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美国人吗？”
“是的。”塔拉斯笑容满面，“雷伯干的事情你一点也不明白，是吗？”（注：此处缺半页内容）
“想从我口中套出有关雷伯·克立姆罗德的话来，没门儿！这样的人还没有出生，也永远不会出生，”他暗自思付。
“你不必紧张。我不想问你任何问题。相反，是雷伯要我趁他在跟哈伦和那个俄国人谈话的时候向你介绍一下情况。你知道哈伦是什么人吗？”
“我什么也不知道，”迪耶戈说，“一无所知，这是令人惊讶的。”
“哈伦是个职业革命家。他参加过爱尔兰共和军，顺便告诉你，他曾和一个名叫拉扎鲁斯……或奥谢的人在一起，反正叫什么名字因时而异。这些名字你听说过没有？”
“没有，”迪耶戈说，“我谁也不认识。”
“哈伦还在爱尔兰以外的其他地方从事革命活动。举个例说：他和一个姓乌里扬诺夫的人关系很密切，不过那人更为大家所知道的名字是‘列宁’。你听说过列宁这个人吗？”
“哦，哦！”迪耶戈发出这样的声音。
“哈伦也是我的一个老朋友。这纯粹是巧合。我让哈伦与雷伯取得联系，哈伦准备帮助雷伯尝试做一笔交易，这是雷伯自己想出的点子，不过我可不愿押这个宝……”塔拉斯顿了一下，开始用桦树枝条狠狠地抽打迪耶戈的胸部和两肩。“你别怕疼，我的朋友！……那件事我连一毛钱的赌注也不愿下。迪耶戈，你知道雷伯想要干什么？”
“不。”
“你知道得很清楚。雷伯想买下那些油轮，就是属于梅哲或迈约雷斯库那支船队里的十六艘油轮。要是他走正常途径，也就是在伦敦参加投标的话，他是不会成功的。哪怕他出几百万、几千万美元，那帮希腊人中的任何一个或者路德维希，或者盖梯，或者挪威帮或英国帮的船商都会加价百分之十压倒他。他决无希望。”
“是吗？”迪耶戈横下一条心，决不就任何一件事发表任何看法。在他当时所处的状态，即便有人问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也要考虑考虑再回答。
“雷伯已经尝试过买几艘油轮。过去几个月，我代他走遍了全世界。战争刚刚结束以后有一个时期，你只消花一辆罗尔斯轿车的代价，就可以买一艘油轮，即使当废铁卖也划算。希腊帮和路德维希等人当时曾买下几百艘，那样的好日子早巳过去了，年轻的迪耶戈。今天想弄到一般油轮，唯一酌办法就是造船。雷伯也试过了。我曾到瑞典、挪威、德国去走访过几家造远洋轮的船厂。这个办法也不行。他们不干。你知道为什么？”
“接下来自会明白。”迪耶戈说。
“因为那些希腊人比我们先下手，已经到那里去过。西德基尔的一些造船厂在为奥纳西斯干活。因为造一艘油轮是一项长期的投资，目前雷伯不可能这样做。因为没有一家银行答应给雷伯这样的贷款。银行家们愿意借几千万美元给他，但不是造油轮。从银行家的角度来看，风险太大了。迪耶戈，你应当知道一件事情，只有在你不需要钱的的候，银行家才会借钱给你。如果你真的需要钱（注：此处缺半页内容）。目前欧洲实际上每年要消耗七千万吨石油。雷伯相信石油的消耗量将增加，油价将上涨，所以石油的运价也将提高。你也许会说……不，你这个人说话不多，不是吗？你也许会说，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考虑，石油公司也会考虑这件事的。你也许会向我提出问题——我透过蒸汽汽从你的黄眼睛里可以看到这个疑问，是的，是的，看得出你好奇得心痒难熬，——你会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石油公司明知自己将十分需婴运油的船，他们为什么不把船队抓在自己手里，为什么他们宁愿去帮助发展私人的船队？你是不是想问我这个，迪耶戈？”
“绝无此意。”
“我可以回答你，也就是告诉你，石油公司宁愿让希腊人、挪威人去干这事，反正别人无论谁干都行，因为说到底，投资搞一支船队是件冒风险的事情。没有什么比一艘船滞留在码头上无货可运耗费更大的了。因为石油公司自己在石油勘探和精炼等领域已卷入庞大的投资计划。我亲爱的迪耶戈，一家炼油厂的价值实际上相当于一艘T2油轮的五倍。我想，你当然知道T2是什么吧？”
“是不是两边各有两支橹的那种船？”
“这是一万六千吨的船，就象美国海军在战争中使用过的那种。请不要再抽我了。咱们现在出去滚一身雪。”
“不——不——不——不——！”迪耶戈吓得魂飞魄散，没命地喊叫。
但他再喊也是白搭。两个身材魁梧的芬兰人从蒸汽中出现，把他架起来象扔一只小鸡似地扔到外面的冰天雪地里。
“明天咱们到了莫斯科，”塔拉斯光着屁股坐在雪上暗暗发笑，“你对那里寒冷的天气就能适应了。”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哈伦说，“大约七点钟左右，我在扎戈罗德内大街上看到两千名赤卫队员高唱《马赛曲》走过去。他们举着血红的旗帜，在天寒地冻的夜里，黑风卷动红旗哗喇喇地飘……”
“很好，”雷伯·克立姆罗德说。
哈伦直盯着他瞧，目光咄咄逼人。
“你读过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那本书吗？”
“没有，”雷伯说。
哈伦恶狠狠地晃晃脑袋，说：
“如果你说读过，我可以起誓一定把你撂在这儿不管，再也不要听你的荒唐的故事。”
“算我走运，”雷伯镇定地说。
