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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坏脾气--张廷伟

_2 张廷伟 (当代)
匡多兹侯爵投资30万英镑做股票交易,当他能赚到100%的利润时,纽加塞尔公爵曾劝他卖掉。侯爵贪心不足,希望要赚50万英镑,拒绝了这个好意的忠告,危机一爆发,他那全部投资都丧失了。
有一个商人,把他的全部财产都投入到南海公司的股票中,当股票行市达到1000时,他特来城里想把它卖掉。当他到达城里,股票已跌到900,他想还是等一等吧,股票继续跌落,那商人也继续观望,终于活该成了一个倾家荡产的人。
南海泡沫事件令股民猝不及防,危机在几星期之内就把银行券和期票的流通破坏殆尽,因而引起很大的金融灾难。工商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陷于瘫痪,工人失业者数以千计。群众愤怒地要求判处南海公司的领导人以极刑,议会设立了一个秘密调查委员会,但调查结果却发现南海公司的总账簿中有整页整页的缺换,也有更改了或涂抹过的痕迹。公司的会计赖特逃走了,他临走前曾向一个理事声明:“如果我将我所知道的全盘揭露出来,那将是一个奇观,而会令世人惊愕不已。”英国的统治阶层当然不会自揭伤疤,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
1721年1月19日,议会下院宣布,为了股东的利益,将南海公司33个理事的财产予以没收。但据了解,主要责任者之一,公司理事、教友派教徒和公证人布朗特,用一笔钱就将案子了结了。而其他对这次恐慌负主要责任的人,也都不会比布朗特稍逊一筹。
南海公司直到19世纪中期还继续存在着。自捕鲸计划无效果和黑奴贸易取消(1748年)后,它只是作为国家债权人的联合会而存在着,它的任务只是管理一部分国债而已。
现在回过头想想,人们或许会嘲笑当年的英国民众真是疯了。事实上,当年不乏头脑清醒之人,但他们太早了一步,他们指出这个泡沫会破碎,但不断升高的股价证明他们论断的错误。开始还有人听听他们的警告,随后便开始嘲笑他们的短视。到了后期,骗案层出不穷,对那些行骗者来说,陷入疯狂状态的民众是行骗的最好目标――他们失去了最起码的警惕。
今天,当人们走进英国中央银行的博物馆时,在一个显著的位置上,可以看到一幅充满了讽刺意味的绘画作品,它所描绘的正是当年的南海事件。这幅漫画是著名英国艺术家威廉?休加德于1727年公开发表的作品,反映的是:诚实女神的雕像被打碎,并且受到了酷刑折磨,荣誉女神遭到鞭打,象征着所有优良品质的毁灭,此外还有象征着这座城市堕落的纪念碑。而柱子上的一些人,就是南海公司愚蠢的投资者。在画的左下角,主教们正在赌博――赌博这种投机行为,也正是南海事件的实质所在。
大诗人蒲柏也曾发表过诗句讥讽、批判“南海泡沫”:
终于,腐败像汹涌的洪水,
淹没一切;贪婪徐徐卷来,
像阴霾的雾霭弥漫,遮蔽日光。
政客和民族斗士纷纷沉溺于股市,
贵族夫人和仆役领班一样分得红利,
法官当上了掮客,主教啃食起庶民,
君主为了几个便士玩弄手中的纸牌……
不列颠帝国陷入钱币的污秽之中。
“股份公司”被禁止
当大泡沫与大投机横行整个国家的时候,英格兰到处是相似的景象:公众的心态变得越来越不健康,人们不再满足于从事平平常常的、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获得成功的工作。一眨眼间就能毫不费力地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这种不切实际的妄想令他们再也不顾及当下的生活,放肆地挥霍金钱,沉迷于奢华虚荣,从未有过的奢侈之风使人们的道德品质迅速滑向堕落的深渊。就连一个愚昧无知的粗汉也可以通过股票投机一夜暴富,看着这些暴发户骄肆妄为的行径,怎能不叫真正的君子、绅士们为之折腰!
