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在游行队伍中感到轻松自如。我和他们一起呼喊口号，与别的人步调一致地挥舞手中的告示牌，甚至唱起了我原先不熟悉的圣歌。我初尝游行示威的滋味，决定以后还要参加。
路边的路障保护着我们一路向国会山缓慢地移动。游行组织得很好，由于规模巨大，沿途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棺材被停放在国会山前的台阶上，我们聚集在棺材的四周，再一次聆听民权运动家们和两名国会议员发表的激烈的演讲。
演讲无甚新意，我已经听够了，对我的那些无家可归的兄弟姐妹们也无多大实际的益处。从星期一人这个新行当以来，我已经接了三十一桩案子。三十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等着我为他们排忧解难：申请食物配给券，寻找住处，调解离婚纠纷，答辩刑事指控，索要拖欠的薪水，阻止被驱赶出户，帮他们戒毒。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对我并不太难。过去作为一名从事反托拉斯业务的律师，我很少要面对客户，而现在做贫民律师就不一样了。
我在路边售货亭里买了一包便宜的雪茄，向草地广场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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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我来到帕尔马一家过去的住处，敲他邻居的门。里面传出女声，“谁呀？”问话者无意开门。在此之前我花了许多时间考虑我的计策，在开车来贝塞斯达的路上我甚至还演练过，但我觉得破绽还是不少。
“我是鲍勃·斯蒂文斯，”我说，语气中带着谦恭，“找赫克托·帕尔马。”
“找谁？”她问。
“赫克托·帕尔马，他过去住在你的隔壁。”
“你有什么事？”
“我欠他一笔钱，想找他，仅此而已。”
倘若我是来收房租的，或者是来执行别的令人不快的任务，那帕尔马的邻居们肯定会有戒备心理。我想这是一个高明的小计策。
“他搬走了。”她断然道。
“我知道。你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他搬离这个地方了吗？”
“不清楚。”
“你看见他搬家吗？”
我想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她没法再搪塞了。但她拒绝回答，反而退到里间，也许在打电话叫保安，我重复一遍我的问题，又按响门铃，没有任何反应。
我来到赫克托家另一侧邻居的门前。门铃响过两遍后，门轻轻打开，直到门后的链条绷直，一个与我年龄相仿、嘴角残留着调味酱的男人问道：“什么事？”
我又把那套鲍勃·斯蒂文斯的话重复了一遍。他仔细听着，他的孩子在他身后的客厅里嬉笑打闹，电视的声音很吵。现在八点已过，外面又黑又冷，而我则打扰了一顿很迟的晚餐。
但他并没有不高兴。“我一直不认识这个人。”他说。
“那么你认识他太太吗？”
“不认识。我经常旅游，大部分时间不在家。”
“你太太认识他们吗？”
“不。”他匆忙答道。
“你或者你太太看到他们搬家吗？”
“上周末我们不在家。”
“你也不知道他们搬往何处。”
“是的。”
我谢了他，转身发现一名穿制服的大块头保安。他像电影中的街头巡警一样，右手的警棍不断敲打左手掌心。“你在干什么？”他厉声道。
“找个人，”我说，“把警棍拿开。”
“拉皮条是犯法的。”
“你聋了吗？我在找人，不是拉皮条。”我从他面前走过，向停车场走去。
“我们接到投诉，”他在我身后说，“你得离开。”
“我这就走。”
在不远处的一家连锁店里喝杯啤酒，吃了块玉米饼当晚餐。在郊区的饭馆里吃饭使我觉得更安全。这家饭馆供应面包和牛排，是一家全国连锁店。它在新兴的小镇中开有分店，因而着实赚了不少钱。就餐者主要是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年轻公务员，下班之前在此小聚，一边喝着生啤酒，观看体育比赛，一边谈论着国家大事。
独处是对生活的一种调节，暂时把妻子和朋友都抛在脑后。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埋头苦干了七年，也无暇顾及友谊和婚姻，没想到到了三十二岁还得重过单身生活。当我观看着电视比赛，打量着周围的女人时，我不禁问自己，难道还要回到酒吧和俱乐部寻找安慰吗？应该有别的地方可去、别的方法可循。
我感到沮丧，离开了饭馆。
我慢慢开车回城，不急于回到寓所。我的名单在租房者名录上，存放在某个地方的电脑中，我想警察不费多大力气就能找到我住的阁楼。如果他们想逮捕我，肯定会夜里来。他们喜欢半夜敲我的门，使我惊慌失措；搜身的时候他们会趁机修理我一下，给我戴上手铐，推我出门，乘电梯下楼时死死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塞进警车的后座，最后把我押送到市监狱。我将是那天夜里唯一被捕的有体面职业的白人。他们肯定会把我投进临时牢房中，同监犯中什么样的杀人犯都有；他们会让我在里面自生自灭。
我不管做什么，都随身带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手机，我一旦被捕就用它通知莫迪凯；另一样是一沓钞票——有两万之多——用来充当保释金，这笔钱能助我逃脱牢狱之灾。
在离我的住处两个街区以外的地方，我把车停下，仔细观察每一辆空车，看是否藏有可疑的面孔。我就这样小心谨慎地走进阁楼，没人来打扰我。
我的客厅中添置了两张帆布椅和一只塑料储物箱，这只箱子我平时也用作咖啡桌或脚凳。电视机放在另一只与之配对的储物箱上。我喜欢房间里家具少少的，多给自己一点空问。没人会看到我是怎样生活的。
从电话留言中得知母亲曾打过电话来，她和父亲正为我担心，要来看我。他们已和我哥哥沃纳谈过我的事，他可能也要来看我。我几乎可以想见到他们谈论我的新生活的情形，肯定会有人来劝我。
为朗蒂举行的示威集会成了十一点的头条新闻。电视上反复播放停在市政大楼台阶上的五副黑棺材的特写镜头，以及随后的游行。莫迪凯对人群发表演讲的场景也被摄入镜头。参加游行的人数之多超出我的想象，从电视上看大约有五千人。市长对游行未置一词。
我关掉电视，给克莱尔打电话。四天来我们没通过话，我想我该显示点儿骑士风度，还是由我来首先打破僵局吧。严格说来我们还是夫妻。一周后一起吃顿饭还是不错的。
铃声响到第三声时，一个陌生的声音不情愿地问道：“喂。”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一刹那之间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现在是星期四晚上十一点半，克莱尔房中竟然有一个男人，我搬出一周末到。我几乎想挂断电话，但还是打起精神，说：“请克莱尔听电话。”
