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4
那天早晨，围在环城大道中间的维也纳内城区，是在美国军队的掌管下，这一个月由美军负责维持治安（注：二战刚结束时，奥地利被划分为美、英、法、苏四个占领区，首都维也纳是四国共同占领）。在克恩滕街究兵队灯火明亮的门前，停着一辆吉普车，一个来自堪萨斯州的美国究兵坐在司机旁边。国际巡逻队的另外三名成员——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苏联人——挤在后座。
车朝着圣斯蒂芬大教堂的方向出发，去执行夜间的第四轮巡逻任务。教堂的两座钟塔在第一道晨噶中刚刚开始显现轮廓。
大街上空无一人，车在街心缓缓行驶。那天是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时间是清晨五点五十分。
吉普车到达弗朗茨·约瑟夫长堤。他们朝多瑙河的对岸眺望，在大半被毁的狄安娜浴场和战争留下的茫茫大海般一片瓦砾场后面，可以看到嫩红的朝霞映衬着普拉特大转轮游乐场的环状焦黑残骸。车向左拐弯，走贡萨加巷，然后朝南。现在他们已看得见波希米亚公署绚丽多彩的巴罗克建筑。
与此同时，他们也已看得见那个少年。
那个英国人第一个看见了他，但没有吱声。那个英国人正生着闷气。他无法忍受那个法国人抽的板烟的苦涩味儿，他瞧不起那个美国人，老是没完没了地讲棒球比赛的故事，以及一九四四年六月以前他在伦敦逗留期间情场得意的艳史；他也讨厌那个俄国人，此人甚至不是俄罗斯人，团为他长着蒙古人的五官和一副傻乎乎的样子。至于那个司机，他是奥地利人，而且是维也纳人，这就更糟。司机不时流露出冷嘲的态度，尤其是他不肯承认自己是战败者这一点，使那个英国人简直不能容忍。
几秒钟以后，美国人抬头一看，发出一声惊叫。车上的五个人全都转过头来，朝一幢三层楼的巴罗克式小洋房看去。每层沿街一溜儿开六个窗户，其中两层还带阳台，正门口筑有廊柱。
车上的人全都看见在该建筑最高一层的背景前，有个张开双臂直立的黑影，姿势宛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形象使他们大吃一惊。各种因素凑在一起无不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这人很高，可是瘦得令人难以置信，裤子和衬衫既肥又短，在他身上晃来荡去；他光着脚，本来就瘦削不堪的脸被两只特别大的眼睛衬得更象中空的一般；那双跟睛颜色极淡，在探照灯光下简直成了白色的；他半张着嘴，现出用力和痛苦的表情。
这个镜头实际上只持续短短的几秒钟。那黑影利用一扇窗的拉手，牢牢抓住墒上的边沿移动。黑影爬上阳台的栏杆之后，就从探照灯的光圈中消失了。接着，车上的人听见玻璃的碎裂声和一扇窗子被打开又关上的轻微响声。然后，一切重新归于沉寂。
“一个撬门贼，”开车的维也纳人冷漠地说，“不过这仅仅是个孩子，虽然他的身材很高大。”
其目的是很清楚的。国际巡逻队只有在事情涉及到占领军人员的时候才能干预，一般的轻微犯罪行为属于奥地利警方的职责范围。于是，他们通知了市中心的警察署。及至一个警官带着两名警察赶到出事地点，已经过去了十分钟。对于雷伯·克立姆罗德来说这点时间已经足够了。
两类截然不同的声音，奇异地重叠着传到他的耳际有二十分钟、也许有三十分钟之久。
先是现实的声音：警察进入房屋，从底层一直搜到顶楼，打开和关上一扇扇房门，他们在底层的大理石地板和楼上的木质地板上走动，当时，这儿的地板擦得挣光瓦亮。不出雷伯所料，警察走的果然是他使出剩下的最后一点精力为他们设计好的一条路：他们循着雷伯带血的脚印一直走到顶层的阁楼，发现那儿有一扇半圆形的小窗开着，自然认为他一定是从窗口翻越房顶逃走了。于是警察用较大的声音交谈着下楼，最后再四下里查看了一遍，然后离去……
这是现实的声音。接着，另一类想象中的声音从记忆里涌出来，其清晰的程度使雷伯不寒而栗：妹妹米娜踏着轻盈的步伐在走廊里奔跑、欢跳；姐姐卡塔丽挪在钢琴上弹奏舒伯待的曲子；还有他们的妈妈的话声，略带一点她始终没有脱去的波兰口音，是那么平静、温和，在她周围创造一种静谧的气氛，就象一块鹅卵石投入一泓清水，激起层层涟漪。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晚上正是这个声音这样对爸爸说：“约翰，我要带孩子们到利沃夫去。感谢埃立希为我们办好了领护照的手续。我们将在星期六到达利沃夫在那儿呆到下星期一。约翰，我的父母还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外孙呢……”
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眼睛长得跟母亲的一样。汉娜·伊茨柯维奇·克立姆罗德一九〇四年出生在利沃夫，是个医生的女儿。若非因为她是个女的、又是犹太人这双重障碍，她几乎肯定会继承父业。然而，她却只好到布拉格去攻读文学，因为在布拉格对犹太学生的大学录取名额限制比较宽。此后她又以一位姑丈在维也纳经商作为理由，转到那里去专攻法律。在维也纳，约翰·克立姆罗德曾授过她两年课。他比汉娜大十五岁；汉娜的一双具有故乡草原色彩的眼睛，使这位教授看出了神，再加上她那罕见的敏捷才思和幽默感，事情就全妥了。他们在一九二五年结婚，二六年生下卡塔丽娜，二八年生雷伯，三三年生米娜……
