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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鲁迅>
第一部分 目录
第一辑内山书店
内山书店
聪明的家伙
第二辑我与先生
初识先生
相识即朋友
“爸爸、妈妈、弟弟”
风暴来袭
文学家之魂
先生那些话
先生和版画
先生趣话
徐福的故事
鲁迅与萧伯纳
理所当然的事
有关诗歌的谈话
人品有价
四库全书的信用
神虫
关于“鉴定”
关于“客气”
美妙如那眼
曼殊和尚
鹿地亘
第三辑先生走了
临终前的鲁迅先生
给增田涉的两封信
珍惜的人
挽联
排至深夜的告别者列队——葬礼回忆
那时的记忆
第四辑先生走后
鲁迅先生琐忆
鲁迅和日本
忆友人
论争与钓誉
先生逝世六周年
先生离去的第七年
丰美的供品——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日
上海——鲁迅逝世十一周年纪念日
十八年后再追忆
二十周年再追思
参观鲁迅故居
我的上海之缘
《鲁迅印象》后记
第五辑当年的文艺漫谈会
内山书店与文艺漫谈会
漫谈鲁迅
对谈：回忆创造社
座谈会：谈中国文学现状
编后记
第一部分 内山书店
我在进出口处摆了两个石库门，把小天井四周的拉门全部打开便于采光，不过里边还是有点暗，白天也要亮着灯。我在电灯下放了一张小桌，又在桌子四周摆了几张长椅和椅子，这就是所谓的聊天场所。哪个客人没事或者累了都可以自由地坐下来，喝杯茶，优哉游哉地看看书，聊聊天。
内山书店
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处，一条叫作北四川路的电车行道一直向北延伸，形成了近年来引人关注的越界筑路的问题。电车终点站附近聚集着很多日本人开办的小学、福民医院等大型建筑。福民医院正对面就是魏盛里马路，边上有七栋房子，里边住的都是日本人。我租了右边入口处的两个铺子开了一家店。我在进出口处摆了两个石库门（对开折合门①），把小天井（小的中庭②）四周的拉门全部打开便于采光，不过里边还是有点暗，白天也要亮着灯。我在电灯下放了一张小桌，又在桌子四周摆了几张长椅和椅子，这就是所谓的聊天场所。哪个客人没事或者累了都可以自由地坐下来，喝杯茶，优哉游哉地看看书，聊聊天。
——《改造》一九三六年
聪明的家伙
众人常云：“他真是聪明的家伙啊！”此刻，回首自己的上海生活，我可以毫不客气地向众人宣布：“我真是狡猾啊！”其中的缘由请让我详细说明。在经营书店时，我准备停止报纸以外的所有其他广告。因此，连长期交往的合作伙伴——贺岁广告都终止了。以前，我在日文报刊中专设了“新刊介绍”这一栏目，现在，决定用小小的“名著导读”栏目取而代之。更甚的是，我拜托日本报社用大量版面来发表书评，用于广告宣传。这是因为，这种宣传不需要花费一厘一毫的广告费，也能取得百分之百的效果。最初还刊登了誊写版的诱惑信，但不知何时，连这也用“上海漫谈”替换了。只要做广告肯定能达到目的，这是所有日本人的普遍想法，所以说，书评这种广告形式对日本客人而言都是一种投机的做法，于中国客人来说更是一件取巧的事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文报纸上根本没有看到广告之类的信息。为什么中国人不在报纸上进行广告宣传呢？以我十七年间在全国各地打着“大学眼药”的旗号来进行眼药销售的经验来看，原因是中国人都很清楚地了解这一事实——商人直接进行广告宣传取得的效果是微乎甚微的。话虽如此，这并不代表中国人全盘否定广告的效果，他们是力求寻找更有效的方法。依我看来，中国人非常擅长宣传，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是我们日本人遥不可及的。
由此看来，与其让我们这些技能拙劣的人宣传，还不如拜托擅长宣传的中国人。于是，中国人开始为我宣传起来。按照规定，宣传材料必须由我提供。但是，因为我仅仅提供了少量的材料，所以当我向对方要求“无论如何请您为我宣传！请您为内山书店做广告”时，对方也是无可奈何。他们让我无论如何提供值得做广告，值得宣传的材料。我向中国人和朝鲜人赊卖书籍，这件事情无形中给他们提供了值得宣传的材料。当时，在上海的日本人开的书店中，面向中国人和朝鲜人开设账户，进行赊账销售的商店除了内山书店以外，没有别家。我做了别人都不愿意干的赊账销售的这件事情慢慢传开了。这不就是免费宣传吗？这真是一个经济实惠的宣传方法啊！我甚至想，被赖账的金额就当成广告费吧！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使用少量的报纸页面来进行宣传，这在前面已经提及过。