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历史的余音
人必须白天做事，夜晚做梦。
人类必须有现实的一面，也有梦幻的一面。
允许梦幻的存在，又坚定地保护现实的发展，这或许就是我们全部的理性。
一、历史的极端暴露
历史早就翻过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一页。历史随即也很快翻过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一页（“几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当近三十年的改革已使我们较远地离开了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之后，回顾的目光尤其显得比较清醒。
历史的任何一个片断，只有将它放在较长的历史背景中观察，才可能看得比较清楚。今天，经过这样的回顾，我们对文化大革命这段极端的历史片断，应该是洞若观火了。作为对那段历史的总结，也作为对未来的一点思索，我们还有一些话要讲，这或许是那一段历史的余音。
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是要革商品经济的命，是把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各种表现及其根源作为革命对象并与之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这一本质被文化大革命纷繁的社会政治现象遮掩着，但又透过这些纷繁的社会政治现象显露出来。这是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文化大革命的基本逻辑。
文化大革命为了完成其巨大的“革命任务”，打倒巨大的敌人，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社会力量。正是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各种社会利益及社会潮流都汇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文化大革命贯穿始终的或者一时的动力。
如果对这些力量再做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那么，有以下方面：
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包括似乎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
正像毛泽东在1976年还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来支持自己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那样，这是他发动和推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凭藉力量之一。
二，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内，始终存在着继续在所有制领域内实行全面占领的集中化倾向。
这是在苏联模式影响下很容易形成的一个强烈倾向。毛泽东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含着这个主要的内容。
三，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形成的政治动员经济、大搞群众运动的愤性。
这个惯性浩浩荡荡地进入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就曾有过极端的表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则有了更为极端的表现。
四，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这既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潮，也是党内相当一些人的思潮。既是共产党内的思潮，又是社会性的思潮。在中国这个小农经济有着长久深厚影响的国度，广大民众、包括其知识分子都特别容易形成这样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这种思潮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潜宗教的意义。
五，作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表现，或者还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相关联力量，中国社会存在着深厚的平均主义思潮。
这种平均主义也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它与商品经济中出现的各种不平均现象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是一种强大的反经济力量及社会保守力量。这种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显出了巨大的“革命性”。
六，作为平均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则是对知识、文化“特权”的恐惧、抵制与仇视。
它不仅在社会上广泛存在，也在共产党内广泛存在，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还是“破四旧”，还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还是教育、科技、文艺界的“革命”，还是“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充分表现出对知识、文化“特权”的矛头指向。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动力。还是小农经济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
