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某些传记者讲，这并非属实。罗伯特·埃格争辩说，在小比格奥，也许卡斯特第一次克服了他鲁莽的天性：“他采用了大批兵力做侦察，他的计划是谨慎前进……”
这是可能的，但无人知道他的意向是什么，他什么也没有说。
本廷在给圣·路易斯的威廉·迪格里斯的一封信中，简要地讲述了埃利奥特的大惨败。在南北战争时期，本廷曾同迪格里斯一同在密苏里第10团服役。显然，迪格里斯未经本廷许可把此信交给了圣·路易斯的《民主主义者》，使它在该报发表。本廷陈述他发现埃利奥特少校的先遣队呈圆形躺在地上，他们全被剥得精赤条条，头颅被压碎。几名士兵的喉结被割掉，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以我难以形容的方式任意砍剁”。信中也对卡斯特进行了诽谤，他陈述道，就在埃利奥特在两公里外为他的生命战斗的时候，这位指挥官卡斯特将军却在喜滋滋地为他获得的装备列清单，并用他的来复枪表演枪法，射杀了800头牲畜，“我们的首领展示他近距离的高超枪术，恐吓大群的平民——他捕获印第安妇女、儿童，把那些失散的矮种马射杀在她们面前。啊！他真是位敏捷的神枪手，不但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的狗未能逃过他的眼睛，甚至连那些已被打中在地，或一瘸一拐哀叫着走开的狗也都成为他的目标……”
元月，也就是该兵团兴冲冲地朝俄克拉荷马大举推进，去搜寻更多的夏安人时，卡斯特收到了他一位未署名的朋友或敌人寄来的一份《民主主义者》。卡斯特认为，舆论对华什他胜利不公正的评论使人失望，便命令号兵吹“军官集合号”，本廷晚一会儿才到场，看见卡斯特在一个西比莱人的帐篷里大步地来回走着，用一根生牛皮辫式短皮鞭狠劲地抽打自己的皮靴。这位将军在展出这张报纸时，向他集合起来的部下宣布，有人在贬低华什他战役，等他查明了谁该承担责任以后，他就要用那根皮鞭抽打那人的皮靴了。
本廷要求让他看看报纸，读完几行后，他便从队列里走出，飞快地旋转着左轮枪的弹筒，而后回到队列里说：“我认为我就是你要找的人。我在准备挨鞭打呢。”那时，约翰·韦斯顿中尉也在场，他说，当时卡斯特吃惊地愣在那里，如同平日那样，他的脸转而变红，变得结结巴巴了。他说：“本廷上校，我会奉陪的，先生！”然后，他命令军官们解散。
按各种实况的记述，这仅是所发生的有关事情，至于怎样解释，就听凭学者们的嗜好了。反对卡斯特的人们看到这位傲慢的将军在不屈从的本廷面前低下了头。而卡斯特的亲信则认定他圆满地解决了这件不愉快的事情。
事情的草草了结使人有些难以理解，但查理·贝茨上校做了最好的解释。他记述道，对卡斯特来说，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是把那张牌打到本廷手中：“兵团的荣誉和自豪感远远胜于个人的荣誉和自豪感，他不会做任何有损团体荣誉的事，在把他的军官们召集来时，他可能当即使性子发了火，并进行了威吓（事实并没有唬住谁），但最后，他还是自我克制镇定了下来。”要么就是他可能感到对埃利奥特少校之死有责任，因此他既不能在军官们面前承认，也不能举起他的生牛皮短辫鞭子。
就本廷个人来说，这件事并未了结，他围追了记者凯姆，想在得到一个证言后再做定论。要是他的意图成功的话，到时候这位将军将“畏缩得像只被鞭打的劣种狗。”
凯姆对谢立丹讲述了那件事，谢立丹同那位火焰般气盛的年轻将军作了一次交谈。
要是这般令人讨厌的情节以卡斯特被本廷狠狠地刺痛而了结的话，那末，1876年的那出剧就缺乏戏剧性了。对本廷要了结这场纠纷有一点怀疑。不管他个人人品有什么样的缺点，但从未有人指责过他的坦率，那用生牛皮辫式短鞭的抽打应当是拉下幕布的铃声了，卡斯特对那次挑战的躲闪，说明他对这个挑战理解到了何等恰当的程度。
除埃利奥特事件外，又出现了布莱尼妇人和她儿子的问题。她曾经和丈夫一道乘车前往太平洋海岸，途中他们的运货列车被围困了三天，直到莱昂堡的士兵赶来，才赶跑了这些印第安人。尽管谢立丹相信她的丈夫和朋友被杀了，但事实上他们都安然无恙，她和儿子又怎样被劫持也不清楚，更奇怪的是印第安人竟能把她们母子劫走，而那次列车上有17名士兵护送，其中10名甚至没有受一点伤。
还有一件有争议的事，是这位妇女和她儿子的尸体是在“黑水壶”的村子里呢，还是在华什他河下游。堪萨斯第19志愿兵团的乔治·詹尼斯上尉，把她们的尸体安置在非常靠近“黑水壶”被杀的河岸边。到后来才发现她们尸体的谢立丹和卡斯特坚持认为，是在离被遗弃的基奥瓦人宿营地5英里处找到的。科曼契与基奥瓦人的代理人A·G·布恩说，他们至少是在离那儿10英里外找到的。在验明她是位年轻的白人女人后，那个孩子身上也发现有“暴烈行为的痕迹。”
W·B·汉森将军坚持认为基奥瓦人没有杀害布莱尼夫人。他对卡斯特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十分恼怒，于是发表了一篇文章进行驳斥。“在这场战斗发生前后，有关这位不幸的女人和她小儿子的故事我已听过10多次了，都是从许多不同的印第安人那里听到的，每一次讲的事情都是为了证实另一些事。我的着眼点是指救助她以及在战斗发生时涉及她的事。”汉森的话听起来是令人信服的。战争结束数年之后，“色旦他”的女儿也告诉W·S·奈，在发生战斗的那天，基奥瓦人的营地驻扎在华什他河下游50英里外的地方，从而使“色旦他”获得了声誉。”因为谢立丹与卡斯特两人都说是基奥瓦人犯的罪，“色旦他”是基奥瓦人的首领。而实际上是伊革人打碎的那个女人的脑壳。
4年前，回到白人中的范妮·凯利毫不犹豫地充当了见证人，并用她的笔写道：“在听到吵闹和枪声时，布莱尼夫人的心必定是剧烈跳动起来，当看到美国士兵在袭击挟持她的人们，她跳起来激动地狂喊‘威利，威利，我们总算得救了！’但这些话还没有说出口呢，‘色旦他’的石斧就已经砍进了她的脑袋，同时，可怜的威利也被捏在了魔鬼手中……”
布莱尼夫人并未受石斧的砍剁，她头上有两处来复枪伤口，由于距离太近，脸都被烧焦了。发现她尸体的特遣队员们在她怀里发现了一片玉米面包，像是在打算逃跑时被击毙的。威利的尸体上没有“大量的残暴痕迹”，只是面颊青肿，这个可怜的男孩怎样死的不得而知，很可能是被一脚踢到树上撞死的。
还有谣传说布莱尼夫人是被一名士兵误杀的。据说，1869年二月，杰西·利文沃斯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证实她是在朝军队奔去时被击中的，但他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而另一位代理人以布莱尼夫人的头皮被揭进行反驳。利文沃斯也许坚信自己的见解，亦或试图为基奥瓦人开脱，因为他是他们的监护人。
另一种传说涉及所谓野蛮的印第安人挖取白人幼童内脏的问题。第七骑兵T·P·莱昂说及了此事，他可能是凯姆的一个资料提供者。这是一则惊人的暴民施暴的神话：“战斗期间，子弹如同阵雨般落下，一个恶魔般狂怒的印第安妇女，手握一把尖刀，寻找着目标以补偿这天的损失。刀子落在一个天真可爱的被捕获的孩子身上，她切开了一个长长的口子，取出了孩子的肚肠，那冒着热气的内脏被抛在冻结的雪地上……”
