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知道他死于何时何地？”
　　“对。”
　　他身边没带任何文字材料。
　　“为什么不到我的办公室去？带着材料来，我们在那儿谈。”
　　“让我想想。”他边说边看他的手表。他解释说他在教堂里业余兼职当门房，他快迟到了。我们握了握手，他就走了。
　　我很快就明白了当贫民律师的一项重要本领就是要善于倾听。我的许多当事人只是需要倾诉。他们在生活中都饱受了各种各样的打击，现在有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为什么不对着他们一吐为快呢？莫迪凯很善于巧妙地抓住当事人叙述背后的实质性内容，再做取舍；而我则为这些人竟然穷到如此地步感到震惊。
　　我还明白一件案子最好立时解决，不要拖泥带水。我有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着有关食物配给券、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卡，甚至还有驾驶执照的申请。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填写一张表格。
　　一上午我们接待了二十六名当事人，离开时我们都精疲力竭。
　　“我们走走吧。”我们出来后莫迪凯对我说。天空湛蓝，微风清爽。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憋了三个小时后，走到户外，精神不禁为之一振。街对面是美国税务法庭，一座标致的摩登大厦。事实上，“创建非暴力社区”周围最近已矗立起不少更漂亮的建筑物，我们在第二大街和D街的拐角处停下来，打量着避难所。
　　“租约四年到期，”莫迪凯道，“房产商们正虎视眈眈。新的避难所准备建在两个街区以外。”
　　“又要发生争执了。”
　　“那将是一场战争。”
　　我们穿过街道，向国会山方向信步而去。
　　“那个白人跟你谈些什么？”莫迪凯问。
　　佩勒姆是我接待的唯一的白人，“真奇怪，”我不知从何说起，“他过去是宾州的一名医生。”
　　“又是谁在跟踪他？”
　　“什么？”
　　“又是谁在跟踪他？”
　　“联邦调查局。”
　　“很好，上次是中央情报局。”
　　我停住脚，莫迪凯没停。“你以前接待过他？”
　　“是，他是个谎话精。他名叫彼得什么的。”
　　“保罗·佩勒姆。”
　　“名字也变啦，”他转过头来，“他有没有给你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
　　我说不出话来，站在那里，目送着他走远。他双手插在军用雨衣兜里，双肩因为剧烈的大笑而不停地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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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章
　　当我鼓足勇气向莫迪凯请假，说我下午需要出去，他只是不动声色地告诉我，我与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没人监督我的工作时问。如果我要请假，尽管去好了。我急忙离开办公室，只有索菲亚好像注意到我的离去。
　　我花了一个小时与保险理赔人接洽。我的车已变成一堆废铁。我的公司补偿我两万一千四百八十美元，余额由豹牌汽车公司承担。我欠银行一万六千美元，所以我离开时得到一张五千美元的支票，另外还有一些零钱。这笔钱足够买一辆与我现在的身份——穷人的代理律师——相称的车，我也不用担心它失窃。
　　另一个小时浪费在我私人医生的接待室里，作为一个手持大哥大，有许多当事人的忙碌的律师，我却不得不呆坐在闷热的接待室里干熬，翻翻杂志，耳听着时钟的嘀嗒声。
　　一名护士让我剥得全身只剩一条内裤。我坐在一张冰凉的桌子上接受了二十分钟的检查，身上擦伤的地方已经瘀血。大夫在我身上指指戳戳，使我疼痛难忍，然后告诉我两周内我会康复。
　　准四点我来到克莱尔律师的办公室，一位表情严肃着装像男人的女职员接待了我，喧闹声回荡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每一种声音里都充斥着雌性的气味：接电话女孩的粗鲁的沙哑的嗓音，扬声器里飘出的乡村女歌手的低沉的歌声，间或从大厅传来的尖叫声，房间的色彩清淡：淡紫、粉红、浅灰。咖啡桌上的杂志好像在声明：我们探讨的是严肃的女性问题，没有花边新闻，也没有蜚短流长；它们只供来客瞻仰，而不是让人阅读的。
　　杰奎琳·休姆先是通过赶走几名刚愎自用的医生而大赚一笔，随后又告倒几名进行性骚扰的参议员而建立了勇猛刚直的名声。华盛顿特区收入较高婚姻不幸的男人听到她的名字无不蹙眉，我只想早点在文件上签名，然后走人。
　　事与愿违，我被迫等了三十分钟。当她的助手领我进入大厅的办公室时，我差点发作。她递给我分居协议，我第一次面对现实。文件的题头是：克莱尔·艾迪生·布罗克对迈克尔·尼尔森·布罗克。
　　法律规定我们分居六个月后才能离婚。我仔细阅读了协议，签上名，然后就离开了。到感恩节的时候，我就能合法地回复到单身的状态。
　　我下午的第四站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大厦的停车场，五点正波利带着两个贮物箱在那里与我会面，箱子里装着我办公室里的遗留物品，她很客气，动作麻利，但紧闭双唇，自然是行色匆匆。他们很可能在窃听她。
　　我向前走了几个街区，在一处繁华地段停下来。我斜靠一幢大楼，拨通了巴利·纳佐的电话。他和往常一样正在开会。我报了我的名字，并说有急事，三十秒之内，巴利接了电话。
　　“我们能谈谈吗？”我问。我猜有人在录音。
　　“行。”
　　“我就在大街上，在K街康乃狄格广场。我们喝杯咖啡吧。”
　　“一小时内我会赶到。”
