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年轻同谋爬进卡车后厢，既无表情，也不吱声，一支胳膊贴紧身子，另一只手握着自动步枪。
伞兵又一次让他们通过。卡车离去时开得相当慢。帕内尔认为他们是要做到确信后面没有追兵，不过他自己什么也看不见。卡车朝拿撒勒方向行驶。帕内尔预料：在由此向南几公里的地方有一道军事路障。但三四分钟以后，车改变了方向，沿着一条泥泞的小路走了半个小时，然后停下。他听见那个戴眼镜的人说：
“统统下车，除了C．I．D．的两位专家以及我特别喜欢的那个爱尔兰人之外。”
他们把释放的人质留在一片荒漠中，然后继续上路，这一回叫帕内尔开车，让那两个C．I．人员戴上脚镣手铐躺在卡车后厢。车在一条简直无法通行的路上爬行了一个小时。
于是车又停下来。帕内尔被捆在车前的挡板上。他懂得一点希伯来语，可以听懂这时在那两个恐怖分子之间进行的对话——其实是争论。年纪大的那个无论如何要把两个C．I．D．人员就地干掉。“杀了他们之后，他还要来杀我，”帕内尔这样想。“哦，我的天哪，谁叫我是爱尔兰人呢？”
加利利的黎明细雨濛濛。帕内尔以为自己每一秒钟都可能听到枪声。不料那个又高又瘦的小伙子走到他跟前，弓身替他松了绑，以出人意表的柔和平静的音调对他说：“不要轻举妄动，好不好？否则，我对你的生命安全不能负责。”
“好的，”帕内尔说着，由衷地感到极大的宽慰。“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那对灰眼珠的目光在帕内尔脸上一掠而过，还是那样莫测高深。
他们在早晨六点三十分抵达阿克的圣约翰。卡车驾驶室内只有帕内尔一人。二十分钟前，他的两个对手已换到后厢去，年轻的那一个告诫他不准转过头去，并且把反照镜也砸了，这样他就看不见他背后在发生什么事。
汽车到达哈奈尔—阿姆丹广场，在指定的目的地圆柱旅馆附近慢慢停下。持续很久的静默消除了他的疑虑。不用说，他后面的车厢里已不见人影，只有那两个C．I．D．人员怒不可遏，但是活着。
波哥大的烛台 —— 3
一九四六年三月份，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抵达开罗。他和拉扎鲁斯是分开走的，但他们在埃及首都会合。
对于王一生中的那一个时期，约尔·白尼适是最直接、最经常的见证人。据他说，克立姆罗德，尤其是拉扎鲁斯，被巴勒斯坦英国当局列为恐怖分子中首要的缉拿对象。这与雅古尔事件有很大关系。那几个C．I．D．人员已经得到很好的机会仔细观察他俩的相貌，而克立姆罗德的身高使他很容易被认出来。
袭击雅古尔警察署只不过是伊尔贡和斯腾一起发动的规模大得多的攻势中的一段插曲。三月一日下达了总攻击令，拉扎鲁斯的使命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海法、雷霍沃特、的尔诺斯—哈纳，耶路撒冷各主要干线和地区、特拉维夫和佩塔提克瓦等地的军营都遭到袭击。甚至在耶路撒冷的第六空降师驻地也挨了炸。
说到克立姆罗德和拉扎鲁斯前往开罗、后来又去欧洲的原因，白尼适认为肯定是与拉扎鲁斯有关。象伊尔贡这样一个搞军事活动不愿让外界知道的组织，对于参加过爱尔兰共和军、又和北美的暴徒集团有交往的拉扎鲁斯，不免怀有戒心；那种几乎毫无道理的暴戾作风，不能不使他们皱眉头，因为这和他们的政治目的有时是抵触的。
至于克立姆罗德，白尼适就完全不知道他是什么动机了。只有一点可以肯定：离开巴勒斯坦是他自己提出的要求，白尼适说：“一度我甚至以为他接到了什么新的命令，兴许是莫萨德从欧洲发来的。直到八九月间我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此，而是他自己要走。我对此感到失望，甚至担忧。单是他曾经和铎夫措档这一点，就预示着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的估计还是有点道理的……”
娜佳·哈基姆住在开罗杰济雷岛的一座别墅里，那里周围都是住宅区。这位前英军妇女辅助部队的工作人员，同哈基姆银行家族的一个儿子结了婚。身份的改变丝毫也没有影响她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秘密活动。
她接到通知，说有两个人要来，请给予帮助：先是他们在开罗期间要她照应，然后帮助他们去欧洲。她让拉扎鲁斯和克立姆罗德在美国大使馆后面她以前住的公寓里下榻，还为他们弄到了护照——一份爱尔兰护照给拉扎鲁斯，一份法国护照给克立姆罗德—于布雷希。
她给他们订了船票，于是这两个人就在三月三十日到达马赛。
四月八日，雷伯·克立姆罗德只身来到纽伦堡。
“纳卡姆，”布尼姆·阿涅列维奇说。接着他用短语问：“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是希伯来语“报复”的意思。”雷伯回答。
他们冒着冰冷的菲菲细雨在纽伦堡郊区两排被毁的房子之间散步。他们俩身材相仿，克立姆罗德略高三四厘米。阿涅列维奇二十九岁，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深邃而忧郁，老是那么暗淡朦胧。
“我不喜欢你的伙伴，”过了一会儿阿涅列维奇说，
“首先，他太老了。我们这些人中间年龄最大的也不超过三十岁。但主要是因为他给我一种职业亡命徒的印象。他的模样象一个美国暴徒。”
