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知道，”魏茨曼继续说，语气稍稍有点迟疑，“我们是否会被人利用，那些由我们招收并送到亚马逊尼亚去的人是否会被人利用，作为一个借口……”
他不好意思地微微一笑。
“原谅我，不过经验告诉我们，慷慨往往是和它的反面并存的。就亚马逊尼亚接收难民这件事而言，实在太慷慨了，不由得我们不起疑心。”
“你对大卫·塞梯尼亚兹说起过你们的疑心吗？”
“五个月前，我起程去亚洲之前对他说过。埃塞尔当时也在。”
“他怎么说？”
这一回魏茨曼的语调不象刚才那么抑郁寡欢了，他说：“我一向认为大卫·塞梯尼亚兹是我认识的人中最正直坦率的……说到这一点，你可曾注意到，人们总爱把与世无争的人看作低能？好，言归正传。塞梯尼亚兹当时先让我们把话说完，接着他勃然大怒。就是说他扬起一道眉毛，站起来绕着他的办公桌走了几圈。然后他坐下来，对我们说，我们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他可以人格担保。”
“你要我也给你吃这样一颗定心九，”塔拉斯说，然而他心里明白，无论他对他们说什么，都不会叫他们满意。
“塔拉斯，埃塞尔和我负责的这个组织是半秘密的，不过几年来，通过它我们已把十五万以上的男人、妇女、儿童从世界各地送到多拉达岛、韦丁尼奥和迪阿曼蒂纳。每年我们负责接收二万五千到三万新移民。现在是一九七七年，三年之后，那片土地上将会有三十多万人口。这些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依附于联合开发该地区的一百余家公司。（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用‘开发’这个词儿？）这些公司相处得那么和睦，配合得那样默契，实在太令人惊讶了，这表明，在这一切的后面有着非同寻常的协调力量。它们的目标十分明确……不，等一等，让我把话说完……起初，埃塞尔和我以为它们是在寻找廉价劳动力。可是这样做毫无意义。它们完全可以从取之不尽的巴西剩余劳动力中招工。那里有千百万人想找份好工作，有人甚至什么活都愿意干。后来，我们的观察又进了一步。由我们负责招来的人，一到这里便获得不寻常的优待：分配住房、安排工作，提供文明的生活环境。这简直可以说就是希望之乡。”
“实在好得不大象是真的。”
“正是这样。仿佛有那么一个人，也许还是说有那么几个人更恰当，因为一个人似乎不可能有这样的财力来构想如此宏伟的事业，甚至不可能有这样的智力；总之，仿佛有那么一些人正在试图创建一个国家。他们引进难民，让巴西和全世界而对一个既成事实，于是在某种意义上难民就成了人质……这不仅关系到巴西。雇佣我们的一些公司，在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圭亚那都拥有土地。这还不算。我们发现，这些移民拿到的证件，正是那种有名的绿卡，有了这张卡，他们便可以享受城内提供的一切优惠。别的证件一概没有。既无护照，又无身份证。你知道，这意味着：在巴西、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圭亚那当局看来，我们的人都是非法移民。”
“以色列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建立起来的。”
“我姓魏茨曼（注：犹太人常见的姓氏），我知道以色列是如何建立的。可是以色列的非法移民都是犹太人。共同的宗教信仰把他们粘合在一起，何况他们还有共同的语言和几千年源远流长的传统习惯，还有一个共同的伟大梦想。而我们的移民彼此却毫无共同之处，只除了一点，他们都是从各自的祖国家国被赶出来的。”
“这还不是最坏的。”
“乔治，美国、巴西和法国的新闻记者，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人，已开始来找我们——埃塞尔和我。他们嗅出了一点味儿。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总是尽量避而不答。因为我们和雷伯有约在先，要保守秘密。可是我不敢担保我们还能坚持多久。整个事件正在形成排山倒海的势头！请你想象一下，我有一位姓尼尔森的丹麦籍同行，目前正在贝鲁特负责从黎巴嫩和叙利亚招收五千个巴勒斯坦人，就象我以前招收南越人和柬埔寨人一样。万一报上出现《一美籍犹太人将五千巴勒斯坦人送往亚马逊尼亚》这样的大字标题，你能不能想象，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你想象得出来吗？”
“他们先得确定你和尼尔森之间的某种联系才行。”