　　“不行，就现在，要不拉倒。”我不想让他们有时间耍花样，也来不及窃听。
　　“那么，嗯，好吧，就现在。”
　　“我在宾格勒咖啡店等你。”
　　“我知道那家咖啡店。”
　　“我等你，一个人来。”
　　“你电影看得太多了，迈克。”
　　十分钟后，我们坐在那家拥挤的小店的窗前，手端咖啡，注视着窗外广场上来来往往的行人。
　　“为什么搜查我的公寓？”我问。
　　“为了那份档案，你拿了它，我们想要回，很简单。”
　　“你们不会找到它，快停止那该死的搜查吧。”
　　“你现在住哪儿？”
　　我嘴中含糊带过，故作高深地笑了起来，“按照惯例，搜查之后就要拿人，”我说，“这次也会这样吗？”
　　“我无权奉告。”
　　“谢谢你，伙计。”
　　“听着，迈克尔，我先假定你不对，你拿了不属于你的东西，那是偷窃，再明白不过了，你这样做就是与公司为敌，我作为你的朋友，仍在这家公司工作，当你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你不能指望我帮你。这局面是你造成的，而不是我。”
　　“布雷登·钱斯没有全部讲实话，这家伙很卑鄙，犯了错还狂傲自大，现在他想藏起他的狐狸尾巴，他让你相信这只是一件简单的文件失窃案，只要追着我就万无一失。但这份文件会让公司抬不起头来。”
　　“你的意思是？”
　　“停止动作，别做傻事。”
　　“就像逮捕你？”
　　“对，这是首要条件，我一直在小心提防，这可不是玩的。”
　　“你不该偷窃。”
　　“我并没打算偷，你说对吗？我只是借用一下。我想拷贝一下再还回，但我还没来得及这么做。”
　　“这么说你终于承认文件在你手里？”
　　“是的，但我也可以否认。”
　　“你在玩游戏，迈克尔，但这不是游戏，你会害了你自己。”
　　“如果你们停止动作就不会，就现在，让我们休战一个星期。不要再搜查，也不要让逮捕之类的事发生。”
　　“行，不过这么做公司有什么好处呢？”
　　“我不会公布文件使公司难堪。”
　　巴利摇摇头，喝了一大口热咖啡，“我无权与你订约，我的职位太低。”
　　“是阿瑟发号施令吗？”
　　“当然。”
　　“告诉阿瑟我只跟你谈判。”
　　“你真是想当然，迈克尔。你以为公司要与你谈判，坦率地说，他们不想。他们对文件被盗，以及你拒不归还大光其火。你不能怪他们。”
　　“让他们小心，巴利。这份文件足可以上头版头条，记者们会闻风而动，跟踪报道，如果我被捕，我将把文件捅给《华盛顿邮报》。”
　　“你疯了。”
　　“也许吧。钱斯有一个名叫赫克托·帕尔马的帮办，你听说过他吗？”
　　“没有。”
　　“你没进入他们的圈子。”
　　“我从来没说我是他们圈子中的人。”
　　“有关这份文件，帕尔马知道得太多了。昨天起，他没去他原来的办公室上班。我不知他如今藏身何处，但我有兴趣找到他。问问阿瑟。”
　　“把文件还回吧，迈克尔。我不知你拿它何用，但它在法庭上是无效的。”
　　我端起咖啡，站起身来，“休战一星期，”说完我转身离开，“让阿瑟把你纳入他们的圈子。”
　　“阿瑟不会听命于你。”他打断我。
　　我飞速离开，冲过人行道上的人群，故意跑向杜邦广场，急于甩掉巴利和他们派来监视我的人。
　　按照电话号码簿上的提示，帕尔马住在华府郊区贝塞斯达的一幢公寓楼里。我并不急于赶去，同时也需要时间考虑，我沿着环城公路开车，一路上尽是一辆接一辆的汽车。
　　我给自己估算了一下，一周内被逮捕的可能性是对半开，公司别无选择，只得盯紧我，如果布雷登·钱斯对阿瑟和公司的高层人士真的隐藏了真相，那么他不得不走强硬路线，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我偷了文件，而这足以使地方法官签署逮捕令。
　　那位“先生”的插曲已使公司警觉。钱斯已受到责备，被公司的高层人士严加盘问。他不可能承认他故意犯下的错，撒谎的同时寄希望于能窜改文件而得以蒙混过关。毕竟倒霉的只是一帮无家可归的擅自占住者。
　　那么他究竟如何能够这样快地转移赫克托呢？用钱收买是不成问题的，他毕竟是公司的股东。如果换作我，我会付给赫克托一笔现钱，给钱的同时加以恫吓，我会打电话给丹佛分公司的老友，请他帮忙，安插个把律师帮办不会太难。
　　赫克托走了，躲开了我也躲开了其他想问他问题的人。他没丢工作，也许薪水比原来更高。
　　那么测谎仪呢？难道公司只用它来对付我和赫克托？难道他已通过了测试？我对此表示怀疑。
　　钱斯需要赫克托帮他隐瞒真相，赫克托需要钱斯帮他保住饭碗。钱斯会千方百计阻挠对赫克托测谎，即使公司有意这么做。
　　那幢公寓建筑长而且不整齐，新建的部分比原来凸出，向北不规则地延伸，附近的街道充斥着快餐店、快速加油站、录像带出租点，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方便匆忙的乘车往返者。
　　我在一个网球场边停下车，开始一单元一单元地寻找。我并不着急，因为我无法一下子找到。带着拘捕令和手铐的警察可能正潜伏在某个地方，我极力不去想有关市监狱的种种可怕的传闻。
　　但有一则故事如烙铁烙在我的记忆中，怎么也抹不去。几年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一位年轻帮办周末下班后在乔治顿的一家酒吧内痛饮了几个小时。当他正欲驱车前往弗吉尼亚大街时，涉嫌酒后驾车而被捕。在警察局里他拒绝酒精测试，被立即投入酗酒者牢房，牢房里十分拥挤，他是里面唯一着西装、戴名贵手表、脚着休闲鞋的白人。他不小心踩了同室犯人一脚，立即被揍得血肉模糊。他在医院里呆了三个月，接受整形治疗，出院后回到家乡维明顿，让家人照顾。他的脑部只受了一点轻伤，但这足以成为严格的大公司解雇他的借口。
　　第一间公寓管理办公室的门关着。我沿着人行道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继续寻找。电话簿上没列出赫克托的房间号。这幢公寓楼很安全，小小的院子里摆着许多自行车和塑料玩具。透过窗户我可以看见一家家正吃晚饭，看电视，窗户上没装窗条。停车场内塞满了车，大部分车都很干净，车身完整。从停车的数量来看，这是一个中等小区。
