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编 情欲的罪与罚 ========
民间歌谣与传言
在没有网络、没有广播电视、也没有报刊的古代，当政者比较在意民间的各种歌谣和流言。——因为这些看似无意、十分诙谐辛辣的歌谣、传言往往是民间情绪的真实表现。所以从周代开始，天子和诸侯命令那些没有儿女的孤寡老人，在采诗官的带领下，摇着木铎，深入到田间地头采集老百姓心口传唱的各种歌谣，以观民间风俗和执政的得失，套用现在的话，就是“了解舆情”。——那些孤寡老人，政府发给一定的报酬给养起来，大约可算作“以工代赈”。
因此，自古有点想法的人也往往利用童谣、儿歌这种形式为自己造势，以显示自己是上天所命，来凡间有特殊使命的。——其实这些歌谣大多是不安分的文人制造的，因为简单易记、朗朗上口，好奇兼好玩的小孩儿一学就会，然后传唱甚广。而统治者视这些歌谣为“谶言”，十分重视。《三国》中的长安小孩唱着：“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想必是类似王允那样不满董卓老贼荒淫残暴的人而造出来的舆论攻势；明末流传“十八子当主神器”，大概也是闯王部下故意放出来的烟幕弹，如果真是上天所钟爱李闯的话，也不至于当了几天大顺的皇帝就仓皇南窜，不知所终。
水浒里最有名的一首儿歌是：“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在宋江浔阳江头题写了反诗，被黄文炳举报后，知府蔡九开始本没有太在意。直到黄文炳提醒他：“相公不可小觑了他。恰才相公所言尊府恩相家书说小儿谣言，正应在本人的身上。”政治敏感性不强的纨绔子弟蔡九这才如梦方醒，下决心铲除这个不稳定因素。我猜测这歌谣大约也是黑白两道通吃的宋公明策划好的“成名方案”，利用儿歌炒作自己，积累当老大的资本。所以他上梁山后，见到了晁盖，还不无得意地提到了这首儿歌，以是自己当首领的合法性比晁天王强。
水浒中最有名的传言就是风流皇帝宋徽宗和东京城第一花魁李师师的“零距离”关系。皇帝是天下第一人，自然是级别最高的公众人物，被星斗小民们关注一言一行自然是很正常的事。可惜大宋不是美利坚，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关系仅仅登堂入室，还未到亲密无间，就被美国媒体紧紧咬住不方，全方位多角度地给予曝光，让身为地球上最有权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像被脱光衣服一样，被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欣赏裸体。——这领导人当得真憋屈。大宋没有现代意义的新闻媒体，也没有现代意义的新闻自由，皇帝居九五之尊，权威不容亵渎。但“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只能通过口头传播这些事情。宋江和柴进、燕青等人化妆进入东京城走门子时，路过李师师所在的勾栏，看到“歌舞神仙女，风流花月魁”的“招商广告”时，问茶博士：“前面角妓是谁家？”茶博士道：“这是东京上厅行首，唤做李师师。”宋江道：“莫不是和今上打得热的。”茶博士道：“不可高声，耳目觉近。”
看来这风流皇帝宋徽宗和李师师的那点关系，在大宋朝已经成了“地球人都知道”的公开秘密了，大概连契丹、西夏、大理、吐蕃这样的番国也许亦有所闻。而且像宋江这样想走二奶后门，以达天听的恐怕也不是少数。作为皇帝，虽有乾纲独断的权威，但禁不住悠悠之口议论自己的私事。大宋那么多人，你总不能派无数的小吏专门来监控这种传言吧。何况大宋朝许多像宋江、戴宗、雷横、朱仝这样与朝廷三心二意的小吏，没准还会加入传播皇帝风流故事的行列。
王怡兄曾经说过皇后具有公共属性，此话有道理。作为母仪天下的皇后，她必须满足男性子民们合理的心理活动，对权力和女人，皇帝和草民的期许没有什么质的的区别，因此对“御用产品”，大多数男人有种也想试一下的心理冲动。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心理学、社会学课题。就那么些并不符合现代饮食观念的红烧肉，因为某人吃过大家便争相品尝，那些为某人专门烧制的陶瓷因为打上某种文字，某人从未用过但尘封多年后，价格飙升。而女人是最重要的“御用产品”，让草民们“意淫”一下当然正常。在皇帝千方百计的打击“僭越”的高压下，这种“在场”的体验大多是想象。不过我觉得这位发明瘦金体的多才皇帝还算开明，自己宠幸过李师师后，并未为她建造别居，将其垄断，而是让她仍从事本职工作，在元宵佳节依然接客。不像别的皇帝，用过的东西必须放进纪念馆，作为“圣迹”草民只能远观而不可近玩。——凭这点我佩服这样最后葬送大好河山的皇帝的大度。
在历代奚落挖苦国君臭事的歌谣里，有两首最著名，尽管经过孔老二的“删诗”，依然存在《诗经》中流传至今。
这两首诗都产生在中原大地。周朝的豫北有三个小国：邶、庸（加耳）和卫，中原大地居民多是商人的后代，在西部的后起部落周灭掉他们的中央王朝商以后，商的子民由于远远多于周人，不可能全部被杀掉。外部来的征服者只能采取殖民、同化、监视的办法，一点点确立新王朝的权威。遗民们要么被迁徙，如让他们去渤海附近；要么就这样被分成许多小国，封周朝的王室或功臣去作诸侯，统治这些遗民。卫国的国君就是这样的“殖民者”。
商人热情奔放、敢爱敢狠，所以才有纣王这样精力充沛、好美女醇酒的帝王，可是战斗力和掠夺性自然不如西部偏僻之地的周人，他们先丧失了自己的中央王朝，后来卫国又被北方来的狄人灭掉。
文化发达、崇尚人性的国家总打不过野蛮国家，这是中国的历史宿命。
卫等三国的居民顽固地保留自己的文化和民族性。在淇水之滨，他们无周人的男女之防，他们的年轻人开放活泼，他们在一种充满情欲的气息中恋爱、交合，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伦理道德。因此长期被服膺周礼的后代读书人垢病。——而来统治这些开化之地的贵族，也渐渐变得更加开放，以至于没有廉耻。
当时的魏宣公给自己的儿子ji（但立人加“及”）娶了个媳妇，看到自己的儿媳宣姜漂亮，便变了主意，自己纳之。——后来的李隆基搞了寿王的老婆、自己的儿媳杨太真用的也是这招。而这位公子ji （亻旁及），又是宣公和自己父亲的侍姬夷姜私通所生。宣公这老爬灰死翘翘后，正当如狼似虎年华的宣姜又和宣公的庶子顽私通，生了五个儿女。你说这宣公，上搞庶母，下搞儿媳，他的儿子自然有乃父之风。——这关系够乱的。
在如此开放文化中长大的百姓也感觉过份，作了两首诗嘲笑他们。
一首是讽刺宣公爬灰的《新台》：
“新台有泚，河水渳渳。
嬿婉之求，籧篨不鲜。
新台有洒，河水浼浼。
嬿婉之求，籧篨不殄。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
“新建的高尚住宅好漂亮，旁边的河水清澈浩荡
本来嫁给儿子夫妇般配，癞蛤蟆公公夺去真流氓。
新建的楼房真是高大，旁边的河水东流哗哗。
本来是郎才女貌和和美美，可烂牛屎上把鲜花插。
渔网张开本向想等大鱼大虾，可钻进来的是只癞蛤蟆。
公子少女多么的匹配，可要陪伴这萎缩老头痛苦呀！”
讽刺宣姜和庶子私通的是《鄘风·墙有茨》：
墙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墙上的蒺藜，扫不掉呀。宫中的传言，没法说呀。若是说出来呀，那可真是丑死啦）
当高官真是很累，有点乱七八糟的事情，在当时信息不发达的春秋时代都闹得满城风雨。不过卫国这些国君和国母，比起宋徽宗和李师师，品位的差距不能以道里计。
两个失败“二奶”的教训
水浒描写的基本上是男人的世界，满篇多是杀人、放火、喝酒、吃肉，描写风月的笔墨不多。寥寥可数的女人中，除了林冲娘子这样的贞节烈妇外，其他的不是如孙二娘那样的“野蛮女友”，就是潘金莲、潘巧云那样的淫女荡妇。
在这些女人中间，有两个“二奶”不可不提，那就是被宋江杀死的阎婆惜和促使雷横落草的白秀英。
这两个二奶都是东京人士，也就是说在首都长大，眼界开阔，阅人无数，见识过“五陵年少争缠头”的京都美女，山东郓城那样小地方的汉子，即使如江湖上声名赫赫的宋江，照样难入她等青眼。——因为风尘中慧眼识李靖的红拂女毕竟是奇缺得如大熊猫一样。就像现在，某些满口雪莱的诗人或者动辄哈维尔的宪政精英，进了歌厅，还没有大街上刚刚混江湖的“古惑仔”更讨小姐喜欢。
阎婆惜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和父母一起从东京流落到郓城那个穷地方（未必是她的亲父母，或许是养“瘦马”的养父母），父亲死了，当地还刚刚解决好温饱问题，娱乐业不发达。《水浒》中写道：“不想这里的人，不喜风流宴乐，因此不能过活”。估计那时候公款娱乐还不甚流行，她只能屈身给宋江作了没名没份的“二奶”。
宋江在江湖中是及时雨，是小孟尝那样的人，可在“我拿青春赌明天”的阎婆惜眼中却一无是处。如果名媒正娶的话，宋江再无趣终究是她的老公，能一起生孩子过日子，终身有个依靠，可她的出身不可能成为已进于郓城上流社会宋江的妻室，甚至连妾的名份也不确切。而宋江长得太对不起观众，黑黑胖胖，又生活无趣，胸怀壮志心忧江湖却不能哄女孩子。除了被宋江养活外，她既得不到乐趣，又满足不了性欲，还不可能有名份，那么她喜欢上年轻英俊、乖巧伶俐的张文远便是自然的事情。
阎婆惜毕竟只是个普通的风尘女子，没有红拂的眼光，没有李师师的福气，没有杜十娘的心计，她只能一心一意爱上张文远，而及时雨的威望、名气以及勃勃雄心这些无形资产，在一个婊子的眼里也许不如一朵玫瑰花。
同为押司显然宋江的资历、人际关系、声望远远高于张文远，舍宋江而爱张文远，这是阎婆惜的第一错，——真正的爱情对于二奶来说是奢侈品也是杀伤自己的刀刃。傍大款还挑什么年龄相貌？主要看他是否有钱是否有发展前途。阎婆惜可能以为宋江只能永生为吏了。
阎婆惜的第二错就是低估了一代枭雄宋押司的狠毒与权谋，此等女子毫无江湖常识，引来杀身之祸也是自找的。她可能以为宋江无非和自己的相好张文远一样，不过是见到县令相公唯唯诺诺的小吏而已。她读完了晁盖等人给宋江的感恩信，应该想到，敢于将犯那样重大罪行的江洋大盗放走，能被黑道众多好汉拜服的宋押司，其胆量、智慧以及江湖地位可想而知。二奶得知包养自己的黑老大惊天大秘密时，应当如何做呢？
第一种选择是装着不知道，反正宋江喝醉了。自己装着根本没有动过招文袋，即使宋江怀疑也不至于当场杀死她。
第二种选择就是对老大说，我无意知道了这事但小妾有100个胆子也不敢说出去，而且发誓从此以后死心塌地跟着老大走。——没准以后真做个押寨夫人。
可被爱情与金钱冲晕脑袋的阎婆惜做了最不应该的选择：敲诈宋江。你敲诈一点金子不要紧，还扬言要立马给钱，不然拿着书信去公厅告官。从阎婆惜的话中可以看出她很有些小聪明的。看惯了曲本（现在的肥皂剧）的小女子知道“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没有将送来金子退回的一般规律，也知道“歇三日却问你讨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讨挽歌钱’”，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她害怕退回书信宋江再也不会承认，因为在郓城县宋江黑白两道通吃，他的话更容易被人相信。但也可以让宋江打个欠条呀，等金子拿到，立刻回到东京，盘个店铺，招个郎君过小日子不也很好吗？这个傻妞枉跟宋江一场，对宋江一点也不了解，最后把宋江逼上绝路便把自己逼上死路。她不明白，在杀一个当地没有根基的风尘女子的罪过和作为堂堂押司放走江洋大盗的罪过相比，前者的更小。
大概五年前深圳也有过类似阎婆惜这样的傻二奶，这位二奶被杀倒不是讨厌包养者而是因为她太爱包养者。湖南衡阳一位刘姓女子花容月貌，在深圳某防疫站工作，做了一个派出所所长的情妇。这位湘女犯了和杜十娘一样的错误，动了真情，最后非得要嫁给那个派出所长。那位已有妻室的所长是多年的先进工作者，他怎能为一个二奶和糟糠之妻离婚，搞得身败名裂误了前程？所长答应给她青春损失费，从30万加码到80万，那可是五年前呀。可这位痴情女子说就是给她一座金山她也不干，她只要和所长结婚，否则就告发到有关部门。以此要挟以为点中了命门，最后所长只好雇用黑道上的人，制造车祸结果了这女子的性命。
如果说阎婆惜是傻而被灭口，那么白秀英则是因狂遭祸。
白秀英也是从东京来郓城捞世界的，她傍对了人，是新任知县的二奶。也许因为来郓城时间太短，她和当地最高首长的亲密关系还不被很多人知道，那时候的干部选拔考核还有些规矩，至少知县的二奶依然卖唱，没有承包县政府的工程，更没有由舞女变为法官——因此不识泰山的雷横一不小心触了霉头。
白秀英唱完后讨大家的赏钱，坐在VIP包厢的雷横忘了带钱——作为巡捕都头的雷横，在郓城地面上，信许没有带钱的习惯。你想新警察小武都可以免票看电影，而且坐在包厢里面，堂堂的都头来看戏岂不是抬举你？
雷横不识庐山真面貌可以理解，你白秀英只要暗示一下，雷都头不仅明天会补钱，也许还会派人来给你护场子。可白秀英这位京都女子自以为有和县令的关系，狂得不得了。——她难道不了解小地方自有小地方的规则？也不了解一下社情？了解一下郓城地面上的人物再做买卖。她和自己的父亲白玉乔一唱一和讽刺雷横。特别是白玉乔以京城来的人口吻说：“我儿，你自没眼，不看城里人村里人”。当别人说这是雷都头时，白玉乔还辱骂道“只怕是驴筋头。”——堂堂的都头大人哪受过这样的侮辱？打他一拳是自然的。
可挨了打的白秀英还不吸取教训。雷横知道她的身份后大约会上们负荆请罪，赔上银子，你就坡下驴给个面子，雷都头就会成为你在郓城的保镖。可她因为有大靠山，告了恶状让县令枷了雷横，而且枷在她经营的勾栏面前示众，还让其他的公人，原来雷横的部下或同事打雷横。这个县官也是脑子进水，履新不久为了自己的二奶如此得罪手下的众多干部。因为这不仅对堂堂汉子雷横是奇耻大辱，而且让其他的干部也有唇亡齿寒之感。正如雷横母亲控诉那样：“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道理。”
这不识字的老婆子都明白起码的法律，即使执法也应当由政府来执法，哪能由原告执法？可恶的白秀英还打了老太婆，标准的孝子雷横再也忍不住了，用枷打死了白秀英。——这叫欺人太甚，自取其祸。
今天像白秀英这样狂的二奶也不少。当年成克杰在位时，他的二奶李平在广西便能呼风唤雨。做二奶的，不能像阎婆惜那样傻，也不能像白秀英那样狂，这样的教训得吸取呀。
天下第一“二奶”李师师
和两个失败的二奶阎婆惜和白秀英相比，李师师显然是一个成功的二奶。她不仅傍上了天下第一人道君皇帝宋徽宗这个大款，还狠狠地赚了梁山泊那伙强盗的一大笔银子，让这伙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出了银子还对其感恩涕零。
李师师有如此的通天本事，能成为天下第一二奶，仅仅因为其色艺双全是不够的，通过水浒的描写，我们能窥见她过人的智慧，娴熟的交际手腕和通达的处世态度——和阎婆惜、白秀英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