砰！——雷伯听见警察离去时关上沉重的前门的响声。接着隐约听到奥地利警察和国际巡逻队交谈了几句，随后是汽车的引擎发动起来，声音不久就远去。寂静重新笼罩了这幢房子。雷伯尝试着直起腰来。他不得不一厘米一厘米慢慢地扭动身体站起来。小时候，他曾经无数次这样蜷缩在这个暗角里，从这种自愿禁闭中获取神秘的快感。最初几次，他不得不迎战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迫使自己把身体紧紧地贴在又冷又潮、仿佛有白色的小虫子在蠕动的石墙上（至少他觉得它们是白色的），直到战胜恐怖为止。他还不许那里有任何光亮，为的是保持神秘的氛围，更重要的是可以领略那种吓得要命的滋味，最终达到支配自己的目的。
现在，雷伯的手指推开了暗角的挡板。他伸出一只脚，再探出一侧肩头，从洞口爬了出来。他发现自己是在壁橱里，使从那儿走进一间屋子，——以前这是他的房间，现在里边空荡荡的什么家具也没有。他来到走廊里。他的右侧是米娜的房间；再过去是卡蒂（注：卡塔丽娜的昵称）的房间。这两间屋子也都空无一物，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游戏室、花房，还有母亲从前给雷伯做书房的一间屋子，同样空空如也……
三间客房和原先一位法国女家庭教师住的两间房也是如此。那里的墙上镜框里原先挂着好些蚀刻版画，画面有巴黎的孚日广场和艺术桥，在旺多姆附近的卢瓦尔河景色（那是法国女教师出生的地方），有布列塔尼海湾和比利牛斯山脉的风光。现在连这些版画也都荡然无存。
另一层楼上，只有原先的仆人寝室中的一间好象进有人住，或者不久前有人住过。雷伯见那里放着两张行军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空气里有一股醇和的烟丝的淡谈清香。一些卡其布的内衣晾在洗澡间的绳子上。
雷伯下扶梯回到二楼。
过去，二楼一直是他父母住的地方。汉娜把宽阔的大理石走廊变成一道界限，未经她特别准许，仆人和孩子们都不得越界。二楼临街的一侧是全家公用的房间，包括两间起居室、一间餐厅。餐厅的延伸部分成直角连接着一个很大的餐具室和厨房。另一端与侍餐室垂直正交的是藏书室。藏书室极大，一直通到楼面的两侧，并在一定程度上把两侧连接起来。
雷伯推开右侧的房门。这里曾是汉娜独用的套房，是一块禁地，现在空荡荡一无所有。连挂毯也让人仔细地卷走了。这免临内院的两扇窗子中间，以前放着汉娜的一张大床。雷伯和他的姐姐、妹妹都在这张床上出生。雷伯顺着与走廊平行的方向走去，进入母亲的内室。空空如也。然后走进她的书房，汉娜生产雷伯以后到米娜出生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曾经在这间书房里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当然取得了成功。如今，也是空荡荡的。
从这里穿过通两边的洗澡间，是他父亲的房间。那里陈设着全套家具，但雷伯却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家具。那张床对他父亲也不合适，因为它太高了，一个残疾者没有别人帮助是不可能上这张床的。
雷伯接连打开两座壁橱的门。里边挂着的都是军服，其中好几件都缀有差不多的星形标志的勋章、奖章。显得十分平整的衬衫和内衣叠放在搁板上。雷伯还看到各种式样的鞋，有几双是系带的平跟鞋。两只衣架上挂着的无疑是几件使服。雷伯伸手摸了摸这些便服……
……然而，他的目光已经落到最后的一扇门上，这扇门通向藏书室。
他转动门把，但没有马上把门推开。从雷伯走进这幢房子到现在，他的面部表情第一次显得有点儿激动。他的瞳孔放大，嘴唇张开，仿佛突然喘不过气似的。他先是把一边太阳穴，接着把面颊靠在门框上，闭上双眼。他的五官出于绝望而变了样。他能听见父亲坐的轮椅的橡皮轮子在滚动，声音是那么熟悉、那么滑润，只有一点点嘶嘶作响。如果此刻真有这声音，恐怕也不会更加真切。一九三一年春天，雷伯的父亲约翰·克立姆罗德患了偏瘫疾，从此不能走路，当时雷伯还不满三岁。现在，雷伯仿佛听见他父亲正在打电话或当面跟他的副手埃立希·施泰尔说话。也可能在跟他的四个助手或三个秘书中的某人说话。雷伯能听到小电梯的玎玲声，这架电梯是他父亲从底层的律师事务所到藏书室和他的套房上下使用的……
……雷伯还仿佛听到他父亲在对施泰尔说：“埃立希，我对这次利沃夫之行很担心，显然你为他们设法并到了许可证……”
雷伯睁开眼睛，推门走了进去。藏书室里一张擦得很亮的栎木长桌还在，藏书室是雷伯非常熟悉的，地上铺着一张旧地毡，还有一把摇摇晃晃的椅子。镶板上端用石榴红绸子覆盖起来的墙壁，还保留着过去挂在那里的一些画框的轮廓痕迹。从围有栎木栏杆的阳台上够得到的一些书架巳被拆毁。这里原有藏书一万五千到两万册，现在连一本也没剩下。这些书是约翰·克立姆罗德四十多年间以及他四五辈先人收藏积累起来的，祖先中有一位克立姆罗德曾在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园皇帝约瑟夫二世朝中做过高官。他们家原先还收集了不少套色木刻的圣母像——一个个身材苗条，面带微笑，身穿锦缎。这些有四百五十年历史的艺术珍品，如今也荡然无存了……
曙色透过关上的百叶窗缝隙，开始滤入被劫掠一空、因而回声很响的藏书室。雷伯向电梯走去，那神情就象是走向最后的一线希望……
他昼寝夜行，饿了就从农家偷一点东西吃，靠两条腿走完了从毛特豪森到奥地利首都的一百五十多公里路程，才得以在这天——六月十九日——黎明到达维也纳。最后的三十五公里他是一口气走完的。
