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给谁？”
“一个叫约翰尼的家伙。”
“付多少？”
“每月一百块，只要现金。”
“为什么只要现金？”
“不想留下字据。”
“你知道那座仓库的主人吗？”
“不知道。”他回答时没有丝毫犹豫，我无法掩盖我的兴奋。如果迪斯不知道甘特利是业主，那他为什么要怕他呢？
莫迪凯拉过一张椅子，严肃地对迪斯道：“我们想让你做我们的当事人。”
“干什么？”
“我们正在就疏散一事起诉某些人，我们认为你们被赶出来就是受了不公平的对待。我们愿意做你的代理律师，代表你起诉。”
“但是那座仓库公寓是非法的，所以我付的是现金。”
“没关系，我们帮你索赔。”
“多少？”
“现在还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损失吗？”
“我想不会。”
我拍拍莫迪凯的肩。我们打过招呼，退回莫迪凯的办公室。“怎么样？”他问。
“考虑到基托·斯派斯的下场，我想我们该录下他的证词。就现在。”
莫迪凯挠了挠胡子：“好建议，我们来搞一个书面证据，让他签上名，索菲亚公证。这样即使他有什么不测，我们手中也有个证据。”
“有录音机吗？”我问。
他四下打量了一下房间：“有吧，我记不清放哪儿了。”
既然他说不知道在哪儿，得花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找到。“用摄像机怎么样？”我问。
“这里没有。”
我想了一会儿，道：“我去把我的拿来。你和索菲亚稳住他。”
“他没打算离开。”
“很好。给我四十五分钟。”
我冲出办公室，驱车疾驰，开向西部的乔治顿。我用手机连打三遍，终于在克莱尔课间休息时找到了她。“什么事？”她问。
“我需要借一台摄像机，现在就要。”
“它还在老地方，”她慢慢地道，一边在盘算，“为什么？”
“为了一份作证书，介意我用它吗？”
“不至于。”
“仍在客厅？”
“对。”
“你换锁了吗？”我问。
“没有。”不知为什么，这个回答让我感觉好了点儿。我仍拿着钥匙，如果我愿意的话还可自由出入。
“有没有警报器？”
“没有，还是老样子。”
“谢谢。我迟些给你打电话。”
我们让马奎斯·迪斯坐在一间只有文件柜的办公室中。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后面的白墙上空无一物。我摄像，索菲亚速记，莫迪凯提问。他的回答简直是天衣无缝。
整个过程持续了三十分钟，所有该问的问题都问过了。迪斯说他知道两个被驱逐者的住处，答应去找他们。
我们计划替每一个我们能找到的被扫地出门的人单独起诉；一次一名，再把详细情况捅给《邮报》的记者，我们知道凯尔文·兰姆呆在“创建非暴力社区”，他和迪斯是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两名证人，他们不会获得太高的赔偿额——如果每个人能得到二万五千美元的赔偿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但他们的加入会使我们的被告雪上加霜。
我几乎盼着警方对街头再来一次大扫荡。
迪斯走时莫迪凯警告他切不可走漏风声，我坐在索菲亚旁的一张办公桌上打了一份三页的起诉书，代表我们的新当事人马奎斯·迪斯控告原先的三名被告非法遣散租住户，随即又替凯尔文·兰姆打了一份，我把起诉书存进电脑，这样下次发现新的当事人时只要更改一下原告的姓名即可。
正午前，电话铃响起来，持续了几分钟。索菲亚在她的办公室打电话，我只得抓起听筒，“律师事务所。”我随口道。
听筒里传来一个威严的年长者的声音：“我是阿瑟·雅各布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我想跟莫迪凯·格林先生谈谈。”
我只能说：“好的。”按了一下等待键。我盯着话筒，慢慢站起身，走向莫迪凯的办公室。
“是谁？”他问，正埋头查阅《美国法典》。
“阿瑟·雅各布斯。”
“他是谁？”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他笑了，“终于来了。”他说，我点点头。
他去接电话，我坐下来。
交谈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是阿瑟说，我想十有八九他要求面谈，而且越快越好。
搁下话筒，莫迪凯特意转告我谈话的内容：“他们想明天坐下来谈谈那件案子。”
“在哪里？”
“在他们的地方，上午十点，要求你不在场。”
我没指望他们邀请我。
“他们急吗？”我问。
“他们当然急。距申辩他们还有二十天的时间，现在就要求谈判，可见他们有多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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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第二天上午我在耶稣会为无家可归者进行法律咨询，这时我的技巧与已经在这行干了多年的律师不相上下，十一点一刻，我终于忍不住了，打电话问索菲亚有没有莫迪凯的消息，她说没有。我们期待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会谈长一些，我一直希望他也许会打个电话来，说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我的希望落空了。
通常我睡得很少，尽管缺乏睡眠与身体上的不适毫不相干。为会谈一事我焦躁不安；我洗了一个很长的热水澡，又喝光了一瓶酒，可心情还是没有好转。我的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
我做咨询时，也不能收拢心神。当我的命运悬而未决时，我怎能对食品券、房屋补贴、少年犯的父亲等问题感兴趣呢？午餐准备好了，我离开了那里，我的存在远远不如吃饭问题那么重要。我买了两只素馅的面包圈和一瓶水，开车在环城公路上兜了一个小时。
我回到事务所，看见莫迪凯的车停在楼旁，他在办公室等我，我关上门。
会谈的地点在阿瑟·雅各布斯的私人会议室，在大楼的第八层，一个我从未涉足过的禁区，莫迪凯受到了贵宾般的礼遇，接待人员飞快地接过了他的外套，咖啡的味道调得正好，新鲜的松饼随意取。
他坐在桌子的一侧，对面坐着阿瑟、唐纳德·拉夫特、一名负责公司的过失保险索赔的律师和一名代表河橡公司的律师。蒂尔曼·甘特利也有律师，但没受到邀请。即使达成了协议，也没人指望甘特利出一个子儿。
对方阵线中的唯一缺口是那名代表河橡公司的律师，但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两个公司的利益有冲突，莫迪凯说它们之间的分歧是显然的。
阿瑟代表他那一方做了大部分的发言，莫迪凯很难相信他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有关事实不仅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对答如流；尽管超时工作，分析问题时思路异常清晰。
