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她，我们几乎大叫大喊了一辈子。昨天楼下的阿婆来探头，警告我，说我家厨房的下水道又堵住了，脏水正往她那里渗哩。我大叫一声对不起，惊得她黑眼珠双双对挤。我似乎觉得有点什么不对劲，却无法控制自己，又声震耳鼓地请她坐下来喝茶什么的……结果她终于慌忙把头缩回门外，差不多是逃走。
唉，我总是叫喊，总是叫喊，总是吓着了别人。在餐桌边，在电话筒前，甚至在街头向妻子低语的时候——尤其当着面皮多皱头发枯白的妇人，我一走神，喉头就嘎的一下憋足了劲，总把日子弄得有点紧张，总以为她们都是幺伯，需要我叫叫喊喊地尊敬或不满。
其实，她们几乎都不是幺伯。不是。
幺伯就是幺姑，就是小姑。这是家乡的一种叫法。家乡的女人用男人的称谓，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出于尊重还是轻蔑，不知道这是否会弄出些问题。正如我不知道幺姑现在不在我身边这件事，对我将有什么意义。已经有无边无际的两年，世界该平静了，不需要我叫喊了。我怀疑眼下我的听力是不是早已衰退，任何声音已经被我岩层般的耳膜滤得微弱，滤得躲躲闪闪。幺姑莫非也是这样聋的？据说她爹的耳朵也不管用，而祖爹五个兄弟中，也有两个聋子……这真是一个叫叫喊喊得极为辛苦的家族。
听不见，才叫喊？还是因为叫喊，才听不见呢?
两年了，世界上还有她遗留下的那双竹筷，用麻线拴着两个头，蒙有一层灰垢，在门后悬挂着，晃荡着，随着门的旋转，不时发出懒洋洋的嗒嗒数声。这就是幺姑永不消逝的声音。记得那一天，我最后一次寻寻常常地冲着她大吼：“你切了手吗？”我赶进厨房，看见她山峰一样弯曲凸出的背脊，软和的耳垂，干枯的白发，还有菜刀下的姜片小金币似的排列——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就是说，没有发现地下有手指头。但刚才我总觉得她嚓的一声切了手指。当时我正在隔壁房里读着哲学。
她惊了一下：“水就快开了。”
“我是来看看你的手……”
“嗯，就烧热水，洗手的。”
聋子会圆话。她敏捷而镇定地猜译我的声音，试探着接上话头，存心要让人觉得这世界还是安排得很有逻辑和条理。我无意纠正她，已经这样习惯了，装得若无其事地回到自己房间里去。
那声音还在怯怯地继续。已经不是纯粹的嚓嚓——嚓，细听下去，又像有嘎嘎嘎和嘶嘶嘶的声音混在其中。分明不像是切姜片，分明是刀刃把手指头一片片切下来了——有软骨的碎断，有皮肉的撕裂，然后是刀在骨节处被死死地卡住。是的，这只可能是切断手指的声音。她怎么没有痛苦地叫出来呢？突然，那边又大大方方地爆发出咔咔震响，震得门窗都哆哆嗦嗦。我断定她刚才切得顺手，便鼓起了信心，摆开了架式，抡圆了膀子开剁。她正在用菜刀剁着自己的胳膊？剁完了胳膊又开始劈自己的大腿？劈完了大腿又开始猛砍自己的腰身和头颅？……骨屑在飞溅，鲜血在流泻，那热烘烘酽糊糊的血浆一定悠悠然顺着桌腿流到地上，偷偷摸摸爬入走道，被那个塑料桶挡住，转了个弯，然后折向我的房门……
我绝望地再次猛冲过去，发现——仍然什么事也没有。她不过是弓着背脊，埋头砍着一块老干笋，决心要把那块笋壳子也切到锅里去[摘自3Z中文网-全文字(免费)小说： 我也许是有毛病了。
她瞥见我，慌慌忙忙眨一下眼睛：“开水么？刚灌了瓶，几多好的开水。”
我刚才根本没有问话，与开水毫不相干。在她的心目中，也许我的很多沉默并不真实。她以为我说过这些或那些话，一直把我幻觉着。不过，她是否幻觉过我也有这种漫不经心的自我屠杀呢？
曾经给她买过一个助听器。那时候还很不好买，价钱也贵。我拉着她的手钻过好几辆公共汽车，穿过好几条繁忙的街道，去找这种小匣子。她上街特别紧张，干瘦的手总是不自主地要从我的手里挣脱。要是在车上，没有找到空座位，她在乘客中东倒西歪，一到车子启动就会吓得蹲下去，大叫我的乳名，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她没命地伸开双臂四处抓拉，搜寻着椅子、地板、墙壁等等任何可以抓拉的东西。有时胡乱揪住旁边一条挺括的西裤，自然会招来裤子上方的咒骂和白眼。横过街道时，她也不顺从我的牵引，朝两头一张望，就会显出毫不必要的慌乱，拉扯着我往前冲或者往后冲，气力大得足使我翩翩欲倒。有时我稍不留神，她就拿出罕见的奔跑姿态，轻巧快捷如青年，朝突如其来的一辆汽车叭叭叭地迎头撞去，像要同它拼个你死我活——那种聋子的自信和固执常使司机们吓得半死。我曾经怯怯地寻思：哪一天她真会丧命于车轮之下的。可怜的幺姑。
买回了那种小匣子，她却时常扭着眉头埋怨：“毛佗，没得用的。人都老了，还有几年活？空花这些钱做什么？没得用的。”我说怎么会没有用呢，我测试过的，效果不错。然后过去检查那小匣子。果然，不是她没有打开开关，就是音量被她扭在最小的刻度上。“开那么大，费电油（池）呢。”她极不情愿地接受着指导，而且只要我一离开，保准又机灵狡诈地把音量恢复到原状。等到下一次，再来理由十足地重复她的埋怨：“毛佗，没得用的，我说了没得用的。人都老了，还空花些钱做什么呢？你去把它退了，一对电油（池），买得几多豆腐。”