“我一直遵照那个令人生畏的玛尔尼·奥克斯的指示行事。从原则上说，秘密不会泄露。但事实上，乔治，我们不得不象间谍那样行动。有二三十个基金会为我们提供经费，四十家海运公司借给我们船只，航空公司为我们提供飞机，新加坡、香港、曼谷、利比旦亚、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列文敦士登的公司总是给我们下及时雨，联号旅馆网到处让我们住宿，银行当场给我们贷款——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比方说香港那个富翁得令人咋舌的中国人，那位罗杰·邓恩，那个名叫奈西姆·沙哈则的黎巴嫩人，那一对好象比尼亚霍斯更富的佩特里迪斯兄弟，在本国当上部长的苏必斯，苏黎世那两位瑞土银行家，阿根廷的亿万富翁罗查斯……我不再举下去了。这些人各不相同，但是，为什么他们都这样忘我地帮助我们？而且行动协调得如此天衣无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大阴谋？简直叫人难以置信。三个星期之前，我在河内，那里的苏联大使馆里的一个俄国人来和我接头。本来越南政府正在竭力刁难，想叫我去不成西贡——现在已改称胡志明市。可是，那位俄国高级官员只花了十秒钟，一秒不多，就替我把一切都安排妥了。埃塞尔告诉我，主持着七八个矿业公司的德尔·哈撒韦是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私人朋友，那位州长日后有可能当上弟国总统。埃塞尔还告诉我，常有满载着参议员的一架架专机去拜访哈撒韦。”
瘦弱的魏茨曼摇了摇头。
“你想，我们能不起疑吗？”
塔拉斯心想：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
他嗫嚅道：“换句话说，塞梯尼亚兹并没能使你们信服。”
“对他的诚实我们没有一星半点怀疑。然而，他也许象我们一样被人利用了。”
“说不定我也被人利用了，是不是？”
魏茨曼流露出十分懊恼的神色。
“实在抱歉，可是这一切走得太远了。单靠一两颗定心九，即使是塞梯尼亚兹和你给的，药效也已经不够。我想抢在埃塞尔之前先告诉你。她说起话来有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
塔拉斯默默地从一数到十，他这样做纯粹是聊以自慰：他的决定不是冒冒失失做出的。
“给我两天时间。”
“埃塞尔明天早上就到纽约。昨天她从内罗毕给我打了个电活。我敢向你担保，她准是拳头摄得紧紧地来到这里，准备大闹一场。她会在记者面前发难放炮，这种事她可做得出来。有一次，她去找联合国一位秘书长谈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儿童问题，那位秘书长一味搪塞她，左一个‘经费不足’，右一个‘国家主权’，埃塞尔挥手就给了他一记耳光。”
“给我两天时间，”塔拉斯说。“你能不能请她后天之前不要发作？”
他打电活给冷若冰霜然而办事干练的玛尔尼·奥克斯，对她说：“我要跟他谈话。事情紧急。”
“我一定把你的口信带到，”玛尔尼说。“最迟明天上午他会打电话给你。”
“事情必须在几小时内解决。”
一阵短暂的沉默。
“你现在哪里？”
“纽约阿尔贡金饭店。”
“到东五十八街去。电话里不要提姓名，你知道我指的是谁。”
她说的是大卫·塞梯尼亚兹。
“我知道了，”塔拉斯说。“谢谢。”
他挂上了电话。尽管意识到即将发生重大事件而有些激动，可他还是象一个老天真那么开心。他安步当车，来到东五十八街的事务所。那天不太凑巧，“黑狗”列尔纳正在塞梯尼亚兹的办公室里。塔拉斯便在外间等了一会儿。这个事务所是二十六年前设立的，后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办公室现在占了好几层楼面。这里要害的要害是电脑部，对它的保护比白宫还严密（这里谢绝参观）。关于电脑，塔拉斯只知道里面用复杂得可怕的一整套密码储存着王的一千五六百家公司的全部名单。他想：“或许里面还有一份详细得叫人不敢相信的履历表，上面连我何时长出第一颗智齿都记得一情二楚。”列尔纳走的时候连瞅都没朝塔拉斯瞅一眼。
“我甚至不知道你在纽约，”大卫说。他似乎火气很大，这在他身上是罕见的现象。
塔拉斯曾经问过雷伯，是否应该让塞梯尼亚兹知道麦迪逊大街有一个国际法专家班子。雷伯毫不犹豫地作了否定的回答。
“还不到时候，乔治，请不要告诉他。我对你说道，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因此，我自己也不知道，你的计划是否会有下一步。不必让一件也许永远不会发生的事使大卫分心。”
“呆在缅因州，我老得太快了些，”塔拉斯说，同时又一次为雷伯迫使他撒谎而感到窘迫。何况，此刻他是在大卫面前撒谎，这是他最不愿意的。