不管是什么，我都要把它变成好的新闻题材。无论好与坏，总之只要在报纸上出现了我的名字，那就起到了宣传的作用。这种想法不只是单纯的狡猾，而是超狡猾。无论有怎样的攻击语，无论有怎样的恶评，无论有怎样的谩骂，我都是心平气和地接受，在心底暗自高兴，因为我的书店可以因此成名了。仔细想来，我这种狡猾的想法简直是对中国老手的蔑视、嘲笑。与鲁迅先生以及众多文化人的交往，以及这些文化人的地位名誉声望都被我用于商业广告。在中国的书籍界，我能够为人所知，并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也不是依靠自己的人格，更不是依靠自己的地位，恐怕是因为鲁迅先生的仙逝。虽然知道这个事实，我却依旧利用鲁迅先生的死。去年十二月初，我被上海市政府警察局行政署日侨办事处监禁了，后来直接被强制归国了。当时，我手头有近两万册的日本书籍。因为很多书籍都是受朋友所托而预存的，所以我非常关心书籍的处理问题。回国后，听说书籍被胡乱处理，我深深地为之感到可惜。但是，前些天上海征用日侨技术员工联络部（上海的日本办事处？）寄来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关于您归国之际遗留书籍的处理，六月一日当地各报纸上刊登了如下报道：
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存有日商内山完造遗留的很多图书，最近已函请教育部派专员去接管，教育部已命令中央图书馆暂行接收。其中有关国防的资料将由国防部接管。
日商内山完造藏书由中央图书馆接收。
南京三十一日特电
根据以上的报道，可以推测遗留书籍并没有散失，而是由中国当局保存着，所以请您放心。
此外，他们还在信封里装入六月一日的剪报。
战争结束后，十万日本人的无数财产都被没收了，十万册书籍和书画古董也被收藏在旧西本愿寺别院，寺院后改名为和平博物馆，用于保存这些珍贵的物品。不知何时，政府将古董赠送给了南京故宫博物馆，书籍赠送给了国立大学的图书馆，而且没有公开发表这个处理决定。我的藏书虽然仅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关于它的处理却在上海的各大报纸上以南京电报的形式登载出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巧妙地利用了中国的宣传。当然，这并不是我自己的说明，而是朋友的解剖分析，我只是尽量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万一这是错误的观点，那也是我用自己的分析来写的。
这样看来，我是一个多么聪明的人。能如此巧妙地利用成熟老练的中国人，手段是多么高明啊！“你确实值得信赖啊！”关于我的自述，就此搁笔。
——《上海?下海》一九四九年
第一部分 我与先生（1）
我们的视野里开始经常出现一个穿着蓝色长衫，个子不高，走路很特别，鼻子底下留着黑色胡须，眼神清亮，虽然身形单薄却让人无法忽视的人。这个人每次都带几个朋友一块儿到书店来。
初识先生
我听说从北平被聘任到厦门大学教文学，后来又去了广东中山大学当了文科学长（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鲁迅先生，对政府残杀俄国归来的留学生们的行为十分愤慨，说是在这种不合理的政府下，还搞什么教书育人的工作，于是愤然离开了中山大学，来到了上海。虽然听说过先生的名字，但是因为没有亲眼见过，所以我们夫妇并不知道先生长什么样。
没过多久，我们的视野里开始经常出现一个穿着蓝色长衫，个子不高，走路很特别，鼻子底下留着黑色胡须，眼神清亮，虽然身形单薄却让人无法忽视的人。这个人每次都带几个朋友一块儿到书店来。有一天，这位先生自己过来了，从书架上取了很多书后在长椅上坐了下来。他一边喝着我夫人沏的茶，一边点燃了烟，然后用清晰的日语对我说道：“老板，麻烦你把这书送到宝乐安路景云里××路。”我问他：“这位先生，怎么称呼您？”他回答道：“噢，叫我周树人就好。”我惊呼起来：“啊！您就是鲁迅先生吗？我知道您。我还知道您刚从广东回到上海，不过从没见过，失礼失礼。”我和先生的交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从此以后，每当先生写东西累了，或者看书倦了都会来我店里坐上一会儿。不久后，经先生介绍，我们又认识了许夫人。日子一天天过去，先生和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在我们心里已经不把他当客人了。碰上有的客人错把先生当成店里的老板时，先生都会开心得哈哈大笑。