许多年以后，大卫·塞梯尼亚兹问他为什么要独自一人发疯似地赶到维也纳去——其实，他要返回维也纳，塞梯尼亚兹和塔拉斯肯定会帮助他的。雷伯用他那种心不在焉的口吻回答：“我要找到我父亲，自己想办法去找到他。”
当初电梯建成的时候，为了把它掩盖起来，特地把一块原先是在蒂罗尔或波希米亚某教区礼拜堂神龛里的嵌板固定在一块普通的柃木嵌板上，再装在电梯铁栅上。这块神龛嵌板是十五世纪的古物，那些洗劫这幢房子的人也没有放过它。现在嵌板不见了，只留下柃木的那一块。
雷伯推开这块嵌板。电梯的金属轿箱很窄，大小仅仅容得下一辆轮椅。轮椅在里边，是空的。
雷伯·克立姆罗德可以肯定他的父亲已经死去。他站在空轮椅前哭了起来。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5
书店坐落在道恩·金斯基宫的骑士群塑和堡格大戏院之间的申肯巷上。
进书店得先往下走三级台阶，如今台阶巳看不见了。那里有并排三间拱形的屋子，每间都开着一扇小窗，透入光线。书店老板姓瓦格纳，六十多岁，他在国立霍夫堡图书馆工作了二十年，然后从那儿出来自办书店。他自诩为维也纳第一流的珍本和古版书权威之一，这话有点道理。
一开始，他没有认出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
这并不奇怪。瓦格纳上一次看见雷伯。他还是一个穿短裤、高高的前额上耷拉着一缕缕头发的孩子。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四年多，这四年多发生了多少事情啊！过去，这孩子几乎每个月都要到这里来，而且总是在星期四，除非学校放假。他总是默默地在书架间浏览，细看玻璃书橱里的书，常常一言不发就悄然离去。他往往会在某一本书的前面停下脚步，而那本书总是瓦格纳刚刚买到手的，率试不爽，经过了一段时间，书店老板也就不再感到惊讶了。这孩子站了一会儿以后，会慢慢地摇摇头，仿佛在说：“这本书我们已经有了。”或者向老板打听这本书或手稿的来历、出版日期和价格最后总是这样说：“我要回去对我爸爸说。能不能请你保留到下星期四？”七天以后，他会准时再来，把克立姆罗德大律师究竟买不买这本书的决定告诉老板。他说话的时候，语气很柔和，那个时候童声末脱，音调还相当高，但给人一种仿佛是从远处传来的奇怪的感觉；他的眼神显得飘渺空幻。必要的时候，瓦格纳也会登门去同瘫痪的大律师完成一笔交易。克立姆罗德家蔚为大观的藏书，一直使这位老板惊叹不已。
如今出现在瓦格纳面前的这个人的模样，无论如何没法使他认出这就是几年前的那个孩子。他差不多长高了三十厘米，穿着英国款式的花呢茄克衫，锈红色的袜子——两者都太短了一点；他脚上是一双漂亮的平跟鞋，这种鞋在维也纳已经好多年看不到了。瓦格纳想，这准是个英国人。
这时，雷伯走下最后一级台阶，不再背光站着。那双眼睛突然钩起瓦格纳某种回忆。接着，这位陌生人开始漫步浏览书脊的神态，进一步增强了瓦格纳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瓦格纳用英语问他：“你是在寻找你要的什么书？”
“找我父亲的书，”雷伯用德语回答。
就在这时候，雷伯恰好在一套三十二卷本的《伏尔泰文集》前停住了脚步，那是一八一八年的版本。瓦格纳募地站起来，忽然又顿住，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你是小克立姆罗德？”他沉默了几秒钟才说话。“卡莱伯·克立姆罗德？”
“雷伯。”
“你长得这么高了，我都认不出来啦。你现在多大了？”
雷伯离开了那套《伏尔泰文集》，继续漫步浏览。他走了没儿步，又先后在好几本书前面停下来，那是蓝色皮面精装的卡斯特里（注：伊格纳茨·弗朗茨·卡斯特里（1781—1862）——奥地利剧作家、诗人。）的《士兵之歌》、冯·阿尔克辛格（注：约翰·巴普蒂斯特·冯·阿尔克辛格（1755—1797）——奥地利作家）的《美因兹的译林》、拉克洛（肖德洛·德·拉克洛）的《危险的关系》和圣克拉拉（注：（1193—1253）——意大利的修女）的《大骗子犹大》。最后那本书的边上，有一个烫金的“K”字，虽然只有知道这个记号在什么地方或者手持放大镜的人才看得见。
雷伯又从那里走开去。
“我这里怎么会有你父亲的书呢？”瓦格纳说，“我向来都是卖书给他，决不会从他那里买进。”
“最近呢？”
这个问题提得十分自然。
书店老板的迟疑虽然只延续了两三秒钟，但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最近没有。压根儿没有。你想一想，大概自从你上一次到这儿来以后，我已经有三四年没有卖过任何书给你父亲了。你离开维也纳了吗？”
“我和我母亲、姐姐、妹妹一起出门去了，”雷伯说。
他转过身子露出微笑。“瓦格纳先生，很高兴又见到了你。你的书店仍然有许多好书。眼下没有时间，但我回头想来和你谈谈。也许，今天晚上就来。”
“晚上我七点钟关门。”
这时是下午三点。
’我会在七点钟以前到这儿来，”雷伯说，“也可能明天上午来。但是今天晚上的可能性大些。不过，我不想让你为了我延长营业时间。如果到时候我不来，请不必等我。”
瓦格纳也对雷伯报以微笑。“你愿意什么时候来都可以，今天晚上也很合适。你决不会打搅我的。代我向你父亲问好。”
