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范德卢顿夫妇太好了！——他们从斯库特克利夫派人来接我们了。”阿切尔大声说道。一名穿便服的安详的男仆走到他们面前，从女佣手中接过包裹。
“非常抱歉，大人，”这位来使说。“杜拉克小姐家出了点儿小事；水箱上有个小洞。是昨天发现的，今天一早，范德卢顿先生听说后，立即派了一名女佣乘早班火车去收拾好了庄园主住宅。大人，我想你会发现那儿非常舒服；杜拉克小姐已把她的厨子派去了；所以在那儿会跟雷北克完全一样。”
阿切尔木然地盯着说话的人，致使后者以更为歉意的语调重复说：“那儿完全一样，大人，我担保——”，梅热情洋溢的声音打破了令人尴尬的沉默：“和在雷北克一样？庄园主的宅子吗？可那要强一万倍呢——对吗，纽兰？范德卢顿先生想到这地方，真是太好了。”
他们上路了，女佣坐在车夫的旁边。闪闪发光的新婚包裹放在他们前面的座位上，梅兴奋地继续说道：“想想看，我还从没进过那房子呢——你去过吗？范德卢顿夫妇很少给人看的。不过他们好像对埃伦开放过，埃伦告诉我那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地方：她说这是她在美国见到的惟—一所完美的住宅，使她觉得在里面很幸福。”
“哎——我们就会非常幸福的，对吗？”她丈夫快活地大声说；她带着孩子气的微笑回答：“啊，这只是我们幸运的开端——幸运之星将永远照耀我们！”
20
“当然啦，亲爱的，我们一定得和卡弗莱太太一起吃饭，”阿切尔说。隔着寄宿处早餐桌上那些不朽的不列颠合金餐具，他妻子皱着眉，焦急地望着他。
秋季的伦敦，阴雨绵绵，一片荒凉。在这儿，纽兰·阿切尔夫妇只有两个熟人，也是两个他们一味要躲避的人特拉图（Straton，前3世纪）、安德罗尼柯（AndronicusRhnF，因为按照老纽约的惯例，强行使自己引起国外熟人的注意是有失尊严的。
阿切尔太太和詹妮在去欧洲观光的途中，一惯俗守这一原则，她们以令人费解的矜持对待游伴的友好表示，差不多创下一项纪录——除了旅馆和车站的服务员，她们从没和“外国人”讲过一句话。对于自己的同胞——除了那些早已认识或完全信赖的——更是公然地不屑一顾；因而线，以及认识论的三条重要结论：1．物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在国外的几个月里，除了偶尔遇上奇弗斯、达戈内特或明戈特家的一两个人，始终是她们两个人相互厮守。然而智者千虑也难免一失，在波茨思的一个晚上，住在走廊对面的两位英国女士之一（詹妮已详细了解了她们的姓名、衣着和社会地位），上门寻问阿切尔太太是否有一种药，另一位女士——来者的姐姐，卡弗莱太太——突然患了支气管炎；不带全家庭备用药品决不外出旅游的阿切尔太太碰巧能提供她所需的药。
卡弗莱太太病情很重，而且是和妹妹单独旅行，所以对阿切尔太太及小姐格外感激，是她们提供了独到的安慰，是她们干练的女佣协助护理病人恢复了健康。
阿切尔母女离开波茨恩的时候，根本没想过会再见到卡弗莱太太和哈尔小姐。阿切尔太太认为，没有比强使自己受到外国人——一个因偶然机会提供过帮助的外国人——的关注更“有失尊严”的事了。然而卡弗莱太太和妹妹对这种观点却一无所知，即便知道也会觉得不可理解。她们对在波茨恩善待她们的“愉快的美国人”产生了感激不尽的情结。她们怀着感人的真诚，抓住每一次机会拜会来大陆旅行的阿切尔太太和詹妮，并在打听两人往返美国途经伦敦的时间方面表现出了超凡的精明。这种亲密关系逐渐变得牢不可破，每当阿切尔太太和詹妮下榻于布朗旅馆时，总会发现两位热情的朋友正等着她们。她们还发现这两位朋友跟自己一样，也在沃德箱里种蕨类植物，缝制流苏花边，阅读邦森男爵夫人的回忆录，并对伦敦主要的专栏作家有自己的看法。正如阿切尔太太所说的，认识卡弗莱太太和哈尔小姐，使“伦敦变了样”。到纽兰订婚时，两家的关系已经牢不可破，以致向两位英国女士发出婚礼邀请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她们也回赠了一大束装在玻璃匣里的阿尔卑斯压花。当纽兰和妻子即将赴英时，阿切尔太太在码头上最后叮嘱道：“你务必要带梅去看望卡弗莱太太。”
纽兰和梅本不打算遵命，但卡弗莱太太凭着她惯有的精明找到了他们，并发了请柬请他们吃饭；正是为了这份请柬才使梅面对着茶和松饼紧锁愁眉。
“这对你来说没有什么问题，纽兰，你认识他们。可我在一群从没见过的人中间会很害羞的。而且，我穿什么呢？”
纽兰向后靠在椅背上，对她微笑着。她看上去更漂亮了，也更像狄安娜女神了。英格兰湿润的空气使她的面颊越发红润，稍显刻板的少女面容也柔和了，若不然，就是她内心幸福的喜悦像冰层下的灯光那样显露了出来。
“穿什么？亲爱的，我记得上星期从巴黎运来了一箱子衣服嘛。”
“对，当然啦。我的意思是说不知该穿哪一件。”她噘起了小嘴。“我在伦敦还没出去吃过饭，也不想让人笑话。”
他竭力想为她分忧。“可是，英国的女士晚上不也和其他人穿得一样吗？”
“纽兰，你怎么会问这么可笑的问题？要知道，她们去看戏时是穿旧舞装，而且不戴帽子。”
“哎，也许她们在家穿新舞衣。但无论如何，卡弗莱太太和哈尔小姐不会那样。她们戴我母亲戴的那种帽子——还有披肩，非常柔软的披肩。”
“不错，可别的女子会穿什么呢？”
“不会比你穿得更好，亲爱的，”他回答说，心里纳闷是什么原因使她对衣着产生了詹尼那种病态的兴趣。
她叹口气，向后推了推椅子，说：“你真好，纽兰。但这帮不了我多少忙。”
他灵机一动。“干吗不穿结婚礼服？那决不会出错的，对吗？”
“唉，亲爱的！如果在这儿就好了！可我已把它送到巴黎去改了，预备明年冬天用。沃思还没送回来呢。”
“哦，那么——”阿切尔说话间站了起来。“瞧，雾散了。如果我们抓紧时间去国家画廊，或许还可以看一会儿画。”
经历了3个月的新婚旅行，纽兰·阿切尔夫妇踏上了归途。在给女友的信中，梅把这段时光笼统概括为“快乐至极”。
他们没有去意大利的湖区；阿切尔经过深思熟虑，无法设想妻子在那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中会是什么模样。她个人的倾向（与巴黎的裁缝呆了一个月后）是7月份爬山，8月份游泳。他们精确地执行了这项计划，在因特雷肯和格林德沃尔德度过了7月；8月则住在诺曼底海岸一个名叫俄特塔的小地方，那儿素以古雅宁静著称。在山峦之中，有一两次，阿切尔曾指着南面说：“那就是意大利。”梅站在龙胆苗圃中，快活地答道：“明年冬天去那儿也很好啊，但愿到时你不必非呆在纽约不可。”
但实际上，她对旅行的兴趣比阿切尔预料的还要小。她认为（一旦定做了衣服）旅行仅仅是增加了散步、骑马、游泳和尝试迷人的新运动——草坪网球——的机会而已。他们最后回到伦敦时（他们将在这儿过两个星期，定做他的衣服），她不再掩饰对航海的渴望。
