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豪拉特太太尤其喜欢故作多情。她的过分多情使我更感到怯生生的。我愈来愈感到难以向她作出同等的反应。
她那尖细的嗓音抱着令人肉麻的长腔：“噢，亲爱的宝贝！多乖呀，我的宝贝？噢小宝贝，让我们一起来读几课有趣的课文，你看好吗？”我有礼貌地冷冷地瞧着她。母亲在一旁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喃喃地应了句：“好的，谢谢您。”我当时的法语水平也就只能表达有限的一点意思。
法语课的气氛还算和睦。我一直很听话，但头脑显然很笨。母亲很希望看到立竿见影的成效，对我学习的进展大为不满。
“她进步得太慢了，本来应该再快点，弗莱德，”她对父亲抱怨道。
父亲总是那么宽厚，回答说：“噢，她需要时间，克拉拉，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个女人才来了不到十天。”后来，母亲还是把这位家庭教师辞了。
自从马卡姆小姐和莫豪拉特太太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后，我开始感到莫大的欢愉。旅店里住着一位寡妇塞尔温太太和她的两位小女儿，多露西和玛丽。多露西比我大一岁、玛丽比我小一岁，没过多久我们就形影不离了。
我一人独处时。往往温顺听话，老实得很；可一跟别的小孩子凑到一块总免不了要搞些恶作剧。我们三个人尤其喜欢去找餐厅里招待们的麻烦。有一天晚上，我们把食品贮藏室里所有的盐袋和艳袋都调换了位置。还有一次，我们把桔子皮剪成小猪的形状，在就餐铃响之前摆在每个人的盘子上。
那些法国侍者是我所见到过的此类人中最和善的。尤其是那位负责服侍我们的维克多，他身材敦实，尖长的鼻子，在我的记忆中．他身上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怪味（我头一次知道了大蒜这东西）。不管我们怎么戏弄他，他都不怨恨，而且待我们格外殷勒。他常用胡罗卜给我们刻出活灵活现的小老鼠，我们之所以做了恶作剧又能逍遥法外，全仰仗这位忠厚的维克多，他从未向旅店总管和我们的父亲诉过苦。
跟从前的那些同伴相比，我对跟多露西和玛丽姐妹的友谊倍加珍视。也许到了那种年龄，搭伴玩耍要比一人独处更具有吸引力，也许是我们之间有更多的共同之处。我们合伙干了许多恶作剧，整个冬季都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当然了，我们也常常因为调皮捣蛋而受罚。
在此期间，母亲一直考虑着我的法语教育问题。她和姐姐当时正在城里一家裁缝店订做衣服。一天，母亲注意到店里的一位年轻的女工。她是一位负责试衣样的师傅的助手。
主要协助顾客穿试衣样。为师傅递别针。她的师傅是位性情暴烈的中年妇女。母亲发现那位年轻女工脾性温顺。颇有耐心，决定进一步考查她。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试衣样时，母亲一直留神观察她的言行。后来又拉住她聊了起来。她叫玛丽·塞耶，二十二岁，父亲是一个小咖啡店的老板。她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一个小妹妹．姐姐也在裁缝店工作。母亲漫不经心地问是否愿意跟她去英国。姑娘听了喜出望外，兴奋得有些语无伦次。
母亲约好时间拜访了塞耶太太，两人仔细地商量了这件事。直到这时，她才跟父亲谈起自己的打算。
“可是，克拉拉，”父亲反对道，“这位姑娘不是家庭教师，在这方面完全是外行。”
母亲却认为玛丽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人。“她不懂英文，一句话也不会说，阿加莎不得不跟她学说法语。这位姑娘温文尔雅，脾气也好，她们家的名声也不错。她愿意随我们去英国，她还能为我们做衣服和各种针线活。”
同以往一样，母亲的异想天开又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
时至今日，只要我一闭上双眼，玛丽那副可爱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红润的圆脸，扁塌的鼻子，乌黑的头发在头顶盘成一个发髻。后来她告诉我，第一天早上她提心吊胆地走进我的卧室，用头天晚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学会的两句英语跟我打招呼：“早上好，肖（小）姐！祝您身体健康！”遗憾的是，由于她的法语口音很重，我一个字也没听懂，只是疑虑地注视着她。整整一天，我们就好像两只不会说话的狗，只是相互介绍了一下自己。两人几乎都没怎么说话，惶惑不安地瞧着对方。
不到一个星期，我和玛丽就不知不觉地能够交谈了。我使用法语，东一个词，西一个词，凄起来竟然也能表达自己的思想了。到了第一个周末的时候，我们竞成了一对忠实可靠的朋友。跟玛丽一道外出散步是件乐事，跟她在一起干什么都有趣。这是令人愉快的良好开端。
初夏的帕安，天气渐渐炎热起来，我们离开那里到阿杰勒过了一周，又去卢尔德住了七天，尔后就在比利牛斯山脉中的高特里茨住了下来。这个地方非常令人满意，就在大山脚下。（我对大山的失望此时已烟消云散。）尽管高持里茨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对来说要好些，但却无法向远处眺望。每天早晨，我们都沿着通向矿泉的山间小道散步，站在泉旁一杯接一杯地喝那些讨厌的脏水。锻炼完身体后，再买上一条麦芽糖。母亲最喜欢茴香，我对它却很反感。不久，当我与玛丽外出散步时，我在旅馆旁的之字形小道上发现了一项十分有趣的运动。我从小松林里的土坡上坐滑梯似地滑下来。
玛丽不喜欢这种游戏，但却一直没能够管束住我。我把她当作伴友，从未产生过要屈从于她的威严的念头。
后来，我又有了两位可选择的朋友：一位是美国小姑娘，叫玛格丽特·普里斯丽，一位是英国小姑娘玛格丽特·荷姆。这时父母已与玛格丽特的父母交往甚密，自然希望我跟玛格丽特结伴玩耍。我像以往那样没有顺从父母的意愿，特别喜欢跟玛格丽特·普里斯丽在一块玩。她爱用一些我从未听过的稀奇古怪的语句和字眼。我们俩互相讲了许多故事。
玛格丽特和我曾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是小孩子怎么出世的。我认为小孩子是由天使抱来的，这是姆妈亲口对我说过的；玛格丽持却提出异议，认为小孩贮存在医生那儿，是医生用一个黑口袋背来的。正当两人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范妮巧妙地为我们打了圆场：“对呀，你们说得都对，亲爱的，”她说，“美国小娃娃是医生用黑口袋背来的；英国小娃娃是天使们送来的，这不是明摆着的嘛。”
两人心满意足地言归于好了。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觉姐姐对她周围的青年男子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尽管她没有花容玉貌，却也姿容秀美，引人瞩目。她承袭了父亲的机智，谈吐文雅有趣、而且颇具女性的吸引力。年轻的小伙子们仿佛像九柱戏的立柱．一齐拜倒在她的脚下。不久，我和玛丽曾背地里以竞选的方式给对她顶礼膜拜的人排名次，讨论着这些求爱者的运气。
“我认为帕默先生准行，你呢。玛丽？”“有可能，可他太年轻。”
我说他大概跟麦琪同龄，但是玛丽坚持说他太年轻了。
“依我看，”玛丽说，“安鲁斯勋爵倒是很有希望。”
我反对道：“他比姐姐要大好多岁呢，玛丽。”她说也许是这样，可是只有丈夫比妻子年龄大些。家庭的基础才建得牢固。她还说，安鲁斯勋爵一定会成为一位好丈夫．任何家庭都不会拒绝这样的男人跟自己的女儿结成伉俪。
“昨天，”我说，“麦琪把一拉小花插在伯纳德上衣的纽扣眼里。”
玛丽认为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她认为伯纳德是个轻浮的小伙子。
玛丽也跟母亲一样偶尔给我读读法语书。有一天，我拿起一本叫《一个蠢驴的回忆录》的书一页页地翻看，我忽然欣喜地发现我已经能顺利地读下来了。大家都向我表示祝贺，母亲却一句褒奖的话也没有说。经过艰苦的磨难，我终于学会了法语，可以阅读书籍了，尽管遇到较难的段落还需要有人给我讲解，但我毕竟自己能读了呀。
