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老师今天的授课情绪已经没有了。他本来还想讲解一下自己的两首作品，让大家了解成功的创作是怎么回事，但心情一坏，也就偷工减料，草草收场，走的时候连折扇也忘在桌上。
学习班的内容不光是培训，更重要的是创作：四天之内，每个学员都要交出一首歌曲，优胜之作将参加地区和省里的大赛。作为督战者，柳老师背着手来回转游，不时检查创作进度，给这位分析一下结构，或者给那位调整一下歌词。还好，学员们看上去大多比较卖力，常常是两人共一张破桌子，停电的时候还共一盏油灯，各自埋头吭哧吭哧地大写，嘴里不时哼出各种不成形的曲调。有的则去文化馆外的小河边，操着胡琴或者唢呐试奏新作，发出一些不太成熟的声音，让柳老师联想到哮喘或者癫痫，联想到肠梗阻或者便秘。老师有些着急，但着急的时候居然偏偏少了一个人，走到老寅的房间里，只见床上一个大花被子隆起来，罩住了一个人形。旁边散落的衣裤，红薯味或者酸菜味余绪未绝。
太不像话！柳老师踢踢床脚。
阉鸡脑袋从被子里钻出来，打开迷迷糊糊的眼，“吃饭……还没到时辰吧？”
“一天五毛钱误工费，都是国家的钱，专门请你来睡觉的？”
“老师来了哦。不是说四天才交稿吗？”
“你算算，今天是第几天？”
“还早，还早。”
“你不急，我都替你急。你看看人家。”
“放心，我不一样，我是只孵蛋的鸡婆，我的曲子都是睡出来的啊。”
“你是不是还要鲤鱼甩籽？天天从这楼上甩下去，才甩得出你的惊世之作，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哎呀，你这个人，一讲话就吃了铳药，你不要催，我平生头一件最怕的事，就是催。”老寅吞了口涎水，又往被子里钻。
柳胖子气得差点要晕过去，本想把这只假鸡婆从鸡窝里揪出来，扇上一耳光，冲着屁股头猛踢一脚，让他该去哪里就去哪里。细一想，人家毕竟是农民，好歹是革命阶级，轮不上自己过分造次，就忍住了。
他气冲冲找到馆长，强烈要求领导出面严肃纪律，把那个来混饭吃的小脑袋赶快轰走，有饭也不能给这种人白吃。馆长想了想，说边山峒的人你最好莫惹。柳胖子不明白这话的意思。馆长就说，你没听说过边山峒啊？那里的人最蛮。其他地方的人出门讨饭，送财神，送土地神，又唱又闹，逼得主家乖乖地掏钱，只有边山峒的叫化子站在大门口，一句乖巧话也不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馆长见柳胖子还不明白民情，就说起当年边山峒剿匪，说那时各乡的土匪都降了，只有边山峒不降。不管是由国民党来剿，还是由共产党来剿，反正是不降。他们情愿受火刑，皮子都烧炸了，出黄油，臭气冲天，也没有半句求饶。有的受剐刑，剐上一整天，刺刀捅弯了，血溅丈多高，把墙红了一大片，死者也不吭一声。民国那些年，常有人挑着几箩筐人手人脚和人肝人肺，到县城东门挂起来示众，让大家看看土匪的下场，吓得行人都不敢过桥，一个个从桥下走。不用问，人肉肯定是从边山峒挑来的。
馆长一大堆人手人脚人肝人肺，把柳胖子吓得脸色灰白匆匆告辞，再也不敢提小脑袋，说是要去接夫人下班。
接下来的几天，柳胖子一遇到老寅便绕着走。他没有料到的是，四天过去以后，老寅没有交白卷，倒是真在床上孵出了鸡，一只金鸡。八个学员的作品之中，他的《犁田山歌》首屈一指。柳胖子把这首歌拿到灯下哼了一遍，拿到阳光下又哼了一遍，在办公室里哼了一遍，回到家里又哼了一遍，还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凭正统科班的见识，他得承认，他得承认，不仅是他自己，就是他经常提到的那些同学，那些经常被他挂在嘴上四处炫耀的同学，不论是在省级院团的专业作曲家，还是什么音乐杂志的副主编，或者音乐家协会恢复筹备小组的负责人，都作不出这样优美的音乐。如果遮去作者姓名，他完全可能把它误当大师的杰作搬到课堂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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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天上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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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里犁田是何人？
犁田硬要犁得深。
莫云古曰犁无三寸土，
如今犁田啰——
四寸浅了，五寸浅了，六寸浅了，
犁下七寸是黄金，
深耕才有好收成……
不过就是这么几句普通甚至浅白和零乱的词，如何可以谱得这样动人心魄？这真是奇了，怪了，邪了！
肯定是抄袭。柳老师恨恨地想着。不过，曲调中明明伏有本地山歌的素材，看上去不大可能来自外地的大师。
他定定神，决定去找老寅查问个清楚。此时，几个学员正在文化馆的食堂里吃饭，密集地围了一桌，谈笑风生，热气腾腾。只有老寅无言语，一脸的庄严肃穆，直勾勾的目光只在碗里生根，伸出去的筷子，稳稳地从容不迫而且认真负责，夹住一根萝卜，在空中停稳了，再运回自己的碗里，停稳了，再运到自己已经准备就绪的嘴里。他没有听到柳胖子的招呼。柳老师拍拍他的肩，还拍出他的不耐烦：“阎王老子都不差饿鬼。吃饭就吃饭，吃饭人也催得吗？”
旁边一个学员大声对他说：“是柳老师找你哩。”见他不理，再喊，“是柳老师找你哩。”仍然没有改变他的目不斜视，也没给他脸增添任何表情。学员只对柳老师抱以苦笑说，他就是这样的，一吃饭就痴了，雷打也听不见。
没关系，没关系的。柳胖子只好以后再说。
三
像柳胖子这样的高手，能一眼看得出老寅的深不可测，曲子里既有泥土味，又有西洋套路，来路一时说不清楚。作为游戏之作，老寅后来上厕所拿的一张纸，被柳胖子看到了，竟是一支圆舞曲，地道的俄罗斯旋风，流露出中央音乐学院当年的教学风格，跳跃着草原、白桦树、花裙子、红菜汤以及手风琴的异国气息，完全能以假乱真。作者应该是毛三寅斯基或者毛三寅柯夫才对。
看完他的很多曲子，包括他拿去擦屁股的曲子，柳老师这才换上一张大笑脸，恭请他到家里去做客，泡上好茶，递上好烟，称呼也变了：“喂”变成了“毛同志”。
甚至变成了“毛老师”。
毛老师倒有点拘谨，夹住双膝，直腰端坐，手心朝上地托举一支烟，小心翼翼地抽出嗖嗖气声，不知是哪里在漏气。他不管听到什么，浅浅一笑，缓缓点头，没有下文。即便说什么，含含糊糊的呵唔呵唔不知是什么意思。大概是遇到了知识分子，他也知识了许多，土话里夹进一两句抽筋式的京腔，但还是不够斯基也不够柯夫，让旁人的耳朵南北兼顾城乡统筹其实更加紧张。
“操，社教他妈的最有意思啦！”他炸开一个笑脸，突然想到了话题，“高队长下村，说你们不要客气，家里有么几（什么）就吃么几（什么）。三婆婆以为他有母鸡就要吃母鸡，吓得脸都白了哈哈哈哈……”柳老师没听懂，见对方大笑，就陪着笑笑。直到事后很久，经过自己努力思索和其他知情人解说，才明白老寅刚才的意思：老寅是说自己读大学的时候，曾前往农村参加社教运动，认识一个工作队长，发现他的口音经常引起误会。这一段话，算是回答主人关于中央音乐学院的提问。
“嘿，花桥镇是个贼养的好地方！”老寅再次炸开一个笑脸，打断了主人的话头，“花桥人说‘群众’是这样的——”他重重的发音像是“昆虫”：“有意思啊。有意思吧？花桥人开会就说：东风万里红旗飘，革命昆虫志气豪，我们就是要依靠昆虫，发动昆虫，警惕有人挑动昆虫斗昆虫，坚持毛主席的昆虫路线……”这一次，柳老师还是没怎么听懂，见对方大笑，也陪着笑笑。直到事后很久，经过自己努力思索和其他知情人解说，才明白老寅刚才的意思：他是指自己到本县花桥镇听民歌时，发现花桥人的口音也特别有意思，算是回答了关于音乐素材来源的提问。
老寅笑和不笑，都是急休止，然后便沉默，或者含糊，嗖嗖地吸烟，似乎在寻思下一件好笑的事。柳胖子提心吊胆地看着他那里一截长长的烟灰，急忙给他张罗烟灰缸；又提心吊胆看着他喉头滚动，急忙给他张罗痰盂。
天一句，地一句，掐头去尾，文不对题，云里雾中，牛胯里扯到马胯里，艺术创作交流就这样马马虎虎进行着。柳老师付出了好茶、好烟、还有一顿饭，不免有些失望。他太不了解老寅。很久以后，他才知道老寅既不是心不在焉，也不是言语容易招祸的年头故意装疯卖傻。相反，那一天他已经说得够多了，够上腔上板了，没有一头钻到床上去打呼噜，算是很给面子。
那一天他没有喝酒。这是重要的一条。照理说，人喝酒才醉，他这个人恰恰是不喝酒便昏，便乱，便野，便语无伦次信口开河。被烈日晒得晕头晕脑，就是老寅无酒时的思想。把舌头割去一截，就是老寅无酒时的语言。他嗜酒是从壮族山寨里开始的。当时他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到学院本科，是特招的农民学员，去广西参加社教和体验生活。他那时崇拜广西的米酒，崇拜广西的刘三姐，梦想着写出一部《刘三姐》那样的歌剧。太多梦想灌醉了他，使他在社教结束的时候，擅自离队而去，沿着壮乡歌声的余音去了云南，又糊糊涂涂去了什么缅甸以及印度，直到两年后戴着手铐满身虱子被押解回国。那时候他只知道音乐，不知道国境是什么东西。如果他不是出身贫农，现在还蹲在大牢里也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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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天上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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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籍与文凭当然也顾不上了。
