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下属干部、他们的子女乃至贺龙家乡的亲友非法关押，刑讯逼供，强令 他们揭发交待贺龙的所谓“罪行”。而后将这些逼供出来的、矛盾百出的材
料进行剪辑，拼凑，拍照或指供重抄，制造伪证。1968 年，专案组查到了 1934 年 3 月 17
日，贺龙、夏曦、关向应联名写的关于枪毙熊贡卿一事给中共中 央的报告——《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信》，却故意隐匿不报，仍说贺龙“投敌 叛变”并上报中共中央。
1968 年 6 月 13 日，专案组将手伸进了贺龙的西山住地。从此，贺龙、 薛明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专案组借口有人要揪斗贺龙，把居室的窗帘拉上，
不许再拉开。床上的被褥、枕头也被收走了。有一段时间，贺龙夫妇整天处 于暗淡的灯光下，睡在光秃秃的木板上把手臂当枕头。伙食本来不好，这时
就更差了。两层的圆形饭盒里，一层是盛不满的饭，一层经常是清水煮白菜、 萝卜，或是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贺龙经常感到饥饿。薛明只好到被允许
他们走动的{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621_1.bmp}山边去搞些野菜
给贺龙充饥。有一次，薛明看到一些形似豆角的野菜，满心欢喜地摘了一大 把用衣服兜回来。贺龙拿来一看，是一种不能吃的野菜，他向薛明笑笑说：
“不能吃，你白白费了劲。”薛明拿起野菜自嘲地说：“唉，空欢喜了一场。” 贺龙的医疗，从 1968 年下半年起，由警卫一师某营营部的沈医生负责。
他对贺龙很关心，经常来看望，还不时帮助买些必需的药品和日常生活用品。
1969 年 1 月，这位医生突然不见了，换了一个经过 6 次“政审”，精心选中 的所谓“医生”。这个“医生”其实是个护士，而且是个神经科的护士，根
本不懂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病。他按照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先以检 查药品是否变质为名，强行收缴了贺龙从家中带去的全部自备药品。接着，
又在医疗上进行控制，减少药品和调换重要药品，使得每天必需的普通降糖 药也没有保证了。1969 年 1 月 15 日，专案组竟然毫无人道地对“医生”下
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向（像） 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贺龙和薛明原来住在山上。一天夜里，他们都睡了，突然来人要他们搬 到下面去住。这样，贺龙和薛明不论是上厕所或在走廊里散步，都要经过那
个“医生”所住的地方。贺龙明白，这是为了便于监视他们夫妇的行动。他 对薛明说：“说不定这屋里还为我们装了窃听器。”薛明说：“我找找。”
贺龙说：“你不用找了。有窃听器才好呢，我可以骂他们这些野心家、阴谋 家。毛主席应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再也不能总是让他们愚弄了。只要毛主
席一句话，就能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们这些受冤枉的人，不要总 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也让我们说说话，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问题。”
一天，那个“医生”送来的药胶囊破裂，药末已经漏出来了，胶囊上面 还有手印。薛明说：“这药不能吃，弄成这样子，谁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于是，退了回去。贺龙说：“要小心，他们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过了几天，那个“医生”让一个战士来送药。药里忽然多了一片其他药
片，被薛明发现了。那个“医生”后来解释，说是“送错了”。贺龙说：“把 药都送错了，你还算个医生吗？”那个“医生”说：“要不是上级决定，我
还不愿意来呢。”贺龙说：“什么上级，我骂的就是你那个上级！医生是救 死扶伤的，是有人道主义的，你这个医生是干什么的？！”说完，怒冲冲地
把手杖向门口一指，说：“滚！你给我滚！”
“医生”走了之{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623_1.bmp}后，贺
龙对薛明说：“他们竟派来这么个蠢人。和他吵吵也痛快。他是来监视我们 的，你骂他，他只有听着，向上打小报告，反正谁也不敢来见我。”又说：
“想当初不该来到这里。你说，全国那么多地方，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送到 这里来呢？连人也见不到一个！”
日益加紧的折磨，使贺龙清楚地看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贺 龙对薛明说：“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
下去，和他们斗到底。”他还说：“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 有一天会说话的。”
一天，贺龙向薛明谈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从南昌起义谈到毛泽 东与朱德的井岗山会师，从抗日战争谈到解放战争，从抗美援朝谈到保卫社
会主义建设。他说：“这个军队太可爱了！只要这次不被他们害死，将来打 起仗来，我们这些老家伙还能出把力！”他又说：“这样的军队，有人想利
用它搞阴谋，那是办不到的，是要倒霉的！”一天夜里，贺龙听到了雨声， 便对薛明说：“叫哨兵到走廊里来吧，别淋着了。”哨兵到走廊里避雨之后，
贺龙连声地说：“好，好，过来了就好。”
这个时候，贺龙还做了与薛明分开的准备。他对薛明说：“要有思想准 备哟，他们完全可能把我们分开。”薛明说：“我不能跟你分开，你没有人
照顾怎么行呢？”贺龙说：“要做最坏的准备哟！”又说：“你放心，我完 全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几天以后，薛明被叫出去配眼镜，回来时看到，屋
里的地已经扫了，烟灰缸也清理了，竹杆上还晾了一件洗好的衬衣。她明白， 这是贺龙在告诉她，让她放心，一旦遇到情况，他们分开了，他是可以自己 照顾自己的。
1968 年下半年，为了阻止贺龙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 始进一步审查贺龙的“问题”。专案组想搞“面对面的斗争”，“中央文革
碰头会”认为贺龙的“脾气大，怕斗不过”，改为“背靠背”：提问题，让 贺龙回答。
