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马上来。”赫克托道，她慢慢退出，让门半开着。
“我得离开了。”他说。
“没有备忘录的复印件我不会走。”
“中午在楼前的喷泉边等我。”
“好的。”
我通过大厅时向那位接待小姐眨了眨眼，“谢谢，”我说，“我现在好多了。”
“别客气。”她答道。
从喷泉沿林阴大道向西走，我们来到一家犹太熟食店，排队买三明治时，赫克托递给我一个信封，“我有四个孩子，”他说，“请保护我。”
我接过信封正要开口，他后退，转身消失在人群中。我看见他挤出大门，从熟食店前经过，大衣领子竖起来罩着耳朵，几乎是跑着摆脱了我。
我也顾不上吃午饭了。我步行通过四个街区，赶到宾馆，结账出门，把随身物品塞进一辆计程车，我压低身子在汽车后座上坐下，锁上车门，计程车司机昏昏欲睡，这世界上没人知道我此时身在何处。我打开了信封。
备忘录的格式是典型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风格，在赫克托的电脑上打出，文件上有客户代号、文件号码，左下角用小号字体印着日期，日期是一月二十七日，由赫克托，帕尔马呈交给布雷登·钱斯，是有关河橡/TAG公司清理非法住户和佛罗里达街仓库财产的备忘录。那天赫克托在一名武装保镖的陪同下去仓库执行任务。保镖名叫杰夫·麦凯尔，洛克·克里克保安公司派出，他们上午九点十五分到达，中午十二点三十分离开。仓库共三层，赫克托注意到第一层有非法占住者，第二层无居住痕迹。在第三层，他看到了垃圾，旧衣服，还有几个月前火堆的残烬。
在第一层的西端，他发现了十一间临时公寓，用胶合板和石板草草搭就，未经油漆，但明显系同一人在同一时间所建，建房者也想使房子错落有效。从外面看每间公寓的面积大致相等，赫克托无法进入。每扇门也相同，由一种轻型的中空的合成材料也许是塑料制成，门上装有球形把手和暗锁。
浴室很脏，有人用过，最近一段时间内没人修过。
赫克托遇到过一个自称叫赫尔曼的男人，赫尔曼无意交谈。赫克托问他公寓的租金，他什么也没说，只说他是擅自占住的，有穿制服的武装保镖在场，他不敢多说。
在仓库的东端发现了十间同样结构的公寓。孩子的哭闹声把赫克托吸引到其中一扇门前，他让保镖退后，不要让人注意他。听到敲门，一名年轻的母亲前来开了门，她抱着一名婴儿，还有三个围在她腿边。赫克托告诉她他为一家法律公司工作，这座仓库已经易手，几天之内她就得搬离，她起初说自己是擅住的，但很快就破口大骂起来，这是她的公寓，她从一个名叫约翰尼的男人那里租下了它，他每月十五号左右来收一百美元，没有任何收据，她不知道谁拥有这座仓库，约翰尼是唯一的联络人。她已经住了三个月了，离开这个地方就无处可去，她在一家杂货店里工作，每周二十个小时。
赫克托让她收拾收拾准备搬家，仓库十天内就会被夷为平地。她悲愤欲狂。赫克托进一步用言语激她，问她有没有付房租的证据。她从床下找出钱包，递给他一张纸条，那是一张杂货店收银台的清单，清单背后有一行潦草的字迹：今收到朗蒂·伯顿一百美元房租，一月十五号。
备忘录的正文有两页，但附了一张几乎不可读的收据。那是赫克托从她那儿拿来的，复印后将原件附在备忘录后。虽然字迹潦草，拼写有错误，复印效果不佳，但这张收据足以作为证据。我一定是忘乎所以，弄出了一些声音，以至于司机扭头在后视镜中观察我，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份备忘录十分清楚地记录了赫克托的所见所闻。文件中没有结论，也没有对他上司的提醒，他当时一定这么想：前面就是火坑，看你们会不会往里跳。他只是一个职位低微的律师帮办，无权建议或提出自己的主张，更无权阻止一桩交易。
在欧海尔机场，我把备忘录通过传真发给莫迪凯，如果飞机失事，或者我受到袭击，或者文件被窃，我想在十四街律师事务所保留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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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我们不知道朗蒂·伯顿的父亲是谁，也许这世界上压根儿就没人知道，她的母亲和弟弟又都在狱中。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做出一个巧妙的决定，绕过伯顿一家，为他们请一个财产管理人，让他充当我们的当事人。星期一早晨我在芝加哥时，莫迪凯去了特区家庭法院，请求法官指派一个临时受托人，充当朗蒂·伯顿和她孩子的遗产监护人。这是私下里的一种例行公事。那位法官与莫迪凯相熟。申请很快被批准了，这样我们有了新的当事人，她的名字叫威尔马·费伦，是一位社会工作者，莫迪凯与她相识，她在诉讼中所起作用有限，如果我们索赔成功，她只能分得一小部分。
从经济角度看，科恩信托行管理不善，但对一个非赢利性的律师事务所来说它却有着巨大的约束力。伦纳德·科恩当过律师，明显对细节有着强烈的兴趣，我们事务所对非法造成的人身伤害或死亡科以人身意外罚款也不算逾规，虽然这种做法为信托行所不喜。罚款的最高限额不超过赔款的百分之二十，而标准的收费额是三分之一。按惯例刑事案的律师要收取百分之四十。
在百分之二十的罚款中，律师事务所可以保留一半，剩下的百分之十归信托行所有，十四年来，莫迫凯曾接过两件这样的案子。第一件因为陪审团的原因而输了官司；第二件是替一个被公交车撞了的无家可归的女子打官司，以获得十万美元的赔偿而告终。他为事务所净赚一万美元，用这笔钱添置了电话和电脑。
法官勉强同意了百分之二十的合同，我们准备起诉。
篮球赛于七点三十五分开始——乔治顿对叙拉库斯，莫迪凯好不容易才搞到两张票，我所乘的航班六点二十到达国家机场，三十分钟后我与莫迪凯在兰多佛的国家机场东出口处见了面，我们身边有将近两万名球迷。他递给我一张票，又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厚厚的未拆的挂号信，收信人是我，发信人是华盛顿律师协会。
“今天到的，”他说，清楚地知道信的内容，“我在座位上等你。”他消失在一群学生中。
我撕开信封，在外面找了一个光线足的地方看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那帮朋友正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我。
这是上诉法院发出的一封正式指控信，谴责了我的不道德行为。指控的内容占了三页，其实一段完全够了，我偷走一份文件；我违反了保密法；我道德败坏；因此必须（一）永远取消我的律师资格，或（二）中止律师资格若干年，或（三）予以公开惩戒，因为失窃的文件尚未追回，事情很紧急，所以调查和一切手续应从速办理。
信封中还有一些通知、表格等其它文件，我看都没看。这令我震惊，我背靠着墙稳定一下情绪，整理一下思路。是的，我早料到他们会有这一手，如果认为公司不会通过所有的渠道来索回文件，那也太不切实际了。但我以为我的被捕会稍稍平息一下他们的怒气。
现在看来错了，他们要的是血。这是一家典型的大公司，手段强硬，要将对于赶尽杀绝，这一点我再了解不过了。他们不知道明天上午九点我将亲手将他们送上法庭，控告他们非法造成了伯顿一家的死亡，并索赔一千万美元。
据我估计，他们再没有什么招数来对付我了，不会再有拘捕令，不会再有挂号信，所有的东西都摆到桌面上来了，所有的道儿都划下了，手中拿着信，我心中竟然有一丝如释重负的感觉。
同时我心中也有一丝恐惧。十年前我就入了法学院，从没认真考虑过别的行当。如果被吊销了执照该怎么办呢？
可是索菲亚不是也和我一样，没有律师执照吗？
莫迪凯在看台的入口处接我，我讲了控告信的大致内容，他安慰了我几句。
比赛确实精彩激烈，然而我们的首要目的不是看球。杰夫·麦凯尔在洛克·克里克保安公司只是业余兼职，他也担任球场的保安工作。索菲亚白天已把他的情况摸清楚。我们猜想他肯定在那一百名穿制服的保安之中。保安们正四处巡逻，免费观看比赛，他们的视线在女大学生身上溜来溜去。
我们对他是老是少、是白是黑、是胖是瘦一无所知，所幸的是保安在左上口袋别有胸牌。我们在座位之间的通道上以及各个入口处来回搜寻。半场休息前，莫迪凯终于发现了他，他在第四入口处无意中撞见了一个搔首弄姿的女检票员，而那个地方我已检查了两遍。
麦凯尔身躯庞大，白皮肤，长相平平，年龄与我相仿，他的脖子和胳膊都很粗，胸膛厚实饱满，我和莫迪凯商量了几句，决定还是由我出面较好。
我用两根指头夹住名片，不慌不忙走向他，自报家门。“麦凯尔先生，我是迈克尔·布罗克，律师。”
他不解地望了我一眼，默默地接过名片。我打扰了他和那位检票员的调情。
“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我用审讯杀人犯的口吻问道。