八月底，我们离开高特里茨去巴黎。高特里茨今我终生难忘，在那里我度过一生中几个最愉快的夏天中的一个。
3
我们从比利牛斯山脉来到巴黎，后来又去了迪纳尔。令人气恼的是在巴黎给人留下深刻印记的，只是我们下榻的旅店的卧室。卧室的墙壁漆成了深褐色，使人很难看见室内的蚊子。
旅店里蚊子成群，夜里嗡嗡叫个不停，叮咬着我们的脸和手臂。我们在巴黎住了一个星期，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耗费在对付蚊子上了。
我想家里人也一定带着我去游览了巴黎的名胜，可惜它们在我的记忆中没留下什么印象，只记得家里人特意带我参观了埃菲尔铁塔，就像我第一次看见大山那样，它也曾让我大失所望。这次巴黎之行给我留下的惟一纪念就是大概在那时，我得了一个新的绰号：“蚊子”。无疑我很讨人嫌。
不过，我并非一点收获也没有，就在抵达巴黎的第一天，我看见了工业革命的先驱者们。巴黎的街头到处都是被称作“汽车”的新式交通工具。它们在街上穿梭往来，喧嚣地飞驰而过。（按现代标准，这些汽车的速度自然很慢，但在当时来看，它们要比马车快多了。）驾车的人都戴着帽子和眼镜，以及其它一些东西，让人看上去眼花缭乱。父亲说这种玩艺不久就会遍及各地。我们都不相信。我漠然地望着眼前的一切，兴趣仍然停留在各式各样的火车上。
母亲慨叹道：”可惜蒙蒂不在这儿，他肯定会喜欢这些东西的。”
回想起这一段生活，我感到有些蹊跷，哥哥的形影仿佛消失了。虽然他在哈罗公学放假的时候也回到家里来，但却似乎不再是我心目中的重要人物了。也许是因为这一时期他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此时很为他担忧。他因为考试没有及格而退学。他大概先去了达特的造船厂，后来又北上到了林肯郡。他学业上的进展总使人失望。在每个家庭中，往往都要有一个使父母操心和担忧的孩子。在我们家中，哥哥蒙蒂就是这样的人。他这一辈子都让人感到头痛。
我们由巴黎到了布列塔尼的迪纳尔。
在我的记忆中，迪纳尔是我初学游泳的地方。当我发觉自己僻僻啪啪地向前划了几下水，居然没有下沉的时候，我得意极了，高兴得不敢相信没有别人托着我也能游了。
就在迪纳尔，我开始了戏剧实践。当时父母住着两人一间的大卧室，房间里有一个很大的向外凸出的窗户。实际上是个凹室，前面拉着闭合式窗帘，酷似一个戏台。我从前一年圣诞节上演的一幕童话剧得到启迪，硬拉着玛丽每天晚上配合我为家人演出各种神话故事。我选扮自己中意的角色，玛丽一人兼演故事中其余的几个角色。
回想起父母亲为我们热心捧场，我至今感铭斯切。不难想象，每天晚餐过后来到卧室坐上半个时辰，观看我和玛丽身穿自己凑合起来的戏装在那里手舞足蹈，是多么让人兴味索然。我们演出了《睡美人》、《水晶鞋与玫瑰花》、《美人与野兽》等剧目。我持别喜欢扮演剧中的男主角。我借来姐姐的长筒抹，当作紧身裤套在腿上，在“戏台”上振振有词地踱步。
起初，我们的戏剧表演也许极为滑稽有趣，至少是博得了父亲的欢心。但后来却越来越让人腻烦。双亲对我太仁慈了，不忍心坦率地告诉我每天晚上都来观看我们拙劣的表演实在是活受罪。他们偶尔也会以朋友正在用餐为借口留在楼下，但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很豁达。
九月，在迪纳尔逗留期间，父亲欣喜地与老朋友皮里夫妇邂逅。他们的两个儿子当时也在那里度假。马丁皮里跟我父亲在韦维念书时是同窗，两人一直交往甚密。
父亲与老朋友相会万分高兴。母亲和皮里太太也有共同语言，两人很快就热烈地讨论起日本艺术。他们的两个儿子也在那儿。哈罗德在伊顿读书，威弗莱德大概是在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校学习，即将参加海军。威弗莱德后来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中的一个。我记得当时大家说他小的时候一看见香蕉就咯咯地笑个不停。我为此还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那时候，这两位小伙子自然不会把我放在眼里。一个是伊顿的学生，一个是海军学员，怎么会屈尊来注意一个七岁的毛丫头呢？我们一家从迪纳尔来到根西，冬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那儿度过的。我生日那天，惊喜地收到一份礼物——三只小鸟。它们的羽毛和颜色都带着异域的风格，它们的名字叫凯凯、都都和贝贝。凯凯是只娇嫩的小鸟，不久就死了。我喂养它的时间很短，所以它的死并没引起我太大的悲恸。贝贝这只迷人的小鸟才是我最心爱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兴致勃勃地为凯凯举行了过分铺张的葬礼。它的遗体被精心放在用母亲提供的缎料花边做衬里的纸盒中。经过长途跋涉，我们来到圣彼得港外的高地上，选奸一块墓地，举行了葬礼，小盒被掩埋了，上面还覆盖着一大束鲜花。
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妥贴。但事情并未到此了结，前往祭扫凯凯的墓平添了我散步的兴致。
在圣彼得港最惹人注目的是花市。那里有各色各样的花，非常便宜。据玛丽说，当时的天气一直非常寒冷，刮着大风。每当她问“今天去哪儿散步，小姐？”我总是兴致勃勃地回答：“我们去祭扫凯凯的墓。”玛丽唉声叹气，我们得顶着凛别的寒风徒步两英里。尽管这样，我还是执拗地拽着她先到花市，买些山茶花或者其他的花，然后在刺骨的冷风中走上两英里，天还经常下起雨来。我们在凯凯的墓前举行例行的仪式。将鲜花摆在那里。也许有些人生来就喜欢丧葬或观看葬礼。人类中若是没有这一生性。那么考古学家也许就不存在了。
4
有时我想，假如轮回理论成立的话，那我的前世化身一定是条狗。我染有许多狗的习性。无论谁干什么事，到哪儿去，我都要尾随其后。跟着去做。同样，当长期旅居国外的生活结束后回到家里时。我的所做所为也全然像条狗。狗总爱在房子里溜溜达达，四处察看，这里闻闻，那里嗅嗅，用鼻子去发现有什么异样，哪里好就往哪里蹭。我正是这样。看遍了整个房子，又看庭院，来到自己的顿地，察看我的铁路线，那棵可以用做跷跷板的树和秘密了望点，它设在院墙旁一块隐蔽的高地上，从那里可以监视墙外的公路。我找见了那只铁圈，试了试它是否好。然后。过了一次瘾，用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把从前玩过的游戏一个不漏地重玩一遍。
我想，读到这里读者不禁要问：
“难道你还没有上学吗？”
我的回答是：“没有。”
我这时大概已经九岁了。像我这么大的孩子大多已经有了家庭教师。不过当时雇家庭教师主要还是为了让她们照看孩子，训练和监护他们。她们开设的所谓“课程”完全取决于她们个人的兴趣爱好。
母亲幼年曾在柴郡读过书，后来她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抚育女孩子的最佳方式就是让她们尽可能四处跑跑，多呼吸新鲜空气，吃得好，不要强迫她们做任何事情。
（对男孩子自然就不同了。男孩子必须接受严格的正统的教育。）我在前面曾提到过，她的理论是小孩子不到八岁不能读书。由于这种管束对我没能奏效，她索性听其自然。我抓住一切时机读我喜欢读的书籍。被称做学习室的那个大房间设在楼上，里面摆满了各类书籍，其中还专门设有儿童读物的书架，上面摆满了《爱丽斯漫游奇境记》、《照镜子》，以及我前面提到的充满着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情趣的故事集，比如：《我们的紫罗兰》、《萨洛阳作品集》、大概还有全套的《汉蒂作品集》，除此以外还有各种课本和小说。我随意选取我感兴趣的东西读。读了大量的书籍。但真正读懂的都不多，它们不过引起了我读书的兴趣。
在翻阅书籍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本法国剧本。父亲发现我在读这个剧本，一把夺了过去，神色奇异地问我“你怎么弄到这本书的？”这是法国小说戏剧集中的一部，被锁在吸烟室，供大人们悉心研读的。
“它就放在学习室里面。”我答道。
“不应该放在这儿，”父亲自语道，“应该锁在我的书柜里。”
我爽快地放弃了这本书，说实在的，我发现它很难懂。
我又兴致勃勃地埋头于《一位艺术家的回忆》、《无家可归》等那些不会惹事生非的法国儿童读物。