9 月 18 日，第一批“问题”提出来了：“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 动？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1929 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
的？”“1933 年蒋介石的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 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 降蒋介石的？你们是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看后狠狠地把这些纸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地吼道：“真是活见 鬼！哪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白日撞见鬼了！”
“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这些办事的人。27、 29、33 年的事情统统是假造 的”。他们“用毛主席的指示来压我。完全是给我栽赃”！
一连几天，他怒火中烧，吸烟很多，说话很少，不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 有时他突然坐下来，打开笔记本，用毛笔在上面不停地写着“冤枉”两个字。
那“冤”字他写得特别用力，最后的挑，写得又细又长，好像要把天戳个窟 窿似的。
冷静下来以后，贺龙以一种投入战斗的心情，针对林彪一伙的诬蔑，就 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湘鄂西肃反、枪毙熊贡卿以及其他一些历史问题
作了详细的回顾，让薛明记下来，作为对强加给他的罪名的反击。贺龙的回 顾，不虚掩，不夸大，实事求是地说明了每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以为，这
些材料或许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能够看到。
贺龙哪里知道，毛泽东已经完全偏听偏信了林彪、江青一 伙。在 1968 年 10 月 13 日举行的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他对贺龙不保
了。
然而，贺龙写的这些材料仍使康生和专案组十分惧怕，先则封锁，继而 篡改。这可以从现存的专案组档案中清楚地看出来。1968 年 8 月 6 日，康生
在贺龙写的材料上批示：“贺龙写的材料没有交代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到 底如何要他交待，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一议”。8 月 12 日，康生批评专
案组不该将贺龙写的材料原样呈送。他说：“不摘要，不提问题，不说你们 的看法，即送出传阅，这办法很不适当。望注意。”8 月 27 日，专案组没有
将贺龙写的另一份材料原样上送，而是只作了摘要，并在报告中说：贺龙写 的材料“极力吹嘘标榜自己，不交代（待）实质性的问题。并有诬蔑、攻击
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志处”，“态度极不老实”。“由于我们的水平低也缺乏 历史知识，摘录的内容可能有错误，希首长阅后给予批评指示。”康生看后，
先是批：贺龙“极不老实”。后在另一处批示说：贺龙写材料“吹嘘自己， 掩盖错误，不交待问题。我建议专案组要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
阅，以免干扰。”贺龙的不屈服态度，使林彪、江青他们十分恼怒，于是更 进一步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
1969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毛泽东讲过“对 贺龙不保了”，因此贺龙没有能够出席这次大会。大会通过的党章，把林彪
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总纲。选举时，林彪、江青 的不少亲信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进入
了政治局。这使贺龙进一步看清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实质。他用手指着 林彪、江青一伙的名字说：“他们反老干部有功，把老干部都搞光，搞得毛
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搞今天的大换班。用心狠毒！”“王 洪文以前谁知道他是谁，别看他们现在盛气凌人，日子长不了。”在谈到另
一个人当了中央委员时，贺龙说：“中央委员轮不上他，他没有本事。”又 说：“不过，他可能是因为有所‘贡献’。”
一天，贺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头像，愤怒地说：“你这个卑鄙的家伙， 为什么不准我革命？你这个家伙，心虚得很，怕别人摸着你的把柄！”“党
内出了奸臣，这个奸臣就是你。”又转身对薛明说：“江青也是个整人的家 伙。你看报纸上那一套都是他们摘的。他们是要把老同志都搞光，搞得毛主
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大换班！”“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 过去你在延安整风时揭发了她那么多严重问题，她能饶得了你？”薛明说：
“可能由于我这个问题牵累了你。”贺龙说：“你不要这样想。不是由于你 的问题，他们要打倒我。是因为我妨碍他们篡党夺权，他们才打倒我，反而
是我牵累了你。”在谈到康生时，贺龙说：“这个人老奸巨滑，做尽了坏事。” 这个时期，贺龙非常想把他的意见、想法和遭遇告诉党和群 众。他说：
“党是了解我的，群众是了解我的，我愿意见群众，我要跟他们去讲毛主席 对我的三条评价，毛主席还说要做我的保皇派呢！”他要薛明给他弄了个布
挎包，装上一点粮票，钱和常用药，挂在墙上，随时准备出去时使用。一天， 贺龙用手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像片说：“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指林彪）的
问题，而是这个人（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 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生命的最后时刻
贺龙久患糖尿病。医学专家诊断过，认为病情是轻的，只要用一般的药 物和注意饮食就能够保持病情平稳。再加上他那强健的体质，坚强的革命毅
力，豪放乐观的性格，他的生命之火是能够燃烧得很久的。但是，由于政治 上的陷害，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限制、拖延，他的病情很快