“你可以问，我可以不回答。”他向那个检票员眨眨眼睛。
“你有没有为本市一家大的法律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干过保安工作？”
“有可能。”
“有没有帮他们疏散过住户？”
这句话击中了要害，他的脸色立即变了，一切都明白了。“我不这样认为。”他说着扭开了头。
“你肯定吗？”
“不，答案是不。”
“你没有在二月四号帮他们驱赶一座仓库中的住户？”
他摇摇头，咬紧牙关，闭起眼睛。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已警告过他，或者多半威胁过他的雇主。
至少麦凯尔被吓得面无人色。那位检票员正全神贯注于她的指甲。他们把我赶开。
“迟早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我说。
他下巴的肌肉抽搐着，但仍一言不发。我不准备逼他太甚，他言辞不善，盛怒之下会饱我以老拳，把我这个无足轻重的贫民律师放倒。两个星期以来，我受的伤也够多的了。
下半场比赛我只看了十分钟。离开时背上一阵痉挛，那是车祸留下的后遗症。
又为露比选择了一家地处贝塞斯达市北郊的新的汽车旅馆，仍然是每晚四十美元。三个晚上过后我再也负担不起这种独居疗法的费用了。梅甘认为让露比回家的时候到了。如果她决意戒毒，她必须过了街头这道难关。
星期二早晨七点半，我来到旅馆的二楼敲她的门。梅甘告诉我露比住220房问。没人应门。我又敲了几次，试着拧了一下门把手，门锁着，我来到前台，让服务员打电话到220房间，还是没人。没有人结账离开，也没听说有异常事件发生。
我召来一位经理助理相间，并使她相信情况确实紧急。她叫来一名保安，于是我们三个人上楼查看，一路上我向她解释我们正帮露比戒毒，因此房间不是以露比的名字登记的。她得知我们把她的旅馆作为戒毒场所颇为不悦。
房间里空空如也，床上纹丝未动，显然夜里没人住，一应物品均未挪位，也无一件她的物品留下。
我谢过他们后离去，这家旅馆距我们办公室至少十英里，我打电话提醒梅甘，然后驱车在拥挤的车流中奋力向城里赶。八点一刻时路遇红灯，我打电话到办公室，问索非亚有没有见过露比，她说没有。
诉讼条款简短而有力，作为朗蒂·伯顿和她的孩子的遗产监护人，威尔马·费伦将起诉河橡、德雷克和斯威尼、TAG三家公司，状告他们蓄意非法驱逐住户。案子条理清晰，因果关系明显。倘若不被赶出公寓，我们的当事人便不至于流落街头；倘若不流落街头，他们便不至于丧命。道理很简单，正因为其简单才更有说服力，相信任何陪审团都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由于被告的疏忽或故意的举动而导致的死亡是可以预见的。厄运降临在那些漂泊街头者的头上，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单身母亲，什么都有可能在她们身上发生。非法将他们赶出家门，如果他们遭遇不测那么你得付出代价。
我们也曾考虑过为那位“先生”的死讨个公道，他也属于被驱逐者一员，但他的死不能算做可预见的死亡。挟持人质、被击身亡不足以构成民事案中的一环，况且，陪审团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好感，我们只好让他长眠于地下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会立即敦请法官催促我归还文件，法官很可能会同意他们的请求。我如交出文件就等于自认有罪，我的律师执照会被吊销，而且，被窃文件不能用作证据。
星期二我和莫迪凯将起诉书的终稿浏览了一遍，他再次问我足否愿意打这场官司，为了保护我，他愿意彻底放弃这个案子，我们曾反反复复商量过这件事。我们甚至有过这样的打算：暂且放下伯顿的案子，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讲和，洗刷我的罪名，待一年后事情稍稍平息，再把案子悄悄转给莫迪凯的朋友，这个主意不算高明，我们刚一有这种念头就把它否定了。
他在诉状上签了名，我们动身去法院，他开车，我把诉状又看了一遍，离法院愈近，我感到手中的诉状愈沉。
庭外和解是关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极注重自身的形象，以信誉可靠、服务上乘而著称。案件如曝光则必然使它的声誉受损。我了解这帮精英律师的心思和禀性，他们推崇从不出错，如果被识破了，他们肯定会气疯的。他们向来是一面大把捞钱，一面奢求树立同情弱者的形象。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错了，尽管我怀疑它还不清楚错误的严重性。我想象着布雷登·钱斯此刻一定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内，战战兢兢地祷告，希望自己能逃过此劫。
但是我也错了。也许我们双方都作些让步，达成协议，如若不然，莫迪凯就有幸将这个案子很快交给一个友善的陪审团去审，并向他们索取高额赔偿；公司也会将我告上法庭，让我付出惨重的代价，后果不堪设想。
伯顿一案永远不会对簿公堂。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没有勇气面对特区的陪审团，稍一受挫就会使他们争相谋求减少损失的法子。
亚伯拉罕的大学同学蒂姆·克劳森是《邮报》的记者，正等在法官办公室外，我们给了他一份诉状副本。莫迪凯提交原件时他看完副本，随即向我们提问。我们自然是有问必答，但要求他不得发表。
伯顿一家的惨剧很快成为华盛顿的热门政治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时间舆论大哗，市当局各部门的头头互相指责，中议会指责市长，市长反过来指责市议会和国会。众议院的一些右翼分子早就心怀不满，这次终于逮着机会，将市长、市议会和市当局一占脑儿给骂了。
将这个案子归咎于少数富裕的白人律师，这本身就是极好的新闻素材，人如其名，克劳森冷酷无情、尖酸刻薄①，再加之他在新闻界浸淫有年，所以对这件事表现出空前高涨的热情。
①克劳森的英文为“Claussen”，与英文“callous”音形相近。“callous”有“对别人的感受漠不关心”之意。
新闻界对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狂轰滥炸并未使我良心上感到丝毫不安，我只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上周我被捕的消息就是他们透露的。我能想见当时拉夫特和他那帮讼棍们兴高采烈地围坐一桌。对！把他被捕的消息透露给媒体；不仅如此，最好再提供一张他的照片，他们以为这样做会使我难堪，羞辱我，让我内疚，迫我交出文件，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我了解他们的心思，知道这套游戏是怎样进行的。
我知道怎样应付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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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我独自一人在“创建非暴力社区”接待咨询者，并且迟到了两个小时。他们耐心地坐在门廊的脏地板上等候，有的在打盹儿，有的在看报。开门的厄列对我的迟到很不满，他有自己的事要做。他为我打开了接待室，递给我记事板，上面写着十三个等待面谈的人的名字，我叫进第一个。
我惊讶于我在一周内发生的变化。几分钟前我走进大楼时丝毫不担心遭到枪击，在门廊里等厄列时也没意识到自己是个白人。我倾听那些求助者的诉说，很快就能为他们拿定主意。我甚至连外表也变得与他们相似：胡子一个星期没剃；头发盖过了耳朵，长得乱蓬蓬的；卡其裤起皱了；夹克衫也不齐整了；领带松松垮垮；耐克鞋式样虽未过时但已经很破了；戴一副角质架眼镜，活脱脱一副公益律师的形象。
那些前来求助的人可不关心这些，他们只想找个倾诉的对象，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名单上的人数增加到十七名，我花了四个小时才解答完毕。我忘记了即将到来的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交锋，也忘记了克莱尔，我发现后者更容易做到，这使我感到惆怅。我甚至忘掉了赫克托·帕尔马和我的芝加哥之行。