电话铃响了。塞梯尼亚兹拿起话筒。他听着，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他挂上了电话。
“看起来那个神秘的杰思罗好象又在监视我们了，”他辛酸地说。“乔治，刚才我得到通讯，四分钟以后那边和这里有一次无线电联系。他想跟你通话。只跟你谈。”
塔垃斯搜索枯肠想找一句得体的答话，但怎么也找不出来。
“跟我来，”塞梯尼亚兹说。在他办公室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后，安装着一架小电梯。这扇门必需用一把持殊的钥匙才能打开。他们跨进电梯。电梯从塞梯尼亚兹的办公室启动后，只能停两个地方，一处是塞梯尼亚兹办公室上面相隔两层楼的电脑部室内，另一处是大楼顶层一套公寓。那里空无一人。
“就在这里，”塞梯尼亚兹说。
他指指一个显然装有隔音设备的房间，只是满屋子尽是仪器。塔拉斯走进去。
“待会儿红灯亮时，你只受把这个开关往下一扳，就和他接通了。你对着这个话筒说。谈话结束后把开关推上去复位。然后你只要跨进电梯就可以离开这里。一切都是数码自控的。末了你只能回到我的办公室。你走的时候要是不想和我打招呼，就从这个便门出去。出去之后不用关门，它会自动关上。门外的把手和锁都是伪装，门只能从里面开，或用电子讯号开。我确信你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现在我该走了，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因为他只想和你一个人谈话。”
“大卫，你怎么啦？”
“再过一分十秒，他就来接电话。”
塞梯尼亚兹紧绷着脸离开了。塔拉斯听见小电梯开动的噪声，接着便是一片沉寂。
红灯亮了。
“雷伯？”
“是的，乔治。我听着。”
塔拉斯琢磨着：这会儿，他准是在那架大型直升飞机上，不是停在丛林里某个地方，就是在它的上空盘旋。他简单扼要地报告了他和伊莱亚斯·魏茨曼的谈话，指出火爆性子的埃塞尔可能造成的危险。
一阵沉默。
“雷伯？”
“你的话我听见了，乔治，”雷伯的声音是那么镇定，那么遥远，从空间距离和精神距离来说都那么遥远。
“好吧。埃塞尔和伊莱亚斯就交给我吧。”
“时间不多了。”塔拉斯说。
“我知道。谢谢你打电话来。”
塔拉斯迟疑了一下，说道：“大卫有点不对头，你们俩吵架了吗？”
“也可以这么说。这和你不相干，乔治，毫不相干。无论是你还是你在进行的工作，都牵涉不到。你那一头怎么样了？”
“有进展。”
“你看什么时候能准备好？”
塔拉斯的心翻了一个七百二十度的空心跟头。自从去年六月以来，这是雷伯第一次以这样的口吻谈起麦迪逊大街那个班子的工作，就象在谈论一项确实要付诸实施的计划。
“几个月之后，”塔拉斯说。“六到八个月。”
“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至少还有两年。在你准备的文件中，你当然会把‘国际难民营’这个观点考虑进去吧？就是说，一个不分种族、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的国际难民营。”
“这正是我会见伊莱亚斯的目的。按你的要求，我一直密切注视着他和埃塞尔的工作以及他们各自负责的小组的工作。这是闻所未闻的，雷伯。”塔拉斯犹豫了一下。“不过，我知道……依我看，这不能构成某种理由。”
沉默片刻之后，雷伯说了一句：“在这方面你比我懂得多……”
这话叫人听了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因它使人产生怀疑王的无与伦比的头脑是不是出了什么不可思议的毛病？
随后传来的只有远在八千公里外的那架西考斯基式直升飞机螺旋桨旋转的声音。若不是红灯仍旧亮着，塔拉斯还以为无线电联系中断了呢。
然而，雷伯终于又说话了：“我希望文件中再加进一点内容：如何让亚马逊尼亚继续生存下去。这不是仅仅和巴西有关或仅仅和巴西哪个邻国有关的问题。亚马逊尼亚是地球的一叶肺，乔治，实际上是地球仅存的一叶肺了。请你从你的班子里抽一部分人出来向这个方面研究。请他们考虑一个类似已经为南北极采取的办法那样的方案；为了保持南北极的生态平衡，一个国际大合作的局面几乎已经形成。”
“但不要去触犯巴西人。”
“那当然。他们一直在尽力而为。其他任何国家处在它的地位，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不过，请你们再深入探讨一下……争取国际独立的各种可能性，为了后代的利益。哪伯这意味着要对有关国家作出赔偿，那些国家是由于殖民史上的种种偶然因素才成了这些土地的正式主人，或者用你们的话说，成了这些土地的合法主人。”
“我懂了。”塔拉斯说。
“谢谢你，乔治。”
“你必须采取一种能引起最大反响的方式。”
“我想，我已经找到了这种方式，”雷伯问答说。
