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雅和我前往儿童医院，一路谈论着夏威夷的蜜月计划。我们找到当日返家手术区，开始办理各种手续。突然我变得非常不安，手术还没开始，我已经觉得不对劲了。
肯比我更紧张。我脱下衣服，换上手术衣，戴上手术圈以辨别身份。一位年轻的斯堪的纳维亚大夫来到我身边，问了一些看来无关痛痒的问题，后来我才明白它们的重要性。
“你第一次月经来潮是几岁?”
“应该是14岁。比大部分人都晚。”(月经来得早的女人得乳癌的几率大)
“有没有小孩?”
“没有，我从没怀孕过。”(30岁还没生小孩的人得乳癌的几率更高)
“你的家族中有没有人得过乳癌?”
“我一时想不出有什么人得过。”(我几乎完全忘掉母亲的妹妹5年前得过乳癌。家族之中如果有人得乳癌，罹患此病的几率比一般人高)
“你的肿瘤会不会痛?以前有没有痛过?”
“没有，从没有痛过。”(癌症肿瘤几乎从来不痛)
“你对这次的手术有什么感觉?如果觉得紧张，我们可以给你一些镇静剂。”
“我觉得很好，似乎没有必要。”(研究报告显示，手术前会害怕的女人，比较不容易得癌症；那些看起来非常平静的人，反而容易得)
“你们两位是不是素食者?我从人们的肤色可以看出他是不是素食者。”
“没错，我们两个都是。我从1972年开始吃素。”(我小时候吃的东西有很多动物性油脂，有人说这也是导致乳癌的原因之一)
不久我躺在一张急诊床上，正通过一条只看得到天花板的长廊。鸟瞰的相反词是什么?因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都处在那种情况里。我发现手术房出奇的冷(为了不让细菌滋生)。一位护士递给我一条很温暖的罩单，像是刚出炉一般。她一边准备，我一边和她聊天。我对所有的程序都很感兴趣，希望得到最详尽的解说。她为我贴上心脏测试器，她说如果我的心跳降到60以下，测试器就会发出警讯。我告诉她我的心跳通常比较慢，于是她把标准降到56。
我们这一群人，包括那位友善的护士、斯堪的纳维亚大夫和我的好友理查兹大夫，开始闲聊起度假、爬山、滑雪、亲人、哲学，等等。他们在我搜寻的双眼和我的右胸之间架起了一层薄薄的屏障。我很希望有一面镜子能让我看到手术的过程，后来觉得太血腥而作罢，早先打进我右胸的麻醉药已经起了作用。我所想像的手术画面十分鲜活，但也许是不正确的。有几次心脏测试器发出警讯，显示我的心跳已低于56，然而我是那么的平静。理查兹大夫和助理讨论皮下缝合的技术，接着手术大功告成。
我听到理查兹大夫说：“叫某某大夫来!”我的心跳突然加速，我立刻问道：“出了什么差错吗?”我的声音带着惊恐，我的心跳远远超过56。理查兹大夫说：“哦!没什么事。我们只是在叫一位等着化验肿瘤的病理大夫。”
一切都很正常，我放松了下来，不太明白为什么惊慌失措。医护人员帮我清理完身体，掀开被单扶我坐上轮椅。这时我已不像手术前通过走廊时那么无助。我被推到护士的桌前填写表格，心里想着第二天的考试。理查兹大夫出现在我面前，询问肯在哪里，我漫不经心地说他可能在等候室。
当我看到彼得走下楼梯时，我已经知道崔雅得的是癌症了。我要求值勤护士带我们去密室商谈。
几分钟后，我们三个人来到密室。理查兹大夫喃喃自语地说他很抱歉那个肿瘤是恶性的。我震惊得几乎僵住了。我没有哭，茫然地问了几个很理性的问题，尽量把持住自己，连一眼都不敢看肯。当理查兹大夫出去叫护士时，我回头看了一下肯，周遭的一切突然消失，我从轮椅上站起来，扑向他的怀里，开始放声大哭。
灾难爆发时，脑子里往往升起很怪的念头。我觉得宇宙突然变成了薄纸，有人在你眼前把这张薄纸撕成了两半。我因震惊过度而有一种非常坚强的感觉，这份坚强感来自彻底的冲击和茫然失措。我很清醒，全神贯注于当下。我记得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曾就事论事地说过：“面对死亡能使你的心格外专注。”没错，我确实格外专注；但是我们的世界却被撕成了两半。当天所有的事情好像都以慢动作进行着，一幕又一幕，就像痛苦的静止镜头，没有任何保护和过滤。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我只记得一些片段。当我放声大哭的时候，肯把我抱进怀里。我竟然想一个人来医院，我是多么的愚蠢啊!接下来的三天我好像都在哭，但不知为了什么。理查兹医生回来告诉我们未来可以做的选择，譬如乳房切除手术、放射治疗、植入手术、去除淋巴结等等。他说他并不期望我们把这些名词记住，他会很乐于再解说一遍。我们有一个礼拜至10天的时间做决定。一名在乳房健康咨询中心工作的护士给了我们一大堆资料，并且给我们做了最基本而无趣的解说；世界快毁了，我们根本听不进去。
我突然想奔出医院，出去吸一口正常的空气，我不想再看到穿白大褂的人。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件被毁掉的东西，我很想对肯致歉。这么棒的一个男人，与我结婚还不到10天，却发现他的新婚妻子得了癌症；就好像打开一个等待已久的礼物，却看到里面的水晶礼品已经破碎。结婚不久就要承受这么大的打击，对他而言太不公平了。
肯立刻打断了我的想法，他甚至让我觉得有这样的想法是很蠢的事。“我找你不知多久了，能拥有你，我已经很高兴了。我不会放你走的，我会永远陪着你，你不是一件已经毁掉的东西，你是我的妻子、我的灵魂伴侣、我人生的光明。”他根本不让我独自面对这件事，毫无疑问地，他将尽可能陪在我身边；未来的几个月我发现他真的办到了。
