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确是如此，你就不应当如此着重强调分析法胜于学术心理学的优势。"
你所说的确实很有道理。梦的解析的确对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假如我的话说得有点强词夺理，那也只是我的一种自卫方法。
倘若我想到有些分析者给释梦工作造成的损害，我也许就会失去信心，耳边就会回响起我们最伟大的讽刺家内斯特罗伊的悲观言论--他曾说 过，我们向前迈出的每一步，起初看来都像是一大步，其实仅仅是半步而已①。然而，你是否发现过这样的现象，人们总喜欢混淆和歪曲自己已获得的东西？
其实，借助于一点点预见能力和自我克制，释梦的大多数危险都能毫无疑问地得到避免。
不过想必你也会承认，要是我们一味地听任自己在这样的枝节问题上争论下去，我就永远没法开始阐述我的论点。
"不错。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是要告诉我这门新的心理学的基本原理。"
这并不是我首先要讲的。
我的目的是要让你听一听，我们在精神分析研究过程中对精神器官的结构了解到了哪些情况。
"你所说的'精神器官'是什么？它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
关于什么是精神器官的问题很快就能搞清楚，但是我不得不请求你不要问它是由什么材料构成的。这不是一个心理学所感兴趣的问题。心理学对这个问题的冷漠就像光学对于望远镜的镜筒是由金属还是用纸板做成的问题一样。我们将把这种精神器官的构成材料问题完全撇开一边，不过空间问题不能撇开。因为我们把这种为心理活动服务的未知的器官描绘成确实像某种器械一样是由几个部件构成的（我们称之为"媒介"），每一个部件发挥一种特定的功能，并且互相保持着一种固定的空间关系。实际上，我们所说的空间关系--"前面"和"后面","表层"和"深层"--首先仅仅意味着一种
①内斯特罗伊（JohannNestroy,1801-1862年），维也纳着名的喜剧作家。--译者注。
固定序列的功能的表现形式。我已经讲得够明白了吗？
"还不太明白。也许我到后来会明白的。不过，归根到底，你所讲的其实是一门奇怪的心灵解剖学--这对于科学家说来毕竟是再也不存在的东西了。"
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这是一个假说，就像科学中的其他许许多多假说一样：最初的东西总是相当粗糙的。
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一下"有待修正"这个说法。
在我看来，我没有必要在此诉诸"仿佛"这个已为人广泛使用的词儿。
这样一种"虚构"（如哲学家费英格①所说的）的价值取决于我们借助于此所能获得的成绩大小。
不过我们还是接着说下去吧。
只要立足于日常的知识，我们就会发现人有一种精神组织，存在于他们的感官刺激及其对肉体需要的感知与他们的运动行为之间，并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而在这两方之间进行调解。
我们称这一组织为"自我".
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我们每一个人不必成为哲学家就可以提出这一设想，有些人甚至尽管是哲学家也能提出这一设想。
但是在我们看来，提出这一设想并不等于对精神器官进行了透彻无遗的描绘。
除了这个"自我"以外，我们还发现了另一个精神区域，比这个"自我"更为广泛，更为有力，更为模糊，我们称此为"本我".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必须予以直接注视的。
①费英格（HansVaihinger,1852-1933年），德国哲学家，其哲学体系在一九一一年出版的《仿佛哲学》中得到全面阐述。该书英译本于一九二四年问世，译者查。凯。奥格登（C.K.Ogden）这部论着在德语国家影响颇大，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你很可能会反对我们选用这样简单的代词来描绘这两个心理媒介或区域。并不是以朗朗上口的希腊词来给它们命名的。
然而在精神分析中。我们不愿脱离通俗的思维方式，我们所希望的是使这些概念在科学上具有实用价值，而不是让人们拒绝它们。这样做并无好处，我们是被迫采用这个方法的。
因为我们的理论必须被我们的患者理解，而我们的患者虽然常常是十分聪明的，但并不总是有学识的。那个非人称代词"它"是与平常人所使用的某些表达形式直接相联的。
"我忽然感到，"人们说，"当时我的心里有一种比我自己更强的东西。"
在心理学中我们只能借助于比喻来进行描绘。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
但是我们不得不时常变换这些比喻，因为没有一个比喻能够维持足够长的时间。正因为如此，为了搞清自我与本我之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要求你把自我想象成本我的一种门面，就像是本我的一种外表层。
我们可以抓住这最后一个比喻。
我们知道，外表层的特性应归于其紧靠着的外部媒介的限制性影响。
这样，我们便可以假定，自我就是那种精神器官（本我）的表层，它受到外部世界（现实）的影响的限制。由此你可以看出我们在精神分析中是如何采用空间的方式来认真看待事物的。
在我们看来，自我确实是一种表面的东西，而本我却是更深层的--当然是从外部观察。
自我存在于现实与本我之间，而本我是真正属于精神领域的。
"我暂且不想问这一切都是如何了解到的。
但是请你先告诉我，你从自我与本我的这一区分中究竟获得了什么？
又是什么东西导致你作出这一区分的？"
你的问题使我看到了我应该如何讲下去。
看来，了解自我与本我在许多方面的区别，是一件重要而有价值的事。
自我与本我中支配精神活动过程的规律不同；自我追求几个不同的目的，并且采用别的方法。
要说清这方面的问题需要费很大功夫。
不过，也许你会满足于一个新的比喻和实例。
请考虑一下战争期间"前线"与"后方"的区别。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因为前线与后方在某些方面有所区别而感到惊奇，例如有些事在后方是允许的，但是在前线却遭到禁止。
决定性的因素当然是与敌人的距离远近，所以在精神生活中决定性的因素是外部世界的距离远近。有时，所谓"外部"、"陌生"和"敌对"等概念是完全一致的。现在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在本我中不存在冲突；所有的矛盾和对立都互不相干地并存着，而且常常由于形成折衷而得到调和。
在类似的情况中，自我会感到一种必须解决的冲突，而解决的办法就是为了保全一种冲动而放弃另一种冲动。
自我是一种以显着的综合、统一趋向为特征的组织。本我中缺乏这一特征；我们也许可以说它是"四分五裂的";它的不同冲动都互不相干地各自追求自己的目的。
"那么，假如这一种'后方'的精神区域果然存在的话，你该怎么解释它在精神分析问世前一直被忽视这一事实呢？"
这个问题又把我们带回到你在前面提过的一个问题上去了。心理学由于坚持一个似乎很可能得到证实但实际上站不住脚的假说而堵住了自己进入本我领域的道路。这个假说就是：所有的精神活动者是能被我们意识到的--意识是衡量精神活动的标准，如果我们的大脑中有什么意识不到的活动，它们便不配被称作精神活动，因而也不是心理学所关心的内容。
"可是在我看来，这显而易见是正确的。"
不错，心理学家们也正是这么认为的。然而，我们很容易证实这是一个错误的假说--也就是说，是一个很不实际的区分。
即便是漫不经心的自我观察也能表明：有些念头在进入我们的大脑之前必然有一个预备的过程，但是我们丝毫体验不到这种思想的前奏，虽然这些前奏无疑也具有精神活动的性质。进入我们意识之中的无非是现成的产品。偶尔你也可以通过沉思（retrospect）使这些预备性的思想结构变成有意识的，仿佛是重新构造一样。
"也许是我们的注意力被分散了，所以没能注意到这些思想前奏。"
纯粹的借口！
你并不能以此逃避这样一个事实：你的头脑中经常会产生一些属于精神性质的活动，而且往往是十分复杂的活动，可你的意识却对它们一无所知，你自己也对它们一无所知。