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10
塞梯尼亚兹回忆说：
“那以后所发生的事情自然使我不愉快。事情是这样的：那种局面你可以称之为我与雷伯的对立，在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达到了顶峰。一九七七年一月，我到亚马逊尼亚去过，比塔拉斯早一个月。但是乔治此行我一无所知；事后过了很久他才告诉我。事实人那时候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在麦迪逊大街那栋楼里搞些什么名堂，我有一个印象，好象塔拉斯多少是退休的人了。在尼克和托尼·佩特里迪斯兄弟两人所指挥的一些行动中，他的名字不再出现，只在与某些基金会有关的事务中被提到，罗杰·邓恩等人（例如加利福尼亚人朱巴尔·温，他是突多尔·安盖尔的继任者），几乎把他们各自公司的全部利润都投入了这些基金会。
“至于埃塞尔和伊莱亚斯·魏茨曼，他们来找我谈那件事，我当然记得。这对夫妇提出的疑问使我火冒三丈。但原因同他们的推想是两码事。他们以为我作出这样的反应是出于愤慨，是因为他们居然怀疑雷伯的诚意……其实不然。
“顺便提一下，大约过了五个月，他们又来找过我，并告诉我他们见到了雷伯，说雷伯‘把一切都摆平了’。我没有向他们提任何问题，只是从他们注视我和我的办公室的那种神态了解到，雷伯可能已经把有关他自己以及我的机构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了他们。总而言之，他们两人一直到最后没有再引起任何麻烦，而且事实上到那时已成了王臣，与塔拉斯和我同样了解内情。
“但是他们误解了我恼火的原因。我的愤怒另有原因，比遇到一桩令人气愤的事要严重得多。
“一九七七年一月我的那次南美之行，并无其他目的，就是为了澄清雷伯与我之间的问题。”
“我这里有全部数字，雷伯。最近几年里你这样提款，使你的公司大部分处境岌岌可危，我和我的助手不得不象超级杂技演员那样铤而走险。”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你现在所做的工作都是了不起的，大卫。”
“我到这里来并不是要你恭维我。三天前尼克到我的事务所来。在利比里亚和巴拿马的公司里，他连一块钱的流动资金都没有了，这些公司负债累累。在那之前的一个星期，罗杰·邓恩告诉我，他那里的情形也一样。朱巴尔·温——他远不如突多尔·安盖尔——在加利福尼亚正遇到严重的问题。奈西姆是一个永无怨言的人，但是你只要注意一下他在各金融市场所做的一些交易，就可以知道他得不到必要的补给。要是没有与苏联和中东国家的生意往来，他几乎要失业了。保尔·苏必斯和桑塔纳的情形也一样，你迫使桑塔纳在达拉斯走钢丝，使他至今惊魂未定。甚至连韩也受到了影响：他最近和北京的中国人做的一笔买卖结果陪了本。由于他不是傻瓜，我猜想他这样做是遵照你的指示，目的只是给你提供一些现金。我没猜错吧？”
“没错。”
“要是没有那些赌场的收入，你那两百多家旅馆在两年前就破产了。你从那儿抽去了太多的资金，甚至不让它们缓一口气。埃塞尔·考特也不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但是她忧心仲仲，弄不清楚你到底想干什么。说到底，即使靠赌场的收入最终也维持不了。不出一年，或者更快些，就全捉襟见肘。除了你自己的银行之外，你向所有的银行都借了钱。尚未偿还的贷款多达九百十二项，而这些银行的钱是不会白给你的。”
一个小时之前，巨型直升飞机把塞梯尼亚兹送到一条大河边，那河水几乎是黑的。当这件庞然大物从天而降时，沙马塔里人（雷伯象个巨人矗立在他们中间）甚至没有抬起头来瞅上一眼。这些印第安人正在安营扎寨。塞梯尼亚兹面对无边无际的丛林感到一阵心慌，简直想要呕吐；他觉得怪异，乌巴尔多·罗沙居然能在这绿色的海洋里把克立姆罗想找到。
“我们正准备吃午饭。”雷伯说。
他那双眼睛审视着塞梯尼亚兹的脸。
“你和我们一起吃吗，大卫？不过，你不要勉强。要是你和飞行员们一起吃三明冶，我这里的朋友不会见怪的。”
“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塞梯尼亚兹板着脸没好气地说。“我可以在你觉得合适的任何时候提出辞职。”
“这个问题我们回头再讨论，大卫。”
他的语气象往常一样安详、谦和，有时候实在瘟得叫人恼火，现在便是这样．
此刻，塞梯尼亚兹也没有心思去注意印第安人如何张罗这顿午饭。他们撼动几棵树，一些毛虫纷纷跌落，或者直接从树干上被剔出来。然后，他们拔去虫身上的毛，用指甲或牙齿将它们剥开，用树叶裹起来煮熟。
“大卫，我取之于你的已经太多了，希望你能原谅我。这几年真是难为你了。先解决当务之急：请做好一切准备，把雅瓦公司的股份在证券市场公开抛售。这样可以弄到近二十亿美元……这种吃法的虫子叫做‘玛那’，意思是‘神馔’。你尝尝。甜得很，而且富有营养。你吃了就知道。”