但是我无法忘记露比·西蒙。每一个新客户的到来都使我想起她，我并不担心她的安全，她在街头生活的时间远比我长。她为什么舍弃一个有电视和淋浴的干净的旅馆房间，而冒冒失失地闯向街头，人找一辆破车栖身呢？
她是个瘾君子，这是最明白也最自然的答案。可卡因像块磁铁，把她引向街头。
如果我不能使她在郊区旅馆里呆三个晚上，那么我该怎么做才能帮她戒断毒瘾呢？
这并不取决于我。
下午很迟的时候，接到了我哥哥沃纳打来的电话，突然打乱了我的工作步骤，他人已到了华盛顿，来这儿临时出差，因为不知道我的新号码所以现在才打通电话。他问我们在哪儿见面吃饭，我开口之前他就抢着说他来做东。他说有一家新开的馆子，名字叫丹尼欧，他的一个朋友一个星期之前吃过，味道很不错，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没想到要好好吃一顿了。
去丹尼欧我没意见，那是一家时髦的、热闹的、价昂的、挺糟糕的餐馆，接完电话我拿着听筒愣了好一会儿神。我不想见沃纳，因为不想听他教训，他来这儿不是出差，虽然他每年大约有一次机会，我很清楚他是我父母派来的。他们在孟菲斯忧心如焚，为他们二儿子的离婚而伤透了心，为我的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而担忧劳神。必须派个人来打探一下情况，而这个人总是沃纳。
我们在丹尼欧拥挤的吧台前见了面。在我们握手或拥抱之前，他退后一步打量我的新形象。胡子、头发、衣服，从头至脚，概不放过。
“真够新潮的。”他说，语气中半是玩笑半是讥讽。
“见到你真高兴。”我说，故意不理他的调侃。
“你瘦了。”他说。
“你倒没有。”
他拍拍肚皮，好像那些多余的脂肪是一天之内偷偷长上去的。“我要减肥。”他今年三十八岁，长相不错，对自己的外表仍很在意。就因为我说他一句胖，他会一个月内瘦下来。
沃纳单身已三年了。女人对他来说很重要。他离婚时女方指责他与别的女人通奸，但女方也未能免俗。
“你看上去真不错。”我说。确实如此，合体的西装，崭新的衬衫，昂贵的领带。这些东西我也有一衣橱。
“你也不错，这是为了你现在的工作需要吗？”
“可以这么说，有时我不打领带。”
我们要了饮料，在拥挤的人群中啜饮着。
“克莱尔近况怎样？”他问，开始切入正题了。
“我想她很好。我们申请离婚，协议离婚，我已经搬出去了。”
“她快活吗？”
“我想她摆脱了我会感到如释重负，我敢说克莱尔比一个月之前要快活得多。”
“她有了人？”
“我不这样认为，”我说。我说话得小心，跟他谈话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会被转述给我父母，尤其是导致离婚的任何丑闻性事件。他们会说克莱尔的不是，而一旦他们相信克莱尔乱搞男女关系，那么离婚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那么你呢？”他问。
“没有，我一直洁身自好。”
“那为什么离婚呢？”
“许多原因，我不想再多说了。”
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他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双方为争夺小孩的抚养权而闹得不可开交。他事无巨细都告诉了我，有时我都感到无聊，现在他要求同样的回报。
“你一天早上醒来，忽然决定要离婚？”
“你是过来人，沃纳，事情没那么简单。”
餐馆领班把我们带到里面的座位上，我们往里走的时候看到一张桌子旁坐着韦恩·乌姆斯特德和另外两个我不认识的男人。乌姆斯特德是被那位“先生”劫持的人质之一，当时他去门外取食品，差点挨了狙击手的枪子儿。他没看见我。
诉状的副本于上午十一点钟送至董事会主席阿瑟·雅各布斯的手中，当时我在“创建非暴力社区”。乌姆斯特德不是公司的股东，所以我想他甚至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事实上他当然知道这件事。在整个下午匆忙召集的一系列会议中，这个消息就像投下的一枚炸弹，迅速传开了。必须准备反击，各种各样的命令下达了，一切准备就绪，对外人不准泄漏一个字，表面上看来，这件案子对公司来说无足轻重。
幸运的是从乌姆斯特德的位置看不到我们的桌子。我环视一周，确认饭馆中没别的可疑的人，沃纳为我们俩要了马蒂尼酒，我立刻推辞，给我来杯水就行。
对沃纳来说，什么东西都要尽兴而为，工作、玩乐、吃喝、女人，甚至包括书刊和老电影。在秘鲁滑雪时差点冻僵在暴风雪中，在澳大利亚斯库巴潜水①对曾被毒蛇所伤。他离婚后的调整期很容易就过去了，主要因为他喜爱旅行、滑翔运动、登山、深海潜水，在全世界追逐女人。
①斯厍巴（scuba）潜水：戴着水肺潜水。
作为亚特兰大一家大公司的合伙人，他赚了很多钱，也花了不少。这顿晚餐的话题就是钱。
“喝水？”他带着厌嫌的神气说，“得了吧，还是喝酒。”
“不。”我反对道。沃纳喝完马蒂尼还要喝葡萄酒，我们会很晚才离开这家餐馆，他会凌晨四点还不睡，一直摆弄他的便携式电脑，抖落这轻微的宿醉，让它留在昨天。
“胆小鬼。”他咕哝了一句，我浏览了莱单，他的目光溜过每一个女侍者。
他的酒来了，我们点了菜。“谈谈你的工作。”他说，极力装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
“为什么？”
“因为一定很有趣。”
“为什么这么说？”
“你抛弃了一份好工作，一定有十足的理由。”
“当然有，而且很充分。”
沃纳策划了这次会面。他有意图，有目标，有目的，而且要说什么他心中也有数。我弄不清楚他的意图所在。
“我上周被捕了。”我岔开话题，这一着果然奏效，他一下子呆住了。
“你怎么？”
我告诉他事情的经过，极尽铺陈之能事，因为我控制了话头。他对我偷文件颇不以为然，但我不想辩解，文件本身是另一个复杂的话题，我们俩谁都不愿深究。
“这么说你再也不能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了？”他边吃边问。
“绝无可能。”
“你打算做多久公益律师？”
“我刚开始，我确实没想过什么时候收手。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你这样做一无所得，能支持多久？”
“只要我能活着。”
“那么活着就是你的标准了？”
“暂时是这样。你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个荒唐的问题。
“钱。我能挣多少，能花多少，能存多少。我看着它变多，直到有朝一日钵满盘满，什么都不用愁。”
我以前就听他这么说过，赤裸裸的贪婪是他的追求，这只不过比我们从小所接受的信条更直白一些。拼命工作多赚钱，这样整个社会就会进步。
他在激我与他争辩，可这样的争论不是我所要的，谁都说服不了对方，只能是一场无谓的拉锯战。
“你现在有多少钱？”我问。沃纳这个贪婪的家伙对他的财富颇为自负。
“四十岁时我会把一百万放在共同基金里；四十五岁时，将变为三百万；五十岁时，一千万。到那时我就可以退休啦。”
这些数字我们耳熟能详，大的法律公司都差不多。
“你怎样？”他边切着上等鸡肉边问我。
“让我想想。我今年三十二岁，净收入差不多五千美元；三十五岁时，如果我努力工作，节约开支，大约有一万；到我五十岁时，我应该有两万存款。”
“那是预料之中的事，过十八年的穷日子。”
“你对贫穷一无所知。”
“那不见得。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贫穷就意味着廉价公寓，一辆伤痕累累的旧车，破烂的衣裳，没有钱周游世界，没有存款也没有投资，没有退休，没有安全感，什么也没有。”
“太棒了。你恰好证明了我的观点，你确实不懂什么是贫穷。你今年能挣多少？”
“九十万。”
“我挣三万。如果有人逼你为这个数目工作，你会怎样？”
“自杀。”
“我信，我真的相信你会拿把枪掀掉自己的脑壳，如果你只挣三万的话。”
“你错了，我会服药。”
“胆小鬼。”
“那样廉价地工作我实在受不了。”
“噢，你能那样廉价地工作，但你不能那样廉价地生活。”
“一回事。”
“这就是你我不同的地方。”我说。
“我俩确实不一样，但这是怎样造成的呢，迈克尔？一个月前你和我一样。现在看看你——胡子拉碴，衣衫不整，满嘴服务人类拯救人类这一套昏话。你究竟中什么邪了？”
我深吸一口气，咀嚼着他问话中的有趣之处，他也放松下来。我们的教养不允许我们在公众场合吵起来。
“你真是个笨蛋，”他说看压低了身子，“你成为公司的股东指日可待。你聪明，有才华，单身，没有孩子。到三十五岁时，你每年能赚一百万。这个账你算得出来。”
“一切已成定局，沃纳，我现在对钱不感兴趣，我受了魔鬼的诅咒。”
“多新鲜的见解。让我来问你。打个比方，有朝一日你醒来忽然发现自己六十岁了。你对拯救这个世界感到厌倦，因为它压根儿无法拯救。你一贫如洗，身无分文，没有公司，没有合伙人，没有一个当脑外科大夫赚大钱的妻子，没人理你，你怎么办呢？”