当时我大概也上某些课，但却没有请家庭教师，我继续跟着父亲学习算术，洋洋自得地由分数过渡到小数，后来终于升入更高水平，学习起“多少多少只奶牛吃掉了多少青草，几个水箱用了多少小时灌满了水”。我对这门课简直入了迷。
这时候姐姐开始正式进入社交界，接踵而至的是参加各种聚会，添置衣物，去伦敦游玩等等。母亲跟着她忙碌起来，无暇顾及我了。有时我变得有些嫉妒，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
在我周围的街坊邻里，碰巧没有一家有与我同龄的孩子。所以在我幼年时代，只好臆造一系列的亲朋好友。先是小狮狗、小松鼠和小树，后来是有名的基顿一家。此时，我又在想象中创办了一所小学校。这并不能表明我渴望进学校读书。这所“学校”仅供七位年龄不同，相貌各异的儿童学习之用。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学校没有校名，就叫学校。
首先人学的是埃塞尔·史密斯和安妮·格雷两位小姑橙。埃塞尔十一岁，安妮九岁。埃塞尔深色的皮肤，浓密的头发，聪颖、擅长做游戏，嗓音低，看上去有些男孩子的气质。她的密友安妮恰好与她相反。安妮浅黄色的头发，蓝蓝的眼睛，羞涩且多情善感，动不动就哭鼻子。她依附于埃塞尔，每次都是埃塞尔出面保护她。
继埃塞尔和安妮之后，我又收了两位学生。一位叫伊莎贝拉·莎利文。十一岁，金黄色的头发，褐色的眼睛，是一位漂亮的官家干金。我不喜欢伊莎贝拉，可以说十分讨厌她。
她俗气，简直庸俗到了极点。她趾高气扬地焙耀自己的富贵，穿着打扮相当入时，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另一位叫埃尔西·格林，是伊莎贝拉的表妹。她有点像爱尔兰人，黑色的卷发，蓝色的眼睛，性情活泼，总是咯咯笑个不停。她与伊莎贝拉相处得很好，但时而也被她激怒。格林家境贫寒，穿着伊莎贝拉穿过的衣服。她有时也对此表示怨恨，但毕竟不大在乎这些，所以这种时候不多。
我跟这四位姑娘玩得很投机。那段时间里，她们乘“火车”沿“固布勒”铁路线旅行，骑马、修整庭院、打板球。我还举办了几次锦标赛和邀请赛。我最大的期望就是伊莎贝拉能败下阵来。除了作弊，我使尽了浑身的解数，不让她赢——我漫不经心地为她拿着球棍，不加瞄准地胡乱打。可是我越是对她漫不经心，她似乎就越幸运。她竞穿过了本来是不可能过去的铁圈。把球正好打过草坪，最后总是获胜夺奎。我恼火极了。
后来，我觉得再有两位年龄小的学生会更好些。这样，学校就又添了两个六岁的儿童，埃拉·怀特和苏·德·弗特。埃拉学习勤奋，一丝不苟，成绩优秀，板球打得也很不错，只是人很刻板．头发像毛刷似的。苏·德·弗特却平庸得出奇。不仅相貌平平——黄色的头发、浅蓝色的眼睛，而且缺乏个性。可我还是能够看见和感觉到苏的存在。她与埃拉是亲密的一对。我对埃拉像对自己的手掌那样熟悉，而对苏却把握不住。也许是因为苏就是我的化身，当我跟其他同学说话时，总是苏在代言，而不是阿加莎。苏和阿加莎融合一体构成了一个双重人物。苏往往是一位旁观者，很少是剧情中的人物。最后一位加入这个集体的是苏的同父异母姐姐弗拉·德·弗特。弗拉年龄最大，十三岁，当时长得不很漂亮，但不久就将出落成一位抚媚动人的大姑娘。她的出身也很神秘。我初步为她设想了各种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的未来。她长着淡黄色的长发、一双脉脉含情的蓝眼睛。
这些“女孩子”陪伴我许多年。随着我的日趋成熟，她们的性格也自然而然地发生着变化。她们参加音乐会、表演歌剧、在话剧中扮演角色。即使在我成年之后，我还不时地与她们分享着我的思想，给她们分发我衣柜里的各种衣服。我在脑子里为她们设计了睡衣的款式。我至今记得埃塞尔穿上一侧肩上带有洁白百合花的深蓝色薄纱礼服显得更秀美一些。可怜的安妮却很少能有奸衣服穿。我对伊莎贝拉是公正的，尽管对她抱有成见，仍然让她穿最漂亮的礼服——往往是有刺绣的绫罗绸缎。即使在今天，当我把一件衣服放进衣柜时，有时也会喃喃自语：“这件埃尔西穿准好看，她穿绿色的最合适。埃拉要是穿上那件三色拼起的针织紧身运动衫一定很洒脱。”此时我自己也会觉得好笑，可是这些“姑娘”的的确确活在我的心里，只是不像我，她们没有变老。在我的想象中，她们中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三岁。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添加了四个人物：安德莱德是她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身材颀长修美，有些清高；比阿特丽斯年龄最小，喜欢跳舞，是位快乐的小仙女；还有罗斯和艾里斯·里德两姐妹，我开始为她们虚构了许多浪漫故事。
艾里斯有位男朋友，常给她写诗。罗斯很调皮，对谁都敢戏弄，跟所有的小伙子都调情卖俏。当然，到了一定的年龄，她们都陆续出嫁了，也有的还未结婚。埃塞尔一辈子独身，跟温柔娴静的安妮一起住在一幢小别墅里，她们是天生的一对，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她们两人相依为命也不会是不可能的。
我们从国外回来后不久，弗罗茵·尤德就把我领人了美妙的音乐王国。弗罗茵·尤德是一位瘦小干瘪、神情可畏的德国女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到托基来教音乐，也从未听说过有关她个人的隐私。有一天，母亲来到学习室，身旁站着弗莱德·尤德，母亲说她打算让我开始学钢琴。
“是的！”弗罗茵·尤德尽管英语说得流利。却夹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咱们现在就到钢琴那儿去。”我们来到钢琴跟前，学习室里摆着的是一架小钢琴，那架大的摆在客厅里。
“站在这儿，”她命令道．我立在钢琴的后侧，“这个，”说着她重重地在琴键上敲了一下，我担心钢琴是否承受得住，“是C大调，明白吗？这是C调，这是C大调音阶。”她弹了几下，“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弹C调的和音。这样……再来一遗——音阶。音阶C、D、E、F、G、A、B、C，你明白了吗？”我说明白了，其实她刚才说的我都已经会了。
不久，整个房子里就回荡着音阶和琶音的练习，后来是曲子《快乐的农夫》。我对音乐课非常痴迷，父母亲都会弹钢琴。母亲弹奏门德尔松作的曲子以及其他一些她年轻时学过的作品。她技巧娴熟，但对音乐并无强烈的爱好。父亲却颇有音乐天资，无论弹奏什么曲子都可以不看乐谱。他常弹奏欢快的美国歌曲和黑人圣歌，还有其他一些作品。除了《快乐的农夫》，弗罗茵·尤德又给我加了舒曼的一些优雅的小夜曲。我每日满腔激情地练上一两个小时，从舒曼进到我最崇尚的作曲家格里格的作品。像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弗罗茵是一位优秀的教师。
我并不总是弹奏欢快的曲子，还得弹奏大量的我并不怎么热衷的格里格的练习曲。弗罗茵·尤德不是那种喜欢干劳而无功之事的人，她对我说：“你必须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些练习很实用，很有必要。曲子是一朵朵瑰丽的小花，它们开放了，又凋谢了，你必须要有根基，坚实的根基还要有绿叶。”就这样，我在根基和绿叶上下了大量的功夫，偶尔也插进一两朵小花。我的成就大概比家里其他人都令人满意。
他们都有些腻烦弹奏这么多练习曲。
当时也开办舞蹈学习班，每周上一次课。教室设在一家甜食店楼上被尊称为“雅典娜神庙”的房间里。我大概在很早就开始进舞蹈学习班了，一定是在五、六岁的时候，因为当时姆妈还在我们家，每周由她送我去学习。年龄小的学员先从波尔卡舞学起，方法是重走三步：右，左，右——左，右，左。听到这样的跺脚声。在楼下甜食店喝茶的人一定会感到心烦意乱。回到家里，麦琪的讥讽多少让我有些不快。她说波尔卡根本不是那样跳，“应该先向前滑一步，另一步跟上，然后再起第一步，就像这样……”我感到困惑。原来这是那位教跳舞的老师希基小姐发明的教学方法，学舞步之前要先以此来熟悉波尔卡的节奏。
在托基，舞蹈班里几乎全是女孩子。后来我在伊林进舞蹈班学习时，班里有许多男生。那时我九岁左右，非常腼腆，舞步也不很熟练。一位比我大两岁，长相标致的少年走到我面前，邀请我跟他跳朗色舞。我窘迫地垂下了头，告诉他我不会跳朗色舞。当时我心里特别难过，我还从未见过这样迷人的少年。他乌黑的头发，一双大眼炯炯有神。我即刻感到我们将会成为一对心心相印的情侣。朗色舞开始了，我黯然神伤地坐在一旁。这时舞蹈班的老师走上前来：“阿加莎，谁都不许光坐着不跳。”