首先双方同意这次会谈的一切内容不得泄漏；赔偿责任仅限于当天有效；任何建议在落纸成文并经双方签字之前不具法律效力。
阿瑟开言道这件案子的被告，尤其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河橡公司，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对于公司的名誉损失和新闻界的猛烈抨击他们既恼火又束手无策。他对他心爱的公司所处的困境直言不讳，莫迪凯只是听着，在整个会谈过程中很少发言。
阿瑟指出本案涉及诸多问题。他首先谈到了布雷登·钱斯，并透露说他被赶出了公司。他没有主动辞职，是被公司开除的。阿瑟坦言直陈钱斯的过错，他独立负责河橡的业务，知道TAG公司关闭仓库的方方面面，并督导了整个行动。当他同意执行驱逐计划时也许犯下了过错。
“也许？”莫迪凯道。
呃，好吧，不是也许，钱斯批准执行那样的计划大失专业水准；他窜改了文件；他试图掩盖他的所作所为；他显然对他们撒了谎。阿瑟说这些话时没有丝毫不安。在人质事件发生后如果钱斯说出真相，公司就能避免这场官司，也不会受到潮水般的舆论攻击。钱斯使他们处境相当尴尬，他已成为过去。
“他是怎样窜改文件的？”莫迪凯问。
对方想知道莫迪凯是否已经看过文件，那该死的文件现在究竟在哪里？他不答。
阿瑟解释说钱斯抽掉了一些文件。
“你们见过赫克托·帕尔马一月二十七日的备忘录吗？”莫迪凯话声刚落，他们就警觉起来。
“没有。”阿瑟回答道。
这么说钱斯实际上把备忘录也抽了出来，连同朗蒂的房租收据，一起扔进了碎纸机。莫迪凯郑重其事、得意万分地从公文包中取出几份备忘录和收据的复印件，恩赐一般地扔向对面，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的律师们一把抓起。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他们把备忘录看了一遍又一遍，逐字逐句，希望发现其中的漏洞，妄想断章取义，死抠字眼，做出有利己方的解释，可是一无所获。赫克托行文非常清楚，叙述无懈可击。
“我能请教一下这份文件从何而来？”阿瑟礼貌地问。
“这并不重要，至少目前如此。”
很显然，他们一直非常在意这份备忘录。钱斯临走时肯定描述过它的内容，原件已被销毁。但是万一留下了副本，该怎么办？
他们手捧着备忘录，简直不敢相信。
但是他们是老练的律师，所以很快恢复了常态。他们把文件抛在一边，好像有把握来处理这件事。
“我想这把我们带到了失窃的卷宗的问题上。”阿瑟说，急于扭转劣势。他们有一个目击证人，在我取走文件的那天夜里看见我逗留在钱斯的办公室旁；他们有指纹；他们在我的办公桌上发现了那份包着钥匙的神秘的文件；我曾向钱斯要过有关河橡和TAG公司的文件，我有作案动机。
“但是无人可以作证，”莫迪凯道，“这些全是间接证据。”
“你知道那份文件现在何处？”阿瑟问道。
“不知道。”
“我们不想让迈克尔·布罗克蹲监狱。”
“那你们为什么坚持要以刑事罪起诉他呢？”
“一切都在桌面上明摆着，格林先生。如果就此案达成了协议，我们当然会罢手。”
“太妙了，你的建议是？”
拉夫特递过来一份十页的调查概要，附有五颜六色的图表。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在非法致死案中儿童和年轻的文盲母亲值不了多少钱。
这是典型的大公司的办事作风，细致、全面。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幕僚们花费了无数的时间调查全国范围内的侵权赔偿案的最新行情。最近一年的行情，最近五年的行情，最近十年的行情，各个地区、各个州、各个城市的行情，学龄前儿童的死亡陪审团会判多少？没多少。全国平均数是五万五千美元，在南部和中西部要低得多，在加州和大城市略高些。
学龄前儿童不工作，没有收入，法院一般不允许预测他们将来能挣多少钱。
对朗蒂工资损失的估计相当公允。考虑到她的工作时断时续，他们做出了一些颇有分量的假设。她今年二十二岁，有朝一日会很快找到一份全职工作，拿最低工资，这是一个慷慨的假设，但是拉夫特也愿意承认。她要戒酒戒毒，就业期间不得怀孕，又一个好心的假设。她边就业边接受培训，然后换个工作，薪水是原来的两倍，保持这份工作直到六十五岁。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把她一生的收入折合成现在的美元，拉夫特得出的数字是五十七万美元。
没有外伤也没有烧伤，没有任何痛苦，他们在梦乡中死去。
为了了结这场官司，洗刷公司的名声，公司慷慨地补偿每个孩子五万美元，再加上朗蒂的工资损失，赔偿总额为七十七万美元。
“这个数字不够，”莫迪凯道，“单为一个孩子我就能从陪审团那儿拿到这个数。”他们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
他接着几乎对拉夫特精心准备的摘要中的每一点都提出了异议。他不管达拉斯或西雅图的陪审团是怎样判决的，也不管其可比性，他对奥马哈的法律程序也不感兴趣，他只知道怎样与华盛顿的陪审团打交道，这才是事情的关键。如果他们以为只花这点钱就能过关，那他该走了。
拉夫特在找莫迪凯话中的漏洞时，阿瑟重申了自己的立场。“这事好商量，”他忙不迭地说，“这事好商量。”
他们的调查摘要中有意避开了惩罚性损害赔偿，莫迪凯指明了这点。“一个富有公司的富有律师故意纵容非法的疏散行为，而这么做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我的当事人被抛向街头，活活冻死，坦白说，先生们，这个案子难道不应科以惩罚性赔款吗？这里是华盛顿。”
“这里是华盛顿”只意味着一件事：黑人陪审团。
“我们可以商量，”阿瑟重复道，“你预想中的数字是多少？”
我们曾讨论过第一次的开价数，在诉状中我们索赔一千万，这个数字不是天价，否则的话赔偿额会高达四千万或五千万甚至一个亿。
“每人一百万。”莫迪凯道。他的话重重落在红木桌面上。坐在另一侧的人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但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五百万？”拉夫特问，声音几不可闻。
“五百万，”莫迪凯大声道，“每个受害者一百万。”
四个人突然意识到手中拿着记事簿，每人都写下几行字。
过了一会儿，阿瑟重新分辩说我们的索赔理由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天气的影响——暴风雪——是造成死亡的部分原因，随后是关于天气的一通长篇大论，莫迪凯打住话头道：“陪审团成员知道二月份还下雪，二月份仍很冷，二月份有暴风雪。”
在整个会谈中，只要他一提起陪审团，对方总有短暂的沉默。
“他们对庭审怕得要命。”他告诉我。