塞梯尼亚兹愕然无言以对。但是他很快定下神来，暗自思付：“荒唐！我就这样呆在这丛林深处，跟一个赤身露体的人讨论数十亿美元的交易？这个人还要我吃毛毛虫！”
“全部卖掉？”
“只要你愿意，大卫。或备只卖掉几个公司。为了保持收支平衡，你要怎么做都可以。”
“跟雅瓦有关的公司有三百多家。”
“要不要我把它们给你全都列出来？”雷伯平静地问。塞梯尼亚兹只觉得肝火越来越旺，而这样激烈的感情他是不习惯的。他认为这是环境太陌生造成的。
“雷伯，你已经花了六十多亿美元……在这上头……”
他打了个手势，指指这些印第安人、这片林中空地、这架西考斯基宜升飞机以及建立在亚马逊尼亚腹地的这个世外桃源。
“说下去，大卫。”
“你的目标是什么？有一天你告诉我，你要乌巴尔多·罗沙买下最早的几块地，是想让印策安人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你记得吗？”
“我从不忘记任何事情，这你是知道的。”雷伯心平气和地说。
“我知道你是永远正确的。你说土地是买给你那些印第安人朋友的，可是你在这片土地上毁林伐木。你声称要保护这些人，却破坏了他们的自然居住地。”
灰色的眼睛凝视着他，那目光是深不可测的。但这次塞梯尼亚兹真的动了怒。他说：
“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的主席是一个叫班德拉·德梅洛的将军，或者他曾经担任这个职务我记不清了。不管是现任还是曾任，反正他的正式职责是‘尊重印第安人和他们的风俗习惯’，下面还是他的原话，“保证他们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为他们所专有’。我没有引错吧？”
“没错。”
“他的一份声明的全文别人为我翻译成了英文，现在我一字不差地引用他的原话，‘给予印策安人的任何帮助都不能妨碍国家的发展’。你记得那句话吗，雷伯？”
“记得。”
“你或许也会那样说。但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恐怕稍微有点儿不同。比如，你会说：‘我对印第安人的任何友谊或热爱，都不能妨碍开发我正在创建或已经创建的国家。’”
没有反应。雷伯一动也不动，他蹲着身子，两只大手下垂，手掌摊开，眼睛视而不见地望着塞梯尼亚兹。在这两个人的周围，印第安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在谈笑。一些女人到河里去游泳，她们躺在浅水里尖声嬉笑。其中有几个年轻女子裸露着光滑的身体，两股之间粉红色的阴唇暴露无遗，即使在塞梯尼亚兹看来也很美。
“我不想收回我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塞梯尼亚兹有气无力地说。
“只要你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我相信。”
“这是你的权利，大卫。”
“同样，我还相信，你在亚马逊尼亚所做的事情都不合常情。上帝可以作证，我从二十六年前的一九五一年起就开始为你工作，可我从来不记得自己答应过干这差使。我是身不由己被水流带走的，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我所做的只是努力使自己免遭灭顶之灾。你很可能是个天才，或许你看问题的方法和我不同。可我只是个凡人。我厌倦了。我已经五十四岁。要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跟你走，非得有简单、盲目的信仰不可。这一点乔治·塔拉斯能做到，我不能。我做不到。我必须理解。你积聚了一笔大得无法想象的财富，却一直没有露过面，而我尽力帮助了你。今天我成了一个有钱的人，比我曾梦想过的更有钱。但是我不理解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不理解你想达到什么目的。我曾经试图让自己喜欢你，有时候还觉得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可现在我心中无数，不知道是不是想要辞职。”
“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做。”雷伯柔和地说。
“即使我辞职不干，一切仍将井然有序。我已经做好安排，工作不会中断。倘若我死了，或者离开了，你的事务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你建造起来的这台巨大的机器……”
“是我们一起建造的，大卫。”
