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恩总会碰上令人捧腹的场面，颇能振奋我们的精神。有一次我们坐在一家露天咖啡馆，维琪点了卡布其诺，我为自己叫了Kolh啤酒。闲谈之间，一位侍者走到我们的桌边：“你是肯·威尔伯吗?我的胃里有个洞，急需要你的帮助。”
他的胃里有个洞?我们俩都被吓呆了，以为他有胃癌，他可能看见我的光头，以为我也得了癌症，我赶紧站起来送那位侍者到“诊所”去。
他在一家书店看过我的书，认出我就是作者，他毫无避讳地谈起自己的问题，特别是女友刚离开所造成的影响与困扰。“我的胃里有个洞”，其实他真正想表达的是，“我的心中觉得非常空虚。”他已经沮丧得顾不了那些客人了。他足足花了一个多小时描述自己胃里那个可怕的洞。
我忍不住和维琪及肯说，我真希望自己能早点发现这个地方。我提到一些过去犯的“错误”——我应该一开始就把整个肿瘤切除，继续接受三苯氧胺(tamoxifin)的治疗，每一位癌症复发的患者都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也都能举出一两件足以延缓复发却被自己疏漏的方法。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别陷在自责的情绪中(即使有时还是会滑落悔恨的险坡)，戴上后见之明的眼镜来看待目前的处境。我发现许多过去所做的选择都是出自怠惰，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治疗方式，因而轻忽了重要的后续医疗(继续食疗，服用大量的维他命、运动与观想等等)。我一直认为已经动手术，做了放疗与化疗，难道付出这些代价还不够吗?我只想回归原来的生活，哪儿也不去，不去看其他的大夫，不再做任何医疗的抉择。我瘦了好多，也吃了许多苦，难道还不足以让情况好转吗?反正处在这个模糊地带，本来就很难决定该做什么其他选择。
同时我又明白自己很自然地往最好的方向想，受到积极思考运动的影响，这股欲望有时膨胀得有点离谱：非常努力地想像癌症已经去除了，充满信心地告诉自己“我是健康的”，提防出现再度住院或癌细胞还躲藏在身体的某个角落的念头，因为消极思想的存在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使癌症复发。
我发现亲友们也都倾向于积极思考，我很理解没有人愿意往坏处想，但是癌症病人的恐惧并不是虚而不实的，也不只是负面思考，希望亲友们能学习和这份恐惧相处，毕竟它有时也能有正面的作用。
我发现过度简单的积极思考不但会让人否认自己的恐惧，更会在化疗结束后消除再接受其他治疗的动力。选择其他的治疗时需要高度的激励，因为做这些抉择是十分困难的，更别提到很远的地方就医所花费的时间与金钱了。当你没病时，看到报上刊登的治疗方法，只会觉得有趣，但是生病时接受这些治疗可就大费周折了。如果你一味地运用积极思考，可能会失去必要的动力。
我把注意力转回当下，小心翼翼地调整架在鼻梁上的这副后见之明的眼镜，再一次地，我看到自己想要依赖奚弗大夫“快刀斩乱麻”的治疗背后的怠惰，还有，以为凭着积极思考就能把癌症治好，但是这副眼镜的焦距点是清晰的，让我很清楚地看到我应该继续寻找长期的辅佐方法。一旦决定采用综合的治疗方法，我知道自己一定会贯彻到底。我知道自己的怠惰与想要过正常生活的欲望，会让我一听到别人的建议或他人的经验时，就会对自己所做的选择产生疑虑。但是我会保有那些怠惰与欲望，让它们帮我拨云见日。我希望我写的这些东西能帮助别人在起起伏伏的癌症生涯中，维持高度的治愈动力。我会提醒自己，我所做的一切努力对于疾病的发展或结果，也许只是极小的影响，甚至完全没有。我提醒自己深呼吸和放松。由自责所促成的动机只会伤害到自己。每当我紧抓着某样东西不放时，我会提醒自己放下，对自己温柔一点，学习与未知相处。试着去体会没有努力的努力、没有选择的选择、没有动机的动机。努力不一定能达成目标。
崔雅进行第二次化疗时，观想的主题再度浮现，此刻的她应该观想化疗打败了癌症才对。但是她无法决定该采用主动或被动的观点。她觉得两者都很重要，这又是“做”与“存在”之间的平衡。这一阵子大部分的癌症病人采用的都是积极思考的观想，但是崔雅觉得应该佐以更开放、更无目标的观想方法。她时常与爱迪丝一起练习，爱迪丝本人也是超个人心理学派的治疗师，比较倾向罗杰派。崔雅将她的观察写成一篇报告，在美国各地的癌症中心广泛地流传(你可以向癌症支援中心索取影印本)。
“肯?肯?你在吗?看看这个。”
“开什么玩笑，它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有一天我坐在病房里和爱迪丝聊天，肯走了进来。当时我正告诉爱迪丝关于遗失五角星项链的事，我说我努力学习透过观想把它分送给每个人，从这个事件中我读出了许多意义，我的名字艾斯崔雅就是“星星”的意思。肯开始取笑我古怪而迷信的这一面，他说我对正面预兆的信心不及我对负面预兆的信心。我马上回应一句，“不，这句话不对，正面预兆也同样深具意义。”他说：“哦，好，既然你真的相信正面的预兆，看看这是什么?”说完就从口袋掏出那条五角星的项链。我愣住了，已经这么久了，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肯一直不肯回答我，最后才说：“我只是要你好好想一想，如果丢一样东西可以被你诠释成坏的兆头，那么失而复得是不是该被诠释成好的兆头。”
旅馆洗衣妇在我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发现它，我根本就忘了那个口袋的存在。那天洗澡时，我一定是怕放在柜子里会被拿走，才放在裤子口袋里，扣好后就忘了。我好高兴重新拾回这条项链，希望它能带给我好运。奇怪的是，它不在的时候对我影响更大，我仍然继续观想把它分送给别人，观想它在别人的脖子上，观想它深入别人的内心，这仍然是很好的练习。但是，当我失去它而仍然渴望它的时候，这项练习反而更具挑战性。如果它一直不再被拾回，这项练习可能就会随着记忆模糊而被淡化，可是现在这颗星星又回到了我脖子上，于是它成了一个持续的提醒，这项练习也将继续下去。
另一天的傍晚，当我和爱迪丝在林间散步时，对这个“给予”的观想，突然有了很大的领悟。我以前总觉得善待自己就意味着对别人不善。以最后的一口美酒来说——如果我为了善待自己而喝了那口酒，其他人就喝不到了。
我觉得有很大的冲突，突然间“我是谁?”这句话冒了出来。我发现善待别人与善待自己的冲突，其实是不存在的。如果我在“我是谁?”这句话上下足了功夫，那么我与他人之间的界线就会渐渐淡化，因此，这并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要不就善待自己，要不就善待别人。当人我的界线淡化以后，以前被我视为善待别人的行动，其实就是善待自己，所以我非常乐意将最后一口美酒留给他人，甚至是全部也可以。
这对我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我已经以这颗星星做了很久的观想练习，在此之前，是自他交换的练习。现在运用“我是谁”的话头把人我的界分感连根拔起，则是在道途上更往前跨了一步。每当我执著于最后一片起司时，我都会问：“喔，是谁在执著?是谁在感觉损失?”然后我会十分乐意地把它送出去。正如肯所说的，宇宙里只有一个大我在享受它。因此我过去的障碍和不能善待自己的原因，就是出在过于强烈，也过于快速的人我之分。因为被锁在这样的分别心中，我才会觉得善待别人就亏待自己，善待自己就亏待了别人。现在放掉分别心，享受给予，善待自己也善待别人，似乎容易多了。当然这个道理我早就知道了，但现在的领悟才是具体而实在的。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五十一
以恐惧面对痛苦所产生的感觉就是自怜，它令你想要改变当下的真相。但是如果以爱来面对痛苦，把心安住其中，不以恐惧或嗔恨，而是以仁慈来面对它，那便是真正的悲悯了。
当崔雅在第二次化疗后渐渐地恢复时，她的肺部却感染了。不太严重，医师这么向我们保证：但是为了预防从外面带进来一些污染，他们还是剥夺了我几天的探视权。崔雅与我只能以电话联系：她忙着做她的艺术创作、静修、写作、参究“我是谁?”这个话头、写日记，一切都很顺利。
我完全相反。有些不好的感觉在内心生起，但是我无法理解是什么，感觉糟透了。
“诺伯特，我打算回到德拉亨山去，我会从柯尼希斯温特打电话给你，你有爱迪丝家的电话号码，对不对?”
“有。肯，你还好吗?”
“我不晓得，诺伯特，我真的不晓得。”
我走向莱茵河，搭上渡轮来到柯尼希斯温特。那里有许多路线的台车可以登上山顶，登上极美的德拉亨山，这是欧洲最受欢迎的山景之一，是距离莱茵河两百英里的一处要塞。就像任何一个奇景一样，德拉亨山有令人窒息的遗迹，也有为了吸引观光客而建立的寒酸建筑物。
从塔楼的顶端向下鸟瞰，方圆一百英里的景物尽收眼底，我将视线扫向右侧：巴特戈德斯贝格大教堂的塔楼，再向北70公里则是宏伟的科隆大教堂。仰头向上望：天堂：低头向下看：大地。天与地，天与地：我不禁想起崔雅，在过去的几年间，她将自己的根重新扎回大地之中，回到她对自然的爱，回到身体、回到她的制造，回到她阴柔的女性特质，也回到她开朗、信任与关怀的基石之上。我仍然停留在自己想要待、让自己舒服的地方，一个自我的家乡——天堂，然而它并不是灵性的世界，而是由理论、逻辑、概念与符号组合而成的理念的阿波罗世界。天堂和心智有关，大地与身体相连。我把感觉拿来说明理念，崔雅则把理念拿来说明感觉。我总是从个人经验转向宇宙，崔雅总是从宇宙转向个人经验。我喜欢思考，她热爱制作，我喜欢文化，她钟爱自然。我喜欢关窗聆听巴赫的音乐：她却宁愿关掉巴赫的音乐，倾听外面的鸟鸣。
按照传统，灵性既不在“天”也不在“地”，而是在“心中”，心总是被视为天与地的会合。地是天的根基，天是地的提升，单凭天或地都无法领会大精神，只有在内心取得两者的平衡之后，才能通往那扇超越死亡与痛苦的神秘之门。
这正是崔雅对我的贡献，也是我们对彼此的贡献：指出了一条通往内心的路。当我们彼此拥抱时，天与地便结合了，巴哈与鸟儿同声一齐鸣奏，视线所及尽是快乐。一开始相处时，我们会因为彼此的不同而感到不适，我这个心不在焉的教授喜欢翱翔在理念中，在最简单的事情上编织一些理论：崔雅则喜欢拥抱大地，在没有妥善安排计划之前，她拒绝翱翔。
我们确实是不同的，或许这一点也可以适用于许多男女身上。分开来的我们绝非完整而自在的个体，只能算是半个人，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这本来就是我们的真相。我们逐渐学会欣赏、尊重彼此的差异，也学会感谢。理念永远令我感到舒服，大自然也永远令崔雅感到自在，但是当我们内心交会时，我们就完整了。缺少了彼此，我们永远无法体会这份合一感。我们把柏拉图的一句话改成了：“男人与女人本来是一体的，却被分裂为二。所谓的爱就是对这份一体感的追求。”
天与地的结合。我的眼睛看着天也看着地，心里一直在想，自从有了崔雅，我才开始找到自己的心。
但是崔雅就快死了，这个念头令我禁不住放声大哭，有几位德国人很关心地问候我：我真希望自己能有一张德文卡，上面写着：“是奚弗大夫特别准许我这么做的。”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崔雅会死的事实，也许是医生告诉我她的脑部与肺部都有肿瘤、叫我不要声张的那一天，也许是美国的医师答应让她半年无需治疗的那一天，也许是我亲眼看到电脑断层扫描的那一天。不管是哪一天，我只知道一切都要瓦解了，多年来被我排除在外的思想，现在全涌了上来。脑瘤的症状也许会减轻，至于肺瘤，奚弗大夫也只能担保40%的减轻几率。我的脑子里出现恐怖的画面：崔雅极为痛苦，呼吸十分困难，点滴瓶里的吗啡不断地输进她的体内：家人和朋友在医院的走廊上徘徊，焦急地静待着呼吸器终止的那一刻。我用双手抱住自己的身体，前后不停地摇动，口里言语：“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搭第一班台车下山，从当地的酒馆打电话给诺伯特。
“崔雅很好，肯，你呢?”
“不要为我等门了，诺伯特。”
我坐在酒馆内，开始喝起伏特加，喝了很多很多。那些骇人想像的事情一直盘踞在我脑中，还有一股无法止息的自怜偷袭着我。可怜的我，可怜的我，不断地把“Kom”摔在地上：“可恶的德国人仿造的伏特加。”“即使在塔霍湖，我也从未如此烂醉过，今天我决定让自己大醉一场。
当我回到帝侯饭店时(怎么回去的，我一点都记不得了)，诺伯特将我拖上床，留了一罐维他命B在床头柜上。第二天清晨还派了清扫房间的女侍来盯着我吞下它们。我打了通电话到崔雅的病房。
“嗨，亲爱的，你好吗?”
“我还好。今天是星期天，没什么事。我的烧退了，过几天应该就没事了。我们星期三和奚弗大夫有约，他要告诉我们最后一次治疗的结果。”
想到这件事，我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我知道他要说什么，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你需要什么吗?”
“没有，我正在进行观想，不能和你谈太久。”
“没问题。我打算出去走走，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就打电话给诺伯特或爱迪丝，好吗?”