　　一位保安截住了我。当他弄清楚我并无恶意时，就指给我大楼总值班室的方向，至少在四分之一英里之外。
　　“这幢楼有多少单元？”我问。
　　“很多。”他答道，凭什么他就得知道有多少单元呢？
　　值夜班的是位学生。他正在吃三明治，面前放着一本打开的物理课本，但双眼却盯着一台小电视，正欣赏一个游艺节目。我向他打听赫克托·帕尔马的住处，他在电脑键盘上敲击了几下，帕尔马住G-134室。
　　“不过帕尔马一家已搬走了。”他边说边嚼着食物。
　　“是啊，我知道，”我说，“我与赫克托同事。星期五他辞职不干了。我正找住处，我能看看他的房间吗？”
　　我还没说完他就摇头：“只有星期六才能看房。我们有九百个单元，有许多人等着看房哩。”
　　“星期六我就不在了。”
　　“对不起。”他又咬了一口三明治，转头看电视。
　　我掏出钱包。“有几个卧室？”我问。
　　他看看显示屏：“两个。”
　　赫克托有四个孩子，我敢肯定他的新住处要比这大得多。
　　“每月租金多少？”
　　“七百五十美元。”
　　我拿出一张百元大钞，他立即就看见了。“我们做笔小小的交易。给我房间钥匙，我看完后十分钟之内回来。没人会知道。”
　　“很多人排队在等。”他重复一遍，把三明治放进纸盘子。
　　“名单储存在电脑里？”我指着电脑问。
　　“是的。”他擦擦嘴。
　　“这样顺序就很容易调整了。”
　　他从一个锁着的抽屉里拿出钥匙，一把抓过钱。“十分钟。”他说。
　　公寓就在附近，在一幢三层楼的底楼。钥匙是对的。进门之前我就闻到了新鲜油漆的气味，实际上油漆还没完工，客厅里有一架梯子，地板上放着油漆罩布和白色的油漆桶。
　　即使是指纹专家来也难以发觉帕尔马一家留下的丝毫痕迹。所有的抽屉、壁橱、衣柜全都空空如也；所有的地毯、垫子也都不翼而飞。甚至连浴缸和抽水马桶也焕然一新。厨房的洗碗槽下没有灰尘，没有蛛网，没有污迹。整个房子都被清洗过了，每个房间都被涂上一层单调的白漆，只有客厅例外，刚涂了一半。
　　我返回办公室，把钥匙扔在柜台上。
　　“怎么样？”他问。
　　“大小了。”我答道。“但还是要谢谢你。”
　　“你想要回钱吗？”
　　“你在读书？”
　　“对。”
　　“那就拿着吧。”
　　“多谢。”
　　我在门口停住，问道：“帕尔马留下新地址了吗？”
　　“我想你是他以前的同事吧？”他说。
　　“对。”说完我飞快地带上背后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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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章
　　星期三早晨我赶到办公室上班时，发现一名瘦小的妇人正倚门而坐。快八点了，办公室尚未开门。温度在冰点以下。起初我以为她蜷缩在那里过夜，想利用门廊挡挡风，但她看到我走近时，她一下子跳起来对我说：“早上好。”
　　我笑了笑，打个招呼，开始摸口袋中的钥匙。
　　“你是律师吗？”她问。
　　“是的，我是。”
　　“是为像我这样的人工作的？”
　　我猜她是漂泊街头者，而那正是我们对每一个求助者要问的问题。“对，进来吧。”我打开了门，房间里比外面更冷。我调了调取暖器，就我所知，它丝毫不起作用。我到厨房煮咖啡，顺便找到了几个不新鲜的油炸饼圈。我给了她那些饼圈，她很快就吞下一个。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我们坐在房间的前部，索菲亚办公桌的旁边，一边等咖啡一边祈祷着取暖器不要出故障。
　　“露比。”
　　“我叫迈克尔。你住哪儿，露比？”
　　“我没固定住处。”她穿一套灰色的运动服，棕色的厚袜子，脚穿一双脏脏的廉价白色胶底帆布鞋。她年龄在三十到四十之间，骨瘦如柴，轻度斜视。
　　“来，”我微笑着说，“告诉我你住哪儿。是住避难所吗？”
　　“过去是，后来不得不离开。差点儿被强奸。我有一辆车。”
　　我来时并未看到有车泊在附近。“你有车？”
　　“是的。”
　　“你自己开？”
　　“没法开，我睡在车后座上。”
　　与往常不同，问她问题时我没作笔录。我倒了两大纸杯咖啡，回我的办公室，谢天谢地，取暖器终于咯吱咯吱地开始工作了。我掩上门，莫迪凯就快来了，而他从没学会该悄悄地进来。
　　露比侧坐在咨询者专用的那张棕色的折叠椅上，双肩塌陷，整个上半身紧缩在一起，牢牢地握住那杯咖啡，仿佛那是世界上唯一的温暖。
　　“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我间，准备好各种记事簿。
　　“我为我的儿子而来。他叫特伦斯，今年十六岁，他们把他抢走了。”
　　“谁抢走了他？”
　　“市当局和收养人。”
　　“他现在在哪儿？”
　　“他们给带去了。”
　　她的回答因为紧张而语无伦次。“别紧张，慢慢讲。”我宽慰道。
　　她果然照我说的去做了。她毫不费力地看着我的眼睛，双手握住咖啡杯，慢慢地谈了起来。几年前，她记不清确切的时间，那时特伦斯大约十岁，她和他独自住在一间小小的公寓房里。她因贩毒而被捕，在监狱里呆了四个月，特伦斯去和她的姐姐住在一起，她出狱时，把他接回来，从此开始了街头梦魔般的生活。他们睡在小汽车里，占住在空楼里，天气暖和时睡在桥下，天变冷时住迸临时避难所。她想尽办法维持他上学。她在街上乞讨；出卖她的肉体——她把这称为“接客”；贩卖少量的廉价可卡因。她什么都于，供儿子吃饭、穿衣、上学。
　　但她自己吸毒，又不能戒断毒瘾。她后来怀上了，婴儿一生下就被市当局接走了，那是个毒品婴儿。
　　她对那个婴儿似乎没有感情，感情全寄托在特伦斯身上了。市当局开始盘问他们，这样母子俩就陷得更深了，注定要漂泊街头。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得求助于她曾帮过工的罗兰一家。那家人家中只有老夫妇俩，子女全都长成，分开另过。他们在霍华德大学附近有一个温馨的小家。她愿意每月付五十美元如果他们同意特伦斯借住，在后门廊的顶上有一间小小的卧室，她曾打扫过多次，特伦斯住再好不过了。罗兰夫妇起初不太愿意，最后还是同意了。他们那时候良心很好，允许露比每晚与她的儿子团聚一小时。他的成绩上去了；衣着整洁，让人放心。露比为自己的决定感到高兴。