白秀英因为仗着是县令的二奶。骄狂得不把整个郓城的大小官吏放在眼里，最后侮辱了雷横母子遭遇杀身之祸。照这个逻辑，皇帝的二奶李师师可以狂到天上去了，天下人除了皇帝谁也不能入她的青眼。但李师师能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正是李师师高于白秀英等人的地方。
作为东京最大的娱乐公司的花魁和汴梁歌舞团最红的歌星，李师师被皇帝包养后，应该金盆洗手专司伺候道君皇帝，或者搞一个正五品或从四品之类的歌舞团团长，让赵官家掏公帑把她养起来。——她在皇帝耳旁吹吹枕边风，这事不难办到。可李师师没有这样做，她还是在风月场所做她的花魁，而且是真做，依然笑迎天下客。不过因为是御用的，价码高了点——哪像后来一些大牌歌星被高级官员包养后，寻常百姓就难近芳颜了。从这点看，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宋徽宗还是能与民同乐的。这位后来被金人俘虏的皇帝虽然荒淫，但写得一笔好字，更兼吹拉弹唱无所不通，也算多才多艺吧。
因为李师师还坚守在为大宋风月事业兢兢业业工作的态度，宋江等梁山泊的反贼才可能通过“二奶”路线，让自己想被招安的一番真情让皇帝老子知道。
皇帝常居深宫，中间关山重隔，又被高太尉这样的奸臣蒙蔽，想通过高太尉等权臣向皇帝表白真心受招安之心的路子已不可行。走李师师这个二奶的路子，是当时梁山诸人的惟一选择。
通过风月歌舞界，向上层施加影响传播信息的古老办法至今还在使用。民国时期的上海和天津，一些类似陈白露的交际花就充当了民间和官府的桥梁。
梁山泊首先派出了第一美男兼公关部长燕青出马，三两下就搞定了李师师的经纪人李妈妈。然后再带领宋江等人去见李师师。由于出手阔绰，立马被李师师母女另眼相看。你看李师师拜谢道：“员外识荆之初，何故以厚礼见赐，却之不恭，受之太过。”态度多么谦恭，谈吐多么得体。
等宋江喝了点酒，指指点点吆三喝四，露出梁山泊贼首的面貌后，再加上骂骂咧咧、长得粗野的李逵，作为沾过天子雨露的李师师来说，心底里对这伙举止不雅的土财主未必瞧得起，但她恪守了风月场良好的职业道德。宋江介绍李逵：“这个是家生的孩儿小李。”你看李师师如何幽默：“我倒不打紧，辱莫了太白学士。”风流倜傥的大才子李白，色冠群芳的李师师，只会杀人喝酒的李逵，三个姓李的如此排列在一起，令人开心。这与时下一些风月场所只会讲黄段子的小姐们相比，砍柴不得不感叹，优秀的青楼文化，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
李逵打了为皇帝提供保卫的杨太尉后，惊了御驾。宋江一伙的真实面貌露了出来，接待如此重大的反贼，隔在别人那里早就被东京警备厅抓进去了。可因为是皇帝的二奶，“李师师只推不知。”——二奶的级别越高，安全系数也越高。
等燕青再次进京见了李师师后，李师师已经知道上次闹东京一帮人的身份。但见过了大风大浪的师师根本不当回事，她对燕青说：“你不要隐瞒，实对我说知；若不明言，决无干休。”听说梁山泊人真心想招安时，李师师安慰燕青：“你这一班义士，久闻大名，只是奈缘中间无有好人，与汝们众为作成，因此上屈沉水泊。”
侠肝义胆的李师师，向皇帝引荐了燕青，燕青报告了宋江真心想招安一事。没有师师的引荐，梁山泊人不可能被招安，宋江被招安的愿望实现，李师师功不可没。
李师师相助梁山泊人成了招安大事，除了受了钱财，喜欢燕青等原因外，我认为还由于李师师的见识与经历有关。风月中人按理最应当理解江湖人士，他们往往都有难言的人生际遇，有种种辛酸，他们的道德观、是非观不同于正常社会。李师师有幸傍上了皇帝，但她没有得意忘形，依然明白自己的身份。能对梁山泊人给予“同情的理解”。——看水浒中女人，我以为最可爱的就是李师师。
二奶左右王侯，妓院胜于官衙，风月影响政治。这算是我国政治传统之一吧。
皇帝偷情是风流 草民偷情是罪过
中国文人在曹雪芹之前，描写真正爱情的太少，而写男女不道德的偷情却比比皆是。《诗经》中的《静女》、《蒹葭》写一转三折的思念之情的名章，出自民间的无名氏之口；焦仲卿这样尾随爱妻刘兰芝而去、敢于殉情的男人也是民歌中出现。——大多数文人恐怕还瞧不起他的没出息。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与织女、白蛇与许仙的爱情故事都是民间传说。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歌颂的“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的爱情背后，实则有着公公夺儿媳的不伦；元稹的《莺莺传》写的是始乱终弃；而《三言二拍》里面多的是李甲这样辜负杜十娘的小男人。
在爱情面前，女人更勇敢更坚韧更有一种为爱痴狂的无畏，一对恋人碰到爱情难题的时候，最先逃避退却的往往是男人。或许中国男人在爱情面前这种胆怯、柔弱决定了没有勇气去文艺作品中寻求最美最真的爱情，反而对描写被抛弃的怨女，不得善终的荡妇，搬弄是非的媒婆大有兴趣，写起偷情来，笔墨纵横、汪洋恣肆、才气透纸。《水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李碧华曾说过施耐庵大概感情上受过女性的打击，因此才笔下的女人几乎要么是孙二娘那样的野蛮女，要么是潘金莲那样的荡妇。——一百零八将里面惟一有姿色、出身好、武艺高强的扈三娘却让宋江配给好色、丑陋的矮脚虎王英。似乎一朵鲜花不插在牛粪上，施耐庵就不自在。这并不独独是施耐庵的毛病，这种爱情人格的不健全，中国传统文人都有。文人们一方面纳妾无数，像李渔那样对女人的姿色、媚态、服饰化妆甚至房中术研究得十分专业。另一方面羞于说自己的真爱，即使真的爱妻子、爱情人，也得等到人家死了才放开心扉写悼亡诗文。这种不健康的爱情观使男人们将女人看成玩物、看成私有物、看成工具。为爱情不要江山不要官位的是没出息的傻蛋，而视“女人如衣裳，兄弟如手足”的男人则受到敬仰。在几千年的专制社会里，男人敢爱简直是原罪，而于风月场所玩弄女性则是洒脱与自在。
施耐庵的笔下，惟一的好女性是林冲的妻子张氏，非施氏厚爱张氏，而是施耐庵觉得林冲太完美了，非贞女不能配他。当陆虞侯将张氏骗到自家，引高衙内进来污辱时，林冲赶到，对妻子的第一句话竟是：“不曾被这厮玷污了？”娘子道：“不曾”。爱妻至深的林武师依然冲不破“失节事大”的礼法桎梏，大才子施耐庵也许认为只有不失贞，张氏才有被林武师爱的资格。
古代文人中，我独爱雪芹，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具有现代人道主义的关怀，能以平等的眼光去看待女人，去歌咏她们的爱与忧愁。大概是因为他是汉军旗的人，和纳兰性德一样，未被汉族那些陈腐的东西过多污染，保留着一份真纯。
施耐庵写爱情笔拙或者是不屑，而写起偷情来，那样津津有味，疏密得当。
《水浒》中写偷情的有：西门庆和潘金莲；潘巧云和裴如海的偷情；白秀英和郓城知县的偷情；卢俊义老婆与管家李固的偷情；阎婆惜和张文远的偷情；李巧奴和张旺的偷情；四柳村太公的女儿与邻村王小二的偷情；王庆和童贯侄女娇秀的偷情；当然，还有大宋第一人和大宋第一“二奶”李师师的偷情。
这么多的偷情，施耐庵写出来，让人读了却没有重复、拖沓之感，每一次偷情写出来别有面目，施氏才气真如汩汩泉水。只是在他的眼里，偷情都是罪不可赦的大恶。
潘金莲和西门庆的通奸发展过程，不仅是一部《水浒》中写偷情最精彩的，即使放在中国所有写偷情的文学作品中比，都可以排在前几位。西门庆向潘金莲套磁那番功夫，金圣叹评价为：“妙于叠，妙于换，妙于热，妙于冷，妙于宽，妙于紧，妙于琐碎，妙于影借，妙于忽迎，妙于忽闪，妙于有波桀，妙于无意思，真是一篇锦凑文字。”“真所谓其才如海，笔墨之气，潮起潮落者也。”
西门庆与潘金莲、王婆用计鸩杀了武大郎，显然是刑事犯罪，当依律处置。可在谋害大郎之前，两人的奸情，却属于道德调整范畴，而非罪行。潘金莲对武大郎的忠贞义务，是外部的礼法强加的，而非潘氏自愿。潘金莲在做使女的时候，因为反抗主人的纠缠而被记恨，白送给“身材短矮，人物猥琐，不会风流”的武大郎，——可见潘金莲原来并非是人尽可夫，见钱眼开的人。武大郎既不能满足潘金莲的感情需要，亦不能满足其性欲需要。“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让癞蛤蟆吃上天鹅肉，施耐庵就感觉很爽，心态何至如此？
西方文学中，作者对爱情得不到满足的红杏出墙行为，往往抱以一种同情的理解，即使有“错”，但无“罪”，如查太莱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西方的文明里，更重视人性。而在潘金莲挑逗武松时，从武松的眼里以及耐庵的笔下，已经是“大大的罪孽”。潘金莲想：“大虫也吃他打倒了，他必然好气力。”男人健壮在女人眼中自然是优点，这是最质朴的审美观。当潘金莲的挑逗变得赤裸裸时，武松的反应过于剧烈，简直将潘金莲的皮剥了，让人家的自尊荡然无存。“嫂嫂，休要恁地不识羞耻！”“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休要这般不识廉耻。倘有些风吹草动，武二眼里认得嫂嫂，拳头却不认得嫂嫂！”武二不为美色所惑，不怀人伦固然是条真汉子。可潘金莲喜欢他，也不是什么罪过呀。嫂嫂喜欢英俊潇洒的小叔子，难道就十恶不赦了，让武松如此辱骂他，其实武松大可不必出粗口，你悄悄地走了，不再理她，彼此不伤面子不就得了？爱之深便会恨之切。潘金莲幽怨地说了句“好不识人敬重！”女人的那颗脆弱的心，谁人能理解？
即使受到了武二如此的辱骂，当武二即将押送礼物上京时，前来向哥嫂告别，潘金莲对武二爱情的幻想还未破灭：“莫不是这厮思量我了？却又回来？那厮一定强不过，我且慢慢地相问他。”可武松当着武大，如此警告了潘金莲。——这就有多管闲事的嫌疑了，你拒绝诱惑是你自己的权利，可嫂子是否守妇道，小叔子凭什么替哥哥来教训嫂子？你哥哥也是个有着完全民事能力的成年人，夫妻之间的种种事情，第三者没有置喙的资格。
被爱伤透了心的潘金莲在武松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后，西门庆出来了，一个既能给她生理慰籍，又能给其心理慰籍的大官人出来了。而且西门庆并不是像张员外那样，利用权势强迫潘金莲。他是个泡妹妹的天生高手，潘安的貌，驴儿大的行货，似邓通有钱，绵里针忍耐的性格，闲工夫这五样他都具备，而且“捱光”计十个阶段，钱使到九分九，都有前功尽弃的可能，但西门庆不害怕这种“投资风险”。——碰上如此的人物，别说是潘金莲，我看是林黛玉也抵挡不住爱情的攻势。你看西门庆泡潘氏的那份温柔体贴、那份善解人意。当潘金莲埋怨自己嫁错了丈夫：“他是无用之人，官人休要笑话。”可西门庆是这样回答的：“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软是立身之本，刚强是惹祸之胎。’似娘子的大郎所为良善时，‘万丈水无涓滴漏’。”他决不是跟着贬大郎而是夸奖大郎，如此理解和尊重女人，武二等哪能及其万一？当西门庆说到自己的亡妻时，充满了敬佩感激之情：“小人先妻，是微末出身，却倒百灵百俐，是件都替得小人，如今不幸他殁了已得三年，家里的事，都七颠八倒。为何小人只是走出来？在家里时，便要怄气！”然后再提到自己已养的几个“二奶”张惜惜和李娇娇，没有一个及得上潘金莲。如此既说明自己不是滥情之人，博得了潘金莲的尊重，又满足了小妇人的虚荣心。那么，两人感情发展到恩情似漆，心意如胶的程度自是水到渠成。
当武大从郓哥那里得知妻子和西门庆的奸情以后，这位老实巴交的善良男人内心一定是非常的痛苦，他意外地得到了这样一个美女，自己起早贪黑地做小买卖，供养妻子。但是感情是勉强不来的，男女是否般配不仅仅是外貌，更重要的是内心感觉，潘金莲不爱自己，企图靠自己对潘的小心爱护，感化潘金莲是难以生效的。
这时套用现在的话，武大、潘金莲的婚姻出现了极大的危机。如何解决这一危机，现在的夫妇先可以协议离婚，协议不成就上法院，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判定财产的归属。然而那时候是大宋，女人没有主张自己婚姻的权利，要想解除婚姻，只有被动地等待丈夫写休书。而这时武大的合理选择是什么呢？显然他想维护自己的婚姻，那么是私下劝潘金莲回头，或者是等弟弟武二回来后商量，都不失为理性的选择。如果找武松商量，武松也许会利用自己都头的地位和西门庆交涉，但以武松的性格，也许会劝哥哥休掉这个败坏家风的嫂子。那样就不会出现命案了，武松、西门庆、潘金莲、武大等人的命运将完全是两个样子。可是武大采用了那时候大多数男人的办法——捉奸，这是一时激愤极容易采取的传统方法，可惜这个懦弱、善良的男人碰到了清河县有钱有势的西门大官人。他被西门踢伤了，武大如果有他弟弟十分之一的机敏，也会忍气吞声等待弟弟回来再做打算，然而他的善良他对潘金莲的爱，遭来了杀身之祸。他一半是威胁一半是善意地提醒：“我的兄弟武二，你须知他性格，倘若早晚归来，他肯干休？若你肯可怜我，早早服侍我好了，他归来是，我都不提。”家有利器不可轻易示人，这不是提醒潘金莲等人吗？最后在王婆的策划下，潘、西门毒死了武大。
潘金莲杀夫当然是不折不扣的犯罪，我无意为潘辩护。我只想说的是武二杀嫂是一场悲剧。武大爱潘金莲却得不到回报，潘金莲爱武二亦得不到回报，西门、潘金莲两情相悦也很难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最后演出了杀夫、杀嫂。——西门、潘金莲、王婆是罪犯，武松走正常的诉讼程度不能为兄长伸冤，最后也从都头变成罪犯。当武二扯开曾向自己眉目传情的嫂子雪白胸脯时，用尖刀一剜，当时他除了悲愤，还想到什么？
这场悲剧却没有撕裂读者内心的力量，是因为谋杀与复仇、贞节与淫荡这种简单的道德划分减弱了悲剧的力量。人们看到的是淫妇奸夫和复仇好汉的对立两极，而未有对促使美女变凶手的深层次思考。——在施耐庵眼里，稍有出墙心思的女人就是该死的，就是不可饶恕的，中国毕竟产生不了托尔死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具有终极关怀的作家。
不知道为什么，《水浒》中的汉子们一个个是性冷淡。你宋三郎既然不好女色，接济了阎婆惜母女俩不就得了，为什么要包养她？既然包养了人家，却又冷落人家这不是不负责任么？难怪人家看上了风流温柔的张文远。那拼命三郎石秀更没道理多管闲事，你的义兄杨雄疏远了嫂子潘巧云，巧云碰到了青梅竹马的裴如海，和尚与已婚之妇偷情，作者便以“淫妇”、“贼秃”命名之，石秀作为杨雄的结拜兄弟，将自己的观察分析结果告诉他，已属不应该，自古“疏不间亲”，人家毕竟是夫妻，顶多善意地暗示、提醒就罢了。当杨雄醉骂巧云走漏了风声，巧云为了自保诬陷石秀调戏她，杨雄信以为真。那么作为第三人，清者自清，你就悄悄地离开得了，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可他竟然自己去悄悄地杀死裴如海——这不是故意杀人是什么？杀了裴如海也罢了，哪个人能保证一生在感情上不擦枪走火，可石秀怂恿了杨雄诱骗巧云和丫鬟上山，最后合伙杀了两人，巧云罪不至死吧。——我真的怀疑石秀和杨雄是同性恋，杨雄娶巧云是为了掩人耳目，不然杨雄在当地不大不小是个人物，何必娶个寡妇呢？石秀也许因为吃醋，借机杀了巧云。
