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你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大家都很关心，也出现了一些调整。但实际上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工大量在城里打工，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国对房产的潜在需求是很大的。有关部门近期已经出台了政策，对老百姓住房抵押贷款的首付下限由过去的30%降到了20%，利率的下限由过去的0．85倍降到了0．70倍，这是对首套住房和改善性住房的鼓励。这些金融政策可以给老百姓更宽松的住房消费条件。住房的产业链条很长，建筑行业一边连着钢筋、水泥，一边是老百姓买房。买房以后就是装修、建材，跟着就是家具、家用电器，接着就是生活用品。老百姓只要有了新房住，从装修一直到家具，会有很多的消费需求，所以我们要稳住住房市场。另外我们可以通过适当提高粮食的价格，提高农民的收入，稳住农村消费市场。还有一块巨大的潜在市场就是服务业。服务业在中国一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短腿，我们也会在未来的经济政策中，建立更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财税及金融体制，用一个长效机制鼓励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三大块，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农村消费，一个是服务业，就可以稳住中国的消费。
第51节：2009，中国经济如何脱困？(3)
曾子墨：虽然最近政府的确出台了一些对房地产市场有利的政策，但是海外的一些评论还是认为，对于目前中国低迷的房地产市场状况，可能出来的政策太少了，也太晚了。
易纲：当然对这个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总体上是平稳的。对比香港市场走过的经历，你就会发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总体上是健康的。目前在中国居者有其屋的比例很高，城市户口可能85%以上都有自己的公寓、自己的住房，大多数农民也有自己的住房。从价格上看，你和周边的城市相比，我们东方国家都有人多地少这些特点。现在已经有迹象表明，房地产市场开始走向平稳，我也相信这个市场会继续走向平稳，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前景。
曾子墨：回顾过去一年半，我们出台的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会不会感觉有需要检讨的地方？或者说有些政策可能过于严格了？
易纲：我想这也是市场上的一个问题。不少的朋友也在问。这个政策是不是100%完美，是不是100%合适？在适当的时机出台适当的政策，我们都可以再回顾，再考虑。但是我想从大的方面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应当说是稳健的。我们从1997年开始，鼓励商业银行给个人贷款。你看人民银行也好，银监会、建设部、发改委等有关的部门也好，都有一系列鼓励支持住房的金融政策。有的时期老百姓说房价涨得太快了，已经超过他们的支付能力了。这种问题你说存在不存在呢？我觉得也存在。这个时候是不是房地产市场有一些投机行为，有人存有多套房？这些个别的现象是存在的。在政策上对此做一些调整，从整个大的尺度来看，应当说总体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总的方向我们会坚持，就是鼓励老百姓居者有其房，保持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曾子墨：除了出口、消费，另外一个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力量，一直以来就是投资。但是现在大家对投资也有一些担忧，比如说企业的投资会不会导致产能过剩的情况进一步加剧？而政府投资呢，现在的税收状况和以前相比也不太相同，以前税收大概每年会以百分之三十几的速度增长，但是今年只有百分之十几，再加上卖地的收入可能大幅减少，会不会导致政府投资能力也受到限制？
第52节：2009，中国经济如何脱困？(4)
易纲：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很重要。如果你往回看，2007年我们主要防通货膨胀和防经济过热。那个时候内行的人就看得出来，我们的货币政策最紧的时候是2007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也确实遏制住了通货膨胀的势头。那时候要是有比较多的投资，现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会更加严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调控还是有预见性的。我想现在大家投资会比较谨慎，这个是肯定的。在这个当口上我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一些已经规划好、已经在施工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可以加快，比如说京沪铁路。还有一些有关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说饮用水，还有农村的道路、电网，我们都可以加快。这个时候政府的投资跟上，也会激活一些配套的投资，使配套投资更加安全。我想从经济周期来看，可能比较困难的就是2009年，顶多是2010年。在这个时候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对中国的整个投资有一个平滑的作用。
曾子墨：虽然您前面提到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还是非常健康，但是如果税收大幅度减少，卖地的收入也减少的话，政府投资的能力会受到多大程度的限制？