雷伯迈着平稳的步伐，沿街走去。他甚至不用回头，也能通过对面钟表店橱窗的反光看见，瓦格纳走到书店门口目送他离去后，站在台阶下面，上半身现出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雷伯走出瓦格纳的视界之后，马上转身快步回到堡格大戏院。从那里他可以直接监视书店的入口处。他等了三四十分钟，终于看见有人来了。来人一共有三个，坐一辆黑色轿车。这些人雷伯一个也不认识，看来也绝不象是珍本或古版书的爱好者。除此之外，瓦格纳准是在等侯他们。他们一出现，瓦格纳立刻出来跟他们说活，一面打着手势。虽然隔开一段距离，有些手势的意思还是相当清楚的：他在向自己打电话叫来的人描绘雷伯·克立姆罗德的模样。来人中有两个走进书店，剩下的一个把汽车停放好以后，就走到书店对面一幢房子的门厅里站好位置，在外面监视。
一九四五年的维也纳，不再是约翰·斯特劳斯时代的维也纳，不再是格林青格花园酒店里觥筹交错的维也纳。素有该城“金心”美称的格林青格，已不再合着华尔兹舞曲的节奏搏动。整个城市半已死寂，半成废墟，即使在六月的丽日下也显得阴郁凄凉。普拉待公园在苏军辖区，那里一些被击毁的坦克刚开始生锈，渐渐地为蔓草吞没。维也纳的克恩滕街相当于巴黎的和平街或纽约的第五街，如今只剩下寥寥几座被战火熏黑的建筑物空壳，那里重建上面几层的工作才勉强开始。几乎没有人还在原来住的地方，他们分散到欧洲各地，如果没有死就当了俘虏，有的受了伤，或者正在行程缓慢地返家途中。
雷伯·克立姆罗德回到家里，发现房子还在，但被一位英国将军征用了。旧日的仆人现在连一个也找不到。一九四一年，雷伯离开维也纳到利沃夫去的时候，还不满十三岁。这样年龄的一个孩子，对于自己父母雇用的仆人，是不会了解得很多的。雷伯只记得当时仆人们都住在顶楼。他没有去找奥地利警方，当然更没有去找占领军当局。他没有身份证件，尽管这不是主要的障碍，甚至他偷了那位英国将军的几件便服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他恐伯是考虑到警方人员中也会有瓦格纳式的人物。
大卫·塞梯尼亚兹相信，当时，雷伯·克立姆罗德一定马上就明白了，他父亲已经肯定不在人间，而月凭着直觉知道，埃立希·施泰尔在他父亲之死这件事情上起了什么作用。一九四五年六月，施泰尔可能在维也纳。象其他许多战犯一样，在战争正式结束以后，若无其事地回到家里。有的人——比如说那个臭名昭著的门格尔（注：门格尔是联邦德国通缉的纳粹战犯，以色列指控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参与杀害了四十万犹太人。最近由专家根据一具尸体的骨头证实，门格尔已与1979年在巴西溺毙）——还重操战前的旧业，照样行医卖药。雷伯走访瓦格纳这件事，塞梯尼亚兹认为是一次试验。他之所以去找瓦格纳，而不找别人，就是因为他知道瓦格纳和施泰尔之间有旧交。走访的结果证实了他的判断。雷伯从那三个恶棍在书店门口出现认识到，施泰尔企图抓住他，使他永远从人世间消失。
但他的主要目标是找到父亲的下落。雷伯在维也纳呆了两三天，有时候在他的旧居藏身，有时候躲在一幢被毁的大楼中。六月二十三日，他找到了莱歇瑙的那个女人……
……后来又辗转找到那个萨尔茨堡的摄影师………
……从而了解惨不忍睹的真相。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6
到了派耶尔巴赫，雷伯跳下那辆只有一匹马拉的大车。那个农民不再往前赶车了。雷伯微笑着向他点点头。
“太感谢你了！希望你的孙子很快就回家来。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
“好孩子，但愿上帝能听见你的声音，”老农民回答。
雷伯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走去。他的正前方和右侧都是海拔两千米以上的山峰。雷伯不再穿那位英国将军的衣服和鞋。他把它们卖了，除了换得一点钱以外，还得到一件蓝衬衫和一条裤子，他穿起来还算合身；同样，一双系带的便靴虽然沉，倒也合脚，只是右脚的那一只靴尖上裂开了好几厘米的一道口子。
他是六月二十三日将近中午时分到达莱歇瑙的。清晨，他在维也纳搭上一辆吉普车。吉普车把他带到维也纳新城教堂附近的广场上，战争在那儿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后来，在诺因基尔兴外四公里的地方，那个赶车的农民又让他搭上了马拉的大车，当时他两只脚都出了血，但还在走。
莱歇瑙是一个村庄。雷伯问讯的第一户人家就告诉他在哪儿可以找到埃玛·多宁。他穿过一片山间的小牧场来到一座在石头地上用圆木盖起来的房屋前。看起来这座木屋相当大，可以住好几个人。三个孩子年龄大约从两岁到六岁不等，都是金发碧眼，依次坐在屋前的石槽边上，乖乖地把手搁在裸露的膝盖，纹丝儿不动，安生得出奇，但是个个都脏得使人讨厌。空气中陈了春天潮湿的泥土气息，还有一股烟草味儿。雷伯微笑着和那几个孩子说话，他们却谁也不答碴儿，全用一种相同的恐惧眼光望着他。
雷伯绕着农舍转了一圈，总算找到那个女人。她的身体肥硕得很，一双结实的大手现出挺粗的青筋。雷伯告诉她，他叫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从维也纳来，是律师约翰·克立姆罗德的儿子。那女人听了，一点反应也没有。她那形似刮勺的粗壮手指，不停地碾去包谷的硬皮，把籽粒倒入一口煮汤用的锅，锅里已经盛着水、几只土豆和萝卜。雷伯站在她面前，只见她半秃的头顶上稀稀拉拉几缕灰黄色残发给汗水粘在一起。