七，对经济管理“特权”的敌视与反对。
这既是对富有管理权力与管理经验的干部阶层的反对，也是对他们所依据的一整套规章制度的反对，总起来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管理系统的反对在这里，林彪、江青这样一批“职业政治家”的“革命性”与民众中存在的反对管理系统权威的自发倾向集合在一起，成为巨大的文化大革命力量。
八，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存在着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反对政治特权的民主倾向。
这种合理倾向与绝对的反对任何管理权威的不合理倾向是相互接壤的，它们之间原本有一条并不完全固定的界限，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完全冲破了这条界限。合理的民主倾向与不合理的反经济管理的倾向，混淆成一个混沌而巨大的潮流。
九，与反管理权威的倾向相联系的，还有一般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这也是小农经济历史长久、小生产者思潮成汪洋大海的国家里一种普遍的思想潮流。当文化大革命将一切秩序的限制打破之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成为了一个四面奔突、冲决各种社会结构堤坝的庞大力量。
十，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相关联的，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理想主义”。
这是一种伦理化的社会思潮，是从伦理的、道德的、审美的角度来判断社会和设计社会的思潮。这种思潮在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中普遍存在着。它同样是小农经济的产物。
这种伦理化的政治、社会思潮所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常常直接地汇入了空想社会主义之中。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带有狂热性质的革命理想的来源。
十一，是对领袖的极端个人崇拜。
这种绝对的领袖崇拜，既来源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来源于几千年的对父权、君权的无限尊崇，也来源于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所必须的高度集中的指挥权力结构的惯性，特别来源于在所有制领域内实行全面占领的集中化倾向。
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领袖崇拜的巨大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领袖崇拜。
十二，与领袖崇拜直接相关联的，还有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治。
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空想社会主义很自然地和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主义政治结合在一起。在商品经济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度，任何对商品经济进行全面革命的政治力量，必然更多地求助于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治。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了十分充分的表现。
十三，林彪集团、江青“四人帮”这些专事意识形态斗争、政治斗争的官僚阶层，与代表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国家管理阶层的对立与斗争。
林彪集团及江青“四人帮”集团始终将把握着国家、社会主要管理权的干部阶层当做自己权力扩张的障碍与对象。林彪集团与江青“四人帮”集团的权力要求，是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政治基础之一。没有这个基础，毛泽东无从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正是直接利用了这些力量，才得以造成史无前例的“大革命”。
从某种意义上讲，林彪集团、江青“四人帮”集团直接注释著文化大革命的本质。
十四，在群众及青年中，也存在着比较普遍的政治野心，像聂元梓、蒯大富、张铁生这些革命造反派，就是这种“一步登天”的政治野心的代表人物。
这种政治野心是在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伦理政治理想主义等社会思潮中哺育出来的，也是毛泽东、江青等人诱发、培育出来的。它是上述多种潮流的产物，同时它自身也成为一个潮流。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来自民众的政治野心，成为林彪、江青势力的社会基础，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基础。
十五，青年中的反秩序、反教育倾向，是近代历史中任何体制的国家都可能存在的普遍倾向；与此相关联的还有青年的青春期冲动，这更是一个普遍的存在。