易纲：中国整个的财政结构是税收上中央占大头，然后中央给地方政府有各种转移支付，所以我们的财政还是稳健的。虽然最近几个月财税的增长率明显下降，但是总体来讲财税还是稳健的。地方政府确实有一些土地的收入，在目前这种调整期，对地方政府的收入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转向正常。另外我们现在所谓的政府投资，并不是搞工业项目，也不是搞生产能力。我讲的政府投资、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首先是对民生的一些支出，就是直接发给老百姓的钱，比如说低保，比如说保险和教育。包括灾区重建，也是直接发给老百姓的钱。这些钱会很快起作用，因为钱发到老百姓手里，它的效用总是最高的。老百姓花自己的钱总是最小心，花到他最需要花的地方。还有一部分政府投资，是跟民生密切相关的，也不是工业项目。这些投资的资金来源，我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会解决好的。
第53节：2009，中国经济如何脱困？(5)
曾子墨：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我们更应该警惕通胀还是警惕通缩，特别是考虑到外部金融危机的因素？
易纲：中央银行的职能主要是保持币值的稳定，既要防通胀也要防通缩。我觉得近期我们主要应当防止通货紧缩的可能性。比如说银行一旦预期不好，就可能惜贷。这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宏观金融环境，把风险降到最低。从中期到长期来看，我们另外一只眼也要睁着，就是流动性放得太多。如果全世界的中央银行把流动性放得太多，利率放得很低--而且这种情况已经出现，美国的利率已经是1％（ 据12月17日消息，美国的利率再次大幅下调到0％-0．25％ ），日本的利率是0．3％，欧洲和英格兰银行马上又要降息。如果全世界的银行都把利率放得比较低，而且流动性提供得比较多，从中期到长期来看，我们也要注意另外一种风险。但是近期毫无疑问，应当注意防止经济下滑和通货紧缩的倾向。
曾子墨：如果长期面临通货膨胀，短期可能面临通缩的危险，中国将如何去面对？
易纲：我刚才说过，我们的四张资产负债表都比较好，实际上中国财政和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也是非常好的。你看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有很多方式可以释放流动性。比如说现在我的目标是防止经济下滑和通缩，我就要给市场提供流动性。你得考虑几个方面，比如说我的央票到期，如果不继续大量追发的话，就是在释放流动性。现在的存款准备金率比较高，在16％左右，我可以逐步把存款准备金降到一个合适的水平，也可以释放出流动性。另外你看看中国的利率，现在实际上是不高不低，在一个适中的水平，不像日本已经是0．3％，没有什么再往下的空间了。我们的利率是在一个进能攻、退能守的位置上，不管是从央票的余额来看，从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比例来看，还是从利率来看，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保持市场充足的流动性。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想防止通缩还是有很好的条件。
曾子墨：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中国政府的政策调整不够及时，比如说1996年的时候，因为经济过热采取了从紧的货币政策。但是没有预见到经济下滑的风险，导致1998年出现通缩，经济增长放缓。这一次大家就担心，是不是因为政府的政策调整不够及时而重蹈覆辙？
第54节：2009，中国经济如何脱困？(6)
易纲：这种批评我觉得大家都有权发表，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个调整非常及时。如果没有那么紧的话，很多的项目就会上马。货币政策是什么时候调整的？2008年7月初就已经放松了我们的信贷规划。现在市场上大家有一种概念，说2008年有信贷规模，用货币政策的语言来说，就是我们2007年有一个信贷规划。这个信贷规划不是恢复1998年以前的信贷规模。现在的信贷规划是由商业银行制定，然后报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有一个对全盘的指导，这叫做信贷规划。即便是这样的信贷规划，我们也在2008年7月初告诉商业银行，就是要放大、要放松。到现在为止，这个信贷规划已经完全不具有约束力了，已经完全放开了，实际上还是比较及时的。
央行发布消息，2008年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将超过4万亿元，同时表示将灵活调整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央行货币政策调整的落脚点是什么，又如何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起了市场极大关注。
2008年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0月15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从10月9日起，下调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0．27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
11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面对严峻的经济环境，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工作。
【名词解释】
存款准备金率