“我已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想我有个大富豪哥哥，到时我会打电话给你。”
“如果我死了呢？”
“把你这个不成器的弟弟列在你的遗嘱上。”
我们埋头吃饭，谈话的兴致减退了，沃纳非常自信，只要给我一声当头棒喝我就会回到现实中来，对于我的误入歧途，只要指明其严重后果，我就会迷途知返，找一份真正的工作。“我会跟他谈。”我可以听到他对父母这样说。
他最后又问了我几个问题。十四街律师事务所的福利怎样？我告诉他很少，养老金呢？从未听说过。他极力主张我只干三五年，然后洗手不干，我谢了他，对于我的婚姻问题他出了个好主意，我应该找个志同道合的女人，但她必须有钱，娶了她。
我们在餐馆前的大街上道别。我向他保证我知道我正在干什么，我会没事的，我请他在父母面前报喜不报忧。“别让他们牵挂，沃纳，告诉他们我一切都好。”
“如果断炊了打电话给我。”他故作轻松地说。
我向他挥挥手，然后离去。
派伦烧烤店是雾谷的一家通宵咖啡店，靠近乔治·华盛顿大学。它是夜不成寐者和新闻迷的流连之所，并以此著称，每天夜里十二点钟之前第二天的《邮报》就到了，午饭时分这个地方就像熟食店一样人满为患。我买了一份报纸在吧台前坐下，一眼望去奇怪的是每个人都在埋头看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此时咖啡店里鸦雀无声。报纸在我进来之前几分钟刚到，三十个人在专心致志地阅读，就好像一场战争爆发时人们对报纸的关注。
这个故事正是《邮报》所需要的。从第一页起，报纸配发了大字标题，一直延续到第十页，第十页上还登了一些照片，一张是游行示威时告示牌上朗蒂的照片，一张是莫迪凯十年前的照片，还有三幅一组的照片。这一组照片无疑会让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那帮自命不凡的家伙大丢脸面。阿瑟·雅各布斯的照片居中，从警察局档案中抽出的蒂尔曼·甘特利的脸部照唑在左边，右边的一幅是德文·哈迪的脸部照片。德文·哈迪被牵扯进来只因为他是被驱逐人之一，而他又以那样一种轰动的方式招致身亡。
甘特利和哈迪这两个黑人罪犯，在照片中胸部都打上了号码，而阿瑟·雅各布斯竟然与这两个恶棍为伍，同登在《邮报》的第十页上。
我能想象出他们在办公室和会议室里慌成一团的样子，门锁上了，电话掐断了，会议取消了。他们密谋应对之策，想出一百种不同的方案，召集他们的公关人员，这是他们最黑暗的时刻。传真大战会早早开始，这组照片的传真件会从东海岸发向西海岸，全世界从事公司法的大公司都会笑掉大牙。
甘特利外貌极其凶恶，我不禁悚然一惊，这次是我们向他寻衅。
报纸上也登了我的照片，与上星期六我被捕时所登的是同一幅。我被描绘成与公司和朗蒂·伯顿都有关联的人。写报道的记者无从得知我实际上早就见过她。
报道相当详尽，从疏散住户写起。被驱赶的人中有哈迪，七天以后他突然出现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办公室，在那里他扣留人质，人质之一就是我。从我引出莫迪凯，然后又写到伯顿一家之死。报道中提到了我的被捕，尽管我在那位记者前一直留意避免提到那份有争议的文件。
他信守诺言——文中没有暴露我们的名字，只作为消息来源。报道写得再好不过了。
报道中没有引用被告的话，看来作者好像不屑于跟他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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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沃纳凌晨五点打电话给我。“你醒了吗？”他问，他住在旅馆的豪华套间里，亢奋异常，正面对墙壁滔滔不绝地发表他对这个案子的高见，连珠炮般地向我提问。他看过那篇报道了。
我一边裹紧身上的睡袋，一边听他告诉我该如何打这个官司。沃纳是个诉讼律师，而且相当杰出，陪审团对伯顿一家的同情会超出他的意料之外。我们要求的赔偿额太小——一千万远远不够。只要选对了陪审团，要得再多也不为过。他多想亲自来办这件案子。莫迪凯怎样？他是出庭律师吗？
办案收取的费用？当然是百分之四十。看来我还有希望。
“百分之十。”我在黑暗中说。
“什么！百分之十！你脑子没毛病吧？”
“我们是非赢利性的事务所。”我试图解释，但他不听，他怪我没要更多。
那份文件是个大问题，他说，以为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你能不援引那份文件打赢这场官司吗？”
“能。”
他哈哈大笑起来，盯着报纸上老雅各布斯的照片，一边一个罪犯。两小时后他将乘飞机飞往亚特兰大，九点钟到达他的办公室。他迫不及待地要四处传播这些照片，他会以传真的方式立即把它们发往西海岸。
他话没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才睡了三个小时。翻了几次身后再也睡不着，我的生活中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以致我无法安宁。
我冲了个澡后离开住处，在巴基斯坦人开的店中喝咖啡直到天亮，然后替露比买了早点。
两辆陌生的小汽车停在离我们办公室不远的第十四街和Q大街的交界处。七点三十分我驾车慢慢从那儿驶过，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继续向前开。门前的台阶上不见露比的踪影。
如果蒂尔曼·甘特利认为武力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那他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莫迪凯曾警告过我，虽然我认为没这个必要。我打电话到他家告诉他我看到的情况，他答应八点半到，与我会合。他会提醒索菲亚，亚伯拉罕进城去了。
两个星期以来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这个案子上，虽然有不少重要的事让我分心——克莱尔，分居，适应新工作——但是起诉河橡公司和我的前东家一直放在我的心上，在任何大案起诉之前，总是心潮难平；起诉之后，才逐渐平息下来，有一种爆炸过后尘埃落定的意定神闲的感觉。
我们起诉甘特利和另两个被告后的第二天，他没有要我们的命。我们的办公室一切正常。电话并不比平时更忙，咨询者的数量与往日持平。把这个案子暂时抛在一边，我更容易集中精力在手头的工作。
我只能想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大理石大厅内的恐慌，那里将不会有笑容，喝咖啡时将不再有轻声交谈，走廊里将不会有人开玩笑，也不会有人谈论体育赛事。相比之下，殡仪馆也许会更热闹些。
在反托拉斯部，那些最了解我的人更会沮丧，波利会采取一种恬淡、超然的态度，效率丝毫不受影响；鲁道夫轻易不离开他的办公室，除非上司召见。
这件案子的唯一不妥之处是将公司的四百名律师全部牵连在内，无可否认的是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不仅无辜，而且对此事根本一无所知，没人关心房地产部发生的事情，几乎没人认识布雷登·钱斯，我在那儿工作了七年后才第一次见到他，而且仅仅因为我去找他，我感到歉疚，为那些受牵连者——创建公司并给予我们良好培训的老前辈们；继承精英传统的与我同班的培训班学员们；那些刚刚醒悟过来，意识到他们道貌岸然的雇主竟然与这起非法造成的死亡案脱不了干系的新雇员们。
但是我一点也不同情布雷登·钱斯、阿瑟·雅各布斯和唐纳德·拉夫特，他们选择了置我于死地这条路。让他们颤抖去吧。
梅甘正在一个挤满了八十名无家可归的妇女的屋子里努力维持秩序，看到我来，她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陪我在华盛顿的西北区驾车兜风。她不知道露比住哪里，我们并不真的想找到她，这只是一个短暂相聚的借口。
“这太平常了，”她试着安慰我，“流浪街头的人是不可预测的，尤其是瘾君子，这是一条规律。”
“以前你见过这种事？”
“见得太多了。你学会淡然处之。当一个求助者戒掉了恶习，找到了工作和住处，你低声说一句感谢上帝，但你不要为此而激动，因为另一个露比会出现，并使你心碎。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
“你怎样做到不灰心丧气呢？”
“我从流浪者的身上汲取力量。他们真了不起。绝大多数人出生时就很不幸，然而他们都能活下来，他们四处漂泊，屡遭坎坷，却跌倒了再爬起，永不放弃。”