“约翰·里德不过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外行。再说，他是个美国人！他能懂些什么？一想到他们居然让他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我就！……无非因为那个白痴得了斑疹伤寒！倘若他得的是腮腺炎，他一定死在明尼苏达州弗格斯福尔斯自己家里的床上，临终还祈求上帝保佑他买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行情看涨。跟我比起来，他有什么了不起！”
费奥多罗夫走在后面，保持几步距离，他脸上的微笑并不针对任何人或任何事。那双冰冷的眼睛始终盯着克立姆罗德或迪耶戈·哈斯，仿佛生怕他们会突然插翅飞走。再隔几步，另有三个人尾随在后，就象传统的侦探盯梢时一样，装做漠不关心的样子。他们一行在莫斯科的高尔基大街上漫步。
两小时以前，一架仿DC—4型的伊柳辛客机，把他们从赫尔辛基送到莫斯科。这里天气冷得够呛，但并非无法忍受。地上还有积雪，然而天空是万里无云。圣瓦西里大教堂的彩色圆顶灿烂辉煌。参观列宁陵墓的人排成整齐的长队。哈伦按他自己的速度走在前头，一边不住口地说话。
“我遇见约瑟夫——就是斯大林——的时候，”他说，“他还是彼得格勒的民族委员。在这以前，他和列夫·加米涅夫（注：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1883—1936），托派领袖，十月革命胜利时，曾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在大清洗时，遭斯大林阴谋杀害。）都是《真理报》的编委。你知道列夫·加米涅夫是谁吗？”
“不知道，”克立姆罗德说。
两辆“胜利”牌黑色轿车缓缓驶近。哈伦还在唠唠叨叨地回忆当年。汽车靠路边停下，司机从车上下来，把门打开。就在同一瞬间，国家安全部的几个人立即围拢来，这一着非常突然。
“哦，妈咪塔！”迪耶戈暗暗在想，“你要是看到你的儿子在此地跟红党在一起，不知会作何感想！”哈伦和费奥多罗夫上了第一辆汽车；迪耶戈和雷伯钻进第三辆。车窗上都有窗帘遮着。
迪耶戈用西班牙语低声说：“咱们还能不能离开这个国家？”他还想说下去，但这时他的目光遇到了与他们同车的一名警察的目光。
“讲英语，”雷伯说。
车走得很慢，他们大约坐了十五分钟左右，到一处拱廊下面停车接受检查。然后又往前不过几十米。费奥多罗夫走过来，用节奏很慢、但很规范的英语请他们下车。迪耶戈四下里举目张望，发现他们在一座建筑物的大院子中，这个地方从各种迹象看来是冷冰冰、阴森森的，到处都有穿便衣的警卫。接着又是一道检查哨，这回是在有着宽阔楼梯的门厅里边。哈伦与费奥多罗夫交谈了几句，迪耶戈听不懂，因为他们先是用的俄语，末了用的是波兰语，雷伯也参加进去。
“迪耶戈，”雷伯说，“咱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可以去见部长。你留在这儿等着。”
“可别去太久了。”
他带着酷似腹痛的恐怖心情目送雷伯和哈伦、费奥多罗夫以及另外一个人离去。他们登上楼梯，以后就不见了。迪耶戈终于在人家给他搬来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有一次，他想站起来活动一下腿脚，有人示意他最好还是呆在原来的地方。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可以听到楼上有很大的响声，显然有人情绪非常激动，火气很大。楼梯顶端出现了一个戴眼镜的胖子。他从楼上下来，但在他走到迪耶戈身边之前，已有三个人过来站到这个阿根廷人与那人之间。后者举目勿匆瞥了一眼，便在一群惊恐万状的人簇拥下迈步出去。他坐上一辆很大的轿车走了。
又过了两个小时，迪耶戈想象自己已经到了西伯利亚，脚镣上拖着沉重的铁球，左脚一个，右脚一个，眼睛被人用烧红的拨火棒烫过。他特别担心雷伯的假护照，何况那还是迪耶戈自己叫人做的。
不过，雷伯、哈伦和费奥多罗夫最后还是出现了。雷伯的脸上不动声色。
他对迪耶戈说：“现在不是时候，别开口。”
外而，夜幕己笼罩着这座灯火寥落的城市。到了下榻的大都会饭店：终于只有迪耶戈和雷伯两个人了，前者张嘴想说话，
“还不到时候，”雷伯说，“别开口。”
这天晚上他们是同哈伦和费奥多罗夫在一起度过的。哈伦开怀畅饮，费奥多罗夫也不逊色，看来两人都丝毫没有醉意。他们是往一家名叫阿拉克维的餐厅吃的晚饭。
“你就跟我谈谈你的奥斯瓦尔多舅舅，谈谈他在咱们的家乡阿根廷都有哪些产业。”他们回到旅馆以后，雷伯说。
这是雷伯给他暗示的一种方式，意思就是，“其余什么都不要说。”
次日，还是老规矩；汽车张着窗帘，到处有人护送，在接待室里没完没了地等候，上午下午都是如此。迪耶戈·哈斯估计，雷伯和哈伦正在费奥多罗夫陪同下挨个儿拜访莫斯科的每一位部长。
这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他们坐飞机去赫尔辛基。直到停着好多电车的大广场上，确信已走出不小心有可能被人听见的范围，雷伯才笑眯眯地说：“你当然什么也不明白，是不是？”
“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迪耶戈酸溜溜地说。“我的嘴噘得老高老高的。雷伯，咱们真的去过俄国了吗？莫非我只是做了一个恶梦？”
“咱们的确到那里去过。”
“那个戴眼镜、目露凶光的家伙是谁？”
“拉甫连季·贝利亚。”
“圣母啊！”迪耶戈说。“就是那个贝利亚？”
“正是。”
“你跟他说了话？”
“是的。不但跟他，迪耶戈。还跟斯大林说了话。我甚至达到了目的。”