童贯的侄女娇秀喜欢上王庆更能理解。娇秀作为政治联姻的牺牲品，被童家许配给蔡京的孙子，一个憨呆的傻瓜。这对一个美眉来说太残忍了，爱上“俊俏风流无限”的王庆不是很自然么？可施耐庵依然认为这种偷情是大大的罪过。当娇秀和王庆好上后，施公写道：“王庆那厮，喜出望外，终日饮酒”。——用笔如此，似乎愤愤不平。当蔡京等人找个理由将王庆刺配后，迎娶了娇秀。“一来遮掩了童贯之羞，二来灭了众人议论。蔡攸之子，左右是呆的，也不知娇秀是处子不是处子。”是否是处女，在施公看来悠悠万事，惟此最大，他好像很为蔡京那个傻孙子抱不平。
照《水浒》那时代人的理论，妇道比什么都重要，不守妇道就被杀死也活该。潘金莲被人像配牲口一样配给武大，就应该从一而终；杨雄不爱自己的妻子，但受不了他红杏出墙，因为妻子是他的私人物品，他不使用也不允许别人染指，他痛恨妻子偷情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自己的尊颜严被挑战。娇秀也是这样，对童、蔡两家来说，利益同盟最重要，大家族的面子最重要，而女孩的幸福则算不了什么。
宋徽宗放着三宫六院这些满汉全席不吃，跑到勾栏瓦肆泡民间的妓女李师师，尝尝这道地方小吃。这也是偷情，可在施耐庵的笔下，便不是罪过而是风流佳话了。李师师傍上皇帝后，挂出了“歌舞神仙女，风流花月魁”的广告牌，看来被皇帝泡是可以大肆渲染的光彩事情。天下人都议论这件事，皇帝不以为许，还常常从专用的地道钻出来，临幸一下李师师。而且不避近臣，让杨太尉亲自在外面站岗。
同样偷情为什么草民干和皇帝干这样大的区别？因为在皇权社会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万物都是皇帝的私人财产，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奴才，他睡任何一个女人不是偷情而是主人的恩宠，天下女子的房间无非是三宫六院的扩大而已。——雄性对雌性的控制权力，在动物世界和专制社会里是衡量男人权威的一个重大指数，皇帝的权威最大，因此他的性资源理应最丰富，性自由更大。而一般的官员和财主，对自己家的丫鬟的性侵犯也没人敢说出了不字，潘金莲不服这个规矩所以她的下场很惨，贾琏玩府里奴才的老婆，凤姐泼醋可老祖宗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么一般的老百姓，对自己的妻妾有自由的性权利，泡别的女人则是觊觎，是偷情，是罪过，别的雄性动物不能原谅他。他们的性权利虽然不能和皇帝、大官比，但关起门来，这种控制权本质上是一样的。这也是杨雄可以不去滋润潘巧云但不允许自己对巧云的专属性权利受到别人侵犯。而女人呢？只能处于被处置的被动地位，让人养着，让人挑选，让人玩弄，如果自己主张自己的性权利就是十恶不赦的罪过。
套用一首民谣形容性权利的不平等：
“皇帝胡搞是游龙戏凤，
巡抚胡搞是深入群众，
知府胡搞是娱乐活动，
知县胡搞是体育运动，
小吏胡搞是胡乱打洞，
草民胡搞是流氓活动。”
扈三娘：卿本佳人，奈何从贼
水浒中的女人，除了林冲的妻子外，似乎想不出还有谁拥有过真正的爱情。潘金莲、潘巧云和情夫那份感情，被认为是不洁的，她们是荡妇，按那时人们的道德标准，认为她们应该进万劫不复的地狱；李师师对宋徽宗而言，仅仅是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万岁爷所钟爱的一道民间小吃。
扈三娘是我最同情的一个女人，她高挑美丽，她武艺高强，她出身富裕之家，可是嫁给了矮脚虎这样好色丑陋、品行不堪的人。而这一切的源头不是造化弄人，而是宋江的乱点鸳鸯谱。——宋江把扈三娘当成一只羊羔，送给了王矮虎这支色狼。而梁山和扈三娘是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李逵将她家上上下下杀个干净，就剩下她哥哥扈成逃走。
当年楚国灭亡了息国后，美丽的息夫人被俘虏后，纳入楚王后宫，三年后连儿子都生下来了，可息夫人为了表示对故国的怀念，表示自己的迫不得已，从不开口说话，从不欢笑。后人感慨：“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连文弱的息夫人尚且这样无声地抗议，而能上马杀敌的女将军扈三娘为何这样甘于被杀父仇人驱使呢？
归降梁山后，扈三娘每每出征，在马后张开一面旗帜，上书：“美人扈三娘”，在不知道美为何物的梁山男人世界里，她的美丽是那样的寂寞苍白，仅仅是一种类似滑稽的点缀。卿本佳人，奈何从贼？扈三娘是否被梁山人强迫服下了一种神密药品？她的精神是否已被公孙胜这样的人用法术控制？或者她势单力薄，迫不得已苟全性命于淫威之下？那么她的内心一定非常痛苦，她的苦，惟好肉欲而不解真情的丈夫能理解吗？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会不会向隅而泣？
上梁山的人中，有打家劫舍来避祸的罪犯、小偷，有被逼上无奈的体制内人，有被宋江设局诱骗来的官员，他们尽管对梁山的感情程度不一，但至少是最后自己做出了选择，而扈三娘是惟一被劫持和胁迫上山的。
李家庄的管家杜兴向石秀、杨雄介绍说：“惟有一个女儿最英雄，名唤‘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双刀，马上如法了得。”三娘已与祝家的老三祝彪有婚姻之约，两人是通加之好，又是门当户对，男女般配。而王矮虎呢？押车的伙计出身，见财起意杀死了雇主，落草当了强盗。这样一点江湖规矩都不讲的人，能是什么好货色？在清风山拿住宋江后，不问三七二十一，首先想到的是“取下这牛子心肝来，造三分醒酒酸辣汤来。”其残忍不亚于李逵。劫持到刘知寨的老婆，他马上将其抬到自己的房里去，连宋江都认为，“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当宋江被刘知寨陷害，打进囚车，半路被花荣、燕顺等人救出，王英仍然念念不忘知寨的老婆， “我明日自下山去，拿那妇人，今番还我受用。”拿住妇人后，燕顺为了不留祸患，一刀将其杀了，王英倒要和自己的兄弟燕顺拼命。其好色而无品位，至少小霸王周通抢人家的姑娘做押寨妇人，还像模像样地送聘礼，拜老丈人。第一次和扈三娘对阵时，十个回合就被三娘擒住，让这样无才无德无貌无品的人获取三娘的芳心，实在是太不可能了。
而擒住扈三娘的，却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林冲，——胜女英雄的惟有真英雄。梁山中的诸好汉，真正和扈三娘匹配的恐怕只有林冲，林冲此时，妻子已在东京上吊自尽，扈三娘不必做妾，可以光明正大地成为林夫人。
可是宋江不会这样想，他把女俘虏看成当然的女奴，能任意处置。宋江为什么要把一朵鲜花硬硬地插在牛屎堆上呢？表面上看是他的践约。在王英和燕顺因女人几乎刀枪相见时，他劝解时答应给矮脚虎娶一门媳妇。可天下女人多得是，像王英这样的打工仔出身的人，有肉欲少真情，找一个如史进的相好李睡兰那样的风尘女子完全可以打发他。为什么非得让这样优秀的三娘嫁给矮脚虎呢？有几种可能。
一是宋江有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必须毁灭掉的心理。宋江将扈三娘交给宋太公看管时，众头领以为宋江要这个女子。这没什么奇怪的，因为好东西先让老大享用是强盗的规矩。宋江并非不好女色，否则他不会包养阎婆惜，也不会在见李师师时酒后失态。大男孩李逵没遮拦说出了他的本性。只是自己没有让女性喜欢的本钱，女人是感性的动物，有时你的权谋你的江湖地位还不如几句好话更能获得其好感。连阎婆惜都不喜欢他，何况扈三娘？他对三娘求爱遭拒绝后，又怕霸王硬上弓有损自己的名声，毕竟他不同于在女人面前什么也不管的矮脚虎。于是就像一气之下将潘金莲配给武大郎的那位员外一样，将执意不从的三娘送给在梁山中最下作的矮脚虎受用。
第二个原因是梁山的光棍太多，大伙都在盯着这个美女。给谁都可能伤了和气，宋江不愿意因此引起骨干们互相的猜疑。给一个大伙公认的超级色鬼，其他人反而心里平衡。
第三个原因是为巩固自己的地位需要。林冲无异心但品性无疑都是一流，让扈三娘嫁给他，岂不是双剑合璧，天下无敌么？宋江不愿意自己手下的人有更多的真友谊、更多的真爱情，那样他的老大地位有可能被削弱。他只能把美女当成奖品送给亲信。他的几个亲信中，李逵只爱杀人，这方面没开窍，花荣有娘子，戴宗是个近似出家的人，而王矮虎是自己收罗的嫡系，当年劫囚车救他时立下大功，又好色如命，投其所好才是好礼物，能让他更加死心塌地地效劳。梁山和扈三娘毕竟有杀父之仇，送给非宋江嫡系的人，害怕枕头边策反，将三娘送给亲信有暗中监视的意味。
《水浒》中写道认扈三娘为义妹，当着众头领将她许配给王矮虎时，“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王英自然拜谢宋大哥，而扈三娘当时的心可能在流血，不得已从贼，也不能从矮脚虎这样的贼呀，谁也没法给我一个三娘爱王英的理由呀。推却不得倒是实，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她能怎样？
众人看到鲜花往牛粪上插的时候，“都称颂宋公明真乃有德有义之士。”宋公明的“德义”，就是不把女人当人。上了梁山的扈三娘，便成为一位木偶美人，没有自己的感情，没有自己的意志，白天让宋江驱使上阵打仗，晚上回来面对矮锉子丈夫。哀莫大于心死，三娘也许在得知家破人亡后，已经心死了。
《水浒》中的女人，美丽的、多情的、淫荡的、爱财的、英武的、贞节的，几乎都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也没有好下场。在这样的世界里，扈三娘不从贼，她能从谁呢？
======== 第五编 末路时的决断 ========
英雄末路、小吏末路和贵族末路
《水浒》中有三个人对水泊事业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无他三人，梁山将不成其为梁山，水泊亦将不成其为水泊。他们三人是林冲、柴进和宋江。林冲蒙冤上山，大多勤勉于山寨之事。惟有王伦不收留晁盖一伙人，晁盖被史文恭杀死后，在两次水泊事业最关键时刻，如山中之虎豹，静候多时，突然窜出用大智大勇奠定了梁山前期和后期的基业。而柴进是梁山真正的源头，先是有恩于王伦、杜迁、宋万等人，然后再介绍林冲上梁山，使梁山有了第一个关键人物，无柴进林冲不得上梁山，林冲不得上梁山，晁盖难以顺利做梁山老大；晁盖等不上梁山，后面宋江等人壮大梁山都是虚话。宋江更不用说，他为一百零八将之首，私放晁天王等人，广招各路豪杰上梁山，最后力主招安，可谓梁山事业系于一身。
这三人一为英雄，一为贵族，一为小吏。他们都是走投无路，不得已才上了梁山，三人上梁山的原因，上梁山之前的心态很值得对比。
和宋江、柴进相比，林冲是真是百分之百的冤屈。宋江私放劫生辰纲的江洋大盗，为灭口杀死了阎婆惜，本是弥天大罪，按律是死罪，幸亏他银子使得好才轻判个刺配江州。柴进则是被知府小舅子夺了叔叔的老宅，对小旋风来说，最可激愤的并不是一屋之失，而是太祖皇帝允诺的贵族特权，百年之后竟然被地方官和地方官的亲戚藐视、践踏，再说李逵冒冒失失杀死了段天锡，虽罪不致死但连带责任还是有的。惟有林冲，干干净净老老实实，无丝毫做奸犯科之情节，可衙内为自己的淫欲，悍然强夺命官之妻，顶天立地的好汉竟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子，对那个年代对男人来说，夺妻是最大的耻辱也是最大的权利侵害，他一忍再忍，最后连自己的生命都难以保全，无敌忍者突作怒目金刚，手刃仇家上了梁山。
因此和与早有自己小算盘的柴进、宋江相比，林冲上梁山最有悲壮色彩，这位忠心耿耿效忠朝廷的教头不得不做强盗，其内心之痛苦、煎熬、悲愤可想而知。在朱贵的店里，上梁山之前的林冲几碗酒下肚，想起前尘往事，想起去路漫漫，想起娇妻与深仇，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便在白粉壁上写下了八句诗：
“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
江湖驰誉望，京国显英雄。
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
他年若得志，威镇泰山东。”
一个“仗义”“朴忠”的英雄，不能万里觅封侯就罢了，可做一本份小官不可得，过平常日子不可得，黑暗的朝廷就是这样逼迫自己本应最依仗的精英来反对自己。这首诗不仅是林冲心思的写照，也是千百年来无数报国无门反遭迫害的英雄末路之写照，英雄走向末路，大宋也就该走向末路了。
宋江没有林冲的“朴忠”，林冲靠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安身立命，宋江则靠权谋，靠利用最流行的潜规则来博取最大的收益：金钱、名望，用的全是小吏的手段。林冲能交鲁智深这样的真好汉做朋友，也能帮助李小二这样“窃钩”的穷人，但把他放在宋江押司的位置上，碰到上司发文来追捕重大犯罪嫌疑人，他会像宋江那样泄露重大国家机密么？宋江那样做，是施恩于黑社会，是不折不扣的黑社会保护伞，这连一个公务员最起码的操守都不具备，何来“忠”？宋江作为郓城小吏，而利用权利金钱，收买各路边缘人，声闻于天下。——他的钱也来得蹊跷，因此萧瀚说他有“财产来历不明罪”重大嫌疑。从当小吏开始，他就做好随时和朝廷决裂的准备。光宗耀祖是男人正常的追求，但宋江选择的路径和林冲不一样，一用潜规则，一用显规则。因此他在江州题写的“反诗”，和林诗相比，风格不一样：
“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宋江所表露的是一种怨气而非悲壮。林冲蒙冤那样重，想到的只是“威镇泰山东”，而非报复社会，而这位口口声声忠孝的宋押司如果真忠于国事，不但不会私放天王，也不会在流配的路上，劝诱和欺骗燕顺、王英、郑天寿、花荣、秦明等上梁山。——黄文炳看得一点不错，他早有造反之心，然后走“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老路，博取官爵，但以揣测犯罪动机来定罪，而不是根据犯罪事实定罪，则是“莫须有”。——将宋江判处死刑是很不公平的，这是另一个问题。题反诗事发是上梁山的导火索，因此和英雄末路相比，这个小吏的末路有点滑稽。先是装疯卖傻在屎尿坑里打滚，企图骗过缉捕的公人。推上法场时，“宋江只把脚来跌，戴宗低了头只叹气。”被晁盖救了后，哭道：“哥哥！莫不是梦中相会？”
比起英雄和小吏的末路，贵族柴进的末路直叫人惋惜痛心。作为大周皇帝的嫡传子孙，有誓书铁券在手，对来自朝廷的伤害他有种自信。和“朴忠”的林冲、“权谋”的宋江比，他一直和现行的体制保持冷静的距离，作为让位于赵家的柴家后裔，他内心恐怕并不认为自己是大宋的臣民，因此“忠”对他没有意义，自然谋取高官对他也没有意义。他和大宋是一种“契约”关系，自己的祖先和皇帝的祖先订立了江山转让“合同”，按照合同赵家需给予补偿，补偿条款中便有“司法豁免权”一项，大宋对他而言，惟一应该做的就是“履约”。秦汉以降，郡县天下，贵族势力日渐凋零，特别是隋唐开科取士后，寒门与豪门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国家公共职务向全体百姓开放，没有了特权自然没有了贵族。到宋代，除了皇族恐怕异姓贵族只有柴家了。因为在贵族和皇室只是名义上的君臣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盟约关系，贵族遵某姓为共主，贵族自己有独立的势力范围和很大的自治权。许倬云先生曾比喻，秦汉前天子和诸侯的关系是总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是真正封建；秦汉以后皇帝和各地方政府是总公司和办事处的关系，办事处是没有独立法人地位的。