“好，祝你玩得愉快。”
我搭电梯到一楼柜台，诺伯特正在那里。
“肯，你不应该让自己喝得这么醉，你应该为了崔雅坚强起来。”
“哦，天啊，诺伯特，我厌倦了坚强，我要让自己脆弱一阵子，这会让我好过一点的。我要出去透透气，我会打电话回来的。”
“别做傻事啊，肯。”
德国的商家星期天是不营业的，我走在戈德斯贝格的后街上，愈来愈自怜。此刻我心里想的不是崔雅而是我自己。我他妈的这一生已经毁了，我的一切都给了崔雅，而崔雅，我真想杀了她，她竟然要死了。
我悻悻然地走着，一路抱怨竟没有半家酒馆开门营业，突然我听见几条街远的地方传来波卡舞曲的音乐。那一定是酒吧，我心里这么想，就算是星期天，你也无法让德国人远离“Kolsc”和“Piers”啤酒的。我尾随着音乐，来到一间距离市中心有六条街远的小酒馆，里头有十来个人，大都是六十多岁的老先生，他们的脸颊似乎打从“Kolsch”上市的那一天起就泛着红晕。音乐非常生动，不像美国人所想像的那种劳伦斯·威尔克式的滥隋波卡舞曲，而是当地的蓝草音乐，我很喜欢这种音乐。酒馆里有半数的男人(没有女人，也没有年轻人)围成半圆，随着音乐起舞，彼此勾肩搭背，踢着腿，跳着类似希腊左巴的舞蹈。
我在吧台前坐了下来，把头深深地埋在手臂中。一瓶“Kolsch”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不假思索地一饮而尽。接着又递来一瓶，我再度一饮而尽。
灌了四瓶啤酒后，我忍不住哭了起来，虽然极力想掩饰，就是无法停止。我不记得自己曾经这么放肆地哭过，当我有两分醉意时，朝我方向跳舞的几位男士，示意我加入他们。“不，谢谢你们。”我挥着手婉拒。但他们不放弃，其中一位很友善地拉我加入他们的阵容。
“Ich spreche kein Deutsch”(我不会说德文)，这是我唯一能记住的德文。他们微笑地对我表露关切，好像真的很想帮我。我想夺门而出，但钱还没有付。我把手搭在左右两边的男士肩上，开始前后舞动，还不时踢踢腿。我忍不住大笑，接着大哭，就这样哭了又笑，笑了又哭。大约有15分钟，我的情绪完全失控，恐惧、惊慌失措、自怜、狂喜、为自己感到遗憾，也为自己高兴，我觉得窘极了，但是他们不断地点头微笑，好像在对我说：“没关系，年轻人，一切都会没事的，尽管跳吧，年轻人，只要跳就对了。你看，就像这样……”
我在酒馆里大约待了两个小时，跳舞，喝啤酒，一点也不想离开。不知怎地，所有的感觉和思想突然涌上来，洗刷了我的一切系统，它们全暴露出来，也都被接受了，虽然不是全盘被接受，至少我的内心开始平静下来，让我能继续走下去。我终于站起来，向酒馆里的男士道别，他们对我挥了挥手，继续跳舞。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要我付酒钱。
后来我告诉爱迪丝这件事，“你现在总算了解真正的德国人是怎么回事了吧!”
我想说明的是，我终于开始接纳崔雅可能会死的事实，也愿意放弃个人的兴趣，以支持她为首要的工作。我很想宣称这是由于禅坐的电光石火和瞬间的洞见，使我生起足够的勇气重新投入这场战斗，或者是因为某种超验的显现让我清醒。但真相却是在一间小酒馆里，和一群不知名也不懂他们语言的老男人共处了两个小时而开悟的。
回到波恩，我与崔雅最深的恐惧开始示现。第一，脑瘤没有完全消失。事实上，在这种治疗下80%与之相似的病人，脑瘤都消失了。最严重的是，崔雅所接受的脑部放射线已经快到极限。第二，虽然肺部的大肿瘤已经萎缩，但有两个新的瘤正在形成。第三，超音波显示她的肝脏又出现了两个肿块。
我们回到病房，崔雅的情绪开始崩溃，我把她搂进怀里，紧紧地抱着她，深深地吸入她的痛苦。我发觉之前在小酒馆里所流的眼泪，就是为了现在，为了眼前这一刻。
“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判了死刑。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美景，这是我最喜欢的季节。但是这可能是我最后的一个春天了。”
崔雅提笔写信给她的朋友，一字一句小心地斟酌着：
和转移性的癌症共同生活，就像在坐云霄飞车，不知何时会有好消息、何时会掉落悬崖、何时会心惊胆战、何时恐惧会突袭全身。他们上个星期为我做了肝脏超音波扫描；我躺在手术台上，操作员从各个角度一遍又一遍地在我的全身扫描，然后把一位女士叫了进来，用德文讨论了一些事后，又重复进行一次扫描。他们只对我说“深呼吸——停住——自然呼吸”几句话。我起身时看见荧屏上有两个小点，我很确定那就是肝癌。回到病房，我整个人开始崩溃，心想可能活不过今年了；我必须有这份心理准备。
然而要如何在不伤害“求生意志”的情况下，做好死亡的心理准备呢?当我还在为生命搏斗时，如何让自己坦然面对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甚至不能确定这个问题是否成立；有时我觉得可以坦然接纳，因为这两者也许没有冲突。刚发现有肝癌时，那份悲伤实在是太巨大了，后来做过深呼吸之后，我逐渐能接受这个事实，虽然还有些不情愿。事情如果要发生，就让它发生吧!到时候再应付，现在我不想胶着在上面。即使被困在医院里，窗台上的花也令我喜悦。我觉得自己已决心尽力而为，即使有肝癌，不一定会导致死亡，还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奇迹可能发生。
云霄飞车的另一次急速俯冲是——我的免疫力没有回升到大夫预期的理想状态，因此他为我注射高剂量的优质化类固醇(八星期的剂量集中在四天打完)。还有一个令人反胃的俯冲是——奚弗大夫对脑瘤没有完全消失感到相当失望，他原本以为脑部的肿瘤经过放射线放射与第一阶段的化疗后，可以全部消失，如果第三次化疗后仍然没有完全消失，他就会用“cis-plahnum”来治疗，剂量与时间仍未知。
肯和我决定在第三阶段的治疗开始以前先回美国一趟，我的身体得等一段时间才能再接受治疗。我迫不及待想回去，回到那块说英语的土地!在波恩时，我们学会以更敏锐的眼光来看国内的初选、毒品以及游民，等等问题。我非常惊讶，去年发生在洛杉矶的帮派械斗案件竟比欧洲全年度的总数还多。但是我仍然热爱这块土地，我真的很想回家。
送给你们每一个人爱与拥抱，你们的信、电话、祈祷与祝福，让我们在这里的日子快乐许多。我们现在好比是放长线钓大鱼。肯一再地重新投入这场艰苦的奋斗，令我感恩不尽——感谢你们长久以来的陪伴。
心中充满爱的崔雅
我要以开放的心情面对痛苦与恐惧，勇敢地拥抱它，接纳它的存在——这就是事实，这就是眼前所发生的现象，是我们都很清楚的无常之苦。领悟它，生命就会有惊喜。我真的可以感受这份惊喜，尤其当我听到屋外的鸟鸣，或在乡间开车时，我的心洋溢着喜悦，它使我的灵魂充分滋养。我并不想打败我的疾病，我要顺受，原谅它。如同史蒂芬·勒文所说的：“以恐惧面对痛苦所产生的感觉就是自怜，它令你想要改变当下的真相。但是如果以爱来面对痛苦，把心安住其中，不以恐惧或嗔恨，而是以仁慈来面对它，那便是真正的悲悯了。”
最近我觉得对肯有一股特别的爱意，度过危机之后，他相当坦然与专注。我想，不管身体是否能痊愈，这才是最重要的；让我的心保持柔软，保持开放，这才是重点，不是吗?这才是真正的重点!
凝视着窗外，我再一次明白自己现在为什么如此热爱春天。我会永远喜欢秋的金黄，但春天更能深入我的心髓，也许我暗自期望我的人生还能出现一个崭新的春天!
我要努力让一切好转!这不是一场战斗，也不是充满怒气的抗争。我要继续走下去，不带丝毫的嗔意与苦涩，而是无比的决心与喜乐。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五十二
他不活在当下，回顾的眼睛总是悲叹过去，轻忽周遭种种的富饶，他总是踮起脚尖望向未来。除非他能超越时间活在当下的自然中，否则他不可能快乐、坚强。
崔雅和我终于回到博尔德，回到我们的房子、狗儿和朋友当中。对于崔雅目前的情况，我有一种奇怪的平静感，混杂着真实的接受与忧伤的宽容。崔雅非常明白病情的严重性，但是，她的镇定与对生命抱持的喜乐似乎与日增长，她很高兴自己还能活着!去他的明天!我看到她兴高采烈地与狗儿玩耍，愉快地在花园里栽种植物，带着微笑从事玻璃画创作。我发现有股类似的平静与喜悦悄悄地爬进我的灵魂，让我也能享受宝贵的当下，我很高兴能拥有眼前的这一刻，这比以前拥有无限的当下要快乐多了，因为以前的快乐是会被时间冲淡的。这是我看着崔雅每天与死亡共处所学会的功课。
亲友们也都察觉到崔雅的生活充满欢愉。风中之星举办了一场为期四天的洞察与探究的闭关，崔雅很想参加，但因感冒未愈而作罢。在闭关中的某一时刻，与会的三十多人，必须一一说出一句最能形容自己的话，譬如愤怒、爱、美丽、有能力等等，再对团体中的每个人说：“我是——”如果这样的形容被接受了，所有的成员就会起立表示赞同，如果不被接受，就得再选其他的词汇，一次又一次，直到每个人都赞同为止。凯西站起来时说：“有个人因为生病无法参与，我要替她发言。”每个人都晓得她指的就是崔雅。凯西大声地说：“我是喜乐的!”一说完这句话，所有的人都大声地欢呼喝彩。他们献给崔雅的卷轴上写着“我是喜乐的”几个大字，每个人都在上面签了名。
对于崔雅可能会死这个事实，我和她很快有了共识：她能够撑过今年的胜算是很小的。我们在波恩就心里有数了，之后我们试着把它放下，以比较实际的态度来面对，譬如如何写遗嘱，她死后我该怎么办，她需要我替她处理哪些后事，等等。然后我们认真地面对每一个当下，不再投射未来。
朋友和家人时常怀疑她是不是不能面对现实，难道她不会担忧、烦躁或不快乐吗?但就是因为活在当下，拒绝期望未来，她开始清醒地与死亡生活在一起。想想看：死亡其实是一种没有未来的状态，活在当下意味着不再有明天，她并不是在忽视死亡，而是活出了死亡。现在我也在做同样的努力，我不禁想到艾默森曾经说过一段很美的话：
这些开在我窗下的玫瑰，和以往的玫瑰或其他更美的玫瑰一律无关；它们长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它们与今日的上帝同在。它们没有时间的概念，只是单纯的玫瑰，存在的每一刻都是最完美的。然而人类不是延续便是回忆；他不活在当下，回顾的眼睛总是悲叹过去，轻忽周遭种种的富饶，他总是踮起脚尖望向未来。除非他能超越时间活在当下的自然中，否则他不可能快乐、坚强。
这就是崔雅目前所做的事。如果有一天死亡真的来临，她会在当下加以处置。曾经有一个伟大的禅宗公案：
某位学生前来询问禅师：“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事?”
禅师回答：“我不知道。”
学生非常诧异地说：“你不知道?!你可是禅师呀!”
“没错，可是我还没死。”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已经放弃一切，放弃也是一种对未来的投射，而不是安住在眼前。目前崔雅仍然在考虑一些尚未经验过的另类疗法，其中尤以凯利／冈札勒斯的生化酵素疗法最吸引人，这种疗法在和崔雅一样严重的病患身上，都显示了相当的成效。我们计划在波恩最后一次化疗结束的回程中，先到纽约停留一阵子。
目前她正专注地对付感冒。
在家里休息的这段期间，治好我在二月时染上的感冒是主力目标，它让我的化疗延迟了三个星期。这个甩不掉的感冒让我一直处在焦虑的边缘，担心它又会阻碍第三次化疗，我要将这份压力逐出我的生命。最近我发现自己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似乎奏效了，但不知道是哪一项特别有效，也许感冒本来就该好了。
我去找了一位针灸医生，他以针灸、药茶和指压为我进行治疗，是这些方法产生了疗效吗?我把每天服用的维他命C剂量提高到12克，还是因此而使情况好转的?此外，我还服用一种棘刺科的药草，据说它可以提高免疫力，真的这么有效吗?另一方面我尽可能地多休息，或许这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吧?每天我都会腾出一段时间把注意力放在胸中最不舒服的地方，我只是单纯地留意它，与它交谈，如果有什么信息出现，就照着那个指示去做；有一回它指示我要大声尖叫，于是我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开了水龙头，在水声的掩护下大声尖叫了好久。难道是这个方法释放了心结吗?我也请教了我的指导玛丽与山中老者，还照他们的话去做了，会不会这才是感冒好转的关键?
