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先生会把我们的支票拿去并兑现。而且他肯定愿意——”
“对极了，”特普弗勒说，“对极了，对极了。”
他开始感到自已有些意马心猿，便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支票上。
第五个“0”，第六个，第七个…
“我的上帝啊！”特普弗勒暗叫，“我的确是在和疯子打交道。”
第八个“0”，然后是个“3”，然后是逗号，然后是“45”。“好了，”扎帕塔说着把支票转了九十度。
他那双灰色的眼睛直盯着特普弗勒，毫无表情。特普弗勒咳嗽起来。
“对不起，”特普弗勒说，“你漏填了大写数字，你还忘了加逗号。”
扎帕塔—克立姆罗德似乎颇感诧异，他把支票拿了回来。
“没那回事，”他说，“逗号明明在这。‘3，45’是地道的欧洲写法。这是没有疑问的。在这儿。亲爱的，你能过来一下吗？”
特普弗勒低首垂目，津津有味地研究起自己的膝盖来。
“这是个非常可爱的逗号。”那年轻女人的声音说，“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不对。这些银行家就爱找岔子，简直叫人难以相信。他们全都一个样，把你的钱收进去时眉开眼笑，可是你要往回拿的时候……”
特普弗勒依然俯身凝视着自己的双膝，一边有点儿瓮声瓮气地说：“对不起，先生。不过，你要是就让逗号撇在那个地方，金额将要超过十亿瑞士法郎啊。”
“不是瑞士法郎，而是美元。”扎帕塔—克立姆罗德回答说。“确切的数目是十亿零三美元四十五美分。我完全肯定我的帐户上有三美元四十五美分。其余的么，我没把握。你最好去了解一下，先生。回来时别忘了毯子。”
于是，一些咄咄怪事在塔多伊兹·特普弗勒的身上发生了。
他是瑞士人，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都是银行家。特普弗勒家族从事银行业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当我的祖父说到银行的时候，”他常说，“我们通常都要静默片刻。
然而，他刚走出办公室，就爆发出一阵无法抑制的大笑。显然，这是神经质的笑，但怎么也克制不住。
那天他做的第二件怪事是：走进他平素最恨的人——信贷部主任奥特马尔·布罗克曼——的办公室，连门也没敲。
“姓下有个脚登平底鞋而没有穿外衣的人，向我们递交一张十亿美元的支票。”
说到这儿，他又忍不住大笑起来，差一点摔倒。他这一阵歇斯底里是自己描述那人的打扮所引起的。
“你醉了，特普弗勒，”布罗克曼说。
特普弗勒总算把那张支票放到桌子上。他本想说：“你自己看吧，”但哪怕只是为了说这样一句话而暂时敛笑，他也做不到。
布罗克曼向支票瞥了一眼，耸耸肩膀。“一个疯子。悄悄打个电话给警察局吧。”
接着，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于是重新拿起支票仔细察看。然后，他站起来，走过去打开墙上的小保险箱，取出一个笔记本开始查阅。
同一天，上午十点二十五分，阿洛伊斯·克纳普正在出席瑞士银行家联合会的每月例会。一听到要他接电话，副会长克纳普心里就不痛快。然而他没有显露出来：作为一个银行家，作为一个人，他从来不动声色，就象一具冰冷的骷髅。一九六〇年，他刚满五十岁。
“什么事，布罗克曼？”
他听着，然后问道：“你把一切都核对过了吗？”
然后他说，“我这就来。”
十一点，他赶到银行。布罗克曼和年轻的特普弗勒小心翼翼地在那里迎候。
“他在哪里？”
他们领他到底层的那间办公室去。
“进去前最好先敲一下门，”特普弗勒建议说。虽然他仍然非常想笑，不过在克纳普面前总算还能克制住白己，没有失态，因为在他眼里克纳普无异于从奥林匹斯山上下来的尊神。