南海泡沫破灭了,神圣的政府信用也随之破灭,在英国再也没人敢问津股票,整个英格兰经济濒于崩溃。这给经济、政治、社会等都带来了严重后果和极坏的影响,其沉重地打击了刚刚建立起来的股份制度和近代金融体系。
南海泡沫的破灭,使成千上万的股民破产,支付危机几乎蔓延全国,挤兑和停止支付事件频频发生,英国经济一片萧条。这场大危机给英国人留下了一种对新兴股份企业和股票投机商的恐惧心理,此后较长一段时间,英国民众对于新兴股份公司闻之色变,对股票交易也心存疑虑。历经一个世纪,英国股票市场才走出“南海泡沫”的阴影。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罗勃特?沃波尔授命于危难之时,担任财政大臣,在他的倡导下,议会通过了“泡沫法案”,即“取缔投机行为和诈骗团体法”,禁止股票投机活动。由于该法案还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提出了许多限制,从而也窒息了英国股份公司的发展。
“南海泡沫”导致英国社会资源的配置产生了严重的扭曲,使资本集中于投机领域,造成人为财富的扩大,而实体经济落后。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发展已达到顶峰,并开始出现颓势。经济发展要求资本向工业转移,但投机活动却阻碍了这种转移。由于投机活动的高盈利预期,引诱资金流向投机领域,真正生产性投资减少。直到泡沫破灭,人们才开始谨慎地从事投资活动,资本逐渐流向工业,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柯立芝繁荣
现在我要把去年和前年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灾难迟早要到来。
――股市分析师罗杰?巴布森
1929年10月21日,美国人为爱迪生举行了盛大的生日庆典,但是爱迪生的生日并不是这一天。原来,这一天是爱迪生发明电灯的50周年纪念日。
美国人在为爱迪生的“生日”庆典高兴之余,也有一点担心。因为据说在致答谢词的时候,老人家由于过分激动引发了心脏病,突然昏厥过去,被送进了医院。
虽然这并没有对人们的好心情造成大的影响,但是今天看来,这更像是一个象征,随着电气时代开启者的倒下,一个曾无限风光和辉煌的时代即将结束。
随同爱迪生倒下的,还有长达数百年的自由市场经济。就在三天后,纽约股市上演了一次人类永难忘记的“黑色星期四”,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由此爆发。两年后,爱迪生与世长辞,全美国熄灯以示哀悼,那一夜整个美国似乎丧失了光明。随着经济的崩溃和大萧条的蔓延,人类在悼念巨星陨落的同时,也在像渴望光明一样需要无形的爱迪生引领着走出恐惧,走出沉沦。
柯立芝繁荣
美国宪法规定,在任总统去职后,由副总统接任。但是纵观美国历届副总统,能有幸享用这个权利的只有少数几个,而柯立芝无疑是其中之一。不仅如此,柯立芝后来还能成功连任,更是少之又少。
事实上,柯立芝在美国历史上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人名或是一届政府的代名词,而是一个时代的代名词,那就是“柯立芝繁荣”。
美国经济在19世纪末就已经在世界经济中处于支配地位。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从债务国一跃而成为债权国,从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变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战争严重削弱了欧洲列强,欧洲国家都被迫放弃金本位制,唯独美国继续维持,世界金融中心于是从伦敦转到纽约。
在美国历史上,20世纪20年代是富裕、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物价平稳,社会安定,工业生产节节向上,资本家获利丰厚,工人就业充分,国民收入增长迅速,国民生活相当宽裕。美国人回忆起那个年代时总是称之为“兴旺的20年代”或是“柯立芝繁荣”,因为这段时间绝大部分在美国总统凯文?柯立芝任期内。
这一时期的美国由共和党连续执政,先后在任的三任总统哈定、柯立芝与胡佛都执行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工商企业税赋很轻,企业经营自由,政府甚至对垄断也不再加以限制,原有反托拉斯法不再执行,股权公司体制不受法律限制。
与此相应,工业技术发明很多,十年内美国政府所颁发的专利证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多。这些创造发明大多很快被用于发展工业生产,科学技术应用速度之快超乎以往任何时代。
从1920年至1929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增加了53%,工人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大大超过前一时期。
这一时期,带动美国经济空前繁荣的主要是汽车业、电气工业、建筑业、化学工业与公用事业等部门。总体上看,工业情况比农业情况好,新兴工业情况比传统工业情况好。
汽车工业的发展始于19世纪90年代,20世纪初取得明显进展,到20年代进一步加速发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到1913年末,福特汽车公司的产量已经是全国汽车总产量的一半。为了满足市场需求,福特在工厂实行流水线生产。
福特推断,如果让每一位工人固定在一个位置,负责一件工作,而让汽车从一个工序转到另一个工序,汽车会更快成形,同时可以节约无数的工时。为了验证这一理论,1913年的夏天,福特在密歇根州高地公园制造厂,用绳子和绞盘将底盘在地板上进行传送。现代流水线生产由此诞生,最终每个工作日下线汽车的速度达到每10秒一辆。