谁知道?!不管是感冒还是癌症，谁敢明确地说出转折点到底是什么。我很清楚地察觉到我无法完全明白这些情况的“真相”，于是我学习以游戏的心情来面对我的“理论”，对事情不要太执著，要看到自己总是偏向某些解释，要记住自己所编造的那些强迫性或用来自娱的故事，是很难从其中看到真相的。
我打算在回程中去纽约见一位冈札勒斯医生，他采用了一位曾罹患胰脏癌的牙科医师凯利所发展出来的“新陈代谢生态学”(metabolic ecology)疗法。我知道这个疗法已经好几年了，家里还有两本他的书的影印本，我一直被它所吸引，它的食疗规定其实非常严苛，但是依个人情况而定，有的人70%的饮食是生食与素食，有的人则是三餐都吃肉。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它认为癌症与酵素的缺乏有关。如果体内的胰脏酵素不足，大部分的酵素就会被用来消化食物，而没有足够的量留在血液循环里，就无法有效地抑制癌细胞。因为糖尿病，我的胰脏一直无法顺利发挥血液循环功能，所以做完最后一次化疗，下一步就使用凯利／冈札勒斯的疗法。
崔雅和我最近都在打坐，很勤。我每天清晨五点起床，静修两三个小时之后，才开始一天的支援工作。我似乎已经有了内心真正的宁静，因为过去的苦涩与嫌恶感都消失了，原因为何我不知道，也许我发现为了自己的情况而怪罪于癌症、崔雅或人生，都只是自欺罢了。在静修的过程中，目睹的能力缓慢而坚定地逐渐恢复。至少某些时刻会出现真正的宁静与平等心，不论善恶、生死或苦乐，基本上都是同一种滋味，无论出现的是什么状态都是完美的。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五十三
“你们时常为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好事而感谢上帝，却不会为了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坏事而感谢它，这正是你们所犯的错误。”——拉马纳尊者
崔雅一直持续地练习内观与自他交换的观想，特别是后者愈来愈动人且具有转化力。即使不是正式练习，她也能自发地进入：对于一个孤立的人来说，治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除非众生都治疗，否则没有人是真正痊愈的。解脱是为了众生与自己，不只是为了自己。
我最近陪一位也罹患癌症的朋友参加一个治疗团体，这个由一群独特的女性所组成的团体，为我们带来丰富且充满治疗效果的经验。我对于自己的身体自在多了，少了一个乳房使我看起来比较瘦，但我却很喜欢目前苗条又结实的身体，肯也有同感；我躺在她们围成的圆圈，有一位女士为我祷告，希望我能完全治愈。我觉得她好勇敢，尤其是听过医生们的说法，我已经准备接受最坏的结果了(当然也掺杂着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的预期心情)。我想到得知癌症复发的那一天所做的梦，梦快要结束时我对一位朋友说：“我相信奇迹会发生!”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那种可能性充满我体内，醒来后，放松的感觉仍旧存在。
接着我思考着，为什么是我呢?那些同样受苦的人呢?如果我真的能痊愈或是活得久一点，我当然会非常高兴，但一想到那些同样被癌症或其他苦难折磨的人，凭什么我比这些兄弟姊妹们幸运?我们为什么不能全都治愈?当家中的其他成员仍然在受苦时，我凭什么要求自己的苦难结束?每当我觉察到自己的苦，就能体会别人的苦，我的心因此更能对苦难开放。佛陀的第一圣谛：人生就是苦。自他交换的观想：对苦难要怀抱悲悯之心。
不论结果是什么，癌症的经验让我永远觉知我与其他处于苦难的人之间的联结。如果我还能多活一些时候，我要以自己学到的东西来帮助其他人度过癌症，无论他们是步向健康或死亡。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是我对癌症支援中心深感骄傲的原因。有时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找寻，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能温柔、不带批判地彼此帮助。有一些罹患癌症的友人最近对我和肯说，癌症让他们很清楚地看到人生是不公平的，我们并不会因为良善的行为而得到奖赏。某些“新时代”的信念曾经诱使我们相信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每一个人的不幸遭遇背后都有更大的目的和功课需要学习。只是我们这群得癌症的人是以更辛苦的方式领悟到，我们并不明白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活在“什么都不知道的土地”上，确实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我们办到了。
我想起昨晚读到拉马纳尊者自传中的一段话，他回答一位信众：“神的创造、维持、毁灭、撤回与救赎的行动，从来都没有任何的欲望和目的。”像我这样对意义与目的上瘾了一辈子的人，要领会这句话的意涵是很辛苦的。幸好佛法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不再想弄明白每一件事，只是让事情如实地存在。拉马纳尊者继续说道：“当众生依神的律法而得到果报时，责任就在他们的身上，而不在神的身上了。”没错，我必须认清我的选择、人生的无常、前世遗留下来的果报都会让我产生各种反应，我必须对这些反应负起责任，但不是以批判或英雄式的苦行，而是以仁慈、理解的方式来面对。
拉马纳尊者曾经说过：“你们时常为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好事而感谢上帝，却不会为了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坏事而感谢它，这正是你们所犯的错误。” (这恰巧也是“新时代运动”所犯的错误。)上帝并不是一个拟人化的父神，在那里赏罚自我的各种倾向，它是完整的实相与如实示现的万物。就像《圣经》中的先知以赛亚所领悟的：“我让光明平等地照在善与恶之上，主所做的就是这些。”只要我们被善与恶、苦与乐、健康与疾病以及生与死等二元对立所束缚，就会被锁在非二元与至高的本体之外，无法体悟宇宙的“一味”(one taste)。拉马纳尊者强调，唯有以友善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所遭遇的苦难、疾病和痛苦，才能和更大、更慈悲的神性合一。罗摩纳说，尤其要和死亡为友，因为它是最后的导师。
在那一次的治疗团体中，有一位友人表示，她最大的挑战就是在如此接近我们的同时，还要保持高度的觉察与活力，以免自己也病倒了。我完全知道她在说什么。突然我生起了一个念头，如果我的身体处在长期的健康状态，还能不能拥有眼前这份利如刀锋的觉知和集中于一点的专注力?其他人和我都发现，在癌症的压力之下，原有的限制反而有了突破，新的创造力也被激发了。我很不愿意失去……但我又立刻领悟到死亡向来近在咫尺。不论我剩下的是一个月、一星期，一天还是一分钟，死亡就在不远处。这是一份奇特的了悟，我将一直带着这根钉子，这根马刺，这根荆棘，提醒我时刻保持“清醒”。这种感觉就像身边有位禅师，随时准备给你当头棒喝一般。
这让我想起了《狗脸的岁月》(My Life as a Dog)这部电影，我觉得它对癌症病患会有很大的助益，癌症支援中心应该有这部片子。它带给我们很大的冲击，所以我和肯最近又租了录影带。电影讲述的是一名可爱的12岁小男孩，如何面对他生命中起起伏伏的各种挫折——他久病的母亲死了，他深爱的狗儿被带走了，他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还不算太糟，”他说，“因为可能还有更糟的事，譬如那个刚做完肾脏移植手术的人，他很有名，你在电视新闻上可以看到他。但他还是死了。”他总是想到莱卡，那只在太空中挨饿的苏联太空狗，他说，“你必须常常和类似的事情做比较，才能分出情况的好坏。”譬如泰山影片中那名抓着高压电线来回摆荡的男主角，“他当场就死了。”当他在描述一起伤亡惨重的火车意外时，还不忘搬出他的名言：“情况可能更糟，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他甚至改编电视上的新闻，“其实和许多人比较之下，我算是非常幸运了。”有一位名摩托车选手想要跃过许多辆车，为的是打破世界纪录，他的评论是：“他就差一个车身了。”他在报上看到另一位男士因为在运动会中抄近路，横越操场时不幸被标枪射中，他的结论竟然是：“他一定非常地惊讶。”小男孩说：“你必须做比较；想想莱卡，他们知道它终究会死，还是把它杀了。”每一句话都是出自12岁小男孩的口，他抱着“有可能会更糟”的哲学，来面对人生中的起起伏伏；因为领悟到死亡就在不远处，他是如此的敏锐与充满活力。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五十五
此刻我跪在教堂里，面对着柔和的烛光，唯一能想到让生命有意义的事就是帮助他人，换言之就是去“服务”。
“哈罗，弗瑞杰夫。”
“肯?我真不敢相信!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大概是弗瑞杰夫·卡普拉最料想不到会坐在“诊所”阶梯上的人。自从我们的婚礼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了。虽然弗瑞杰夫和我有某些理念上的差异，但我还是很喜欢他。
“崔雅正在‘诊所’接受治疗，癌细胞已经侵入脑部和肺部了。”
“哦，我真的很遗憾。我一直都不晓得这件事，我这些年都在四处旅行演讲。这是我母亲，她也在‘诊所’接受治疗。”
弗瑞杰夫和我约定稍后碰面，卡普拉女士自己找到了崔雅的病房。身为知名作家，她写诗、自传，也写舞台剧，就像爱迪丝一样，似乎集合欧洲博大的智慧于一身，她可以闲话家常地谈论艺术、科学、人性以及人类所有的渴望。
她和崔雅见了面，再—次的，她们又是一见钟情。
卡普拉女士到这里来治疗初期的乳癌。我很喜欢她。她会看手相，昨天她替肯和我看了手相。肯有一条很长的生命线，几乎一直通到手掌的根部。她很清楚地指出我目前所面临的“健康危机”，但是她预言这个危机很快就会解除，我可以活到80岁。谁知道是真是假，不过我的内心确实有股强烈的欲望想要活到80岁。这次复发，我几乎被医生那些吓人的预言所湮没，当时我心想，如果能多活八年而非短短的两年，我便心满意足了。今天肯念了一封朋友寄来的信，信中写到他的母亲53岁时因乳癌过世。一个月前我可能会这么想，53减去41(我的年纪)，我还有12年可以活，听起来蛮不错的。可是今天我心里却想，太年轻了，我要活到80岁，看看这个世界会怎么改变，我想贡献我的力量，看着朋友们的孩子成长。接着我又问自己，这是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还是对未来过度乐观的幻想?这是不是一种执著与渴望?是想要战胜环境活下去的意志力，或是忽略真实情况一味只想活下去的意志力?我不知道，不知道明年会如何，后年、大后年……
或许是因为那一次无害而动人的手相经验，或许我们又再度落入否认与抗拒之中，或许我们一点也不在乎了，但我们两人的确是抱着乐观的态度，等待奚弗医师对崔雅目前状况的检查报告。然而，他所说的一切，只让我们更觉苦恼。
又是一次云霄飞车的俯冲……奚弗大夫宣告的消息完全不是我们所预期的。我肺部的肿瘤对化疗几乎完全不起反应。一个解释是，化学药剂已经到达每一个活跃的癌细胞，因此残余的肿瘤呈现出隐伏与稳定的状态。报告显示某部分仍然有肿大的现象，医生打算以核磁共振显像来检查，看看是不是还有活跃的癌细胞存在。“最危险的是，”他说，“过度的治疗。医生通常要累积长久的经验才看得出来。”过度治疗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根据他的说法，如果80%到90的残余癌细胞不再成长，那么第三次的化疗就有机会杀死10%到20正在成长的癌细胞。但化疗同时也会抑制免疫系统，因此会让那80%到90目前正处于隐伏状态的癌细胞开始成长，因而让情况恶化。
我们知道病情变得很严重，因为有一些新的黑点开始出现在崔雅的肺脏和肝脏。奚弗大夫原本计划在第三次化疗中，以“cis-platinum”替代原先的“ifosfamide”，现在他却说，这种药也不尽然有帮助，甚至会造成伤害。要是换作美国的医生，也许明知不可能有帮助还是建议我们做更多的化疗。但这不是奚弗大夫的作风，他认为更多的化疗只会“伤到她的灵魂”。
无论如何，奚弗大夫已经打算放弃我们了，虽然他不愿意这样表明。他对凯利／冈札勒斯的治疗方法相当乐观，他已经对这些顽强的癌细胞使出了杀手锏，但是它们仍然健在，他也只好寄望于别的方法了。
为了稳住我的情况(让肿瘤维持在目前的状况，不再，恶化)，奚弗大夫开始为我注射“aminoglutethimide”，这是一种新研发出来的抗癌药，比三苯氧胺使用得还要广泛。他另外还开了三种非特效的处方——胸腺萃取剂(一天一小栓剂，一周两安瓿)、乳状维他命A(一天十滴，约15万个免疫单位，为期三个月；肝脏可以储存数个月之久)，以及“Wobe Mugos”酵素。其中胸腺萃取剂在美国是禁品，它是一种非特效的促进免疫系统的药，目前只在动物实验上获得一些成效。研究人员发现，在50%的接种动物身上，必须有12万个癌细胞才会引发肺癌，若是注射高剂量的维他命A，则需要100万个癌细胞才会引发癌症。但如果注射胸腺萃取剂的话，大概需要600万个癌细胞才会引发癌症!它实在有非常高的保护作用……
我对奚弗大夫提到自己即将进行凯利的生化酵素治疗，他毫不犹疑地说：“很好，很好。”
肯问道：“你会把自己的女儿送到那里去吗?！”
奚弗大夫微笑地说：“绝对会的。”
我很高兴还有凯利的方法可以依恃。
我们问他我的预后状况如何。
“还不坏，因为你的身体把这些肿瘤控制在稳定的状态，让你有能力去应付新的疗法。我唯一担心的是，如果得了感冒或肺炎，你的身体就没有能力与癌症搏斗了。”他说我应该接着进行凯利疗法，还建议我去找伯金斯基医师。这些治疗都是无毒的，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你一定要辨认有毒与无毒的差异。”他说凯利和伯金斯基都是有诚信的医师，但某些另类疗法的癌症治疗师并不是真的有料。
我们把一个崔雅使用过的葡萄糖量器送给奚弗大夫——一个糖尿病患者送给另一个糖尿病患者的礼物。伤感地和他道别之后，我回到帝侯饭店收拾行李，崔雅则利用这一空隙出去走一走。
离开医院时的心情相当低落，有点担忧奚弗大夫所说的话。自从我们回来之后，天气一直非常怪异，见不到一丝阳光，只有乌云和绵绵的细雨，比五月离开时更冷，令人十分沮丧。我开始沿着波朋海默亚勒街(Poppenheimerallee)散步，这是一条很美的街道，中央有一个植满绿树、如公园般的游乐场。我看着右手边的建筑物，突然好奇起来，不晓得它们是哪个年代盖的，1800年后期?波恩有一些很可爱的房子，每一幢都漆上不同的颜色，各有不同形状与角度的阳台，还有华丽的石膏雕饰，三角、柱头、壁柱边条，以及不同的装饰图案。眼前是一幢淡蓝的房子，沿着白色的边条，二楼阳台种了三色紫罗兰，极为雅致；旁边有一幢红褐色的房子，雕着灰褐色的边条，二楼与四楼阳台开满了红色的康乃馨；接着是深黄、鲜绿、米白与淡灰褐色的房子，每一幢都有一扇帅气的大门、细致的窗台、雕工精密的屋檐和栏杆。有些简单大方，有些古典商雅，有些则非常华丽，充满巴洛克风味。每一幢房子都整齐地排列在林荫大道旁。真是一条美丽的街道。街的另一侧是好几幢现代化的公寓：平板的外观，未经修饰的方形窗户，巨大的比例以及灰色的水泥漆，相比之下，对面的房子和林荫大道抢眼多了。喜悦的情绪慢慢地从心底升起，微风驱走了我的沮丧。
感觉好多了。是我的想像吗?还是天空中的云层变得稀薄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的道途上还有阴影等着?我继续走向大道尽头一幢可爱的旧式办公大楼，这幢建筑物漆着鲜亮的黄色，外加深褐色的边条。我看到一群小女孩，约八九岁，每个人都穿着芭蕾舞短裙，头上戴着奇怪的小白帽，还有几个也穿着芭蕾舞衣、年纪稍长的女孩以及一些扛着摄影机的成年人。啊，我显然错过了一场精彩的表演，但我仍然开心地看着这场落幕之后的演出。
太阳要出来了。我发现自己走到一排围篱旁，围篱内是充满绿意的植物园。以前散步时，从未发现，走进去才知道是波恩大学的植物园。一条水道与几池水塘蜿蜒在高雅的古木之间，野鸭悠游其中。没错，太阳露脸了。植物被小心翼翼地照顾着，而且都标上了名称。这里有一大片草地，草坪中央有一座玫瑰花园，粉红色的玫瑰似乎是最先绽放的，现在已经开始凋零了，红玫瑰还盛开着。我逛遍了花园的每一条小径，回到帝侯饭店时心情非常好。
我提醒自己还有其他的治疗选择。我必须做观想与静修，肿瘤最近似乎相当平静，我感觉不到它们的声音、影像或感受，直到踏进植物园，才对目前的处境感到平静。事情的演变总是这样，我们只能尽好本分，等候结果到来，既没办法预测，也没办法掌控，对结果抱持热切的渴望或激烈的反感都是没有用的，那只会引导人步向苦难。我的人生还是相当不错的，至少有肯，还有那耀眼的玫瑰!