克纳普敲敲门，听到里面说“请进”以后才进去，并且随手将门关上。他在屋里逗留十到十五分钟。出来时，他脸色有点苍白，右脸颊上清晰可辨地印着女人朱唇的痕迹。他看着特普弗勒。
“他要与你打交道。就你一个。你是特普弗勒，对不？那好吧，头里走，请进。”
特酱弗勒朝办公室里走进去的时候，听见了以下的一问一答：“十亿美元！这是发疯。我们该怎么办？”布罗克曼问。
“照付。”克纳普回答。
走进办公室以后，特普弗勒发现那个年轻女人裹者他送去的一条毯子站在沙发上。那男的衬衫已脱掉，他的面孔给用唇育涂成一张大花脸，象个准备打仗的印第安人。他愉快地笑着。
“你叫什么名字？”
“塔多伊兹·特普弗勒。”
“我可喜欢塔多伊兹了，”年轻女人说。“他真可爱。”
“我可以称呼你塔多伊兹吗？”那男的问道，“请叫我雷伯。啊，还有一件事，塔多伊兹。这十亿美元我想要一百元票面的。请别给我比一百元更大的票面。你只要把它们堆在什么地方就行了。”
“至于那三美元四十五美分，”年轻女人说，“你就瞧着办吧；要么一张三美元四十五美分的钞票，要么全部给零钱。不，等一下。给零钱吧，那些厕所真叫人讨厌。我们女人进去之前得准备好零钱，不过男人就不需要了，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特普弗勒意识到事情不大对头，在接下来的几个钟头里，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有人竟然会来递上这么一张支票，真是件怪事，本身是反常的。这且不说，但克纳普的反应表明，这个灰色眼睛的男人确实有资格走进这家在瑞士数一致二的大银行，要求提取十亿美元巨款。很好。这证明他拥有十分可观的财产。但在全世界的确有若干人富到这种程度，这样的人也许寥寥可数，可他们毕竟是存在的。看来这里还有别的原因。
就说那个男的吧，也不知是何许人。特普弗勒受过祖父严厉的教诲，经常阅读金融界的报纸。象霍尼德·休斯，亨特，盖梯，古尔本基安，奥纳西斯这些人，以及比他们略低一级的亿万宫翁尼亚霍斯等辈，特普弗勒不但知道他们的名字，也见过他们的模样。他也知道有一个叫丹尼尔·路德维希的，虽然此人不那么出名。但是，眼前的这个人叫克立姆罗德。天晓得有谁听说过克立姆罗德这个名字！
他问道：“还有什么要我做的吗？”
“来一大缸马丁尼，多加冰块，”那女人说，“再来点儿香槟和鱼子酱。鱼子酱你就以我的名义打电话向伊朗国王要；他有几听上品。告诉他，你是为夏眠·佩吉打的电话，他一切都会照办。”
“香槟要什么样的？”特普弗勒问道。
“请要一九四五午酿的佩里尼翁牌玫瑰红的那一种。先来三四瓶两升装的。不要太大的瓶，请不要六升装或其他更大的瓶。瓶子太大，泡沫就少了。雷伯！”
“什么事，亲爱的？”
“你应该给这个年轻人一千万或一千五百万美元。他真可爱。”
“我一定加以考虑。”那男的非常温和地说。“只要他们把我的支票兑现。看来是要等些时间的。塔多伊兹！”
“有何吩咐，先生？”
“我想要一份汉堡包，如果这不是太麻烦的话。法兰克福有一种汉堡包好极了，是为驻扎在德国的美国士兵做的。你能办一下吗，塔多伊兹？”
“完全可以，先生，”特普弗勒说，“我乐意效劳。”他本想顶住那双灰色眼睛火炬般的目光但最终还是把自己的视线移开了。一个想法油然而生，而且马上就会进一步得到印证：这人不是疯子，确实不是。他也许是在开玩笑。可是那个女的就不同了……
因为，尽管她的美貌举世无双，她毕竞不正常，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她的快活完全是胡闹，一举一动实在离格儿。特普弗勒从中觉察到一种病态的亢奋。