“你是谁？”他生硬地问。
“迈克尔，她丈夫。”
“她正在淋浴。”他说，好像松了一口气。
“告诉她我给她打过电话。”说完我飞快地挂断电话。
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直到深夜，然后穿上衣服出门走走。外面很冷。当一桩婚姻破裂时，你就会胡思乱想。究竟是因为志趣不投呢，还是真实原因要复杂得多？难道我事先没瞧出一点端倪？他究竟是个偶然的一夜过客呢，还是他们早就有来往？他是个有家室的一时头脑发热的医生呢，还是个能弥补我给她带来的空虚，年轻的精力旺盛的医学院学生呢？
我一直对自己说，这算不了什么。我们不是因为不忠于对方才决定离婚。现在考虑她有没有胡来为时已晚。
我们的缘分尽了，再明白不过了，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不会再原谅她。她已成为过去。我决定放弃她，忘了她。如果我有权追逐女人，那么她享有同样的权利。
对，就这么定了。
凌晨两点，我不知不觉来到了杜邦广场。我不理同性恋者发出的口哨声，走过无家可归者的身旁，他们蜷缩在破被子里，睡在长凳上。这很危险，但我丝毫不在意。
几个小时后，我买了一盒十二只装的油炸饼圈，外带两大杯咖啡和一份报纸。露比如约等在门前，冻得直打颤。她的眼睛更红了，笑容也有点僵硬。
我们的谈话地点在办公室中前面的一张办公桌上，上面堆放文件最少。我把桌面清理了一下，招待她喝咖啡吃饼圈。她不喜欢巧克力夹心的，而偏好那种水果夹心的。
“你看报吗？”我打开报纸时间她。
“不看。”
“你认识字吗？”
“不多。”
于是我读给她听。我从第一版开始，主要是因为上面登着一幅巨照，照片上的五副棺材看上去好像漂浮在人海中。报道配以大字标题，登在报纸的中问。我把全文一字不漏地读给她听，她很用心地听着。她也听说了有关伯顿一家冻死街头的传闻；她对细节很感兴趣。
“我会这样死去吗？”她问道。
“不会，除非你车中装有引擎，打开空调取暖。”
“我希望有空调。”
“你会因暴露在外而死。”
“什么意思？”
“冻死。”
她用餐巾纸擦擦嘴，小口喝着咖啡。奥塔里欧一家丧命的那天夜里气温是华氏十一度。露比究竟是如何活下来的呢？
“天气最冷的时候，你去哪儿呢？”我问。
“哪儿都不去。”
“你呆在车里吗？”
“是。”
“你怎样御寒呢？”
“我用许多毯子裹住身子。”
“你从没去过避难所？”
“从没去过。”
“你愿意去避难所吗？如果你愿意，就能见到特伦斯。”
她侧过头来，奇怪地望了我一眼。“再说一遍。”她说。
“你想见特伦斯，对不对？”
“对。”
“那么你必须戒毒，对不对？”
“对。”
“要戒毒，你得在戒毒中心呆一段时问。你愿意吗？”
“让我想想，”她说，“让我好好想一想。”
这仅仅是一小步，但并非无足轻重。
“我能帮你见到特伦斯，你会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你必须戒毒，不再吸毒。”
“我怎样才能做到呢？”她问，目光不敢与我相接。她用身子围住咖啡杯，热气冒上她的脸颊。
“你今天去‘内奥米之家’吗？”
“是的。”
“我跟那边的头谈过。他们今天有两个聚会：酗酒者和吸毒者聚会，就是所谓的‘禁酒禁毒协会’。我要你都参加。那边的头会打电话给我。”
她点点头，那模样就像个挨了骂的孩子。眼下我不想逼她太紧。她小口吃着饼圈，啜饮着咖啡，出神地听着我给她念报上的故事。她对国际新闻和体育报道不太感兴趣，但颇关注本埠的新闻。她许多年前曾参加过一次投票选举，所以对本城的政治倒也不是一窍不通。她能听懂犯罪报道。
一篇长篇社论抨击国会和市当局没能妥善安置无家可归者的生活，它警告道，还会发生像朗蒂一家这样的悲惨事件，还会有儿童死在街头，死在国会山的脚下。我把社论解释给露比听，她赞同上面的每一句话。
外面下起了一阵轻柔的冷雨，我开车送她去她的下一站——“内奥米之家”。那是坐落在西北部第十大街的一幢四层楼的排屋，它所处的街区房屋结构与别的街区相似。它每天上午七点开门，下午四点关门，向前来求助的无家可归的女人提供食物、淋浴、衣服、各种活动和咨询。露比是那里的常客，所以当我们到达时她的朋友纷纷向我们打招呼。
那里的负责人是一个名叫梅甘的年轻女人。我与她轻声交谈，计划让露比戒酒戒毒。那里收留的女人中一半心理不健康，一半是酗酒吸毒者，还有三分之一HIV呈阳性。梅甘告诉我露比没患传染病。
我离开时，女人们挤在大厅里齐声歌唱。
我正埋头工作时，索菲亚敲我办公室的门。我还没开口她就进来了。
“莫迪凯说你正找一个人。”她手中拿着记事本，准备记录。
我想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赫克托。“啊，是的，我在找一个人。”
“我会帮你。告诉我你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她坐下来，开始记录。我一口气说出他的姓名、住址、失踪前受雇的公司、外貌特征，以及他有妻子和四个孩子的事实。
“年龄？”
“三十岁左右。”
“大概的薪水？”
“三万五。”
“既然他有四个孩子，那么至少有一个在上学。从他的薪水以及他住在贝塞斯达来看，我怀疑他有额外收入。他是西班牙裔，所以很可能信天主教。还有别的情况吗？”
我再也想不出别的。她返回她的办公桌，打开一本厚厚的记事本，飞快地翻动着内页。我让门开着，所以能看见她做的一切。她的第一个电话打给在邮局工作的某人，随即谈话变成了西班牙语，我听不懂。她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先用英语与接线员打招呼，然后又换作她的母语。她给天主教教区打电话，接着又引来一大串电话。我对她的举动失去了耐心。
一小时后，她走到我的门边，大声道：“赫克托一家搬到了芝加哥，你需要他们的住址吗？”
“你是怎样……”我吞下了后半句话，吃惊地盯着她。
“别问了，是通过他们教堂的一个朋友的朋友。他们上个周末匆匆忙忙地搬去。你需要他们的新住址吗？”
“要多长时间才能找到？”
“这可不太容易，不过我能告诉你大致的方向。”
已经有六个人坐在她的办公桌前，等待咨询。“现在不忙吧，”我说，“待会儿再说。多谢。”
“小事一桩。”
小事一桩？我花了几个小时晚上去敲他邻居的门，晚上寒气逼人，还要躲避保安的纠缠，又得提防有人打黑枪。而她只打了个把钟头的电话就办妥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芝加哥分部有一百多名律师，我以前办案去过两次。分部的办公室设在靠近湖畔的摩天大楼里，大楼的门厅就有几层，楼前环绕着喷泉和许多商店，自动扶梯蜿蜒而上。对赫克托·帕尔马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藏身瞭望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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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们在街头活动，四处散落在人行道、街道护栏、下水道、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干草堆、窨井盖、消防水龙头、垃圾箱、巴士站头和沿街店面等地方。他们日复一日地在这熟悉的区域内闲逛。因为有的是时间，他们会停下来闲聊，观察一辆交通受阳的汽车，注意到街角处又来了一个新毒贩，认出他们地盘上的新面孔。他们在街边坐下，破帽遮颜，隐身于店前的阴凉之处，就像街头的步哨一样，留心着周围的动静。他们听得见街头发出的各种声音，嗅得出汽车尾部释放的废气和廉价饭馆里油炸食品的香气。同一辆计程车一小时内驶过两次，他们知道；远处传来一声枪响，他们知道来自何处；一辆挂着弗吉尼亚或马里兰州牌照的高级轿车正停靠在街道护栏边，他们会留意它直到它开走。