莫非你还打算设想，你的"注意力"的强弱足以把一种非精神的活动转变成一种精神活动吗？
不过，这样争论下去又有什么用呢？已经有催眠实验无可辩驳地向任何愿意了解事实真相的人证实了这样一些无意识思想的存在。
"我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我相信我终于理解你的意思了。
你所说的'自我'是意识的，而你所说的'本我'就是如今人们常常谈论的所谓潜意识的。可是为什么要故弄玄虚地提出这些新的名称呢？"
这并不是故弄玄虚，而是因为其他名称没有用。
请你不要用文学来取代科学。
要是有人谈到潜意识，我就难以分辨他究竟是从位置的角度来使用这个词（指心理中位于意识之下的某个区域），还是从质的角度来使用这个词的（指另一种意识，可以说是一种隐秘的意识）。
谈论的这个人很可能对这两种情况也搞不清楚。
唯一可靠的对比只能是意识与无意识。
不过，要是你认为这个对比与自我和本我之间的区分完全吻合，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当然，如果问题真是如此简单，我们也就高兴了，我们的理论就会畅通无阻地被人接受。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唯一正确的只是，本我中所发生的一切活动都是、并且始终是无意识的，只有自我中的活动可能成为意识的。
但并不是自我中的所有活动都是、或都始终是、或都必然是意识的；事实上自我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活动都可能永远是无意识的。
一种精神活动从无意识变成意识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
我抑制不住地要对你讲一讲我们在这方面的假想--仍然是非常武断地。
你应该还记得，自我是本我的一种外表层。
因此，我们相信这个自我的最表层的地方有一种直接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特殊媒介--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只有通过这一特殊媒介的刺激才会产生我们称作意识的现象。这个器官既可以从外部得到充分的刺激，亦即（在感官的帮助下）接受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也可以从内部得到充分的刺激亦即首先感知到本我中的种种感受，然后他能感知到自我中的各种活动过程。
"这个问题越搞越糊涂，我越来越没法理解了。不管怎么说、你本来邀请我是为了讨论一下外行（=非医生）应该不应该从事分析治疗的问题。
既然如此，你谈论这些无法使我相信已经得到证实的模糊不清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呢？"
我知道我不能使你信服。其实要让你信服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因如此，我的目的也根本不在于此。当我们向我们的学生教授精神分析理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开始我们的教授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多么淡漠。他们吸收这些理论的态度是那么冷淡，正如他们吸收其他抽象概念一样。
他们中少数人也许渴望信服这些理论，但是我们丝毫看不出他们有真正信服迹象。
尽管如此，我们仍要求每一个希望对别人进行分析的人都必须首先自己接受分析。
只有在这种"自我分析"（其实这个名称并不贴切）的过程中，他们才能真正触及分析所要达到的目的，首先使自身--或更确切地说，自己的心灵--受到影响，继而获得后来为别人分析时奉为准则的信念。
现在我们能做到的仅仅是向你这个"公正的人"简略地、因而也是相当费解地叙述这些理论，没法用你自己的体验来证实它们，因此，我怎么能指望让你信服呢？
我这样做有一个不同的目的。现在你我之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本不是分析究竟有理还是无理，其假说究竟正确还是大错特错的问题。
我之所以在你面前展示我们的理论，只是因为这是让你搞清这种分析究竟包含着哪些观念的最好办法。用这样的方法无疑可以阐明外行分析的问题。请不要害怕。既然你已经跟我走到了这一步，最大的难关也就渡过了。
下面所要涉及到的问题对你来说都不那么难理解了。不过请你原谅，我要停下来稍稍歇口气。
三
"我希望你能给我讲讲，怎样才能依据精神分析理论描述神经症原因。"
好，让我试一试吧。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我们的自我和我们的本我。
也就是说，从动力学的角度来研究，亦即着眼于在自我与本我中或在这两者之间起作用的动力。前面我们已经较为满意地对精神器官进行了一番描述。
"我唯一担心的是又会听不明白！"
我希望不会这样。
你很快就会在这个问题中找到门径的。
你不妨先听一听吧。
我们假定，驱使精神器官发挥作用的动力如同主要肉体需求的表现方式一样是在身体器官中产生的。
你一定能想起我们的诗人兼哲学家说过的话："饥饿与爱情（是推动世界的力量）。"
①顺便说一句，这是一对多么令人生畏的力量！
我们把这些促动精神发挥作用的肉体需求称作"内驱力"（本能）--这是一个在许多现代语言中都找不到的确切词语。本我中充满着这些本能，而且简单说来，本我中的一切能量都源于这些本能。
其实自我中的动力也没有别的来源，它们也都源自本我中的这些本能力量。
那么，这些本能究竟需要什么呢？
它们需要满足--也就是说，需要构成一些能够清除这些肉体需求的情境。
只要这种需求的张力减小，我们的意识器官就会感觉愉快，这种张力增大，就会感觉不愉快。在这
①席勒：《世界智者》。
种张力的波动中出现了一系列愉快与不愉快的情感，而整个精神器官便是依据这些情感调节其活动的。在这方面我们常常谈论的是"快乐原则的支配地位".
如果本我的本能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出现无可忍受的局面。
经验很快就告诉我们，这种满足的情境只有在外部世界的帮助下才能构成。
在这种情境产生的时候，本我中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那一部分--即自我--便开始发挥作用。如果说使这个运载工具开动的所有动力都是源自本我的话，那么自我可以说是执行掌握方向盘的任务，否则是到达不了任何目的地的。
本我中的本能总是不惜一切代价急于得到满足，这样它们就会一无所获，甚至会造成较大的损失。因此，自我的任务是要防止发生这样的恶果，在本我的要求与外部世界的对抗之间进行调解。自我是以双向的形式发挥作用的。一方面，它在其感官或意识系统的帮助下观察外部世界，以便抓住有利的时机安然获得满足；另一方面，它又影响本我，制约其"情欲",诱使其本能延迟满足；要是认识到有必要的话，它其实还会改变其目标，或者为了得到某种补偿而放弃这些目标。
就其以这样的方式控制本我的冲动这一点而论，自我可以说是以所谓的"现实原则"取代了快乐原则。在此之前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快乐原则，而现实原则虽然最终也要追求同样的目标，却不得不考虑现实外部世界所提出的条件。后来，自我渐渐了解到，除了我已经描述过的适应（adaptation）外部世界以外，还有另一种获取满足的方法。
它也可能通过改变外部世界的途径进行调停，并且可以在外部世界中有意建立一些使满足可能实现的条件。这种活动于是就成为自我的最高功能--即决定什么时候更利于控制一个人的强烈情感并屈服于现实，什么时候更利于同这些情感成为盟军，向外部世界发起进攻。这样的决定构成了处世本领的整个核心。
"你是说本我总是心甘情愿地听任自我的支配，尽管--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它是力量更强的一方，对吗？"
不错，要是自我能保持其完整的组织和全部的功能，要是它能触及本我的每部分并且对它们施加影响，那么一切都将顺利进行。