文化大革命初期以及整个发展过程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青年中存在的这种倾向和冲动。
十六，文化大革命在不同的时期还借用过其他一些力量。
曾经借用过“血统论”的力量，后来又借用过“反血统论”的力量。这种借用虽然更多地表现为权宜之计（文化大革命对很多力量的借用，都有着某种权宜之计的性质），然而，它是整个社会进入充分发动的“大革命”状态之后，必然出现的现象。
十七，文化大革命还借用了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心理变态，无论是“迫害狂”倾向，还是“自虐狂”倾向，或者是其他的心理变态。
在正常社会状态下压抑的这些心理能量，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得以释放与发泄。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商品经济的势力太强大了，所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极端性质的放手发动群众。这个极端性质的放手发动，造成了上述“革命力量”突破了原有的社会限制，充分地发展开来。这些力量的极端解放，也便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各种极端的性质。
这是一个极端的反秩序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的反文化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的反经济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的反管理权威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的残酷整人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地表演政治暴发戏剧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地表现迫害狂等人性恶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的领袖崇拜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地平均特权又制造特权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又极端贪婪邪恶的运动。
这个极端的文化大革命，表现了各种极端，塑造了各种极端，也暴露了各种极端。当所有的社会力量都有了极端的暴露之后，整个社会便无比清楚地暴露在我们面前。
二、留给中国与世界的思考
文化大革命的最大贡献，就是它本身的失败。正是它的失败，破解出了中国的改革文明进程，同时也引起了我们对整个人类历史更深远的思索。这些思索联系今天的现实，具有十分直接的意义：
一，对于任何一个以改变现状为口号的“革命”，我们都不应该只看到冠冕堂皇的口号和思想纲领。
正像判断一个人不能只看他说了什么，还要看他做了什么一样。对于一场“革命”、一次运动或一个潮流，同样不仅要看它说了什么，还要看它做了什么？要看它依靠了、启用了什么社会力量？打倒了什么对象？实际上完成了什么经济、政治任务？企图改变和改变了什么经济、政治关系？
对于一个复杂的社会运动，尤其要进行这样的分析。
二，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近三十年的改革使得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中遭到重创的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动力及根源，都被很大程度地改革掉了。社会从管理阶层到整个民众，包括知识分子，都在大得多的程度上理解和接受了商品经济必然有其发展阶段的历史事实。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近三十年中，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取得了具有实质意义的进展。这种改革不仅改变了经济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然而，这个过程远没有进行到底。
在目前的中国，还存在着某些与商品经济发展对立的因素。对于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贫富差别、知识的“特权”及管理阶层的“特权”，民众中有着某种不平衡心理与对立情绪。对所有制的改革，社会中也存在着反对的倾向。经济本身集约化发展的规律造成的沿海地区和内地经济上越来越大的差异，也在引起新的不平衡心理。
这一切因素都构成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保守主义倾向。
与这种保守主义倾向容易发生关联的，是整个民众中存在的反贪污、反腐败、反官僚主义的合理要求。这种合理要求与抵制商品经济发展的保守主义倾向有界限，又相互接壤。这里，界限常常是模糊的，接壤则连成一片。当它们混淆成一个社会潮流时，就形成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压力，并引发出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讨论。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定程度上运用这个潮流的压力造成廉政的外部环境是必要的；在这个潮流的压力下发展经济，“唯效率”考虑的同时兼顾整个社会的心理平衡及提供起码的社会保险是必要的；同时，谨防这种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潮流超越限度，成为对经济正常发展具有破坏性的泅涌力量更是必要的。