恶化了。1969 年 5 月上旬，贺龙连续摔倒了 7 次。“看守日志”上对此有明 确记载。
这样连续的摔倒，对于一个糖尿病人来说，无疑是病情恶化的征兆。可 是“医生”按照林彪一伙“尽量用现有药维持”，”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
的指示，视而不见。薛明多次要求检查血糖和尿糖，始终没有得到同意。可 是，让贺龙写交待材料的活动却有加无减。
5 月 24 日 23 时，贺龙又摔倒了。醒过来后，听见窗外的哨兵在唱《洪 湖水浪打浪》。在这样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贺龙、薛明很是感动。薛明
问哨兵：“同志，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呀？”哨兵回答的声音很小：“湖北 阳”、“阳”前面的字没有听清。贺龙说：“沔阳，一定是沔阳。洪湖
过去叫新堤，归沔阳县管。”接着他谈起了洪湖，谈起了他家乡的人民。说：
“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 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会饶恕。”
6 月 8 日，早上听完广播以后，贺龙连续呕吐了 3 次，呼吸急促，全身 无力。薛明意识到，这可能是出现了过去那位保健医生讲过的糖尿病酸中毒
的严重情况，非常着急，立刻去找医生。但这个“医生”外出了，中午 12 时回来后，薛明向他讲述了病情。下午 3 时，“医生”为贺龙打了一针“止
吐针”，但并未止住呕吐。这时，有人送来了一碗黄瓜汤。薛明把碗端到贺 龙面前说：“你能吃一点吗？”贺龙看了看汤说：“你看那汤。”薛明拿起
筷子一挑里面全是老黄瓜皮。结果，这生前的最后一餐也没有吃成。下午 5 时，贺龙血压减低，上腹部剧烈疼痛。这时，住地工作人员和“医生”才决
定向上级报告。4 个小时后，派来的医生才到。从贺龙当天早上发病到派来 的医生到达，中间整整经过了 13 个小时。
派来的两个医生不作血糖、尿糖检查，反而将贺龙的尿样送到丰台药品 检验所去化验，企图给贺龙带上畏罪自杀的帽子。他们又给贺龙输了对于糖
尿病人不宜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9 日零时 5 分，他们在确诊贺龙为糖尿 病酸中毒之后，仍然使用了这种葡萄糖，而不用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于
是贺龙的病情急剧恶化。他们怕病人死在自己手中，零点 40 分以后，才打电 话要求送医院抢救。
这时候的贺龙，神志仍很清醒，当看到两个医生都走出了房 间，便对薛明说：“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并坚定
地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9 日早晨 5 时半，专案组人员和三○一医院的医生、护士才来到西山。 他们先是作检查，后又向医院请示，直到 7 时许，医院
才答复说：“可以送来。” 当宣布要送去住院时，贺龙明确表示不愿意去。他说：“我没有昏迷，
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他们坚持 要送去住院，并声称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这时，贺龙仰起脸
看着薛明问：“我去住院，你呢？”薛明说：“我当然跟你一起去！”但当 她用征询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专案组人员和医生、护士时，看见的却是一张张
木然的脸，谁也不表态。薛明只好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 里等你。”贺龙躺上了担架，薛明握住了贺龙那只变得瘦骨嶙嶙的大手。贺
龙微微睁开眼深情地看
了看薛明，也紧紧地握住了薛明的手。这是这对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侣的 最后一次握手。
贺龙入院之前，林彪的亲信邱会作就指示医院：“如果专案组找医院， 叫我们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因此，尽管医护人员
作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按邱会作指令办事的医院负责人没有作抢救的准 备，更没有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到场等候抢救，贺龙上午 8 时 55 分住院， 10 时
25 分才开始治疗。10 时 55 分，贺龙的血压下降到 70/40。11 时半，主治
医生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和抢救。但是，那个医院负责人却不允许请 对治疗糖尿病酸中毒有直接关系的代谢科专家会诊，并且不顾病情危急，把
会诊放在两小时以后的 13 时 30 分进行。会诊时又不让专家接触病人、不让 他们知道这个病人是贺龙，只允许“背靠背”地让专家们根据“汇报情况，
结合化验和 X 光片讨论”。在这样的会诊之后的 1 个半小时，这个曾使敌人 闻风丧胆的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就含恨离开了人间。时间是 15 时 04 分。从入院到逝世，仅 6 个小时零 9 分 钟。
恢复历史本来面目
贺龙逝世后，北京卫戍区一个参谋到西山通知薛明，让她到医院“核实 材料”。他们也先后通知了贺龙的子女贺捷生、贺鹏飞、贺晓明到三○一医
院。到医院后，薛明和子女们才知道贺龙已经去世了。有一个不知姓名的人 带领他们到第十四病室，在贺龙遗体旁默哀悼念。贺龙的遗体什么时候火化，
没有告诉家属；火化后，骨灰放在什么地方，也不让家属知道。骨灰盒上的 名字不是贺龙，而是王玉——专案组为贺龙取的化名。1978 年，薛明将他写
的反映贺龙被害情况的报告《向党和人民的汇报》送给邓颖超看了。一次在 李井泉家，邓颖超对薛明说：“如果恩来看到这个材料，会哭死的。贺总去
世时，恩来很难过，是他通知黄永胜让你们去三○一医院与遗体告别的。” 当时在旁的李井泉、叶飞、谭震林各家都在照像，邓颖超拉着薛明和贺鹏飞
说：“来，我们也一起照个像。”
贺龙逝世后的第二天，6 月 10 日上午，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召集专 案组人员开会。授意说：贺龙的死亡报告“要写得详细，某年某月治过病，
（让人们）知道我们做过许多工作”，“专门有医生照顾到，人家一说，我 们尽到了责任”。这样，专案组在 6 月 11 日写的报告中，对收缴药品、拖延
抢救时间和进行反治疗等一概不提，只说“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无效而死”， 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欺骗中共中央和全国人民。
贺龙逝世两年以后，1971 年 5 月 17 日，专案组才写出了《贺龙 罪行的审查报告》。他们运用编造、“拼凑”的假材料，把贺龙定
