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根本没有住处。”
“那么在纽约呢？”
“还是没有。”
“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吗？”
“不用了，真的。不过我要再一次感谢你。”
“我或许可以借给你……”塞梯尼亚兹感到难以启齿。
雷伯摇摇头。他的一双眼睛在笑。
“我将离开纽约去度蜜月，”塞梯尼亚兹说，“大约两星期左右。然后我可能到波士顿我母亲那儿去住一段时间。但是从九月一日起，我将在麦迪逊大街的威洛克与科布法律事务所工作。假如那时你还在纽约的话，我将非常高兴跟你见面，我说的是真心话。你会来吗？”
雷伯点点头，那种欢愉的表情仍在他的眼睛里跳跃。他的一只手按在黄铜门把上，但正好在这时，门开了。塞梯尼亚兹一看，是他未来的小姨子，她和雷伯面对面站着，几乎能互相碰到对方。
“这位是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我的奥地利朋友。这位是我未来的妻妹，夏眠·佩奇。”
“我们已经见过面，”夏眠说，眼睛看着雷伯的眼睛。“这位年轻的女士简直把我锁在这里，使我没法逃走，”雷伯说，并且同样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他们的手握在一起，这时连塞梯尼亚兹也意识到，刚刚发生的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黑狗 —— 2
兹比抬头看了一下，对那个高个儿说：“哦，你是波兰人？”
“我从没这么说过，”高个子用波兰话随口回答。
“可你说的是波兰话！”
“那倒不假，”高个儿说。
兹比朝地上吐了口唾沫，摇摇头。“除了波兰人谁也不说波兰话。除非绝对必要，有一个人会自找麻烦去学波兰语。”
沉默。
“坐下吧，看在上帝份上！就坐在台阶上。一个人怎么会长得这么高。刚才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雷伯。”
“雷伯什么？”
“就是雷伯。”
三个男子和一个妇女先后在报摊前停下来买一份报纸或杂志。其中有一个男人问兹比出了什么事。兹比回答说，他搭地铁时摔到一列火车下面去了，不过没什么，一切正常，倒是地铁的伤势更重，恐怕够呛。其实，兹比连站在那里都感到十分困难；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隔一会儿就不得不大喘气，把一双浅蓝色的眼睛睁得老大。
“O．K．，那就叫你雷伯，”他说。“高兹契尼亚克对我说，你这个人O．K．。通常他可不是提到随便什么人都这样说的。你卖过报吗？”
“从来没有。”
“你以前卖过别的东西没有？”
“烟卷。”
买报刊的顾客更多了，兹比也就得忍受更多的痛苦。他脸上的青肿块倒没有什么了不起——看上去怪吓人的，但他还受得了。可是他胸部的伤势简直要他的命，疼得直想大声喊叫；还有他的背脊和他的左手也在剧痛，那三个大汉曾接二连三地用双脚在上面蹦跳。他的左手压根儿没法使，连找钱也不行。他继续说：
“那好吧。反正有你干的事。我要走开一两天，不会更多。你有阅读能力吗？”
“相当可以。”他猜到对方接下来会提出什么问题，所以兹比还没有问，他就作了回答。“是的，也能读英文。”
“你是怎样遇见高兹契尼亚克的？”
“他的兄弟是个卡车司机，我们一起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来到纽约。我能叫你兹比吗？我不知道你的姓。”
兹比说出了他的正式姓名；好多年以前，这个难念的姓氏曾经把移民局的官员差点儿逼疯。
那高个儿扬起眉毛，面带笑容。
“这个姓怎么拼法？”
“跟发音一样别扭，”兹比说。“我拼给你听，小伙子……”他不得不稍停一会儿，他的胸部疼得象铁锤在猛敲。然后他又睁开眼睛，“我希望高兹契尼亚克关于你的介绍没有错，这也是为我着想。但愿我从医院出来以后，能看到我的报摊还在这个地方……”
他直盯着对方那双浅灰色的眼睛看了有好几秒钟。这时，有一位年轻妇女要买《纽约人》杂志，他便转过身去。