他抓住他的阿根廷朋友的胳膊。
“事情极其简单，迪耶戈。首先，有你的奥斯瓦尔多舅舅获准出口的小麦，他是通过你们的朋友埃娃女士的帮助从庇隆总统那里弄到的特许权。尼克·佩特里迪，更确切述说是他的弟弟托尼，将把小麦装上我的这艘货船以及另外几只船。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费劲得很。”
“小麦将运到苏联黑海岸边的一个港口。咱们用小麦换的是画，有拉诺诺夫的，马列维奇的，塔特林的，李西茨基5的，罗德钦科的，两幅娜塔丽亚·冈恰罗娃的，三幅康定斯基的，三幅恰嘎尔的，两幅拉宾的，还有几幅索波洛夫的等等。这还不算。他还答应我几幅塞尚和马蒂斯的画，且不说两三幅毕加索的，那是休金和莫罗佐夫买下的，我估计你很可能听到过这两位俄国大画商的名字，当初他们买下这些画的时候，列宁还没有在哈伦帮助下发动那次翻天覆地的夜间起事。不过，末了这项诺言，他是不会履行的，迪耶戈。”
“不会？”
“不会。他可以声称对于西方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绘画深恶痛绝，但他不是个傻瓜，有人会告诉他——不过，这也难说，因为他们都非常害怕这位有病的老人，——说一幅塞尚或毕加索的画在咱们这些西方疯子眼里跟黄金一样值钱。然而，迪耶戈，他已经吩咐要给我——给我个人——一幅尼柯·皮罗斯曼施维里的画。这位画家是格鲁吉亚人，和他自己一样。顺便告诉你，乔治·塔拉斯也是格鲁吉亚人。”
迪耶戈望着雷伯。刚才雷伯滔滔不绝地列举的那些名字，他一个都不知道。也许恰嘎尔和康定斯基是例外，当然还有塞尚、马蒂斯和毕加索。关于绘画，迪耶戈的知识几乎等于零，他也不把画当成一回事。但是他了解雷伯·克立姆罗德，了解这个人的沉默和几乎完全缄口不语的状态，即使不是几个月，也可以持续几个星期之久，然后他的感情会一下子如火山爆发（就象现在那样子），只要有什么触动了他，促使他连续谈上几个小时。迪耶戈从不试图打断他的话。归根到底，只有在那样的时刻，也就是他表面上平稳安详、心底里藏着一团火的真相显露出来时，雷伯才成为有血有肉的人。所以，雷伯说着，迪耶戈静静地听着，两人无穷无尽地穿过赫尔辛基冰雪覆盖的方形街区，该城的市中心设计得象国际象棋的棋盘，具有俄罗斯风格。
霄伯终于笑着说：“迪耶戈！”
“怎么，雷伯？”
“我惹你腻烦了吧，嗯？”
“你想到哪儿去了！”迪耶戈说时恰如其分地用上一点讥俏的口吻。他问道：“咱们把所有这些画怎么处理？办一个画廊？咱们可以这么办，在纽约的第五衔、伦敦的摄政王大街、巴黎的里沃利路拱廊下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胡宁街，甚至在阿尔及利亚的塔曼拉塞特或蒙古的乌兰巴托摆几个摊子，把这些画向过路人兜售。这样我们可以用卖画的饯付奥斯瓦尔多舅舅的小麦账，如果他同意在七十五年内付清的话。”
“不。”
“咱们不打算那样做？”
“不。我已经有一个买主，迪耶戈。在美国。为了换取这些本身是用小麦换来的画，买主愿提供一个纺织厂的全套设备，包括技术人员。这个厂将设在阿根廷。作为交换，贵国政府将与苏联方面就定期供应小麦的问题作出安排。”
“这太简单了！现在我已经一清二楚！”迪耶戈阴郁地说。“我猜想，你神出鬼没地促成了所有这些交易，可以得到十六罐漆作为佣金，当然是红色的，你可以用来把那些油船的烟囱油漆一新。你想在标卖中把那些船买下来怕是不成的了，对不对？”
雷伯纵声大笑起来，这在他身上是极少有的事。由此可见，至少这一次，他尽情宣泄胜利的狂喜到了何等痛快的地步。
“迪耶戈，这是真的。办成这项以及另外几项交易，咱们将从阿根廷人那里得到一笔佣金，哪怕阿根廷的小麦要在今后三四十年内向苏联交货。但我提出了别的要求，而此刻我已经得到了我所要的东西。这便是咱们抵达赫尔辛基时我在旅馆里收到的信件的内容。两个小时以前，迈约雷斯库三兄弟——柯斯塔凯、扬和尼基福尔——已到达苏黎世。明天他们将到伦敦和家人团聚。”
“柯斯塔凯已经同意，在伦敦的梅哲家族也已经同意，我不会在标卖中被任何一个希腊船主或其他任何人击败。理由很简单：那十六艘油船将从梅哲家族原来打算标卖的整个一批船中抽出来。事先就抽出来。这批油船将单独向我出售。我将用准备买这些画的那个人借给我的钱付船价；那人是位狂热的收藏家，但他也是都市人寿保险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华尔街四十号那栋楼就是我卖给该公司的。咱们去赴宴吧，迪耶戈。乔治·塔拉斯邀请咱们去迎接新年。咱们也不要把油船的烟囱改漆成红色：那是尼亚霍斯的颜色。也不该成绿色。绿色的甲板是奥纳西斯的特色。我饿得慌，迪耶戈，饿极了。”
乔治·塔拉斯干脆辞去哈佛大学的职务，永远结束了他的教授生涯。他宁愿把大部分时间用于钻书堆、写文章、而不愿年复一年地教同样的或几乎同样的老一套课程。他的妻子雪莉力促他接受雷伯的聘请，到不仅仅因为这一变化能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克立姆罗德给他五倍于他的教授薪水的报酬，并且表示可以预支十年），还因为据雪莉自己说她对雷伯怀着母亲对孩子那样的感情。