“他极其能干。比我能干。至少目前是这样。”
“我也很重视实效。我最讨厌那种言必引证犹太教法典的空论：在决定做还是不做某—件事，开还是关一扇门之前，那些人可以就一百二十七条理由引经据典讨论个没完。可是对于我们所需从事或者说我们已经开始在做的工作来说，实效在我们所要求的质量中是居第二位的。我不需要任何职业杀于，雷伯。我需要的首先是……”他犹豫了一下，接着几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纯正。我们要杀人，尽管我们憎恨杀人。据说，报复是弱者的武器，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惩罚那些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保证他们的罪行不会被忘记。人们已经开始淡忘了。作恶的人有的目前正在这里受审。报纸也在谈论此事。可是又能持续多久呢？应该让全世界知道，这样的罪恶册应该在两三年内就被忘记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杀人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你真的愿意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雷伯做了个又像点头又像摇头的动作，他的两只大手插进已经磨破了的茄克衫口袋。
“我调查过你的情况。我们组织的成员遍布全欧洲。此外，在华沙和莫斯科我还有朋友，信得过的朋友。我指的是有私交的朋友。特拉维夫方面不赞成我们的做法；哈葛那想要控制我们，甚至可能想消灭我们。他们动不动就抬出犹太教法典，可以接连几小时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却没有行动。至于有关你的问题，我们全都调查过了。我们的成员中有一个在贝乌泽茨集中营里关过，他记得你的母亲和你的姐妹，他愿意为你担保。”
“可是不为铎夫·拉扎鲁斯担保。”
“不为拉扎鲁斯担保。不过我们可以用他。不久我们就需要钱，需要大量的钱，可是无沦哈葛那、莫萨德还是伊尔贡或斯腾的那些假仁假义的无赖，都不想为我们提供一个子儿，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们有一个联络网，从事黄金和药品的走私活动……我知道，我们追求的纯正与非法贸易之间存在着矛盾。但还是那句老话，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如果需要——不过我是反对的——拉扎鲁斯可以在我们组织的这一方面做点事。我看过他的档案：在美国，他接触了一大批被称作“黑手党”的人，跟纽约的犹太帮歹徒勾结在一起，直到目前他还跟那些人以及他们的西西里朋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好了，还是来谈谈你的事吧，对你来说，参加我们下一次行动已经来不及了，至少演主角是来不及了。但你会讲法语，而且讲得非常好，这我明白。这次任务结束后，打算让参加行动的人转移到法国去。我希望由你来负责安排这次转移，你先去法国给他们准备好安身之处。你能不能担当起来？”
“我需要一些饯。”
“钱会给你的。现在你先看看这个。”
阿涅列维奇把一只手放到雷伯胳膊上，示意他止步。雷伯抬起眼睛，看见前面有座建筑物，他以为是个工厂，门口有警察守卫，还围着带刺的铁丝网。阿涅列维奇却摇摇头说：
“不，这是一所机械化的面包房。那里边做两种面包，每天早上送出去，好在谁也不会弄错：白面包是给美国、英国和波兰士兵吃的。当然，我们不去碰它。黑面包是绘囚犯吃的。这些囚犯关押在以前的第十三战俘营，共有三万六千人，都是党卫军，盟军宪兵搜集了他们的罪证。我们希望至少把他们干掉三分之一，用砒霜。”
这项使命是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三日夜晚执行的。那天夜里正赶上狂风暴雨，这也是导致失败的部分原因，尽晋在行动前的几个星期内已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措施。纳卡姆小组的两名成员不提及自己是犹太人，已在战俘营中找到工作，一个当司机，一个管仓库。纳卡姆组织内的化学人才配制成功一种砷基混合物，用它涂在面包上，无论浓度还是色泽都跟德国面包师洒在他们的产品上的扮完全一样。另外一些人还在面包房内找到了工作，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堆放待造的面包的仓库底下挖了个藏毒药和工具的小小暗室。毒药是藏在热水袋中揣在怀里夹带进去的。四月十三日下午晚些时候，三个人躲在暗室中，宜等到天黑所有的职工全都离开之后才出来。在这个天气坏得出奇的风雨之夜，他们戴上手套面罩，开始在面包上加“浇头”。风越刮越猛，把仓库的一扇窗玻璃碰碎了。警察闻声赶来，可是仓库里没发现什么人，他们便以为有人企图偷窃，这在那个饥馑的岁月里并不罕见。翌日，他们作了一番例行公事的调查，但纳卡姆小组的行动已不得不半途而废。
十六日，纽伦堡的报纸刊登了警察发现暗室以及五千名党卫军囚犯中毒的消息。
其中死了四百人。
