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早期的红卫兵席卷学校，冲向社会，“破四旧”、“立四新”时，我们看到了两个特别具体的进攻方向：一个，就是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等一系列早已被共产党打倒的敌人；另一个，就是指向教育、老师、知识和文化。在学校中，毒打教师的主要是他们，在社会上，毒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又主要是他们。至于摧毁各种文化，“破四旧”的核心力量还是他们。这里暴露出了以农民出身为多数的共产党在掌握了政权之后内部相当一些人的一种政治倾向，就是对知识、对文化的恐惧和敌视。
这种倾向曾经是毛泽东得以领导全党进行1957年反右斗争的政治基础，也是毛泽东得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同盟。
正是由于毛泽东不断号召的对“资产阶级”文化、艺术、教育、学术权威的反对与批判，才使得党内一大批从农民出身的、对现代文明有恐惧感和敌视感的干部队伍对文化大革命保持某种理解和接受。特别是当文化大革命初期只批判学校内的“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时，他们尤其能够理解和接受。
这也是早期红卫兵与毛泽东的共识；当他们以“联动”的方式站到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时，不过说明毛泽东的政治斗争又向纵深推进了。回顾红卫兵从“破四旧”到“联动的发展过程，这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联系。
六，“血统论”是当代中国最腐朽、最落后的观念之一，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大的糟粕之一。它是长达两千年的封建主义社会中等级制度、世袭制度哺育出来的巨大传统观念。这一观念渗透整个中华民族，也渗透着共产党。作为一种积淀，作为一种心理模式，这样的传统文化深深储存在民族的潜意识中，文化大革命只不过给了它表现的机会。
现在，文化大革命早已过去，中国的历史也翻过了“血统论”这一页。中国的历史似乎也翻过了恐惧和敌视知识、文化的一页。当社会的政治领域在逐渐知识化，而生活又给人们超越家庭出身提供了比较均等的机会时，回顾文化大革命，使我们更加感到历史进步的可贵。
五、遇罗克的《出身论》与当代中国“出身等级制”的灭亡
在考察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血统论”时，还必须考察与之相对立出现的遇罗克的《出身论》。
在文化大革命的青年运动中，遇罗克是最值得纪念的人物之一。1966年12月，正当“血统论”猖狂蔓延时，二十四岁的北京青年遇罗克写出了针锋相对的文章《出身论》，以署名“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传单方式张贴在北京一些公共场所。
针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出身论》针锋相对地指出：“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他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的影响。”从这种直接的论述出发，他还更加深入围绕着“血统论”和《出身论》的斗争，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对文化大革命中涉及到的各种重大问题提出了尖锐的、与众不同的论述。他在表述观点时的勇敢与彻底，也给人一种极端的印象。
《出身论》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全文刊登《出身论》的学生小报《中学文革报》更把遇罗克这个名字连同《出身论》这篇文章广泛地传播到社会上。因为它触动了“血统论”强大的势力，也附合了受“血统论”压迫的广大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的利益和情绪，一时间其影响大有奇峰凸起之势。
由于《出身论》在论及文化大革命涉及到的重大社会问题时所做的大胆的、带有极端意味的论述，它被中央文革认为是与“血统论”相对立的另一个异端。如果说“血统论”在右的方向上干扰了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认定，《出身论》是从极“左”的方向干扰了文化大革命。听任《出身论》的思潮泛滥，也是对文化大革命及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胁。因此，对遇罗克及《出身论》实行了及时的镇压。好在他只是一个人，远没有“血统论”那样广大的政治背景，所以，对他的打击是十分迅速的。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在公开场合指出：《出身论》是“反动文章”，从政治上对《出身论》做出了宣判。1968年，公安部门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为罪名，将遇罗克逮捕，并对他多次批斗、公审，于1970年3月5日对其执行死刑。
十多年后的1980年，《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被平反昭雪。
今天，我们在思索中翻回这一页。不能不看到，出身问题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最重大的社会事实之一，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刻的透视。
一，可以说，出身问题在当时就是一个“等级”问题，就是一个社会地位高下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阶级问题。当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谭力夫说要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变为“自觉的阶级路线”时，其实它已经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初成为了阶级路线，只不过是做了而没有明确说出而已。
阶级原本的含义是非常明确的。由于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由于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就有了阶级的划分。因为阶级的不同，就有立场的不同，这无疑是真理。当地主、富农、资本家在原来的地位中进行经济剥削时，他们是剥削阶级是毫无疑问的。
当他们被剥夺了，成为普通劳动者时，他们在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中无疑已是新的阶级了。至于他们怀念旧的社会，某些人在政治上的反动，是另外一回事。只要他们在新的生产关系中以新的面貌劳动生存，就应该取得新的阶级成分。是农民就是农民，是工人就是工人。
如果由于对历史的阶级判定，在新的社会劳动中加以歧视，使得他们支付同样的劳动，却不能得到与其他农民、工人同样的报酬，这种歧视的经济含义，倒使他们具备了新的阶级意义，那时，他们就可能不是剥削者，而是被剥削者了。
出身于地、富或者还包括反、坏、右家庭的子女，长期受到社会的歧视，这种歧视不仅表现为社会政治地位的低下，还表现为在同样的劳动支出下不能得到与出身好的人同样的报酬，其社会地位的低下也已经带有新的阶级意味了。
在中国一些年的不正常社会生活中，出身问题是一个带有阶级性质的问题，是一个给相当一些人带来特权、又给相当一些人带来卑贱与不平等的重大社会存在。这是曾经对每一个中国人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问题，在一些年内甚至是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问题。需要用阶级分析的眼光透视这个中国当代生活中的重大现象，并且对其做出新的论述。
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分析中，我们看到，出身几乎是文化大革命中影响一个人政治态度的重大因素之一。只要对出身问题稍做探究，就能够看清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组织、工人农民组织中某些政治差异的根源。
二，让我们看看出身问题如何成为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的一种“等级制度”。它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民主、民族革命时期，共产党内、军队内讲出身，是不言而喻的，那时的政治态度和出身确实有比较直接的关系。讲成分而又不惟成分，大概多少可以代表那时比较完整的“阶级路线”我们要考察的是，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发生的事情。
作为对民主、民族革命的直接延续，出身问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依然是直接的政治问题。被剥夺的地主、富农及其他敌对分子，注定会有政治上的反对立场与情绪，他们的子女也肯定会受到影响，因此，讲究出身，在当时无疑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出身问题之所以被长期固定下来，又有其历史原因。
它首先被共产党面临的长期的阶级斗争固定了下来。