塔拉斯为了物色油船远涉重洋，走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德国，还在濒临大西洋的美国东海岸搜索，从中获得异常巨大的享受。他当时五十一岁，教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书，除了战争刚结束时在奥地利和纽伦堡度过的一段时光，他没有花过多少时间干别的，不是读别人的书就是写自己的书。至于他写的书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他一点也不在乎。
在世上所有认识雷伯·克立姆罗德的人中间，乔治·培拉斯是对他看得最清楚、也是对他怀着最自然的爱的一个人，这是一种父爱。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在毛特豪森看到这个九死一生的少年时感情上受到极大的震动。此后，他始终没有从这次震荡的余波中真正恢复过来。
卡拉卡拉伊瀑布 —— 5
从莫斯科回来的路上在赫尔辛基仅仅住了一夜，克立姆罗德、塔拉斯和哈斯便径直前往伦敦。他们到达时正赶上吃午饭，照迪耶戈的说法，“这餐午饭根本不值得我们急匆匆地从芬兰赶去。”
那天正好是元旦，下午，他们会见了柯斯塔凯·迈约雷斯库。这个瘦小的人起初一句话也不说，把雷伯·克立姆罗德的手握了很长时间，然后操着生疏的英语表示他的感激，并且重申他们家族所作出的一切承诺都要兑现。他避而不谈自己成为阶下囚的事，尽管长期的监禁损害了他的健康；但是，如今既已获释，他重又完全掌握了指挥权，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克立姆罗德向他解释，谈妥的十六艘油船的货价两千九百六十万美元，尚未由保险公司划账付清，因为这天正好是元旦，银行不营业。迈约雷斯库听了连连摇头。
“不在话下。这些油船是你的了。反正上帝知道你不是白白得到它们的，一个能把我们兄弟三人从我们所呆的地方救出来的人，毫无疑问也会有张罗三千万美元的力量。克立姆罗德！”
“嗯？”
“你先是派列尔内，随后派贝尔科维奇来找我们——我是说派他们到伦敦找我的家属——提出这个不寻常的办法，恐怕不是偶然的吧？”
“他们经常和我一同工作。”
“但他们原籍是罗马尼亚人，和我们一样。这当然不仅仅是纯粹的巧合。”
克立姆罗德含笑道：“他们只不过是最合适的人选罢了。”他带着诡谲的表情举起一只手。“我接受你的邀请，因为你正要提出明天请我们吃午饭。我完全能够理解，今晚你更希望和你的亲人团聚，好好庆祝一番。我爱吃的罗马尼亚菜是tocanadevetel（注：罗马尼亚语，炖小牛肉）加mititei（注：罗马尼亚语，辣味香肠）。最后再来一点dulceata（注：罗马尼亚语，醋渍蜜饯）。”
其实，雷伯对罗马尼亚菜看的丰富知识，并不是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感到惊讶的主要原因。真正使他们吃惊的是这种旋乾转坤的气魄。为了从当代最大的船主们鼻子底下弄到十六艘油轮，这次行动在几天之内动员了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佩特里迪斯兄弟，加上迪耶戈·哈斯、哈伦以及究竟多少人只有马克思才知道的苏联部长和高级官员，包括贝利亚和斯大林在内，还有埃娃·庇隆夫人和胡安·庇隆总统，一名可能是东方派来的间谍、一位阿根廷大富豪（他是迪耶戈的舅舅）和另一位热衷于收藏俄罗斯美术作品的美国大富豪(他是美国一家最大的保险公司的股东）。而现在他们刚刚获悉，与此同时雷伯还移动了他棋盘上的另外两枚棋子——他最好的两名黑狗。
雷伯几乎象诱拐似地把塞梯尼亚兹带到伦敦来的时候，曾对他说过：“我希望，至少这一次你要到台前去。”在塞梯尼亚兹眼里，他这出戏算是演完了。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局面颇有点儿奇怪。至少在那些并不经常看到雷伯是怎样工作的人眼里，似乎有些奇怪。当然迪耶戈·哈斯不在此列。他看惯了雷伯同时进行五十项或更多的买卖，往往使用不同的班子，而那几套班子又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这些人如果彼此见面得悉他们在为同一个人工作可能会更加吃惊的。一旦雷伯把自己的设想阐述清楚，作出有关的指示，他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有时很长时间不知去向，直到非他不可的时候突然重新露面，就象一位象棋高手同时在下一百盘棋。
从一九五〇年七月中旬到一九五五年春天，特别在买下那批油船以后，雷伯越来越隐姓埋名退居幕后（其实，在这期间，他指挥着在华尔街的一系列行动，和丽莲·莫里斯一起研究扩大雅瓦食品公司的业务范围，和罗杰·邓恩共商发展出版印刷业大计，还要抓有关设联营餐厅的工作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名字依然不用于任何一项行动，即便他不得不亲自出马，也总是用别的名字或隐瞒他在这一件事件里的真正地位。他扩大了使用委托协议书的整个体系。在挑选助手方面，包括为他办事和代他出面的，他犯的错误少得惊人。他经常选用来到美国不久的移民（大都来自波兰）作为受托人。他也是最早充分利用设在巴拿马和库拉索的公司的人。
塞梯尼亚兹称这一时期为“突破期”。这实际上表现于他所谓的“黑狗”人数不断增长。“黑狗”这名称也许有损他们的尊严，几乎是侮辱性的。但塞梯尼亚兹指的不是这层意思，在他看来，这个名称反映了那些律师在需要维护王的权益时表现出来的绝对忠诚和凶猛狠劲。继列尔内和贝尔科维奇之后，黑狗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多，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每次都是单独、秘密地出现在东五十八街。