这时候先生总会用日语告诉我道：“老版①（从这时起，他就开始这么称呼我了），刚刚这人把我当成你了哟。”我每次都是笑笑，感觉很有趣。不过有时候要是碰上一些认得先生长相的学生来店里，发现先生在的话，就会躲在角落里小声地边说着“鲁迅、鲁迅”，边时不时地看向先生在的位置。这时候先生就会无奈地叹一声：“哎，又有人开始讨论我了，算了，回家吧。”说着抓起手边的帽子戴上，出门走了。
许夫人因为不会说日语，所以每次说的话不多，不过和我们之间仍然心意相通。
不知不觉十年过去了。这期间，先生身边的危险发生过几次，他倒是显得颇为坦然。
即使国民政府发布逮捕令那会儿，先生也是一副仿佛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和往常一样平静地往来于家里和我的书店。我们都很担心他，劝他道：“先生，外面危险呐！您还是去哪里避一下风头吧？”他只是淡淡地说：“不用，没关系的。要真想抓我的话，还出什么逮捕令啊？直接暗地里把我抓了岂不更好，出个逮捕令还碍事。”即便如此，我和夫人也还是担心，我俩有时候会拉着先生暂时在店里藏一会儿。
蔡元培、宋庆龄女士、杨杏佛等人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据说是维护民主权利的。然而随着同盟不断壮大，渐渐地成了国民政府的眼中钉。有一天突然传来杨杏佛先生在位于法租界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部门前被暗杀的消息，先生听到后马上叫了车赶到同盟总部。之后许夫人忧心忡忡地来我店里，等着先生回来。
第一部分 我与先生（2）
我记性不好，如今有许多小事都不记得了。现在我再也看不到先生了。在我桌子旁边摆放着“先生的专座”——空藤椅，是先生的遗物，我每每看到总是忍不住流下泪来。
我这人大概生来就没什么情调，从早到晚只知道埋在高高的书堆里。我拼了三五张桌子，平常就坐在桌子前，左手边一个电话，右手握着一支笔，三百六十五天都是这样子。我经常能听到先生笑话我说：“老版！行了哟！从早到晚都在工作！你也稍微休息会儿嘛，不然会生病的啊！哈哈哈……”
每当这时候，我也总是回他道：“好的，好的。那要不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会儿吧？”
于是我放下手中的活儿，把椅子掉了个个儿，再沏上一壶茶，就开始和先生聊开了。
我问道：“先生昨天是不是到哪儿去了？”
“啊——老版。我昨天去太马路上的卡瑟酒店见了个英国人，他住在七楼的房间里，所以我进了电梯。可是开电梯的伙计好像在等什么人，一直不上去。因为一直没人来，我就催他赶紧送我去七楼，于是这伙计回过头毫不客气地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说：‘你给我出去。’我最后居然被赶出来了。”
我说道：“啊？居然有这样的事？那个人真奇怪啊。那您后来怎么办的啊？”
“没办法，我只好爬到七楼去见了我要见的人，我们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走的时候那个英国人送我去坐电梯，正好赶上我之前要坐的那部电梯，英国人对我照顾有加，非常有礼貌。这回我可没被赶出去了，电梯里那伙计一脸惊异的表情。哈哈哈……”
我听后仔细地看了看先生，只见他一头竖直的板寸，脸上留着并不精致的胡须，一身简朴的蓝布长衫，脚上更是随意踏了一双棉布鞋，再加上亮亮的眼睛，这个形象钻进上海最奢侈的卡瑟酒店电梯里，被伙计以貌取人也不算稀奇了。虽说被赶了出来但是把错直接归在那个伙计身上，好像也有点不妥吧。我倒是觉得那个电梯里的伙计更可怜，忍不住同情起他来。
“老版，《泰山》上映了呢，好像非常有趣的样子，你不去看看吗？我俩应该都不会去非洲山里吧？要不一起趁机看看吧……老版，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广东的水果，叫‘黄皮’，大概有拇指大小，是蜜柑的一种，不过味道完全不同，有一种特别的香气。”先生总是会告诉我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老版，我觉得要是有人欺骗自己的同胞确实可恶，然而要是对外国的强行压迫撒谎就另当别论了，这可绝不是什么不道德的事情。”
我经常被先生这种爱憎分明、言简意赅的话语弄得有些紧张。
有一次我写杂谈的时候，先生说道：“老版，你的杂谈可不能光写中国好的一面，那样做的话不仅会助长国人自满的情绪，也不利于革命事业的推进。你这样做，不行，我反对。”我被先生狠狠地“教育”了一顿，只不过我也是个顽固脾气，后来还是没改过来。