　　她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以便与他同步：选择更靠近罗兰一家的施粥所；选择不同的避难所以应付紧急情况；选择不同的小巷、不同的公园、不同的废弃车作落脚点。她每月拼命攒钱，每晚都来看儿子。
　　直到她再次被捕。第一次被捕是因为卖淫；第二次是因为睡在法拉格特广场公园的长凳上。也许还有第三次，但她记不清了。
　　有一次有人发现她躺在地上，人事不省，她被急送到特区总院。她被收容在戒毒病区，但三大后就跑出来了，因为她想念特伦斯。
　　一天晚上当她和儿子呆在一起时，他盯着她的腹部问她是不是又怀孕了。她无法抵赖。谁是孩子的父亲？他追问道。她无法回答，他骂了她而且冲她吼，最后罗兰夫妇不得不赶她走。
　　她怀孕时，特伦斯对她很冷淡，这令她心碎。她睡在破车里，沿街乞讨，每天见他之前度日如年，可这么做换来的只是儿子的不理不睬。在那一小时内，她呆坐在儿子寝室的一个角落，儿子自顾自地忙着他的功课。
　　露比说到这儿时痛哭起来。我做了些记录，一边听她诉说。这时听到莫迪凯噔噔的脚步声，他好像在向索菲亚寻衅。
　　一年之前她第三次分娩，产下又一个毒品婴儿，随即又被市当局要走了。她产后在医院中休息了四天，没能见到特伦斯，出院后又回到了以前的老路上。
　　特伦斯成绩优异，数学和西班牙语尤其突出。他还会吹长号，参加了学校的戏剧社。他想报考海军学院，罗兰先生曾在军队服过役。
　　露比有天晚上狼狈不堪地去探望儿子，罗兰夫人在厨房中迎面撞见她，于是发生了争吵。双方互相詈骂，罗兰夫妇给她下了最后通牒。特伦斯站在罗兰夫妇一边，三比一。要么戒毒，要么就别指望踏迸罗兰家半步。露比说她只想带儿子走，可特伦斯说他哪里也不去。
　　第二天晚上，市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带着文件来找她，有人已告上法庭，特伦斯已经被领养，罗兰夫妇是他的领养人，他已经与他们一起住了三年。除非她戒毒，在六十天内不沾毒品，否则取消她的探视权。
　　三周过去了。
　　“我要见我的儿子，”她说，“我太想他了。”
　　“你在戒毒吗？”我问。
　　她飞快地摇摇头，闭上了眼睛。
　　“为什么不戒毒？”我问。
　　“进不了戒毒所。”
　　我不清楚一个流落街头的吸毒者怎样才能进戒毒所，但现在是该弄清楚的时候了。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画面：特伦斯呆在他温暖的房间里，吃得好，穿得好，平平安安，远离毒品，头脑清醒，在罗兰夫妇的指导下做功课。他们已经变得像露比一样疼爱他。我能想见他在餐桌旁进早餐的情形，一边喝着热腾腾的麦片粥，一边背单词；罗兰先生拿着一张晨报，与他用西班牙语交谈。特伦斯生活无忧，不像我的可怜的当事人，生活在地狱里。
　　而她竟要我帮她母子团圆。
　　“这需要点时间，明白吗？”这么说的时候我一点头绪都没有，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问。紧急避难所的一张床位有五百户家庭在等候，在这样一个城市里，不可能有多余的床位给瘾君子使用。
　　“除非你戒断毒瘾，否则你不能见特伦斯。”我对她道，尽量掩盖语气中的信心不足。
　　她的眼睛湿润了，一言不发。
　　我意识到自己对吸毒上瘾知之甚少。她从哪儿得到毒品？购买毒品要花多少钱？一天要注射多少次，有几次快感？她要治疗多长时间才能痊愈？去掉她十几年来的痼习的机会有多大？
　　还有，市政府怎样处理那些毒品婴儿呢？
　　她没有证明，没有住址，没有身份证，除了一腔苦水外一无所有。她似乎很愿意坐在我的椅子上，我不知道该如何打发她，咖啡早喝光了。
　　索菲亚尖利的叫声使我回到现实。在她的周围有人高声呼喝。我冲向门边，第一个想法就是又有一个像那位“先生”那样的疯子持枪闯了进来。
　　但进来的不只是一位持枪人。加斯科少尉又回来了，带着一大堆帮手。三名着制服的警察正逼向索菲亚，她破口大骂，但毫不奏效。两名身穿牛仔裤和运动衫的警察正准备动手，我走出办公室的同时，莫迪凯也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
　　“哈啰，米基。”加斯科对我道。
　　“究竟他妈的怎么回事？”莫迪凯的咆哮声使墙壁颤动起来。一名穿制服的警察当时就伸手掏枪。
　　加斯科径直向莫迪凯走去。“奉令搜查，”他说着掏出了搜查令，在莫迪凯眼前一晃，“你是格林先生？”
　　“我是。”他答道，一把抢过搜查令。
　　“你们要搜什么？”我向加斯科大声道。
　　“还是那件东西，”他大声回敬道，“把它交出来，一切都好说。”
　　“它不在这儿。”
　　“什么文件？”莫迪凯看着搜查令问道。
　　“有关驱逐住户的文件。”我答道。
　　“没见你起诉嘛。”加斯科对我道。我认出来了，着制服的警察中有两个分别是利利和布洛尔。“说说大话吧。”加斯科道。
　　“他妈的给我滚出去！”布洛尔慢慢移向索菲亚的办公桌时，她狂叫道。
　　加斯科显得胸有成竹。“听着，女士，”他用惯常的嘲讽的口吻道，“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乖乖地坐下，闭上你的嘴；另一种是我们铐上你，让你在车的后座上呆上两个小时。”
　　一名警察正探头查看两侧的办公室，我感觉到露比在我身后放慢了脚步。
　　“放松些，”莫迪凯对索菲亚道，“别紧张。”
　　“楼上放些什么？”加斯科问我。
　　“杂物。”莫迪凯答道。
　　“你的东西？”
　　“是的。”
　　“文件不在那儿，”我说，“你在浪费你的时问。”
　　“我们不得不如此，你说对吗？”
　　一个想进来咨询的客户打开前门，里边的人全部吓了一跳。他的目光在室内不住地游移，最后停留在三个穿制服的警察身上。他吓得赶紧退去。
　　我顺势打发了露比，我走进莫迪凯的办公室，随即关上门。
　　“文件在哪儿？”他低声问。
　　“这里没有，我发誓，这是无端骚扰。”