这天，特普弗勒破题儿第一遭走进阿洛伊斯·克纳普的办公室，发现那里的气氛象是在举行军事会议。决策人物全部到场；更有甚者，不出一小时，连年高德劭的雅各布·菲斯利也赶来增援——他已是七十八岁高龄，三年前就退休，由克纳普接替他。
“给我们说说现在那里的情况，特普弗勒，但别提他的名字。”
“他们要香槟，但不是一般的香摈，要鱼子酱，也不是一般的鱼子酱，还要汉堡包，同样不是一般的……”
“请收起你这付傻样，”克纳普说，“坐下，特普弗勒。听着，我们那位客户只想和你打交道。为此，从现在起，别的事情你都不要管了。一方面，你要与这位客户经常接触；另一方面要与菲斯利先生或我保持联系。你的任务很简单，尽量满足客户的要求，只要所费不超过十万法郎。要是超过那个限度，就找菲斯利先生或我商量。你结婚了没有？”
特普弗勒只是订了婚。克纳普点点头，似乎至少这个情况是个好消息。他继续往下说。
“张罗这样一大笔钱，我们得花点时间……”
“他要求票面都不超过一百美元，”特晋弗勒鼓足勇气打断上司大人物的话。
克纳普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
“那样的话，我们还得多花两天时间。总共三天。在这三天里，特普弗勒，你要随叫随到。在我们兑现他的支票之前，如果我们的客户，或者说你的客户，坚持要呆在银行里（看样子他会这么做），你就想办法弄清他们的意图是什么。要是他们想睡在这儿，我们可以把威廉·退尔（注：瑞士的民族英雄，银行用他的名字给贵宾接待室命名）室布置成卧房，另外给你提供一张小床。”
特普弗勒莫名其妙地看着克纳普。一个想法在脑际闪过，大概克纳普也疯了，还有年高德劭的菲斯利，以及在场的全体决策人物，除了他自己，所有的人都疯了。
“睡在这儿？在银行里？”
克纳普冷冰冰的目光象子弹射穿了特普弗勒。然后他宣布，“菲斯利先生和我想跟特普弗勒单独谈谈。”
其余的人都走了，留下特普弗勒一个人面对两位上司大人物。
“特普弗勒……”年高德劭者和克纳普同时开腔。
然后克纳普以敬重的口气说：“那么就请菲斯利先生先谈……”
“不，不，不，不，阿洛伊斯，”年高德劭者说，“现在是你当家。”过了几秒钟，他又补充一句：“谢天谢地。”
“特普弗勒，”克纳普说，“你也明白，我们面临着一种绝无仅有的局面，瑞士银行界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
“也许世界银行史上也没有先例，”年高德助者说。
“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挑战，满足对方提出的要求，”克纳普说，“做到精确、高效、迅速、稳妥，尤其是稳妥，特普弗勒，这是我们的光荣与骄傲，我们这个企业得有今天，就是靠的稳妥。”
特普弗助恭敬地竖起一个食指。
“我能提个问题吗，先生？”
“可以，年轻人。”
“我们这位客户帐上真有十亿美元？”
他马上想到，自己不该提这个问题。两位上司大人物直勾勾地望着他。
“别让我们怀疑你有精神病，特普弗勒。更要紧的是，我们这位移户选择你作为他与我们之间的唯一联系人，你可别再添麻烦了，否则我们还得担心这样的选择不知会带来什么后果。世界上没有人会在一个银行帐户上存十亿美元的，特普弗勒。事情是这样的：这位客户享有的信用限度超过那个数目，由于我们与他之间预先有一项专门的安排，我们必须满足他的要求。”
克纳普深深地吸一口气。*
“特普弗勒，本星期五下午三点，我们的银行对外停止营业，表面的理由是整理内部事务。在这之前，银行的一切工作要照常进行——至少，我们希望做到一切照常。所不同的就是耍有七八名男女工作人员不分昼夜四处物色这些钞票。我们拿不出十亿美元一百元票面的钞票，特普弗勒。跟那个数字差得很远。我们要跟全国的银行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银行联系，很有可能还得跟美国的有关企业联系。我们将不得不开动一台具有世界规模的庞大机器，动员专机和护送人贝。如果我们能在三天内达到目的，那将是得到神助的结果。其中也有你的一份功劳，特普弗助，亏不了你。你的名字是塔多伊兹，是不是？”