“O．K．，”他说。“O．K．，雷伯。”
尽管他的嘴唇又青又肿，一侧面颊鼓得高高的，而且好几颗牙摇摇欲坠，他还是在微笑，不是对那位走开去的年轻妇女，也不是对高个儿小伙子，可以说是在笑自己。其实，昨夜他一宿未睡，在挨了一顿毒打之后，累积的伤痛和神经的紧张已使他筋疲力竭，这时他突然不再勉力支撑。
他用手指轻轻擦着自己的左手，接着又按摩胸部。高个儿慢条斯理地说：“你的手骨折了，必须固定起来。你的肋骨也断了，也许在往里压迫背脊。而你的颧骨已经碎裂，更不用说你的牙齿了。你应该马上去病院。”
“好让别人来接收我的报摊？”
但兹比的话只是最后做做姿态罢了。他已处在崩溃的边缘，眼看着就要整个儿垮下来。
“我可以送你到医院去，”高个儿说，他的声音好像来自远处。
“难道把报摊撂下不管？”
“从我送你上医院到回来这段时间，可以让高兹契尼亚克的儿子来照看一下报摊。就这么办，咱们走吧。”
“把我打成这样的那些狗娘养的，明天或后天还会来，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
“这事我也会加以注意的，”高个儿用非常纯正而又书卷气的英语回答。“我会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上头。”
整整三十二年以后，在一九八二年以后，大卫·塞梯尼亚兹向他的电脑要了一份属于王所有的全部公司的清单，不管在什么领域，也不管以何种形式，包括他单独拥有以及掌握股份在百分之五十一至百分之一百之间的。计算机开始运转，几个小时以后，打出了一份令人大惑不解的明细表，足有十五米长，上面开列的公司不多不少共计一千六百八十七家。
王先后用过数以百计的男男女女充当代理人——有的是受惠者，有的是挂名者。其巾有一个名字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间被电脑提到过十次到十五次之多，它引起了塞梯尼亚兹的注意。首先，因为这个名字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其次，因为这个名字本身非常特别。
这个特别的名字乃是ZbynvSzblzuszk。它绝对无法拼读，简直象在开玩笑。经过向联合国的一位译员请教，他才知道前面一个名字的发音是兹比涅夫，后面一个姓氏发音为齐布尔斯基，这是一个相当普通的波兰姓氏。
“还剩下一美元八十三美分。”
高个儿把找头抖落在兹比床上。“按照事先谈妥的办法，我自己留下一美元。”
“谢谢你，”兹比说，他突然噎不成声。这个过去的西里西亚矿工曾走遍纽约的大街小巷而从来不指望有谁会帮助他。他搞到的一个报摊——仅仅是使用权——实际上充其量只能为他提供抵御酷寒的一道屏障，却标志着他在社会上已经爬到了顶峰。
“告诉我，打你的是些什么样的人，”雷伯说。
“你就别操这份心了，小伙子！如果他们再来，你只要对他们说，你在替我卖报，别的什么也不知道。等我出了这个该死的医院，我会应付他们的。”
雷伯含笑道：“还是请你把那些人的情况跟我谈谈。”
“他们一共三个人，”兹比说。“都是墨尔伯里或伊丽莎白街的南欧仔。很年轻，大约二十岁到二十二岁。他们带着刀子和那种套在手上、有尖刺的金属家伙。他们第一次来找我是在两三星期以前。我并不是他们找过的唯一波兰裔报贩。他们也找过高兹契尼亚克。还有第五街的科瓦尔斯基。还有联合广场的奥尔特曼兄弟。”兹比举出很多名字。“他们要我们每人每天缴一美元。象高兹契尼亚克那样的大户就要两美元。妈的，象我们这样的报贩光是在曼哈顿岛南区就有将近二百人。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至少得花三百美元供养那些坏蛋！”
某些报贩愿意付钱。“的确，有些人每天能赚八至十美元！如果你的报摊设在时报广场或者中央大站门前，那点钱是容易挣到的。但对我们来说，额外吐出一美元实在够呛，等于要我们的命。这笔钱加上我们付给爱尔兰人的—美元五十美分……”
“什么爱尔兰人？”
“给我们送报纸来的那些人。”
纽约三家最大的日报把它们的发行系统合并起来，由爱尔兰人包揽这宗生意。