　　“搜查令看上去是真的。上面说你偷了文件，他们认定文件在你身边也是自然的。”
　　我想说些与律师身份相称的聪明话，说些有分量的行话唬住他们，使他们立即停止搜查，赶紧离去，急切之间却无辞以对。相反地，因为我的原因而招来了警察，事务所被搞得乱糟糟的，我为此感到羞愧。
　　“你有文件的副本吗？”他问。
　　“有。”
　　“你有没想过给他们原件？”
　　“不行，那等于自己招供。他们无法证明文件在我手上，即使我还回，他们也知道我留下了复印件。”
　　他摸摸自己的胡子，同意我的看法。我们走出办公室，看见利利在索非亚旁边的一张无人使用的办公桌旁一下绊倒，文件撒满一地。索菲亚高声叫骂，加斯科依样回敬，吵着吵着就要动武。
　　我锁上前门，以免外面的人看见，“我有个法子。”莫迪凯高声道，警察个个瞪着眼想听听到底他有什么法子，搜查律师事务所毕竟不像搜查一个容留未成年人的酒吧那样轻松。
　　“听着，那份文件不在这儿，请相信我。你们可以检查所有的文件，但不能打开，否则就违反了客户保密法。同意吗？”
　　所有的警察都看着加斯科，等他示意。他耸耸肩，算是勉强同意。
　　从我的办公室开始。六名警察，我，还有莫迪凯全都挤进那间窄小的办公室，大家都避免碰到他人，我打开办公桌的每个抽屉，每次都使了好大劲儿才打开，我听见加斯科低声自言自语道：“办公室真不赖哪。”
　　我把柜子里的文件一件件取出来，在加斯科面前一晃，再放回原处，我星期一才开始上班，所以没什么好搜的。
　　莫迪凯轻轻退出去，抓起索菲亚办公桌上的电话。当加斯科宣布我的办公室已正式搜查完毕，所有的人都退出时，刚好听见莫迪凯在听筒上说：“是，法官大人，谢谢您。他正好在这儿。”
　　他咧嘴笑着，露出一排牙齿，他把听筒硬塞给加斯科：“这是签发搜查令的基斯勒法官，他要和你讲话。”
　　加斯科不情愿地接过话筒，好像话筒刚被麻疯病人摸过。“喂，我是加斯科。”他发话道，听筒离头有好几英寸远。
　　莫迪凯转向其他警察：“先生们，你们可以搜查这个房间，仅此而已，你们不能进两侧的私人办公室，这是法官大人的口谕。”
　　加斯科含糊应道：“是，先生。”然后挂断电话。
　　我们监视他们的搜查足足有一小时，他们一张张桌子搜过来，总共搜了四张，其中包括索菲亚的。几分钟后他们终于明白这次搜查是白费劲，于是就拖延时间，动作慢条斯理。每张桌子上都堆满了很久没打开过的文件，桌上的书籍和法律杂志都是几年前没有人动过了。有些文件堆上布满了灰尘，有的蒙上了蛛网。
　　每份文件都被登记造册，案件名称被记下来，两名警察负责记录，加斯科和其他人报给他们听，整个过程琐碎无聊，毫无意义。
　　他们把索菲亚的办公桌留到最后，她自己整理，依次报出每份文件的名称，挑一些简单的如琼斯、斯密斯、威廉姆斯报给他们。警察们与她保持距离，她飞快地打开抽屉，只容快速地一瞥，她有一个存放私人物件的抽屉，没人要看，我敢肯定里面藏着枪。
　　他们走时没打招呼，我为这次搜查向索菲亚和莫迪凯道歉，然后躲进自己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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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章
　　驱逐名单上的第五位名叫凯尔文·兰姆，对这个名字莫迪凯依稀有点印象。他估计哥伦比亚特区大约有一万名无家可归者，这从十四街律师事务所收藏的文件可以看出。每个姓名都能勾起他模糊的回忆。
　　他与各种各样的人打过交道，其中有巡回律师团的律师，赈济贫民的社会工作者，布道律师，警察，其他贫民律师。傍晚时分，我们驱车去闹市区的一座教堂，那教堂四周是豪华的办公楼和宾馆。在教堂地下室的第三层，施饭活动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房间里摆满了折叠长桌，四周围坐的是正在进餐交谈的饥民，这里不是施粥处；盘子里摆满了玉米、马铃薯、火鸡肉或鸡肉、水果色拉、面包，我没吃晚饭，食物的香气勾起了我的食欲。
　　“我有几年没来这里了，”当我们站在入口处俯视进餐人群时莫迪凯道，“他们每天接待三百人，你不觉得这很了不起吗？”
　　“这些食品从何而来？”
　　“哥伦比亚特区中心厨房，设在‘创建非暴力社区’的地下室。他们的做法很值得称道，他们搜集当地餐馆没用完的食品——不是残羹冷炙——只是未经烹调，如不及时加工就会变质。他们有许多辆冷冻卡车，四处搜集食品，送到厨房加工成冷盘，每天两千盘。”
　　“看上去很可口。”
　　“确实不错。”
　　一位名叫丽莎的年轻女士发现了我们，她是新来的，莫迪凯与她的前任相识，我观察人们用餐的时候，他们俩还提到了那位前任。
　　我注意到了以前没注意到的现象，无家可归者当中也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分成三六九等。有一张桌子上，六名男子边吃边兴致勃勃地谈论着电视篮球比赛，他们穿着相对较好。其中一个人用餐时戴着手套，除此以外，他们看上去倒像聚在酒吧里的工薪族，而不像露宿街头者。在他们背后，一个体形庞大、戴着厚厚墨镜的家伙正用手撕鸡肉独自吃着。他穿一双与那位“先生”死时所穿差不多的橡胶靴子，身上的大衣又脏又破。他对周遭的情形充耳不闻。可以看出，他的生活要比邻桌那些谈笑着的人艰难得多，他们买得起肥皂，能洗热水澡，他则无力顾及；他们睡在避难所里，他则露宿公园。但他们都属于无家可归者。
　　丽莎不认识凯尔文·兰姆，但她答应替我们打听，我们看着她在人群中穿梭，与人交谈，让人把剩饭倒进角落的垃圾桶里，小心侍候一名老妇人。她坐到两个男人中间，可他们只管自顾自地交谈，她一个桌子一个桌子地依次问下去。
　　出乎意料的是我们遇到一名律师，小伙子在一家大公司工作，自愿到“华盛顿无家可归者法律事务所”帮忙。他是在去年一次募捐会上认识莫迪凯的，我们花了几分钟谈论法律业务，然后他去里面的房间开始三个小时的入会登记工作。
　　“华盛顿法律事务所有一百五十名志愿者。”莫迪凯道。
　　“人手够吗？”我问。