在一个曾经是纳卡姆成员的法国籍犹太人梅齐埃陪同下，雷伯·克立姆罗德在里昂找到了一套大公寓。他把四个设计这次纽伦堡事件的人在那里藏了十天。他们还在为这次行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深表遗憾，计划要给一万四千只面包涂毒药，结果只涂了两千只。
一星期后，阿涅列维奇亲自来到里昂，与梅齐埃和克立姆罗德见面。他要克立姆罗德陪他去比利时和德国，同时充当他的向导和译员。四月二十六日黎明时分，梅齐埃送他俩坐上他们为本组织购买的一辆汽车离去。之后差不多过了五个月，梅齐埃才重新只到那高个儿年轻人。当时克立姆罗德把他仅有的身外之物留在里昂的公寓里，那就是两本书：一本是法文的蒙田《散文集》，一本是英文的惠特曼《草叶集》。
雷伯·克立姆罗德再度出现在里昂是九月中旬的事，铎夫·拉扎鲁斯也一起来了。
但是，在这以前，还有巴黎的一段插曲。
苏珊·塞梯尼亚兹很爱她的孙辈。尽管丈夫留给她的遗产，够她过上相当舒适的生活，但她还是饱受孤寂之苦。她深爱大卫，甚至在一句英语也不会说的情况下，这一年的春天居然决定到波士顿去住，可见她是多么喜欢这个孙子。夏季她照例在埃克斯昂普鲁旺斯度过，那里有她自己的一所房子；然后，于九月九日返回巴黎。她在电话中向那人建议：既然你是大卫的朋友，那就请你上我这儿来吧。”雷伯接受了她的邀请。
雷伯环顾四周，视线停留在一幅小小的画上，这幅面接在一架雕花红木书橱左右两部分之间的墙上，俯临着一张软垫长椅。它是用油画原料和色胶画成的，可能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作品；画面上除了一只蓝色盘子里盛着两尾赭色的鱼外，其余大都是些模糊不清的静物。
“这是保尔·克莱（注：保尔·克莱（1879—1940），法国抽象派画家）的作品。”雷伯说，“我们也有这样的—幅，几乎完全相同。”
“‘我们’？”
“我指的是家父和我。我们在维也纳住过。”
他露出笑容，倏忽之间，他的整个面貌变了祥。在这以前，他的脸倒不是毫无表情，而是象一个人在凝神沉思，况且他那双明亮的浅灰色眼睛和一对又大又深的瞳仁越发加深这样的印象，但是经过他一笑，一切都改变了。
“您的寓所真是富丽堂皇。”他说，“家父看见了一定会说：首饰匣确实配得上它里面的珠宝。他喜欢用这种赞美的言气或许是为了表明他毕竟具有维也纳人的气质吧。”
他很少带有外国人的口音，完全充得过一个从东方来的法国人。苏珊·塞梯尼亚兹有一种局促不安的感觉，正象她的孙子和乔泊·塔拉斯先于她所感到的那样。她以为这位来访者的年龄在二十一岁上下，其实还不满十八岁；雷伯·克立姆罗德的衣着十分质朴，实在近乎寒酸但是他的眼神、嗓音乃至整个气质却给人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这与他的外表是那样不相称，同样给这位老太太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向客人问了一些有关她孙子的事，问他们是怎样认识的。雷伯回答说，大卫和他是在“奥地利的林茨附近”遇见的，那是在盟军部队胜利到达之后不久，当时他——雷伯·克立姆罗德——正处在“困境”中（这是他的原话），是大卫给了他帮助。于是他们就成了朋友。
他矢口不提集中营或自己九死一生的事。苏珊·塞梯尼亚兹只有一次问起他的家庭情况，还唯恐失于冒昧而有点犹豫，雷伯回答说，他不久前曾有过一个家，他父亲在战争中被“打死”了。这一点苏珊·塞梯尼亚兹认为是正常现象。她以为来客的父亲也象大多数奥地利人一样，在第三帝国的军队里打过仗，想必是死在战场上的。她甚至料想雷伯本人也一定穿着德军制服参与过战争行动，因为她把雷伯的年龄估计错了。直到后来，听了大卫向她介绍他与克立姆罗德相遇的真实情况，她才感到分外震惊：一是对事实本身，二是对她自己的错误判断，也许在更大程度上是对后者。为此，她还哭了一场。
他不费劲地转换话题，开始谈到他先后六七次来法国的情形，上一次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他说，他是跟一位来自旺多姆附近地区的家庭女教帅学的法语，在巴黎度过的一个夏季和在多维尔、比亚里茨、里维埃拉度过的另外几次假期，使他的法语水乎得到提高。是的，他知道埃克斯昂普罗旺斯这个地方；还提到格拉内博物馆，说“那里收藏了一幅伦勃朗和两幅克拉纳赫的画（注：伦勃朗·哈尔门兹·凡·林（1609-1669），荷兰画家。卢卡斯·克拉纳赫（1472—1553）德国画家）。”他的美术知识使塞梯尼亚兹老太太大为惊讶，她自己知道克莱这个名字还是因为她丈夫买了这位画家的一幅画。
她告诉克立姆罗德，大卫已经复员，并且刚刚回到哈佛大学继续学法律。她把儿媳在波士顿的地址告诉了雷伯，今年这个时候大卫应该在波士顿，除非他在康涅狄格州的别墅度假还没回学校。
“要不要我把地址和电话号码抄给您？”
他摇摇头，笑着说：“不用了，我的记性相当好。”
他起身告辞，仪态安详、彬彬有礼。这时老太大才想到，也许他在巴黎、在法国是孑然一身，甚至可能压根儿没有朋友，也没有家。由于不好意思贸然给他钱，老太太简直费尽心机在考虑如何帮助他才好，后来在一阵冲动之下邀请对方第二天来与她共进午餐。她见雷伯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接受了邀请，说他很“乐意”再来。他走到门口，又逗留片刻，用他那双奇妙的灰色眼睛专注而庄重地望着女主人。老太太骤然产生一种腼腆的奇怪感觉，她只好用一句不太高明的俏皮话把它掩饰过去。