他这一段往事，恍恍惚惚，别人说不清楚，自己无酒的时候也说不清楚，因此我们现在也只能知道一个大概。岂止如此，他没喝酒就是个十足的醉汉，半睡不睡的，半癫不癫的，人家说东，他就说西，人家说上，他就说下。他常常把张局长当李裁缝，把王屠夫当何校长，有时看见自己的老婆进菜园子，说哪里来个疯婆子光天化日下竟敢前来偷菜，气得老婆不给他煮饭。当然，不煮饭不要紧，即便穷得无米下锅，他也能以睡当饭，把红薯或者萝卜留给母子二人，自己喝一碗冷水，蜷缩在床上，像蛇一样冬眠，就可以把一天打发下来。他说过，当年在北京读书的时候，饭票子少，有时还丢了，他可以一天只吃一顿，甚至几天不吃饭，还能坚持去上课。他的办法就是不做操不跑步不散步不洗衣不上街不说话不笑，甚至不看和不听，把这一切都变成睡，至少是假睡，在蜷缩中尽可能节省每一个动作，尽可能积攒每一丝热气，留到上课的时候再用上——以至后来一片肥肉就可以腻得他抓心挠肺的要呕吐。他还说过，在国境外跟着山里马帮到处流窜的时候，也是常常找不到吃的，要想活下去，睡觉就是最可靠和最简单的法子。他发现有些缅甸汉子比他更会睡，有时竟可以半个多月不吃不喝，只是昏昏然地闭目养神，靠一缕微弱的呼吸，据说能从虚空中吸取营养，从阳光和月光中吸取精力——他后来才知道，那叫瑜珈。用他的话来说，瑜珈这把戏没什么了不起，其实就是睡觉，就是装死或者半死，就是对付饥饿的全身蜷缩不动。
他回到家乡以后，有饭吃了，大体上能吃饱了，但能躺就躺的习惯一时难改，白天黑夜分不太清楚，做什么都不容易让人放心。在乡下当了两年民办老师，被学校辞退了；在供销社收了一年木炭，又被供销社辞退了。生产队长看他百无一用，最后只好让他看牛，算是照顾这个癫人。他倒是乐意看牛，说山上景致好，空气也好，百鸟和鸣，天高地阔，是个养人的去处。他成天在山上吹笛子，久而久之，六头牛全凭他的笛子指挥：吹一个集合调，牛就拢来；吹一个行军调，牛就开步；来一支西洋的小夜曲，牛就齐刷刷地掉头回家。他最为激赏一头小黄牯的乐感，说那畜牲绝对听得懂音乐，可以随着节奏摇尾巴，摆耳朵，听到入迷的时候，还可以发出一种奇怪的呻吟，有舒服得要哼哼唱唱的那种劲，简直是个牛群里的莫扎特。
在那一段时间里，他的眯眼越来越小，据说是没有钱买灯油，晚上燃三两根香捏在一起看书，看成了这个样子。他的酒瘾也越来越大，宁可无饭，不可无酒，碰到衣袋里布贴布，也三天两头要去酒坊，深深地嗅几下，好歹让鼻子止瘾。有一次，附近中学的老师央求他写支曲子，酬谢他一坛花桥镇的头锅谷酒，足有十来斤。他大喜过望，倚着酒坛一屁股坐下，一边哼哼写写，一边把搪瓷杯迫不及待地伸向坛子。舀着舀着，发现杯子轻了。探头一看，是坛子空了，见底了，摇一摇也不再有声响。他吓得跳了起来：奇怪，这坛子没见漏，旁边也没人影，怎么酒就没有了？
明明是满满一坛酒，一眨眼到哪里去了？
他呼了一口气，吹得眼前的一只蜻蜓晕头转向，一条弧线歪栽在地上，是醉翻了的模样。他撒了泡尿，烟头丢上去，竟激得哗地一亮，虽然没有像酒精那样真正烧下去，但已经相当危险了。
他这才相信自己全身都流着易燃物质，自己已经成了个酒坛子。
他的眯眯眼睁大，炯炯发光，全身上下泛着红潮，睡意或者癫态一扫而光，连驼背也挺直了许多，连声音也有了更多腹腔共鸣。在这种时候，他不但毫无睡意，不但写得好音乐，还能清醒判断很多复杂的问题，比方说能判断一坛酒是他自己而不是老婆更不是大哥宽老倌喝完的，比方能判断这一天是初一不是初三更不是十五。在这种时候，他还可以伸手踢脚做广播操（在北京学会的），可以去学校里去找来报纸字正腔圆地朗读（特别关心缅甸和印度的打仗，可惜近来报纸上这方面的新闻不太多）。若碰上音乐爱好者，他还说得清歌剧《刘三姐》的一切细节，对中外音乐大师的作品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从老莫（莫扎特）到老李（李斯特），从瞎子阿炳到王同志（洛滨）和雷同志（振邦）和何同志（占豪），全不在话下。不要看他的发声有点尖削，甚至有点娘娘腔，但这个时候的他随口唱出一个音，就是准确无误的中央C，或者是铁板定钉的降B，根本用不着什么定音叉和定音笛，让行内人不得不服。他随手抄起一件乐器，无论胡琴、琵琶、笛子、芦笙还是唢呐，不说玩得天花乱坠，至少也耍得中规中矩。还有手里的石头，脚下的水，嘴里的一片树叶，桌上的筷子和碗钵，都常常被他折腾出声音，准确地说，是折腾出音乐。
多少年后，有一个记者想写篇民乐奇才的文章，到边山峒去访他，一进山就有各种离奇的景象竞相入目，让人晕眩和踉跄。一只老鼠居然把老猫追得四处乱窜，不知是来自噩梦还是来自现实。悬崖陡壁的当中位置立着一只山羊，前后无路，不知是如何上去的。有时南瓜地里有一个瓜出奇的巨大，整整有桌面大，但其他南瓜该小的小，该死的死，它们各行其是从不引起人们的在意。有时还有一大片燕子不知从何而来，栖在几面粗糙的墙上，使白墙突然变成全黑，如此吓人的景观却被人们视而不见，从不瞥上一眼。记者一路上心惊肉跳，发现山里的很多事物不是憨头憨脑随心所欲，就是胆大包天胡作非为，都是醉翻了一般，只能使人们的脑子跟着生乱。他说，他已经知道老寅是怎么回事了，知道老寅的曲子是怎么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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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天上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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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后来没有采访到老寅，据说是遭遇到了瘴气，两腿立即肿大和奇痒；又据说是糊糊涂涂迷失了方向，只好搭乘一辆运木头的汽车出山。
这些说法，也没有得到过证实。
四
老寅还玩不了单簧管，钢琴也戳得有点臭，让柳老师稍稍放心了一点。柳老师执意要在钢琴上试奏学习班的所有作品，试完以后又急风暴雨般地来一段赋格，即兴加一点花，好好杀一下他的气焰。他默听了一阵，抬起眼皮，挤出一句嘿嘿，停了停，再挤出一句嘿嘿，没有说什么。
“你觉得怎么样？”
“好，嗯，就是好。”
“好在哪里？”
“你的记性真是好，身体也好。”
这话怎么听也不像是夸奖。
临出门时，他记起了什么事，回头丢下一句：“第二个爱夫长矮了。”
爱夫就是F。柳老师后来才闹明白，他的“音矮”是“音低”的意思，指琴弦有点松，该请调琴师了。如果说“音瘦”，就是指音有点弱，可能是琴槌有毛病，也得想办法修整了。至于某段曲子“没吃饭”，是指动机内蕴贫乏；某段曲子“没长肉”或者“不调皮”、“打瞌睡”，是指发音缺乏松弛和变化。还有性能不同的各种和弦，在他嘴里就成了“亲兄弟”、“表兄弟”、“远房兄弟”、“桃园三结义”等等，听上去很别扭。在这里，他好像不是在谈音乐而是谈人。或者，乐符在他那里从来不是什么声波，不过是一些要吃要喝和有哭有笑的小家伙，是可能犯错误也可能闹别扭的小家伙。那么，每个作曲者不是别的什么，只是子孙成群的大家长，是管理着音符们的饲养员，应该腰扎一个围裙，手里咣咣咣地操一个饭勺。
柳老师被第二个爱夫搞坏了心情，化悲愤为苦斗，化雄心大志为挑灯夜战以及在书橱前对苗、侗、瑶、傣各民族的紧急流窜——他必须从书本中抓到什么，必须比老寅抓到更好的音乐素材，写出副组长的杰作，不能栽在乡巴佬面前。结果，他的一大堆谱子出手了，但自惭之余，还是没敢往上送。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寅的作品在地区大赛中出线，虽然在最终的评审中，被说成“没有突出阶级斗争”，“没有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失去了获奖资格，但音乐圈子里开始流传毛三寅这个名字，还有他有点奇特的来历和习惯。同行们都在向柳老师打听老寅，包括《犁田山歌》是如何来自他谷酒狂灌之下的清醒。有一种说法传出了县又传回了县里：那一天雷雨大作，又停了电，老寅到了交稿限期的前夜，从被子里钻出来，把四张竹椅子换来的钱，全部买成了酒，三大瓶立在油灯前，如同供上了三尊菩萨。
他正襟危坐，两个嘴角微微往上翘，扯开了一张报幕员登台时的笑脸。他其实没有笑。同他处久了，才可知道似笑非笑就是他酒力发作的表情，是饲养员准备工作的常规表情，只要有了这种表情，就有了主人面对音符崽崽们的现场感，有了面对油灯后面一片黑暗的激情，肯定乐思如涌，怎么写都来神。