“我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雷伯。我们不付款就拿不到报纸去卖。每个人都付钱，所以我们再出负担不起更多的花销。这样每天就得付两美元五十美分……”
那天是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七日。第二天，老兹比刚刚从医院里出来，他本人以及高兹契尼亚克的儿子厄尔尼，幸成为下面将要发生的事情的目击者。
“蠢货，不要自作聪明。你是波兰佬？”
“不完全是，”雷伯问答道。“确切地说巴塔哥尼亚（注：阿根廷科罗拉多河以南的大片高地）人，从北边来。”
两个年轻的恶棍打量着他，眼睛都眯成一条线。
然后，其中较矮小的一个说：“你想干什么？做一个自作聪明的蠢货？要是你想试试的话，我们准备改变你的主意。你大概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你究竟是不是波兰佬。”
“眼下我是个被兰人，”雷伯承认。他转过头来对着跟他坐在同一蹬台阶上的厄尔尼微微一笑，当时厄尔尼才十四岁。然后他又转过去朝着那两个年轻人同样笑容可掬地补充一句：“此刻，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波兰人。”
“我们不喜欢别人跟我们打哈哈，”个儿较小的那个说。“最近这样做的一个家伙尝到了我们的厉害。我们对波兰佬也不喜欢。你在卖报纸，对不对？”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波兰报贩，”雷伯回答的语气既悦耳又温和。
“那么你就付一美元保护费。这样，别人不来找你麻烦了。一天一美元，每天都得付。星期天要—美元二十美分，因为星期天的报纸要贵一些，你们赚得也多些。你付了钱就可以得到保护。没有人再会来找你的麻烦。如果你不付钱，就会给你点儿颜色瞧瞧。懂吗？你只要每天付一美元，星期天付一美元二十美分，很简单，是不是？随便一个波兰佬也能懂这个道理。”
“我大概开始明白了，”雷伯说，“虽然我是个波兰人。我得付给你们六美元加一美元二十美分，”他想了想。“总共是七美元二十美分。我看可以。”
两个年轻人吃吃地笑了。他们说，这才对。说到底，作为一个波兰佬，他还不算太蠢。一星期确实是七美元二十美分。他付了钱就可以得到保护；没有人再会来找他麻烦，他将得到保护，成为一个称心如意的波兰佬。
“那将使我十分称心，”雷伯说。“我做梦都一直在想成为一个称心如意的波兰人。只是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他们问。
“我并不怕你们，”他说，“一点也不怕。你们是两个人，即使我拼命想使自己害怕，我也怕不起来。这不是我的过错。也许因为你们只有两个人。如果你们是三个人的话，我也许怕得起来。是的，那时我也许会害怕。但是两个人我不伯。”
两人中的一个手里亮出了—把刀子。
雷伯摇摆头，显得挺懊丧的样子。
“不，很遗憾！”他说，“即使如此，我还是不怕，尽管我竭力使自己害怕。真的，我确实在努力。”
他用—只细长的、瘦骨嶙峋的手敏捷地扼住对方持刀的手腕子，把它拉过来，让锋利的刃尖逼近雷伯自己。他又按了一下，刀锋刺入他的三角肌和胸大肌之间的肉几乎有二厘米探。他面不改色，眼睛里还是那种迷离恍惚的神情。
带着仍然插在他胸前的刀子，他说，“即使现在，我还是不怕。当然，假如你们是三个人的话，那么整个局面将会改观。”
他把对方的手腕子推开。刀锋拨了出来。血淌在他褪色的蓝衬衫上留下圆圆的一滩。
“如果你们是三个人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那时我一定会害怕。你们什么时候愿意再来都可以。”
他们果然又来。一个半小时以后，卡车刚来回收没有卖掉的报纸和杂志，雷伯和厄尔尼正在收摊，时间大约是晚上八点钟。这次他们来了三个人。
雷伯点点头，说：“很好，这样才对！你们相信了吧？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如果有三个人，整个局面就会改观。现在我害怕了。”
那三个人互相递了个眼色。