因为有抗美援朝等战争，有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可能性，因为1957年反右中暴露出来的阶级斗争，因为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阶级斗争”形势，这一切无论是由国际原因造成的，还是由共产党的政策错误（例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造成的，总之，共产党始终处在不安全的感觉之中，因此，便持续地进行阶级斗争。它始终需要将地、富、反、坏还有后来的右派固定在阶级斗争对象的范围内。由此必然产生推衍和株连：出身的划分永远地将这些敌人的后代打入另册。
其次，当出身的划分造成了社会地位的卑贱之分，由此也造成了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之后，它又被在这种不平等中获得利益的人巩固下来。
出身使一些人失去了完整的、平等的权利，而使另一些人得到了超过平等权利的特殊权力，或者使某些已经获得特权的人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特权。那些在出身问题上的特权利益集团，必然会巩固“出身等级制”。
再往下分析，我们看到，“出身等级制”还被特权利益集团中对文化和知识的恐惧巩固下来。
当知识更多地掌握在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旧知识分子手中时，或者当那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旧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在学习上表现出某种优势时，那么，在出身上有优势而在文化知识上处劣势的特权利益倾向就尤其会强化“出身等级制”。在文化大革命中，某些出身红五类但学习不太好的学生，对那些出身不好而学习比较好的学生表现出强烈的蔑视和欺压。知识上的劣势，强化了特权上的优越感。这种心理平衡机制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十分充分。
再往下，出身等级制还被1957年形成的阶级斗争“传统”巩固下来。阶级斗争不仅作为一个具体的情势在巩固和强化“出身等级制”，而且还变成一种当代的传统观念在固定“出身等级制”。
接下来，我们看到，中国封建等级制度、世袭制度的文化传统，在固定中国当代生活中的出身等级制。传统文化的力量是潜在的，又是巨大的。
三，“出身等级制”是如何逐渐破解的呢？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
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的需要，对出身等级制度给予了最初的冲击。当“血统论”成为阻挡文革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巨大障碍时，毛泽东领导的文革派势力便首先展开了对“血统论”的批判。
在对“血统论”的批判中，出身等级制坚固的堤坝开始动摇。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很多出身非红五类的学生以及广大群众获得了加入造反派组织的平等政治权利。在随后一段时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身非红五类家庭的学生及群众无疑在继续运用自己获得的这个权利。因为这个权利得之不易，他们往往倍加珍惜。因为这个权利有可能得而复失，所以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常常表现得更勇敢。
当然，随著文化大革命发展，掌握了全部政权的毛泽东、林彪和江青已经不再需要造反派，如同他们在运动初期很快就不需要“血统论”基础上诞生的红卫兵一样。
但是，历史也很快抛弃了这些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林彪垮台了。毛泽东逝世了。江青被捕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中国当代逐步形成、又被固定了相当一些年的出身等级制也迅速地解体了。
因为阶级斗争理论的被否定，使得出身等级制的政治大前提消失了。因为现代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知识的优越性，任何出身等级制的歧视已经不能抹杀知识的地位了。因为改革开放政策，有海外关系的人纷纷从出身等级制的底层浮上来。因为与国际现代文明的接轨，各种社会的、文化的沟通使得家庭出身等级制丧失了意识形态条件。因为经济改革造成了经济成分的多样化，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了新的机会，带有强烈政治色彩、国家色彩的出身等级制，自然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当时间在改革中又走过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直到今天，这个社会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关系早已发生了各种变化，出身等级制在新的社会潮流中不仅显得面目全非，甚至有些滑稽了，所以它消亡了。
然而，回顾文化大革命的这一页历史，我们却要说：那曾经是每一个中国人都难以逃脱的重大社会事实。它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留下的污垢或伤痕至今还深藏在记忆之中。那个时代愚昧的耀武扬威和愚昧的怯懦恭顺更是今天的中国人需要对自己进行的灵魂的洗刷。
第九章 1967年中国全面的阶级斗争（1967年月－1967你12月）
在数千年的封建主义社会中，多少文人渴望获得君主的赏识而飞黄腾达、耀祖荣宗。这个潜藏在中国一代又一代文人心理中的动力模式，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极端的领袖崇拜一起被焕发了出来，显示出巨大的力量。英勇无畏的造反行动之后，等待的是毛泽东的赏识。
一、“一月风暴”掀开了全面夺权的序幕
1966年向1967年的转化，是在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规模政治斗争中完成的。从1966年10月开始，毛泽东、林彪及中央文革所领导的文革势力，向刘少奇为代表的党的各级领导权发起了更为广泛的攻击。
在此过程中，对抵抗这种攻击的各种对立政治势力，都予以坚决摧毁。镇压了炮打中央文革的“联动”。镇压了林业学院学生李洪山为代表的反中央文革的学生潮流。镇压了从北京到上海、到全国各种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潮流。镇压了把矛头指向林彪的各种活动，其中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学生伊林和涤西致林彪的《公开信》，曾被当做典型的反革命案件予以镇压。还镇压了类似“全红总”这种另类性质的“非法组织”
在极为激烈的斗争中，历史在1967年翻开了新的一页。
形势的发展早已超出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预计。原来的预计是，学生停课半年闹革命，到1967年春节前后，可将文化大革命结束。然而，文化大革命所揭开的矛盾斗争如此深刻、全面和强有力，使得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估计与部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1966年的8、9、10、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曾经做过各种关于工厂、农村、军队及军事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定，限制红卫兵对工厂、农村的生产秩序及军队的冲击。然而，由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本身的需要，由于把大串连的权利交给了红卫兵，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几经起伏，终于完全波及了中国的工厂与农村。
虽然“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一直在声嘶力竭地呼喊着，然而，运动的深入自有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在“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力图维持自己权力的党的各级组织需要运用工人、农民和军队的“保守”力量，而文革派势力也必然要运用工人、农民和军队的造反力量。当1966年接近岁末时，毛泽东感到，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摊牌了。
1967‘《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社论还对全面展开阶级斗争规定了四项具体任务：一，在工厂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二，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四，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
这篇经毛泽东审阅、改定的社论，传达的是毛泽东本人的指示。他曾经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道：一，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红旗》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二，要抓住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主要责任落在造反派身上，团结多数，造反派队伍要超过一半以上；三，上海很有希望，学生、工人、机关干部都起来了，这是适应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的；四，红卫兵一定要艰苦朴素，要向解放军学习。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推动下，在毛泽东“展开全面阶级斗争“的战略部署下，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直接策划下，上海出现了“一月风暴”。