　　“永远都不够，我想我们应该恢复招募志愿者的计划，也许你愿意负责并监督这个计划的实施，亚伯拉罕也赞同它。”
　　我很高兴莫迪凯和亚伯拉罕，当然还有索菲亚，竟然会让我来做这个项目。
　　“这个计划会扩大我们的影响，提高我们在法律界的知名度，对我们筹钱也有好处。”
　　“当然。”我心中将信将疑。
　　丽莎回来了。“凯尔文·兰姆在后面，”她点头道，“倒数第二张桌子，戴一顶印第安人的帽子。”
　　“你跟他谈了吗？”莫迪凯问她。
　　“是的。他头脑清醒，相当尖刻。他说他一直呆在避难所，当钟点工开垃圾车。”
　　“有单独的房间吗？”
　　“有。”
　　“告诉他有律师找他谈话。”
　　兰姆既没打招呼，也没有伸出手来。莫迪凯坐在桌子上，我站在角落。兰姆坐在那张唯一的椅子上，向我看了一眼。他的目光使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别紧张，”莫迪凯语调平和，“我们只想问你几个问题，别无他意。”
　　兰姆一声不响。他的穿着与避难所其他的人并无两样——牛仔裤，运动衫，旅游鞋，羊毛夹克——这自然胜过露宿街头者身上的鹑衣百结。
　　“你认不认识一个名叫朗蒂·伯顿的女人？”莫迪凯问，这次全由他提问。
　　兰姆摇头。
　　“认识德文·哈迪吗？”
　　还是摇头。
　　“上个月你住在那座旧仓库吗？”
　　“对。”
　　“我是指位于纽约街和佛罗里达街交界处的那个仓库。”
　　“嗯哼。”
　　“你付房租吗？”
　　“对。”
　　“每月一百美元？”
　　“对。”
　　“付给蒂尔曼·甘特利？”
　　兰姆不答，闭起眼想了一会儿。“谁？”他问。
　　“谁是仓库的主人？”
　　“收房租的是一个名叫约翰尼的家伙。”
　　“约翰尼的老板是谁？”
　　“不知道。没问，也不想问。”
　　“你在那儿住了多久？”
　　“大约四个月。”
　　“为什么离开？”
　　“被赶出来了。”
　　“谁赶你的？”
　　“不知道。有一天警察来了，还来了些其他人。他们对我们推推搡搡，把我们赶到大街上。没过几天，他们用推土机把仓库推平了。”
　　“你有没有告诉警察你付了房租才住那儿的？”
　　“许多人都这么说。有一个带小孩的女人想和警察动手，可没能讨到好处。至于我，可没跟警察动手，那场面糟透了。”
　　“他们赶人之前有没有给你们什么文件证明？”
　　“没有。”
　　“出告示了吗？”
　　“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他们一下子就来了。”
　　“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警察说我们是擅住者，必须立刻搬出。”
　　“你们是在去年秋天十月份左右被赶出的？”
　　“差不多。”
　　“当初你是怎么找到那个地方的？”
　　“记不清楚了。有人说仓库中有小房间出租，租金很便宜，所以我就去看个究竟，有人正在装隔板、砌墙，那仓库有屋顶，不远的地方有厕所，有自来水，我看挺合适。”
　　“所以你就搬进去了？”
　　“没错。”
　　“你签租约了吗？”
　　“没有，那家伙说房子是非法的，所以没有什么书面材料。他还告诉我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是擅住的。”
　　“他只要现钱？”
　　“对。”
　　“你每个月都付了吗？”
　　“尽量付。他每月十五号左右收钱。”
　　“被赶出时你拖欠房租了吗？”
　　“拖欠了一点儿。”
　　“多少？”
　　“大约一个月的房租。”
　　“正因为这你才被赶出？”
　　“不知道。他们没说理由，只是一下子把所有的人都赶了出来。”
　　“你认识其他房客吗？”
　　“认识两个，但跟他们没什么往来。每个房间都有门，可以上锁。”
　　“你刚才提到有个带小孩的女人跟警察争吵，认识她吗？”
　　“不认识，以前可能见过一两次。她住仓库的另一端。”
　　“另一端？”
　　“对。仓库的中间没什么管道设备，所以他们在两端造了房问。”
　　“你在自己的房间能看见她的吗？”
　　“看不见，仓库很大。”
　　“你住的房间有多大？”
　　“里面有两个小单间，不知道有多大。”
　　“有电吗？”
　　“有，他们接了些电线进来，我们可以用用收音机什么的。我们有灯，有自来水，但必须用公用厕所。”
　　“有暖气吗？”
　　“不太足，房间里较冷，只不过比露宿街头要强些。”
　　“所以你对那地方很满意？”
　　“还行，我的意思是一个月只付一百块相当不错了。”
　　“你刚才说你认识两个人，他们叫什么？”
　　“一个叫赫尔曼·哈里斯，另一个叫夏因什么的。”
　　“他们现在哪儿去了？”
　　“没见到他们。”
　　“你现在住哪儿？”
　　“‘创建非暴力社区’。”
　　莫迪凯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兰姆。“你还要住多久？”他问。
　　“我不知道。”
　　“你能与我保持联络吗？”
　　“为什么？”
　　“你也许需要律师，一旦你更换了住处或找到了自己的房子，打电话给我。”
　　兰姆默默地接过名片。我们谢过丽莎，回到办公室。
　　像打其它任何官司一样，我们有许多方法来控告我们的对手。我们的被告有三个：河橡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TAG公司。我们不想追加被告。
　　第一种方法是直接对簿公堂，第二种是庭外调解。
　　所谓对簿公堂，就是准备好大致的证据，告上法庭，向法庭提请诉讼，把消息漏给新闻界，寄希望于能证实我们的指控。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出奇不意，打对手个措手不及，而且极可能得到舆论的支持，不利之处是对手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会铤而走险，孤注一掷。
　　所谓庭外调解，就是先函告对方，提出同样的证据，但不起诉，而是邀请被告一起磋商，在谈判的过程中，双方用书信交换意见。如果过失方同意赔偿，双方就可能庭外和解，这样就避免了公堂相见。