在伦敦度过的一九五一年最初几天，王未来的智囊团中若干成员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计有塔拉斯、塞梯尼亚兹、佩特里迪斯兄弟、列尔内和贝尔科维奇。他们构成一个核心，以后将大大扩充。
托尼·佩特里迪斯前往阿根廷。他的哥哥负责租船协同“爪畦蓝玫瑰”号完成运输任务，“爪哇蓝玫瑰”号货轮便是克立姆罗德通过罗克鞋店的交易搞到手的。
塔拉斯去美国东海岸的一些造船厂实地考察，特别考察马里兰和马萨诸塞两州的船厂。他还去利比亚和日本——着手准备进行日本行动。
塞梯尼亚兹终于回到纽约家里。他辞去了威塔克与科布法律事务所的工作，开始在东五十八街自立门户（他至今还在那里，离卡内基音乐厅不远），罗致人手（在这方面，克立姆罗德授权给他自己作主）。
二月份某一天，雷伯·克立姆罗德第一次来到这个新事务所。尽管纽约是结冰天气街上白雪皑皑，他却只穿布裤子、布衬衫和一件带毛皮领子的旧的皮茄克。他侥幸得以进门。不过，他不得不等上半个小时，这段时间他跟一名女接线员聊得挺愉快。若非塞梯尼亚兹从办公室里出来，他还不知道雷伯在那里呢。
“你干嘛不说清楚你是什么人？我只知道有个叫安东·贝克的等着要见我。”
“你这儿的那个姑娘非常可爱，”雷伯天真地问答说。塞梯尼亚兹吃不准这究竟是假是真。
雷伯继续说：“大卫，你记得我们一起去伦敦的那一夜吗？我向你介绍了我的事业的概况。当时你没能作任何记录。不过，我想我们现在可以做这件事。这需要一点时间，因此，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约会的话，我看就取消了吧，除非是紧急要事。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于是，他们在一起连续工作了十八个小时，除去胡乱喝一点咖啡，吞下几份三明治外，没有中断过。雷伯交替采用两种方式；或者坐在大卫对面向外仲出两条腿，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或者两手深深插入裤兜，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还不时按他那种令人恼火的习惯把画和证书的镜框略加调整，其实反而把原来挂得很正的位置搁歪了，而且是明知故犯。
他不停地一一缕述。什么都是背出来的，从不借助于笔记本和备忘录，也显然不采用任何人发明的什么记忆法。无休无止，从容不迫。
“……芝加哥，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一日，公司名称：沙马塔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受托人：阿纳托里·帕列夫斯基，一九〇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生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美国公民，已婚，有两个孩子。职业；电力承包商。住址：北金斯伯格街一千零九十六号，电话：2256784。公司资金：一万美元。截至去年一月三十一日止赢利六十二万三千五百六十七美元。动产与不动产，三千一百五十美元。贷款银行，费尔法克斯海运银行。信贷金额：五万美元。包括利息每月偿付九百一十六美元。律师：莫·阿布拉莫纸奇，芝加哥人，前已提及。责任经理：赫伯特。米耶夫斯基，可在罗斯福道一百零六号公司总部（电话WA23856）或埃尔姆西道九百八十五号（电话2786123）他的家里找到他。证券储备、图章及账册存密执安州立银行，保管库箱号45219xc，开锁密码……
“底特律，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九日，公司名称……”如此等等。有一次，塞梯尼亚兹抱着不大相信的态度装做搞错了一个地方。
“对不起。前面有个地方不知我记得对不对……赖克瑙公司在巴尔的摩的受托人贝帕德的确切住址请再说一遍。”
“他不住在巴尔的摩，而是在弗雷德里克，同属马里兰州。他的地址是林肯大道六十七号，电话65789。大卫，请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二百一十八家公司，出面的受托人有诸如兹比涅夫·齐布尔斯基和迪耶戈·哈斯（他是塞梯尼亚兹唯一认识的人）等一百三十一名，有男有女，使塞梯尼亚兹感到惊讶的是女受托人非常之多。
“好象你是从一所女子小学里把她们招募来的……”
“她们一般都过了上中学的年龄。我喜欢跟妇女一起工作；她们通常比男人可靠。”
迪耶戈·哈斯一个人差不多代表二十五家公司。
塞梯尼亚兹说：“雷伯，这是愚蠢的。财政部迟早会看出内中的联系。”
“那又怎么样？所有这些公司都照章纳税。你的事情就是研究所有这些公司并列所造成的局面，并且得出法律和税务上的结论。我愿意缴纳规定的全部税金，只要你和你的工作班子，以及你想请教的其他一切税务专家，认为我确实必须这样做。有一次你说过，我需要的只是一名会计师。现在你可以看到，我指望你做的工作远远不止单纯核对我的业各往来文件。你的任务是把一切集中起来，检查所有这些公司的帐册，发现不管哪一类的任何一点细小的差错都要让我知道。同时你必须负责任何时候都不得以任何借口提到我的名字。你能办到吗，大卫？”