在她那里，有了豆腐就有了世界的美好，我们全家都是靠豆腐养大的，一个个长得门长树大。
于是，助听器没有再用，放在她缝制的小小布袋里，深藏于一个当作衣箱的烘箱里。耳塞上有一圈浅浅的污垢，好像还带着一位聋子的耳温。
而我们继续辛苦地叫喊着。
不知道她是怎么聋的，她没有说过。我问父亲，父亲说她小时候大病了一场，一发烧就这样了……什么病呢？病就是病，记不清了。
前辈们总是把往事说得很含糊，好像这就显示了教导孩子和维护社会的责任感，就能使我们规规矩矩地吃完红萝卜和阿司匹林。直到那年我第一次回到老家，在渡船上，在山水间，我才发现往事并非迷雾，而是一个个伸手可触的真切细节。
在一片肥厚的山脉里，有很古老的深绿色河流，有很古老的各色卵石。据说以前河边都是翳暗的林木，常有土匪出没打劫商船。不知什么时候，官府派人伐倒沿江的林木，铰掉土匪的屏障，才有了一条谨慎躲闪的官道和车马的通行。又不知什么时候，官府派人在这里建起了一道边墙，分隔苗汉两区，图谋阻截匪乱。这道南方的小长城眼下当然已经荒废，只留下几截废墟，一些披着赭色枯苔的砖石，像几件锈物遗落在茅草丛中。还有几条土墩被风雨磨得浑浑圆圆，看上去像牙齿脱落的牙龈[摘自3Z中文网-全文字同船的有一位阿婆，脸色黝黑，布满蛛网般的皱纹，身体又薄又矮，似乎一口气也能把她吹倒，一个背篓可以装上三四个这样的体积。她的眼睛和嘴巴只是几条裂缝，是一块老木薯上随意砍出的几道刀口——其中有两道红鲜鲜的艳丽，含着浑浊的一汪泪水，当然就是眼睛了。
她似鹰又似人，操着极地道的家乡话，谈了些似乎与幺姑有关的旧事。在这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家乡是真实的，命运是真实的，我与这块陌生土地的联系是真实的——这有阿婆与幺姑的面容相似为证，有幺姑与我的面容相似为证，有我一走入家乡就发现很多熟悉的鼻子、眼睛、嘴巴、脸型等等为证。现在我回来了，身上带着从这里流出的血与脸型。
阿婆身边立着一个高大后生，满脸酒刺，大概是她的儿子。真难相信她可以生出一个体积比自己大两三倍的生物出来。
“幺伯么？吾识的，吾识的。”阿婆两道红鲜鲜的缝把我打量了一下，“先前几多灵秀的女崽呵。那年莫家老二死了，有人就说她是蛊婆，开祠堂，动家法，逼着你爹爹去点火烧死她。唉，好遭孽呵。”
“阿婆，您记糟了，我姑姑不是你说的……”
“哦，是尹家峒的幺姐么？”
“尹家峒。”
“淑媭么?”
“是淑媭。”
“吾也识得，也识得。这团转百十里的姊妹，哪个不识哟。难怪你还与她有点挂相哩。她是庚申年的吧，比吾只小月份。她男人不就是那个李胡子么？那个砍脑壳的，又嫖又赌，还骑马，还喜欢喝这个——”她跷起拇指和小指，大概表示鸦片。“上半年他兄弟回来了，说是从九州外国来，来找一找老屋。吾在街上视了的。”
我看着她红红的裂缝，那里面根本无所谓眼珠，是泪囊炎，是结膜炎，是日照烟熏……抑或是来自太多往事的辐射，灼得眼球腐烂了？
“她也是没得法子。生你大表哥的时候，生不出呵。那时候又没郎中，没医院，就请满贵拿菜刀来破肚子，杀猪一样。可惜，奶崽还是没留下来。她哭呵，哭得黑天黑地，耳朵就背了……”
“是这样？”
“她还在长沙么？”
“还在。”
“享福了。可惜，听说她就是没有后人。”
“她退休了，想回来住一段。”
“老屋没有了，回来做什么？又没有一男两女，回不来的，回不来啰。”她轻轻叹了口气，擦了擦眼睛。
我后来才知道，本地人把生育看得十分重要，没有后人的妇女就是死了也不能葬回故土，以免愧对先人和败坏风水。为此，她们生前经常裸体野卧，据说南风可使她们受孕。又经常吃蜂窝与苍蝇，大概是把繁殖力最强的昆虫当成了助孕的神药。如果这些法子还是不奏效，耻辱的女人们要么自杀，要么远走他乡。幺姑当年进城去当保姆，大概就是迫于这种无后的舆论压力？在我的想象中，她当然也是坐过这样的船远行，看到过船下的波纹，水草，倒影，还有晃晃荡荡的卵石——这条河流几千年来艰难生育的蛋卵。
小船已经摇进了一片树荫。船身偏斜，锚声叮当，船客脚步声已叭叭离船上岸。一群背着竹篓的女子突然你挤我靠地发出一阵亮笑，不知道她们在笑什么。
二
老黑也没有后人，她是否会自杀或远走他乡？当然不。她能生，这是她自己宣布的。生他一窝一窝的不在话下，生出白的黑的也不在话下。为了向她婆婆证明这一点，她去年就一举怀上一个，然后去医院一个手术“拿掉啦”，说起来同玩玩似的 她婆婆气得要吐血。
她丈夫气得同她又打架，又离婚。
她也得玩玩离婚。用她的话来说，不离上三五次婚，那还算个女人么？不是白活了老娘一辈子？她以前玩过革命和旧军装，眼下赶上好时代，开始玩录像带和迪斯科，玩化妆品和老烟老酒。身上全洋玩意儿，没有国货。上面用乳罩一托，下面用牛仔裤一兜，身体的重心好像就提高不少，两条长腿笃笃笃地朝前冲去，如踏在云端腾腾欲飞。这样的女人，当然可以伸出女巫那种干瘦的手，下巴得意地一摆，“拿掉啦”。
她当然要拿掉那血糊糊的玩意儿。不然，她可以一气跳上四十个小时的迪斯科然后大睡三天吗？她可以喝得头痛脑涨然后半夜随意叫上一个男人陪她出去散步吗？她可以骑着摩托撞倒警察然后扬长而去吗？可以叼着一根烟不管与男士们辩论什么问题都非得占个上风吗？她可以把腼腆少年或昏聩老头都调戏得神魂颠倒，然后从他们那里要来钞票，在高楼上或峭壁上细细撕碎，看碎片向苍茫大地飘去，自己兴奋得母驴般地嚎叫起来吗？