在伦敦，除了剧院和商店，别的她一概没有兴趣。她发现，这儿的剧院还不及巴黎咖啡馆中的演唱令人兴奋。在爱丽舍大街鲜花盛开的七叶树下，她领略了一种新的阅历——从餐馆阳台上观看下面的一群“风尘女子”，并让丈夫尽量给她解释他认为适合新娘听的歌曲。
阿切尔又恢复了他所继承的有关婚姻的老观念。遵循传统，完全像朋友们对待妻子那样对待梅，这比设法实施他做自由的单身汉时期那些轻率的理论要容易得多。企图解放一位丝毫没有不自由感的妻子是毫无意义的；他早已看出，梅认为自己拥有的那份自由惟一的用途就是摆在妇道的祭坛上。她内心深处的尊严总是阻止她滥用这份天赋，即使有一天（如上次那样），她鼓起勇气全部将它收回，也只是因为她认为对他有益。然而，她对婚姻的理解十分简单淡漠，所以那种危机只潜伏于他个人不可容忍的行为中，她对他的似水柔情使那种情形成为不可能。他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她永远都是忠诚的、勇敢的、无怨无悔的，这也保证了他信守同样的美德。
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把他拉回熟悉的思想习惯。假如她的单纯意味着只关心那种琐碎无聊的小事，这或许会惹他发火，令他厌恶；然而她的性格特点尽管少得可怜，却都像她的面容那般姣好，因而，她便成了他所熟悉的那些传统与崇尚的守护之神。
这些品质，虽然使她成为一个轻松愉快的伴侣，却不能给国外的旅行带来生气；但他很快就明白了它们在适当的时机会如何各司其职。他不惧怕因此受到压抑，因为他可以像以往一样，于家庭生活之外继续追求他的艺术与知识；而且家庭生活也并不琐碎沉闷——回到妻子身边决不会像在户外散步后走进一间闷热的屋子那样。而且，等他们有了孩子，两个人那些空虚的角落都会被填满的。
在从梅弗尔到卡弗莱姐妹居住的南肯星顿这段漫长迟缓的行程中，阿切尔满脑子想的尽是这些事。他本来也愿意避开朋友的盛情接待——按家族传统，他一贯以观光客和旁观者的身份旅行，摆出一副目中无人的架式。仅仅有一次，刚从哈佛毕业之后，他在佛罗伦斯和一伙奇怪的欧化美国人度过了快活的几周。在豪华旅馆里和有封号的贵族女子整夜地跳舞，在时髦的俱乐部里与花花公子们一赌就是半天；那一切对他来说，显然是世上最快乐的事，但却像狂欢节一样不真实。那些以四海为家的古怪女子，总是深深陷在错综复杂的桃色事件中，她们好像需要向遇到的每一个男人兜售她们的爱情；而那些英俊魁梧的年轻军官和染了头发的老才子，则是她们推心置腹的对象或接受者。这些人与他成长过程中接触的人相距太远，酷似温室里价格昂贵却气味难闻的外来品种，所以无法长久吸引他的想像力。把妻子介绍到那样的群体中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且在那些旅行过程中，也没有人明显表示出渴望与他交往的迹象。
到达伦敦不久，阿切尔就遇到了圣奥斯特雷公爵。公爵立刻认出了他，而且热诚地与他打了招呼：“来看我好吗？”——但没有一个精神正常的美国人会把这句话当真，于是会见也就没了下文。他们甚至设法避开了梅的英国姨妈——那位仍住在约克郡的银行家的妻子。实际上，他们用心良苦地把去伦敦的时间推迟到秋季，就是为了避免让些不相识的亲戚误认为他们在社交季节到达有趋炎附势的意思。
“大概卡弗莱太太家没有什么人——这个季节伦敦是座荒城。你打扮得太美了，”阿切尔对坐在身边的梅说。在双座马车上，梅披着天鹅绒镶边的天蓝色斗篷，那样光彩照人，完美无暇，以致把她暴露在伦敦的尘垢中也好像是一种罪过。
“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穿得像个野蛮人。”她那轻蔑的态度足以使波卡洪塔斯①愤怒；阿切尔又一次感到震惊：就连一个不谙世事的美国妇女对穿着的社交优势也推崇备至。
①Pocabontas（1591—1617），北美波瓦坦印第安人部落联盟首领之女，后与英国殖民者结婚，去了英国。
“这是她们的盔甲，”他想，“是她们对陌生人的防范，也是对他们的挑衅。”他第一次理解了这种热诚，受其驱使，那个不会在头发上系缎带来取悦他的梅，已经完成了挑选、订制大批服装的隆重议式。
果然不出他所料，卡弗莱太太家的宴会规模很小。在冷冷清清的长客厅里，除了女主人和她妹妹，他们只见到一位技围巾的夫人和她的丈夫——和蔼的教区牧师，一个被卡弗莱夫人称为侄子的沉默寡言的少年和一位两眼有神、皮肤黝黑的小个子绅士，当卡弗莱太太介绍说是她侄子的家庭教师时，他报了个法国名字。
走进朦胧灯光下面容模糊的人群，梅·阿切尔像一只游弋的天鹅，身上洒满落日的余辉；在她丈夫的眼里，她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高大、美丽，衣服的窸窣声也格外响。阿切尔意识到，这红润的面颊和窸窣的响声正是她极度幼稚羞怯的标志。
“他们究竟想要我说什么呢？”她那双无助的眼睛向他乞求地说。此时此刻，她那引起惶惑的幽灵也唤起在座的人内心同样的不安。然而，即使在对自己失去信心的时候，美貌仍能唤醒男人心中的信任，牧师和那位法国名字的教师很快就明白表示，他们希望梅不必拘束。
然而，尽管他们使尽浑身解数，宴会仍是索然无味。阿切尔注意到，他妻子为了显示在外国人面前的轻松自如，所谈的话题反而变得越来越生硬狭隘，以致尽管她的风韵令人艳羡，她的谈吐却令人扫兴。牧师不久便放弃了努力，但那位家庭教师却操着最完美流畅的英语继续殷勤地对她滔滔不绝，直到女士们上楼去了客厅，才使所有的人明显得到了解脱。
喝了一杯红葡萄酒后，牧师不得不匆匆去赴一个约会；那个貌似有病的害羞的侄子也被打发去睡了，而阿切尔和家庭教师仍坐着对饮。猛然间，阿切尔发现自己从最后一次与内德·温塞特交流之后还从没这般畅谈过。原来，卡弗莱太太的侄子因受到肺痨的威胁，不得不离开哈罗公学去了瑞士，在气候温和的雷曼湖畔呆了两年。因为他是个小书呆子，所以委托给里维埃先生照料，后者把他带回英国，并将一直陪伴他到来年春天进入牛津大学；里维埃先生坦率地补充说，到那时他只好另谋高就了。
阿切尔想，像他这样兴趣广泛、博学多艺的人，不可能找不到工作。他大约30岁，一张瘦削难看的脸（梅一定会称他相貌平平）把他的想法一览无余地展示出来，但他活泼的天性中却没有轻浮。卑贱的成分。