“我保证不企图勾引您。”
“已经来不及了，”他双眼迸出愉快的火花，“我又要提到家父，他在这种场合想必会说‘我的堡垒在您面前已经土崩瓦解’。”
他用嘴唇在老太太手背上轻轻擦了—下，然后离去。第二天上午，她收到一封短简和一朵玫瑰花。信上的字体工整，秀气中带有明显的下倾趋向。雷伯请她原谅不能前来赴约，他当天就要离开巴黎。
一星期后，她写信给大卫说：“我遇到了六十五年中最令人困惑、最不可思议、而智慧又最出众的一个小伙子。如果你能为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做点儿什么，不论需要还是不需要我的帮助，你尽管去做，大卫。我有一个感觉，好象他目前的境况相当困窘，尽管他在我面前只字不提……”
雷伯·克立姆罗德重新出现的消息，尤其是到他的法国老祖母家去这件事，使大卫·塞梯尼亚兹大为愕然，原先他满以为一辈子再也不会听到这个人的音信了。他在复信中告诉祖母说，他自己也对这个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并要求祖母，“如果他再来的话，”务必设法弄清楚在哪儿能找到他，因为大卫本人也很想再见见他这位“奥地利朋友”。
波哥大的烛台 —— 4
在丹吉尔法兰西广场的巴黎咖啡店里铎夫·拉扎鲁斯发出一声悠闲的叹息，舒舒坦坦地坐在一张柳条椅上。
“来一杯马丁尼（注：用杜松子酒、苦艾酒和苦味药酒调和而成的一种鸡尾酒。）？”
雷伯摇摇头。
拉扎鲁斯自己要了一杯粉红色的马丁尼——他最近才改变习惯喝起这种酒来，——给他的伙伴要了一杯薄荷茶。他开始谈到黄金，用的是依地语。他说，黄金在丹吉尔正日益增多；整个欧洲，甚至瑞士的黄金纷纷流到这里来——归根到底，俄国人目前在维也纳，可是谁能说瑞士的中立地位能永远把他们挡住在那里？何况，巴黎和伦敦的黄金市场已经停止交易，加上通货膨胀……
“小伙子，你知道通货膨胀是怎么回事吗？”
“知道，”雷伯漠然回答。
在坐“神仙”号从马赛来丹吉尔的途中，他度过了自己的十八岁生日。到这里以后，拉扎鲁斯在闵扎旅馆定了两个房间。趁他的伙伴有—个约会，雷伯独自沿着巴斯德林荫道走了一遭。他站在瞭望台上，从那里可以饱览直布罗陀海峡和马拉巴塔角的宏伟雄姿；他还一直走到格兰索柯。
“我说话你是不是在听，小伙子？”
“是的。”
“我看你不象在听。雷伯，这里有钱可赚。在国际共管区的议会里有三个犹太人。我和其中的一个见了面，他们马上就要决定把对未经宣布的存款实行的优惠办法扩大到黄金，这就是说，任何人，无论本地居民或外侨，都可以存储数量不限的黄金而不用缴税。单拿法国来说，那里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通货膨胀而做梦也在想黄金。举个例说，你可知道一根金条在苏黎世和同一根金条在里昂两地的差价是多少？二十万法郎。咱们可以把丹吉尔作为基地，用小型飞机空运黄金，利用法国抵抗运动的旧机场。……”
“我不会开飞机。”
一名至少已有七十五岁而且居然能说十来种语言的侍者，给他们送来了钦料，还有拉扎鲁斯要的一包烟卷。拉扎鲁斯那双亮晶晶的小眼睛依然一个劲儿地盯着雷伯的脸。
“你的心境不佳，小伙子？”
雷伯仍然一声不吭。那两颗灰色的眼珠子转过来与对方凝视的目光正好碰到一块儿了。拉扎鲁斯莞尔一笑。
“你连一个子儿也没有，没有家，没有地方可去。要是没有我，你也许会挨饿。什么都是我教会你的。我甚至把你的第一个女人带到你床上。对不？”
“对。”
“你跟阿涅列维奇杀过人没有？”
回来见铎夫之前，雷伯曾在市场上转悠了一阵，归途中穿过法规街走到孟杜比亚植物园的入口处，那里的木槿多得不得了，还有几棵被认为已生存了八百年的龙树，他瞅见了那个人，并且立刻认出来，尽管那人穿着便服，尽管还留起了小胡子和比较长的头发。那人把上衣搭在胳膊上，一边用手帕擦脖子，一边讨人喜欢地向几名正在同一个兑换货币的商人争论的英国水手搭讪。那人不是埃立希·施泰尔，也不是霍赫赖纳。
“记性相当好”的雷伯四年前只见过他一次那是在贝乌泽茨，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当时那个人打一排排刚从利沃夫押来的犹太人面前走过去，操着一口几乎无懈可击的依地语，要他们所有的人给自己家里写信，让家属放心，告诉家里人，说他们没有受到虐待，说他们的流放生活事实上并不怎么可怕……
“你没有回答我，”铎俯说。
“没有。”
“你是说，你没有杀过任何人？
雷伯含笑摇摇头。
“我是说我没有回答你。”
拉扎鲁斯拿起刚才侍者跟薄荷茶、马丁尼一起送来的一盒“菲立浦·莫力斯”香烟。
“我在市场上跟几个人交谈过。他们用意大利活把这叫做‘乌富穆’，也就是烟。他们说，做这档子买卖也能嫌大钱。”
十月下半月跑的第一趟生意，本钱是由铎夫·拉扎鲁斯张罗的。以后他们又跑了十趟，目的地每次都一样：西班牙。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能搞到一条船。美国产的淡黄烟卷在丹吉尔名义上是过境商品，这里的价钱是每包三十法郎，如果要合法地运出去，只须报一个进口烟草是合法的终点港，通常就报马耳他。他们将同来自巴伦西亚的西班牙买主谈妥一个海上的交货地点，必须在领海水域以外，否则西班牙人有碰上佛朗哥政府的海关人员的危险。这事几乎不冒什么风险，而赢利却颇可观：在丹吉尔出三十法郎买来的一包烟，转手可以卖五十到六十法郎。他们有时候一船要装五十箱，也就是两万五千包，跑一趟就能嫌五六十万法郎，即四五千美元。这就难怪围绕着尚未落入大流氓之手的这项买卖争夺如此激烈。在形形色色的走私者中，前皇家海军的几名军官、一位未来的法国部长、英国和意大利的一些贵族、乃至一帮清一色搞同性恋并且挂妃色旗航行的女船员，正在你推我搡，各不相让。