幺姑当保姆，十几年带出了这样一个干女儿，实在有点奇怪。而且我觉得，幺姑终于去洗澡肯定与老黑的甜甜一笑极有关系。那天幺姑炒了一碗焦焦的火焙鱼，定要给干女儿送去，说黑丫头最爱这一口。其实老黑早就没有这个嗜好了，我向幺姑说过多次。每次她都诺诺地表示明白，可一炒上火焙鱼，又顺理成章地坚定起来：黑丫头爱吃的。
不知她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又回来了。回来后她一直心神惶惶，问我知不知道一个姓宫的大个子，问那人品质如何，家里有些什么人。
我知道幺姑有了误会。老黑即使再结一百次婚，大概也不会看上姓宫的。她同我说过，姓宫的远远慕名而来，她让他哭，让他跪，让他脱衣，让他舔鞋子和卫生巾，总之戏弄和蹂躏够了，再喝令他滚出去。“男人真是死绝啦，怎么一个个都是这样的草货？”可她周围又不能没有草货。她半是厌烦又半是喜好草货们的恭维，以及草货们的互相嫉妒。没有男人为她互相嫉妒的日子终究不能容忍。
幺姑听了我吼吼叫叫的担保，哦了一声，似乎相信了。可是她后来闲散没事的时候，总是闷闷的，抑制不住对那个大个子的疑惑和愤恨，自言自语地咕哝：“那个人，一看就晓得不是正派人……”
“那个人，说是三十六，我看起码有五十大几了……”
“那个人，肯定没个正经的工作……”
那个人那个人。
她从容复习了一遍对那个人毫无根由和想象丰富的恶意揣测，便洗澡去了。我早就该料到，洗澡是最容易出事的。楼东头住的李师傅，还有附四栋的凤姑娘，都是在洗澡时中风或煤气中毒。大概人赤条条地来，也想赤条条地去。澡盆张开大嘴，诱人脱下衣服，看上去实在不怀好意。
幺姑前一天才洗了澡，这天说身上痒，又一个劲地烧热水。好像还忙碌了些什么，我没在意，也不会在意的。天知道她哪有那么多事可忙。除了做饭菜，补衣袜，嘀咕一下什么人，还有收捡小东西的嗜好。比方说瓶子，哪怕一个墨水瓶她也舍不得丢出去，那么酒瓶、油瓶、酱菜瓶和罐头瓶就更不在话下，全收集到她的床下和床后，披戴尘垢，参差不齐，组成了一个瓶子的森林，瓶子的百年家族。她还特别喜欢纸片。每当我把一个小纸团扔进撮箕，她准会乘我不备，机警地把它捡起来，抹平纸片的皱褶，偷偷地加以收藏。一些报纸、包装纸、废旧信封纸，一旦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被她集中起来，折成一个个四四方方的纸包，压在她的枕下。她的枕下已经膨胀了，于是新的收获就塞到床尾，以至平平的床垫已经两头隆起，升起好些突出的丘峦，使她的生活充实了不少。实在没事的时候，她就忙着对钟点，发现电视屏幕一角有了闪闪的数字，马上去瞅她那架旧闹钟：或是差十分，或是差五分，情况十分严重。她赶忙把旧闹钟扭几下，直到自己的生活与公共社会准确统一，才稳稳地把旧闹钟供回宝座——一个用胶布条复杂维系着的玻璃盒如果发现她的钟走得很准，便会惊喜一番：“毛佗，对的，钟蛮准呢。”
“是的，很准。”
“一分都不差。”
“是的，不差。”
我甚至也被她感染了，也有了这种追求准确时间的爱好。有时听到广播里的嘟嘟报时声，也会情不自禁地大喊：“十点了，你的钟准不准？”
“对的，蛮准的。”
于是我也觉得很安心。
今天，好像她没有来对钟点。我本应该有所警觉，可我陪着来访的朋友，照例吞吐香烟，照例开开玩笑，照例第一百次地谈谈社会小道消息，再不就对某个熟人的劣行进行一百零一次的嘲讽——好像这样度日就十分有模有样，就与身后的书橱和壁画十分协调，与幺姑收藏纸片和闹钟对时的勤奋也有了什么区别。
朋友留下一堆烟头，走了。我准备睡觉，但觉得还有什么事没做。想一想，原来是屋里太安静了——要是平时，我总能听到幺姑熟睡时轻轻的鼾声。
“幺姑！”
我四下里看看，没有找到她。待我奋力挤开浴室的门，才从窄缝里看到里面满是白腾腾的雾气，凶猛而狰狞地涌出来。
完了，我看见了雾气中的一只手。
医生说她中风，十分危险，催我们大把大把地往医院里砸钱。接下来的中医和西医，大医院和小医院，对这种中风偏瘫都只是摇头，都只说“试一试”。也许我还得去看电线杆上的招贴，找找江湖神医；或者还得去火车站查查车次，准备把她送大城市的医院。那就需要更多的钱。但我翻遍了幺姑的枕下和那只烘箱，没发现存折和现金，只发现一对不知何时留下来的废电池，已经发霉了。还有不知哪位女子抛弃不用的小半瓶雪花膏。除此之外就是纸片和纸包，是一捆捆旧棉絮和一些旧衣服，包括我给她添置的围巾和棉鞋，散发出霉味以及某种老妇人身上特有的枯萎气息。我像是翻遍了她整整神秘的一生，才找到了一只值点钱的金耳环。
记得她厂里那个会计曾对我很有信心地盯过一眼，“是的，她是老工人，也确实当过劳模，我们会补助的，不过——她这些年会没有点积蓄吗？”当时我也被对方盯得有些心虚，似乎自己隐瞒了万贯家财，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我真傻，为什么不同那个戴黑呢帽的婆娘大吵呢？我嘴笨，不会吵，更不擅长要钱，要是换上老黑就好了。那次她陪着幺姑去厂里报销药费，为了两瓶脉通能不能报的问题，唇枪舌剑无人敢挡，吵得厂里天翻地覆。明明是她摔坏了人家的算盘，但她硬说算盘扎伤了她的手，还要找人家赔医疗费。