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和“篡军反党分子”，提出了“开除党籍、军
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肃清流毒和影响”的处理意 见。由于中共九届三中全会以后形势的变化，他们的这一结论没有做成。
但是，对贺龙妻子和子女的迫害并未停止。 贺龙逝世后的一天下午，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还有薛明，
她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要把她送得远远的。”“一不能让她死，二不
能让她逃，三不能让她胡说八道。”于是，薛明被押送到了贵州的一个大山 沟里。无论是走路、吃饭、劳动，还是上厕所、睡觉，都有几个人看管，还
让她每天来回步行 20 多里，到茶田里干
重活。林彪摔死以后，又以准备打仗练习行军为由，要薛明半夜里打起 背包在狭小阴暗的房间里转来转去。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所以要
这样折磨薛明，是因为贺龙在西山被害情况只有薛明知道，是为了杀人灭口。 当周恩来派齐英武、徐心坦两人从贵阳飞机场附近的磊庄找到薛明并把她接
回北京时，她已经被折磨得满头白发，身体虚弱得连飞机都不能乘坐了。薛 明回到北京以后，江青的亲信迟群对她说：“你回来了。好嘛！贺龙的问题
不谈了，我不感兴趣，说说你自己吧，主要是说说你和叶群的关系。你们是 什么关系？”薛明又处在了江青的监视之下。这时，周恩来派刘西尧代表他
来向薛明及其子女问好，让他们一家在二里沟的新疆办事处团聚。然而，江 青并不放过薛明，她让迟群派了两个女护士，其中一个叫张汝妮的对薛明说，
我们名义上是照顾你，实际上是来监视你的，是让我们和迟群配合，要你交 待和叶群的关系。但是，我相信你是好人。
历史是不会停顿的，历史还在发展。
1973 年 2 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
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但是，张春桥 既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也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
12 月 21 日，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毛泽东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 讲话，再次指示要为贺龙平反。他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
“当时我对他讲，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 保护他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
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1974 年 9 月 4 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催问说：“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 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
在毛泽东的一再催促下，中共中央于 9 月 29 日发出了【1974】25 号文 件，即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在概述了贺龙专案一直为“林彪、黄永
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之后，对所捏造的“罪状”予以否 定：“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事实是： 1933 年
12 月蒋介石曾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贺龙 同志发觉后，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将熊贡卿处决，并于 1934 年
3 月 17 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二，所谓‘图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 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三，关于所谓
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通知宣布：“中央决定，对 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但是，由于“四人帮”还在台上，这个平
反是不彻底的，通知中仍留有“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 是必要的”和贺龙是“病故”这种不实事求是的错误提法。
1975 年 6 月 9 日，即贺龙逝世六周年的时候，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
“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总理抱病出席。周恩来一下车即悲痛地 边走边喊：“薛明！薛明呢？”薛明赶紧出迎。周恩来握着薛明的手说：“我
没有保护好他呀。”说完，彼此泪如雨下，休息室外的人都能很清楚地听到 他们的哭声。贺晓明说：“周伯伯，你要保重。”周恩来凄然说：“我的日
子恐怕也不多了。”哀乐声起，周恩来起身到贺龙遗像前深深地一连鞠了 7 个躬，并即席发表了讲话。他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
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 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
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但是这次由中共中央批准的骨灰安放仪式，不久，即被江青{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633_1.bmp}诬蔑为“右倾翻案风的典型”，
是“用死人压活人”，并且又开始收集与贺龙一起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的材
料，妄图把已经平反的问题再翻过来。 但是，历史岂容再颠倒。
粉碎“四人帮”之后， 1978 年 12 月 18 日到 22 日，举行了中国共产