地区文化局长是个转业军人，以前的手风琴手，对音乐有点发烧，亲自就音乐创作召集过一次讨论会，让各县的音乐主创人员参加，还特别点了老寅的将，说“那个酒癫子不要漏了”。荒唐的是，老寅不识抬举，居然不知道这次机会何等重要，把自己一个小娃崽带去了那种场合，据说是这次要带儿子到大城市看看火车。他们摸到火车轮子的时候，刚好火车一声大叫，吓了他们一跳，父亲就说：“你看这家伙还怕挠痒痒。”这是娃崽报道的故事。那娃崽一看就是个上天入地的种，在会议室里跑进跑出，嘀嘀哒地狂叫，一下撕坏了报纸，一下撞倒了茶杯。大概是看到大楼外的其他孩子抱着布娃娃，他善于学习，不知从哪里抱来一块木板，兴致勃勃地给木板喂水，扶木板走路，给木板抽尿，抽得自己的尿急了，便掏出小鸡鸡当着局长的面抛出一线黄水。在此天下大乱的危急之下，老寅完全不像是一个爹，不加以管教和喝斥，也不知拿一块糖来稳定局面，只是在旁边打哈欠。虽然后来扯上了儿子的裤头，但地上已有了热腾腾的尿渍，实在是不像话。
他扯下自己的袖套去擦尿，会议室里的笑声便更为膨胀肥大。
他踢开木板，狼狈地带着娃崽去了厕所，一去便久久没有人影。柳胖子看见局长拉长了脸，还有一再看手表的动作，感觉自己责任重大，只好急急地出门去寻找。奇怪，厕所里没有人，女厕所里也没有人，二楼与三楼还是没有人……这是招待所两栋模样和结构相同的大楼，有廊楼在东头相接，还有走廊与政府办公大楼相通，确实有点结构复杂。柳胖子一直走到饭堂旁的锅炉房，才发现毛家父子在那里东张西望着急万分，看来是迷路了。你是个卵。你才是个卵哩。你脑袋里灌了水。你脑袋里才灌了水哩。我叫你走这边你不信。我叫你上楼你不信。你猪娘养的不记路又不听话。你才是猪娘养的不听话又不记路……他们跟着柳胖子往回走的时候，还在气呼呼地斗嘴，不饶不让，没大没小，纲常全无，骂得既愤怒又认真。
“以后带你出来，硬要带一副牛绳，把你时时刻刻套住才好。”柳胖子气呼呼地擦着汗。
“有绳子就好了，这恐怕是个办法。”老寅认真地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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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天上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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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子归我来牵。”儿子也热烈拥护。
午餐铃已响，发言的时间是不够了。“我虚心接受各位老师的宝贵意见，回去以后好好改正缺点，坚持批判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把各项工作都抓上去。”老寅结结巴巴的这一句，算是结束语，但口气说大了一些。
老寅低声问柳胖子：“我还想说一句：以后用正确思想的牛绳套住鼻子，永远走在时代精神的犁路上。你说行不行？”
“这些话就不要说了。”
“这样好的话，说不得吗？”
“人家童局长要吃饭啦，不要说了。”
“那好，”老寅转向大家，“本来我还想说一句，柳老师说不要说了，我也就不说了。完了。”
“你继续说，继续说嘛。”局长还有兴趣。
“柳老师他不要我说。”
“你嘴巴不是长在他身上吧？”
老寅转低声问柳胖子，“那我还是说？”
“想说就说吧。”胖子有点不耐烦。
“好吧，我继续说。”老寅转向大家，“我要说什么呢？怪了，刚才看着看着出来了，一下子又进去了。”他抓抓脑袋，意思是要说的话突然找不着了。
大家嗤嗤好笑。
有人提示了一句：“你刚才说到了修正主义。”
“哦，说修正主义。这么说吧，这么说吧，”老寅咳了一声，小心地寻找着字句，“修正主义确实歹毒，确实无血，不光要谋害毛主席，还害得我们坐在这里开会，几句话嚼过来又嚼过去，耽误了好多瞌睡啊。”
有人捂住了嘴巴，还有人前仆后仰地捂住了肚子，看局长连连敲击桌面，也没有静下来。这使老寅大为奇怪，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笑什么？我说错了吗？修正主义没有耽误我们的瞌睡？”
笑声总算被哭声打断，原来是他的儿子用一口砖砸了自己的脚。这个挖坟揭瓦的活祖宗，还是很善于学习，大概是看见大楼外的其他孩子玩积木，刚才不知从哪里搬来了一些砖，在会议室门边辛苦地搭砌火车站，没有砌稳，便发生了工伤惨剧。这样，老寅忙着去抢救伤员，修正主义就没有了下文。
五
芹姑娘走进了这一个故事，用一副玩具积木换下了小娃崽的砖块。
她是县文艺宣传队（后改名为山歌剧团）的主要演员，演唱过老寅的歌，曾经放出话来：“只有毛老师的曲子才唱得有味。”后来见到不是毛老师的柳老师，一再招呼，发现对方面有愠色，根本不理人，这才伸伸舌头，发现自己闯了什么祸。她马上改口，说毛老师的歌只是有味，但柳老师的歌更有水平，水平啊，水平这东西不是想有就有的，不喝上几桶墨水是吹不出来的。她抓住机会给柳老师吃一颗酸梅，哎哟哎哟地哀怜自己的肩周炎，要柳老师给她揉揉肩，终于让对方有了笑脸，还有了一种惬意得哼哼的可能性。对方幸好没有尾巴，否则肯定也摇摆不已。
一个肩周炎便能够化险为夷。她就是这样小奸小坏，有时呆，有时精，有时呆中有精，或者以呆卖精，一句句话让人难辨真假，到处都是迷魂阵，后来被女友们私下里叫做“肩周炎”、“膝盖炎”以及“小嘴炎”，是圈子里鬼鬼祟祟的取笑。至于业务上，她是队里第一嗓，只是很小就进了戏班，没读过多少书，别说是五线谱，连简谱也啃不动，一见乐谱就冒汗，越冒汗越是舌硬，几个音符在嘴里嚼来嚼去，折磨得颈根都要抽筋了，衣衫汗得水洗一般了，还是成不了句。说实话，当年要不是这一条，凭着她的音域宽和气韵长，省里的专业院团早就把她挖走了，按照柳老师的宣告，柳某人也早推荐她到什么大学去深造了。
台上唱不过她的姑娘们，一般都在乐谱面前找到心理平衡。一见她太得意，就拿一个什么本本来大唱特唱，迫使她闭嘴，无精打采地坐到一边去，闷闷地叠纸船或者钩头巾什么的。她知道，乐谱成了她永远的克星。她的歌喉所向无敌，她的一个眼风或者一条腰胯的线条，能调动和控制剧场里每一个角落的目光，但她就是没法迈过最简单和最基本的一步。以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的演唱都得由别人一句句教。这成为了行中笑话，成了她最大的污点和心病。
老寅不大看演出，不大认识她，说到她的时候，有时叫她“菜姑娘”，有时叫她“蒜丫头”或者“葱妹子”，不知是从哪里随便抓来的名号，不知是有意打趣还是真在菜园子里昏了头。他说过：“蒜姑娘好就好在没多少文化。”这句话没头没脑，差不多是癫语，听者不把它当真，没有往下问。
没人问，他就不说了。
他还说过：“芹菜是我们家宽老倌的那只霸王鹅，占了人家的窝，还发脾气。”
这句话还是癫，听者就算想往下问，也没法问。
没人问，他也不说了。
芹姑娘倒是来问过一次。她额头冒汗，拿着老寅的几页新作，说里面这么多升半音和降半音，教唱人都觉得难度太大，她一个乐盲看了更是两眼黑，怎么唱？是不是搞错了？要不就是要害死她？她去找过柳老师。堂堂柳老师也教不了她，一上调就晃晃悠悠，好像纸上全是西瓜皮，没几块能让人踩稳。柳老师觉得这硬是胡来，民歌民歌嘛，从来都是啷咯哩咯啷，宮商角徵羽，五音阶当家，怎么能搞得这么多半音？玩西洋套路也不能这样的。柳老师还有了一种警觉：老寅这个人就是骄傲，不知自己八两半斤了吧？资产阶级音乐体系正在回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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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天上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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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寅大概还记得她的积木，收捡自己的散乱衣物，意思是给来客让个座。“大妹子，莫急莫急，这首歌最合你的口味。”
“你肯定是两碗猫尿灌迷糊了。”女演员看了看桌上的酒瓶，不奈酒气，站到了门边比较通风的地方。
“你小时候喜欢打架。”
“同打架有什么关系？”
“你还比较蠢。”
“说什么？你才蠢呢。”
“你说得对，我是蠢。我是蠢人喜欢蠢人，蠢人喜欢唱蠢歌。我同你说，你不要怕半音。半音是什么？半音是你的崽，你怕你崽做什么？”
“你好好地说嘛。”
“我知道你还没有嫁人，只是打个比方。我是说，你听啊，山里的牛叫、羊叫、鸡叫、鸭叫，车子叫、磨子叫、锯子叫、刨子叫，还有各路贩子打吆喝，哪一样没有半音？放个屁也有半音吧？”
“呸呸，难听死了。”
“好，不说放屁，我们说贩子的吆喝。你听听满街的吆喝，伢崽都学得像，你一个戏子如何就学不会？”
“谁是戏子？”
“好，演员，是说演员，人民的演员。演员的眼里不是夹豆豉吧？你到山里去看，光是一个绿，你看得多了，保不定看出上百种绿。光是一个黄，你往细里看，保不定看出几十种黄。颜色就是音乐。呵呀呀，这里面就有好多半音，好多半音的半音。呵呀呀，哪是五个音阶写得尽的？哪是五个或者七个音阶唱得完的？”老寅已说得眉飞色舞，“说画画只能用七个色彩，狗屁！就像说音乐只能用七个音阶，也是狗屁！世界上好多人成天放狗屁，越放狗屁人家还越说他们高明！”他一股火气不知是冲着谁而去。