“我不会跳朗色舞，沃兹沃思太太。”
“不，亲爱的，你很快就能学会的，我给你找一个舞伴。”
她将一位塌鼻子，沙土色头发，脸上长着雀斑的少年拽到我面前。“这儿有一位，他叫威廉。”就在朗色舞相互交位时，我与那位使人眷恋的少年相遇。他忿忿地对我低语道：“你拒绝了跟我跳舞，却又跟别人跳了，太不友好了吧。”我试图向他作些解释，说我以为自己不会跳朗色舞，是迫不得已才跳的，可惜在交位的瞬间是来不及作任何解释的。他依然责怪地注视着我，直到下课。我真希望下周上课时能遇上他，遗憾的是，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人生的又一爱情悲剧。
我所学的舞步中，唯有华尔兹是我一生中都用得上的，可我却始终不太爱跳这种舞。我不喜欢它的节奏，常常旋得我头晕眼花，尤其是在跟希基小姐跳的时候。她的旋转动作轻盈优美，我被她带得双脚几乎离了地，一个曲子下来就感到天旋地转，几乎站不稳了。不过我不得不承认，她的舞姿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弗罗茵·尤德从我的生活中悄然逝去了。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也许是回德国了。
不久，一位叫特罗特的青年人替代了她。他是某教堂的风琴手，他的教学方法有些让人沮丧。我必须适应另一种演奏风格——几乎是坐在地板上，高举起双手，完全依靠腕力在琴键上弹奏。而原来弗罗茵·尤德的训练方法是让我坐得高一些，用小臂的力量弹奏。只有双臂高悬于琴上方，才能给琴键有力的敲击，那样才会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5
我们从海峡群岛回来后不久，父亲病重的阴云开始向全家人的心头袭来。旅居国外期间，他的健康状况就一直不佳，曾两次就医。第二次就诊时，医生作出了危言耸听的诊断．他认为父亲得的是肾玻回到英国后，我们自己的医生又给父亲检查了一次，他不同意前一位医生的诊断，领着父亲去见一位专家。从此，这片阴云就一直笼罩在全家人的心头。儿时的我只能膜肪地觉察出这种心理上的抑郁气氛。就如同狂风暴雨来临前人们隐约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沉闷一样。
医疗手段也无能为力。父亲去过两三位医学专家处就诊。第一位认为父亲心脏状况不好，具体情况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当听到母亲跟姐姐说话时说是“心肌炎”，我顿时感到不寒而栗。另一位专家则认为完全是胃的毛病。父亲夜里常常感到阵痛和气闷，发病的周期越来越短。
母亲起来陪伴他，为他调换姿势，服侍他吃下医生开的药。
平日里，父亲还像以往那样情绪乐观，可是家庭气氛已不那么轻松了。父亲照常去俱乐部，夏日里把时间消磨在板球场上。回来后讲一些有趣的见闻。总之，他还是那么慈祥，从不怄气、发怒。可是忧郁的影子迟迟不肯离去，它笼罩在母亲心头。母亲强打精神宽慰父亲，说他“看上去好多了，感觉也不同，真是好多了。”
与此同时，我们又面临着经济拮据的窘境。祖父留下的遗产都用在了纽约的房产投资上。但这些房产都是租下来的，并没有水久地买下。它们占据了市区的一部分，当时那块地产价值连城，房产却值不了多少钱。地产主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妪。她似乎并不愿意积极合作，处处设置障碍，反对任何开发和改善工作。定期的房产收入也总是姗姗来迟，而且常常被房屋维修费用和税款吞噬得所剩无几。
玛丽大概在我父亲去世前就离开了我们家。她到英国来的合同为期两年，在我们这儿又多呆了至少一年。她思乡心切，而且我想她很明智，也讲究实际，意识到该是按照法国传统考虑婚姻大事的时候了。她已经从自己的工钱中攒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嫁妆款。就这样，她眼里噙着泪花，紧紧地拥抱了她“可爱的小姐”，告别了我们，剩下我孤独一人。
在玛丽走之前，我俩终于在姐姐未来的丈夫的选择上取得了一致的见解。我俩过去一直在推测。玛丽始终坚信会是那位“金发碧眼、肤色白晰的先生”（此文为法语，译者注）。
母亲小的时候跟姨婆住在柴郡。她在学校里交结了一位朋友叫安妮·布朗，两个亲密无间。后来安妮·布朗跟詹姆斯·瓦茨结了婚，母亲嫁给了自己的表兄弗雷德里克·米勒，两位姑娘一致表示永远也不能忘记对方，要始终保持联系。尽管姨婆后来离开柴郡搬到了伦敦，但两人的联系从未中断。安妮·瓦茨有五个孩子，四个男孩，一个女孩。我母亲有三个孩子。两个相互交换彼此孩子在不同时期的照片，每逢圣诞节向对方的孩子馈赠礼品。
当姐姐准备去爱尔兰旅行时，母亲向安妮·瓦茨提及了麦琪此次旅行。安妮再三邀请麦琪由霍利黑德返回途中在柴郡的阿布尼堡逗留。她渴望见到挚友的孩子。
麦琪的爱尔兰之行非常愉快。归途中她在瓦茨家小祝瓦茨家的大儿子詹姆斯当时二十一二岁，就读于牛津大学。
他有一头漂亮的金发，嗓音低缓温和，谈吐不多。他跟大多数小伙子不同，对姐姐麦琪表现得不很热情。姐姐发现这很蹊跷，引起了她的好奇。她多次有意跟詹姆斯过不去，但却不知道这样做的效果如何。不管怎样，她刚回到家两人就开始了断断续续的通信往来。
其实，姐姐第一次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已经为之倾倒了，只是他生性腼腆，不善于表露自己的感情。第二年夏天他住在我们这里。我一下于就被他迷住了。他对我也很亲热，待我诚恳，从不戏弄我或者像对小孩子似地对我说话，而是把我看作一个大人。我很喜欢他。玛丽对他的评价也很高，称他为“金发碧眼、肤色白晰的先生”，我俩经常在缝纫室里谈论他。
“我觉得他们两人好像彼此爱得不是很深，玛丽。”
“噢，不对，他很爱她，当她不注意的时候，他总是深情地望着她。他们的婚姻一定会美满，而且很实际。听说他前途远大，生活作风又严谨，会成为一位顶好的丈夫。小姐性格开朗，聪敏，风趣，喜欢笑，找一位斯文稳重的男人作丈夫再合适没有了。他也会喜欢她这种与他不同的性格的。”
只有父亲不太喜欢詹姆斯。但我想，这对一位妩媚动人，性情欢快的姑娘的父亲来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一作父亲的都期望自己的女婿是一位十全十美的人物。作母亲的对自己的儿媳往往也会有类似的苛求。由于哥哥一辈子独身，母亲还不曾受到过这种情感的感染。
母亲始终未对她的两位女婿感到十分满意过，但她也承认，这并不是女婿们的过错，而怪她自己。她曾说：“我也想象不出理想的女婿究竟该是什么样子。”
我十一岁那年父亲离开了人世。他的身体是逐渐衰弱的，可是他的病似乎始终未能确诊。长期为经济问题而忧虑过度无疑削弱了他对病魔的抵抗力。
他去伊灵继母（我的姨婆）那儿住了近一个星期，拜访在伦敦的那些有可能帮助他找到一份工作的朋友。当时，找工作并非一件易事，只有律师、医生、财产经纪人、法律顾问或者在军队服役等职业可供选择。父亲跟他同时代的多数人一样，未受过任何职业训练。
父亲对自己的财产支配情况一直困惑不解，他去世后，他的遗嘱执行人感到这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也不知道祖父留下的这笔遗产都跑到哪儿去了。父亲生活并不奢侈，开支总是限制在预计的固定收入范围之内。账簿上写得都一清二楚，可事实上却是两回事，而且总会有一些好听的藉口或者说明某项进款的短缺只是暂时的——用在某项必要的维修上了。毫无疑问，原来的经纪人以及后来接替他们的经纪人经营都不得力。可都为时太晚，无法补偿。
他整日焦虑忧愁。天气寒冷，他受了寒，染上了肺炎。
母亲闻讯赶到伊灵，我和麦琪随后也去了那里。那时候他已病人膏盲。母亲日夜守护在他的身旁。家里从医院请来了两位护士。我心情沉重，整日惶惶不安地闲荡，为父亲的康复而虔诚地祈祷。
我心中依然清晰地记着这样一个场面。那是午后一时许了我站在楼梯顶端的走廊上，突然，父亲和母亲住的卧室门被推开，母亲双手捂着脸冲了出来。跑进隔壁房间呼的一声关上了门。医院的一位护士走出来对赶上楼来的姨婆说：“已经完了。”我明白了，父亲离开了人世。
葬礼是不带小孩子去的。我烦躁不安地在房子里徘徊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从来也没有想象过会有这样的事。房子里的窗帘都拉上了，点上了灯。姨婆坐在餐室里，用她那特有的文体写着长信。不时悲伤地招摇头。