在距事务所三个街区远的地方，我们途经一个修车铺，修车铺后面堆放了许多损毁的车辆，入口处拴着一条大狼狗，脖子上系着铁链。我本来不打算在这些锈迹斑斑的旧车中找露比，于是那条狗决定不跟我为难。我们估计她的栖身之处在十四街事务所与第十大街的“内奥米之家”这段区域内，范围大致在洛根广场到蒙特·弗农广场之问。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她说，“我一直惊讶于这些人的流动性，他们有的是时间，一些人能步行好几英里。”
我们观察流落街头的人们。我们缓慢地向前开，审视着车边的每一个乞丐。我们走过许多公园，打量着无家可归的人，在他们的帽子里扔几枚硬币，希望看见一个熟面孔。一无所获。
我在“内奥米之家”与梅甘作别，答应下午迟些时候打电话给她。露比已经成了保持联系的绝好借口。
他是来自印第安纳州的第五任当选国会议员，共和党人，名字叫伯克霍尔德，他在弗吉尼亚街有套公寓，但喜欢傍晚时分绕着国会山谩跑。他的随从告诉新闻媒体说他是在一个久已闲置的健身房内洗澡更衣的，健身房是国会自建，位于众议院办公大楼的地下室。
作为众议院的一名成员，伯克霍尔德是四百三十五名议员中的一位；因此即使他已在特区住了十年，也绝不会为人所关注。他野心不大，无前科，健康状况良好，四十一岁。他在农业部供职，负责赋税委员会的一个分支机构。
伯克霍尔德星期三傍晚在联邦车站附近遭枪击，当时他一个人在做健身运动。他身着运动套装——没带钱包，没带现金，口袋中也没装任何值钱的东西。看上去根本找不出罪犯的作案动机。他遇见过一个街头流浪者，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形，也许是互相撞到了一起，引起了口角，然后就听见两声枪响，第一枪没打中，第二枪击中他的左上臂，子弹直达肩部，几乎接近脖子。
枪击事件发生在天刚黑不久，在与一条挤满了迟归者的大街相邻的人行道上，四个人亲眼目睹了这次事件。据他们的大致描述，袭击者是一名黑人男性，看上去像一个无家可归者。他消失在黑夜中，当第一个开车下班的人停下来，离开自己的车，跑过来帮助伯克霍尔德，持枪者早就不见了。
这名议员被迅速送到乔治·华盛顿医院。经过两个小时的手术，子弹被取出来，医生说他的状态稳定。
许多年来还从未有过一名国会议员在华盛顿遭枪击，有几个虽遭棒击，但没造成终生残疾，这些暴力事件给一些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他们抨击犯罪，指责道德观念的沦丧和世风的每况愈下。当然所有的指责部来自反对党。
我看十一点钟的新闻时，伯克霍尔德还不能开口。在此之前，我一直坐在椅子上，打一会儿盹，看一会儿书，再看看电视中的拳击赛，今天华盛顿没什么重大新闻，只是伯克霍尔德遭枪击，这件事算是个重要新闻了，新闻主持人激动地宣布了这个消息，在国会议员照片的背景衬托下介绍了事件的基本情况。忽然镜头切换到医院，变成了直播！一个女记者站在医院的急诊室门前，在寒风中直打颤，画面上还出现了伯克霍尔德四小时前经过的一扇门，背景是闪着灯的救护车，因为她不能力观众提供血或尸体，她只得大加渲染，极尽煽动之能事。
手术很成功，她报道说，伯克霍尔德的状态稳定，正在休息。医生们发表了一个声明，基本上等于什么也没说，早些时候伯克霍尔德的几个同事赶到医院，她好歹把他们拽到摄像机镜头前。他们中的三个人紧挨着站在一起，个个表情严峻，虽然伯克霍尔德并无生命危险，他们乜斜着眼对着灯光，好像隐私权受到了严重的侵犯。
这三个人我一个也没有听说过。他们表达了对同伴的关切，使他的伤势听上去比医生宣布的还要严重得多，他们主动谈起了华盛顿治安情况的恶化。
接着是枪击现场的现场报道，另一个可笑的女记者站在议员倒下的地方，现在那里确实有值得一看的东西，她极为夸张地指着地面的一摊血迹，蹲下来，手指快要触到地面，一名警察走进画面，对现场做了一番模糊的介绍。
报道是直播，但在画面的背景上警车的红绿灯在闪着，我注意到了，那名女记者却忽视了。
大范围的搜查开始了，华盛顿的警员全部出动，清理街头流浪者，他们被装进警车和囚车带走。整整一夜，警察扫荡了国会山。那些睡在长凳上的人、露宿公园者、沿街乞讨者，以及那些一眼就能看出的无家可归者全被逮捕。警察指控他们犯了游荡、乱扔杂物、在公共场合酗酒、街头行乞等诸多罪行。
被捕的人并不都送进监狱，两车的人被送往东北区的罗得岛街，安置在一个停车场内，停车场旁是一个通宵供应膳食的社区中心，另一辆囚车上装了十一个人，停在距我们办公室五个街区远的T大街的耶稣会，车上的人有两种选择，要么蹲监狱，要么留在那里，结果车子里的人一下子下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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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我发誓要弄张床，在地板上将就一直睡不好。我这么做不是为了给别人看，只是为了证明一下自己。在无边的黑夜里，我坐在睡袋中，答应给自己找个软点的东西睡，我一千次地感到奇怪，露宿街头怎么能挨下来。
派伦咖啡店里温馨怡人，咖啡桌边香烟的烟雾缭绕，室内充满了咖啡豆的香气，与往常一样凌晨四点半店里就挤满了新闻迷。
伯克霍尔德是此刻大家关注的焦点人物。他的照片登在《邮报》的第一版上，另外还有几篇报道谈到了他的个人情况、枪击事件、警方对此案的调查。对街头大扫荡则只字未提，莫迪凯迟些时候会告诉我有关细节。
我在都市版发现了一个惊喜。蒂姆·克劳森显然是个有使命感的人，我们的案子激发了他的兴趣。
在一篇很长的文章中，他依次分析了三个被告的情况，从河橡公司开始。它有二十年的历史，由一伙人共同投资共同拥有，在投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克莱顿·本德的来自东海岸的房地产大亨，相传他的资产达两亿。本德的照片登出来了，旁边配以一张位于马里兰州哈格斯坦市的公司总部的照片。二十年来公司在华盛顿地区建了十一幢办公大楼，另外在巴尔的摩和华盛顿郊区还开了无数家购物中心，它拥有的总资产大约有三点五个亿。它也欠了银行许多债，其数目不可估计。
文章极为详细地回顾了公司在东北区筹建大宗邮件服务中心的历史，接着文章谈到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
果然不出所料，公司没有提供任何信息，电话打不进去，克劳森介绍了它的基本情况——规模，历史，几个著名的公司前股东。文章从《美国法律》杂志转摘了两幅图表，其一列出了全美规模最大的十家法律公司，另一幅根据各公司股东去年的平均收益将它们加以排名。拥有八百名律师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规模上排名第五；股东去年的平均报酬为九十一万零五百美元，据此则排名第三。
难道我真的放弃了那么多钱吗？
最后文章谈到了被告中最不可能被谈论的一个：蒂尔曼·甘特利。他的复杂经历在记者的笔下变得透明了。警察们发表了对他的看法，他以前的牢友大唱他的赞歌，来自东北区的某个派别的牧师讲述了甘特利是怎样为穷人的孩子建篮球场的，一个当过妓女的女人诉说了被他毒打的经历。他是TAG公司和甘特利集团的幕后操纵人，通过它们他拥有三个旧车停车场，两个小型购物中心，一幢曾发生两起枪杀案的公寓楼，六幢供出租的二联式公寓，一间曾发生过一起强奸案的酒吧，一家录像片出租店，和他几乎没用什么代价就从市当局购得的无数块空地。
甘特利是三名被告中唯一愿意开口的人。他承认于去年七月以一万一千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佛罗里达大道上的那座仓库，并于今年一月三十一号以二十万的价格将它卖给了河橡公司。他说他很幸运，那座仓库一钱不值，但那块地皮的价值远远超过一万一千美元，这就是他买下它的原因。
那座仓库一直吸引了不少擅自强住者，他说。事实上，他不得不撵他们走，他从未收过房租，也不知道这谣言从何而起。他有许多律师，将要发动猛烈的反攻。
文章中没有提到我，也只字未提德文·哈迪和他劫持人质那一幕。对朗蒂·伯顿和诉状中的指控也涉及甚少。
接下来的第二天，声誉卓著历史悠久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被描绘成是前一天提到的那个恶棍的同谋者，确实，文章的语气暗示了那帮律师是比蒂尔曼·甘特利坏得多的罪犯。
报纸预告说明天将有连续报道——关于朗蒂·伯顿的悲惨生活。
阿瑟·雅各布斯对他心爱的公司的名誉备受糟蹋还能忍受多久？它成了最容易攻击的目标。《邮报》会不依不饶，那名记者明显在日夜不停地工作，一则报道将引出另一则报道。