“也许是的。也许我起过一点微不足道的作用。反正这机器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继续运转。我甚至相信，哪怕你不过问，它也会继续运转。”
没有回答。恰恰是这阵沉默被塞梯尼亚兹误解为无动于衷，从而深深地刺伤了他。他暗自思量，“我指望什么呢？他已经不通人情，随着岁月的流逝，他逐渐变得精神失常了。”
确实，到一九七七年甚至更早一些，塞梯尼亚兹已把东五十八街的业务班子组织得无须他驾驭也能正常工作。他生就一副稳健的性情，办事一丝不苟，作风实事求是；不管他自己如何看待上述品质，反正这种出类拔萃的组织才干，使得他从一开始（五十年代）就未雨绸缪。他其至在自己的事务历建立了克立姆罗德非常成功地发展起来的那套隔离保密体制。他把王的业务分成八个互相独立的部门，只有在电子计算机的存储器中它们才互相联系在一起。一九五二年，是他向雷伯建议，把所有重要的文件，特别是那些数不胜数的委托协议书，都存放到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去。雷伯在科罗拉多州曾经买下一家小银行，好处是那里有个保管库简直和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所在同等程度上受到地形的天然保护。为了更加保险起见，塞梯尼亚兹建议雷伯另外再采取一项安全措施——“对此，连我也不应该知道，雷伯。”于是，在世界上某个地方，或许是在瑞士特普弗勒的地盘，或者是在伦敦奈西姆的护卫下，或者在香港韩某的领地，甚至也可能在所有这些地方，存放着那些文件的一份或几份副本；正本则在洛基山区四百米深的地下。
一九七七年会见克立姆罗德时，塞梯尼亚兹宣布辞职的话已经到了嘴边。
回到纽约，塞梯尼亚兹以惯有的效率开始执行雷伯的命令，着手对雅瓦总公司及其盘根错节的子公司网进行调整。（除了雷伯和他自己，任何人都弄不清这些公司错综复杂的关系。）
其时，雷伯已和厄尔尼·高兹契尼亚克取得联系，在高兹契尼亚克完全同意的情况下，塞梯尼亚兹把这些公司合并成一个控股公司。然后，他请审计员估价。为此，他选择了一家信誉卓著的事务所。通过估价，这个庞大的有限公司的股份价格便确定下来。证券交易委员会予以批准之后，纽约一家有声望的银行把它们投放到市场上。这是那个财政年度的一件大事。尽管塞梯尼亚兹通过高兹契尼亚克为雷伯确保了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售股净得仍不少于十九亿五千三百万美元。
这笔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王的大多数商业账目恢复收支平衡。
其实，更确切地说这只是暂时的缓解。克立姆罗德还在不断地提款，加上巨额的银行贷款必须偿还，这预示着缓解只能维持一个短时期，它没有使塞梯尼亚兹得到宽慰。而且，他的担心也不仅仅是财政上的；他认为，自己与雷伯之间的冲突根本没有解决。亚马逊尼亚的摊子在他看来仍然是个无底洞，或迟或早会把一切都吞下去，除非巴西和其他有关国家开红灯，不理会以保护人自居的雷伯借口帮助印第安人的一切遁词，禁止这些投资．塞梯尼亚兹认为，这是一种自大狂的表现，由于王对自己的行为不作任何解释，这种自大狂尤其令人不能容忍。
“这么多年来，他的全部业务一直由我经手，可是对我也不作解释。直到一九七八年，我才从报纸上获悉，那些生产纸浆的巨型成套设备，从日本发出，足足绕了地球一圈，耗费之大谁也不会相信，方始运到亚马逊河口。他干下的这些蠢事，后来都得有人向银行付帐，我自己就是不得不面对银行的那些人之一。
“实际上，我没有撂挑子的唯一原因，我想是这样的：局面一个月比一个月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不管我想得对不对，但我觉得，我准备好的接班人已无法接受这个摊子。这就有了个借口……”
大卫·塞梯尼亚兹始终拿不准自己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他对王的感情，这种悬而不决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一九八〇年春天。
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11
雷伯寻觅自己旧踪的长途旅行（迪耶戈·哈斯称之为“王的告别演出”，后来还把经过情形都告诉了乔治·塔拉斯），是一九七九年的事。
王本人向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透露的若干真情，得到这些事实的补充，将来有助于他们两人把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毕生踪迹——从他在维也纳出生一直到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段一段拼凑起来。当然，其中难免留下些可以理解的空白点。