党历史上有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大 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此前不久，有关部门根
据中央军委关于查证谋害贺龙同志的批示，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贺龙的死 因作了查证。联合调查组经过 1 年多的工作，于 1980 年 3 月 24
日作了结案 报告。报告在列举了大量确凿证据之后指出：“贺龙同志完全是被林彪、康 生、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直接操纵和控制
专案组”对贺龙“在精神上肆意摧残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限制、拖延
和反治疗，使贺龙同志的糖尿病发展、恶化成酸中毒和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后， 含冤而死。”
在这次查证中，中央军委和中央保健委员会还组织首都各大医院的著名 医学专家从医学上对贺龙的死因进行了分析。在有他们签名的《对贺龙同志
医疗经过的意见》的结论部分写道：“1.贺龙同志的糖尿病本来是轻的，稳 定的，这种病在正常情况下预后良好。1967—1968 年的情况进一步证明，即
使存在其他不利因素，只要有一般的药物和饮食条件，病情仍能保持平稳。
2.贺龙同志的病情恶化是从 1969 年初开始的。这种恶化具有明显的诱因，主 要是失去了充分的药物治疗和必要的饮食治疗，精神折磨也有重要关系。没
有这个量变的基础，不致引起最后酮症酸中毒的发生。3.酮症酸中毒虽然是 糖尿病的严重并发症，但在通常情况下，只要有恰当和及时的医疗措施，预
后仍属良好。但是在贺龙同志的酮症酸中毒治疗过程中，在某些方面存在着 与一般治疗原则相反的、有重大错误的治疗措施，以至不但起不了治疗作用，
反而促使病情一步步趋于严重，直至造成死亡。”这两个报告很快得到批准， 从此，贺龙被迫害致死的论断方得到了确认。
又过了两年，1982 年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 底平反的决定》。《决定》高度评价了贺龙的一生，说：“贺龙同志是我党
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是我军的创始人 之一。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尽艰险，百折不挠，英
勇善战，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坚持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 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发展、壮大，为人民战争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
业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丰功伟绩。建国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 他对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以及国防工业
建设等，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光辉 的一生。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善于把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运用于实际。他光明磊落，刚直不阿，顾全大局，豁达大度，平易近 人，对革命坚信不移，对困难从无畏惧，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他的英雄
形象和崇高品德，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崇敬。”
《决定》对贺龙在林彪、江青一伙的诬陷迫害面前表现出来的共产党员 坚贞不屈的气节和高尚品德赞赏说：“贺龙同志被关押期间，林彪、江青一
伙对他在生活上百般虐待，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折磨，在医疗上横加限制、 拖延，但贺龙同志始终坚贞不屈，对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始
终坚持党的原则，坚持
实事求是，表现了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气节和高尚品德。1969 年
6 月 8 日，在贺龙同志病情恶化后，林彪、江青一伙不但不采取应 有的抢救措施，反而使用了促使其病情恶化的卑劣手段，致使贺 龙同志于 1969 年 6
月 9 日含冤逝世。”
《决定》还指出：“贺龙同志被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残酷迫害致死， 是十年内乱期间发生的一起令人极为痛心的大冤案。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
平同志曾多次指示要为贺龙同志平反，恢复名誉。1974 年 9 月 29 日中央发 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但《通知》对贺龙同志的平反是
不彻底的，有些提法是错误的。因此，中央决定，撤销原中发（1974）25 号
文件和中发（68）71 号文件①，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林 彪、江青和康生一伙强加给贺龙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
同时为受贺龙同志冤案所株连的所有同志彻底平反，消除影响。”
经过不平凡的曲折的道路，历史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青山常在，绿水 长流。贺龙的名字和他光辉的业绩作为历史的丰碑，永远铭刻在人们心里。
① 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命令》。该命令称：“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俱
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完全按照苏 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
后 记