一个便衣警察正守候在一辆无标记的汽车内，他们也看见了。
“警察在外面。”一个咨询者对索菲亚道。她走向前门，向东南方Q大街望去，在那里停着一辆乔装的警车。半小时后，她又查看了一次，还在那儿。她走向莫迪凯的办公室。
我当时浑然未觉，因为我一面在争取食物配给券，一面在与检察官办公室据理力争。今天是礼拜五下午，市政府机关的官僚们在这样一个好日子里却不能恪尽职守，正准备提前下班。索菲亚和莫迪凯一起过来把消息通报给我。
“我想警察正在守候。”莫迪凯表情严肃地说。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藏身桌下，但我没那么做。我极力保持镇定。“他们在哪里？”我问，好像他们的藏身之处真的很重要。
“在街的拐角处。他们在那儿监视这幢楼半个多小时了。”
“也许他们是冲你而来。”我说。哈哈。可是人人都板着面孔。
“我打电话问过了，”索菲亚说，“他们带着逮捕令，要以严重盗窃罪逮捕你。”
一桩严重罪行！监狱！一个英俊的白人男子被抛进火坑。我转移了一下身体的重心，尽量掩饰自己的恐惧。
“一点都不奇怪，”我说，“这种事常有，让我们来摆平它。”
“我认识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个人，我会去见他，”莫迪凯道，“如果他们允许你自首就好了。”
“那当然好，”我装做漫不经心的样子说，“但我一下午都在给检察官办公室打电话，没人接。”
“他们有两百名律师。”他说。
莫迪凯在那方面没什么朋友，警察和检察官是他天然的敌人。
行动计划很快制订好了。索菲亚打电话给保释官，让他去监狱与我们会面；莫迪凯去找一名慈悲为怀的法官。虽然没说出口，大家心里都明白——现在是星期五下午，在市监狱我能否平安度过这个周末还是个未知数。
他们去打电话，而我呆坐在办公桌前，失去了行动和思考的能力，只是留意着前门的动静。他们没让我等太久。四点整，加斯科少尉带人进来了。
我想起了与加斯科第一次打交道的情形，当时他正搜查克莱尔的公寓。我大声叱骂他，记下他们的名字，威胁要狠狠告他们一状，他说的每句话都被我针锋相对地顶了回去。当时我是个咄咄逼人的律师，而他则是个地位低下的警察，我从未想到有朝一日他会趾高气扬地来逮捕我。但他来了，像上了年纪的苏格兰佬那样神气活现，脸上的表情又是轻蔑又是得意，手中拿着一沓文件正准备甩在我的胸口。
“我要见布罗克先生。”他对索菲亚道。就在此时，我微笑着走进前面的房问。
“你好，加斯科，”我说，“又来找那份文件？”
“不，今天不是。”
莫迪凯从他的办公室现身出来，索菲亚站在办公桌旁，人人面面相觑。“你有拘捕令吗？”莫迪凯问。
“是的，是布罗克先生的。”加斯科道。
我耸耸肩：“走吧。”向加斯科走去。他的一名手下从手腕上解下一副手铐。我打定主意至少看上去要镇定自若。
“我是他的律师，”莫迪凯道，“让我看看那个。”他从加斯科手中接过拘捕令，仔细查验。我被戴上手铐，双手扭在身后，手腕处一片冰凉。手铐太紧了，至少比平时要紧，我咬牙挺住，不动声色。
“我很乐意送我的当事人去警察局。”莫迪凯道。
“谢谢了，”加斯科道，“不过还是让我代劳吧。”
“要送他到哪儿去？”
“中央监狱。”
“我陪你去。”莫迪凯对我说。索菲亚正在打电话，这比莫迪凯陪我去更使我感到宽慰。
三个咨询者目睹了全过程，三个好心的街头绅士进来给索菲亚通风报信。他们仍坐在那里等，当我从他们身旁经过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其中一个混蛋用劲拧我的胳膊，在我背后推推搡搡。我们经过前门，来到外面的大街上。我想快点藏身车中。他们的警车是一辆脏脏的无标记的白色车，停在大街拐角处。街头的流浪者们都看到了——车停在那个位置，警察冲进去，警察带我出来，我双手戴着手铐。
“一名律师被捕了。”他们很快会互相窃窃私语，这个消息也会闹得街头人人尽知。
加斯科和我坐在后座。我压低身体，闭上眼睛，逮捕所引起的震惊也渐渐平息下来。
“真是浪费时问。”加斯科脱下一只牛仔靴，放在大腿上，舒展自己的身体。“我们有一百四十件谋杀案没破，吸毒的人比比皆是，还有那些在中学里贩毒的家伙，可还得在你身上浪费时问。”
“你是在审问我吗，加斯科？”我问。
“不是。”
“很好。”他并没将米兰达原则①放在心上，除非他开始讯问，否则也不必如此。
①米兰达原则：美国最高法院规定在讯问在押的嫌疑分子之前，侦察人员必须告知对方有权保持缄默，不作自证其罪的供词，并有权聘请律师，要求讯问时有律师在场。
警车沿十四大街向南飞驰，既无警灯又无警笛，当然也不把交通信号和行人的安全放在心上。
“那么放了我。”我说。
“如果我能做主，我肯定放你。不过这次你确实惹恼了某些人。检察官告诉我说有人向他施压，要他批准逮捕你。”
“是谁向他施压？”我问，但我知道答案。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不会在警察身上浪费时间，他们宁愿通过法律途径迫使大检察官采取行动。
“受害者。”加斯科口气中带着极大的讥讽。我同意他的看法，确实很难把这帮富有的律师想象成一桩罪行的受害者。
许多名人也曾被捕过，我使劲地回想他们的名字。马丁·路德·金一生几度身陷囹圄，还有像伯斯基和米尔肯那样以及我一时记不起名字的著名大盗。那些影星和运动明星也曾酒后驾车、嫖娼、携带毒品。他们也一样被塞进警车后座，像普通罪犯那样被带走。一位从孟菲斯来的法官被判终生监禁；我上大学时的一个熟人正被关在过渡教习所；我以前的一个客户因为逃税被关进联邦监狱。这些人都曾被捕，被带过闹市区，受到警方指控，留下指纹，被拍照，照片上编有号码。所有人都平安渡过了牢狱之灾。
我怀疑甚至连莫迪凯·格林也感觉到了手铐的冰凉。
我心中竟然有一丝庆幸，这一切终于发生了。我再不必四处亡命，东躲西藏，也不必担心有人跟踪。该来的终于来了。他们没有深夜袭击，那样我得在牢里挨到天亮。现在这个时间还有救。如果幸运的话，我会很快接到传票，被保释出狱，免受周末人狱高峰期的危害。
但是我心中同时有一丝从未有过的恐惧。在市监狱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身份证明会丢失；他们会人为制造许多延宕；保释会推迟到星期六，或者星期天，甚至星期一。我会被塞进一间拥挤的牢房中，与形形色色不怀好意的囚犯为伴。