存款准备金分为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法定存款准备金是金融机构按照其存款的一定比例向中央银行缴存的存款，比例通常由中央银行决定，被称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1985年：为克服法定存款准备率过高带来的不利影响，统一为10%。
1987年：为紧缩银根，抑制通货膨胀，从10%上调为12%。
1988年：为紧缩银根，抑制通货膨胀，进一步上调为13%。
1998年3月21日：对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改革，从13%下调到8%。
第55节：2009，中国经济如何脱困？(7)
1999年11月21日：由8%下调到6%。
2003年9月21日：由6%调高至7%。
2004年4月25日：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将资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的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0． 5个百分点，执行7．5%的存款准备金率。
曾子墨：通过最近的一系列举措，央行开始向市场释放流动性，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货币政策已经从之前的从紧转向了宽松？
易纲：是的。刚才我说了，我们要说得大尺度一点。1998年到2002年这5年，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反通缩。所以在这期间，两次大幅度地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从13％降到8％，又从8％降到6％。这一轮调整是从2003年一直到2008年上半年，主要任务是反通胀。在此期间，我们20次提高法定存款准金率，把它从6%提高到17．5%。这在货币史上、在货币政策史上也是少见的，反映了中央银行反通胀的决心。
曾子墨：结果怎么样？
易纲：在这一轮，近期比较紧的是2007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这种从紧是有预见性的。我们这一轮通货膨胀的高峰发生在什么时候？2008年的一季度。2008年2月CPI达到8．7%。2007年三季度和四季度有这么紧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还是出现在2008年一季度，说明当时两防，防止经济过热和防止通货膨胀，从紧的货币政策是正确的。这个从紧的货币政策保证了中国没有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恶性通货膨胀在发展中国家是比较危险的。一些国家通货膨胀到了两位数，有的到了百分之二十几，我们没有。在2008年7月，我们就已经开始放松货币政策了，现在是一个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
曾子墨：如果说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宽松的环境，进入了减息周期，估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减息的规模、速度会有多快？
易纲：根据货币政策的要求，我们会有一个比较适度的考量，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使得我国的货币政策有一个合适的水平。可以稍微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历程。在2007年，人们都在批评中国负利率。2007年我们加息加了6次，最后一次加息是在2007年12月。到2008年的一季度通货膨胀达到了高峰，但是中央银行一次息也没加。到2008年的一季度和二季度，批评我们负利率的人更多。你想通货膨胀2月份都到8．7%了，一年期的存款利率才4．14%，和8．7%差距有多远，这显然是负利率。中央银行是不是应该在2月份的时候，把利率加到8．7%？如果我们加到8．7%，现在看来并不是一个特别明智的举动。
第56节：2009，中国经济如何脱困？(8)
自2008年以来，一次利息也没加，这已经是超前了。现在看那个对负利率的批评，我认为大家说得有道理，大家有权利这样批评。如果向后看中国金融市场，我们是有一段不太严重的负利率。向后看是同比。如果向前看，就是CPI看环比，我们是正利率。所以总体来讲，我们的利率是处于一个比较合适的水平。对于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们会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适度地考虑利率工具和其他货币工具，使得这个工具的整体组合上达到最优的效果。
央行宣布大幅降息中国告别负利率时代
2008年11月26日中国央行宣布大幅下调基准存贷款利率，同时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增加金融体系流动性，支持经济增长。此次基准存贷款利率调整幅度之大，为近年来所少见，彰显中国政府刺激经济增长以抵御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决心。央行公告称，自11月27日起将基准的1年期人民币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各下调108个基点。
1年期存款利率将由目前的3．60%下调至2?郾52%；1年期贷款利率则将由目前的6?郾66%下调至5．58%。这是中国今年9月份以来第三次下调存款基准利率，第四次下调贷款利率。此外，央行还宣布下调央行再贷款、再贴现等利率。并且自12月5日起，下调5大国有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00个基点；下调中小型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00个基点。