自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赋予编写《贺龙传》的任务以来，已逾十 年。今天，这部书终于同读者见面了。邓小平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贺龙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 人，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他经历了旧民主
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各个历史时期的艰苦斗争， 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的一生，与孙中山和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发展、 壮大，与新中国的建立和繁荣昌盛紧密相连。我们能为这样一位中外驰名的
开国元勋、共和国元帅立传，既觉得十分光荣，又深感责任重大。
这部《贺龙传》写了 10 多年，除了因为传主的经历十分坎坷曲折，实践 丰富，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而我们在各方面都与他的距离很大，要准确、
全面、生动地反映他的一生，使其光彩照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做到传如其人， 实非易事。此外，还由于战争年代的许多重要文献资料没有保存下来，特别
是“十年动乱”期间，传主遭到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 许多重要的史料被查抄、销毁、散失，大大增加了传记写作的难度。加之由
于各种原因，多次更换编写人员，因而影响了写作的连续性，延缓了工作的 进程。
没有材料，就无法写传。因此，我们首先从调查研究着手，点点滴滴地 搜集资料，采访老同志，抢救“活资料”，沿着传主进行革命活动的足迹， 到全国 25
个省、市和自治区、近 110 个县、11 个大军区进行了调查。中央 档案馆、国务院档案处、军委档案馆、外交部、国家体委、军事科学院、国
防科工委、海军、空军等都给了大力支持，提供了许多档案材料；曾与传主 一起斗争或曾受过传主领导下的老红军、老八路和各根据地的革命老人，以
及民主人士、国民党起义将领等共数百位，其中不少是党、政、军高级领导 人，他们提供了许多生动材料，为传记写作奠定了基础。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精神，遵照总 参《贺龙传》编写领导小组确定的“史文结合，以史为主，文为史服务，”
“既要有可信性，又要有可读性”等原则，对传主的光辉业绩用事实说话， 不虚构浮夸；对传主的评价，力求准确公允，不人为拔高；对与传主有关的
重大历史问题，按历史本来面目秉笔直书，力争达到见传如见人之目的。但 实际效果如何，尚待大家评判。
总参党委和总参首长对编写《贺龙传》十分重视，在各方面给予支持， 为编写工作创造了条件。还专门成立了以王尚荣、迟浩田副总长为正、副组
长的总参《贺龙传》编写领导小组，直接抓传记的编写工作。后来，因王尚 荣有病，迟浩田调军区工作， 1983 年 6 月，总参党委请装甲兵司令员黄新
廷出任第二组长，后勤学院院长杨秀山、总政副主任颜金生、总长助理刘凯 任副组长，主持领导小组工作。领导小组提出了编写《贺龙传》的原则，确
定了实施方案，对写作步骤、方法和进度提出了具体要求，对传记书稿，从 初稿到迭审稿进行了认真审阅，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
王震副主席生前对写《贺龙传》非常关心，亲自过问。在接见编写人员 时，一再指示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好，还阅读了《贺龙传》书稿。
1988 年，《贺龙传》征求意见稿完成后，曾送给肖克、余秋里、廖汉生、
王恩茂等许多老同志及党史、军史部门审读，广泛征求意见。1988 年 9 月至
1989 年 2 月，先后在武汉、成都、兰州、西宁、乌鲁木齐、北京和上海召开 了 9 次座谈会，分别由张秀龙、李文清、陈明义、李书茂、张国声、王恩茂、
张希钦、马森、黄新廷、杨秀山、颜金生、邢永宁和何以样等主持，参加者 仅军队军以上、地方部（省）级干部就有 90 多位。还有 10 几位老同志寄来
了书面意见。他们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补充与订正史实，提出改进意见，对 修改《贺龙传》书稿帮助很大。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各元帅
传编写组、军事卷各编辑部都给了真诚的帮助。特别是《当代中国》丛书编 辑部和《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编委会办公室给予具体指导，对改好这
部传记稿起了重要作用。总参政治部、管理局、作战部、装甲兵部等部门， 在政治、经济、人力和工作上给了很好的保障和大力支持。在此，我们一并
表示衷心的感谢！
《贺龙传》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到《贺龙传》编写组工作过的先后有 20 余人，其中撰稿的有朱泽云、刘雁声、黎白、金江、刘桐树、孙叔扬、孙临
平、谢武申、顾永忠、徐惠恩等。另特约王鼎华、刘正栋撰写了传主主管国 家体委和国防工业部分的书稿。初稿完成后，由黎白、金江、孙叔扬、顾永
忠、徐惠恩负责修改、改写为最后成书各章节书稿。全书由张静波、金江统 稿。刘伍和周奋，曾于 1981 年 10 月前，先后担任编写组组长，刘秉荣、王
景乾、王敬颜、程义怀、韩俊亚、张岩、辛淑梅等也在编写组工作了一段时 间。他们分别参加了编写组的筹建、调查研究、资料搜集等工作，为写《贺
龙传》作出了贡献。
本书自写出初稿到定稿，曾反复进行修改，7 易其稿，统稿 4 次。但由 于编者水平所限，不当之处仍难避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
附 录
贺龙生平大事年表
（1896—1969 年）
1896 年
3 月 22 日 （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二月初九）出生于湖南桑植县洪 家关，取名贺文常。
父亲贺士道，以裁缝为生；母亲王金姑，务农。全家仅薄田 3 亩。
1901 年 人私塾读书，学名贺平轩。
1910 年 桑植水灾为患，为养家糊口，结伴在湘鄂川黔边境赶骡马做生意，倍受
边境盐局税卡的盘剥。
1914 年
是年 由执教于桑植高等小学的留日学生陈图南介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 中华革命党，投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卖国求荣的斗争。奉命去石门、沅
陵两县从事兵运工作。事泄，连夜返回常德，途中，被土匪绑架，并同土匪 一起，被沉陵警备队关进监狱，后由贺士道买通官府，取保释放。
1916 年
1 月与陈图南、大姐夫谷绩廷一起，领导湘西暴动，夺取石门县泥沙团 防队等处 80 余条枪，发动群众，两次攻打石门未成，暴动失败。
3 月 16 日带领乡邻 20 余人，捣毁芭茅溪盐局税卡，缴枪 12 支，成立了 一支农民武装。下旬，任桑植讨袁军总指挥。