“是的，先生。”
“塔多伊兹，还有最后一点，我们—菲斯利先生和我——想要强调一下。几分钟前，除了菲斯利先生、你和我以外，我们银行的管理部门还有另外五个人在这间办公室里。他们不知道我们那位客户的名字。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另外一个是布罗克曼）。因此，塔多伊兹，如果由于你的疏忽（不管什么么原因，哪怕只是你说了梦话），让别人知道了这件事（不管是银行内部还是银行以外的人，让外人知道就更糟），知道有这场灾难临到我们头上，特别是万一让人知道了造成这场灾难的那个人的名字，那么，我凭着《圣经》向你起誓，我决不让你在瑞士找到别的工作，哪怕当一个养路工也休想。我要亲自过问这件事，塔多伊兹，即使把我的有生之年全部用上也在所不惜。我是不是把我的意思说清楚了，塔多伊兹？”
“是的，先生。非常清楚。”
“那好，你去吧，午轻人。”
他们果真把威廉·退尔室布置起来。从多尔德大饭店借来了两个房间全套床上用品，在那里摆好。他们还打通了一堵墙，这样可以通过毗邻的一栋大楼和银行后部的几间屋子到这个临时客房去，而不致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各个方面都有许多事情要做，忙得不亦乐乎。当然，得布置一个浴室，还得有间厨房，以便热一下从外面订来的饭菜，何况那个做汉堡包的专家当天就从法兰克福被接来，还带来了要用的料和全套装备。
还有电话线，总共五条。
“我还需要打几个电话，”那位客户向特普弗勒解释，“不过我不想占用银行里的普通线路。那会使我感到不是滋味。另外趁我现在想到，如果不太麻烦的话，是否请你给搞一个小小的放映室。扎帕塔太大喜欢看电影，尤其是亨弗莱·鲍曼演的。你能费心搞一下吗，塔多伊兹？那真是太感谢了。”
确实，那人打了不计其数的电话。有几次，特普弗勒听到了这些用好几种语言进行的电话交谈的片言只语。那人至少能说十种不同的语言，而且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时极其敏捷，令人“耳不暇接”。
至于他说了些什么，特普弗勒一点也不懂，而且很快就产生这样的想法：那人可能是在闹着玩儿，或者，不如说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他的妻子开心，如果那女的真是他妻子的话。
这个年轻的瑞士人不愿相信这些电话谈的都是正事，否则他将不得不相信世上竞有这么一个人：他通过电话经营着分布在全世界的几百家公司，其业务包括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无一例外。而且在电话指挥中用的全是代号和莫名其妙的数字，从不提及一个人名。
在特普弗勒看来，这一切全都毫无意义。显然，他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让这个年轻女人高兴。
事实证明，在对她的看法上，塔多伊兹·特普弗勒最初的直觉是正确的：她是个疯女人。特普弗勒觉得这事没什么可笑。相反，他意外地感到很可悲。谁都不可能不注意到那男人对她的无限柔情和轻怜蜜爱。还有他那无可比拟的耐心。
可见，这第一天忙得够呛，来来去去的次数很多，尽管这样，却没有引起外界注意，甚至银行的雇员也没有觉察到任何异常的迹象。