侦察员本·克拉克也讲述了这件事，但他讲得十分清楚，就像本廷描述的有关列兵奥尼尔讲述的小比格奥逃跑的惨痛经过那样，是件令人信服的重要事件。他说，那时有一些印第安人藏在靠近河边一条泥土路的桥桩旁，士兵们不断地向他们开枪射击，除一位妇女和她的一个孩子外，其余人都被打死了。“我看见一个夏安母亲极度绝望的情景。一个印第安妇女从栅栏后走出来，一只手举着一个一臂长的婴孩，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把长刀。狙击手们把那孩子当成了那个被捉去的白人小孩，便都大声叫喊：‘打死那个印第安人，她在杀害白人小孩呢！’子弹还未射出，那母亲已经一刀剜出了婴儿的肚肠，然后把刀全部插入自己的胸膛，死了。一个骑兵从堤岸上抽出卡宾枪，打穿了她的脑袋，但那只是不必要的残忍行为了。”
如果克拉克的说法属实——它听起来不像凯姆的故事那么可怖，这血淋淋的事实说明了土著人对白人极端的恐惧。他们宁愿死也不作白人的俘虏。一位名叫“黑麋”的奥格拉拉人对他的传记作者说，在他还是孩子时，他妈妈总是在他淘气时吓唬他说：“你要是再不听话，白人就来把你抓走。”
卡斯特扫荡了“黑水壶”的村庄，同往常一样，那些牺牲者也用他们自己的某种方式复了仇。在此情况下，西尔堡的外科医生记录了1869年元月与二月间，第七骑兵团的许多军官都在用山靛治性病。在那些前往诊所就医的人中，据说有卡斯特和他的弟弟汤姆。这是有可能的，然而没有证据。1977年，D·贝克曼医生研究了一些可行性记录，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卡斯特兄弟感染性病的迹象。伊丽莎白和卡斯特一直希望有个孩子，但却未能如愿。这可能被解释为是卡斯特把淋病传给了她。
而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是，卡斯特曾关注过那些在袭击中幸存的印第安妇女，其中一个是位17岁的小姑娘，叫米奥蒂斯，有时也被叫做莫纳西特，她是被杀的“小石头”的女儿。卡斯特形容她：“出落得极其标致……一张十分俊秀的脸庞，长长的乌黑闪亮的浓发，十分柔软光滑，披散下来时，如同一泻瀑布重落到腰间”
他把她的名字译成：“春日发芽的嫩草。”
她告诉他自己曾与一个富裕的印第安勇士结婚，那人向“小石头”支付了11匹矮种马，至少是普通有吸引力女子的三倍身价，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大量的赠品。米奥蒂斯却不喜欢她的丈夫，她难以做到他所期待的娇柔贤慧，难以做一个卑下的妻子。时间也不能改变她执拗的心，有一天，她终于朝丈夫的膝盖开了一枪，使他成了残废，接着便与他离了婚。“小石头”把马归还了他，这个难以驯服的姑娘又回到了娘家。
不用怀疑她把这些都如实地讲给了卡斯特，但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他会在战斗结束不久，不知不觉地成为她的第二个丈夫。她和他系在一起了，而“黑水壶”首领的妹妹宣布，他所得到的是一种赐福：“我，以我的愚昧无知……想起印第安人曾是怎样的敏感与疑虑啊！在我的方面任何对他们外表上的疏忽和不敬重都可能被误解，在这奇妙的客套礼节中，我处于被动的参与者的地位，而不是扮演角色。”
卡斯特的士兵刚刚杀死了这姑娘的父亲和该部落100多个成员。而眼下，“黑水壶”的妹妹却送给他一个可爱的礼物。到底为什么呢？在战斗发生之前，如果一方感到了威胁，他们可能会把首领的女儿嫁出，以免使双方发生灾难性冲突。眼下，事态已发展成这样，再大的损失，也不过就这样了，没有理由再去抚慰这个敌人。
如同料想到的那样，本廷对此事的态度是不会同这位将军合拍的。28年后，他给前列兵狄奥多尔·戈迪写信道：
你自然听说了卡斯特为能满足军官们役使那些被捕获的印第安女人的欲望，而非正式地走访了关押她们的畜栏，并进行了挑选！（？）卡斯特先做了挑选，并在1968年冬到1969年春同她住在一起。
为使结婚（？）圆满，这位印第安女子在现在的西尔堡“生小牛了”。可问题是生下的是个货真价实的夏安人男孩，种子是在我们到达华什他她们的羊圈之前种下的。那个丈夫也曾出没在同一个帐篷里，但“卡斯特的女人”以最好的状态给了他铁石般的大理石心。
她是一个有两个星章大头目的高等级的妻子（礼物），在棚屋里失去的大量的……在外边的机动车上充分地……
“滚开吧，你这裹着毯子的可怜的印第安人！你应该和某个年长的印第安婆娘去交易，使你的棚屋烟火不灭，为你暖脚。卡斯特的恩慈如喷涌的泉水！”
人们总是指责本廷在进行恶意歪曲，但米奥蒂斯在1869年元月初生下婴儿已是业已证实的事。那些夏安人后来也坚持说卡斯特是那孩子的父亲，虽然照本廷纠正的陈述这是不可能的，卡斯特第一次见到米奥蒂斯是在1868年11月。伊丽莎白也看见过那孩子，说他长得不像自己的丈夫：“……他是个可爱的棕色天鹅绒小包裹，露出一双同他们一样的明亮的小眼睛。”
米奥蒂斯于1869年早产了第二个孩子，从而带来了另一些说法。那是卡斯特的孩子，乳脂色的皮肤、黄色的头发，被取名“黄鸟”或“黄燕子”。这名字并不特殊，凯利夫人在同奥格拉拉人一起生活的5个月中，见过不少浅肤色的孩子——“要塞婚姻的后代”。握太华首领的一个女儿就叫“黄鸟”。
卡斯特喜欢米奥蒂斯，而且非常喜欢她。这一事实从未遭到否认，但他是否有过那种情感是个秘密。汤姆·卡斯特用那些日子的特色，把这个用手枪逼着丈夫卷铺盖离婚的夏安女人，说成是又一个萨利·安娜，并说她是被“整个军队宠爱的重要人物”。本廷直率地对这段易被曲解的话说出了他的轻蔑，说这位将军“对给他戴绿帽子的小弟弟佯作不知”。他还补充说，这就解除了这位将军掩盖丑事的义务了。他在1896年的圣·瓦伦丁节①给戈迪的信中，重述了那来自“补给站”的流言蜚语，大意说，兵站的外科医生曾监视了卡斯特和米奥蒂斯私通。
①圣·瓦伦丁节2月14日，情人节。
这恶毒的传说如同沼泽的臭气持久不散，也十分新奇，因为在大草原的各部落中，夏安人是显要的——至少印第安人自己这样认为，而夏安的妇女也是高雅的。此外，米奥蒂斯是特权阶层的人——她的父亲是重要的首领，其地位仅次干“黑水壶”。
无论怎样，米奥蒂斯与另两位印第安妇女被派，随同卡斯特执行俄克拉荷马一带的武力威吓任务。谢立丹的意愿是：不管用劝说还是子弹，都应把所有的夏安人、阿拉伯霍、基奥瓦和科曼契人制服。卡斯特带她们一同出征，是由于她们熟悉地形，那两名年长的女人倒确是做了这项工作，而米奥蒂斯只有17岁，她是不会产生什么作用的。
由奥沙吉和科瓦人侦察兵引路，或是直接由那些夏安人妇女带路，卡斯特在寻找两个邻近村庄的营地。这两个村子的首领是“魔箭”和“小长袍”。卡斯特没有在《加利欧文》的乐曲中袭击这两个村子，而是同他的号手与翻译罗密欧径直朝村中走去。从近期发生的事情来看，这无异于送死，但卡斯特仍然出发了。之后，“魔箭”邀他参加一个协商会议。卡斯特带着他的副官W·W·库克中尉，逍遥自在地骑着马穿过了这个仇恨白人的土著人村庄。