芹姑娘似懂非懂，“柳老师也是大学生，还会五线谱，又是手风琴又是钢琴，他也唱不出来。”
“柳老师好聪明的人啊，好有学问的人啊，长得又白又胖，衣袋里挂着两三支水笔，当然不会是聋子，起码有两只猪耳朵。”
芹姑娘忍不住笑，注意到老寅的大耳朵，笑得更厉害了。
“妹子，你听过禾凤子叫吧？”
“当然听过。”
“那好，你叫给我听。”
老寅让姑娘学禾凤子，在对方的鼓励下，一次次叫得更悠长，不知什么时候，他接过禾凤子的声流向上一挑，走，向前一带，再走，声音就有了节拍，有了旋律起伏，就成了他乐谱上的句子。芹姑娘大为奇怪。她平时学一首歌，至少得跟唱七八遍才会，这一次她只跟唱了两三遍，一首歌居然就顺风顺水一通百通。遵毛老师之令，她尽力忘记音阶，确实忘记了音阶：不就是牛叫、羊叫、鸡叫、鸭叫的那种味道吗？不就是布贩子、油贩子、糖贩子、药贩子、铜铁贩子到处吆喝的那种劲头吗？升半音，降半音，原来没什么了不起，原来一开始就没这回事。她一头扎进禾凤子的叫声里，顿时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故乡山寨，油然生出一股当年的野劲，疯劲，还有蠢劲。她确实唱蠢了，蠢得快活无比。她觉得自己不是在唱什么歌，几乎是在崩塌，在飞旋，在漂流，在花一样绽放，自由放出的长音不知所来也不知所往，接引和牵绕出心中的种种往事，还有说不清的什么隐情——到最后，眼里有了惊喜的泪水。
她惊得一屁股坐在床上。
“好，懵天懂地了，接上地气了。”不知道老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毛老师，我……好喜欢你这首歌，真的好喜欢。”
“当然，你非喜欢不可！”
“我……都唱哭了。我从来没有唱得这么痛快过，都唱得一身发抖了。毛老师，你如何写出这样的鬼东西呢？你耍了什么鬼花招？你给我下了什么迷魂药？我恨不得要打你一顿，恨不得掐死你——”
她当真在老寅背上猛捶了一拳。大概自觉有点放肆，她眼睛往上一轮，提着热水瓶去伙房打水。她注意到老寅乐呵呵地看曲子，没有留意她的离去。
六
老寅的曲子让芹姑娘越唱越火，自己也越写越上瘾，还迷迷糊糊地撞上了地主老财才有的腐败生活。他是应召来文化馆写曲子的，与一个画画的后生合住一间客房。他嫌那个后生的脚臭，一解开球鞋就天昏地暗，就灭绝人性。那个后生则嫌他晚上磨牙，讲梦话，时不时还开叫吓死人。还嫌他总是穿错别人的衣，拿错别人的饭盆和筷子，出门不是忘了锁门就是把钥匙锁在门里。更让人不可忍受的，是他好几次开口借钱借粮，借了也不还，完全是个赖皮，是无耻的诈骗犯。有人曾经警告过他，说老寅没喝酒时的借钱都是白借，呸，天下哪有这样的混账逻辑？
太阳如今从西边出来了。老寅突然活得容光焕发，衣物和被褥变得干干净净，不知是谁洗的。他床头多了一些水桶、脸盆、毛巾、热水瓶、也不知是谁买的。他居然也用上了高度文明的牙刷和牙膏，一口黄牙渐渐变白，不再喷放出浓浓的馊气。当这口扎眼的白牙嚼着豆腐干下酒，自然引来了画家大为惊异和嫉妒的目光。缩缩鼻子，这间房里有了女人的气息，一股年轻女人才有的体香。这毫无疑义。如果没有女子常有的冷手和冷指，这房间里不可能有悚然袭人的整洁。这也毫无疑义。问题是，毛三寅这老家伙（其实还不到四十岁）毫不在乎——甚至不大在乎女人是谁，有时被后生问起来，便含含糊糊地提到什么蒜丫头菜妹子，在他的菜园子里没有刨对过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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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天上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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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为两瓶小曲是画家买来的，连连欠腰：“你这样客气，不敢当不敢当，叫我如何是好？”
“我得了脑膜炎还是猪头疯？一定要来孝敬你？”
“不是你买的？那就怪了，未必是何馆长赏下御酒？”
“你这个人真是没有味。人家送酒来，你喝了白喝。我借给你钱，你也不还。”
“钱？你是说钱？”
“你看你，前天还差点把胸脯拍烂，说马上就还马上就还的……”
“大兄弟，这种玩笑不能乱开。我这个人一是一，二是二，人穷志不短，叶落树杆直，前世做鸡也不欠人家的谷，来世做牛也不欠人家的草。你不要乱开玩笑，一开我就发心脏病……”
后生几乎欲哭无泪。
好在癫子十几天后就回乡下去了，谢天谢地，终于回乡下去了。他作品还没有改完，但领导方面觉得他政治上不可救药，交给他的歌词，领导改定的歌词，他不是说被风吹走了，就是说可能被老鼠吃掉了，一听就知道是假话。柳胖子曾经要他写一个检讨，保证再不丢歌词也不乱改歌词。他盯了胖子一眼，不说话，再盯一眼，才挤出一句：“要我写检讨？惯肆你们？”
宣传部长只好说，乡下的革命和生产也很重要，或者说更重要，老寅应该到更重要的地方去。老寅大为不解，说家里的猪没有发病，队上的禾苗没有发虫，他完全可以继续留在这里，不拿补贴也不要紧。但部长慈祥得很坚决，派柳胖子直接去买票，把他送去车站。
癫子当然不知道这以后的事情，比方他的歌是如何打入冷宫又如何解冻，比方芹姑娘是如何把他的歌唱出了大风头，一直唱到在省里拿奖，在省里与首长合影，还上了电视和广播。此时的政治形势已经有了变化，作品审查不像以前那样风声紧张。像芹姑娘唱出去的这些歌，一变成乐谱，谁看了都觉得难唱；一变成声音，谁听了都觉得易唱，更觉得闻所未闻，完全是不合规则的一手怪牌。这种音乐总是一新耳目，尤其引起一些院校科班才子的好奇。这样说吧，它是这样一种东西，可以被乐谱引导但无法被乐谱描述，在乐谱之内又在乐谱之外。听了这些歌，一个人可能会多一些幻觉，一声鸟叫，一声风啸，一声汽笛的擦肩而过由厉而钝，都可能让人疑为旋律：原来满世界一直是无音不乐，原来满世界一直管弦遍地只是等待你张开双耳。
很自然，这些歌被有些新派人士誉为新探索，誉为什么主义什么派，引发一些争议，在某份杂志上还形成了专栏。但癫子在边山峒放牛，完全不知道这一切，顶多能从有线广播匣子里偶尔听到芹姑娘的一两段，电流的喳喳声夹杂其中。
镇上出现电视机以后，老寅家里的广播匣子有时呻吟，有时咳嗽，最终成了哑巴，连喳喳声也没有了。他到坡上去查线，发现大段电线不翼而飞，也没有什么人来管管。瘟队长居然到城里做米粉生意去了。
关于主义，他只是在墟场上碰到一位中学老师，才从对方嘴里得知一二。后来又碰到两个专程远道来访的同行，从对方嘴里得知三四——他当时挖了几个竹笋，想在墟场上换几个钱，在街边蹲着，没等到买主，倒等来了两个研究生和几个主义。
“什么主义？笑话，写曲子要什么主义？不要主义，不要主义的，只要有酒就行。没有谷酒，红薯酒也行……”他陪着研究生在街边操练京腔，认真地说得对方疑疑惑惑面面相觑，直到自己的口舌别扭得有些麻木，回到家里以后忘了换舌头，倒是卷舌音主义使老婆莫名其妙——把他疑惑地看了又看。
他说到了门德尔松，说到街上一个疯子，没等客人听明白，还从口袋里摸出两首新歌分送客人，是自己没酒了，就以歌代酒，客气一番。事后他才记得自己未留底稿，纯属胡来。
但既然高兴过了，既然他都开始主义了，其他一切算不了什么。他喜欢所有的同行，喜欢所有让人高兴的事，有时守在家门口心血来潮，邀请过路的陌生人来家里喝酒，一个劲地招手，反把对方吓得快步逃跑。实在无人可以说话的时候，他就走到山上，找块石头，找棵树，把它们当作娃崽哄一哄，或者当作妖魔来一番吹胡子瞪眼睛。一个砍柴的后生曾经听到林子里人声喧哗，以为有人在那里吵架，跑过去一看，发现茅草那边只有老寅一个人，正在与一根刺藤过不去。“你上次咬了老子，前几天咬了老子，你找死啊？你要咬，就规规矩矩地咬。每次都咬个老地方，情节也太恶劣了，影响也太坏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老寅一个人完成了长长的宣判，刀起藤落，把一条刺藤砍得碎尸万段，才气呼呼地住手。
走在山里的路上，他无人说话倒是变得话多，与初交客人时的有三没四大为不同，甚至一张嘴巴直通心思，关不住自己的大小念头：唔呵，我想喝酒了吧？嗯嗯，还可以忍一忍的。我的柴刀呢？怪事，原来在箩筐里啊。不好，又要屙尿了。到茅草后面去屙吧。如此等等都脱口而出。他当然还经常碎念着县城，碎念着美妙县城里有牙刷牙膏而且有瓶装好酒的日子，还有那些让他过上好日子的朋友：芹姑娘、柳老师、何馆长以及那个同房的后生画家。真是些好人啊，真是让人想念啊想念啊想念啊。他们一别三秋怎么就不见了？怎么就不下个通知来让他再去写歌？歌是个好东西，是个酒一样不得不喝的好东西，是芹菜大蒜小葱韭菜之类姑娘们身上不能不流的血，不能不怀胎和生育的娃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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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天上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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芹菜曾经有信捎来，鼓动他为重新改组的山歌剧团写个大作品。他心花怒放，大张旗鼓，蜷缩在床上一睡就是三四天，像一只豹子收缩着身体，充分地后退，小心地积蓄体力，然后投入最后的生死一扑。他从来都把音乐看作体力劳动，重体力劳动，绝不是文弱书生那种纤纤小手做得下来的，因此他的每次下笔都是背犁，都是凿石，都是生死一扑，一旦扑出去，就是连续几天的夜以继日，直到自己累翻在地，瘦得胸脯上的骨头充分暴露，嘴巴大张着喘气。他写下了一部名为《天大地大》的八幕山歌剧，为了移动和削平这一座大山，他还变卖了自己的猪，自己的房子，自己责任山上的好些林木，几乎砸锅卖铁倾囊而出，把它们统统换成了酒，换成了他的弹药，一直等它们已经十倍于敌，百倍于敌，千倍于敌，再把它们捆绑在一起狂炸出去。对于他来说，《天大地大》不是什么音乐，是他全身酒精燃烧和爆炸起来的轰轰烈焰。