此时，又一个历史性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後来在中共十大上升到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
1966年11月6日，在北京红卫兵的串连发动下，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头目王洪文夥同上海其他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头目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联合全市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向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发起了大规模的冲击。
在共产党传统力量的影响下，或者说在上海市委的影响下，12月6日，上海市工人队伍中，以老工人、党团员、劳模、生产积极分子为骨干，正式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赤卫队”作为与“工总司”相对抗的组织，自然得到了上海市委的支持，队伍很快扩至八十万，成为这个工业城市中的多数派组织。
与此同时，上海市委内以徐景贤为首的一些干部在张春桥的支持下，於12月18日开始造上海市委的反，成立了被张春桥、姚文元视为嫡系部队的“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联站”。随後，“机联站”与王洪文的“工总司”联合，对上海市委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冲击。
在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被迫做了“‘赤卫队’大方向错误”的表态之後，12月28日，“赤卫队”一万多人聚集到位於康平路的上海市委机关办公地点，要求曹荻秋接见，要求上海市委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12月29日，曹荻秋来到康平路同“赤卫队”谈判。这被张春桥、王洪文看做是一个斗争的关键时刻。
在张春桥的紧急指使下，“工总司”和“机联站”等组织联合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随後，“工总司”迅速调集了十几万造反派工人，将康平路一带的街道完全包围起来。到下半夜，也就是30日凌晨两点，“工总司”的造反派队伍对占领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办公地的“赤卫队”发起了攻击，揭开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经过四个小时的猛烈攻势，到清晨六点多钟时，一万多名“赤卫队”工人全部投降。当他们像战争中的俘虏一样在胜利者的押送下分队走出来集中时，已有上百人负伤。他们没有武器可缴，只有“赤卫队”的袖章作为投降的被缴物堆了几大堆。12月31日，“工总司”发布《特急通令》，各厂矿的造反派都将本单位的“赤卫队”头目抓了起来。上海市的形势急转直下。用张春桥后来的话讲，“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紧接着，1967年1月4日，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对《文汇报》实行夺权，并发表了《告读者书》。1月5日，上海《解放日报》同样被报社内造反派夺权。同一天，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发生了，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联合署名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文汇报》发表。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将“赤卫队”定性为破坏生产交通的罪魁祸首，而“工总司”则在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旗中站立起来。这是在张春桥、姚文元亲自策划下出台的一个政治上完美的工人阶级革命造反的纲领。如果说“全红总”，那样的工人造反行动，因为其赤裸裸的“经济主义”必然被文革派镇压下去，那么，上海“工总司”的“抓革命、促生产，’的造反纲领，就完全符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了。
1月6日，“工总司”、“机联站”为首的上海几十个造反派组织于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十多万人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这个张春桥、姚文元一手领导的大会共通过了三个《通令》，做出了一系列夺取上海市委权力的部署与规定。
1月8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上海的夺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文汇报》现在由左派夺了权，四日造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大方向是好的。文汇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文章。有些好文章可选登。（文汇报》五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转载，电台可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写综合报导。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在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指示下，1967年1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经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中指出：“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抓住的又一个重大典型。如果说发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回信，写《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采取的四个重大步骤，那么，这就是第五个特别重大的步骤。这个步骤在全国引起的反响，将比起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聂元梓的大字报和给红卫兵的回信，显得更具爆炸性，这是一枚当量级更大得多的政治氢弹。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发出了贺电，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1月16日，《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同时刊登了《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人民日报》1月19日的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和1月22日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则把上海市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新典型、新战略部署推向全国。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中宣称：“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它还指出：“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它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从这天起，夺权的风暴便在全国展开了。
文化大革命以强烈的方式引爆了社会上各种积压的能量。在全面的阶级斗争中，1967年真正成为“天下大乱”的一年。
二、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阶级分析
毛泽东讲，上海“一月风暴”的夺权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一月风暴”是一个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个案。
在文化大革命中，上海的工人夺权似乎最能证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因为实施上海一月夺权的虽然是几十个造反派组织的联合行动，从人数上讲，产业工人占了绝大多数，像王洪文这样的造反派工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产业工人的夺权，给了毛泽东继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很好的无产阶级的自我感觉，给了毛泽东在理论上更坚定、圆满的论证，也使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更大的欺骗性。本着对历史的诚实与负责，我们将坦然面对这样的理论问题。