在“魔箭”的棚屋里，人们递给卡斯特的一个烟斗。
在适当的抽烟仪式结束之后（一个不愉快的仪式——卡斯特没抽烟），他向两位首领保证：他不是来向他们开战的（显然是用手语）。可“魔箭”根本不相信，他认为卡斯特是个奸诈的人，并说，要是卡斯特再次食言袭击夏安人的话，他和他所有的士兵就将被彻底消灭。为了强调这一决心，他把烟斗里的烟灰都磕在了卡斯特的靴子上。
戴维·汉弗斯·米勒认为是“勇敢熊”磕的烟灰，因为“勇敢熊”自己曾说过：“他把烟斗里熄灭了的烟灰，倒在这位士兵首领的靴子上……”
乔治·本和“黑水壶”的侄女莫海巴薇结了婚。莫海巴蔽对他讲述的这些也许是可靠的，她说，烟灰是“石头前额”倒的，而“石头前额”是“魔箭”的另一个名字。不管这位首领当时用了哪个名字，在协商会议开始之前，他还在棚子里安放了四只神圣的夏安人的箭。
值得一提的是，那四只精心制作的石箭是夏安人的传家宝，是一种神灵，用英语说就是“文化神灵”。它们是这个部落两个最有力的符咒之一，另一个是一顶神圣的有边的野牛皮帽子，通常，这顶帽子存放在北方部落中。
“森林中的约翰·斯坦茨”是北方夏安人，他对石头箭不大了解，但对那顶牛皮帽子却很熟悉。他曾多次在保存主人的棚子里见过它，悬挂在床上方的几根柳棍上，柳棍被染成红色，白色和黑色。多少年来，装帽子的捆包一直装在一个野牛皮袋子里，此外还有些意义不大的东西。“森林中的约翰·斯坦茨”没有细说它，实际上，它里边还有五张仇人部落的头皮：“乌鸦”、“犹他、肖松尼、帕尼和“黑脚”人的。和神圣的石箭一样，这个捆包很少被解开。斯坦茨说，1934年为讨休·斯科特将军的欢喜，曾被打开过一次；1959年，由于一些人对存有者表示怀疑，它再次被打开，而到1959年6月12日它被打开时，已有14位见证人了。里边的五张头皮仍完好无损，帽子也完好，“它和斯科特将军照的那张照片一样，上面有一条镶珠子的带子和一些角制饰物”。
这些南方部落的神圣箭包裹，并没有因卡斯特的恩惠而打开，它们仍用从郊狼背上割下的一条毛皮紧紧地缠着，其中两支箭的箭杆被染成红色，代表食物的采集；另两支被染成黑色，代表战斗中取得的胜利。卡斯特或许注意到了，但也许没有注意到，他的著作中没有提到过这些。它们挂在一根叉棍上，卡斯特被安排坐在它下面，暗示他在接受审判，然而卡斯特自己认为那是个受尊敬的光荣位置，因为是在首领们的右侧，而事实上，那是个耻辱的位子。
在卡斯特吸烟仪式中，一个印第安人握着烟管柄，此人被说成是“巫人”，是这个棚子里有尊严的二头领。但据本说，是“石头前额”自己握着烟管柄。他警告了卡斯特，并在吸烟仪式后，用一根棍把烟灰挖出来，倒在将军的脚尖上，使他晦气。
卡斯特没有提过此事，他自然有可能对这种侮辱不予理睬。也许根本就未发生过这件事，正如斯图尔特教授说的那样，这个故事是在八年后由夏安巫人们捏造出来的，并把它当作是蒙大拿奇迹般胜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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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夏安人的让步，事态缓和了下来，第七骑兵团返回了堪萨斯，在海斯堡附近度过了1869年的夏天。虽然不时会有一支中队去附近侦察动静，但没有发生过严重的事态。卡斯特的第一个传记作者弗雷法丽卡·惠特尔认为一分为二中国古代的一种辩证思想。隋杨上善撰注《黄
在田园般的堪萨斯，除了款待那些新到的贵人们之外，他几乎无事可做。这些新手们大多是想来捕猎一头野牛，这就得组织许多打猎活动，解答没完没了的有关问题根本矛盾即“基本矛盾”。①，哥伦布，狄奥弗拉斯塔等。
①公元前三世纪迦太基的政治家。
十月，第七骑兵团回到利文沃斯堡的冬季营地。在那儿卡斯特更无特殊事可做。当初，他曾用笔名为一家体育杂志撰写系列文章，这时他又开始动笔了。
《赛马》12期上刊登了他的《田野与农场》，其中，《平原追猎》描述了“9个狂热的打猎迷”。这些打猎迷们乘一列普尔门式客车，从底特律前往海斯堡的第七骑兵团营地。“他们由Hon·K·C·伯克带领，包括受人爱戴且和蔼可亲的密执安农业协会会长，Hon·W·G贝克威将军，R·L·霍华德将军……”等等。
卡斯特用他那带启发性而又伤感的诗句作了结尾。他的狗梅伊达被一个士兵打死了。
可怜的梅伊达，我生活中最坚定的朋友，
最热情的迎候，最忠实的卫护
你的忠诚，依旧占据着你主人的心田，
仅有你的陪伴才使他奋进、战斗上活与呼吸，
谁将来占据这空缺的心？
新的友谊会抹掉你的形象，
别了，最可爱的。
疯狂的行为使你被击倒在地，
这颗心将悔恨无已。
那位犯罪者为何作出这狂暴的事，卡斯特并未泄露。然而，他热爱动物，包括被他杀死制成标本的动物，但他最喜欢马和狗，那些狗也对他的慈爱作了回报。伊丽莎白记述他休息的时候，那些狗便尽可能地挨近他躺下。“我看到它们伸展身子贴着他的后背躺着，或是蜷缩在他头边，有一只狗甚至把鼻子和爪子搭在他的胸脯上”。
属于人类的活生生的东西也许没有卡斯特不喜欢的；至少，他能容忍它们。一次，他抓住一只田鼠养在书桌的空墨水池里，那只田鼠便会匆匆忙忙地顺着他的手臂爬上他双肩，然后又沿着他出名的卷发蜿蜒而上，攀到他的头顶。伊丽莎白恨透了这只田鼠，它竟然蹲踞在她爱慕的那头卷发上，必定使她难以容忍。为了安慰伊丽莎白，卡斯特最后把田鼠带到外面放掉，可那家伙却不肯离去。
在卡斯特这段懒散的生活期间，要是按本廷的话说，人人都应知道他“在同一个有夫之妇私通”，那是驻在利文沃斯堡的一个军官的妻子。不但如此，上尉还公开宣称，卡斯特将军在妓女们惠顾的酒馆周围游荡并坚持要击败杰霍克·詹妮逊的玩牌戏法。“这些卡斯特夫人都知道，要是她还有情感的话（？），这个心碎了的女人！就我所了解的，她是我从未见过的冷血女人，在这一点上，她和卡斯特真是天生的一对”。
1870年12月，华盛顿来命令，调卡斯特回去，这可能使他感到最大的解脱，因为这支军队正在重新组编。
他再次想摆脱军队，他刚满30岁，风华正茂，完全可以去开创新的生活。
在等待政府的安排并为自己的前程做打算期间，他访问了纽约，并给伊丽莎白写了一封情意绵绵而又冗长不堪的信，罗列了一大堆琐事：
当一个大胖子的腰肥得只能用吊带提住裤子时，你将会做何想……我买了些乐曲集：Chanpagne Charlie，Letter Song，艾米的Perichole和Lni D，以及普尔斯吉尼的La Gramde Dnches。……茧绸太阳伞很时髦，有的还镶着彩色，褶边。没有多少人梳发髻，流行的发式是早上把头发梳成两条辫子，下午卷起来，发梢弄成个小卷儿。
他尾随街道上漂亮的少女寻开心，并写信给伊丽莎白，说有位金发碧眼的年轻女子曾几次从他住的旅馆前走过，显然是在勾引他的注意。他也跟了她两回，她回过头盯他。他谢绝了这主动的表示，脑子里却想着要让自己显出有意的样子，还查出了她的住址。“就在贝尔蒙特先生家对面”，他看着她走进房间，然后在她窗前走来走去，直到她出现在窗前。