其中一个用意大利语说：“他疯了！这家伙是个十足的神经病。”
“我想我还是付了这一美元为好，”雷伯补充了一句。
“既然我害怕了，我愿意付。不过这实在太可怜了。一天才一美元，真丢人！你们要得确实不多，这样你们是发不了财的。但是，假如你们觉得这点钱已经够了，那是你们的问题。从这些波兰佬身上只挤一美元就满足了，那实在太丢人！其实他们把你们耍了，从他们身上可以挤出更多的油水。但我不想干预你们的生意。拿去，这是付给你们的一美元。”
他们自然要用傲慢的口气问他，他说这件事太丢人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说，他们都是猪头三？他把他们当作猪头三看待，难道不是吗？他是不是在找死？他是不是想跟那个在他之前经营这报摊的波兰小老头一样挨一顿揍？
“如果你所需要的正是这个，你只要说一声。还有，你说你有办法从波兰佬身上搞到更多的钱，这是什么招儿？”雷伯和厄尔尼把杂志在卡车上堆放完毕，车开走了。雷伯迈开大步准备离去，厄尔尼跟在他后面，另外三个人自然也尾随不舍。
“喂，怎么回事儿？你真的要我们揍你一顿？你想尝尝这是什么滋味？”
他们来到一座仓库那儿。雷伯第一个进去，一直走到最里面。这地方实际上空空如也，只有几只破损的板条箱和口袋，还有些谷物——可能是小麦——从袋子里洒出来。可以听到耗子在周围奔跑，有几只甚至走上前来，露出尖利的牙齿，向人们挑战，完全是一副肆无忌惮的架势。
“瞧着，”雷伯说。“仔细瞧着，那么你们一切都可以明白了。”
他的左手看起来好象在抚摩一个半小时以前他让刀子剩进自己的肉体造成的伤口，这只手顺势溜到衬衫里边，伸出来的时候握着一件状似棍子的长家伙，将近有五十厘米长。
他把那东西的一端抵着自己的嘴唇，接着宣布：“左起第三只老鼠。”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嗖的一声，象是一下极轻的哨音，小小的飞箭恰好击中老鼠身体的中部。那只老鼠先是很快地跑了两步，再慢慢地晃了两步，然后倒下，身子蜷做一团，一对惊恐万状的小眼珠已经蒙上死亡的薄翳。
雷伯说：“O．K．，这种箭毒叫做‘马钱子’，是致命的。在亚马逊尼亚，我们印第安人用它来杀死任何动物。我们的技艺非常高超，而且迅速。比方说，你们三个人当中任何一个如果敢跨一步，那么，不出两秒钟，这个人必死无疑……”
他举起吹管对准那三个人。
“我不知道你们三个人中间我先杀哪一个，”他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柔和语气说：“我还没有决定。你们兴许会笑我，但我确实还没有拿定主意，是把你们三个全杀死呢，还是只杀两个。当然啦，假如你们动一动，假如你们当中有一个拔腿想逃，那对我来说问题就简单很多。那时我再也没有时间进行选择了。”
他笑了笑。
“他们没有一个人想逃跑？”
静默。
然后，个子最小的那个咽下一口口水，总算说了两句：“你真是疯了。你真是一个波兰疯子。”
“现在，我不再是波兰人了，”雷伯说。“早些时候我是个波兰人，但现在已经结束。现在我可是个印第安人，一个瓜阿里沃人，一个沙马塔里人，我是非常凶狠的。”
他慢慢地绕着那三个人转，切断他们一切可能的逃遁之路。
“请别转身。你们看到没有？我已把三支小飞箭装进吹管。三支。可以在不到四秒钟的时间内射出三支箭。”
吹管的尖端在三人中个子最小的一个脖梗上磨擦，他发出一阵近乎窒息的尖叫声。
“但是，我最后也可能一个都不杀你们。作为交换系件，只要你们在地上卧倒。喂……不许动！……请不要碰那把刀子……”
他俯身用他的大手夺下那件武器，同时踩住对方的手腕子。
“请趴下。分开双臂和两腿，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根本不想杀死你们。倘若下次我再见到你们，我可要杀死你们。我把活讲清楚，我是一个沙马塔里人，你们明白了吗？假如我下次不杀死你们，我的兄弟雅瓦和我的全家都将为我感到羞耻。我们整个家族都将名誉扫地，他们将不得不来代我杀死你们……”
他用刀尖抵住三人中个儿最小的一个的手背。
“下次你们再出现在我的面前，哪怕只是来向我买一份报纸，我会先看见你们，而你们在看清楚我的脸之前就会死去。”