他对他们说，我们索赔的理由经得起他们的反驳。不管是出于蓄意而为，还是由于严重的疏忽，驱逐住户的行为终归发生了。我们的当事人被迫在二月里流落街头，无处藏身，这是可以预见的后果。他可以向任何地方的陪审团陈述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但对华盛顿的正直的公民来说就更有说服力了。
在索赔上没占到上风，阿瑟转而打出了他们的王牌——我。具体说来就是我从钱斯的办公室窃取文件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是明知故犯。他们的立场很强硬，他们愿意庭外和解，可对我的不道德行为却绝不放过。
“他们要怎样？”我问。
“吊销执照两年。”莫迪凯沉重地说。
我说不出话来。整整两年，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对他们说他们疯了，”他说，可是语气不如我期待的那样强硬，“绝对办不到。”
我还是无言以对，只是心里不断重复着：两年，两年。
他们在赔偿金额上又交锋了几次，但分歧太大，事实上他们什么协议也没达成，只是同意尽快再举行会谈。
莫迪凯最后交给他们一份即将起诉的马奎斯·迪斯诉状的复印件。诉状上列出了相同的三名被告，要求就他被非法驱逐出户赔偿微不足道的五万美金，莫迪凯向他们保证以后还有。我们的真实计划是每周起诉两件，直到所有的被驱逐人都得到赔偿。
“你准备把这个透露给报纸吗？”拉夫特问。
“为什么不？”莫迪凯道，“一经起诉它自然成为公共记录。”
“不错，不过，我们已经受够了媒体的攻击。”
“是你们先挑起事端的。”
“什么？”
“你们泄漏了迈克尔被捕的消息。”
“我们没有。”
“那么《邮报》上怎么会登出他的照片呢？”
阿瑟一句话就让拉夫特闭上了嘴。
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紧盯着墙一个小时才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来，公司愿意出一大笔钱来避免两件事：一是进一步的名誉损失；二是对簿公堂所引起的严重经济损失。如果我交出文件，他们就不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一切都会画上圆满的句号，只是公司要惩罚我解解心头之恨。
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个仅是个叛徒，而且是整个事情的罪魁祸首。正是因为我才使他们深藏不露的丑事曝了光。让他们在公众面前丢脸就足以让他们恨我，而要让他们与心爱的美元作别则点燃了他们复仇的火焰。
我做这一切全凭内部情报，至少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显然不知道赫克托在这件事中所起的作用。我偷走了文件，找到了我需要的全部证据，构想出这件诉讼。
我是犹大，我理解他们，尽管不无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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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索菲亚和亚伯拉罕离开许久了，我还是呆坐在自己昏暗的办公室里。这时，莫迪凯走进门来，坐在一张结实的折叠椅上。椅子有一对，是我花六块钱从跳蚤市场上买来的。椅子的前主人把它们漆成了褐紫色。它们看上去很丑，但我至少不必担心来访者说到一半时跌坐在地上。
我知道他打了一下午的电话，但我没去他的办公室。
“我接了许多电话，”他说，“事情变化得比我们想象的快。”
我听着，一言不发。
“与阿瑟打拉锯战，与德奥里奥法官讨价还价，你认识德奥里奥吗？”
“不认识。”
“他是个强硬派，但他人很好，公平，思想较开明。多年前他从一家大公司起家，为了某个原因决定要当法官。放弃了挣大钱的机会。经他手调解的案子比华盛顿任何一位承审法官都要多，因为他使律师们处于他的影响之下，而且很有手腕，他喜欢调解纷争，如果一件案子调解不成功，那么他就要求尽早开庭。他极力主张调解所有应审案件。”
“我想我听过他的名字。”
“我想应该如此。毕竟你在这个城市做过七年的律师。”
“反托拉斯部，在一家大公司，就在那边。”
“那，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我们已同意明天下午一点在德奥里奥的审判室见面，每个人都得去——三名被告，他们的律师，我，你，我们的受托人，以及任何涉及此案的人。”
“我？”
“对，法官要求你在场，他说你可以坐在陪审团的席位上旁听，但你得去。他想索回那份失窃的文件。”
“乐意奉上。”
“许多人都知道，他特别痛恨媒体。他从不允许记者进入他的审判室，禁止电视摄像机进入离他一百英尺的地方。他对这件案子闹得沸沸扬扬大为不满，他决定这次不对外公开。”
“诉状将成为公共档案。”
“是的，但他可以封存它，如果他想的话。我认为他不会那么做，他喜欢恫吓。”
“这么说他想庭外调解此案？”
“当然如此，他是法官，难道不是吗？每个法官都想庭外调解，好有更多的时间打高尔夫球。”
“他对我们的案子有什么看法？”
“他捂着底牌，但他坚持三名被告全部到场，而不仅仅是他们的手下人，我们在现场会看到能拍板的人。”
“甘特利？”
“甘特利会到场，我跟他的律师谈过了。”
“他知道入口处装了金属探测器吗？”
“也许吧，他以前去过法庭，我和阿瑟把他们的条件告诉了法官，他未置可否，但我想他不会惊讶，他见过的大场面多了，也了解陪审团的成员。”
“我的问题怎么说？”
莫迪凯好一会儿没开口，他搜肠刮肚想找一种既讲了真话同时又能安慰我的说法。“他将采取强硬路线。”
这种说法一点也安慰不了我，“什么是公平，莫迪凯？这事对我来说性命攸关，我的前途完了。”
“这不是公平与否的问题，你取走文件是为了纠正过错，你没有存心偷它，只是暂时借用。这是一桩值得称道的举动，但仍属于盗窃行为。”
“德奥里奥提到过它是盗窃行为吗？”
“提过，一次。”
这样看来法官认为我是个贼。看来人人都是一样的看法。我没有勇气问莫迪凯的看法，他也许会讲实话，我不想听。
他挪了挪庞大的身躯，我的椅子吱吱直响，但一点都没陷下去，我为此感到自豪。“我要你明白，”他正色道，“你说一句话，我们立即撤回这个案子。我们不要这个庭外和解，没人真正想要。受害人已死，他们的继承人不是身份不明就是身陷囚牢。和解有个好结果丝毫不会改变我的生活。这是你的案子，一切由你定夺。”
“事情没那么简单，莫迪凯。”
“为什么？”
“我害怕刑事指控。”
“你应该害怕，但他们不会那么做，也不会再向律师协会申诉。我可以立即打电话给阿瑟，告诉他我们握手言和，双方一拍两散，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这事很好办。”
“媒体会活吞了我们。”
“会那样吗？我们刀枪不入。你以为我们的客户真会在乎《邮报》对我们的看法吗？”
他在故意唱反调——只是嘴硬罢了，莫迪凯想保护我，但他同时又不愿放过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
有些人注定要受自己的伤害。
