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藻把它表达出来，是无法不成为最伟大的诗人的，哪怕他根本不知道什么诗法。
我特别喜爱数学，因为它的推理确切明了；可是我还看不出它的真正用途，想到它一向只是用于机械技术，心里很惊讶，觉得它的基础这样牢固，这样结实，人们竟没有在它的上面造起崇楼杰阁来。相反地，古代异教学者们写的那些讲风化的文章好比宏伟的宫殿，富丽堂皇，却只是建筑在泥沙上面。他们把美德捧得极高，说得比世上任何东西都可贵；可是他们并不教人认识清楚美德是什么，被他们加上这个美名的往往只是一种残忍，一种傲慢，一种灰心，一种弑上。
我尊敬我们的神学，并且同别人一样要求升天。可是人家十分肯定地说：最无知的人也同最博学的人一样可以进天堂，指引人们升天的天启真理不是我们的智力所能理解的。我听了这些话，就不敢用我的软弱推理去窥测那些真理了。我想一定要有天赐的特殊帮助，而且是个超人，才能从事研究那些真理，得到成就。
关于哲学我只能说一句话：我看到它经过千百年来最杰出的能人钻研，却没有一点不在争论中，因而没有一点不是可疑的，所以我不敢希望自己在哲学上的遭遇比别人好；我考虑到对同一个问题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看法，都有博学的人支持，而正确的看法却只能有一种，所以我把仅仅貌似真实的看法一律看成大概是虚假的。
至于其他的学问，既然它们的本原[ le Principe，原意是“开始”，即希腊哲学的?ρχ?，我国一向译为“原则”或“原理”，是在它的本义“原始”上加了“规则”或“道理”的意思，这里用的不是这个词义。]是从哲学[ 指占统治地位的经院哲学。]里借来的，我可以肯定，在这样不牢固的基础上决不可能建筑起什么结实的东西来。这类学问所能提供的名利，是不足以促使我去学习它们的，因为谢天谢地，我并不感到境遇窘迫，要拿学问去牟利，以求改善生活；我虽不像犬儒派[ le cynique，古希腊苏格拉底以后的一个支派，以愤世嫉俗著称。]那样自称藐视荣誉，对于那种只能依靠虚假的招牌取得的名声我是很不在意的。最后说到那些骗人的学说，我认为已经摸清了它们的老底，再也不会上当受骗，不管它是炼金术士的包票，还是占星术士的预言，是巫师的鬼把戏，还是那些强不知以为知的家伙的装腔做势、空心牛皮。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一到年龄容许我离开师长的管教，我就完全抛开了书本的研究。我下定决心，除了那种可以在自己心里或者在世界这本大书里找到的学问以外，不再研究别的学问。于是趁年纪还轻的时候就去游历，访问各国的宫廷和军队，与气质不同、身分不同的人交往，搜集各种经验，在碰到的各种局面里考验自己，随时随地用心思考面前的事物，以便从中取得教益。因为在我看来，普通人的推理所包含的真理要比读书人的推理所包含的多得多：普通人是对切身的事情进行推理，如果判断错了，它的结果马上就会来惩罚他；读书人是关在书房里对思辨的道理进行推理，思辨是不产生任何实效的，仅仅在他身上造成一种后果，就是思辨离常识越远，他由此产生的虚荣心大概就越大，因为一定要花费比较多的心思，想出比较多的门道，才能设法把那些道理弄得好像是真理。我总是如饥似渴地要求学会分清真假，以便在行动中心明眼亮，一辈子满怀信心地前进。
的确，我在专门考察别国风俗的阶段，根本没有看到什么使我确信的东西，我发现风俗习惯是五花八门的，简直同我过去所看到的那些哲学家的意见一样。所以我由此得到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大开眼界，看到有许多风俗尽管我们觉得十分离奇可笑，仍然有另外一些大民族一致赞成采纳，因此我懂得不能一味听从那些成规惯例坚信不移，这样，我就摆脱了许多错误的看法，免得我们天然的灵明[ la lumière naturelle，指良知。]受到蒙蔽，不能听从理性。可是，我花了几年工夫像这样研究世界这本大书、努力取得若干经验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同时也研究我自己，集中精力来选择我应当遵循的道路。这样做，我觉得取得的成就比不出家门、不离书本大多了。
第二部分
我那时在日耳曼，是那场尚未结束的战争[ 指1618年至1648年新教徒与旧教徒的战争。笛卡尔于1618 年到荷兰作为志愿军参加了新教徒Maurioe de Nassau的军队，后来又转入旧教徒巴伐利亚的Maximilian公爵的部队，1619年离开阿姆斯特丹到过丹麦、波兰、匈牙利等国。]把我招引到了那里。我参观皇帝[ 指Ferdinand，波希米亚国王（1617年）兼匈牙利国王（1618年），被推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619年于法兰克福加冕。]加冕后回到部队的时候，冬天已经到了，只好留在驻地[ 指莱茵河畔乌尔姆城郊的一个村子。]。那里既找不到人聊天解闷，幸好也没有什么牵挂，没有什么情绪使我分心，我成天独自关在一间暖房里，有充分的闲暇跟自己的思想打交道。在那些思想当中，第一个是我注意到：拼凑而成、出于众手的作品，往往没有一手制成的那么完美。我们可以看到，由一位建筑师一手建成的房屋，总是要比七手八脚利用原来作为别用的旧墙设法修补而成的房屋来得整齐漂亮。那些原来只是村落、经过长期发展逐渐变成都会的古城，通常总是很不匀称，不如一位工程师按照自己的设想在一片平地上设计出来的整齐城镇；虽然从单个建筑物看，古城里常常可以找出一些同新城里的一样精美，或者更加精美，可是从整个布局看，古城里的房屋横七竖八、大大小小，把街道挤得弯弯曲曲、宽窄不齐，与其说这个局面是由运用理性的人的意志造成的，还不如说是听天由命。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就很容易明白，单靠加工别人的作品是很难做出十分完美的东西的。我也同样想到，有些民族原来处于半野蛮状态，只是逐步进人文明，感到犯罪和争吵造成麻烦，迫不得已才制定了法律，它们的治理程度就比不上那些一结成社会就遵奉某个贤明立法者的法度的民族。由神一手制定清规的真宗教[ 指基督教。]，就确实精严无比，胜过其他一切宗教。拿人的事情来说，我认为，斯巴达之所以曾经十分强盛，并不是因为它的每一条法律都好，其中就有许多条非常古怪，甚至违反善良的风俗[ 例如斯巴达的宪法规定必须把发育不良的婴儿从山上抛下摔死、赞扬偷窃食物不被逮住的儿童、鼓励狡诈和密探、少女在体育场上裸体活动、公妻。]；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它的全部法律是由一个人制定的，[ 传说斯巴达的法律是公元前九世纪由Lycurgue制定的。]是为着同一个目的的。我又想到，书本上的学问，至少那些只说出点貌似真实的道理、却提不出任何证据的学问，既然是多数人的分歧意见逐渐拼凑堆砌而成的，那就不能像一个有良知的人对当前事物自然而然地作出的简单推理那样接近真理。我还想到，既然我们每个人在成年以前都当过儿童，都不能不长期受欲望和教师的支配，教师们的意见又常常是互相抵触的，而且谁的教导都未必总是正确，那么，我们的判断要想一尘不染，十分可靠，就像一生下来就完全运用理性、只受理性指导一样，那是简直不可能的。
我们虽然没有见过谁把全城的房屋统统拆光，只是打算换过样式重建，把街道弄漂亮；可是常常看到许多人把自己的房子拆掉，打算重盖，也有时候是因为房子要塌，或者房基不固，不得不拆。以此为例，我相信：个人打算用彻底改变、推翻重建的办法改造国家，确实是妄想；改造各门学问的主体，或者改造学校里讲授各门学问的成规，也是同样办不到的；可是说到我自己一向相信的那些意见，我却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有把它们一扫而空，然后才能换上好的，或者把原有的用理性校正后再收回来。我深信，用这种办法做人，得到的成就一定可观，大大超过死守旧有的基础、一味依赖年轻时并未查明是否真实就贸然听信的那些原则。因为我虽然看到这样做有种种困难，那些困难却不是无法克服的，并不像涉及公众的事情那样，哪怕鸡毛蒜皮，改革起来都困难无比。那些大体制推倒了就极难扶起，甚至动摇了就极难摆稳，而且垮下来是十分可怕的。至于它们的毛病，那是有的，单凭它们的分歧就足以肯定它们有毛病，可是习惯确实已经使毛病大大减轻，甚至在不知不觉中使大量毛病得以免除，或者得到改正，我们凭思虑是做不到那么好的。而且，沿用旧体制几乎总是比改换成新体制还要好受一些；旧体制好比盘旋山间的老路，走来走去就渐渐平坦好走了，还是照着它走好，不必翻大山过深沟抄直走。