他早逝的父亲原是个职位低下的外交官，本打算要他子承父业，但对文学的痴迷却使这位年轻人投身于新闻界，继而又献身创作（显然没有成功），最后——经历了他对听者省略掉的其他尝试与变故——他当上了在瑞士教英国少年的家庭教师。但在此之前，他多年住在巴黎，经常出没于龚古尔的阁楼，莫泊桑曾建议他不要再尝试写作（阿切尔觉得这也异常荣耀了），他还多次在他母亲家与梅里美交谈。他显然一直极端贫困，忧患重重（因为要供养母亲和未嫁的妹妹），而且他的文学抱负显然也已成泡影。老实说，他的处境看来并不比内德·温塞特更光明；然而正如他说的，在他生活的世界里，没有哪个爱思想的人精神上会感到饥饿。可怜的温塞特正是为了这种爱好快要饿死了，阿切尔也如临其境地怀着羡慕之心看着这个热情洋溢的穷青年，他在贫困中活得是那样富足。
“您知道，先生，为了保持心智的自由，不使自己的鉴赏力和批判个性受压抑，是可以不惜代价的，对吗？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才离开了新闻界，干起了更枯燥的差事：家庭教师和私人秘书。这种工作当然非常单调辛苦，但却可以保持精神上的自由——在法语里我们叫做‘自重’。当你听到高雅的谈论时，你可以参加进去，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必折衷；或者只是倾听，在心里默默抗辩。啊——高雅的言论——那真是无与伦比啊，对吗？精神食粮才是我们的惟一需要。所以我从不为放弃外交和新闻而后悔——那只是放弃自我的两种不同形式罢了。”当阿切尔点燃又一支烟时，里维埃目光炯炯地盯着他说：“您瞧，先生，为了能够正视生活，即使住在阁楼也值得，对吗？可话又说回来，毕竟你要挣钱付阁楼的房租；我承认干一辈子私人教师——或者别的‘私人’什么——几乎跟在布加勒斯特做二等秘书一样令人寒心。有时候，我觉得必须去冒险：去冒大险。比如，在美国，你看有没有适合我的机会呢——在纽约？”
阿切尔用惊讶的目光望着他。纽约，一个经常与龚古尔兄弟和福楼拜见面、并认为只有精神生活才是真正生活的年轻人要去纽约！他继续困惑地盯着里维埃先生，不知该如何告诉他，他的这些优势与擅长肯定会成为他成功的障碍。
“纽约——纽约——可一定得是纽约吗？”阿切尔结结巴巴地说，他根本想不出他生活的城市能给一个视高雅谈论为惟一需要的年轻人提供什么赚钱机会。
里维埃先生灰黄的脸上突然泛起一片红润。“我——我想那是你所在的大城市：那儿的精神生活不是更活跃吗？”他答道。然后，仿佛害怕给听者留下求助的印象似的，他急忙接着说：“只不过随便说说而已——主要是自己的想法。实际上，我并不是着眼于眼前——”他站起来，毫无拘束地补充说：“不过卡弗莱太太会觉得我该把你带到楼上去了。”
回家的路上，阿切尔深深思考着这段插曲，和里维埃先生的交谈有如给他的双肺注入了新鲜空气。他最初的冲动是第二天邀请他吃饭；不过他已经渐渐明白，已婚男人为什么不总能够立即顺从自己最初的冲动。
“那个年轻教师很有趣：饭后我们围绕书和一些问题谈得很投机，”他在马车里试探地说。
梅从梦境般的沉默中苏醒过来。6个月前他面对这种沉默会浮想联翩，但婚后这段生活使他掌握了它的秘诀。
“你说那个小法国人？他不是很普通的吗？”她漠然答道；他猜想她心中正暗自感到失望，因为在伦敦被邀请去见一个牧师和一个法国教师而失望。这种失望并非缘于通常称为势利的那种感情，而是出自老纽约的一种意识——当尊严在国外受到威胁时的反应。假如让梅的父母在第五大街款待卡弗莱一家，他们会引荐比牧师和家庭教师更有分量的人物。
但阿切尔心中不快，便跟她对上了。
“普通——他哪里普通？”他质问道。而她的回答也格外麻利：“怎么啦，处处都很普通，除了在他的教室里。这些人在社交界总是很尴尬。不过，”她为了缓和空气又补充说，“他如果聪明一点的话，我想我就不会知道了。”
阿切尔对她用“普通”一词感到反感，对她用“聪明”一词几乎是同样反感。不过他开始害怕去细想她身上那些令他反感的东西。毕竟，她的观点向来是一成不变的，与他成长过程中接触的人完全一致。以前他总认为这种观点是必然的，但却无关紧要。直到几个月之前，他还不曾认识一位对生活持有不同观点的“好”女人；男人一结婚，就必然遇上好女人。
“啊——既然这样，我就不请他吃饭了！”他笑着下结论说。梅大惑不解地答道：“我的天——请卡弗莱家的家庭教师吃饭？”
“唔，不是与卡弗莱姐妹在同一天。如果你不愿意，就算了。但我确实很想再和他谈谈，他正打算到纽约找份工作。”
她益发吃惊也益发冷淡：他几乎认为她在怀疑他沾染了“异国情调”。
“在纽约找工作？什么样的工作？人们不需要法语教师，他想干什么呢？”
“我想，首先是能享受高雅的交谈，”丈夫故意作对地回嘴说。她爆发出一阵赞赏的笑声。“哎哟，纽兰，真有趣！这不是太法国化了吗？”
总的说来，梅拒绝认真考虑他邀请里维埃先生吃饭的要求而使事情这样了结，他感到高兴。否则，再在饭后谈一次，就很难不说到纽约的问题了。阿切尔越想越觉得难以使里维埃先生与他熟悉的纽约社会的任何一个画面相调和。
一阵寒心的直觉使他认识到，将来的许多问题都会这样子给他否决。然而，当他支付了车费，尾随妻子长长的裙据走进屋里时，他又从一句令人宽慰的俗语中寻得了慰藉：前6个月是婚姻生活中最艰难的时期。“在这之后，我想我们差不多会把彼此的棱角完全磨去的，”他心里想。但糟糕的是，梅的压力正对准了他最想保留的那些棱角。
21
一小片葱绿的草坪平缓地延伸到波光潋滟的大海边。
鲜红的天竺葵和锦紫苏镶在草坪的边缘，漆成巧克力色的铸铁花瓶间隔地摆在通向大海的蜿蜒小路上，整齐的砾石路上空是一个个牵牛花与盾叶大竺葵绕成的花环。
在悬崖边到方形木屋中途（木屋也被漆成巧克力色，游廊的锡顶是黄棕色相间的条纹，相当于凉棚），背靠灌木丛安置了两个很大的箭靶，草坪的另一端，面对箭靶搭了个真帐篷，四周是长凳和庭院坐椅。一群身着夏装的女士和穿灰色长礼服、戴高礼帽的绅士或站在草坪上，或坐在长凳上；不时有一位穿浆棉布衣服的窈窕淑女执弓走出帐篷，朝其中的一个箭靶射出一箭，看客们则中断交谈，观看结果如何。
纽兰·阿切尔站在木屋的游廊上，好奇地俯视这一场面。在漆得锃亮的台阶两侧，一边一个硕大的蓝瓷花盆，摆放在鲜黄的瓷座上。每个花盆里都种满带穗的绿色植物。游廊底下是宽宽的一排蓝绣球花，边缘处是密密麻麻的红色天竺葵。在他身后，透过那些起居室的双扇落地玻璃门上随风摇曳的花边门帘，可以窥见玻璃般平滑的木纹地板。地板上像岛屿般分布着上光印花棉布蒲团和矮脚扶手椅，铺着天鹅绒的桌面上摆满了盛在银器里的甜点。
纽波特射箭俱乐部总是把8月份的赛会安排在博福特家。迄今为止，除了槌球，还没有哪项运动可与之抗衡的射箭运动，正由于人们对网球的喜爱而逐渐被淘汰。但网球运动仍被认为粗俗不雅，不适于社交场合。作为展示漂亮衣服和优雅姿态的机会，射箭仍固守着它的阵地。