幺姑曾偷偷向我嘀咕，说同事们借过她的钱，几块或几十块，乃至上百块，借走就没有了，连个说法也没有。我说应该去催一催，问一问。她惊吓得如同要杀她的头，下巴往里缩，嘴唇抽搐，长长地咦了一声：“去不得，去不得。”
又笑了：“丑呵。”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怎么能自私呢？要学焦裕禄呵。”
那是很久以前。是我父亲鼓励她学习焦裕禄的。我还给她读过报上有关焦裕禄以及其他模范人物的报导——在我努力显示自己能够读报的年纪。那时，我只知道幺姑是一个工人，为一个当工人的姑姑骄傲。我不知道她那个工厂那样黑暗，那样狭窄，与想象中的工厂完全不一样，只在湿漉漉的小巷里占用一个旧公馆，有闪闪黄铜门环的黑森森大门，一旦吱吱扭扭张开，就一口把我吞了下去。走廊里垒着一个个横蛮的大货包，随时都有可能垮下来似的，只给昏暗中的男女留下侧身钻挤的空间。被叫做食堂的那间破旧棚子，缩在天井后头的一角，水泥层已经龟裂和剥落，露出了油腻腻的黑土。窗子是用锈铁条钉起来的。案板上有潮乎乎的生肉和生菜味，还有两钵黑黑的东西。我走近才听得嗡的一声，黑色散碎成苍蝇，显露出黑色曾经盖住的两钵米饭。这种钵饭出自蒸笼，因此每一钵饭的硬壳表面还有凹形圆圈，是另外一个钵底压出的，像盖上了一个公事公办的印章有几位女工围观这两钵饭，这个端来嗅一嗅，那个凑上去看一看，都收缩着五官，摇头走开。她们痛快淋漓地打嗝和揉鼻子。
“馊了吗？”
“臭了。”
“泼远点，老子在这里吃饭。”
“可惜了。一角五分钱呵。”
“快些去喊覃聋子来。”
“你以为她会买？”
“三分钱卖了它，她肯定要。”
“你肯定？”
“嘿嘿，我打赌。只要便宜，狗屎她都会要。”
“那她要发大财了。”
“发财留给哪个？带着票子进火葬场？”
“留给王师傅呵，老王不是对她蛮不错么？”
“哈哈，要死了，你这个鬼！”
有人狠狠地拍大腿，发出了叭叭声。
她们不认识我，即算认识我也不会在乎我，都在快活地议论着幺姑，为大口咀嚼的饭菜增添一点味道，一点兴致。有一张大嘴里闪着一颗铜牙，已经磨穿了薄薄的铜皮，露出里面白铅的层面——我一看见它就永远忘不掉了。我觉得那是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全部惊讶和耻辱。
也许她们从来都是这样痛快淋漓地打嗝和揉鼻子，找幺姑借钱的时候，借了钱又赖账的时候，支派她去扫地的时候，唤她去倒马桶而她没听见于是对方大为恼火的时候。后来我把这一切告诉老黑，老黑哭了。我不相信她还有如此明净的泪水。她还恨恨地说：真他妈想抢一挺机关枪，给她们一人掏几个洞。
我对幺姑怒火冲天。在那间地板条子此起彼伏的女工集体寝室里，她要我坐她的床，我偏坐对面的那一张。她塞给我饼干，我偏把它们捏得一块块纷纷落地。她给我积攒了很多好玩的木线轴，可以做小车的，也可以把它们竖起来，想象成国王、士兵、强盗什么的，让它们展开大战，我却偏偏把它们弄得乱乱的，滚到床下或屋角去横尸遍地。看见幺姑惊得脸色发白，双手直哆嗦，我还觉得委屈，还觉得不解恨。我太想把她床头那面小圆镜远远地扔到大街上去。
我不知道我这是为什么。
她不无茫然地苦笑，弓着背去洗碗筷，没忘记把一点凉凉的剩菜，小心拨进一个褐色的小瓶子，稳稳地旋好胶木盖，放在床头柜的黑色烘箱上，虔诚地保留着。
她常常用这个小瓶子装着菜，下班后来看望我们，带给我们吃的——比方工厂食堂里打“牙祭”时，有了点猪肉或者咸鱼。
尤其在我父亲死去之后的日子里。
三
父亲终于还是走了。这个在履历表上永远与我有着联系的人，总爱东张西望和嘀嘀咕咕。碰上同事来了，朋友来了，老乡来了，包括幺姑来了，他就打发我们出去玩，然后关上大门，在门那边一个劲地嘀嘀咕咕。我怏怏地看着这张门，看着铁门扣以及曾经带有门扣的扣座以及连扣座也没有了的几个锈钉子眼，不知道这间房子换过多少主人，而那些主人是谁。从此我就觉得合上的门都十分神秘——是它们将父辈们关锁得衰老下去的。
后来我才慢慢知道一点父亲嘀咕过的事。他逼幺姑与那个男人离婚，教导她一个受压迫的妇女应该如何决裂如何觉悟如何与反动阶级划清界限。当幺姑颈皮松弛鬓丝染白之后，父亲又认真地发现我们与她之间也有着什么界限。比方，他不让我们作文《记一个熟悉的人》一类时再写到幺姑，叮嘱妈妈不让我们再去幺姑那里玩耍。甚至有一年的除夕，幺姑带着一大篮子年货高高兴兴来我们家团圆，父亲硬是让妈妈送她回工厂宿舍去了。那一天我耳朵特别灵，听见了妈妈的哭泣，听见了爸爸对妈妈说的一些古怪字眼，什么“革命”，什么“阶级”，什么“立场”……因为有这些古怪字眼，幺姑就没法在我们家过年了，就只能孤零零地回工厂里去 但他对我们说：“幺姑今天还要去值班。明天，你们上街可以顺便去看看她。”然后他走出门去，碰上一个什么同事，谈起天气什么的，努力地哈哈大笑。
那个年真是过得让我害怕。而且从那以后，我一见到大人们嘀嘀咕咕，就知道决不会有什么好事。因此我夜里极怕被尿憋醒，极怕起床。因为每次醒来我都在黑暗中听见父母在大床那边低声嘀嘀咕咕什么，并不像我临睡时所见的那样各自忙碌庄重寡言。这非让我做噩梦不可。