我记得在我们开车回家的途中，肯问我得癌症会不会觉得丢脸，我说不会，我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不觉得那是我的错，我只觉得自己像一名中奖的现代人。四个美国人之中就有一个人得癌症；10个女人中就有一个得乳癌，但大部分人罹患的年龄都比较晚，大夫们通常等女人35岁以后才替她们做乳房检查。我从未听说波霸级的胸脯会有更高的危险性，但在30岁以前生个孩子似乎能得到某种保护……关于这一点我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我的人生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
我们回到穆尔海滩的家，整个晚上我们勉强自己打电话通知亲友。
我蜷缩在沙发里哭，一想到癌症这个名词，泪水就像反射动作一样涌了出来，好像这是唯一正常且妥当的反应。肯打电话通知亲友这个坏消息时，我只是坐在那里时而低泣、时而饮泣；我根本没力气和任何人讲话。肯来来回回地一会儿打电话，一会儿跑过来拥抱我……
过了一阵子，我的感觉突然改变了，自怜失去了它的味道，脑子里不断捶击的“癌症”字眼也愈来愈少。眼泪不再能满足什么，就好像吃了过多的饼干而失去滋味。肯打最后几通电话时，我已经平静得可以和他们讲话；这总比坐在沙发上像个涨得漏水的瘤要好一些。“为什么是我?”之类的问题被“现在该怎么办?”取代。
往事像静止的画面一幕幕缓慢、痛苦而鲜活地掠过。医院里打来了几通电话都是坏消息，肿瘤有两点五厘米大，也就是把崔雅列入第二期癌症的阶段。它们很可能透过淋巴系统扩散，更糟的是病理化验显示，这个肿瘤的细胞极度分化不良(也就是说非常像癌细胞)，如果有一到四的等级，那么崔雅的肿瘤应该属于第四级——很难杀死，而且成长速度非常快。
虽然每件事都像慢镜头一般痛苦地发生着，但每个镜头也都包含了太多的经验及太多的讯息，因而制造出一种古怪的感觉：好像事情既快速而又缓慢地发生。我的脑子出现了一个打棒球的画面——我站在那里戴着球套，有几个人不断丢球给我，许多球都打在我的身上和脸上。我站在那里，带着傻傻的表情说：“喂!伙伴们!可不可以慢一点，让我喘口气吧……”坏消息还是不断地传来。
没人打电话告诉我们任何好消息，这难道还不够吗?来一点希望之光吧?每一通电话打来，我都重新经验一次自怜，为什么是我?我没有打断心中的反应，过了一会儿，我已经可以平静地把这些消息视为实际的报告。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有一个两点五厘米的肿瘤需要切除，它是会扩散的癌，而且肿瘤细胞极度分化不良。这是我们目前知道的所有讯息。
时间很晚了，肯去厨房泡茶。外面的世界安静下来，我的眼泪也开始涌出。那是无声而绝望的眼泪，这件事真的在我身上发生了。肯回到房间看着我，没有说一句话，他坐下来把我紧紧地拥在怀里，我们不言不语，望着黑暗发愣。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连载之六
我突然醒了过来，非常不安，这时应该是清晨三四点。肯在我身边睡得很沉，外面黑暗而寂静，从天窗可以看到星星。我的心一阵绞痛，喉头跟着紧缩，我在恐惧什么？我发现自己的手正在抚摸右胸上的绷带，我可以感觉底下的缝线。我想起来了，我不想记住它，也不想知道；但是癌症在我婚礼后的第五个漆黑的夜晚唤醒了我。我得了癌症，我得了乳癌，几个小时前一个坚硬的肿瘤才刚从我的右胸部除去。
我得了癌症，我得了乳癌。我相信这是真的，但同时我又不相信。我不能让它进入我的头脑，这会让我在夜里睡不着觉。它卡在我的喉咙里，从眼睛里流出来。这件事真的在我身上发生了，它让我的心怦怦地直跳，在这平静温柔的夜晚，它的声音那么大。肯躺在我的身边，睡得很沉，我可以感觉他的温暖和坚强，可是我突然觉得非常孤单。
不，我不能入睡，我的喉咙发紧，我的胸口剧痛，我紧闭的双眼拒绝接受这个事实，我该怎么办?我坐了起来，小心翼翼地爬过肯的身体。屋子里很冷，我穿上浴袍，把自己舒适地裹在这份熟悉感中。现在是12月天，这所坐落于太平洋的房子里没有任何暖气设备。我可以听到穆尔海滩在黑暗中的浪涛声。我没有生火，只披着一条毯子取暖。
我清醒得不得了，独自一人和自己的恐惧相处。我该怎么办?我不觉得饿，不能打坐，看书又不太妥当。突然我想起护士给我的那包资料，对了，我应该读一读。这样似乎可以减少因无知而滋长的恐慌。
我蜷缩在沙发上，把毯子裹得更紧一点，不知道今夜有多少女人被同样严厉的打击唤醒?有多少女人心中正击打着癌症的无情鼓点!环绕着癌症这两个大字，我们的文化编织出无尽的影像、概念、恐惧、故事、照片、广告、文章、电影和电视；它们充斥着恐惧、痛苦和无助。这两个字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必须摆脱它。虽然我对癌症知道得很少，但这些故事告诉我，它是恐惧的、痛苦的、无法掌握的以及神秘而强大的。没有人了解它，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开始或如何才能制止它。
这就是一直在我身体里滋长的东西。我打了个冷颤，像蚕茧一样把自己裹在毯子里。长久以来我每个星期慢跑12里路，我吃得很好，通常是生菜沙拉和蒸过的青菜，我一直规律地静坐、学习，过着宁静的生活，谁能了解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人会得癌症?