1914年1月5日,亨利?福特宣布福特汽车公司的最低日薪为5美元――几乎两倍于当时的最低日薪,震惊了全世界。福特认为,既然已能大批量生产价格低廉的汽车,如果员工们能够买得起的话,就可以卖出更多的汽车。他相信每日5美元的报酬是他削减成本的最佳举措,他说:“我可以找到创造高工资的生产方法。如果降低薪水,就是降低顾客的数量。”5美元的日薪及其蕴含的哲学引发了一场社会变革,而流动的装配线则引起了一场工业变革。自采取流水线装配方式后,汽车工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由他创造的流水线作业模式迅速风靡全球,很快在各个行业得到充分的发展。
美国汽车的年产量在1919年为150多万辆,到1929年时已增加三倍,平均每六个人就有一辆汽车。由于汽车销售在后来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销量又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汽车业的蓬勃发展一时间成为美国经济繁荣的象征。甚至后来上台的胡佛总统在竞选宣言中也信誓旦旦地说,如果当选,将保证美国每家车库里都有一辆汽车。
这个时代的美国人对生活充满了向往和信心,与欧洲不断的纷争和拖拖拉拉的战后重建不同,美国人完全不必担心这个。他们的国家欣欣向荣,社会稳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他们可住大房子、开汽车,家里摆满了各式电器……对于他们来说,好生活似乎才刚刚开始。
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好生活不是刚刚开始,而是即将结束。因为此时的美国经济,面临着极大的隐患。在美国宣扬资本主义已取得“永久的稳定”的时候,在“繁荣”的背后,经济危机的萌芽正暗中滋长。
危机暗藏
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不是偶然的。战后,由于大量固定资本急需更新以及住宅建筑市场的急剧扩大,美国经济出现了新的强劲拉动力量,而美国资本家在战时获得的巨额利润为更新固定资本和扩大生产准备了充足的资金。欧洲的战后重建和经济恢复为美国提供了经济繁荣的外部机遇,更为重要的是,新科技革命给生产力带来了巨大推动,美国人很及时地把握住了这个机遇。
但是,美国经济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是有问题的。首先是新旧产业的发展严重不平衡。在新兴产业迅速崛起的同时,许多传统产业停滞不前或在走下坡路,如采煤业、纺织业、造船、制鞋等部门在战后一直没有恢复过来。
铁道运输业过去曾引领过多次经济高涨,是美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推动力量。战后它本身有很多改进,但营业仍然不振,就业人数由1920年的200万减少到170万,十年中客运业务减少了1/3,这显然是受汽车排挤所致。
而最困难的莫过于农业。美国农业战后需求突然减少,国外各方面竞争非常剧烈,输出出现了萎缩趋势。问题的关键在于国际市场上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逐步下跌,经营农业无利可图。
美国原是一个工农业平衡发展的国家,这时情况却大不一样。美国农业没有分享到20年代的繁荣,却在各业之前先呈萧条,农村的贫困在20年代一直是美国经济中的一个阴暗面。
其次就是美国的经济发展思路有问题。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美国总统的一句话中看出,柯立芝总统说:“美国的事情就是做生意。”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并不是把实体经济的发展作为重点,功利性较强的美国人并不满足实体经济带来的巨大成就,他们把目光紧紧盯在了能一朝暴富的股市、金融上面,也就是说美国人空前地迷恋上了虚拟经济。
大企业的代理人们拼命宣传“人人都能致富”的口号,通用汽车公司则拼命鼓动大家都投资于股票,准保发财。当时一位观察家感叹地说:“做买卖几乎成了美国的国教。”
在华尔街掀起了强劲的证券投机狂热。20年代初股票成交额每年平均3亿股,1929年上升到11亿股。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股票从每股票面价值85美元上涨到420美元,杜邦公司股票从310美元上涨到425美元。在生产力相对过剩的情况下,股票市场反常的活跃造成了经济过分繁荣的假象。
在美国繁荣的表面现象下,潜伏着许多问题。消费膨胀有很大部分是靠人为措施刺激起来的。广告在20年代广泛应用起来,分期付款的赊购制度也开始盛行。1926年,汽车70%是用赊购办法销售出去的。分期付款销售办法的推广使用,也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不增加贷款,消费品市场就不可能容纳工业部门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而且,从经济观点来看,这种销贷方式本身孕育着某种危险性;只要削减消费信贷即分期付款赊销,消费者的购置就很可能减少。
再次就是美国人对当前的经济盲目乐观。1929年10月之前的美国是连续多年的经济繁荣,媒体和经济学家面对迟迟不来的经济危机一片乐观,以为美国经济已经逃脱了经济危机的周期,不断地宣扬起永久繁荣的言论;政府官员则向公众许诺每个家庭拥有两辆汽车的美好未来。得出这种结论的依据是――在10年间美国经济规模增长了50%以上,难道这还不值得他们骄傲吗?