他往刀柄上使劲，刀刃从食指和中指的骨头之间刺进那人的手背。他站起来，把一只脚踩在刀柄上往下压。刀刃穿透手掌插入地面把那只手钉在那里。一声惨叫在空荡荡的仓库里激起阵阵回响。
他用一块木板把仓库门堵上，那三个人被关在里面，仍趴在地上不敢动弹。他对厄尔尼笑了笑。
“你饿了吧，厄尔尼？你该回家啦。你毋亲大概要着急了。”
那男孩的一双蓝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他。
他问道：“你的吹管里真能一次装三支小飞箭吗？”
雷伯呵呵笑了起来。
“不，厄尔尼，当然不能。你很聪明，厄尔尼。我喜欢你。有朝一日咱们也许会在一起干一番事业，你和我，如果你愿意的话……”他把这个男孩的一头金发搔得蓬蓬松松。
走了一段路以后，他扔掉了昨天晚上从公园里捡来的一支竹杆。至于刚才他第二次插入吹管的只是一根木质牙签。现在他把牙签放到上下两排牙齿中间，开始把它嚼烂。但他小心翼翼地把装着箭毒的火柴合用一张纸裹好放回到他的布袋底部。布袋里另外还放着两本书，由于潮气的侵蚀，书上的字实际上已很难辨认了。
黑狗 —— 3
雷伯接近、招呼并征服那个年轻女人的手法，在兹比看来简直神乎其神。
那女的名叫海丝特·克劳莱。她三十岁上下，并不美得出奇，但有一张讨人喜欢的脸蛋和一种富于性感的体态。象她这样的纽约女人，兹比只能目送她打自己身边走过去而不敢对之存任何幻想，认为这比他想象自己买下一百零二层的帝国大厦更加不切实际。第一个晚上，他看见在自己前面二十步的地方雷伯向她走过去，故意撞到她身上，用力很猛，致使那女的拿着的一个纸袋裂开，把里面所盛的大部分东西洒在人行道上。那年轻女人火冒三丈，但看到雷伯急忙把东西都捡起来，那种笨手笨脚的样子怪可笑的，她很快就平静下来。他俩一起走开，雷伯拿着纸袋里还剩下的东西在那女人等她要搭的火车时，兹比老远还看到他们在笑。
第二个晚上，雷伯跟她一起乘上火车。
第三个晚上，雷伯一宿没回家，直到次日上午十点以后才露面，身上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幽香。
也就是在那一天，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午后，他们——兹比和雷伯——前往东四十二街一家大报的办事处，兹比卖这张报纸已有好多年了。他们乘电梯来到报社经理部所在的那一层楼。
“你在这儿等我，”雷伯对兹比说。
“我不能把摊子撂给小厄尔尼。我很不放心。万一那三个狗娘养的再来怎么办？……”
“他们不会再来了。”
兹比坐下来，置身于那些打扮得漂亮大方的女秘书中间只觉得浑身不自在。他看着雷伯打她们旁边经过。她们中多数抬起头来，被这个高个儿及其缓慢的、俨然有帝王气派的步态所吸引，也被他那双眼睛所吸引。雷伯回到海丝特·克劳莱所坐的办公室里一扇包上软垫料的大门旁，门后面则是至为神圣的地方。雷伯开始对她说话，起初她坚决摇头。在长得没完没了的几分钟内，她始终不答应，而她负责处理的人来人往和电话铃声不时打断他们的交谈。每一次这样的干扰过后，她又继续跟雷伯打交道。雷伯始终笑盈盈的，象妖精一样迷人，大概在反复陈述自己的理由。临了，她还是屈服了，就象不久以前的一次那样。她和雷伯相视而笑，海丝特摇摇头，现出不敢相信自己的神情，仿佛在说：你能叫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雷伯回来坐在兹比身旁，用波兰语对他说：“有门儿。她答应在两次跟别人约定的会晤之间把咱们塞进去。不过还得等一会儿工夫。”
“把咱们塞进哪儿去？”
“去见大人物。”
“干什么？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我，”兹比张皇失措地问。
“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
“你是解释过，但我不明白。”
雷伯笑了起来。“你让我一个人谈就是了，你信得过我吗，兹比？”
“当然信得过，”兹比十分真诚地说，“我当然信得过你。”