“你曾经在我父亲的住宅帮过佣，”雷伯说：“我想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她却反问雷伯为什么偏偏来找她。雷伯解释道，是波希米亚公署后面一条街上的一个木材商让他找到这儿来的。她听了这话，心里琢磨着，直到碾完两个包谷穗头，把锅捧起来——不让雷伯插手帮忙——端进屋去，架到炉火上，然后方始说：
“我从来没有给一个姓克立妈罗德的先生帮过佣。”
“但Q是你在他的住宅里干过活，在一九四一年九月。”
她这才第一次正眼看着雷伯。
“你是为那几个小鬼来的，对吗？”
“不。”
“你一定是为他们来的。那个娼妇又在抱怨了。她在维也纳到处和美国人鬼混，把这些小鬼寄养在我这儿，给我的钱却少得可怜，还要我把他们当龙子凤孙伺候。”
这时可以听到一阵赤脚走路的轻微声响。雷伯转过身去。那三个小男孩刚好出现在门口。其中一个的颧骨上有一块青紫，三个孩子的腿上个个都有鞭痕。
“我也是为他们来的，”雷伯说，“她要我来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现在，请你行行好，回答我的问题吧。”
她先是垂下眼帘，带着怨气说：“我实在很想往汤里放几片咸肉。”
“我正要你这样做，”雷伯说，他的双限仍盯着她瞧。
他开始提问题。一九四一年九月，是谁启用她在克立姆罗德的住宅当管家？她回答说，是一个名叫埃泼克的人。“这个埃泼克是这幢房子的主人吗？”“不是。”“那么，埃拨克的上司是谁？埃泼克听谁的命令？”她记不得那个人的名字了。雷伯微笑着摇摇头。“好象叫特……特……特……”她说，她确实记不起来——至久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但她却记得那人的模样。他是头头。
“他个子很高，人很漂亮，长着一头金发。”
“他穿制服吗？”
“穿党卫军制服，”那女人说，“他至少是个将军，他不常来。”
“一九四一年九月，这幢房子里是否还有过去在那儿干过很长时间的仆人？多年的老佣人？比如说，一个名叫安东的白发老人，当时还在不在？”
“在。”
“如今安东在哪里，你知道吗？”
“他死了，”她说，“就在那年的圣诞节前，他被军用卡车压死了。”
过去的仆人中再也没有别入留下吗？
没有别人了。她是和另外四个佣人同时受雇的。
“雇用她的是埃泼克吗？”
“是的。”
她从屋梁的挂钩上取下一块咸肉，切了一片，犹豫片刻之后，又切了一片。
“请再切一片吧，”雷伯说，“让每个孩子都吃上一片咸肉。我看，还可以让他们多吃三四只土豆。”
“你头一次走进克立姆罗德的住宅那天，屋里的家具是怎样陈设的？”
她没有听懂雷伯的问题。“家具？当然有的，”她诧异地回答。
“请加几只土豆，”雷伯说，“别挑太小的。”
“你是否记得那里有好多书，成千上万的书？”“对，记得的。”“那么，还有画呢？”“是的，那里有很多很多画，如果你管他们叫做画的话；还有挂在墙上的毛织品；对，叫壁毯。还有不少雕像。”
雷伯挪动了一下位置。刚才步行走完的最后一段路程已经耗尽了他仅剩的精力。他深怕自己脸上露出精疲力尽的神色，会削弱他和埃玛·多宁打交道的地位。他走到光线较暗的地方。举起双手抓住那根挂咸肉的屋梁，使自己显得高一点。
“在那间全部是书的藏书室里，有一座小电梯，你还记得吗？”
她刚削好土豆。她的一只肉墩墩的手里握着一把锋利的刀子，大拇指紧贴在刀尖上，这时停下来，她皱起眉头，在记忆中搜索。
“一个象送莱的升降机那样的东西吗？它是藏在一块上面有图画的木板背后的，对吗？”
这“木板”其实就是壁龛的嵌板。“对，”雷伯说。
她记得。有一次，她还偶然打开过那座笼子。以前从来没有人对她提起过这台机器，所以那次发现吓了她一大跳。
“这是什么时候？”
“圣诞节前。”
“一九四一年的圣诞节？”
“对。”
“确切地说，那是在几月份？
“十二月以前。”
“十一月，还是十月？”
“十一月。”
原来那是她受雇以后才几个星期的事。雷伯的手指把屋粱抓得更紧了。
“你看见电梯里有什么东西吗？”
她不假思索地回答，“有一把轮椅。”
这时，如果她扭头看雷伯一眼，就会发现他是多么虚弱，多么可怜，多么绝望。然而，她正忙着使锅子底下的余烬复燃，再添加柴火。雷伯走出屋子。
过了一会儿，雷伯把孩子们叫去。孩子们温顺地走到他跟前。雷伯在水槽前给他们脱去衣服。槽内有一股清水的细流，是用一条空心树干组成的管道引来的。雷伯一个个依次给他们洗澡。
“请你给我一块肥皂，好吗？”
“你还要什么？”她哼了一声，那腔调说明她正在镇定下来。
雷伯尽其所能为孩子们洗净伤口，帮他们穿好衣服。然后他转身对那个女人说，
“你什么时候辞掉工作，离开维也纳的？”
“二月份，在月底。”
“你离开的时候，家具、书和画还都在吗？”
她说，在她离去的前夕，这些东西都让人给搬走了。那天晚上，三辆由党卫军驾驶的军用卡车开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搬空。至少几乎搬空。第二天，维也纳的旧货商们又来，把余下的东西也带走了。除了一张桌子，因为太重太大无法从门口抬出去，才留了下来。
“埃泼克当时在场吗？”
“他是管这事的。”
“请你把他的模样说给我听听。”
她描述了一番。这个埃泼克很可能是那天雷伯去过瓦格纳的书店以后，紧接着赶到那里的三个人中的一个。
“还有你称他为“头头”的那一个呢？就是那个身材很高、很漂亮的人——他也在场？”
“那天晚上，他是坐一辆带旗子的轿车来的。他对埃泼克说，把这个拿走，把那个带去，并且吩咐埃泼克付清我们的工资，把我们打发走。”
“现在埃泼克在哪里？”
那女人耸耸肩，眼睛里露出一种可恶的嘲讽神色。她堵在门口，雷伯简直不得不把她推开，才重新走进屋里。又举起双臂，伸出长长的手指，握着房梁。