晚上，营业时间结束之后，一切终于平静下来了。威廉·退尔室在二楼，通常是接待贵宾用的。现在，它与整栋大楼的其余部分隔绝开来；另外加派了两名门岗，不过他们谁也没看见那一对，也不知道有这么一男一女在里边。
克纳普给特普弗勒下的指示是很明确的：“塔多伊兹，你留下陪着他们。就算我个人请你帮这个忙。事过之后，你可以随便休假，我们将考虑你在我们银行的前程。不过你要陪着他们。塔多伊兹，尽你所能为他们提供方便。必要时还得伺侯他们用餐，随时听从他们的吩咐。塔多伊兹，你要相信我们的这位客户；他的所作所为自有他的理由。”
起先，特普弗勒还以为克立姆罗德不是此人的真名，甚至怀疑他可能就是丹尼尔·路德维希，因为特普弗勒从未见过这位著名船王的照片；不过他太年轻了，不大可能是路德维希。特普弗勒相信克纳普一开始就明白那个年轻女人是疯子，而排演这出为期三天的闹剧，纯粹是为了让那个叫克立姆罗德的人能够——该怎么说呢？——能够露这么一手，在他爱得神魂颠倒的女人面前摆一摆阔，也许还想跟她一起发上几个小时的疯……
而这个所谓的克立姆罗德，始终明白结局会是怎样的……
第二天，忙乱的现象有所缓和，至少在局部上是如此。有关人员均已安顿停当，反正挥金如土，所费不资。整个二楼对任何人封闭，只有克纳普和特普弗勒除外。第一天晚上，特普弗勒根据年轻女人的愿望，给德黑兰挂了个电话，使他大为诧异的是当他提到夏眠·佩吉的名字时，对方的反应极为热情。接着，他的诧异进而变为震惊，因为国王居然亲自来接电话，关切地打听她的情况。“我想她很好……哦，陛下，”给闹得稀里糊涂的特普弗勒回答说，“她只是想吃点儿鱼子酱，要我……”
至尊的国王陛下说他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会发布必要的命令，并且表示：如果特普弗勒能向佩吉小姐转达他的诚挚的问候，他将十分感激。
鱼子酱由一架专机空运到苏黎世。两位举止庄重、沉默寡言的伊朗人——显然是外交官或特工人员——通过内部出入口把鱼子酱送到银行里。
“我真象在白日做梦，”二十二年之后特普弗勒回忆说。
第二天晚上，歇斯底里发作了。根据事先的安排，在与威廉·退尔室相隔两间屋子的一个小办公室里，给特普弗勒安排了一张小床。九点钟左右，他听见一阵玻璃砸碎和重物落地的响声，紧接着传来一声尖叫。
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跑过去。他敲敲那扇门，那个男的叫他进去。他发现那人正抓住年轻女人被反剪过来的一双手腕子。那女的眼珠上翻，气喘吁吁，流着口水，拼命地反抗着。
“请帮一下忙，”男的说。“我们把她抬到床上去。”
特普弗勒问他是否要叫个医生来。
那人回答说：“不用。这只是一次神经性的发作，我妻子常犯这种病。我知道该怎么办。”
他镇静得异乎寻常。特普弗勒帮他把年轻女人抬到床上。打了一针以后，几乎立见奇效。
“这下她要睡了。”
那双灰色的眼睛突然流露出无限忧伤的表情，特普弗勒以为那人承受不住这般压倒一切的悲哀，恐怕会哭起来。于是，他转过脸去。
“塔多伊兹！”
“有何吩咐，先生？”
“谢谢你。”
特普弗勒点点头。这时该说什么，或者该做什么，他心中不太有底。
那人温和地说：“给我谈谈你自己吧。你有兄弟姐妹吗？你结婚没有？”
他们就在这空荡荡、静悄俏的银行里谈了大约半个小时，主要是特普弗勒一个人谈。他说了许多事情，不过特别介绍了他那位严厉得可怕的祖父安东·古斯塔夫·特普弗勒。克立姆罗德好象根本没听，迷离恍惚的眼神茫然凝视著不知什么地方，可他提出的问题表明事实上他听得很认真，倒是特普弗勒认为所谈的内容并不值得如此认真对待。
最后，特普弗勒告辞，回到了他的小床上。但他无法入睡。他故意把门开着。万一那边需要他时比较方便；透过门缝，他可以看见威廉·退尔室内的灯光依然亮着。两小时后，他从床上起来，又走到那里去问了一下有没有需要他做的事情。