卡斯特把被压抑的激情都用在了给伊丽莎白的每封信的每页纸上。“托伯特将军邀我去了他的特拉华家”，他说“他要甩掉我的缰绳，然后把我撵进一个桃园里任我寻欢作乐”。
1871年9月3日，卡斯特被委派到肯塔基的伊丽莎白镇，担任那儿两支驻军军哨的指挥官，镇子距路易斯威尔城南几英里。在妻子未到之前，他在一间毫无生气的房间里过着无聊的生活，所有的夫人小姐们都焦急地围着他转，希望能陪他去参观当地的奇观——猛犸洞，但没有伊丽莎白在身边，卡斯特是不肯去的。
他的士兵除了去“骚扰”那些非法酿酒的人和三K党之外，也无所事事。卡斯特再一次感到了无聊，伊丽莎白也发现他们的新家成了令人十分厌倦的“最平静最无聊的地方。”一整天死气沉沉，只有法院里偶尔传来开始诉讼时的叫喊：“你们，听着！”她给伊丽莎白·萨宾姑妈写信说，肯塔基这个地方非常贫穷，“人民粗俗无知，”三四个人才有一匹马。这儿的建筑，居民，动物，所有一切都是那么陈旧古老，就连供膳寄宿处的狗的寿命也惊人的长，老得都走不动了。街坊里最有生气的是一头猪。自从和卡斯特结婚以来，伊丽莎白还没有适应这种单调乏味的军旅生活。他们发现，那些富裕、有教养的肯塔基人的生活是很舒适的，但也同样地单调无聊，令人昏昏欲睡。她提到了一种奇特的机械，它是由许多船浆似的木条作成的，用来赶跑苍蝇，不让它们落在饭桌上。一个黑人男孩拉着拴木条的绳圈，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她瞅着它打趣地笑着说：“……我们吃饭还能听音乐……”
就在这段时间里，卡斯特有几个月不在兵营，没人确切地知道他上哪去了。1872年初，他奉命陪同年轻的俄国大公亚利克斯在各地游览。大公是奉父亲亚力山大十一世之命来游访美国的。他们乘坐专车旅行，并在卡斯特陪同下在内布拉斯加打野牛。在此期间，肯塔基的人们还邀请他们去参观了猛犸洞。
卡斯特发电报答复说：
亚利克斯大公殿下及其随行人员将于星期二清晨两点抵达易斯威尔。大公一行渴望参观猛犸洞……
大公很喜欢卡斯特夫妇，邀请他们一同去新奥尔良，他们也欣然答允了。伊丽莎白记述说，那位19岁的贵族对音乐和姑娘们的兴趣超过对风景的兴趣。到了新奥尔良后，大公还恭敬地与他们及一群陪同人员一道参观，可转眼这位亚力克西斯就单独行动了。
卡斯特借机到密执安作了快速旅行，他的小妹玛吉就要同詹姆斯·卡尔洪中尉结婚了。之后，他们又回到伊丽莎白镇，重新过起了难以忍受的南方夏日生活。
卡斯特没事便和邻居的孩子玩游戏，同法官昆西·约翰逊下国际象棋。不久他被派到一个军需部门为骑兵买马匹，这倒是件愉快的差事，使他能穿过提克星顿蓝色牧地并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至于那些曾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民如何看待他，没有任何记录。在同当地贵族的交往中，卡斯特似乎是很受爱戴的，据说由于他卷入了其他的活动，几乎延误了一笔好买卖。
不管什么时候，总有一群狗跟着他。他的勤务兵约翰·伯克曼回忆说卡斯特有过80条狗，这一说法有些夸张。伯克曼把他们成对地拴在一起训练，他说，除非它们见到肯塔基狗，平时还是很规矩的，但若是和肯塔基狗相遇，就没人能管束住它们了。它们嚼碎了伊丽莎白镇几只最杰出的狗，包括一条有名的捕鸟犬，一只猫和一头猪。据一位传记家的记载，这些袭击导致了当地居民请求他离开的诉讼。果真如此的话，那些诉讼也一定被取消或者失败了，因为伊丽莎白镇哈登县历史协会没有此方面的诉讼案卷。
卡斯特继续为《赛马》撰写他的《田野与农场》，同时也为《银河》提供汉考克战役连载报道，但他的心并未放在那上面。
30年代初，边疆商人和历史学家乔塞亚·格卡格曾发表过一篇随笔，开头是这样的：“我立图使自己和美国文明生活的步调谐调，但却徒劳无用，我也去寻求它的安慰与社交，从而取代大平原生活对我如此强烈的刺激……”大概来自流荡者的笔触吧。
1873年春天，卡斯特的懒散生活结束了，分散到各地的第七骑兵团成员重新在孟菲斯集合，从那里乘船到伊利诺凯罗，然后从凯罗乘火车到达科他的扬克顿地区，再骑马到赖斯堡。在那儿，他们承担了保护北太平洋铁路沿线勘测人员的安全任务，并劝说苏人接受筑路计划，确保火车能很快地穿过那片土地。
最先踏上这些北部平原的白人是些捕兽者。“乌鸦”印第安人看到这些乘着小船的白人后，把他们说成是“坐在水上的人”，不久，他们又接受了夏安人对他们的称呼：“VCho”即“黄眼”。李福吉指出，“Mah——ish—ta—schee—da”从字面上讲应是“黄眼”，因为它的前三个音节是眼睛的意思，而后两个音节则是指颜色。他推测早期的捕猎者可能染上了肝炎，要么就是印第安人对不同于本族眼睛颜色的人的通称。
虽然这些苏人常把那些绿眼睛的外地人称为“Wasichu”或“Wasicun”，也许，由于捕猎者们那令人作呕的连鬓胡子而被称为“狗脸”，而由于穿着脚趾外露的鞋被称作“歪脚”。摩门信徒常喜欢拧不顺从儿童的耳朵，他便被称为“拍耳”。不管这些白人被怎样称呼，他们的气味却像两头豪猪味。
1867年，当卡斯特在堪萨斯一带追赶“鸢”人时，非凡的法国贵族巴隆·胖利比·里吉斯·迪·特罗布里恩德被任命为达科他中部地区司令。他在斯蒂森堡的两年半里一直坚持记日记，其中叙述了许多关于那里的军事生活。特罗布里恩德的日记与列兵科尔曼几乎截然不同。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是对人类史进行了长期研究的欧洲人，他在记述那些西部的绮丽景色；另一个则是普通士兵，他忠实地记录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表达他内心的感触，但它们同样都很吸引人。
1841年，特罗布里恩德以一个特殊的旅行者的身份抵达美国，访问了很多城市，并为《美国先驱》撰稿。1843年返回欧洲。他和一个叫玛利·梅森·琼斯的纽约女子结了婚。由巴黎，他去了威尼斯。在那儿，他和大量流落异乡的波旁家族人员一同钻研音乐，绘画与历史。
如同著名作家马拉丁，迪·维尼，戈蒂埃样在纽约着手一个文学杂志——《世界月刊》。然而，就像大多数从事文学作品的人的命运那样，《世界月刊》在一年内失败关闭。
返回法国呆了一阵子后，他再次去了美国，成为《先驱》的一名编辑。战争暴发前，他撰写闲话栏目。1861年4月18日，他观看了第六马萨诸塞军团穿过纽约市，那一场景勾起了他对童年的回忆，“那时，法国军队从我父亲星形的肩章旁列队而过……”所以，他成为一个美国公民，并加入了拉费耶特护卫队。他参与了弗雷德里克堡、前塞勒斯维尔与葛底斯堡的战斗。被提拔为少将，成为唯一在拉费耶特服务获得这样高的军衔的人。
战争结束后，特罗布里恩德回到法国撰写《波托马克军队的4年战役》，但很快又传来消息，委任他为美国正规军上校，他请假完成内战回忆录的写作后，到斯蒂文森堡31兵团上任……