赵匡胤黄袍加身，从柴家那里得了皇位后，为了解决道统上的合法性难题，订立了赵、柴两家的合同。那么在宋朝初期，赵家或许还有种得位于孤儿寡母之手的道德内疚感，履约的积极性很高，统治天下时间一长，便具有自然的合法性，履约的约束也越来越弱。此时的柴进并非没有危机感。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崛起后，国与国之间征伐不已，各国贵族有朝不保夕之感，孟尝、平原、信陵、春申等战国四君子大批养士之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柴进“养士”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不管良莠都招集在门下，既周济林冲、宋江、武松那样的人，也养洪教头那样的人。“酒店里如有流配来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在奸臣当道、公器私用的北宋末期，繁华之中隐藏着极大的社会矛盾，过着优厚生活的柴进自然不能置身度外，“养士”以备不时之需，这也是贵族一种“自保”措施，大官积累财富攫取权力以获得安全感，小官巴结上司以求自保，祝家庄这样的地主自己练兵自保，小老百姓去当响马自保，柴进不能去作大官，也不愿意去当贼，最好的选择是“养士”。金圣叹评价说：“柴进无他长，只有好客一节。”“旋音去声，言其能旋恶物聚于一处故也。水泊之有众人也，则自林冲始也，而旋林冲入水泊，则柴进之力也。”——柴进旋林冲入水泊，只是无意插柳，他自己是不愿意放下贵族架子去当强盗的。
可这样一个连皇帝都许诺给司法豁免权的贵族子弟，在知府的小舅子眼里，完全是可以任意鱼肉的乡民。权力可以统吃一切，先朝订立的法律文书，在段天锡眼里，只是废纸一张，“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当年让江山订立的合同，大宋政府完全可以违约了——江山已经到了老赵家中一百多年了。
林冲平时出阵，只是一职业军人奉命而为，无多话。攻打高唐州时，“头领林冲横八丈蛇矛，跃马出阵，厉声高叫：‘姓高的贼，块块出来。’”林冲主动出马，一为报柴进之恩，二是出于对高家的仇恨。迫使林冲、柴进两位梁山大功臣上山的为高俅兄弟，高俅才是梁山第一大功臣。
原本寄希望于赵官家遵守合同的贵族也不得不作了强盗，但他和林冲一样，毕竟有种情结，做不了彻底的强盗，但对大宋他决无宋江那样的奢望与天真，最后称病辞官回乡务农，得以善终，这是贵族的清醒。
英雄、小吏做了强盗，贵族也不得不做了强盗，大宋朝廷还能剩哪些人？
两个孤独者的伟大友谊
金圣叹说:“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事业来，然琢削元气也不少。”
青年学者萧瀚说：林冲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的帅才。
我的一位妹妹说：嫁人就要嫁林冲这样。因为他懂得珍惜爱情、呵护妻子、对家庭负责。
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以三百年前的才子看来，林“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对自己的行为自始至终都非常清醒与理智，考虑问题太过于周全。如金圣叹这样的率性人看来，可佩服而不可亲，林不如鲁达之豁达，武松之豪迈、李逵之率真。作为一个现代人、一个学者来分析林冲，他最具备现代职业人的种种品格和素质。而作为一个女性，看待事物和分析人物往往凭感觉，但不得不承认，在复杂的理论和玄妙的分析面前，往往感觉是最准确的。林冲应该生活在现代，而不是生活在千年前的大宋，是因为他的言行符合现代社会的种种规则。
如果林冲生活在现在，他也许会成为一个非常幸福和成功的中产阶级的一员。林冲的可爱，就在于“可靠”。他是一个可靠的丈夫，一个可靠的朋友，一个可靠的下属和同僚。他不会轻易动情，但一旦选择了某位女子他会为其一生负责；他一旦成为你的朋友，你可对他托付一切，别人可以出卖他而他不会出卖别人；对上司对同僚，他会永远抱一种有距离的尊重，他会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内工作，对这个集体负责对自己上司负责而不轻易涉及人事上的是是非非。
在《水浒》中，有两个孤独者：林冲和鲁达，他们俩的友谊超越世俗的功利，他们是一对真正达到精神默契的朋友。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梁山，林冲不是普通的官吏，也不是寻常的匪。——在官场和匪窝，他都是一个异类，一个品行高洁的异类，一个不丧失独立精神、独立人格的异类。将林冲和鲁达相比，似乎他们是性格的两极：一人能忍，一人性急；一人精细一人豁达；一人温雅一人鲁莽。但他们却能成为最好的朋友，是因为他们是真正的伟男子，他们都有着包容三山五岳的胸怀，他们有着人世间最宝贵的“爱心”。
《水浒》中处处说“忠义”，但真正做到谋事忠，对友义的只有林冲和鲁达。宋江以下的众头领，互称兄弟。然而他们之间，大多并不是一种心心相通的、人格平等的朋友。要么是宋江与戴宗、李逵，卢俊义和燕青那样的主仆关系，要么是宋江和吴用、柴进等相互利用关系；更多的是李忠、周通这些为了自身安全而结成的利益“盟友”。一百单八人中，有些人几乎没有什么交情。如卢俊义未必会与出身低微，本事全无白胜有什么兄弟情谊，他和大官人柴进会投缘；吕方郭盛作为铁杆宋系的人，也不会去结交小乙哥；而杜迁、宋万死时，黑三郎才给了一句赞语，此前也没有与这两人交谈的记载。在这种打着忠孝仁义旗号，存在有教主绝对权威的黑社会结构下，三阮、二张、孙立孙新、菜园子母夜叉、李应杜兴这样的亲兄弟、夫妻、主仆关系才是正经，且分崩离析，各自逃难之时更加明显。鲁智深和林冲，不是势利之交，不是血缘同胞，偶遇而相互欣赏，结成生死之交。
撇开一切世俗的尘埃，林、鲁友谊如高山上之白雪，如幽谷中之兰花，如云散雾开后的明月，那样超凡脱俗，那样美丽洁净。在草莽之中，竟有这样的伯牙与子期。
宋江第一次见武松，便说：“江湖上多闻说武二郎的名字，不期今日却在这里相会。多幸多幸。”过了数日，拿出来银子给武松做衣服，武松离开柴进家时，宋江相送数里，再次赠送银子。宋江第一次见李逵，就是替他还赌债。“贤弟但要银子使用，只顾来问我讨。今日既是明明输给他了，快把来还他。”然后请李逵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博得李逵的称赞：“真个好宋哥哥，人说不差了，便知做兄弟的性格。结拜了这位哥哥，也不枉了。”与其说这是交朋友，不如说是收买。——宋江能收买李逵这样的顽童，因为顽童往往一个玩具就能搞定，却未能收买住武松。所以金圣叹评论道：“其结识天下好汉也，初无青天之哐荡、明月之皎洁、春雨之太和、夏霆之径直，惟一银子而已矣。”
林冲与鲁智深相识，正值鲁飞舞禅杖，林冲喝彩道：“端的使得好。”两人刚结为朋友，就碰见了高衙内调戏林冲妻子。鲁智深立马要出拳相助，被能忍的林冲劝住。鲁达一见林冲妻子，立刻如林冲多年的兄弟一样，叫道：“阿嫂，休怪，莫要笑话。阿哥明日相会。”如此唐突，方显出鲁智深的坦荡真诚的性格，一见定交便如此。男女间有一见钟情的爱情，男人与男人之间，何尝没有一见如故的真友情？——王怡曾经说过鲁智深也许暗恋林冲妻子，我不敢否定这种猜测，但我更愿意认为这是鲁智深真将林冲视为兄长的缘故，便无过多的虚礼。
和陆虞侯这样的“朋友”相比，鲁智深更显出世上真朋友的稀缺。林冲误入白虎堂后，被刺配沧州，鲁智深千里暗中护送，直到林冲脱离险境为止。鲁智深在野猪林里那席话，至今读来泪满襟。
“兄弟，俺自从和你买刀相别之后，洒家忧得你苦。自从你受官司，俺又无处去救你。打听得你断配沧州，洒家在开封府前又寻不见，却听得人说，监在使臣房内。又见酒保道：‘店里一位官人寻说话。’以此洒家疑心，放你不下，恐这厮们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将来。见这两个撮鸟，带你入店里去，洒家也在那店里歇。夜间听得那厮两个做神做鬼，把滚汤赚了你脚。那时俺便要杀这两个撮鸟，却被客店里人多，恐防救了。洒家见这厮们不怀好心，越放你不下。你五更里出门时，洒家先投奔这林子里来，等杀这厮两个撮鸟，他到来这里害你，正好杀这厮两个。”
此段话不仅可看出智深的多情多义，也可看出他的粗中有细。这份情谊，直可动天地、泣鬼神，安能用“江湖义气”四字形容之？
从刺配路上，林、鲁一别，便关山万里，两人并未互通信息，可情谊决非时光和距离可以隔断的。直到第五十九回，众虎归水泊后，鲁智深问林冲：“洒家自与教头别后，无日不念阿嫂，近来有信息否？”王怡以此作为智深恋阿嫂的证据，我认为这正是智深作为朋友，深深理解林冲的缘故。他知道林冲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刺配之后，留妻子孤身在京，自然放心不下，问阿嫂近况实在是对朋友最大的关爱。而宋江害怕李逵再次造反，为了保住自己一身的名节不惜毒死李逵，这不是友谊而是最大的自私，他把李逵当成自己的私有物。
李白和杜甫，长安相识后，不久相别。天宝四年在山东得以短暂相见后，从此各自飘零，山高水远，可那份情谊，两人一生未能忘怀。杜甫流落秦州，当时李白从永王被流放。杜甫担心李白的安危：“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当李白死在当涂后，杜甫也是垂垂暮年，可对朋友的思念一点没有减弱。想起他和李白壮年时同游单父台的情景：“隔河忆长眺，青岁已摧颓。不及少年日，无复故人怀。”只有相知相得，才有这种历岁月而弥坚的友谊。——林、鲁的情谊可比之李、杜。
林、鲁两人，都具备大智慧和大慈悲。
林冲爱妻子、爱朋友、爱自己的职业，富有同情心。他是个优秀的军事教官，不但业务水平出众，而且没有野心，不与官场的大多数人同流合污。尽管他精细过人，但还是着了高太尉的道。高太尉、陆虞侯真是利用林冲忠于职守、同情弱者、热爱本职的“软肋”，才能诱骗他进了白虎堂。首先，高太尉派人装成落魄的江湖壮士卖刀，引起酷爱先进武器的职业军人林冲的同情。林冲买了刀后，又派人请林冲拿刀去给太尉观瞻，以服从为天职的林冲自然难以拒绝。饶是林冲如何才智过人，哪能想到人心如此歹毒。林冲被刺配后，为了妻子的安全与幸福，对丈人说：“只是林冲放心不下，枉自两相耽误。”并写了份休书：
“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为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妻张氏年少，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永无争执。委是自行自愿，即非相逼。恐后无凭，立此文约为照。”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这就是真正的爱情，牺牲自己，替对方考虑。张氏嫁夫如此，死而无憾。如此真挚之情，却让造化嫉妒，正应了“情深不寿”那句话。
智深要杀董超、薛霸两个意欲害他的公人，他认为只是高太尉的指使，心生怜悯制止了智深；火并王伦，林冲为了梁山的大业，甘愿被吴用利用；晁盖死后，梁山群龙无首，又是林冲出面立主宋江代理老大的位置，避免了梁山的分裂。两次梁山发展最关键的时刻，都是林冲立了大功，而且不为私利，功成身退，低调行事。当王伦要他杀一个无辜的路人来做“投名状”时，走投无路的林冲一定心怀异常的悲痛，一个遵纪守法的朝廷军官，不得已上了梁山，还要滥杀无辜才能被土匪接纳，——必须在精神上自虐与自污方可为匪！对一个爱惜羽毛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来他遇见了有着同样经历的杨志，两人不分胜负，“投名状”到底没有拿来。——这是施耐庵对这位真男子的爱护。林冲，即使落了草，至死他的品行是高洁的。
鲁智深一生孤单，却是个真正的“护花和尚”。他一生几次重大的转折，都和保护女人有关。武松、李逵只知道杀女人，而鲁智深却处处怜惜女人。听了金翠莲的哭诉后，一怒打死了镇关西，害得这位提辖不得不亡命他乡，最后当了和尚。从五台山往东京的路上，夜宿刘太公家，听到桃花山的周通强抢太公的女儿，便潜伏在女孩的闺房里，狠狠地教训了小霸王，最后让周通折箭立誓，不再骚扰刘家；在瓦官寺，伙同史进，将奸淫民女的崔道成、丘小乙杀死。流落江湖那么多年，一直牵挂阿嫂的人身安全。而智深救史进，也是女人引起的。贺太守抢了画匠王义的女儿“玉娇娘”，史进去刺杀太守被捉拿，智深再去救史进。对江湖上的朋友智深也是光风霁月。当他向史进、李忠借银子接济翠莲父女时，责怪李忠的不爽快，将二两银子丢还给李忠；在桃花山扁了周通。可当周通偷了呼延灼的宝马时，即将被青州的官兵攻破寨子，不得不求救于二龙山。周通还担心：“只恐和尚记当初之事，不肯来救。”李忠却了解智深：“不然！他是个直性的好人，使人到彼，必然亲引军来救我。”李忠虽然小气，但有知人之明。当他引兵去少华山，要去救史大郎时，朱武杀牛宰马要招待智深，平时嗜酒如命的智深却说：“史家兄弟不在这里，酒是一滴不吃！要便睡一夜，明日却去州里打死那厮罢。”“都是你这般性慢直娘贼，送了俺史家兄弟！只今性命在他人手里，还要饮酒细商！”——好一个可爱可敬可亲可信的“花和尚”！对于招安的下场，鲁智深也一直是异常的清醒。
只因智深心存真善，哪怕喝酒吃肉杀人放火，依然与佛法有缘。五台山的智真长老在几千吃斋念佛的沙门中间，独独看出智深深具慧根，非是赵员外推荐的缘故。当他在钱塘江畔坐化之前，自己写了一偈：“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人生真如大潮，起落一瞬间。无大智慧大慈悲的人，哪能这样拨云见日，心证三果呢？当年弘一法师知道自己即将脱离臭皮囊时，写了一封遗书给弟子刘质平，其中有一偈：“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儿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真友谊便是君子之交，真佛法，亦淡如清水。林冲、鲁智深这样的真汉子，如果生逢其时，完全可以建功于边廷，立千秋万世不朽之名；或者即使不能被重用，在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里，也能凭自己的本事、自己的品行赢得尊重，过着平常而幸福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可惜他们生活在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一个淘汰良民的社会，一个扼杀精英的社会，一个必须牺牲人性才能生存显达的社会。尤其像林冲，做一爱岗敬业的职业军官不可得，做一爱家护妻的好丈夫而不可得。他们要么像陆虞侯、富安那样，牺牲自己的良心，自己污辱自己的品行，巴结权贵以求显达；要么就只能去当杀人放火的草寇。没有中间的道路可让他们选择。这是林、鲁的悲哀，也是大宋的悲哀。