他不明白的是，本子寄出去以后为何一直是石沉大海？掐掐指头，至少也有大半年了，居然一直没有个消息。还有柳老师王老师李老师那些胖子，如何就不再办什么学习班？就不再关心农民业余作者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这无产阶级的文艺革命事业（他不知道这个政治口号已经废止）怎么就不继续往下抓呢？
有问题。
保不定，是村里那个麻子会计拉痢，混里混账把通知书擦了屁股。他看见会计抽烟，就觉得那是隐藏了通知以后抽烟的模样。看见会计吃饭，就觉得那是隐藏了通知以后吃饭的模样。看见会计打儿子的屁股，更觉得那是隐藏了通知以后的心怀鬼胎——每一下都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分明是瞒天过海。
邮递员总是把邮件送到会计家的。他忍不住去了一趟那里，但麻子会计说没有通知，确确实实没有通知。会计还说：“寅癫子，你要认命。你耳朵和眉毛都长得威猛，不同凡响，出奇制胜，就是眼睛太小了，伤了命理的根本，只配在边山峒嗅牛屁股。”
嗅牛屁股是放牛的意思。
他抹一把脸，默默地回家。
秋天，发生了一次意外。他带着儿子在岭脚下烧火土灰的时候，有一只黑蜂蜇了他儿子。他狗一样在林子里上蹿下钻，猛追那只罪恶滔天的黑蜂，决不让它逃跑——按当地的说法，挤出这只黑蜂的汁液，原汁化原毒，才能给伤口最快地止痛消肿。他气喘吁吁追踪到一个山坳，发现了一个大蜂窝。蜂群正从一个岩洞里冲出，轰然一声，一道水桶粗的黑流闪电般掠过，飞旋而上时又散成一片黑纱，遮天蔽日，化昼为夜。嗡嗡嗡地蜂鸣时近时远，时急时缓，时扬时抑，有一种浪潮扑来震撼大地的力量，连草叶都为之颤抖。这种巨大的轰鸣他从未听过，使他惊喜入迷，一时忘了火土灰。
他没有听到远处儿子的叫喊。事后才知道，火土灰冒出了一处明火，被风一鼓，有一朵飘到了路那边的杂树林子里，儿子拿它毫无办法，只能坐在地上哭喊。他赶回来的时候，火乘风势，已经噼噼啪啪烧上坡去，浓烟滚滚之处，鸟雀惊叫着四处逃命，烧炸了的竹子则在烟火深处不时爆响，一声声炸得山体震动，震得他腿都软了，心都空了，根本没法挪动半步。
幸好村里的人看见了烟火，赶上山来扑救。也幸好天降及时雨，没有让火势向更大的范围蔓延。一场黑雨杂着烟尘，在地上洒落出遍地黑泥。
林业派出所的警察来了，宣布他毁坏山林，手铐当啷一声套住他的两手，吓得他老婆哇哇直哭，扯住他的衣袖不放。他一脸烟灰还没来得及洗掉，也吓得牙齿敲个不停，靠旁人七搀八扶，才别别扭扭地滚进小货车，几乎是一堆烂泥。
他在派出所的小房子里一蹲个多月。毁林三百多亩，差不多是大罪，本来足以送他去法院判刑。后来考虑到他癫里癫气的也不宜过分较真，考虑到他是远近有名的山歌王和作曲师，警察以罚代刑，罚他一千块，再罚他植树两百棵，算是从宽处理。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派出所多住一天，派出所就多乱一天，让人受不了。
他闲得无聊，便给自己的检讨书谱曲，画出了好多蝌蚪文，谱出了一曲冗长的认罪语录歌。觉得还是闲，又顺手捡起《森林保护法》的小册子，也当作歌词，密密麻麻地谱下去。咣咣咣咣——嘣嘣嘣嘣——！一段管弦乐的前奏过后，森林是国家的宝贵资源成了颤音，严禁任何人乱砍乱伐有了和声，一经发现严惩不贷成了圆乎乎的男低音美声，忽悠了好一阵，最后一个“贷”字迟迟出壳，让人悬着的心终于落地。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大概是为了有所强调，这三个字重复了多遍，声情并茂地有扬有抑。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这三个字同样重复了多遍，绕出了悦耳的花样，然后才转入节奏分明的快板：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而且，狠抓落实贯彻，防火防盗各项……到最后，一部马拉松式的地方法规由他唱完了，“现予公布实行”一句，余音渐弱，圆乎乎的无限深情送向远方。
警察们开始以为他疯癫，最后才知道那是什么宣叙调，洋人的宣叙调就是唱不太清楚的，就是开唱时嘴里含了个热萝卜。
派出所旁边是供销社的屠房，还有镇上的兽医站、农药仓库以及裁缝店。几天来，居民们从未感受到美声森林保护法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倒是毛骨悚然，浑身鸡皮疙瘩。不管天有多热，大家乒乒乓乓地关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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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天上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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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警察去屠房买肉，遭到了严厉拒绝。“你们派出所天天鬼叫，叫得我睡不着觉。你们吃肉的时候就想起我来了？”王屠夫把砍刀一拍，“今天对不起，我补了觉再说。”
屠夫老婆也出来骂人：“你们派出所说是保一方平安，其实是搅一方瞌睡，还让人活不活？”
警察们一合计，只得让老寅赶快走人。
老寅倒是不急，甚至于有点恋恋不舍，走出小房子的时候揉着眼皮：“这个地方好清静，是个孵蛋的好地方，补足了我的瞌睡。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要是舍不得，就再住三年。”
“走，要走的。客走主安。”
“把罚款赶快交来，听见没有？”
“当然，当然。你们这样看得起我，只罚这一点点，我也要对得起人，不会耽误你们的公事。是不是？”
警察发还一些收押嫌犯时的扣押物。他清点了自己的鞋垫、酒葫芦以及粮票（这些已经没什么用的纸片他还总是带着），笑着说：“你们真是太客气，太客气了。不收粮票，天天有茶有饭，三天两头还让我出国观光，实在不敢当。”他说的观光，是指看到电视里的国外风光片。他一口一个“谢谢”，一口一个“再见”，见人就握手，不像是囚犯出监，倒像是领导下来慰问。三个警察没来得及躲，被他分别握了一下。一个送柴的汉子正好进了派出所，也被他当成警察握了一下。
“快走快走。”警察觉得手上怪怪的。
“不握一下手，辞行哪有个式样？两军交战，也要以礼相待吧？”
他把警察的脸一张张看去，看得他们不得不点头，这才心满意足。他是不能急的，是不能让人催促的，待辞行的礼仪逐项完结，稳稳地朝院门走去。
院门那里有熙熙攘攘的闲人，大多是闻讯来见识癫子，也有一两个老寅半熟不熟的人，来打一个必要的招呼。有一个少年大唱一句“现予公布实行——”，当然是模仿老寅这些天的圆音唱法，引发一阵笑，场上十几副牙齿全部外露。癫子知道他们在看猴戏，重咳一声，装着没听见，走自己的路。
七
老寅忍不住进城去问一问结果，是一年或者两年或者三年以后的事情了（对不起，他常常把我们的记忆说乱）。
他剪了个头，穿上侄儿给的一件武警上衣，袖口上有两条黄带子的那种，然后背着四床细篾凉席急匆匆上路。他一下汽车就觉得眼花缭乱天旋地转。问了好几个人，掐痛了自己的手腕，才确证自己没有下错站。城街显得窄了，乱了，也浊了，以前一面面寂寞清冷的围墙，眼下全成了密集相联的铺面。电器沙发衣装烟酒之类货品塞满铺面，再从铺面里溢冒出来，挤占着人行道，把人们挤到了车道上，阻碍着黑烟大喷的汽车和摩托。满街都有电声音乐——哪是音乐，分明是一团团凶音把所有过路人打得鼻青脸肿，好听的不太多。再看电视屏幕里的那些歌手，男不男，女不女，刚才还埋着头神经兮兮地念经，转眼就仰面朝天用肠子（不是嗓子）大嚎，然后又久久地弯下腰（像胃痛），或者连连往后蹲坐（像尿胀）。他们卖力折腾着自己的眉眼和嘴鼻，个个都痛不欲生，像死了亲爹和亲娘……可怜啊。老寅看呆了：如今好容易吃饱了饭，为何还要死要活？
他迷了路，在几条街上游转到下午，才机警地一举侦察到文化馆。其实文化馆不是一条到处跑的船，还是在老地方，只是已被花花绿绿的铺面淹没，不容易看出来。而且馆门已经通向一个录像投影厅，满地纸屑果皮。他原来住过的客房，与另一间打通，变成了照片扩印部，两个陌生面孔在那里忙碌，问他要不要拍彩色婚纱照。他没有找到何馆长，只是得知馆长已经退休。他也没有找到柳胖子。柳家一位少年一直盯着电视里的机器人打仗，说爸爸准备开一个餐馆，到省城订购桌椅什么去了，两天内回不来。