露西尔·凯恩翻译了他的日记。十年中，他一直在边疆过着戎马生活，从达科他到蒙大拿，犹他，怀俄明和路易斯安娜都留下了他的足迹。1879年，他复员回家。夏天去巴黎和长岛避暑，冬天则去新奥尔良，1897年在新奥尔良去世。凯恩女士记述道：迪·特罗布里恩德为了这个国家文化艺术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1867年12月31日午夜前两个钟头，特罗布里恩德陷入了沉思。这一年行将结束：
……将要回归到深不可测的数百万年的人类历史深渊中，而我这短暂的40年仅如沧海一粟，但它却在我脑海中刻下深深的印痕。对我来说，在这1867年即将逝去、1868年将要来临的重要时刻，我既没有敲响它的时钟，也没有为庆祝它的家庭欢宴。
在辞旧岁迎新年之际，我孤独一人坐在美国大陆中心荒凉之地，回忆着在那些岁月中逝去的亲人往事。那是怎样的变化莫测的境地？又是怎样的沧桑人生啊！
他想起了1884年新年第一天，那是在图尔市，在慈爱的父亲病床床头，父亲10天之后死在那儿。1841年，他是在巴黎度过的这个夜晚，那时他很年轻；1842年，在纽约度过。前前后后，世事变迁，年复一年，黄金般宝贵的岁月，音乐，绘画，社交。
1853年：一位乡间绅士；
1855年：在纽约，报纸撰稿人，孩子们正在成长；
1862年：在华盛顿近郊一个帐篷里等候敌人，
1863年：在弗卡德里克；
1865年：在彼得斯堡；
1866年：在纽约；
1867年：在布列斯特
1868年：在达科他。
“然而，我究竟获得了什么？”他时常扪心自问，“同我继续所学到的相比，只要生命还不太短暂，只要一个人不随着时间的推移忘记他所获得一半。我知道我忘记了小湾……要是我还没有终结我的生命的话，我大概会了解西班牙人时而忘记意大利人。而此刻，我又在了解苏人……”
而在1867年即将逝去之际，他坐在这块不开化的领土上的一张粗糙的桌子旁：
心灵中最渴望的王国何在？以情欲支配，还是以理智主宰？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按逻辑发展；先是一个情欲的年代，然后才是理智的年代，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完这完整的年代，他仅是享受了人生的一半；一个人只有情欲，那他只知道生活的一个侧面；而仅有理智，他也不会很好地走完生活的历程。但假如一个人打乱了这两个时间的自然顺序，那他便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
我心中至少无愧疚，我没有做过超越理性的事……
如同我曾经看待我的人生那样，我要重新那样看待它，爱它。我不想说，但在我回首往事时，正是这个准则使我昔日的岁月充满光彩，否则我将会庸庸碌碌。而正是这一准则，使我感到自己的年华还是那么青春美丽，还是如同逝去的年华那么妩媚……
第二天清晨，他感到达科他的天空“很不热忱”，太阳尽力想突破云层，但“如同一位慈善的君王，仅使自己短暂地露了露脸”。
这一天是在令人压抑的朦胧中过去的。
5日，天气极坏，寒风呼啸。起床号声中，他的勤务兵像座白色雕像般跳进了屋子。
“你从什么鬼地方来？”他问。
“从我的房间”，勤务兵回答道。他的房子就在30米处。“我寻思我永远也找不到这个门了，房子几乎被埋了一半……”
迪·特罗布里恩德朝厨房瞥了一眼，立刻想起一幕歌剧的场景——顶上挂着一根根冰溜子的洞穴。
除了这鬼天气外，还有狂热的野蛮人。4月11日从伯希奥德堡传来的消息说，“坐牛”的安克帕帕人已劝说“黑脚”人和美尼考尼焦克斯人结盟。这是个坏消息。特罗布里恩德说，几年前——即1860年，“坐牛”在和骑兵的一次冲突中受伤，就在“血刀”跳下马，打算割断他的喉管的时候，指挥官阻止了他。特罗布里恩德说，结果“坐牛”跑掉了，“从此他便竭力进行报复，使用各种手段，在各个方面对我们进行武装与精神袭击，特别是他还煽动其他部落也一起参与他的仇恨……”
和每一个遭遇过安克帕帕这位“巫人”的白人一样，这经验丰富的法国人也被搅得茫然无措了。他记述道，“坐牛”约40岁左右，很有些发胖的趋势。“他的残忍凶蛮被他那温良的性情和充满机智幽默的言语举止所掩盖。从外表看，你一定会相信他是个无恶意的红皮肤的印第安人，可当他露齿大笑时，却好像个凶残的野兽了。
公益图书
11
“坐牛”。“坐牛”！
这个英语名字听起来有点不合情理，对19世纪的白人来说，也十分荒谬，他们暗把他视为“斜卧着的高贵牛”。
这古怪的苏人名字很难被确切地译出，但如果你知道草原上的印第安人怎样崇敬野公牛，就不难理解了。白人则认为它是罕见地愚蠢。道奇上校毫不掩饰地说这种动物是他所见过的最呆笨的东西。当牛群中的一只被击倒时，其它仍在得意地吃草。他自己就曾射杀过两头母野牛和13头小牛，幸存者们却一边看着，一边吃草，他和他的部下不得不大声喊叫，挥动帽子把牛群赶跑，以便去宰杀打中的牛。
然而印第安人却把野牛看作是最聪明最有力的生物，是无所不在的神灵。英语中的“坐”意为就座，而苏人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使处于”，“就位于”，“归属于”。因而在印第安人眼中，“坐牛”便是取位于他们之中的一位聪明而有地位的人。
很难想象，小时候“坐牛”曾被认为是个“迟钝人”，被这样叫了很久；直到他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大多数传记中记载，他也曾被叫做“跳獾”。
14岁那年，他用一根战棒敲打一个被打死的“乌鸦”人。用棍子打一个死去的敌人本不值得一提，但对19世纪的苏人来说却是非凡之举。为表彰他的勇敢行为，“坐牛”的父亲设宴邀请本部落邻人，并把自己的名字赐给了这孩子。
也有人认为他是崇拜野牛的聪明与气力而自己取的名字，或者是因为他曾看到过一块像卧着的野牛的云而得此名。
如果确实是他父亲赐的名，那人们不禁要问，他的父亲又是如何得名的？据说，老“坐牛”偶尔能听懂动物的语言。一次打猎时，一头公野牛对他发出异样的叫声，他听懂了，英语的顺序意思是“坐牛”、“跳牛”、“站牛”和“孤牛”。这位猎人觉得是神圣的野牛在赐于他名字，就选了最先说出的“坐牛”为名。而当他把自己的名字给了儿子后，便以“跳牛”为名了。
世袭的游牧部落的文化并非奇特，白人认为印第安人是以梦和梦幻来为自己取名的。如：“小大人”是为了与父亲的名字“大人”区别。于是便有“害怕他的马的老人”、“害怕自己马的年轻人”这样的名字。
“伯马”家族的族长是奥格拉拉人的一个首领，他出生于1815年，和其他族长的子女们一样，其后代大为其名字增彩，他们宣称，“怕马”这名字并非指害怕马，而是由于主人十分勇猛，使敌人看到他的坐骑就胆战心惊。因此确切地说，应当是“他们害怕的马”。性情暴躁的学者乔治·海德认为那是荒诞的。事实上，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1760年，当苏人第一次接受马并训练它们时曾遇到麻烦。印第安人宁愿给人取一个诙谐的名字也不愿意要赞颂的称呼，因此这个名字从何而来是不难想象的。邓恩则认为“怕马”是指怕失去他的马，因为那位首领在遭受到一次肖松尼人的袭击时，为救一群矮种马而丢下了他全家。
