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总政已准备给陈沂和其他几位错划为右派的干部甄别改正。但是，由于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要强调“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件事又搁了下来。
　　　　－－－－－－－－在大跃进中
　　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判了“反冒进”，进而又提出“大跃进”。五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八月，北戴河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公社。于是，便有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一时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罗荣桓因为有病，没有参加上述各次会议，但是他十分关注这场遍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那时，北京南面不远的徐水县，曾被称为“快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典型。九、十月间，成千上万的人涌到那里去参观学习。罗荣桓同贺龙、聂荣臻也结伴去了一趟。所到之处，他们看到村子里的街道打扫得很干净，墙上都粉刷了白灰，上面写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画有其大如牛的肥猪和几个人才抬得动的大白菜。
　　他们来到幼儿园，只见一群为了迎接参观而穿上新衣服的孩子面无表情地欢迎着一队队参观者。当人们问他们吃什么时，便异口同声、象背诵似地说：“吃饺子、烙饼。”
　　罗荣桓一行也参观了可以看出是临时凑成的、里面坐着几位老大爷、老太太的“敬老院”。房里尽管打扫得很干净，床上都铺了洁白的床单，然而，四面萧然，缺乏居家过日子的气氛。罗荣桓离开这里时，对聂荣臻说：“这样的敬老院，我可不来住。”
　　第二年六月，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回忆徐水之行说：去年九月份以后，公社化的浪潮来了。全面跃进的形势看起来也比较热闹。有些人的头脑发热了，下面也热得非常厉害。那徐水，简直是“共产主义”了。我到徐水看了，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只不过是在那里的墙上写了一些诗，画了一些画，猪圈里养了几头大猪，别的也没有什么……
　　罗荣桓还和贺龙、聂荣臻等一道去天津胜芳参观了据说是亩产二十万斤的密植高产卫星田。他们来到这一块将几十亩水稻集中移栽来的田地跟前，弯下腰，用手杖捅一捅那密不透风的稻棵，仔细观看了地头上放着的一排鼓风机和拉起的电灯。罗荣桓问陪同参观的公社书记：“为什么要用鼓风机吹？”公社书记答：“不吹，空气不流通，稻子就会腐烂。”罗荣桓点点头，又接着问：“是不是所有的田地都能用上鼓风机？”公社书记摇摇头说：“不是。”罗荣桓直率地说：“那你们这块试验田，既然不能推广，这试验还不能算是成功。”旁边一位同志开玩笑地说：“可要鼓气，不要泄气呀！”罗荣桓笑了一笑说：“这个气还是少鼓一点为好。我们总还懂得点科学嘛！种田不讲科学不行。”
　　这场不讲科学、不讲客观经济规律的运动很快露出恶果。为了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从十一月到翌年六月，中共中央在郑州、武昌、南宁、上海等地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其中，罗荣桓出席了于十一月底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他表示坚决拥护会议重申党的实事求是作风，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的方针。他曾多次同聂荣臻、贺龙等议论，刮共产风、吃饭不要钱都是严重脱离实际的。
　　由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的“左”倾错误来势迅猛，严重破坏了生产。因此，一九五九年春荒时节，农村形势很糟，有的地方饿死了人。这种情况反映到部队，便在干部战士中出现了大量的思想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当时，罗荣桓已专任政治学院院长，他便亲自动手，到学院去了解学员的思想动态，并针对学员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做形势报告和讲话。从五月十八日到六月八日，他共讲了三次。
　　当时，毛泽东已在实际工作中逐步纠正一些“左”倾错误的做法；但是，这都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罗荣桓在讲话中也是首先肯定跃进，然后再具体分析存在的问题。他在六月五日学院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便首先说：“一九五八年肯定是跃进。”然后说：“但缺点也不少，教训是很大的。粮食七千五百亿斤，现在看来是不可靠的，没那么多，根据各省核实、上报的数字，大致有五千多亿斤。按照五千多亿斤粮，也不致象现在这样紧张。”
　　接着，他分析了粮食紧张的原因。他说：那时以为粮食过了关，放开肚皮吃饭，吃了五个月，大概吃了一千亿斤。六亿人口，多吃几口饭还不容易，有些地方就吃空了。本来就有虚报，再加上吃了五个月，还有全民大炼钢铁，几千万人上山，到哪吃哪，秋收还未收好，如河南有五十％的粮食未收到手，所以即使全国有七千五百亿斤粮食也非紧张不可。
　　在谈到去年的教训时，针对浮夸风，罗荣桓讲了“讲真话”的问题，他说：“现在看，粮食越紧张的地方，越是去年放卫星的地方，不紧张的倒是去年插白旗的地方，所以毛主席说，要讲真话。”为什么会说假话呢？罗荣桓指出，“上面一要，下面强迫命令，再下面就弄虚作假。”他举了河南的例子，那里要求农民积多少吨肥料，搞不出来，农民只好挑黄土充数。
　　针对共产风，罗荣桓讲了所有制问题。他说：“农业方面基本是所有制问题，现在又恢复了自留地，小队、生产队都有部分所有制，基本恢复高级社一套。农民还是农民，那时热潮一来以为要到共产主义社会了，什么也不归个人所有了，于是农民到处杀鸡宰羊，有的户一晚杀了八九口猪。”
　　在六月八日政治学院速成系八、九、十班毕业典礼的讲话中，罗荣桓还联系到了历史上党内的“左”倾错误问题，他说：去年一听增产了多少倍，头脑就发热了。毛主席经常教育我们，要我们保持冷静的头脑，头脑不要发热。过去王明、李立三他们看到革命力量有了发展，头脑一热，就搞全国暴动，结果白区损失一百％，苏区损失九十％。他认为，应当吸取历史教训，“既要有冲天的干劲，又必须有科学分析的头脑”。
　　在一九五八年“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在军队内部也开展了错误的反“教条主义”运动。罗荣桓在学习苏军经验问题上不赞成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态度，同时也不赞成把批评实际工作中的错误说成是反“教条主义”的路线斗争，用教条主义这顶帽子整人。
　　这一年五月间，以反“教条主义”为目的的军委扩大会议召开，被错误批判的刘伯承（当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奉命进京，下榻于东交民巷八号四号楼，与罗荣桓比邻而居。罗荣桓立即前往问候，并与刘伯承亲切交谈。后来，刘伯承要求到大会发言，作自我批评。刘伯承夫人汪荣华高血压病复发。罗荣桓知道后，立即叫林月琴陪她去医院看病，同时让林转告汪，叫她告诉刘帅，不要紧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要注意保重身体。有些事说一说就行了。这种事（指搞批判的政治运动）在我们这个党内是常会碰到的。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在全军普遍开展了错误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其中又以院校为重点，到处都在插红旗、拔白旗，政治学院也要反“教条主义”。
　　自从反右派斗争开展以来，在政治学院，按照中共中央规定，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基本理论课程已经停课，全院唯一的一门课是社会主义教育，即按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章节设置若干专题，结合学一点马列的语录和报刊有关文章。这种学习，内容主要是当时的一些实际问题，怎么谈得上教条主义呢？但是，全军院校“一刀切”，政治学院也得“反”。于是，“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学院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对象。罗荣桓作为政治学院院长，立即出来说话，他亲自到政治学院了解情况，纠正了运动造成的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化解了这场“批判”。但是，这种内耗性的“斗争”仍没有完结。一九五九年四五月间，在政治学院又围绕要不要在教学中“设置对立面”展开了争论。“设置对立面”，这也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一个口号。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插红旗、拔白旗”，批判“观潮派”和“秋后算帐派”。一时间，这些“左”的口号风靡全国，压抑了许多正确的意见，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为“左”倾错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些口号传到政治学院后，要不要在学员中“树立对立面”，便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当时“左”的观点盛行的形势下，不赞成者有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的危险，最后问题提到了罗荣桓那里。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罗荣桓在政治学院明确指出：“学习中间要提倡自由思想。不要怕，有什么想法就讲什么。自由思想、辩论，要提倡。对立面，事实上客观存在，哪个问题都有对立面。但不要为对立面而去找对立面，不要这样提，就是提倡自由思想。首先提找对立面，谁也怕当对立面。这顾虑要解除。提倡自由思想，精神就舒畅些了。”