仔细回想起来，先生倒是经常无所顾忌地披露中国的现实。不对，应该说先生一直是这样做的。也正因为这样，先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感，这样的情况绝非少数。
然而先生笔下的现实绝非是为了夺人眼球而有意为之，先生也绝不是靠暴露现实获取关注的浅薄之人，总之他并非为了披露而披露，犀利的话语背后其实流淌着无尽的温情。
第一部分 我与先生（3）
正如父母对孩子一般，先生对于国人也有着深切的关爱之情。与滚滚热泪一同落下的还有那猛烈的鞭子，披露现实的背后涌动着的是他对国家对人民的大爱之情。可以说他的行为是在对整个中华民族敲响警钟。
我不仅读过先生笔下如鞭子一般犀利的文章，也看到了他满眼热泪的样子。我非常理解他的感受。只不过我虽然心里理解支持他，但也担心这鞭子的力量实在有限。对此，我也只好沉默不语了。
每当我说起类似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这样的话或者是一些比较乐观的看法时，先生总是立刻对我说：“老版，我不赞成你的观点。现实非常令人悲观。”他直截了当的样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先生曾经痛心疾首地慨叹中国怕是将来会变成阿拉伯那样的沙漠，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局面，他必须战斗。在他那双仿佛洞知一切的眼睛里，那一望无尽的蒙古沙漠似乎正在步步逼近。我的眼前不由得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面朝沙漠站立着这样一个民族，这些人身着寸缕，饥饿难挨，枯瘦如柴的手臂上青筋暴露，他们咬着牙瞪着眼，最后的武器只剩下赤手空拳。漫天黄沙中这一群饥饿悲惨的身影清晰可见。
“老版，我这三个月躺在家里休息的时候想得很清楚了，中国四亿民众其实都得了大病，病因就是我之前讲过的‘马马虎虎’！我认为那就是一种随便怎样都行的极不认真的生活态度。虽说造成这种不认真的生活态度的原因里有值得同情和令人愤慨的地方，但是不能因为这些就继续肯定这样一种极不认真的生活态度。然后，我又仔细想了想，日本这样一个有八千万民众的民族，先不说日本人的缺点，我考虑的是日本人的长处。我想日本人的长处就是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有像书里说的那样把生命都搭上去的认真劲儿。我承认日本人这方面最近有稍稍倒退的倾向，然而即便如此，也无法否定在此之前日本人的这种性格所造就的许多事实。我不得不承认日本人非常认真。这是我对比了中日两个国家的国民性格得出的结论。我想，中国即便把日本全盘否定，也决不能忽视一件事——那就是日本人的长处——认真。无论发生什么事，这一点，作为中国人不可不学。只不过现在好像不是说这话的好时机，今天就算我喊破了喉咙，怕是也没有谁会听我的，相反会被扣上类似‘卖国贼’‘帝国主义走狗’之类的帽子被人追杀吧。罢了，对于这一点我无论如何都不吐不快，只不过是觉得今天应该说出来而已。等到病快好的时候我一定要说，这事我不得不说。”
呜呼！先生在与重病斗争的同时还在费心找出东亚两大民族的弊病。写到这，我已经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了。先生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家、文学家、思想家，实际上还是为五亿万东亚两大民族指明道路的伟大预言家。
——《改造》一九三六年
第一部分 相识即朋友
那时听说先生是偕妻子来到上海的，而他的妻子就是他的秘书许女士，可就在不久前还听闻先生尚未结婚。他们相识于五四运动之时，当时先生在北平女子师范学校当讲师，就在运动掀起一股热潮的时候，许女士站在了众多女学生的前面，挥舞着旗帜，英姿飒爽……
先生来到我家，头一句便说：“老版，我结婚了哦。”
我便问：“怎么会……”
“是和许结的婚，虽然我本无结婚的打算，但大家都撮合我们，最后我也就随了他们的意。”
“对象不是在北平吗？”
“哦，那是我母亲的媳妇，可不是我的媳妇呢。”先生爽快地答道。
原来中国式的婚姻中男女双方大多未曾谋过面，所以对于男方来说，更多的像是母亲在娶媳妇而并非自己娶媳妇。
在家族制度改革方面，鲁迅先生写了中国白话文运动最早的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部小说旨在唤起家族制度的革命，我想他怀揣的这种思想在他那不经意的言语中也有所体现吧。那句话一点儿也不像是刻意说出来的，虽然作为日本人听上去感觉有点儿不自然，但先生本人确确实实是心如其言的。难怪那位所谓的“母亲的媳妇”一次都没来看望过远在上海的丈夫。