因为自我与本我之间并不存在先天的对抗；它们互相依属，而且在健康条件下实际上是无法分别的。
"这听起来还是挺美满的；只是我看不出在这样一种理想的关系中怎么可能存在病态紊乱的余地。"
你说得对。只要自我及其与本我的关系能够达到这种理想的条件，自然就不会出现神经症紊乱。
这种疾病的突发是难以预料的，尽管任何一个熟悉普通病理学的人都清楚地懂得这样一条原理：疾病或机能失调的种籽恰恰存在于最重要的发展和演变之中。
"你又说得太深奥了。我没法理解你的话。"
我不得不再回过来说几句。
一个小小的生命有机体，同实际上充满破坏力的异常强大的外部世界相比，实在是一个可怜的、毫无力量的东西，难道不是吗？一个尚未形成完整的自我组织的原始有机体对这些"创伤"是无能为力的。
它靠着"盲目地"满足其本能愿望而生存，到头来常常是遭到灭亡。不管怎么说，自我的演变至少是向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迈进了一步。
不用说，遭到毁灭的东西总不会带来什么好的结果；不过如果我们幸运地逃脱了这种创伤，我们就会注意到产生类似情境的途径，并且能通过简略地重复我们已经感受到的关于创伤的印象--即通过一种焦虑情感--来预示再次遭受创伤的危险。
这时，这种对于危险感的反应便会引起一种逃遁的企图，这种逃遁可以起到挽救生命的作用，直到我们最终长大成人，具有足够的力量以更为主动的--甚至可能是侵犯性的--方式去对付外部世界的危险。
"这一切都还不是你答应要对我讲的。"
你没有意识到我离实践我的诺言已经非常近了。甚至在后来形成健全的自我组织的有机体中，其自我在童年时期也是颇为脆弱的，并且几乎没有从本我中演变出来。
你不妨想象一下，要是这个毫无力量的自我感受到某个来自本我的本能要求，立刻想要抵制它（因为自我感觉到，满足这个要求是危险的，会引起某种创伤性的情境，或者会导致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但是又无法支配它（因为自我还不具备足够的力量去支配它），结果又会如何呢？
要是出现这样的情况，自我就会把这种本能危险当作一种外来的危险来对待；它就会首先收回它通常对本能冲动所作的一切贡献，然后试图逃遁，逃离这一部分本我，让它去听天由命。正如我们所说的，自我使这些本能冲动形成一种压抑作用，这一作用暂时具有防止危险的效果；但是我们不能心安理得地把内在的东西与外在的东西混淆起来。一个人不可能逃离自己。在压抑过程中自我遵循的是快乐原则，并往往习惯于对这一原则进行纠正，因此它必定也要遭到对方的报复，蒙受其伤害。
其结果便是自我永远不停地缩小自己的影响范围。本能冲动一旦被压抑，就会孤立起来，一切听任自己，不可触及，也不可影响。它完全自行其事。一般说来，甚至到后来自我变得更强健时，它仍不能消除压抑；其综合会受到破坏，本我的一部分将始终是自我不能进入的禁区。
而且被孤立起来的本能冲动也并不总是闲着；它知道如何弥补被剥夺正常满足的缺憾；它会产生出取代自己的精神衍生物；或者会把自己同其它精神活动--这些活动是它也以同样方式凭借自己的影响从自我中抢过来的--联系起来；最后，它还会以一种扭曲得无法辩认的替代物形式强行闯入自我，闯入意识，产生出我们所说的症状。
这样看来，神经症的本质也就一下子清楚了：一方面是自我在其综合过程中遭到了阻抑，对本我的某些部分毫无影响力，必须摒弃自己的某些活动，以便防止同已被压抑的东西发生新的冲突，并且在大都属于徒劳的抵制症状--即被压抑的冲动的衍生物--的防御行为中耗尽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在本我中个别的本能已经取得独立地位，不顾一个人的整体利益一味追求自己的目标，因而只遵从在本我深处起支配作用的原始心理学的法则。我们只要考察--整个局面便可以得出有关神经症起因的一个简单的公式：自我试图以适当的方式抑制本我的某些部分，结果遭到失败，于是本我进行了报复。
由此可见，神经症是自我与本我之间发生冲突的结果--细致的调查表明，自我为了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其与现实外部世界的适应关系，往往会向本我发起袭击。
真正的分歧在于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这是因为，自我要忠于自己的内在本性，便同外部世界站在一边，以致同本我发生了冲突。但是请你注意，产生出致病的决定因素，并不是这种冲突本身-因为现实与本我之间的这种分歧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这两者之间进行调解正是自我的长期任务-而是自我运用压抑这一无效的手段来处理这种冲突的实际情况。
不过再深究一下的话，其实这也是因为自我在接受那个任务时尚未发展成熟，仍然毫无力量。
决定性的压抑都发生于幼年时期。
"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我将听从你的建议，不随便进行评论，因为你只是想要告诉我精神分析学对神经症起因的看法，这样你就可以接下去谈论它是如何同这种疾病展开斗争的。我当然有各种问题要问，后面我会提出几个请你回答的。不过此时此刻我第一次感到迫切希望你继续顺着你的思路讲下去，并且情不自禁地想要冒昧提出我自己的一个理论。
你已经阐述了外部世界、自我及本我之间的关系，并且断定导致神经症的决定因素是依赖于外部世界的自我与本我进行的斗争。
那么，难道相反的情况是不可思议的吗？
亦即处于这种冲突之中的自我允许自己被本我牵着鼻子走，放弃自己对外部世界的关心。要是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又会怎样呢？根据我对精神错乱的本质的外行见解，我想导致精神错乱的决定因素大概就在于自我作出这样一个决定。
总之，这样一种逃离现实的行为似乎就是精神错乱的核心所在。"
是的。
我自己也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事实上我相信这是符合事实的--尽管要论证这一推断的正确，就需要对一些极其复杂的问题进行一番探讨。神经症与精神病显然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两者无疑在某个关键的方面是绝然不同的。
这个关键的方面很可能就是自我在这种冲突中所采取的立场。在这两种病症中，本我都始终保持其盲目的不可动摇的特性。
"很好，接着说下去！你的理论在神经症的治疗方面提供了什么知识呢？"
现在已不难描述我们的治疗目的。我们努力使自我恢复原状，把它从其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赋予它由于早期压抑而失去的对本我的支配力。我们从事分析就是出于这唯一的目的；我们的整个疗法也只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必须寻找出已经形成的所有压抑，并督促自我在我们的帮助下去纠正它们，去解决冲突，而不要试图逃遁。既然这些压抑属于童年的最初阶段，我们的分析工作也必然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时期。
产生冲突的情境大都已被患者遗忘，我们便要想方没法使它们在患者的记忆中重现。为我们指明这条道路的是患者的症状、梦及自由联想。然而，这些东西首先必须进行一番解析--或者可以说是翻译--因为在本我心理结构的影响下，它们已采用了使我们感到奇异难解的形式。
我们可以设想，只要是患者必须进行一番内心斗争才能向我们传达的那些联想、思绪和记忆，都必然同被压抑的材料有着某种联系，或者是其衍生物。
我们总是以鼓励患者抛弃一切抵抗，对我们讲述所有这些联想、思绪和记忆的方式，来教育自我如何克服试图逃遁的倾向，如何忍受与被压抑的材料的接触。最后，要是产生压抑的情境能成功地在患者的记忆中重现出来，他一时的屈从就会得到极可贵的报偿。他当时的年龄与现在的年龄之间的全部区别都会发挥对他有利的作用，他儿时的自我惊惶逃离的事，在他成年的、更有力量的自我看来，往往不过是小孩的游戏而已。
四
"到现在为止你对我说的都是心理学。
这门学问听起来总是那么陌生，那么难懂，那么模糊；可又总是--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纯洁'.