离开波恩的途中，我们在科隆和亚琛(Aachen)停留，参观当地的大教堂。这可能是我们最后—回的欧洲之旅了。心中有—股郁郁不乐的感觉。
我们在亚琛没有太多事情可做，因为是星期六，德国的商店下午两点就打烊了(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例外)。由于没有进一步的医疗计划，我们一心急着回家去。无聊的情绪开始冒出来，眼前的食物让它更加恶化。我们俩已经厌倦了不停地走，不停地看着橱窗。我常怀疑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尤其是这么专注于治疗的时刻，还有这么多的空闲要打发。那股想要好好活着的驱力仍然十分深切，它好像发自我的每一个细胞，偶尔出现的低潮，并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在科隆大教堂的圣母像前，我们点燃了一些蜡烛，我突然想到我对生命的热爱时常出其不意地反弹回来，譬如看到满园的玫瑰，或者听到鸟儿竞相鸣唱。稍早的时候我还对肯说，我们可能比有小孩的人更容易碰到这种低潮期，因为孩子可以不断地把你拉回生活中，以他们无穷的可能性和对未来的希望充实着你的人生。
此刻我跪在教堂里，面对着柔和的烛光，唯一能想到让生命有意义的事就是帮助他人，换言之就是去“服务”。灵性成长或解脱都只是一种概念，而个人潜能的完全开发，也显得平庸与自我中心，除非它能带来解决苦难的新方法或新理论。至于美、我的艺术创作和创造力，以我今天的心情来看这些事情，似乎不怎么重要，除非我的艺术创作能用来装饰这么神圣的大教堂。但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联结、生命与生命之间温柔的爱才是最重要的。打开我的心，一直是我最大的挑战，我应该放下自我保护的欲望，让我的心有勇气去体验痛苦，如此一来，喜乐才有可能进入。这是否意味着我必须减少艺术创作，多花些时间去帮助那些罹患癌症的人?我目前撰写的这本书中有一些信息，也许可以帮助面临相同困境的人，这件事似乎要比玻璃盘创作有意义得多。我想像着自己已经找到平衡点，心里面拥有更多的空间来容纳喜悦与美，乌云与低潮因此而……
在前往机场的高速火车上，我们享受了一次舒适又奢华的旅程。这是我们第五次沿着莱茵河行进，我终于拿到有关这些城堡的旅游指南，河两岸的古堡很多，书中提到了27座；这些古堡为山岬戴上了皇冠，也守护着这条河的通道。德拉亨山是欧洲人最常去的一座山，它的核心地带曾经因为采砂石而崩塌，现在已经被山泥牢牢地封住；法尔兹爵宫(Der Pfalzgrafenstein)兴建于1327年，是一座河中小岛上的城堡；爱荣博瑞古堡(Ehrenbreitstein)兴建于西元10世纪，镇守着莱茵河与莫塞尔河(Mosel)的交汇处；莱茵河比较狭窄的地段就在罗雷莱石(Lorelei Rock)附近，那是传说中女巫的家，古腾岩堡(Burg Gutenfels)耸立在一千两百尺高的地方，有险峻的岬岸、梯状的葡萄园以及垂直的断崖。
顺着莱茵河而下是非常愉快的旅程。我最喜欢欣赏铁道两旁的花园，有时会出现一两片，有时则出现一大片的，再划分成三十几块小花圃，上面有仓库、工作室或是凉亭，外面还摆了几张晒太阳的椅子。有的种了不知名的蔬菜，有的则种满鲜艳的花朵。我真希望这是星期六而不是星期二，那样我就可以看到人们忙着种菜的样子。这些花圃看起来像是覆盖在大地之上的拼被。
经过德拉亨山时，我从靠走道的位置换到靠窗的座位。我看着山上的古堡，直到它消失在地平线下，竟花了10分钟的时间。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五十六
对人生的每一个面向都充满热情，对每一个生命都有最深的关怀，但是没有丝毫的执著。这份感觉是充实的、圆满的、完整的，而且充满挑战性。
凯利／冈札勒斯疗法的基本理念很简单，那就是消化酵素会分解一切的有机组织，包括肿瘤在内。口服的高剂量酵素具有分解肿瘤的效果。这方面的科学资料很多。多年来，专治运动损伤的医师们利用酵素来分解遭受疾病侵害而受伤的组织。凯利疗法的重点是大量服用胰脏酵素药丸，一天六次。酵素摄取必须利用两餐间的空腹期，否则只会停留在胃里分解食物。
凯利疗法现在的主治者是纽约的尼古拉斯·冈札勒斯医师，就我们所知，他是一位智商极高、博学多闻的内科大夫。他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学位，后来在斯隆—凯特林医院受训。他在研究各种不同的癌症治疗法时，曾经与凯利共事。凯利是一位牙医，以胰脏酵素结合食疗、维他命、咖啡灌肠以及另类的健身运动，治好了自己的癌症和两千五百位癌症病患。但是凯利疗法真正与众不同之处还是胰脏酵素的疗效。
听说凯利后来变得有点神经兮兮，依我看是妄想型的精神分裂症，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凯利目前仍在某个地方与外星人沟通。这个讯息并没有造成我和崔雅的困扰，反而更有信心，毕竟所有正常人发明的医疗方法我们都试过了。
冈札勒斯从凯利那儿收集了数千个病历，再筛除资料不齐的个案，从剩余的病历中挑选50个拥有严格医学证据的个案，将这份结果发表在斯隆—凯特林医院的医学期刊上，其中有的结果相当令人震惊，例如，像崔雅这类转移性乳癌的病患，通常存活五年的几率是零，然而在这50名个案中竟然有三名是5年以上的存活者，其中一位还活了17年!冈札勒斯对这些医疗成果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便趁着凯利医生的神智还算清醒时，跟着他研究他的治疗方法。直到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8个月前，冈札勒斯才以凯利医生的理念为基础，开设自己的诊所。我想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一间缺乏诚信的墨西哥式医院。冈札勒斯是一位受过完备训练的内科大夫，他所尝试的是非常值得信赖的癌症另类疗法，完全符合美国医药法规定。
冈札勒斯主要的诊断方式是血液分析，借以诊断出体内不同癌症的罹患部位，以及活跃的程度。在我们与冈札勒斯见面时，并未告诉他有关崔雅的病情，这项血液分析却明确地指出肿瘤在她脑部与肺部的活跃程度，也推测出癌细胞可能已经侵入淋巴与肝脏。
我们刚从德国回来，正准备开始凯利／冈札勒斯的疗法，那时丹佛医院所做的各种正统检验显示：崔雅的肺部大约有40个肿瘤，脑部有三个，肝脏至少有两个，淋巴系统可能也有了。
根据冈札勒斯的观察，肿瘤活跃的危险指数可能从0至50。他认为指数在45以上便无药可救。崔雅的指数是38，虽然很高，但还在可能产生疗效的范围以内，病情甚至可能减轻。
唯一令人担忧的是，当凯利／冈札勒斯的治疗产生作用时，会在人体内造成一些改变，那是连一般医学也无法理解的癌细胞增长现象。例如：当酵素攻击肿瘤并且开始分解它们时，肿瘤会被激怒——一种标准的组织胺反应，这种被激怒的现象在电脑断层扫描下，看起来就像肿瘤在增长。主流医学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测出肿瘤到底是在增长，还是死亡之前的回光返照。
因此，我们踏上最令人胆战心惊、焦虑不安的治疗之旅。当酵素开始产生作用时，电脑断层显示肿瘤的确在快速增长，但是冈札勒斯的血液分析结果却是，崔雅整体的癌症指数毫无疑问地在下降!要相信谁呢?在这种情况下，崔雅要不好得很快，要不死得很快，谁也无法预测结果。
我们只好在家里遵循严格的治疗规定，静待其变。
这段期间，崔雅有了另一次的内在转变，可以说是从泰利转变成崔雅的后续变化。这次的变化不像上一次那么明显，可是崔雅觉得更深刻。如往常一样，这里面包含“存在”与“做”的问题。崔雅一向与“做”的那一面有很好的联结；第一次的改变是重新发现自己的“存在”面——女性特质、身体、地球、艺术家的那一面(这是她的观点)。最近的改变是统合了“存在”与“做”，并使它们更和谐地展现出来。她称之为“热情的静定”。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天主教卡默尔修会(CamDll钯)所强调的热情，以及佛家所看重的静定或平等心。东西方长久以来的无神论与有神论之争，对我没有太大的意义，倒是上述的议题令我很感兴趣，它使我领悟到，我们对热情的认识都只限于执著、想要得到某人或某样东西，但是又害怕失去他们，以及强烈的占有欲等等。如果你没有执著，没有其他那些东西，只有纯粹的热情，你会怎么样?其中的意义又是什么?我想到有时打坐时，突然感觉心开意解，混杂着奇妙的心疼感，那一股巨大的热情是没有对象的。如果把两个词组合便可以比较完整地形容那种状态——热情的静定，意思是对人生的每一个面向都充满热情，对每一个生命都有最深的关怀，但是没有丝毫的执著。这份感觉是充实的、圆满的、完整的，而且充满挑战性。
我觉得这两个词的组合非常恰当，非常深刻，也是我长久以来灵修的核心精神。感觉上我的前半生好像在学习热情，得了癌症之后学习的是静定的功夫，现在则是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这实在太重要了!它们非常缓慢而坚定地渗进我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我们仍然有一段路要走，但感觉上我已经很清楚地看到这段“没有目的地的旅程”了。
我目前的功课就是热情地工作而不执著于结果。热情的静定，热情的静定，听起来是多么的恰当啊!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五十七
“意志最主要的行动并不是努力，而是一种允许……但是当内心愈来愈自由，意志随着这自由的阶梯往上攀登时，它的行动逐渐变成一种允许，允许神的来临和恩宠的流入。”
崔雅所指的平静的热忱，其实就是禅所说的劈柴、挑水。我们全神贯注于日常的琐事和极为严格的凯利／冈札勒斯疗法。我们正在等待测验的结果，以便规划未来的治疗方向。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已经从德国回来一阵子了，目前正享受着落基山多变的天气，和逗趣的狗儿、近在咫尺的亲友团聚。
尽可能地医治自己是我目前的当务之急，我结合了凯利新陈代谢生物学的疗法(补充养分、胰脏酵素，食疗以及各种不同的体内净化方法)，静修、观想，阅读灵性的书籍，接受一位来自台湾的中医师的针灸治疗(他主张不痛则无效)，与住在旧金山的专家迈克尔·布罗夫曼(Michael Broffman)讨论中国与美国的疗法，与当地的肿瘤专家探讨、接受检验，做运动，尽量待在户外，我开始寻找本地的心理专家为我做咨询，也做一点瑜伽练习。
我每天的例行公事就是这些治疗。肯早上五点左右起床，打坐一两个小时以后才开始一天的支援工作——打扫、洗衣、买日用品以及打一大堆蔬菜汁!我通常会睡到九点半或十点(我很难在十二点以前上床)，接着开始进行早晨的例行公事，大部分是凯利疗法所规定的事项。我必须在凌晨三点半与清晨七点服用两剂胰脏酵素(一天要服七次，每次六颗胶囊)。起床后马上服用治疗糖尿病和甲状腺的药，然后吃早餐，否则无法服用酵素。用餐时必须补充一些药丸(三十多颗)。早餐要生吃14种的谷粉(这些谷粉在前一晚必须先磨好，再浸泡一整夜)，肯会为我煮一两个蛋，好搭配那整把药丸。此外我必须煮好咖啡，等它凉，作为早上的咖啡灌肠剂；一天只可以喝一杯咖啡，因为它有利于我的新陈代谢(真是开始得太慢了!)我必须承认我很盼望这一杯……
我一边吃早餐，一边闻着咖啡的香味，望着山谷中苍郁的树林。最近阅读的书有贝克(Becker)写的《对死亡的否认》(Denial of Death)、托马斯·基廷神父的《思想的开放，情感的开放：从深思的层面看福音书》(Open Mind，Open Heart：The Contemplative Dimen sion of the Gospel)、奥斯本(Osborne)眼中的《拉马纳尊者与自我认识之道》(Ramana Maharshi and the Path of Self-Knowledge)以及《拉玛纳尊者的教诲》(The Teachings of Ramana Maharshi)。每当我过度执著于身体的感觉，如眼中的闪光、脚上的麻木感等，便很庆幸能有这么多不同方向的提醒。把这么多的能量倾吐于治疗是需要留意的，因为求生之火一旦被煽起，就很难不执著于生命，很难不认同这个由细胞聚合而成的所谓的“我”。
阅读结束后，我会先做瑜伽，再开始静修。我把静修当做是对灵性的供养和加强我对某种无法言传的东西的信心。这样的静修方式，可以让我不落入过于目的取向的陷阱。
这令我想起了托马斯·基廷神父所说的一段话：“意志最主要的行动并不是努力，而是一种允许(consent)……以意志的力量去完成一些事实是在加强假我……但是当内心愈来愈自由，意志随着这自由的阶梯往上攀登时，它的行动逐渐变成一种允许，允许神的来临和恩宠的流入。”我通常以“灵性”替代“神”这个字，因为后者暗示了太多拟人化的父神形象，统驭、批判与界分感都太强，“灵性”比较像是超越形式、包容一切的虚空，我可以观想自己完全融入其中。我很喜欢基廷强调的接纳、开放与允许，而不是去努力奋斗。他说：“试着去稀释接纳之中的倾向，这对于深思的祈祷是有助益的。接纳并不是不行动，而是真正的行动，其中没有努力的成分。那是一种静待终极奥秘的态度。你并不知道那奥秘是什么，如果你的信心被净化，你甚至不想知道那是什么。”这种“活跃的不行动”就是我所谓的“热情的静定”。肯告诉我，道家称这种状态为“为无为”，常被诠释成“不费力的努力”。
基廷建议我们采用五到九个音节“活跃的祈祷”，有一点像咒语。我最喜欢的一句祈祷文是“允许灵性出现”。“允许”这两个字每次都让我吃惊，令我觉醒，因为我是这么容易就落入努力的状态。“允许”让我在行动中放缓脚步，在我身边低语着“放松”和“温柔”，然后从那状态中再出发。白天我仍然采用“嗡嘛呢叭咪吽”这句观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我很高兴基廷神父给我们这句英文的咒语，我的左腕上现在还戴着那串从雪山修道院带回来的木质念珠。每当我的心想要追赶什么的时候，我都会停下来，轻柔地把心放下，如果有不耐烦产生，就去留意它，在心里默念“允许灵性出现”，它会为我的心带来寂静和空间。
静修结束后便是咖啡灌肠的时间，这是帮助肝脏与胆囊排毒的方法。许多另类疗法都采用，包括泽森疗法在内。这个灌肠法已经被安全地使用了一百多年。对我而言，感觉还不错。几年前我被肿瘤科大夫吓得不敢尝试，即使它能帮我消除化疗后直肠组织所产生的痛苦。那位肿瘤大夫认为这个方法会造成体内电解质的不平衡。后来我发现他也许不熟悉这项治疗，因为通常一天得替病人灌22次肠才能证实它的效果，所以是非常负责的疗法。
灌肠大约得耗掉30分钟，我通常利用这段时间观想，放一卷葛印卡老师以巴利语吟咏的祈祷文。观想的方式依照当天的感觉走，我可能采取非常目标导向的观想，想像肿瘤被杀死、溶解和完全清除。有时我觉得应该开放、质疑与探索，就会开始和肿瘤对谈，提出问题，看看它有什么话要说。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我会想像酵素在体内打败肿瘤(我从脑部的肿瘤开始观想，再转到肺部的大肿瘤)。我想像这些肿瘤被酵素软化，想像坏细胞逐渐被分解，想像我的免疫系统也在协助歼灭这些癌细胞。我观想这些肿瘤从中心最黑的部分开始坏死，周围肿大的部分也慢慢萎缩，有时我也观想肿瘤被杀死的坏细胞累积得愈来愈多，最后被清除得一干二净。
如果是与肿瘤对谈，别是截然不同的感觉。我会先检查从上次到现在它们是否有任何变化，接着问这些肿瘤是否有话要对我说，譬如肯定我所做的事，或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些肿瘤曾经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别担心，一切都会没事的。”或“如果你有一些奇怪的症状也不用担心，我这个部分一定会有改善，肿瘤的形状可能会改变或压迫其他部位，但那并不意味什么，别担心。”几个星期前，脑部的肿瘤曾心怀歉意地告诉我，它不是有意要伤害我，也不想害死我，它很高兴我正在尝试生化酵素的疗法，因为它是无法被放射线或化疗杀死的，它认为自己可能会被酵素分解。它要求我给这项治疗一个机会，至少持续三个月!