阿切尔好奇地俯视着这熟悉的景观。令他惊异的是，当他对生活的反应发生如此彻底的改变之后，生活竟然还在沿着老路延续。是纽波特使他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变化的程度。去年冬天，他和梅在纽约那所带弓形窗和庞贝式门厅的黄绿色新房里安顿下来后，就如释重负地重新过起了事务所的常规生活。日常活动的恢复像链环般把他与过去的自我联系起来。随后还发生了一连串令人兴奋的快事：首先是为梅的马车选了一匹引人注目的灰色骏马（马车是韦兰家送给他们的），其次是搬进永久的住处；另外，他还不顾家人的怀疑与不满，按自己梦寐以求的方式孜孜不倦地用黑色压纹纸、东湖书橱、“纯正”扶手椅和桌子布置了他的新图书室。在“世纪”，他又见到了温塞特，在“纽约人”，找到了跟他同类的时髦青年；他将一部分时间献身于法律，一部分用于外出吃饭或在家招待客人，偶尔还抽个晚上去听歌剧或看戏。他的生活看来依然相当实际，当然也相当本分。
然而纽波特意味着摆脱了一切责任而完全进入了度假气氛。阿切尔曾劝说梅去缅因海岸一个遥远的小岛上度夏天（那去处恰如其分地叫做荒山），有几个大胆的波士顿人和费城人曾经在那儿的“土著”村里野营，报道了那里迷人的风光与深水密林间类似捕兽人的野生生活方式。
然而韦兰一家一贯是去纽波特过夏天，他们在峭壁上拥有自己的一个小方屋。他们的女婿提不出任何正当理由说明他和梅为什么不与他们同往。正像韦兰太太相当尖刻地提醒的，对梅来说，如果条件不允许她穿，那么就犯不着在巴黎疲劳不堪地试穿那些夏装。像这一类的论点，阿切尔目前还没有办法反驳。
梅自己也不明白阿切尔为什么对这么合情合理、这么愉快的消夏方式表现出令人费解的勉强。她提醒说，当他过单身生活时一直是很喜欢纽波特的。既然这是不争的事实，阿切尔只得声称，这次他一定会比以往更喜欢那儿，因为是他们两人一起去。然而，当他站在博福特家的游廊上，注视着外面草坪上兴高采烈的人群时，不禁心头一颤，蓦然醒悟：他根本不会喜欢这儿了。
这不是梅的错，可怜的爱人。如果说他们在旅行中时而有些小小的不合拍，那么，他们回到梅熟悉的环境后也就恢复了和谐。他早就预见到梅不会令他失望，他确实没有看错。他结了婚（就像大多数年轻人那样），是因为正当他过早地厌弃了一系列毫无目标的感情冒险之时，遇到了一位十分迷人的姑娘。她代表着和睦、稳定、友谊以及对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坚定信念。
他不能说自己的选择是个失误，因为梅满足了他期待的一切。毫无疑问，能成为纽约一位最美丽、最受欢迎的年轻妻子的丈夫，是令人高兴的；更何况她还是一位性情最甜蜜又最通情达理的妻子。阿切尔对这些优点决非无动于衷。至于结婚前夕降临的那阵短暂的疯狂，他已能克制自己，认定是业已摒弃的最后一次试验。在他头脑清醒的时候，想起他还会梦想娶奥兰斯卡伯爵夫人，真感到不可思议。她仅仅作为那一串幽灵中最悲哀、最鲜活的一个留在他的记忆里。
然而经过这一番排解与清除，他的心却成了个空荡荡的回音室。他想，博福特家草坪上兴奋、忙碌的人们仿佛一群在墓地里嬉戏的孩子那样令他震惊，其原因就在于此。
他听到身旁窸窸窣窣的裙裾声，曼森侯爵夫人从起居室的落地窗口飘然而至。跟往常一样，她打扮得格外花哨，俗不可耐。头上戴着一顶意大利麦梗草帽，上面缠着一圈圈褪色的网纱，雕花象牙伞柄撑着的黑丝绒小阳伞，在比它还大的帽沿上方滑稽地晃来晃去。
“亲爱的纽兰，我还不知道你和梅已经来了！你自己是昨天才到的，是吧？啊，工作——工作——职责……我明白。我知道，很多做丈夫的除了周末都不可能来这儿陪妻子，”她把脑袋一歪，眯起眼睛，无精打采地望着他说。“可婚姻是一种长期的牺牲，就像过去我常对埃伦讲的——”
阿切尔的心脏奇怪地猛然一抽，停止了跳动，就像以前那次一样，好像“啪”地关上一道门，把他与外界隔开了。但这种间断一定是极短暂的，因为不一会儿他就听到梅多拉回答问题的声音，那问题显然是他恢复了声音后提出的。
“不，我不打算呆在这儿。我要和布兰克一家去他们普茨茅斯美妙的幽居地。博福特太好了，今天早晨他派他那一流的跑马来接我，所以我至少来得及看一眼里吉纳的花园聚会；不过今晚我就要回去过田园生活了。布兰克一家真是别出心裁，他们在普茨茅斯租了一所古朴的农居，邀请了一群有代表性的人物。”她躲在帽沿下的头轻轻一低，脸色微红地补充说：“这个星期，阿加松·卡弗博士将要在那儿主持一系列内心活动的会议呢。与这儿世俗消遣的快乐场面的确是个鲜明的对比——不过，我一直就生活在对比中！对我来说，最要命的就是单调无聊。我老是对埃伦讲：要当心无聊，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但我那可怜的孩子正经历一种亢奋状态，对世事深恶痛绝。我想你知道吧，她拒绝了所有到纽波特来的邀请，甚至拒绝和她的祖母明戈特在一起。连我也很难说服她随我去布兰克家，真让人难以置信！她过着一种不正常的病态生活。唉，她若是听了我的话就好了……那时候门还开着……那时候一切都还有可能……我们何不下去看看吸引人的比赛？我听说梅也是选手之一呢。”
博福特正穿过草地，从帐篷那儿朝他们漫步走来。他高大、笨拙的身体被紧紧扣在一件伦敦长礼服中，扣眼上别着一朵自己种的兰花。阿切尔已有两三个月没见他了，对他外貌的变化感到吃惊。在夏天毒辣辣的阳光下，他脸上血色过重，有些浮肿，若不是他那挺直的宽肩膀，他走路的姿势就像个吃得过多、穿得过厚的老人。
关于博福特的流言有很多。春天，他乘坐自己的新游艇去西印度群岛进行了一次长途旅游。据说，在他所到之处，总有一位颇似范妮·琳的女士伴随。那艘游艇建造于克莱德河，装备了贴瓷砖的浴室和其他一些闻所未闻的奢侈品，听说花了他50万美元。回来时他送给妻子的珍珠项链像赎罪的贡品般华美绝伦。博福特的财产足以承受这种挥霍，然而令人不安的谣言却经久不息，不仅在第五大街而且还在华尔街流传。有人说他投机铁路亏了本；另一些人则说，他被她那一行里一个最贪得无厌的人敲了竹杠。对于每一次破产危机的报道，博福特总是以新的挥霍作答：修建一排崭新的兰花花房，购买一群新赛马，或是在他的画廊里添置一幅新的梅索尼埃或卡巴耐尔的画。
他面带平时那种半是嘲讽的微笑走近侯爵夫人和纽兰。“嗨，梅多拉！那些跑马干得怎么样？40分钟，嗯？……唔，不算坏，这就不会吓着你了。”他和阿切尔握了握手，然后随他们转过身去。他站在曼森太太另一侧，低声说了几句他们的同伴听不见的话。
侯爵夫人用她那奇特的外语回答：“我有什么办法？”这句法语更让博福特愁眉紧锁；但他瞧着阿切尔时却装出一副好模样，面带祝贺的笑容说：“瞧，梅要夺得头奖了。”
“啊，这么说头奖还是留在自家人手上了，”梅多拉用流水般的声音说。这时他们已走到帐篷跟前，博福特太太裹着少女戴的红紫色棉布围巾和飘逸的面纱迎了上来。
