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路保持沉默。达豪集中营已出现在前面，时隔二十三个月以后仍保持原来的样子。
“咱们不进去了。这没有必要。只要沿着围墙把车开到看得见焚尸炉的地方。”
两分钟过去了。
“行了。现在请停下。下车吧。”
雷伯也下了车。他左手拿着一罐东西，右手拿着武器。
前党卫军少校吓得失了音，他问：“你真的会杀死我的孩子吗？”
“我想会的，”雷伯说，“但我不敢肯定。我非常愤怒，不过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走得那么远——把他们也杀掉。”
雷伯把罐子送给他。
“请把它打开来喝下去。”
前党卫军中校旋开盖子，立刻嗅出了气味。他用一种似乎被掐住脖子的声音说：“这是汽油。”
“是的，”雷伯说。“我记得，三年零四天前，也在这个时候，你曾经强迫一个法国男孩喝过。所不同者，他喝的还是废油。可能因为当的你们汽油不够。他才十岁，他是七月二十三日生在波尔多的。我对他记得十分清楚。他折腾了十个钟头才死去。我想，你会喝下这罐汽油的，因为你直到最后还将抱着我也许不杀你的希望。的确，你有一个机会。尽管希望不大，但毕竟还有。但是，在你喝下去之前……”
他从茄克衫口袋里取出一件用纸包起来的小东西。
“一件礼物，”他说。
前党卫军中校拆开纸包，发现里面是一支唇膏。
“我非常希望你搽一点在你脸上，特别是嘴唇……
时间在逝去。
“对。面颊上也请搽一些……很好。现在你可以喝汽油了……这罐子也是你的，所以不伯你不认账。这封信将在你的口袋里发现。它是一个名叫扎茨卡留斯的立陶宛少年写的。你会对我说：他已经死了。但这难道是充分的理由？他在这封信中描绘了你们是怎样对待少年儿童的，我也是少年中的一个……请再喝一点……”
他从极近处开枪打在右颊颧骨下面。然后他把枪放在前党卫军中校威廉·霍赫赖纳尚有些微温的手中，让死人自己的手指再一次扣动扳机，这次是向一丛灌木中打的。他一直憋到离现场很远才开始呕吐。后来，铎夫·拉扎鲁斯又停了两次车，好让他再呕吐。
“注意，”铎夫悄悄地说。
那个女人刚又出现，这次和她一起的还有两个男人。
“其中一个你认出了没有，小伙子？”
雷伯点点头。两个男的中较矮的一个是德国人，三个星期以前，就在霍赫赖纳赖处决在达豪的焚尸炉附近之后，雷伯和铎夫曾看见他驾驶一辆在萨尔茨堡和慕尼黑之间运送《星条旗报》的卡车。宪兵对这些卡车从不检查，顶多笑噶嘻地拿走几份报纸，因此几乎每一趟都有纳粹逃亡者搭车躲在一捆捆报纸后面。至于这个短发灰白，神态冷峻的女人，就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三日在萨尔茨堡结雷伯指路的那一个，她告诉雷伯可以在钟楼附近的照相馆里找到名叫洛培尔的摄影师，从而把雷伯送入埃泼克设下的陷阱。
这个女人是雷伯·克立姆罗德着手进行的追捕计划的第一步。（查明霍赖赫纳的下落并不难，因为这位党党卫军中校于一九四六年初干脆回来经营他的纺织厂了。）雷伯从慕尼黑返回奥地利后不到一百小时，又找到了这个女人。到那天——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为止，他和拉扎鲁斯在一起或分开跟踪这女人已有四十三天。
“小屋里还有人，小伙子。至少三个男人。”
“四个，”雷伯说。
时间已是晚上十点左右，估计这将是一个寒冷的夜晚。
在他们躺着守望的一片小树林下面，可以看见老家湖镇的灯光。这个市镇地处死山的心脏，那里有不少湖泊夹在垂直的断崖之间，湖深水黑。在战争行将告终的最后几个月，有六万穿便服的“平民”携带着从整个欧洲劫掠得来的财物，在这里找到了避难所。
“四个男人和另一个女人，”雷伯说，他是从这样一种假设出发的：那个和埃泼克串通一气的女人可能在波希米亚公署附近的房子里住过。他的估计是正确的。根据雷伯的描述，那一带有两个店主认为她就是盖尔达·胡贝尔。他们还说出了她来自格拉茨——埃立希·施泰尔的故乡。其余的就好办了。这个女人是为奥地利红十字会工作救济难民的。凭这一点她能搞到各种各样的通行证。