经济发展的“唯效率至上”原则与整个社会的某种平衡状态的保持，无疑是需要兼顾的两个方面。这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面临的一个问题。要真正使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动乱不再具备产生的根源，还需要一段时间。
三，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代表作，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一个代表作。
不仅是毛泽东，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个性汇入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无疑是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分析了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就分析了中华民族，分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在对毛泽东的分析中，除了我们已做的有关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路线的、历史的分析之外，我们还需更丰富地看到毛泽东的其他方面，包括他浪漫诗人的一面，包括他思维方式的特点，包括他从年轻时代就不喜欢数理化等方面。
毛泽东与马克思是不一样的革命家。
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欧洲成长起来的思想家。德国的古典哲学传统给了他透彻与严谨的哲学思维。对数学的爱好，特别是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使他更看清人类历史发展的铁的规律。至于法国的空想主义，给了他形成自己思想的一个别开生面的启示，但并没有影响他站在极为唯物的、现实的、历史的基础上考虑问题。
毛泽东则是典型的农民占大多数人口的国家的革命领袖。他的革命思想连同他的整个思维特点、个性气质，都打上了中国特有的烙印。他的浪漫诗人气质与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十分地和谐。
正是毛泽东这种巨大的“人文精神”，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感召力。这也是我们透视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并由此得出新的历史思索的重要方面。
四，随著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改革的进行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各种“人文精神”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下降了。
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下降了。哲学、文学等人文科学在所有的大学、在出版界乃至在整个社会都显出被冷落来。
这是一个经济热的时代。这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时代。这是一个市场化的时代。不仅物质生产领域在市场化，精神产品生产也在很大程度地市场化。商品经济的发展显示出了非常世俗的而且是冷酷无情的力量。
与此同时，“不要忘记人文精神”的口号在中国思想上空出现。
虽然，这与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不是同样的东西，虽然，这似乎是一面崇高的旗帜，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启示让我们思考这面旗帜下汇集的潮流。
我们看到了这个潮流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这是商品经济急剧发展的时代发出的变相的回归口号，是保守主义社会倾向的伦理学及美学的升华反映，也是人文学科知识分子对自己地位降低不满的声音。
另一方面，就带有“后现代主义”（这或许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的意义。如果说保守主义倾向的伦理、道德及精神反应是站在昨天来批评现状，那么，后现代主义也可能是站在明天来批评现状。
对后者，我们要有深刻的审视，因为在有些情况下，昨天的立场是用明天的声音发表出来的。这是一个历史的怪圈。
人文精神的口号是最崇高的，也是最美好的，然而也不可忘记，“五·七指示”的蓝图曾经也是崇高的，美好的。历史并不能超越它的发展阶段，因此，我们对待人文精神的态度无疑也要由两方面构成：
一方面，运用它的压力，对物欲横流的商品经济进程提供一个道德的平衡力，这个平衡力有助于在追逐效率的同时保持整个社会的相对稳定状态。
另一方面，我们也谨防这种人文精神溢出它的合理范围，成为某种意识形态性质的力量。任何带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思想理论，都有可能成为破坏商品经济发展历史进程的骚扰因素。
五，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讲，对于现代化的批评，在任何国度都可能来自昨天和明天。而来自昨天和明天的批评有时又有内在的联系，它们的一致性表现在对现代化进程本身的否定。
这是人类社会中非常本质的一个现象。
人类在自身的文化及文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存在着对文化及文明发展进程的推崇，这是一个主流；另一方面，又一直存在着一种反对文化及文明发展的潮流，如中国的老子提倡“返朴归真”，西方的卢梭也提出类似“返朴归真”的文化主张。