毛泽东大概确实是把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看成是无产阶级的大革命。这里，有必要把他在这方面的有关论述集结在一起，看看他是如何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的。
1967年1月26日，上海工人造反派夺权后不久，毛泽东讲：“接管政权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上面派去少数干部和下面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的政府，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取了的政府，这就很容易保留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这个讲话为上海夺权做了充分的阶级理论解释，也为所有大城市的共产党政权的构成做了概括。
共产党解放了城市，占领了城市，派出自己的干部，和原来的留用人员结成政府，这是1949年前后发生的事情。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真正掌握城市权力的，恰恰是共产党派去的干部，而不是原来政府的留用人员。在解放后的历次重大政治斗争中，早已实现了共产党对城市政权以及全国政权的共产党化。因此，文化大革命又一次发动工人或者全体群众夺取政权，其实是共产党夺共产党的权，是共产党内一部分人（像林彪、张春桥、江青）在夺刘少奇、陈丕显、曹荻秋这部分人的权。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将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毛泽东在理论上经常带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思路。这也正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巨大号召力的原因。例如，他在1965年1月29日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中曾经这样讲道：“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傅，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二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上海夺权之后不久，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卡博时曾经讲到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义：“群众都发动起来，什么东西都可以扔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乐观的。”他还讲道：“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
在这些讲话中，毛泽东体现出了他“不断革命”思想的一贯性，体现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在政治上顽强不息的努力。他还不止一次讲到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宣言”。
从这些看来十分马克思主义化的理论中，我们却要发现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实质。认清这一点，对于我们认清中国的近代史、当代史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上海工人阶级造反夺权的情况。我们将如实剖析以“工总司”为代表的产业工人造反派的性质和特征。
“工总司”反对的是上海市委以及上海市各级党政领导权力，而与他们面对面抗争的“赤卫队”，是以党团员、老工人、劳模、积极分子为骨干力量的。在这里，显然可以把“赤卫队”看成某种“既得利益”的集合。
如果分析上海“工总司”造反派的成员状况，那么，同“赤卫队”相比，他们有如下特征：
第一，非党团员、非积极分子、非劳模的成员占有更大的比例。也就是说，在造反派队伍中，政治地位高的工人少。
第二，老工人、级别高的工人、技术高的工人要比保守派的“赤卫队”少。他们的技术水平、收入水平或者说经济地位比保守派“赤卫队”更低，显得更为“无产”。
第三，出身不好的人比保守派“赤卫队”比例更高。这是在批判了反动的“血统论”之后，上海工人造反派队伍中的普遍情况。
第四，与厂矿或企业领导有过这样或那样矛盾的工人的比例，要远比“赤卫队”高得多。这种矛盾一般和他们是非党团员、非积极分子、非劳模、非老工人、非高技术工人、非出身好相关，当然还有其他各种矛盾，其中包括工人阶级与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的矛盾。
第五，在造反派队伍中，生产劳动纪律差、生产劳动态度差、偷奸耍滑者普遍要比保守派“赤卫队”中比例高得多。也就是说，具有各种流氓无产者倾向的工人大多参加造反派而不参加保守派。
第六，在历次运动中受过这样或那样处罚的人，在造反派队伍中要远比在保守派队伍中比例更高。处罚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既可能是受歧视、受迫害甚至是政治迫害性质的，也可能是违法乱纪及流氓作风等问题。
第七，造反派队伍与保守派队伍都有老年人与青年人，但就平均年龄而言，造反派队伍一般低于保守派队伍。
这里对上海的造反派工人队伍与保守派工人队伍所做的对比分析，只是一个大致的分析，它强调的是比例上的差异。在造反派队伍中，也有很多党团员、积极分子和劳模，也有很多老工人，也有几代产业工人出身的红五类，也有从未受过任何处罚的十分清白的人，然而，这并不能转移我们对两者差异的辨别。
在全国所有的工矿企业中，造反派与保守派的阵线分野，大概都存在着这样的差异。在有些地方、有些厂矿，这种差异甚至十分明显。相当一些厂矿的保守派，其核心力量都是党团员、劳模、积极分子，而政治地位低下的、受过处罚的、出身不好的、与领导有过仇隙的、流氓无产者倾向严重的，无不在造反派队伍之中。
那么，毛泽东所讲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上海“一月风暴”，究竟是什么性质？
如果上海夺权确实是工人阶级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权，那么毛泽东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毛泽东指的就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在这里，造反派工人队伍中的种种特征都可以归为一点：因为他们处在和官僚资产阶级尖锐的对立之中，所以他们起来造反；而“赤卫队”以保守的面貌出现，只不过是官僚资产阶级收买的力量，“赤卫队”具有典型的既得利益性质。
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的逻辑。决定一场“革命”的阶级性质的，是谁在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领导阶级究竟是谁？
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中，资产阶级与奴隶主阶级、封建阶级作战时，也有工人阶级参加，但那场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而不是工人阶级性质的。同样，在文化大革命中，上海“一月风暴”是张春桥、姚文元这样一个官僚阶层领导的，它的本质是张春桥、姚文元这个党内政治集团打倒了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是毛泽东、林彪、江青这个党内势力打倒了刘少奇所代表的势力。
工人阶级在上海的夺权斗争中，只是张春桥、姚文元借用的力量。就像文化大革命曾经借用过学生运动的力量一样。但学生运动并不决定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他们后来该被关在学校里训练，就被关在学校里训练，该被赶到农村去，就被赶到农村去。
在“一月风暴”中，权力真正落到了张春桥这批人手里。王洪文只是依傍着这个政治势力取得了自己的位置。造反派曾说陈丕显、曹荻秋是“官僚资产阶级”，其实，随后掌握上海权力的张春桥为代表的领导集团，才是真正典型的官僚资产阶级，而且有着十足的法西斯性质。
革命的性质不仅看它的领导阶级是哪一个，还要看它在生产关系及所有制领域内提出和实现的变革。
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并没有改变所有制形式，只是张春桥这样的政治集团取代了原来的上海市委。过去的国家所有制，表现为陈丕显、曹荻秋的领导；现在的国家所有制，表现为张春桥、姚文元的控制。这种领导集团的变化，并没有给工人阶级带来任何阶级利益或地位的上升。除了少数像王洪文这样的人物混入领导层之外，就整个工人阶级而言，他们反而比原来少了经济实惠，少了政治自由。当全面专政的政治落在他们头顶时，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更下降了。
因此，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夺取旧市委权力的过程中，曾引起极大的社会动荡及工人阶级中近百万“赤卫队”的反对，而在“四人帮”经营了近十年之后被粉碎时，上海的工人阶级却显得十分平静，甚至欢欣。历史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绝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巴黎公社”。