“有动静了。”
第三个男人从小屋里出来，铎夫和雷伯都认出了他。
“阿尔尼·沙义德，”锑夫说，我的老伙计阿尔尼，他特别喜欢访问这里和罗马之间的方济各会修道院。”
铎夫己跟踪过沙义德两次，每次都被带到罗马梵蒂冈门口。沙义德每次都是一个人从那里出来，显然已把他护送的逃亡者托付给罗马教廷。沙义德也为红十字会工作。
“铎夫？”
雷伯已有好长时间一直把双筒望远镜朝山下对准通往那座木屋的小道的最初几个弯了。
“两部汽车，铎夫。不过它们已经停下，两部都停了，并且刚刚关掉前灯，离这儿不到三百米。”
他俩在黑暗中互相看看对方。
“警察？”
“不会是警察，”雷伯说。
那两部梅塞德斯大型轿车肯定不属于奥地利警方，也不会属于任伺一国的占领军当局。不，这里另有文章，铎夫想必也考虑到这—层，他从原来的岗位上退后几步，也举起他的双筒望远镜来调节焦距。
过了半分钟，他说：“十天以前，我紧跟在阿尔尼后面第二次从意大利回来时，我看见过—辆相同的梅塞德斯。左边的后门也坏了。那是在因斯布鲁克。车上三个男人的模样都象是神枪手。阿尔尼上了他们的车。我还记得车的牌照号码……你等我一下，小伙子。”
他悄悄往山下滑行，不久便消失在黑暗中。
过了不到一分钟，木屋里的电话铃响，立刻有人抓起听筒。又过了三分钟，木屋周围开始有动静了。雷伯见那几个到目前为止一直在悠闲聊天的男人跳了起来。其中一个冲到屋外，另外几个也探出头来，手里拿着武器。雷伯估计刚才有人向他们发出警报。
过了片刻，雷伯听到一阵几乎察觉不到的声息。他躲到一棵树后面，手指扣在扳机上。
接着是耳语般的话音：“小伙子！请不要把我毙了。”铎夫气急败坏地出现在大约五米以外。
“是那辆车和那几个家伙。只是现在那里有八到十个人。而且还有人来。这倒有点儿象斯大林格勒的重演，我的小老弟。我敢用一位拉比跟你赌一个苹果馅煎饼，他们是冲着咱们来的。”
他笑容满面。
“我在纳闷儿：这木屋里的那些王八蛋究竟是什么人？你能肯定里边没有阿道夫·希特勒？”
一刻钟后，他们有证据可以断定这确实是一场兜捕：在他们周边一个半圆形范围内，所有的手电筒都亮了，而他们差不多正好处在半圆形的中央。
“但他们在斯大林格勒最后还是输了，”铎夫说。
他和雷伯沿着小小的老家湖东岸移动，已经到了离木屋大约一公里的地方，然而还不是逃跑。他们在树下走，心里并不十分焦急既然通往老家湖镇的下坡路已被切断，他们就打算再往东设法到达名叫无底湖的另一个地方。到了那里，他们准备或者前往温泉湖镇，或者去求助，哪怕是向警方求助。但是，走在前头的雷伯突然止步。另一条由手电光组成的兜捕线出现在他们右侧。包围圈已经合拢，或者差不多已经合拢。
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继续一直朝前，磕磕绊绊地在越来越陡峭的山坡上爬。
他们加快速度，此时，在晴朗的夜空下已经可以看到前面是死山的一座座雪峰。“咱们绝对冲不出去，”铎夫说。“至少我不行。我没有你那两条年轻的腿，小伙子。”他已经准备发动反攻，这是符合他的性格的，但雷伯不让他停下。手电光的弧线现在离他们不到百米。他们只得向无底湖的西北方突围，有一刹那他们看见几辆汽车亮着前灯停在小路上，这条路是从无底湖通过来的，而另一端却在四五公里外形成死胡同。小路上已有人严阵以待，在汽车的前灯光下可以看到他们也都执有武器，有几个还带着步枪，脸朝着他们这边。“第三帝国的残渣余孽全在这里，”铎夫哈哈笑道。
他已经摔倒过两回，眼镜也丢了。黑暗中他简直什么也看不见。雷伯自然得扶着他，带手电的人们在后面紧迫不舍，越逼越近。
他们右边出现了另一些光亮，那是戈斯尔的灯火。他们已经跑了有两个小时，前面已看得见托普利茨湖。铎夫再也走不动了。他高声喊叫，向追赶他们的人说他是铎夫·拉扎鲁斯本人，他准备跟他们拼了……