因此，有些人飞扬浮躁，门第不高，家赀不厚，混进了官场，却老想改革政治，我是决不能赞成他们的。我要是想到这本书里有一点点东西可以令人怀疑我有那么愚蠢，我就会十分懊悔让它出版了。我的打算只不过是力求改造我自己的思想，在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基地上从事建筑。尽管我对自己的工作相当满意，在这里向大家提出一个样品，这并不表明我有意劝别人学我。那些得天独厚的人也许会有比我高明的打算，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我很担心我这个打算已经太大胆了。单拿下决心把自己过去听信的意见统统抛弃这一点说，就不是人人都应当效法的榜样。世界上的人大致说来只分为两类，都不宜学这个榜样。一类人自以为高明，其实并不那么高明，既不能防止自己下仓促的判断，又没有足够的耐性对每一件事全都有条有理地思想，因此，一旦可以自由地怀疑自己过去接受的原则，脱离大家所走的道路，就永远不能找到他所要走的捷径，一辈子迷惑到底。另一类人则相当讲理，也就是说相当谦虚，因而认定自己分辨真假的能力不如某些别人，可以向那些人学习，既然如此，那就应该满足于听从那些人的意见，不必自己去找更好的了。
至于我自己，如果我一直只有一位老师，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古以来学者们的意见就是分歧的，那我就毫无疑问属于后一类。可是，我在学生时期就已经知道，我们能够想象得出来的任何一种意见，不管多么离奇古怪，多么难以置信，全都有某个哲学家说过。我在游历期间就已经认识到，与我们的意见针锋相对的人并不因此就全都是蛮子和野人，正好相反，有许多人运用理性的程度与我们相等，或者更高。我还考虑到，同一个人，具有着同样的心灵，自幼生长在法兰西人或日耳曼人当中，就变得大不相同；连衣服的样式也是这样，一种款式十年前时兴过，也许十年后还会时兴，我们现在看起来就觉得古里古怪，非常可笑。由此可见，我们所听信的大都是成规惯例，并不是什么确切的知识；有多数人赞成并不能证明就是什么深奥的真理，因为那种真理多半是一个人发现的，不是众人发现的。所以我挑不出那么一个人我认为他的意见比别人更可取，我感到莫奈何，只好自己来指导自己。
不过，我好像一个在黑暗中独自摸索前进的人似的，下决心慢慢地走，每一样东西都仔细摸它一摸，这样虽然进步不大，至少保得住不摔倒。我甚至于宁愿先付出充分的时间为自己所要从事的工作拟出草案，为认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事物寻找可靠的方法，而不一开始就大刀阔斧把过去未经理性指引潜入我心的一切意见完全抛弃。
我早年在哲学方面学过一点逻辑，在数学方面学过一点几何学分析和代数。这三门学问似乎应当对我的计划有所帮助。可是仔细一看，我发现在逻辑方面，三段论式和大部分其他法则只能用来向别人说明已知的东西，就连鲁洛[ Lulle(拉丁文作Ramon Lullus)，1235-1315，加泰罗尼亚（今西班牙境内）的经院哲学家，著有《大学艺》(Ars magna)。]的《学艺》之类也只能不加判断地谈论大家不知道的东西，并不能求知未知的东西。这门学问虽然确实包含着很多非常正确、非常出色的法则，其中却也混杂着不少有害或者多余的东西，要把这两类东西区别开来，困难的程度不亚于从一块未经雕琢的大理石里取出一尊狄雅娜像或雅典娜像。至于古代人的分析[ 指几何学。]和近代人的代数，都是只研究非常抽象、看来毫无用处的题材的，此外，前者始终局限于考察图形，因而只有把想象力累得疲于奔命才能运用理解力；后者一味拿规则和数字来摆布人，弄得我们只觉得纷乱晦涩、头昏脑胀，得不到什么培养心灵的学问。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想到要去寻找另外一种方法，包含这三门学问的长处，而没有它们的短处。我知道，法令多如牛毛，每每执行不力；一个国家立法不多而雷厉风行，倒是道不拾遗。所以我相信，用不着制定大量规条构成一部逻辑，单是下列四条，只要我有坚定持久的信心，无论何时何地决不违犯，也就够了。
第一条是：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人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以外，不要多放一点别的东西到我的判断里。
第二条是：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
第三条是：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
最后一条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
我看到，几何学家通常总是运用一长串十分简易的推理完成最艰难的证明。这些推理使我想象到，人所能认识到的东西也都是像这样一个连着一个的，只要我们不把假的当成真的接受，并且一贯遵守由此推彼的必然次序，就决不会有什么东西遥远到根本无法达到，隐蔽到根本发现不了。要从哪些东西开始，我觉得并不很难决定，因为我已经知道，要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东西开始。我考虑到古今一切寻求科学真理的学者当中只有数学家能够找到一些证明，也就是一些确切明了的推理，于是毫不迟疑地决定就从他们所研讨的这些东西开始，虽然我并不希望由此得到什么别的好处，只希望我的心灵得到熏陶，养成热爱真理、厌恶虚妄的习惯。但是我并不打算全面研究一切号称数学的特殊学问。我看出这些学问虽然对象不同，却有一致之处，就是全都仅仅研究对象之间的各种关系或比例。所以我还是只从一般的角度研究这些关系为好，不要把它们假定到某种对象上面，除非那种对象能使我们更容易认识它们，更不要把它们限制到某种对象上面，这样，才能把它们同样恰当地应用于其他一切对象。我又注意到，为了认识这些关系，我有时候需要对它们一一分别研究，有时候只要把它们记住，或者放在一起理解。所以我想：为了便于分别研究它们，就该把它们假定为线的关系，因为我发现这是最简单的，最能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的想象和感官面前；另一方面，为了把它们记住或者放在一起研究，就该用一些尽可能短的数字来说明它们；用这个办法[ 指作者所建立的解析几何。在这以前，数学的两个分支几何和代数是各行其事，互不沟通的：几何以连续的量为对象，代数以不连续的量为对象。笛卡尔利用他的座标打通了这两个数学部门，把图形和数目结合起来。]，我就可以从几何学分析和代数里取来全部优点，而把它们的全部缺点互相纠正了。
实际上，我可以大胆地说，由于严格遵守我所选择的那不多几条规则，我轻而易举地弄清了这两门学问所包括的一切问题，因此在从事研究的两三个月里，我从最简单、最一般的问题开始，所发现的每一个真理都是一条规则，可以用来进一步发现其他真理。这样，我不但解决了许多过去认为十分困难的问题，而且对尚未解决的问题也觉得颇有把握，能够断定可以用什么办法解决，以及可能解决到什么程度。这一点，也许大家不会觉得我太夸口，因为大家会考虑到，一样东西的真理只有一个，谁发现了这个真理，谁就在这一点上知道了我们能够知道的一切。比方说，一个学了算术的小孩按照算术规则做完一道加法题之后，就可以确信自己在这道题的和数上发现了人心所能发现的一切。因为说到底，这种方法教人遵照研究对象的本来次序确切地列举它的全部情况，就包含着算术规则之所以可靠的全部条件。