不用说，在此以前我对你的精神分析学几乎一无所知；然而谣言还是传到了我的耳朵里，说你主要热衷于无权享有'纯洁'这一形容词的事物。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听到谈论那种事物，这就不免使我感到你是在故意隐瞒什么东西。另外我还有一个抑制不住的疑惑。正如你自己所说的，归根到底，神经症是精神生活的紊乱现象。
那么，难道像我们的伦理道德、我们的良心、我们的理想这样重要的东西在这些心灵深处的紊乱中丝毫不起作用吗？"
这么说，你已经感觉到在我们到现在为止的讨论中，既没有触及最低贱的东西，也没有触及最高尚的东西。
这是因为我们还根本没有考虑精神生活的内容。不过现在请允许我自己充当一次阻碍谈话顺利进行的干扰者的角色。我对你谈论了那么多的心理学问题，是因为我想让你明白精神分析工作是应用心理学的一部分--而且还是一门在分析领域之外不为人所知的心理学的一部分。因此，要成为分析者，首先必须学会这门心理学，学会这门深度心理学或无意识心理学。
我们需要用它们来为我们后面将要提出的结论奠定基础。不过现在我倒想先问一问，你刚才提到"纯洁"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
"哦，人们普遍传说，在分析过程中连性生活中最亲昵--最下流--的行为都要提出来一一进行详尽的讨论。如果真是这样--根据你的心理学讨论，我还不能认为必然是这样--那么主张把这种治疗局限于医生的观点就有了十分有力的论据。人们做梦也不会允许这样危险的自由权落到自己在各方面都不甚了解的人手中。"
不错，医生在性的范围内确实享有某些特权，他们甚至可以检查病人的性器官--虽然在东方国家这是不允许的，而且已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改革家（你知道我想到的是谁）对这种特权进行过抨击。
不过你首先想要知道的是，在分析中情况是否如此，为什么必须如此。我的回答是：一点不错，正是如此。
而且必须如此，首先是因为精神分析学是完全建立在彻底坦率的基础上的。
譬如说，某些经济问题对于一般公民--即便不是竞争者或税务员--往往是保密的，但是在特定情况下，这些问题也可以同样详尽、坦率地进行讨论。我不想辩驳，事实上我自己将有力地强调--这种必须坦率的义务也使分析者承担了重大的道德责任。其次是因为在神经症的起因和致病因素中，来自性生活的因素起着极其重要的、支配性的、也许甚至是独特的作用。
精神分析除了紧紧抓住自己的题材，即抓住患者所提供的材料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分析者从来不把患者引诱到性的话题上去。
他也不会事先对患者说："我们将要谈论你性生活中的隐私！"
他允许患者愿意从哪儿开始讲就从哪儿开始讲，并且一言不发地等着患者自己触及到性方面的问题。我曾经不断地提醒我的弟子们："我们的反对者们总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总有一天会遇到性的因素根本不起作用的病例。
我们应该小心，千万不要故意把性的因素引进我们的分析中，以致破坏发现这样一个病例的机会。"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中间还没有一个人遇到过这样的好运。
我当然明白，我对性欲的见解已经成为--不论是否公认如此--别人对精神分析产生敌意的最强大的动力。这能动摇我们的信心的吗？不，这仅仅向我们表明，我们的整个文明生活具有多么严重的神经症性质。因为正常人的行为与神经症患者的行为好像并无多大区别。记得当初精神分析在德国的知识界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候（今天的情况已经平静多了），有一个人曾声称自己拥有一种独特的权威，因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甚至允许他的患者随便说话（显然是出于诊断的目的）并检验分析者的主张是否正确。
"但是，"
此人接着说道，"要是他们开始谈论起性的问题，我立刻让他们住嘴。"
你对这样一种示范方法怎么看呢？
有意思的是，当时知识界竟对这位发言人报以热烈的鼓掌，却不是因为此人的无稽之谈而感到羞愧。
那么，这位发言人为什么会如此缺乏逻辑思维呢？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当时人们普遍怀有的偏见意识为这种言论提供了战胜一切的保证。
几年之后，有几个当时一直追随我的人终于屈服于把人类社会从性欲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的需要。其中有一位解释说，性生活根本不意味着性欲，而是意味着某种别的东西，某种抽象、神秘的东西。另一位竟宣称，性生活仅仅是人们竭力把他们对于权力和统治地位的迫切需求付诸行动的领域之一。
这些人赢得了许多喝采声，至少一时是如此。
"这一次我倒想冒昧赞同这种观点。在我看来，认为性欲不是生命有机体的一种自然、原始的需求，而是其他某种东西的表现形式，这是一种极为大胆的见解。
我们只需要以动物为例就一清二楚了。"
这也没有什么区别。
任何胡乱凑成的东西，只要做个广告把它说成是能够制服那可怕的性欲优势的解毒药，我们的社会便总会心甘情愿地吞咽下去。
而且，坦率地说，你所流露的对于性因素在神经症起因中起到如此重大作用的见解的厌恶，在我看来似乎并不符合你作为一个"公正的人"所应承担的任务。难道你不害怕这种厌恶之情会干扰你的客观判断吗？
"听你这样说我感到很遗憾。
你对我的信赖似乎已开始动摇。但是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选择别人来充当你所需要的'公正的人'呢？"
因为别人的想法也不会同你的想法有什么区别。而假如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已认识到性生活的重要性，那么每一个人都会大声惊呼："哟，这可不是一个'公正的人',他是你的支持者！"
不，根本不是要放弃能够影响你的观点的期望。
然而我不得不承认，据我看来，这个情况同我们前面探讨过的情况并不相同。
就我们所进行的心理学讨论来说，你相信不相信我的观点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你能认识到我们所探讨的是纯粹心理学的问题就行。
但是现在我们所谈论的是性欲问题，我还是希望你能领悟到你的最强烈的反对动机恰恰说是你与其他那么多人共有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敌意。
"可我毕竟没有那种使你建立起不可动摇的信念的经验呀。"
说得好。现在我可以继续讲下去了。性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给人以刺激的东西，它也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
这个问题中有许多新奇的东西需要了解，有许多奇怪的现象有待解释。
我刚才还对你说过，分析工作必须回溯患者童年时代的初期阶段，因为起决定作用的压抑是在那时、亦即自我还很脆弱的时期发生的。
可是，童年时代肯定没有性生活吗？
性生活肯定只是在青春期开始的吗？
恰恰相反。
我们必须了解，性本能冲动是从出生时起就伴随着人生的，而且幼儿的自我之所以要形成压抑，恰恰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性本能的侵袭。
这么幼小的儿童竟然已经在同性欲的力量作斗争，正如后来知识界的那位发言人所做的一样，也正如后来那些纷纷建立了自己的理论的我的追随者所做的一样，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巧合，难道不是吗？
这种情形是怎么发生的呢？
最笼统的解释也许是，我们的文明完全是在牺牲性欲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
但是，这个问题决不是这样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幼儿性欲的发现是我们有理由感到羞愧的发现之一（因为这其实是显而易见的）。有些儿科专家似乎早已了解；有些儿童保育员也不例外。一些自称为儿童心理学家的聪明人却一直以谴责的口气把这个发现说成是"亵渎童年时代的天真无邪".