“红云”这个特别的名字则可能是由1822年9月20日一颗罕见的陨星从苏人区划过而得的。当时，陨星把空中的云彩染成了红色，这在苏人的象形文日历中有记载。
海德记述说，不知是否二十世纪的奥格拉拉人知道他们把这个著名的名字的出处忘记了，因为他们至少为它讲了十几个故事，其中一则说，数千名奥格拉拉勇士裹着红毯子坐在小山上，从远处看就像一片红云。海德认为这纯属胡言，“红云”得到这名字时是孤身一人，根本没有数千名追随着。到1866年，“红云”果真领导了几千人时，奥格拉拉人还未和白人作过几次买卖，他们只有少得可怜的几块黑毯子。另外，海德先生好像喜欢呷一口酸醋，他接着说，许多印第安儿童在那次陨星落后被取名为“红云”：Makhpiya一词大概或者被译为云，或者天；这样，当苏人说蓝云时，他是指蓝天。在这一事例中，大概指陨石。Inkpaduta的两个儿子就是在这一自然现象发生时出生的。他大概用这一事件给他们命名。一个叫‘狂暴云’，一个叫‘火云’。”
所有印第安人的命名法给世人留下许多疑难。只是偶尔一个原名超出争论。似乎十分清楚，令人惊奇的夏安人“地面上走”就是由于像“疯骡子”那样，对世尘喜好的事如同基督苦行僧那样冷漠，而获得了非凡的名字。“疯骡子”骑骡子不骑马。一天，他骑骡子走入一个苏人村落，有人说：“来了位骑骡子的夏安人。”他立刻成了“骑骡子的夏安人”，很快成了”“疯骡子”了。
“木腿”认识这位魔术师，一次他看到“疯骡子”背靠树坐着，叫四个夏安人朝他开枪，他们一一走近朝他身上开了火之后，“疯骡子”脱下鹿皮靴，从中倒出4粒弹头，而自己却安然无恙。“木腿”则认为“他的脑子里整日装满神鬼之事”。
与“疯骡子”不同，“坐牛”不是靠神秘的魔术而是靠自己的奋斗获得地位的。一些人对他巨大的权力不满，另一些人则出于个人原因而不喜欢他，但大多数安克帕帕人认为他待人真诚、关心他人。他那洪亮的嗓音使他成为一名好歌手，他常常即兴创作歌曲，不喜欢重复那些熟悉的曲子。
“坐牛”称得上是一名杰出的勇士，是从“乌鸦”人领地归来的勇士们中的一员，他们带回来大量战利品：耳朵、头皮、阴茎、手指头和一只被绑在杆子上的手。与苏人呆了好几年的弗兰克·格罗尔达声称，“坐牛”在一次拜太阳舞中，记数了他的63场战斗。
在“勇敢”的斗士中，“坐牛”成为仅有的两名佩肩带人之一，他可以戴用乌鸦毛装饰的野牛角帽子，而那条肩带是公认的权力象征。当佩肩带的勇士去参加战斗时，就用矛把这条拖地的长肩带打开扎在他站立的地方，以表明他决不后退的决心。
好战的夏安人也是如此，他们的肩带是条约8英尺长的野牛皮条，上面装饰着染成鲜艳颜色的豪猪刺，肩带的一头用拴狗绳绑住一个吊着的桩梢。当一名勇士把这个桩梢钉在地上后，他就得和所有的敌人搏斗，除非他的同伴把桩梢挑出来，用一根辫式短皮鞭抽打他几下，否则就会被杀死在钉桩梢的地上。意思是这位勇士很勇猛，除非愿意像狗一样被鞭打，否则他决不后退。
把自己钉在地上的象征性行为必定始于几百年前，那时，印第安人还不认识马，徒步作战，不管一个斗士多么勇敢，他立在一个骑马人的面前，就意味着自杀。
“坐牛”一定是在各种场合上表演了这种肩带仪式，以某种方式以这种俗气的胆量在表演中幸免一死。和“狂马”、卡斯特一样，他也很少在战斗中受伤，枪的准星总也瞄不准他，唯一的伤残发生在1865年和“乌鸦”盗马贼的战斗中——他左脚被打中，但也仅仅是子弹擦过脚底。他从附近的李人那里弄到止痛药膏治疗，却没治愈，那只脚的肌肉萎缩，从此他便成了跛子。
1870年，雅克顿苏人在布福德堡展示了一份旧时五步兵团官兵勤务名册，每一页的空边是一幅印第安人画的画，共37幅，都是用棕色和黑色墨水绘制的，描述一个强悍斗士的威武英姿。和日本人的估码一样，每页角上有一只图腾公牛像。23幅画上全画着“坐牛”屠杀被他在途中捉住的男人、女人、孩童、士兵、火车司机、侦察员、印第安人、邮差等等。历史学家邓恩说这位勇士就像死神一样公正无偏见。另外12幅描述他在收赶马匹，“极生动地表现了他贪婪的追捕……完全可以把他看作是这个国家未诞生的最好的盗马贼。”最后两幅则记录他率领“强心会”斗士们袭击“乌鸦”人村庄。
这些画是一个雅克人从“坐牛”那里偷来的，他把画带到布福德堡打算卖掉，最后以1.5元成交，而那个雅克顿人也许幸福地活了好久，并且骄傲地给他的孙子们讲述他偷画的故事，但是你可不要拿这件事的真实性打赌。
小比格奥战役几个月后，比尔考特·纳尔逊·迈尔斯和“坐牛”进行了会晤，迈尔斯奉命要把这些安克帕帕人带到一个居留地去，而“坐牛”却要求所有的“黄眼”从印第安土地上撤走。结果，会谈没有结果。第二天仍是如此，他们就开了战。印第安人放火烧了草原——这是他们恼火时惯常的行动，迈尔斯特将军则用大炮回敬。
两天后，被追赶了40公里的苏人再次要求议和，大多数人同意比尔考特军的条件，只有“坐牛”、“苦胆”和“机灵熊”等人拒绝接受，于是迈尔斯将军继续追击这些顽固的人们，但终于停下来，说是苏人已被赶到足够远的北边，不会再对白人构成威胁了。迈尔斯将军已近于完成使命，想取得大的进展也不现实。两位执拗的领导人终于堰旗息鼓。迈尔斯从而有机会仔细打量了那位臭名昭著的安克帕帕人：一个刚毅不屈的壮汉，身高6英尺，借大的一颗头上长着个大鼻子，棕灰的皮肤上布满天花病留下的小坑。他的动作不慌不忙，说话很有分寸，没有考虑好决不开口。“起先，他谦恭而有礼貌，但显然缺乏对白人的真诚和尊敬，尽管他掩饰了感情，但仍流露出敌意和仇恨……”
迈尔斯放风，说他知道“坐牛”打算去何处打野牛，有代理处的印第安人为他通风报信。“坐牛”勃然大怒，这无疑是背叛。他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狂暴得像只野兽，咬牙切齿，双眼射出残忍仇恨的光”。他告诉迈尔斯，从来没有一个不仇恨印第安人的白人，从来也没有一个不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上帝把他造就成一个印第安人，而不是代理处的印第安人，即并非饼干蜜糖的首领。
他应当和常人一样坚定不屈，他对白人的仇恨早在同卡斯特那场史诗般的决战前就已深印心底。9年前，他在“联帮堡”说过，他杀死了许多白人，早已不再期待什么和平了。他不愿同那些肩挑水桶、拖运粪肥的人作任何事情，他质问白人是否把他看成可怜虫了，又自己作答道：“你太蠢了，为一片咸肥肉、几块硬饼干、几匙白糖咖啡就使自己沦为奴隶。”
和迈尔斯交手几个月后，“坐牛”带着他衣衫褴褛的人马穿过边境到了加拿大，在那里安营扎寨，坐观事态发展。加拿大政府拒绝引渡，但希望他们回去，美国政府则试图用各种手段引诱他们返回边界，因为“坐牛”是个神秘的苏人首领，要能把他监禁起来，印第安人的问题就较容易解决。记者芬尼尔蒂在加拿大见到了他：“……一个骑着匹奶油色矮种马的印第安人，手里摇看一只鹰翅膀扇子……足足盯了我一分钟。他有一个卓越的大鹰钩鼻，宽颚骨，脸上没有涂什么颜色，眉毛下是一对闪着凶光的充血眼睛，他坐在马上好奇而轻慢地打量着我，不用说，他就是‘坐牛’了”。