拉扎鲁斯得到的回答，是六七响毛瑟枪干脆的噼啪声，这种枪在战时是发给德国军队中一等射手的。铎夫和雷伯都没有被打中。他们又往一堵峭壁上爬，坡面越来越陡，不久铎夫就拒绝再往前走或往上爬。托普利茨湖在他们下面，几乎成垂直方向。铎夫说就在此地停下，这中空的巉岩就象一座平台，“从这里望出去风景太美了”。他平静地摇摇头，兴许还在黑暗中微笑。他说要留在此地，并打算阻止这支纳粹大军过于逼近，尽管他已丢了眼镜。“你想想，小伙子。其实，我敢肯定，凭你这脑袋瓜子，在我之前你已经想过了；咱们这样是逃不出去的。他们比咱们跑得快。所以，我要你定下神来，小伙子，要你竖起耳朵听你这颗与众不同的鬼脑袋的话，它会告诉你这是咱们仅有的一线生机……”他将尽可能坚持到让雷伯用两条山羊腿超过死山，也许还能讨到救兵。
“我走不动了，雷伯。你有什么办法？背我走吗？我足有九十公斤重，这都是喝啤酒造成的。请走吧，小伙子。你要找到你在搜索的那个家伙，把我也算在他的帐上。”雷伯·克立姆罗德同意让他留下，开始一个人爬山。当然，雷伯才走了几分钟，就听到枪响。他还听见铎夫用最大的嗓门唱着——“我的俏姐儿躺在汪洋彼岸，我的俏妞儿躺在大海那边。”
雷伯在黑夜中拼命往上爬了大约两百米，这时听到一件庞然大物重重地摔倒在山坡上，接着掉进了冰冷乌黑的湖水。他以为铎夫已经死了。但隔不多久，他听见两支科尔特手枪还在沉着应战，而且那个带有爱尔兰口音的嗓子又唱了起来。
但这歌声终于被未了一阵枪响所打断。
凌晨三点钟左右，他又回到望得见木屋的地方。那里看不到有人放哨，但是有灯光。他潜行到阳台上，有一个人听见他的脚步声，用德语问：“你们逮住他们没有？”
“只逮住一个，”雷伯答道。
那人出现在门口，腋下夹着一支双筒猎枪。他一看见雷伯，急忙准备举枪。雷伯的一颗子弹已经打穿他的喉咙。他走进木星，那里只有不带武器的另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中的一个，但不是盖尔达·胡贝尔。
“请别动，”他对吓得面无人色的一男一女说。
他握着手枪（枪管朝下）检查其他几间屋子，没有发现其他人。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那个男人，长着一张瘦削的脸和鹰钩鼻，头有点儿秃。
他问道：“您在找什么人？”
“埃立希·施泰尔。”
“我知道有一个叫埃立希当律师。”
“正是这一个。”
“我一点不晓得他可能在什么地方。甚至有可能已经死了。他的一双黑眼睛亮闪闪的，使他的相貌有点儿象犹太人。”
“你是谁？”雷伯问。
正在这个当儿，从他故意打开一半的门外传来至少两部汽车的引擎声。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受到保护？”
“您错了，”那人说，“受到保护的那个人晚上已经走了。我只不过是这所房屋的主人。我也从来不知道躲在这里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克立姆罗德接过那人身上带着的证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听到过阿道夫·艾克曼的名字。
约尔·白尼适在罗马见到雷伯·克立姆罗德是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前后。两个年轻人阔别将近十八个月之后的这次重逢倒不是什么巧遇。白尼适在意大利代表哈葛那组织主持打通移民渠道。（三个月以后，他将积极参与把四千五百一十五人装上一条美国客货船“加菲尔德总统”号，这条船因而变成了“出埃及”号。）
他和克立姆罗德将近中午时分在圣安琪洛城堡前面相遇。
“你怎么知道我在意大利？幸好我及时发现你留在别尔契克那里的条子。明天我就要离开罗马。”
克立姆罗德解释道，他去找别尔契克，“是为了向莫萨德或哈葛那的人谈一件事”，为了让人家了解他，他举出了几个能为他作保的人的名字。