跑了六趟买卖后，雷伯已能偿还拉扎鲁斯最初的投资。
“你不必这样做，”铎夫说，“我没向你要。”
“我认为这样比较好，”雷伯的回答很简单。
他们谈话时有一个名叫亨利·阿尔特的法国人在场，他对冒险生涯一直心向往之，并且专为这个目的从尼斯来到丹吉尔。阿尔特和克立姆罗德是偶然相遇的，当时他们正站在擎天柱书店的书架前。从尼斯来的那个人是学历史的，他先跟雷伯攀谈起来——谈那个高个儿青年正在翻阅的一本书。
那是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注：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史学家。他认为历史只是若干各自独立的文化形态循环交替的过程，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败看作是“西方文化的没落”。），雷伯差不多把这本书全部读完了。在他们到附近一家咖啡店的敞廊上长谈的过程中，三十岁的阿尔特发现这位施本格勒著作的青年读者才十八岁，不由得大为惊讶；但雷伯在做烟卷生意这一事实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本人在这方面有一些新的点子，甚至设想搞一条“淡黄烟卷路”把烟卷从丹吉尔运到法国和意大利沿海地区，在那里一包“菲立浦·莫力斯”或“切斯特菲尔德”可以卖到一百法郎……
“而且，如果每次不是装五十箱，而是装五百或一千箱，甚至更多些——这仅仅是船只问题——那么，赢利很快将达到惊人的数字。一年赚它一百万美元并不是痴心妄想。”
阿尔特长时间固执地想要说服这个小伙子跟他合伙干，这使他自己也有些纳罕。小伙子显然举棋不定。肯定不是因为缺乏胆量或雄心。看来另有原因。
“是不是你那位爱尔兰朋友？，因为他？”
“不完全如此。”
“如果你需要，”阿尔特最后说，“咱们可以三个人一起干。虽然……”
他不喜欢铎夫·拉扎鲁斯（他只知道此人姓奥谢，这是拉扎鲁斯在丹吉尔期间一直使用的化名），其实还有些怕他。阿尔特曾有两三次听到他在用英语同一些形迹可疑的美籍意大利人热烈交谈，他们提到海米·魏斯，迈耶·兰斯基、莱普克·布恰尔特或勒基·卢奇亚诺这些名字时的口气就象过去的士兵谈到他们的长官，阿尔特狂热地渴望冒险，但是在合乎理智的限度以内，拉扎鲁斯—奥谢这样一个人在他看来已经“离了格儿”，正象此人和年轻的于布雷希在他看来是并不相称的一对伙伴一样，既不相称而又危险。
总之，阿尔特的态度象一个兄长。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和兰根事件不可能有什么关系。他只是那件事情的证人，还不是直接的。
“他们是荷兰人，”拉扎鲁斯说，“一个叫兰根，一个叫德格罗特或者跟这差不多的名字。其中一个有商船船长的执照。而咱们不是需要一个真正的船长吗？刚才我们正在谈论，这回要穿越地中海了，可不光是沿着西班牙海岸去向那里的小妞儿们挥手致意。至于别的船员，有一个马耳他人和三个西西里人。”
“还有咱们。”
“对，还有咱们。总共八个人。带九百箱咱们人手可能不够，但是到了那儿会有一批人来帮忙。”
“咱们准备去哪儿？”
“西西里。到巴勒莫以西的一个海湾。你有没有不同意见，小伙子？你大概以为咱们会老是玩这种小孩子游戏？如今咱们可要干真格的了。来吧，我要带你去见见那两个荷兰人……”
亨利·阿尔特已经和他的一个朋友坐在巴黎咖啡店，那人是科西嘉岛的一名海关官员，他正以一位专家的身份在出很多点子，教他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丹吉尔的国际地位提供的种种有利条件。阿尔特看见克立姆罗德和拉扎鲁斯到来，并且坐在几步以外两个背对着他、年龄在三十五岁上下的男人旁边。他看见克立姆罗德的灰色眼睛冷酷地呆滞不动，一度还瞪得大大的，他注意到克立姆罗德做了个古怪的动作——弯着腰，脑袋几乎完全钻到桌子下面，把一条并没有松开的鞋带重新系一下。然后坐起来，又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阿尔特向拉扎鲁斯—奥谢膘了一眼，意识到他也已经有所察觉。过了二三十分钟，那两个陌生人才起身离去……
铎夫用依地语低声说，“别装腔作势在我面前演戏，小伙子。我看到了你的神色。你是不是认识那两个家伙中的一个？”
雷伯张开搁在大腿上的手指，似乎对它们看出了神。最后他说：“至少其中一个不是荷兰人。”
“哪一个？”
“兰根。”
铎夫的双目象两颗寒气森森的蓝色钻石在眼镜片后面闪灼。他把一张钞票扔到桌上付了账，站起身来。
“咱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两个月以前，他买了一辆双色帕卡德折蓬汽车。他坐到方向盘后面，把车开往马拉巴塔，雷伯坐在他旁边。一路上他们一句话也没有交谈，可是当车到达灯塔时，拉扎鲁斯关上引擎，下车向可以同时眺望丹吉尔、大西洋和西班牙的游廊走去。
他的动作之快，好象根本没有做过某个动作，但是原先他用左手提着的一支科尔特自动手枪，现在已到了他的右手掌中。他打了一枪，一只正在飞翔的海鸥应声中弹落下。铎夫面露笑容。