4 月任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第二营营长。
6 月率部移驻常德，被湖南督军谭延闿缴械，因有事外出得以脱险，返 回桑植。
9 月到长沙，与中华革命党取得联系，改名贺龙，继续参加斗争。
1917 年
9 月奉命回湘西发动武装斗争，任湘西护法军游击司令。
12 月部队被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张溶川吞并，贺被扣押 7 天后释放，决定 返回家乡重建武装。在石门、慈利交界的两水井，和吴玉霖用两把菜刀，缴 枪 2
支，组织 18 位伙伴与湖南援鄂的护法军一起，入鄂与北洋军阀部队作战。
1918 年 春被湘西护法军第五军军长林德轩委任为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
营营长。
1919 年 夏被澧州镇守史王子豳任命为团长。
1920 年
7 月王子豳被其副使卿衡谋杀，其子王育寅在慈利起兵。鉴于王子豳已 靠拢孙中山，乃支持王育寅讨伐卿衡。
9 月林修梅来湘西，任湘西靖国军总司令，被林委任为第三梯团团长。
10 月担任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支队长。
1922 年
春夏之交随孙中山派往四川的原川军师长石青阳人川，任川东边防军警 卫旅旅长，击败吴佩孚支持的黔军袁祖铭部，攻占涪陵。秋，移驻彭水。
是年广东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上海，派参谋赴沪晋见孙中山，表示 竭尽全力支持革命事业。孙中山复函慰勉，称其“边徼久戍，艰苦逾恒，而
壮志不渝，忠诚自矢，此真可为干城之寄。”
1923 年
6 月任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兼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与汤子模、 周西成协同，切断长江交通，阻止北洋军增援。
9 月在涪陵，亲率部队扣捕为吴佩孚运送军火进川的日本日清公司客轮 宜阳丸，击毙开枪拒捕的日方船主，俘虏吴佩孚的军械处长，缴获子弹 82 万余发。
冬讨贼军内部分化，阵线瓦解，重庆失陷，讨贼之战失败。由此，开始 对孙中山依靠旧式武装进行革命产生怀疑，认为：“孙中山是个伟人，可是，
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早晚是靠不住的。革命，要有本钱，不是经商，可 以惜钱作买卖。”
1924 年 夏移驻贵州铜仁县，收到在广东黄埔军校学习的桑植籍学生和秘书长严
仁珊的亲戚周逸群寄来的许多书刊和关于国共合作情况的书信，读后极为兴 奋他说：“确实这样做，那在政治上就确实找到了出路。”欲辞职去广东，
未获准许，后派参谋去粤晋见孙中山。
10 月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滇川黔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兼建国川军总司 令，取道湘西，北伐曹琨、吴佩孚。率部为建国联军先遣队返湘。
冬与共产党人多次接触，商谈国是，其中有中共湘区省委委员、国民党 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夏曦，兼有国共两党省委委员的陈昌等。
1925 年
2 月任建国川军第一师中将师长。
4 月 15 日任澧州镇守使，管辖 7 个县。时值澧属各县久旱成灾，悉心救 灾赈荒，整顿金融，清乡治匪，开办学校。“五卅”惨案在上海爆发后，湖
南各地形成声势浩大的爱国反帝运动。亲自向长沙、上海等地学生、工人发 出支持电报，捐助 3000 银元，予以支持。
10 月省长赵恒惕不满其在澧州所为，下令讨伐，兵围澧州。被迫率师转 移，并通电全国，阐明是非，暂驻贵州铜仁、松桃一带。
1926 年 春获悉广州国民政府准备出兵北伐，即誓师返湘。占领沅陵等地，准备
与吴佩罕、张作霖组织的“讨贼联军”叶开鑫部作 战。
7 月 16 日被广州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参加北 伐战争。
8 月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热烈欢迎国民革命军总政 治部派共产党员周逸群率宣传队来到一师，建议宣传队全体队员留在一师工
作，并向周逸群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请求中共湘区省委派人来帮助 开办政治讲习所。
9 月率部攻占公安，激战黄金口、斗堤湖，打败北军卢金山部。任命周 逸群为第一师政治部队主任，开始建立政治机关，配备政治工作人员，支持
部属加入中国共产党。
12 月攻占宜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将第一师改编为独立第十五师，任 师长。
1927 年
3 月 15 日在汉口，逮捕了蒋介石派来武汉策动西南军队投蒋的秘书长李 仲公。
4 月处理了阴谋投蒋、策划闹饷、制造事端的陈图南。
4 月至 6 月率部人豫，参加武汉国民政府发动的第二次北伐。激战逍遥 镇，夺取临颖，占领开封。
6 月 15 日独立十五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任军长。26 日， 奉命率部返抵武汉。7 月初在武汉，首次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
向周恩来表示，我认定共产党是最好的，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7 月 10 日同 意周逸群转达的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将正遭受国民党右派迫害的鄂城、大冶
等地的工人纠察队编人第二十军教导团。
7 月 15 日汪精卫在武汉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命令部队在武 汉三镇的许多共产党机关和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的门外挂上二十军的旗
帜，派兵站岗，阻止反动派搜捕，并将因在各地遭受迫害而逃来武汉的共产 党员 300 余人保护起来。7 月 17 日在二十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表示，现在革
命到了危急关头，我要跟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
7 月 23 日率部到达九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就中共中央决定在 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征询意见，希望贺龙率第二十军一起行动。当即表示：
“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7 月 25 日与叶挺、叶剑英在九江甘棠湖开会，决定不理会张发奎要他们 上庐山的命令，立即开赴南昌。