卢梭与启蒙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不一样，他对文化提出了独有的“批评。他的批评把那些“有文化的”（发达的）民族的腐化堕落、道德败坏与处于宗法制度发展阶段的民族的“风尚”的质朴性与纯洁性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所谓“文化”根本无法与后者相比。他认为启蒙学者们所赞誉的“文化”与“文明”根本不是人类理性发展的理想结果。
这与老子的“返朴归真”异曲同工。
人类文化及文明的发展，一方面在征服世界，获得更大的自由权，一方面被世界征服，造成更大的不自由；一方面在改造环境，使之更美好，一方面又在破坏环境，使之日趋恶化；一方面使人类生活及健康水平日益提高，一方面又使人类越来越异化。整个文化及文明的发展就是人类在越来越多地统治物质世界，又在越来越多地被物质世界统治。
发展的潮流与反对发展的潮流在整个人类文化及文明史上都存在。这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两个方面。任何发展阶段的损失、代价、弊病、畸形的错位与不平衡的社会心理，都可能成为反对文化发展的声音的基础。
人类永远不可能排除老子的声音，卢梭的声音。而且永远也不需要排除老子的声音，卢梭的声音。这个声音的存在对于人类完整的理性思索是非常必要的，对于人类冷静的理性行为也是必要的。
要运用老子及卢梭声音的压力保持对人类每一文明发展阶段的别样的思维角度，注意在发展过程中照顾人类社会的和谐性、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性，同时又不使老子及卢梭的声音越出它的合理范围，成为保守主义的禁锢。
六，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无疑要注意保证自己现代化的进程。在这方面，要准备付出代价，整个民族要有一个心理承受的过程。
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必然要形成与之相关联的某些差别和不平等，甚至也形成某些社会邪恶。在这里，任何道德的、伦理的判断只能作为一个平衡力量在合理的限度内保持，而绝不能使之成为破坏经济发展自然进程的社会紊流。
不仅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这样启示我们。整个人类近代史的经验都这样启示我们。
在这里，我们不妨谈一谈经济学领域内出现过的两种倾向，它们都曾被马克思评价过。
一种，以西斯蒙第为代表，他是用道德伦理的评价与思维代替了经济学范围的科学分析。他认为那些唯生产力发展为目的的经济学家（如李嘉图等）是忘记了人。他主张，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的幸福。因此，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是从小生产者的伦理道德观点作出的伤感主义的批评。
这和卢梭讲的人类文明的发展造成了人类道德堕落是一个思路。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人文精神的呼吁也是一个潮流。列宁曾经将西斯蒙第和俄国民粹派的经济学观点通称为“经济浪漫主义”。这种“经济浪漫主义”其实也和毛泽东具有一脉相承之处。
在经济学中，与西斯蒙第相对立的另一派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是大卫·李嘉图。他认为必须以生产力发展为最高目的，因为人的发展最终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
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
马克思曾经这样评价李嘉图：“他要求为生产而生产，并且这种要求也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像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一样，主张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我们就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不外是指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不外是指人类天性的财富以自身为目的的发展。如果我们像西斯蒙第一样把个人幸福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必须压制全体的发展，以保证个人的幸福，且不说这种充满热情的考察不会有任何实效，他也没有理解人类能力的发展，虽然首先要以多数个人和整个阶级作为牺牲，但最后终究会克服这一对抗，而与个人的发展相一致。所以，个性的高度发展，只有通过一个以个人为牺牲的历史过程才能获得。”（《剩余价值学说史》）
马克思的话无疑引发我们的深思。在这里，马克思是真正的“唯生产力论”。
这个“唯生产力论”的马克思，同时又是一个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
实际上，这二者并不矛盾。文化大革命的整个历史，为我们理解马克思这段话提供了一个特别有益的素材。
任何看来崇高的、美好的、理想的纲领和蓝图，都不能使人类社会超越其本来的发展阶段性。历史并没有为中国提供超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空中飞路。
有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总结，我们就知道，任何伦理道德的理想主义，倘若强加在社会的经济发展上面，将何其荒谬。这些伦理道德的评价可以翱翔在空中，成为一个美好的观望景象，也可以成为平衡人类心理的精神照耀；然而，却绝不可轻易落在现实的大地上，那样，美好的天国就可能变成罪恶的地狱。