雷伯没有按原来的时间顺序作这次觅踪之行，他不是把昔日走过的路重头再走一遍。乔治·塔拉斯认为，在他一生的这个时刻，雷伯已对自己漂泊生涯的结局作出了决定。现在，他就是需要回顾自已往事的某些片断，记忆和旅程把他带到哪里，他就去什么地方，根本没有一定的路线。
一九七九年，亨利·阿尔特还活着，在法属西印度群岛经营一个小公司，把配备船员的游艇租给想周游加勒比海的旅游者。
他微笑着对迪耶戈说：“这是我的一大憾事。当初，如果这个鬼家伙，”他指着雷伯，“愿意留下来和我合作，我们恐怕早就一起发了大财。”
“靠走私卷烟？”雷伯问，一边也在微笑。他们讲的是法语，那时候迪耶戈听法国话的水乎已有所提高，但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
“完全正确，当然靠卷烟。当时可以赚一大笔钱。我也真的赚了不少。一度我赚了十亿法郎。可是不久这些钱又让我给亏折了。”
“要是我在的话，局面就会改观吗？”
“我绝对相信能改观，”阿尔特接着说，同时转向迪耶戈。“他有一件我从来没有过的东西，灵敏的脑袋瓜子，虽然那时他还年轻。这颗脑袋太灵了！”
“Quesorpresa。（注：西班牙语，真叫人吃惊）”迪耶戈说。“我感到muchomucho（注：西班牙语，非常非常）吃惊。”
法国人打量着雷伯的旧布裤和圆领衫。
“真有趣，”他说。“告诉你，当初我敢发誓你将来一定有出息，一定能成为名人。”
“我了解他，”迪耶戈用英语插话。“我知道还有个人也了解他，一个在格林威治村卖汉堡包的。他是雷伯的崇拜者之一，从来不要我们付钱。”
阿尔特笑了起来。他说他并不是那个意思。他邀请这两个客人一同进屋。他成了家，第三代孩子也已经有了五个，他的买卖相当不错，尽管不能说是非常了不起。由于某些不太清楚的原因，反正与抵押和贷款有关，银行都讨厌他。但是他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一向就是这样过的。他喜欢在海边住。感谢上帝，如果撇开银行不谈，他觉得自己渐渐进入老境还不算太可怜。他举起盛着混合甜饮料的杯子。
“让我们为失意者干杯，我们就是失意者，我们也不在乎做失意者。”
不久以后，一个名叫保尔·苏必斯的法国阔佬成了阿尔特的主顾。因为他在巴黎当部长，人们都称他为“总统先生”。前面提到，有家银行对那个当年在丹吉尔活动的卷烟走私贩恨得要命，巧得很，苏必斯正好在这家银行拥有股权。
“你一定会觉得可笑，先生。”阿尔特后来对乔治·塔拉斯说。乔冶·塔拉斯的基金会则刚同这个法国人的公司签订了一项油水很大的合同，准备组织一些儿童周游加勒比海。“然而，我还是要说。你说你有点儿了解雷伯·克立姆罗德，而那位苏必斯对我又如此慷慨，我甚至觉得，这两个人之间可能有某种联系。”
“你说对了，我确实觉得可笑。”塔拉斯不动声色地回答。
在耶路撒冷，他们在约尔·白尼适一套相当简朴的公寓里住了三四天。约尔·白尼适虽然不系领带，却是以色列议会的议员，而且即将成为国务秘书。
白尼适问雷伯：“前几天你在丹吉尔吗？”
“他把我拖去逛那些散发着薄荷气味的市场。”迪耶戈说。“我们甚至参观了他以前住过的宫殿，才三平方米见方，在卡斯巴的利雅得国王街。现在我知道他是从哪儿学的西班牙语，原来他在西亚金街跟一个从卡斯蒂里亚北部来的西班牙小贵族住在一起；这个人现在已经死了。我甚至把自己肉墩墩的屁股放到‘巴黎咖啡馆’的一把椅子上，因为他曾经坐在那里喝过茶。圣母啊，这太使我激动了！我们甚至一直走到马拉巴塔灯塔那儿。”
一九七九年去耶路撒冷之前，迪邪戈就很了解白尼适，至少他声称是这样。他说与白尼适见过面，但他总不愿意把见面的日期、地点或当时的情形告诉塔拉斯。塞梯尼亚兹对于白尼适了解得很少，而塔拉斯知道得更少。寒梯尼亚兹确信，白尼适一向了解克立姆罗德在干什么，也了解他干任何一件事的目的、地点和方式；塞梯尼亚兹相信这两个人之间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杰思罗那个情报网的建立即是一例。白尼适是这类事情的专家，他很可能在这方面帮了忙。一九五六年杰思罗亲自来送信，使雷伯获悉苏伊士运河即将遭到攻击。通过这次神秘的通风报信。塞梯尼亚兹看到了确凿无疑酌证据，证明他们两人之间存在者这种联系。
在以色列，雷伯访到了一九四五至四六年间若干往事的旧踪，更加想不到的是居然找到那个名叫帕内尔的北爱尔兰人。詹姆斯·帕内尔三十三年前曾在巴勒斯坦的英国军队中服设，现在当了记者。是他当着暗暗发笑的雷伯的面，把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雅古尔警察署遭袭击的经过告诉了迪耶戈。帕内尔和白尼适这些年来一直保持着接触，其中的原因却没有人对迪耶戈作过解释。