这是个老问题--以感情用事取代说理！
这样的事在政治机构中是家常便饭。一位反对派成员站出来谴责行政机构、军队、司法机关等部门的某种弊政。于是另一位成员--往往是政府官员--便予以驳斥，声称这些言论是对政治机构、军队、王朝、甚至民族的公开侮辱。
因此这些话就等于是无中生有。像这样的情绪当然是不能容忍当众辱侮的。
儿童的性生活自然不同于成人的性生活，人的性功能从一开始直到形成我们非常熟悉的确定形式为止，其间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发展过程。它产生于大量带有不同目的的本能成分，经过几个组织阶段，最终承担起生殖的职能。并非所有的本能成分对于形成最终结果都具有同等功效；它们必须经受一定的加工、改造，有一部分还得受到抑制。这样一段漫长的发展历程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毫无差错的；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各种阻碍，在早期阶段还会出现局部固着的现象。
一旦后来在行使性功能的时候出现障碍，性原欲--我们称之为"利比多"--便往往会返回到这些早期的固着点上。对于儿童性欲及其成熟转换过程的研究，还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所谓性变态现象的钥匙。
长期以来，人们一谈到性变态总会表现出极度的厌恶，但是这种现象的起因，他们却永远解释不了。
其实这整个问题是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的，但是考虑到我们这次谈话的目的，对你大谈这方面的内容并无多大意思。
要在这个问题中找到门径，当然需要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
不幸的是，并非所有这些知识都能在医科学校获得。同时，对于人类文明史和神话的熟悉也是一样必不可缺的。
"听你说了半天，我却仍看不清儿童性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就让我把这个问题继续阐述下去吧。
不管怎样，要我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是不容易的。下面我要告诉你，在我看来，儿童性生活中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它那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是在婴儿降生后的最初五年中完成的。从五岁开始一直到青春期，便出现我们所说的潜伏期。在这个潜伏期中，性欲一般都是停滞不前；不仅如此，性原欲的力量还会有所减弱，幼年时期做过的和知道的许多事情都会被放弃并遗忘。在人生的这一阶段，亦即在性欲的第一次旺盛期衰淡之后，自我便产生出诸如羞耻、厌恶和道德之类的态度，它们注定要抵挡后来青春期到来时的性冲动暴发，并且为新觉醒的性欲规定通行的道路。性生活的这种所谓的"双相迸发"（diphasiconset）与神经症的发生关系很大。
这种现象似乎只发生于人类，因此这也许是人类拥有患神经症的特权的决定因素之一。在精神分析学产生之前，性生活的史前情形正如另一部门的意识精神生活的背景情况一样受到忽视。你完全有理由推测这两者是密切相联系的。
关于这种早期性欲的内容、表现形式及成果，有待解释的东西还很多，其中大都是出乎我们意料的。譬如、要是你听说小男孩经常害怕被自己的父亲吃掉，你无疑会感到惊讶（而且要是我把这种恐惧归入性生活的现象之列，你可能会大吃一惊）。
不过我可以使你回想起克洛诺斯神①吞吃自己孩子的那个神话故事；你小时候上学时一定听说过这个故事，现在也许还能想起来吧。
当你第一次听到这个传说时，你一定觉得这是多么怪诞！可是我想当时我们谁都不会去多想它。今天我们还能回想起一些童话故事，其中会出现一些诸如狼这样的残暴野兽。我们会把它们看作是父亲的伪装。要让你相信只有运用幼儿性欲的知识才可能真正理解神话和童话故事，上述情况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由此看来。我们的分析研究在
①希腊神话中一男性神，传说是天神乌拉诺斯和地神该亚的儿子。他不但根据其母的意见用弯刀阉割了他父亲（所以他在艺术作品中被表现为一位手持弯刀的老人）从而使天空和大地分离，而且把同自己的妹妹瑞亚所生的孩子赫斯提等全部吞吃下去。后来他的另一个儿子宙斯一生下来就被瑞亚藏到克里特，没有被他吃掉。宙斯长大后，迫使克洛诺斯吐出他的兄弟姐妹，并把他战败。--译者注。
这方面获得了一种副产品。
还有一种情况会使你感到同样的惊讶：男性儿童往往会害怕被父亲夺走性器官，以致这种害怕被阉割的恐惧对于他们性格的发展，以及在决定他们的性欲发展方向等方面产生了极其有力的影响。
这里，神话将再次为你提供相信精神分析的勇气。前面提到的那个克洛诺斯神除了吞吃自己的孩子以外，还阉割了自己的父亲乌拉诺斯，而且后来自己又被儿子宙斯在复仇中阉割，宙斯是靠着他母亲的计谋而幸免被父亲吞吃的。假如你已经感到不得不认为所有这些有关儿童早期性欲的精神分析报告都出自分析者杂乱的想象的话，那么至少你也不能不承认，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出的产品同原始人以神话与童话故事为表现形式的想象活动所创造的产品是一样的。另一种更为友善、可能也更为中肯的看法是，在今天的儿童精神生活中我们仍能窥见那些曾一度在人类文明原始时期普遍起主导作用的古老因素。儿童会在自己的精神发展过程中以简缩的形式重复人类的发展史，正如早已确立的胚胎学是反映肉体发展过程的一样。
早期幼儿性欲的又一个特征是：正常的女性性器官尚不起任何作用，因为幼儿尚未发现它。
所有的重要性都落在男性性器官上，幼儿的全部兴趣都集中于男性性器官存在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对女孩的性生活不如对男孩的性生活了解得多。但是我们无须为这一区别感到羞愧；归根到底，连成年女子的性生活也还是心理学难以看清的一片"黑暗大陆".不过我们已经了解到，女孩总是深深感到自己缺少一个与男性性器官价值相等的性器官；她们因此而把自己看作"低人一等".
而这种"阴茎妒忌"就是整个一系列女性独特反应的起源。
还有一个表现儿童特点的现象是：他们的两种排泄需求①都注入（充满）了性的兴趣。
后来，儿童接受的教育会在这儿划出鲜明的界线，而这条界线又会在说笑话中被抹杀。
尽管在我们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但是儿童却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才能发展到产生厌恶情绪的程度。这个事实即使是坚持认为儿童心灵如天使般纯洁的人也不否认。
然而最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儿童通常把自己最亲近的亲人当作实现性愿望的对象--因此，首先就是父母，然后是兄弟姐妹。
男孩的第一个爱恋对象是母亲，女孩的第一个爱恋对象则是父亲（除非有一种先天的双性倾向为相反的态度的同时并存创造了条件）。
父母中的另一方便会被视为碍手碍脚的对手，并且常常在孩子心中引起强烈的敌意。
你必须正确理解我的话，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孩子希望其喜爱的父母一方仅仅以我们成年人喜欢视为父母与子女之核心的那种疼爱之情来对待自己。不，精神分析已确凿无疑地告诉我们，孩子的愿望是超越这种情感的，完全到达了我们所了解的肉欲满足的地步--亦即就孩子的想象力所及。孩子当然根本猜想不到实际的性交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他用源自他自己的经验与情感的其他观念取代了这种行为。
一般说来，他的愿望总是在产生以某种模糊不清的方式生出孩子的意图时达到顶峰。
男孩也由于无知而同样怀有生孩子的愿望。我们把这整个精神结构命名为"俄狄浦斯情结"（源出希腊神话）。随着性发展
①指大小便。--译者注。
的早期阶段的结束，这种情绪通常应被放弃，应发生剧烈的分裂，并实现转换，而这种转换的产物是注定要在后来的精神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但是一般说来，这种转换的程度总是不够彻底；倘若如此，一进入青春期，这种情结又会复苏，并会产生严重后果。
你竟然仍沉默着，这使我颇感惊讶。
你的沉默不太可能是表示赞同。精神分析在提出儿童最初的对象选择是具有--用专业术语来说--乱伦意味的这一主张时，它无疑又一次伤害了人类最神圣的情感，完全有必要准备好迎接同等强烈的怀疑，驳斥和攻击。当然，这种遭遇对精神分析说来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遭到最猛烈攻击的是它把"俄狄浦斯情结"
看作人类命中注定存在的结构。
顺便说一句，这段希腊神话必然也有同样的含义，但是今天的大多数人，无论是有知识的还是没有知识的，都宁愿相信造物主在我们的心灵中种下了一种防止乱伦可能的天生的憎恶。
不过，让我们首先求助于历史吧。
当凯撒大帝进入埃及国土时，他发现年轻的公主克娄巴特拉（她很快就在凯撒心目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嫁给了比她更年轻的同族兄弟托勒密。