“你也是其中的一个。别尔契克告诉我，说你在罗马。你能匀给我两个钟头时间吗？我想指给你看一个地方。”他把白尼适带到圣彼得广场旁边通往维亚克雷申焦的一条小街，指给他看一块用德意两种文字书写的牌子。“逃亡路线是通到这个地方的。他们经由林道和康斯坦茨湖边的布雷根茨离开德国，或者通过雷申山口，也就是你和我两年前走的那条路。他们通常坐轿车，有时坐大客车，夜里住在方济各会的修道院里。那些修道院是驿站，我为他们列了一张清单。安排出逃的人有一个名叫阿尔尼·沙义德。还有一个女人盖尔达·胡贝尔。这些人另有一份名单。到了罗马，由掌管梵蒂冈教廷某官方机构的一个德国人海德曼照料他们。海德曼向他们提供从红十字会弄来的护照。其中某些人甚至被授予神职和耶稣会教士的假证件。他们经由巴厘离开意大利，更多的是从热那亚走。一部分人去西班牙、叙利亚和埃塞俄比亚，但前往南美的很多。好几百人已经这样逃了出去。”
白尼适听了大为震惊。
“你一下子从哪儿搞到这么多情报？”
“我是在查访别的事情过程中发现这一切的。我得把这些情况告诉什么人。”
末了那句话说明他没有应该汇报的上级或组织。白尼适其时正步步高升：上头终于认识到他的才干不应仅仅作为一名爆破手使用，于是派他执行更细致的任务。白尼适知道他这个以前的同路伙伴断绝了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一切联系。某人曾向他谈起有个姓克立姆罗德的人正在为“纳卡姆那帮白痴”效劳。
他问道：“你还跟他们在一起吗？”
“不。很久不在一起了。”。拉扎鲁斯呢？”
“死了。”
其余只字不提。他们沿台伯河走着。白尼适仔细观察克立姆罗德，发现他变了。主要不在于身高和体重，尽管雷伯又长高了些，体重也有所增加，但他仍然是一副长脚蜘蛛的体态，走起路来还是那样明显地慢慢腾腾，凝滞的目光依旧那么深不可测。变化是在其他方面：他变得比以前老练，并且对未来显然胸有成竹。
“你找到你要查访的对象没有，雷伯？”
“差不多了。”
静默。
接着，白尼适突然说：“我一直对你怀有很深的友情。真的。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
“谢谢你。不需要。”
又是静默。
为了填补空白，白尼适开始谈论将诞生在太巴列湖旦河畔的那个国家（注：作为犹太人的国家的以色列共和国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宣告成立。），他和雷伯以及其他许多已经来和将要来的人，终于能在那里各得其所。他谈到未来的冒险壮举，甚至准备去征服内格夫沙漠，不由得越说越兴奋。
回答来得缓慢，但很明确。
“其中没有我，”雷伯说。
“你和我差不多一样是犹太人。做犹太人也可以选择。”
“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
白尼适即使字写得很小也差不多用了二十页才录下那份清单，包括姓名、修道院、中转站等等。所有这些情报雷伯在“查访别的事情”过程中搜集到的。
白尼适在一种怪不自在的感觉推动下笑了起来．
“这象是你在给我一份告别礼物。”
“也可以这么说，”雷伯说。
这时，他的眼睛里洋溢着温暖的友情，脸上泛起笑容。
他的大手搂住白尼适的肩膀。“谢谢你，谢谢你的一切。”他告辞后，过台伯河而去。
在丹吉尔，亨利·阿尔特也在差不多的时间又见到了克立姆罗德，“大概在四月中旬吧”。
“他来找我的时候，就象我们昨晚还见过面似的。他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做几笔买卖。他有一点钱，大约六千美元，想要把它统统押上去，来个孤注一掷，要么翻番，要么倾家荡产。
“他看上去有二十二三岁。他这第二次在丹吉尔的逗留，前后有四个月光景，这段时间内我们跑了四趟买卖，都获得成功。除去各项花销，我们的利润为每箱五十美元多一点点。第一趟有一百二十箱是他的，此后他每趟都有二百箱。算起来并不难：他的纯利可达三万五千美元。
“说到他离开丹吉尔的情况，这就和他的到来一样简单。他只是对我说，我们的合作‘对双方都极为愉快和满意——他确实是这样说的，语调缓慢柔和，带有相当老练的谦恭态度，——但他说，他要走了。我向他表示了遗憾，承认我对他怀有很深的友好感情，几乎是一种眷恋。我还对他说，我们满可以在一起挣得一笔财产。他向我微微一笑，对我说，他对此不愿兴趣。