“咱们刚到丹吉尔的时候，我问过你一个问题，你跟阿涅列维奇那个白痴有没有杀过人？当时你没有回答我。”他以几分钟前已经显示过的那种令人咋舌的敏捷性再次摆好射击姿势，而这时又有一只海鸥在他的手枪射线上。但这一回他没有扣动扳机。
“你想杀死那个兰根吗，雷伯？”
“我不知道。”雷伯平静地说。
铎夫的手一动；那支科尔特已经回到他的茄克衫里边原来的地方，插在他右股后面的腰带上。
“回去吧，小伙子。咱们就跟德格罗特和你那个朋友兰根一起去跑一趟西西里海岸。我现在认为，八成连那个德格罗特也不会是荷兰人。他可能也是他们中的一个。尽管兰根在丹吉尔说他是荷兰人，可是你以为一个真正的荷兰人会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吗？或者他是以另一种方式卷进去的。甚至在荷兰也有党卫军……”
自从他们相处以来，他这是第一次对这个年轻人如此亲热，他搂住雷伯的脖子，带着他回到帕卡德折篷车前
“小伙子，相信我的话，你无论如何不能在丹吉尔杀死他。有人看见过你我和他在一起，而丹吉尔又不是一个不大的地方。相反，一个人在西西里被杀死就不稀奇了……”
他把车发动起来，脸上笑眯眯的。
“你可以在那里把他干掉，雷伯。”
波哥大的烛台 —— 5
那条船叫“野猫”号。栎木的船身长二十六米，超重量为七十吨，装有全套马可尼公司的船具和一台一百八十五马力的内燃机。它载运六百六十箱“菲立浦·莫力斯”、二百箱“切斯特菲尔德”和六十箱“骆驼”牌，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七日，船离丹吉尔，二十三号黄昏时分看到了卡斯特拉马雷湾西端的圣维托角，距离巴勒莫约五十公里。五十海里以内肯定没有任何意大利海关的巡逻小快艇。此外，舱单和提单都没问题，开列的货物也与所载相符，注明的终点港是希腊的科孚岛。
按照指示，德格罗特停机等待。十一点左右，岸上一盏黄灯亮了三次，表明这一带海岸没有障碍。“野猫”号向岸边驶去，在接到另一信号后又停下。不久，他们听到波浪的拍溅声，那是由十来条大渔船组成的一支驳运队正在靠近。渔民们开始移载，有两三个海关人员也参与其事，因为他们可以赚每箱—千意大利里拉的外快。来回驳运几次就够了，在他们最后一次登上货轮时，带来了几桶希腊葡萄酒（如果你相信上面的商标的话）。—个西西里人把船单和提单撕毁烧掉，取出另外的舱单和提单证明“野猫”号在科孚港装了货正在返航途中。
第二天早晨七点，他们进入巴勒莫港，要求自由停靠，即不装卸货物的停留。他们在海上差不多已有八天，并末遇上一点点麻烦。这趟买卖成功了。
“咱们的意大利客户对我们非常满意，特地请咱们全体去吃午饭，”铎夫·拉扎鲁斯宣布。
他以犀利的目光向雷伯看了一眼。当然，他的脸上笑容可掬。
他们从巴勒莫郊外的蒙德洛出发，沿着盘旋的公路驱车上佩莱格里诺山，在离观景楼还有一段距离时，他们折上一条道旁种着桉树的小路，那里有一座带蓝色百叶窗的白房子。车共有两辆，都是美国货；铎夫·拉扎鲁斯、兰根和一个名叫索尔·曼库萨的美籍意大利人（本书的这一段故事就是他提供的）坐一辆，另一辆上则是雷伯·克立姆罗德、德格罗特、“野猫”号的两名西西里水手以及司机。
汽车停在台阶脚下。司机留在车上，水手们落在后面交谈。其余的人登上敞廊，至今仍在那里的一棵高大的紫藤在夏天也许能遮蔽整个敞廊，从这里眺望巴勒莫湾景色绝佳。
兴许直到此时，那两个所谓的荷兰人方始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房子里根本没有午餐准备看，只有两个脸上毫无表情的男人，除白衬衫外全身黑服，既不戴硬领，也不系领结。他们每人手里执有—支“卢帕拉”——西西里人打狼用的猎枪。但他们并不介入；曼库萨同样如此，他在背后袖手旁观。
那支科尔特自动手枪这时已经象变戏法一般出现在铎夫·拉扎鲁斯手中，他说：“你叫兰根？这个小伙子和我从丹吉尔开始就在为一件事纳闷儿：你的真实姓名究竟是什么？”
兰根回答说，这正是他的真名，说他确实是荷兰人而不是其他，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拉扎鲁斯摇摇头。
“得啦，别来这一套……关于这个小伙子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有不可思议的记忆力，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他从不忘记任何事情；一个名字、一张面孔、各种数字或一本书。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兰根：一本书他只要读过一遍，只消读一遍，听着，确实如此：他就永远把它记在头脑里了。他记面孔的本领同样了不起。既然他说曾在特雷布林卡看见过你……”
“在贝乌泽茨，”雷伯纠正道，他的声音如发自空穴，眼睛朝下。
“对不起，小伙子，的确是在贝乌泽茨。兰根，既然这小伙子说他在贝乌泽茨集中营见过你穿着党卫军制服，而且是在你们杀害他的母亲和姐妹的时候，既然他这样说，他决不会弄错。那是错不了的，任何人都……”
“话不能这样说。我可能搞错，”雷伯悄声低语。
“任何人，甚至这小伙子本人，都无法使我相信他会搞错。跪下，兰根。跪下，否则我一枪准把你的纳粹Schlong（鸡巴）打飞。我问你：‘今天天气很好’这句话依地语怎么说？兰根？莫非你在上西天之前真的想要吃足苦头不成？”