在埃及王朝中这事是毫不稀奇的；托勒密家族具有希腊血统，他们只是继承了其祖先--古代法老--保持了几千年的这一习俗而已。
不过这还只是兄弟姐妹间的乱伦，这种关系即使在当今也是不会遭到严厉斥责的。所以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探讨原始时代种种问题的主要见证--神话学吧。神话学告诉我们，每个民族的神话--不仅仅是希腊神话--都充满了关于父女之间、甚至母子之间相互爱恋的例子。
宇宙论几乎和王族家谱一样，也是在乱伦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在你看来，这些神话传说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创造出来的呢？
是为了给诸神和国王都贴上罪犯的标记？是为了把人类的憎恨都集中到他们身上？
无疑不是，而是因为乱伦的愿望是人类的原始遗产，从未得到彻底的克服，因此，当大多数普通人都已被迫抛弃这种愿望的时候，诸神及其后代仍然拥有这种愿望的权利。我们发现乱伦的愿望在人的童年时代仍然存在并起作用，这是与这些历史和神话学的研究结果完全一致的。
"你想对我隐瞒所有这些关于幼儿性欲的见解，这会使我感到不快。
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极有意思，尤其是联系人类史前阶段来看。"
我是担心这个问题会使我们偏离我们的目的太远。
不过，或许归根到底这还是有用的。
"请你先告诉我，你能为你在儿童性生活方面的分析发现提供什么确凿的根据？难道你的信念只是基于符合神话学和历史的那几点吗？"
哦，根本不是。这是基于直接的观察的。情况是这样的。
起初我们根据对成人的分析--也就是说，对二十或四十年以后的情况的分析--来推导童年性生活的内容。
然后，我们便对儿童本人进行分析，要是我们能在他们身上确证我们曾经预料到的一切--尽管在分析间隔中会出现遮盖和扭曲的现象--这无疑是不小的胜利。
"什么？
你还对小孩进行分析吗？
六岁以下的孩子？
这可能吗？这对孩子来说不是太危险了吗？"
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四五岁的孩子头脑里出现的东西简直是难以相信的。
那个年龄的孩子大脑非常活泼；他们早期的性阶段是一个知识成熟的阶段。我认为，随着潜伏期的开始，他们也在精神上受到了阻抑，而且也是从那时起，许多孩子会失去他们身体上的魅力。
至于早年分析造成危害问题，我可告诉你，第一个接受到这一试验的孩子--那是大约二十年以前的事--现在已经长成一个健康、能干的年轻人。
他安然无恙地顺利度过了青春期，尽管他出现过一些生理上的严重创伤。我们可以指望其他早年分析的"受害者"
也不会遇到更大的危险。
这种儿童分析中有着许多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很可能将来会变得更为重要。
从理论角度来看，他们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一些在成人分析中未能解决的问题，通过儿童分析而得以澄清，从而使分析者避免犯一些或许一时对他有用的谬误，只要在那些导致形成的因素正实际起作用的时候偶然抓住它们，后来就再也不会搞错了。
诚然，为孩子的利益着想，分析影响必须与教育措施结合起来。
这项技术仍然有待改进。
但是，一旦我们观察到我们的许许多多孩子在发育过程中都经历过一个明显的神经症阶段，这就产生了实际的利益。
既然我们已经学会怎样观察得更敏锐，我们就禁不住要说，儿童的神经症并不是例外，而是常规，仿佛是从婴孩先天的生性通向文明社会的通路上能够避免的现象。
在多数情况下，这种童年神经症阶段是自发地克服的。可是它难道不可能也很规律地在一般的健康成年人身上留下痕迹吗？
另一方面，在那些后来患神经症的人身上我们总是能发现与童年疾症的种种联系，虽然当时不一定十分明显。
我相信，如今有些医生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就在童年时代遭受过结核病的侵袭，这正和我刚才说的情况相仿。当然，在神经症的情况中免疫因素并不起作用，所起作用的只是预定因素。
让我们再回过来考虑你关于确凿性的问题。根据对儿童的直接分析考察，我们已经相当普遍地确信我们对成年人讲述的童年经历进行解析是正确的。不过，在相当多的实例中，也有可能得出另一种确信的证据。从某些患者的分析中获得的材料使我们能够重新构造出他们童年时代的某些外部经历，某些给人深刻印象的事件，虽然患者本人并未保存对这些事件的意识记忆。后来，由于某种偶然的巧合，或根据从父母或保姆那儿了解到的情况，我们得以获得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我们所推测的那些事件果真发生过。这种情况当然并不经常出现，但一旦出现，就会产生极为有效的作用。
你必须明白，这种遗忘的童年经历的正确重新构造总是具有极大的治疗效果，无论能否运用客观的证据来证实。这些事件之所以重要，当然是因为它们发生于这样小的年龄，发生于它们还能对虚弱的自我产生创伤影响的时期。
"这种必须通过分析来发现的事件究竟是什么样的事件呢？"
各种各样的事件。首先是能对儿童性蕾期生活产生永久影响的事件--例如见到成年人之间的性行为，或自己与成年人或与另一个孩子的性经验（这类事件并不罕见）；此外又如无意中听见一些谈话，使这孩子认为自己能由此得出关于神秘、离奇事件的结论--无论是当时就明白了，还是经过深思才明白的；或者还有孩子自己说的话或做的事，表现出对别人的爱慕或敌视的态度。在分析中诱导出关于患者自己遗忘了的以及被成年人阻止了的童年性行为的记忆，是特别重要的。
"我有一个早就想问的问题，现在你的话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儿童的这种早期'性行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照你所说，它在分析以前总是被忽视的。"
奇怪的是，这种性行为的规律性的、根本的部分并未被忽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因为要忽视这一部分是不可能的。儿童的性冲动主要是通过摩擦自己的生殖器--更准确地说，是男性生殖器--这一自慰方式表现出来的。
这种异常普遍存在的孩童"顽皮"形式，成年人每时每刻都知道，并被视为严重的罪孽，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请不要问我人们怎样才能把这种儿童不道德倾向--据儿童自己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能从中获得快乐--的观察结果同所谓儿童天生纯洁无邪、毫无性意识的理论统一起来。
你必须让我们的反对者去解开这个谜。我们还面临着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对幼年期性行为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我们知道要是抑制这种性行为将担负什么样的责任，但是我们又不敢听任其毫无束缚地自由发展。
在文明水平较低的种族，或在文明种族的较低层的圈子里，儿童性欲似乎是放任自流的。
这很可能为防止个人后来的神经症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护。
但是，这是否同时也造成了文化成就能力的巨大丧失呢？有很多迹象表明，在这儿我们遇上一对新的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①。
但是，对于神经症患者性生活的研究所激起的兴趣是否
①希腊神话中一对长生不死，凶猛强悍的女妖。--译者注。
为鼓励淫荡行为造成了有利的气氛--这正是我冒昧想留给你自己去判断的问题。
五
"我相信我能理解你的目的。你是想要让我看到，为了从事分析必须具备哪一种知识，以便我能判断是否只有医生才有权利这样做。
不错，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什么同医学有关的东西，大部分是心理学，还有一些性生物学。
不过，我们也许还没有谈论完吧？"
绝对没有。还有不少需要填补的空白。我能提一个要求吗？请你描绘一下你现在对分析治疗是怎么看的--就像你自己必须进行一次这样的治疗一样--好吗？
"不用说，这是个好主意！
不，我根本不是想用这样一种试验来解决我们的争议。
只是为了让你满意，我才愿意按照你的吩咐去做--责任应由你承担。很好。我不妨假定有一位患者来找我，向我诉说他的病状。我向他担保说，只要他听从我指示，恢复健康，或病情好转是必然的。我要求他完全坦率地把他所知道的以及他所想到的一切都告诉我，即使有些事不宜说出口也不要隐忍不言。我这样做合乎规则吗？"
没错。你还应该加上一句："即使他所想到的似乎很不重要，或者莫名其妙。"
"好，我添上这句吧。然后他就讲述起来，我便听着，再往下呢？
我从他对我讲的话中推导出他一直压抑着的那种印象、经历和愿望，因为他是在其自我还很虚弱的时候遇到这些印象、经历和愿望的，并且害怕它们，而不是正视它们。
当他从我的话中了解这一情况时，他便又使自己返回原来的情境，然后在我的帮助下逐渐认清真相。
他的自我所受的局限逐渐消除，最后他便治愈了。这样对吗？"
了不起！真是了不起！我又一次看到人们能够有机会指责我把一个不是医生的人变成了分析者。你已经完全令人满意地掌握了这种疗法。