为防止经济快速下滑，20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逐渐转向宽松。中国央行在2008年9、10月份连续3次下调基准贷款利率，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通过减少央票发行等方式增加金融体系的流动性。中国国务院11月初召开常务会议后，正式宣布当前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国务院常务会议在11月初提出，2010年年底前总计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以扩内需、促经济增长计划后，各政府部门也相应推出一系列措施。
曾子墨：有媒体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减息周期，您认为这个评论正确吗？
易纲：从经济周期上看，这是一个客观的描述。
第57节：2009，中国经济如何脱困？(9)
曾子墨：利率工具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未来会怎么配合，主要会依靠哪种工具？
易纲：这个问题要看整个国内和国际的情况。可以把工具分成利率工具和数量型工具。数量型工具包括准备金、法定存款准备金。我们发央票做回购，它既是一个数量工具，也是一个利率工具。它有一个吸收或者吐出基础货币的量，同时根据这个量对应一个利率。你的量一定，价格就已经确定了。从经济学上说，你画一个供给和需求曲线的话，一边是这个量，一边就是价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会综合运用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来调整货币政策。
曾子墨：现在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担心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减息效果可能十分有限。因为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信用紧张是政策导致的，因为央行严格的窗口指导；2008年出现的信用紧张完全是市场的一种自然反映，因为大家对于经济下滑的预期，导致银行贷款的意愿，包括企业借款的意愿都会有所放缓。
易纲：我想会的。在任何一个经济周期下，由于实体经济的变化，人们预期的变化，贷款需求、存货的需求和投资项目的需求都会发生变化。货币政策的任务就是保持币值的稳定，给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提供良好的信贷环境。充足的流动性和良好的信贷环境，意味着我们的利率比较合适，货币指数比较宽松。在这种环境下，会对资金的价格、投资的内部收益率，和资产市场的各种资产的潜在升值能力相比较，使各种各样的投资者对他们的投资做出决定。
比如我是老百姓，如果利率比较合适，我就要考虑是把钱存在银行，还是投资在资产市场上，或是投资在其他地方。如果我是一个企业，我就要考虑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是进货还是推迟进货，上不上新的投资项目。如果我是一个进出口商，我就要考虑这个进口、出口，订单的安排，什么时候付钱，什么时候交货。
我的任务就是要把货币指数调到一个合适的程度。这个货币的宽松合适程度，货币指数含有价和量两方面的考量。使得所有的这些决定在理性的基础上，最有利于广大居民、企业、进出口商、各个行业，使他们的经济决策是一个最优的决策。同时保持整个宏观货币条件的稳定。
第58节：2009，中国经济如何脱困？(10)
曾子墨：还有一种声音认为，现在央行开始向市场释放大量的流动性，是不是能够解决中国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比如说美国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所经历的，就是美联储不断释放流动性，一次一次地缓解它的问题，推迟它的问题，用一个泡沫代替另外一个泡沫。所以他们担心，中国央行是不是和当时美联储做着同样的事情？
易纲：我想是货币和实体经济关系的问题。我刚才说过，中国的四张资产负债表很健康，经济的基本面好，老百姓消费占GDP的比重很低，现在不到50%，上升的空间很大。也就是说实体经济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在中国企业的劳动力比较便宜，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科技人员也比较充足，所以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是有利可图的。企业在这方面的基本面也是比较健康的。再加上政府的投资。中国和日本、美国不一样，中国还有很多基础设施需要改善，特别是在广大农村。也就是说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政府已经找不到可投的项目。农村的电网，农村的道路，农村的饮水工程，还有的是项目。政府还有很多事情可干，企业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干，老百姓的消费空间也很大，所有这些就是实体经济未来发展的潜力。再加上我刚才说的，有一个宽松、适度的货币政策环境，一个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些潜在的需求就会释放出来。如果需求释放出来的话，经济就会比较健康，保持一个适度的增长。而不会像有些发达国家，比如说日本，它可以很多年在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下。中国那种可能性的概率是很低的。
曾子墨：未来如果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减息，我们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比如有人就说，2008年央行两次减息，特点都是不太对称，是不是考虑到银行本身的利润问题？