一位名叫迪·科斯·史密斯的边疆艺术家说他是“倔强的人”。史密斯访问过被监禁在纽约港“长岛”上的两名阿帕奇人。他们向史密斯询问为什么把他们活埋在这里，究竟要被埋多久。史密斯也不能回答。政府官员回答史密斯，说由于他们不顺从，顽固不化，是如同“红云”那样的印第安战争罪人，政府只得把他们关起来瓦解他们的精神。
“坐牛”也同样不屈从，他逃到加拿大就说明他完全明白美国人会对他的行为作何反应。
1880年，这些加拿大难民的一个代表团（不包括那位斜卧的高贵的牛）越过边界会见贝尔考特。他们不是去投降，却打算那么做，所以要听听风声。迈尔斯在回忆录中写道，边界线以南的各种活动吸引了他们，如桥梁修筑、大射程步枪。但最使他们感兴趣的是电话电报。迈尔斯决定让他们看看电报机上的工作，他把毯子蒙在电报室窗子上，使他们看到键盘上跳动的电火花，这是个精明之举，那些代表们看后承认它超过了苏人中最好的巫术。
接着，迈尔斯向他们演示了电话的威力。他把一半代表带到远处的一间房子里，然后让他们用电话互相交谈。迈尔斯说，当他们听到远处朋友们的达科他语时，“大颗汗珠从青铜色的脸上淌下来，然后颤抖着放下了电话听筒”。这些曾经受拜太阳舞的折磨，曾准备为小比格奥献身的勇土们，在经历了可怕的电话之后都成了寻求和平的鼓吹者。
后来，“坐牛”也拜见了这个装置，他和帕金夫人通话，帕金夫人住在25英里外的“炮弹河”，她是位混血儿，能讲流利的苏人语。“坐牛”原以为电话只能说英语，所以当帕金夫人回话时，他喊叫道：“哈罗，哈罗！你打赌！”这是他全部的英语家底。当他明白电话也能说达科他语时，也不由得震惊万分。
作为库鲁克的参谋部成员，16年来，约翰·伯克上尉学会了许多印第安语。他认为如果让一支由巫师和魔术师组成的军队对付印第安人的话，战争将会缩短甚至避免。他和迈尔斯将军及有经验的边民一道，肆无忌惮地卖弄白人的魔术。一次，他拿了一只旧干电池来到一个苏人的帐篷里。他在一个水盘里放了一块银元，然后把电池接在盘子上。他告诉那些巫人，谁能把银元从水里拿出来，就给他5个银币，但他们必须在捞的时候用另一手握住电池的黄铜把手。一大群苏人聚集了起来，伯克估摸有一千人。他说：“当那些印第安人看到他们的巫师一个个地失败，不由得捧腹大笑，并对我表示出极大的崇敬。”最后，一个非常有力气的苏人想试试。他抓住把手并去捞银币，“电流像子弹一样穿过了他的身体，他把电池踢成了碎片。他还要再试一次，我们匆忙装好电池，他终于因为被损坏的电池电流减弱而得到了那枚硬币”。伯克简单地补充说，那身材魁梧的印第安人的脸几乎被电流打得走了形。
在为政府进行这些恶作剧时，他一直小心谨慎，尽量避兔触犯他们敏感的事情，也不嘲笑他们的巫术，坚持说自己是位更高超的魔术师。
一次，他把一名专业魔术师带到印第安人夏至拜太阳的仪式上。那魔术师走到一个首领面前出其不意地煽了他一个耳光，几乎把他打倒。接着，他用另一手抓住那首领另一侧的面颊，眼睁睁地拽出来20元金币，魔术师又走到“小大人”跟前，揪住他的鼻子，从他的鼻子里拉出一串共20元的金币，使“小大人”大吃一惊。后来，我又见到过他几次，每次在他认为我没看见时，都勿忙地用毯子盖住鼻子，好像又感觉到了叮当的金币……”
1881年，“坐牛”越过边界回到了美国，他似乎被白人的魔术弄得泄了气，但也许是迫于难耐的饥饿。他自己确实不想回去，在谈到美国时，他说：“这个国家被血污染了……”
另一个安克帕帕人首领——“乌鸦王”也在1881年归顺了政府。还有“黑月”、“苦胆”及他们率领的好斗的印第安人。“乌鸦王”在投降后，结束了一切活动，在把武器交出后，他向一名芝加哥《时报》记者要了两元钱，为自己的女儿们买了个洋娃娃。
因杀人如麻而得名的老塞蒂人“血红点”，两年前死在被他叫做“外祖母土地”的加拿大，要是他还活着，他是否还要继续去割白人的脑袋还是个问题，据说他是最顽固地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
“坐牛”的归顺也应归功于一位名叫F·H·艾利森的侦察员，他曾和各种仇恨白人的土著人作了商谈，并在1881年把所有逃到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劝回美国（只留下了43户人家）。特里将军认为没有必要再劝他们回国，因为那时“坐牛”已归）顺，也几乎没有追随者了，“再说，他的权力也因厄运而被摧毁，即使他不回来，也不会对政府构成什么威胁……”。
瓦尔特·克利福德上尉奉命把“坐牛”带回黄石河与密苏里河交汇处的布福德堡。这时，只有最强壮的人活着。一片近代曾经提供数不清的鹿、野牛、羚羊的地区，“眼下几乎见不到动物的足迹。再有一个冬天，将不会有几个人能体面地投降了。”克利福德这样消沉地记述道。有关“坐牛”，他写道：“这位迄今为止，顽固不屈地进行了19年战争的人，终于被瓦解了。”
几乎瓦解了。但没有完全被瓦解。就在“坐牛”穿过边界时，仍抱着完全超出实际的幻想，仍竭力劝说他的人民逃跑。他告诉他们：“我们可以从狼口渡过密苏里河，再越过黄石河，从舌头河进入山里。在那儿，我们能从敌人手中夺得大量的猎物和兽皮。”他也许还不知道，就在他进入加拿大的时候，那些地方已经被移民占据了。
克利福德回忆说，许多跟随“坐牛”的人只有一件袍子，有些人甚至全身赤裸着，他们只有从死去的人们身上剥下来的一些衣物。
“坐牛”和他的186名安克帕帕人就这样被押送到布福德堡。7月20日早上11点，在布福德堡，这个顽固的亡命徒习性如常，他没有把来复枪交给执行仪式的美国少校，而是让他六岁的儿子转交，并说要记住他的部落放下武器的时刻。
印第安人的动乱就此告终，在“伤膝”被击毙后，“坐牛”承认了他在这场打打停停的战争中被击败。考特·赫尔曼·凯瑟林在评论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战争时说，使这个民族同人类紧密结合的神灵还未降生，印第安人的自然之神继续在大平原上空徘徊，但它不同于地狱的判官，真主安拉和Jahve已无力主宰这个大州了。
政府调了一支船队，把这些穷困潦倒的印第安人运走，像艾利森说的那样，他们的势力已被彻底击溃，否则政府是不会让他们在文明区逗留的。
这位顽固的首领上了“谢尔曼将军号”，顺着汹涌的急流南下前往目的地“大泥沼”。过了卑斯麦市便是林肯堡，那里有许多卡斯特的骑兵们的亲友，那些苏人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在打头的船上，一个印第安人打着面白旗，但随着他们相继顺流东行，敌对的情绪也越来越少，当船队抵达甫达科他州边界的站岩时，受到了当地的热烈欢迎。刚写完卡斯特战役一书的贾德森·埃利奥特·沃克也不得不站在椅子上，瞥了一眼那位大名鼎鼎的“坐牛”，并记述说，他戴了“一副绿色的金丝墨镜”。
绿色金丝墨镜必定在当时流行起来。“坐牛”被戴绿色金丝墨镜的成群集队的狂慕者包围，听起来好似成了好莱坞的名星。
大多数印第安人在“站岩”上了岸，“坐牛”也应受人爱戴的店主马什先生的邀请到他的“商人饭店”吃了午饭。他们可能和他的人民在耶茨堡的一个不详的隐蔽地作短暂停留，然后到内布拉斯加边界的兰德尔堡。在那儿，“坐牛”同一位叫作玛丽·克莱廷·科琳斯的女传教士来往甚密，引起了一些谣言。科琳斯认为“坐牛”应和其余几个要人分开对待。不再是一个伤感的年代了，无人需要另一场印第女人战争。