他们差不多等了两个钟头，其时有许多男男女女在她们面前来来往往，其中有几个看到这样两个穿蓝色劳动衬衫的人坐在世上最强大的报界巨头之一的候见室，免不禁用诧异的目光打量着他们。最后，海丝特·克劳莱向她们做了个手势。他们站起来走了过去。在门口。那个年轻女人向雷伯作最后一次低语：“我真的疯了。你这个坏东西，怎么能让我干出这种事来？”不过她含着甜蜜的微笑甚至找到机会轻轻抚摩他的手。
据兹比涅夫·齐布尔斯基所述（现在他的姓名已写作ZbynievCybulski），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五点三十分左右，乃是雷伯·克立姆罗德开始他那令人昨舌的奇妙发迹过程的日期和时间。
“我知道，”雷伯向坐在他和兹比对面的那个人说：“你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我的来意是谈一谈我的一个设想。这个设想能使你发行你的报纸的费用节约百分之五，把运送这些报纸的速度提高百分之十五，还可以把曼哈顿岛南区全部三百一十二个销售点的销售量扩大百分之十八至二十。这仅仅是指目前而言。我的设想同样可以用在你的其他领域。这就是我的来意。现在你可以把我撵出去，如果你想要这样做的话。”
但是，他那双灰眼睛炯炯有神，赛过日光。
大人物问道，他的设想是怎么一回事，雷伯便告诉了他。
大人物于是问：“你是的何许样人？’
“我叫安东·只克，“雷伯说。
“德国人？”
“瑞士人。”
“要是我同意这样干，我是不是将跟你打交道？”
“不是跟我本人。而是跟齐布尔斯基先生所代表的公司打交道，他是这家公司的首任总经理。”
接着雷伯立刻用波兰语说：“兹比，请不要开口。如果我的右手示意，你就说‘是’；如果我的左手示意，你就说‘不’。”
大人物望着兹比。“你的公司已经把曼哈顿岛南区的三百一十二名报贩联合起来了？”
“是的，”兹比说，同时在心里拼命反复提醒自己：右手要说“是”，左手要说“不”。右手“是”，左手“不”，右手“是”，左手“不”……
“报贩们果真都听你的？”
“是的，”兹比说。
“眼下我们的报纸由我们自己设立的一家服务社经手送给短贩，这家服务社的负责人名叫芬尼根。你认识芬尼根吗？”
“是的，”兹比说。
“你真的相信你的公司能比芬尼根的更有效、更可靠？”
“是的，”兹比说；现在他已完全陷于狂乱之中，几乎不懂得人家在问他什么。
“我知道可以援引足够多的例外条款来摆脱我们和芬尼根之间达成的协议，但他可不是那种会乖乖地让他的生意被枪走的人。他手下的那帮爱尔兰人同样如此。如果芬尼根这方面会惹出些麻烦来，你认为没有我的干预你是否能解决问题？”
“是的，”兹比说。
“你估计你的公司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营业？”
“再过九天，”雷伯说。“八月一日天亮以前开张。”
走出放着一个巨型地球仪的大厅之后，兹比方敢开口。他压低了嗓门用波兰语问：“刚才他向我问起的那个芬尼根是谁？”
“就是要你们每天缴一美元五十美分送报费的那个人。其实，这是他的分内之事，因为他已经从报社方面得到报酬。三百一十二名报贩乘一美元五十美分，每天可得四百六十八美元，一年就有十七万以上。跟他比起来，那三个耍刀子的家伙不过是毛孩子。”
雷伯莞尔而笑，接下去又说：“芬尼根也是个会想方设法打断咱们肋骨的人，你和我的。可能要用铁条。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他能做到吗？”
“我认为做不到，”雷伯说。“否则我将真正感到意外。”
兹比、西蒙·高兹契尼亚克等人发出邀请以后，在三百一十二名报贩中结果只有二百七十八人作出响应。他们是雷伯·克立姆罗德创立的第一家公司的未来股东，第一次全体股东大会于当天即二十二日晚上在距今世界贸易中心不远的一座房子里举行。
据兹比所知，塞梯尼亚兹也认为如此，这次冒险行动也是两个罗马尼亚犹太入列尔内和贝尔科维奇作为律师的第一次亮相，谁也无法否认，这两个人是王的著名黑狗中最早的两名。
当时，雷伯·克立姆罗德离他的二十三岁生日还差两个月，他在几天之内就为建造他未来那座神话般的金字塔迈出了第一步，如此做法确实有其令人惊骇、使人神往、真正绞人脑汁的特点。