“好吧，我们放弃，”我说，“那我们能得到什么呢？他们双手沾满了鲜血却不受任何惩罚；他们把那些人扔到大街上；他们要为那次非法驱逐负全部责任，而且最终导致了我们当事人的死亡；可是我们竟然要让他们逍遥法外？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吗？”
“这是保住你的律师执照的唯一方法。”
“那算不了什么，莫迪凯。”我说，语气中带着一丝苦涩。
但他是对的。这一切全是因我而起，只适合由我来做关键的决定，我取走了文件，于情于理都是个愚蠢的行为。
我要是突然临阵退缩，莫迪凯非气得昏过去不可。他的全部事业在于帮助穷人们重新振作起来，他的工作对象是那些没有希望、没有家、所得甚少的人，他们所求的无非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一餐饭，一张干燥的床，一份体面的工作，一间付得起房租的小小的公寓。他的当事人的问题很少是由一家大型的私家公司直接引起的。
钱对莫迪凯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高额赔偿对他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们的当事人，正如他所说，不是已经死了，就是身份不明，或者身陷囹圄，如果不是因为我，他绝不会考虑在庭审前与对方媾和。他需要一场审判，一场巨大的轰轰烈烈的审判，有聚光灯，有摄像机，有新闻报道。他要这些不是为了个人出风头，而是为了向世人展示无家可归者每况愈下的窘境，审判不总是针对某个人的罪行，有时也可以充当宣传的工具。
因为我而使事情复杂化了，我的松弛的苍白的脸会出现在铁窗之后，我的律师执照会被吊销，从而生计也成了问题。
“我不会临阵脱逃，莫迪凯。”我说。
“我知道你不会。”
“让我来为你描绘一幅场景吧，如果我们说服他们出一笔我们能接受的钱，他们放弃刑事起诉，桌面上只剩下我和我的律师执照，将会怎么样？如果我同意中止律师资格一段时间，又会有什么后果？”
“首先，你将为这种处罚而承受名誉上的损失。”
“尽管听起来不雅，也还不至于像世界的末日。”我强辩道，对于那种尴尬的局面我极其害怕。我想起了沃纳，我的双亲，我的朋友，法学院的同学，克莱尔，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所有同仁，我可以想象出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面部表情。
“其次，在吊销执照期间，你不许办案。”
“我会丢工作吗？”
“当然不会。”
“那我干些什么呢？”
“你仍然做你目前的工作，你到‘创建非暴力社区’、撒马利亚慈善中心、耶稣会，和其它一些你曾去过的地方接受咨询，你仍是事务所的正式合伙人。我们将称你为社会工作者，而不是律师。”
“这么说与过去没什么两样？”
“没什么不同。你看索菲亚，她接见的客户比我们其余的人加起来还多，差不多全城的人都认为她是个律师，需要出庭时，我自会处理。对你来说，一切照常。”
贫民法是由那些实践它的人制订的。
“如果我被抓住怎么办呢？”
“没人会那么做，公益工作和公益法律之间的界线不是那么明晰。”
“两年时间太长了。”
“说长也不长。我们不一定非得同意停业两年不可。”
“我想这没有商量的余地。”
“到了明天，凡事都可商量，但你需要做点调查工作，找出先例，如果有的话，看看类似情况下是怎样裁决的。”
“你认为以前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也许。现在像我们这样的人有一百万，律师向来善于吹毛求疵。”
他错过了开会的时间。我谢了他，我俩一起锁上办公室的门。
我驱车奔向国会山附近的乔治顿法学院。那里的图书馆半夜才关门。对一个前途莫测的律师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让他藏身和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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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德奥里奥的审判室在卡尔·莫尔特里大楼的二楼，与基斯勒法官的审判室相去不远。我的严重盗窃罪的案子在基斯勒法官那里待审，而且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大厅里充满了刑事辩护律师和那些经常在电视中或巴士站点可以看到的平淡无奇的普通人。律师和他们的当事人挤在一起，那些人看上去几乎都犯了某种罪，我简直难以相信我的名字会和那些人一同出现在待审名录上。
我们什么时候到达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对莫迪凯来说似无此必要。我们不敢姗姗来迟，德奥里奥是相当守时的，但提前十分钟到达会让我受不了，唐纳德·拉夫特和阿瑟势必会对我指指戳戳，也许在开场前还会发些了无新意的议论。天知道他们还会带些什么人来，我可不想和蒂尔曼·甘特利共处一室，除非法官阁下已经到场。
我要在陪审团席位上找个位子坐下，旁听整个过程，不想被打扰。我们在一点差两分时进入审判室。
德奥里奥的助手在分发议程表。她把我们引向座位——我单独坐在陪审席上，对此感到满意；莫迪凯坐在与陪审席相邻的原告席上，我们的受托人威尔马·费伦早就到了，因为对即将讨论的问题没有任何补充意见，所以早已感到无聊。
被告席上各方的位置安排很策略。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聚在一端；蒂尔曼·甘特利和两名律师在另一端；居中作为缓冲的是河橡公司的两名法人模样的人和三名律师，议程表中还列出了所有出席人的名单，被告方共有十三人。
我原以为，甘特利干过拉皮条的勾当，必定戴着戒指和耳环，穿着俗艳的衣服，谁知道不是这样。他身着漂亮的藏青色西装，穿得比他的律师好，正在看文件，对周围的人视若无睹。
我看见了阿瑟、拉夫特、内森·马拉穆德，还有巴利·纳佐，我打定了主意不为一切所动，但还是没想到见到巴利，公司派出了三名与我一同被动持的人质是在传递一条微妙的信息——被那位“先生”恐吓过的其他律师每个人都没留下精神创伤——我究竟怎么啦？为什么我在紧要关头就靠不住？
他们中的第五人名叫L·詹姆斯·苏布，是来自保险公司的一名律师。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重金投保了过失险，但我怀疑投保范围是否适用。投保政策排除了故意行为，如律师帮办或公司股东的盗窃行为，或者蓄意违反某个行为规则的举动，公司律师的疏忽造成的损失在投保范围之内，蓄意造成的过失则不然，布雷登·钱斯不只是忽略了某条法规，或某则法律条文，或某条定规，他是在明知仓库占住者是事实上的租住户的情况下知法犯法，强行驱散了他们。
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与它的过失行为者之间暗地里必然有一场狗咬狗的争斗。让他们斗去吧。