我坐在沙发上，腿上堆着纸张和小册子。我急于想知道更多，无知会助长我的恐惧，于是我开始阅读。某个女人发现自己的肿瘤时，大小就像一个苹果，我的是两点五厘米。我读到一个孩子得了白血病，这么小的孩子就要受这样的折磨，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读到一些从未听过的癌症种类，还有手术、放射线治疗和化疗。资料显示某个百分比的人经过5年仍然存活，另外一个百分比的人死亡了，我将属于哪个百分比呢?我现在就想知道，我无法忍受的是这种未知，这种在黑夜中的探索和战栗。我该不该准备活下去?或者准备等死?没人能告诉我，他们只能给我一些数据。
我继续沉潜于这些文字、照片和数据中，它们填满了我的脑子，使我不再想那些令人恐惧的故事。彩色照片中的病人躺在手术台上与充满关爱的医生商量事情，另外有些病人和家属对着镜头微笑。不久便轮到我了，我也会变成一个癌症的数据。这些照片很清楚地告诉我，这件事不只在我身上发生，多少人已经深深地涉入这场癌症的战争。
阅读安抚了我，今晚这些资讯就是我最好的治疗。后来我发现我知道得愈多，愈感到安全，即使坏消息也是如此。无知令我恐惧，知识却能安抚我的心。真的，最糟的就是无知。
我爬回床上，紧紧靠着肯温暖的身体。他已经醒了，安静地望着天窗。“你知道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我知道。”
“孩子，我认为我们可以战胜它，我们首先得弄清楚该怎么办……”
就像崔雅所说，我们眼前的问题并不是癌症，而是取得足够的资讯。你所能得到的癌症资料，基本上都不属实。
让我来解释一下，不论一个人得的是什么病，他必须面对两个不同的实存。第一，这个人必须面对疾病的整个过程——骨折、流行感冒、心脏病突发、恶性肿瘤，等等。以癌症为例，它只是某一种特定的与医药和科学有关的疾病罢了，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判断，它和是非、对错无关，就像一座山的存在一样。
然而，一个病人还需要面对他的社会或文化赋予那个特定疾病的批判、恐惧、希望、神话、故事、价值观和各种意义，这些我们可以统称为“心病”。所以癌症不仅是一项疾病、一种科学和医学的现象；更是充斥着文化和社会意义的心病。科学能告知你何时、如何得了这个病，你所属的文化或次文化却教导你如何形成心病。
疾病不一定是坏事，如果一个文化对某种疾病能抱持慈悲与理解，那么任何病都可视为一项挑战，一次治疗的机会。如此一来，“病”就不是一种谴责或诅咒，而是更宽广的治愈与复原的过程。如果我们从正面和支持的角度来看疾病，疾病就更有可能被治愈，病人也能因此成长。
人类都被意义定了罪，他们好像注定要制造各种价值和判断。好像我得病这件事还不够，我还得知道“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病，为什么是我?它的意义是什么?我做了什么错事?它是如何发生的?换句话说，我必须赋予这个疾病某种意义，而这个意义让我和我的社会紧紧相连。
譬如淋病，纯粹以病理来看，它只是生殖泌尿道附近的组织被淋球菌感染的性伴侣经由性行为传递的。抗生素，尤其是盘尼西林，治疗它特别有效。
然而社会在病理之外，又赋予它极大的价值批判，某些意见属实，但大多数是错误、残忍的。譬如得淋病的人是肮脏的、变态或不道德的。把淋病视为道德上的疾病，对病人而言是很大的惩罚。那些得淋病的人被视为活该，因为他们不符合社会的道德标准。
即使这个疾病被盘尼西林治愈，加在它身上的批判和诅咒，仍然吞噬这个人的灵魂：我是很糟的人，我不好，我很恐怖……
透过科学可以找到有关淋病的解说，透过社会，我理解到的则是我的心病，不管这份理解是正面或负面、鼓励或谴责、救赎或惩罚——这些都会对我或我的疾病产生巨大的影响。社会眼中的病态，往往比疾病本身更具破坏性。
当社会把某种疾病视为不好的或负向时，通常是因为恐惧或无知。在人们还不了解痛风是一种遗传疾病以前，它曾经被视为道德上的弱点。一个简单的疾病会变成充满罪恶感的心病，纯粹是因为缺乏正确的科学知识。同样的，当人们还不了解肺结核是结核杆菌引发之前，结核病人通常被视为性格懦弱而被结核病菌逐渐耗尽能量。一个纯粹因传染细菌引起的疾病，竟然变成了懦弱的象征。更早一点的黑死病和大饥荒，甚至被视为上帝的惩罚，因某人牵连出集体的罪恶而遭到天谴。
被意义定罪的意思是：我们宁愿被冠上有害与负面的意义，而不愿什么意义都没有。因此每当遭受某种疾病打击时，社会立刻提供一些现成的意义和价值判断，让病人能了解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如果社会并不清楚某项疾病的真正原因，这份无知通常会助长恐惧，接着助长对这个病人负面的价值判断。如此一来这个人不但有病，而且成了令人失望的人。这份由社会所造成的批判与失望，常会变成一种自问自答的预言：“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会生病?”因为你不乖。“你怎么知道我不乖?”因为你生病了。
某些疾病确实是因为道德上的弱点或性格而造成的。心智和情绪对疾病而言绝对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这和因欠缺知识而把某种疾病误认为道德上的弱点是截然不同的。
简单地说，人们对一种疾病的真实医学原理了解得越少，这种疾病就越有可能被离奇古怪的神话所包围，也越有可能被社会视为是由于病人的性格或道德缺点造成的；同样，它就越有可能被误解为是灵魂疾病，性格缺陷，道德沦丧。
现在，当然有很多案例证明道德缺点、意志薄弱(例如拒绝戒烟)或者性格原因(例如意志消沉)能够直接导致疾病。精神和情感因素当然绝对能够在某些疾病中扮演重要角色(正如我们以后会看到的)，但这和因欠缺知识而把某种疾病误认为道德上的弱点是截然不同的。这是社会试图通过谴责灵魂来解释疾病的简单例子。
如果你得了癌症，首先你必须了解，你所能获得的一切资讯都是神话，因为医学到目前为止，还无法解释癌症的起因，也无法治愈它。医学本身已经被大量的神话和误解所感染。
我举一个例子，美国癌症学会在一份全国性文件里声称：“半数的癌症，现在都可以治愈。”事实却是：过去的40年里癌症病患的存活率并没有显著地增加，即使医学界引进了更进步的放疗、化疗和手术。只有血癌是令人欣慰的例外，霍金氏病(Hodgkins)与白血病采用放疗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剩余的癌症中2%的病患存活率增加是因为发现得早，其他的癌症存活率几乎丝毫没有提升，乳癌的存活率比以前更低。
其实医生们都知道这项统计数字，但很少有人承认，彼得·理查兹很坦诚地告知崔雅和我：“如果你看看过去40年的癌症统计数字，你会发现我们的治疗没有一项增加了病患的存活率。当癌细胞进入你的身体时，它已经写上日期，也就是你将死的那一天。我们有时可以把间隔期延长，但是无法改变死期。如果你的癌细胞期限是5年，我们可以让你在这5年内保持无病的状态，但超过5年，我们的治疗便无效，这就是为什么过去40年来癌症存活率无法改善的原因。我们必须在生化基因上产生重大的突破，才可能有真正的进展。”这又回到了我开始的观点：许多正统医生给你的关于癌症的信息都充满神秘体验论，仅仅因为他们不得不既扮演医生又扮演牧师，扮演你的疾病含义的诠释者。他们支配的不只是科学同时还是宗教。听从他们的治疗方法你就会得到拯救，寻求其他的治疗方法你就被诅咒。
那么医生到底能做什么?他知道他的医疗，如手术、放疗、化疗等基本上并不真的有效，然而他必须有所为：既然无法控制这个疾病，他只好控制病患的心病。也就是指定某种治疗方法，让病人觉得医生十分了解这项疾病，而且只有他指定的方法才是有效的。
这意味着即使医生知道化疗无效，他仍然建议你采用此法。崔雅和我大感惊讶，但这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维克多·理查兹(彼得·理查兹的父亲)医生写过一本非常受重视有关癌症的书《任性的细胞》(The Wayward Cell)。他花了许多篇幅说明化疗为什么无效，接着又说明即使如此，化疗仍然该被采用。为什么?“因为化疗能让病人维持正确的医疗方向。”但老实说，它也阻碍了病人寻求其他的治疗途径。