7 月 27 日到达南昌，会见中共方面有关人士李立三、谭平山、朱德、恽 代英、刘伯承、吴玉章、徐特立、高语罕、方维夏、郭亮、朱蕴山等。在谈
到南昌暴动要设法争取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参加时，说：“我们要拉张 发奎就不必干，若要干，就不必拉张发奎。”
7 月 28 日周恩来到第二十军，告之起义计划，并征询意见。表示：“我 完全听从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说，中共前委任
命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7 月 31 日列席前委在第二十军军部召开的会议，决定 8 月 1 日凌晨 4 时 起义。下午，召开第二十军营以上军官会议动员起义，说：“国民党已经叛
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起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政 府，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我们大家在一块都很久了，我们今天起义了。
愿跟我走的，我们一起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我们今后要听 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
8 月 1 日与周恩来、叶挺、朱德、刘泊承等在南昌指挥起义。
8 月底或 9 月初起义军南下途中，在瑞金，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 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出席入党仪式并讲话。出席仪式的还有李立三、恽代
英、谭平山等。
10 月 7 日南昌起义失败，和刘伯承、叶挺、林伯渠、吴玉章等从陆丰抵 香港。
11 月初从香港到达上海，并会见周恩来。周恩来告之，中共中央安排他
去苏联学习。后被敌人发觉，遭到通缉，未能成行。
11 月中旬在等待中共中央安排工作时，通过周逸群，向周恩来请求，愿 去湘鄂边重新组织武装。
1928 年
1 月 8 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同意贺龙回湘西组织武装的要求，决定组成中 共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徐特立、柳克明为委员，发
展湘西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造成割据局面。中旬，与周逸群等离开上 海赴武汉。
1 月中旬在鄂西组织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
2 月 20 日离开鄂西去湘西组织武装，28 日，到达桑植县洪家关。
4 月初前往湖北鹤峰筹款。国民党军迸犯桑植，革命武装因失去统一指 挥，战斗失利，大部溃散。周逸群转往鄂西。回桑植重新组织起 3000 人的武
装，开展打土豪，建立革命政权的工作。
7 月中共湖南省委指示，撤销湘西北特委，成立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 任书记，并正式编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任军长。鉴于部队成份复杂，决定：
渐进地将原有部队进行改造，加紧训练，吸收进步士兵入党；扩大土地革命 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推动广大农民起来斗争。
9 月初遭敌多次袭击，第四军伤亡巨大，全军仅余 200 来人，被迫转移 至湖北鹤峰县堰垭一带大山中，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为坚持斗争，在困难
中进行整顿，遣散老弱病残和政治上不坚定分子，红四军仅剩 91 人， 72 条枪，但形成了党的坚强领导。
1929 年
1 月率红四军占领鹤峰，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和中共鹤峰县委及农民协 会、农民自卫武装，建立了湘鄂西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5 月占领桑植县城，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将桑植、鹤峰两地连成一片， 湘鄂边根据地初步形成。
7 月中旬指挥红四军在南岔和赤溪河渡口全歼进犯桑植的湖南警备第一 军军长陈渠珍所属向子云部。
1930 年
7 月 4 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率红四军在鄂西公安与红六军会师，成立 红二军团。红四军改称红二军，任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
7 月下旬根据红二军团前委决定，指挥红二军团拔除洪湖根据地内的白 色据点，基本肃清了襄河（汉水）以南潜江境内的反动武装，并北渡襄河攻
占天门县重镇岳口，将鄂西地区的江陵、监利、潜江、沔阳等根据地联成一 片。
9 月 5 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强令红二军团攻取沙市，率部发起进攻，未果， 伤亡千余人。
9 月中旬新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委邓中夏主持前委扩大会决 定：南渡长江，进攻岳阳，截断武（汉）长（沙）铁路配合红一、三军团攻
打长沙。与周逸群一起，不同意置辛勤缔造的苏区于不顾，驱使全军攻打遥 远的长沙，但未被接受，被迫根据会议决定率部渡过长江，攻克南县、华容、
公安、津市，围困澧州。
12 月下旬南征失败，被迫率部退到湖北鹤峰、五峰一带。
1931 年
3 月底 4 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任军长。根 据中共湘鄂西特委来信精神，建议回洪湖参加反“围剿”。邓中夏不同意，
主张另创根据地策应洪湖斗争。根据前委会议决定，率部占巴东，渡长江， 连克兴山、秭归、远安、荆门。
4 月中旬因敌军优势兵力来攻，率军往鄂西北地区。
6 月率军攻占房县，开辟鄂西北根据地。
9 月得悉洪湖的红九师沿襄河北上迎接红三军主力，率军离开鄂西北， 下旬，在刘猴集与红九师会师。
10 月返回洪湖。此时，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夏 曦来湘鄂西，组成临时省委和中央分局，任分局书记。夏曦以临时省委名义， 将红三军编为
5 个大团，取消师部，并规定军部受省军委指挥。为此，与夏 曦展开了争论。后经中共中央指示，恢复了红三军各师师部，但在总的方面
中共中央支持了夏曦推行的“左”倾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