九点过二十，我和我的律师到达位于闹市区的第六大街和印第安纳广场交界处的卡尔·莫尔特里大楼。莫迪凯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过去从未来过莫尔特里大楼——华盛顿地区的民事和刑事审判法庭之家。正面入口处人们排成了长龙，长龙在缓慢地向前移动。律师、诉讼当事人和罪犯都在接受安全检查，大楼内部简直像个动物园——大厅里挤满了焦躁不安的人们，四层楼全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审判室。
诺曼·基斯勒法官主持的法庭在底层114房间，门边贴了一张待审案件日程表，在“初次出庭”一栏下列有我的名字，另外十一个罪犯的名字与我列在一起，法庭内，观众席上空无一人，律师们忙得团团转。莫迪凯走进里间，我在第二排坐下，手捧一本杂志，装出一副对周遭情形漠不关心的样子。
“早上好啊，迈克尔。”有人在过道上招呼道，原来是唐纳德·拉夫特，双手紧抓住公文包，他身后的人我有点面熟，以前打官司时见过，但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
我点点头，勉强说了声：“你好。”
他们匆忙走开，在法庭另一侧找位子坐下。他们代表受害人出庭，此外，还有那些有权听审我这案子每一诉讼程序的人。
这只是初次出庭！我将站在法官面前听他宣读起诉书，申诉无罪，取保候审。拉夫特为什么来呢？
谜底慢慢揭开了，我盯着杂志，极力不动声色，终于明白他的在场只是提醒我，他们认为文件失窃性质非常严重，他们会步步紧逼。拉夫特是个最聪明也最卑鄙的讼棍。他想我在法庭上见到他应该吓得发抖才对。
九点三十分，莫迪凯从里面出来了，示意我过去，法官在办公室等我，莫迪凯把我介绍给他，我们三人在桌边随意坐下。
基斯勒法官至少七十岁了，长着一头浓密的白发和稀稀拉拉的白胡子，讲话时一双棕色的眸子里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他和莫迪凯是多年的老相以。
“我刚跟莫迪凯谈过，”他说，一只手打着手势，“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案子。”
我点头表示同意，这件案子对我来说确实颇不寻常。
“我认识阿瑟·雅各布斯有三十年了，事实上我认识那里的许多律师，他们都很出色。”
确实如此，他们雇用最好的律师，然后加以磨砺。我感到不安，我的审判法官竟然对受害人如此赏识。
“律师办公室失窃的一份工作文件的价值也许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它只是几张纸，对律师以外的任何人来说并无多大的价值。如果你公开出售它，它一钱不值。我并没有指控你偷窃文件，你懂我的意思。”
“是的，我懂。”我拿不准我是否真懂他的意思，但我想听他继续说下去。
“让我们假定你拥有那份文件，而且是从公司取来的，如果你现在归还，我来作证，给它标个价格，绝不会超过一百美元。这当然是个轻微的过错，但我们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然啦，你必须保证不援引那份文件。”
“如果我不归还呢？当然仍是假设。”
“那它的价值就不同了。严重盗窃罪罪名成立，我们将依法判决。如果原告证明了他的指控，陪审团认定你有罪，那么将由我来宣判。”
他锁紧的双眉，刚毅的目光，严峻的口吻都毫无疑问地表明宣判的结果是我所不愿的。
“另外，如果陪审团发现你的盗窃罪名成立，你将失去律师资格。”
“我明白了，大人。”我诚惶诚恐地答道。
莫迪凯一直保持缄默，只是用心在听。
“与其他案子不同，本案时间是个关键，”基斯勒继续道，“民事诉讼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这取决于文件的内容。接受证据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我想在本案转为刑事性质之前就把它解决。我们再次假定文件在你手中。”
“期限多长？”莫迪凯问。
“我想两周时间足够你们考虑了。”
我们同意两周时间比较合理。我和莫迪凯回到审判室，又等了一个小时，什么都没发生。
《邮报》记者蒂姆·克劳森和一大批记者蜂拥而至。他虽看见我们坐在审判室内，但没敢过来。莫迪凯撇下我，好不容易才堵住他，告诉他两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唐纳德·拉夫特和另外一个人正在审判室内，也许他们会对报纸透露点什么。
克劳森直奔他们而去，声音从后排座位上传来，拉夫特一直在那儿消磨时间，他们离开了审判室，在外面继续他们的争论。
我与基斯勒面谈的时间正如我期待的那样短暂。我提出无罪申诉，填了一些表格，然后匆匆离去，拉夫特早不见了人影。
“在我进去之前，你和基斯勒都谈了些什么？”我一坐进汽车就问。
“他都告诉你了。”
“他真不好对付。”
“他是个好法官，但也做过许多年律师，是刑事辩护律师，而且是最出色的一个。他对一个律师窃取同行的文件不敢苟同。”
“如果证实我有罪，会判几年？”
“他没说，但你肯定得坐牢。”
我们在红灯前停下，幸亏是我开车。“好吧，律师先生，”我说，“我们怎么办？”
“我们有两周时间，让我们慢慢考虑，现在还不是做决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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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邮报》上登了两篇报道，都在显著位置，且配有照片。
第一篇是昨天预报过的——关于朗蒂·伯顿悲惨生活的长篇报道。她的外祖母是消息的主要来源，虽然那位记者还联系了伯顿的两个姨妈，一名前雇主，一名社会工作者，她以前的老师，在狱中服刑的她的母亲和两个弟弟。凭着强烈的进取心和雄厚的财力，《邮报》在搜集事实方面干得很出色，倒省去了我们亲自调查的麻烦。
朗蒂的母亲生下她时才十六岁，她在三个孩子中排行第二。三个孩子都是非婚生，有着不同的父亲，她的母亲从未透露一点关于她父亲的口风，她在东北区的恶劣环境中长大，随着她的问题母亲到处流浪，偶尔也与她的外祖母和姨妈生活一段时问。她的母亲是几进“宫”的人物，而她自己在六年级时退了学，从那时起，她就注定了前景黯淡，与她做伴的是毒品，走马灯似的男朋友，流氓团伙，小偷小摸，以及街头的危险生活，她干过几份最低薪水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总是干不长。
市警察局的档案反映了她的大部分经历：十四岁时因在商店行窃而被捕，经由少年法庭判决；三个月后因在公共场合酗酒再次受到指控，再次上少年法庭；十五岁时携带含酒精饮料，还是少年法庭；七个月后受到同样的指控；十六岁时因卖淫而被捕，按成人处理，虽判罪但未入狱；因严重盗窃罪被捕，从当铺中偷了一台便携式激光唱机，虽判罪但未入狱；十八岁时在特区总医院生下奥塔里欧，出生证上没有列出父亲的姓名；生下奥塔里欧两个月后因卖淫罪被捕，虽判罪但未入狱；二十岁时还是在特区总医院生下一对双胞胎，阿朗佐和丹特，仍然不知父亲是谁；接着是特米科，那个襁褓中的婴儿，是她二十一岁时所生。
在这段悲惨的叙述中，迸出一星希望的火花。生下特米科以后，朗蒂踉跄走进“玛丽之家”，一个与“内奥米之家”相似的妇女日托中心。在那里她遇见了一个名叫内尔·卡瑟的社会工作者，卡瑟女士在报道中详述了她的看法。
根据她的叙述，朗蒂临死前几个月开始决心摆脱街头，过干净的生活，她主动服用“玛丽之家”提供的避孕药；渴望戒断酒瘾毒瘾；她参加了中心的戒酒戒毒疗程，鼓起勇气与毒瘾抗争，虽然未能摆脱毒魔的纠缠；她很快提高了阅读技巧，幻想有一天能找个稳定的工作，供养她的小家。
卡瑟女士最终为她找了一个工作，在一个大型食品店把农产品摆上货架，每周二十个小时，每小时四点七五美元，她在工作中从未出过差错。
去年秋天的一天，她小声告诉内尔·卡瑟，说她找到了住的地方，但要卡瑟代她保密，卡瑟要去亲自查看，因为这是她的本职工作之一，但她拒绝了。朗蒂说那是不合法的；那是一间小小的带两个房间的公寓房，有屋顶，有装了锁的门，附近有一间浴室。她每月支付现金一百美元。
我记下内尔·卡瑟的姓名，在“玛丽之家”工作。想到她站在证人席上，对陪审团讲述伯顿一家的故事时的情形，我不禁暗自笑了。
朗蒂一想起会失去她的孩子就不寒而栗，因为这样的事常有。“玛丽之家”的绝大多数尤家可归的妇女都已经失去了她们的孩子，朗蒂这样的恐怖故事听得愈多，就愈坚定了她与孩子呆在一起的念头。她学习更用功了，甚至学会了操作电脑，而且有一次连续四天没碰毒品。