撇开理论上被浪漫主义所欺骗的毛泽东，看清林彪、江青、张春桥、康生这个真正的政治官僚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操作，我们尤其不该蒙蔽了自己的视线。
一个社会运动、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是什么性质的——要看这个运动的领导阶级是谁？从根本上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它在经济上、政治上提出了哪个阶级的根本要求？整个斗争过程所做的经济的、政治的任何变革，符合哪个阶级的利益？
三、全面内战的天下大乱
上海的夺权，使毛泽东看到了1967年在中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可能性。所谓全面阶级斗争，主要内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各级党政机关的权，包括夺各级省市委的权。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能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对党政权力机构实行一次大更新。
在毛泽东眼里，这是一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大革命，因此，他不失时机地对上海“一月风暴”予以了全力支持和一系列十分具体的指导。这是比发布聂元梓大字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回信更深入、更重要也更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部署。
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全国上上下下展开了夺权斗争。在此之前，各地、各单位的造反派大多还只在批判省市委及各单位的党政机构，夺权一下子把这个斗争推进了，它对群众组织的刺激力是可想而知的。对权力的夺取和占有在中国意味着什么，这是任何人都十分清楚的。
在全国一片夺权风暴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夺取省市委这一级的权力。这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最主要结合部。这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文革势力能够直接控制、策划的层次。有了对这个层次的控制，也便有了对全国的控制，因为各地、县的夺权完全可以纳入夺权之后的省市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之下。
在中央文革派势力的直接策划下，1967年1月，接连几个省份实行了夺权。1月14日，山西省实行了夺权。1月25日，贵州省实行了夺权。1月31日，黑龙江省实行了夺权。2月3日，山东省又实行了夺权。这四个省份的夺权，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正式批准，也都得到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党的舆论工具的大规模支持和高度评价。在此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文章，对全国的夺权斗争发出路线性、政策性的指导。
这些指导体现了毛泽东对夺权斗争的亲自把握。他强调，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他强调，要实现“三结合”所谓“三结合”，就是革命群众与革命干部、与支左的解放军代表实行“三结合”，组成新生的政权革命委员会。
这是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完整政治纲领。有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就有了来自群众的革命造反势力的大多数；而有了“三结合”，就会将真正属于文革势力的干部或者能够接受文革路线领导的干部结合到新生的政权里，从而加强了新生政权的组织领导能力。再加上有军队支左代表的参加，就使得毛泽东、林彪直接掌握军队这个优势体现了出来。
在这一时期，扩大军队对全国政治的控制权，无疑是毛泽东决心彻底摧毁各级旧的党政组织的重大战略部署。面对已经乱起来的国内形势，毛泽东认为这是“乱了敌人”。把被他的革命理论和崇高权威号召起来的革命造反派势力与他所掌握和信赖的军队力量结合起来，再结合一些站到文革路线上来的干部，夺权就是完全成熟的大革命。
毛泽东此时正处在高度的政治亢奋中。这是一场轰轰烈烈、千变万化的大革命，又是一场有胜利把握的大革命；这是一场有胜利把握的大革命，但又不是轻易就能够完成的大革命。正好给了毛泽东的革命胸怀和战略指挥艺术以充分展现的机会。
他从来渴望运动世界，喜欢轰轰烈烈，改天换地。1958年及1959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那种全国动员起来“喝令三山五岳”的人山人海的热闹，曾使他感到由衷的欢欣。而在七千人大会前后，一片解决吃饭问题的务实操作，让他不屑顾之。他不习惯于一个按部就班运转的国家机器，也不习惯一个每日周而复始、毫无戏剧色彩地从事建设的社会，他不喜欢一切守成的事物。他喜欢波澜壮阔的社会大革命。
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1967年的毛泽东已有些力不从心、捉襟见肘，控制不住局面了，这只能说明，他们不了解毛泽东。毛泽东此时正在意气风发地指点江山。对于自己浪漫主义革命情怀可能在全党和全国造成多少残酷与惨烈的事实，他并无太多的恻隐之心。一个以千年历史为自己行为参照物的大革命家，不需要妇人之仁。
在中国1967年的全面阶级斗争中，我们更充分地看到了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纲领，也更看清了他独特的性格。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整个人格的体现。正像抗日战争、推翻蒋介石的大革命也是他人格的体现一样。历史肯定了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所做的事情，否定了他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所做的事情，不过说明，他的后一个人格体现超越了历史赋予他的权力。
为了保证全国范围内的大夺权，保证全面开展阶级斗争，除了在意识形态方面大规模的舆论指导之外，除了毛泽东已有的绝对权威之外，无疑还需要种种具体措施。全面发动，必然要有相应的规范。所谓通过“天下大乱”以求“天下大治”，对“乱也必须要有种种规范和限制。潜伏在地层下面的岩浆一旦被解放、奔腾出来，既要给它泛滥的广度，同时又要通过一定的限制规定其大致的流向。这才能摧毁需要摧毁的东西，开拓需要开拓的局面。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出台了许多充分使用权力的措施。这些措施不过是一系列限制、制约、规定和法令。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规定对某些广播电台实施军管，这是其后更大规模军管的开端。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这是保证大夺权的又一个强制性措施。《公安六条》对一切现行的反革命破坏分子，对一切带有刑事犯罪的破坏分子，对一切企图混入革命群众组织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都制定了严惩不贷的规定，这是共产党的“传统”也会做出的规定。而《公安六条》中增加了一条更有现在时意义的内容；一切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行为，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公安六条》是在1966年底社会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逆流中酝酿、诞生的文本。全国范围内，因为反对林彪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而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的群众少则数十万，多则上百万。仅仅逮捕、判刑的，据初步统计，就在十万人以上。
1967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前一个文件保证军队的稳定性，后一个文件则给了军队支左的方向与权力。
在后一个《决定》中，传达了毛泽东亲自发布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决定》的传达，标志着解放军全面支左的开始。
在此之前，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发出过《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给予了军队执行军训的任务，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军队介入和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权力。
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做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从此，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全面担负起“三支二军”的任务。