这根本不是在治疗疾病；这是在治疗心病——医生企图控制病人对疾病的理解以及他可能寻求的治疗种类。某种治疗也许对疾病无效，但对心病却有效，也就是它可以引导病人听信某个权威和接受某种医疗。
我们有一位好友得了晚期癌症，她的医生建议她接受另一种非常强烈的化疗，如果照他的话做，应该还可以活12个月。她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不接受化疗，还能活多久?”医生回答：“14个月。”再度建议她采用化疗。没有经历过这种事的人，很难理解这样的事随时都在发生——这显示出我们是如何全盘接受正统医学的解说和对心病的“治疗”。
我并不是在责怪这些医生；他们在病人热切的期望下，同样感到无助。我从未遇见一位医生企图恶意操纵病人。大体来讲，医生都是非常有修养的人，他们都在不可能的情况中尽力而为。如果疾病纯属科学的实存，那么心病则属于宗教的范围。因为医疗对癌症无效，所以医生被迫扮演牧师的角色。这个角色对他们而言是欠缺训练的，但是在病人的眼中，医生确实是地位崇高的牧师。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连载之七
从发现崔雅得癌症的第一个星期到未来的5年中，这是我们一直都在面对的问题——我们必须把疾病和心病分清楚，并且努力寻找治疗这个疾病的最佳方法，以及理解心病的最清醒的途径。
在得知罹患癌症的那个晚上起，崔雅和我开始阅读所能得到的一切资讯。那周周末，我们已经读完三十几本书(大部分都是医学书籍，有些则是畅销书及各类的杂志)。我们希望能得到最纯正的讯息。不幸的是，大部分有关癌症的研究，不是不得要领，就是令人气馁，而且讯息改变的速度快得吓人。
另外，我们又开始研究各种另类疗法：长生医学(macrobiotics)、泽森食疗(Gerson diet)、凯利酵素疗法(Kelley enzymes)、伯顿疗法(Burton)、伯金斯基疗法(Burzynski)、神通徒手开刀术(psychic surgery)、信心治疗(faith healing)、观想治疗(uisualization)、利文斯顿—惠勒疗法 (Livingston-Wheeler)、赫克塞疗法(Hoxsey)、高单位维他命疗法(megavitamins)、免疫疗法(laetrile)、针灸(acupuncture)、自我肯定疗法(affirmations) (其中的许多疗法我将一一加以解说)。大部分的正统医学报告，不是不得要领，便是负面得很实在，而大部分另类疗法的报导是奇闻轶事，而且正面到铁石心肠的地步。阅读另类疗法的文献，你会眼花缭乱，好像每个接受正统医疗的人最后都死了，而每个接受另类疗法的人最后都活了。你不久便会发现，另类疗法对治癌症的真正效果，大都是提供病患道德上的支持，最重要的是令遭受癌症打击的人保住希望。换言之，他们大部分从事宗教性的活动，而不是医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文献通常不包含医学研究，只有成千上万的见证。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挖掘这些主流与另类疗法的所有文献，希望能从其中得到一小部分的事实。
第二个任务则是面对癌症带来的心病，亦即各种文化和次文化赋予这个疾病的意义和批判，也就是崔雅所说的那些意象、概念、恐惧、故事、照片、广告、文章、电影、电视节目……其中充斥着恐惧、痛苦和无助。
不仅我们的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故事，崔雅和我接触过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次文化，也有很明确的话要说：
1．基督教的观点——基本教养派相信疾病基本上是上帝对某种罪恶的惩罚。疾病愈严重，那个罪恶就愈令人难以启齿。
2．新时代的观点——疾病是一门功课。你为自己制造了这个疾病，因为你需要学习重要的功课，以达到精神上的成长和演化。疾病是唯心所造，因此疾病也可以单靠心来治愈。这是基督教医学雅痞化(yuppified)的后现代观。
3．医学的观点——疾病基本上是由生物物理上的因素造成生物物理上的失序(从病毒到内心的创伤到遗传因素再到环境的影响)。大部分的疾病都不需要心理和精神上的治疗，因为这样的另类疗法通常无效，而且可能延误你接受正当的医疗。
4．轮回的观点——疾病是由恶业所造，也就是前世不道德的行为，现在形成了疾病的果。疾病是恶果，但也能用来净化或燃烧过去的恶业，因此算是好事一件。
5．心理学上的观点——如同伍迪·艾伦所说：“我不生气，但我以生肿瘤来替代生气。”以流行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压抑的情绪会形成疾病，最极端的例子是：疾病就是想死的愿望。
6．诺斯替派(Gnostic)的观点——疾病基本上是幻象。整个宇宙的示现就是一场梦、一层阴影，只有当人彻底地从幻象中解脱才能不生病。人只有从梦中醒来，才能发现超越幻象的实相。灵性是唯一的实相，在灵性中是没有疾病的。这是一种极端的、有点离谱的神秘体验论观点。
7．存在主义的观点——疾病的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我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意义赋予它，而我对这些选择必须负全责。人类是有限和难免一死的，最真实的反应是，一边赋予疾病个人的意义，一边接受疾病，这就是人的有限性的一部分。
8．身、心、灵整体治疗观——疾病是肉体、情绪、心智和灵性的产物，每一个环节都是息息相关的、不可忽视的。治疗必须涉及所有的层面(然而在实际治疗的过程中，这个观点经常被诠释成避开正统医疗，即使它们可能有点帮助)。
9．巫术的观点——疾病是报应。“因为我心里想要某个人死，所以我得这种病是罪有应得。”或者“我最好不要太过分，否则坏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或者“我太幸运了，这样一定会有坏事发生。”
10．佛家的观点——疾病是这个世界不可避免的现象之一；询问为什么会得病，就像在问为什么会有空气是一样的。生、老、病、死是这个世界的标记，这一切的现象都显示了无常、苦与无我，只有解脱和涅槃才能彻底转化疾病，因为那时整个现象界也得到了转化。
11．科学的观点——不论什么疾病，都有它的原因，其中一些是被决定的，其他的只是一些意外罢了。不论怎样，疾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得病只是几率或必然的现象。
不论男女都在意义的大海中沉浮；崔雅与我即将灭顶。第一天返家的路上，我们的脑子里出现的各种意义已经泛滥成灾，崔雅差一点没有窒息。
我的右胸长了一堆癌细胞，这件事对我个人而言，到底有什么象征的意义?肯神色坚毅地开着车，我一直在思索这件事。我的体内有一堆细胞正在快速生长，它们不知何时、不知如何停止。它们的生长需要夺取邻近组织的营养，可能透过我的血液和淋巴扩散，如果我的免疫系统无法阻止它们的活动，它们就会生长得更快。如果没有检查出来，它们一定会杀掉我。我心中是否隐藏着想死的念头?我是不是对自己太严苛、过度自我批判了?还是我太友善，太压抑自己的愤怒和批判，于是逐渐示现为身体上的病痛?是不是此生我已拥有太多，我的家庭十分幸福快乐，我有理解能力，受高等教育，长相吸引人，现在又有了这么一位理想得令人无法置信的丈夫?一个人能拥有的是否只能达到某种程度，一旦超越是否就会引发相反的命运?我是不是受到前世的业报?我是不是需要从这个经验中学习一些功课，才能在灵性演化上有进展?也许多年来我一直追寻的人生志业，就在我所罹患的癌症中?