　　　　　　　－－－－－－主持民兵工作
　　一九五九年七月，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直言获咎，被错误地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遭受批判。罗荣桓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
　　会议期间，彭真从庐山打电话给罗荣桓，通报了会议情况，并说，毛主席准备让林彪接替彭德怀国防部长的职务并征求未出席会议同志的意见。罗荣桓说，国防部长外事任务较重，林彪身体不好，似不宜担任这一职务。罗荣桓建议由贺龙任国防部长。彭真向毛泽东报告了罗荣桓的意见，然而未被采纳。九月，组成新的军委，林彪出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罗荣桓作为军委委员，分管民兵建设。十二月，军委成立民兵工作组，罗荣桓担任组长，张爱萍、甘泗淇任副组长。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教育部、国家体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各出一名领导干部任工作组成员。①〔一九六一年七月，军委民兵工作组扩大为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罗荣桓任主任〕
　　民兵工作，既是我军的传家宝，也是罗荣桓的老本行。在军委民兵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上，他说：“我们是靠民兵起家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就在两湖农民中搞起赤卫队。秋收起义，毛主席领导我们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红军就是在赤卫队基础上搞起来的。以后，毛主席提出正规军、地方军、赤卫队相结合，构成了根据地武装斗争的有利形势。在江西中央苏区，又建立了少年先锋队，那时的少先队就是现在的基干民兵，成团成营地扩军就是靠赤卫队、少先队。抗日战争时期，民兵有了更大的发展，配合部队作战，独立坚持游击战争、坚持地方斗争。解放战争时期，民兵更普遍了，部队扩充兵员主要从民兵中来。日本投降后，我们在山东整编，很快就搞出了五十个团；在东北也搞了两批，一批五十个团，一批八十个团①〔两批实际达一百六十四个团〕，这些都是靠民兵搞起来的。”
　　罗荣桓这一段话，扼要地叙述了中国民兵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正是他本人从事民兵工作的经历。
　　罗荣桓分管民兵工作后，首先召集总参动员部长傅秋涛和总政群众工作部长谷景生汇报情况，然后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主持起草了以军委名义致中共中央的《关于民兵工作问题的请示报告》。
　　报告首先提出，要提高对现代战争中民兵战略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现代战争将是导弹与氢武器②的战争〔当时用语，即核武器〕，它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工矿重点、交通枢纽地区的破坏是很大的。我们对付这种战争，必须实行全民防御，建立全民防御网，而这种全民防御网，又必须依靠民兵。民兵工作搞好了，就可以减少常备军，腾出钱来搞特种技术武器，培养干部，培养技术兵。至于战时所需要的大量的步兵，可以从民兵中动员，要多少就有多少。”“因此，民兵工作在我国国防建设上，是有重大战略意义的。”
　　报告根据罗荣桓的意见提出，民兵工作应将重点放在政治经济中心地区、重点厂矿、交通枢纽和陆海边防地区。后来，罗荣桓曾多次论及这一问题。他明确了民兵的战略布局和工作重点，从战略高度解决了民兵工作的指导方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民兵工作的重要发展，也是罗荣桓对民兵建设作出的贡献。
　　报告还提出了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问题。
　　罗荣桓接手民兵工作，是在庐山会议之后。这时，民兵工作同其他领域的工作一样，也已经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在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以后，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提出，民兵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人民公社化运动为实现全民皆兵提供了空前优越的条件。九月间，毛泽东又提出要“大办民兵师”。“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这两个口号虽然起到了激发广大群众爱国热忱和推动民兵建设的作用，但是它已被纳入大跃进这个大框框内，同当时提出的钢铁、交通、文教、邮电、卫生等一系列“大办”一样，浮夸色彩甚浓。庐山会议之后，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被打断，又开展了“反右倾”运动。浮夸、说假话等不良倾向依旧盛行。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对此更是推波助澜。这种情况也不能不影响到民兵工作。罗荣桓一出任军委民兵工作组组长，便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来排除“左”的干扰，尽量减少其对民兵工作的破坏作用。
　　一九六○年一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上，林彪作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提出了要建立六百个基干民兵师的任务。
　　组织基干民兵，罗荣桓是赞成的，一九六○年二月，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民兵座谈会上，罗荣桓提出了把兵役制作为基干民兵升级受训的制度。他说：“基干民兵升级到部队，受训三年，退伍回到民兵中去。这两个制度结合为一体是好的。”罗荣桓这一思想实际上就是使民兵和预备役相结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的动员工作，虽然具体作法同罗荣桓说的不完全相同，但仍然是按罗荣桓提出的民兵和预备役相结合的思路做的①〔参看《当代中国民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第一版，第十五页〕。
　　但是，他不赞成马上就组建六百个基干民兵师。在上述座谈会上他坦率地说：“现在要搞六百个师，今年要编当然也可以编起来，也可能会象邓克明同志②讲的〔当时的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流于形式。”
　　二十六年前，罗荣桓在中央根据地任总政动员部长时，“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就提出过“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的不切实际口号。为了完成指标，许多地方或者以填花名册的办法来搪塞，或者强迫命令。结果编是编了不少部队，但水分甚多，流于形式。现在要搞六百个师不也同样如此吗？罗荣桓接着说：
　　“究竟怎样搞法，怎么分布，都要作很好的研究。首先要服从生产，搞不好，就会象彭德怀所说的，会增加农村‘五多’③〔似指表报多、文件多、会议多、蹲在机关多、一般号召多〕，所以大家要仔细地考虑一下。”
　　最后，罗荣桓说：“现在民兵已提到战略地位。林总在上海会议上讲了三四个钟点，你们回去又给省委一讲，这就更紧张起来了。因此，大家要注意工作方法。”“现在，要求我们的是脚踏实地的做工作，确确实实地为战争做好准备，而不是要求我们广泛进行宣传。这种哑巴工作是完全符合客观形势的。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工作方法问题。”
　　为了总结交流经验，推动民兵建设，在罗荣桓的主持下，全国民兵代表会议于一九六○年四月十八日在北京开幕。来自全国的在保卫海防、边防、保卫生产、维护治安的斗争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民兵代表，以及过去战争年代功勋卓著的老民兵、老赤卫队员共六一六一人出席了大会。罗荣桓在开幕词中指出，大会的任务就是为了要进一步调动全国千百万民兵的革命积极性，发扬民兵的光荣传统，发挥民兵组织的作用，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国防建设。他号召各地民兵要继续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生产知识、科学知识、军事知识，开展体育活动。要求人民解放军应该更加关心民兵的建设，更积极地把自己的军事本领和优良作风传授给民兵。