　　莫迪凯和我都倾向于第一种方法，这样做基于两点理由。公司看来不会对我善罢甘休；两次搜查更清楚地表明，公司的高层人物阿瑟和主张起诉我的拉夫特那伙强硬派正准备收拾我，我的被捕将是绝好的新闻，他们肯定会泄漏给新闻界，使我难堪，给我施压。我们得准备好主动出击。
　　第二点理由也是此案获胜的关键，除非我们提请诉讼，否则赫克托和别的证人不会为我们作证。在向法庭提请诉讼到第一次开庭期间，我们有机会问关于被告的所有情况，他们必须如实回答。我们有权让任何我们需要的人宣誓作证，如果找到了赫克托·帕尔马，也可以让他这么做。如果我们找到其他被驱逐的租住户，他们必须讲出过去发生的一切。
　　我们必须掌握所有的证据，而这么做得经法院授权。
　　理论上，我们的案子非常简单，仓库的住户一直付房租，以现金支付，只不过未留下记录，收租人是蒂尔曼·甘特利本人或他的伙计，甘特利得到机会把仓库出售给河橡公司，但动作必须快。他对河橡公司和它的律师隐瞒了里面住人的实情。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处事谨慎，在关闭仓库前派赫克托·帕尔马去实地调查。赫克托第一次去时遭到偷袭，第二次带了保镖。他了解到里面的住户不是擅住者，而是付了房租的租户。他在备忘录中向布雷登·钱斯报告了这个情况，可钱斯置之不理，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关闭了那间仓库。租住户被草率地当成擅自强住者赶了出来，他们这么做也没通过合法的程序。
　　正式的疏散至少要持续三十多天，而这段时间对里面的住户来说至关重要。三十天过后冬季最寒冷的日子就会过去；房客们就会避过暴风雪和处于零下气温的寒夜的侵袭，他们就不必睡在暖气设备启动着的小汽车里。
　　他们只是些流落街头者，没有记录，没有房租收据，无迹可寻。
　　理论上这不是一个复杂的案子，但棘手的问题不少。想让无家可归者作证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如果甘特利先生决定从中作梗。他统治着街头，我并不急于插足他的王国。莫迪凯通过施小恩小惠的方法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密报网络，但他还不能与甘特利抗衡，我们谈了一个小时，讨论如何避免把TAG公司推上被告席，因为很明显，如果把甘特利也告了，案子就会难办得多了。我们只起诉他的共同被告——河橡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然后由它们把他牵进来，充当第三方。
　　但是如果我们要索赔，甘特利是必不可少的，随着案子的进展，把他排除在外等于自找麻烦。
　　必须找到赫克托·帕尔马。我们一旦找到他，就能向他索要那份被藏起来的备忘录，或让他转述其内容。找到他不难，要让他开口就难得多了。他很可能拒绝合作，因为他要保住饭碗，他早就告诉我他有老婆，还有四个孩子。
　　这件案子还有一些要考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纯粹是法律程序上的。我们作为律师，无权代表朗蒂·伯顿的继承人和她的孩子提请诉讼，我们必须由她的家人聘请，尽管这只是手续上的问题。她的母亲和两个弟弟正在狱中服刑，她的父亲不知是谁，所以莫迪凯主张我们应该请求家庭法院指派一个受托人处理朗蒂的遗产。这样我们至少一开始可以绕过她的家人。先假定她的四个孩子有两个以上的父亲较为妥当，分遗产时每个不负责任的家伙都得通知到。
　　“我们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莫迪凯道，“首先我们必须赢。”我俩在房间的前部，索菲亚身旁的那张办公桌上的一台旧电脑在不停地工作。我敲键盘输入，莫迪凯边踱步边口授。
　　我们一直计划到深夜，一遍遍修改诉讼程序，讨论有关事宜，想着该如何把河橡公司和我的前东家送上法庭，打一场轰轰烈烈的官司。莫迪凯把这件案子视为一个转机，一个重新唤起公众对无家可归者同情的关键事件，而我则认为这仅仅是为了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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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章
　　再次与露比一起喝咖啡。我七点四十五到达办公室时，她已在前门外等我。她看见我很高兴。她在一辆废弃的小轿车后座上睡了八个小时，可以想象她见到我有多高兴。
　　“有油炸饼圈吗？”我按电灯开关时她问道。
　　这已成为惯例。
　　“我找找看。你坐吧，我去煮咖啡。”我在宽敞的厨房里忙起来，清洗咖啡壶，找吃的东西，油炸饼圈昨天已不新鲜了，现在变得更硬了，但除此以外，别无他物。我在脑子里记下明天一定要买些新鲜的，以防露比连着第三天来。我有预感她会再来。
　　她拿起一个饼圈，小口斯文地吃着。
　　“你在哪儿吃早饭？”我问。
　　“通常不吃。”
　　“中饭和晚饭呢？”
　　“中饭在第十大街‘内奥米之家’吃；晚饭在十五街的耶稣会吃。”
　　“你白天干什么呢？”
　　她又蜷起身子，紧握着咖啡纸杯，这样会给她虚弱的身体增加点热量。
　　“大部分时间我呆在‘内奥米之家’。”她答道。
　　“那里有多少妇女？”
　　“不知道。有很多。他们对我们的照料很周到，但只白天开放。”
　　“那里只收留女流浪者吗？”
　　“对。他们下午四点关门，大部分妇女住在避难所里，一些人露宿街头，至于我，我有一辆车。”
　　“他们知道你服用可卡因吗？”
　　“我想是的，他们要我戒毒。那里不止我一人吸毒，许多人都吸。”
　　“昨晚你过瘾了吗？”我问，每一个字都撞击着我的耳膜，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竟然问出这样的问题。
　　她低下头，下巴顶住胸口，闭上眼睛。
　　“说实话。”我说。