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得癌症有什么意义这件事上。无论你走到哪里，这个议题都会被提出，每个人都有他的理论，它永远悬在半空，变成生活中无法逃避的主题。治疗癌症这个疾病，每个月只需要几天；治疗癌症所带来的心病，却是一项全职——它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娱乐中。它侵袭我们的梦境，不许我们忘掉它：这些侵入崔雅体内的任性细胞，就像骷髅一般，一大清早便在喜宴上露齿微笑。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连载之八
改变生活方式，不是因为癌症，而是因为它们需要改变。
我终于开口问肯：“你认为怎么样?”两天前我才接受诊断，此刻我们正等着和医生见面，“你想我为什么会得癌症，我知道心会影响身，但癌症带来的恐惧，使我无法仔细分辨到底是哪个层面出了问题。除了环境和遗传的因素，我偶尔想到情绪上的致癌理由，可是很难不责怪自己。我想我也许做错了某些事，或者在思想和感觉上有些偏差。有时我甚至怀疑，当别人发现我得了癌症之后，会不会编造一些理论。也许他们会认为我过度压抑情绪，或者太‘酷’了一点，或是我太友善、太顺从，或是我太自信、生命太圆满了，因此我是罪有应得。我听说有些女人觉得罹患癌症便是人生的失败者，当我陷入那种情绪时，我很能了解她们的感觉。你的想法是什么?”
“孩子，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你何不列一张表，把你认为所有致癌的理由全都写下来?”
于是我趁着等待蔬菜汤的时候，列出了以下的理由：
· 过度压抑我的情绪，尤其是愤怒和哀伤。
· 几年以前我曾经历了一段重大的人生转机、压力和低潮。一连两个月，我几乎每天都在哭。
· 太过于自我批判。
· 年轻的时候摄取了太多动物性油脂和咖啡。
· 时常担心我人生的真正目的，急于找到自己的天职、我的使命。
· 小时候常觉得非常寂寞、无助、孤立、无法表达自己的感觉。
· 长久以来一直倾向自给自足、自制和过度独立。
· 灵性修持，譬如内观，一直都是我最根本的目标，但我没有全力以赴。
· 没有早一点遇见肯。
“你认为如何?你还没有告诉我。”
肯看了一下这张表。“啊!亲爱的，我喜欢最后那一条。我认为致癌的理由起码有一打以上。如同弗朗西丝所说：人类的生命分成肉体、情绪、心智、存在和灵性各个层面，我想任何一个层面出了问题，都可能导致疾病。肉体的因素有：食物、环境污染、辐射线、抽烟、遗传基因，等等。情绪的因素有：沮丧、僵化的自我控制、过度独立。心智的因素有：时常自我批判、悲观，尤其是沮丧，最容易影响免疫系统。存在的因素有：对死亡的过度恐惧，导致对人生的过度恐惧。心灵的因素有：没有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
“也许这一切都会导致肉体的疾病，我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该给每个层面多少比重?心智或心理上的致癌因素该占60%，还是2%?这才是真正的重点，你明白吗?目前从我得到的各种证据看来，我认为遗传因素占30%，环境因素占55%(饮酒、抽烟、动物油脂摄取过多、纤维摄取不够、毒素过多、曝晒、电磁波和辐射线污染，等等)，其他的因素占15%，如情绪、心智、存在和心灵，这意味着85%是肉体的因素。”
我的汤终于来了。“基本上，这些东西对我都不怎么重要，我只觉得，如果我该为得癌症负责，而不找出理由，我可能还会继续在自己身上制造癌症。如果我重复再三，那为什么还要接受治疗?我甚至希望这整个事件是个意外，是因为住在有毒的掩埋场附近、由于遗传因素，或是我在年轻时接受的X光治疗所造成。如果我觉得沮丧，我就会担心自己的白血球可能减少，生存意志可能降低。每当我想到可能死在医院的病床上，我就很恐惧会‘制造’这样的事实，我无法不想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我是不是不怎么想活?我的意志力够不够坚强?我是不是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我开始低泣，眼泪掉进了我的蔬菜汤。
肯把椅子挪过来，把我抱在怀里。“这是好汤，你知道吗?”
“我不想让你担心。”我终于说出了真相。
“亲爱的，只要你还能哭，还能呼吸，我就不担心。如果你这两样事都停止了，那我可就担心了。”
“我很害怕，我到底该做什么改变?我需要改变吗?我希望你能老实告诉我。”
我不知道是什么理由造成了癌症，也不认为有任何人知道。某些人声称癌症是因压抑情绪、低自尊或心灵上的贫血造成的，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些观念没有任何佐证；说这些话的人其实是想向你推销一些东西。
“既然没有任何人知道致癌的因素是什么，我不认为你需要做什么改变，你何不趁着得癌症这个机会来改变你一直想改变的事。压抑情绪也许会、也许不会间接导致癌症，反正你一直想停止压抑这些情绪，那就利用得癌症这个理由来进行这件事。我知道任何建议都是廉价的，但你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来改变那些你列举出来的事项?”