　　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推动民兵建设，然而，由于当时整个形势是仍然在“反右倾”的错误轨道上滑行，民兵工作中的浮夸风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后不久，总参动员部汇总全国民兵的数字是二。四亿，其中基干民兵有○。九亿。对这两个惊人数字，罗荣桓持怀疑态度。一九六○年十月，他对傅秋涛明确说：这两个数字“不能完全相信，我看要打六折，里面一定有浮夸”。
　　一九六○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又开始恢复。在这一有利形势下，一九六一年四月总参谋部动员部召开了民兵工作专业座谈会。会议期间，罗荣桓作了三次指示，提出要重新检查贯彻“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口号的问题，重新核实民兵的数字。他说：“主席提出‘全民皆兵’，这是一个战略口号，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形势下提出的。‘大办民兵师’也是主席提出的，是达到全民皆兵的一个具体措施，大办民兵师需要有个步骤才能作到。要大办，究竟怎样大办？弄到下边，既然是‘全民皆兵’，一上名册就行了。”又说，“全国民兵代表大会轰起来了”，“以后不到两个月就有二。四亿，数字是假的。我曾说过四六开的，有的地方是倒四六开。究竟民兵有多少，是个谜。”
　　他认为不应再把“全民皆兵”作为行动口号。他说：“我们不能天天喊‘全民皆兵’。你们的报告中还是强调全民皆兵。全民皆兵是我们的目的。不是现在马上就能够做到的。……你天天‘全民皆兵’，下边就造假名册……。现在看来，在和平建设时期搞几亿民兵，特别是在没有民兵工作传统的新地区……”他没有将这句话说完，又换了一个角度说：“县武装部搞几点，分区搞几点，省军区搞几点，大军区搞几点，把力量集中使用，分散了搞不出名堂来。”
　　罗荣桓主张，把那些充满水分的、不切实际的数字坚决改正过来。但有的干部思想不通。他们认为大办民兵师是毛主席的号召。民兵不占编制、不发军衣、不吃公粮，多搞点没什么。罗荣桓说：与其大而无当，不如搞一点实在的。对他们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为了把民兵的数字压下来，罗荣桓建议，提高参加民兵的年龄下限和降低参加民兵的年龄上限。根据他的建议，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民兵工作条例》修改了参加民兵的年龄条件，男性公民压缩了五岁，女性公民压缩了一五岁，仅此一项民兵数量即减少了几千万。
　　自从主持民兵工作以后，罗荣桓就十分注意抓民兵工作的落实，要求抓重点，反对一般化、大呼隆的工作作风。在《中央军委关于民兵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明确提出民兵工作的重点应放在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地区，工矿区，交通枢纽地区，边防地区和沿海重要岛屿。后来，罗荣桓对此又多次作了具体解释。
　　在城市中，他认为民兵工作应以工厂、学校为重点。他说：“城市民兵工作，主要是抓工厂、学校。工厂第一，学校第二，别的松一点也可以。”在工人民兵中，他又提出：“要以训练特种兵为主，要将航空、航海俱乐部的工作抓紧，要运用国防体协这个组织去推动工作，要多搞滑翔、跳伞、划船、舢舨活动、摩托车赛跑，无线电训练也要搞，这是我们的强大的后备力量。”对于机关、街道中的民兵，他认为不必强调。他说：“机关的民兵，国庆检阅、五一示威有点意义，不要强调，也不必取消。一般地轰，徒然费力气，分散了力量，不能总结经验，城市的街道也不要搞，麻烦得很。”
　　他认为，许多同志都有搞农村民兵工作的丰富经验，但对城市民兵工作，却是新问题。他将这一现象称为“老兵新传”，希望大家多总结城市民兵工作的经验。
　　罗荣桓关于全国民兵以城市等要害地区为重点，而城市又以工厂、学校为重点，在工厂民兵中又以训练特种兵为主的思想，减少了各地区由于实行“全民皆兵”乃一轰而起的大呼隆现象，从而使民兵工作能够比较落实。
　　为了抓落实，罗荣桓强调民兵工作要接受地方党委统一领导，服从生产，结合中心工作。
　　一九六一年二月，罗荣桓在视察部队时说：“搞民兵工作必须紧紧掌握一条原则：在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下，结合中心去开展工作。”他又说：“省军区就是省委的军事部，省军区要给省委当好参谋。省军区、军分区政治部的工作要跟省委、地委的中心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
　　他明确指出：“学校民兵工作主要是促进提高教学质量，工厂民兵工作主要是促进工业生产质量。学校和工厂的民兵工作，都要在不妨碍教学质量和工业质量的前提下去进行。”为了抓民兵工作的落实，他要求民兵训练的形式要小型、多样、灵活、业余并结合生产和业务。
　　一九六○年四月，在全国民兵代表会议期间，召开了民兵工作座谈会。罗荣桓在发言中非常具体地论述了民兵训练问题。他说：“民兵训练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要和生产组织相结合，利用业余时间，不要妨碍生产，不要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要结合国防体育，搞射击、滑翔、跳伞等比赛。学校可以利用暑假、寒假组织野营。机关、企业可以利用工间操的时间，搞一些小口径步枪瞄准，用假日打打靶……如果光等集中起来搞制式教练，那样味道就不大了……农村可以利用农闲的机会，在县以下搞一点集会，一年举行一两次。”对于有些人民武装部门训练民兵时机械搬用部队的一套，占用生产、工作和学习时间过多、过长，有的甚至让学校停课一周搞野营，罗荣桓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这样下去，民兵工作是不会落实的，做不好的。”他说：“野营活动也要搞小型的，搞一天、半天、几十分钟都可以，这样既不影响生产、工作和学习，又不影响群众休息。总之，民兵训练的方式方法要生动活泼，要注意劳逸结合，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要搞些有实际内容又与本行业务相结合的训练活动。”
　　罗荣桓坚决反对动用民兵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一九六○年，由于形势不稳定，有的地方干部群众关系比较紧张，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抢粮事件。有些干部就动用民兵来对待群众。对此，罗荣桓坚决反对。他说：“用民兵搞强迫命令、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要抵制，坚决不执行……”“凡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要是使用民兵、动用民兵，就是犯法。”
　　在这期间，在罗荣桓亲自领导下，民兵工作由于注意了重新认识“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的口号，注意了纠正浮夸风和强迫命令风，强调了抓重点，服从地方党委统一领导，结合中心工作和服从生产，民兵训练形式要小型、多样、灵活、业余并结合生产和工作，严禁动用民兵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因而民兵工作逐渐落实。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城市、边防、海岛等重点地区的民兵工作搞得比较扎实，从而为一九六二年粉碎窜犯大陆的国民党武装特务，为维持社会治安，为巩固海防边防作出了贡献。
　
第二十八章　再任总政治部主任
　　
　　　　－－－－－－复出
　　一九六○年秋天，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一年后，发动了对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批判斗争。
　　林彪整谭政的原因主要是他感到谭政主持总政工作的内容和方法都同他格格不入。早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林彪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学习毛泽东著作，这是捷径。这并不是捧场，不是吹毛主席的。这是告诉你们一个学习的简便的窍门。”到一九六○年九、十月间，林彪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站在现代思想的顶峰”，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使个人崇拜进一步升温。然而，谭政对这一套的接受却十分迟缓，他主张系统地完整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林彪则把谭政的主张指斥为“糊涂观点”和“教条主义”。
　　谭政十分重视部队的科学文化教育。一九五九年一月，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在干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规定十年内，使全军大多数干部在现有水平的基础上，按本人业务需要，在专业知识方面，达到大专教育水平。于是，全军继五○年代初期的文化大进军之后，又掀起一个向科学文化大进军的热潮。林彪为了推行愚兵政策，以制造个人迷信，认为部队干部的文化能写写信、算算四则题就足够了。谭政要求普及中高等教育，林彪给他扣上“使政治工作方向发生严重的偏差”的帽子。