恰巧梅·韦兰从帐篷里走了出来。她一身素装，腰间束一条淡绿色的丝带，帽子上绕着常春藤编织的花环，那副狄安娜女神般超然的神态就跟订婚那天晚上走进博福特家舞厅时一模一样。此刻，她目光中似乎没有一丝思绪，心里也没有任何感觉。她丈夫虽知道她两者兼备，却再次惊异于她的超凡脱俗。
她手握弓箭，站在草地上的粉笔标记后面，将弓举至肩头，瞄准目标。她的姿态十分典雅，一出场便博得一阵轻轻的赞美声。阿切尔感到了所有者的喜悦，正是这种感觉时常诱骗他沉浸于片刻的幸福。她的对手有里吉·奇弗斯太太、梅里家的姑娘们，还有索利家、达戈内特家及明戈特家几位面色红润的女孩，她们焦急地站在她身后，十分可爱地围成一堆。棕色的头发、金色的支架、浅色的棉布服饰及带花环的帽子，在起射线上方混合成一道柔和的彩虹。沐浴着盛夏的光辉，姑娘们个个年轻漂亮，却没有哪一个像他妻子那样如宁芙①般从容自如。这时，只见她绷紧肌肉，笑眉一颦，全神贯注地使足了劲。
①Nymph：希腊、罗马神话中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
“天呀！”阿切尔只听劳伦斯·莱弗茨说，“没人会像她那样拿弓的。”博福特回击道：“不错。可只有这样她才能射中靶子。”
阿切尔感到一阵无端的愤怒。男主人对梅“优雅举止”略带轻蔑的恭维本应是做丈夫的希望听到的，一个内心粗鄙的人发现她缺乏魅力，这不过是又一次证明她的品质高尚而已。然而，这些话却使他心里有一丝震动。假如“优雅”到了最高境界竟变成其反面，帷幕后面竟是空洞无物，那将怎么办呢？他看着梅——她最后一轮射中靶心后，正面色红润、心态平静地退出场地——心中暗自想道：他还从未揭开过那片帷幕。
她坦然地接受对手和同伴的祝贺，表现出最最优雅的姿态。没有人会嫉妒她的胜利，因为她让人觉得即使她输了，也会这样心平气和。然而当她的目光遇到丈夫的眼睛时，他那愉快的神色顿然使她容光焕发。
韦兰太太那辆精工制作的马车正等候着他们。他们在四散的马车中穿行离场，梅握着缰绳，阿切尔坐在她身旁。
下午的阳光仍然滞留在美丽的草坪上与灌木丛中，车辆排成两行在贝拉乌大街来往行进，有四轮折篷马车，轻便马车，双座活篷马车及双人对座马车。车上载着盛装的女士、绅士们，他们或是从博福特的花园聚会上离去，或是结束了每天下午的海滨兜风赶着回家。
“我们去看看外婆好吗？”梅突然提议说。“我想亲自告诉她我得了奖。离吃饭时间还早着呢。”
阿切尔默许了，她拨马沿纳拉甘塞特大街下行，横穿斯普林街后，又向远处多石的荒地驶去。就在这片无人问津的地方，一贯无视先例与节俭的老凯瑟琳，在她年轻的时候选中一块俯瞰海湾的便宜地面，为自己建了一座有许多尖顶和横梁的乡村别墅。在矮小浓密的橡树丛中，她的游廊延伸到点缀着小岛的水面上。一条蜿蜒的车道通向漆得锃亮的胡桃木前门，路的一侧有几只铁铸牡鹿，另一侧是一个个长满天竺葵的土丘，上面嵌着些蓝色玻璃球。门的上方是带条纹的游廊顶篷，门内狭长的走廊里铺的是星形图案的木条地板，黑白间色。走廊里共有4个方型小房间，天花板下贴着厚厚的毛面纸，一位意大利画匠将奥林匹斯山诸神全部涂在了上面。自从明戈特太太发福以后，其中的一间就改成了她的卧室；相邻的那间供她消磨时光。她端坐在敞开的门与窗之间一把大扶手椅里，不停地挥着芭蕉扇。由于她异常突出的胸部使扇子远离身体的其他部位，所以扇起的风只能吹动扶手罩的边穗。
因为是老凯瑟琳的干预加快了他的婚事，她对阿切尔表现出施惠者对受惠人的热情。她相信他是由于不可抗拒的爱才缺乏耐心，作为冲动的热情崇拜者（只要不会让她破费），她老是像个同谋似的对他亲切地眨眨眼睛，开个暗示性的玩笑。幸运的是梅似乎对此无动于衷。
她兴致勃勃地观察、品评比赛结束时别在梅胸前的那枚钻石包头的箭形胸针。她说，在她们那个年代，一枚金银丝装饰的胸针就让人心满意足了；但是不可否认，博福特把事情办得着实很漂亮。
“这可真是件传家宝呢，亲爱的，”老夫人咯咯笑着说，“你一定要把它传给你的大女儿。”她捏了捏梅白皙的胳膊，注视着她脸上涌起的红潮。“哎呀！我说什么了让你脸上打出了红旗？难道不要女儿——只要儿子吗，嗯？老天爷，瞧，她又红上加红了！怎么——这也不能说？老天——当我的孩子们恳求我把男女诸神全都画在头顶上时，我总是说，太感谢了，这样谁也不用到我这儿来了，我什么也不用怕了！”
阿切尔哈哈大笑，梅也亦步亦趋，笑得眼睛都红了。
“好了，现在给我讲讲这次聚会吧，亲爱的。从梅多拉那个傻瓜口中，我可休想听到一句实话，”老祖宗接着说。这时梅却大声说：“你说梅多拉姨妈！她不是去了普茨茅斯吗？”老祖宗心平气和地答道：“是啊——不过，她得先来这儿接埃伦。哎——你们还不知道吧？埃伦来和我呆了一天。不来这儿过夏天可真是太蠢了，不过我有50年不跟年轻人抬扛了。埃伦——埃伦！”她用苍老的尖声喊道，一面使劲向前探身，想看一眼游廊那边的草坪。
没有回音。明戈特太太不耐烦地用手杖敲打着光亮的地板。一个缠着鲜亮头巾的混血女佣应声而来，告诉女主人她看见“埃伦小姐”沿小路去海边了。明戈特太太转向了阿切尔。
“像个好孙子那样，快去把她追回来。这位漂亮女士会给我讲聚会的事，”她说。阿切尔站了起来，仿佛像在梦里一般。
自从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他经常听到人们提起“奥兰斯卡”的名字，他甚至熟悉这段时间她生活中的主要事件。他知道，去年夏天她呆在纽波特，并频频涉足社交界；但到了秋季，她忽然转租了博福特费尽周折为她觅得的“理想寓所”，决定去华盛顿定居。冬天，阿切尔听说（人们总能听到华盛顿漂亮女人的事），她在一个据说要弥补政府之不足的“卓越外交学会”里大出风头。阿切尔十分超脱地听了那些故事，听了关于她的仪表、她的谈话、她的观点与择友的各种相互矛盾的报道，就像在听对一个早已故去的人的回忆那样。直到这次射箭比赛，梅多拉突然提到了她的名字，他才感到埃伦·奥兰斯卡又变成了活生生的人。侯爵夫人那笨拙的咬舌音唤出了炉火映照的小客厅的影像，以及空寂无人的道路上回归的马车车轮的声响。他想起了曾经读过的一个故事：几个托斯卡纳农民的孩子，在路旁的洞穴里点燃一捆草，在他们涂画的坟墓里唤出默然无语的故人的影像……
通向海滨的路从宅院坐落的斜坡一直延伸到水边一条人行小道，路旁垂柳依依。阿切尔透过柳慢瞥见了石灰崖的闪光，还有崖上冲刷得雪白的塔楼和英雄的守塔人艾达·刘易斯住的小房子，她将在里面度过年高德劭的余生。越过灯塔是一片平坦的水域和官方在山羊岛竖起的难看的烟囱。海湾向北延伸是金光闪闪的普鲁登斯岛，岛上满是低矮的橡树，远处的科拿内柯特海岸在暮雹中一片朦胧。
从绿柳掩映的小径上拱起一道纤细的木质防波堤，一直延伸到一幢宝塔式的凉亭；塔里站着一位女士，斜倚栏杆，背对着海岸。阿切尔见此停住脚步，恍然如从梦中醒来。过去的回忆只是一场梦，而现实是坡顶那所房子里等着他的那些事情：韦兰太太的马车沿着门外椭圆形轨迹遛了一圈又一圈；梅坐在伤风败俗的奥林匹斯众神之下，因为隐秘的希望而容光焕发；贝拉乌大街尽头的韦兰别墅，在那儿，韦兰先生已穿好就餐礼服，手持怀表，在客厅里踱来踱去，脸色阴郁而焦躁不安——因为这个家里的人永远都清楚什么钟点办什么事。