《水浒》中的人，只有林冲、鲁智深懂得友谊，也只有林冲、鲁智深懂得女人。他们注定是孤独而清醒的，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江湖。他们是不幸的，好在两个孤独者之间还有一份弥足珍贵的友谊，可以彼此抚慰。
武松的品牌和十字坡的规矩
金圣叹非常推崇武松，他说：“武松者，天人也。”并解释道：“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
武二郎这样一个全能冠军，纵使千年之后亦让人遥想不已。然而世间大豪杰大英雄不亚于武二者不少，但大多埋没于乡间闾里，如武松这样名满天下者毕竟是凤毛麟角，为何武二能脱颖而出？这是因为武二有了品牌，——江湖的名号就是品牌。武松的最大品牌就是他是一位“超级打手”——既能打虎，也能打人。不仅力大无穷，武艺超群，而且心狠手辣。
杀人越多，这个品牌也就擦得越亮。
成就了武二的公关形象，自然是他那次喝了十八碗酒后，借酒壮胆，不知道天高地厚上了景阳岗，碰到那只大老虎然后将大虫打死。——这一打成名了。
应该说武松的成名是有着很大的偶然性的，能打死老虎的不只武松一人，后来李逵也砍死了伤害老母的四只老虎，——但那时李逵已经成名了，靠的是在江州劫法场时，两把板斧不论官民良莠随便乱杀的霸道。
武松的成名得其时，得其地，得其人。他上了景阳岗，风将酒吹醒后，看到官府的布告，心中也还是害怕，但因为曾在店家前夸过海口，只希望侥幸地通过险地。然而机缘巧合、风云际会，大虫真的出来了，武二不曾睡死，然后一顿拳脚收拾了老虎。如果就此下山，也没有武二的名声。恰好碰见了因除害不利的猎户，再加上老虎的恶名。——这位打虎英雄真的一夜成名。——那个时候的人也懂得包装，武二被披红戴绿地打扮起来，并坐轿巡游了阳谷城，在没有电视和报纸的时代，这也是炒作明星的最佳方式了。
所以成名得许多因素凑在一起。时下一些歌星、女作家一脱成名，也是因为在特定条件下，如果谁不认清局势，一味地一脱了之，除了展示那身肉外，只会落得东施郊颦的笑柄。
打死了害人无数的大虫，打虎英雄成了阳谷县甚至更广地区的“先进典型”，全县上下自然掀起了轰轰烈烈学习武松见义勇为的活动，县令大人的治下，出了这样的英雄，想必上峰非常欣赏其德政——以前猛虎伤人的事情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是中国典型的“坏事变成好事”。当然，在县令提升官声的时候，打虎英雄也不能白当，于是县令特批，特事特办，武二被招干，且一下子就做了众巡捕的领导——都头。
这位出身于江湖的都头哥哥武大被害死后，找知县申诉无门后，他便想到了复仇。杀死了潘金莲和西门庆，此时的武松的本色就是“打手”——哪怕他做了更大的官，他的品牌依然不变——超一流打手。
以后武松所有的遭遇都和他的超级打手品牌紧密相连，直到落草成为职业打手。
在被从轻发落，刺配孟州后，落入管监狱的施恩父子手中，不立马送常例钱给管教，按常规将吃皮肉之苦甚至丧命，然而他被监狱官员派人伺候得想大爷一样。何也？因为武松有着比勒索钱财更大的价值——他的伤害能力。施恩在快和林开“黄赌毒”一条龙的联合公司，却被另一位来头更大的官员夺取了。施恩必须找一个一流打手为自己出头，自己管辖的犯人正好这样一位打虎英雄，岂不是“盘活存量”？自然就如武松受到的贵宾待遇一样，这些犯人不但过得舒服，也有武松那样的“立功情节”，减刑是自然的。
于是，武松打走了蒋门神，他的超级打手地位带来了监狱中的特殊待遇，也带来了后来的祸端。张团练伙同张都监，陷害了他。最后大闹飞云浦，杀了两个公人并蒋门神两个徒弟，潜回到张都监家，杀死男女老少十五名，这位前都头已经完完全全是个嗜血杀手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一百个，也只一死！”尤其是他杀人之后，还不忘自己名震天下的品牌，在白粉墙上写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就如民国时期上海滩的“斧头帮”一样，杀人到一定的层次，决不会和蟊贼为伍，他们需要一次次证明自己不是浪得虚名，一次次将品牌叫得更响。
超强杀人能力对朝廷而言，是犯罪，可在江湖上却是同道敬仰的“闪光点”。这一点在武松十字坡酒店遇见张青、孙二娘夫妇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孙二娘早存害人之心，而做过缉盗抓贼的武松也早有提防。在武松故意挑逗母夜叉后，佯装中计让二娘着了道，准备狠扁她时，张青回来了向他求情。武松自报家名，张青得知是“景阳岗打虎的武都头”，纳头便拜。你看看，这品牌何其的闪亮！
一个人的处女秀是很重要的，关系到日后的江湖地位。鲁达初入汴梁，处女秀是“倒拔垂杨柳。”悟空是大闹龙宫。而关羽则是温酒斩华雄。武松没有打虎的处女秀，他的命运会改写。
张青夫妇与武松消除误会后，江湖上的同志找到了共同语言。张青讲述了十字坡酒店的规矩：三种人不可害。张氏酒店的规矩定得很有意思：
“第一是云游僧道，他不曾受用过分了，又是出家的人。”“第二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他们是冲州撞府，逢场作戏，陪了多少小心得来的钱物。若还结果了他，那厮们你我相传，去戏台上说得我等江湖上好汉不英雄”，“第三是各处犯罪流配的人，中间多有好汉在里头，切不可害他。”
这家谋财害命的黑店，残暴得连过往的客商杀了后把人肉做包子馅卖钱，哪能有什么怜悯之心？他们所不杀的三种人都属于主流社会不齿的“边缘人”，一个是化外的出家人，以乞讨化缘为生，一是卖笑的妓女，一是罪犯。除了张青明说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开黑店的张氏夫妇同样是“边缘人”，他和所说的三种人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因此他们同声共气，相互依托，有唇齿相依之感。
江湖、妓院、寺庙，相对朝廷所控制的社会，他们是疏离的，也是相对独立的，因此他们遵循者相通或相似的行事规则。自然，也有不少趋炎附势、巴结权贵的僧道和妓女，也有投靠朝廷的江湖败类。但总体而言，不合正常道德规范的“边缘人”，在这三种地方还有较大的空间。
所以，我们看到鲁达杀了人，惟一的出路就是五台山出家，然后自然而然做了草寇；李师师被徽宗宠幸，但决无三宫六院中那些妃子们的政治觉悟，他能对宋江、柴进、燕青这些强盗们抱以理解的同情，并将他们引见给皇帝。这位天下第一“二奶”如此仗义的根本原因是她行院的出身。
张青对武松的尊重，首先是因为将其看成同道，其次是武松超级杀人的品牌。——那个年月，做强盗也要做得出类拔萃、风风火火，所以梁山中的人，时迁爱偷鸡摸狗，便在排名中很靠后。十字坡酒店定那样的规矩，亦是有自我保护、为以后留退路的考虑，保不定什么时候自己也会去寺院避祸，或者成了官府抓捕的罪犯。
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江湖上的强盗连这样的规矩也不守了。笔者曾经就采访过湖北一家寺庙，当地的黑社会不断敲诈八十多岁的老方丈。而专门在深夜抢劫从风月场所下班的“小姐”的团伙，屡屡见诸于报端。
咳！连十字坡的规矩都没有了，连妓女和僧人都不放过。一声长叹。
戴宗和燕青做间谍水平之比较
看过《水浒》的人都知道，梁山泊队伍中，第一大间谍头子就是“神行太保”戴宗。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戴宗排名在三十六天罡中第二十名，不仅排在黑旋风李逵之前，也排在最早参加革命，和晁天王一起智取生辰纲的刘唐、阮氏三兄弟之前。在业务分工中，充当了“总探声息头领”，带领另四名有刺探情报天赋的乐和、时迁、段景住、白胜，专司情报收集工作。
从古至今，一个军事集团的存在，情报工作的地位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份，血雨腥风的征伐之间，总是伴随着重重的谍影。因此，负责情报工作的多是非常能干与忠诚的，如千年后戴宗的另一个同宗，老蒋手下的“军统头子”戴笠。
而戴宗，除了会“插着两个纸马”，能日行一千的神行术，再加上一些察言观色的小聪明符合打探情报的基本要求外，在水浒一百零八将里面，他并不是最佳间谍头子的人选。我们可以在江州宋江题写反诗后，从他的作为看出他在做间谍方面的缺陷。
蔡九让戴宗传信给自己的老爸、当朝太师蔡京，请示如何对宋江的处理。在梁山专门坐探情报的朱贵酒店休息时，被朱贵用放了麻药的酒菜轻轻松松的放倒，随即搜出他携带的蔡九家信和奉送给父亲的礼物。——这就是后来总司梁山情报工作的戴院长初出江湖的“处女秀”，演得如此窝囊，这样的低级错误连时迁、乐和恐怕都不会犯，武松在十字坡酒店都那样机警。
在萧让、金大坚伪造蔡京的回信和印鉴被黄文炳识破后，蔡九将戴宗唤来盘问：“我正连日事忙，未曾问得你个仔细。你前日与我去京师，那座门入去？”“我家府里门前，谁接着你？留你在那里歇？”“你见我府里那个门子，却是多少年纪？或是黑瘦也白净肥胖？长大也是矮小？有须的也是无须的？”
戴宗的回答破绽百出。“小人到东京时，那日天色晚了，不知唤做什么门。”“小人到府前寻见一个门子，接了书入去。少刻，门子出来，交收了信笼，着小人自去寻客店歇了。次日早五更去府门前伺候时，只见那门子回书出来。小人怕误了日期，那里敢再问备细。”“小人到府里时，天色黑了，次早回时，又是五更时候，天色昏暗。不十分看得仔细，只觉不怎么长，中等身材，敢是有些秩序髭须。”这番谎言，不要说让在蔡府中长大的知府容易识破，就是在和蔡府没有多少瓜葛的人面前，也经不起推敲。
作为一个小吏，戴宗在市井人物中，算得上言语乖觉、办事利落。可这位能哄骗一般人物、能敲诈罪犯财物的戴院长，却对都城一无所知，太不应该。东京作为巍巍帝都，有哪几个门，从江州去应该从哪座城门进去。这是打探情报者必须具备的常识，就算戴宗因为事情急迫带着假书信来见蔡九，也应该从其他渠道了解京城和蔡府的大概情况。大宋的都城和大宋的权相，了解一些基本情况应当不困难。戴宗连这个准备工作都没能做，可见并不是个办大事的人。撒谎时更见得他见识浅陋，如井底之蛙。他把赫赫相府描绘成一个门可罗雀的寒儒的住宅。到府前需“寻”一个门子，这说明蔡府门前冷落鞍马稀，两次接触的都是同一个门子，蔡府的排场还不如一个知府；公子派人来送书，并非一般官员来送礼，就简单地接了书信礼物，让公子的手下自己去找旅馆，于常规不合。要知道当时蔡京权势熏天，前来走门子的各地官员多如牛毛，相府办事的家人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分工细致、等级森严。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想到，而这位戴院长却将京城相府当成江州的土财主。
既然戴宗才智能力并不出众，为何能充当情报间谍头子这一重要职务。惟一的解释：他是梁山泊的老大宋江第一心腹。梁山泊在宣传上自称“忠义”，但一帮人物的出身形形色色，社会背景复杂，更兼几个山头的人合并在一起，宋江没有绝对的驾驭之把握。那么负责情报工作的人不但关系到这个集团的安危，更关系到集团领导人个人权力的稳固。纵观《水浒》人物，前期随晁盖上山和王伦旧部，宋江显然不能托以大事，（吴用主动改变立场，但是军师一样的角色，负责的必是全盘军事工作）后来上山的卢俊义和二龙山、少华山、桃花山人马，和宋江更类似一种“联盟”关系。真正算作宋江心腹中的心腹，只有两个：江州大牢里对他备加关照的戴宗和李逵。李逵这个有顽童性格的武夫，是个天真的奴才，自然只能做宋江的第一打手。而戴宗从跟随宋江开始，就特别能理解主人心思、能自动维护主子权威，是个自觉自愿的奴才，情治大权，不交给他交给谁？古今中外，负责情治工作的人总是主子最信任的，如戴笠虽然死的时候才是个中将，但是老蒋的老乡加门生，在老蒋尚未取得绝对权威时，戴笠已经是老蒋的马仔了。——奴才识主公，是门学问也是场赌博，江州的风云机会让戴宗结识宋江，戴宗就决心跟下去，果然后来投桃报李。而刘唐是晁盖的第一心腹，当他打听到梁中书将送一笔生日礼物给他的老丈人蔡京，然后想到要送“一笔大富贵”给晁保正，作为见面之礼，当被雷横等衙役抓获时，晁盖慌称刘唐是自己多年未曾谋面的外甥给予了开脱。可惜刘唐所托非人，晁盖一死他就没人照应了。
在权力场中，自保和显达的学问复杂而又简单，那就是：要跟对人。
戴宗首先是吴用推荐给宋江的，为了宋江免受牢狱之苦，让戴宗给予照应。宋江这位能对普通差拨、管营使银子，拉关系的能吏，可到了江州监狱后，“次日，宋江置备酒席，与众人回礼。不时间，又请差拨、牌头递杯，管营处常常送礼物与他。宋江身边有的是金银财帛，单把来结识他们。住了半月之间，满营里没有一个不欢喜他。”
半个月间这位不在乎钱财的宋公明哥哥为什么单单不去结识最管用的戴院长？而且此人是吴用推荐的。当差拨提醒宋江：“贤兄，我前日和你说的那个节级常例人情，如何多日不使人送与他？今已一旬之上了。你明日下来时，须不好看。”宋江回答道：“这个不妨。那人要钱，不与他。若是差拨哥哥但要时，只顾问宋江取不妨。那节级要时，一文也没！等他下来，宋江自有话说。”
从这里可以看出宋江过人的权诈，对一般的公人，他仅仅是想用钱财收买，保自己平安而已。对吴用推荐的重量级人物戴宗，已不能简单地用钱财巴结了，他看得出戴宗是他在江州乃至以后必须依仗的人，对戴宗不能像对普通差拨那样，用钱财打发，必须从心理上收服他。于是宋江故意摆足架子，将戴宗冷落，勾起戴宗怒火，坐等戴宗出场，先营造一种冲突气氛，让戴宗来见自己时，再拿出吴用的推荐信，亮出自己的名号，获得一种心理上的优势。
当戴宗怪罪数日已过，新来的配军不给自己送银子，亲自来威胁宋江。宋江说出吴用和自己的大名，一下子就征服了戴宗。然后在戴宗为宋江摆酒接风时，又介绍了另外一个牢子李逵认识宋江。此时，宋江在江州有了自己的基本人马，整整一卷《水浒》，宋江真正的事业应从这里开始。
宋江和戴宗、李逵江州相会，直可与刘、关、张的桃园会，唐僧五行山下见悟空相比。宋江、刘备、唐僧三位老大的毕生事业，最原初的人马就是从这时开始，以后无论他们收编了多少干将，干出了多大的事业，最相信的还是初出江湖收罗的亲信。洪、杨对紫荆山起来的兄弟，老蒋对黄埔一期的学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当刘备举蜀汉全国之力，征伐东吴，要为最初跟自己打江山的两位弟弟关羽、张飞报仇时，诸葛亮明明知道这是一条死路，但不管孔明为蜀国立下多大的功勋，不管他对刘备多么重要，自古“疏不间亲”，在皇帝和结义兄弟之间的感情面前，他的苦谏是微不足道的。