“你不过是个毛孩子，”她说，“我怕你什么？”
雷伯笑了。“你当然怕我，”他轻声柔气地说，“看看我的脸，再看看我的眼睛，你就会知道你非常怕我。你也应该怕我。”他垂下一只手，手里拿着被他拔下的那只钩子。“埃玛·多宁，我还会回来的。少则一星期，多则两个月。我一定回来，我要仔细检查孩子们的身体。如果再让我发现一道鞭痕，我非割破你的喉咙，砍掉你的双手不可。先砍双手，再割喉咙……你跟那个名叫安东的白发老人说过话吗？就是那个被军用卡车压死的。”
她用恐惧的目光看看那只钩子，也许用更加恐惧的目光瞧着雷伯伸到她面前的那只大手，点了点头。
“我们不常说话。他的话很少。”
“这我知道，”雷伯说。“但也许他对你或者别的新佣人说起过关于我父亲约翰·克立姆罗德的事儿。请你仔细回忆一下。”
三个小男孩还是那样鬼鬼祟祟地溜了进来，悄悄坐下，三张脸把视线从钩子移到那女人惊慌的脸上，对于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显示出一丁点儿兴趣。跟前这三个小男孩，他们的神态，他们的沉默，他们严肃的蓝色大眼睛，在这座森林环抱的农家屋内，令人联想起那些充满了妖怪和神仙的德国民间故事。
“有一次，”埃玛·多宁说，“他提起过一个疗养院。”
“你是说，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到九月之间，他们可能把我父亲送到那个疗养院去了，对吗？”
“对。”
她说，这个疗养院在林茨附近。安东曾经说起过那个地方的名字，但她再也想不起来了。雷伯从衬衫里边抽出一份从英国将军那里偷来的地图。他费了不少时间耐心地把地图上林茨周围六十公里以内的所有地名一个一个地读出来，包括毛特豪森在内……
……一直读到……她说“对”为止。那个地名是：哈尔特海姆。
原来是哈尔特海姆城堡。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7
雷伯离开莱歇瑙以后，在派耶尔巴赫那个赶车的老人家里度过了这天余下的时间，并在那里过了夜。老农邀请他住下，起先他还不接受呢。自从雷伯和母亲、姐姐、妹妹一起离开维也纳前往利沃夫直到现在四年来，他这是第一次睡在一张真正的床上，也是第一次在坐着一家人的餐桌旁吃饭。老人姓多普勒，他的三个孙子都被德军征募去当兵了。据正式通知，其中两个已经死了，第三个杳无音讯。雷伯向多普勒谈了埃玛·多宁接受寄养三个孩子的事，请他照看一下那些孩子。
雷伯回维也纳以后犯了一个错误。这倒不是因为他老是在波希米亚公署周围悄悄潜行，甚至也不是因为他又回到家里去过，而是因为他过多地去打听埃泼克这个人的行踪。他什么也没打听出来。这个名字根本没有人知道，就象是埃玛·多宁自己编造出来的。
其实，雷伯知道了这个名字，就已经表明他的调查取得了进展。他对安东·欣特泽耶尔之死的确切情况所作的探究同样有所收获。这个在克立姆罗德家服务了五十多年的“白发老人”，原来死在一辆军车轮下。要说有什么出入的话，那就是：雷伯确信，安东无非是被埃泼克谋杀的。
埃玛·多宁所描述的那个身材很高、长得很漂亮、穿党卫军将军制服的金发男子，无疑就是埃立希·施泰尔。现在，施泰尔也好，埃泼克也好，都认识到，雷伯·克立姆罗德的查访活动是一个信号，这意味着雷伯已经非常迫近可怕的事实真相。
如果你从林茨朝西北方向去德国的帕骚，会看到哈尔特海姆城堡就在多瑙河沿岸的公路边上。那地方叫阿尔克霍汉。这是个幽静的小村落，在奥地利北部，你可以找到好几百个这样的村庄。从阿尔克霍汉到林茨，只有十五公里左右。这城堡是一座很大的建筑物，几处窗洞却被堵死，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又看得出马克西米连皇帝（注：马克西米连一世（1459—1519）——德意志国王（1476年即位）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93年即位））时代沉重阴郁的德意志特色。堡内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庭院，环列着气势宏伟的廊柱，但他们丝毫也不能冲淡由四座塔楼君临全堡的整个建筑群给人的不样印象。
“这里过去是一座疗养院，”红头发的电工颇为勉强地对雷伯说。“也可以说是一家医院。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我进去过两次。那见的电线系统发生了短路，他们找我去修理。”刚说到这里，他就急忙摇摆头，戒心十足地补充道：“不过我可没有看见任何不正常的情况。”
这个红头发电工的铺子，开设在林茨城中离圣三一雕柱不远的地方。雷伯·克立姆罗德刚在他的店铺门口出现，电工马上认出了这个又高又瘦的小青年。战时，他作为一名电工，曾经几次进入毛特豪森集中营。他记得当时在集中营里，党卫军的军官们把这个少年拖来拖去，有一次，他们在雷伯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皮带，就象牵一条狗似的。和其他曾经或多或少跟集中营打过交道的人一样，他知道目前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正在全力搜捕战犯。他特别害怕最近刚在林茨成立的犹太人委员会。如今的犹太人都是危险人物，太危险了。他在林茨街头已经两次遇到过另一名过去的囚犯西蒙·威森塔尔，此人就住在这里附近。他夜里做恶梦，几次梦见威森塔尔的黑眼睛射出咄咄逼人的凶光，尽管认为自己没有做什么坏事，问心无愧他只是一个电工，仅此而已，人们有什么可指责他的？