“我是什么人？女婿——”阿切尔心想。
防波堤尽头的人影纹丝不动。年轻人在半坡上站了很久，注视着海湾来来往往的帆船、游艇、渔船以及由喧噪的拖轮拖着的运煤黑驳船掀起层层波浪。凉亭里的女士似乎也被这景色吸引住了。在灰蒙蒙的福特·亚当斯城堡远处，拉长的落日碎裂成千万个火团；那光辉映红了一只从石灰崖与海滨的夹道中驶出的独桅船船帆。阿切尔一边观看，一边想起了在《肖兰》中看到的那一幕：蒙塔古将艾达·戴斯的丝带举到唇边，而她却不知他在房间里。
“她不知道——她想不到。如果她出现在我身后，我会不会知道？”他沉思着；忽然又自言自语地说：“如果在帆船越过石灰崖上那盏灯之前她不转过身来，我立刻就走。”
船随着退却的潮水滑行，滑过石灰崖，遮住了艾达·刘易斯所在的小房子，越过了挂灯的塔楼。阿切尔等待着，直到船尾与岛上最后一块礁石之间出现一道很宽的闪闪发光的水域，凉亭里的人影依然纹丝未动。
他转身朝山上走去。
“真遗憾你没找到埃伦——我本想再见见她的，”他们在薄暮中驱车回家时梅说道。“可也许她并不在乎——看来她变化太大了。”
“变化？”她丈夫平淡地应声说，眼睛盯着马抽搐的耳朵。
“我是说她对自己的朋友那么冷漠，放弃了纽约和她的家，和那么古怪的人混在一起。想想吧，她在布兰克家会多么不自在！她说这是为了防止梅多拉姨妈受损害，阻止她嫁给讨厌的人、可有时候我想，我们一直很让她厌烦。”
阿切尔没有搭话，她接下去说：“我终究还是不明白，她跟她丈夫在一起是不是会更快活些。”话语间带有一丝冷酷，这是阿切尔在她那坦率稚嫩的声音中从未听到过的。
阿切尔爆发出一阵笑声。“上天啊！”他喊道；当她困惑地皱着眉转过脸看他时，他又说：“我以前可从没听你说过一句冷酷话。”
“冷酷？”
“对——观察受罚者的痛苦扭动应该是天使们热衷的游戏。但我想，即使是他们也不会认为人在地狱里会更快活。”
“那么，她远嫁异国可真是件憾事，”梅说，她那平静的语气俨然如韦兰太太应付丈夫的怪癖。阿切尔感到自己已被轻轻推人不通情理的丈夫一族。
他们驶过贝拉乌大街，转弯从两根顶部装着铸铁灯的削角木门柱间通过，这标志着到了韦兰别墅。窗户里已透出闪闪的灯光，马车一停，阿切尔便瞥见岳父恰如他想象的那样，正手持怀表，在客厅里踱来踱去，脸上一副烦闷的表情——他早就发现这样远比发怒灵验。
年轻人随妻子走入门厅，感到心情发生了一种奇怪的变化。在韦兰家的奢华与浓厚的韦兰氛围之中，充满了琐碎的清规戒律与苛求，老是像麻醉剂一样悄悄侵入他的机体。厚重的地毯，警觉的仆人，无休无止嘀嘀嗒嗒提醒的时钟，门厅桌子上不断更新的一叠叠名片与请柬——它们结成一条专横的锁链，把家庭的每个成员每时每刻捆缚在一起，并使任何丰富的、不够系统的生存方式都成为不真实、不可靠的。然而此时此刻，变得虚幻而无足轻重的却成了韦兰的家，以及这个家里等待他的那种生活，而海滨那短短的一幕，他站在半坡上踌躇不决的那一幕，却像他血管里流的血一样与他贴近。
整整一夜他都没有入睡。在那间印花棉布布置的宽敞卧室里，他躺在梅的身旁看着斜照在地毯上的月光，想象着埃伦·奥兰斯卡坐在博福特的马车后面，穿过闪光的海滩回家的情景。
22
“为布兰克家举办欢迎会——为布兰克家？”
韦兰先生放下刀叉，焦急、怀疑地望着坐在午餐桌对面的妻子。她调整了一下金边眼镜，以极富喜剧色彩的声调，大声读道：“埃默森·西勒顿教授与夫人敬请韦兰先生偕夫人于8月25日下午3时整光临‘星期三下午俱乐部’的聚会，欢迎布兰克太太及小姐们。
凯瑟琳街，红山墙。
罗·斯·维·波”
“天啊——”布兰先生喘了口粗气，仿佛重读了一遍才使他彻底明白了这事的荒谬绝顶。
“可怜的艾米·西勒顿——你永远猜不透她丈夫下一步要干什么，”韦兰太太叹息道。“我想他是刚刚发现了布兰克一家。”
埃默森·西勒顿是纽波特社交界的一根刺，而且是一根拔不掉的刺，因为他生在历史悠久、受人尊重的名门望族。正如人们所言，他拥有“一切优势”。他父亲是西勒顿·杰克逊的叔叔，母亲是波士顿彭尼隆家族的一员，双方均有财有势，且门当户对。正像韦兰太太经常说的，根本没有理由——没有任何理由迫使埃默森·西勒顿去做考古学家，或是任何学科的教授；也没有任何理由让他在纽波特过冬，或者干他干的其他那些变革性的事情。如果他真的打算与传统决裂，藐视社交界，那么，至少他不该娶可怜的艾米·达戈内特。她有权期望过“不同的生活”，并有足够的钱置办一辆马车。
在明戈特家族中，没有一个人能理解艾米·西勒顿为什么对丈夫怪诞的作为那样俯首帖耳。他往家里招徕长头发的男人和短头发的女人；外出旅行，他不去巴黎和意大利，反而带她去考察尤卡坦州的墓地。然而他们就是那样自行其是，且显然并没察觉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当他们一年一度举办乏味的花园聚会时，住在克利夫的人家，因为西勒顿一彭尼隆一达戈内特家族间的关系，不得不抽签选派一名不情愿的代表参加。
“真是个奇迹，”韦兰太太说。“他们倒没选择赛马会这一天！还记得吧，两年前，他们在朱丽娅·明戈特举办茶舞会的时候为一个黑人办宴会？据我所知，这次没有其他活动同时进行——这倒是很幸运，因为我们总得有人要去。”
韦兰先生不安地叹息道：“你说‘有人要去’，亲爱的——不止一个人吗？3点钟是多么别扭。3点半我必须在家吃药：如果我不按规定服药，那么采纳本库姆的新疗法也就毫无意义了。假如稍后再去找你，必然会赶不上车。”想到这儿，他再次放下刀叉，焦虑使他布满细纹的脸上泛起一片红晕。
“亲爱的，你根本不用去，”妻子习惯性地用愉快的口吻答道。“我还要到贝拉乌大街那一头送几张请柬，3点半左右我过去，多呆些时间，以便让可怜的艾米不觉得受了怠慢。”她又迟疑地望着女儿说：“如果纽兰下午有安排，或许梅可以赶车送你，也试一试手织的新挽具。”
韦兰家有一条原则，就是人们的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应该像韦兰太太说的——‘有安排’。被迫“消磨时间”（特别是对不喜欢惠斯特或单人纸牌游戏的人来说）这一令人忧伤的可能像幻影般困扰着她，就像失业者的幽灵令慈善家不得安宁一样。她的另一条原则是，父母决不应（至少表面上）干扰已婚子女的计划；既要尊重梅的自由又要考虑韦兰先生所说的紧急情况，解决这种难题只能靠神机妙算，这就使得韦兰太太自己的时间每一秒都安排得满满当当。