“我不知道他的去向，但他的胳肢窝里夹着一副小小的画，外面没有什么东西裹起来；他把画给我看，问我是不是喜欢。我从来不是这方面的行家，我在上面看到的只是一块一块的颜色。我就这样对他说，他放声笑了起来，但是这种笑从不及于双目，他的眼睛顶多只是稍稍睁大一些。
“他说：‘画上的签名是一个叫康定斯基（注：瓦西里·康定斯基（1866—1944），俄国画家，抽象画派的创始人之一。）的人，他在三年前去世了。这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画家。亨利，一个人可以为一副画杀人，但是一个人也可以为一幅画被杀……，
“他在巴斯德林荫道上买了一只大小和那幅画一样的布袋。据我所知，这是他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初离开丹吉尔时携带的唯一行礼，他的目的地我不知道。袋里装着那副画，还有他一直带来带去的两本书……”
波哥大的烛台 —— 7
那个时候阿卡迪奥·阿尔梅拉斯五十六岁。当初他害怕成为一个画家，但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前期曾经跟埃米利奥·佩托鲁蒂学过绘画。他还远涉重洋去柏林会见克莱。至于康定斯基，阿尔梅拉斯记得很清楚自己曾到魏玛去拜访过他三四回。那是在阿尔梅拉斯还希望自己能有一点点、一丁点儿才华的时候。“然而连一丁点儿也没有。完全是一片戈壁荒漠。”
他问道：“照您看来，这是谁的画？”
那个高个儿年轻人耸耸肩膀。
“名字象是孔定伊基。不过它值很多钱，我敢肯定。至少一千美元。”
他的西班牙语完全合乎规范，尽管说的时候有些犹豫。
“您是法国人？”
“比利时人，”年轻人说。
阿尔梅拉斯把画拿到店门口，在阿根廷冬天苍白的阳光下仔细察看。这是常有的事，画家签名时把“康定斯基”(Kandinsky)中的s这个字母写得象个j，这时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打从他开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佛罗里达街的画廊门前经过，阿尔梅拉斯冲她微微一笑，然后转过身子。
“这是康定斯基，这是一位俄国画家，前不久在巴黎去世。您说得对；这画值很多钱。至少超过一千美元。您真的有意把它卖掉？”
“我需要钱。这画可不是我偷来的。”
他出示了若干单据，这些单据其实没有多大价值，只是证实此画是一年前在马德里一个名叫毛勒尔的那里合法买来的，并且合法地从马德里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
阿尔梅拉斯说：“这上头提到了另外几幅画……”
“还有四幅，”年轻人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把它翻到某一页给阿尔梅拉斯看，上面写着：“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马德里。从柏林的京特·毛勒尔那里购得五幅画：克莱、F·马尔克、孔定伊基、F·马尔克、A·马凯。价一千二百美元。”
“您真的只花一千二百美元就买到这五幅画？”
“他要价五千美元，但他急于脱手。”
阿尔梅拉斯闭上眼睛。“一千二百美元就卖掉一幅克莱、两幅马尔克、一幅康定斯基和一幅奥古斯特·马凯！那些欧洲人的的的确确发疯了！您是否愿意考虑把它们全卖掉？”
“我不打算这样做，”年轻人平静地回答。“也许以后……”
“或者有人愿出您认为合适的价钱。”
年轻人瘦削的脸似乎被那双颜色很淡的眼珠所刺穿，给人的印象颇为深刻，他露出笑容的时候，脸上的线条明显地变得柔和起来。
“我想是的。”
他们商定，康定斯基这幅画由阿尔梅拉斯保管数日。他表示想看看另外四辐画，纯粹是为了让他个人欣赏一下，但年轻人说他没有带来，它们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甚至不在阿根廷。他把它们留在波哥大他哥哥那里了。是的，他有家，有父亲、母亲和三个兄弟，都在波哥大。他不久就要回到那里去。