德奥里奥法官于一点钟准时从里间出现了，在法官席上就座。“下午好。”他坐下时粗声说。他身穿法官袍，使我感到有点不伦不类，这不是正式的出庭，只是非正式的调解会。
他调好麦克风的音量，开口道：“伯迪克先生，请把门锁上。”伯迪克先生是穿制服的法庭保安员，在门背后警戒。观众席上空无一人，这是一个非常秘密的会议。
书记员开始记录。
“我的助手告诉我各方及他们的律师均已到场，”他说，瞥了我一眼，好像我是又一个受审的强奸犯，“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调解本案。经过昨天与各方代理律师的多轮磋商，我认为在这个时间召开这样的会议也许不无益处。我从未在提出申诉后这么短的时间内主持调解会议，但既然各方均无异议，花这个时间还是值得的。首先是保密的问题，今天的会谈内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透露给新闻界，明白吗？”他看看莫迪凯，再把目光移向我。被告席上的所有人都扭头对我们怒目而视。我想站起来提醒他们是他们先把消息透露给新闻界的，我们确实是施以重拳，但是是他们打出了第一拳。
法庭助理递给每人一份两段文字的秘密协议，每一份中都夹着分发对象的姓名，我签名后交还她。
律师在紧张状态下读不完两段文字，也不能迅速做出决定。“有什么问题吗？”德奥里奥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那帮人。他们在找协议中的破绽。我们在这方面训练有素。
他们签了名，交给了法庭助理。
“我们根据议程表的安排来进行，”法官道，“第一条是陈述索赔的事实和理由，格林先生，你提请了诉讼，请你讲一讲，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莫迪凯站起来，没拿任何书面的东西，双手深插在口袋里，态度很从容。两分钟内他清楚地陈述了我们的案子，然后坐下。德奥里奥欣赏他的简洁。
阿瑟代表被告方发言。他不得不承认了相关事实，但对索赔提出了异议，他连篇累牍地谴责了“反常的”暴风雪，它笼罩了全城，给每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不便。
他还认为朗蒂·伯顿举措失当。
“她有许多地方可去，”阿瑟道，“许多紧急避难所都开放了。前一天夜里她和许多人一起呆在一座教堂的地下室里，她为什么要离开？我不知道，但没有人逼她那么做，至少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逼迫她的人。她的外祖母在东北区有座公寓。难道她不该承担某些责任吗？难道她不该想办法保护她的孩子吗？”
这是阿瑟唯一的机会诋毁一位死去的母亲。大约一年后，陪审团的席位上会坐满与我肤色不同的人，不论是阿瑟，还是任何一位头脑正常的律师，都不会持这样的看法：朗蒂·伯顿要对她孩子的死负哪怕是部分的责任。
“那她为何要开始流落街头呢？”德奥里奥厉声问。我忍不住要笑。
阿瑟并未气馁：“考虑到本次会谈的目的，法官大人，我们愿意承认疏散是非法的。”
“谢谢。”
“别客气。我们的意思是那位母亲应承担部分责任。”
“多少？”
“至少百分之五十。”
“那太高了。”
“我们不这样认为，法官大人，也许是我们使她流落街头，但悲剧发生前有一周多的时间。”
“格林先生？”
莫迪凯站起身来，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好像阿瑟是个刚入学的法学大学生，对法学基本原理还不甚了了。“这些人不能立即找到住处，雅各布斯先生。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称为无家可归者的原因，你承认是你使他们流落街头，而他们正是在那里死去的。我很愿意与陪审团来谈这件事。”
阿瑟的双肩耷拉下去，拉夫特、马拉穆德和巴利听着每一个字，一想起莫迪凯·格林在法庭内对一个黑人陪审团侃侃而谈的情景，表情就变得极不自然。
“赔偿责任是显而易见的，雅各布斯先生，”德奥里奥道，“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将这位母亲的疏忽对陪审团说，尽管我不赞成这么做。”莫迪凯和阿瑟坐下了。
如果开庭审判时我们证明了被告方负有赔偿责任，那么陪审团会考虑赔偿数额的问题。这是议程表上的第二项。拉夫特拿出了那份关于陪审团裁定的赔偿额的最新行情的调查报告，想以此蒙混过关。他谈起了在现今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下死去的儿童价值几何，但当他说起朗蒂的就业史和她一生损失的工资总额时就变得琐碎而乏味。他最后得出了同样的数目：七十七万美元，这也是他们前一天的报价，他认为这个数字不可能再高了。
“这不是你们的最终报价，对吗，拉夫特先生？”德奥里奥问，语气中似有所待，他当然不希望这是他们的最终赔付额。
“是，大人。”拉夫特答道。
“格林先生。”
莫迪凯重新站起来：“我们拒绝这个提议，阁下，那些先例说明不了什么，我只关心我能从陪审团那里得到的数额。那将比他们的报价高得多，我这么说并没有不尊重拉夫特先生的意思。”
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怀疑他的话。
他驳斥了他们那种认为一名死亡的儿童只值五万美元的观点，他强烈地暗示道如此低的估价出于一种歧视，一种对不幸生为黑人的无家可归的儿童的歧视，甘特利是被告席上唯一没有感到局促不安的人。“你有个儿子在圣阿尔班上学，拉夫特先生。你愿意用五万块钱换他的性命吗？”
拉夫特的鼻尖离标准拍纸簿只有三英寸的距离。
“我能使陪审团相信这些儿童每人至少值一百万，他们和在弗吉尼亚、马里兰上预备学校的孩子没什么两样。”
这是很厉害的一招，一下子击中了他们的要害，人人都清楚他们的孩子在什么样的学校就读。
拉夫特的调查摘要略去了受害者临终前所受的苦楚。这样做的理由虽然没有明说，但很明显。他们平静地死去，吸着无味的一氧化碳直至飘然升上天国，没有烧伤和外伤，也没有流血。
拉夫特为他的省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莫迪凯对朗蒂和她的四个孩子的最后几小时做了一番详细的描绘；对食物和温暖的寻找，漫天大雪和刺骨的寒冷，对冻僵的恐惧，母子抱成一团绝望的挣扎，对葬身于暴风雪的极度恐慌，栖身于一辆格格作响的破车内，汽车的马达转动着，眼看着燃油渐渐耗尽。
这绝对是一番活灵活现的描述，一个天才的说书人的即兴表演，作为唯一的陪审员，我说不定早给他开了一张空白支票。
“不要跟我谈什么痛苦与煎熬。”他对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咆哮道，“你们根本不了解它的含义。”
他说起朗蒂就好像她是他多年的老相识。一个孩子刚生下就断绝了全部的希望，是谁造成了这些可以预见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一个深爱她孩子的母亲正竭尽全力地想爬出贫穷的深渊。她直面自己的过去和吸毒的陋刁，正努力戒断毒瘾。这时，被告将她一脚踢回街头。