　　接着，上纲上线，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且挂且联，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根据林彪定的调子，谭政被说成是彭德怀“军事俱乐部”①里的“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又被错误地称为“军事俱乐部”〕，他和总政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解放军报》总编辑欧阳文和秘书长白文华被诬陷为组成了“反党宗派集团”。总政副主任傅钟和甘泗淇也被捎带“批判”。
　　一九六○年底，根据林彪的意见，谭政被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毛泽东将总参谋长罗瑞卿和总政副主任肖华请到中南海去商量由谁来接替谭政任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和肖华都建议由罗荣桓复出，毛泽东立即同意。于是中央决定，由罗荣桓重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任命罗荣桓为总政治部主任，并不合林彪的意。他竟然一直不让在报纸上公布。
　　对于罗荣桓，这一切都使他感到突然。十月间的军委扩大会议，他因病没有参加。批判谭政，事先林彪对他连招呼也不打一个。
　　罗荣桓认为，谭政尽管在工作上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不会反党反毛主席。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的一次会议上曾用迷惑不解的口吻说：“他（指谭政）跟主席工作那么多年了嘛，怎么会发生反对毛主席的问题？”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组织原则上讲，他仍然要服从中央军委作出的决定。
　　谭政被降职后，罗荣桓同他谈话，鼓励他说：“要振作精神，抬起头来，继续工作嘛！不要这样垂头丧气的。”
　　谭政望着这位秋收起义前即已相识的老战友，有点困惑地说：“我现在又能干什么呢？”
　　“你可以下去搞调查研究，发现了问题就及时向中央和军委报告。”罗荣桓热情地向他建议。
　　谭政采纳了这位老战友的建议。这时谭政分工管后勤政治工作，他到成都的一个军工厂蹲点五个月，到武汉一个被服厂蹲点三个月，带回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了调查报告，准备向军委汇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日程却迟迟没有安排上。罗荣桓又找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说：“谭政蹲了几个月的点，这种精神是可嘉的。他带回了许多第一手材料，有很多的意见，应该组织听一次汇报。”不久，罗瑞卿按照罗荣桓的意见，组织了总参、总政、总后等有关领导和部门专门听取谭政的汇报，讨论了军工生产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和制定了改进措施。这对于谭政继续坚持工作是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对于受谭政牵连的总政其他干部，罗荣桓同样很关心。原宣传部长姜思毅刚刚被降为副部长，罗荣桓便指定由他带一个工作组到西安电讯工程学院蹲点，进行调查研究。姜思毅在西安蹲点四个月。一九六一年九月，罗荣桓专门把他请到自己家中，听取他的汇报，并将他的关于改进军事院校政治教育的合理建议吸收进了总政拟定的《院校政治教育方案》之中。
　　罗荣桓不仅对谭政等予以保护，而且对于其他一些受到“左”的错误伤害的干部也尽力帮助他们解脱。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原海军第二副司令员罗舜初受株连，被错误地说成是“彭、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海军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被免职送到政治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填写干部履历书，罗舜初请示肖华，在反右倾中受批判要不要填写。肖华请示罗荣桓后答复：不要填写。一九六一年底，罗舜初即将从政治学院毕业，罗荣桓建议任命他为负责搞电子工业技术的国防部第十研究院院长。但有人反映，罗舜初在政治学院学习期间，对庐山会议和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不表态，不宜去十院这样的要害部门。有的干部还说罗舜初抗战时期在山东就同黎玉“搞在一起”①〔黎玉在山东工作时，一九四八年曾受饶漱石、康生的打击被无端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一九八六年三月，山东省委和中共中央已为黎玉平反〕。罗荣桓得悉后，明确表示：这样讲不好，仍坚持要罗舜初去十院工作。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同意罗荣桓的意见。不久，军委任命罗舜初为十院院长。
　　　　　　　　　　　　 －－－－－－－提出向地方反映情况问题建议的前前后后
　　一九六○年，罗荣桓再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中国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生产力下降，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部队广大指战员对于由“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工作中的失误，意见很多。罗荣桓认为，要稳定部队的情绪，纠正这些失误，必须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情况。一九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他在政治学院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军队有一些人不太关心地方工作。过去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就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情况，现在根本没有了。在山东，农村劳动力减少了二十％，牲口由六百万降到二百万。许多土地荒掉了。部队为什么不反映情况？……这样大的灾荒，一平二调共产风，不反映怎么行！”
　　十一月二日上午九时，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一行三人到罗荣桓家里，向他汇报晋、冀、鲁、豫、辽和北京六省市民兵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汇报中，傅秋涛反映，某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今年八月带了动员处长等人到一个县检查工作，了解到该县非正常死亡人数，回来后未向党委反映。有一个秘书问动员处长为什么不反映，动员处长说：“首长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
　　听了傅秋涛的话，罗荣桓的心情很沉重。他严肃地指出，不反映情况，“其实是党性问题”。他说：“中央的政策、指示，现在有些贯彻不下去。比如三级所有，中央早有决定，他就是不办。在这种情况下你反映了情况还能划你右派？这是个党性的问题，也是个群众观念的问题。”
　　送走傅秋涛后，罗荣桓的思绪仍沉浸在刚才的谈话之中，当晚夜不能寐。
　　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以贯彻这一指示信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以“坚决反对：（一）贪污，（二）浪费，（三）官僚主义。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反对干部特殊化。反对干部引用私人、徇私舞弊、打骂群众的国民党作风”。
　　收到这一信件后，罗荣桓立即打电话将肖华请来，研究在军队如何贯彻，决定发一个关于做好驻灾区部队和家在灾区人员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他还针对指战员对农村工作中刮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有不少反映的情况，要求肖华以总政治部名义向中共中央写个建议：“各地驻军除接受当地党委领导、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直接参加一些地方工作、虚心学习地方工作经验外，还应经常关心地方工作，及时向当地党委反映驻地附近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动态，地方工作中执行中央指示的情况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军队各级政治机关应把这一工作当成是自己执行工作队任务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一建议于一九六○年十一月七日上报后，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同意。总政立即向部队作了传达。