但父亲终于还是走了。我本来以为他活得像排比句一样规规矩矩，像大字典一样稳稳妥妥，像教科书那样恭恭敬敬。我以为每个周末之夜他都可以拧开温暖的台灯，抚摸着我依偎在他胸前的脑袋，悠悠然唱上一首《蜀道难》或《长恨歌》——他说是吟，我说是唱。然而他终于去了，留下了家里空空的床位。
我后悔，后悔在那个夏天远行。我居然不知道机关里也有了大字报，居然还邀同学们一起下乡，去那个小山村车水抗旱。我也许早该认真地想一想，为什么近日来父亲晚上总是给我搔背，让我舒舒服服地入睡？为什么父亲突然变得细心，把我的每一本书都包上封皮？为什么父亲会突然关心家里的食品安全，总爱去戳那个老鼠洞？——家里老鼠确实多，常常吱吱地在门边柜下探头探脑，或在屋顶哗啦啦列队奔驰，把什么棉絮、豆腐干、十九世纪史、曹雪芹和语法修辞，吃得津津有味，咬得粉渣渣的，揉挤成一个鼠窝。
这些老鼠早被我们用夹子打死了，家里早已平安无事，但父亲为什么还要去戳那个干枯的鼠洞？为什么还不时叹气，说：“时候不早了。”——什么意思？
我终于没有去细想，以至我背着行李兴冲冲从乡下回家时，一推门，只见抱成一团的幺姑和母亲突然分开，泪痕亮亮地都冲着我瞪大眼：“你爸爸没有去找你？”
“找我？”
“他没有到你那儿去？”
“什么意思？他到我那里去干什么？”
“那他到哪里去了？到哪里去了呢？”
妈妈哭了，幺姑也哭了。不一刻，两三位邻居来了。有人另作猜测，说他或许是去了一个姓李的人那里，或许去了一个姓万的人那里……我马上意识到这几天之内发生了什么大事，而这间房子里空去了许多许多。
“他什么时候走的？”
“四天，四天前！他说去理发，就没有回来了。他只从我手里拿走了四角钱!”这是妈妈的话。
我们徒劳地找了七八天。每天晚上，我入睡时都缩在床尾，很懂事地伸开双臂，把妈妈和幺姑的脚抱紧，让她们感到我的温暖和我的存在。我觉得她们的脚都很冷，都干缩了，像一块块冬笋壳子。
父亲终于被找到，是机关里两个中年人从派出所回来，让我们辨认一张照片。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人头，放出光亮，赫然胀大，把每一条肉纹都绷得平整，像吹足了气的一只大皮球。照片上的表情很古怪，是一种要打喷嚏又打不出来时不耐烦的那种表情。
我心惊肉跳地瞥上一眼，再也没有去看他。那就是他么？就是我的父亲么？不知为什么，我永远记不清他的面目了，大概是最后一眼看得太匆忙，太慌乱，太简约，太有一种敷衍应付的性质。印象模糊到极处的时候，我甚至怀疑——他是否存在过。当然这也没什么。叫祖父的那个人，我甚至见也没见过哩。那么祖父的父亲，祖父的父亲的父亲……他们是些什么人？与我有什么关系？他们的面容以及嘀嘀咕咕，同我现在牵着小孩去买泡泡糖，同现在笼罩着我的阳光，同我将要踢到的那块小卵石，有什么关系吗？老黑就从不想这些问题，所以她衣袋里总有那么多零食，嘴里总有那么多脏话，她还可以很得意地把下巴一挺，说：“拿掉啦。”后来，幺姑常到我们家里来，总是在傍晚，总是在节假日的前夜，总是沉沉地提着那个草编提篮。提篮是通向市场的一张大嘴，源源不断地吐出一些鸡蛋、蔬菜、水果、布料、鞋袜、刚领到的工资等等，吐出一切即将转化为我们身体和好梦的东西，吐出了我们一家人整整几年的日子。那真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聚宝篮，直到最后丢在我家厨房的门后，装着一些引火的炭屑，蓬头垢面，破烂不堪。
她从篮子里还总是取出一份小小的晚报。她一直遵守着父亲关于订报的严格家训，甚至在很多党团组织也退订的时候。
于是，有时她就放下报纸，从眼镜片上方投来目光，满腹心事地感叹一两句：“毛佗，越南人民真是苦呵。”
或者说：“非洲人民真是苦呵。”
“毛佗，哲学真是个好东西，哪么会有这么好呢？学了人就明白，事事都明白呵！”有时她也这样说。
停了停还说：“私心要不得呢。你看看，焦裕禄的椅子都烂了，他还革命到底。要是人人都没得私心，这个世界就几多好。毛佗，你说是不是？”
我自然大声吼出我的附和。
我没有太多工夫去理会她。倒是老黑细心一些，以干女儿的身份依偎在她膝边，大声向她讲解高尔基的《母亲》和雨果的《九三年》，有时也说说知青点的趣事，还说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只要革命胜利了，就会有洗衣机、电视机、机器人，人人都享清福，家务也无须幺姑干了。
幺姑大惊失色，半晌才讷讷地嘟哝一句：“什么事都不干？那人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都笑起来，不觉得这句话里有什么警世深意。
幺姑无事的时候，就呆坐，不愿上街，不愿去公园，不愿看电影看戏，也不愿与邻居串门交道，甚至六月炎天屋内火气烘烘，她也极不情愿抽张椅子出门歇凉，宁可闭门呆坐，警觉地守护这一房破旧家具和几坛酸菜，守护自己的某种本本分分的恐惧。门一关，她的毛巾也就很安全了，那是不知从哪条旧裤子拆下来的一块蓝布，用粗针粗线绞成。她的茶杯也很安全了，那上面覆着一个用针线绞了边的硬纸壳权当杯盖，杯里有厚厚一层泡得又肥又淡的茶叶，可能是哪位客人走后，幺姑偷偷从客人杯中捞到自己杯中去的。她的伞也很安全了，那把黑布伞永远撑不满也永远收不拢，上面补丁叠补丁，光麻线也许就不下二两——而我给她买的不锈钢折叠伞，照例又无影无踪。