自此，宋江最重要、最隐秘的事情，总是交给戴宗带领李逵去办，那么间谍头头这个职务不给戴院长给谁？
水浒中最有间谍素质的是燕青，最成功的间谍活动是柴进和燕青合作干成的。
柴进是周世宗之后，身份高贵，气度不凡，见识超群，难怪，有“天贵星”之称的他是被逼上梁山的，以他的身份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的心腹，宋江等人反而要借重他的声望。这燕青是梁山“二把手”卢俊义的心腹。这位小乙帅哥“更兼吹得，弹得，唱得，舞得，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有不能，无有不会。亦是说得诸路乡谈，省得诸行百艺的市语。更且一身本事，无人比得。拿着一张川弩，只用三只短箭，郊外溶生，并不放空，箭到物落，晚间入城，少杀也有百十个虫蚁。若赛锦标社，那里利物管取都是他的。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头知尾。”“这燕青，他虽是三十六星之末，却机巧心灵，多见广识，了身达命，都强似那三十五个。”——小乙哥简直就是一个天生作间谍的料！武艺高强、熟悉各地风俗，能讲多种方言，赌场、官场、风月场的路子摸得门清，戴宗和他比，简直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村夫。
世家子弟柴进和小帅哥燕青联手，伴宋江进东京演出的那幕戏，真可以进间谍培训教材。——宋江虽然器重戴宗，但他很明白，进东京那样的龙潭虎穴，靠戴院长那两下子是不行的，所以他必须仰仗柴进、燕青两人。
柴、燕二人先禀宋江之命前去探路。为了骗取进皇宫的通行证——簪花，两人合演的双簧那样精彩。在酒店里见到到皇宫值班的官员，燕青向那位王观察行礼，王观察说：“面生并不曾认识。”燕青说道：“小人的东人和观察是故交，特使小人来请。”“莫非足下是张观察？”那人道：“我自姓王”。燕青随口应道：“正是叫小人请王观察，贪慌忘记了。”“随口” 可看出燕青随机应变的能力。李部长的秘书和司机认识张部长，而公务繁忙的张部长难以认识李部长的秘书、司机，这很正常。而且下人见了官员，因为紧张而忘事也很自然。
当燕青请王观察见到柴进时，王观察自然也不认识。可柴进笑道：“小弟与足下是童稚之交，且未可说，兄长熟思之。”像东京城内的官员，自然社会关系多，有些儿时的朋友忘记了也属正常。再加上柴进优雅的气度，以及和燕青天衣无缝的配合，王观察即使半信半疑也难以驳回柴进的面子。
酒至半酣，这是人警惕性最差的时候，柴进抓住时机套出了“翠花”的秘密。喝完酒后当着奉承自己的儿时好友，喜欢显摆也是常有的事情。“每人皆赐衣袄一件，翠叶金花一枝，上有小小金牌一个，凿着与民同乐四字，因此每日在这里听候点视。如有宫花锦袄，便能够入内里去。”不经意间就泄漏了国家机密，然后柴进、燕青用麻药放倒了王观察，柴进换了他的衣服和宫花，进了皇宫。等转了一大圈后，回到酒店的包间，依然将宫花衣服还回来。他们抓住了王观察这些官僚们的弱点，即使知道自己的衣服曾被人家借用过，为了乌纱绝不可能主动去上司那里汇报。柴进在宋徽宗办公的睿思殿里削除“山东宋江”四个字，其实质意义是先向朝廷示威：禁苑重地我随时可进。吓唬一下皇帝后再找招安的门路就容易一些。
后来征方腊时，依然是柴进和燕青，潜入方腊内部，取得了方腊的信任。柴进被招为驸马，燕青被封为奉尉。成为攻占方腊清溪洞的“第五纵队”。柴进主动申请潜入敌部时，惟一的条件是：“情愿舍死一往，只是得燕青为伴同行最好。此人晓得诸路乡谈，更兼见机而作。”乖乖，在此之前，燕小乙说过东京话、山东话，还不为奇，毕竟离大名府不远。他竟然连鸟语一样的浙江话都能说！天才间谍。
燕青接近李师师那番表演更显露小乙哥过人的机灵。当老鸨问他：“小哥高姓？”燕青答道：“老娘忘了，小人是张乙的儿子张闲便是，从小在外，今日方归。”——这小乙哥，天生一个白相人的模样，再加上“世上张姓李姓王姓的最多”，这开勾栏瓦肆的老鸨，引来送往，阅人无数，哪能把每一个人记得清清楚楚？这老鸨的熟客中，自然有姓张的客人，于是说：“你不是太平桥下小张闲么？你那里去了，许多时不来？”这燕青当然顺杆往上爬，套住了老鸨，便顺利见到了李师师。如果是戴院长前来，那个作派，加上说一口江西话，甭说见李师师，估计城门都难以进去。
体现燕青之间谍全面素质的还在后面。当李逵元夜闹了东京后，燕青等人的身份已经暴露，但为了受招安，必须见到大宋朝的皇帝，燕青此时履险而去，可见他的胆量，也能见他的自信。“如今小弟多把些金珠去那里（李师师）那里入肩，枕头上关节最快。小弟可长可短，见机而作。”燕青非常了解李师师这样的欢场女子，而且也认定在专制的社会里，枕头风比什么都重要。
然而由于燕青并非宋江的心腹，宋江不能信任他，说了句：“贤弟此去，须担干系。”戴宗立马主动请缨，陪伴燕青去东京。——戴宗此时的使命，便是替宋江监视燕青。
此番进京，东京城自然加强了警戒，可燕小乙拿着假冒的公文，两下就骗过了守城的卫士。先是摆出开封府办事人员的威风训斥了门卫一顿，然后将假公文“劈面丢将去道：‘你看，这是开封府的公文不是？’”吓得监门官对卫士喝道：“既是开封府公文，只管问他怎地？放他入去！”只有将狐假虎威的开封府公人演得逼真，才能轻易骗过监门官。
待到在此见到了李师师，燕青更是体现了一个职业间谍的优秀素质，先是巧施“美男计”，迷住了李师师。等到李师师动了情后，为了不坏梁山泊的大事，拜李师师为干姐姐，堵住了师师的非分要求，又不得罪李师师。——真牛，燕小乙。
可戴宗对燕青却是那样的不放心。当燕青向其讲述和李师师交往的情形后。戴宗说：“如此最好！只恐兄弟心猿意马，栓缚不定。”燕青道：“大丈夫处世，若为酒色而忘其本，此与禽兽何异？燕青但有此心，死于万剑之下！”戴宗有点难为情地说了句：“你我都是好汉，何必说誓！”燕青回答说：“如何不说誓，兄长必然生疑。”对宋江的多疑、戴宗的小人之心，燕青早就明镜似的了解，但为了梁山的兄弟，他情愿被怀疑，被监视。
真正促使皇帝了解梁山人的心态，最后顺利被招安的第一大功臣是燕青，但燕青此时未必真的愿意招安，而是为了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这才是真正的好间谍。因此燕青也是最清醒的，他早看出了兔死狗烹的下场。劝卢俊义隐居未凑效后，“收拾了一担金银珠宝挑着，竟不知投何处去了。”并给宋江留下一首诗：“雁序分飞自可惊，纳还官诰不求荣。身边自有君王赦，洒脱风尘过此生。”这样早留后路、全身而退的间谍，古今中外能有几人？而宋江的第一心腹戴宗，此时目睹兄弟们的惨死，也明白过来了，效仿了燕青，纳官不受。可惜没有燕青那样隐居江湖的准备，也没有燕青生存的本事，只得最后死在东岳庙里。
中土难安身 夷邦求立命
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对古代中国人而言，最痛苦的离别并非亲友情人之别，而是告别了父母之邦，生养之地，远去异国他乡，而且可能一别便是永诀。
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天下共主周天子这一名义的元首之下，列国之间的人才流动是很频繁的，也没有所谓背叛故国的说法。只要不是去夏就夷，而是在华夏文化的大体系下，去哪个国家都行。如商鞅离开迫害他的魏国，去了秦国，用变法奠定了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的秦国称霸群雄的基础；后期的李斯从楚国来到秦国，摆脱了“厕中之鼠”的命运，去作“仓中之鼠”，一直做到相国。连孔子都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只要受住你心中的“道”，不要抛弃自己的理想，离开动乱、不安宁的国家，选择那些幸福的乐土，是完全正当而明智的。
在中华大地分成若干个独立的政治单元，各诸侯国之间相互进行人才竞争的时期，能人可以代价而沽，且有较大的选择自由，东方不亮西方亮。而江山一统后，天下英雄都进了皇帝的袖兜里面，你只能老老实实做忠臣，即家奴义仆，皇帝因为没有竞争，而是做垄断性买卖，他给你的价格就比较随意了，因而怀才不遇的人就比较多了。“不才明主弃”以后怎么办，要么就如柳永在放荡中麻醉自己，要么就像黄巢那样，找个机会反他娘的一把。
庾信淹留北地，作《哀江南赋》，哀叹的不是离开故土，而是离开了江南的文化家园，如果北地完全汉化，完成以夏变夷了，庾信没准还会说：“此间乐，不思蜀”了。李陵之所以连累了司马迁，连后来许多读书人都不原谅他，因为他去的不仅是被发左衽的胡地，而且是与大汉朝处于交战状态的敌国匈奴。
皇家可以负你，而你不能负皇家。这是历代皇家加上一些忠实的愤青们逐年锻造得越来越牢固的混账理论，你要是违背这一理论就是汉奸，“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理所当然，我的朋友五岳散人写过一篇文章《我们不是小孩有也不是狗》对这一千百年看似天经地义的说法狠狠驳斥了一番。连两千年前的孟子时代，都能认识到，君王视百姓为草芥，百姓便可视君王为寇雠。当齐王问孟子，大伙儿一起攻打纣王，是不是臣弑君。孟子的回答是那样的干脆：“我只听说过杀了一个叫纣的老匹夫，没听说谁杀了君王。”如此反动的言论，难怪使千年后的叫花子皇帝朱元璋读了，依然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并说要是这老头活在我大明朝，早就将他砍头了。伟大的中华文明越来越发展的结果是，皇帝不但要占有你的身子，而且必须占有你的灵魂。虽桀纣之君，你必须视之如尧舜，对他要无限忠诚无限热爱。
这种说法，到了宋代由一班吹鼓手包装后重新上市，显得更有理论权威了。因此自宋以后，坦然“走异路，去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是需要勇气的。好在《水浒》中的李俊、童威、童猛自小就是杀人放火的不安分人物，他们飘然出洋，心理的负担可能要小得多。
有人说《水浒》后五十回非施耐庵的手笔，是别人的狗尾续貂，但就算是续写，我认为比高鄂续写《红楼》高明多了。李俊等人的命运的安排就是非常精彩的情节。在即将遭遇鸟尽弓藏之命运时：
“且说李俊三人竟来寻见费保四个，不负前约，七人都在榆柳庄上议定了，尽将家私打造船只，从太仓港乘驾出海，自投华外国去了，后来为暹罗国之主。童威、费保等都做了化外官职，自取其乐，另霸海滨，这是李俊的后话。诗曰
知几君子事，明哲迈夷伦。
重结义中义，更全身外身。
浔水舟无系，榆庄柳又新。
谁知天海阔，别有一家人。”
这三人的选择，不但和傻乎乎上套的宋江、卢俊义、吴用、李逵相比，不知高明了多少，即使比逍遥快活的燕青、云游天下的公孙胜、假戏真做而出家的武松，更明智也更有价值。
揭阳岭上，过一辈子谋财害命的地霸生活，非李俊、童威、童猛真心所愿，他们和宋江、吴用等人一样，是有着比较高远的政治追求，所以他们也和宋江一样，竭力结交天下的英豪，以备不时之需。当李俊从李立的屠刀下救下了宋江后，他们认为凭自己的名望和实力，还不足以成事，必须依靠一棵更大的树。这棵树现在找到了，就是名满黑白两道的宋押司宋三郎大哥。为此，他们在宋江和戴宗即将被处斩时，及时出手相救，赌了一把，积累了后来上梁山的资本。但他们这种行为和晁盖的报恩、李逵的愚忠不太一样，他们不如说是种及时的投机。当梁山诸人在江州城里劫了法场以后，逃到江边，被滚滚的大江挡住，正在束手无策时，李俊和童氏兄弟、张氏兄弟及时出现来接应，这是大旱降甘霖之举。当张顺说：“今日我们正要杀入江州，要劫牢救哥哥，不想仁兄已有好汉们救出，来到这里。”这是张顺、李俊他们为了表忠心的矫情之语，这些开酒店、划渡船、贩私盐、操纵渔市的“揭阳派”人物，太明白生意之道，不会轻易做亏本的买卖。让他们单独去劫法场，没这个能力只能白白送死，因此他们不冒这个险。当宋江被救出来后，他们当然要及时出力，好参与分一瓢羹。以宋江之谋，对这些小伎俩自然心知肚明，但都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事情，将来的路还很长，兄弟们还得互相照顾。
因而，就如我在上文所说的那样，虽然宋江结识“揭阳派”人物早于戴宗、李逵，但“揭阳派”从来就是有着独立立场清醒认识的一个小集团，宋江的大哥权威不能真正影响其心灵。因此对梁山的扩大、发展到招安，他们都有着独立的判断。所以，战袍未解，又被派出去征讨方腊，他们预料到此去凶多吉少。当李俊在太湖中遇见干他们当年相同买卖的费保四人时，一见如故。费保还特意问起了张顺，李俊回答说：“张顺是我弟兄，亦做同班水军头领，现在江阴地面，收捕贼人。改日同他来，却和你们相会。”此时，李俊不但在为自己，也在为他的“揭阳派”兄弟寻找退路。而费保的一席话，说到李俊的心坎上：
“小弟虽是个愚卤匹夫，曾闻聪明人道：‘世事有成必有败，为人有兴必有衰’哥哥在梁山泊，勋业至今，已经数十余载，更兼百战百胜。去破辽国时，不曾损折了一个兄弟；今番收方腊，眼见挫动锐气，天数不久。为何小弟不愿为官？为因世情不好。有日太平之后，一个个必然来侵害你性命。自古道：‘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此言极妙！今我四人，既已结义了，哥哥三人，何不趁此气数未尽之时，寻个了身达命之处，对付些钱财，打了一只大船，聚集几人水手，江海内寻个净办处安身，以终天年，岂不美哉！”
作者借太湖水贼之口，道出了千古王朝更替，都未曾改变的历史规律，即不论才与不才，在这个世上生存都是第一要务，如何生存也是最大的学问，无论是功臣还是草民概莫能外。李俊听这番话后大喜而拜：“仁兄，重蒙教导，指引愚迷，十分全美。”“容待收伏方腊后，李俊引两个兄弟，径来相投，万望带挈。是必贤弟们先准备下这条门路。若负今日之言，天实厌之，非为男子也。”不但费保，包括李俊，实际上已经看到了征讨方腊的非正义性，自己当年反朝廷，招安后一去攻打当年的同盟军，那么他们失去了天下人的道义支持。当年在梁山自诩“替天行道”，方腊干着同样的事情，难道不是“替天行道”？此时，在朝廷心中，他们依然是反贼，在百姓中，他们是叛徒。他们违背了江湖的“大义”，那么他们也就丧失了支撑这个集团的最后一根柱子。
特别是张顺丧身于涌金门，张横病故在途中后，更坚决了他们及时而退的决心，因此李俊诈称得病，骗过了宋江。然后三人汇合太湖群雄，扬帆出洋，开辟了另一番新天地。燕青对卢俊义，戴宗对宋江，还有放不下的主仆情结，而李俊以合伙人平等的心态对待宋江，因此没必要给他说实话。——当年看到和你合伙买卖有赚头，就把全部资本注入你那里，现在看在这样下去就会血本无归了，那不如及时撤资，另找合伙人去海外发展。燕青的生存之道和当年范蠡一样，放弃了自己当初的追求，作陶朱公那样的富翁，但我想他们即使有豪宅美妇，晚年想起青春年华的烽火岁月，到底意难平。而李俊他们则不然，视野更开阔，在海外实现了自己的抱负。
大约从唐宋开始，中国人虽然熟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已经明白。天下之外，更有天下。唐之强盛让外夷艳羡不已，因此迫不得已是不会去海外发展的。元朝灭亡后，从明代开始，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像番薯、棉花等传入了中土，人们对海外有了更多的认识。当故乡成为“危邦”、“乱邦”时，去国怀乡是他们自然的选择。金庸的武侠小说里，也塑造了两个李俊式的人物，就是明初远走西域的张无忌和明末漂流到南洋的袁承志。