“Sarasheynveterhaynt，”兰根说。
“他的口音不是呱呱叫吗，小伙子？”拉扎鲁斯发出一声感叹。
他拔出另一支科尔特自动手枪，与此同时想必注意到另一个所谓的荷兰人在他背后开始移动位置，所以他头也不回，心平气和地说：“德格罗特，只要再挪动一步，我就朝你的屁股开枪。”接着，他向雷伯笑道：
“你该把他干掉了。请立即动手，咱们不打算为这档子事花去半天工夫。这划不来。快把我这支玩意儿拿去，小伙子。拿去！”
手枪易了手。
“别对准他脑袋开枪。还是往嘴里打进去好。他可以看到你的手指扣动扳机，你懂吗？瞧，你得这样……”
他把着手儿教雷伯，枪管深深插入兰根口中。
忽然，他用依地语高声喊叫：“干吧，雷伯！他杀了你的母亲和姐妹！他是怎样对待她们的，雷伯？他是把她们活活烧死的，对吗？宰了他！宰了他，这狗娘养的！”
静默。
“0．K，小伙子，你走开，”拉扎鲁斯温和地说，这回用的是英语。“你只管走开，这儿的事你不用管。”接着，在几秒钟以后，他又说：“吮吮这玩意儿，兰根……吮吮这支枪，就当它是一只肥美的犹太Schlong……对，正是这样……好极了，兰根……”
最后那句话音刚落，枪声就响。他转过身来，用左手拿着的另一科尔特杀了德格罗特，一枪打在脑袋上，正中太阳穴。
铎夫·拉扎鲁斯和雷伯·克立姆罗德来到奥地利林茨蓝德街三十六号西蒙·威森塔尔家。亨利·阿尔特不知他们出了什么事，后来由一个名叫索尔·曼库萨的——他现在是“野猫”号的船长——告诉他，说他们跟那两个荷兰人吵了架，在意大利耽搁了一阵。
威森塔尔问克立姆罗德是否属于什么组织，雷伯回答说不属于任何组织，他是单独行动的。
“另一个呢？”威森塔尔问，“等在街上的那一个是谁？”
“朋友，”雷伯简单地回答。
雷伯要打听得两个人一个叫埃克希·约阿希姆·施泰尔，另一个叫威廉·霍赫赖纳。
威森塔尔对这两个名字都不熟悉，他的名单上—个也没有．不过，在一九四七年初，有关死亡营管理当局人员的情况或—九四五年五月后他们的下落了解得非常之少。威森塔尔刚刚在开列一份曾与阿道夫·艾克曼（注：阿道夫·艾克曼（1906—1962）——“盖世太保”犹太处处长。）密切合作的附逆分子名单，他根本不知道艾克曼是否还活着。对于在一九四七年建立起来帮助纳粹分子逃亡的那个庞大复杂的系统“敖得萨联络网”，他更是—无所知。“我这里有几个姓施泰尔的，不过没有一个名叫埃立希·约阿希姆，你说他出生在格拉茨，什么时候？……”
“一九〇五年四月十四日。”雷伯说，“他父亲叫约阿希姆·施泰尔，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六日出生在格拉茨；母亲玛尔塔·西尔维纳格尔，一八八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生于克拉根福。埃立希·施泰尔目前四十二岁，身高一米八二，金发碧服，非常漂亮，右手掌上有一个星形的疤痕。战前他是维也纳的一个律师。他能说英语，也会讲一点法语。他对艺术很感兴趣，尤其是绘画。他喜爱的画家有……”
雷伯用缓慢、淡漠的语调背诵这些事实。这是经常发生的，而且还将有更多象这个神态迷离忧伤的高个儿青年一样同西蒙·威森塔尔索昧平生的人来向他述说。他们述说的情况往往会对他的搜索工作提供新的线索。姓名和事实会突然合在一起。因此他记下了埃立希·施泰尔和威廉·霍赫赖纳的名字。
“他们是战犯？”
“是的。”雷伯说。
“我需要事实。如果您同意提供证据并且……”
“如果我提供证据，会怎么样呢？”
“对这两个人将进行缉访。如果证据充分，而这两个人又能找到的话，他们将被逮掳、受审、判刑。”
那青年微微一笑。
“我明白了，”他说，“我要考虑一下，也许将来我还会来找您。”
他起身告辞。
威森塔尔问：“您跟这两个人之间是不是有个人恩怨？”
“也可以这么说，”雷伯回答时缓慢地现出他那耐人寻味的笑容。
“您是不是想要把这事告诉我？我自己失去的亲属有八十五人。”
那青年客气地摇摇头。“也许下次来谈。谢谢您的热诚接待。”
威森塔尔目送他出去并且从美国战略情报局办事处所在的四十号门前经过，跟另一个人会合；另一个人身材矮而壮实得多，年龄也大得多，肩膀非常宽，戴一副无边服镜。他再也没有看到过雷伯·克立姆罗德。
一九三二年，埃立希·施泰尔加入以约翰·克立姆罗德为首的律师联合事务所。他于一九四一年正式对该事务所实行监督，但实际经办已有六年多，其依据是约翰·克立姆罗德签署的一份委托书，因为他本人患偏瘫只得以轮椅代步，无法主持业务。战争结束时，施泰尔没有再在维也纳或其他地方露面。一九四七年二月，在举行格拉茨审判之前，他的妻子填表申报丈夫死亡，理由是有一个人起誓作证他曾目睹埃立希·施泰尔在布拉格被苏军用机枪击毙。法庭很爽快地准其所请，因为这是例行公事。施泰尔的名字就此从纳粹战犯名单上消失，如果说曾在上面出现过的话。
施泰尔在政界和军界的履历都有案可查。他参与一九三四年未遂政变的事有警察局的报告为证，其中提到约翰·克立姆罗德曾出面为他说项。他加入纳粹党是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党证号码为6330372。那时他已成为公认的“犹太人问题”法律专家。被委任中央犹太人移民局的法律顾问以后，他参与了对路易·德·罗特希尔德男爵加以逮捕、羁押以及勒素数百万美元之后驱逐出境的全过程。一九四〇年，他从事研究马达加斯加方案法律方面的问题，该方案预见到要把欧洲所有的犹太人放逐出去，首次使用了“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这一说法。次年，他奉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之命，数次前往荷、比、卢等国处理属于十四万犹太人的财产和养老金事宜，其中只有五千人幸存下来。在这同时，他一直按自己的方式经营着克立姆罗德的事务所。