他们会放风出去，说我被捕了。我的朋友们会摇摇头，想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来。我的父母会伤心欲绝。我不清楚克莱尔的反应，尤其是她现在有了新男友。
我闭上眼睛，设法让自己坐得舒服点儿，可是我当时的心情是如此之糟，又怎么能够？
入狱手续头绪繁多，我懵懵懂懂地跟着加斯科，他领着我就像领着一只迷途的羔羊。眼观鼻，鼻观心，我不停地告诫自己。别看那些人。首先将随身物品丢下，登记一个清单；走进肮脏的大厅拍照，脱鞋量身高；如果不想笑就别笑，但请看着镜头；接着照侧面；再去留指纹处。那里恰巧很忙，加斯科就像铐一个精神病人那样把我铐住，然后自己去找咖啡。被捕者来回穿梭，在办着不同的手续。到处是警察。一张白面孔，不是警察而是像我这样的被捕者——年轻，男性，穿着漂亮的藏青色西服，看样子喝醉了，左颊上有一道划痕。在星期五下午五点之前怎么会喝醉呢？他大声威胁着，口齿缠夹不清，语气严厉，可没人听。一会儿他就不见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极度恐慌起来。外面已黑下来了，周末已经开始了，这就意味着罪行的开端，监狱会变得更忙。加斯科回来了，将我带到留指纹处，看着仪器非常清晰地将我的指纹留下。
没必要打电话了，我的律师就在附近，虽然加斯科没看见他。我们越向下走，监狱的大门就越厚重；我们背道而驰，外面的世界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我能保释出狱吗？”我终于忍不住问道。我看见了前面的铁栅栏，窗户上的铁条和带枪的警卫。
“我想你的律师正在替你办。”加斯科答道。
他把我交给科菲中士。科菲把我推到墙边，踢开我的双腿，搜遍我的全身，好像要搜出一个子儿来。一无所获。他指向一台金属探测器，努嘴示意我走过去，我照做了。门铃响过，狱门滑开，现出一条通道，两侧是铁牢笼。大门在我的身后哐啷一声关上，打碎了我提早出狱的美梦。
从铁栏里伸出无数双手和手臂，是在狭窄的过道中。我们在过道中通行时，囚犯们注视着我们，我收回自己的目光，盯着脚下。科菲打量着每间囚房，我想他在数人头。我们在右边的第三间停下来。
我的同监犯都是黑人，都比我年轻得多。我数了一下有四个，又看到躺在上铺的第五个。六个人只有两张床。这间牢房很小，呈正方形，三面都是铁栏杆，所以我能看到隔壁和过道对面的犯人。牢房的后墙由煤渣砖砌成，角落里有一间小小的厕所。
科菲砰的一声关上了我背后的门。睡在上铺的那位坐起来，在床边来回晃荡着双腿，这样坐在下铺的人看到它们在眼前不停地晃动。五个人一齐盯着站在门边的我，我强作镇定，急于在地板上找个地方坐下，以免碰到我的牢友。
感谢上帝他们没有武器，感谢上帝有人装了这台金属探测器。他们身上没有枪，也没有刀，我除了衣服外一无所有。我的手表、钱包、手机、现金，以及随身携带的一切物品都被收缴并登记造册了。
牢房的前部会比后部安全些。我不理他们的注视在地上坐了下来，背靠着门。远处有人高声向看守求救。
在与我的牢房相距两间的地方发生了打斗。透过铁栏和床铺，我看见那个喝醉了的身着藏青色西服的白人男子正被两个大块头的黑人逼在墙角，头部受到重击。别的人跟着起哄，这一侧的牢房全都骚动起来。在这个地方身为白人可不太妙。
一声尖利的哨声响起，一扇门打开，进来的是科菲，手持警棍。打斗戛然而止，那个醉鬼俯卧在地，一动不动。科菲走过去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个个装聋作哑。
“保持安静！”他喝斥道，随即离去。
又过了十二分钟，那醉鬼开始呻吟，远处有人在呕吐。我的一位牢友站起来，向我坐着的地方走来。他的光脚差点踩到我的腿。我向上瞥了一眼，随即把目光投向别处，他向下盯着我，我知道这下可糟了。
“夹克不错嘛。”他说。
“谢谢。”我咕哝了一声，极力使自己的语调平和，听起来不那么刺耳。我穿的夹克衫是一件蓝色便装，已经旧了，每天配牛仔裤或卡其裤——这是我的前卫服装，不值得为它大动干戈。
“夹克不错嘛。”他重复道，又往前移动了几步。上铺的那个家伙跳下来，走近我，仔细打量着。
“谢谢。”我重复道。
他约摸十八九岁，瘦而高，浑身没一两肥膘，也许是街头流氓团伙中的一员。他趾高气扬，虚张声势，急于在同伙面前表现自己。
而我偏偏是个软柿子。
“我还没有这么好的夹克呢。”他说着又往前逼了一步，明显想寻衅。
他不会是个街头小混混吧，我想。这个地方无处可逃，他又怎能得手呢？“你想借吗？”我问，眼睛没抬。
“不。”
我收紧双脚，下巴搁在双膝上，这是个防卫姿势。他要是踢我或打我，我不准备回击。任何抵抗都将立即招致另四人的围攻，他们会利用这难得的机会痛揍一个白人。
“他说你夹克不错。”从上铺跳下来的那小子说。
“我谢谢他。”
“他说他还没这么好的夹克。”
“那么，你们要我怎么做？”我问。
“当件礼物很合适。”
第三个人也逼上来，形成包围之势。第一个踢我的脚，所有的人一寸一寸地逼近我。他们准备动手，就等着谁先发难了。看到这情形我飞快脱下夹克，双手奉上。
“这是件礼物吗？”第一个边说边把夹克拿过去。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说。我向下看，仍避免与他们目光相接，因此我没能看见他出脚。这一脚很厉害，踢在我左边的太阳穴上，我的头受到打击后撞在后面的铁条上。“哎哟！”我摸着后脑勺大叫道。
“你可以把这该死的衣服拿走。”我说，提防着他们的袭击。
“你是自愿的？”
“是。”
“多谢，伙计。”
“不客气。”我说着擦擦自己的脸。我整个头都麻木了。
他们退开，任由我编成一团。
大约又过了几分钟，我对时间失去了感觉，那个喝醉的白人挣扎着想爬起来，另外一个声音在叫看守。拿我夹克的那小子并没穿上它，他们把它藏了起来。
我的脸在抽痛，但没流血。身为囚徒，如果劫难仅此而已，那实属万幸。不远处一个犯人大声嚷嚷，说要睡觉什么的。我开始担心夜里将发生的一切。六个人，只有两张窄床，难道要我们不盖毯子，不垫枕头，就睡在地上吗？
地面变得冰凉，我坐在上面，偶尔打量一下我的那些同住者，暗暗猜测他们究竟犯了何罪。我当然只是借了一份文件，而且肯定要归还的，可还是落到这步田地，与毒贩、窃车贼、强奸犯，甚至杀人犯为伍。
我不饿，但想起了食物。我没带牙刷。我现在不需用厕所，可当我想的时候怎么办呢？饮用水在哪儿呢？基本生存问题一下子变得尖锐起来。
“鞋子不错。”一个声音响起，吓了我一跳。我抬头看到他们中的一个正居高临下望着我。他穿着白色的脏袜子，没有鞋，他的脚要比我长几英寸。
“多谢。”我说。他说的鞋是一双旧的耐克牌多用鞋，不是篮球鞋，本不该引起他的兴趣。第一次我希望脚上穿的是以前在公司时的那双饰有流苏的懒汉鞋。
“多大尺码？”他问。
“十号。”
抢我夹克的那个阿飞走近我；所有人都知道了我的尺码。
“和我的尺码一样。”第一个道。
“你想要吗？”我问，立刻开始解鞋带，“我愿意把我的鞋送给你。”我很快地脱下，他把鞋拿走了。
我的牛仔裤和内衣会遭到怎样的命运呢？我忍不住要问。