　　但是，此事却引起了林彪的不快。
　　林彪曾经规定：由于他有病，不常在京，总参谋长、总政主任可以不经过他而直接向党中央、毛主席请示。然而谁个如果真的这样做了，或者虽然并没有这样做而被林彪怀疑这样做了，谁个就要倒霉。后来贺龙、罗瑞卿等被整，无不与此有关。
　　林彪认为罗荣桓越过了他擅自向中央请示问题，是对他的不敬。于是，在十一月十日，他向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报告首先抽象地肯定了一句：“这个建议的出发点是好的。”然后说：“……这个通令发下去后，各地驻军与地方党委的关系容易弄坏，对于党的统一领导等不利，造成军队在党外来干预党的工作的情况。”“军队干部很容易受家庭和富裕中农的影响，对地方工作妄加非议，而形成主观主义的乱讲。军队有很多干部的资格比当地负责干部老，结果形成老资格出来干涉地方工作，会使党的干部受到很大压力，以致可能发生全国性的军队与地方对立，造成军队对地方妄议的潮流，而不利于工作。”
　　虽然罗荣桓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在一九六○年党内民主生活已不正常的情况下，林彪的意见却一度得到重视。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起草《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正确地提出“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的同时，又对肖华批示：“照林彪同志意见办理。”
　　既然毛泽东已经批了，罗荣桓和总政机关都得遵照执行，这件事也就了结了。可是，在林彪那里事情并没有完。他把这件事当作了抓在手里的一根“辫子”。后来，到一九六一年六月间，他又一次将它翻腾了出来。
　　　　　　　　　　　　 －－－－－－－对林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方针的异议
　　林彪把攻击的矛头指向罗荣桓，在他一手策划的“批谭事件”中已经露出了端倪。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罗荣桓当时对林彪的意图还不可能看清，但也并非毫无感觉。在批判谭政之后，傅钟于一九五二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被翻腾出来并遭到批判。针对此事，一九六○年十月二十八日，罗荣桓在政治学院讲话时意味深长地说：“傅钟同志在一九五二年发表一篇文章，说学习理论要先学后联，不能立竿见影，登在《八一杂志》上。这样说，是我在总政治部当主任的时候了。”他没有再说下去，但话的意思很清楚：傅钟发表这篇文章时，谭政还在中南军区，帐自然不能算在谭政名下，那末，是不是要找后台啊？至于学理论究竟能不能“立竿见影”，罗荣桓在这次讲话中还没有表态。但是他针对林彪攻击“系统的”学习是“教条主义”却讲了一段话，现在保存下来的讲话记录稿如下：
　　什么叫系统？从实际出发研究理论，而不是从经验主义出发。以经验主义的态度学理论不行。看问题不要带片面性，所以许多东西都要很好解释。
　　这是一份原始记录，语句记得不够完整，但意思很清楚。一开始，罗荣桓用问答式给系统（学习）下了个定义，认为“从实际出发研究理论，而不是从经验主义出发”就叫做“系统学习”。由此可见，系统学习并非教条主义，而反对系统学其实倒是经验主义。罗荣桓所说“看问题不要带片面性，所以许多东西都要很好解释”，显然是不指名地也是比较委婉地表示了对林彪攻击系统学习为“糊涂观念”的异议。
　　罗荣桓认为，系统学习和从实际出发是一致的。因此，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就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的历史。所以，学习毛主席著作就要结合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党史为线索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就是从五十年代起，罗荣桓不断提倡的“一条线”的学习方法。
　　罗荣桓认为，只有按照“一条线”的学习方法，才能了解毛泽东某一论断是在何种历史条件下针对什么问题而发，才能学到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个别词句。这种学习方法同林彪的“带着问题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然而，林彪在错误的道路上却是越走越远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他在提出“带着问题学”和“立竿见影”后又添加了几句话拼凑了一套所谓学习方法，后来被吹嘘为“三十字方针”①〔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于是，林彪这一套在形态上更加完备了。为了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罗荣桓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在十二月间在听取总政各位副主任、各部负责人汇报时，多次从各个侧面就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一九六一年一月，济南军区政委梁必业调到总政任副主任，罗荣桓在同他谈话时指出：“带着问题学，就是要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这样提不适当。比如两口子吵架，发生了问题，如何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还是应当学习立场、观点、方法。”梁必业在总政办公会议上传达了罗荣桓的意见。
　　对林彪的“顶峰”论，罗荣桓也明确表示不赞成。他在听取总政干部部长甘渭汉汇报干部工作后说：“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当代思想的顶峰，那就没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是一样的。马列主义向前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嘛！”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总政召开的青年工作座谈会上，罗荣桓作了多次即席讲话。他说：“学毛著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要好好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小平同志讲，对毛选宣传要反对庸俗化。只喊口号不行，不能各取所需。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他还说：“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学习词句，还是学习立场、观点、方法，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对毛著引证要认真负责，不能不理解就去引，只当作招牌。”“要防止借宣传毛主席来突出自己。”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罗荣桓在肖华、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陪同下，接见了《解放军报》副主编以上的干部，对报社工作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他从正面阐述了应当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反复强调：“要领会毛主席思想的精神实质，不要满足于引证某些词句。”他说：“对马恩列斯不要教条主义，对毛主席思想也不能教条主义，不能只引证某些词句。毛主席的文章很少引证马克思、恩格斯怎么说的，但他讲的是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
　　在这次接见时，罗荣桓还提出了“对林总的宣传要认真负责”的问题。他认为，把林彪“随便讲的一些话”，“不分场合报导出来，是不好的”。他说：“今天这样讲，明天可能不这样讲。客观认识是反反复复的。就那么准确？那就难了。”
　　从罗荣桓这些讲话可以看出，他和林彪在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问题上的分岐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罗荣桓积极响应。他不当总政主任已有三年多了。这三年多部队情况有很大变化。尤其是当国家正处于暂时困难之中，指战员们的思想动态如何，部队工作究竟存在些什么问题，他都需要再摸一摸。于是，他不顾重病在身，决定亲自到部队中做一些调查研究。
　　一九六一年二月四日中午，罗荣桓和贺龙一道乘火车顺京沪线南下。
　　第二天下午两点多钟车到浦口，那时还没有长江大桥，火车需要轮渡。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副政委肖望东、政治部主任鲍先志已经渡江来到车上迎接，并利用火车轮渡的一个多小时向两位元帅汇报部队情况。他们谈了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情况，开展两忆三查（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的情况和部队的生产、生活情况。罗荣桓和贺龙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贺龙的烟斗里不时发出轻微的丝啦丝啦的响声。