“没有，谢谢。”那人温和而有礼貌地说。
他坐在年轻女人睡的那张床旁边看书，看一本约翰·博德默尔翻译的德文版荷马史诗，这是从阿洛伊斯·克纳普的私人藏书中借来的。
“整整一夜他就是这么过的；我敢肯定。直到清晨他还坐在那里，”特普弗勒事后回忆道。
上午，当特普弗勒又见到那一对时，他发现那年轻女人——显然她的名字叫夏眠·佩吉——几乎没什么不正常，起先有点没精打彩，却更显得楚楚动人，但随后她的麻利劲儿与粗鲁的幽默又渐渐恢复。看起来她很正常，只是在两朵紫罗兰般的一对眼睛深处闪烁着狂热的异光。
在过去的两天里，装甲卡车已多次开到银行，其中有几次从苏黎世其他银行开来，它们都最大限度地让出自己的美钞，但大多数车次来自机场。第三天，来往的车次更多，但由于银行比平时提早关门，这一切很少有人看见。
运来的钞票陆续堆放起来。
十亿美元的纸币究竟要占用多少空间，谁也估计不出来。如果单选某一个房间可能嫌小，为安全起见，决定还后把钞票堆在大厅中央铺好被单的地上。
特普弗勒利用闲暇算了一笔账。
一百元票面的钞票，每十张一沓，连同扎钱的带子大约厚七点五毫米——新钞票稍薄一点，用过的稍厚一点，他取的是平均数。他算出，把用带子扎起来的百元钞票一沓一沓叠成一堆，一百万美元就能堆到七点五米高。
他想算出，以每堆十六点五厘米长、六点六厘米宽、七点五米高计算，多少堆的面积相当于一平方。
答案是九十堆。每平方米堆九千万美元。我的天！五间屋子的一套房该容得下多少钱哪！
……而十亿里面有一千个一百万。
假设用九十除一千……
十一点一一一平方米。
当然仍旧是按每堆高七点五米计算的。这简直是发疯。就算天花板有这么高（某些地方确实达到这般高度），但要登上这样巍巍然一堆的顶部，至少是不切实际的。“我们这位客户要是想点点数的话，”特普弗勒想，“他得借助于一架直升飞机，起码也得有一柄登山用的破冰斧。”
他认为，与其把它们垒得那么高，倒不如减低高度，增加堆数。比如，把原来的一堆匀成五堆，这样计算起来也不难。
答案似乎是可行、合理的：这么一铺开，大约五十六平方米、一点五米高的一垛就是十亿美元。
他想，不管怎样，大厅里应该堆得下。这已经挺不错了，除了大厅，别的地方都不行。
塔多伊兹·特普弗勒算得那么精细，结果证明是错误的。误差虽不是很大，却也不算太小。
这令人咋舌的一大垛钞票占地六十平方米，有些地方的高度还略微超过两米。原因很简单：他们弄不到那么多百元票面的美钞，只好用五十元甚至十元、五元、一元票面的补足。
这样一来那垛钞票的体积也就相应地增加了不少。第三天晚上七点左右，威廉·退尔室的电话铃响了。特普弗勒拿起了话筒，自从最后一辆装甲卡车开走后，他就一直巴巴地在等这个电话。
电话里克纳普的声音说：“好了。”
于是，他们三人下楼去：那一对儿挎着胳膊走在头里，年轻的瑞士人跟在后面。
空荡荡的大厅里，除了那十亿美元的钞票外，只有阿洛伊斯·克纳普和拄着手杖、年高德劭的菲斯利。那个自称克立姆罗德的人（至少在特普弗勒心目中这不是他的真名），甚至没有走近那垛巨款。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神表明他的心思不知远在何方，脸上那种幽默或愉快的神情早已影踪全无。
那年轻女人则不然，她绕着那垛钞票慢慢地打转。
“十亿美元？”
“十亿零三美元四十五美分，”克纳普答道。“在承兑你们的支票这件事上，让你们久等了，请原谅。”
夏眠消失在钞票后面。但她的话音在反响很大的拱顶下回荡着。
她问道：“这些全是你的，雷伯？”
“是的，”那人说，依然一动不动。
“你总共有它的多少倍？”
“我不知道。”
“两倍，雷伯？五倍？十倍？”
“我不知道。”
她重又出现在四个男人的视野里。
“要是我一把火烧了它呢，雷伯？我可以烧光它吗，雷伯？”
“可以。”
“真的可以吗？”
“是的。”