是呵，我的父母真是一对恩爱夫妻。我在家中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封父亲去世前大约三四天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他多么想回到托基，回到她的身旁。在伦敦的事情丝毫没有令人满意的进展，但他感到一旦回到他最亲爱的克拉拉身旁，一切烦恼都会烟消云散。信中还说道，他想再次对她说她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尽管这样的话他从前说过无数次。“你在我的一生中具有极大的影响，是天下最好的妻子。光阴荏苒更加深了我对你的爱。我感激不尽你给我的柔情、钟爱和同情。愿上帝保佑你．我最亲爱的，我们不久就会团圆的。”
我是在一只绣花封面的笔记本里找到这封信的。它是母亲出嫁时亲手为父亲绣制的，寄给当时在美国的父亲。父亲一直珍藏着这个袖珍本，里面还保存着母亲写给他的两首诗，后来母亲又把这封信夹进本里。
为父亲服丧的日子里，伊灵有些糁人。房子里挤满了窃窃私语的亲友——外祖母、几位舅舅、舅母和一些长辈们，以及姨婆的上了年纪的老朋友——他们喃喃低语，叹息着，摇着头。每个人都穿着黑色的衣服。我也是重孝在身。我得承认在这种情况下，能给我带来慰藉的就只有这身孝服。
当我穿上这黑色的衣裤时，我感到自己的重要，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我不再是局外人了。
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第三章　成熟
1
父亲去世后，生活完全变了样。我走出了那个安宁的、无忧无虑的童年王国，跨入现实的世界。无庸置疑，男人能给家庭带来稳定。父亲——家庭生活的基石。父亲喜欢按时开饭，晚饭后不愿人打扰，乐于跟别人合作演奏。这些都是无形中被人自然接受了的。父亲是我们衣食的保障，他统管家务使之井然有序，父亲还为我上乐理课。
麦琪在父亲去世大约九个月后与詹姆斯·瓦茨结了婚。她不太情愿离开母亲。母亲急于了结这桩婚事，不愿意他们再拖下去了。我清清楚楚记得她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母女俩人会愈加难舍难分。詹姆斯的父亲也急于让他早些完婚。詹姆斯很快要从牛津大学毕业，直接进入商业界。他渴望与麦琪结为伉俪，建立自己的小家庭。瓦茨先生计划在自己的地产上为儿子建一座房子，这对年轻夫妇可以住在那里，一切就这样安排妥当了。
父亲那位在美国的遗嘱执行人奥古斯特·蒙坦特先生从纽约来到我家，住了一个星期。他身材魁伟，待人和蔼，非常讨人喜欢。没人比他更能体谅母亲了。他坦率地告诉母亲，父亲的生意糟糕透了，那些律师们及假心假意为他好的人曾经给父亲出了许多馊主意。大量的钱财都耗费在补偿亏本的生意上，用于维修纽约的房产上，其实根本不解决实际问题。他建议放弃大部分的房产，以免去繁重的税款，能剩下的进款大概不多了。祖父曾经留下的大宗遗产已经化为乌有。祖父曾经是克菜弗林公司的合股人，公司愿意继续为合股人的遗媳提供红利，而且也定期为母亲提供一笔为数不多的抚恤金。根据祖父的遗嘱，我们三个孩子每年每人可以得到一百英镑的现钞。大宗的美金都投入了房产业，目前这些房产已日趋衰败，不是被遗忘无主，就是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了。
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是，母亲能否支付得起居住在阿什菲尔德的这笔费用。我觉得母亲的决断是实际的。她断定我们继续住在那里是不明智的。将来房子还需要维修。靠我们这点进账来维持现状尽管是可能的，但却非常艰难。最好是将现有的邱宅卖掉，在德文郡的某地，大概是在埃克塞持财近买下一幢小一些的房子。这样就会减少开支，而且买卖房子的差额也算是一笔收人。母亲虽未受过职业训练，不道得经商，但也不乏经商常识。
然而，她的主张却遇到了儿女们的反对。麦琪、哥哥和我一致强烈反对卖掉阿什菲尔德邸宅，恳求她保留这幢房子。蒙蒂特意从印度写信来。我们说阿什菲尔德是我们的家，卖掉它我们于心不忍。姐夫许诺他可以长期寄给母亲一小笔款子作为补贴。夏季他和麦琪到阿什菲尔德来祝也可以帮助支付一定的开销。母亲终于被我们对阿什菲尔德的眷恋之情所打动，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她表示不管怎样也要尽力保住这座邸宅。
就这样，阿什菲尔德依旧是我们的家，在我们心中始终是那么神圣。多少年来，阿什菲尔德对我来说一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一生的写照，是我的家，是我的归宿。
父亲是九月离开人世的。第二年七月，姐姐出嫁了。由于是在父亲居丧期间，所以婚礼很冷清，未举办盛大的结婚宴会。婚礼安排得很妥贴，结婚仪式在古老的托基教堂里举行。我有生以来头一次作了女傧相，感到莫大荣幸，所有的女傧相都身着白色衣裙，头戴雪白的花冠。婚礼定在上午十—时开始，在此前我们在阿什菲尔德邸宅举行了喜宴。新娘新郎高兴地收到了许多为他们祝贺的新婚礼品。
麦琪的离去可以说标志着我生活的第二阶段的开始。
我仍是个孩子，可是却已告别了童年的第一阶段。时而兴高采烈，时而悲伤绝望，时而又自高自大；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这些特征都是童年的标记。随着这些特征一起消失的还有安全感和对未来生活的无忧无虑。我们不再是米勒一家人了。如今只剩下母女二人相依为命：一个是中年妇女，一个是未曾涉世，天真烂漫的小姑娘。一切似乎还跟过去一样，但是家庭的气氛却截然不同了。
自从父亲去世以后，母亲的心脏病多次复发，发病很重，医生为她开的药也无济于事。我一生中头一次体味到为他人担忧的滋味，我那时毕竞还是个孩子，自然会把事态想得更严重些。我常常深夜醒来，心里砰砰直跳，竟然确信母亲已经故去。十二三岁的孩子正是处于易于忧虑的年龄。我自知有些荒唐，但却不由自主地夸大了这些感觉。我翻身下床，蹑手蹑脚地穿过走廊，来到母亲的卧室外，跪在门前，将耳朵贴在门轴处，凝神倾听母亲卧室里是否有呼吸声。多数情况下，我很快就能得到安慰——热情的鼾声算是对我最好的报答。所有这无数次的忧虑，我从未告诉过母亲，我想她也不可能料到。此外，当她出门上街的时候，我还感到一阵阵恐惧，害伯她被车子撞倒。现在想起来实在有些荒唐可笑，把人忧天。这些情感纠缠了我大概足有一两年，以后就渐渐消逝了。后来我搬进了父亲的起居室，就在母亲卧室的隔壁，房门开着一条缝隙。这样，一旦母亲夜里犯病，我就可以直接进去，把母亲的头垫高一些，给她递送白兰地和碳酸氨。
当我感到自己就守候在她身旁时，我不再受到令人痛苦不堪的忧虑的折磨——被夸大了的恐惧减小了。我发觉自己一生都背负着想象的重负。它虽然对我大有稗益——想象的确是小说家们必备的特殊技艺，但在其他方面却也讨厌地纠缠着你。
父亲去世后，家里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社交活动几乎完全终止，除了去访问几位旧友以外，母亲不再跟任何人来往。我们手头拮据，不得不处处节俭，为了保住阿什菲尔德，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些。家里不再举行午宴和晚宴。她身边的佣人由三个减至两个。
我们自己的饮食不再像从前那样，经常一顿三四道菜的家宴了。正餐取消了，母亲和我傍晚只吃干酪烤通心面条，或者米饭布丁之类的小吃。我想简对此一定大为伤心。
母亲还逐渐从简手里接过定购食品的工作。
2
大约是三月的某一天，母亲说麦琪快要生小宝宝了。
“麦琪要有一个小宝宝？”我惊讶得目瞪口呆了。不知道这为什么会出乎我的意料——此类事情在我的周围屡有发生。
我曾经接受了詹姆斯作我的姐夫这一事实，平日里亲热地称他吉米，很喜欢他。可这新的事实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很高兴有了外甥。后来，麦琪带他来阿什菲尔德住了一个月。他两个月时，在古老的托基教堂受洗礼。由于他的教母诺拉·海伊持不能赶来，委托我代表她抱着小外甥。我神情庄重地肃立于前排，姐姐提心吊胆地将双手悬在我的手臂下方，生伯我把孩子掉到地上。