“您能说德语吗？”阿尔梅拉斯问。
他表示只会说一些常用语。“Jawchl（当然如此）”，“KommenSiemetmir（请跟我来）”以及诸如此类，他笑得非常愉快。
“DerBlaueReiter——‘蓝骑士’，”阿尔梅拉斯说。“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群画家组成的团体名称。康定斯基、马尔克、马凯和克莱是其中的成员。收藏家肯定有兴趣同时把您的五幅都买下来。这本身就已经称得上一份收藏。您明白吗？”
“我明白，”年轻人说。
“特别是德国血统的阿根廷人。我们阿根廷有许多德国人，最近尤其多。弗朗茨·马尔克和奥古斯特·马凯都死于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大战。他们的画是收藏家们求之不得的。他们死得早，没有时间作很多画。对于德国血统的人来说，买他们的画差不多是——我该怎么说呢？——差不多是一种爱国的姿态。”
“我明白了，”年轻人又说了一遍。“那我同意全部出售。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感谢您的诚实作风。我不会忘记的。”
不，他不能留下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址，但他还会到画廊来的。阿尔梅拉斯问他尊姓大名，他回答说，他叫亨利·阿尔特。
经过十七天的守望之后，埃立希·施泰尔出现了。
迪耶戈·哈斯是阿根廷人。他出生在这个国家，父亲是奥地利南方的卡林西亚人（注：哈斯（Haas）是个日尔曼姓氏，如果用西班牙语读的话，是“阿斯”），母亲的姓氏——她从不放过机会指出这一点——是德卡瓦哈尔……（后面还有长长的一大串）（注：表明出身名门，身世显赫。）。迪耶戈是个圆脸丰满的金发青年，他矮小的身材与突出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恰成反比，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大大咧咧的旷达作风近乎不折不扣的愚蠢。除了西班牙语，他还说德语和英语，一度学过法语，近来在为一个极其富有的德国侨民埃立希·施泰尔当秘书。那时是九月份，五个月的秘书生涯已经教会他认清有关他的雇主的一些最本质的事实：埃立希·约阿希姆，施泰尔，十分有钱，十分聪明，十分漂亮，十分博学，十分斯文和高雅，但如果他不是世界上最卑鄙的小人，至少也是名列前茅的恶棍。
迪耶戈向施泰尔现出谦和的笑容。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康定斯基的名字，先生。但我准备承认他是美妙的。”他漫不经心地向那幅画瞟了一眼，发出赞叹：“真是美妙！”
然后他离开画廊到外面去欣赏街上的女人。旁边是施泰尔的汽车、施泰尔的司机和施泰尔的保镖。施泰尔并不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刚抵达阿根廷不久，便通过迪耶戈在科尔多瓦附近购得一所美丽的别墅；买下房子后不到一个星期，数不胜数的板箱就运来了，其中藏着价值连城的财宝。甚至一向以缺乏文化素养为荣的迪耶戈，看到这么多艺术珍品也惊诧不己。与此同时，施泰尔着手规划他在阿根廷甚至在整个南美洲的未来：他打算为自己确立一个投资顾问的地位，尤其是为他那些不幸的同胞提供咨询，他们是躲避国际犹太人势力的追逐从祖国逃出来的。Jawohl（当然如此），”迪耶戈听了这番假惺惺的热情表白后冷静地说，丝毫不为所动。他认为施泰尔这家伙门槛太精，这样的蠢话不可能是认真说的；他是一堆垃圾，而垃圾就是垃圾。他们曾在一起走进了阿根廷，去过智利等邻近国家，甚至远及委内瑞拉；也到过哥伦比亚的波哥大。