雷伯化名安东·贝克开始讲话，向与会者解释他建议采取的一项行动的全部好处。他们将组建一家公司，他们和他都将是基本股东。是基本股东，但不是仅有的股东——这一点他必须说清楚。公司将购置卡车和摩托车保证运送他们承销的所有报纸和其他出版物。公司这样做有纽约三家主要日报签字的合同为依据，那三家报社同意委托他们在曼哈顿岛南区发行其出版物。他推荐兹比涅夫·齐布尔斯基担任总经理的职务，齐布尔斯基今天已和东四十二街那位报界巨头达成了协议。
必要的资金将来自银行贷款。
他说，兹比和他将负责说服银行，还将负责找到合适的卡车和司机。
到七月三十一日夜里，—切都将准备就绪。
有人立即提出，芬尼根的那帮爱尔兰人生意被抢走，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至少免不了一场恶斗。对这个问题雷伯回答说，兹比和他将负责对付那些爱尔兰人以及芬尼根本人，他们——所有的报贩——只要让爱尔兰人来找他安东·贝克就是了。
他向与会者解释他们将持有百分之三十股份的那家公司将如何工作。如果他们想要成为股东，从八月一日起，他们就得停止向芬尼根的人每天缴一美元五十美分，但是必须把这笔钱缴给兹比。别忙，这不是芬尼根式的敲诈被另一种勒索取而代之，因为这一美元五十美分不再是他们有去无还的支出，不，这笔钱将使他们成为股东，会很快给他们带来利润。
他告诉他们，他和兹比将如何发展这家公司，好让他们定期投入的一美元五十美分资金很快就以利润的形式一点一点还给他们，也许在两个月之内就能收回。他甚至认为不出三个月，他们的利润可能就会超过他们所花费的一美元五十美分。
他的这番解释都是用英语进行的，但他知道与会者有很大一部分是不久前来到美国的移民，所以他又用波兰语、德语、西班牙和意大利语、法语重复他的解释。还用依地语。
他在他们中间慢慢地踱步，一边用他那徐缓、柔和、从容和使人放心的语调带着非凡的说服力侃侃而谈，不慌不忙一步一步地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这当然是形象化的比方。
兹比甚至开始产生一种无法衡量的自豪感，因为他是这个人的朋友和贴心人，而且，王旅居纽约这段时间内还住在兹比家里。
兹比问道，他们答应下来难道要冒什么风险不成？他们每天向那些爱尔兰人缴一美元五十美分已经有好几年了，他又不要他们多缴。而且，倘若芬尼根的霹雷要向他们打下来的话，他们可以把他——安东·贝克——干脆当避雷针使用。
齐布尔斯基压根儿不知道铎夫·拉扎鲁斯的名字。而在一九五〇年七月，雷伯·克立姆罗德却用这个名字打通好几条门路。他求助的对象中甚至可能包括这样一些有名的人物，诸如迈耶·兰斯基、莱普克·布恰尔特、门迪·魏斯、阿布·兰多、博·温伯格、艾布纳·兹维尔曼、巴格西·西格尔以及“荷兰人”舒尔茨（此人外号“疯狂的荷兰人”，原名是阿瑟·弗莱根海默）（注：这些人都是美国四五十年代黑手党的领袖）。
这些人中间有许多在一九五〇年七月已经死去或去坐牢，但是克立姆罗德还是能找到好几个认识拉扎鲁斯的人，他们愿意听拉扎鲁斯介绍来的一个人谈谈。
否则，七月二十三日——股东大会的次日情况就无法解释。
“你再说一遍，你姓什么？”
“于布雷希。或贝克。或克立姆罗德。你喜欢叫哪一个都行。”
他对面的那个人名叫艾比·莱文。自从莱普克·布恰尔特在一九四四年因一桩普通命案被处决以后，莱文接手领导服装行业的工会组织以及与服装业有关的运输联合会。他的目光从雷伯移到兹比身上。
“这跟他有什么相干？”
“他是这家公司名义上的负责人。”
“但实际上是你在幕后操纵？”
雷伯点点头，忽闪着一双眼睛。
“占多少股份？”
“百分之六十。”
“通过委托协议行使职权，由这一位，”他指着兹比说，“充当你的受托人？”
“是的。”
“我得拿出多少钱入股呢？”
“不需要，”雷伯说：“司机的报酬由我支付，包括各项可能的开支，如果那帮爱尔兰人有所行动的话。你不用掏一分钱。”
“名义上让外界知道我插手了这档子事，代价是百分之十的股份，是不是这样？你认为芬尼根一旦听说你有什么样的人撑腰，马上就会偃旗息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