他的声调抑扬顿挫，义愤时声调高亢，愧疚时声音低沉。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每一句话都击中了要害。他给他们下了一剂猛药，让他们事先领教一下他在陪审团前的风采。
阿瑟负责签发支票，口袋里的支票簿一定已把衣袋烧出了个洞。
莫迪凯最后使出了撒手锏，他大谈特谈惩罚性损害赔偿的作用——惩戒作恶者，以儆效尤，防止他们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反复抨击了被告所犯下的罪行，富人对穷人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他们只是一帮占住者，”他的声音在室内回荡，“把他们扔出去！”
贪婪使他们无视法律的存在，合法的遣散至少需要三十天，那样与邮政总局的交易肯定吹了。三十天过后大雪必定过去了，街头也会变得安全些。
这是一件绝对应科以罚款的案子，他深信陪审团会赞同他的观点，我当然也赞同，此时此刻，无论是阿瑟，还是拉夫特，还是坐在被告席上的其他律师，全都怕了莫迪凯·格林。
“我们索赔五百万了结此事，”他给自己的发育画上句号，“一分也不能少。”
接着出现了短暂的冷场，德奥里奥做了些记录，回到议程上来。下面讨论被窃文件一事。“文件在你手上吗？”他问我。
“是的，大人。”
“你愿意交出吗？”
“愿意。”
莫迪凯打开他的破旧的公文包，取出文件，交给了那名助理，她转呈法官。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逐页翻看，足足有十分钟。
我感到拉夫特瞪了我几眼，但谁又在乎呢？他和其余的人急于拿回文件。
看完文件，法官言道：“失窃的文件已经追回，雅各布斯先生。现在我们手边有一件待决的刑事案，我已经跟基斯勒法官谈过此事。你意下如何？”
“大人，如果我们能就其它问题达成协议，我们将不再坚持起诉。”
“我想你不会有反对意见，布罗克先生？”德奥里奥道。
见鬼！我怎会有反对意见？“是，大人。”
“继续进行，下一项是关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对迈克尔·布罗克违反职业道德的申诉，雅各布斯先生，你愿意就此事发表看法吗？”
“当然，法官大人。”阿瑟“噌”地一下站起来，对我的不道德的行为做了一番谴责，他的口气不算不严厉，发言也不算太长，但似乎并无喜悦之情，阿瑟是律师之律师，律师界的元老。他对律师应遵守的职业道德不仅言传而且身教。他和公司永远不会原谅我的所作所为，但我毕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正如布雷登·钱斯的行为已经使整个公司蒙羞，我的操守失当也同样如此。
他最后强调说我必须为我的盗窃行为而受惩罚。这是对公司的客户——河橡公司的利益的严重侵害。我不是一名罪犯，他们也不难放弃刑事起诉；但我是一名律师，而且还很出色，他承认道。既然如此我就该承担责任。
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撤回对我的违反职业道德的申诉。
他的论证理由充分，很有说服力，连我也不得不信服，河橡公司的人看上去态度尤其强硬。
“布罗克先生，”德奥里奥说，“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本没准备发言，但并不害怕站起来说出我的感受，我直视着阿瑟的眼睛道：“雅各布斯先生，我过去一直很尊敬你，现在依然如此，我没有什么要辩解的，我拿走文件不对，我为这件事后悔过一千次。我知道真相被掩盖了，我想找到有关它的情报，但这不成其为理由，我向你、公司的律师、还有你的客户河橡公司道歉。”
我坐下来，不敢看他们。莫迪凯后来告诉我，我的谦恭态度使室内的气氛大为缓和。
德奥里奥随即做了一件大好事，他宣布讨论下一个问题，即尚未提出的诉讼。我们先打算替马奎斯·迪斯与凯尔文·兰姆起诉，直到我们能找到的其他所有的被驱逐人都轮遍。德文·哈迪和朗蒂已经死了，所以还剩下十五名可能的原告。莫迪凯已经首肯了这种做法，并通知了法官。
“如果你承认了赔偿责任，雅各布斯先生，”尊敬的法官道，“那么你必须报一个赔偿额，你愿意为另外十五人出多少？”
阿瑟与拉夫特和马拉穆德低声商量了一下，道：“呃，法官大人，我们估计这些人居无定所已有一个月左右。如果给他们每人五千美元，他们可以找个新住处，说不定比原先的住处要好得多。”
“这个数字少了，”德奥里奥道，“格林先生。”
“太少了，”莫迪凯附和道，“同样，我从陪审团的角度考虑问题。相同的被告，相同的过失行为，相同的陪审团，我能轻轻松松地为每个人争取到五万美元。”
“你想要多少？”法官问。
“两万五千美元。”
“我认为你该付这笔钱，”德奥里奥对阿瑟道，“要价不无道理。”
“十五个人每人两万五？”阿瑟问，他的镇定自若的风度在双面夹击下荡然无存。
“你说得对。”
紧接着，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四名律师各执一词，私下争执起来。很显然，他们不与另外两名被告的律师商量，公司将单独掏钱了结此事。甘特利似乎全然无动于衷，他的钱没有危险。河橡公司也许事先威胁过，如果调解不成，它要自己起诉。
“我们愿意付两万五千。”阿瑟平静地宣布道。三十七万五千美元流出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腰包。
万事开头难。德奥里奥知道他可以逼他们接受小额的赔款。钱一旦开始哗哗向外流，就不会轻易止住，直到满足我们的要求为止。
去年一年，在支付了我的薪水和福利费以后，再从我的本营业额中拿出三分之一与日常开支相抵，公司从我身上赚了大约四十万美元，而我只是八百分之一。
“先生们，我们现在落实到两个问题上，第一个是关于钱的问题，究竟赔偿多少钱才能了结此案？第二个是关于布罗克先生的纪律处分问题。表面上看这两个问题互为条件。会谈至此，我想私下里跟双方谈谈，先从原告方开始，格林先生和布罗克先生，请到我的私人办公室来。”
法庭助理带我们走向观众席后的过道，走进一个用橡木板贴墙的美轮美奂的办公室。法官阁下脱下长袍，叫秘书上茶。他问我们要不要，被我们谢绝了，法庭助理关上门，留下我俩与德奥里奥共处一室。
“事情有进展，”他说，“我得告诉你，布罗克先生，关于你违反职业道德的申诉是个问题，你认识到它的严重性吗？”
“我想是的。”
他把指关节掰得叭叭作响，开始在室内来回踱步，“华盛顿曾经有位律师，那是在七八年以前，耍过同样的花招。他从一个公司辞职后，带走了一些披露材料，这些材料最后神秘地到了另一家公司的手上，而恰恰是这家公司给了他一份好工作。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
“马科夫，布雷德·马科夫。”我说。
“对了。他后来怎样了？”
“停业两年。”
“这正是他们所要求的。”
“不行，大人，”莫迪凯道，“要我们同意吊销执照两年绝对不行。”
“那你们同意多长时间？”