她坐着坐着，许久没有了声响。我看一眼，她正抄着袖筒瞌睡。脑袋缓缓地偏移，偏移到一定的角度，就化为越来越快地往下一栽。她猛然收住，抹去鼻尖一滴清清的鼻涕，嘴舌一磨一挪，咽下一点什么，又重新开始闭眼和偏移……
我触触她，催她去睡。
“嗯，嗯。”她力图表示清醒地回应两声，不知是表示同意还是不同意，抑或表示一下应答也就够了。
“你——去——睡——吧——”
“哦哦，火没有熄吧？”
“睡——觉——听见没有？”
“对对，我看看报。”
她又打开手边的报纸，硬撑着眼皮看上两段。不知什么时候，报纸已经从她手中滑落，她又开始闭眼和偏移，鼻尖上照例挂有一滴冰凉的鼻涕，晃晃荡荡地眼看就要落下。我的再一次催促显然有点不耐烦，使她不好意思地揪一把鼻涕，抹在鞋跟上。“毛佗，你不晓得，睡早了，就睡不着的。可她刚才明明白白是在睡。
也许在她看来，过早地躺到那个硬硬的窄床上，实实是一种罪该万死的奢侈，以至她必须客气地推让再三，才能于心安稳地去睡上一盘。
她买回几个臭蛋，喜滋滋地说今天买得便宜，还特意把这些蛋留给我吃。我哭笑不得，筷子根本没有去碰它。这倒没什么，但事情坏就坏在我开始说话，而且说得如此恶毒。我说这些蛋根本不能吃，根本不该买，买了也只能丢掉。我一开口就明白事情坏了，但已经来不及，幺姑如我所料地迅速洞察形势和调整布局。她愣了一下，立刻把臭蛋端到她面前，说她能吃，说臭蛋其实好吃。事情还坏在我居然执迷不悟，竟敢对她流露出体贴和担忧，不由自主地说出第二句：“你会吃出病的。”
她的客气由此而得到迅速强化，笑了笑：“则是，则是。”
“怎么则是呢？”
“费了好多油盐的，哪么不能吃？”
“你这不是花钱买病？”
“吃蛋也吃出病来？诳讲！”
为了证实这一点，她满满夹起一箸，夹进柔软而阔大的口腔，吃得我头皮直发炸。
我终于把那只碗夺过来，把剩下的倒进了厕所，动作粗鲁野蛮。她气得脸色红红，噘起嘴巴，在厨房里叮当叭哒摔东打西——锅盆碗碟都是重拿重放。她把家务都做了，甚至没忘记为我烧上洗脚水，但她冷眉冷眼，大声数落：“哪有这样的人，哪有这样的人？看我不顺眼，拿把刀来把我杀了算了。我也不想活了，活了有什么意思？有什么用呵？白白消耗粮食……我早就想钻个土眼，一了百了，安静，就是没得土眼给我钻呵……不光是人家看不上眼，自己也看不上眼。是没得用呢，连个蚱蜢都不如，连个苍蝇都不如……这老骨头死又不死，我自己恨得没法，没法呵……”
一连几天，都是这样诅咒自己。为了弥补某种损失，她大张旗鼓地吃尽各种残汤剩菜，连掉在地上的菜叶也捉来往嘴里塞，只吃得自己头发烧，步子软，眼皮撑不起来，像烈日烧枯了的茅草。这当然又牵带出一连串我与她之间的激烈对抗，关于她吃不吃药，关于她喝不喝开水，关于她坐在床上时背后塞不塞枕头，关于她背后应该塞枕头还是应该塞旧棉裤……我惊讶地发现，她对利与害的判断十分准确，然后本能地作出有害选择。为了保证这种自我伤害步步到位，这位软弱妇人依靠她刀枪不入无比顽强的客气稳操胜券。不用说，这种昏天黑地的客气大战，经常把事情弄得莫名其妙，双方的初衷不知去向。
我的胡须更多了。
四
我看见了蒸汽中的一只手。
然后我看见了软软的手臂，其实只是裹着一圈老皮的两节瘦骨。老皮并不很粗糙，倒是有一层粉粉的细鳞，如同冬蛇的一层蜕皮。然后我又看见了散乱的头发，太阳穴和眼窝都深深下陷的脑袋。这种下陷，连同偌大一个突出的口腔，使整个脑袋离未来的骷髅形态并不太远。她的头发湿淋淋地结成片，还带着肥皂沫，向一边拥去，发根处暴露出白白的头发，使人突然觉出女人的神秘全在于长发，而她们的头皮同样平常以至粗陋，与光头莽汉们并无多大差别。然后，我又看见了一个平瘪的胸脯，肋骨根根块块地挺突，大概用不了多久，就能把薄薄的胸皮磨破。两颗深色乳头马马虎虎地挂在骨壳子上，大概是一种长期等待孩子吸吮的希望，使它们伸展得如此瘦长，而现在终于绝望地低垂。顺着骨壳边沿塌下去的，是裤带勒出的深浅肉纹，是空瘪的腹腔，还有两轮陡峭山峰般的盆骨。倒是小腹圆鼓鼓的，拖累得整个腹囊下垂，挤压出一轮轮很深的皱褶。我当然还看见她腰间几处伤疤，看见了她尖削臀部的一个锐角侧面，还有稀稀的阴毛，从大腿缝中钻出来，痉挛着向四处张扬。令人奇怪的是，她的两腿仍然算得上丰满，有舒展的曲线，有大理石的雪白晶莹，几乎与少女的腿无异，似乎还够格去超短裙下摆弄摆弄 我突然发现她少一只手，定神细看，那只手却还在。我使劲地挥赶着蒸汽，让自己看得更清楚。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幺姑的身体。这条白色的身影让我感到陌生、惧怕、慌乱，简直不敢上去碰触。好像从未做过母亲的这位女人，还有一种处女的贞洁不容我亵渎。一瞬间，我脑子里掠过幺姑年轻时的模样。我看过她的一张照片，黄斑交叠的那种，上面隐隐约约有几位妖娆女子，抹了口红，穿着旗袍，踏着皮鞋。我很难辨认出谁是她，很难知道那口红和旗袍联系着另一个怎样神秘的世界。她们不也有过青春吗？是不是也有过爱情乃至风情万种？
老黑也有两条很好看的腿，还曾逼着我评点这样的腿，追问我为何面对这样的宝贝居然不犯错误。你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她甚至在我裤裆摸了一把，检查我的生理，显得特无耻。