他的观念让我释怀，于是我有了笑容。肯又加了一句：“不要因为你认为它们导致了癌症才改变，这样只会让你内疚。你改变它们，只因为它们该被改变，你不需要靠癌症来告诉你什么是需要修正的。现在让我们重新开始，我会帮助你，这应该是很有趣的事，真的。我是不是有点傻?我们可以称之为‘得癌症的乐趣’。”我们开始放声大笑。
他的话令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我有一种清楚和坚定的感觉。也许得癌症这件事根本就没什么“命定”的理由，虽然以前的人非常喜欢向这些诠释靠拢。此外我对一般的医学解说也不十分满意，我觉得他们把一切都归到物质的理由(食物、遗传因素、环境污染等)。从某个层面来看，这个解说还算妥当，不过对我而言是不够的。我需要从这些经验中找到意义和目的。我只好透过思想和行动来赋予它一些意义。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决定接受任何治疗，我不想在接受治疗后，就把这个病一劳永逸地锁在柜子里。从现在起，癌症显然会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我要在每个层面都尽可能利用这次机会。在哲学上，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专心地观察死亡，帮助我做死亡的准备，仔细研究我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在灵性上，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实践我一向感兴趣的内观修炼，不再企图寻找更完美的方法。在心理上，我可以更爱护自己和善待别人，并且更自在地表达我的愤怒，更能与人亲近。在食物上，我想吃新鲜和清洗干净的健康食品，开始运动。最重要的是，不论是不是能达成这些目标，都不再苛求自己。
我们吃完了午饭，这顿饭我们后来开玩笑称之为伟大的蔬菜汤事件，或者癌症的乐趣。这标志着我们对待崔雅癌症意义态度上的一个转折点，尤其是我们如何看待她的生活方式上的所有变化——改变生活方式，不是因为癌症，而是因为它们需要改变。
“我不认为你可以看到它，因为只有我可以看得到。”
“它还在不在那里?”想到它就令我不安。
“我什么都没看见，但我知道它还在那里。”崔雅在说这句话时，就好像死神在你爱人的肩上是最自然的事。
“难道不能把它弹掉或是做些什么吗?”
“别傻了。”她说。
崔雅和我最后终于替这个病找到了意义，而且在健康和治疗上发展出我们自己的理论。但眼前我们必须尽快治疗这个疾病。
我们和彼得·理查兹的约会已经迟了。
“那是欧洲兴起的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我认为你是很好的人选。”
彼得·理查兹看起来有些沉痛。他显然很喜欢崔雅；治疗癌症病患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彼得把各种可能的治疗略述了一番：切除整个肿瘤和所有的淋巴结，胸部不动手术只做放疗，但淋巴结要切除；切除部分肿瘤(拿掉四分之一的胸部组织)，拿掉一半的淋巴结，四至六周的放疗；切除部分的肿瘤，拿掉全部的淋巴结。我们好像很平静地在讨论中世纪的酷刑。“夫人!我们这里有八号尺寸的贞操带。”
崔雅已经想好大略的治疗计划。虽然我们都很热衷另类疗法和整体医学，但细察之下才发现，没有一种另类疗法，包括赛门顿观想(Simonton visualization)、泽森食疗、巴哈马的伯顿疗法在治疗第四期的肿瘤上有任何成效，这些肿瘤是癌症中的纳粹党，小麦草汁和积极思考不会给它们很深的印象。如果想有任何存活的机会，必须用核弹把它们炸光——这时白人的主流医学就有用了。
崔雅经过仔细的考量，最后决定第一步采用主流医学的治疗方法，然后结合所有的另类疗法加以辅助。当然，另类疗法并不鼓励采用主流医学的方法，譬如放疗或化疗，因为它们会造成免疫系统的永久伤害，而减低另类疗法的疗效。
这样的看法部分属实，但癌症的病情比大部分另类疗者的想像要更细微。举例来说，放疗确实会减少白血球的数量，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况且免疫力的不足和长期的白血球减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白血球的数量和免疫力的品质无关，譬如某些接受化疗的人并没有显现更高几率的感冒、一般感染或续发性的癌症，虽然他们的白血球数量可能比较少。事实是，许多采用另类疗法的病患死了，当然最方便的借口就是，“你应该早点来找我们的。”
欧洲的主流疗法发现，切除部分的肿瘤，然后做放疗，基本上和全部切除肿瘤的疗效是一样的。彼得、崔雅和我都认为切除部分的肿瘤是比较合理的方式。
1983年的12月15日，崔雅和我在旧金山儿童医院的二○三病房度过了我们的蜜月。
“你在做什么?”