说实在的——迪耶戈·哈斯在向乔治·塔拉斯谈起此事时自己承认，——他对一九四七年九月的那一天没有留下特别清晰的回忆。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施泰尔酷爱艺术品，尤其是画。故而阿尔梅拉斯的画廊几乎是必须停留的一站；它在阿根廷堪称首屈一指，到那里去观赏康定斯基的画也就没有什么不寻常。直到迪耶戈自己遇见了王，特别是两个月以后在波哥大发生了恶梦般的那一幕以后，他才把种种迹象联系起来……
经过了几个星期，“康定斯基交易”方才真的有了眉目。在这段时间内，施泰尔曾多次重返画廊，显然在指挥一场进展缓慢的谈判。
十一月五日，阿尔梅拉斯通知施泰尔，画的货主终于决定表示同意了。
施泰尔借口要去作一次事务性的会晤，哥伦比亚，指望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他们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日六日抵达波哥大。“我讨厌波哥大，”迪耶戈·哈斯说，“这且不说，我也瞧不起圣地亚哥、利马、拉巴斯和基多。我只是勉强忍受布宜诺斯艾利斯。至于我憎恶的亚松森和我恨得要命的加拉加斯就不必提了。事实上，只有里约热内卢是例外，尽管他们那里不讲西班牙语……”
“请闭上你的大嘴巴，好不好？”施泰尔说时照例不提高嗓门。他坐在汽车的后座阅读一份东西，注意力高度集中在某一笔生意上。迪耶戈坐在施泰尔律师身旁。开车的哥伦比亚司机模样象一只乌龟，坐在他右边的保德，名叫格鲁伯——迪耶戈认为母牛比他还聪明一些，尽管迪耶戈对母牛的评价也不怎么样。
“我不太了解欧洲，”迪耶戈继续说，丝毫不受那句抢白的影响。“除了这里那里的几个欧洲女人以外。我几乎说服了妈咪塔——即我的母亲——让我到巴黎去住上一两年，偏偏你们这些纳粹哥儿们在那里开始了你们自己的‘旅游活动’。就我自己的情形而言，我是第三帝国的受害者。”
一小时以前，飞机从加拉加斯把三个人带到了波哥大。
“哈斯，你要是再说一句这种愚蠢的玩笑话，我就请格鲁伯揍你。他将很高兴做这件事。”
汽车驶向市中心，到那里是下午四点多。天正下着寒冷的牛毛细雨，那大概是这里海拔非常高的缘故（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海拔为2640米，虽然靠近赤道，但因地势较高，气候
凉爽，四季如春）。他们径直走向他们的旅馆，就在玻利瓦尔住过的圣卡洛斯宫附近。旅馆服务台把一封信交给施泰尔。信是用西班牙文写的，署名亨利·阿尔特。迪耶戈翻译了信的内容。
“信上说，如果您要买他的画，每天晚上六点以后您可以到查皮涅罗区巴卡塔街八号去找他。0le！（注：西班牙语：好极了。）信上没有‘0le’，是我说的。”
施泰尔决定把此事搁到第三天再说。可是后来，在急于去看他己等了两个月的那些画这种心情驱使下（迪耶戈认为这是一种狂热病），他决定当晚就去。当他们到达巴卡塔街八号时，迪耶戈看过时间：八点十五分。他们找到一幢刚刚落成的新大楼，看样子还没有人住进去。可是当他们走到门口时，有一个男人走过来对他们说，五楼有一套公寓已经有人住了。对，正是亨利·阿尔待先生．他刚刚进去，这时正在家里。
进门以后，有一条狭窄的走廊可通地下室和空屋看管人的房间。走廊把他们引到直型的扶梯前，它的第一段台阶到顶时有一小块平台。往左五六步是第二条走廊，那里有两座电梯和应急的太平梯。
照例由格鲁伯开门从而第一个到达电梯口。他走在施泰尔前头有两三米，和迪耶戈·哈斯的距离就更大，因为迪耶戈曾停下来跟空屋看管人交谈儿句，他觉得此人相当“古怪”。
迪耶戈听到枪响三声，但在那一瞬间，他并不知道是谁开的枪。他刚刚走到第一段扶梯顶上，正想跨上平台。他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去看看出了什么事，还是“尽快溜之大吉，装作我是去呼救的”。然而事态的发展没有给他选择的时间。一个非常高的身影出现在他身旁，用西班牙语镇定地向他发出命令。
“去把看房屋的人叫来。那里发生了事故。”