不过这种方法最令我满意的地方还在于我确实感到，我按照这种方法在各方面运用我的理性，虽不敢说做到尽善尽美，至少可以说把我的能力发挥到了最大限度。此外我还感到，由于运用这种方法，我的心灵逐渐养成了过细的习惯，把对象了解得更清楚、更分明了。我没有把这种方法固定到某种对象上，很希望运用它顺利地解决其他各门学问的难题，跟过去解决代数上的难题一样。不过我并没有因此放大胆一开头就去研究所有的一切学问，因为那样做本身就违反这种方法所规定的次序。我考虑到一切学问的本原都应当从哲学里取得，而我在哲学里还没有发现任何确实可靠的本原，所以我想首先应当努力在哲学上把这种本原建立起来；可是这件工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又最怕轻率的判断和先入之见，我当时才二十三岁，不够成熟，一定要多等几年，事先多花些时间准备，一面把过去接受的错误意见统统从心里连根拔掉，一面搜集若干经验作为以后推论的材料，并且不断练习我所规划的那种方法，以便逐渐熟练巩固。
第三部分
我们知道，在重建住宅之前，光把旧房拆掉，备上新料，请好建筑师，或者亲自设计，并且仔细绘出图纸，毕竟还是不够的，还应该另外准备一所房子，好在施工期间舒舒服服地住着。所以，当我受到理性的驱使、在判断上持犹疑态度的时候，为了不至于在行动上犹疑不决，为了今后还能十分幸运[ heureusement，指安适不遭横祸。笛卡尔害怕受到攻击以至迫害，所以要争取安全，但是他并不把幸运(l’heur)与幸福(la béatitude)混为一谈，他把幸运看成我们身外之物所决定的，认为幸福才是我们内心的完全满足。后者是他的伦理学的目的，前者只是他应付环境的策略。]地活着，我给自己定下了一套临时行为规范，一共只有三四条准则，我愿意把它的内容告诉大家。
第一条是：服从我国的法律和习俗，笃守我靠神保佑从小就领受的宗教[ 罗马天主教。]，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以周围最明智的人为榜样，遵奉他们在实践上一致接受的那些最合乎中道、最不走极端的意见，来约束自己。因为我虽然为了重新审查自己的全部意见，从那时起把它们一律当成一文不值，却深信最好还是遵从最明智的人的看法。尽管波斯和中国也许跟我们这里一样有很明智的人，我觉得还是效法自己周围的人好处最大。而且，要想知道他们真正的看法，一定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不能光听他们说的话，这不仅是由于世风日下，有不少人不肯全说真心话，也是由于有不少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心是什么；因为相信一件事并不等于知道自己相信这件事，这是两种思想活动，常常分道扬镳。在那些有同样多的人接受的看法当中，我总是选择最合乎中道的。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看法永远最便于实行，既然偏激通常总是坏的，大概这也就是最好的看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可以在犯错误的时候不致离开正道过远：万一我选择了一极端，应当走的却是另一极端，那就糟了。而且我特别认为属于偏激的是各种限制我们某项自由的诺言。这并不是我不赞成法律允许人们赌咒发誓、订立必须信守不渝的契约，以防止不坚定的人反复无常，保证达到某种正当目的，如保证公平交易之类。正好相反。这只是因为我看到，世界上的一切，特别是我这个人，并不是永远保持原状的。拿我来说，就希望把自己的判断弄得越来越完善，并不希望把它弄糟，如果由于曾经赞成过某件事，后来事情变了样我还只好说它对，我认为那就是犯了违背良知的大错，我要变卦，不认为它对。
我的第二条准则是：在行动上尽可能坚定果断，一旦选定某种看法，哪怕它十分可疑，也毫不动摇地坚决遵循，就像它十分可靠一样。这样做是效法森林里迷路的旅客，他们决不能胡乱地东走走西撞撞，也不能停在一个地方不动，必须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尽可能笔直地前进，尽管这个方向在开始的时候只是偶然选定的，也不要由于细小的理由改变方向，因为这样做即便不能恰好走到目的地，至少最后可以走到一个地方，总比困在树林里面强。为人处世也是这样，我们的行动常常必须当机立断，刻不容缓。有一条非常可靠的真理，就是在无法分辨哪种看法最正确的时候必须遵从或然性最大的看法，即便看不出哪种看法或然性大些也必须选定一种，然后在实践中不再把它看成可疑的，而把它当作最正确、最可靠的看法，因为我们选定这种看法的理由本来就是如此。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从那时起就不犯后悔的毛病，不像意志薄弱的人那样反复无常，一遇风吹草动就改变主意，今天当作好事去办的明天就认为很坏。
我的第三条准则是：永远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愿望，不求改变世间的秩序。总之，要始终相信：除了我们自己的思想以外，没有一样事情可以完全由我们作主。所以，我们对自身以外的事情尽了全力之后，凡是没有办到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我觉得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消除痴心妄想，凡是得不到的东西就不要盼望将来把它弄到手；这样也就安分守己、心满意足了。因为我的意志所能要求的，本来只是我的理智认为大致可以办到的事情，如果我们把身外之物一律看成由不得我们自己作主的东西，那么，在平白无故地被削除封邑的时候，就决不会因为丧失那份应当分封给我这位贵族的采地而懊恼，就像不会因为没有当上中国皇帝或墨西哥国王而懊恼一样；推而广之，生了病也就不会妄想健康，坐了牢也就不会妄想自由，就像不会妄想生成金刚不坏之身、长出高飞远翥的翅膀一样。不过我也承认，一定要经过长期训练，反复思考，才能熟练地从这个角度去看万事万物。我相信，那些古代哲学家[ 指古罗马的斯多亚派哲学家。]之所以能够摆脱命运的干扰，漠视痛苦和贫困，安乐赛过神仙，其秘密主要就在于此。因为他们不断地考察自然给他们划定的界限，终于大彻大悟，确信除了自己的思想之外，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由他们作主，确信只要认清这一点就可以心无挂碍，不为外物所动；他们对自己的思想作出了绝对的支配，因此也就有理由认为自己又富又强，逍遥安乐，胜过所有的别人，别人不懂这种哲学，不管得到自然和命运多大优待，还是不能支配一切、事事如愿以偿的。
最后，为了结束这个行为规范，我曾经想到检视一下人们这一辈子从事的各行各业，以便挑选出最好的一行。对于别人的行业我不打算说什么话，我认为我最好还是继续自己所从事的那一行，也就是把我的一生用来培养我的理性，按照我所规定的那种方法尽全力增进我对真理的认识。自从使用这种方法以来，我尝到了极大的快乐，觉得人生在世所能得到的快乐没有比这更美妙、更纯洁的了。我凭着这种方法每天发现若干真理，觉得都相当重要，都是别人所不知道的，因此满心欢喜，别的事情全都不放在心上。此外，我建立上述三条准则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继续教育我自己。因为神既然已经赐给我们每人一份分辨真假的天然灵明，我觉得自己决不应该有片刻工夫满足于别人的看法，只有打定主意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用自己的判断去审查别人的看法；我决不能马马虎虎地跟在别人的看法后面转，只希望自己不放过任何机会尽可能地找出更好的看法。最后，我决不能限制自己的要求，也不能安于现状，只能走那样一条路，我认为照着这条路走下去，凡是我能够得到的知识都一定可以到手，凡是我能够得到的真正的好东西也就一定可以到手。因为我们的意志是不是追求一样东西，只是根据我们的理智把它看成好的还是坏的；有了正确的判断，就可以有正确的行动，判断得尽可能正确，行动也就尽可能正确，就是说，可以取得一切美德以及其他一切我们能够取得的好东西；知道自己一定可以这样，当然不能不高兴。