“不管怎样，我可以试试。”塞梯尼亚兹回答时有些无所适从。
“你一定办得到，大卫。”
“你是否还要成立别的公司。”
“很可能，我们争取把到今天为止的事情全部整理一边。从今以后，律师将会自己来告诉你他们成立了哪些公司，把有关的资科交给你。当然，你必须对一切进行核查。大卫，请不要信赖任何人。”
“甚至包括乔治·塔拉斯在内？”
“甚至包括他在内。每一个新的业务项目将通过两条不同的渠道向你汇报：象本尼·贝尔科维奇、列尔内或阿布拉莫维奇那样的一名律师（他将负责起草合同并作好一切准备）和我的正式代理人。凡是有关海运的问题，你将同佩特里迪斯兄弟和塔拉斯联系。在其他领域还有别的佩持里迪斯那样的人。我们继续整理好不好，大卫？蒙特利尔，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九日，公司名称……”
黑狗们果然开始来找塞梯尼亚兹了。他们大部分是原籍罗马尼亚的犹太人（尤其在五十年代前期以及在欧洲或美国的业务项日中）。这些人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举止鬼鬼祟祟，说话紧扣正题，作风象黑手党，办事极端认真，对克立姆罗德无限忠诚。塞梯尼亚兹从来没有机会、也无意跟他们发生职务范围以外的接触。以贝尔科维奇为例，塞梯尼亚兹与他经常见面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以后，才通过一个纯图偶然的机会发现：他结过婚，有四个孩子，他收藏瓷器，喜欢文学——但仅仅是业余爱好，而本尼·贝尔科维奇，特别在他为王效命的早年，每周工作一般都超过六十小时。
佩特里迪斯两兄弟——尼克和托尼——几乎完全一样。他们从事管理，作出决定，主要出面领导所有的在巴拿马或利比里亚受托人和公司。但在谨慎这方面，他们与列尔内或贝尔科维奇不相上下，在工作能力方面几乎堪与他们匹敌。如果他们认为别人的问题不应予以回答，他们回避答复的方法略有特殊，他们不是保持那种“打死不开口、仙人难下手”式的缄默，而是在他们一模一样的小胡子底下现出淡淡的笑意，开始海阔天空地讲与本题风马牛不相及的故事。结果还是相同的：他们只亮出非亮不可的牌。在克文姆罗德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一年一月组建起来的核心中，他们很快就成为专业化的人物，专门负责王的海运事务和另外一些专家——特别是两个苏格兰人——一起工作，但什么都亲自监督。他们不仅仅是黑狗，倒是更象受克立姆罗德之托管理一处封地的大臣或贵族。
其他人是在若干年内陆续出现的，他们具有相似的特征，负有相似的责任，不过是在其他领域或世界的其他地方罢了。
其中有一个叫做保尔·苏必斯的法国人。可能出于塞梯尼亚兹跟他比较谈得来，或者仅仅由于两人都讲法语，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
还有一个突多尔·安盖尔，尽管有罗马尼亚名字，却是加利弗尼亚人，开始是一名普通的黑狗，后来步步高升，担任要职，成为克立姆罗德在美国西海岸开展业务活动的关键人物，直至一九七六年死去为止。
此外还有一个墨西哥人弗朗西斯科·桑塔纳，是一位利用低利率的专家，本领确实高明。塞梯尼亚兹跟他也戊了朋友。
在纽约，凡是交易中需要装一下门面以赢得某机构的信任，而该机构在传统上是“白英新”（注：指白人，英国血统、新教徒，这种人在美国社会地位最高。）的世袭领地，那时，克立姆罗德往往就请几家以主持人真名实姓命名的法律事务所出面，因为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塔拉斯在哈佛任教时的学生。属于此类的有范登伯格。
罗杰·邓恩负责出版、音像方面的事务，厄尔尼·高兹契尼亚克负责餐厅系统和雅瓦食品总公司，他们都跻身于美国北部领土的商界巨头之列。
在国外，有几个名字次第出现；因为这些人离得较远从而真正成为王的封臣。属于这一类的有瑞士人阿洛依斯·艾纳普及其继任者塔多伊兹·特普弗勒，有一个姓韩的中国人，有黎巴嫩人奈西姆·沙哈则——他是外汇市场上近乎传奇人物的专家，还负责与中东各国打交道。负责旅馆系统的是一个英国女人埃塞尔·考特。
除此之外，还有整个南美分部，其中包括阿根廷人海梅·罗查斯（注意不要跟那个巴西人乌巴尔多·罗沙混淆（注：英语中罗查斯（Rochas）和罗沙（Rocha）很接近））后者和迪耶戈·哈斯一样属于另一个范畴）、两名巴西律师——里约热内卢的若热·索克拉特斯和圣保罗的埃默森·科埃略。
塞梯尼亚兹直到很久以后才发现这些南美人的存在。这是一套平行联系的工作班子。这些人互相都不认识。例如，在尼克·佩特里迪斯心目中，克立姆罗德是个船主，仅此而已。在桑塔纳心目中，他是一个兼做不动产生意的石油大王。如此等等。对于黑狗们也采取同样的隔离措施。因此，有时候三四名黑狗同时来到塞梯尼亚兹的事务所，或者尼尔·佩特了里迪斯和突多尔·安盖尔在门厅里擦肩而过，都不知道他们是奉同一个人的差遣来到这里的。
有一个人高踞于他们之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其独特的程度只有大卫·塞梯尼亚兹能够相比，而且对王的事情了解的程度也跟他差不多，不过是在其他方面。此人始终起着类乎“非正式的私人顾问”的作用。他便是乔治·塔拉斯。他于四月二十日左右抵达那里，到分布在两层楼面上的一间间办公室去走了一道（第三层楼是一九六四年才拿下来的）。