“我请他们拿一张行军床来，我今天晚上要睡在这个房间里。”
“他们不会答应你的。”
肯给了我一个你在开玩笑的表情，“孩子，如果你是个病人，住院是件很可怕的事，在这里你可能感染其他地方无法感染到的细菌。如果细菌不让你生病，这些食物也会让你生病。我非住在这里不可，而且现在是我们的蜜月期。”
他拿了一张行军床，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六尺四的身材大部分都悬在床外。手术前他送了我一束花，卡片上写着：“送给我灵魂的另一半”。
崔雅很快便恢复了活动，她再度浮现出生来巨大的勇气，泰然地度过了这段煎熬。
12月11日：彼得、肯和我三个人意见一致，认为先切除部分的肿瘤和部分的淋巴结，然后做放疗。我感觉很好，还能开玩笑。在麦克斯餐厅吃午饭，和肯一起买圣诞礼物，很晚才回家，觉得相当疲倦，心中涌出对肯的爱，很想把这份爱和宽恕分享给我生命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我的家人。
12月14日：第一次接受针灸治疗，午睡后整装出发，到达旅馆和爸妈吃晚餐，收到更多的结婚礼物。打电话叫凯蒂来。依偎在肯的怀里。
12月15日：九点到达医院，开刀迟了两个小时。开完刀觉得很好，五点醒来，肯、爸妈和凯蒂都在。当天晚上打了吗啡，有点飘飘然，类似静修的感受。每个小时都被叫起来量体温和量血压，肯也得跟着起来，他必须告诉护士我还活着，因为我的心跳一向很慢。
12月16日：整天都在睡觉。到下面的大厅和肯散步。理查兹医生进来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淋巴结没有任何癌细胞。和苏珊娜散步，当天晚上无法入睡，我要求打吗啡和止痛剂。很高兴肯坚持陪在我身边。
12月17日：打电话给许多朋友。读了很久的书。肯去买圣诞礼物，身体觉得很舒服。
12月18日：来了许多访客，肯出差去了。阅读《紫色姐妹花》(The Color Purple)，身体仍然有些酸痛。
12月19日：出院，在麦克斯餐厅吃完饭，和肯买圣诞礼物。觉得很好，很有信心，有时我担心自己太过于自信了。
手术后的冲击是心理上的：崔雅开始利用这段时间从事她所谓的“人生志业”。到底她的人生志业是什么?她给我的解释是，她以前—直倾向于阳性的价值观，也就是总要做点什么，她无法什么也不做，只是存在。阳性的价值观就是制造一些东西，达成某些目的，通常比较有攻击性、竞争性以及等级性：它们总是投射未来，依赖的是原则和判断。基本上，这样的价值观总想把眼前的一切“变得更好”，然而阴性的价值观却是拥抱当下，它们接纳一个人，是因为这个人的本身，而不是他做了什么。它们强调的是关系、包容、接纳、慈悲和关怀。
我认为这两种价值观同样重要，但“存在”的价值观通常与阴性联结，因此崔雅觉得自己过去太重视阳性的价值观，她否定也压抑了自己阴性的那一面。
对崔雅而言，这不是一闪即逝的好奇，我认为这是崔雅一生中最重要的心理议题。这个议题加上其他的东西，促使她把名字从“泰利”改成“崔雅”——她觉得泰利太男性化了。
许多生命的议题变得愈来愈清楚，我记得长久以来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人生的志业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我一直太想要“做”些什么，而没有充分体会什么是“存在”。我是老大，一直想做长子。小时候住在得州，在那里，真正的工作都是属于男人的。我重视男人的价值，不想成为一名家庭主妇，只要心中一出现女性的价值观，我就会抗拒。我否定了我的阴性面、我的身体、我的性别和我滋养的能力，我认同的是我的脑袋、我的父亲、我的逻辑和社会的价值观。
我的癌症令我必须思考燃眉之急的问题——我的志业到底是什么?答案分成了两部分。
首先，我不想透过一名男人来找到自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现在的工作居然是照顾肯，以各种方式来支持他，学习做到这一点又不失去我的自主性。我必须一边扮演这个角色，一边消除心中的恐惧——我把家布置得很好，让他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干脆请一位女佣算了!)，我觉得他的工作极为重要，他对这个世界的贡献是我望尘莫及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肺腑之言)。我全心全意地爱他，他绝对是我工作的重心。如果肯要求我扮演一名好妻子的角色，我反而不可能照做。就因为他丝毫没有要求，甘心情愿地照顾我、扮演好妻子的角色。
其次，我想做的事是癌症病患的咨询工作，这和我一直从事的集体治疗有关。我愈来愈觉得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我准备先写一本与我的癌症有关的书，里面包括各种治疗的理论；访问一些从事身心统合的治疗师和其他的癌症病患，然后制作一卷录影带。
我认为这是走出自我、服务他人的方式。这两者与我终生追求的灵性修持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觉得我的存在开放了。
我的心和脑之间、我的父亲和母亲之间、我的心智和身体之间，全都有了通路。
我的阴与阳，我的科学家与艺术家。
一半是长篇大论的作家，另一半是诗人。
一个是以父亲为榜样、负责任的长子，另一个是喜欢探索、冒险的神秘家。
这绝非崔雅最终的天职，只是一个开端。她的内在有了转化，是一种整合与平衡的感觉。
我们把她的志业称做她的守护神，也就是希腊神话所指的“内心的神”。这个内心的神据说和个人的命运是同义的。崔雅还没有找到她最终的命运、她内心的神和她的天赋。我是她的命运的一部分，不是她最主要的焦点，我只是一个催化剂，她真正的守护神其实是她更高的自己，不久她将在艺术而非工作中崭露头角。而我呢，我已经找到我的命运、我的守护神，它就是写作。我很早就知道我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做；我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也知道我该达成什么任务。当我写作的时候，我是在表达自己的高级自我。当我23岁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才写了两行我就知道自己回到了家园，发现了我自己，找到了自己的目的和内心的神，从那一刻起，我没有任何怀疑。
但一个人的守护神有时是很怪异、恐怖的。如果你尊重它，它就是指导你的灵。那些内心有神的人，都会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天职，反之，如果你听到守护神的召唤，却没有加以留意，它就会变成一个恶魔，神圣的能量和才华变成自我毁灭的活动。基督教的重视神秘体验者认为，地狱的火焰就是被否定的神之爱，或天使被贬成了魔鬼。
听到肯和珍妮丝谈论着他们如果不工作，就会觉得很怪，我听了心里有点着急。肯通常以饮酒或其他的方式来打发不工作的时间；珍妮丝说她工作是为了避免自杀。对我而言，两者的动机似乎截然不同——肯的心中有个守护神促使他工作；珍妮丝的心中则有个利用工作来逃避自己的恶魔。有时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我从不相信自己能做好任何事。我一直觉得别人都有很好的表现，也许到了50岁我才能面对现实，才会认为自己够好了。有时我认为我必须停止追寻我的守护神，我的生命中必须有空间，才能开始展现和成长。