忽然她被扫地出门，她的为数不多的随身物品和她的四个孩子被抛在街头，卡瑟女士第二天见到了她，她的情况是一团糟。孩子们又脏又饿；朗蒂喝得醉醺醺的。“玛丽之家”有一条规定，凡是明显喝醉了的或服用了毒品的人一律禁止入内，那里的负责人被迫请她走人，卡瑟女士从那以后再也没见过她；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直到她在报纸上看到她和四个孩子的惨死。
我看这篇报道的时候想起了布雷登·钱斯。我希望他也在读它，在这样一个早晨，在他那弗吉尼亚郊区温馨怡人、陈设考究的家中，我敢肯定他在早上这个时候已经醒了，处在如此巨大压力下的人怎能睡着呢？
我要让他受到良心的谴责，要让他明白正是由于他对别人的权利和尊严的践踏才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苦难，你坐在精致豪华的办公室里，布雷登，为你的滚滚财源而努力工作，为你有钱的客户准备一份又一份的文件，读着助手们呈上来的备忘录。你派他们去执行那项肮脏的任务。这个冷酷无情、阴险毒辣的疏散住户的决定正是你做出的，而你本应该阻止。他们只是些占住者，难道不是吗，布雷登？像牲口一样活着的卑贱的流落街头的黑人，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没有租契，没有文件，因此没有任何保障可言。把他们抛出去。对他们下手晚了会阻碍工程的进展。
我想打电话到他家，让他连早晨的咖啡杯都端不稳，对他说：“现在感觉如何，布雷登？”
第二则报道令人又惊又喜，至少从法律的角度看是这样，它同时又是个难题。
朗蒂的一个前男友被发现了，是一个名叫基托·斯派斯的十九岁的街头阿飞。他的照片会吓坏每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基托有许多话要说，他自称是朗蒂后三个孩子的父亲，包括那对双胞胎和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三年来他断断续续地与她生活在一起，聚少离多。
基托是典型的市中心贫民区的产物，无业，高中时辍学，有前科。他的可信度将一直受到怀疑。
他曾与朗蒂及他俩的孩子住在那座仓库，只要一有钱就帮她付房租。去年圣诞节后，他们吵了架，后来他离开了，他眼下正与一个丈夫在狱中服刑的女人同居。
他对疏散一事一无所知，尽管他感到那是非法的，当别人问他仓库中的情形时，他提出了足够的细节使我相信他确实曾在那里住过。他的描述与赫克托备忘录中所载相似。
他不知道仓库为蒂尔曼·甘特利所有。一个名叫约翰尼的家伙收取房租，每个月十五号，一百美元。
我和莫迪凯要尽快找到他，我们的证人名单越来越长，而斯派斯先生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基托对他的孩子的死和孩子母亲的死深感伤心。我曾留意观察葬礼，基托绝对没有参加。
案子受到的舆论关注超出了我们当初的想象。我们只想要一千万美元的赔偿，这个可观的数字在报上登出后街上的人们议论纷纷。朗蒂曾和无数个男人发生过关系，基托是第一个未来的父亲，有这样一大笔钱等人招领，其他的父亲们会纷纷跳出来，痛陈他们的丧子之痛，大街上满是这样的候选人。
这就是他的故事的负面效应。
我们永远别指望与他交谈。
我打电话给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找布雷登·钱斯，一个女秘书接了电话，我重复了一遍我的请求，“您是谁？”她问。
我报了一个假名，声称要当他们公司的客户，是河橡公司的克莱顿·本德介绍来的。
“钱斯先生不在。”她说。
“那他什么时候在呢？”我不客气地问。
“他度假去了。”
“很好。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清楚。”她说。我挂断电话。度假要一个月，然后变成公休假，然后是请假外出，最后被逼得没办法只得承认钱斯已被解雇。
我早就怀疑他不在公司了，这个电话证实了我的猜测。
过去七年来公司就是我的生命，因此不难预测它的行动。它的狂妄自大不容许别人损害它的名誉。
我们一递交诉状，我怀疑他们就从布雷登·钱斯那里得到了真相。是他自己主动坦白，还是他们刺探出来，这一点无关紧要。他从一开始就撒了谎，致使整个公司如今受到起诉。也许他向他们出示了赫克托备忘录的原件，连同朗蒂的房租收据；更有可能的是他早已毁了这些，被迫说出他所隐瞒的一切。公司——阿瑟·雅各布斯和董事会——最终得知了真相。疏散住户是不该发生的，代表河橡公司的钱斯应该用书面形式中止口头租房协议，并提前三十天通知租住户。
三十天的延迟会妨碍邮政大楼的开工，至少对河橡公司来说是这样。
而三十天的缓冲期将使朗蒂和其他房客安全度过冬季最寒冷的日子。
钱斯被迫离开了公司，毫无疑问他的股份被高价买断。赫克托可能飞回总部做了简单的汇报，既然钱斯已走，赫克托可以说出真相以保全他的职位，他当然不会透露与我的接触。
关起门来，董事会面对着事实，公司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曝光。拉夫特和他的律师小组设计了应对之策。他们会强烈反对伯顿一案援引德雷克和斯威公司尼的失窃文件。如果失窃的文件不能作为呈堂证供，那么这桩官司就不应受理，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一点完全成立。
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实施他们的计划，报纸就介入了，许多证人被发现，他们能够证明受文件保护的同样的事实，我们能够在不考虑钱斯掩盖的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证实我们的指控。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一定乱成了一团，四百名咄咄逼人的律师决不甘心三缄其口，公司免不了要生内乱，把我换作他们，面临着公司其它部门引起的类似的丑闻，我也会挺身而出，搞它个水落石出，摆脱新闻界的纠缠。采取“鸵鸟政策”是行不通的，《邮报》的曝光只是正式审判的一个样板，而正式审判要等到一年以后。
还有来自另外一方的压力，文件中没有表明河橡公司对占住者的了解程度。事实上钱斯和他的客户之间并无多少联系，表面上看来他只是执行指令，尽快办成此事。河橡公司施加压力，钱斯在前面冲锋陷阵。
如果假设河橡公司不知道疏散是非法的，那它就有权控告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它雇公司为它干活，活儿弄成一团糟，而过错造成的损失却要由客户来承担，有三点五个亿做后盾，河橡公司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弥补过失。
其它的大客户也会有意见，“究竟是怎么回事？”公司的每个股东都能听到这些大主顾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你死我活的商界里，其它公司的贪婪成性者工准备伺机而动。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和知名度，所有的大公司莫不如此。没有一个公司能承受加在我的前东家身上的打击。
国会议员伯克霍尔德复原得很好。手术后的第二天，他在精心布置的场景中会见了新闻界，他们推着他的轮椅上了医院大厅内的临时演讲台，在他的漂亮的妻子的搀扶下他站起身来，并向前踏了一步，开始演讲，他凑巧也穿了一件鲜红颜色的山地人运动衫，脖子上缠着绷带，左臂上悬着吊带。
他宣称自己仍然活着，而且状态良好，过不几天就要回国会山办公，并向印第安纳州的家乡父老们问好。
在他感觉最好的时刻，他提起了街头犯罪和各个城市的治安状况日渐恶化的问题（他的家乡有八千名无家可归的人）。首都的状况如此之差简直是个耻辱。因为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他决定从现在起投入大量的精力整顿街头的秩序，他发现了一个新目标。
他胡扯了一通要控制枪支的使用和建造更多的监狱。
这次枪击事件一时间给华盛顿警方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清理街头，参众两院的议员们聒噪了一整天，抱怨华盛顿市区的不安全，结果傍晚时分又发动了一次大扫荡。国会山附近的每一个醉鬼、乞丐、无家可归者都被赶得更远，有些被逮捕，其他人则被装进囚车，像牲口一样被运到更远的居民生活区。
晚上十一点四十分，警察赶到位于东北区罗得岛街与第四大街交界处的一座酒吧。吧主听到了几声枪响，当地的一个流浪者报告说看见一个人被击倒。