然而，刚刚走进来向他打听哈尔特海姆的这个少年也是犹太人。红发电工清楚地记得，那少年穿的条纹囚衣上面，居于橙色双线三角形中央的是一个黄色的“J”字。正是这个红头发的电工把那个萨尔茨堡的摄影师的名字告诉了雷伯·克立姆罗德。
奥地利铁路部门想方设法把一些几乎已经完全毁坏的无棚车皮重又投放到某几条路线的轨道上运行，雷伯就是扒上这样一节车皮从维也纳赶到林茨的。六月三十日，他到达林茨。从林茨到阿尔克霍汉这段距离他靠两条腿和搭乘军用吉普走完了。军人很乐意让老百姓搭车。
雷伯从来也没有具体告诉过任何人，他到底有没有进入哈尔特海姆城堡。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都没有敢向他提这个问题。
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是第一个发现哈尔特海姆城堡内幕的人（当然，曾在那里工作过的那些人除外）；直到一九六一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加上西蒙·威森塔尔的积极努力，这个城堡的真相才正式大白于天下。雷伯抵达萨尔茨堡是在七月二日晚上或七月三日早晨。
从毛特豪森到那里，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路程他都是步行的，睡得很少，唯一的例外是在派耶尔巴赫多普勒家过的那一宿；吃得更少，例外还是在多普勒家享用的那一餐，此外他没有从任何仗义提供的食物得到体力上的补充。他沉浸在不顾一切和戏剧性的孤寂之中，驱使着他的唯有一个执着的意念，查明父亲死在什么地方和怎样死的？
那个萨尔茨堡的摄影师姓洛塔尔。
“他不在，”一个灰白头发剪得很短的女人对他说，“他住在这儿，但工作不在这儿。你可以到照相馆去找他。”她答应雷伯的要求，把那里的地址给了他——就在钟楼后面一条有篷的甬道里。
“你认识路吗？”
“我会找到的，”雷伯说。
他竭力不让自己露出一瘸一拐的步态离开那儿。穿过一个名叫老市场的的广场时，他第二次看见了那辆救护车。第一次是在萨尔察赫河的另一边，当时雷伯正从林茨通到此地的公路上下来。他注意到。那辆车停在公路大桥的桥堍，面朝着他。前座上坐着两个男儿一动也不动，一副毫无表情的样子说明他们正在等待指挥者的命令再采取行动。这辆救护车漆成黄褐色，有一个白地红十字标记。乍一看，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现在，它又停在萨尔茨堡的老城中心，车上一个人也没有。但是，救护车的牌照上还是那个号码，右前方的挡板上也有一道刮痕。
雷伯不动声色地穿过广场，但接着突然显得行动颇不利索的样子，腿瘸得比以前更历害了。
这时，他距离钟楼只有二百五十米光景。
二十五分钟以后，雷伯才走到那里。
钟楼背后的甬道又暗又狭；雷伯还没有到甬道口就能伸手触到它的拱顶。他往里走了十来米，经过几家阴暗的店面，然后看见一块白地黑字的油漆招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卡·海·洛塔尔艺术摄影。他一推玻璃门，顿时牵动一只小铃，发出尖锐的叮当声。雷伯跨进一间低矮的屋子，墙壁和房顶都是未经粉刷的石块。雷伯的两侧排着几只相当大的木头柜台，可是里边什么也没有，壁架上同样空空的。
这时，从后面的屋里传来一个声音，“我在这儿呢。”
通往后屋的门口挂着一道布帘。雷伯掀开布帘，走了进去。他发现自己面对着四个人，其中的一个立即把枪管抵住他左边的太阳穴。
“不许动，不许叫唤！”
雷伯认出其中两个正是刚才坐在军用救护车前座的人。根据埃玛·多宁在莱歇瑙向他描述的特征，他确定第三个人就是埃泼克。至于第四个人，他却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问雷伯，刚才到什么地方去了？从老市场到这里，即使瘸着腿步行也只需要两三分钟，可是他为何花了这么多时间？
雷伯·克立姆罗德的面容和他的整个举止都变了，前后简直判若两人。现在，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小，他的虚弱和疲乏超过了可能想象的限度。一双眼睛狂乱地睁得老大老大。“我饿了，迷了路，”他回答的声音差点儿就要哭出来，活象一个被事态的发展弄得不知所措的孩子。他简直给吓坏了。
大卫·塞梯尼亚兹接到电话时正在代理外出的塔拉斯的职务，用塔拉斯自己的话讲，他是“到乡下去突击搜索”的。这次电话想必是从某军事机关打来的，因为当时公用电话在奥地利尚未完全恢复。对方在电话里说了一连串急促不清、其名共妙的话，猜想起来大概是英语。
塞梯尼亚兹根据对方的口音作出判断，然后说：“先生，你可以说法语。”他告诉对方自己是什么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代塔拉斯作主，这几乎包括所有的方面。说完，他凝神静听。那个法国占领军军官从萨尔茨堡打电话告诉他的事，越来越使他惊愕得不知如何是好。事实上，他几乎连考虑也没有考虑，就凭着一时的冲动，撒了生平第一个大谎。此举将对他未来的生活产生不小的影响。
“别信那些胡说，”塞梯尼亚兹说：“那个年轻人实际年龄比看上去要大，而且比他的样子要老练得多。你完全可以相信他。他是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的，是他们最好的情报员之一。凡是他对你们说的，请全部照办。”