　　“我没办法，每天晚上都吸。”
　　我不打算责备她。从昨天起我就束手无策，这突然成了我的心病。
　　她又要了一个饼圈。我用箔纸包好最后一个，给她添满咖啡。“内奥米之家”有活动，她快迟到了，于是匆匆离去。
　　游行示威从市政大楼开始。人群在大楼前集合。莫迪凯在无家可归者的世界里是个名人，所以他扔下我在人群中，跃上演讲的高台。
　　教堂合唱团的成员身着紫红色和金黄色的袍子，在楼前的台阶上排好队形，于是上空便回荡起澎湃的歌声。几百名警察布满了大街，他们筑起的路障阻断了交通。
　　“创建非暴力社区”出动了一千人，他们一齐赴到。那是一条令人生畏的自发结成的长龙，由无家可归的男人们组成，他们为自己的队伍而感到自豪，他们的到来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整齐的口号声几个街区外都听得见，当他们在街的拐角处出现时，电视摄像机争相上去拍摄。
　　他们齐刷刷地聚集在市政大楼的台阶前，开始挥舞自制的标语牌。牌子上写着“停止杀戮”、“救救避难所”、“我有权拥有一个家”、“工作，工作，工作”。他们把标语牌举过头顶，伴着圣歌的曲调和呼喊口号的节奏而翩翩起舞。
　　教堂巴士在路障前停下，卸下几百人。他们中许多人看上去不像流落街头者。他们是穿着整齐的教堂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女人。人群膨胀起来，我身边的空间越来越小。除了莫迪凯以外，我一个人也不认识。索菲亚和亚伯拉罕在人群中某个地方，但我看不到他们。海报说这是过去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无家可归者游行——为朗蒂伸冤的大会。
　　朗蒂·伯顿的照片被放大制成了许多大告示牌。人像的四周镶了黑边，下面写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是谁害死了朗蒂？”告示牌一经散发下去，立即成了抢手货，甚至那些来自“创建非暴力社区”的男人们也将手中原先的抗议旗帜弃之不用。朗蒂的脸在人海中跳跃起伏。
　　一声凄厉的警笛声在远处响起，很快越来越近。一辆送葬车在警车的护送下穿越路障，径直朝市政大楼开来，在楼前的人海中停下。车的后门打开了，一个漆成黑色的仿制棺材被搬下来，六个无家可归的男人充当了扈棺人。他们抬着棺材准备游行。车上还有四个同样颜色和式样的棺材，只不过小得多，它们也被人抬下来。
　　人群中闪开一条路，人们抬着棺材缓缓地向台阶走去，合唱团唱起了具有灵歌特色的安魂曲。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这是一个死亡游行，四个小棺材中有一个代表奥塔里欧。
　　人们挤上前去，无数双手举起来触摸着棺材，棺材起伏不定，左右前后不断地晃动。
　　这是非常令人激动的场面。无数台摄像机聚集在台子的四周，录下了这庄严的时刻。在随后的四十八小时内，电视台会一遍遍地播放。
　　五个棺材并排放在台阶中央的胶合板架子上，朗蒂的居中。架子距莫迪凯所站的高台只有几英尺的距离。前后左右都有人摄像拍照，接着演讲开始了。
　　游行的组织者是一位活动家，他在开场白中向帮助组织这次游行的所有团体表示了感谢。参加的团体真不少。听着他飞快地念名单，我既高兴又惊讶，竟然有这么多的临时避难所、慈善会堂、施食处、联合机构、医疗站、律师事务所、教堂、中心、外围团体、技能培训中心、戒酒戒毒机构，甚至还有少数当选的议员，都关注这次游行。
　　有这么广泛的支持，怎么还会有无家可归者问题呢？
　　接下来的六个演讲者回答了这个问题。缺乏足够的启动经费，预算被削减，联邦政府的充耳不闻，城市当局的熟视无睹，富裕阶层缺乏同情心，日趋保守的法院系统，原因还有很多很多。
　　除了莫迪凯外，每个发言人都重复了同样的话题。他是第五个发言的。当他叙说伯顿一家临终前的情形时，人群突然静下来。当他说到给婴儿换尿布，也许那是最后一片时，人群中鸦雀无声，没人咳嗽，也没人耳语。我看一眼棺材，仿佛其中一副真的装着那名婴儿。
　　随后伯顿一家离开了避难所，他说，语声缓慢、低沉、浑厚。他们又回到街头，在暴风雪中只多活了几个小时。莫迪凯在这一点上极有发言权，因为没人知道朗蒂一家最后的情形。我虽然知道，但并不介意让他来叙述。台下的观众和我一样被他的故事深深打动了。
　　故事接近尾声时，他说到朗蒂和她的四个孩子抱在一起相互取暖，可还是无济于事，我听到身边女人的哭泣声。
　　我忽然有点嫉妒他。如果这个人，我的朋友和同事，能够在一百英尺的高台上折服数千名观众，那么当他试图说服近在咫尺的十二名陪审员的时候，岂不是易若反掌？
　　我此时意识到伯顿的案子决不会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让莫迪凯·格林有机会来鼓动这个城市的黑人陪审团。如果我们的估计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能证实它，绝不会有审判发生。
　　听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后，人群变得躁动不安起来，准备出发。合唱团又开始唱歌，扈棺人抬起棺材，领着队伍离开大楼。跟在棺材后面的是游行的组织者，莫迪凯也在其中。其他人跟在后面。有人递给我有朗蒂头像的告示牌，我和别人一样把它举得高高的。
　　有钱有势的人不会参加游行，他们的世界安全、干净，有法律保障他们的幸福。我以前从未在大街上游行过，为什么要游行呢？走过一两个街区后，我忽然感到奇怪。走在人群中，高举着告示牌，告示牌上是一个生了四个私生子的二十二岁的黑人母亲的头像，这会是我吗？
　　但我不再是几个星期前的我了。我再也不能回到从前，即使我想。我过去只关心金钱、财产、地位，现在这些都变成了对我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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