老寅好容易在剧团宿舍看见一张熟悉的粉脸探出门来，怕喊错名字，便“呵呀呀”大叫一声，显得热情万丈。
“毛老师！”
“正是，正是我老寅。”
“你没蹲在大狱里呀？”
“政府宽大，政府英明，要我继续为人民服务。”
“你好久不接见我们了，今天怎么会移銮起驾巡幸寒舍？”
“想你啊。”
“呵呀呀，我也想你。都差点要得相思病了。来来来，热烈祝贺毛老师逢凶化吉平安归来，今天先要亲一口。”
老寅以为自己听错了。不料芹姑娘真的拥上来了，一条软臂绕住他的头，一对冷唇在他脸上发出脆响，让他呛了一鼻子香水味。
屋里一阵好笑。
老寅揪揪鼻子，才发现屋里坐了好几个男人。有两个比较面生，挂着领带或抹了头油。另外两个是县剧团的演员，以前在舞台上出现过，但眼下作派已变，像是刚从电视里蹦出来的，胃痛和尿胀还没有完全解除，长发披肩，脸色苍白，挂着什么项链，眼光直勾勾。他们倒还随和，给老寅让坐，给他敬上啤酒。芹菜夺过他的啤酒，换上白酒，一个很知情和很贴心的样子。正是靠着这一杯酒，老寅才听清了其他人说的话。他们吹捧芹姐的嗓子，说到底是牌子亮，打遍这么多歌舞厅无敌手。他们赞成芹姐向通俗唱法靠，民歌毕竟同港台劲歌是没法比的。他们还建议芹姐以后用燕窝煲粥，唱歌这种脑力劳动，可不比农民种田，不能没有营养滋补。他们还说到花桥镇的女子可笑，不知道皮肤黑的就不该穿浅色衣，罗圈腿就不能穿牛仔裤，酒窝深的人笑起来该把嘴巴抿一点……这些都不懂就抛开了媚眼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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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天上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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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推着桌上的麻将，清点各自手中增减着的钞票。芹菜穿插其间，不时戳一下这个脑袋，或是把小手不经意搭在一个肩头。有时还眉心扭结地发点小脾气——她知道自己严厉的样子也好看。“老娘拍死他！”她不知在什么话题上了火，发出一道娇声的威胁。
看得出，她不让老寅受到冷落，一声声“毛老师”叫得大方，还挤到他身边的柜橱里取什么东西，用低低的声音来点耳语。一次耳语，是说柳老师离两次了，候选老婆已经到任，绝对最新消息吧？另一次耳语，是提醒老寅扣好自己裤子的前裆，虽然让老寅有点狼狈，但狼狈里有了感情定位的提升，有了不一般的小默契和小秘密，还有了记忆涌现——芹姑娘以前就这样提醒过。
老寅差一点兴奋了，又喝了一杯酒，但发现自己还是鸡群里的一只鸭，只宜端坐在墙角，嗖嗖地吸烟，说不上什么话。他伸了个大懒腰，装装样子去看壁上的画和照片，但觉得这个动作并不合适，也不顶用，搞不出什么下文。他把一个花瓶研究了好一阵，还是搞不出什么下文。
他等待主人提起正事。听她说起当年非毛老师的歌不唱，以为她会说到剧本了，但她嘴一撇，说起了豆腐配鱼头。听她说到剧团改革，以为这次大概要进入正题了，但她舌头一跳，又开始说家具。老寅已经干咳了几声，最后只得怯怯地开口：
“大妹子，我来问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我的东西。”
“是你那个音叉吧？”
“不是。”
女主人拍拍自己的脑袋，说该死该死，猪脑子不管用了。
经老寅提示，她才呵呀呀，说是有个剧本，叫《天大地大》吧？是叫《天大地大》吗？不是叫《天地之间》吧？不是《天上地下》吧？她说事情是这样，本子好是好，一直没有钱排演，在好些人那里转了一圈，后来被省歌剧院的一个魏老师拿去看看，一直没有回音，看来不会有什么好消息。最近，听说魏老师还出了国……
老寅的脸色转暗。
“魏老师真的出国了，好像是去了新西兰，不对，是新西兰还是加拿大？反正是个欧洲国家……”她问身旁的人，“加拿大是在欧洲吧？”
老寅的地理知识也少，不知道这一问为何引起笑声。“不要紧，不要紧，只要东西还在，再远也找得到的。到加拿大有好远？顶多也就是印度那样远吧？唐僧去得，我也去得。”
他不知道为什么旁人又笑。听人说他根本不可能去加拿大，听人说姓魏的可以去但他姓毛的铁定去不成，根本不是什么走水路还是走旱路的问题，不是什么走南边还是走北边的问题，更不是什么盘缠不盘缠的问题，他这才有了眼里的惊慌：“那……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毛老师，这事只怪我，怪我前一段昏了头。”
“他总要回来吧？他死在外边吗？他过端午过中秋也不回来？亲朋戚友摆喜酒摆吊酒，他也不回来？”
“他已经入了外国籍啦。”
“入了月亮籍，入了太阳籍，他拿了人家的东西也是要还的吧？明明是一捆结结实实的东西，既不是一个嗝，也不是一个屁。”
“毛老师，那个本子就真的很重要？”
“怎么不重要？我孵出来的蛋，这么大一个。”他比划出脸盆的大小。
“要不，我赔你钱？”
“不，不要钱。”
“说句大实话，你没必要去找了，其实，找回来也没个屁用……”女主人觉得不宜说得太直，换上另一种说法，“你不必客气，我现在有钱了。就算我买下你的行不行？你卖到哪里不也是卖？”
“对！毛老师的东西不是嗝也不是屁，要她赔钱！要她买！她在歌厅里赚海了钱的！”有人在恶作剧地起哄。
看到老寅没有吱声，或者不等老寅吱声，其他几位也摆出为农民音乐家打抱不平的架势，想出了高高估价的各种理由，汇演和巡演，唱片和磁带，还有编入教材畅销世界的可能性，一条条搬上阵，使卖价数字不断增大，大到了不认真的程度。
“好哇好哇，你们拿芹姐调口味。”芹菜笑着一拍桌，“十万就十万，还要怎么样？老姐今天认栽！毛老师就是把我杀了，动手拆这房子，逼我当丫环，我都认！”
“当什么丫环，当妾吧——”
对，当妾！当妾！当妾！游戏到了这一步，笑声和掌声一齐爆出，还有人在桌上拍巴掌。大势所逼，老寅也咧了咧嘴，不像是笑，但似乎已在笑声中就范，只能自己找个台阶下来了。想再说什么，也说不出口了。毒刑已经上完，杀人不过头点地，他还能怎么样？还想怎么样？大家搬一个圆桌面架在方桌上，忙着上酒菜，准备吃饭了。大家传看着酒瓶，觉得酒的防伪措施是接下来理所当然的话题。他们没注意老寅的沉默，没注意到他一直没有动酒杯。不知什么时候，正当大家举杯，他像是醒过来，睁大眼睛，摇摇晃晃地起身，挺出干干瘪瘪的肚子，挤得桌面晃了一下。他不是要致祝酒词（有两个人这样以为），也不是要检查各个杯子里的分量以防有人酒德沦丧（更多的人这样以为），而是冲着天花板发出一声长啸，吓得旁人不知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不知这是什么声音，左顾右盼好一阵，才发现是他在叫。大家发现他的目光已经空洞，全身有一种电击下的哆嗦：“散伙啊——”他公鸡报晓一般再次扯直了喉管，没等旁人明白他的意思，咣，大圆桌面突然升起来，七盆八碟齐刷刷跃向空中，悬浮了一瞬，东偏西倒落回桌面，再沿着倾斜的桌面乒乒乓乓狂泻而去。鱼片与肉丝共舞，酸汁与辣汤对飞，什么东西滚到墙角，发出零零落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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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天上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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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只疯了的公鸡。幸亏旁边的人及时闪开，油水没有盖在什么人的头上，但两片菜叶还是溅到了女主人手上。
“你这是做什么？”芹姐愣住了，“你今天吃了生狗屎？你你你真是个癫子？”
“赔我一桌菜。好吧？”公鸡干笑一声，拍拍手，出了门。
“你妈妈的——”女主人跺一脚，口出粗言，看到家里遍地狼藉，哇的一声哭歪了脸，朝另一间房子跑去。
她眼泪哗哗地又把两卷凉席抱出来，狠狠地摔向大门外：“拿走你的烂席子！去垫你的尸！去垫你爹的尸！臭癫子你算什么东西你狗屎也不是你听见没有……”她闭着眼睛大骂，祖宗子孙无所不及，直到有人扯扯她的衣袖，说人已经走了。她睁开眼，探头一看，面前果然只有一条空空的楼道。
八
老寅走出县城，恍恍惚惚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大事。发现自己的东西变成了嗝和屁，发现自己在城里也只是一溜没有位置和没人注意的空气，倒是一身轻松，无所牵挂，心里有一种塌实。
他没有急着回山里，决意去附近一条河，早就听说那里建了个防洪坝，有几里路长，他想看看那条洋灰田埂是不是真有那么威武。他说过，他从小就喜欢大东西，超大的南瓜，超大的树木，超大的卡车，超大的山峰或者堤坝，凡是大家伙都会让他喜不自禁，摩拳擦掌，留连忘返，甚至得意洋洋扬眉吐气，如同自己也跟着大了起来，有开天辟地的神力。他爱看大东西就像一个人经常要吃饭。
熟悉他的人还知道，大概出于同一种大物崇拜，“你死在火柴盒子里去”是他骂人的常用语：在这里，贬低变成了贬小，小到了火柴盒。