　　汇报中，许世友反映：“现在南京部队干部每人每月只能吃到三一斤粮食，没有肉吃，油水很少，特别是团以下干部，年纪比较轻，每天带着部队搞训练，爬山涉水，晚上还要搞夜间训练，体力普遍下降……，许世友说到这里，停了下来。车厢里一片沉默，似乎空气都增加了重量。
　　在罗荣桓手边的茶几上放置着一叠裁好的白纸和几支削好的铅笔。听许世友汇报时，罗荣桓拿了一张纸，用铅笔在上面写了“三一斤”几个字，他见许世友不讲了，便又问了一句：
　　“干部战士情绪怎么样？”
　　“大家情绪都很好，没有听到什么怨言。”许世友回答道。
　　罗荣桓非常了解许世友，知道这个耿直爽快的人是不轻易在上级面前叫困难的。他既讲了，就说明这是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情况。罗荣桓看了看许世友，正准备说话，贺龙站了起来，将拿着烟斗的右手向前一伸，十分严肃地说：
　　“这个问题可要注意哟！军队是我们国家的命根子，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过去我们靠军队打天下，今天还要靠它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干部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可不能把他们的身体搞垮了噢！”
　　罗荣桓接着说：“贺老总说得很对。你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这可能是一个全军带普遍性的问题，要很快解决……我们的干部是很好的，他们懂得体谅国家的困难。越是这样，我们做领导的就越要关心他们。各级党委要把部队的生产和生活当做一件大事来抓。”说到这里，他沉吟了一下，又接着说：“如果一下子解决有困难，宁可机关干部少吃一点，把粮食省出来，也要让下面的干部吃饱。”说完，他又拿起铅笔在“三十一斤”下面画了两道粗粗的黑道。
　　车到东岸，下车前，罗荣桓又对许世友等叮嘱道：“关于部队营养不足和体力下降的情况，你们要派人去做一次专门调查，写出报告。要具体，有典型材料，能看出问题。报告写好送给总政，然后通报全军，让大家都来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这时，除了怎样学习毛主席著作外，应当如何解决部队因暂时困难而引起的思想问题，也时时在罗荣桓的脑际索回。
　　在南京，罗荣桓和贺龙同去一个警卫部队的连队，了解战士的生活，看了伙房和食堂。当他们了解到由于连队搞了些生产，养了猪，种了菜，伙食还差不多时，心里才稍感宽慰。在同战士谈话时，罗荣桓又问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他问战士们：“林副主席最近提出了‘带着问题学’，你们是怎么样理解的？”当时，林彪那一套还刚刚提出，背语录、背“老三篇”等也还没有兴起，因此他们对罗荣桓提出的问题都答不上来。停了半响，一位指导员吞吞吐吐地说：
　　“我们支委开了好几次会研究学毛选问题。但是我们水平低，研究来研究去也不知道该怎么学才能立竿见影。”
　　贺龙把手一挥：“上面是那么讲的。你们下面学的时候，要灵活运用嘛！”
　　罗荣桓接着说：“毛主席的著作，你们要认真学习，注意联系实际，领会精神实质。”他沉吟了一下，“至于‘见影’不‘见影’，究竟何时可以‘见影’，那是以后学习成效的问题，先不要考虑它。”
　　二月六日，罗荣桓、贺龙到达上海。第二天，他们将驻上海的陆海空三军负责同志请来介绍情况。
　　汇报中，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方中铎说，在暂时困难面前，有些战士因为家乡遭了灾、乡亲们挨了饿或者是社队干部作风不好而说怪话，有的连队干部就说这是“反对三面红旗”，将这些战士划为落后分子。罗荣桓十分明确地说：“在战士中不准划‘类’。把若干战士划为落后分子，不仅没有好处，而且副作用很大。”
　　贺龙接着说：“对哟，可不要因为人家讲了几句怪话就说人家是落后分子。现在说几句，可能以后还要多一些咧。因为现在才二月份，难过的日子还在后头。南方五月小麦登场，到北方，六七月小麦才能登场。”
　　罗荣桓又说：“怪话说得多的，往往是阶级出身好的，他们没有多少顾忌，敢说话，敢暴露思想，‘怪话’可能多一些。倒是那些中农、上中农出身的，比较谨慎，往往不多说，可并不见得没有意见，而是有顾虑，不敢讲。因此，不要把战士说些怪话就说成是落后分子。不能随便戴帽子。”
　　“帽子可是不能随便戴。”贺龙说，“戴得不好就不舒服。我们不能伤了感情。要重视战士的自尊心。一定要强调说服教育，不能压服。逼得太厉害了，就会铤而走险！”
　　罗荣桓说：“政治工作干部，特别是政治指导员，一定要与战士有浓厚的感情。要把战士当作自己的亲兄弟。做到战士心里有话，都愿意并且敢于向指导员说。如果战士有话，闷在心里，不敢或不愿对指导员、对支部讲，那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家，我们的工作落后了。所以落后不在于群众，而在于领导……现在国家还有困难，粮食不够吃，吃不到肉，菜也很少。战士们每天那样辛苦还能很好进行训练、从事生产，做到这一点就不简单了，怎么还能喊他们落后分子呢？”
　　后来，总政治部根据罗荣桓的意见，向各单位打了招呼：在文件、报纸和口头上，取消“落后分子”的称呼。必要时，相对于“先进”这一词汇，改用“后进”的提法。
　　二月十三日，阴历腊月二十八，正是家家户户准备过春节的时候，罗荣桓和贺龙又风尘仆仆赶到福州。第二天是除夕，他们顾不上休息，便将福州军区的领导干部请来汇报海防工作和民兵工作情况。
　　春节期间，他们经泉州来到厦门前线。正月初三，罗荣桓冒着敌人炮击的危险，攀登陡峭的山崖，来到前沿阵地看望战士。随后，他在一个师里召开指导员座谈会，听取了汇报，并就如何搞好连队政治思想工作、管理教育和怎样抓生活等几个方面，同这几位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参军的新一代的指导员娓娓而谈，亲自传授自己做连队工作的切身体会。
　　罗荣桓说：“现在部队的战士是义务兵，人员流动很大，哪儿的人都有。往往一个连队有几个省的人。战士们都和自己的家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地方上发生的事情，会很迅速地反映到部队中来。因此，要想做好连队政治思想工作，指导员不但要熟悉本连每一个战士的家庭、历史、思想情况，而且还要知道战士家乡的情况，知道哪一个地区近来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否则就无法回答战士们提出的问题，领导上被动，成了‘马后炮’，政治思想工作就不可能做好。”
　　座谈会结束后，工作人员整理了题为《贺元帅、罗元帅视察部队时的指示》的记录，其中根据当时流行的说法，提到社会上阶级斗争形势比较复杂，“敌我性质的斗争又往往是和人民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这种情况会通过各种途径反映到部队中来。罗荣桓审阅后，提出两点意见：一、纪录稿中尽量少提他的名字和军衔；二、此稿暂时不要发表，因为有些问题还要考虑考虑。比如，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连队提合适不合适？他认为，在连队不宜提敌我矛盾。罗荣桓这一考虑和当时流行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必然大量反映到部队中来”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可是，罗荣桓这一实事求是的看法，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在这次座谈会上依据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林彪创造四好连队①的口号提出的“四抓一调查”在几个月后竟无端遭到林彪的攻击〔指思想、作风、训练和生活管理四个方面〕。
　　二月下旬，罗荣桓、贺龙到达南昌，听取了江西省军区负责人的汇报，视察了南昌步兵学校。三月初又到达长沙。
　　三月一日，罗荣桓在长沙接见几位连营干部时，又向他们提出了在南京已经提过的问题：如何带着问题学？怎样才能立竿见影？三月六日，罗荣桓视察了长沙第一政治干部学校，会见了校长相炜等领导干部，又重新提出这两个问题，并就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学毛选，你们要根据不同对象提出不同要求。学员中有很大一批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入伍的，要多学点党史，不然，毛选就读不进去，就感觉不到什么问题，读起来也不亲切。如果知道在哪些重要的历史关头，毛主席都有一些什么主张，这就领会深刻了。所以我主张你们首先讲讲党史，以党史为线索去学习毛选。”
　　罗荣桓还指出，学习毛泽东思想，应根据不同对象提出不同要求。他说，听说在南昌有一个部队每人买了一部毛选，这种热情是好的，但是不是都读得懂啊？对战士，应该多搞一点传统教育，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嘛！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能只用一个办法、一把尺子去要求，那样做就是教条主义了。
　　这时，罗荣桓除了考虑“带着问题学”和“立竿见影”外，对林彪主张“背一点东西”，把毛选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也发生怀疑。他认为，背诵的办法容易把毛主席著作教条化，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教条主义从来都是格格不入的。在这次谈话中，他尖锐指出：“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那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