回到大卫·塞梯尼亚兹自己的办公室以后，他摇摇头说，“你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卫？六年前，差不多就在这一天，你我在相当特殊的情况下认识了一个奇怪的小青年，当时他就给我们留下极不寻常的印象……当他重新出现在你面前时，你可认出他来？你说，那是在什么时候？”
塞梯尼亚兹迟疑了一下，并后悔自己这样犹豫不决，几乎为出己所怀的戒心而感到羞愧。
“去年七月十六日。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也是我结婚的日子。是的，我立刻就认出了他。”
“他来看我是在九月上旬。我也马上就认出他来。不仅仅如此，我还立即记起了他的姓氏和前面两个名字。当初，在毛特豪森，我这个傻瓜把那些令人发指的照片挂满我办公室的墙壁；我清楚地记得他站着看那些照片的情景，他用从容不迫的语调对我说：‘我并不觉得自己被美利坚合众国打败了……你有什么权利向我提这些问题？’而那个时候，这小青年儿乎连站都站不稳！”
塔拉斯望看塞梯尼亚兹有一会儿保持沉默，接着突然放声大笑。
“而时隔六年之后，如今我们处在什么状态呢？你我彼此认识有十二三年了，可现在你我都轻易不敢开口，生怕泄露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陛下的某个可怕的秘密！我们是不是疯了，大卫，是不是我们染上了他的疯病？”
“我相信你的话是对的，”塞挥尼亚兹说着也笑了。“又看到你，我觉得非常高兴，乔治。”
“我也是，大卫老弟。你一直是我的得意门生，尽管你缺乏幽默感。顺便告诉你——我说‘顺便，其实当然是毫不关联的，——顺便告诉你，我刚从日本回来。我不是到那里去观光的。此行是他派我去的，而且他要我来告诉你这件事。我应该把一切都告诉你。我也愿意把一切告诉你。请你记录下来，塞梯尼亚兹君。第十四课：《如何不掏一分钱腰包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油船队》。”
接下来他说了一个小时，语调同在哈佛讲课时完全一样，就象在向学生解释，法律向来只是“一堆别有用心地自相矛盾的规则，其目的无非是为种种极端荒唐的做法披上合理的外衣。”在这一个小时内，他向大卫传达了雷伯的最新设想以及他们希望达到的目标。
“在希腊人中间，特别是奥纳西斯有一个主意，想利用德国一些造船厂的烂摊子捞一把，象汉堡、不莱梅、基尔附近都有这种毁于战火的船厂，也不必举更多的了。德国人自然求之不得，所以向他表示竭诚欢迎。他们准备为上面提到的那些希腊人建造大批船只，而且目前已经在建造。雷伯估计，上次大战的另一个战败国可能处于相似的状况，同样欢迎订货。那就是日本，塞梯尼亚兹君。日本有个地方叫吴市，在广岛东南。大卫老弟，为了准备在太平洋上跟我们打仗，日本人曾把有史以来最大的军舰‘大和丸’和‘武藏丸’派到海上去，排水量在七万二千吨以上。我可以附带提一下，这两舰军舰被我们击沉了，但是日本人懂得怎样造船这一事实依然存在。他们已答应为雷伯造船。雷伯订了六艘油船，其中两艘——请注意听——载重量为五万吨。这将是历来最大的油船。相形之下，甚至古兰德里斯的船也显得小了。”
“可是钱呢？”塞梯尼亚兹本着一贯讲究实际的精神问道。
“尼克·佩待里迪斯会来见你，把所有的合同交给你。撇开细节不谈，事情将是这样的。尼克从海湾或壳牌石油公司（也可能从两家）得到了长期租船的合同。原属迈约雷斯库的油船租给他们十五年。这是一笔金额十分可观的交易，特别可保障稳定的收益。以此作为杠杆，雷伯从别处借到了钱，以敷在日本造船之用。由于他已经签了别的中期合同，把正在定造的六艘船中的三艘租出去，为期三至五年不等，他又可以依仗这另一批合同开始谋求一系列新的贷款……（注：此处缺半页内容）
将在美国。如果我理解得不错，那么就是在斯帕罗斯角和伯利恒钢铁公司的船厂里。全部交易的总金额将近三亿美元。他是在行正常人绝对不愿冒的险。”
“我知道。”塞梯尼亚兹没说别的。
塔拉斯说完时，塞梯尼亚兹感到有几句话已经到了嘴边，诸如：“乔治，你所知道的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倘若他只在一个方面冒偌大的风险，我就不会在每次有人给我送来新的卷宗时吓得发抖。”随着他逐步了解这个正在崛起的帝国规模之庞大，了解它的诞生条件几乎完全建立在信贷基础之上，尽管他对雷伯·克立姆罗德非凡的才具深信不疑，尽管公司内情滴水不漏这一条始终得到严格遵守，他的忧虑还是与日俱增。
但是，他一句也没有说出来，而是保持沉默，信守他保证不信赖任何人的诺言，“甚至包括乔治·塔拉斯在内”。
“好了，大卫。本来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否愿意和我共进午餐？这句话我差不多已经要说出口。现在这个问题不提也罢。”
“今天不行。下次也许可以。”
塔拉斯起身告辞。他面带笑容，然而这笑容毕竟有点儿勉强。
“不久再跟你见面。”
他们分了手．双方都感到，在他们几乎完美无缺的友情中出现了第一道裂痕。这裂痕没有再扩大，可是在此后的四年中始终未能弥合。