但是另外一些不和谐的经济数据和现象却被忽略了:农业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为16%,到20年代末的时候农民开始大量破产,其收入也大幅度减少(约占美国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贫富差距由此大幅拉开。同时社会失业率不断增加,最高时达到25%。在经济一片繁荣的背后,却有60%的家庭处于温饱线上。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执行的其实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模式,当时的美国领导人几乎是清一色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信徒,他们笃信那只看不见手的作用。他们没有想到,一旦时机来临,那只曾经托起美国繁荣的手也会把变成虚胖的山姆大叔扔进看不见底的深渊。
大灾难与警觉者
1929年初,狂热的美国股市如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9月26日,为制止黄金外流和保护英镑在国际汇兑中的地位,英格兰银行将再贴现率和银行利率提高了 ;30日,伦敦又从纽约撤资数亿美元,从而诱发美国股市大幅下跌。
10月2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有人忽然卖掉了手中被高估的股票。惊惶和疯狂的抛售如同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发不可收拾。一天之内,超过300亿的市值蒸发殆尽,这就是历史上令人闻之色变的“黑色星期四”。
这一天,股票成交量达到了1289万股,股票价格下降之快,连场内的自动行情收录机都赶不上!也就在这一天,有11名证券市场投机的老手相继自杀。
当天下午,摩根财团联合其他银行业巨头,拿出亿美元联合基金护盘,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股票。之后几天里,股票行情逐渐稳定,美国财政部和一些经济学家、银行家和大城市报纸纷纷向公众保证:股票价格的下跌问题不大,应拿出更多的钱用于投资,这样对国家经济是有好处的。10月25日,胡佛总统也发表文告:“美国的基本企业,即商品的生产与分配,是立足于健全和繁荣的基础之上的。”力图以此刺激新一轮投资。
10月28日,也就是胡佛发表文告的第三天,美国股市再次惨跌。1929年10月29日,星期二,美国股市又一次出现大幅度崩盘。据说,这一天,股市的自动报价机源源不断地打出所有交易的报价纸带,长达万英里,直到闭市后4个小时才结束。这一切都意味着股市已经完全没有了挽救的可能,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二”。据《纽约时报》统计,纽约股市50种股票的平均价格几乎下跌了40个百分点。之后一周之内,美国人在证券交易所内失去的财富竟达100亿美元!
此后美国股市持续下跌,疯狂的势头直到这一年的11月份才勉强稳住,这轮空前绝后的熊市算是耗尽了气数,此前数年中辛辛苦苦积累的所有收益都付之东流。
当然,当时的美国人民万万没有想到,美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惨重的经济灾难正在慢慢袭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沉浸在发财的美梦中,而这个梦由来已久。
1929年夏天,华尔街以及数百万股票客户对形势的认识与经济的实际状况严重脱节,人们整天做着发财的美梦。交易所挤满了关注股票价格走势的人,甚至那些平时理智、有知识的人也卷入了这场疯狂的活动当中。如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欧文?费雪就认为:“股票的价格已经达到一个似乎永不会落的高度。”财政部长安德鲁?W.梅隆也于1929年9月向公众保证:“现在没有担心的理由,这一繁荣的高潮将继续下去。”
危机就像一颗重磅炸弹一样,把美国人震懵了,也把世界震懵了。快速发展的经济快车戛然而止,整个世界陷入恐慌与无助之中,这次危机之惨重,以至于大西洋两岸的人们不约而同―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恐惧。
美国国民经济的每个部门都受到了相应的损失。三年中,有5000家银行倒闭,通用汽车公司的汽车产量缩水大半,钢铁工业仅以12%的生产能力运转。到1933年时,美国的工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暴跌了将近一半,商品批发价格下跌了1/3,商品贸易下降了2/3以上……
大危机不仅是无比惨烈的,而且具有独特的世界性影响。美国金融公司不得不收回它们在国外的短期贷款,这产生了种种影响。1931年5月,维也纳最大也是最有声誉的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宣布已丧失了清偿能力,从而引起了欧洲的一片恐慌。7月9日,德国丹纳特银行也紧随其后,接着,德国的所有银行被命令放假,柏林证券交易所被迫关闭了两个月之久。而工业和商业的崩溃与金融世界的崩溃极为相似,世界工业生产指数到1932年为止下降了三成以上,这是前所未有的;而国际贸易的衰退更为急剧,它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下降到1933年的242亿美元。
经济上的大变动引起了种种相应的重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最严重、最棘手的大规模失业问题已达到了悲剧的程度,到1933年,美国的失业人数最保守估计也已达到1400多万,这意味着美国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失业者。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排队领救济面包、寻找施粥所、退役军人在街角卖苹果的年代。在情况更为恶劣的德国,所有这些则最终促使希特勒上台。
但是,当我们回顾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时代并非都如费雪那样癫狂、梅隆那样盲目、胡佛那样麻木。事实上,危机之前,还是不乏智者警告的声音。