不过他带着迷人的柔情含笑添上一句：“只是，你会把银行一起烧掉的。”
“那就把银行买下来。
“我们要银行干什么，亲爱的，你不觉得这是个挺沉闷的地方吗？”
那女人看着他，眼睛里突然充满泪水。
“你太可爱、太温柔了，雷伯，我爱你。”
“我也爱你，夏眠。”
她倚在钞票垒起的墙上，无声地哭了起来。
特普弗勒、克纳普、菲斯利三人先后转过身去，不敢看她或克立姆罗德，这时克立姆罗德的脸跟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
“现在带我回那个地方去吧，雷伯。让他们把我再关起来。”
大厅里面有几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站岗，不过是在门外。克纳普作了个手势，警卫让他们过去。
门关上之后，特普邦勒依然没有动弹。
克纳普对他说：“回去吧，年轻人。一切都过去了。”
“这些钞票怎么处理呢？”
“那儿来的放回哪儿去。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特普弗勒点点头。当然。
他迈步朝门口走去。
“塔多伊兹！”
特普弗勒连身体也不转过来就说：“我知道，不能把这事说出去。”
他走了。他一句话也不想跟任何人说。其实，他倒是更想哭一场。
王臣 —— 7
夏眠·佩吉死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
跟往年一样，她和家里人一起在美国过圣诞节。现在陪伴她的除了几个埃塞俄比亚姑娘外，还有一个瑞士女人——她是个医生，一直在夏眠身边，从不走远。在纽约和康涅狄格州的两个星期里，她显得很活跃，甚至很愉快，只是她的眼神时常表露出那种令人焦虑的亢奋。逢到这种时候，那个瑞士女人——她名叫玛尔塔·霍德勒尔——就会非常谨慎地接近她，随时准备进行干预。但每次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没有向更坏处发展，夏眠总是笑着说：“我很好，玛尔塔。”
她十分疼爱大卫和黛安娜·塞梯尼亚兹的孩子们，这一年，跟前些年一样，她带来的礼物不知多多少少。其中有一所做得非常逼真的瑞士乡间小木屋，有六个房间，家具摆设应行尽有，甚至包括一座逗人发笑的钟：一只杜鹃会在最最出人意料的时候从钟里跳出来，用撤酒疯的假嗓子发出尖叫：“现在是孩子们的时代！爸爸妈妈有神经病，孩子们还是好好儿的！”
整个小木屋，包括烟囱，是按二比五的比例制作的一件模型。
因此，当塞梯尼亚兹的夏威夷仆人想把放在花园尽头的小木屋内部打扫一下时，他们只好跪着干，有时候还得爬进去。（这座模型是由一个木工组乘货运飞机专程从苏黎世来组装的。）
孩子们甭提有多么喜欢这件礼物。当然，他们坚持要在自己的小木屋里度假，把自己和他们的表兄弟、表姐妹、小朋友一起锁在里面。晚上要他们出来洗澡，得经过耐心的谈判，还得有人从中说项。自然，他们崇拜他们的夏眠阿姨，只有她才想得出这种别人想不出来的点子……
……大卫·塞梯尼亚兹岳家的人也有同感，甚至包括她的妻子在内。每次塞梯尼亚兹硬着头皮提出夏眠的问题（他只敢称之为夏眠的“神经质”），他们总是耸耸肩膀。他们也许想批评他老提这事。夏眠性格怪僻，而且从小就是这样，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他们听说她和“那个克立姆罗德”结婚了，可是除了黛安娜见过他一两次外，其余的人都没见过他。他们甚至还听到这样一件事：说是一九五五年春天，在地中海某处，夏眠曾在自己的游艇上向她的鬼男人开了几枪。（大卫曾把从乔治·塔拉斯那里听来的真实情况告诉妻子。）不过这事没多大根据，警方实际上没有作什么调查，再说，谁知道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个克立姆罗德或者德立克罗姆无非贪图她一千万美元的嫁妆，这是可以肯定的，夏眠跟他结婚想必是闹着玩儿，后来要把他干掉同样也是闹着玩儿。佩吉家的成员中数她最聪明，无论哪一个男人都不能强迫她做她不愿做的事。八成是那个克立姆罗德去向她要更多的钱，如果实际上是他向夏眠开了几枪，而夏眠素来宽宏大量，也许决定不把他交给警方，那倒是不值得奇怪的。