莫迪凯在晚上七点左右终于赶到。科菲把我从牢里提出来，向外走时他问我：“你的鞋呢？”
“在牢里，”我说，“他们抢去的。”
“我帮你要回来。”
“多谢，还有一件蓝上装。”
他看看我的左脸和肿了的眼角：“你没事吧？”
“我很好。我自由了。”
我的保释金为一万美元，莫迪凯和保释官一起在等我。我付给他一千现金，在文件上签了字。科菲索回我的鞋和上装，我的囚禁生涯就结束了。索菲亚开车来接我，我们坐进车里，疾驰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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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严格来说，这只是我从象牙塔走出，来到街头身体上必须付出的代价。车祸的创伤刚愈，但肌肉和关节的酸痛还要逗留几个星期。我的体重在减轻，有两个原因——我再也去不起以前常去的餐馆，而且也没什么胃口。我的背因为睡在地板上的睡袋里而疼痛不已。我之所以下决心这么做是要看看这种睡法是否可以忍受，我一直弄不清楚。
随后一个街头小混混用他的光脚差点踢破我的脑袋。我每天晚上要冰敷很长时间，夜里每次醒来的时候，脑袋好像要爆炸。
但我为能活下来而感到庆幸，庆幸被打入地狱几个小时后还能全身而退。无名的恐惧解除了，至少目前是这样。再也不用担心潜伏在暗处的警察了。
严重盗窃罪可不是闹着玩的，尤其是我确实犯了此罪。这项罪名最多可判十年徒刑，我暂且把它抛在一边。
星期六早晨天没亮我就出了门，冲向最近的卖报点。我住处的附近新开了一家小小的通宵面包店，店主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吵吵嚷嚷的一家子。这家面包店地处治安情况复杂的亚当斯一摩根地段。我偷哲到柜台前，要了一份报纸，打开一看，我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计划得很周密。都市版的第二页登有我的照片，那是一年前公司编辑员工名册时照的，只有公司留有底片。
报道分为四段，篇幅不长，切中要害，其中的信息大部分由公司提供。我在公司工作过七年，从事反托拉斯法，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无犯罪记录。公司排名全国第五——有八百名律师，分布于八大城市，等等。没人发表评论，因为根本没必要那样做。这篇报道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我难堪，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在我照片的旁边是一行大字标题：“本地律师因严重盗窃罪而被捕”。报道中把被窃文件含糊其辞地称为“被盗物品”，还说是我最近离开公司时所为。
这听上去像无谓的小口角——一帮律师不为别的只为了几页纸面吵个不休。除了我自己以及那些可能认识我的人，谁会在乎这报道呢？尴尬很快就会过去，这世界发生的真实故事也太多了。
写报道的那个记者真够友好、真够耐心的。他写好文章直等到我被捕的消息传来才发表。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见阿瑟和拉夫特那班人是怎样花时间策划我的被捕，然后把消息捅给新闻界。这笔费用无疑会由河橡公司承担，只因为它是卷入此次事件的另一主角。
多么漂亮的公关技巧！竟然在周末版上登出了这么长的报道。
巴基斯坦人开的那家面包店不做水果夹心的油炸饼圈，我只好买了几块燕麦饼，然后开车去办公室。
露比在门口睡着了，我边走边想她究竟在那儿呆了多久。她身上盖了两三条旧被子，头枕在一只大的帆布购物袋上，袋中装着她的随身物品。听到我的咳嗽声，她一下子蹦起来。
“为什么睡这儿？”我问。
她看着我手中装食品的纸袋，道：“我总得找个地方睡。”
“我以为你睡在车中。”
“是的，我大部分时间都那样。”
与一个漂泊街头者谈论她该睡在何处不会有什么结果。露比饿了。我用钥匙开门，按电灯开关，去煮咖啡。她与往常一样，径直来到办公桌前，坐着等。
我们喝咖啡，吃点心，我读早新闻给她听。我先选一则我感兴趣的新闻，再选一则她感兴趣的，轮流读给她听，我跳过了那则关于我的报道。
露比昨天下午提前退出了“内奥米之家”的戒酒戒毒聚会。上午平安无事，下午她就逃之夭夭了。那里的负责人梅甘在加斯科现身前约一小时就打电话通知了我。
“你今天早晨感觉如何？”读完报后我问她。
“很好。你呢？”
“我很好。我没吸毒，你呢？”
她低下头，眼光投往别处，许久没说话，在犹豫是否该说实话。“是的，”她答道，“我没吸毒。”
“不，你吸了。别对我撒谎，露比。我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律师，我会帮你见到特伦斯，但是如果你撒谎，我就帮不了你。现在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有没有吸毒。”
她不自觉地往后退缩，眼光向下：“我吸了。”
“谢谢。昨天下午为什么早退？”
“我没有。”
“那边的头说你早退了。”
“我以为早结束了。”
我不想和她继续争论，多说无益。“你今天去吗？”
“去。”
“很好。我开车送你去，但你得答应我参加完戒酒戒毒两个疗程。”
“我保证。”
“你必须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明白吗？”
“好。”
“那里的头会注意你的表现。”
她点点头，又取了一块面包，这是第四块。我和她谈了特伦斯，戒酒戒毒的事。我再次感到染上毒瘾后的无望。她现在连二十四小时内不吸毒都做不到。
我怀疑她吸的是可卡因，见效快，价格低廉。
在开车去“内奥米之家”的路上，露比突然道：“你刚刚被捕过，对吗？”
我差点闯红灯。她天没亮时就睡在我们办公室的门前，又几乎不识字，她怎会看得懂报纸？
“是的，我刚刚被捕过。”
“我想不假。”
“你怎会知道？”
“在街头总能听到点儿什么。”
对了，不是报纸。流落街头者有他们自己传播消息的方法。莫迪凯事务所的那个年轻律师被抓了，警察把他带走了，他的遭遇和我们差不多。
“那是个误会。”我说，就好像她关心那是不是由于误会一样。
她们已经开始歌唱了，当我们走在“内奥米之家”前的台阶上时，我们能听到她们的歌声。梅甘打开前门，请我进去喝咖啡。在第一层由会客室改建而成的大厅里，妇女们唱着歌。唱完后，她们倾听别人诉说自己的问题。我在那里观察了几分钟。作为唯一的男性，我感到不自在。
梅甘在厨房里备好咖啡，然后领我浏览了这个地方。我们压低了交谈的声音，因为她们在不远处祈祷。一楼靠近厨房的地方有盥洗间和淋浴房，后面是小花园，供那些心情抑郁者一个人清静的地方。二楼有办公室，入会登记处，还有一间摆满了椅子的长方形房间，是酗酒者和吸毒者聚会的地方。
我们在狭窄的楼梯上听到下面传来了一阵充满了欢欣之意的合唱声。梅甘的办公室在三楼。她请我进去，我一坐下她就把一份《邮报》抛到我的大腿上。
“那一夜真够呛，嗯？”她微笑着说。