我们要有坚实的、坚定的现实主义。我们准备承受一个看来并不浪漫甚至是很平庸的、枯燥的、漫长的发展时期。我们将有足够的胸怀与思想空间，来容纳各种道德伦理的理想主义精神。我们允许它们在那里翱翔而且美丽，同时限制它们从空中轻易落到地上。这或许就是我们真正的历史主义。
一个小生产成汪洋大海的中国，一个小农经济弥漫了几千年的中国，有着什么样的浪漫主义的伤感，我们是有足够估计的。我们期望这些浪漫主义、伤感主义的精神在黑夜里演变成梦的故事，在白日里演变成梦的艺术。当纷纷繁繁、美丽动人的故事在批判物欲横流的经济发展历史阶段的社会现象时，当人类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真善美及人文精神被毁灭的动人故事时，历史按部就班地发展着。
人必须白天做事，夜晚做梦。
人类必须有现实的一面，也有梦幻的一面。
允许梦幻的存在，又坚定地保护现实的发展，这或许就是我们的全部理性。
七，文化大革命对整个人类都应该有巨大的启示。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成为准宗教现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是对毛泽东的理想主义蓝图的膜拜。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尤其可以观看整个世界。
近代世界史，特别是现代世界史，一切与中国文化大革命有可对比性的政治、宗教性社会大动乱（或者说大“革命”），其实都包含着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现实保守力量同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冲突。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大“革命”、大动乱，一方面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正是它的发生与失败，消耗了传统与保守的力量，随后便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新的环境。
人类社会总是充满着这样或那样极端的、偏执的社会现象，它们在一个时期内表现得非常强大，但终归会被慢慢变革掉。
人类社会终归是向“合情合理”发展的。
在这里，经济的力量让我们感到欣慰。
而各种伦理的、宗教的、偏执的理想主义，也是人类历史存在的一个方面。它们起码在这一个千年中还不会消失。经济的现实力量与宗教的、伦理的、偏执的理想主义相辅相成，构成着人类社会的完整图景。
我们希望各种各样的理想主义翱翔在高高的天空（它们有理由停留在那里乃至给我们指引），但是不要轻易落在现实的大地上。这或许是我们在若干年内还将不断看到的悲喜剧。
八，文化大革命告诉我们：夜晚的梦再美好，不可将梦的思维变为现实行为的逻辑；理想王国的东西再好，也不可轻易强加在现实的社会之上。有些最理想的、最崇高的、最极致的东西，却有可能同时是最残酷、最丑恶的东西。
只要将梦幻的思维强加在现实的行为中，这个现象就发生了。
一切“革命”，都在反对今天，反对现状。一切反潮流，也都在反对今天，反对现状。当明天与昨天一起站起来反对今天时，人类的理性应该善于做出区别。当今天已经处于完全死亡的状态时，我们就用明天来取代它；当今天正在生机勃勃进行时，我们只允许反对的潮流构成一个适度的压力，而不允许其溢出。
这种压力是一种照耀，是一种平衡，是一种艺术，是一种梦想，是一种欣赏，是一种心理空间，它可以帮助我们容纳现实中容纳不下的太稠密的矛盾。然而，我们绝不轻易用它来取代现实。
任何反对现实的声音，都有助于我们认清现实。而认清现实之后，我们则要更彻底地尊重现实。我们的全部智慧，就表现在对现实最为全面、最为长远、最为透彻的洞察。
不管有多少憧憬、理想、浪漫、伤感、真善美、梦幻、艺术，我们都要踏着现实的道路前进。一切理想、浪漫、梦幻与艺术，给了我们遐想的空间，但却不要扭曲我们现实的步伐。
1998年11月—2005年12月于北京
后记
本书在批判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了经济发展的“至高无上”，强调了商品经济自身发展的规律性，批判了任何超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性的空想，批判了在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上的各种保守主义倾向，包括这种倾向的所谓崇高的、美好的伦理道德理想主义表现。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反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保守主义的大反动。正是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中，我们对扼杀商品经济发展的各种保守主义倾向的批判都十分地强烈，对各种保守主义倾向的改头换面的表现也必定十分警觉。
然而，真理从来不是绝对的，真理表现在适当的尺度。当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所典型代表的各种保守主义倾向有了透彻的剖析和批判之后，我们无疑可以用一个比较健全的眼光看待当代社会发展的全貌。
商品经济的发展正在中国当代社会表现出方方面面的活力。它的发展以其特有的竞争的力量创造着经济奇迹，也创造着贫富差别。一方面，我们绝不可调动中国传统观念中“不患贫、患不均”的习愤势力做再一次保守主义的表演，干扰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在鼓励自由竞争的同时，又永远要注重全社会共同富裕的发展。它不仅体现为理想主义的道义，而且体现为相关的经济政策。这些经济政策的产生，与其说与传统的道义观念有关，不如说是现代社会发展本身的需要。