他取名为詹姆斯·瓦茨，跟他的父亲和祖父同名。家里人叫他杰克。他当时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所以我简直急不可待，期望他立刻长大，能跟我一块玩耍。
我非常高兴麦琪能够回到家里来长祝我缠着她给我讲故事。她能给我的生活平添许多乐趣。我头一次听到福尔摩斯的故事就是麦琪给我讲的，名字叫《蓝红宝石》。从那以后，我总是央求她再为我讲些故事。《蓝红宝石》、《红头联盟》、《五粒桔子籽》都是我最爱听的。我很喜欢听地讲故事，她讲起故事来给声绘色。
麦琪结婚前就写短篇小说。曾在文学杂志《名利撤上发表过许多篇。在当时，能在《名利撤杂志小说栏里发表作品的人都被公认为是有文学造诣的。父亲为有这样的女儿而感到莫大的骄傲。她写了一系列以体育运动为题材的短篇小说——《第六个额外的进球》、《绿茵场上的摩擦》、《凯蒂打板球》等等。二十多年以后，我重读这些小说，仍然认为写得十分精彩。她要是没有结婚的话，也许会继续写下去。
她从未认真考虑过要当一位作家，也许更希望成为一名画家。她属于那种只要想干什么就差不多能干出成绩的有才气的人。据我所知，她婚后就不再写小说了，但是十到十五年之后，开始从事戏剧创作。她写的《债权人》一剧，曾由巴兹尔·丁导演，利昂·夸特梅恩和费伊·康普顿主演，在皇家剧院上演。除此之外，还写了一两个剧本，但没有能在伦敦公演。她还是一位优秀的业余演员，参加过曼彻斯特业余剧团演出。麦琪是我们家里公认的才女。
我当时胸无大志，自知缺乏天赋。我曾喜欢打网球和板球，但一直打得不好。假如我说自己自幼渴望成为一名作家，并坚信将来总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夙愿，那会是很有趣的事情，可是说老实话，我的头脑中并末闪现过这样的奢念．我在十一岁那年却也发表了作品。事情是这样的。伊灵出现了有轨电车，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对伊灵来说是件可怕的事情。如此宁静的居民区，宽阔的街道，美丽的房屋如今却被这叮叮当当的电车所破坏。有人说这是进步，立刻遭到人们的起哄。电车并无先进之处，它噪音很大，危害市民的健康。城里当时已经设有从伊灵大街到舍佛德林和从汉威尔到艾克顿两条重要的公共汽车路线。那些车身漆有伊灵字样的朱红色公共汽车完全胜任客运工作，伊灵还有旧式的大西部铁路和地区铁路。
没有增设有轨电车的必要，可是它却出现了，无情地出现在伊灵城里，有人忧伤落泪，有人咬牙切齿。就在电车开始运行的第一天，我写的一首诗发表了，这首诗由四小节构成。姨婆恳请一位常去她家作客的老绅士去一趟报馆，向编辑推荐这首诗。当我从报纸上读到自己的那首诗时，感到欢欣鼓舞。但这并没有促使我考虑将来是否从事文学创作。
我考虑的事情仅有一桩一一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样对此深信不疑。我们意识到幸福即将来临，我们渴望爱情，希望得到关怀和照顾，希望受到尊重，切望我们所追求的能够如愿以偿，同时，又把丈夫的生活、事业及成功作为我们引以自豪的职责摆在生活的首位。我们不需要什么兴奋药或者镇静剂，生活赋予我们信仰和快乐。尽管我们也会偶感失望——一时的不幸———但纵观人生。趣味无穷。也许对如今的姑娘来说，生活中同样充满了乐趣，可她们似乎并不幸福。我忽然感到，她们大概能从忧郁中得到快慰，有些人就属于这种类型，她们好像更偏爱那些使她们永远屈服的情感危机。她们甚至喜欢焦虑，喜欢只有我们老一辈人才有的焦虑。当年我们这一代人常常会遇到家境衰落，连所期待的四分之一也难以得到满足。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能如此地热爱生活呢？难道是我们的心中就有一种如今已不再产生的生命活力吗？我们就如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花朵一一也常常像野草，尽管如此，我们却根深叶茂——奋力穿过铺路石和石板的缝隙，植根在不毛之地，立志要张开生命的风帆，享受生活的乐趣，在阳光下成长，直至有人走来，踩在我们身上。即使遭到暂时的摧残，我们也很快就会重新昂首挺胸。
真正令一位年轻的姑娘——未来的妻子跃跃欲试的，是那个酷似奇妙历险一样的生活。你无从预料将降临到你头上的是什么，这使女性们如此振奋。不必为未来而担忧——生物学自然会作出抉择。你在期盼着那个男人，一旦他出现在你的面前，就会彻底改变你的生活。在生活的叉路口上，你可以表露你的心迹，这是激动人心的。“我要嫁给一个外交家，我希望出国，到世界各地观光……”“我不想嫁给一个水手，不愿意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沿海地区。”或者“我要嫁结一位桥梁建筑师或探险家。”整个世界向你敞开着，但是并不能由你选择，只能听凭命运的决断。你也许会遇到各种人，也许他是个酒鬼，你的婚姻并不美满，但这更刺激了你的全部情感。你所嫁给的并不是某人的职业，而是有血有肉的人。用老一辈保姆、厨子和女佣的话说：“迟早有一天，‘有缘分的先生’就会闯入你的生活。”
到了十三四岁，我察觉出自己在生理上有了很大变化，经验和阅历也极大地丰富起来，感到自己己不再栖身在长辈的羽冀之下。我已经能够护卫自己了。我也开始努力了解自己——属于哪种类型的人，在哪些方面能有所造诣，哪些方面会一事无成，因此不能浪费自己的光阴。我自知反应不灵敏，遇事需要有充分的认真思考的时间，方能决定对策。
3
父亲去世后，母亲在麦琪的陪同下去了法国南部，我一人留在阿什菲尔德，由简照顾了三个星期。就在那时，我迷上了一项运动，结识了新的伙伴。
在码头上滑旱冰是当时时兴的消遣。码头的地面粗糙不平，使人频频摔倒，但也给人以无尽的乐趣。码头的尽头有一座类似音乐厅的大房子，冬天闲置，被用作室内旱冰场，人们自备旱冰鞋，花上两便土买一张门票，就可以进去滑了。我在旱冰场常遇到的是露茜姐妹。她们都已成年，待我很好，因为她们了解到我母亲遵从医嘱去国外疗养，就剩我一个人在家。
我生活中最愉快的时刻是麦琪回家小住的时候。她每年八月回来。简跟她一道来，住上几天就回去工作了。麦琪带着杰克在家里住到九月底。
杰克给我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他脸颊红润，金黄的头发，看上去很贪吃。我们有时称他是“奶油鸡蛋小面包”，他生性桀骜不驯，嘴总是闲不住，要想使他开口说话非常容易，但要想让他闭上嘴可就难了。他脾气暴烈，常常会像我们说的那样大发雷霆：开始是满脸涨红，继而变紫，憋足了气，直到实在憋不住了，爆发出一阵雷霆！
跟所有的孩子一样，杰克敬重我的母亲。他总是一大早就跑过去，钻进我母亲的被窝，隔着墙壁我也可以听到他们的谈话。有的时候他们谈论人生，有的时候母亲给他讲故事。
圣诞节期间，我们常去柴郡跟瓦茨一家一起过节。简每年这时候休假，他和麦琪要去圣茅利茨住三周。他滑冰滑得很好，这是他最理想的度假方式。母亲和我去旗多，与老瓦茨夫妇及他们的四个孩子，还有杰克一道欢度圣诞。对于孩于来说，在这座阳宅里过圣诞节是再好不过的了。它不仅仅是一座宽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具有哥特式风格，有许多房间，走廊、台阶、前后楼梯、阳台、壁完——孩子们喜欢的一切，而且还有三架型号不同的钢琴和一架风琴。
艾本尼是贪吃者的天堂。在中厅的一侧，有一间瓦茨太太的贮藏室。它与姨婆的贮藏室不同，没有像金库那样紧锁着，允许家人出入，各取所需。里面靠墙摆满了架子，上面存放了各种美味佳肴。有一面架子上放的全是各种巧克力，一盒一盒的，上面贴有各色商标。室内还有饼干、姜饼、各种水果罐头、果酱等等。
在其他时节，我和母亲也来艾本尼小祝这座邸宅让我留恋。在院子里的环形车路底下有一条地沟，我发觉那是我表演各种历史故事和戏剧的好地方。我常常大模大样地走着，口中念念有词，两手比比划划。我敢肯定园丁们准以为我精神失常了，这正是我进入角色的时候。我不曾想到要把历构思的东西写下来，对园丁们的品评议论也不屑一顾。即使在今天、我也时常一边散步，一边自言自语——试着把写作的某一章节理顺。
我的创造力还表现在绣制沙发坐垫上。当时坐垫很时兴，尤其是绣花坐垫始终受人欢迎。我在秋季热心搜集一大堆丝线，开始是买各式绣花图案，用熨斗印在一方方缎子上，再用丝线绣制。后来我对那些千篇一律的图案厌倦了、就自己动手将瓷器上的花样描下来。家里有一些柏林和德累斯顿产的大花瓷瓶，上面有精美的花卉图案。我把它们临摹下来，尽量复制它们的色彩。外祖母听说我在绣花，颇为高兴。她大半生都在刺绣，想到外孙女会继承自己的事业万分欣喜。然而我却没能达到她那样高超的技艺，没有像她那样能绣制山水风景和人物肖像。