我又看了一眼自己的照片：“还行。”
“那儿怎么回事？”她指着自己的太阳穴问。
“我的同监犯想要我的鞋子，他夺了去。”
她看看我那双穿旧了的耐克鞋：“就这双？”
“是的。挺好的鞋，不是吗？”
“你在牢里呆了多久？”
“几个小时。我几乎是捡回了一条命，现在我是个再生的人了。”
她又嫣然一笑，我们的目光游移了片刻。我突然发现，天哪！她手指上没有结婚戒指。她身材颀长，略显清瘦，发色呈棕红色，剪一头俏皮的露耳短发，样子活像一个预备学校的女生。她长着一双浅棕色的眼睛，眼睛大而圆，与她对视时非常愉快。我忽然发现她很迷人，并感到奇怪，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
我现在为什么兴奋？我在这里流连忘返难道仅仅是为了参观？昨天我为什么念念不忘她的微笑和这双眼睛？
我们互陈了自己的经历。她的父亲是马里兰州的一名代理主教，是一个热爱华盛顿的印第安迷。她十几岁时就决定为穷人工作。那是至高无上的神的感召。
我得承认我在两周以前从未想起过穷人。她被那位“先生”的故事迷住了，也惊讶于它对我的灵魂净化作用。
她邀请我回来共进午餐，顺便监督露比。如果太阳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在花园里用餐。
贫民律师与其他人并无二样。他们也能在奇怪的地方找到爱情，譬如说在收留无家可归的妇女的避难所。
一个星期以来，我开车穿梭于华盛顿市区最险恶的地段，经常与避难所打交道，总的说来已和无家可归者打成一片。这时我感到没必要每次出去都躲在莫迪凯的背后。他是极好的保护伞，但我倘若想立足街头就得勇于承担风险，单独闯天下。
我有一张名单，上面记录了近三十家避难所、施粥处、救助中心的名字，无家可归者经常光顾这些地方。我还有一张名单，上面是被驱逐的十七个人的名字，其中包括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
星期六上午参观完“内奥米之家”后，我的下一站是靠近加拉德特大学的基列山基督教堂。从地图上看，它是最接近纽约街与佛罗里达街交界处的施粥所，而那里正是废仓库的旧址。施粥所的负责人是一位名叫格洛里亚的年轻女人，当我九点钟赶到时，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着切芹菜，正为招募不到志愿者而担忧。我作了自我介绍，又费了一番口舌使她相信我的证件没问题，然后她指向一张切菜台让我切洋葱。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贫民律师又怎能拒绝？
我向她解释说我以前在“多莉之家”干过同样的活儿，那时正下着大雪。她出于礼貌有一搭没一搭地附和着我。我一边切一边擦眼泪，向她叙述了我手中的案子，并一口气报出了包括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在内的被驱逐者的名字。
“我们对打官司不感兴趣，”她说，“我们只供他们吃。我没听说过这些名字。”
一名志愿者带着一袋土豆过来了。我收拾着准备离开。格洛里亚谢了我，把名单抄下，答应帮我打听。
我的行动早就计划好了，我还有许多地方要去，可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来到国会山医疗诊所，向其中的一名医生打听。这是一家私人赞助的面向流落街头者的不须预约的医疗诊所，保存着所有病人的记录。今天是星期六，那位医生答应我星期一让秘书查一下电脑档案，看有没有我要找的人。如果有，秘书会打电话给我。
我来到罗得岛街附近的耶稣会，一名天主教神父接待了我。他仔细研究了那份名单，但没有他认识的。“名字太多了。”他说。
上午遇到的唯一险情发生在“自由联合会”。那是一处大型聚会场所，建造者的名字早已被忘却，后来变成了一个社区中心。十一点钟的时候，一群人在大门口排队等着吃饭。我没打算在那里吃饭，所以就没排队，而是径直走向门口。有几个等着领食物的绅士认为我不守规矩，张口就是污言秽语。他们腹中饥饿，火一下子冒上来，竟然没注意到我是个白人。他们怎能把我误认为一个流落街头的人呢？门口有一名志愿者在维持秩序，他也认为我是个流浪汉。他毫不客气地伸出双臂阻挡我，第二次对我人身侵犯。
“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气愤地辩解道，“我是一名为无家可归者工作的律师！”
这才使他们安静下来，我突然又成了蓝眼睛的兄弟。我被允许进人大楼，没再遇到阻挠。负责人是基普牧师，是一个头戴贝雷帽、戴黑色领圈的脾气暴躁的小个子。我没给他留联络电话。当他意识到（1）我是一名律师；（2）我的当事人是伯顿一家；（3）我在为这个案子奔走；（4）将来有可能得到赔偿，他开始考虑能从中捞到多少钱。我在他身上浪费了三十分钟，离开时我发誓要让莫迪凯亲自来。
我打电话给梅甘，推掉午餐约会。我托辞说我现在在城市的另一端，还有许多人要见。真实的原因是我拿不准她是否在向我表示好感。她漂亮、聪明，完全值得喜欢，正是我需要的那种人。我几乎有十年没谈过恋爱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但她告诉我一则重大消息。露比不仅坚持了一上午的疗程，还发誓说要连续二十四小时不沾毒品。这真是个令人感动的情况，梅甘在戒毒室的外面看到了这一幕。
“她今晚必须离开街头，”梅甘道，“十二年来她一直没离开过毒品。”
我当然是帮不上什么忙了，梅甘倒有几个主意。
下午和上午同样劳而无功，唯一的收获是弄清了华盛顿市内每一家避难所的地址。我见了许多人，和他们交谈，与那些可能再见面的人交换了名片。
凯尔文·兰姆仍然是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的被驱赶出户的人。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死了。我手中剩下的十四个人消失在街头的茫茫人海中。
在无家可归者之中，只有小部分人是避难所的常客。他们时不时地光顾那里，只为了一餐饭、或者一双鞋。或者一条毛毯，然后踪影全无。他们不需要帮助，懒得与人打交道。很难相信剩下的十四个人就在这一小部分之中。一个月之前，他们还生活在屋檐下，并且付房租。
要有耐心，莫迪凯反复忠告我：贫民律师必须有耐心。
露比在“内奥米之家”的门口与我会合，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一见面就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拥抱。她已经成功地度过了戒酒和戒毒两个疗程。梅甘已经为下面的十二个小时创造了良好的开端——露比不能再露宿街头了，她自己也默认了。
我和她开车出城，向西驶入弗吉尼亚大街。我们在郊区的一家商场买了牙刷、牙膏、肥皂、香波和许多糖果。糖果的数量连过万圣节也够了。我们继续驱车向城外驶去，在一个名叫甘尼斯维勒的小镇上发现了一家金碧辉煌的崭新的汽车旅馆，招牌上说单人房每晚只需四十二美元。我用信用卡付了账，但愿它没有失效。