正如宋江、吴用这些聪明人没有彻底参悟透彻，而李俊、费保这些粗人却能做出正确选择一样。读书人往往有故国之心理负担、明君之痴迷幻想，他们要么屈身去迎合皇家的取用标准，要么不得以隐居于山林。而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的百姓，既没有那些个幻想，又有现实的生存压力，他们于是纷纷去了南洋。
可此时中央王朝的态度和以英王为代表的欧洲君主截然相反。明清的皇帝，采取了严酷的禁海政策，片帆不能出海。你想呀，煌煌天朝，富有四海，老百姓却活不下去只能到海外去讨生活，朝廷多没有面子呀，因此对下南洋的偷渡客，必须严加打击。当这些人在海外遭受委屈时，想让“天朝”为子民们撑腰，可如乾隆这样的“明君”都认为，那些天朝弃民，自己叛离祖宗社稷，到外面受人欺负，那是活该！就像一个老爷子一样，自己不把身边的子孙当人，还以“父母在，不远游”等歪理将子孙绑在身边，连人家走出家庭到外面寻找做人资格的机会都不给。而来到新大陆的欧洲人，虽然许多也是遭受宗教迫害，对旧欧洲失望的难民，但人家国王不阻挡，甚至还提供方便。因此，欧洲人才能开万顷碧波，把他们的文化，输送到全球。人家国王至少给臣民用脚投票的权利。
孔子那个时代，至少还有“浮槎于海”的自由，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百姓有这个自由吗？只有到了清末，国门被别人打开了，在惶恐与惊奇中，中国人开始被动地大批“浮于海”，王朝想拦已经拦不住了，因为满清已经快完蛋了，日益失去了对臣民的控制力。
没有用手投票的权利可悲，可连用脚投票的权利都没有，岂不更可悲？
公孙胜的标本作用
梁山集团中有几个著名的宗教人物，如鲁智深、武松和公孙胜。鲁智深死前终于参透了佛法，修成正果；武松断臂后，去六合寺出家，假行者变成了真行者。这两个佛门弟子在大部分时间内非真和尚、真行者，无非是为避祸借佛门一用而已。
公孙胜从一开始就是个道士，征方腊后又回蓟州当了职业道士，但和鲁智深、武松这些亲手杀人的和尚比，他都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宗教人物，而是穿着道袍的黑社会联络员。他除了会炼丹、打坐，会一些飞沙走石、呼风唤雨的法术外，似乎看不出他有何种宗教的修为。因为宗教最重要的是信仰，而一清何尝有过信仰？
一清先生是梁山水泊事业的元老之一。晁盖和吴用、三阮、刘唐正在商量如何做生辰纲那桩大买卖时，公孙胜这位云游道士自己上了晁天王家门，告知官兵押送生辰纲经过该地的消息，和吴用见晁盖的目的一模一样。这两位智谋人物不约而同想到了依附晁盖这样的地方黑恶实力，正是中国自古以来落魄书生、江湖术士的一贯做法。自己信息灵通、头脑活泛，却没有做老大的胆量与魄力，必依人成事。
公孙胜从上梁山开始，就是仅仅作为排名于吴用之下的谋士、用巫术退敌的道士而存在，从来就没有尝试过用道教或别的什么形而上的东西团结广大梁山将士，武装这些强盗的头脑。
中国历史上凡是搞得动静比较大的造反，大多有些神秘的宗教在起作用。汉代以前，中国大多地区还只存在万物有灵的多神教。大泽乡的陈、吴学狐狸叫“陈胜王”实在是太低级，到了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已有时日，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也开始兴起，这时候造反的流民立即利用这一新兴事物动员、组织群众。“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张角等人首先是以精神领袖的面目出现，控制了相当多的信徒后，才将精神领袖与军事领袖的角色合而为一，向大汉王朝发难。
后来中国历代的老百姓造反，几乎都采用这种模式。只是号召信徒们的神、佛名称不同而已。从张天师到摩尼佛，到弥勒佛，直到太平天国从西洋贩来的上帝和耶稣。而历经千年，这些把戏的内核却一点没变。
而宗教对梁山人的心灵来说，几乎不起什么作用，这大概是因为梁山人一开始造反的路径和历朝大规模的造反不一样的原因。历朝历代凡是大规模的造反，其事先的宗教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必将先有一个宗教人物长期在民间秘密传教，制造各种舆论，宣传自己的神迹，一点点扩大信徒群。张角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汉末，首先打着治病救人的幌子出现，等一旦拥有三十六方的教徒，匹夫振臂一呼，完全可以使朝廷震动。元末也是彭和尚、韩山童利用波斯传来的摩尼教，扩大影响，而黄河挑出一只眼睛的石人，无非是因势利导，利用黄河工地民工聚集，事先安排的一幕戏准时出演而已。太平天国起事之前，拜上帝教的准备活动更为漫长。无论从理论还是舆论、骨干、基本群众、地域选择，都经过反复的考虑调查，最后在紫荆山起事，立即如滚滚洪流席卷大地。
梁山集团和上述这些造反来说，简直就是一场临时凑在一起的械斗而已。首先他的两任领导都不是宗教领袖，甚至没有任何的宗教情怀。宋江只会死扣从儒家借过来的“忠义”二字，加上传统的权谋术。晁盖整个儿就是个没有长远目光的莽夫。最初起事仅仅为了财富，事败后不得已上了梁山，合并了王伦，但接下来怎样干，谁也没谱。梁山在滚雪球似的发展中，队伍的壮大、训练、整合从来就没有一定之规。小偷、小商小贩、落难的贵族、倒霉的军官、不安分的小官吏，通过各种途径来到梁山，他们没有共同的精神领袖，没有共同遵循的铁的纪律、没有对某种神或教义的内心信仰，完全为活命、为利益而聚。为利而聚，必然容易为利而散，这样的队伍的战斗力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我们看到他们在几次偷袭中成功了，但在大规模的运动战中吃尽了苦头。
宋江接手这个集团后，他除了要养活他们外，最大的问题就是用什么凝聚他们。梁山上一帮流浪汉，除了快乐的喝酒吃肉，快乐地杀人放火，实在没有什么让他们敬畏的。李逵这样的人，效忠公明哥哥，因为宋公明哥哥能给他银子，能带着他去打仗，满足其杀人欲望，对所谓的忠义，他能理解什么？在忠义堂前，他还时不时奚落这位哥哥，就像在村前打谷场兄弟间的斗嘴一样。更甭说让他有某种信仰和敬畏呢。他的信仰就是“遇鬼杀鬼，遇人杀人。”宋江本身的先天不足不能使他克服梁山一盘散沙的缺陷，他看到了这样的部队没有拼死打下去的牺牲精神，搞不好一场策反就分崩离析了。还不如趁着股票还没有套牢，找个好时机抛出去算了。这也是小吏的精明之处。
而有着宗教信仰的集团往往有种视死如归的气概，使敌人不敢小觑。湘军攻进天王府后，死守天王府的太平军将士集体举火自焚，这样的精神才是造反者和当权者拚杀的最大资本。历史上是否宋江征伐过方腊，已无定论。但方腊确实是在浙南起事的，而且方腊部众多是明教教徒，——外人说他们“吃菜事魔”，因而也叫他们“魔教”。宋江部征辽、田虎、王庆都无一伤亡，惟独南征方腊，十亡七八，是否因为方腊部有宗教的凝聚力。方腊的皇叔，弟弟、女儿、丞相、尚书，不是惨烈战死就是自杀。《水浒》中写道：“按宋鉴所载，斩杀方腊蛮兵二万余级。”这仅仅是守护方腊老巢帮源洞的将士。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梁山集团不是被招安，真的让宋兵攻破城寨，宋江的手下有方腊手下这种忠诚么？
连本身是道士的公孙胜都没有什么信仰，还能苛求梁山人用信仰团结起来么？ 公孙胜是一个标本，正说明梁山人物除了一味的杀人放火外，没有集体的宗教信仰，因此没办法打造目标一致、敢于献身的无敌部队。
家庭到朝廷，无可冲出的罗网
小时候看连环画，最喜欢中国神话中著名的三个叛逆：孙悟空、哪吒、沉香。这三个叛逆的形象暗合了半大小子刚刚步入青春期的躁动、对父母老师们的不满以及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崇拜。
大凡叛逆者，总循着这样的造反之路：先是对家庭家族的权威的挑战，然后是对政权的挑战。在家国同构的中国，叛逆者第一次造反往往是反抗父母、家族的权威，逆子容易从贼，而求忠臣必入孝子之门，这种“忠孝”的孪生关系反映了几千年王朝权威与家族权威的同质性。
悟空是石头蹦出来的猴子，据说是日月孕育出来的，也许是朝廷某位大员的私生子，所以他是没家的野孩子，没有家族权威的羁绊，他的童年就是顽劣生事的童年。学得七十二变诸般本领后，那么造反的矛头首先对准的就是更大的家——神仙世界的统治者，他大闹龙宫和天宫，去阎罗殿将自己除名，表明他原本是一个彻底的自由身，无论最高统治者玉帝也罢，还是手握生死的阎王也罢，种种的权威都该打倒。
而哪吒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父母都是有身份的人，他的叛逆之路更艰难，更不为世所容。他从挑战父权开始，进而挑战王权。直至以剔骨还父、寄身莲藕的决绝，清算和父母最后一点“债务关系”。
对于沉香而言，反抗家族和反抗朝廷更是一回事，因为他是玉帝的女儿下凡与民间男子媾合生出来的私生子。他是高贵家族的弃儿，他的母亲因犯了天条被他的玉皇联合舅舅杨戬压在华山下面。他的“劈山救母”其实隐含了他回归体制内的因子，他反抗家族、反抗天庭就是为了救出生他的母亲，为了尽孝，和佛家传说中的目莲一样。
无论是野孩子悟空，还是私生子沉香，抑或是主动和高贵门第决裂的哪吒，最后我们都看到了他们的归宿：回归体制内，当年的叛逆少年修成正果，成长为父母和朝廷都倚重的忠臣孝子。当他们被招安后，最大的贡献是去围剿那些和他们当年一样的叛逆者，如哪吒奉命去捉拿不听话的孙猴子；猴子被唐僧从五指山下救出来后，就以杀他当初的同道者——诸多妖魔鬼怪为第一要务。
这是中国所有叛逆者的宿命，也是中华文化的悲哀。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家族与朝廷这两端巨大，而在家与朝之间，民间社会的空间极小。甚至可以说，中国人只能生活在两大权威的阴影下：家庭和朝廷，二者之外，你无处可逃。而且这两种权威互相强化与维护。父母教儿子，最崇高的使命是“精忠报国”，作朝廷之忠臣，而统治者喜欢“孝治天下”，不肖之子是没有作“忠臣”的资格。朝廷不但默认家族对其成员有处置的“自由裁量权”，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器来维护这种家族权威。就如哪吒那样，你成功地还了父亲的债，但朝廷出手，依然将你拉回来，让你重新作李天王的儿子，那个比家更大的“家”，你根本挣脱不了；沉香救出了母亲，和他的舅舅不惜一战，可是最后抗争的结果是：皇族的名分得到了承认，好比台湾的章氏二兄弟被蒋家默认了血统，以后自然是飞黄腾达了；而那个无家可归的孙猴子，为了保证他对玉皇大帝、如来佛的忠诚，给他找了个家，让懦弱无能但朝廷百分之一百放心的唐三藏作他的师父，并给予三藏充分的授权——念“紧箍咒”。
三个叛逆者最后回归了体制，除了死亡外，在中国这是他们惟一的出路。中国的父母和历代统治者，也一再确认家国的同构同质，以表明自己对子民有着天然的处置权。古语说：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行，论行天下无孝子。也就是说，衡量是否是孝子要看他有没有一颗时时刻刻“孝顺”的心，而不是对父母的回报，你对父母无论做多少回报，都偿不了父母生养你的“债”，而当政者也以这种父母的角色出现，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朝廷、政府给你的，你只能尽忠报恩，而且必须时时怀着一颗“忠心”，君可以负臣，当政者可以负老百姓，但臣不能负君，老百姓不能负当政者。雍正皇帝曾经就对臣子们说，关键看你们的心，你们有一颗忠心，无意办了错事，朕也不责怪。
在古代中国，父母、当政者大多是这样对待子女和百姓的。当政者也乐于把自己打扮成养育一切的父母，父母虽然打你们，骂你们，那是为你们好。你们必须无条件的服从。
杨志的买官、卖刀与渎职
《水浒》中的职业军人落草为寇，各有不同的路径。后期的呼延灼、徐宁、关胜、孙立等人是在宋江的极力招揽下，半推半就。前期几位武官中，杨志落草的原因和家破人亡的林冲、包打不平的鲁智深不一样，他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划清与贼寇的界线，甭说泄漏国家机密的宋江没法和他相比，就是鲁达、武松这些公人，对国家的忠贞都不如他。
杨志在北宋末年的乱世中，能时时警惕自己不同流合污的原因，除了职业军人的素养之外，他还有种家族的荣誉在激励和约束自己。他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从大宋开始，“杨家将”几乎是国家之柱石、朝廷之忠臣的代名词。他的祖先在无数的冤屈、陷害、征战与死亡中，都没有改变家族的忠贞传统，他自然不会随随便便做个不肖子孙。
可是对外战争消停后，作为功勋盖世的杨门之后，他只能流落关西，而无数高俅那样的弄臣却手握权柄。即使这样杨志还是勤勉地办事，试图在体制内靠自己的能力一点点往上走。他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使官。他对人生道路的企盼和林冲一样中规中矩，无非靠一身武艺安身立命。可命运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他先失陷了花石纲。——他的时乖运蹇，看似无数偶然促成，但仔细分析起来，却是那个黑白颠倒、奸佞当道的社会现实产生的必然结果。
宋徽宗贪图享受，盖万岁山大征花石纲，不但搞得民怨沸腾，作为将门之后的杨志也深受其害。花石纲在黄河里给风打翻，掉进了水中。这本是不可抗力造成的，如果有机会申诉，朝廷能查明真相，其过错大概是选择押送时对气候、水文条件判断有所失误而已，不至于逃到他处避难。可上面的大官是不会给你讲理的，否则就不会有水浒世界了。在流亡中他依然没有放弃对体制的幻想。罪过被赦免后，他想到了“跑官买官”——五尺热血男儿、功臣后裔、武艺高强的前制使也不得不走这条路。“今来收的一担儿钱物，待回东京去枢密院使用，再理会本身的勾当。”金圣叹为此评点道：“文臣升迁要钱使，至于武臣出身，亦要钱使，岂止为杨志痛哉！”此时的杨志，违背自己家族刚正的传统，主动去适应官场的潜规则。但即使这样因为没有靠山，他买官未能成功。
王伦为了找个本领不相上下的人制约林冲，热情主动地邀请杨志入伙，杨志不为所动，但决非表演宋江第一次被晁盖挽留在梁山，为表示自己的忠心和所谓的名节，拿一把刀要自杀那样的“秀”，而是非常艺术委婉地拒绝了王伦：“重蒙众头领如此带携，只是洒家有个亲眷，见在东京居住，前者官事连累了他，不曾酬谢得他，今日欲要投那里走一遭，望众头领还了洒家行李，如不肯还，杨志空手也去了。”连跑官的钱财可以不要，但决不屈身做贼，言语温和却态度坚决，话中无一字自表忠于朝廷，但耿耿忠心可昭日月。