我用这三条准则给自己保了险，把它们并列于信仰上的真理，我心中永远占首位的真理。这样做了之后，我认为可以放手把我的其他看法统统抛弃了。我把自己关在那间暖房里得到了这样一些思想，可是为了顺利完成我的清扫工作，我觉得与其在那里闭门长住下去还不如走出来跟人们交往，所以我不等冬天过完又开始游历了。以后整整九年，我只是在世界上转来转去，遇到热闹戏就看一看，只当观众，不当演员。对每一个问题我都仔细思考一番，特别注意其中可以引起怀疑、可以使我们弄错的地方，这样，就把我过去马马虎虎接受的错误一个一个连根拔掉了。我这并不是模仿怀疑论者[ 古希腊晚期以Pyrrhon为首的主张怀疑一切的哲学家。]，学他们为怀疑而怀疑，摆出永远犹疑不决的架势。因为事实正好相反，我的整个打算只是使自己得到确信的根据，把沙子和浮土挖掉，为的是找出磐石和硬土。这样做我觉得相当成功，因为我对命题进行审查、揭露其错误或不确之处的时候，用的并不是软弱无力的猜测，而是明白确切的推理；我发现任何一个命题，不管如何可疑，总可以从其中推出一点相当可靠的结论来，哪怕那个命题本身是一点都不可靠的。人们拆除旧房的时候，总是把拆下的旧料保存起来，利用它盖新房。我也是这样办的。我断定自己的某种看法根据不足，把它取消不要的时候，总是从各方面观察，取得若干经验，这些经验后来都有助于建立更可靠的看法。此外我还继续练习我所制定的那种方法，因为我不仅从一般的方面着手，按照那些规则仔细地运用我的全部思想，而且还随时留下一点时间，从特殊的方面着手，解决了某些数学上的难题，甚至解决了某些其他科学上的难题；我发现那些问题所依据的本原不够牢靠，使它们脱离了那些本原，就把它们弄得几乎跟数学问题差不多了。大家可以在这本书里见到许多实例[ 作者在本书中附有三篇论文，作为他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实例。]，说明我是怎样做的。如此看来，我的生活方式表面上跟某些人没有什么两样：不做什么事情，只是愉快地、正派地过着日子，用心把欢乐和邪恶分开；为了不至于闲得无聊，从事着各种正当的娱乐。可是尽管如此，我仍然在执行我的计划，增进我对真理的认识，成绩也许比埋头读书、只跟读书人往来还要大些。
然而，时间已经过了九年，我还没有对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难题作出任何评判，还没有开始寻求任何比流行学说可靠的哲学原理。过去有许多高明的人曾经打算这样做，我觉得他们并没有成功。这种失败的先例使我想到这件工作困难很多，要不是听到人们传说纷纷，说我已经完成了这件工作，我大概还不敢这样早就去做它。我说不出那种传说的根据是什么，如果与我的言论有几分联系的话，那一定是由于我比一般有点学问的人老实些，有啥说啥，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也可能是由于我举出种种理由说明我为什么对很多别人认为可靠的看法发生怀疑，而并不是由于我吹嘘某种学说。可是我还有点志气，不愿意有名无实，所以我认为自己无论如何一定要争口气，不负大家对我的器重。整整八年，我决心避开一切可能遇到熟人的场合，在一个地方[ 荷兰。]隐居下来。那里在连年烽火之后已经建立了良好的秩序，驻军的作用看来仅仅在于保障人们享受和平成果，居民人口众多，积极肯干，对自己的事情非常关心，对别人的事情并不注意。我住在那些人当中可享受到各种便利，不亚于通都大邑，而又可以独自一人，就像住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里一样。
第四部分
我不知道该不该跟大家谈谈我在那方面进行的第一批沉思，因为那些沉思实在太玄远、太不通俗了，未必人人都感兴趣。可是，为了使大家能够评判我打下的基础够不够结实，我觉得还是非谈不可。我早就注意到，为了实际行动，有时候需要采纳一些明知很不可靠的看法，把它们当成无可怀疑的看待，这是上面说过的。可是现在我的目的是专门寻求真理，我想做法就完全相反：任何一种看法，只要我能够想象到有一点可疑之处，就应该把它当成绝对虚假的抛掉，看看这样清洗之后我心里是不是还剩下一点东西完全无可怀疑。因此，既然感官有时欺骗我们，我就宁愿认定任何东西都不是感官让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既然有些人推理的时候出错，连最简单的几何学问题都要弄乱，作出似是而非的推论，而我自己也跟别人一样难免弄错，那我就把自己曾经用于证明的那些理由统统抛弃，认为都是假的。最后我还考虑到，我们醒时心里的各种思想在睡着时也照样可以跑到心里来，而那时却没有一样是真的。既然如此，我也就下决心认定：那些曾经跑到我们心里来的东西也统统跟梦里的幻影一样不是真的。可是我马上就注意到：既然我因此宁愿认为一切都是假的，那么，我那样想的时候，那个在想的我就必然应当是个东西。我发现，“我想，所以我是”[ Je pense，donc je suis （拉丁译文作Ego cogito, ergo sum。一般简称为笛卡尔的cogito) ，我国旧译为：“我思故我在”。这样译，是把法文的je suis 理解为“我存在”，再把现代汉语的“我存在”换成古代汉语的“我在”。但是这个“在”字读者一般了解为“在场”或“未死”的意思，而作者却将suis (sum)说成“是个东西”、“是个本体”。因此译文所表达的意思不完全符合作者的原意。
这种不符合是中西语言不同、因而思想不同造成的。西方语言（包括法语以至拉丁语、希腊语）的动词“是”字一般用作系词，但本来是实质动词，原意为“起作用”，再加上表语说明起什么作用，于是成了系词。中国的上古汉语本来不用系词，以后发展出系词“是”，用法与西方的系词相当，但没有实质动词的意义。笛卡尔所说的“我是”，如果把“是”理解为系词，缺少表语，当然没有意义，但他指的是“起作用”，即实质动词的意义。
“是”的这个意义在西方哲学上很重要，从巴门尼德起，经过亚里士多德，都讲τδσυ这个范畴，笛卡尔讲“我是”正是这个传统的发展。但是在中世纪讨论“神是”问题时，为了生动，将这个根本范畴加以具体化，描述成在时间空间中的“是”，即所谓“存在”(existentia)。笛卡尔也继承了这个传统，所以他也说“是或存在”。“存在”是“是”的一种，“是”是“存在”的根本，所以二者相通，但不相等；直到现代，主要的哲学范畴还是“是”，如黑格尔就是这样，今天的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和萨特还是这样。因此笛卡尔的“是”不能改为“存在”。
但是现代汉语的“是”字没有“起作用”的意思，需要加以规定，给它加上这个意义。请读者将“我是”的“是”字读重音，示别于可以读轻音的系词“是”。]这条真理是十分确实、十分可靠的，怀疑派的任何一条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予以采纳，作为我所寻求的那种哲学的第一条原理。
然后我仔细研究我是什么，发现我可以设想我没有形体[ le corps，指我的身体。]，可以设想没有我所在的世界，也没有我立身的地点，却不能因此设想我不是[ 即我不起作用，没有我。]。恰恰相反，正是根据我想怀疑其他事物的真实性这一点，可以十分明显、十分确定地推出我是。另一方面，只要我停止了思想，尽管我想象过的其他一切事物都是真的，我也没有理由相信我是过。因此我认识了我是一个本体[ la substance，指为别的东西所依赖的根本，它有属性，属性不能没有它。这个范畴创于亚里士多德，称为οδσια，指“是”的根本。拉丁文译为substantia，原意为底子、撑子。我国旧译为“实体”，应补上“根本”的意思。]，它的全部本质[ 1’essence ，指一样东西之所是。]或本性只是思想。它之所以是，并不需要地点，并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这个使我成其为我的灵魂，是与形体完全不同的，甚至比形体容易认识，即使形体并不是，它还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它。
接着我就作一般的考察，看看一个命题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才是真实可靠的。因为我既然已经发现了一个命题，知道它是可靠的，我想就应当知道它何以可靠。我发现，“我想，所以我是”这个命题之所以使我确信自己说的是真理，无非是由于我十分清楚地见到：必须是，才能想。因此我认为可以一般地规定：凡是我十分清楚、极其分明地理解的，都是真的。不过，要确切指出哪些东西是我们清楚地理解的，我认为多少有点困难。