就在股市崩溃前夕,即1929年9月5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股市分析师罗杰?巴布森在一次午宴上发表了一篇演说。这位多年来的悲观主义者不止一次地预警股市大灾难即将到来,但是只想听乐观预测的华尔街市场根本无视巴布森的警告。巴布森这一天没有说别的,只是强调:现在我要把去年和前年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灾难迟早要到来。
而几乎与此同时,一个富豪因为一件小事突然惊醒,从而成功脱身,这个人就是日后的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肯尼迪一次在街边与一个擦鞋匠闲谈的时候,惊讶地发现,鞋匠对股市竟然是侃侃而谈,手舞足蹈。他顿时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立即决定抛空手中的股票,他的理由是:如果连擦鞋匠都在买股票,我就不想再待在里面了。
顽固的胡佛
胡佛对这场大危机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内,他否认危机的严重性,继续奉行传统庸俗经济学理论,确信市场自行调节、自由放任政策可以使美国安然度过危机,他一直持乐观的观望态度和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在他看来,1929年10月的证券市场崩溃“只是一件孤立的事件”。危机发生后不久,胡佛即宣称:“对美国经济的前途或对美国企业经营的力量哪怕有丝毫的不信任,都是蠢事。”10月25日,他说:“美国的经济是建立在稳固和繁荣的基础上的。”胡佛把大危机看作是“一种心理现象”,他亲自挑选了“萧条”这个词,“因为它看上去不像‘恐慌’或‘危机’那么吓人”。
随着经济危机的发展,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日益蔓延,部分垄断资产阶级为解救濒临崩溃的困境,要求调整经济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胡佛也被迫逐步采取了局部的反危机措施,从1931年开始,美国推行了以维护自由放任原则为前提的、倡导地方和民间团体自愿联合的政策。
1929年11月15日起,胡佛召开了一系列有实业界人士和劳工领袖参加的白宫会议,要求工商界、各社团劳工领袖和地方政府尽可能用正常建设的办法来协助政府改善局势。12月,胡佛要求国会通过降低所得税的法令。这项法令的规定和实行,实际上只对富有企业主有利。胡佛还推行农产品销售法,联邦农业局将以5亿美元的周转金贷款给销售主要农产品的合作社,来维持不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这项措施只是暂时解决了大农场主的一些燃眉之急,无助于抑制每况愈下的农业危机的蔓延。
1930年,胡佛推动国会通过了提高多达近千种工业品关税率的方案,但是却引来各国的以牙还牙,报以高关税壁垒,加剧了世界性危机的恶化。
胡佛政府最重要的反危机措施是成立复兴金融公司。它于1932年1月16日由国会通过,1月22日由胡佛勉强签署。该公司拥有5亿美元的资金,有权借贷三倍于资金的15亿美元的免税证券,以挽救银行、铁路、建筑与贷款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1932年7月通过的紧急救济与工程法,使复兴金融公司的借贷能力增加到33亿美元,并且把职能扩大到借给各州救济失业的机构和自负盈亏的公共工程。但是胡佛的这个机构被人们评论为是大企业救济所,它所要帮助的对象都是一些大企业。事实上,复兴金融公司并没有解决主要的经济问题,更没有制止危机的恶化,因此,这个胡佛政府最有代表性的反危机措施所起到的作用很小。
其实,纵观胡佛的一系列措施,其核心无非是顽固地推行自愿联合政策。1930年12月2日,胡佛在第二个国情咨文中说:“经济不景气的问题是绝不能用立法的行动或行政的声明来解决的。经济创伤只能由经济实体的细胞――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自我治疗。”他一再声称政府可以做出的最佳贡献在于鼓励地方上的相互合作。
为此,胡佛政府于1931年成立了失业救济局,不过,胡佛强调应由私人慈善机构来解决失业救济问题。胡佛还批准了摩根支持的所谓“邻居互助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每个人都应该负起责任来帮助他的四邻中生活困难者。这样,摩根就只须帮助住在他的大厦四周的四五十家不幸人家,而一般每星期只有一两天工作的人也同样有责任去照顾他所住的贫民区中没有收入的人家。因此这个计划就不可避免地维护了富人的利益。
面对一千多万失业队伍的强大压力,单靠地方和私人团体自愿互助根本无法缓解,何况各州地方政府同样财源枯竭无力自救,这种杯水车薪的措施无法阻止经济形势继续恶化。
值得注意的是,胡佛的自愿联合政策是和他坚持反对政府干预联系在一起的。他曾多次否决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大规模干预经济的计划,他认为联邦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介入经济领域,即使介入也是暂时的和迫不得已的。他一再近乎天真地认为危机能够通过市场和美国人民的自由互助来消除。他曾说:“联邦政府的职能在于维持这样的平衡,而不允许任何的个人或集团享有特权。它只能扮演一个规范性的角色,而不能成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参加者。”他坚定地认为任何政府干预行为都是与美国制度的传统相抵触的。1932年6月21日,胡佛写信给一位倡导举办公共工程的人说:美国不可能“靠乱花钱得到繁荣”。
由此可见,胡佛政府的反危机措施虽然已经不同于真正的自由放任政策,但与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政策还相差甚远。它只是一种基本上不脱离自由放任原则,鼓励地方、团体积极干预的尝试。他仍然坚持联邦政府不应强化干预的自由放任政策。虽然他的一系列措施客观上对危机有一些正面的作用,但对于空前强大的危机而言,还是远远不能抵御的,因此,胡佛在其整个任期内并没有实质性地挽救危机。面对1929~1933年严重经济危机的打击,反对国家干预,鼓吹绝对自由竞争、自由调节、自由放任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彻底破产。