一九四三年，他和党卫军一起开赴东线，一九四四年三月回后方住院治疗。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他的公务活动减少。打那以后，有关他的消息越来越少，直至一九四五年四月完全失踪。
以上是埃立希·约阿希姆·施泰尔的正式经历。大卫·塞梯尼亚兹可以提供有关此人生活和所作所为的较完整资料。施泰尔在纳粹德国境内步步为营从事活动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施泰尔纯粹为个人目的而利用形势的发展，那种赤裸裸的实利手段实属罕见。他的目标是占有属于克立姆罗德一家的全部财产，同样还要占有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那些已经相当黑暗的岁月里约翰·克立姆罗德的当事人委托这位虽然瘫痪但是诚实的律师照管的财产。施泰尔把汉娜·克立姆罗德也列为自己的目标。一九八二年在大卫·塞梯尼亚兹力促下进行调查的结果，使他获得汉娜·克立姆罗德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在威尼斯利多海滩上照的一张相片。她站在一群人中央，带着她的三个孩子，一双淡得出奇的眼睛瞧着镜头，雷伯的眼睛就是从她那里继承的，她的美简直使人惊异，这是一种端庄、娴静而又光彩夺目的美。施泰尔站在大约两米以外，眼睛不看镜头而看着她。施泰尔未能占有这一宗比其余的一切更珍贵的财宝。他别有用心地把汉娜及其三个孩子送拄利沃夫，带着他为他们弄到的护照，带着他作为纳粹高级官员所能向他们提供的一切保证……
……同时也完全相信，他是在送他们上一条可能由他本人设计的死路。
大卫．塞梯尼亚兹相信约翰·克立姆罗德被捕这一经过精心安排的步骤，以及他被送往哈尔特海姆城堡给未来的死亡营刽子手们当豚鼠使用，都是施泰尔的手笔。通过遣散克立姆罗德家过去的仆人和杀害老管家安东·欣特泽耶尔，施泰尔完成了他个人的Anschluss（注：德语：合并。作者用这个词把施泰尔的所作所为比作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所谓“德奥合并”）。
那么埃立希·施泰尔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以后干了些什么呢？……最初他化名在美军管辖的一个战俘营里找到了避难所，等待时机重新公开露面。及至雷伯·克立姆罗德再度出现——现在他的危险性比两年前更大了，——施泰尔认识到，自己的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下文将展开的死山那一幕……以及一九四七年三月施泰尔逃往南美的原因。
对于塞梯尼亚兹来说，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所有可能的渠道中，施泰尔使用的是被称为“修道院路线”的一条。
波哥大的烛台 —— 6
上午八点十分，一个相当肥胖、但身段还不太难看的高大男子，从慕尼黑策佩林街上靠近伊萨尔河的一幢私人住宅里走出来。他竖起大衣的狐皮领子，戴好漂亮的羊皮手套，打开他的车库门。那里停放着他引以为骄傲的一辆梅塞德斯轿车，擦得铿光瓦亮。他坐到方向盘后，听引擎发出轻柔的颤动声感到得意非凡。他扳动排档。
“请不要动。”
这声音十分温和而有礼貌，所以他并不感到惊慌。及至转过头来认出了那双眼睛，—阵直透骨髓的恐怖使他顿时瘫倒。
“这不可能！”
“可惜这是事实，”雷伯说，“我知道你的孩子即将出来，你要送他们去上学。这不会改变我的计划。对你也没有好处。我将被迫把你的孩子也杀死，然而我不想这么做。现在，请照常驾驶吧。”
“米歇尔……”
“请开车。”
梅塞德斯倒退出了车库，缓慢地在房屋前面停下。两个裹着红蓝羊毛围巾的孩子走出来。他们看到父亲身旁坐着一个陌生人，显得有些奇怪，但是雷伯含笑对他们说：“你们的爸爸跟我是老朋友。他曾经有二十个月象疼孩子那样爱护我。来，上车，我们把你们送到校门口。”
两个孩子笑着向他问话。雷伯告诉他们说，他叫米歇尔，更确切些说，是他们的爸爸这样叫他，因为他们的爸爸不喜欢他的另一个名字。那么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哦，他说，这另个挺古怪的外国名字，他们可以问自己的爸爸那到底是个什么名字。
他们到了学校门口，雷伯向驾驶梅塞德斯的那位说：“称应该亲亲你的孩子。他们怪可爱的。”
孩子走进学校去，汽车开走了。
“米歇尔，我的上帝……”
“咱们去达豪，”雷伯说，“请往那儿开。毛特豪森太远，而且还得越过边界。将就一下去达豪吧。”
“米歇尔……”
“我的名字是雷伯，”雷伯笑道，“请稍慢一些。我不希望咱们发生车祸。而且我希望你不要开口。听你说话……只会使我心中的怒火烧得更旺。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