现代文明的发展进程表明，经济的高度发展一方面在制造着巨大的贫富差别，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国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着悬殊的两极分化。现代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制造差别，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人追求富裕的同等的竞赛机会。
在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贫富差别造成的巨大社会思想势能之外，我们还会看到另外几个具有很大思想势能的社会要求，例如：对于惩治贪污腐败的要求，对于民主与法制的要求，对于社会秩序与安全感的要求，对于环境保护的要求，对于均等接受教育的要求，等等。
这些要求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有时也会表现为与保守主义倾向接壤，因为将腐败、将环境破坏、将治安水平的恶化、将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归因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再容易不过的。
然而，今天永远处在昨天和明天之间。现代化永远处在昨天和明天的批评之间。在警觉并剔除了各种保守主义倾向之后，我们却要知道，惩治腐败，加强社会安全感，发展民主法制，保护环境，普及教育，这是一个真正重视自身经济发展的现代社会所必须考虑并做好的事情。
这里，没有简单化的一劳永逸，只有不断适时地调整中实现的行之有效的全面兼顾。
对于传统文化，同样没有简单化的、绝对化的一了百了——或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或简单地一分为二；有的是真正适度地、因势利导地取舍与抑扬。
对于一个民族真正有害的传统文化，听凭其被现代经济的发展所解构；甚至可以投以催化剂，加速这种解构。而对于一个民族甚至对于整个人类有益的传统文化，则应该保护乃至发扬光大。
这些课题都应该进行专门的研究，以寻得真正符合社会发展的认识。
最后，我们就要讲到人文精神。
只要我们对隐藏在人文精神口号下的各种保守主义倾向有足够的警觉和批判，那么，人文精神大概是我们理性的、健康发展的现代社会所必须的，甚至是珍贵的。
倘若人文精神表现在批判封建主义，批判政治特权，批判官僚腐败，批判文化大革命的专制残余，它的合理性、进步性与革命性是不容置疑的，那是和商品经济在现阶段的发展合拍的。人文精神还可能表现在共同富裕、追求民主、保护环境等方面，它在社会中的合理位置也是简单明了的。
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一个已经现代化或正在现代化的国家中，人文精神的最主要表现，常常是批判金钱的罪恶，也就是批判商品经济的罪恶，批判金钱世界对人性的扭曲，批判金钱的万能，批判一切都可出卖的绝对商品化倾向，批判金钱世界的人的异化，批判物质世界对人的压迫，批判金钱残酷扼杀人的真性情，批判金钱造成的畸形的不平等，批判金钱造成的人对人的压迫，批判金钱带来的一切社会腐败，批判金钱带来的尔虞我诈与凶残，批判金钱使得人间的一切情感都成为商品。
而这种批判的性质又可能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回归于传统文化，因为对传统文化被解构的抵触：有的与人文知识分子地位下降相关，或者与整个人文科学地位下降相关；有的根源于社会同情，具有对社会低位阶层的民众的关怀；有的源于反官僚、反特权的政治倾向；有的是对金钱统治一切的反抗，对物质世界中人的异化的反抗；有的只限于批判聚敛金钱的非正当手段；有的则批判金钱本身，发出的是对整个现代人被异化的反抗呼声。
在这里，我们绝不可将社会经济领域内的“唯效率论”、“唯生产力论”简单地移植到精神领域，就好像我们不能够将人们白天做事的行为规则移植到夜晚的睡梦之中。任何人文精神的呼声，无论是文学的、艺术的，还是伦理的、道德的、哲学的、宗教的，只要它不意识形态化，不变为破坏经济发展历史进程的保守主义社会潮流，我们说，这样的人文精神永远是人类所需要的。
人类一方面需要发展商品经济，需要充分运用金钱的力量；另一方面，人类也需要不断地批判商品经济，批判金钱的力量。作为文学艺术的存在，作为理想、信仰或者宗教的存在，人文精神无疑是永远不可扼杀的。它不仅为我们今天经济发展至上的现代化社会提供一种必不可少的平衡力量，保证整个社会人格的健全，对于人类的未来，也有着预想不到的重大意义。就像今天的一部艺术作品，有可能超越人类几百年、几千年的经济发展与科技发展，成为未来人类珍贵的财富。
柯云路
2006年12月 北京
写在出版之前
一，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本书得以在海外出版，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本书充分顾及了中国大陆的语境。书中“商品经济，，一词，运用宽泛，在某些地方换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类或许更为恰当。在涉及政治经济学分析时，本书也单纯地凭藉了马克思的理论，这无疑很方便。其实，现代经济学其他许多流派，譬如制度经济学等，在分析历史时也是不错的方法论。本书在分析历史时还特别用了作者在文化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所得（参看《人类时间》改革出版社1998年出版）
二，本书在分析中国文化大革命全过程时，力求每一重大环节都能经得住推敲。
文化大革命是超大型的历史事件，对它解剖好比对一个复杂案件的侦破一样，倘若有一个重要环节的推理牵强附会，就可能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导致错误的结论。
对一段充满苦难与罪恶的历史停留于想当然的谴责，有时却可能与其殊途同归。
对文革各种各样想当然的道义批判委实太多了：将文革仅仅归为毛泽东个人的原因，是再肤浅不过的；把它“仅仅”归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也近乎什么都没说；即使再“深刻”一步，“笼统”归于制度的原因，还是一种理论上的想当然；至于把文革说成人性恶的大泛滥，充其量只是一种文学语言了，人性从来有善恶，何以如此多的恶一下喷发，总有缘由。