“最多六个月，不可以讨价还价。大人，您瞧，这些家伙怕得要死，您是知道的。是他们害怕而不是我们，为什么要我们让步呢？我宁愿面对陪审团。”
“不会到那个地步。”法官走近我，盯着我的眼睛。“你同意停业半年？”他问。
“是，”我答道，“但他们须付清赔款。”
“多少？”他问莫迪凯。
“五百万。我从陪审团那儿能得到更多。”
德奥里奥走向窗户，陷入深思，双手摸着下颌。“从陪审团那里是能得到五百万。”他背对着我们说。
“我能得到二千万。”莫迪凯道。
“谁将得到这笔钱？”法官问道。
“那将是一场噩梦。”莫迪凯承认道。
“律师费有多少？”
“百分之二十，其中一半归纽约的一家信托行所有。”
法官猛然转过身来，再次开始踱步，双手紧扣在脑后，“六个月轻了点儿。”他说。
“这就是我们的条件。”莫迪凯坚持道。
“好吧，让我跟对方谈谈。”
我们与德奥里奥的秘密会谈持续了十五分钟不到，而对方那帮坏家伙则占用了一个小时。当然，他们是赔钱的一方。
在大楼忙碌的大厅内，我们坐在长凳上喝可乐，默默地注视着无数的律师匆忙的身影，他们在追逐客户的同时也在追求正义。
我们在大厅里走着，看着那些惊慌失措的人，他们因为种种非法行径即将出庭受审。莫迪凯和几名相熟的律师讲了几句，我一个都不认识。大公司的律师不到高级法院来。
法庭助理找到我们，领我们回到审判室，大家各就各位，事情没有转机，德奥里奥深感焦虑。阿瑟和他的同伴看上去筋疲力尽。我们坐下来等法官发话。
“格林先生，”他开言道，“我见过了被告方的律师。他们开出的条件是：三百万美元，布罗克先生停业一年。”
莫迪凯刚一落座就弹了起来，“那么我们是在浪费时问。”他说完抓起公文包，我站起来紧随其后。
“请准许我们离开，法官大人，”他说，“我们有更好的选择。”我们走向观众席的中间过道。
“你们可以走了。”法官非常沮丧地说。
我们匆匆离开了审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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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我刚打开车门，口袋中的移动电话响了起来，是德奥里奥法官打来的。“是，大人，我们五分钟内赶到。”听到我这么说，莫迪凯笑了。我们磨蹭了十分钟，在底楼的休息室里逗留了一会儿，慢慢走，一级一级爬楼梯。这样德奥里奥就有足够的时间向被告进一步施压。
我们进了审判室见到的头一件事就是杰克·博林，河橡公司的三名律师之一，已经脱去了上装，卷起了袖子，正离开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我怀疑他把他们给揍了，他看上去有能力也愿意那么做。
莫迪凯理想中的陪审团裁定的高额赔偿将由三名被告共同承担。显而易见的是河橡公司已被调解会议吓得够呛。它肯定发出了威胁，兴许还决定出一部分钱，我们无从得知。
我避开了陪审席，坐在莫迪凯的身旁。威尔马·费伦已经离开了。
“我们的分歧在缩小。”法官道。
“我们在考虑撤回我们的条件。”莫迪凯用更高的嗓门宣布道。我和他并没有商量过这件事，也超出其他律师和法官的意料之外。他们猛地扭过头来，面面相觑。
“镇静。”德奥里奥道。
“我是认真的，大人。我在这里坐得越久，就越使我相信有必要把这件荒唐事暴露在陪审团前。至于布罗克先生，他的前东家可以通过刑事指控得遂心愿，不过那没什么大不了。他们收回了失窃的文件，他没有前科，连上帝也知道监狱人满为患，里面关的尽是些毒品犯子和杀人犯；对他提起公诉会成为笑柄。他不会入狱。至于律师协会的申斥，就由它去吧。我将对布雷登·钱斯，甚至还可能包括卷入此事的其他一些律师如法炮制，然后我们再来一场泼污水比赛。”他指着阿瑟道，“你跑去向报纸求援，我们也跑去向报纸求援。”
十四街律师事务所不可能不在意报纸对它的议论；甘特利即使在意也不会表露出来；河橡公司即使口碑不佳，还是能继续赚钱；但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靠的只是其声誉。
莫迪凯的这一通长篇大论不知从何而来，他们听后完全怔住了。
“你说完了吗？”德奥里奥问。
“我想是的。”
“好，对方的报价涨到四百万。”
“如果他们掏得出四百万，那肯定付得起五百万。”莫迪凯的矛头再次指向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这名被告去年的总营业额差不多有七个亿。”他略作停顿，这个数字在审判室内回响。“七亿美元，仅仅是去年一年。”他又指着河橡公司：“这名被告拥有价值三点五亿的不动产。给我个陪审团吧。”
他似欲住口时，德奥里奥再次问道：“你说完了吗？”
“没有，大人，”他刹那间变得出奇地平静，“我们要求对方预付二百万，一百万律师费，一百万归死者的继承人，余下的三百万在十年内付清——一年三十万，加上合理的利息，被告方每年完全能够掏出三十万，他们也许会被迫提高房租和计时收费，但他们肯定知道如何去做。”
这样一个分期付款、有条理的方案很有道理，鉴于继承人的不确定性，以及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迄今为止身份不明的事实，这笔钱将由法院监管。
莫迪凯的最后一着相当高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明显松了一口气，他给了他们台阶下。
杰克·博林和他们拥抱在一起，甘特利的律师和他们的当事人一样冷眼旁观。
“我们可以接受赔款方案，”阿瑟宣布道，“但对布罗克先生我们坚持原先的立场，停业一年，否则达不成协议。”
我突然再次恨起阿瑟来。我是他们手中的最后一着棋，为了保存他们那所剩无几的颜面，他们要榨出最后一滴血。
但是可怜的阿瑟并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他只是在绝望地挣扎，外表看上去也是如此。
“这么做究竟有何用处？”莫迪凯对他吼道，“他已经同意承受交出执照的名誉损失，多加六个月对你有什么好处？荒唐透顶！”
来自河橡公司的两名年轻的法人代表已经觉得无法忍受了。他们对法庭有种天生的恐惧，听了莫迪凯三个小时的演讲后，这种恐惧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两个星期的审判他们无论如何也顶不下来。他们沮丧地直摇头，低声激烈地争吵着。
甚至连蒂尔曼·甘特利都厌倦了阿瑟的故意找茬儿，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快了结这见鬼的纠纷吧！
片刻前，莫迪凯曾大叫道：“这么做究竟有何用处？”他说得对。这么做确实毫无意义，尤其对我这样一个贫民律师来说，临时吊销我的执照一点也不影响我的工作、薪水以及社会地位。
我站起来，非常礼貌地道：“法官大人，我们双方各退一步吧。我们要六个月，他们要十二个月，我赞同九个月。”我边说边向巴利·纳佐望去，他对我微笑表示赞许。
如果此时阿瑟开口反对，肯定会被饱以老拳。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包括德奥里奥，“这样双方达成了协议。”他没等被告方开口就宣布道。