后来先生一家突然搬出了景云里，这都是因为背后的一种危险，这危险正逐渐逼近他。
那时先生说想要搬家，我就说那我帮他找找看有什么好的居所。
“形势紧急，没那么多时间慢慢找了。”他一脸严肃地说。
我提议道：“那搬到我家来吧。”
“你住的地方有很多中国人出入，不妥。”
刚好我一个朋友住在现兴亚院前的拉摩斯公寓，他由于工作调动去了青岛，把房间空了下来。我给先生提议这个地方，他说很好，于是就以我的名义租下了房子，并于当天搬了进去。当时他什么行李都没带。隔壁住的是英国人，相互都不认识。往前两间住的是日本人，但也互不相识。后来由于各种情势的交错，先生的学生被追查，逃到了这所公寓。由于情况危险，保不定会发生什么事，于是先生一家离开公寓到了花园庄旅店避难。当时旅店已没有房间，所以就住进了屋后的一间杂役房，加上孩子，先生一家三口就暂时住在了这样一个鼻子碰鼻子的狭小之地。在这里没有人认识先生，他们一家的日常生活就像是地下秘密活动一样。
诸如此类事情，之后也常有发生，迫于形势，最后只好委屈先生暂住我家三楼那狭窄的地方，就像被软禁监视一样。
——《大陆新报》一九四一年
“爸爸、妈妈、弟弟”
先生与许广平女士是在上海东横滨路景云里结婚的，海婴也大约是那时候出生的。当时许女士住的应该是北四川路的福民医院。我听说分娩好像有些困难，她阵痛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医生用钳子将海婴取出来的。听说生的是个男孩，先生非常高兴，想来也是如此。他每天去产房探望完夫人后，回家路上都会来我店里坐坐，一边喝茶一边告诉我海婴一天天长大的模样。我至今仍然记得，那时他高兴快活的样子，是之前从未见过的。
不久，夫人母子出院。此后，先生一家每年都会去照一张三人的全家福。可惜我回国的时候，一本相册也没能够带回来，所以现在一张照片都没有。那时先生总是说起海婴的成长，他必定是每天都用他那双慧眼，仔细看着海婴长大的。
然而海婴的身体却弱如蒲柳，婴儿时就常常感冒发烧，需要住院。我看许女士抱孩子的方式与日本母亲稍有不同，她的抱法真像是抱着一块宝。我这么对先生一说，他必定会走回许女士身边陪她。那时他的身影看上去十分温柔，跟独自一人走路时的感觉截然不同。我常跟内人说：“先生还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啊。”不过，有时他也会皱起眉头，说道：“哎，孩子可真麻烦。”这大约是因为海婴的体质实在是太弱了吧。然而，随着海婴一天天长大，我时不时就会看见先生手上拿着颜色漂亮的赛璐珞玩具回家，而且手上的玩具还不停地变化着。我跟内人说，从先生手上的玩具便可以直接看出海婴的发育状况，我们就这样满怀兴趣地看着小海婴长大。
根据以上事实，我和内人时不时就笑着猜测说，先生夫妇定是十分宠爱孩子的，他们家里一定是海婴最大。
海婴会走路的时候，先生一来我店里，海婴就会一颠一颠地追过来。那时，他妈妈也一定会跟在他身边。我常常看见，海婴东倒西歪地跑动的时候，“妈妈”便会弯着腰，嘴里一边唱着“弟弟慢慢慢慢”，一边小跑跟着他。每次海婴来到店里，都会一边喊着“爸爸、爸爸”，一边去爬最喜欢的梯子。虽然梯子很矮，但是海婴不爬到最上头决不罢休。“妈妈”总说“危险危险”，海婴就回道“没有、没有”或是“不、不”，怎么也要爬到最上面。然后他会向后仰着头，喊着“爸爸、爸爸”，十分兴奋。那时，先生必定会说“真是难办”，一副幸福的烦恼样。玩了一会儿后，海婴便会说“妈妈回去，爸爸一同去”，说罢一只手牵着妈妈，另一只手紧紧地牵着弯下腰去的先生，先生虽是说着“真是难办啊，难办”，却让海婴走在两人中间，三个人一起向家里走去。我看着他们的背影，觉得真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海婴上幼儿园之后的某一天，先生跟我说：“今天海婴对我说不想去幼儿园，我问他为什么，他只回答说不想去，弄得我一头雾水。我又是哄又是劝，问了半天，他就指了指自己穿的裤子后边。我一看，里面缝了个日本国旗上的太阳。我把他的裤子脱下来换了之后，他才高高兴兴地去上幼儿园了。”
我觉得先生真是个好父亲，从下面这首诗中便可看出他对孩子的认真：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图书》一九五六年
第一部分 风暴来袭
那时，中央党部大肆屠杀学生，就像斩萝卜似的毫不留情。为反抗党部的此种行为，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和林语堂（那时林语堂还不算知名人士）等人共同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展了诸多活动，在社会上颇为活跃。同盟的宗旨在于维护人类的生存权，其立场非常单纯，颇具人道主义精神。