我是以很轻松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切。我不晓得自己在这种观想上所得到的信息与建议是否具有客观的真实性，但是我发现与这些内在的声音接触是很有帮助的，它让我了解比日常意识更深的层面。有好几次，这些肿瘤格外沉默，或是难以接触，这时我会向圣母玛丽亚与山中老者(他看起来像我在机场买的一个德国玩偶——一脸的大胡子，身穿绿色外套，背着一个布袋)求救，他们是我道途中的指导灵，也是我的朋友和最大的安慰。童年时，我没有足够的创造力像一般的孩子那样想像出一些玩伴，现在我终于把他们创造出来了!咖啡灌肠结束后，要服用第三剂酵素(必须与用餐时间隔一个小时以上，否则它们会很高兴地去分解食物，而不会追到我的血液里)。接着我带狗儿去散步，做点家事，准备享受肯快速料理出来的晚餐。我对于冈札勒斯医生所规划的食疗很意外，比起我过去所采用的半长寿食疗法要宽松多了，这对我来说是一大解放，在毛发分析与血液测试之下，我被归类为适度的素食新陈代谢者，这是十种新陈代谢类型中的一种，表示我可以顺利吸收植物性蛋白质，但更能吸收动物性蛋白质(譬如蛋、起司、鱼、家禽肉、偶尔也可以吃一点红肉)。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进行12天了)我只犯了一个规，那就是没有吃红肉!我不晓得现在吃起牛肉会是什么滋味，当然我那位牧场主人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
这项食疗有60%是生食(实在很难做到)，一天至少要吃四餐青菜，每天都必须喝新鲜的蔬菜汁(非糖尿病患者则以胡萝卜汁代替)，一星期吃五次粗糠谷物，这些谷物加起来有14种之多，而鸡蛋、乳类制品(我这类型的病人没有胆固醇的顾虑，但我仍设法避免黄起司)，一星期可以吃两次核果与豆类以及家禽肉，至于红肉只能每周一次，一天可以吃三次水果，但除非注射胰岛素，必须避免喝酒，特别是前三个月，不过偶尔喝一点红酒是无伤大雅的。果糖也在禁止之列，然而一点点的代糖(因为是糖尿病患者，水果和蜂蜜都是被禁止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实在无法解释为什么小包的代糖会对我一天的生活造成那么大的不同……
伴随着午餐一起入口的还有一大把药丸，有时实在很难下咽，但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我曾经试过一口气吞下一大把，好惨，我再也不这么做了。现在不是一颗颗地吞，就是一次两颗，视心情而定。没什么事比凌晨三点半起床吃药更烦人的了，特别是吞下猪的胰脏酵素这类“美味”的菜。不论是吃药或灌肠，我都只能喝经过逆渗透处理的过滤水和蒸馏水。
午餐后一个小时，我必须服用第四剂的酵素，两小时后再服第五剂(同样地，任何点心都不许吃)，再等一个小时才喝晚餐前的蔬菜汁。接着便是晚餐时间了，肯会煮一些很棒的食物，如可口的蔬菜脆皮比萨饼、素辣椒、熏鸡和泰式鱼(他现在仍在研究怎么煮红肉)。吃过晚餐后，我们通常在沙发上相拥看录像带，狗儿子们也陪在身旁。
肯真是全能的帮手，每当我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在我的身边。晚上我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思考着生命中发生的每件事。我们甚至把遗嘱都写好了，以防万一。我们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感到盛怒烦乱，但同时也学习深呼吸、如何接纳生命的真相(至少某些时刻可以办到)，如实享受人生，感谢每一刻的联结与喜悦，利用这个恐怖的经验来打开我们的心，增长我们的悲悯。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五十八
“你知道吗，要不是因为癌症，我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还有这么深的东西。”
我们买了一辆6年保证期的吉普车，我怀疑保证书到期时，我还会不会活在世上，就如我不想延后整理花园的工作，也许明年就没办法再享受这种乐趣了。听到朋友描述他们的尼泊尔之旅，感觉也很怪，因为我这辈子可能永远去不了，途中如果感染什么疾病，我的免疫系统就会忙着与它奋战，而顾不得肿瘤。我去过不少地方，但从未去过尼泊尔，肯常说我动得太多，现在有机会住得离家近一点，看看会带来什么变化。
我一星期要做三次的针灸治疗，每一次大约两个小时。第六剂在晚餐一个小时后服用，然后花45至60分钟踩脚踏车，上床睡觉前还要服第七剂酵素，并做一小段静修。上床以后还得再吞一些睡前该吃的药(包括反雌激素的药)，把闹钟设定在凌晨三点半。
这种日子一连持续10天，才能换得五天不必服用维他命与酵素的休息日(但我还是得在餐间服酵素和HCI）。这种10天服药、五天休息的循环是医疗的指定形式，趁着休息的空隙，身体才能清除“因生理重建而累积的毒素”。在第一次的五天休息期间，我进行了体内大扫除，每天用三次高剂量的车前子(psyllinm)与白土奶(benton ite)。车前子会在大小肠内起作用，清除卡在肠壁或缝隙中的宿便，白土奶则会吸收肠内的毒素。这次大扫除目前正进行到第三天。下一个阶段的休息期间，我打算进行肝脏的冲洗计划，非糖尿病患大多使用苹果汁，我却得把正磷酸(ortho-phosphoric acid)溶解于清水中，一天喝四杯，然后再服用泻盐(Epsom salts，一种灌肠剂，含盐量极高)，接着——痛快啊!我可以在晚餐大吃水果了，最后上床前再喝些橄榄油。正磷酸可以清除动脉中的钙与油脂，并软化分解胆结石，泻盐则能松弛胆囊的括约肌，疏通胆汁导管，好让结石顺利排出。橄榄油的功效是在促进胆囊与肝脏的收缩，迫使其中的废物、胆汁与结石顺利进入小肠。多么不可思议的疗程……令人期待!
肯和我都很喜欢冈札勒斯医生，他的诊所距离我阿姨在纽约的公寓不远。他指出70%到75的病人，对这项治疗都有不错的反应，也就是说有的人真的被治好了，有的则稳住病情准备长期抗战。虽然我的体内仍有许多肿瘤，但是他说我有50%的机会产生良好的反应，我的毅力与决心，加上对这种治疗的理解，机会可能比预期还高。
透过一项特别的血液检查，他们可以测出不同的器官与身体系统的强度，借以辨别是否有癌细胞的存在，这次检查可以显示身体的弱点，帮助医生拿捏维他命与器官萃取物的剂量。我的检查结果与癌症实际存在的部位完全一致，与化疗的预期效果也相去不远；这都是在医师还没见到我或读过我的资料前的判断。此外，他们也为体内的癌症病况确定出一个危险指数，这个指数是他们后来设计疗程的指标。冈札勒斯医生说大部分的病人指数都在18到25之间，一旦超过 45到五个就无法挽救了。我的指数是38，相当高，但还有机会产生良好的治疗反应。他说曾经有指数只有15的病人没有产生什么反应，而指数高达三十多的病人接受治疗以后，却很有效地击败了肿瘤。他表示治疗一个月以后，就可以确定我的机会有多少了，后时他可能再做一次血液检查，我自己也会有感觉对这项治疗的反应为何。冈札勒斯医生说某些病人在情况好转之前会非常痛苦，好像要死了似的。因此每当我抱怨身体疲累时，肯就大叫“好啊”——真是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处在疲累状态，这表示我的运动时间必须缩短，而且得开始服用胰岛素了。
如果从头到尾所有的治疗选择都是我自己决定的，不论未来如何我都会相当平静。譬如奚弗与凯利疗法都是我的选择，但是在发病的初期实在受到太多医师的影响；如果能倾听自己的声音，我可能会选择乳房切除手术，然后到利文斯顿一惠勒诊所去接受治疗。我们当然要对医师的话保持警觉(他们通常对自己太过自信，对另类治疗则相当封闭)，但也要腾出时间安静地思考自己想要什么，直觉上被哪一些疗法吸引，然后做出真正属于自己的选择，一个不论结果如何你都承担得起的选择。如果我死了，我也必须清楚地知道这是我的选择。
我刚完成一些玻璃盘的设计，很满意，我想我现在可以在自己的职业栏填上“艺术家”这三个字了!
我最近开始将觉察与臣服纳入静修练习，这是把佛教与基督教的静修方法混在一起、成为我自己的一种途径。最近参加那洛巴学院举办的基督教与佛教静修方法研讨会，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洛巴是位于博尔德的一所静修学院，由一群创巴仁波切的学生兴办，肯也是董事之一。他们设计了一些非常有趣又创新的课程，强调的是心理学、艺术、写作、诗歌以及佛法的研究。
那几场研讨会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过去我对基督教词汇里的负面暗示颇为反感，譬如上帝、基督、原罪或臣服，等等，现在我比较能体会其中的神秘意涵了。我发现自己已经把“允许神性出现”的基督教咒语改成“臣服于上帝”。臣服与上帝两个词汇对我来说曾经是非常刺眼的，现在却爱上了它们!因为它们可以唤醒我。每当我反复诵念这句话时，我发现自己立刻能放下心中的执著，知觉开始向外扩张，意识到周遭的能量与美涌入我的心中，再向外延伸到无限的虚空。“上帝”不再令我联想到父神，而是虚空、能力、永恒与圆满。
我目前的情况蛮好的，晨间静修的习惯为我带来安适感，并且不断地提醒我——虽然我很注意身体的情况，但我并不是这副身体。我喜欢有人提醒我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生命体”，虽然我距离这样的体悟还很遥远。我希望有人提醒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解开我们是被轮回(现世的)所困的错误认知”。我喜欢听拉马纳尊者所说的“信赖神”，他说：“所谓的臣服指的是接受神的旨意，不为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不悦之事哀叹。”我也喜欢有人提醒我“你会为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好事而感谢神，却从不为那些看似不好的事而感谢神；这就是你最大的错误。”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说过：“得了癌症，我的人生才真的被启动。”我也有同感。另外一位罹患癌症的朋友拿他的艺术创作给我看，我被这件作品的力与美深深震撼，他对我说：“你知道吗，要不是因为癌症，我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还有这么深的东西。”
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可能轻松一些，也可能更艰难。我发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经历过身体的巨大痛苦或功能的受损，不知道未来如果面临这样的情况，能有多大的勇气，多大的接纳力、定力与对神的感恩。
我没想到会持续不断地写这些信，其实我只是懒得写给每一个想保持联系的朋友。现在它们已经活出了自己的生命，即使没有任何人读它们，我还是会继续地写。我之所以巨细靡遗地描述这些检验、令人困惑的结果、相互冲突的意见与困难的抉择，并不是因为这些数字、结果或抉择非常重要，而是这些与癌症共处的生活细节，让人活生生地感受到病患共通的心声，譬如“与癌症共同生活就像坐情绪的云霄飞车一样”，“选择治疗的方法是非常困难的事”，“我们无法预先做下个星期的计划”以及“这一切都会持续下去，直到结束的那一天为止”。别的病患的故事可能在数据、细节、步调与结果上有所不同，但感觉上没有多大差异。这确实是一条不平坦的路。
我时常质疑这一切是否值得、生命是否真的如此美好，值得奋战不懈，我是否该在它变得更困难之前赶紧放弃(我真的常常出现这样的想法)，这时有一件事会支持我，让我继续走下去，甚至做更深的探究，那就是可以将我所经验到、所学到的一切写下来。肯几天前才问过我，如果情况转坏，我是否还要继续写这些信?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要，而且我早已思考过，写信可能会让我面临真正的痛苦与死亡时不至于轻生，甚至认为活着的每一天都有它的意义与价值。因此我还是会试着让你们知道我的近况，用我的经验去激发你们的希望，也许有一天，它会真的对某人有帮助也说不定。
暂且搁笔，下封信中再谈!我必须为自己无法逐一回信与回电话致歉，但我确信你们每个人都会理解。肯和我每一天都从你们那里得到了各种不同的支持!