但他未能看到那条超大的洋灰田埂，酒劲一过，就开始迷糊，就醒得迷糊，觉得世界有点乱来。他觉得大树踢了他一脚，汽车喇叭声搔了他的胳肢，两个红砖窑塔胖壮无比耀武扬威咄咄逼人，暗暗串通一气，总是同他过不去，找他无理地纠缠了好一阵。他八字硬，从来不怕鬼，不信邪，没让它们占什么便宜。最后，一条道路扑了过来，缠得他呼吸粗重，最后沉沉地压在他身上……他一觉睡醒了，天边已经透白。
他发现自己躲在石桥下一条干涸了水沟里，身上有露气的潮湿，嘴上有泥沙。旁边只有一条狗歪着头盯住他。
他挪一挪腿，发现右膝盖剧痛，原来那里有血迹。
姐在河里洗白绸
举起棒槌泪双流
人家问我哭什么
丈夫小了不称头……
他邪邪地笑着，一跛一跛，唱着小调回了家，路上不知一共花了多少天，不知走出了一条什么路线。脚下一只胶鞋不见了，倒是换上了一只破皮鞋。武警上衣也不见了，但多了一件大红色的球衣，不知是捡来的还是什么人给的。
他一路上想睡就睡，想走就走，枕着月光说梦话，披着露水打呼噜，倒也不会受寒。熟悉他的人说，他体内长期来含酒量超高，已经钢筋铁骨和气血强旺，阴寒奈何他不得。他也从来不怕蚂蚁、蚊子以及蚂蟥，不论在哪里落身，身上干干净净，一身威杀之气倒把毒虫们烧得望风而逃。这其中道理，只要想一想酒精消毒的效果，想一想乡下人常常用烈酒掺兑农药的经验，大概不难明白。
他家里从无蚊子，夏夜里的小娃崽们还喜欢藏在他身边避蚊。他对这一点也觉惊讶，曾经告诉郎中，他的血型既不是O型，也不是A型或者B型，一定是“酒型”。两个不大懂西医的郎中，对这一点点头称是。
他穿着一只胶鞋一只皮鞋终于回到了边山峒。往后的日子里，他没有太多的理由出山，他的故事将渐渐消失。新奇事越来越多，人们轮不到来说他。除了贩竹木和偷猎的人，很少有人会到那一片山里去。一旦他不再出山，一旦他老得走不动了，在山外有些人看来，他就会像一个断线的风筝，朝大山深处不断地坠落，直到最后消失。大山里会有野猪和野麂出没，有时还会有山火突然把绿色变成黑色，或者蝗虫突然把绿色变成黄色，但一个人的消失不会是什么动静。他的音乐还会留下来，只是不再成为一种声音。将来有一个什么人，如果能从压迫目光的重叠山峦中听出交响乐，从飘忽无依的林中流雾中听出独奏曲，从一条小溪的落花数点中听出竖琴和钢琴，那再正常不过。回首惊望的时候，他或者她会觉得寂静中隐藏着什么。
山里太静了。也许，寂静里才有歌的诞生。当对面山上出现了一个蠕动的红点或白点，山里人的问候只可能是一声含混的吆喝。当红点或白点渐渐消失，山里人没来得及讲出的话，永远没法讲出的话，只可能化作独自无奈的吟唱。他们知道听众实在太少了，实在太远了，歌声就会有一种尖厉和悠长，以便升入云天，向山那边似有似无的世界抛落。当年北京的三个老师就是循着这种歌声进山，来到了老寅这个放牛娃面前。他们听了老寅吹的唢呐，还有老寅拉的胡琴，决定把这个赤脚少年带去北京——有一位老师当即为他买了双胶鞋，告诉他怎样系鞋带。
不知为什么，当年的边山峒到处有歌，除了史歌、情歌、丧歌、下流歌，山里人连纠纷都常常由歌声来调解。纠纷绝不告官，是他们千年的铁规矩。哪怕打死人了，他们也觉得唱歌比告官更可靠。纠纷双方只是请出各自的“理头”，对面席地而坐。理头唱一段，在麻绳上打一个结，算是记录。待十个结打满，把绳子递给对方。对方的理头唱一段，在麻绳上解一个结，也是记录。若十个绳结全部解开，就是谈判完毕，化干戈为玉帛，不得继续积怨。如果有输理的一方，这一方照例操刀杀猪，炖一大锅“洗脸肉”，无论何人都可吃上一块，洗脸也是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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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天上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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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有了电视机和录音机以后，山里的民歌却越来越少，耳生的现代流行歌几乎是一把猛药，锁住人们的喉舌。定要唱的话，顶多是吊丧守夜的时候唱两嘴，在老人多的那种场合唱两嘴，有点偷偷摸摸的味道，见不得光天化日。当年的赤脚少年也没有像北京老师们期望的那样，写出什么新的《刘三姐》或者《天鹅湖》。相反，他已经有了皱纹和白发，指头硬得笔都捉不稳了，五线谱上总是戳出了很多破洞。他的歌，不论是开心的还是伤心的，是呆呆的还是凶凶的，还有什么用呢？不论是发表了的还是未发表的，谁还愿意唱一唱？这些歌已经无法进入舞台，连芹姑娘也不需要了，那它们就真是纯属多余，只能捆成一包扔到仓楼上去，只配在老鼠的小嘴里变成了一堆粉末。胡琴一类玩意也只配发霉和生虫，丢入了屋后的粪凼。
后来有人问起那些东西，老寅就用普通话模仿一句俄国电影里的台词：“斯大林同志说得好，让资产阶级的艺术腐烂吧！”
他对这一格言咯咯咯地笑。
老婆不久前已经离去，在两个儿子中带走了小的，留给他大的。老婆比他大四岁，比他高半个头，曾经同两个偷牛贼打过架，决不让自己的男人吃亏；曾经在油灯下画过很多空白五线谱，一心让自己的男人做大事。怕他在外丢失东西，还在他所有的物件上都缝下或写下名字，几乎把大小各异的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写满了她的世界。她到处标记毛三寅长达二十年，到头来住在漏风漏雨的窝棚里，连看病抓药的钱都没有，连一块豆腐都赊不回来，实在是很委屈的。老寅说：“你不离婚天理不容。这样吧，家里的东西你随便拿，随便拿。”
后来才发现自己说错了，家里已没有什么可拿，用得着的东西，一担箩筐就装得下，只是自己不知道。
离开前，老婆什么也没拿，只是把“毛三寅”三个字缝入他的袖套和鞋后跟，填补最后的空白，完成最后的交代。
他哭了一场，记住了老婆临走时的劝告，不能再癫了，为了儿子，也经不起癫了。斯大林就是他老婆，斯大林的指示就是他老婆的指示：噩梦必须结束，音乐必须腐烂，必须在屋后那个粪凼里腐烂，拌上陈砖土，或者碳酸氢铵，下到大田里去种谷子。可恶的音乐必须生出蛆，生出孑孓，生出绿茵茵的苔藓和黄锈色的泡沫，永远让他望而生厌。何况一台《天大地大》几乎已经掏空了他，榨尽了他，烧干了他，使他再也不可能活过来，一切都无法从头开始。在这一点上，本子的丧失实在及时，他完全不该生气，不该去城里打架（这一点记忆得不够准确）。
他开始养羊，喂鸭子，种谷子，种南瓜，编织竹垫，给儿子笨手笨脚地补衣服。集体的田和牛都分到户了，没有牛群让他照看，能做的就是这些。据他儿子说，他洗心革面并不容易，有一段旧瘾复发，差点想把音乐从腐烂中找回来，在学生课本的空白处默记了一些句子。直到普法教材、农药常识、增广贤文、初二化学、电器修理、计划生育问答、青年时代杂志的空白处全部挤满了墨水疙瘩，才被儿子一举查获和大加责骂。如果不是儿子的威逼和解押，他后来不大可能把那堆书丢入粪凼。
儿子倒是鼓励他去戏班拉拉琴，好歹也赚几个活钱。他一心听儿子的话，觉得自己应该去拉琴。不过在他看来，这种拉琴根本不是什么音乐，从来不用过脑子，不过是帮木匠拉锯。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发现自己连拉锯也算不上一把好手。手腕乏力，琴弓飘浮，无法拉出结结实实干干脆脆的声音。被锄头把磨粗了的手指，笨得像脚，找不准弦上的指位，往上摸不是，往下摸也不对。最简单的西湖调劝夫调哆哆嗦嗦走了调，怎么听也是杀鸡调。他恨不得把自己的几个指头一刀斩掉，放到嘴里嚼巴嚼巴吞下去。
他眼前一片昏花，但感觉到演员们在一旁皱眉，还有两个后生在他身旁暗笑。“现丑了，现丑了。”他不好意思地收弓。
“哪里，姜还是老的辣，寅爹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一下弓就是法无定法，有一股仙气哩。”有人这样理解。
“寅爹是故意谦虚，功夫不能让你们随便学的。”另一种不同的理解。
“真人不露相，高人点到为止。”更新的理解也来凑热闹。
他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
“你的眼睛虽然小了一些，但耳朵和眉毛都长得威猛，不同凡响，出奇制胜，差一点就是大贵之相。”人们还研究他成功的原因。大概出于对他北京经历的崇拜，有些拉琴的后生学着他的样子拉锯，拉出各种飘移和模糊，拉出弓无定法，听上去简直是嗡嗡嗡的群蚊乱舞。他如坐针毡，借口要丢尿，含含糊糊地退出场子。
“寅爹你莫走啊。”邻村的大木匠追上来，递上一根烟，又把整整一包烟往他衣袋里塞。“你不要太那个了，嘿嘿，手艺多少要传一点，乡里乡亲的，你姑妈还是我丈母娘，你家大侄还是我娃崽的同学，上次你在我家歇脚还吃过我的西瓜……”
“送葬吗？你为何老是跟着我？”
“烟不好，你多包涵。我今天手头紧了一点，改日一定重谢，决不食言。”