其实我原本也打算加入该同盟，可是鲁迅先生说：“你还是莫加入的好，一旦中日关系恶化，你就可能被当作间谍处理，要慎重啊……”于是我便打消了加入的念头。
时值中央党部无故屠杀中国人的事件在世界各国被相继报道，由于林语堂擅长英文，先生又懂德文，加之宋庆龄、蔡元培大量撰写文章，所以短时间内民权保障同盟的名字已为世人所知晓。
中央党部为打压同盟的活动不惜使出暗招，想暗杀同盟成员来杀一儆百。可就在暗杀对象的选择上颇费了一番脑子。
从地位上来看杨杏佛可能要高于鲁迅，但其影响却很小，在青年人中没什么影响力。当时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党部遂决定选择杨为暗杀对象。
我把这些信息转告给鲁迅先生，他听完后马上动身去了同盟。考虑到危险性，我劝他在我家暂避，可他说“在哪都一样，该来的总会来的”，最后执意去了同盟。许夫人急忙赶来问先生的去处，由于形势紧迫，未能同去。那时候局势相当严峻，但先生得以安全渡过此次劫难。
之后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依旧说“该来的总会来的”，然后坦然地出门。
迫于当时的形势，再加上他身体有病痛，于是我把他们一家三口藏在了家里。他们终日不出门，像是被“软禁”了一般。后来事情慢慢平息下来，先生一家也平安无事，而民权保障同盟不知何时解散了。
离开广东中山大学的时候，鲁迅先生就已经明确了自己与蒋介石的相反立场。蒋介石秉承了孙中山的容共政策，鼓励学生留学俄国，给学生以最高待遇，可是后来却推行清党运动，大肆杀害学生。
有段时间人们大力声讨蒋介石的这一欺骗性政治活动的诸多弊病，说如果国民党内部容许这样的政治活动，那党本身也在进行一场欺骗性的政治活动。
蒋介石是浙江人，鲁迅先生也是浙江人，但这不能阻挡两位同乡立场上的对立，他至死都在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这一立场坚定不可动摇。
他从广东来到上海不久，当局就发放了逮捕令。那时我不无担忧地说：“逮捕令都出来了，这下可危险了。”可他却毫不在意地说：“不用担心，没事的，发逮捕令也就是想让我老实安静点儿罢了，如果真想逮捕我的话，应该是一言不发直接过来解决掉我。”
那时先生用笔名在《申报》的自由专栏里发文章，一般不出三天，就被人发现了，于是又改笔名。那个时候是他笔名用得最多的时候，估计有五十七八个。
原稿是绝不能直接发出的，而是经由先生的妻子修改之后再发出。当时论战也相当激烈，其中尤以与创造社、太阳社间的论战为多，而论战的对象有国民党及其他各色人等。每当疲于论战时，先生就会到我那里与我畅谈。
各派人士聚在一起漫谈时也是在我家，这时我定会邀请先生。如果我的注意力、观察力再高那么一点儿的话，就能抓住更多他在漫谈中所说的事情，可现如今，他说过的话大体已模糊了，我亦无法从中汲取什么了。
可以说，有十年时间我都过着与先生同吃一锅饭的生活，可现在却无法捕捉更多他当年的话语，实属遗憾！
——《大陆新报》一九四一年
第一部分 文学家之魂
倘若以一言来形容鲁迅，我只能说他有着古武士之气概和中国式的血肉之躯，该强硬的时候他绝不妥协。这与郭沫若的性格稍有不同，我与郭有相当深的交情，他主要偏向于政治，所以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政治家的气质。而鲁迅则是纯粹彻底的文学家，文章犀利伸展到一切可能的地方，至死都在拼命伸展抵抗。
先生卧病在床的时候，托我找他时任南京宪兵队长的一名学生来见他。先生说：“带他来见我。”那名学生去见了先生，“我来看老师了。”学生没说上几句话就回去了。
不久后先生收到从南京来的一封信，信中言辞恳切委婉，大意如下：
前几日得见老师，激动欣喜之情不胜言表。老师现在卧病在床，而针对老师的逮捕令已发出十年，至今未撤，作为您的学生，我的立场也很尴尬，所以一直想撤销对您的逮捕令，可是如果我现在自行撤销的话，只怕日后您会有所不满，所以特询问您的意思。
那天鲁迅先生又晃悠到我家，说道：“老版，今天我可遇上了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哦。上次从南京来看我的那家伙居然给我来了封信，言辞恳切委婉至极呀，说是想要撤销对我的逮捕令呢。我可不同意，所以这就来给那家伙回信了。”“好不容易撤销了，那不是很好吗？”我问他。他回答说：“我的日子也不长了，突然撤销跟了我十年的逮捕令会让我感到寂寞冷清的，所以信中已说明让那家伙不要撤销对我的逮捕令了。”