心中充满爱的崔雅于博尔德
1988年7月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五十九
毫不执著地努力！这是我的座右铭。但是偶尔幻想自己可能活到很老，与肯、家人、好友们共度未来的美好时刻，也是很棒的事。我也许真能活得比吉普车的保证期更久一些！
路又开始颠簸了，真正的颠簸。互相冲突的检验结果直接地推了出来，正统的医学检验显示肿瘤在崔雅的体内正快速成长。但是，这些检验报告与我们所预期的使用酵素来分解肿瘤的想像不谋而合。
昨天过得有点恐怖，这也是夜晚无法安眠的原因。丹佛的医生打电话告诉我检查的结果——癌胚抗原检定(CEA)可以测出血液循环中癌细胞的蛋白质数量，然后就能知道体内有多少活跃的癌细胞。我在1月份所做的检验结果是七点七(二至五被认为是正常)，在德国接受第一次治疗以后升到13，5月离开前的指数是16.7。这些指数告诉我们肿瘤一直在成长，最近一次的检查结果是21，这是否意味它们再度活跃起来了，本来应该维持两三年稳定状态的脑瘤，正不断成长中?也许该考虑再继续做一个月的化疗?我才享受了两个星期的家庭生活，拜托，多给我一点喘息的时间吧!
很幸运的，肯和我今天早上及时联络到冈札勒斯医生，他要我们别太在意。“我有一些病人的指数高达八百至一千三百，现在都还活得很好，除非到达七百，否则我不会太介意的。”他警告我在酵素治疗的过程中，当癌细胞被瓦解时，释放出来的蛋白质会在检验中显现更高的指数。“这并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它可能会在短短的两周内由七百升到一千三百，那些正统医师要是看到这种情况，铁定会抓狂。21的指数确实有点活跃，但并不算高。”你可以想像我释放出来的能量有多大。此外，我也很高兴得知酵素已经跨越了脑血管的障碍，在脑部产生了作用(我最近发现那些我持保留态度的治疗——肿瘤坏死因素、伯金斯基的反肿瘤增生以及单克隆化疗都没有发生效用，唉!)冈札勒斯医生的语气听起来相当有信心，我觉得好过多了，我希望他是对的，这项治疗真能发生效果。至少我现在觉得比较有安全感了，特别是我们下个星期要去见正统医师，看更多的检查报告，听更多的谏言。
根据正统医生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马上接受最高剂量的化疗(剂量高到可以杀死骨髓)，然后再接受骨髓移植(这整个过程被视为最残酷而严厉的治疗)。我们忧心忡忡地等待来自冈札勒斯的血液分析报告。根据他的说法，这项特殊的检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评断到底肿瘤是在增长，还是被分解了。
酵素似乎真的产生了作用，万岁!这是长久以来我们听见的第一个好消息。我在治疗了一个月之后又送了一些毛发与血液的样本去分析，结果我的癌症危险指数由38降到33，就连冈札勒斯本人也表示，他从未见过一位病人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如此明显的改变。治疗时我也服用了反雌激素，有些效果可能源自于此(我最近才和一位女士谈过，她说自己做了卵巢切除手术之后，肺部的肿块便完全消失了)。肯和我都因为冈札勒斯带来的好消息而雀跃不已!
然而，我的热情因出现在右手臂上的新症状顿时消退，这个新症状可能意味肿瘤移到新的地方。我记得在静修中曾经告诉自己，如果有奇怪的症状发生也不要忧虑，因为那也许是肿瘤被吞噬所产生的改变。我们对这些内在的信息仍然非常乐观，“我会没事的”感觉也不断浮现。这并不是一种积极思考，没有强迫的感觉或意图，它们是自发的。这些信息是很乐观的，即使与正统医学的检查结果并不一致!
整个情况简直快令人发狂了。到底该相信谁呢?那天我带着狗儿出去散步时，脑子出现以下的想法：
我是个受过训练的生化学者，根据我所学的去判断冈札勒斯的结论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当肿瘤在分解时，的确会释放与肿瘤成长时所产生的相同物质，正统医学的检验可能无法轻易地辨别它们。即使是训练有素的放射线专家，也无法以组织胺剧增来判别到底是癌症的增长、“hastamine”反应或是伤疤组织。
如果他真的是在误导我们，想让我们觉得好过一些呢?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的正统肿瘤科医生认为他的目的是为了钱，不过这种说法实在太荒谬了。冈札勒斯是事先统一收费的，不管崔雅是死是活，他都已经收了钱。
如果是为了让我们好过一些，他应该知道我们很快就会察觉，而且很可能演变成违法的欺诈事件。崔雅甚至还问过他：“如果你的判断错误，而我们因为你的错误拒绝了正统医疗的途径，结果把我害死了，你该怎么办?我的家人可以告你吗?”他回答说：“可以的，他们当然可以，只不过这种疗法在美国是合法的，而且有很高的成功率。如果不是这样，我和所有治疗过的病人早就死了!”
此外冈札勒斯也必须考虑自己的名声；如果他的病人没有起色，他会立刻建议他们采用正统疗法。他希望崔雅和其他人活得一样久，他对崔雅深具信心，认为她会很快好转。
因此他不是误诊，便是在撒谎。但他应该不会撒谎才对——那个损失太大了。那么他是误判了检验的结果吗?他为什么如此深具信心?我知道他这种检验已经做过数百次了，以实验的角度来看，他一定是发现这项检验具有相当高的正确性，虽不是100%，也足以让他挂牌行医，此外他还结合了其他的检验。如果这项检验没有那么精确，他也应该会发现，并算出其中的误差，然后告诉病人。我们实在不该怀疑他，如果他是错的，他自己一定也知道!
而且从外面的消息(他的档案都是对研究人员开放的)，大约有70%的病人不是好转就是稳住病情。从每一个案例来判断，他们的血液分析与病情都非常符合。
我逐渐理出一些头绪，心想这个疯狂的疗法，也许真的产生了一些功效。
做了决定的崔雅，似乎也感觉这个疗法真的生效了。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俩都不想太笃定。我们仍然假设她只有不到一年的寿命，如果希望太大，到时候岂不更失望?!虽然如此，乐观的期望还是慢慢从心底生起，所以我们决定在崔雅热爱的阿斯彭待一个月，我们现在有车，只要花四小时就到了。
可以在阿斯彭待一个月!尽情享受生命一个月，不必打电话给医生排定检查或诊疗，躲开有关癌症的所有事项，花一个月的时间健行、听音乐会、见老朋友、做户外活动，与家人相聚……万岁!
就在我们出发前往阿斯彭的最后一刻，肯发现一个为期两周的佛教禅修，闭关地点在加拿大的北部，他很想参加。我也很高兴，因为他说自从我一月份复发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对一件事如此兴奋。这一整年对于肯来说想必极为难挨，毕竟他是我唯一的支持者，此外他还得面对我未来的死亡和遗嘱问题等等。而我可以趁机和父母、妹妹与狗儿们共度一段时间。能离开博尔德休息一阵子真是件好事，我发现自己开始失去应付治疗琐事的战斗力了。
真的是酵素发生作用了吗?冈札勒斯是对的吗，还是那些正统医师?我不晓得。在阿斯彭我有太多复杂的感觉，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度假了。经过独立隘口时，我为它壮丽的景观而落泪，第二天去我的静修小屋，也为白杨树透过来的阳光而潸然落泪。如果不是意识到明天可能就看不到这些景物，也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这里的美令我对生命深深赞叹，我只想要更多、更多的美!你很难不执著，如果在你周围的是水晶般清澈的溪水所发出的冲刷声，微风中轻柔摆动的白杨树，抬头仰望赫然发现的万点繁星。没错，有时我真的对生命依依不舍，尤其是在阿斯彭。
在这里我不只看到自己的执著，也察觉自己的局限。听到朋友提起他们的异国之旅，或是肯告诉我加德满都要举办闭关，我立刻联想到细菌、肮脏的馊水和感冒。我体内的免疫大军已经全部武装起来对付癌症，没有剩余的军备再去对付感冒，更别提那些具有异国风味的病毒了，我恐怕从此以后无法再放心地去旅行了。
我每一次出门都得带胰岛素、水、药丸和甜点(在血糖突然降低时服用)，还要随身带着保暖的外套。这些安排都会助长我执著的一面。我发现打坐最容易生起以下的念头：凌晨的酵素到底吃了没?……让我想想，如果在12点吞药丸，那么一点以前我就得吃点心，因为胰岛素……如果我没有早一点服用那些药丸，如何能挤进其他的药丸……去阿斯彭之前，我一定要记得购足胰岛素，还要将两种反雌激素的药罐都装满……要去一趟医院多要几份检查报告的副本寄给安德森……也许我该更改一下今晚的胰岛素剂量，因为空腹时的血糖指数太高了，等等，等等。这都是垃圾，这些筹划的念头侵犯了我的时间，真是心猿意马，心猿意马啊！
我去参加闭关是近三年来和崔雅第一次小别——密宗大圆满(Dzogchen)的禅修闭关。结束后我回到阿斯彭陪伴崔雅。我们仍设法不要太相信那些酵素的功效。虽然崔雅大声质疑自己是否还能见到下一个春天，她的喜悦与热情的静定还是时而浮现，我也因为一些开心的想法有点疯癫。
在阿斯彭的这段日子里发生了好多奇妙的事。其中之一是约翰·丹佛与卡桑德拉的婚礼，肯和我都认为她的澳洲腔实在很有趣。婚礼是在史塔伍德(Starwood)的高原举行，落日的余晖照亮了四周锯齿状的群山。
另外一件美好的事就是肯回来了，加拿大的闭关令他充满了能量。他临行前还对我说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参加。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凭直觉去做一件事。后来他才知道这个由贝诺法王(Dema Norbu Rinpoche)所主持的闭关是佛教最高的智慧传递法会。西方总共举办了两次，全世界只有极少数的老师有资格教导。闭关的过程似乎相当难挨，短短的两周内，肯接受了12次以上的灌顶，或者智慧传递。他回来之后改变很大，整个人变得更轻松、更平和了。
其他的美好时光都是与家人共度的，大家一起消磨时间，我享受他们为我做的每一件事。这次风中之星基金会一年一度的座谈会是在音乐节营区举行的，充满了启发与快乐。
风中之星的创办人汤姆以《我们星球的状况》(State of Our planet )为题进行讨论，最后一次的主题是观点的改变，有6个人分享了观点的改变如何帮助他们度过生命的挑战。
汤姆邀请我担任其中一名发言者。我知道自己必须接受这份邀请。我在静修时与我的肿瘤交谈，肺部的肿瘤不断地告诉我要勇于开口讲话，特别是说出这段与癌症共处的经历，同时传出的另一个声音却非常害怕。它必须透过我的经验和行动来证明说出真相并不是一件恐怖的事。因此我心怀恐惧地接受邀约。
每个人的谈话被限定在三到四分钟，可是我足足讲了九分钟，在场的人都起立鼓掌。我讲完后，约翰开始高唱“我要活下去”这首很美的歌谣，唱完之后他对我说：“这首歌是献给你的。”整个过程真是美极了！
会后，我们与约翰以及卡桑德拉共进晚餐。肯与约翰非常投缘。回到博尔德以后，卡桑德拉前来拜访我们，与我们在阳台上吃午餐，并且带来令人惊喜的消息：她怀孕了！虽然这对我而言是个永远无法达成的心愿，但我还是为卡桑德拉与约翰高兴！啊，生命不断地延续着……
回到博尔德，我们又送了一份血液采样给冈札勒斯医生做另一次分析。崔雅的指数竟意外地下降了五点！就连冈札勒斯本人也难以置信，于是要求实验室重新分析一次，结果还是一样。他将这项成果归因于崔雅对这项治疗所抱持的“稳定而热忱”(热情的静定)的态度。他开始将崔雅的例子介绍给其他的病人，告诉他们如何做才正确。于是我们接到许多同样在接受这项治疗的病患打来的电话，我们很乐意能协助他们。
你也许会怀疑这些酵素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功效?根据冈札勒斯那份“可笑的小检验”(这是他对这份报告的称呼)，酵素发挥的功效非常好。从刚开始的38指数(他通常不接受指数超过40的病人)，一直降到现在的28，一共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
但是我们不打算就此燃起希望。毫不执著地努力！这是我的座右铭。但是偶尔幻想自己可能活到很老，与肯、家人、好友们共度未来的美好时刻，也是很棒的事。我也许真能活得比吉普车的保证期更久一些！
崔雅的家人来拜访我们，当他们正要离去时，我在他们身后大声喊着：“你们知道吗，我刚才在想她或许会好转!我真的这么想!”
当酵素治疗持续发生效用时，检验结果的争论之战也达到了顶点。冈札勒斯医生这方的说法是：从治疗的第三个月起，病人会特别疲倦；许多人觉得自己就像快死了似的。这是因为酵素开始在瓦解组织，包括肿瘤，于是有毒的废物不断地在系统中累积，咖啡灌肠、泻盐和其他的方法就是用来排毒的。这时肿瘤增生的情况格外活跃，电脑断层扫描的结果，肿瘤可能比以前还要大一些。
如果治疗产生了效果，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实际上每一位接受凯利疗法的病患在好转前都必须渡过这一关，所以这一切症状当然也会出现在崔雅身上。根据那些指数和特别的血液分析，冈札勒斯医生估计崔雅大约有70%好转的机会——无论是病况获得稳定或是减轻。
然而，正统的肿瘤科医师们却认为她只剩下两到四个月的寿命。
这实在令人难以忍受。随着时间的消逝，检查的结果愈来愈戏剧化，双方的诠释也愈来愈对立。我发现自己陷入分裂，一半相信冈札勒斯，另一半则相信那些肿瘤科大夫。我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哪一方完全对或完全错。崔雅也—样。
这真像是阴阳交界：在未来的几个月内，要不就愈来愈好，甚至恢复健康，要不就一步步迈向死亡。
这些酵素令崔雅觉得精疲力竭，但除此之外，其他方面倒还好。事实上她看起来很好，非常美丽。一些主要的症状她都没有——没有咳嗽，没有头痛，也没有视力的问题。
整个情况是如此荒谬，崔雅常常觉得很滑稽。
我该怎么办?拔光头发，连一根都不留?我坐在地板上，入迷地望着屋外的景致，狗儿们的嬉戏，给我的生命填补了至乐。我感到非常幸福，每一次的呼吸是那么不可思议，那么令人愉悦，那么宝贵。我错过了什么?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吗?