有了公安上的保证，有了解放军的“三支二军”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介入，全国大夺权的全面阶级斗争在“天下大乱”中似乎有了足够的限制和必要的保证。
然而，狂热的岩浆一旦从地表喷射出来，就肆虐奔突，为此，在1967年的1、2、3月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过一系列《通知》和《决定》。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要求学生停止串连。
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要求他们立即返回原单位。
2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强调“抓革命，促生产”。
1967年3月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稳定春耕大忙期间的农村形势。
196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再一次强调“抓革命，促生产”。
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对学生大串连予以完全的禁止，席卷全国的大串连从此寿终正寝。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在接见有关造反派组织时规定，中央国务院一级的大权，中央各部委的大权，无论是公安、外交、国防，还是财政、外贸、计划，都不允许夺权。这些规定大多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宣布的。
大量的《通知》、《决定》，大量的限制、规定，与放手发动大夺权的全面阶级斗争结合在一起，似乎是一个完整的大革命系统了。然而，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仍然对整个形势中爆发出来的超限制力量、超规范力量估计不足。
无论做出了多么充分而强大的指导和制约，试图把“天下大乱”的革命潮流按规定的方向引向正确目标，全面动乱导致的“全面内战”已不可避免。1967年爆发出的全面动乱是史无前例的，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次名符其实的“全面内战”。
在上层，我们看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二月逆流”。作为“二月逆流”的典型事件，就是所谓“大闹怀仁堂”。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周恩来两次在怀仁堂主持政治局碰头会。在这两次碰头会中，叶剑英、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发生尖锐冲突。特别是叶剑英、谭震林、陈毅等人态度极为激烈，他们把矛头直指江青，直指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以及蒯大富这样的造反派。这些人大多是军队高级干部，在组织上与刘少奇并没有太多的联系，在感情上也绝不反对毛泽东。他们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一系列党的会议上，大概也给了毛泽东所需要的举手支持。在运动初期也极力理解过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的伟大意义。然而，文化大革命深入到这一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击到党内、军内如此大量的老干部，冲击到如此大量的革命干部子弟时，他们难以接受了。特别是这些冲击在很多时候表现得极为残酷无情，他们尤其难以忍受。
正像谭震林在碰头会上高声怒斥的：“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高干子弟通通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通通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就向毛泽东做了紧急汇报。毛泽东当然明白事态的严重性。面对这些主要来自军队高级干部的反文化大革命倾向，他立刻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他一贯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手发动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反对，就是对他领袖地位的动摇。
毛泽东于2月18日晚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陈毅等人，他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全场在毛泽东的雷霆大怒下鸦雀无声。毛泽东最后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开中央全会，中央全会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他起身退出会场。
毛泽东的这个反应是足够有力的。他不允许任何人反对文化大革命，也不允许任何人用“清君侧”的方法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他知道，面对军内高级干部的集体压力，他必须坚定地动用自己的权威，动用自己作为全党领袖的合法性，包括动用军内高级干部对自己的敬畏之心，还要动用自己在几十年党内斗争中一贯正确的资本。他甚至动用了一旦被推翻就“上山打游击”的说法，以示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义无反顾的决心。
毛泽东原本就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力量，当他无比坚定地使用了这个力量之后，来自军内高级将领的反文化大革命倾向被抑制住了。当军内高级将领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而抨击文化大革命时，他们似乎忘记了毛泽东的存在，才能表现得如此正义凛然。及至毛泽东站出来，挡在中央文革前面时，面对领袖的震怒，他们只能低下头重新思想了。“二月逆流”的参加者们不久便遭到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批斗，到这一步，大概也只能将怨气藏于胸中了。
毛泽东此时对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深入毫无动摇，他已没有任何后退的余地。当他对“大闹怀仁堂”的高级将领们的严厉批评被江青等人传播出去之后，在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击退二月逆流”的大标语。
“二月逆流”被粉碎之后，在文革派势力面前出现的真正难题，是全国局面的失控。
全国绝大部分省份都出现了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尖锐冲突，工、农、兵、学、商大规模卷入，在人山人海的激烈对抗中，从挥舞拳头到长矛棍棒，到子弹枪炮，斗争的武器及规模都急剧升级，真正形成了全国性的内战。当毛泽东将支左的权力给予了军队后，在一个时期内不但没有保证全面阶级斗争有序地展开，反而加剧了动乱。
率先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自然是各省、市、地、县的军区、军分区、武装部，这些军队机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已然成为某些最激进的造反派的冲击对象。各级地方党委瘫痪之后，各军区、军分区便在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下成了保存各级党委档案材料的权力部门，也常常成为被造反派揪斗而失去安全保障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庇护所。那些最坚决的造反派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冲击这些军事机构。当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把支左的权力给了军队之后，各军区、军分区便迅速以合法的形式介入和干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运动初期以裸露的形式保省、市、地委的保守派组织已经瓦解。在新的群众组织中，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和冲突。经过一系列的分化、改组和集结，各地区基本形成从上到下贯穿省、市、地、县的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势力。解放军支左，首先面临着“谁是左派”的判定。
军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支持了更亲近他们的一派，或者说更拥军的一派。这一派中常常有更多的党团员、劳模、先进分子、复员军人。他们虽然也叫造反派，但就其组成的渊源上，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保守派有着更多的内在联系。如果说各省军区、军分区常常隐蔽地延续了原省委、市委的政治倾向，那么，他们现在支持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就很隐蔽地延续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保守派的政治倾向。
当然，情况也并非绝对。有些军队支持的派别确实是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开始造反的组织。由于某种原因，他们与军队更为亲近，理所当然地成了支左的对象。