直到挂上电话以后，他才向自己提出一系列非同小可的问题：是什么驱使他干出这样的傻事来？他该向塔拉斯说些什么来为自己撒这个弥天大谎辩解？年轻的克立姆罗的置身于这样不寻常而又危险的境地结果又会怎样？
其实，雷伯见到的第四个人就是卡·海·洛塔尔。他是个红脸盘的胖子，身材非常高大，却长着一双简直跟女人差不多的小手——这并不罕见。尽管石头房顶透出一股冷气，他却仍然大汗淋漓。他吓坏了。
从一九四〇年秋天到一九四五年五月，有两个奥地利摄影师在哈尔特海姆城堡工作过。其中的一个至今还活着，健在林茨。威森塔尔事后查明，他叫布鲁诺·布鲁克纳。
另一个摄影师就是卡尔·海因茨·洛塔尔。对他来论一切都是从一九四〇年的十月中旬开始的。那时他四十七岁。林茨的州纳粹党部把他叫去，问他是否能胜任“某些特殊的摄影任务”并且绝对保密。他们表示可以给他每个月三百四十马克。洛塔尔同意了，他们就用汽车把他接到哈尔特海姆城堡。那时，这地方已经称为“疗养院”了。
当时，该机构的主任是克里斯蒂安·维尔特上尉；后来，作为对他在哈尔特海姆工作成绩卓著的一种嘉奖，他被任命为波兰的贝乌泽茨、素比波尔和特雷布林卡三个集中营的总监。弗朗兹·施坦格尔接替了他在哈尔特海姆的职务，后来又接替他在特雷布林卡的职务。疗养院的医疗事务由林茨城的鲁道夫·雷豪埃尔医生主持，格奥尔格·伦诺医生协助（雷豪埃尔于一九四五年四月自杀，伦诺于一九六三年被捕归案）。
维尔特向洛塔尔解释他们期望这位摄影师做的是怎样一种工作：哈尔特海姆的医生们正在一些病人身上进行试验，洛塔尔必须尽可能清晰地拍下这些病人的照片，每天三十至四十次。这些试验包括确定最有效的杀人方法，并使这一领域内采用的真正高效率的技术更趋完善，同时绘制出有科学依据的精确图表，以显示一个人的肉体在死亡之前究竟能够承受多大数量级的痛苦。
洛塔尔的任务是：用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拍下试验对象头盖骨被仔细切除后展现出来的大脑图像，焦点集中在临死一刹那发生的看得见的变化。
这就是哈尔特海姆“疗养院”的第一项使命，但还不是它最重要的使命。一九四一年一月，希姆莱在汪湖会议上提出要建立若干杀人营的设想（注：1942年1月20日，纳粹德国政府各部和党卫军保安处各机构的代表，在柏林郊区的汪湖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原文1941年有误。），其实在这以前即已规划好了。哈尔特海姆城堡实际上是一所学校的训练中心，预定培养的“学员”毕业后，将分配到那些杀人营去。更有甚者，哈尔特海姆并不是唯一这样的机构。另外还有三处。
洛塔尔常常不得不通过窥测孔在用煤气做试验时进行现场摄影，工作并不顾手；起初，那股令人作呕的焚尸的气味使他很不习惯。算起来，在哈尔特海姆被杀死的三万人中，至少三分之二由他摄了影。
唯一使洛塔尔真正感到不安的，也许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三万人绝大多数是基督徒。他们中间有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捷克人。他们被送到哈尔特海姆，是因为在生理上、心理上患有残疾或不治之症，根据一项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制订、由马丁·鲍曼（注：马丁·鲍曼（1900—1945）——希特勒的秘书，赫斯逃往英国后，鲍曼任纳粹的副领袖。）监督执行的计划，这些人属于应予消灭的部分；或仅仅因为他们年老，开始列入无用人口一类。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犹太人。死在哈尔特海姆、格拉芬内格、哈达马尔或佐能什坦，是仅仅为雅利安人保留的一种殊荣。
“不过，当然喽，”埃泼克对克立姆罗德说，“你的父亲确实是死在哈尔特海姆的。你那么强烈地想要知道的是不是这件事？”
“我不相信你的话，”雷伯用一种心中无数、犹豫不决的音调说，“他还活着。”
埃泼克淡然一笑。也许，他的真名并不叫埃拨克。他的头发颜色极淡，眉毛几乎是白的，和他白哲的皮肤浑然合一；他说的德语带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特殊口音。他摇摇头，露出遗憾的表情，就象一位教授没有从一名好学生那儿得到他期望听到的回答。
“他还活着，”雷伯重复了一遍，口气比刚才肯定。“你在撤谎。”
雷伯看上去完全象一个陷于疯狂的少年，这他的身量也仿佛缩小了。他半瘫软地倚在地上，一支吕格尔的枪口仍抵着他的太阳穴。他的眼光飞快地扫视着每一个人，在洛塔尔脸上停留的时间略长一点点。洛塔尔冒汗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厉害，他背后是一扇装有两根铁条的小窗，窗玻璃蒙着不少灰尘，然而还没有模糊到望不见外面的程度。
“让我们把这件事了结吧，”埃泼克说。
“在我父亲留给我的信里……”雷伯突然顿住，好象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埃泼克暗淡的视线迅速回到雷伯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