“你身上也太臭了！一身的汗臭起码积了三个月吧？熏得我眼睛都打不开了，都要发炎了。你有话好好说，站远一点说，猪娘养的莫让我发炎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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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天上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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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教就不教，你骂什么人？”对方一怔，沉下了脸。
“骂你又怎么样？你拿给丈母娘的皮鞋都是假货，纸糊的东西，还能叫鞋？还当得鞋？你不忠不孝，还配学什么琴？以后只能配拿苍蝇拍子拍死，死在火柴盒里。”
“你才死在花生壳里哩。”大木匠也不好惹，把一包烟抢了回去。“你有什么了不起？拉什么臭架子呢？不过就是会拉个琴写个曲吧？你上了天啊？你以为你上了天啊？你要是做得出飞机，那还不天天对着我们的饭锅屙尿？你要是做得出原子弹，那还不割下我们的脑袋当球踢？”
两人摆开阵势恶语相攻，祖宗三代不可开交，直到各操一条板凳定要拼个鱼死网破。事后老寅心里明白，他眼睛根本没有发炎，对方的气味也从不让他在意，他开骂不过是因为心里的无名火。
他再也不去戏班了。
他只是远远地听着。
后来，有戏班来热闹的时候，他连听也不听了，总是朝着与音乐相反的方向走去，不管自己会走到哪里，不管自己会迷失在哪一片月色。这一天，他走着走着，发现当空皓月照得天地大亮，远近树木简直就是暴晒在白炽月光之下，拖着边缘清晰的一条条黑影。青蛙躲在什么地方一声不吭，倒是公鸡纷纷拉出了报晓的长啼。时辰是有点乱套了。
他瞥见土墙上有一片暗色的水渍，走得更近时，发现不是什么水渍，是一个活物在土墙上撞得四处飞溅：是一张钉上墙的牛皮，被钉子拉扯出几个尖角。他熟悉村里的牛，尤其是他放过的牛。伸手一摸，很快摸到了几个熟悉的牛毛旋，忍不住心里一痛：这不就是那个投胎做牛的莫扎特？不就是那头可以应着笛子节拍摇尾巴和摇耳朵的老黄牯？
它的眼睛呢？它湿漉漉的鼻头呢？它那断了一小截的左角呢？天哪，它怎么不去犁田而是挂在这个墙上偷奸耍懒？他猛拍牛屁股，发现它不动，死死地赖在墙上。
他一定是听到了牛叫，听到了这张牛皮的长长叫喊，才身不由己地来到这里。他心里已经炸裂，额头重重砸向牛皮，砸向一张又硬又枯的多角形，在牛血的腥烈气息中流出了稀稀拉拉的鼻涕和泪水。憋了好一阵，憋出了女人的尖声，不像是哭，倒像是咳，一声声干咳。
他跳起来大骂牛的主人：“吃枪毙的三老倌，遭雷劈的三老倌，好端端的牛你把它摔坏，摔坏了你又不好好地治。你歹毒呀，你心枯呀，你明天就遭雷打哇……”
他骂得太聚精会神了，没注意自己这一天正拉肚子，直到发现裤子里热乎乎的一团，才一手提起裤边，尴尴尬尬地回家。
九
老柳来山里收购古旧家具，顺便来看过他。据说雕花床和雕花桌椅眼下可以在外国商人那里卖好价，柳胖子精力过剩，已经在这方面下手。他准备把业务做大做强，如果老寅愿意帮忙，他这次就准备在花桥镇设一个收购点，不能落在竞争对手的后面。
他视察了一下老寅家的鸡埘，打算在这里吃个什么土鸡，但看了看老寅床下的一二十个南瓜，还有缺了一扇门的空碗柜，有些于心不忍，就买了两瓶酒，反把老寅拉进了墟场上的小酒馆。他两次强调，他买的酒好，贵州郎酒，五十二元一瓶。就像他一提到自己的手表，必说五千三的；一提到自己的皮鞋，必说两千一的；每说起自己的手机和组合音响，必说两千八的和一万四的；说到自己的公司，当然更不忘记注册资金八十万……他的舌尖总是弹出很多数字，把物价局成天挂在嘴上。
可以想象，他每天生活在数字里，早上从三千五的床上起来，穿上三千八的西服，对着三百二的镜子，操着五十二的牙刷，挤着四十八的牙膏，吐出一块三或者一块五的泡沫，日子过得十分惬意。那么，他眼下踏着残值不足十元的青石台阶，跨过残值顶多八元的门槛，入坐残值顶多三元的木椅，看着老寅身上残值近乎零的衣衫，心情当然也十分舒展。他打出了一个不怎么好估价的响指。
五点四元或者五点六元的一杯好酒入口，他眼圈红了，真心实意想为老寅做点什么。他劝老寅以识时务为俊杰，这次可要仔细想好，过了这一村没这一店，他肥水不落外人田，但时间不等人。看对方还在嗯啊嗯啊，他有点着急，真想去掰开老寅的脑袋，倒掉里面的红薯渣子，挤出里面的红薯浆子，塞进一点物价局的简单算法。三十就是三十，三百就是三百，三千就是三千，这都不懂吗？
“我眼睛花了，如何看得清雕花？”老寅叹了口气。
“要不，我还有个办法。你到我的培训班去教点什么，钢琴，电子琴，都可以。你瞎摸一下就行，现在娃崽和家长很好哄。”
“这手哪还是手？猪蹄子啊，摸不得琴了。”
“那你以后就这样种南瓜吃南瓜？”
“你脚路广，看哪里还需要打垫子的人？”
柳胖子摇摇头，脸上浮出一些同情和伤感，“老寅啊老寅，我实在没有想到。老寅啊老寅，你命窄呢。想当初，你表面上嘿嘿嘿，眼睛实际上是长在额头上，眼角里哪里有我柳海涛？你说过什么，你自己可能都忘了。你说我只有猪耳朵，说我的每一个曲子你都能用脚写出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不，这些话我统统知道，统统烂在心里。你知道吗？这些话统统烂在我心里！”他的脸扭曲了，眼里有委屈的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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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天上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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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你喝酒，喝。”
“今天我一句酒话丢在这里：我当时最讨厌你。没把你调到剧团，就是我柳胖子使的手脚。你今天才知道这一点吧？不过你得把它烂在心里。你不要恨我。我其实没有你想得那么坏，只是想同你处远一点，让我不烦心。但当年有人要批你的资产阶级音乐观，是我暗中保了你。这事我同你说过吗？当年你欠了食堂里的钱和粮票，是我替你一五一十还清的。这事我同你说过吗？那次你大吐大泻，拉了一裤子，我用单车驭着你去医院，半夜里找不到医生，也找不到水来洗，喊天不应叫地不灵，这些事……”柳胖子的脸更歪了，眼圈更红了。
“兄弟，我一生下来就是个畜牲……”
“你得承认，我柳胖子再无才，再平庸，再狭隘，也是你的朋友，是你的知音。这方圆四乡八里，这上上下下的人，哪一个知道你是奇人？哪一个知道你是天才？哪一个明白你毛三寅是个稀世之宝？告诉你，只有我，只有我！你承不承认？就是现在，全县那么多局级领导，也只有我请你喝酒吧？”
老寅突然冲着对方的大扁脸大为惊讶：“兄弟，你如何长得好像林业站那部汽车……”他没有说出后半句，不知到底是什么意思。
英雄惜英雄的气氛，被林业站的汽车搞得有点滑稽，让柳胖子很生气：“你不要说。你不要发癫。你少来这一套。你癫出了个什么鬼？你是有奇才，你的的确确算得上一个歌王，不，一个歌魔，那又怎么样？你一个阉鸡脑壳还真想搭着梯子上天？告诉你，你跟不上时代了，跟不上时代了。我好歹还睡过几个女人，好歹还赚了个几十万，好歹还混成了个领导干部和企业家……”他停了停，狠狠下了一口酒，发出通肠通肺的人生浩叹：“好日子呀，好日子呀，只是……”
他没有往下说，有点自觉空洞的味道。他站起来，去买了一包烟，然后举目四顾，最后盯住了小街对面一棵老树，目光落点则远远越过了树，穿透了树后的墙，落在更远和更远的什么地方——那是生活后面谁都看不见的地方。
田里犁田是何人？
犁田硬要犁得深。
莫云古曰犁无三寸土，
如今犁田啰——
四寸浅了，五寸浅了，六寸浅了……
一缕声响从他喉头瘪瘪地流出，是老寅的作品，被他哼吟得惊人的准确和完整，入筋入骨又风味醇厚。这样的老歌不知为何会流出来。这样的老歌无论隔了多久再听，还是让人有一碰即惊的效果——柳胖子没有唱完，叹了口气。
老寅眼皮跳了一下，仍然面无表情地眯着眼，看来不想接纳歌声，也不想知道对方为什么能把这首歌记住。他对过去的事不感兴趣。他打了个哈欠，也看了看老树，突然问起了对方的娃崽。见对方没回话，便说起了自己的一个：“你看我家那个相公，气人不气人？不会犁田也不会耙田，天天只知道骑摩托上街，硬是个血吸虫啊。他天天跟着那个刘所长。姓刘的是个什么人？在饭馆里欠了几万块钱的账，也是个血吸虫。花桥人说革命昆虫是不好惹的。说得好。我们都是虫，有人是血吸虫，有人是萤火虫，有人是鼻涕虫。你说是不是？”
这话似乎是想逗笑，但并不怎么可笑，只有他自己干笑了两声。
他们不再说话。
他们从来没有好好地说过一次话，现在也没法说到一起，只是一杯杯地喝。也许他们都明白：既明白他们说不到一起，又明白他们不能不说点什么。说，是为了相对而坐，为了保持近距离，能够嗅到对方的气息。这种气息就是以前的日子，不怎么好过但永远让人怀想的日子。
莫云古曰犁无三寸土于是一抹血色夕阳抹在他们脸上，四寸浅了五寸浅了六寸浅了于是风有些凉了，有些鸦噪或者归途的凉意了。他们准备分手的时候，柳胖子脚下已有好几团擦鼻涕的餐巾纸，但他收了泪，还有了一丝强笑。他自我解嘲，说他一定有病了，最近两年来一不留神就想哭，得去找个医生看看，当然是省城里那种门诊牌价八十以上的教授级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