迪耶戈不用去叫，看屋人也听到枪声自己来了。（但是开车把施泰尔等三人送来的那个哥伦比亚司机没有来，因为大楼的门关着。）迪耶戈从那位陌生人的镇定态度多少得到一些宽慰，这才爬上最后几级台阶。
他来到第二条走廊里。格鲁伯蜷卧在一座电梯的铁门口，一侧面颊站在门上，仿佛在隔门谛听。但是血已开始顺着他的脖子往下流。
埃立希·施泰尔在几步以外，没有受到伤害，双手高举过头，脸上惊恐万状。
“趴下，”迪耶戈被告知。他马上照办，那个刚刚跑来、上气不接下气的看屋人也这样做了。一只大手出现在迪耶戈的视野里，在搜他的身。
“请别胳肢。我最怕痒。我身上没有武器，谢天谢地。凭我这双巧手，我即使用指甲刀也会把自己弄成残废的。”
“我跟你无怨无仇，”那个陌生人深沉的声音在说。
“只要的你保持安静，伤不了你一根毫毛。”
“我会象耗子一样不声不响，”迪耶戈回答时尽最大的努力使对方相信。“事实上我已经打算整个晚上一直达样趴着。”
那人也搜了看屋人的身，没有发现什么。这时出现了片刻的静默，然后那陌生人又开始说话，这回用的是德语。
“你还认识我吗，埃立希？”
“你是雷伯·克立姆罗德，”施泰尔说。“你长大多了。”
静默。
“她死在贝乌泽茨，埃立希。和米娜、卡蒂一样。你是特地把她们弄到贝乌泽茨的，还是把她们交给利沃夫的党卫军了事？”
“我当时并没有具体考虑哪个集中营。雷伯，你让他趴下的那个金发青年听得懂你我谈的每一句话。也就是说，你得把他也杀死。”
“我去过哈尔特海姆城堡。”
“我要埃泼克在杀你之前让你看那些照片，如果他找得到的话。他给你看了没有？”
“是的。”
又是静默。
“我并不害怕，雷伯。不管你要对我干什么。”
“好。”
“你是怎样找到我的？”
“你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寄了张明信片给你妻子，告诉她你已经安全抵达。一天夜里我搜了她的房屋，险些把这一点忽略过去。后来我想起了你写过一个剧本，剧情发生在维也纳。剧中一个人物名叫塔兰泰洛，和明信片上的署名一样。”
“这就是一个人舞文弄墨所付出的代价。你真的有克莱、马尔克和马凯的画？”
“没有。至少在你把我家洗劫一空之后空后没有了。到电梯里去，埃立希。右边的一座。”
“东西全部在科尔多瓦，雷伯，全部都在，一件也不少。只要给我时间，我能安排好让东全部归还给你，通过合法途径。”
“进去。”
“如果我死了，你将失去一切，和你如此珍爱的一切。”
第四响枪声促使迪耶戈·哈斯抬起头来。只见施泰尔现出痛苦的怪相，仅靠一条左腿站着；子弹把他的右膝打得血肉模糊。
“不要迫使我用这样的办法杀你，埃立希。你不会得逞的。到电梯里去。”
施泰尔一条好腿着地，用墙壁作支撑，一跳一跳地向前移动。
“你真的会说德语？”
有几秒钟工夫迪耶戈没弄清楚这句话问的是不是他。他压根儿没想过撒谎。“很流利，”他说。“不过我到欧洲去仅仅是为了向那里女人的裙子底下瞧瞧。”他第一次看清楚被施泰尔称为“雷伯·克立姆罗德”的那个人的相貌。此人板着脸，憎恨和轻蔑使他显得威严可怖。但是声音仍保持着难以想象的平静。
“请起来走过去看看。”
迪耶戈照办了。他发现一座看起来极平常的电梯。接着他注意到，电梯的内壁仅用锃明瓦亮的薄钢板钉就，好象什么人忘了把它完工。
齐眼高的地方贴着三张照片，三张都是同一个男人在一个像是洞穴的处所的地上爬营，嘴巴张开，正处在痛苦的顶点。
“我的父亲约翰·克立姆罗德。你好好瞧瞧，埃立希。你有充裕的时间这样做。”
施泰尔瘫倒在电梯的一个角落里。他想要说什么话，但是钢板门已经关上，门锁的咔嚓声盖过了他的话音。在刚关上的门内有一扇小窗，大小可容并排平放的两只手。很快，施泰尔的面孔出现在窗孔后面。迪耶戈看得见他的嘴唇在动，但是这最轻微的声音也听不出来。
“你叫什么么名字？”
“哈斯。迪耶戈·哈斯。”
“躲开点儿。我不想让你受害。去坐在原来的地方，跟那个人一起。他不是看管房屋的，也不负任何责任。他根本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你们俩谁也不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