与危机前的盲目乐观和自信相对应,在期望和幻想都破灭以后,胡佛又陷入了茫然的绝望之中。他在罗斯福就职的第二天说道:“我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我们已经无能为力。”
罗斯福新政(1)
相对于胡佛反危机政策的黯然收场,即将开始的“罗斯福新政”简直是史诗般的壮举。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只要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可回避地要研究这段历史。
1933年2月15日,还没有正式就职的罗斯福在佛罗里达州乘敞篷车行进在迈阿密的大街上。突然,一个人一边大喊“快要饿死的人太多了”,一边朝罗斯福的汽车开火。虽然罗斯福最终安然无恙,但是他明白,贫民用子弹向未来的总统倾诉饥饿,这意味着什么。
如何生存,出路在哪里?一脸茫然的美国人举目四望,此时的世界也已是风起云涌,处于大动荡的前夜。
1933年1月,德国17个工业巨头联名上书给老迈的兴登堡总统,将一名叫希特勒的人推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他准备用经济军事化来摆脱危机。
同样是1933年,在中国,日本大举进攻长城要隘,逼近古都北京。这是日本法西斯势力的主张,他们企图用血腥的政府来转嫁经济危机。
而老牌工业大国的英国、法国则企图继续固守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度过危机。
还有往日一枝独秀的苏联,它正信心百倍地进一步全面规划社会经济的生活方式。
到底采用哪一种方式来摆脱危机?美利坚到底何去何从?美国人在拭目以待,全世界人民也在拭目以待。
1933年罗斯福上任之初,面临的是这样一种困境:86000 家企业破产、5500 家银行倒闭、失业人数1700万人、国民生产总值由危机爆发时的 1044亿美元急降至 1933 年的742亿美元、整体经济水平倒退至 1913 年……
3月4日,星期六,新总统就职之日。千百万美国人民从收音机听到了一个陌生而富有激情的声音:“我们唯一该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一种无名的、丧失理智的、毫无根据的恐惧心理,它能把我们搞瘫痪,什么事业也办不成,使我们无法由退却转为进攻。”罗斯福的讲话产生了很好的效果,美利坚再一次被激情所感染,而新总统却在激情之后陷入了沉思。
3月5日,星期天,早餐后,新上任的罗斯福总统来到空无一人的椭圆形办公室。他一边咬着往上翘的烟嘴,一边起草文件,计划援用一战时期通过的《对敌贸易法》给予总统的特权,宣布全国银行一律休假四天,以阻止银行倒闭。文件起草后,他立即要求国会在星期四召开特别会议,以便将拟好的紧急法案送去讨论。
经过昼夜奋战,草拟法案的工作在星期四这天如期完成。国会特别会议开始了,在众人的一片嘈杂声中法案通过了,这就是《紧急银行法》。这部法案不仅批准了总统关于关闭银行的决定,而且授予总统以更大的权力来处理信贷和货币问题。此外国会还授权政府以各银行的资产为储备,发行20亿元新钞。当天晚上,罗斯福就在白宫签署了这项法令。
一连两晚,印制局灯火辉煌。星期六清晨,装满一袋袋新钞票的飞机从华盛顿先后起飞。第一架在午前就把钞票送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从那里又立即分送各银行。由财政部检查各银行资产状况,凡资产足以偿付存款的银行发给执照,准许重新营业,处于困难的则进行改组。同时政府拨款30亿美元支持大银行开业。不出一周,约有50%的银行恢复营业。并且在这个月,罗斯福先后命令居民和私人银行的黄金全部交售给联邦储备银行,禁止黄金出口。为防止投机,禁止银行进行外汇交易。紧接着又规定禁止以黄金偿还债务,这就使美国在实质上放弃了金本位制。取消金本位,使美国经济获得了明显的好处,它隔断了国外经济因素的制约,美国政府得以根据自己的国情自由行动。
罗斯福新政(2)
罗斯福在解决银行问题的同时,还竭力促使国会在这一年的5月和6月先后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这两个法律成了整个新政的左膀右臂。罗斯福要求资本家们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订出各企业生产的规模、价格、销售范围;给工人们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从而限制了垄断,减少并缓和了紧张的阶级矛盾。在取得大企业的支持后,罗斯福随之又尽力争取中小企业主的支持,他指出中小企业实际上是国家骨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工业复兴计划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大的中小企业。
《全国工业复兴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公共工程和建筑规划”,它融建设与救济工作于一体。救济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工代赈”,1933年至1937年,美国政府共拨出120亿美元兴办诸如兴水利、筑桥梁、办监狱、修公路、修机场等项目,开辟公共游泳池、运动场,兴建发电厂和火车站、兴建公共建筑等等,其中最宏伟的公共工程是田纳西河流域的水力发电工程。各种工程启动起来后,整个美国的面貌终于发生了改变。
从3月9日制定出《紧急银行法》,到6月16日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在这100天当中,罗斯福推动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法案。一个彻底的计划给美国的商业和农业带来了复苏,救助了大量失业人员和即将失去土地和家园的人们。新总统日益显示出他无穷的智慧和无限的精力,他共发表了10次重要演说、制定了新的外交政策、建立了每周举行记者招待会和内阁会议各两次的惯例、宣布废止了金本位制、向国会发表15篇咨文、指引议员们通过了13个重要法案……