"我只不过是把从你那儿听到的重复了一遍罢了--就好像这是我牢牢记住的东西似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难以想象我应该怎么做，而且我也根本闹不懂这样一项工作为什么竟要每天进行一小时并持续那么多月。
说到底，平常的人一般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遭遇，而且童年时期所压抑的内容很可能是每个人都一样的。"
如果要真正从事分析，你还得学会其他各种各样的事。
譬如说：你根本不会发现从患者对你讲的话中推导出他已遗忘的经历和他所压抑的本能冲动是那么简单的事。他对你说的一些话起初你听了也和他本人一样不知所云。你不得不打定主意用一种相当特殊的方法去看待他遵循规则传送给你的那些材料--仿佛那是矿石，必须用一种特殊的工序从中提炼出贵重金属的含量。
你还必须做好思想准备，很可能从好几吨矿石中只能提炼出极少你所寻找的宝贵材料。这可以算是我们解释分析治疗持续较久这一特征的第一个原因。
"可是怎样对这些原材料进行提炼呢？"
你可以假设患者的述说和联想只不过是你所寻找的材料的变形物--也可以说是一些暗示，你必须猜出其隐藏着的含义。
总而言之，这种材料，无论其实际内容是记忆、联想还是梦，都必须首先得到解析。由于你具有专门的知识，你在听的过程中就会在头脑中形成种种预料，从这点来看，你当然会对这些材料进行解析的。
"'解析！'多么令人讨厌的词！
听起来就叫人不喜欢；它使我完全丧失了确凿性。
要是一切都取决于我的解析，谁能保证我的解析正确无误呢？
这样看来，终究还是一切都听凭我随心所欲。"
且慢！事情并不像你所说的那么糟糕。你为什么偏偏要把你自己的精神活动从你在别人的精神活动中发现的法则中排除出去呢？
当你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我约束，并且掌握了某些能自由支配的知识时，你的解析就会脱离你的个人特性而击中要害。我并不是说分析者的个性在他的这一部分任务中是无关紧要的。一种善于听出无意识的和被压抑的内容的敏锐力--这不是每个人都同样具备的--显然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而且这里我们首先还得要求分析者恪守职责，通过对自己的深入分析而使自己能够不怀任何偏见地接受分析的材料。诚然，还有一个现象也不能忽视，亦即相当于天文观察中的"人差"的那种现象。这个人因素在精神分析中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将起到更大的作用。一个不正常的人完全可能成为一名严谨的物理学家；但是作为一位分析者，他就会因为自己的不正常而无法看清未经扭曲的精神生活图景。既然谁都不可能向别人论证自己的不正常，因此要在深度心理学的问题上达到完全一致是格外困难的。
事实上，有些心理学家还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认为每一个傻瓜都拥有同等的权利，把他的愚蠢当作智慧表现出来。我承认我在这个问题上倒是更为乐观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经验已告诉我们，即使在心理学领域也是能达到比较令人满意的一致的。每一个研究领域都有其独特的困难，需要我们努力去克服。而且，即使在精神分析的解析技术中也有许多像其他任何研究材料一样可以学会的东西，例如那种通过象征间接表现的独特方法，等等。
"行了，我再也没有从事分析治疗的任何欲望了，连做梦都不想干这种事。谁能说得准我还会遇到别的什么意料不到的事呢？"
你放弃这个念头是完全正确的。
你已看到，做这项工作还需要多少训练和实践啊。
等你作出了正确的解析时，另一个任务又摆在你的面前。你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才能向患者传达你的解析内容，否则是毫无成功希望的。
"怎样才能总是看准合适的时机呢？"
这是一个策略的问题，它会随着经验的积累而不断趋于完善。如果你一作出解析立刻就往患者的脑袋里塞--也许是为了缩短分析过程--你就会犯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样一来，你就会促使患者表现出抵抗、拒绝和愤怒，而不能使他的自我掌握被压抑的材料。
正确的做法是：等到患者已经非常接近被压抑的材料，只需要在你所提供的解析引导下再跨出几步就能大功告成时，才让你的解析发挥作用。
"我想我是永远学不会这项工作的。不过，假如我在解析过程中遵守这些规则，那么下一步怎么样呢？"
然后你就注定了会发现一些你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的东西。
"那会是什么呢？"
例如，你受了患者的蒙骗；你根本不能指望得到他的配合和依从；他会尽其能事地在你们的合作道路上随时设置种种困难--总之，他丝毫不希望得到治愈。
"真的，这可是你到现在为止对我说的最荒唐的事。而且我也不相信这样的话。
患者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如此伤心地诉说他的痛苦，为了治疗而作出那么大的牺牲--可你竟说他丝毫不希望得到治愈！
不用说，你说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
冷静一下吧！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是真理、--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真理，但无疑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部分真理。
患者想要治愈，但他又不想治愈。
他的自我已失去协调，正因如此，他的意志也已失去协调。要不是这样，他也就不是神经症患者了。
"'倘若我明智，我当不是退尔！'" ①
压抑内容的衍生物闯入了自我，并在那儿安顿下来。
自我对这些衍生物正如曾经对实际压抑的内容一样无法驾驭，而且一般说来对它们一无所知。
这些患者确实具有奇特的性质，他们造成了我们还不惯应付的困难。我们的所有社会机构都是为那些具有协调、正常的自我的人设置的，而这种自我是可以按好与坏来分类的，它不是完成自己的职能，就是被一种强大的影响完全征服。因此从法律上就可以分为：负责与不负责。
这些区别全都不适用于神经症患者。
我们必须承认，把社会要求运用于他们的心理条件是有困难的。这在上次大战期间有过大量的实际经验。逃避服役的神经症患者是不是装病
①指席勒《威廉。退尔》中的主人公退尔。--译者注。
逃差的人呢？
既是又不是。
如果把他们当作装病逃差者对待，使他们在疾病中不得安宁，他们就会恢复健康；要是在他们表面好转之后立刻送回军队，他们便会马上又重新遁入疾病。
对这种人是无计可施的。
不服役的神经症患者情况也是如此。
他们诉说自己的病痛，但又竭尽全力发掘自己的疾病；要是有人试图把疾病从他们身上夺走，他们就会像传说中的母狮子保护小狮子一样全力保护自己的疾病。
然而，因为这种矛盾而指责他们却是没有道理的。
"可是，难道最好的办法不是根本不给这种难对付的人作任何治疗，随他们去吗？照你说的情况来看，你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花费了那么大的心血，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有什么价值。"
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对于生活中的种种复杂情况与其反抗倒不如认可，这无疑是人们更愿意采取的态度。
我们所治疗的患者并非全都值得费这样的周折予以分析，这可能也是对的。但是这些患者中也有一些十分宝贵的人物。我们必须努力去实现这样一个目标：使尽可能少的人带着这样的有缺陷的精神装备进入文明生活。
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必须积累大量经验，学会许多知识。每一次分析都可能给人以教益，都可能为我们开辟一个新的知识领域，这是远远超过个别患者的个人价值的。
"可是，如果在患者的自我中形成了一种受本人意志控制的想要保存疾病的冲动，这也必须有其原因和动机，而且必然能以某种方式证实自己的正当。
不过，要搞清人们为什么竟会希望患病，或者他能从中获得什么好处，我看是不可能的。"
哦，这可不是那么难搞清的。你看看那些战争神经症患者，他们正是因为有病而不必服役。在平民生活中，疾病可以作遮掩职业上或与别人竞争时的无能的屏障；而在家庭中，疾病又可以充当牺牲家里其他成员并逼迫他们对自己表示爱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们的手段。这一切都是比较明显的现象；我们可以用"患病的利益"这个说法来予以归纳。
然而奇怪的是，患者--亦即他的自我--对这一切互相关联的动机以及这些动机所牵涉的行动竟是一无所知。
于是，人们总是迫使自我认识到这些趋势，以此来消除其影响。
但是还有一些别的不肯放弃疾病的动机，埋藏得更深，不那么容易对付。不过要理解这些，必须重新对心理学理论进行一番探讨。
"请讲下去。现在讲一点理论已经问题不大了。"
当我向你描述自我与本我之间的关系时，有一部分关于精神器官的重要理论我没有讲。
我们不得不设想，在自我的内部有一个特殊的媒介被区分出来了，我们把它命名为"超我".