就在登上前往“兰德尔”堡的旅途时，“坐牛”抽出一把刀和一把短柄小斧，交给护送他们的斯陀上尉，说这是他真正受降的标志。说完，又躺在地上告诉斯陀上尉，只要能饶恕跟随的人，他愿意让上尉随意处置。
这惊人的举动也许出自“坐牛”自己的权力危机感的缘故，白人们已看出，能与他匹敌的“苦胆”变得更加驯服，并且在苏人们眼中变得微妙起来，另外，出发时，这些苏人就已由“坐牛”的叔叔“四角”托管了。因此“坐牛”想用这出戏，重新换回他那些失望、污脏、萎靡的伙伴对他的忠诚。
但他的行为只召来他所期待的会受感动的印第安人的笑声，他成了傻瓜，士兵们用旧式机枪托把他推上了“谢立丹号”。
1882年，政府认为“坐牛”已没有什么威胁了，便又用W·J·贝汉班轮把他带回。贝汉班轮船长就是以前“远西号”的船长格兰特·马什，他在旅途中记述了一个与大平原生活相称的印第安人的“有趣的特色”：他们不能走上楼梯。他说，无疑，他们会绊倒，摔下，只能爬上去。这一有趣的事必定被许多白人看见了，但无人认为它应当像绿色墨镜般被传扬。马什想，如果“坐牛”爬上楼梯，他也会忽略这一奇观，至少，不会写在他的书中。
不管W·J·贝汉班轮停靠在哪一个码头，都招来大群的围观者。在张伯伦，皮尔，都有数不清的人们围住轮船，竞相观看那位著名的安克帕帕人，以至护送他的第15步兵团的一个连几乎维持不了秩序。
政府认为，这些狂暴的苏人应当成为农民，尽管部落没有农业传统，还是把站岩附近12亩可耕种的沙土地交给了“坐牛”的一伙，让他和别人一样报到干活。
代理人詹姆斯·麦克劳林说，“坐牛”是个不称职的庄稼汉，他使用锄头十分笨拙。麦克劳林对“坐牛”毫无好感，把他描述成矮胖粗壮，面孔险恶，眼光狡黠。他直率地表达了对“坐牛”的仇恨，说他集贪婪、狡猾、虚伪、野心于一身：
他简直不具有一点把他的人民吸引到身边的才智、品格，但却成为迄今为止他的部落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他不同于“苦胆”、“斑尾”和“红云”那些某种意义上较伟大的人。我从未看到过他显露出能受人钦佩、尊敬的品德。我十分了解他后来那些年月的生活，然而，借助他敏锐的头脑。人类本能的知识，他得以保留了声望。
很难想象“坐牛”是怎样在代理人监督下从事耕种采伐的。人们仍把他看作1876年领导印第安勇士同白人抗争并曾震惊美国的“坐牛”。
刚听到那个灾难的消息时，美国人把它视为耻辱，他们不相信“坐牛”能击败卡斯特将军。等到事情被证实，他们仍不承认一个末开化的野蛮人能击败一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因而有人开始怀疑“坐牛”身边也许有一位隐密的白人叛徒。有传闻说，是个叫作‘骏犎”的黑皮肤青年，他在西点军校上过学，是他打败了卡斯特。
1876年夏末，有位身份不明的军官公开提出这个问题。他认为真迹所在是“坐牛”毕业于西点，会说法语，精通拿破仑战术。难道那位黝黑的黑头发西点军校学员“骏犎”不就是这权力无上的“坐牛”吗？
据说，“坐牛”是班上的第三名优秀毕业生，他一直不露声色，不苟言笑。但在他刚毕业后，却在西点附近的乳酪福斯村喝得酩酊大醉，并着一场斗殴，因而军队未发给他任职令，此后他便失踪了。后来在德克萨斯的卡维斯顿出现，和当地的流氓斗殴，在加利福尼亚一条轮船上和高级船员争吵即加利福尼亚湾的科罗拉河口附近。
“骏犎”最后一次露面十分古怪。那是1858年，他毕业十年后的事。当时测绘工程部队的约瑟夫·C·伊文斯中尉正在科罗拉多测量地形，一群Mojave苏人走近他。起先他们用西班牙语进行交谈，后来，他们的首领用英语问道：“伊文斯，认得我吗？”上尉说不认识，并反问他是在哪儿学到的英语。
“这无关紧要，”Mojave首领说。“可你认识我吗，伊文斯？”
于是，他说出了自己的身分，说他们曾是同校学员，并说这儿不是伊文斯出面的地方，这些Mojave人会杀死他们测量人员的。“我已让他们知道，在你离开后，我们就回去做我们的交易了。”他说，“我们得去好好做交易，或抢那些装载货物，或提供各种货物的船。”
过了一会儿，这些Mojave人离开了。
还有报导说，“骏犎”曾经和莱昂上尉率领的一支先遣队在科罗拉多的一个岛上交火，并骚扰亚利桑那新移居地的居民。
伊文斯中尉必定和“骏犎”搭过腔。在费莱契·约翰逊1891年撰写的“坐牛”自传中，曾经不指名地引过他的话：“去了黑山的那个印第安首领大概就是“坐牛”，据在近前见过他的人说，他表现了受过教育的文明人所具有的才智与判断力。”
另一个未透露姓名的西点军官也认为“骏犎”是西点学生。他声称，1852年夏天，他曾在新墨西哥见过“骏犎”，他在那儿加入了“大毒晰阿帕奇”部落。他还告诉那至官，说他不会忘记或原谅西点负责人对他的处置。他说，那个“乳酪福斯”的小插曲似N不仅是一场酗酒斗殴，那时“骏犎”正在追求一位叫埃菲·康克琳的漂亮姑娘。似乎是“骏犎”答应和她结婚，并糟踏了她。
所有这一切似乎大不可能，但事实上确有一位军官学员于1844年在西点军校注册。陆军副官部的詹姆斯·B·弗赖伊上校报告说，尽管这位学员是个年轻人，但却十分老沉：
很大的一个脑袋一上覆盖着浓密的乱发；他有一张方脸，前额低平而呈长方形；一对小而深邃的眸子，透出机敏的光；鼻子短而直；下额宽大；公牛般粗壮的脖颈架在宽大厚实的肩膀上；长长的躯干自臀部。下逐渐变细；四肢短而粗壮，可以说这就是“骏犎”。如同他的笨拙粗鲁和未经过开化教育的野蛮那样，他也具有超群的天赋。通过了学员考核，学满了军校的四个学年，掌握了每一门课程的内容。然而，从他的个性看，从头到尾，“骏犎”始终是个粗野的牲畜般的人物。
弗赖伊上校继续谈道，他的浑名是“骏犎”，学校的教育未能改变他的野性，由于殴打一名军官，他被剥夺了休假权，这使他更加恼恨。他恐吓邻近的村民，酗酒、斗殴，并强奸了一位年轻女于（弗赖伊没有泄露她的名字）。
所有这些稀奇古怪的故事都有根有据，可“骏犎”不是“坐牛”，也不应当是，因为这位非凡的苏人直到小比格奥战役结束后好久，才观看了达科他地区的日出。
至于那位黑皮肤的军校学员，密苏里亨茨维尔的一位市民为圣·路易斯的《共产主义者》致信做了证实。该学员的名字叫迈克利安，在密苏里伦道夫镇长大，“是位高贵的有身份的名门子弟”，也是美利坚合众国伊利诺斯州参议员约翰·迈克利安的侄子。他在西点和斯通沃·杰克逊同班毕业，并于1870年在亚利桑那州吐拜克附近被印第安人杀害：
……曾与库鲁克同在亚利桑那的第15骑兵团的霍尔中尉现在和他在一起，并对“骏犎”的亲戚很熟，通过他们证实了他的死讯。对于“骏犎”，我认为他最大的缺点是不驯顺的脾性，这一声、他自己也很清楚，这毫无疑问地导致了他不愿接受超越于文明理仪约束的生活。在本顿议员的参与影响下，他成为西点军校学员，然而他的父亲查尔斯·迈克利安是位热心的辉格党党员，谁是“坐牛”，笔者也不清楚，但他绝对不是“骏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