我把她留在那儿，叮嘱她一定要锁好门，呆在房间里，哪儿也不要去，星期天早晨我会来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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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星期六晚，三月份的第一天。年轻，无家室拖累，虽然肯定不如我以前那样富有，但也不至于囊中如洗。满满一衣橱的好衣服，还没穿过。全城一百万人口中，美女如云，她们被吸引到这个政治权力的中心；据传她们很愿意逢场作戏。
我独自呆在家中，比萨饼佐以啤酒，观看电视中的大学篮球赛，心中倒也自得。今人晚上我要是去公共场所，保准会有人不客气地问我：“嗨，你不就是那个被抓的人吗？今天上午的报纸上登了。”
我打电话给露比，看她有没有呆在室内。电话铃响了八次她才接，我差点吓坏了。她过得很好，冲了一个长淋浴，吃了很多糖果，不停地看电视。她没离开过房问。
她在二十英里之外，那个小镇在州与州交界的地方，地处弗吉尼亚州的乡村。我和她都不认识人，她没法得到毒品，我再次为自己的决定而得意。
在杜克-卡罗琳娜节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放在塑料储物箱上比萨饼旁的手提电话响了，吓了我一跳。一个非常柔和的女声道：“哈啰，狱中鸟。”
是克莱尔，语调平和。
“哈啰。”我边答边拧小了电视的音量。
“你还好吗？”
“我很好，你呢？”
“我也很好。我在今天早晨的报纸上看到你的笑脸啦，我正为你担心哩。”克莱尔只看星期天的报纸，现在她看到了那篇关于我的报道，一定有人看到了转告她。也许正是上次接电话的那个热心的医生。她今天晚上也像我一样独自一人吗？
“这是一种体验。”我说，接着告诉她事情的来龙去脉，从加斯科开始，到我被释放为止。她想找个人讲话，当我缓慢地叙述我的遭遇时，我意识到她确实是独自一人，也许是百无聊赖，也许是寂寞难耐。也许她真的为我担心，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这件事究竟有多严重？”她问。
“严重盗窃罪最多可判十年。”我表情严肃地说。我喜欢被她牵挂。“但我不害怕。”
“那只是一份文件，对吗？”
“对，那不能算是盗窃。”当然是，但我心里不愿承认。
“他们会吊销你的律师执照吗？”
“会，如果盗窃罪名成立的话。执照自然会被吊销。”
“太可怕了，迈克。那你怎么办呢？”
“坦率地讲，我还没想过。那不会发生。”我说的完全是实话，我还没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也许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但我目前无暇顾及。
我们礼貌地询问对方家人的近况，我还记得她的哥哥詹姆斯，以及他的恶性肿瘤病。他正接受治疗，她的家人感到乐观。
我谢谢她打电话来，而且互相承诺要保持联系。我把电话放在原处，盯着没了声音的电视屏幕，心中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想她。
露比冲澡后穿上梅甘昨天给她的新衣，显得容光焕发。她住的旅馆房间在底层，房门正对停车场。她正等我。她走进阳光，紧紧地拥抱我。“我成功了！”她满面笑容地说，“二十四小时内我没吸毒！”我们再次拥抱。
一对六十几岁的夫妇从邻近的房间走出，愕然地看着我们。天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
我们返回市区，到“内奥米之家”去。梅甘和别的工作人员正等我们的消息。当露比宣布她成功后，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小小的欢呼。梅甘告诉过我第一个二十四小时最值得庆祝。
今天是星期天，一个本地的牧师过来组织《圣经》学习。妇女们集中在大厅内唱圣歌，做祈祷。我和梅甘在花园里喝咖啡，计划着露比的下一个二十四小时。除了做祷告，露比还得经过两次大剂量的疗程。但我们并不十分乐观。梅甘生活在瘾君子中间，她知道只要露比一回到街头肯定会故态复萌，她见得太多了。
让露比再多住几天汽车旅馆，我还能付得起账，而且我也愿意付这笔钱。但我下午四点要动身去芝加哥，去找赫克托，也不知道会在那儿呆多久。露比喜欢汽车旅馆，她表现出一副依依不舍的神情。
我们决定一次只考虑一天的安排。梅甘开车送露比去那个郊区旅馆，由我付账，让她在那儿过夜，星期一早晨梅甘再把她接回，然后我们再考虑下一步做什么。
与此同时，梅甘要承担劝说露比离开街头的任务。她的第一站是戒毒中心，第二站是妇女临时避难所，她要在那儿呆六个月，系统接受生活指导，技能培训和康复治疗。
“二十四小时只是一大步，”梅甘道，“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匆匆告辞了。她邀我回来共进午餐，就在她的办公室，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要讨论重要的事情。她的眼睛暴露了一切，在她火辣辣的目光逼视之下，我只得应允。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总是坐头等舱，他们觉得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他们住四星级宾馆，吃在豪华餐馆，在乘车上更挑剔、更讲究，非林肯不坐。所有的出差费用都摊在客户头上。既然客户享受了世界上最好的法律服务，他们对这种要求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在去芝加哥的航班上，我选择了经济舱，临登机前才订好座，因此座位在令人不快的中间座位。靠窗的位子被一个膝盖有篮球那么大的魁梧的男人占了，靠中间过道的是一名十八九岁的浑身散发着气味的年轻人，一头漆黑的头发理成印第安人的发式，头上缀满了奇形怪状的黑色的皮革和闪亮的金属片。我缩着身子，闭着眼睛度过了两个小时，也不去想那些坐头等舱的不可一世的家伙们。以前我也享受过那样的待遇。
这次出行直接违反了我的保释协议——如果没得到大法官的允许，我不能离开华盛顿。但我和莫迪凯都认为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违反，只要我返回就不会有不良后果。
在欧海尔机场，我叫了一辆计程车。我让车驶向闹市区的一家廉价旅馆。
索菲亚没能找到帕尔马一家的新住址。如果我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分部找不到赫克托，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芝加哥分部拥有一百零六名律师，在规模上仅次于华盛顿和纽约。房地产部尤其庞大，总共有十八名律师，比华盛顿分部还多。我猜这就是把赫克托送到芝加哥的原因——容易安插。这里有足够的工作要做。我依稀记得在我工作后不久德雷克和斯威尼就兼并了芝加哥一家颇为兴旺的房地产公司。