崔雅只是单纯地向前走，像个走钢索的人，一次一步，拒绝往下看。我虽然想跟随她，但是我害怕自己会忍不住往下看。
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风中之星基金会的年会上分享她的经验，这是整个年会中被投票选为最有意义的一项活动。我们将过程录下来，反复看了好几遍，这段分享中最令我震撼的是，崔雅把她五年的抗癌历程所学到的每一件事都加以浓缩整理，在短短的数分钟内阐述得极为完整。这段分享摘要了她的灵修观点、静修练习、自他交换以及所有的事，却没有提到“静修”、“自他交换’、“上帝”或“佛陀’之类的字眼。在看这卷录像带时，我们俩都注意到，当崔雅说“我的医师预估我只能活两至四年……”时，她的眼神有点呆滞，因为她在说谎，事实上医生认为她只剩下两至四个月的寿命。她不想吓倒在座的亲友，才决定将这件事保留，成为我们俩的秘密。
她能做这样的分享，我也非常讶异。她的肺部有40个肿瘤，脑部有四个，肝脏还有好几个转移性的肿瘤：电脑断层扫描显示，她最大的肿瘤又长大了30%(像一颗大李子一般)；主治大夫才刚告诉她，如果幸运的话，她还有四个月的寿命。
还让我震撼的是，崔雅所展现的活力与旺盛的生命力。她照亮了整个讲台，每个人都看到，也感觉到了。我心里一直在想：从第一天见到她，我就爱上了她这一部分。这个女人就是生命的本身，她整个人充满了生命力。这是人们觉得她吸引人的原因，这股能量让人们因她的存在而受到鼓舞，想围在她的身边看着她，与她交谈，和她在一起。
当她步下讲台时，所有的观众都被她照亮了，我心里不断地想：崔雅，好一瓶年代久远的美酒啊!
哈罗，我的名字是崔雅·吉兰·威尔伯。你们在座的许多人都知道我过去的名字叫“泰利”，我在风中之星基金会的草创期便加入了这个组织。
五年前的这个时候，也就是1983年的8月，我遇见了肯·威尔伯。我们坠入情网。我喜欢称之为一触钟情。四个月后我们结婚了，婚礼才过10天，我就被诊断出罹患第二期的乳癌，我们的蜜月都是在医院度过的。
过去这五年，我经历了两次复发，接受许多不同形式的治疗，包括正统与另类的疗法。今年一月，我们发现癌症已经扩散到我的脑部与肺部，我的主治大夫估计我只剩下两至四年的寿命。
因此当汤米要我来谈谈这件事时，我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还在生病呢!而晚上要分享经验的其他人多少都已经克服了他们生命中的障碍，或透过挑战而有了具体的创造——譬如米雪刚才告诉各位的故事，她是我15年的老友，也是我仰慕的人。
好吧，既然我还在生病，那就看看得了癌症之后，我的生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曾经和数百位癌症病患做过咨询。我和友人在旧金山创立了癌症支援中心，每周提供数百位癌症病人各种不同的免费服务与聚会活动。此外我尽可能忠实地将自己的经验与内在探索记录下来，看过的人都觉得很有帮助，我希望能很快地集结出书。
然而完成这些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落入一个古老的陷阱，因为我把成功、赢得身体的健康与外在的具体成就视为同一件事了。后来我才感觉到，我们今晚在这里所表扬的观念上的改变以及更高的选择，其实是一种内在的改变与内在的选择。要谈论与理解外在世界的事是很容易的，但更令我兴奋的是发觉到自己内在的改变，借着每一天的灵修，将自己对健康的认知从肉体提升到灵性的层次。
一旦轻忽这份内心的工作，我发现自己充满危机的人生情境立刻变得恐怖、沮丧，甚至乏味。内心的工作如果一直在进行(我采取折衷的态度，吸纳各门各派的方法)，我就能感受到生命的挑战、振奋和深刻的参与感。我发现自己乘坐的这辆癌症的情绪云霄飞车，是我对生命热情逐渐增长时练习静定的好机会。
学习与癌症为友，学习与提早来临的死亡和痛苦为友，从其中我学会了接纳自己的真相和人生的本然。
我知道有很多事是我无法改变的，我不能迫使生命有意义或变得公平。我愈是能接受生命的本然，包括所有的哀伤、痛苦、磨难与悲剧，愈是能得到内心的安宁。我发现自己开始和受苦的众生有了非常真实的联结。一股开阔的悲悯之情不断从心中涌现，我想尽我所能持之以恒地提供帮助。
有一句老话在癌症病患当中相当流行：“人生随时都是终点。”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我其实是很幸运的。我常常会注意到那些亡故者的年龄，读报时也注意到那些年纪轻轻就葬身意外的人；我习惯把这些消息剪下来提醒自己。我很幸运能事先得到警讯，因为如此一来，我才有足够的时间机警地过活，我觉得非常感恩。
因为不能再忽视死亡，于是我更加用心地活下去。
会场中有数百人，当她的分享结束时，我环顾一下四周，几乎所有的人都起立为她鼓掌，人们的脸上挂满了泪水大声地为她喝彩，就连摄影师也甩下手中的摄影机。我想如果人的生命是可以赠予的，那么所有人想分给她的生命已经足够她多活好几个世纪了。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六十一
如果你想熄灭自我感，就必须实践无私的服务。你必须服务他人，但不是为了自己或希望受到赞美；而只是单纯地去爱、去服务——就像德蕾莎修女所说的：“要爱到心疼为止。”
就在这段期间，我决定写一封与崔雅相辅相成的信，一封给正处在炼狱的支持者的信。以下是浓缩的版本。
亲爱的朋友们：
身为—名支持者，我发现我们有一个隐藏的问题。这个问题会在照顾工作进行两三个月后渐渐浮现。其实外在的肉体以及显而易见的照顾工作是比较容易的，你只要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表，学习煮饭、洗衣、打扫或其他支持者必须为爱人做的事：带他们去医院，陪他们治疗等等。虽然这些事不见得容易，但解决的方式是可以看得到的——你可以自己多做一些，也可以找人来分担。
对支持者来说，更困难、更险恶的是那些来自情绪与心理层面的烦忧。它可以分成两方面，一是私下的，一是公开的。在私下这方面，不管你个人的问题有多少，一旦与患有癌症或是重病的人相比，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在照顾他们几星期或几个月后，你不再谈论自己的问题，因为不想让心爱的人烦恼，不想让情况变得更糟，你不断地对自己说：“至少我没有得癌症，我自己的问题不至于那么糟。”
但是经过几个月以后(我想这是因人而异的)，有一个问题冒出来了：虽然自己的问题与癌症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它们并没有消失，甚至更糟，因为你不能表达出来或解决它们。问题因此逐渐扩大，你将塞子塞得愈紧，它们的反弹力愈大。你开始变得有点诡异，如果是内向的人，身体可能会抽搐，呼吸有窒息感，焦虑也会开始浮现，你会笑得太狂，无意识地借酒浇愁。如果是外向的人，你会开始在不适当的时刻发脾气，性情暴躁；你火冒三丈，到处摔东西，猛灌啤酒。内向的人常常兴起自杀的念头；外向的人会有置人于死的欲望。不论处在何种情况，死亡都吊在半空中；愤怒、憎恨、苦涩随时爬上心头，然后又生起一股矛盾的罪恶感。
这些感觉与情绪在那样的情况下是自然且正常的。如果支持者没有经历过这些感觉，我反而比较忧虑。处理这些感觉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去讨论它们，我认为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接着支持者开始进入第二个情感与心理上的难关，也就是公开的面向。一旦决定说出来，眼前的问题就是：找谁谈呢?你所深爱的那个人很可能不是谈论你个人问题的最佳人选，因为他本身就是你的问题，他带给你非常沉重的负担，而你又不愿意让他们产生罪恶感，不论你对他“罹病的事实”有多么生气，你还是不忍心归咎于他。
能让你谈论这些问题的最佳场所大概就是与你有同样情况的人所组成的支援团体了。此外个人心理咨询也是非常重要的，或许可以夫妻一起接受治疗。等一下我会谈一谈“专业辅导”的重要性，因为一般人，包括我在内，通常不会善加利用这个媒介，除非情况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一般人很自然会去找家人、朋友或同事倾诉，这么做往往令他们跌入第二个面向的问题，也就是问题被公开了。
诚如维琪所言：“没有人会对慢性病感兴趣的。”我带着问题来找你，我需要一些建议、一些咨询。我们谈了，你表现得非常仁慈、体贴而有助益，我感觉好多了，而你也觉得自己很有用。但是，第二天我深爱的人仍然受癌症的困扰，情况基本上没有改善，也许更糟。我的感觉糟透了，于是我又跑去找你，你问我好不好，如果我说了实话，我们又开始交谈。而你会再一次地表现出你的仁慈、体贴，于是我又觉得舒服一些……过了几天，我发现她还是饱受癌症的摧残，日复一日，情况没有丝毫起色。不久你会发现，如果你不停地谈论你的问题，没有相同经验的人会开始觉得乏味或被干扰。你的好友也很有技巧地躲开你，因为癌症就像乌云，随时会降下大雨，破坏了人们的嘉年华会。于是你变成一个长期发牢骚的人，没有人喜欢听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抱怨。
回到我刚才所说的，讨论你的问题的最佳场所，就是支持者所设立的支援团体。如果你仔细聆听这些团体中的人所说的，你就会发现他们几乎都在抱怨自己所深爱的人，例如“他以为他是谁啊，竟然可以这样命令我?”“她凭什么认为自己这么特别，就因为她有病，我也有自己的问题啊!”“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完全失控。”“我真希望那个混蛋赶快死掉。”这些话一般人都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说出来，当然，更不会对心爱的人说。
在这些黑暗的感觉、愤怒与憎恶的情绪之下，其实是藏着非常巨大的爱意，否则他早已出走了。但是愤怒、憎恨与苦涩挡住了出口，让爱无法自由地涌出。纪伯伦说过：“恨就是对爱的饥渴。”在这些支援团体中确实有许多恨意被表达出来，只因为底端还有那么多的爱，一份充满渴望的爱，否则你不会去恨一个人，你只会对他毫不在乎。我和大部分的支持者都发现并不是我们没有得到足够的爱，而是很难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仍然记得付出爱。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要想真正付出具有治愈效果的爱，支持者必须设法清除那些堵在路口的障碍，包括愤怒、憎恨、苦涩以及嫉妒与羡慕(我就常嫉妒崔雅能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随时陪伴在身边)。
这种支援团体是相当可贵的，另外我还要推荐个人的心理咨询，不仅对支持者本身，也对他心爱的人非常有帮助。你很快就会察觉，有一些事情是无法与心爱的人一起讨论的；相对地，有些事也是你心爱的人不该与你探讨的。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相信“诚实才是上策”这句名言，所以配偶之间不该有秘密，每一件大小事都应该提出来商讨。这其实是个不当的想法，开诚布公固然重要、有益，但不尽然都是如此。某些时候开诚布公反倒变成武器，一种恶意中伤他人的方法——“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崔雅的癌症曾把我们两人推入一个充满愤怒与憎恨的情境，但是把一切都归咎于崔雅，对我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崔雅对这个情况的恨意并不下于我，可是又不是她的错。因此你不能将这些情绪与心爱的人“分享”，也不能归咎于他们，所以最好花钱找个心理医师，把所有的垃圾都倒给他们。
这样一来，彼此都有空间可以相处，支持者不再隐藏愤怒和憎恨，所爱的人也不再怀着罪恶感与羞耻感，因为你已经把大部分的重担都丢给团体或心理医生了。此外你也从团体中学会如何说出“慈悲的小谎言”，不再以自恋的态度说出伤人的“真话”。有些时候你会对自己照料者的身份感到厌倦，如果你所爱的人问起“你今天好吗?”你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我觉得好像活在地狱；我的生命已经不是自己的，你干脆跳河算了。”这虽然很真实，却糟透了。你可以试着这么回答：“我今天很累，亲爱的，可是我还是会待在你身边的。”然后赶紧去参加支援团体或是去找心理医生，把所有的烦扰吐出来。把这些情绪一味地倒在你所爱的人身上是一点用都没有的，不管你有多么“诚实”……
要成为一名够格的支持者，必须学会使自己变成一块情绪的海绵。大部分的人都以为自己的工作应该是给予意见，帮助所爱的人解决问题，让自己变得有用，随时给予协助，学着做晚餐以及载他们到他们想去的地方等等。但这所有的工作仍比不上做一块情绪的海绵来得重要。这个可能会致命的疾病，一定会带给你的爱人情绪上的巨大起伏；有时他们会被恐惧、愤怒、歇斯底里以及痛苦的感觉湮没。那时你的工作就是去稳住他们，陪伴他们，并尽你所能地吸取这些情绪。你什么都不必说(任凭你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也不需要提供任何意见(这更不会有帮助)，只要静静地陪着他们，一句话也不要说。用心去吸取他们的痛苦、恐惧或所受到的伤害，就像一块海绵一样。
当崔雅开始生病的时候，我认为自己一定可以使情况好转，说些适宜的话，以及为她做正确的医疗选择等等。那些都很有帮助，但都不是重点。譬如她知道一个很糟的消息——癌细胞转移了，伤心地落泪，我会马上说出类似的话：“这个消息还不能确定，我们需要做更多的检查，没有证据显示你必须改变治疗的方式。”这些话并不是崔雅所要的，她需要的是有人陪她一起落泪，于是我试着去感受她的感觉，帮她驱散这些情绪。我认为这时的帮助应该是身体层面的，当然，你想说话也可以。
当心爱的人面对恐怖的消息时，我们最本能的反应就是尽力让他们好过一些，但那是错误的反应。最重要的是你必须理会他们的感觉，陪在他们的身旁，不要害怕他们的恐惧、痛苦与愤怒；让一切顺其自然地浮现，不要想借着帮助对方去除那些痛苦的感觉，或以劝说的方式来消除他们的担忧。在我自己的例子里，只有当我不想面对崔雅和我的感觉时，这种“帮助’的态度才会出现，因为我不想直截了当地面对它们；我只想脱离那个状态，不想成为一块海绵，而只想当一名成就者，让所有的情况好转。我不想面对未知中的无助感，我其实和崔雅一样恐惧。
做一块海绵，会让你觉得自己是无助、无用的，因为不能做任何事，只能静静地待在那里。许多人发现这是最难学会的一件事，我自己也是如此，几乎花了一整年才学会不要去修整任何事，也不要尝试去改善什么，当崔雅伤心难过时，只要安静地陪在她身边就够了。如果朋友们认为应该做点什么来帮助你，却又发现所做的一切都产生不了功效，就会感觉失落：我能做什么?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待在那里……