“当然，我会驾车去送爸爸的——我相信纽兰会自己找些事做，”梅说，语气温和地提醒丈夫应有所反应。女婿在安排日程上老显得缺乏远见，这也是经常令韦兰太太苦恼的一个问题。阿切尔在她家度过的两个星期里，问到他下午准备干什么时，他往往似是而非地回答说：“唔，我想换个方式，节省一下午——”有一次，她和梅不得不进行一轮延误已久的下午拜访时，阿切尔却承认他在海滩凉亭后面的大石头下躺了整整一下午。
“纽兰好像从不为将来打算，”韦兰太太有一次试探着向女儿抱怨说；梅平静地答道：“是啊，不过你知道这并不碍事的，因为没有特殊事情要做的时候，他就读书。”
“啊，对——像他父亲！”韦兰太太赞同地说，仿佛能体谅这种遗传怪癖似的。从那以后，纽兰无所事事的问题也就心照不宣地不再提了。
然而，随着西勒顿欢迎会日期的临近，梅自然就表现出对他切身利益的忧虑。作为对她暂时离职的补偿，她建议他去奇弗斯家打网球比赛，或乘朱利叶斯·博福特的小汽艇出游。“6点钟我就赶回来，亲爱的，你知道，再晚一点爸爸是决不会乘车的——”直到阿切尔说，他想租一辆无篷小马车，到岛上的种马场为她的马车再物色一匹马，梅才安下心来。他们为挑选马匹已花费了一段时间，这项提议令她十分满意，梅瞥了母亲一眼，仿佛在说：“您瞧，他跟大家一样，知道该怎样安排时间。”
第一次提到埃默森的邀请那天，阿切尔心里就萌发了去种马场选马的念头；但他一直门在心里，仿佛这计划有什么秘密，暴露了就会妨碍它的实行。尽管如此，他还是采取了预防措施，提前定了一辆无篷车和一对在平路上仍能跑18英里的车行里的老马。两点钟，他匆匆离开午餐桌，跳上轻便马车便出发了。
天气十分宜人。从北面吹来的微风赶着朵朵白云掠过湛蓝的天空，蓝天下滚动着闪闪发光的大海。此时，贝拉乌大街阒无一人，阿切尔在米尔街的拐角处丢下马夫，转向老海滨路，驱车穿过伊斯特曼滩。
他感到一阵难以名状的兴奋。学生时期，在那些半日的假期里，他正是怀着这种莫名的兴奋投身到未知的世界去的。若让两匹马从从容容地跑，3点钟以前就可望到达离天堂崖不远的种马场，所以，大致看一看马（如果觉得有希望，也可以试一试）之后，仍然有4个小时的宝贵时间供他享用。
一听说西勒顿的欢迎会，他就暗自思量，曼森侯爵夫人肯定会随布兰克一家来纽波特，那么，奥兰斯卡夫人可能会借此机会再来和祖母呆一天。不管怎样，布兰克的住处很可能会空无一人，这样，他就可以满足一下对它朦胧的好奇心而又不显唐突。他不敢肯定自己是否想再见到奥兰斯卡伯爵夫人；但自从在海湾上面的小路上看到她之后，他莫名其妙地萌生了一种荒唐想法，要看一看她住的地方，就像观察凉亭中那个真实的她那样，想了解想象中的她的行踪。这种难以名状的热望日夜不停地困扰着他，就像病人突发奇想，想要一种曾经品尝过、却早已忘记的食物或饮料那样。他无法考虑其他的事，也无法料想它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因为他并没有任何想与奥兰斯卡夫人交谈或听听她的声音的愿望。他只是觉得，假如他能把她脚踏的那块地面连同天海相拥的那段空间印在他的脑子里，那么，剩下的那部分世界也许就显得不那么空虚了。
到了种马场，看了一眼他就明白没有他中意的马匹；尽管如此，他还是在里面转了一圈，以便向自己证明他并没有仓促行事。但到了3点钟，他便抖开马缰，踏上了通向普茨茅斯的小路。风已经停了，地平线上一层薄霭预示着退潮后大雾将悄悄淹没沙克耐特；但他周围的田野、树林却笼罩在金色的阳光里。
他驾车一路驶过果园里灰色木顶的农舍、干草场和橡树林；还驶过许多村落，村里礼拜堂的白色尖顶耸人昏暗的天空；最后，他停车向田间耕作的几个人问过路后，转进一条小巷。路两侧的高坡上长满了黄花和荆棘，巷子尽头是一条碧波粼粼的河，在河左边一丛橡树和枫树林前，他看到一幢破败不堪的长房子，护墙板上的白漆都已脱落。
大门正面的路旁有一个敞开的棚屋，新英格兰人用它存放农具，来访的客人则把牲口拴在里面。阿切尔从车上跳下来，把两匹马牵进棚屋，系在木桩上，转身朝房舍走去。房前的一块草坪已沦落成干草场，但左边那片疯长的矩形花园里却满是大雨花和变成铁锈色的玫瑰丛，环绕着一个幽灵般的格子结构的凉亭。凉亭原是白色，顶部有一个丘比特木雕像，他手中弓箭全无，却继续劳而无功地瞄着准。
阿切尔倚着门呆了一会儿，四顾无人，房内大开的窗户里也没有声响：一只灰白色的纽芬兰犬在门前打盹，看来也和丢了箭的丘比特一样成了没用的守护者。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死气沉沉、衰落破败的地方竟是爱热闹的布兰克一家的住所；但阿切尔确信没有找错地方。
他在那儿伫立良久，心满意足地观看着眼前的场景，并渐渐受到它使人昏昏欲睡的魔力的影响；但他终于清醒过来，意识到时间在流逝。他是不是看个够就赶车离开呢？他站在那儿，犹豫不定，突然又想看一看房子里面的情景，那样，就可以想象奥兰斯卡夫人起居的房间了。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走上前去拉响门铃；假如像他推测的那样，奥兰斯卡夫人已经和参加宴会的其他人一起走了，那么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报上姓名，并请求进起居室留个便条。
然而他没有那样做，反而穿过草坪，向矩形花园走去。一进花园，他就看见凉亭里有一件色彩鲜艳的东西，并马上认出那是把粉红色的遮阳伞。它像磁石般吸引着他：他确信那是她的。他走进凉亭，坐在东倒西歪的座位上，捡起那把丝质阳伞，细看雕花的伞柄。它是由稀有木料制成的，散发着香气。阿切尔把伞柄举到唇边。
他听到花园对面一阵悉悉索索的裙裾声。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双手紧握的伞柄，听凭悉索声越来越近而不抬眼去看，他早就知道这情景迟早会发生……
“啊，是阿切尔先生！”一个年轻洪亮的声音喊道；他抬起头，只见布兰克家最小却最高大的女儿站在面前：金发碧眼，但长得粗俗，穿着脏兮兮的棉布衣服，脸颊上一块红色的印痕仿佛向人宣告她刚刚才离开枕头。她睡眼惺松地盯着他，热情而又困惑不解。
“天哪——你从哪儿来的？我一定是在吊床上睡熟了。别人全都去纽波特了。你拉门铃了吗？”她前言不搭后语地问道。
阿切尔比她更慌乱。”我——没——是这样，我正要去拉。我本是来岛上物色匹马，驾车来这儿，想看看能不能碰巧见着布兰克太太和你们家的客人。但这房子似乎空荡荡的——所以我坐下来等一会儿。”
布兰克小姐驱走了睡意，兴趣大增地看着他。“家里是空了。妈妈不在，侯爵夫人也不在——除了我其他人都不在。”说着，她的目光流露出淡淡的责备。“你不知道吗？今天下午，西勒顿教授与夫人为妈妈和我们全家举办花园欢迎会。真遗憾，我不能去，因为我嗓子痛，妈妈怕要等到傍晚才能乘车回来。你说还有比这更扫兴的事吗？当然啦，”她快活地补充说，“如果知道你来，我根本不会在乎的。”