这四年中，塞梯尼亚兹往往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才见雷伯一次。起初，大卫对于这种久不露面的状况感到忧虑，正像雷伯对他的信赖使他惴惴不安一样。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便开始认为这种状况是正常的，至少是寻常的。
塞梯尼亚兹曾提供一些数字。他是唯一知道这些数字的人。不过他指出，这些数字并不代表克立姆罗德交给他掌管的全部业务，同样他也无法知道王经营的其他业务究竟有多少。一九八二年春，大卫尝试开一份清单，结果得出一千六百八十七家公司这样一个数字，而克立姆罗德的名字没有在其中任何一家公司出现。一次也没有。然而，有一家公司确实用了R·M·克立姆罗德的名字。塔拉斯向塞梯尼亚兹指出，世界上其他某个地方，瑞士、法国或别处，完全可能存在着另一个大卫·塞梯尼亚兹在做着完全相同的工作，面对着同样的一份清单正感到同样诧异呢！
一九五五年五月，大卫·塞梯尼亚兹写过一份简报（并不标明向什么人汇报），对于王的业务活动伸展到哪些领域作了一次概述。
雅瓦食品总公司及其三十七家子公司，估计价值九亿六千万美元。
通讯传播事业，估计资产将近四亿二千万美元。其中包括：
广告经理部；
两家电视节目周刊（一九五三年创刊）；
旅行与游乐机构；
S．O．S．移民服务部；
用九种语言播音的十九家电台（一九五三年秋）；
一家电视台（一九五四年夏），计划筹建第二家。
罗杰·邓恩是上述各家企业名义上的所有者（持股百分之六十至八十）。实际上，根据他与雷伯之间的委托协议，他享有百分之十的股权（满不错了）。
报刊发行业取得很大发展，包括地域范围（一九五一年冬打入加利福尼亚）和纵向深度（采取了必要的法律措施回避《反垄断法》）。各处保养维修车辆的车库与其他公司签订合同，部分或全部买下这些公司。此外还有：
卡车运输和仓库租赁业务；
送货业务；
工业设备保养和紧急抢修业务（一九五三年九月）
估值：三亿八千万美元。
四个餐馆系统。分布地域：北起加拿大，南至墨西哥边界。有组织的竞争。由雅瓦食品总公司或它的分支机构供货。计划于一九五六年开发西海岸，巳与一英国集团签订合同准备打入欧洲市场。
超级市场系统（表面上独立于餐馆系统）。以上两大部分的受托人是丽莲·莫里斯。总值：四亿美元。包括工场和协作农牧场在内则为六亿三千万美元（一九五三年）。
不动产：一亿五千万美元。华尔街行动尚待扫尾，计划至一九五七年全部结束！
海运业。二十九家不同的公司，总吨位：三百六十二万吨。
（资料来源：尼尔·佩恃里迪斯）。一艘二万八千吨的油船约值二百万美元。估计总值：三亿八千五百万美元（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日）。
流动资产(推算)：一亿零九百一十二万美元（一九五五年四月三十日)。
总值多少？计算时应考虑信贷金额、费用昂贵的安全措施（用以保护雷伯）、人数众多的合作者……
塞梯尼亚兹得出的结论是：一九五五年，从毛特豪森算起差不多有十年，从他来到纽约的一个报摊算起则还不到五年时间，还不满二十七周岁的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身价已经大大超过十亿美元。
可是了解这一点的不超过五个人。
一九五五年五月初，乔治·塔拉斯刚刚办完一件事情后回到纽约。“不错，大卫，是为他办的。三四年前你曾经拒绝我和你共进午餐的邀请。还记得吗？今天怎么样？”
他们来到华尔街的凯恩通餐馆。塞梯尼亚兹照例呷着他的马丁尼酒。他发现至少有五个为克立姆罗德办事的人坐在邻近几张桌子旁边向他致意，便略略颔首回礼。然而这些不明显的动作并没有逃过塔拉斯锐利的目光。
“你是否在玩味一种隐蔽的权力感，大卫？”
“你可以这么说，”塞梯尼亚兹笑道。他感到很窘，甚至有点恼火，因为塔拉斯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塞梯尼亚兹对这些人了解得一清二楚，而他们对他却几乎一无所知；跟这些人打交道的结果，确实使他产生某种隐蔽的权力感。
“你甚至已开始采用他的某些惯用语：也可以这么说。”
“我们谈谈别的吧。”
他们点了菜，等侍应领班走后，塔拉斯突然说：“我有些事要告诉你，大卫。先说说你的小姨子吧。”
塞梯尼亚兹惊讶地望着他。
“听着，”塔拉斯说，“我知道我一定让人觉得象个不受欢迎的好事者，可你不要被表面现象蒙住眼睛。你妻子的娘家对夏眠是怎么看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们上一次见到夏眠是什么时候？我不是指你人，大卫。也包括韶安娜和你岳家的人。”
“她在纽约和我们一起过了圣诞节。每年如此。”
“你什么也没有注意到吗？”
大卫·塞梯尼亚兹是个头脑冷静、性情温和的人。最近几年，通过为雷伯·克立姆罗德的各种经济活动做管理工作，他惊异地发现自己身上某些品质无可否认是有用的，尤其是组织管理方面的。雷伯曾在伦敦的一家旅馆里对他说过，他具有他自己也想不到的品质；时间证明雷伯的话是对的。
但塔拉斯这句问话激起了塞梯尼亚兹一连串强烈而又矛盾的感觉，几乎使他失去自持。他被塔拉斯有欠考虑的干涉所激怒，同时又唯恐夏眠使他揣揣不安的事会得到证实。此外，他还经常感觉到他的妻子和岳母对他发动的无声战争的压力，她们母女俩似乎都怪他没能“让那个克立姆罗德保待距离”。
“注意到什么？”他带着抱怨的口吻反问，这在他是少有的现象。
“夏眠梢神不正常。她也许是我所见到的世上最漂亮的女人，但是她家里的人早该注意她的情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