支持了一派，另一派难免成为反军派。这些反军派，有可能因为运动初期冲击过军队，酿下了对立根源；也可能因为其组织成员更缺少党团员、劳模、先进分子，出身非“红五类”的成员相对多一些，不被军队所信任；也可能因为他们势力太大，已经成为独立控制该地区局势的权力系统，军队建立自己新的权力中心，反而需要支持比较弱小的一派。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这一步时，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有了更新的认识。经过1966年的演练，又经过1967年“一月风暴”的发展，那些人数庞大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以及他们的联合体已经有了很大的权力。在旧的省、市、地、县等领导班子瘫痪的情况下，他们已成长为决定社会命运的权力结构。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成为重大的社会格局。
当军队的权力介入之后，与群众组织中原有的两大权力系统的对抗结合在一起，更扩大了冲突的规模，社会上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权力系统，斗争自然十分尖锐，他们要争夺的是明天省、市、地、县的合法政权。特别是在1967年7、8月份，全国局势失控。两大派的武斗席卷中国大部分省份，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省份也不例外。在四川等省，武斗中使用了最先进的军工产品，坦克、装甲车纷纷投入战斗，很多地方城乡一片战火。
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央文革势力早已看清楚，在全国大多数省份军队支持的群众组织具有保守派的倾向，而反对军队的一派群众组织才是真正一反到底的文化大革命派。于是，1967年上半年，中央文革便表现出越来越明确的支一派、打一派的立场，而这些立场大多是与省军区相对立的。
这种自上而下的斗争对全国大规模内战的性质又做出了本质的揭示，它依然是新形势下“革”与“保”的斗争。
局势失控的标志之一，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表了一系列《通知》及《通告》，均收效甚微。无论怎样强调革命派大联合，强调“三结合”，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强调维护铁路交通运输的秩序，强调不夺枪、不开枪，都未能控制住局势。《人民日报》发表的《打倒无政府主义》之类的社论，也对局势的影响不大。
这期间发生的武汉“七·二○”事件，便是一个典型。
武汉同全国一样，也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大派组织，就是人数有百万之多的“百万雄师”，他们得到武汉军区的支持。7月14日，谢富治、王力为代表的“中央代表团”到达武汉时，明确否定了武汉军区的支左方向，指出他们支持“百万雄师”这样的保守组织，压制了与之相对立的造反派组织，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谢富治等人的表态引起了武汉军区广大指战员与“百万雄师”群众的极大不满。自7月20日开始，连续几天内，“百万雄师”调集近千辆卡车，出动几十万群众游行示威，高喊“打倒王力”“揪出谢富治”的口号。在几十万头戴安全帽、手持长矛棍棒的“百万雄师”的游行队伍中，还有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近千名全副武装的军人队伍。“打倒张春桥”，“打倒江青”，“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毛主席受了蒙蔽”的大标语覆盖了武汉市。
“百万雄师”原本是一个对旧省委比较温和的群众组织，它反对全面否定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因此，武汉“七·二○”事件的性质就十分明显了，是1966年全国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继续。1967年全国各地的大规模内战，在本质上都有这个性质。
毛泽东曾于“七·二○”前夕在武汉接见过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当情势发展到了这个程度，毛泽东当机立断，就像曾对“二月逆流”做出的强有力反应一样，对武汉“七·二○”事件，也做出了强有力的反应。
7月22日下午，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文革组织了数万人在北京西郊机场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回京。《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声势浩大的报道。7月2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军民集会，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和三军负责人出席了大会。各界革命群众代表发言，一致表示，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以此制造了一个压向武汉的雷霆万钧之势。
7月26日，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下，武汉军区发表《公告》，指出：“七·二○”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指出：“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共中央在这封信中还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该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轨道，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同一天，中央军委改组了武汉军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锺汉华被撒消了职务。“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布满北京街道。
“百万雄师”被残酷镇压了。在随後的政治迫害中，数十万计的群众被打死、打伤。
武汉“七·二○”事件是全国全面内战的缩影。
正是在“七·二○”事件前後，毛泽东看清了这场内战的严重性质，他甚至做出了解放军可以武装左派的指示，其真正的含义是，在全国很多省份调动忠於毛泽东革命路线的野战军，支持与省军区相对立的真正的造反派组织。同期，江青在接见造反派代表时明确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全面内战经过武汉“七·二○”事件以及相应的部署，开始朝著对毛泽东有利的方向转变。
毛泽东在“大乱”中高瞻远瞩地看到了未来“大治”的希望。他深深知道，无论是击退“二月逆流”，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击退陈再道、“百万雄师”这样的大规模逆流，都要依靠实力。对於“七·二○”事件，必须以坚决的手段予以解决。对全国发生的类似事件，也必须以坚决的手段解决。经过一番调兵遣将的力量部署，毛泽东逐渐实现了对形势的控制。他在这个期间的讲话，表明了他对全面阶级斗争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在一段时期内，三令五申的《通知》、《布告》不起作用，是因为内战打成那个样子，没有人听你的话。当武汉事件无法用一个自上而下的指示予以扭转时，不过表明对立派的势力已经到了自认为可以蔑视文化大革命的程度。毛泽东认为，对於那些利令智昏的倾向，首先要把它打垮，然後才谈得上教育。先要晓之以利害，接下来才可晓之以道理。
当然，武汉“七·二○”事件解决之後，当“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出现时，毛泽东也没忘记打掉“政治冲锋队”的王力和关锋，以稳定军队，平衡局势。
（7月25日，由关锋执笔、康生审定的新华社新闻稿《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造反派》中，首次公开提出“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
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中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毛泽东批示：“还我长城”。
8月下旬，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周恩来派来汇报工作的杨成武，在王力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发表的煽动夺外交部权的“八·七讲话”稿上批示：“大、大、大毒草”。并指示杨成武向周恩来汇报，将王力、关锋抓起来，分割戚本禹，观其有无转变。）