易纲：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我们会综合考虑广大居民的存款利益。现在很多老百姓也有住房抵押贷款，他不仅仅是存款人，同时也是借款人。我们会考虑金融机构整体的健康。我们还会考虑企业的利益，企业主要是借款者。你要考虑居民和金融机构，还有企业的利益，同时还要考虑其他一些宏观的东西，比如对税收的影响，对政府部门的影响。我说的四张资产负债表实际上是经济的四大部门。我制定利率政策的时候，会考虑这四大部门。我们现在不是学习科学发展观吗？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所以我们会综合考虑四方面的因素，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
第59节：2009，中国经济如何脱困？(11)
曾子墨：如果说2008年减息是不对称的话，那么银行的利润、金融机构的利润本身也是我们考虑的因素之一？
易纲：我国的金融机构总体上说，有一个很好的条件。你看我们的银行、证券、保险，总体上还是健康的。相对其他地区的银行而言，我们的利润增长是高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要考虑金融机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广大居民，考虑广大的企业。其实居民和企业才是真正经济的基本面。所以我们制定货币政策，要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考虑广大储户和广大住房抵押贷款借款人的利益。然后我们要考虑广大的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创造就业的主力军，金融政策一定要想方设法服务好中小企业。同时我们也要考虑金融的可持续性发展。金融也是商业机构，它们都是上市公司，也有股东的压力，也要有利润。
曾子墨：您提到了中小企业，2007年货币政策最紧张的时候，我们看到信用紧张主要出现在中小企业上面。大型的企业，特别是一些国企，其本身的信用还是相当宽松。现在如果我们继续释放流动性，实施宽松的政策，会不会让大型企业的投资进一步加剧，导致产能过剩变得严重？
易纲：我们要相信市场经济，相信这些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当它们判断投资会产生过剩生产能力时会小心地投资，或者暂缓投资。货币政策变得比较宽松，肯定有利于中小企业。我们想方设法为中小企业服务，肯定会考虑中小企业的利益。在这一轮的宏观调控中，我们会想方设法增加中小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比如说我们在提高准备金率的时候，对农村信用社会不提或者少提，就是在保持中小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我们在金融政策上，比如再贷款，用不同的差别准备金率这些政策，也是为中小金融机构服务，使它们能够为中小企业贷款。
曾子墨：2008年我们也看到中国人民银行第一次携手西方发达国家的央行，联手减息。以后我们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时候，如何与西方发达国家协调？
易纲：在全球危机的环境下，各国政府还有中央银行，它们的协调和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也会加强与各国中央银行的协调和合作，为克服金融危机共同努力。
曾子墨：现在有不少的市场传言，认为美国要大量发行国债，而中国可能会通过向美国注入流动性的方式，帮助美国度过这场危机。甚至有市场传言，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在美国政府8500亿美元救市计划当中，中国购买2000亿美元的国债。中国具体会用什么方式来参与这场金融危机的缓解呢？
易纲：我没有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在这个危机中，中国是一个稳定的力量。应对危机的最好方法就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它有两层含义：第一，经济要平稳较快地继续发展；第二，金融市场要稳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了，我对全世界又有需求，我就是世界经济的一种稳定力量。
曾子墨：现在普遍有一种担心，美国国债的信用等级现在相对来说已经比较低了。如果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的话，等于是用比较优质的资产去换这些信用等级相对差一些的劣质资产。如果美国大量发行国债，是不是最终有可能会出现美国政府拒付，或者以其他方式拒付，导致中国外汇储备不够安全？
易纲：我们会最大限度地避免这种状况。
曾子墨：大家非常地关心，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而美国即将发行接近一万亿美元的国债，中国是不是会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大量国债的购买国？
易纲：我们有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是要投资的。我们会在全世界，以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三个标准来进行稳健的投资。这种投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稳健性，要保卫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这种投资在客观上也会对市场产生资金的提供，那是投资的副产品。如果这种副产品有利于各国克服危机，那也是一个好的副产品。所以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加强和各国的合作和协调，争取共赢。但是在基本点上讲，首先是我们自己外汇储备的安全性、稳定性和收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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