除此之外,罗斯福还充分运用媒介的力量。他决定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去做民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向他们阐明新政的目标。为此,在上台后第5天,他就把采访白宫新闻的记者召集到办公桌周围。据资料记载,他在任职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多达998次。就这样,罗斯福一下子把美国的新闻中心从纽约挪到了华盛顿。他还下令在白宫装上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的扩音器。总统说,他希望就像坐在自己家里,邻居也坐在他们的起居室里,双方随意交谈那样,这就是著名的“炉边谈话”。
上任伊始的罗斯福除了在经济上厉行改革外,在日常生活中也具有别样的魅力,通过树立勤勉、节俭、乐观的形象来鼓励处在绝望中的美国民众。他上任以后,头一批命令里就有这么一条:凡是因有困难打电话向白宫求助的,一概不准挂断,政府里必须有人同对方谈谈。这就使他的群众来信量在历任美国总统中占有最出色地位。美国人民确实感到,罗斯福把他们看作自己的朋友。
“新政”只是在“百日”之内铺就思路,但方案实施却是一个长期工程。1933~1934年,新政着重“复兴”;1935~1939年,新政则着重“救济”和“改革”,美国《社会保障法》的颁布及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新政的实质是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国家干预和调节渡过危机,发展经济,稳定政局,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有人攻击罗斯福搞社会主义化,罗斯福回答说:“在美国,没有人比我对私人企业有着更坚强的信念。客观地说,正是罗斯福的新政挽救了被拖到毁灭边缘的私人利润和自由企业制度。”
罗斯福的新政使美国渡过了经济大危机,强化了联邦政府的职能和作用,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在危机后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弱势群体相当数量的成员首次享有法定的经济保护。罗斯福新政通过法律的形式,把国家保障经济稳定和发展的责任固定下来,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美国经济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改造。事实上,这种干预使美国经济从此进入一种垄断组织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的体制,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美国经济制度上的这种变化,对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罗斯福也因此成为自林肯以来最受美国人爱戴的总统。
全球同萧条
由于此时世界各国经济的关联性极其紧密,美国的大萧条几乎在同时传染到了其他国家。
危机爆发后,本来一直处于慢性萧条的英国经济雪上加霜。加上这一时期英国政府连续更迭,各界政府根本无暇顾及经济的萧条,英国在危机面前显得手足无措。
为了应付严重的农业危机,英国政府大力协调农业,设法增加农民收入,减少英国对海外粮食的依赖。要刺激国内农业生产,必然要限制农产品进口。英国为保护国内工农业生产和国内市场,放弃了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实行保护关税政策。1932年2月,英国议会通过了“进口税法”,规定除少量商品外,对一切进口商品征10%的关税,而且对那些对英国商品采取歧视性措施的国家的商品征收100%的关税。
在工业方面,英国各工业部门发展极不平衡。由于纺织、煤、钢、造船等部门是19世纪为适应世界市场的需要而建立的,因此十分有必要对工业生产进行调整使之合理化。英国政府采取了两方面的调整政策,一是扩展国家对公共事业的控制,如对公路、铁路、电力的管理;二是国家在企业的支持下进行调整,诸如在煤、钢、棉、造船等部门协商产品价格、产品数量、工资等问题。1934年4月,英国议会通过了石油国有化的议案。
到1934年底,英国的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都有了较大改善,但失业问题一直严重存在,并且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一问题直到实行征兵和重整军备才有较大改善。失业者的悲惨状况和绝望情绪很容易为法西斯分子利用,连英国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传统很深的国家也不能完全摆脱法西斯主义的魔影。1932年10月,原工党大臣小组的一个成员,奥斯瓦尔德?摩斯莱爵士,组织了一个包括形形色色法西斯团体在内的英国法西斯联盟,在各地建立起地方组织。它得到《每日邮报》的支持,并从意大利得到一部分津贴,企图效仿意大利和德国建立专制政体。但是该组织的影响和作用相对较小,未能对英国政治形成威胁。
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德国。危机爆发后,德国全国惊恐不安,大有经济全面崩溃之势。
纳粹党于1933年初已取得政权,但它面临的重大考验是能否将德国从大萧条中抢救过来,特别是能否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
德国的失业人数在1932年高达610万。这个问题的解决,纳粹政权采取了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由国家兴办工程吸收失业者。纳粹政权在1933年先后颁布两道减少失业者的法令,由国家拨款十亿帝国马克,大兴土木,修建铁道,兴筑高速公路,疏通运河,并建筑公共房屋,且规定这些工作只用手工操作。同时对广大政府机关雇员用种种方法加以安置。经过一番努力,德国的失业问题在一年时间里得到了很大的解决,失业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资助私人企业扩充工厂设备来吸收劳动力。包括工作半天制的企业在内,规定非有政治原因不得解雇员工。纳粹政权又用强迫劳动、服役的办法强制闲散的人工作。它严禁雇用女工,认为女人应回到厨房中去,料理家务,生男育女,这样可减少对男工的竞争。