文革是一段历史，必须历史地梳理剖析才有完整结论。
文革是文革前全部中国历史（包括对外关系史）的必然延续。
就像文革后的中国改革是文革的必然后果一样。
就历史而言，正像黑格尔说的，小原因从来没有大结果。
三，历史地评价历史，具体到毛泽东本人为何发动文化大革命，同样如是。任何简单化的评判，都有悖于历史。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他在当时的全部处境决定的，也是他所代表的社会潮流及大小传统决定的，还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在整个国际环境中的处境决定的，当然，也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人格决定的。一个人决定做一件重大的事情总有多种因素，倘若缺一个因素，譬如没有文革前那种特定的中苏关系、中美关系，毛泽东都可能不那样地发动那样一场文化大革命。
对历史事件原因的探究，全面才能深刻，深刻必然全面。
四，文化大革命确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
文化大革命的最大贡献，就是它的失败。正是文化大革命及其失败，“耗尽了”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保守力量，最终导致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殊有意义的改革。透视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保守力量，也就透视了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的大小传统。剖析文化大革命，有助于我们认清中国近代为什么资本主义发展迟滞，为什么落后。
文化大革命充分暴露的中国社会结构令我们找到了解析中国近代史的钥匙。
五，正像本书已经写到的，剖析文化大革命，还让我们找到了透视全世界范围内近、现代史上类似的政治与宗教大动乱的钥匙。
那里都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冲突。
这种冲突常常演变为极为残酷的社会斗争。现代化进程与传统文化的磨合不是件和风细雨的事情。因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规模最大，斗争最深刻，暴露又最充分，剖析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认识世界近、现代史不无补益。
六，剖析文化大革命还为我们透视中国的现在与未来找到了钥匙。
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中，各种社会矛盾、社会潮流的冲突，都可以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剖析中找到认识之路。
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我们也可以从对文化大革命的剖析中找到基本的分析方法。
现代化进程有自己的规律，有其既定的国际背景；而一切传统，无论是几千年的大传统还是几十年的小传统，都在和它冲突磨合；社会上不同阶层的利益，又十分具体地布置在这一基本冲突中。只有透过各种各样的言辞与口号，剖析了各种社会力量的利益与态度，梳理清楚它们关系的变化与不断重组，我们才能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
谁若想当然地简单化地给出一个结论，谁就可能犯错误。
七，说到人类未来，文化大革命的剖析也一定会为我们提供一点启示。
因为科技的经济的发展永远会和传统文化相冲突。
对于传统文化中生出的每一种理论与社会政策，都必须历史地给出评价。就好像运用武器，当你处在遭遇歹徒威逼的正当防卫的情境中，就是合理的。当你离开这个情境，就是不合理的。
文化大革命的全部理论与社会措施，放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中大多缺乏合理性。譬如，文化大革命中所凭藉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潮以及相关的社会政策，无疑是保守和反动的；然而，倘若现在提倡一点相对的平均，却可能是真理。又譬如，文化大革命中极端的反对知识的特权，无疑是阻碍历史进步的；而如果到了今天或者明天，适度批判过分的知识特权，却可能是必要的。
一切在于历史条件。
一切在于度。
这里的是非曲直我们都该有长远眼光与思想准备。
八，关于传统文化本身的分析并不是本书的任务。文化大革命借助的传统文化在本书行文中都有十分具体的指定，诸如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帝王崇拜，不患贫患不均，等等。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总会在与当代社会发展的磨合中合理地保留下来。
这也是不容置疑的。
2006年1月于北京
部分参考文献
《人民日报》，1956年1月－1976年12月
《红旗》，1958年6月1日－1976年10月
《文汇报》，1965年1月－1976年10月
《解放日报》，1965年1月－1976年10月
《毛泽东选集》1－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
《共和国史记》，陈东林、杜蒲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新华通讯社国内资料组编，新华出版社，198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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