这个超我在自我与本我之间占据看特别的位置。
它属于自我，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其心理组织的一部分，但是它与本我又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其实它是本我最初的对象精神注入（obAject-cathexes）的沉淀物，是俄狄浦斯情结继承者①。这个超我能正视自我，并把它当作对象看待，而且常常对它非常严厉。自我与超我应该像它与本我一样和睦相处，这是很重要的。自我与超我的疏离能对精神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你也
①源自本我的精神能量释放（注入）到本我最初的外界对象（即父母身上）之后，便转化为自居作用；这样，其对象便被引入自我，并在那儿形成超我。
许已经猜到了超我就是我们称作良心的那种现象的媒介。精神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超我的正常发展--也就是说，取决于它失去足够的人情味。神经症患者所缺乏的正是这一条件，因为他们的俄狄浦斯情结没有经历过正确的转换历程。
他们的超我仍然正视着他们的自我，就像一个严厉的父亲正视着孩子一样；他们的道德是以一种原始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亦即自我主动让自己遭受超我的惩罚。
疾病被用作这种"自我惩罚"的工具，因而神经症患者必须表现得好像受到一种负罪感的支配一样，而这种负罪感为了得到满足就需要受疾病的惩罚。
"这听起来实在太玄虚了，最奇怪的是，甚至连患者的良心这一强大的力量似乎也停留在他的意识之外。"
不错，我们还只是刚开始懂得所有这些重要现象的意义。
也正因如此，我的描述注定了会这么含糊不清。
但是现在我可以继续往下说了。我们把所有阻止患者痊愈的力量称作患者的"抵抗".
所谓患病的利益就是这样的抵抗之一。
"无意识负罪感"代表着超我的抵抗，是最有力的因素，也是我们最害怕的力量。在治疗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其他的抵抗。如果自我在早期出于恐惧而建立起一种压抑，那么这种恐惧在自我接近被压抑的材料时仍会继续起作用，并表现为抵抗。最后，正如你能想象的那样，如果几十年来一直沿着一条特定的道路行进的本能活动过程突然被引上一条刚刚为它开辟的新道路，那就可能会出现一系列困难。这也许可以称作本我的抵抗。我们在分析治疗过程中的主要任务就是与所有这些抵抗作斗争；与此相比，解析任务就算不得什么了。正是由于这场斗争的胜利，也正是由于这些抵抗的征服，患者的自我便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大大得到增强，因此我们在治疗结束时可以对他将来的行为寄予乐观的期望。
另一方面，现在你也该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治疗时间了。决定因素并不在于发展道路的漫长和分析材料的丰富。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这条道路是否顺畅。
一支部队可能会在一个和平时期每隔一、两小时就驶过一列火车的地区被整整堵上几个星期--假如这支部队必须冲破敌军设在这里的抵抗的话。精神生活中这样的战斗也需要花费时间。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迄今为止，任何试图加快分析治疗速度的努力都明显是以失败告终的。缩短时间的最好办法似乎是依照规则循序渐进。
"如果我哪天产生了亲手试一试对别人进行分析的意愿的话，你告诉我的这些关于抵抗的话，肯定会把我的这个意愿治好。不过你自己到头来还是承认的那种特殊的个人影响究竟怎样呢？难道这种影响不能对患者的抵抗起到任何阻挡作用吗？"
你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太好了。这种个人影响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
这是我们引入分析情境的新的因素，通过它我们可以使分析流畅地进行。我们的解释中的知识内容不能起到这种作用，因为患者分享着对他周围的生活天地的种种偏见，不免和我们的科学界评论家们一样不相信我们。一个神经症患者之所以在分析中予以配合，是因为他相信分析者，他之所以相信分析者，是因为他对分析者的形象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充满感情的态度。
孩子也是这样，只相信他们所依恋的人。
前面我已经对你讲过我们是如何利用这一特别大的"暗示"影响的。不是为了抑制症状--这就是分析疗法与其他人精神疗法的区别所在--而是作为诱导患者克服其抵抗的动力。
"哦，要是这一点成功的话，是不是接下去一切都能顺利进行了？"
是的，应该是这样。
但是实际上还会出现一个意料不到的复杂情况。分析者最感惊讶的也许是发现患者主动与他建立的情感关系是具有十分独特的性质的，最早尝试分析疗法的那位医生--不是我本人--遇到了这种现象，但不知道如何对待。
因为简单说来，这种情感关系具有恋爱的性质。
这很奇怪，不是吗，尤其是如果你考虑到分析者根本没有挑动这种情感，反倒是竭力与患者保持距离，从不让自己感情冲动--如果你还了解到，这种奇怪的爱恋关系根本不顾及其他任何真正有利的条件，以及个人魅力的各个方面，如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等等，你就会更觉得不可思议。
这种爱恋是完全强迫性的。这并不是说自发的爱恋之情不能有这种特点。你也一定知道，事实往往与之相反。但是在分析情境中，这一特点完全有规律地出现，对此无法作出任何理性的解释。
人们不免会认为，患者与分析者的关系所必需的只不过是一定程度的尊敬、信任、感激和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罢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种关系中还有这样的爱恋之情。这本身就使人感到是一种病态的现象。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对于你的分析目的是有利的。
要是一个人产生了爱恋之情，他就会表现得顺从，他就会为了对方做出一切牺牲，承担一切义务。"
是的，一开始确实是有利的，但是一旦这种爱恋之情变得更深，它的整个本质就会完全暴露出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同分析任务格格不入的。
患者的爱恋之情并不满足于顺从；它会提出种种要求，需要得到感情上和感官上的满足；它要求独占对方的身心，产生妒忌，还会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其相反的一面--要是达不到目的就会随时产生敌意和报复的愿望。同时，就像任何爱恋一样，它会驱除其他任何精神材料；它会扼杀对治疗与痊愈的一切兴趣，简而言之，它无疑已经取代了神经症，我们的治疗工作也无疑造成了以一种疾病形式驱走另一种疾病形式的结果。
"这听起来真的叫人感到失望！
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情况呢？不然分析治疗就不得不放弃了，不过，要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在每一次分析中都会发生同样的情况，那就根本不可能完成任何分析了。"
我们起初总是利用这一情境以便从中学到一些东西。然后我们所学到的东西也许能帮助我们掌握这种情境。我们成功地把每一种神经症--不管其具体内容如何--都转换成一种病态爱恋的状态，这难道不是一个极为值得注意的事实吗？
这一经验必然不可动摇地加强了我们的信念，即一部分不正常的性生活构成了神经症的基础，这一发现使我们再次有了坚实的立足点，能够大胆地把这种爱恋本身当作分析的对象。
此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另一种情况，作为分析对象的爱恋并不是在每一个实例中都表现得像我刚才所描述的那样清楚，那样暴露。为什么呢？
我们很快就能搞清楚的。患者的爱恋中纯感官的、敌视性方面越是想表现自己，患者对它们的反抗就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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