　　座谈会结束后，罗荣桓仍然在继续思考关于“背一点东西”的问题。第二天清晨散步时，他走着走着，突然停下脚步回过头来问随行人员：“读毛主席的书，只记住那么几句话，能解决问题吗？”随行人员并不知道此时罗荣桓已同林彪在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产生了原则分歧，都感到他问得很突然，但罗荣桓所提问题答案是明显的。因此都以摇头作答。过了一会儿，罗荣桓又吩咐道：“告诉昨天我们去的那个学校，组织学员学习毛主席著作时，不能只对书中的个别词句，一两句话发生兴趣，要注意学习毛主席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领会精神实质……马列主义从来就是反对教条、反对迷信的。”
　　一个多月的调查过程，显然已使罗荣桓明确认识到，林彪的提法背离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从根本上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如果听任其发展下去，将对部队建设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以后的问题就是要向林彪提出意见了。
第二十九章　同林彪的一次原则斗争
　　
　　 －－－－－－－在军委常委会议上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二日，罗荣桓回到北京。过了几天，《解放军报》总编辑李逸民带了和谷岩写的一篇关于他和贺龙元帅视察部队的新闻稿小样来到罗荣桓家里，请他审阅。
　　罗荣桓看了这篇报道的内容，第一段是讲搞好调查研究，第二段是讲学习毛主席著作。报道写道：“对学员提学习要求要区别对象、区别水平，不要作一般化的要求，用一把尺子去要求。对于没有党史知识的学员，可以先讲点党史，以党史为线索去学习毛主席著作……”
　　这一段文字基本上是按照他在长沙政干校讲的原话整理的。罗荣桓又反复看了两遍，然后把稿子放到茶几上，沉思起来。
　　李逸民生怕这篇稿子因为提到他的名字而被他否定，心中有些忐忑不安。不料，这次罗荣桓却非常干脆，他沉吟了一会，然后拿起铅笔，在小样上只改了几个字，便交给李逸民，同意发表。
　　李逸民见状若有所悟，他联想起今年二月二日他调到报社不久，罗荣桓在报社副主编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要领会精神实质，不要断章取义。李逸民对此讲话印象很深，感到这一提法同林彪提出的背警句、“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等等明显不一致。或许正因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必须旗帜鲜明，罗主任这一次才破例同意发表这一篇提到他名字的报道吧。
　　三月二十八日，上述新闻稿在《解放军报》头版明显位置发表。
　　就在这时，罗荣桓接到了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罗东进的来信。在信中，罗东进向父亲汇报了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同当时盛行的作法一样，他在信中也列数了自己读了哪些著作，并不尽适当地引用了毛主席有关的言论。罗东进还就如何进一步搞好毛主席著作学习这一问题向父亲请教。
　　罗东进这一封信向罗荣桓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林彪那一套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的主张，提出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已经开始在部队起作用了。对此，罗荣桓不能不感到忧虑。于是，他打开墨盒，用毛笔郑重其事地给儿子写回信。他写这一封信既可以关照罗东进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不要走偏方向，同时也可以起到把问题考虑得更为周到一些的作用。他由于有病，平时批阅文件都是用铅笔或开始流行的圆珠笔，用毛笔荒疏已久，写字时手有点抖。他写道：
　　东进：
　　你四月八日来信收到，你所提出的问题，我简略答复如下：
　　理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因为理论是来自实践，而又去指导实践，再为实践所证实、所补充。如果理论离开实践，就会成为空谈，成为死的东西。学毛主席的著作，亦不要只满足一些现成的词句或条文，最要紧的是了解其实质与精神。
　　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决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
　　罗荣桓又看了一遍罗东进的信，在信中，东进还提到他和同学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有分歧。于是，罗荣桓又拿起笔写道：
　　你同同志们对问题的看法有些不一致，也是很自然的……因此，同志们互相交换意见，交换不同的看法，甚至必须经过争论，才会有可能取得一致。
　　在同学、同志之间交换不同看法甚至争论是很正常的，对林彪又何尝不可以这样做呢？
　　罗荣桓把信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封信的内容涉及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关系到儿子的健康成长，非常要紧，然而他的字却不可能写得太工整，于是他又在信笺的右上角写了两行小字：“字迹潦草，你仔细看。因我久不写字，手发抖。”
　　到四月下旬，传来了林彪视察部队的指示：“解放军报应经常选登毛主席有关语录。”与此同时，罗荣桓接到通知，军委将于三十日召开一次常委会议，其中有一项议程是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会前，罗荣桓审阅了这个草案，看到这份军事文件也套用了林彪“带着问题学”那几句话。他在这几句话下用铅笔画上了粗粗的一道，决定带病去出席会议。
　　四月三十日上午，军委常委第二十六次会议在三座门俱乐部二楼第七会议室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军委常委有林彪、贺龙、罗荣桓、叶剑英、罗瑞卿。列席的有刘亚楼、张爱萍、彭绍辉、梁必业、张令彬、周希汉、封永顺。
　　会议由林彪主持，前面几个议程很顺利地通过了，接下去讨论到《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的草案时，林彪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停了一会，罗荣桓发言：
　　“‘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
　　林彪对这句发明权属于他的话佯作不知地问道：“这句话在哪里呀？”
　　罗荣桓示意坐在他斜对面的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将“概则”的有关段落读了一遍。
　　林彪感到十分难堪，可又不便发作，便问道：
　　“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呀？”
　　罗荣桓坦率地说：“应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
　　罗荣桓讲完后，林彪半响不吭声。几分钟过去了，无人发言。林彪只好说：“不好，就去掉嘛！”
　　罗荣桓接着说：
　　“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汇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
　　“好吧，散会！”林彪没等罗荣桓说完，便打断了他的话，宣布散会，接着便站起身，拂袖而去。
　　与会者面对林彪的突然发作，都怔了。罗荣桓对于林彪如此粗暴无礼，非常生气。他尽力克制自己的怒气，手有点发抖地将文件装进公文包，然后步履沉重地离开了会议室……
　　回家以后，罗荣桓心情十分不好，他几天来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散步时还不时自言自语：“讨论问题嘛，为什么这个样子！”“难道学几条语录，就能把部队建设搞好？”林月琴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又摇头不语。
　　五月一日，按照林彪的指示，《解放军报》开始在报眼刊登毛主席语录，要求内容与当天报纸版面相吻合，以便大家“活学活用”。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报社抽出专人每天查找语录。但有时把毛选从头翻到尾，也找不到合适的。语录一连登了几天后，就难以为继了。李逸民感到这是林副主席交代的任务，不选又不行，选又选不出，十分为难，便又去向罗荣桓请示。罗荣桓立即明确答复：办报纸主要是贯彻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的精神，贯彻群众路线，坚持真理，要有生动、鲜明、尖锐、毫不吞吞吐吐的战斗风格。至于毛主席语录，找几条可以，找不到也可以。毛主席著作不可能对现在的什么事情都谈到。要学习精神实质，不能象和尚念经，敲破了木鱼，还不知道西天佛祖在哪里呢！
　　听罗荣桓这么一说，李逸民如释重负，高高兴兴地走了。但罗荣桓仍沉浸在思考之中。
　　对这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既然林彪听不进不同意见，那就只好向中央反映了。于是，罗荣桓拿起了电话机，要通了总书记邓小平的电话。
　　去年十二月，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后从国外归来，当时罗荣桓身体很不好，但他不顾医护人员的劝阻，仍然去机场迎接。由于机场人很多，他只是同邓小平匆匆握了一下手便回来了。平日，他知道总书记日理万机，工作异常繁忙，不便去打扰，但现在已经同林彪在原则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只好向他报告了。