下了这个结论之后，我接着考虑到，我既然在怀疑，我就不是十分完满的，因为我清清楚楚地见到，认识与怀疑相比是一种更大的完满。因此我想研究一下：我既然想到一样东西比我自己更完满，那么，我的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觉得很明显，应当来自某个实际上比我更完满的自然。至于我心里那些关于天、地、光、热之类成千上万个东西的思想，我不用费多大力气就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既然看不出它们有什么地方我觉得比我高明，就满可以认为：如果它们是真的，那就是沾了我的本性的光，因为我的本性是有几分完满的；如果它们不是真的，那是由于我凭空捏造，也就是说，它们之在我心里出现是由于我有毛病。叮是，在我心里想到一个比我自己更完满的是者[ l’être，指起作用者，这里指神。]的时候，情形就不能是这样了，因为凭空捏造出这个观念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要知道，说比较完满的产生于比较不完满的，说前者沾后者的光，其不通实在不下于说无中生有，所以我是不能凭自己捏造出这个观念的。那就只能说：把这个观念放到我心里来的是一个实际上比我更完满的东西，它本身具有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完满，也就是说，干脆一句话：它就是神。我还要作一点补充：既然我知道自己缺乏某一些完满，那我就不是单独存在的是者（请原谅，我要在这里放手使用几个经院里的名词），必定要有另外一个更完满的是者作为我的靠山，作为我所具有的一切的来源。因为，如果我本是单独的、不依靠任何别的东西的，因而凭自己具有了我从那个完满的是者分沾到的那一小份，那么，我能够根据同样理由凭自己具有我自知缺乏的其余一切，成为永恒无限、万占不移、全知全能的是者[ l’être，指起作用者，这里指神。]，具有我能够在神身上看到的一切完满了。因为根据我以上的推理，要想发挥我的本性的全部能力去认识神的本性，就不用做什么别的，只需要把我心里所想到的东西统统拿来，看看具有它们是完满呢，还是不完满。我深信：凡是表明不完满的，在神那里都没有，凡是表明完满的，在神那里都有。于是我看到，怀疑不定、反复无常、忧愁苦闷之类事情，神那里都不可能有，因为连我自己都很乐意摆脱它们的。除此以外，我还有一些关于可以感觉到的、有形体的东西的观念，因为我尽管假定自己在做梦，看到的、想象到的都是假的，却不能否认我的思想中确实有这些观念。可是，由于我十分清楚地知道我这里理智本性与形体本性是分立的，同时考虑到合成就是依赖的证据，而依赖显然是一种缺点，我就因此断定：由这两种本性合成决不是神那里的一种完满，所以神决非如此；如果世界上有某些形体、某些理智或其 他并非十分完满的东西的话，它们之所以是就应当依靠神的力量，离开了神它们就片刻都维持不下去。
我很想马上就来寻求其他的真理。我拿几何学家们的对象来研究，把它看成一个连续体，一个在长、宽、高三方面无限伸张的空间，可以分成不同的部分，这些部分可以有不同的形状和大小，而且可以用各种方式挪动或移置，因为几何学家就是这样设定的。我浏览了几个最简单的证明，注意到它们之所以被人们公认为十分可靠，只是由于按照我们刚刚说过的那条规则，大家都明确地理解了它们。我也注意到，这些证明里面并没有什么东西使我确信它们的对象是存在着的。因为我很清楚地看出，只要设定一个三角形，它的三只角就必定等于两直角，可是我并没有因此看出什么东西使我确信世界上有三角形。然而，我回头再看我心里的一个完满的是者的观念时，却发现这个观念里已经包含了存在，就像三角形的观念包含着它的三只角等于两直角、球形的观念包含着球面任何一点都与球心等距离一样，甚至于还要更明确。由此可见，神这个极完满的是者是或者存在，这个命题至少同几何学上任何一项证明同样可靠。
可是有不少人认为自己很难认识这条真理，甚至很难认识自己的灵魂是什么。这是因为他们鼠目寸光，只看到可以感觉到的东西，养成一种习惯，完全用想象力考虑问题，而想象是一种用于物质性的东西的特殊思想方式，所以凡是不能想象的事情他们就觉得无法理解。这种倾向，在经院哲学家信奉的一条格言里表现得相当明显，他们说：理智[ l’entondoment（拉丁文作Inteltectus），指理解力，即知性。]中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曾在感官中。实际上，神的观念和灵魂观念在感官中是根本没有的。我觉得，那些人要想用想象来理解这两个观念，实在无异于要用眼睛来听声音、闻气味；只是还有这样一点区别：视觉同嗅觉或听觉一样使我们相信它的对象是真的，然而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感官如果没有理智参与其事，并不能使我们相信任何东西。
最后可能还有些人听了我说的这番话之后对神和灵魂的存在仍然不很信服。我很愿意告诉他们：有许多别的事情他们也许认为十分确实，例如我有一个身体、天上有一些星星、有一个地球之类，其实全都不甚可靠；因为尽管我们对这类事情有一种实际行动上的确信，谁要是敢于怀疑它们至少显得很狂妄，可是问题一涉及形而上学上的确实可靠，情形就不一样了：一个人如果注意到，我们睡着的时候也照样可以想象到这类事情，例如梦见自己有另外一个身体、天上有另外一批星星、有另外一个地球之类，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那么，只要他不是神经错乱，就一定会承认我们有充分理由对那类事情不完全相信了。因为梦中的思想常常是生动鲜明的，并不亚于醒时的思想，我们又怎么知道前者是假的、后者不是假的呢？这个问题，高明的人可以尽量钻研，爱怎么研究就怎么研究。我相信，如果不设定神的存在作为前提，是没有办法说出充分理由来消除这个疑团的。因为首先，就连我刚才当作规则提出的那个命题：“凡是我们十分清楚、极其分明地理解的都是真的”, 其所以确实可靠，也只是由于神是或存在，神是一个完满的是者，我们心里的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由此可见，我们的观念或看法，光从清楚分明这一点看，就是实在的、从神那里来的东西，因此就只能是真的。这样看来，如果说我们常常有一些观念包含着虚妄，那就只能是那些混乱模糊的观念，因为它们从不是者[ le néant（拉丁文作nihil），指是者的反面。]分沾了这种成分；也就是说，那些观念在我们心里那样模糊，只是由于我们并不是十分完满的。因为很明显，说虚妄、不完满本身来自神，其不通并不亚于说真理、完满来自不是者。可是，如果不知道自己心里真实的东西是来自一个完满的、无限的是者的，尽管我们的观念清楚分明，我们还是没有理由确信这些观念具有真实这一完满品质的。
我们认识了神和灵魂、从而确定了那条规则之后，就很容易明白，我们睡着时想象出来的那些梦想，决不能使我们怀疑自己醒时的思想不真。因为即使在睡着的时候也可以出现非常清楚的观念，例如几何学家就可以在梦中发现新的证明，人尽管在做梦，观念并不因此就不是真的；我们梦中最常犯的错误是用外部感官的那种方式表现各式各样的对象，这也不坏，可以引起我们对感性观念的真实性发生怀疑，因为这类观念在我们醒时也常常欺骗我们，例如黄疽病人就觉得什么都是黄的，距离很远的星星或其他形体在我们眼里就显得比实际上小得多。总之，不管醒时睡时，我们都只能听信自己理性提供的明证。请注意我说的是理性，并不是想象，也不是感官。例如，我们虽然十一分清楚地看见太阳，却不能因此断定太阳就像我们看见的那么大；我们可以非常分明地想象到狮子脑袋接在羊身子上，却不能就此推出世界上真有一个四不像[ 希腊神话中想像的怪兽，名叫chimère，狮头、羊身、龙尾、吐火。]。因为理性并没有向我们发出指示，说我们这样看到或想象到的就是真相。可是它却明白地指示我们：我们的一切观念或看法都应当有点真实的基础，因为神是十分完满、十分真实的，决不可能把毫无真实性的观念放到我们心里来。然而在睡着的时候，我们的想象虽然有时跟醒时一样生动鲜明，甚至更加鲜明，我们的推理却决没有醒时那么明确，那么完备，所以理性又指示我们：我们的思想不可能全都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并不是十分完满的；真实的思想一定要到醒时的思想里去找，不能到梦里去找。