如果有人问我在家里做了什么，而我又没心情和他们闲聊时，我通常会说：“我是一个日本主妇。”这句话令他们非常困惑。我的重点其实是，身为一名支持者，你应该保持沉默，顺着你的配偶的意愿行事——你应该要当一位“好妻子”。
男人通常会觉得这是最难办到的事；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两年前我才停止怨恨崔雅拿出癌症这面金牌。不论任何的争执或需要做决定时，崔雅总是占上风，我只有顺服的份儿，就像一名小妻子般跟在后头。
我现在已经不太在意了。第一，我并不完全顺着崔雅的决定来行事，如果我认为她的判断是错误的。以前我会顺着她，因为她是那么渴望我支持她的决定。现在我们处理的方式则是，如果崔雅正在做一项重要的决定，譬如要不要尝试新的疗法，我会先强烈地向她表达自己的意见，直到她做了决定为止。之后，我会全力支持她，不再质疑她的选择，因为她的问题已经多得无法再分神去怀疑自己了。
第二，涉及日常生活的琐事时，我已经不太在乎扮演小妻子的角色。我煮饭、打扫、洗碟子、洗衣服、到超级市场购物，崔雅则忙着写她那些动人的信，做咖啡灌肠，每两个小时吞一大堆药丸。
你必须肯定自己所做的选择，这点存在主义者说得没错。也就是说你应该支持那些促成你基本命运的选择；正如存在主义者所言：“我们就是我们的选择。”无法肯定自我的选择被称为“错误的信念”，它会导致“不真实的存在”。
我对这件事的解释很简单：在这个煎熬的过程中，我随时可以出走，没有人把我囚禁在医院的病房中，没有人威胁我，也没有人束缚得了我。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已经决定，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要忠贞不渝地守在她的身边，陪她渡过这个难关。可是到了第二年，我就忘了自己的选择，现在我仍然在这个选择中，否则早离开了。所以我展现的是错误的信念与不真实的存在。我掉进责难与不断自怜的状态。现在我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真相了。
要肯定自己的选择并非易事，因为情况不会自动好转。我把它想像成自愿从军，然后不幸中弹，上战场也许是自愿的，但是我可没选择挨子弹。因此我觉得有一点受伤，也有不悦：然而我是自愿接受这项任务的，这是我的选择。我已经完全清楚其中的状况，要我选择，我还是会自愿承担这项任务。
因此，我每天都在确认着自己的选择。每天又再选择一次。这种情况抑制了日渐增长的责难，延缓了遗憾或耻辱的积累。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但事实上，最简单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也通常会很艰难。
除了慢慢恢复写作之外，我也重拾静修的练习，它的重点就是要学习如何死亡(解除分裂的自我感)，至于崔雅所面对的致命疾病，却是激发她的觉知力的大好机会。哲人们曾说，如果你能维持这份没有选择的觉知，以及赤裸的目睹，那么死亡就像人生的其他时刻一样单纯，因为你已经养成简单而直接的应对方式。你不再贪生怕死，它们都是会消逝的人生经验罢了。
此外，佛家所言的“空”也给了我相当大的帮助。空并不是空白一片或空洞，而是畅然无阻、无障碍、自发或自然的状态；也可以说是无常的同义词。佛家主张实相就是空——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或不变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执著的或让你安全的，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句话的重点就是要我们放下，不执著于梦幻泡影。所以崔雅的癌症不断地提醒我们，死亡就是彻底放下，你不必等到肉体死亡才放下此刻的执著。
现在让我们回到自家的生活中。重视神秘体验者认为，一个人如果真的依循无选择的觉察来过日子，他的行动就是没有自我或超越自我中心的。如果你想熄灭自我感，就必须实践无私的服务。你必须服务他人，但不是为了自己或希望受到赞美；而只是单纯地去爱、去服务——就像德蕾莎修女所说的：“要爱到心疼为止。”换句话说，你要变成一名好妻子。
别误会我的意思，我现在离德蕾莎修女的境界仍然很远，但是我逐渐把支持者的工作视为一种无私的服务、灵性的成长，一种动中禅和悲悯。但这不代表我已晋升到完美的境界；我仍旧会怨叹、愤怒，责难外境；崔雅和我仍旧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应该手着手，一起从桥上跳入这个巨大的笑话中。
心中充满爱的肯于博尔德
1988年7月27日
这封信被刊登在《超个人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上，获得相当大的回响，令我们有点受宠若惊。这样的回响反映出有太多与我处境相同的绝望支持者，都在“默默地被浪费”中，因为他们不是“病人”，不会有人认为他们有什么问题。身兼病患与支持者的维琪说得最中肯，我想这段话是每一位支持者都应该仔细聆听的：
我一直活在两个世界中——我身患癌症，但也是崔雅和其他病友们的支持者。我想说的是，扮演支持者的角色比病人要困难多了，至少对我而言。当我在对治自己的癌症时，的确有许多时刻是明澈的、美的、充满恩宠的。可是我认为支持者很难拥有这些，癌症病人毫无选择地必须与疾病共处，支持者却必须选择永远陪伴在患者的身边。他们必须克服哀伤，克服那份小心翼翼伺候病人的恐惧，还要与他们所选择的治疗方式共处。我常常思考自己到底该做什么?应该如何支援她?我该不该对自己的感觉诚实?这所有的起伏就像在坐云霄飞车似的。但最后我总是回到爱，只有爱才是最重要的。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六十二
“你听见鸟叫了吗？你看见太阳了吗？谁没有解脱呢？”
崔雅在阿斯彭分享完她的经验后，我们又在旧金山短暂停留，为了与彼得·理查兹及迪克·科恩讨论一些事。这段时间里，崔雅也在癌症支援中心发表了一场演说。演说的当天，人群从癌症支援中心一直挤到大街上。维琪说：“他们都为她倾倒，她的诚实与勇气令我们敬畏。”
“我知道那种感觉，维琪，我们两个是排在这条长龙最前端的人。”
我们回到博尔德和每日例行的苦工中。在这之前，我已经深深地投人大圆满的修行，我的指导上师是贝诺法王。大圆满的精髓是极为简单的，与世界其他的最高智慧传统是一致的，特别是印度教的吠檀多哲学与佛教的禅。简而言之：
如果神性具有任何意义，它一定是无所不在、遍布四方与包容一切的，神性一定在你当下、此时、此地的觉知中。也就是说，你当下的觉知既不需要修正，也不需要调整，它本来就是完整的、圆满的，充满了神性。
更进—步说，你并不需要解脱才看到神性，也不是说你已经与神性同在，只是不自知而已，因为这还是暗示了某些地方神性是不存在的。根据大圆满的观点，你和神性根本是一体的，圆满的觉性就是当下这一刻，你的每一个觉知的活动就是神性的展现。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不存在神性，或者说神性不可能是有限的。
如果神性具有任何意义，它应该是永恒的，或是没有起点的，也是没有终点的。如果神性有起点，它就是暂时的，而非无时间性与永恒的。这意味着你无法变成或是达到解脱的状态。如果你能达到解脱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有起点的，也就不是真正的解脱了。
反之，神性和解脱其实就是你当下正在觉知的状态。当我在接受这些教诲时，我想到星期天的报纸登出的谜题，上面画了一张风景画，标题写着：“20位名人的脸就藏在这幅风景画里，你能分辨得出来吗?”这些名人的脸可能包括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约翰·肯尼迪等知名人士。但重点是你正在看这些人的脸，你不必再多看什么，因为他们就在你的视觉领域内，你只是没认出他们罢了。如果你还是看不出来，就会有某个人前来为你指点迷津，将他们一一指给你看。
我认为神性与解脱也是如此，我们已经在看着神性，只是还没认出它而已，我们也都拥有这份必要的认知力，但是没有领悟力。这也是大圆满的教导并不特别推荐静修的理由。静修在其他方面是有用途的，但是目的是要改变认知、改变觉知。从大圆满的角度来看，那些是不必要的，也是偏离重心的。你目前所拥有的觉知已经完全俱足了神性，没有任何东西是需要改变的。任何想要改变的企图都好像是在那幅风景画上添加油彩，而不是单纯地认出那些面孔。
因此，大圆满的核心教诲并非静修，因为静修着重在意识状态的改变，但解脱并不是意识状态的改变，而是对任何现存状态的自然认知。实际上，大圆满有许多的教诲都说明了为什么静修无法产生功效，解脱是无法获取的，因为它已经存在当下了。想要得到解脱就如同画蛇添足一般。大圆满的第一个原则是：要想拥有根本的觉知，你既不能做什么，也不能不做什么，因为它已经本自俱足了。
大圆满不采用静修，而是用“直指”的方式。上师先简单地和你交谈、然后指出你已经俱足的神性或觉性，这份觉性在父母未生你之前，你已经本自俱足了，它是永恒的，也是没有起点的。换句话说，如同指出那幅风景画中的脸孔一样，你不需要解谜题也不需要重组谜题，只要认出你正在看的是什么就够了。静修为的是重组这个谜题：大圆满则什么也不更动。通常上师直指你本自俱足的觉性时会说：“既不去改正，也不去修整你当下的觉知……”
我不能真的教你什么，因为那是大圆满上师的职责，但我可以提供你印度教吠檀多哲学的观点，因为它们已经被撰写出版，特别是在拉马纳尊者的著作中。以下是我的引述：
我们恒久以来早已觉知的就是知觉的本身，我们早已俱足了本觉，它能目睹任何一个生起的现象。一位老禅师曾说过：“你听见鸟叫了吗?你看见太阳了吗?谁没有解脱呢?”我们无法想像有人是没有本觉的，因为就连这份想像我们都能知觉得到。即使在梦境中我们也能知觉。此外这些教诲还主张，觉知不该划分成解脱的与无明的，存在的只有觉知，不需要更正或修整，它的本身就是神性。
这些教诲就是要你认出自己的本觉和目睹的本能，然后安住在那个状态中，任何想要获得觉察的企图都偏离重点。你可能会说：“可是我看不见神性啊！”“但是你能知觉自己看不到神性，这知觉的本身就是神性!”
注意力是可以训练的，因为你可能会忘记，但是本觉无法训练，因为它是自来就俱足的。在训练注意力的时候，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这一刻，但是本觉却是在你尚未做任何努力之前的觉知状态。你其实已经在觉知，也已经解脱了。你也许不能永远保持注意力，但你永远已经是解脱的。
这种“直指”的教诲大概是这样进行的：有时候几分钟、几小时，有时候几天，直到你“领悟”，直到你发现自己的真面目，那个父母未生你以前的面孔(超越时间的、永恒的、没有生死的)，这是一种领悟而不是认知，有点像看着百货公司的玻璃橱窗时，发现有一个模糊而熟悉的脸孔正看着自己，你再集中于焦点看，才发现那竟然是自己脸孔的反映。这整个世界都是你的真我的反映。
根据这些教诲，本觉并不难达到，甚至根本不可能避开。而所谓的方法对于真我而言其实是障碍。只要你执著于方法，它们反而会阻碍你对于本觉的领悟。存在的只有真我，只有神。拉马纳尊者是这么说的：
既没有创造，也没有毁灭，
既没有命运，也没有自由意志，
既没有途径，也没有成就，
这就是最终的真理。
我应该提醒一下，虽然大圆满本身并不强调静修，但是当你被传授大圆满的教诲时，应该已经完成前面八个阶段的静修练习。静修仍然被视为非常重要的训练，它可以增进心智的美德、专注力、注意力和洞见，但是它和解脱是无关的。任何一种能达到的解脱都不是真的解脱。静修是一种训练，大圆满则指出训练其实从一开始就脱离了当下的本觉。
我的上师时常与学生们面谈，学生们有时会说：“我刚才有一段最奇妙的经验，我的自我突然消失与万物合一，连时间感也不见了，真是奇妙极了！”
上师回答：“那很好，请你告诉我，那个经验有没有时间的起点?”
“呀?昨天发生的，我只是在打坐，它突然就出现了。”
“只要有开始，就不是真的。在你认出之前，它早存在了，而且不是一种经验，因为既没有起点，它是你早已觉知的东西，你领悟到无始的状态再来找我吧！
学生一旦有了领悟，就可以借由静修来稳定这份领悟，把它带到生活中的每一个面向，这其实是最难的部分。大圆满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要领悟你的真实面目是比较容易的；但活出它来就很困难了。”我目前就是在练习活出它来。
崔雅自己的练习也让她产生了类似的理解，她大部分都追随拉马纳尊者的教诲，拉马纳尊者也是我个人最偏爱的导师。更重要的是，崔雅开始能体悟她在13岁时所经历的一次神秘体验(她称之为“我生命中的指引象征”)，其实就是对于真我的一瞥，那是一种与空性合一的经验。那个经验发生在她13岁那一年的静修状态中——她其实只是在排演自己的死亡。
我喜欢在静修时融入虚空，融入那无垠的空间。今天早上肯说，在静修练习中，只有一件事真正吸引他，那就是与无限的空间认同，这也是最吸引我的一件事。我立即联想到13岁的经验，我发现它在我面临死亡的这段期间，带给我很大的帮助，因为那不是学来或别人告诉我的事，而是亲身的体验，且是自发的。我认为它可以帮助我真正地放下，当时我看见自己扩大到和宇宙的每一个原子及分子完全合一了，我领悟到那就是我真正的本质。在静修时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但那个原始的经验因为没有接受任何暗示，所以我比较信任它。
冈札勒斯医生警告我们，崔雅肺部的肿瘤因为开始分解了，会产生呼吸困难，可能需要携带型的氧气筒来帮助呼吸。他说某些接受这项酵素治疗的病人曾经咳出坏死或被分解的肿瘤。鲍勃·多蒂(我们在“杨克诊所”交的朋友，也因为癌症复发而开始接受凯利疗法)打电话告诉我们，他咳出了一大块像肝一样的东西，令他的医生大吃一惊。
正统医生告诉她，她可能即将死于肺癌，必须开始携带氧气筒了。
10月底崔雅开始使用氧气筒，她不怎么喜欢这个安排，但是她因此泄气了吗?每天早晨我打坐完以后，总会经过她的走路机，我看见她背上绑着氧气筒，每天至少走三英里路，脸上写满了热情的静定与喜悦。
她的正统医生询问她对死亡的恐惧感，他们认为她是完全否认了死亡，才会接受凯利疗法，而拒绝他们的建议(在逼问之下，他们承认自己建议的方法根本是无效的)。我清楚地记得这段对话的过程。
“崔雅，你怕死吗?”
“我不怕死，但是我怕痛，我不想痛死。”
“这一点我们一定有办法处理。现在的痛感测量水准很高，长久以来已经没有病人在疼痛中死亡，我保证绝对不会让你发生这种情况。但是，你真的不怕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