之后先生的病情愈来愈严重，已到了要选择疗养地进行专门疗养的地步了。须藤医生建议到镰仓疗养，因为东京耳目太多，实在不合适调养身体。我个人觉得云仙还不错，先生肯定会喜欢，于是就预先把房子租好了。
先生本来预计八月一日动身前往云仙，可从南京来了几个探病的，说他病情有所好转，建议他去德国漫游一趟。
后来先生告知我：“老版，这次无论如何都不去云仙了，现在那些家伙来让我去德国留学，说为避免蒋的骚扰最好还是去德国。去云仙的话我就成了一个逃兵，也就意味着我输了，所以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去了。”先生决心已定，只要是他说“不”的事情就绝对没有回旋的余地，虽然略显顽固，但也有一定的好处。
每次说到“藤野先生”的事，先生总是眉飞色舞，饶有兴致，仿佛那些事情已经根深蒂固了一般，而《藤野先生》一文现已收入“岩波文库”的翻译集里。据说先生在北平的时候，书桌前挂有藤野先生的照片，每天在这张照片面前学习，当困意来袭想偷懒的时候看到这张照片就又奋发起来继续学习。每次谈到翻译的事情时他定会强调要把《藤野先生》一文译出来。对于在日本的诸多事情，赞成的赞成，反对的反对，他从来都是态度分明，可是对于藤野先生，总是毫无条件地一并说好，报以百分百的敬慕之情。
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人，他总是毫无掩饰地加以揭露和批判。我在《活中国的姿态》这本漫谈书中写到中国的优点，可对此先生却批评道：“老版，这可不行啊。过度的夸奖会让孩子们得意忘形的。书总要起点教育作用，所以还是得从头彻尾地多加批评才是。”我回答说：“可是，这确确实实是中国人的一个优点啊。”先生遂又回道：“要是我就不会这么写，但因为是老版写的，我也不多说什么了，要换成我，是断然不会这么写的。”语气依然强硬，坚决批判中国人的缺点。
中国人普遍不喜欢《阿Q正传》，因为该书描写了中国全体国民的姿态，大家都觉得“这是在写我”。而主人公阿Q的性格是中国全体国民性格的缩影，由于该书毫不留余地地加以揭露和描写，以至于有些人看完后要起来抗议。
但是先生并不是为了揭露而揭露，实际上他真的在担心着中国的命运，记得他临终前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的未来如同阿拉伯沙漠，国内由于战争在不断地沙漠化，而国外又在不断地加速扩大沙漠化，两个方向都在不断地沙漠化。如果照这样下去的话，中国的四万万民众将被逼到饥饿的战线上，到这时，就不仅仅是中国的不幸了，而是中国全体国民的不幸了。”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先生把中国的未来清晰地摆到了自己的眼前，这番话也表明了他的意思，即：中国必须得改变当下的行进方式，这也是对中国的一个全面清晰的剖析。
——《大陆新报》一九四一年
第一部分 先生那些话（1）
在这里，我想回忆一下鲁迅先生说过的一些话。
“老版，你猜孔圣人要是今天还在世的话，他是亲日派还是反日派？”
这是最近先生和我闲聊时谈起的话题，非常有趣。
“大概，有时候亲日，有时候反日吧？”
听了我的话，他哈哈地笑出声来。
“老版，你要是想了解什么是自由人的话，只要了解下皇帝的生活就行了。那真是完全的自由啊！”
“老版，今天发生了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以前在商务印书馆的外文书部征订了一本德文书，昨天接到通知说预订的书到了，让我准备好四元五角钱过去取书。我想着这大概是运费吧？加上书的价格怎么说也得五六十元钱。于是，我刚才带上钱去书馆了。店员拿来我预订的书，问我要四元五角钱。我问他是什么钱，他告诉我是收的书钱。我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说这书都应该卖四十元以上啊。于是我提出让他查一下看有没有弄错，没想到他还是告诉我说没有错，四元五角钱就够了。我又对他强调了一遍，说他绝对弄错了。这本书售价四十马克，换成人民币的话至少也得四五十块钱，希望他再查一下。结果那个店员啊，居然让我别闹事，想要的话就留下四元五角，把书带走，不想要就赶紧出门。我很无奈，这本书我确实需要，事情到了这地步，也只好息事宁人了，于是就付了四元五角钱，带着书回来了。商务印书馆肯定是亏了啊，毫无疑问。”
“类似这样的事情随处可见。邮局、火车站、轮船公司、商店、宾馆等，哪儿都能看到。我也曾经看到过好几次。”