“即使约尔不告诉我，我也会把你认出来的，”帕内尔说。
他伸出食指和中指，指向他的脸。
“凭这双眼睛。我敢肯定，当时你这双眼睛比你声称带在身边的炸药更使我害怕。你是在吓唬人呢，还是那两只袋子里真的装着二十公斤TNT？”
“三十公斤，”雷伯说。“一点不假。”
“你真的会把我们统统送上天去？”
“你怎么想呢？”
铂内尔发现那双灰眼睛正以奇异的目光注视着自己。
“我想你会的。”他说。
他们一起到阿克的圣约翰去，在哈奈尔—阿姆丹广场吃了午饭。那天下午，雷伯和迪耶戈动身去罗马。
在意大利，他俩沿着昔日那条方济各会修道院路线走，当年，埃立希·施泰尔和其他一些急欲逃离欧洲的纳粹分子走的就是这一条路。他们在罗马过了一夜，然后由迪耶戈驾驶一辆租来的车，花了两天功夫到达雷申山口。路上，雷伯讲了所谓“四一二皇家运输连”的离奇故事，迪耶戈听得哈哈大笑。
但是，他们刚一进入奥地利国境，雷伯的情绪就起了变化。他几乎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在需要指点车朝什么方向走时才开口。
“三十四年了，你一直没有回奥地利来过？”
“没有。”
“妈的，这还是你的祖国哪！”
没有回答。迪耶戈心里想：祖国，杀死了他的母亲和姐姐，特别是杀死了他的父亲，差一点还杀死了他本人。这样的祖国还是忘了的好。再说，对于雷伯·克立姆罗德来说，什么是祖国？不过，毕竟三十四年了……
他们在萨尔茨堡走了一整天。雷伯又开始说话了，谈到他们眼前的这些地方从前发生过什么事件，不过声音比平时低沉，好象在自言自语。他叙述了那一段往事的始末，从他抵达这个城市开始，一直到埃泼克之死以及哈特海姆城堡的摄影师洛塔尔之死。
迪耶戈在哈特海姆没有停留，汽车经过林茨和毛特豪森，也没有停留。
从雷伯第一次离开利昂丁难民营到他与约尔·白尼适一起去巴勒斯坦，这一段时间内他所做的一切，有关他如何急切地寻找父亲的下落，后来如何了解到父亲的遭遇等等，是靠塞梯尼亚兹、塔拉斯和哈斯三人把各自了解的一鳞半爪拼凑起来才为人所知。萨尔茨堡的那一段主要来自哈斯，关于哈特海姆城堡的情况来自塞梯尼亚兹，他还提供了有关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黎明时分雷伯到老家去的一些情节，塔拉斯则听雷伯讲过在奥地利搜索施泰尔的前后经过。
离开了萨尔茨堡，他们直接来到维也纳。迪耶戈奉命在内城区一座漂亮的私人住宅门前停车。
“咱们现在干什么？”
“不干什么。”
迪耶戈关上引擎。那座宅第带男像柱的门廊气派很大。雷伯望着门口，不做任何手势，坐在车上不动。
迪耶戈问：“你出生在这幢房子里？”
“是的。”
正在这个当儿，房子里出来几个小孩，其中一个把收音机贴着耳朵。
“你不想进去吗？”哈斯问。
“不。”
但是雷伯转过脸去，目送着两个孩子向波希米亚公署走去。这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年龄在十二至十五岁之间。“雷伯本来也可能有这么大的孩子，”迪耶戈凭直觉突然产生这样的想法。这使他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
沉默。雷伯又把脸转向挡风玻璃。
“开车。咱们走吧。”他暗哑地说。
下一站是一个名叫莱歇瑙的地方，不过车先在维也纳的申肯巷从头至尾走了一趟——“以前这儿有一家书店。”莱歇瑙几乎算不上是一个村庄。雷伯来到孤零零一个农家门前打听一个名叫埃玛·多宁的女人。住在那里的一对夫妻对她只有一点模糊的记亿。他们说她早就死了，雷伯仍不死心地说，“曾经有三个孩子寄养在她家，三个金发碧眼的小男孩，现在应该有三十五岁或四十岁了。”
那对夫妇摇摇头；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埃玛·多宁以及一九四五年那时候三个孩子的下落。雷伯在村子里到处向人提这几个问题，得到的是相同的回答：己故的埃玛·多宁生前也很少有人知道。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先后有不少孩子在她那儿寄养过。
雷伯回到汽车里坐下，张开瘦骨嶙峋的大手搁在膝盖上。他低下头说：“咱们走吧，迪耶戈。”
他们在稍南的派耶尔巴赫略事逗留。那儿有一户姓多普勒的人家。雷伯向他们打听一个赶车的老人，说这老人是他的朋友，许多年前还留邀他去家里吃饭。
不，多普勒一家没有人记得他。他们当然记得自己的老爷爷，但不记得雷伯·克立姆罗德。
“你该问京特和他的姐姐，那时候他们在这里。可现在他们不住在奥地利了。他们在巴西，在里约热内卢，经营好几家糕点铺发了财。要是你有机会去里约热内卢的话……”
然后，是奥地利的最后一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