第五部分
我从上面那些基本原理推出了整整一系列其他的真理，很乐意在这里从头到尾说给大家听听。可是要这样做现在就需要谈许多问题，那些问题学者们还在争论，我又不想跟他们纠缠，所以我想最好还是不那么做，只是大致说一说那些真理是怎么一回事，让高明的人看看有没有必要给大家细讲。我一直坚持自己已经下定的那个决心，除了刚才用来证明神和灵魂存在的那一条原理以外决不设定任何原理，任何一种看法，只要我觉得它清楚可靠的程度比不上几何学家已往的证明，就决不把它当作真的接受；可是我敢大胆地说，我不仅找到窍门在很短的时间内满意地弄清了哲学上经常讨论的一切主要难题，而且摸出了若干规律，它们是由神牢牢地树立在自然界的，神又把它们的概念深深地印在我们的灵魂里面。所以我们经过充分反省之后就会毫不犹疑地相信，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不严格遵守这些规律。我再进一步观察，看到这些规律是联成一气的，因此我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许多非常有用、非常重要的真理，胜过我从前学过的一切，甚至超过我从前希望学到的一切。
我写过一部论著[ 书名《论世界，或论光》，作者生前没有发表，1664年才由Clerselier编辑出版，现在编人Paul和Tannery编的《笛卡尔集》第十一卷中。这部书的主要论点是发挥哥白尼的地球运动说。]，试图说明这些真理的主要部分，由于某种顾虑[ 当时的罗马教会镇压主张地球运动的人，1600年烧死了布鲁诺，1633年又将伽利略逮捕。作者害怕自己因发表这一学说而遭迫害。]，没有把它发表；大家不知道那部书讲的是什么内容，所以我只好在这里给它作一个内容提要。那部书的论述对象是各种物质性的东西的本性。我在动手写它之前，曾经打算把这一方面我认为知道的东西统统写进去。然而，画家是不能在一个平面上把立体的各方面同等地表现出来的，只有从其中选择一个主要方面正对着光线，把其他的方面都放在背阴处，使人们看正面的时候可以附带看到侧面。同样情形，我的论述里也无法包罗我的全部思想，所以我只用较大的篇幅表达我对光的理解，然后附带讲一讲太阳和恒星，因为光几乎全部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再讲一讲天宇，因为它是传导光的；再讲一讲行星、彗星和地球，因为它们是反射光的；再专门讲一讲地球上的各种物体，因为它们有的是有色的，有的是透明的，有的是发光的；最后讲一讲人，因为他是这些东西的观察者。为了把这一切往背阴的那边挪挪，以便比较自由地说出我自己的判断，而不必对学者们所接受的看法表示赞成或反对，我甚至于决定抛开我们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假定现在神在想象的空间里某个地方创造出一团物质，足够构成这个世界，再把这团物质的各部分乱七八糟地搅和在一起，混淆得跟诗人所能设想的一样，然后不再做别的事情，只是向自然界提供通常的协助[ 经院哲学认为神创造了世界之后就给予它两种协助，一种是“通常的协助”，即让自然界遵照神所创立的规律活动，以维持世界不返回创世前的乌有状态，保持不灭；另一种是“非常的协助”，即以奇迹代替自然规律，干预自然进程。笛卡尔在这里是借用经院哲学的说法为他自己的学说服务。]，让它遵照他所建立的规律活动，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我就首先描述这个物质，力求说明：除了刚才说过的神和灵魂的本性以外，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在我看来都没有物质的本性那样清楚，那样容易了解。因为我甚至明确地设定：物质里并没有经院学者们所争论那些“形式”或“性质”，[ 经院哲学用所谓“本体的形式”、“实在的性质”来说明形体的活动，笛卡尔以为无此必要，用物质的伸张和运动就能说明。]其中的一切都是我们的灵魂本来就认识的，谁也不能假装不知道。然后我就说明有哪些自然规律，我并不依靠任何别的原理，只是根据神的无限完满进行推理，力求对那些可以置疑的规律作出证明，说明它们的确是自然规律，即便神创造了许多世界，也没有一个世界不遵守它们。接着我又证明，这团混沌中的绝大部分物质必定按照这些规律以一定的方式自行安排调整，形成与我们的天宇相似的东西，它的某些部分则构成一个地球、若干行星和彗星，另一些部分则构成一个太阳、若干恒星。在这个地方我进而讨论光这个主题，用很大的篇幅说明光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必定在太阳和恒星里出现，又从那里出发在一瞬间穿过天宇中的广大空间，并且从行星和彗星上向地球反射。我又作了许多补充，说明那些天宇和星球的质地、位置、运动和各种性质，我想说了这些就足可以表明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天宇和星球也应当跟我所描述的那个世界上的一模一样，至少可以一样。往下我就特别讲一讲地球，具体地说明：虽然我已经明确设定神并没有把重量放进构成地球的物质，地球上的各部分仍然丝毫不差地引向地心；地面上既然有水和空气，那么，天宇和星辰的构造，主要是月球的构造，就不能不在那里引起潮汐，在各方面都跟我们在海里见到的一样，此外还引起一种洋流和气流，从东到西，跟我们在热带地方见到的一样；何以山脉、海洋、泉水、河流能在地球上自然形成，矿物能在那里的矿山上产生，植物能在那里的原野上长出，各式各样的所谓混合物或组合物能在那里造成。由于我发现除了星球之外世界上只有火产生光，所以我撇开其他现象专门下工夫详细说明那些与火有关的事情，指出火是怎么产生的，怎么维持的，何以有时候有热无光，有时候有光无热；它何以能够在不同的物体上引出不同的颜色以及不同的其他性质；它何以把某些东西烧化，把另一些东西烧硬；它何以能烧掉几乎所有的东西，把它们烧成灰和烟；以及它如何能单凭猛烧把那些灰烬烧成玻璃。这种从灰烬到玻璃的转化我觉得跟自然界发生的其他各种转化一样奇妙，所以我特别乐意描述它。
尽管这样，我还不想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世界就是照我说的那种方式创造出来的，因为也很可能神当初一下就把它弄成了定型。可是确确实实，神学家们也一致公认，神现在保持世界的行动就是他当初创造世界的那个行动。既然如此，即便神当初给予世界的形式只是混沌一团，只要神建立了自然规律，向世界提供协助，使它照常活动，我们还是满可以相信：单凭这一点，各种纯粹物质性的东西是能够逐渐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的，这跟创世奇迹并不冲突；而且，把它们看成以这种方式逐渐形成，要比看成一次定型更容易掌握它们的本性。
描述了无生命的物体和植物之后，我就进而描述动物，特别是人。[ 指作者所写的《论人以及胚胎的形成》。]可是我这方面的知识不够，不能用上面那种格式来讲，也就是说，不能用原因来证明结果，说不出自然界是用什么种子、以什么方式产生出这类东西的。所以我姑且假定神造了一个人的身体[ 即作为人的身体的形体。]，不论在肢体的外形上，还是在器官的内部构造上，都跟我们每个人的完全一样，采用的材料就是我所描述的那种物质，一开头并没有放进一个理性灵魂，也没有放进什么别的东西代替生长灵魂或感觉灵魂[ 把灵魂分为理性灵魂和生长灵魂（即感觉灵魂）是亚里士多德的分法，也为经院哲学所采纳，笛卡尔在这里采用了经院中的名词。]，只不过在他的心脏里点了一把上面说过的那种无光之火；这种火的本性，我想同那些使湿草堆发热、使葡萄酿成新酒的火是一样的。因为点着那把火之后那个身体里就可以产生各种机能。我仔细检查，发现只要我们不思想，因而不触动灵魂这个与形体分立的部分（上面已经说过，灵魂的本性只是思想），我们身上所能产生的也就恰恰是那些机能，这一方面可以说无理性的动物跟我们是一样的，可是我却不能因此在那个身体里找到什么依靠思想的、纯粹属于我们的机能；后来我假定神创造了一个理性灵魂，用我描述的那种特定的方式把它结合到那个身体上，我就在其中发现这类机能了。