在酒吧旁的一块空地上，碎石乱瓦堆的背后，警察发现了一具年轻的黑人男性的尸体。血还是热的，正从脑袋上的两个窟窿中汩汩而下。
稍后发现死者是基托·斯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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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露比星期一早晨又出现了，对早点和新闻的胃口都很大。当我比往常晚些于八点钟赶到办公室时，她正笑吟吟地坐在台阶上等着，并热情地招呼我。为了提防甘特利，我不得不迟些出发，并且绕路而行。
她看上去还是老样子，我想也许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出她滥用毒品的痕迹，但并无异常，她目光呆滞而忧伤，但情绪很好。我们一起进了办公室在老地方坐下来。有人在大楼内做伴多少让我感到心安。
“你过得怎样？”我问。
“很好。”她说着伸手从纸袋中取了一块饼干，食品共有三袋，全是上周买的，是专为她准备的，虽然莫迪凯留下了一些饼干碎屑。
“现在住哪儿？”
“住在车里。”还能住哪儿呢？“我真高兴冬天就快过去了。”
“我也很高兴，你去过‘内奥米之家’吗？”我问。
“没有。但今天准备去。我不太舒服。”
“我用车送你去。”
“谢谢。”
交谈有点僵滞，她等我问她上次住旅馆的事，我本来想问，但后来改变主意不问了。
咖啡煮好了，我倒了两杯，放在桌上，她正在吃第三块饼干，像老鼠一样沿着饼干的边缘不停地小口啃着。
我怎能对这样一个可怜的人凶巴巴的呢？还是让她听新闻吧。
“读报给你听？”我问。
“好啊。”
报纸的头版上登了市长的一幅照片，既然她喜欢政治新闻，既然这位市长对有色人种一直不错，于是我首先选了这篇。这是一篇星期六的采访记。市长和市议会暂时结成了脆弱的统一战线，要求司法部调查朗蒂·伯顿一家惨死的原因。黑人的民权有没有受到践踏？市长的语气中带着强烈的暗示，赶紧让司法部插手此事！
因为这件案子受到了多方的瞩目，一个崭新的犯罪集团被指责为这出悲剧的罪魁祸首。谴责市政当局的呼声逐渐稀落下来，与国会的对骂也已停止。那些起初承受了指控压力的人更是兴奋不已，他们乐于把矛头转向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以及它的富有的客户。
露比对这篇报道很感兴趣。我向她简单介绍了这件案子的基本情况以及起诉后引起的反响。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又一次被报纸攻击得体无完肤，它的律师不禁要问自己：“这事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了结？”
不仅仅是一会儿。
在报纸头版的底部登了一则简讯，邮政总局决定停止华盛顿东北区的邮政大楼工程。围绕着那块地皮和仓库的收购，将河橡公司和甘特利公司卷入的诉讼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因素在做决定时都必须予以考虑。
河橡公司失去了一项价值两千万美金的工程。任何花了差不多一百万现金买下市区内一幢废弃建筑物的野心勃勃的房地产开发商都不会善罢甘休，河橡也不例外。它会追究律师的责任。
压力逐渐扩大。
我们浏览了国际新闻，秘鲁发生的一场地震引起了露比的注意，于是我读给她听了，翻到都市版，我看了第一眼后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在基托·斯派斯的同一幅照片下，用比上次大一倍的字体印着一条触目惊心的标题：基托·斯派斯遭枪杀，正文中回顾了星期五关于斯派斯先生与伯顿之间瓜葛的介绍，接着对他的身亡用三言两语带过。没有目击证人，没有线索，什么也没有，只不过是华盛顿街头又一个遭枪杀的小流氓。
“你没事吧？”露比的问话使我回过神来。
“嗯，没事。”我努力收一收心神。
“你为什么不读了？”
因为我太惊讶了，没法大声读下去，我必须很快将全文扫一遍，看有没有提到蒂尔曼·甘特利的名字，没有。
为什么没提到呢？这对我来说再明白不过了。斯派斯这小子出过风头，说得太多，他对我们原告方来说太有价值了，因此很容易就成了攻击的目标。
我慢慢地把这篇报道读给她听，留神着周遭的动静，观察着前门，希望莫迪凯快来。
甘特利肯定发过话。我们即使找到其他的目击证人也没用，他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踪影全无。干掉目击证人做得太绝。如果甘特利要对付律师我该怎么办？
在恐惧之中我突然意识到这篇报道对我方有利。我们虽然失去了一个可能的关键证人，但他的话不会再被怀疑，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又一次被提到，在今天早晨的第三篇报道中，与谋杀一个十九岁的罪犯有关。公司高贵的面纱已被撩开，声名一落千丈，它骄傲的名字竟然与被谋杀的街头流氓相提并论。
我设想回到一个月以前，那时那位“先生”还没有冲进我们的办公室。清晨，太阳尚未升起，我坐在办公桌前，读着这样一份报纸，因为看过其他的报道，所以得知诉状中的最严重的指控确实是真的，我该怎么办？
毫无疑问，我会质问我的顶头上司鲁道夫·迈耶斯，他同样会去质问董事会。我将召集同僚——公司的其他高级律师，我们会要求公司在状况进一步恶化之前把事情一劳永逸地解决掉。我们将坚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对簿公堂。
我们将提出各种要求。
我怀疑绝大部分的高级律师和所有的股东正在做我设想的这一切，过道上是如此吵闹，什么工作也完成不了，公司的效益几乎为零，整个公司一片混乱。
“读下去。”露比再次提醒我。
我们匆勿阅毕都市版，部分原因是我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相关报道。没有。然而有一篇关于警察清理街头流浪者的报道。这次行动是伯克霍尔德遭枪击事件的反应。一名为无家可归者服务的律师严厉批评了这种做法，并威胁要打官司，露比爱听这个故事。她认为有这么多篇关于无家可归者的报道真是太好了。
我开车送她去“内奥米之家”，她像老朋友一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妇女们轮流拥抱她，紧紧地抱着她，有的人甚至流下了眼泪。我在厨房里和梅甘调笑了一会儿，但我的心思并不在这上面。
当我回到办公室时，一屋子的人在等着向索菲亚咨询，室内人来人往，到九点五名客户贴墙而坐。她在打电话，用西班牙语恐吓着某人。我走进莫迪凯的办公室，看他有没有看今天的报纸。他正面带微笑地读着那份报纸，我们约好一个小时后讨论案情。
我静静地关上办公室的门，把档案一个个取出。两周内我受理了九十一件案子，了结了三十八件，我落后了，需要努力工作一上午，不停地打电话，才能赶上进度，这几乎不可能。
索菲亚敲门了。门没插上，因此她一边敲一边随手推开门。没有“哈啰”，没有“对不起”。
“从仓库里疏散出的人员名单呢？”她问，她的双耳上各夹了一支铅笔，眼镜架得很低，这个女人有重要的事情。
那份名单一直在手边，我递给她，她飞快地浏览了一遍。“咦。”她失声道。
“什么？”我站起来。
“第八个，马奎斯·迪斯，”她说，“我觉得这个名字有点熟。”
“有点熟？”
“是的，他正坐在我的办公桌前。昨晚在拉斐德公园被装进囚车，途经白宫，最后在洛根广场被丢下来，他是在扫荡中被抓的。今天是你的幸运日。”
我跟着她走进了前面的房间，迪斯先生坐在房间的中央，她的办公桌旁。他长相与德文·哈迪极其相似——四十大几，灰白的头发和胡须，戴着厚厚的墨镜，像早春三月绝大多数的流浪者一样裹得严严实实，我一边在远处打量他，一边去莫迪凯的办公室通知他这个消息。
我们小心谨慎地对付他，莫迪凯负责盘问他。“对不起，”他非常客气地说，“我叫莫迪凯·格林，是这里的律师，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我们俩都站着，俯视着迪斯先生，他抬起头道：“可以。”
“我们手上有件案子，涉及到住过一座旧仓库的人，那座仓库位于佛罗里达街和纽约街的交界处。”莫迪凯缓缓地解释道。
“我在那儿住过。”他说，我深吸了一口气。
“真的？”
“真的，被赶出来了。”
“那正是我们接这个案子的原因。我们代表那些被赶出来的人。我们认为那次疏散是非法的。”
“你说对了。”
“你在那儿住了多久？”
“大约三个月。”
“你付房租吗？”
“当然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