她哈哈浪笑的时候肯定没有想过，她就不会老去？在暗香袭来的全身洋货里，她的身体是否也将要长出皱纹和粉鳞？
老黑说过：“幺姑么?——mustdie！”她冲我挺了挺下巴：“她这样活得太受罪。让她结束，绝对人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弄出个自杀的现场，根本不成问题。”
我的心差点变成了一个空洞，每个细胞几乎都砰然爆炸，“你在说什么？”
“你明明听懂了，装什么孙子？”她冷笑一声，“你也明明知道，她这样活一天就是受罪一天，但你就是要让她受罪。为什么？因为你要博一个好名声，你要别人说你孝顺，善良，有情义，思想觉悟高。是不是？你要把你的善名建立在她痛苦的基础上。你不觉得自己太自私了？做人做到这一步，累不累呵？”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是说我伪善？好吧，伪善就伪善……”
“但一个伪善者总比杀人犯好吧？”她倒替我说了。
“对，是这个意思。”
“那不叫杀人，叫安乐死。”她耸耸肩，“你爱听不听。这事反正与我没有关系。你不要指靠我帮你什么。对不起，我根本不会帮你。看在青梅竹马的分上，我这是为你好。”
她冷笑一声，瘦肩一耸一耸，笃笃笃地冲走了，从此再也没来过病房。我知道，她这几天大汗淋淋地帮着幺姑擦身喂饭塞尿盆，甚至对邻床的陌生病人也有求必应，是真的。但她不会再来了，也将是真的。她什么时候想起幺姑来大哭一场，同样会是真的。动情和无情，在她那里都很真实。可真实地杀人也值得把下巴一挺一挺么？幺姑是她的奶妈和保姆且不去说，她以前的手表，以前的毛衣，还有当知青时往返城乡的路费，也全是幺姑给的，但现在她居然视感恩报德为庸俗可笑，甚至还可以说出大篇深奥哲学来证明自己无懈可击，就像平时谈起气功，谈起声乐，谈起性，总要居高临下地灌来几句“你不懂”。然而现在根本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不是。把这件事打扮成一个理论问题，就不那么真实了。她不必自居侠女地把香烟抽得那么老练。
她以前不是这样的。那次她从城里返回乡下知青点去，说是要磨练革命意志，故意不坐车，准备花十天时间独身长征。这个消息真把我们吓坏了。我们接到电报后上路接了三次。最后一次，从村里跌跌撞撞迎出去五十多里地，才在一片白雪茫茫的大山里，发现公路尽头一个隐约闪动的黑点——她身穿破棉袄，几乎挪不动脚了。她当时扑到我的怀里放声大哭现在她根本不愿谈起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包括她的父母，那两个吊死在一根绳子上的老干部。没意思啦，别烦我好不好？她眼下只愿意谈谈钱，谈谈男人和女人。她可以旁若无人地闯进客厅，不管在座的有什么人，单刀直入各种咸味话题。她评论起女士的眼睛、鼻梁、脖子、胸腰、手足、屁股，无微不至，常有独特心得，先领男人的神会，于是有时搔搔头自嘲：“真好笑，你们看我这眼光——我简直要成个男人啦。”接着她又可以大谈男人，一直谈到男人也无法谈到的水平，再洋洋自得地取笑诸位面红耳赤的听众：“不行不行，你们男人的神经太脆弱啦。受不了吧？好，换个频道，谈别的。”
幸亏幺姑耳聋，不知她嘴里喷吐出一些什么，否则根本不用等到进浴室，脑血管早就啪啪啪爆裂千万次无疑。
不过她不会在乎幺姑的好恶。正如她从不在乎什么领导，说不上班就不上班，说不开会就不开会，连请假条都没有。她也不在乎公园告示牌，带着她那个班上的中学生偷朵花，偷橘子，偷小卖店的饮料，乐得一派天真眉飞色舞，而且一次游玩如果没有这类冒险，就简直他妈的味同嚼蜡。她满口粗话却让孩子们觉得很开心，很崇拜，很迷恋，一个个不叫她“老师”而叫她“老黑”或者“黑姐姐”，把她当成了黑社会的巾帼老大。她几乎同所有的同事吵过架但又交友众多，交际圈覆盖到作家、画家、导演、歌星、高官以及子弟，外国的白人或者黑人。这就是她不会在乎幺姑也不会在乎上述所有人的资本——她经常宣布社会太肮脏，号称她每天回家都洗澡，于是湿淋淋的头上支着许多夹子，像一根狼牙棒。
她果然再没有来病房。我去学校找过她，想问一问她是否听说过一个叫珍媭的人，因为幺姑近来经常叨念着这个名字。
她的门上钉着很多留言条，落款者有姓张的，姓马的，姓M的等等。一个提着大旅行皮箱的大胡子守在门边直瞪我，似乎我根本没有权利在这里搓手和皱眉头。我只好知趣地离开。
我找到她时，电话有故障，她的声音微弱得像来自月球。“……珍媭？是发粮票查电费的黄婆婆吧？”
“好像不是。”
“那我就不知道了。你还有事？”
“你也不问问幺姑？”
“她还活着？”
“活着。”我回答得居然不怎么理直气壮。
“没钱到姐儿们这里来拿。在抽屉里。门钥匙在老地方。”她补上这一句就把话筒挂了。
我知道她用钱倒是不算小气，至少在很多时候是这样。可我不需要钱。
我需要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幺姑躺在家里，又咚咚地开始捶打着床边的小桌了。我赶紧找尿盆，还有小孩们常用的那种尿片，刚被烤得暖烘烘的。
“不是。我饿了，饿呀。”
她又在催饭，可我看看手表，其实还不到十一点。