他的极富效率的助手在观众席的前排飞快地敲击打字机的键盘，几分钟之内就打好了一页《调解备忘录》，我们在上面迅速签名后离开了。
办公室内没有庆祝的香槟酒。索菲亚一如往昔地在工作，亚伯拉罕正在纽约参加一个有关无家可归者的会议。
如果美国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有了五十万美元的进账而不声张，那就是十四街律师事务所，莫迪凯想添置一些电脑和电话，也许还会添一台空调，大部分钱将存进银行吃利息，以备难关。这是一笔很好的储蓄，能够维持我们几年的微薄薪水的发放。
如果他因为把另外五十万送给科恩信托行而感到不快，他不会把这种感受表露出来。莫迪凯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他只考虑他能够处理好的问题。
至少要花费九个月的辛苦劳动才能理清伯顿遗产继承问题的头绪，正好我有空来处理它。继承人的身份必须得到确认，找到他们，当他们知道有钱可领时与他们接洽，这些事办起来很棘手。例如，必须将基托·斯派斯、特米科、阿朗佐、丹特的尸首挖掘出来，进行DNA检测，以确定亲子关系是否成立。如果基托真是孩子的父亲，他将继承他孩子的遗产，因为他的孩子死在他的前面。现在他也身亡了，他的遗产等待继承，他的继承人必须被找到。
朗蒂的母亲和两个弟弟的问题更加难办，他们在街头仍有熟人。几年内他们将被假释，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属于他们的那份弄到手。
莫迪凯对另外两个计划特别感兴趣。第一个是事务所曾经组织过的为穷人服务的慈善计划，后因联邦政府的资助告罄而不了了之，在这项活动的全盛期，有一百名志愿律师每周花数小时帮助无家可归的穷人。他要我考虑恢复这个计划。我喜欢这个构想，我们可以增加这个活动的覆盖面，在律师界扩大影响，开拓更多的资金渠道。
这就引到第二个计划，索菲亚与亚伯拉罕不善于募捐；莫迪凯有能力说动别人掏出口袋中的最后一分钱，但他讨厌求人。我既聪明又年轻，不仅是白人，而且受过良好教育，能与专业人士打成一片，并说服他们按年供给。
“如果计划得当，你一年能筹到二十万。”他说。
“我们用这笔钱做什么呢？”
“雇几名秘书，几名助手，说不定还可以聘请一名律师。”索菲亚走后我们坐在办公室的前部，凝视着窗外暮霭渐合，莫迪凯开始构想未来。他渴望有那么一天，事务所内有七名律师忙碌的身影。虽然这间小小的事务所每天都忙乱不堪，但它是一股力量。它帮助了成千上万的无家可归者，政客和官僚们也不敢小觑它，它是一只号角。
“五年来我们日趋式微，”他说，“穷人们在受苦受难，这是扭转这种局面的绝佳时机。”
而这个重任就落在我的肩上。我是新鲜血液，是事务所的新生力量，必须重振事务所的雄风，使它达到新的高度。我将为事务所招募到新的志愿者，给它注入新的活力；我将建一台筹款“机器”，这样我们就能像别人一样在此领域开展法律业务；我们要扩大规模，将楼上也辟为办公场所，让富有才华的律师为我们工作。
无家可归者的权利将得到保护，只要他们找上门来，我们将传达他们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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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星期五一大早我正坐在办公桌前，以律师和社会工作者的双重身份愉快地开始工作，这时，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阿瑟·雅各布斯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门前。我愉快地招呼了他，同时心中暗白戒备，他在我对面的褐紫色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不要咖啡，只想跟我谈谈。
阿瑟遇到了难题，我被这个老人所讲的一切深深地吸引住了。
过去的几周是他五十六年的律师生涯中最艰难的日子。庭外和解并没有使他感到宽慰，公司在遭受了这个小挫折后又回到了正轨，但阿瑟发现自己难以成眠，他的合伙人犯下的大错导致了无辜的人身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朗蒂和她的四个孩子的死一事中永远洗刷不了自己的罪孽，不管它赔了多少钱。阿瑟怀疑自己能否彻底摆脱它的阴影。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所以只好听着，我希望莫迪凯也能听到他的话。
阿瑟正受着内心的煎熬，不久我就对他感到同情，他今年八十了，几年来一直在考虑退休，但现在却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已厌倦了追逐金钱的生活。
“我的日子不多了。”他坦白道，我原来怀疑他会出席我的葬礼。
他对我们的事务所很感兴趣，我告诉他当初我是怎样误入其中的。它的历史有多长？他问道。有多少工作人员？经费来自何处？我们是怎样使它运行的？
他既然给了我机会，我就趁机进言。因为接下来的九个月我不能做法律工作，事务所决定让我实施一个新的慈善计划，利用本城大公司的律师来帮助穷人，他的公司恰巧是最大的，我考虑从他那里开始。志愿律师在我的指导下每周只需帮工几个小时，就能帮助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者。
阿瑟知道有这样的计划，但不甚确切，他有二十年没有从事过这种不计报酬的工作了，他遗憾地承认道，年轻人理当如此。我的主意真好。
但他喜欢这个主意，事实上，我们讨论的时间越长，计划就变得越大。几分钟后，他表明要让他公司的四百名律师全部参加，每周花几个小时帮助穷人，这看上去并无不妥。
“你能应付四百名律师吗？”他问。
“当然。”我答道，其实心中根本没底，但我的脑子飞速地转动着。“不过，我需要一些帮助。”我说。
“什么样的帮助？”他问。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派一个全职的协调员怎么样？这个人将与我共同处理各方面的业务工作。坦率地说，贵公司出了四百名志愿者，也该有个代表。”
他掂量着这个建议，一切都是全新的，听上去又很有道理。我趁热打铁。
“我恰好知道一个合适的人选，”我说，“他不必是一名律师，一个好的律师帮办就能胜任。”
“谁？”他问。
“你记得赫克托·帕尔马这个人吗？”
“有点印象。”
“他在芝加哥分部，是从华盛顿调过去的。他在布雷登·钱斯手下工作，受到排挤。”
阿瑟极力在记忆中搜索这个名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不清楚他对此事知道多少，但我怀疑他没说实话，他似乎陶醉在灵魂的自我净化过程中。
“受排挤？”他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