为了使大家明白我在那部书里是怎样讨论这个问题的，我要在这里说明一下心脏和动脉的运动，因为这是动物身上可以观察到的最基本、最一般的运动，知道了它就很容易知道对其他各种运动应当怎样看。为了使大家比较容易了解我的说明，我要请不熟悉解剖的人费点力气，在读我的说明之前先切开一个有肺大动物的心脏放在面前（因为它的各部分都很像人的心脏），看看其中的两个心舍或心腔[ 旧解剖学名词，指今天所谓心房和心室合在一起。]：先看右边的一个，有两根粗管子连在上面，一根是腔静脉[ 即大静脉。]，这是主要的贮血器，好像树干，体内其他静脉都是它的分支；另一根是动静脉[ vena arterioa，今名arteria pulmonalis（肺静脉）。]，这个名字取得不好，因为他实际上是一根动脉，以心脏为出发点，然后形成许多分支，布满两肺。再看左边一个心腔，也同样有两根管子连着，跟上面说的两根同样粗，或者更粗，一根是静动脉[ arteria venosa，今名vena pulmonalis（肺动脉）。]，这个名字也取得不好，因为它只是一根静脉，来自两肺，在肺里有许多分支，跟动静脉的分支交织在一起，又跟气管的分支交织在一起，空气是通过气管吸进来的；另外一根管子是大动脉，从心脏通出去，把分支通到全身各处。我还要请大家看一看十一片小皮膜，好像十一座小门，管着这两个心腔上四个口子的启闭：三片在腔静脉的人口，装配得完全不妨碍其中的血液流人右腔，却正好使血液不能从心脏往外流；三片在动静脉的人口，装配得正好相反，只容许右腔里的血液流到肺里，不容许肺里的血液往回流；另外两片在静动脉的人口，许可血液从肺里往左腔流，不许它往回倒；还有三片在大动脉的人口，容许血液从心脏流出，不许它往心脏回流。这些皮膜的数目也很自然，用不着再找什么别的理由来解释，因为静动脉位置特殊，口子是椭圆的，两片就能闭拢。另外三个口子是圆的，要有三片才能闭拢。此外我还要请大家注意，大动脉和动静脉的组织要比静动脉和腔静脉坚硬得多、结实得多，静动脉和腔静脉进入心脏前扩大成两个囊形，称为心耳，是跟心脏一样的肌肉构成的；心脏里的温度总是高于身体的任何部分；这种温度可以使流入心脏的血滴立刻膨胀扩张，就像我们把各种液体滴人高温容器时通常见到的那样。
注意到这几点之后，我就用不着说出什么别的理由来解释心脏的运动了。要知道，那两个心腔没有充满血液的时候，血液必然要从腔静脉流人右腔，从静动脉流入左腔，因为这两条血管是经常充满血液的，这时它们朝心脏开的口子又闭不住；可是一流进两滴血，一个心腔一滴，由于进口开得很大，后面的血管又充满血液，血滴必然很大，遇到高温就立刻变稀膨胀，这样一来，就把整个心脏撑大，把那两条血管入口上的五扇小门推得闭拢，堵死了来路，心脏里的血液就不再增多；这两滴血继续稀化，越变越稀，就把另外两条血管口上的六扇小门推开，打通了去路，这样一来，就几乎在撑大心脏的同时把动静脉和大动脉的一切分支全都撑大了；然后心脏就立刻收缩，这两条动脉也跟着收缩，因为流进来的血液在那里冷却了，于是那里的六扇小门重新闭拢，腔静脉和静动脉上的五扇小门重新打开，放进另外两滴血，这两滴血又把心脏和动脉撑大，跟前两滴完全一样；由于流人心脏的血液先经过那两个称为心耳的囊，所以心耳的运动是与心脏的运动正好相反的，心脏舒张的时候心耳就收缩。由于有一些人不明白数学证明的力量，不善于判别真正的推理和似是而非的推理，很可能不作调查研究就贸然否定以上的说法，我愿意提醒他们：我刚才说明的心脏运动，是由那种可以用眼睛在心脏里看到的器官结构必然引起的，是由那种可以用手指在心脏里摸到的温度必然引起的，是由那种可以凭经验认识到的血液本性必然引起的，正如时钟的运动是由钟摆和齿轮的力量、位置、形状必然引起的一样。
如果有人问：静脉里的血液既然继续不断地流人心脏，怎么不会流干？既然血液通过心脏都流进了动脉，动脉怎么不会灌满？我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无非就是一位英国医生[ 指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 1578-1657)，他根据实验发现人并不只是革囊盛血，而是血液通过心脏不断循环的。]已经写过的那些。他应当受到表扬，因为他在这方面打破了闷葫芦，第一个告诉我们：在动脉的末梢上有许多细微的通道，经过这些通道，从心脏流来的血液就进入静脉的毛细分支，再重新流向心脏，它的行程只是一个永远不停的循环。所以说，他用外科医生的通常经验作了非常充分的证明：外科医生切开臂部静脉放血的时候，如果在切口上方把手臂不松不紧地捆住，血液就出得比不捆多；如果捆在切口下方靠手一边，或者在上方捆得太紧，情况就完全相反。因为很明显，在上方不紧不松地捆住可以阻止手臂里已有的血液通过静脉回到心脏，并不妨碍血液通过动脉不断地从心脏回到手臂，这是因为动脉的位置在静脉底下，管壁又比较硬，不容易压扁，从心脏向手臂流的动脉血力量又大于从手臂流回心脏的静脉血；这血既然通过一根静脉上的切口从手臂里往外流，那就必定有一些通道位于捆扎处的下方，也就是说，靠近手臂的末端，血液可以从动脉通过那些通道来到切口。他还对他的血液流程学说作了一个非常充分的说明，根据是：有好些细小的皮膜沿着静脉装配在不同的地点，使静脉中的血液不能从身体的中枢往末端流，只能从末端流回心脏；此外还有一个实验表明，身体里的全部血液，只要切开一根动脉，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流光，虽然这根动脉是在离心脏很近处紧紧结扎住的，切口在心脏与结扎点之间，使我们不至于想象到流出的血液是从别处来的。
可是还有许多别的情况证明，血液运动的真正原因是我所说的那一种。首先，我们看到静脉血与动脉血有差别，这只能是由于血液经过心脏变稀了，可以说汽化了，它刚流出心脏不久、处在动脉里的时候，与它进入心脏以前不久、处在静脉里的时候相比，要更精细、更活跃、更热；而且，如果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这种差别只是在靠近心脏的地方表现得很显著，在离开心脏很远的地方就不那么显著了。其次，动静脉和大动脉的管壁很硬，这就充分表明，血液对这两条血管的冲击要比对静脉的冲击更有力；心脏左腔和大动脉之所以比右腔和静动脉宽大，只是由于静动脉里的血液通过心脏后仅仅在肺里待过，要比刚从腔静脉里的血液更精细，稀化得更厉害、更迅速。医生之所以能够切脉诊断，只是由于他知道，血液的性质改变了，心脏温度使血液稀化的强度和速度就会发生变化。如果我们研究心脏的温度是怎样传到其他肢体上去的，那就必须承认这是凭借血液，血液经过心脏变热，再从那里带着温度流到全身；因此，如果把身体上某个部分的血弄掉，那个部分也就变凉了；心脏尽管烫得像一块烧红的铁，如果不把新的血液不断输送到手脚上去，还是不足以使手脚变热的。我们又由此认识到，呼吸的真正用途就在于往肺里运送足够的新鲜空气，血液在心脏里已经稀化成为蒸汽，从右腔进人两肺，遇到空气就浓缩起来，重新变成血液，然后回到左腔，这样才能给那里的火当燃料。[ 笛卡尔的时代还不知道燃烧是由于氧化，这要等到他以后的拉瓦锡(Lavoisier, 1743-1794)才发现。]这是很可靠的，因为我们看到，没有肺的动物心脏就只有一个腔；胎儿在母腹中不能用肺，腔静脉的血液就通过一个口子流入左心腔，又从动静脉通过一根管子流人大动脉，并不经过肺。此外，消化之所以能在胃里进行，只是由于心脏通过动脉把温度输送到胃里，同时还送去一些流动性较大的血液分子，帮助分解吃进的肉食。如果考虑到血液反复经过心脏化为蒸汽每天大约不下一二百次，那就很容易了解那种使肉食浆汁转化为血液的作用了。我们也不用举出什么别的情况来说明营养是怎么一回事，各种不同的体液是怎样产生的，只需要说：血液稀化时带着一股力量，从心脏向动脉的末梢推进，在达到各个器官的时候，血液中的某些分子就在那里停留下来，把器官中的一些分子赶跑，取而代之；由于遇到的孔隙位置不同、形状不同、大小不同，所以有一些血液分子钻得进，有一些钻不进去，就像一些型号不同的筛子，打着各式各样的眼，可以把不同种类的谷粒分开一样。最后是这一切中间最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即元气[ les esprits animaux，直译可作“生命的精髓”，是经院哲学的一种虚构。笛卡尔借用这个名词表示一种血液的精华，是物质性的，但这个设想也从未得到证实。这个名词我国旧译为“动物精神”，是误以为esprit指精神，其实这个字的拉丁文原形spiritus是指物质性的风或酒精之类。]的产生：元气好像一股非常精细的风，更像一团非常纯净、非常活跃的火，不断地、大量地从心脏向大脑上升，从大脑通过神经钻进肌肉，使一切肢体运动；这就用不着再设想什么别的原因来说明，为什么那些最灵活、最敏锐的血液分子最适宜于构成元气，只往大脑里钻，不往别处去，这只是因为从心脏输送它们到大脑去的动脉是最直的，只是因为按照机械学的规律（自然界的规律也是一样），如果有好多东西同时往一处挤，那里又没有足够的地方把它们都容下（那些血液分子从左心腔往大脑挤的情况就是这样），有力的就必定把软弱的、不灵活的挤到一边，独占鳌头。