7、8、9三个月全国内战硝烟未息，毛泽东开始视察大江南北。他以足够从容的心态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在视察中从容讲到“大联合”；讲到“三结合”；讲到“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讲到“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讲到“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讲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讲到“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讲到“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当这一系列最高指示传布全国时，最核心的内容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泽东对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大局，显然更加成竹在胸了。
四、对刘少奇极端批斗的动力分析
文化大革命进入到1967年时，刘少奇在党内已经没有任何实权了。刘少奇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这在党的上层似乎已成定论。无论在整个社会上，还是在党的领导上层，并没有哪个人敢为刘少奇喊冤叫屈。即使在“二月逆流”中曾对文化大革命打击一大片的极“左”路线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等党政军高级干部，也没有一个人敢于在刘少奇问题上与毛泽东分庭抗礼。1967年大夺权引起的全国内战中，也没有哪一派群众以“为刘少奇翻案”作为自己的政治口号。
这似乎是一个已在政治上解决了的问题。新的“革”与“保”的矛盾完全不涉及刘少奇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的是，1967年开始了对刘少奇更大规模的批判与斗争。
1966年12月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矛头无疑是指向刘少奇的。
1967年2月1日，毛泽东审定后发表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也把矛头不点名地指向了刘少奇：“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面人物，革命群众已经看清楚了。”这已经露出了对刘少奇展开大规模批判的信号。
3月下旬，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了。这个会议一方面是对反击“二月逆流”的一次总结，另一方面则是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新一轮批判。会议期间，毛泽东明确指出，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还特别针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做出了重要指示：“刘少奇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
毛泽东完全明白这样讲话的意义。正像他通过评《海瑞罢官》、通过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样，他要使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批判，形成对刘少奇大规模批判的新的突破口。
很快，在报刊和社会上，以“《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为题的大批判开始了。
紧接着，3月3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刊登这篇文章的《红旗》杂志第二天就覆盖全国。《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刊都原文做了转载。在这篇文章中，借着毛泽东对电影《清宫秘史》的谈话，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刘少奇。毛泽东讲：“《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整个文章将刘少奇说成是《清宫秘史》的保护伞，并以“八个为什么”指向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对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密度展开了。
196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同一天，《光明日报》发表社论：《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1967年4月11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为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战斗》。
1967年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三天以后，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1967年5月8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并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1967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967年8月5日，为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这篇大字报，同时发表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同一天，为纪念毛泽东大字报一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声讨刘邓陶”的百万人誓师大会。在中南海内，中南海的造反派则对刘少奇等人进行了残酷的批斗。
1967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红旗》杂志1967年第十三期发表文章：《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把对刘少奇的批判推向更高的高度。
在此期间，造反派对刘少奇批判的大字报、大标语遍布京城的街道和学校。中南海的造反派更是接二连三地残酷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甚至让他们站在缺腿的桌子上、顶着烈日接受批判。这种批判一直持续到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最后将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并通过决议，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撒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1969年10月，刘少奇被赶出北京，于11月12日凌晨惨死于开封。当他与世长辞时，身边无一个亲人，头上的白发有一尺多长，鼻子、嘴及整个面孔都严重变形，下颌一片淤血。
当我们回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这场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时，除了通常的感性意义的义愤，更要分析一下，是哪些原因造成对刘少奇这样一个政治人物的极端斗争？这是我们剖析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极端行为的一个重要事例。
一，之所以在刘少奇已经完全失去实权的情况下，还要对他进行深入持久的大批判，是因为要打倒更多的人。
《人民日报》1967年4月8日的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中写到：“十七年来，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新闻学等各个领域，在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扶植和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散布了大量的修正主义毒素。在关键时刻，这些牛鬼蛇神总要在他们的后台老板鼓动下，纷纷出笼，跳出来向党发动猖狂进攻。而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基干力量。”
因此，必须把刘少奇彻底批倒、打倒，并由此打倒他扶植的一批人，解决他的全部基干力量，这才能给毛泽东及文革派势力以更大的安全感。否则，天长日久，形势发生变化，难免存在着刘少奇一呼、群起而百应的政治危机。半年多来文化大革命在干部体系中遇到的阻力，已经使毛泽东及文革派势力产生了深刻印象。
二，在毛泽东眼里，真正打倒刘少奇，而且在十足的理由上打倒刘少奇，其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文化大革命立论、正名。只有把刘少奇在思想上、政治上完全打倒，才可能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合理性提供最重要的论据。
从暂时的政治力量对比来讲，刘少奇对毛泽东似乎不构成太大的威胁。对于没有威胁的敌人，毛泽东倒是可以宽容的。然而，真正的威胁在于，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是否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在这一方面，毛泽东面对着现实与历史的巨大潜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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