可是，“将出那担儿内金银财物，买上告下，再要补殿司府制使职役。把许多东西都使尽了，方才得申文书，引去见殿帅高太尉。”钱花光了，官没谋成，反而被高太尉臭骂了一顿。——拿了钱不办事，此时大宋朝枢密院连潜规则都不讲了。前朝先烈的后代杨志碰到了高太尉这种不讲理的新权贵，他能有什么办法？杨志已经将全部家产赌在“谋官”上，可是输得干干净净，此时连生存都成问题。那么他剩下的生存赌资是什么呢？
此时，杨志对朝廷的怨恨更深了：“王伦劝俺，也见得是。只为洒家。只为洒家清白姓字，不肯将父母遗体点污了，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不想又吃了这一闪。高太尉，你忒毒害，恁地刻薄！”他最后只能去卖刀。杨志此时卖的不仅仅是一把宝刀，将出卖的是代表军人尊严和家族荣誉的象征。读杨志卖刀我不由得想起秦琼卖马，英雄落魄，将出卖他最珍爱的物品时，也在出售自己的理想与抱负。
即使是虎落平阳，碰到牛二这种地痞的纠缠，杨志依然表现出一种职业素质：忍让谦恭。牛二活该倒霉，将一个人逼到忍无可忍时，连兔子都会咬人，何况连日来饱受委屈的杨制使？牛二死不足惜，可惜是世代忠良的杨家后代，与体制渐行渐远了。
刺配到大名府后，蔡太师的女婿梁中书还算眼力不差，看出了杨志的价值。梁中书也不得不如此，大名府地处大宋北疆，是对付第一强敌辽国的最前线，完全靠一帮吹牛拍马的混蛋是不及事，任何一个当领导的人都需要两类部下，一类是会奉承自己，了解上峰心事的可人儿，否则当官就没有乐趣了；另一类是有本事能办事的人，因为要对付朝廷不能什么事都不干。
杨志接受了一项最艰巨的政治任务，为梁中书押送给蔡太师的生日礼物上京。当然现在看来，这女婿兼下属的送礼行为行为是私人事务，可在公权力私属化的王朝内，送礼自然也是最重要的公家事务。
有着丰富底层经验的杨志对完成这项任务的风险是有充分估计的，他对大宋朝廷在民间的威望与基层控制力也是清醒的。可笑的梁中书在前一年给老丈人的礼物被人劫了后，虽然明白要选个有能耐的押送官，可竟然提出在运送生辰纲的小车上，插上“敬贺太师生辰纲”的黄旗。这位镇守北疆的重臣天真得可以，他以为官场内吓人的名号能够吓住江湖上的盗贼。在官场内时间呆长的人，总有权力能包办一切的迷信。——别人认可你这种权力，你的权力就有用，如果人家压根儿不认可这种权力，再大的名号，哪怕把道君皇帝的圣旨搬出来，也许连吓鸟雀的稻草人都不如。
对于靠裙带关系上去的官员们的智慧，杨志恐怕只能心中嘲笑。他历数了途中的险恶：
“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冈、白沙坞、野云渡、赤松林，这几处都是强人出没得去处。”堂堂大宋太平世界，从大名府到首都，竟有这么多的坎。开始迷信权力的梁中书这回又迷信武力了，吩咐多派军校押送。杨志一语道出“天机”：“恩相便差一万人去，也不济事，这厮们一声听得强人来时，都是先走了。”千古官军，在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面前，很有战斗力，一碰到真正的强盗，大多如此。最后梁中书只得依照杨志的建议，让押送人员化装成生意人，悄悄地连夜往东京赶。
堂堂大宋地方政府办公事，却如做贼一样不敢声张；明明是政府军，却不敢穿戴官服，只得装成百姓。和政府关系越近，安全系数越小，对应当保境安民的朝廷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梁中书也非完全信任杨志，他派了夫人的亲信奶公谢都管，并两个虞候，以押送夫人私人礼物为名，随途监视杨志。
杨志据理力争，甚至以撂挑子威胁，争来了他在押送队伍的指挥权，此非杨志贪权，而是他敬业的表现。深知路远途险，必须号令统一。饶是杨制使算无遗策，但作为一个配军出身的押送总指挥，那些梁中书的亲信是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当杨志催打军士快速通过危险地带时，谢都管显出了他的威风，他责骂杨志：“我在东京太师府里做奶公时，门下军官，见了无千无万，都向着我诺诺连声。不是我口贱，量你是个遭死的军人，相公可怜抬举你做个提辖，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职，直得恁地逞能！……”高官身边的奴才，大多是这种口吻，他们以伺候权贵为荣，不要说是当奶公，就算替权贵舔疽，也是无比荣耀。当杨志说：“如今须不比太平时节。”便被忠实的奴才上纲上线：“你说这话，该剜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在以说谎话为晋身之道的社会，说真话却是罪过。所有的人，包括高官、奴才和百姓，只有都掩耳盗铃，齐颂太平，似乎就真的太平了。要是做个说皇帝光屁股的小孩，不但不会给他糖果，可能真的会“剜口割舌”。
正是因为杨志有太师亲信制肘，他没有真正的权威，放松了警惕，使晁盖等人才有机可乘，失陷了生辰纲。生辰纲的失陷，杨志固然有渎职之过，可军汉的偷懒，奶公谢都管的横加干涉，都是重要原因。但有失陷花石纲后的遭遇，杨志知道回到大名府，他百口莫辨，甚至会有性命之忧，除了逃亡，他还能干什么呢？谢都管和军士便和天下做公的人一样，首先是撇清自己，那么也就顺理成章地订立攻守同盟，诬陷杨志和强人合伙劫了生辰纲。——诬人为匪者，人必为匪。 “杨志”这个姓名，非是作者随意为之。“杨”表明他不愿侮辱父母清白的原由，要延续忠心报国的家族传统。“志”则说明这是个志向远大的军人。但有国难报，有志难酬，杨志只得背离家族传统、违背自己的人生理想。
杨志两次办公差，是用自己的本事去赌前程；积攒全部财产去买官，是想用钱去赌前程；卖祖传的宝刀，是用家族最后的遗产来求生存。但是他都赌输了，只剩下一条路，用自己的生命去赌生存。
渎职以后，无法律救济渠道；花钱买官未成，潜规则也不给他提供补偿。在明暗两种规则都寻求不到公平时，落草是惟一的选择。
======== 结语 ========
天道无常 谁人可替？
宋江一统梁山后，一百单八将排定了座次。梁山水泊虽是落草之地，可俨然是小朝廷的建制。世上大多做强盗的人不会明明白白说自己是强盗。一旦强盗做大了，总想办法来漂白自己。
宋公明在忠义堂外面，设有飞龙飞虎旗，飞熊飞豹旗，黄钺白旄，青幡皂盖，绯缨黑纛。——这可是大宋皇帝的仪仗。祭献了天地神明后，又立起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 宋江一方面僭越朝廷的制度和礼仪，另一方面又每次将”忠义”挂在口上。还自称是“替天行道”。这比寻常强盗”杀富济贫”的口号还要虚伪。”杀富济贫”虽然也大多胡说八道，强盗头子自己吃肉，小喽罗只能喝汤，普通的老百姓能不被骚扰就谢天谢地了。但这口号却不掩饰自己强盗的本色。而“替天行道”则是彻头彻尾政治上的骗人幌子。将自己造反的行为，蒙上一层合法性的外衣。他已不是简单的官逼民反，也不是简单的杀富济贫，而是代表着上天——这个谁也没有见过的神秘主人，来人世间主持公道，惩恶扬善。这种口号具有超验性，可以自己无限制地进行解释。宋江打出这样的政治口号也是必须的选择。他没有“拜上帝教”可选择，更没有先进的革命理论可以选择，公孙胜除了装神弄鬼，也提不出任何对梁山人有吸引力的理论。总不能梁山搞到这么大的规模，还对一帮老兄弟们说:“我们造大宋的反，是为了银子为了美女为了进东京城享受荣华富贵。”——其实许多兄弟们心里都是这样想的，“千里作官只为财”，而“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强盗，其目的也差不了多少。只是彼此的路径略有区别而已。因此做官和做贼在“公关形象”的塑造上，手法惊人相似。再贪墨的官员也说自己只是替皇帝守牧一方，是为老百姓作主的；再残暴的强盗也会说自己是要铲除人间的不平。而宋江没能像洪秀全那些更高明的强盗那样，从西方贩卖来一些基督教的玩艺，给老百姓许诺一个虚无飘渺的天堂，他只能从中国传统的旧货铺里翻出来一些老古董。而“天道”这张糊里糊涂朦朦胧胧但遮掩百羞的面具，被历史上争夺权力者使用无数次，我宋公明用它一次又何妨?
“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一旦树起来，对内宋江可以和大家一起回避“强盗”“反贼”这个听起来不爽的词，就像将性服务者说成“妓女”那样，买卖双方都难为情，一旦说成“小姐”。“三陪”，嫖客和妓女似乎去掉了心理上的一些负担，显得理直气壮一些；而对外则留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能完全代替大宋，“夺了皇帝的鸟位”，则可以将“替天行道”的旗号延伸为“天命所归”，如果没这能耐，只能走“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老路，“替天行道”则为回归体制寻找合理的解释。
“天命”“天道”可算是中国历史上说得最多但最说不明白的词。什么是“天道”“天命”?谁有资格“奉天承运”“天命所归”?谁又有资格“替天行道”?这种代理资格谁授权?这样的授权需不需要一定的程序?
这些聚讼几千年的概念，不但宋江这个文面小吏说不清，就是历朝历代那么多的大儒也未必能说清。“天道”，“天命”最终总是成了“暴力最强者”夺取和巩固权力的自我标榜。翻开历史，我们看到“天道”“天命”总是归赢的那一方任意解释。输了的就是“贼道”，“乱命”。胜王败寇的历史规律很好地解释了所谓的“天道”“天命”的虚伪性。既然它是个假东西，那么谁都可以借用。夏商周三代，邈远幽古，许多史实只能散落在神话传说中，但从那时起，“天命”，“天道”的大旗就被一切兴兵造反的人打了出来。
成汤伐夏桀，作《汤誓》，王(汤)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翻译成现代白话就是：“告诉你们这些小老百姓，都来给老子仔细听着。不是俺这个人敢随便造反作乱，而是夏桀这人罪恶滔天，上天命令我来灭掉他。”于是，历数了那一段历史上很有名的夏桀罪状，老百姓都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那个毒日头啥时候能完蛋，我情愿和你一起灭！)！”“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夏王的德行如此的不堪，今天我必须不畏艰险带领大伙去讨伐他)。” 历史上的夏桀是否真的真的这样混蛋，今天也没有确切的记载，想必这小子也有点胡作非为，当时没有美国民选总统那样搞电视辩论，成汤单方面的控诉是否和事实吻合，几千年后不得而知，反正汤赢了，即使夏桀有什么为自己辩论的档案想必也被后来的胜利者毁灭或篡改掉了。只留下中汤的一面之词。——因为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中国的话语霸权早已存在。
成汤搞夏桀的这套把戏，到了他的子孙商纣王执政期间，又被商的敌人周武王完完全全学过去了，而且加以发扬光大。周武伐纣，洋洋洒洒作了《泰誓》和《牧誓》，为文的篇幅气势以及占据道德制高点的自信，比《汤誓》进步多了。不过虽文有简繁之分，却理由完全一样。武王姬发说:“今商王受(即纣)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 反正就是数落商纣种种劣迹，简直是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什么酒池肉林，什么炮烙之行，什么破开孕妇的肚皮呀，大约《封神演艺》中关于这位鹿台自焚的国王残暴的故事，源头就是这篇文章。“肆予小子发，以尔友邦冢君观政于商。”“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商罪贯盈，天命诛之。”“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纵之。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
将商纣师说成恶贯满盈的暴君后，姬发同志就可以洋洋洒洒大谈特谈自己进攻商国的合法性。姬发的聪明在于他已经将天意和民意微妙地混为一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儒家思想在这篇檄文里已经可以窥见。因为纣王荒淫无度，残害百姓，已经得罪了上天，上天让我姬发来出头，给老百姓讨个公道。我既在维护天道，更在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俺就是在为民做主，完全可以代表他们。老百姓支持的事情，上天一定同意的。仔细分析这是个自己预设前提的推理。前提是纣是坏蛋，得罪了上天，我是好人，代表上天。因为纣残害百姓，于是获罪于天，百姓不堪其苦，希望有救星出现。我是上天派来的，我了解到百姓的普遍要求，于是我上承天命，下应民心，代表广大人民讨伐纣王那小子，而且我会给老百姓带来幸福与安定，“永清四海”。自然我就是正义之师、仁义之师。
当时自然没有现代的国际法，但周和商是不同的两个国家，这是没有问题的，伤因为强大，名义上是周等小国的共主，但彼此的关系很松散。武王讨伐商纣的理由似乎就是“人权高于主权”。人家商纣剖大臣的心也好，开孕妇的肚皮也好，宠幸自己的妃子也好，盖高高的形象工程鹿台也好，那是人家的家务事，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内政，你丫管得着吗？可周武王不但要干涉人家的内政，而且是大大的干涉，他纠集一支联合国部队，东渡孟津，进入商国的领土，而且理由冠冕堂皇，为了东方那些苦难的老百姓。就像布什和布莱尔组成联军进入伊拉克一样，有很多很多理由，其中一条理由好像是为了拯救伊拉克人民，要救民于水火。呵呵，照俺们的推测，还不是看上伊拉克的石油？就像武王东进一样，看上肥沃的中原大地。
可中国的史书认为这种干涉是正确的。武王的部队是不是正义仁义之师？如果当年牧野之战要是纣王赢了怎么办？仁义和赢得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秦王扫六合，成吉思汗的铁蹄踏遍欧亚，难道他们是仁义之师吗？仁义之师不一定赢，但赢了的部队就可以说自己是仁义之师。谁敢反对？
因此，当我看到宋江在忠义堂前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时，我总感觉有些滑稽。连李逵这样抡着斧头见人就砍的主，都敢说是在行天道。他在三十六天罡中称“天杀星”，用公孙胜师父罗真人的话来说，他是上天恨天下失德，派他来专门杀人的。呵呵，杀人的理由都这样充分，就如张献忠屠川一样。难怪匈奴人之王阿提拉蹂躏欧洲，后来欧洲人说那是“上帝的鞭子”。
“天道”的解释权归暴力最强者所有。天道不仅仅是吴思先生所说的“元规则”，它超出了社会活动的一般规则，超过了法律道德，而是整个社会存在的最原初的理由都是暴力最强者给予的，在天道的旗帜下，赢者任何的行为不仅是可以接受的，可以容忍的，而且是必须赞美的，必须找出一大堆理由给予理论支持的。
德配于天，这里的“德”只能是一种自说自话。
天道无常，谁人可替？
我的回答是：天道无常，人尽可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