能起点作用的就是赶快离开这儿。”
“赶快离开这儿？去哪儿？”
“不知道。去宠基家——她会欢迎你和罗莎琳德去。或者回家找你母亲去。”
“可是，阿尔奇，我想和你呆在一起；我想分担些因难——难道不行吗？我们不能一起分担困难吗？我不能干点什么吗？”现在也许我会说：“我去找个工作。”可是，在一九二三年连想说说找工作都不可能。一次大战中有妇女辅助空军队，或者去军工厂和医院找份工作。但这些都是临时性的；政府部门不招募女工作人员。商店职工过剩。但我仍坚持己见，不同意离开。我至少能洗衣做饭。我们辞掉了佣人。
我很少言语，不去打搅阿尔奇，这似乎是我对他有所帮助的惟一态度。
他来往于金融机构，去见每一个或许了解哪儿需要雇员的人。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尽管不太满意。
我努力静下心来写点东西，因为我觉得这样做多少能嫌点钱。我还没想以写作为生。在《随笔》中发表的短篇小说鼓舞了我；那种钱来得实实在在。那些短篇小说被人买去了版权，付了钞票，钱已花掉了。我坐下来着手写另一部书。
周游世界之前，我们去贝尔彻家吃饭。他曾鼓励我写部以他的家米尔庄园为背景的侦探小说，“《米尔庄园的秘密》，这个题目相当不错。你觉得如何？”我表示同意，并说《米尔庄园的秘密》或《米尔庄园谋杀案》做题目都不错，我会考虑他的建议的。周游世界时，他时常谈起这件事。
“告诉你，你如果写《米尔庄园的秘密》，得把我写进去。”他说。
“我想没法把你写进去。我对真人真事无能为力，书中人物只能靠想象产生。”我回答他。
“胡扯，我不在乎是不是像我，可我只想在侦探小说中充当一个角色。”
他不时地问道：
“你那本书动手了吗？是不是有我？”
有一次，我们说恼了，我说：
“有你。你是个冤死鬼。”
“什么？你说我是被谋杀的家伙？”
“对。”我说，心里直好笑。
“我可不想做冤死鬼，”贝尔彻说，“我不会是冤死鬼——我要当谋杀犯。”
“你怎么要当谋杀犯？”
“因为谋杀犯在书中总是最有意思的人物。你得把我写成谋杀犯。阿加莎——明白吗？”“我明白你想做一个谋杀犯。”我一字一顿地说。最后，我一时妥协，答应把他写成谋杀犯。
在南非时，我就构思了情节。我打定主意再次把书写得更像部惊险小说，而不是侦探小说，书中包括大量有关南非景色的描绘。我们到南非时，那儿正面临着革命的危机，我写下了一些有用的细节。我把我的女主人公描绘成一个欢快、富于冒险精神的年轻姑娘，她是个孤儿，离家外出冒险。
我试着写了——两章后，发现如果围绕贝尔彻展开故事要讲得动人真是难上加难。写到他总带有主观看法，把他写成一个十足的笨蛋。突然我脑中冒出一个想法，这本书用第一人称写，分别由女主角安娜和反面人物贝尔彻轮流讲述故事。
“我相信他不愿当个反面人物。”我怀疑地问阿尔奇。
“给他加上个什么头衔，”阿尔奇建议道，“我想他会喜欢的。”
于是他被命名为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而一旦我让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自述他的故事，人物就变得栩栩如生了。他当然并非贝尔彻，但他言谈中夹杂着贝尔彻的口头禅。讲述着贝尔彻的某些经历，他也善于吹胡子瞪眼，书中活现了一个狂妄而有趣的人物。很快，我忘掉了贝尔彻，好像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自己在写小说。这大概是我惟一一次把我熟悉的人写进书中，我觉得并不成功。贝尔彻没有活起来，可是被称为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人却被赋予了生命。我突然发现这部书的写作充满了乐趣。
写这本书的主要障碍来自罗莎琳德的保姆布谷。布谷和当时其他保姆的做法一样，理所当然地不干家务、不管做饭和洗衣服。她只是孩子的保姆；清扫幼儿室、洗小家伙的衣服，仅仅如此。当然我也没抱多大希望，自己妥善地安排日常生活。阿尔奇晚上才回家，罗莎琳德和布谷的午饭简单好做。这位我上、下午都有时间安排两三个小时的写作。布谷和罗莎琳德去了公园或外出买东西。然而遇上阴雨天，他们呆在家里，尽管告诉她我在工作，布谷可不大听话。她常站在我写作室的房门口，不断自言自语，显然在对罗莎琳德说什么。
我和布谷在对待罗莎琳德的童年问题上意见一直不统一。我们买的是二手货。那是辆尚好的童车，坐上很舒服；只是难以称其为漂亮。我听说童车也式样翻新，每一两年，厂家就推出一种外型不同的新式样，很像今天的小汽车。
我后来才知道布谷常去肯星顿公园，和其他一些带着自己的小主人的保姆聚会，她们在那儿坐在一起，相互比较着各自的优裕之处以及各自小主人的俊俏和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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