在简的父亲瓦茨先生面前我总要感到难以名状的羞涩。他曾叫我“小梦想家”，使我窘迫不已。他时常问我：“又在幻想什么呀，我们的小梦想家？”我满面绯红。他还常要我为他弹奏或演唱充满感伤情调的歌曲。我识谱能力极强，他动不动就拉我到钢琴旁，给他演唱他心爱的歌曲。我不太喜欢这些歌曲。但唱歌总比跟他聊天要轻松一些。瓦茨先生是艺术家，擅长画沼泽和日落等风景画。他还是有名望的收藏家，专事古老的橡木家具的收藏。除此之外，他和他的朋友弗莱彻，莫斯还从事艺术摄影，出版了几部著名建筑的闷片集。我真希望自己当时在他面前不那么差答答的，在我那个年龄，正是自我意识最敏感的时期。
节礼日①那天，大人们带我们乘火车去曼彻斯特观看童话剧——它们都是一些优秀的剧目。在此之前，我也看过童话剧。我有生第一次观看童话剧是在德鲁利兰，由姨婆带着去的。看的是马瑟·古斯的《唐·莱思斯》。这部童话剧的剧情我至今记忆犹新。一连几个星期，我都梦见了唐·莱思斯。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滑稽的人物。就在观看演出的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两位小王子就坐在皇家包厢里看戏。那位人称爱迪的王子不慎将自己的节目单和观剧用的小望远镜碰落到包厢下方正厅前排我们座位的近旁。令人振奋的是，爱迪王子没有支使侍从，而是自己亲自走下包厢，拾起节日单和小望远镜，彬彬有礼地向我们道歉，说但愿这些东西没有碰伤我们——
①节礼日．英国法定的假日．是圣诞节的次日；按英国俗例，这天要向邮递员赠送’节礼“，故称“节礼日”。
————译注。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想入非非，幻想着有一天，我会嫁给爱迪王子。也许，起初他落水遇难，被我救了上来，由此引出一段罗曼史……女皇殿下恩准了我们的婚事。或者，是另外一种偶然的机遇——王子流血过多，奄奄一息，我为他输了血。像托尔庇那样，我被封为女伯爵，高攀与王子结为伉俪。
4
游泳是我一生中的一大乐趣，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要不是关节炎缠身，下水和出水都感到困难，我对游泳的兴趣一定会经久不衰的。
在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记得从前的海滨浴场是男女严格分开的。海滨设有妇女专用浴唱—一个铺有石子的小海湾。海滩的坡度很大，有八辆更衣马车停候在那里，由一位脾气暴躁的老头儿照料。游泳者跨进漆成条格的更衣马车，关好两边的车门，开始更衣。更衣时还需格外当心，因为不一定什么时候，那位老头会突然决定该你下水了。这时，马车就会额颤巍巍地碾过松散的石子，颠簸得厉害，像如今的吉普车或者越野车穿过沙漠中乱石密布的地带一般。
穿戴停当，就打开朝水那面的车门。如果赶车的老头对你好的话，马车会停在海水正好接到最高一层阶梯上。你走下马车，下到恰好齐腰深的水中，开始游泳。在不太远处，有一只小筏子，可以游到那儿爬上去休息。落潮的时候，小筏子离得很近；涨潮时，就得游很长一段距离才能到达那里，这样，你就多少可以独自享用这只小筏子了。在水里你随便游多长时间都可以。我每次游的时间都大大超过了陪同我来的大人们所规定的钟点。他们远远地向我招手，示意我上岸。不过，我一旦登上小筏，他们就很难把我叫回去，我继续朝着相反的方向游去，总是能随心所欲地拖延时间。
当时还不时兴躺在海滩上进行日光裕出水后立刻钻进更衣马车，马车还是突然启动，将游泳者载上岸来。
男子海滨浴场位于海岸更远一些的地方。男人们只穿一条三角裤叉在水中尽情地畅游，远离女人们的视野。然酉，时代在发展，男女混合浴场逐渐遍布了英伦三岛。
麦琪每年夏天都带着杰克来托基，我们几乎天天都去潜泳，即使是刮风下雨，也打消不了我们的兴致，事实上，我更喜欢在这样的天气里游泳。
我们如今与外界的往来比父亲在世时少得多了。我心目中有自己的伴友，母亲也只与一两位知己交往，几乎没有什么社交活动。这都是因为家里经济困难，母亲手头没有可以招待客人或者支付去赴宴的马车钱的费用。母亲一直不适宜走远路，加上患有心脏病，极少出门访友。在托基，无论去哪儿，出门就得上坡下坡。我夏季游泳，冬季滑旱冰，有大量的书籍阅读，从书中获得了无尽的乐趣。这一时期，母亲为我朗读狄更斯的作品，我和母亲都喜欢他的著作。
起初，母亲朗读沃尔特·司各特的作品。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是他的《法宝》。我还读了他的长诗《玛米恩》和《湖上夫人》。后来，我和母亲又都把兴致转向狄更斯的小说。母亲家来缺乏耐性，阅读随意跳过一些段落。朗读司各特的作品时，她常常读着读着，忽然冒出一句，“下面是大段的描写，文笔倒是优美流畅，不过用不着写这么多。”我想她也一定将狄更斯作品中的一些忧郁伤感的段落悄悄地略去了，尤其是描写小耐尔的那些段落。
我们最先读的狄更斯的作品是《尼克拉斯·尼克贝》，我特别喜欢的人物是那位老绅士。在狄更斯的所有作品中，我量喜欢读的是他的《荒凉山庄》，至今爱不释手。
偶尔我们也读读萨克雷的作品。我们顺利地通读了《名利撤，在读《纽可谟一家》时却读不下去了。“我们应该喜欢这部作品，”母亲说：“大家都认为它是萨克雷最优秀的一部小说。”姐姐最喜欢读的萨克雷的作品是《爱斯芒德》，这部作品也让我们感到晦涩和冗赘。事实上。我从来也没有能够很好地欣赏萨克雷的作品。
在我个人阅读的书籍中，这一时期让我入迷的是法文版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和《基督山伯爵》。尤其是《基督山伯爵》的第一卷。尽管后面的几卷对我来说偶有费解之处，但整部著作气势宏大，波澜壮阔，令我陶醉痴迷。我当时也喜欢读莫里斯·豪莱特的《林中情侣》和《理查德的是与非》。这些都是优秀的历史小说。
看戏始终是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住在伊灵的时候，姨婆每星期至少带我上一次剧院，有时两次。每逢上演新的音乐喜剧，我们逢场必到，并购买剧中音乐的乐谱。
我十分喜欢弹奏这些曲子。在伊灵姨婆家中，钢琴摆在客厅里，我可以一连弹上几个小时，而不去给任何人添麻烦。
我把这些乐谱带回到阿什菲尔德，晚上在学习室里弹奏。母亲经常晚上吃点东西后，大约在八点左右就早早地上床休息了。我仍旧在她卧室上方的房间里一边弹着钢琴，一边高声唱歌。过了大约两个半小时左右，母亲实在忍受不了了。就用—根拉窗帘的长杆，急促地捅捅天花板。我懊丧地离开钢琴。
我也曾构思过一个独幕小歌剧，剧名叫《马乔里》。我并未把它全部写出来，倒是在庭院里试唱了一些片断。我隐约感觉到将来有一天，我真的能谱写乐曲。我甚至试着写一部歌剧．但后来又搁置一边了。我记不得整个剧情，只记得它具有悲剧的情调。一位优秀的男高音歌唱家无望地爱上了一位叫玛嘉丽的姑娘，而玛嘉丽并不爱这位年轻的歌唱家。
后来，他与另一位姑娘结了婚，可是就在举行婚礼的当天，他收到玛嘉丽寄自遥远的乡下的一封信．告诉他她即将离开人世，她已经意识到她是爱他的。年轻的歌唱家撇下新娘，风尘仆仆地赶到玛嘉丽的身旁。玛嘉丽在弥留之际，用一支胳膊肘支撑着身体，轻轻地唱了一支动人心弦的情歌。
新娘的父亲发誓要为被人抛弃的女儿复仇，也随后赶来了。
但是，这对情人的不幸深深地感动了他。最后，他用男中音加入了二位情人的演唱。整个歌剧以最著名的三重唱结束。
我也曾有过写一部叫《艾格尼丝》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冲动。我已经记不太清我所构思的故事情节了。书中好像有姐妹四人。大姐奎恩妮，一头金发，长得妩媚动人；老二、老三是孪生，深色的皮肤，文雅端庄；最小的艾格妮，容貌一般，腼腆而且体弱多病，静卧在沙发上。故事很长，我大都忘了，只记得艾格妮的真正价值后来终于被一位留着唇髭的名人认识到了。许多年来艾格妮一直悄悄地爱着他。
母亲忽然感到我受的教育毕竟还不够，应该到学校里就读一段时间。托基有一所古文尔小姐办的女子学校。母亲为我办好了手续，每周去学校听课两天，选修一些课程。