星期一早晨七点刚过，我来到了“联合生命大厦”。天空灰蒙蒙、阴沉沉的，从密执安湖面上吹来了一阵刺骨的寒风。这是我第三次来芝加哥，前两次的天气也是如此阴冷。我要了咖啡和报纸，用报纸遮脸，我在一楼大厅的角落里找了一张桌子，那里是绝佳的观察点，自动扶梯可以把人送到二楼、三楼，在那里有许多部电梯再把人送到高层。
七点三十分，一楼大厅里挤满了忙碌的人们。八点钟，我喝完了第三杯咖啡，振作精神，随时期待着那个人的出现。自动扶梯上装满了上百名的经理、律师、秘书，所有的人都裹在厚厚的大衣中，外表极其相似。
八点二十分，赫克托·帕尔马从大厦的南边走进大厅，和其他的上班族一样行色匆匆。他用手梳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径直走向扶梯。我尽量装做不经意的样子，走向另一部扶梯，放慢自己上楼的脚步。我瞥见他拐过墙角，在等电梯。
绝对没错，是他，我决定不再心存侥幸。我的猜想没错，他是连夜从华盛顿转移到芝加哥的，在这里他易于监视，用更多的钱收买他，如果必要，再威胁威胁他。
我知道他办公的地点，也知道接下来的八到十个小时内他不会离开，在二楼大厅，湖面的美景一览无余，我给梅甘打了电话。露比又成功地度过一夜，现在她已挨过了四十八小时了，还要继续观察。我也给莫迪凯打了一个电话，向他报告了我的发现。
根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手册，芝加哥分部房地产部有三个合伙人。大厅中的大厦指南上列出了他们的名字，全都在第五十一层，我随意挑了一个：迪克·海勒。
九点钟，我乘电梯来到第五十一层，走下电梯看到了熟悉的场景——大理石铺地、金字招牌、胡桃木家具、嵌入式的灯具、精致的地毯。
我从容地走向迎宾台，目光四处搜寻着洗手间，可惜没发现。
她戴着耳机正在接电话，我锁紧眉头，装出一副痛苦万状的样子。
“先生？”在接电话的间隙她面带笑容地招呼我。
我咬紧牙关，深吸一口气道：“我约了迪克·海勒九点钟见面，但我好像病了，可能我吃的东西有问题，我能用一下洗手间吗？”我捂住腹部，合拢双膝，我的样子使她相信我快吐出来了。
笑容消失了。她猛地跳起来，指向一边：“就在那边，转过墙角，向右。”
我已经挪动双脚，弯下腰来，好像随时都会吐出来，“谢谢。”我挤出两个字来。
“你要帮忙吗？”她问。
我摇摇头，痛苦得说不出话来。转过墙角，我低头进了男厕所，把自己锁进小隔间，在那里等着。
看情形她的电话很多，她不会有空想到我。我穿得就像大公司的律师，外表不会露出破绽，十分钟后，我走出男厕所，离开迎宾台沿着大厅向前走去，在第一个空桌子上我随手从叠好的文件中抓了几张，边左边在上面胡乱地与着，装出一副有要事要办的样子，我的目光投向四面八方——门上的名字，办公桌上的名字，忙得抬不起头来的秘书，长着灰白头发只穿衬衫的律师，虚掩着门的正在打电话的年轻律师，敲键盘记下口授内容的打字员。
这一切是如此的熟悉！
赫克托有一间小小的单独办公室，四处看不到他的名字。我从半掩着的门看到他，抢身而入，“砰”的一声关上门。
他吃了一惊，几乎要跳起来，举起双手，好像有人拿枪对着他。“怎么回事？”他叫道。
“你好，赫克托。”
没有枪，没有突袭，只有一段糟糕的回忆。他把双手放到办公桌上，竟然笑了，“怎么回事？”他又问道。
“在芝加哥过得怎样？”我问，一屁股坐到办公桌上。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狐疑地问道。
“我应该问你这个问题的。”
“我来工作。”他说着搔了搔头皮。在离地向五百英尺的高处，被塞进一个没有标记没有窗户的小房间，被那么多大人物隔离开来，他还是被他唯一不想见的人找到了。“你是怎样找到我的？”他问。
“这很容易，赫克托，我现在是一名贫民律师，既老练又聪明。你再躲一次，我还能找到你。”
“我不想再躲了。”他移开目光。这不仅仅对我一人有好处。
“我们明天就要起诉。”我说，“被告是河橡公司、TAG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你无处藏身。”
“谁是原告？”
“朗蒂·伯顿和她的家人。随后，我们会找到其他的被驱逐户，把他们追加为原告。”
他闭起双眼，使劲地压着自己的鼻梁。
“你还记得朗蒂吧？她是那个与警察冲突的年轻母亲，当时你正执行公司的命令。你看到了一切，你也知道那样做是违法的，因为你知道真相。你知道她付房租给甘特利。你把这一切都写进了备忘录，就是一月二十七日的那份。你把备忘录按顺序归档，你办妥了这一切，你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知道布雷登·钱斯会瞅准机会把它抽走，他确实这么干了。这就是我到这里来的原因，赫克托。我想要一份备忘录的复印件。那份文件的其余部分我都有，它即将被公开。现在我要那份备忘录。”
“你怎么会认为我有呢？”
“你要是不留一份才怪呢，你知道钱斯会抽走原件，以掩盖他的过失。现在他就要暴露了，别与他一起完蛋。”
“那么我到哪里去呢？”
“哪儿都去不了，”我说，“你无处可去。”
他知道这个结果。既然他知道真相，他必须在某个时间以某种方式作证，他的证词会毁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还有他自己。整个事件的发展会不出我和莫迪凯所料，我们手中已有几名证人。
“如果你给我备忘录，”我说，“我不会说出它的来源，我也不会让你出庭作证除非迫不得已。”
他摇摇头，“我可以不讲真话。”他说。
“你当然可以那样，但你不会，因为你会因此而被捕，你的备忘录先归了档，然后才被抽出，这一点很容易证明。你不能否认你写过备忘录，我们会找到被你赶出的人，让他们作证，他们会在全由黑人组成的陪审团前澄清事实。而且我们已经和一月二十七日陪你去执行任务的那名保镖谈过。”
每一句话部像一记重拳正中他的下巴，赫克托堕入彀中而不自知。事实上，我们并未找到那名保镖，文件中也没提及他的名字。
“别想说假话了，”我劝道，“那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赫克托本是个至诚君子，毕竟是他暗中提供给我被驱逐者的名单，偷愉塞给我窃取文件的钥匙。他有灵魂和良心，躲在芝加哥，逃避过去也非他所愿。
“钱斯告诉他们真相了吗？”我问。
“不知道，”他答道，“不过我怀疑他没有。那样做需要勇气，而钱斯是个懦夫……他们会解雇我。”
“有这个可能，但你可以痛痛快快地告他们。我替你办妥这件事，我们会再次起诉他们，我不会收你一个子儿。”
门上响起了敲门声，吓了我俩一大跳，我们的谈话及时地改变了话题。“请进。”他说，一名秘书进来了。
“派克先生在等您。”她说着上下打量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