“想吃什么菜？”我征求她的意见，努力保持自己的镇定，不去思索她口角的白沫。
“肉！”
她又随手一捶，捶得桌面咚的一声如惊雷劈顶，留下余音嗡嗡嗡，搅得我脑袋里乱糟糟的，各种部件都裂缝和错位了。
她近来很能吃，一餐三碗米饭，还要大块大块地吃肉，尤其对肥肉，可以像吞豆腐一样顺顺溜溜。这使我很奇怪。她以前从不吃猪肉，还说当年小镇上常挂着几颗示众的人头，待绳子腐烂，人头就跌落在地，被猪猡啃得滴溜溜地转，四下里滚去，不时滚到幺姑门前的水沟里。她说从那时起，她一见到猪肉就胸闷欲吐。 而现在她爱上猪肉了。热腾腾的猪肉端上来，她立即精神大振，贪婪地大口咀嚼，油水从嘴角挤出来，落在衣襟上却不自知。她还老埋怨我们不给她吃肉，舍不得花钱，对她太小气，又反复声明她一个老家伙是吃不下多少的。更令人难堪的是，她住医院那一段，她总是控诉保姆偷吃了她的猪肉，我们送去的猪肉她全没吃到——其实连邻床的病友也笑着证明，她确实是吃了的。不用说，保姆气得整日拉长着脸，有时还偷偷抹眼泪，说从未见过这样难侍候的刁老婆子。
不管我们怎样解释幺姑的从前，保姆总是不相信。
不管我们怎样说好话和增加酬金，保姆也气冲冲地要走。
幺姑一连气走了四个保姆。她似乎已经变了，从那团团蒸汽中出来以后就只是形似幺姑的另外一个人，连目光也常常透出一种陌生的凶狠。我对此不寒而栗，怀疑这不过是造物主的险恶阴谋，蓄意让她激起一切人的厌恶，把人们对她的同情统统消灭掉，非如此不离开人间。我感到这个阴谋笼罩天地，正在把我死死地纠缠，使我无法动弹，只能一步步顺着阴谋行动下去，却不知将走向何方。一只乌鸦总在窗外叫，一只蝴蝶总是飞入窗口，一个卖冰的老汉常常朝门里探一下头，这一切隐含着什么意义？上天的神秘启示，我无法猜破。
也许，幺姑在蒸汽中那个反倒好了。我一想到这点就怵然心惊，就想去洗菜或扫地。其实老黑在一个月零三天前就说过类似的话——一个月零三天，就是我与老黑的区别么？
幺姑打了个嗝，扭着眉头，说猪肉一点味道也没有，最好是弄点火焙鱼来吃。
我估计她又会这样，决计装作没听见。
“要加饭吗？”
“火焙鱼。”
“要不要点白菜？”
“火焙鱼呵，寸把长的。”
妻子坚持不下去了，接上她的话头，把嘴凑到耳边：“火焙鱼，没有卖——”
“有买？那就好，那就好。”
“没——有——卖——”
“没得卖？诳讲。太平街有，我去买过的，你们去看看，就在那个太平街呵。”
“那是老——皇——历——”
“你们多跑几趟呀。毛佗，你莫舍不得钱。幺姑人老了，吃不了好多的。你莫舍不得钱。你们要帮助我呵，你们要学焦裕禄呵。呵？”她好像看透了我的什么心思，诡秘地笑了笑，看我们将如何无地自容。
然后，她斜靠在床上，闭了眼，昏昏睡去，不一会儿就发出轻轻的鼾声，吹得嘴皮蜂翼般地震颤。她脸上有鲜鲜红润，几乎要斑斑点点地渗出皮层。
我还是买来了火焙鱼，蹬得自行车的踏脚螺丝都掉了，在街上又撞倒一个人，还同他大吵了一架。但不出我所料，这还是不会令幺姑满意。她先是说鱼里没放豆豉；待妻子加上豆豉，她又说少了大蒜；待妻子加上大蒜，她又说少了盐；待妻子加上盐，她仍然只是随意戳几筷子，就放下了，照例眉头打结，闷不吭声。问她为什么，她嘟哝着还是先前的火焙鱼好吃，哪像今天这些木渣渣？这一定不是在太平街买的，一点味道也没有。
那时候她确实常去太平街，有时为了买到我最爱吃的臭腐乳，为了买到老黑最爱吃的火焙鱼，她撑着破雨伞，一去就是半天，哪怕走得自己头昏眼花翩翩欲倒——为的是省下八分钱的公共汽车票。她对太平街的好感刻骨铭心。
她对火焙鱼的猜疑转化为极度不满，尤其是对妻子的警觉。妻子去帮助她大小便，她绷着一张脸，手脚都僵着，暗中运力，决计不从，直到一不留神把屎尿大大方方拉在床上，弄得家里的烘架又丰富厚重一次，妻子手忙脚乱大口喘气。如果换上我去，情形还好一点，她脸色较为开朗，有时还笑一笑，只是接受大便前复杂的按摩程序时有点撒娇，一个劲地哼哼。妻子偷偷说，是不是因为她过早守寡，对男性还有一种撒娇的欲望？ 当然无法知道。
我不在家的时候，或者我忙得顾不上她的时候，她就时常烦闷地敲打桌子。日长月久，大概敲得很顺手，很熟练，很惬意，大概感觉到自己能制造出可爱的动静，她就越敲越频繁，越敲越粗重。小桌原有一层黑漆，居然被她敲溶了一块，露出桌面白生生的本色，像鼓面由鼓脐向四周辐射出鼓芒，形成一个多角状的闪光体。到后来，连闪光体都被她敲得微微塌陷，眼看就要变成一个木色混沌的扁盆。我十分惊异，她那只瘦硬的手，一根竹节般的骨头，竟有如此坚强，能把木头都敲得塌陷，而自身却不曾有一丝消融。嘣，嘣，嘣，嘣——我觉得这声音越来越肿大，越来越老辣，带着血腥味充塞于天地。
敲得我们的房门引人瞩目了。开始还只是有人探探头，或者敲敲我们的窗子，或者在楼下大喊我的名字，表示不能忍耐这种肆无忌惮的噪音。当他们知道这是根本无法阻止的必然存在时，也就只能横眉撇嘴地将就了。他们还是可以过他们的日子，吃饭，浇花，做藕煤，修自行车，搭个油布棚办丧事，或者打扑克麻将——几位老人为了凉爽总是抬着牌桌追随大楼的阴影，一天下来，几乎由西到东骨碌碌转了一个圈。设想某一天，牌桌边少了一位常客，再也见不到了，我就会相信那是旋转的离心力把他甩出去了，甩到那边办丧事的油布棚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