我选修了算术、语法和作文。我对算术的兴趣始终未减，大概就是在那所学校里，我学习了几何。令我头痛的是语法课，我想不通，为什么一些词被称作介词，为什么某些动词只能有某些固定的用法。这些解释语法的术语对我简直像外语一样难以理解。我曾满腔热情地学习作文却没有什么大的成就。教师的批语总是说，我的文章怪诞离奇。严厉地批评我写文章容易离题。我犹记得我的一篇以《秋》为题的作文。文章开头写得还不错，描写了金色和褐色的秋叶，可是，鬼使神差地笔锋突然一转，写起一头猪来了。也许是因为写到它从林中的土里拱出了一些橡树果。接着就大书特书起这头猪。完全忘却了《秋》的题目。我写了这头猪五花八门的历险，文章最后以它为朋友举行盛大的山毛榉坚果宴会结束。
后来，我常想，假如当年我继续在学校受教育，情况又会怎样？我想我会有所长进的。有可能完全被数学吸引住了——一个始终使我痴迷的学科。要真是这样的话，我的一生就全然会是另一个样子。我也许会成为一位三流或者四流的数学家，一生都会幸福如意，也许就不必写什么小说。数学和音乐足以满足我的需要。它们会牢牢地吸引我的注意，从而关闭了我形象思维世界的大门。
然而，经过几番思考，我发现人的一生总是朝着一个既定的方向发展的。人们常常会想到“要不是发生了某件事。我就会如何如何”，或者“要是我跟另一个人结婚，我的一生就完全是另一番样子”。不论怎样，我觉得人总是在自己的模式以内，探索着自己的生活之路、因为人总是按一种模式发展——这就是生活中你个人的模式。你可以为之增光加彩，或者草率了事，它却总是属于你自己的模式，只要你追循着你自己的模式，就能获得生活上的和谐，心灵上的慰藉。
我在盖耶小姐的学校学习了大约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鞠。母亲后来改变了原来的打算。一天，她突然说要我去巴黎。她想在冬季把阿什菲尔德租出去，我们一起去巴黎。我可以在姐姐曾经就读过的膳宿学校学习，她问我是否乐意。
一切都得按她的计划行事。母亲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她办这些事情效率极高，大家都顺从她的摆布。房子8I藏价出租了。我和母亲整理好行装，没多久就在巴黎梯也纳大街的梯也纳旅店安顿下来。
母亲随身携带了许多引见信以及寄宿学校、教师、能出主意的人的地址。不久，她就把这些都分理出来。她听说原来麦琪就读学校的潘茜娜特·T太太已经不同于从前了，学校每况愈下。丁太大已经心灰意懒了。母亲却说，我可以暂时试读一段时间再说。这种对待教育的态度在如今是难以让人苟同的，可在母亲看来，去一所学校试读就如同光顾某家餐馆一般。对一家餐馆只探头瞧一眼是无法作出评判的，得亲自走进去品尝一下它的莱看。要是不喜欢，就尽快离开那里。在当时，人们也不必为毕业证书发愁。并不介意毕业证书上的成绩是优秀还是一般，很少考虑它对未来前途的影响。
当时学校里教授的内容似乎并不怎么使我感兴趣。历史课好像正在讲“福隆德”运动①，这段历史我早已从历史小说所熟知了。地理课学的也是“福隆德”运动时期的地理，我被那些旧时的法国各省概况搞得晕头转向。课堂上还讲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各个月份的名称。我的法语听写糟糕透了，大大出乎任课教师的意外，她简直难以相信。“这的确是不可能的。你的法语说得这么好，听写中竞出现了二十五处错误，二十五处呀！”班里其他同学的听写错误没有超出五个的。我为此而惹人注目。如果想想我个人的成长环境，就不足为怪了，因为我是完全通过会话学习法语的。在法语课的其他方面，如文学、背诵等等，我是班里的优秀生；但在法语语法、拼写方面，我几乎是班里成绩最差的学生。老师们觉得我很棘手，为我而感到羞愧，我自己对此却不以为然——
①“福隆德”运动又称投石党运动，系1648一1653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政治运动．
——译注。
教授我钢琴的是一位叫莱格朗德太太的老教师，她在那所学校执教多年。她最喜欢运用的教学方式是与她的学生一起弹奏。她坚持要求学生学会读乐谱。我的识谱能力还算不错，可是与莱格朗德太太一起弹奏却是活受罪。我们俩并排坐在一条像琴凳一样的长凳上，莱格朗德太太肥胖的身体就占去了一大半的位置，靠琴中部的那只胳膊肘把我顶得很远。她弹奏起来激情满怀，臂肘大幅度移动，叉腰似地向外撑着，结果使坐在身旁学琴的学生在合奏时不得不紧紧夹着那只手臂弹奏。
凭借着我的某些天赋，我几乎总能对付着弹奏二重奏的低音部分。莱枯朗德太太也乐于这样，因为她非常欣赏自己的演奏，而高音却又最能抒发胸臆。
有时，由于她满腔激情和专心致志地埋头弹琴，没有注意到我的低音部分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声音了。我时而踌躇地弹上一小节，远远地落在她的后面，我试着跟上她的弹奏，却又不知道进行到什么地方了。我信手弹起来，力图跟她同步。可是，因为我们是看着谱弹奏．所以我不可能每次都预先找到该弹的地方。突然，一个极不合谐音把莱格朗德太大从音乐的陶醉中惊醒。她嘎然止住，两手悬在空中、厉声说道：“喂，你刚才弹了些什么，小家伙？难听死了！”她的斥责毫不过分，的的确确太难听了。我们接着又重新弹起。
当然了，假若我要是负责高音部分，稍有差错，即刻就能被察觉。但总的来说，我们配合得还不错。莱格朗德太太在弹奏的整个过程中不住地喘息和鼓鼻，胸部一起——伏，不时地发出一声声呻吟。这些举动使人惶恐而又让人消魂。可她身上散发着的强烈气味却又不那么令人愉快。
学期末，要举行一个音乐会。我被安排演奏两首乐曲，一首是贝多芬的《奏鸣曲》，另一首是《阿拉贡小夜曲》或者类似的什么曲子。我突然厌恶起《阿拉贡小夜曲》来。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发现它特别不好弹。按理来说，它应该远比贝多芬的作品容易。我排练贝多芬的作品进步很大，但《阿拉贡小夜曲》的弹奏却始终很差，毫无进展。我越全力以赴檀练习，越感到心慌意乱。在睡梦中也在琢磨怎样演奏。夜里被将会发生的各种不测所惊醒——琴键突然坏了，不得不中途换用风琴演奏，要不然就是我迟到了，或者音乐会已在前一天晚上举行过了……现在想来，这些梦属实在荒唐。
就在音乐会将要举行的前两天，我发高烧，学校把我的母亲也找了来。医生找不出发烧的起因，但他提议取消我在音乐会上的演奏，搬到校外休养两三天，等开过音乐会后再回来．我无法表达我对他无尽的感激之情，尽管与此同时也感到本来立志成功但却败下阵来的懊丧。
我还记得在盖耶小姐办的女子学校时，平日我在班里的算术是拔尖的，谁知在一次考试中却成了全班的最末一名。读考卷上的题的时候，不知怎么搞的，我的大脑中止了运转。
有些人平时学习不怎么样，可是考试的时候竞能通过，而且得分很高；有些人在平日弹奏得很差，一旦到了观众面前，却能发挥得比平日好。也有一些人则恰恰相反。我就属于后一类人。这显然也促使我选择了恰当的职业。作为一名作家，最幸运的就是可以独处，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专心写作。它虽然也会令人焦虑、烦恼，让人头痛，使人在安排明知能安排得好，却一时又很难理出头绪的故事情节时绞尽脑汁，但是作为作家，却不致在公众面前当场出丑。
我如释重负地回到了学校，心绪格外地好。我赶忙试着弹了一下《阿拉贡小夜曲》。这一次效果比以往任何一次弹得都好，但仍旧不甚理想。我继续跟着莱格朗德太太学习贝多芬奏鸣曲的剩余部分。她对我感到失望，因为我本应为她赢得一些赞誉，不过她仍旧待我和善，慰勉我，说我对音乐的感受力强。
我曾在巴黎度过了两个冬天和一个夏天，那些都是我生活很最快活的日子，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时有发生。祖父的一位旧友也住在那儿，他的女儿，当时正在巴黎演出的大型歌剧《浮士德》中扮演玛格丽特。我去观看了她的演出。寄宿学校是不组织学生看《浮土德》的一一这一剧目被认为“不适宜少女”们观看。我倒觉得人们过高地估计这些易受腐蚀的少女们了。要想看懂玛格丽特窗前发生了什么有伤风化的事，还真需要有比当时的少女们所具备的多得多的知识。在巴黎观看演出时，我对玛格丽特为何锒铛入狱感到困惑。我以为她是偷了珠宝才坐牢。我从未想到她怀了孕，生下的孩子天折了。
学校组织我们看的大多是歌喜剧，《卡门》、《绣花女》、《曼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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