她那笨拙地卖弄风情的征兆变得很明显了，阿切尔鼓起勇气插嘴问道：“可奥兰斯卡夫人——她也去纽波特了吗？”
布兰克小姐吃惊地看着他说：“奥兰斯卡夫人——难道你不知道，她被叫走了？”
“叫走了？——”
“哎呀，我最漂亮的阳伞！我把它借给了大笨鹅凯蒂，因为它和她的缎带挺配，一定是这个粗心的家伙把它丢在这儿了。我们布兰克家的人都像……真正的波希米亚人！”她用一只有力的手拿回伞并撑开它，将玫瑰色的伞盖撑在头上。“对，埃伦昨天被叫走了：你知道，她让我们叫她埃伦。从波士顿发来一封电报，她说大概要去呆两天。我真喜欢她的发型，你喜欢吗？”布兰克小姐不着边际地说。
阿切尔继续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仿佛她是透明的，可以看穿似的。他所看到的无非是一把无价值的粉红色遮阳伞罩在她痴笑的脑袋上。
过了一会儿，他试探地问：“你是否碰巧知道奥兰斯卡夫人为什么去波士顿？我希望不是因为有坏消息吧？”
布兰克小姐兴致勃勃地表示怀疑。“咳，我认为不会。她没告诉我们电报的内容，我想她不愿让侯爵夫人知道。她看上去是那么浪漫，对吗？当她朗读《杰拉尔丁小姐的求婚》时，是不是让人想起斯科特·西登斯太太？你从没听她读过？”
阿切尔的思绪纷至沓来。仿佛突然间，他未来的一切全都展现在面前：沿着无止无尽的空白望去，他看到一个逐渐渺小的男人的身影，他一生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他打量着四周末经修剪的花园，摇摇欲坠的房舍，暮色渐浓的橡树林。这似乎正是他应该找到奥兰斯卡夫人的地方；然而她却已远走高飞，甚至这把粉红色遮阳伞也不是她的……
他皱着眉犹豫不决地说：“我想，你还不知道——明天我就要去波士顿。如果我能设法见到她——”
尽管布兰克小姐依然面带笑容，但阿切尔却感到她已对自己失去了兴趣。‘“啊，那当然，你可真好！她住在帕克旅馆；这种天气，那儿一定糟透了。”
在这之后，阿切尔只是断断续续地听进他们之间的对话。他只记得自己坚决回绝了她让他等她的家人回来、用过茶点再走的恳求。最后，在这位女主人陪伴下，他走出了木雕丘比特的射程，解开马僵绳，驾车走了。在小巷的转弯处，他看见布兰克小姐正站在门口挥动那把粉红色的阳伞。
23
第二天清晨，阿切尔走下福尔里弗号火车，出现在仲夏季节热气腾腾的波士顿。邻近车站的街道上弥漫着啤酒、咖啡和腐烂水果的气味，衣着随便的居民穿行其间，他们亲切放纵的神态宛如过道里向洗手间走去的乘客。
阿切尔租了辆马车去萨默塞特俱乐部吃早餐。甚至高级住宅区也同样透出一股杂乱无章的气息；而在欧洲，即使天气再热，那些城市也是不会堕落到这种境地的。穿印花布的看门人在富人的门阶上荡来荡去，广场看起来就像共济会野餐后的游乐场。如果说阿切尔曾竭力想象埃伦·奥兰斯卡所处环境的恶劣不堪，他却从没想到过有哪个地方1911年发表，震动了整个日本哲学界，宣告了日本最初的也，会比热浪肆虐、遭人遗弃的波士顿对她更不合适。
他慢条斯理地吃着早餐。他胃口极好。他先吃了一片甜瓜，然后一边等吐司和炒蛋，一边读一份晨报。自从昨晚告诉梅他要去波士顿办公事，需乘当晚的福尔里弗号并于翌日傍晚回纽约之后，他心中就产生了一种充满活力的新鲜感觉。大家一直认为永远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只有舍弃“生存意志”，达到极端，他可能要在周初回城。但显然是命运在作怪，当他从普茨茅斯探险归来时，一封来自事务所的信摆在门厅的桌子角上，为他突然改变计划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如此轻而易举地把事情安排停当，他甚至感到羞愧：这使他想起了劳伦斯·莱弗茨为获得自由而施展的巧妙伎俩，一时间心中感到不安。但这并没有困扰他很久，因为他此时已无心细细琢磨。
早餐后，他燃起一支烟，浏览着《商业广告报》。其间进来了两三个熟人，彼此照例互致寒暄：这个世界毕竟还是老样子，尽管他有一种稀奇古怪的感觉自1922年起，大部分时间都在维也纳大学开设“归纳科学的，仿佛自己是从时空之网悄悄溜了出来似的。
他看了看表，见时间已是9点半，便起身进了写字间，在里面写了几行字，指示信差坐马车送到帕克旅馆的一个崭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他立候回音。然后便坐下展开另一张报纸，试着计算马车到帕克旅馆需要多少时间。
“那位女士出去了，先生，”他猛然听到身边侍者的声音。他结结巴巴地重复说：“出去了——”这话听起来仿佛是用一种陌生语言讲的。
他起身走进门厅。一定是弄错了：这个时候她是不会出去的。他因自己的愚蠢而气得满脸通红：为什么没有一到这儿就派人送信去呢？
他找到帽子和手杖，径直走到街上。这座城市突然变得陌生。辽阔并且空漠，他仿佛是个来自遥远国度的旅行者。他站在门前的台阶上迟疑了一阵，然后决定去帕克旅馆。万一信差得到的消息是错误的，她还在那儿呢？
他举步穿过广场，只见她正坐在树下第一条凳子上。一把灰色的丝绸阳伞挡在她头上——他怎么会想象她带着粉红色阳伞呢？他走上前去，被她无精打采的神态触动了：她坐在那儿，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她低垂着头，侧对着他，黑色的帽子下面，发结低低地打在脖颈处，撑着伞的手上戴着打褶的长手套。他又向前走了一两步，她一转身看到了他。
“哦——”她说，阿切尔第一次见到她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但一会功夫，它便让位于困惑而又满足的淡淡笑容。
“哦——”当他站在那儿低头看她时，她又一次低声说，但语气已有所不同。她并没有站起来，而是在长凳上给他空出了位置。
“我来这儿办事——刚到，”阿切尔解释说，不知为什么，他忽然开始假装见到她非常惊讶。“可你究竟在这个荒凉的地方干什么呢？”他实际上不知自己说的是什么：他觉得自己仿佛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向她叫喊；仿佛不等他赶上，她可能又会消失了。
“我？啊，我也是来办事，”她答道，转过头来面对着他。她的话几乎没传进他的耳朵：他只注意到了她的声音和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她的声音竟没有在他的记忆里留下印象，甚至连它低沉的音调和稍有些刺耳的辅音都不曾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