我在曾经打算发表的那部论著里对这一切作了相当详细的说明。接着我又在那部书里指出：人身上的神经和肌肉一定要构造成什么样子，其中的元气才能够使肢体运动，就像我们见到的那样，脑袋砍下之后不久，尽管已经不是活的，还在动来动去，乱啃地皮；大脑里一定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才能使人清醒、睡眠和做梦；光亮、声音、香气、滋味、温度以及属于外界对象的性质，怎样能够通过感官在大脑里印上各种不同的观念；饥渴等等内心感受又怎样能够把它们的观念送进大脑；通觉[ sens commun（拉丁文作sensus communis），经院哲学用语，指一种感性的综合官能，或感性意识。不可误解为“常识”。]怎样接纳这些观念，记忆怎样保存这些观念，幻想怎样能够把这些观念改头换面、张冠李戴拼凑成新的观念，并且用这样的办法把元气布置在肌肉里，使这个身体上的肢体做出各式各样的动作，既有关于感官对象方面的，也有关于内心感受方面的，就像我们的肢体那样，没有意志指挥也能动作。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我们知道人的技巧可以做出各式各样的自动机，即自己动作的机器，用的只是几个零件，与动物身上的大量骨骼、肌肉、神经、动脉、静脉等等相比，实在很少很少，所以我们把这个身体看成一台神造的机器，[ 可以参考同代人拉美特利(1709 -1751)在《人是机器》 中说法。]安排得十分巧妙，做出的动作十分惊人，人所能发明的任何机器都不能与它相比。讲到了这里，我又特意停下来指出：如果有那么一些机器，其部件的外形跟猴子或某种无理性动物一模一样，我们是根本无法知道它们的本性与这些动物有什么不同的；可是如果有一些机器跟我们的身体一模一样，并且尽可能不走样地模仿着我们的动作，我们还是有两条非常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判明它们并不因此就是真正的人。第一条是：它们决不能像我们这样使用语言，或者使用其他由语言构成的讯号，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思想。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台机器，构造得能够吐出几个字来，甚至能够吐出某些字来回答我们扳动它的某些部件的身体动作，例如在某处一按它就说出我们要它说的要求，在另一处一按它就喊痛之类，可是它决不能把这些字排成别的样式适当地回答人家向它说的意思，而这是最愚蠢的人都能办到的。第二条是：那些机器虽然可以做许多事情，做得跟我们每个人一样好，甚至更好，却决不能做别的事情。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它们的活动所依靠的并不是认识，而只是它们的部件结构；因为理性是万能的工具，可以用于一切场合，那些部件则不然，一种特殊结构只能做一种特殊动作。由此可见，一台机器实际上决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部件使它在生活上的各种场合全都应付裕如，跟我们依靠理性行事一样。而且，依靠这两条标准我们还可以认识人跟禽兽的区别。因为我们不能不密切注意到：人不管多么鲁钝、多么愚笨，连白痴也不例外，总能把不同的字眼排在一起编成一些话，用来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思想；可是其他的动物相反，不管多么完满，多么得天独厚，全都不能这样做。这并不是由于它们缺少器官，因为我们知道，八哥和鹦鹉都能像我们这样吐字，却不能像我们这样说话，也就是说，不能证明它们说的是心里的意思；可是先天聋哑的人则不然，他们缺少跟别人说话的器官，在这一点上跟禽兽一样，甚至不如禽兽，却总是自己创造出一些手势把心里的意思传达给那些跟他们常在一起并且有空学习他们这种语言的人。这就证明禽兽并非只是理性不如人，而是根本没有理性，因为学会说话是用不着多少理性的；我们虽然看到那些同种的动物也跟人一样彼此能力不齐，有比较容易训练的，有比较笨的，可是最完满的猴子或鹦鹉在学话方面却比不上最笨的小孩，连精神失常的小孩都比不上；如果不是动物的灵魂在本性上跟我们完全不同，这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决不能把语言与表现感情的自然动作混为一谈，那些动作动物是可以模仿的，机器也同样可以模仿；我们也不能像某些古人那样，认为禽兽也有语言，只是我们听不懂。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禽兽既然有许多器官跟我们相似，它们就能够向我们表达思想，如同向它们的同类表达一样了。还有一件事非常值得注意，这就是：虽然有许多动物在它们的某些活动上表现得比我们灵巧，可是我们看到，尽管如此，这些动物在许多别的事情上却并不灵巧：它们做得比我们好并不证明它们有心思；因为它们假如有就会比我们任何人都强，就会在一切其他事情上做得都好；可是它们并没有心思，是它们身上器官装配的本性起的作用：正如我们看到一架时钟由齿轮和发条组成，就能指示钟点、衡量时间，做得比我们这些非常审慎的人还要准确。
这以后我还描述了理性灵魂，表明它决不能来自物质的力量，跟我所说的其他事情一样，正好相反，它显然应当是神创造出来的；我们不能光说它住在人的身体里面，就像舵手住在船上似的，否则就不能使身体上的肢体运动，那是不够的，它必须更加紧密地与身体联成一气，才能在运动以外还有同我们一样的感情和欲望，这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然后，我在这里对灵魂问题稍微多谈几句，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要知道，无神论的错误我在上面大概已经驳斥得差不多了，可是此外还有一种错误，最能使不坚定的人离开道德正路，就是以为禽兽的灵魂跟我们的灵魂本性相同，因而以为我们跟苍蝇、蚂蚁一样，对身后的事情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也没有什么可希望的；反过来，知道我们的灵魂跟禽兽的灵魂大不相同，也就更加明白地了解，为什么我们的灵魂具有一种完全不依赖身体的本性，因而决不会与身体同死；然后，既然看不到什么别的原因使它毁灭，也就很自然地由此得出结论，断定它是不会死的了。
第六部分
三年前我写完了那部包含这些内容的论著，刚刚着手修改、准备付印的时候，听说有一些权威人士对某某人新近发表的一种物理学见解[ 指伽利略的地球运行说。]进行了谴责。那些人士是我非常重视的，他们的权威对我的行为有很大影响，正如我自己的理性对我的思想起支配作用一样。至于那种见解，虽说我自己不一定主张它，可是确确实实，在他们提出谴责之前，我并没有在其中看出什么问题，认为危害宗教、危害国家。因此，如果理性认为可以接受，我是不会拒绝把它写在书里的。这件事使我感到惶恐，因为在我的见解当中也同样可以找出某一点是我弄错了的，虽然我一贯小心谨慎。任何新的看法，只要我没有得到非常可靠的证明，总是不予置信，任何意见，只要有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