“老版，你也认识的那位爱罗先珂①先生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道理的话。他说‘日本人非常顺从，严格遵守上级说的话，官员说的尤其如此。因此日本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被统治的国家。然而中国人则完全是反过来的。中国人对于别人说的话总是习惯性地持怀疑态度，特别是人们总认为官员说的话不可信。因此在中国推行政治政策是最难的’。”
我点头称是，我也是这样想的。
“打个比方，长官对警官说这个人是坏人。如果是日本人的话，不会管这人到底是不是罪犯，只要被批准逮捕的，就一定是坏人了。警官的脑子里根本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哦不，也许应该说警官根本没有想要动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眼前的对象。他只是听了长官的话，就认定这个人是坏人。对于长官的话他全盘相信，没有丝毫怀疑。但是在中国，事情却恰恰相反。即便长官说这是个坏人，十恶不赦的坏人，警官也绝不会轻易相信的。即便接收了长官的命令，把对象当成罪犯来处理，他也一定会动用自己的意识，去考虑一些其他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一定会有自己的见解。比如说，这个人为什么是罪犯？为什么十恶不赦？怎么看都不像是罪犯啊，不觉得是坏人什么的。”
“这是日本容易统一，而中国很难统一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老版，在日本，小孩子出生后立刻就喂乳汁给他喝吗？”
我回答：“不是的，也许每个地方的习惯不一样。但是据我所知，小孩子出生后，先是给他们喂‘五香’，然后才是喂奶喝。”
“啊！原来是这样。我虽不知道什么是‘五香’，不过听起来这种风俗和我老家那儿倒是很像。在绍兴，小孩子出生后，在给他喂奶之前，大人们会先拿五种东西放到他嘴边给他舔一下。第一种是醋，第二种是盐，第三种是黄连，第四种是钩藤，第五种是砂糖。按照上面说的顺序依次给他尝醋的酸味、盐的咸味、黄连的苦味、钩藤代表了人生的荆棘（野蔷薇）——苦痛，最后才给他尝到人生的甜味。
第一部分 先生那些话（2）
“从这个你就能看出来中国人教育孩子的顺序了。把人生的甜味放到最后让孩子品尝，这大概和日本人的做法不一样吧？”
这些虽然讲的都是很普通的习惯或风俗问题，却蕴含着许多让人深思的东西。
“老版，你觉得胡××有没有去南京？”
“唔，不清楚。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没想过这个问题。”
“那么，胡是亲日派，还是反日派？”
“说不准。大概有时候亲日，有时候反日吧。”
“那就跟赌博差不多吧。他来了后中国人民很担心。吸满了血的南京虫子昏昏欲睡，再也吸不动更多的血了。所以暂时让人放心了。然而新来的南京虫子还没有吸血，肚子空空的。这只虫子什么时候跳出来吸掉最后一口血就坏事了。哈哈哈……”
这比喻真是绝了！难道不是吗？
“老版，即便都是吸血动物，我最讨厌蚊子了，嗡嗡嗡的，吵死了，吸饱了血，肚子鼓鼓的，也不怎么动，只会慢慢地转来转去。那样子，真让人感到滑稽可笑。”
我记得大概是先生病后三个月，正值天气非常凉爽的时候，有一天先生从门外进来，很大声地喊了句“老版”。因为太突然了，我都吓了一跳。这是先生生病后第一次来我书店。
“老版，我感觉今天身体还不错，就出来走走。几天前从南京来了个客人，是我的学生，特意跑来见我，非常担心我的病情。今天我又收到他从南京寄来的信。”
说着把信读给我听，上面这样写道：
距离当初先生的逮捕状出来后，已经有十年了。如今先生病了，我想命令已经撤销了吧。我过去就一直仰慕先生高洁的品性，怕做了肯定会受到先生责罚。首先请先生予以谅解。
于是我问他：“先生，你怎么回信的呢？”
“我觉得很悲哀，简短地回了一行字。是这样写的：谢谢你的关心，但是我命不久矣，所谓的逮捕状留着也无妨。”
说完这番话，我清楚地看到先生脸上神采奕奕。
“老版，你看报纸了吗？上面说×××五十六岁寿辰收到礼金十多万元。大概没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吧。真是悲哀！在过去，中国人习惯十年庆祝一次生日，例如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或者八十岁。从来没有像这个男的一样，过五十六岁寿辰。所以，这男的应该是每年都庆祝生日吧，然后大概每一次都收这么多礼金。每年生日收十万礼金，真是太难以接受了。在过去，受贿什么的都是偷偷摸摸的，现如今贿赂竟然差不多公开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