　　邓小平接了电话后，感到罗荣桓所反映的问题十分重要，便拿到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大家赞成罗荣桓的意见，此事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的一九七五年，他从江西返回北京，住在招待所里，便约见了林月琴和她的三个孩子。经过九年动乱，孩子们见到这位罗荣桓的挚友，历尽磨难依然健壮的邓叔叔，都含着热泪。邓小平满怀感情地对罗东进等说：要记住你们的爸爸，他是真正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他反对“活学活用”完全正确，我和他的观点是一样的。一九七五年九月，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回忆道：“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①〔《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七月第一版，第三三页〕
　　一九七七年五月，在需要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又提起这件事。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②〔《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 ，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七月第一版，第三五-三六页〕
　　邓小平这几段话对一九六一年他和罗荣桓同林彪的这场斗争的意义作了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
　 －－－－－林彪的报复
　　林彪自从四月三十日怒气冲冲离开会场后，一直十分烦躁，他在算计要对罗荣桓进行报复。
　　一天，海军一位干部来到林彪住处向林汇报工作。此时，毛家湾林彪住宅正在修缮，林彪全家暂住在西郊新六所。林彪在起居室内接见。这间房子很大，但是只摆了几个沙发和一张写字台。窗户都挂了厚厚的窗帘。屋里既显得空荡荡，又显得阴森森。林彪埋坐在沙发里，眯着眼在听汇报。中间，罗瑞卿来到，林彪示意罗瑞卿在他旁边的一张沙发上就坐。海军那位干部在汇报中说到罗帅在福建前线曾对部队指示，一九六一年工作的中心是“四抓一调查”时，林彪打断了他的话，大声说道：
　　“什么四抓一调查！这种话哪年都不犯错误。但是，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
　　“四抓”就是抓思想、训练、作风和生活，这本是林彪自己所提“创造四好连队”的内容，“一调查”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是毛主席当时的号召。这究竟有什么错，会惹得他发这么大的火。他们哪里知道，这只是一个由头。果然，接下去林彪就咬牙切齿地说：
　　“罗荣桓的思想可不对头呢！他躲着我，主张军队向地方开炮，这不是反党吗？”
　　听到林彪给罗荣桓扣“反党”的帽子，罗瑞卿等都以沉默表示不同意。
　　林彪见他们两人都不表态，突然转过脸来对着坐在他身旁的罗瑞卿说：
　　“听说你也是这样主张，我就反对你们！”
　　风暴突如其来，罗瑞卿毫无思想准备。但是他看过总政给中央的报告，那根本与“开炮”风马牛不相及，便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没有。”
　　林彪咄咄逼人地反问：“没有？怎么没有？有文件为证。”
　　罗瑞卿只好说：“要是查到我有此主张，我就承担责任。”
　　海军那位干部见此情景，因为不了解情况，也不便说什么，便起身告辞。林彪一面同他握手，一面说：“就照我刚才说的搞，别的都不要听，一个新生事物，总是有人反对的。”
　　后来，罗瑞卿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林彪陷害被监禁，于一九七二年所写的揭发林彪的材料说：“当时，我感到他对罗（荣桓）和我的意见大了，今天一棍子打两人，无非借题发挥，可究竟为什么，却摸不着头脑。”那末，林彪所说的“新生事物”究竟指什么呢？现在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可以想见，林彪的所谓“新生事物”就是指“带着问题学”那一套。而他所以大发脾气，则是借题发挥，对四月三十日的事情进行报复。
　　第二天一大早，林彪又给罗瑞卿打电话说，为了保护罗荣桓的健康，他昨天对罗荣桓的“批评”现在不要公开。他关照罗瑞卿不要向任何人讲。
　　所谓“为了保护罗荣桓的健康”，这显然是一个幌子。由于罗荣桓在党内有崇高的威信，林彪实际上是怕整罗荣桓非但不会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弄不好还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果然，后来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①提出发扬党内民主之后〔指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曾两次表示，他并不赞成林彪禁止军队向地方反映意见的主张。
　　第一次是在一九六二年麦收之后。一天，罗瑞卿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和杨得志、许世友、韩先楚一块聊天。大家都认为这一年的麦子长得很好，超过了前两年。许世友等一方面为农村形势的好转而感到高兴，一方面也对地方某些干部前几年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如今又太悲观的现象，有一些议论。由于林彪有不准对地方工作提意见的“禁令”，罗瑞卿便打招呼说：“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但是这些事就在小范围议议算了，不要扩大。”事后罗瑞卿到杭州时向毛泽东谈起这件事，毛泽东立即指出：“为什么不能议论？他们都是华东局委员，有的还是中央委员，他们有意见，你说，为什么不能提？我就不同意林彪的那个意见，说军队干部对地方干部有意见不能提。”
　　第二次是在一九六五年，罗荣桓业已逝世。毛泽东在武昌又讲了一次不赞成林彪这个意见。罗瑞卿按照林彪要他经常通气的要求，将毛泽东的原话的记录送给林彪看了。这又引起林彪的不快，从而成为促使当年年底林彪向罗瑞卿下毒手的原因之一。
　　林彪一面嘱咐罗瑞卿等不要“公开”他对罗荣桓的“批评”，一面继续攻击罗荣桓。他在同另一些干部谈话时，除了给罗荣桓扣上反党的帽子外，还说罗荣桓反对“带着问题学”就是反对毛主席。他也同样关照这些干部，为了照顾罗的健康，不要告诉任何人云云。当时，罗荣桓病已很重。那些听到林彪攻击罗荣桓的干部自然不便于也不忍心向他提这件事。因此，罗荣桓直到去世也没有料到，林彪竟在他背后向他施放那样恶毒的暗箭。
　　由于罗荣桓挺身而出，首先反对了林彪把毛泽东神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的那一套，而由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又明确表示支持罗荣桓的主张，林彪深知这将成为他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极大障碍。因此，他对邓小平、罗荣桓便耿耿于怀、恨之入骨。到十年动乱开始的时候，邓小平遭到严重打击，罗荣桓尽管逝世已近三年，林彪对他仍不放过，而叶群在其间又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在策动大整贺龙夫妇、罗瑞卿夫妇的同时，也把毒手伸向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一九六六年八月二五日，她让空军司令吴法宪带头给林月琴写了一张大字报，以林月琴喜欢钓鱼为由，给林扣上“意志颓废”的帽子。接着，林彪办公室支部贴出大字报表示支持吴的“革命行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在叶群授意下，有些人在总参谋部的一个批判会上，无中生有地说林月琴组织了一个“寡妇集团”。接着，林月琴被软禁，她的弟弟、民航局的一位一般干部林宁被诬陷为特务而被迫害致死。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由叶群导演的这一幕闹剧发展到了最高潮。她亲自出台，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总政治部一次会议上指名攻击罗荣桓“反党”、“反毛主席”；并通过全军文革小组工作人员之口在向群众解答问题时，把罗荣桓和已被贬黜到福建的谭政并列为在总政工作做得较少、较差的主任。接着，罗荣桓长期领导的总政治部被林彪一伙打成了“阎王殿”而“彻底砸烂”。
　　时间是最公正的审判官，林彪一伙早已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而罗荣桓的高风亮节，随着岁月的推移，越发显现其璀璨的光辉。人们在十年动乱中见识了林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丑恶嘴脸之后，在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之后，便更加怀念罗荣桓这一位曾经挺身而出，同林彪进行原则斗争的先驱者。
　　　　　　　　　　　　　－－－－－－－实事求是，发扬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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