“更何况，如果夏眠真的有什么不正常，那总是看得出来的。她在美国、欧洲都找医生看过，这点她从不保密。但是大夫可曾决定要她住院治疗呢？没有。她住在瑞士，苏黎世附近有她巨大、豪华的别墅。她要个把医生老围着自己转，那是她忽发奇想的结果，就象别人相信什么测心术或星相学一样。
“真的，大卫，你看吧！……她有任何不正常的迹象吗？她一个人生活，我是说没有丈夫或孩子，难道是犯罪的吗？为什么一个女人不能够独身？你们男人全都一样：如果一个男人不愿结婚生孩子，你们都认为他简直是个英雄，但如果一个女人也想这么做，你们就认为她是疯子。”
电话是一月十六日深夜打来的，确切地说是十七日凌晨两点（欧洲时间上午八点）左右。塞梯尼亚兹接过电话，只听得一个带德国腔的声音说：“出事了，先生，情况严重。”
到了苏黎世，他和黛安娜租了一辆汽车，顺公路朝东南方向走。那所别墅坐落在一片美丽的高地上，正好俯瞰瓦伦湖。
玛尔塔·霍德勒尔在门口等侯，她的眼睛又红又肿。
“我将永远责怪我自己，直到我离开人间，塞梯尼亚兹先生。直到我离开人间。”
她又哭了起来。霍德勒尔跟着夏眠有七年了。她不是唯一经常看顾夏眠的医生；还有两位医生跟霍德勒尔日夜轮班工作，另外还有护士。这所豪华的别墅有为数多得出奇的仆人和所谓秘书，其实等于一所私人精神病疗养院，只为一个病人而设，目的是保护这个病人，防止她伤害自己。
“昨晚我们看了一部影片，我们经常放映电影。她非常安静，比平时安静得多，而且清醒，非常清醒。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我有责任：那种清醒本身应该引起我的警惕……”
夏眠刚从美国回到瑞士的时候，发过一次病，时间很短。她总是这样的。“因为她在美国看到了那些孩子。每一次这样的旅行都会给地带来同样的不利影响。要是由我们作主的活，我们绝不会让她去的。”
但她似乎很快就恢复了。就她的情况来说，最难捉摸的就是她又变得正常的几段时间。“近两年，那种神不守舍的状况在她身上越来越少了，那种状况会使她连最接近的人名字也给忘了。包括她的丈夫，她也认不出来……不过她似乎有所好转。去年他们在苏黎世一起过了三天，她丈夫告诉我们，说情况很好。只是她回来后又发了一个月病……”
夏眠十一点钟回她的房间。埃塞俄比亚侍女把她扶上了床。另外两个医生中的一个去给她吃药，她便安然入睡，大家也都放下心来。“因为当时我们肯定她至少能酣睡八个小时。”
“我们在她枕头下发现了药片。她假装吞了下去，假装睡着……”
她丈夫不在家时，总有两个埃塞俄比亚侍女陪她睡觉。她们没有听见任何动静，因为夏眠用药麻醉了她们。“她预先就计划好自杀了，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她穿着睡衣走出家门。我们在雪地上发现她的脚印。即使不出别的问题，她也会冻死的，因为这天夜里很冷，气温为零下十五摄氏度。我们可以肯定那是在凌晨一点左右……”
夏眠在树底下沿着一条直线行走，一直走到花园的尽头，进了园丁的小棚屋，那些狗也不叫，因为它们认识她。她直接坐在冻得很硬的地上，先是割破自己的手腕子，但血冻住了，于是夏眠使用了长柄大镰刀，把它戳进腹部……
“她至少过了一个小时才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