第三种方式就是通过发展军事工业来解决,这一措施在当时增加了大批就业人数。到1936年,德国已基本做到了充分就业。到1938年,欧美各主要国家的平均失业率,美国为%,加拿大为%,荷兰为%,英国为%,德国则只有%。
纳粹德国和其他欧美发达国家不同,经济完全受政治控制,经济被当作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政府设置了许多管理与监督机构,私人没有自由可言,一切须服从政府管制,毫无例外。纳粹一直标榜国家社会主义,但是从其执政政策看,突出的只是国家主义,根本没有社会主义。它所做的一切实际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国家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他们混淆视听的动听口号罢了。因此,德国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就是世界战争策源地形成之日。
自由经济的终结
大萧条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十分深远,这场亘古未有的经济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损失财富达到2500亿美元,要远远大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物质损失。西方国家的工业生产水平下降多达四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额则倒退到战后初期的水平。此时世界失业人数近五千万人,最为严重的美国仅在1932年失业率就达到25%,这表示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失业者,而且是长期失业。随处可见为领取救济品而排成的长龙,许多人则因为无法偿还贷款而被迫流离失所。雪上加霜的是,资本家为了摆脱危机,千方百计把损失转嫁到本已濒临绝境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身上,他们不断削减工资、提高捐税,从而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
社会矛盾的激化,造成了不断高涨的罢工运动、示威游行以及农民斗争,这使资本主义世界处于前所未有的风雨飘摇之中。危机期间,仅法国就更换了十四届政府,德国政府更迭了四次,意大利在战后初期就出现了严重的政局混乱,日本则是针对政府的刺杀事件一再发生。所有国家的政局都变幻莫测,以至于有人一再惊呼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来临。
其实,资本主义制度的末日并未来临,只不过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而已。美国、英国、法国为挽救危机都先后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从而改良了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模式。而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则采用了极端残暴的法西斯统治,它们动用国家的力量更为直接和极端。用国家的直接干预和管理代替自由放任体制,实质上是用专制和战争代替了民主与和平。这种统治不仅戕害了本国的人民和经济,更把整个世界直接置于战争的阴影之下。
大萧条还对原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各国为了转移和摆脱危机,无不加紧争夺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政治经济战争。如美国在1930年5月通过了一个对多达890种商品提高征税额的法案,此举立即遭到同在危机中的其他国家的报复,各国纷纷效仿,提高关税,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已经无法维持。又如在1931年,曾于1916年在世界上第一个实行金本位制国家的英国,首先被迫放弃金本位制,任由英镑贬值,紧跟其后的是20多个国家的被迫效仿,而在危机前,大多数国家采用金本位制,并且这一制度还被认为是对国际贸易比较有利的相对稳定的货币制度。但是,老牌金融强国并不甘于坐视英镑作为国际货币地位的沦落,更不愿伦敦丧失其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依靠庞大的殖民帝国和金融影响力,英国和英联邦国家在1931年11月联合起来组成了英镑集团,与之相抗的,是欧洲大陆的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士、波兰等组成的维持金本位制的集团。作为危机的最大受害国,美国也在1939年联合了一些国家组成美元集团。至此,世界经济大体上已经分为五个货币集团,它们是以英国为首的英镑区、以美国为首的美元区、以法国为首的金本位区、以日本为首的日元区和以德国为首的外汇控制区。
整体来说,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总危机。经过这场规模空前的危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长期积累的矛盾得到了一次彻底的大清算。这种清算已经远远超越了国内矛盾的范畴,更大意义上是国际经济矛盾的总清算;它也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内部因素矛盾的清算,还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性的清算。这次经济危机结束了自由放任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走上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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