我需要学习，解读我内心最深的含义，并且找到自己的守护神。我不想让我对癌症的愤怒，减少我的神秘经验或我对人生的神圣感；我想利用它来加强我对神秘经验的理解与探索，即使愤怒也可以是神或演化力的示现。我仍然想知道人是如何找到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我发现自己绝对需要工作，一份像芬德霍恩和风中之星那类无目的的工作，我觉得肯与对治癌症是我非常重要的基础，但是我需要找到和肯写作相反的一份工作，如同史蒂芬的建筑和凯西的舞蹈，我必须在我心中也找到一份自创的成就。
接下来我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和我的心灵深处接触，也就是自我成长的内在原则。学着去理解和追寻这份原则等于在聆听和顺从神的旨意，我们必须向内探索，也就是和一个人最深、最真实的部分接触，然后认识它、滋养它，让它变得更成熟，并且发展出一份贯彻到底的意志力，即使它和我们的理性思维相互矛盾，也要有勇气贯彻到底。这就是我目前的任务……
崔雅和我后来历经了一场噩梦。她的痛苦是她尚未找到心中的守护神，我的痛苦是我找到了守护神却让它溜了。我的天使变成了恶魔，我差点没被地狱里某个折磨人的情境摧毁。
我们和家人一起度过圣诞，然后返回穆尔海滩。崔雅开始接受放疗，坎崔尔医师是一位可亲而杰出的人。他的妻子也死于癌症，他有时给人直率与冷漠的印象。虽然是错误的，仍然会带给人威胁感。除了给予崔雅第一流的放疗之外，他还给了她—个机会锻炼自己对付医生的磨功，后来她的磨功几近完美。
他们绝不会鞭策你，你必须主动提出问题、穷追不舍，最重要的是不能觉得自己很蠢，尤其不要被他们那副忙得连回答问题的时间都没有的模样所挫。命在旦夕的是你，所以赶快提出你的问题。
崔雅在她的病痛中逐渐学会自主的态度。她接受了五周半的放疗，这是一种无痛的治疗，主要的副作用是轻微的疲倦感及类似流行性感冒的症状。崔雅开始履行她最应该做的事：“改变那些人生中必须改变的事。”
今天开始放疗，我对这项治疗中的纪律非常兴奋，因为它会帮助我提高在其他领域中的自律能力。我开始每天长途散步，我需要某个让我专注的计划和工作来度过这段时间——向外表现我的能量而不是把能量转向内在，因此我开始撰写我的癌症经验。肯为我做多种维他命的治疗 (他曾经受过生化训练)，他买了50包以上的多种维他命，把它在书房的水槽里混在一起，一边搅和，一边发出科学怪人的声音。煮饭的工作大部分由他负责，他同时也是我的营养师。他是一名很棒的厨师!他的副业就是让我发笑。昨天我回家以后问他整天都做了什么。“哦!天啊!今天过得太离谱了，车子撞了，菜也烧焦了，老婆也被我打了。哎!忘了打老婆了……”接着就在餐桌的四周追着我跑。除了静修、运动、针灸、吃维他命、食疗和写书之外，我开始做观想的练习。目前我正在看两名整体医疗的大夫，并且更努力写日记；写日记是自我治疗的一部分。
现在我觉得一切都在掌握中，我提出问题，并且负起责任。手术后只有两天，痛苦便消失了。不完全依赖医生，感觉自己也能自力救济是非常重要的事。阅读诺曼·科森(Norman Cousins)所写的《爱的治疗力量》(The Healing Heart)，他说他从没有沮丧过，因为一直都在做一些可以让自己痊愈的事。听起来很棒，但我还是会沮丧，部分原因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得癌症，可是我知道我必须做的改变是什么。因此我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这件事上，我知道只要我一直闻、思、修，我的士气就能维持高昂。如果我觉得自己是一名受害者，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医生和肯，我就会十分沮丧。我的功课就是要保持活下去的意志力。
和“做主”同样重要的是学习放下、臣服、随顺因缘而不加以抗拒。放下与做主是互相对立的——这也是“存在”和“做”，阴阳生万物的另一个版本。这里并不是指“存在”胜过“做”，或阴对了阳错了：整个重点是在找到平衡，也就是古代中国人所谓的阴阳之道——崔雅在和癌症抗争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议题就是找到平衡——存在与做、做主与放下、抵抗与开放、抗争和臣服、意志力与接受力之间的平衡。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讨论这个平衡的问题，每一次都会产生不同的观点。
我需要学习平衡活下去的意志力和对死亡的接纳。我觉得我已经接受了死亡，我担心的是我可能想死，可是又不真的想死，我只是不怕它而已。我不想离开，因此我必须抗争到底!
最近我和杰里·扬波尔斯基(Jerry Jampolsky)讨论过。他根据《奇迹的课程》写了好几本书，最著名的一本是《爱就是放下恐惧》 (Love is Letting Go of Fear)。我需要学习放下，他真的帮我摆脱了旧有的模式，与其想改变自己或别人，不如试着去宽恕自己和别人。如果我无法宽恕某个人，那么就祈求自己心中的圣灵或更高层次的自己去宽恕别人和自己。
宽恕自己意味着接纳自己，也就是我必须放弃我的老朋友——自我谴责。当我在观想那些阻碍我、让我老是觉得不对劲的东西时，我会联想到一只弓起尾巴的蝎子，正准备蜇自己的身体，这便是我的自责，我总是无情地贬低自己，感觉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一份自怨自艾的感觉，使我无法见到光明和奇迹，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我以前常把人们对我的称赞写下来，因为我并不十分相信别人真有那种感觉。虽然知道自己是个好人，别人很喜欢接近我，也算聪明、漂亮，然而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真的爱我。
崔雅并不是没有成就，她从霍利约克学校毕业之后，教了一段时间英文，进波士顿大学修硕士学位；她帮助创立了风中之星，在那里当了三年的教育指导员；后来在加州整合学院取得心理...............................................................
因为崔雅在目前这个阶段并不怎么重视自己的存在面，所以她无法了解人们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她、爱她、想接近她。其实人们被吸引的是她不凡的品质，而不是她做过什么。有时她会因为我爱她而大吃一惊，她的反应也令我大吃一惊。
我们在一起的头一年，为了以下的问题足足讨论了十几次：“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爱你?你是不是在开玩笑?你是说真的吗?我全心全意地爱你，你的心里应该有数。我24小时都陪在你身边，我爱你爱得发狂。你认为你还没有找到你最终的天职，我确信你会找到的，目前你完全忽略了自己的存在、能量和尊严。你真是在开自己的玩笑，因为你清楚大家有多么喜欢你。我从没看到任何人像你一样有这么多的死党。我们爱的是你，而不是你做了些什么。”
那个讯息缓慢而坚实地潜入我的心中，杰里也提出了这个观点：“你存在的本身就是值得被爱的，你不需要再添加什么了，如果你无法找出被爱的理由，不妨想想下面这句话：你是上帝的杰作，因为上帝创造了你，所以你是值得被爱的。”问题是我可以感觉被爱，但是一想到过去和未来，我仍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和肯的关系依然是新鲜的，我完全依赖他，但心中的小女孩还是害怕有一天他会不见了。肯是不是要年复一年地陪在我身边，才能填满那个空洞。每当我问他是否会一直陪在我身边，他总是回答：“孩子，我也不知道，20年后再问我吧!”还有什么比肯陪在我身边，更能证明上帝是爱我的!
我一直不喜欢依赖任何人，所有的事都要自己做，我怕他们会令我失望。昨晚我梦见地震来了，我和其他人正准备面对这个灾难。就在最后的关头，我突然怀疑我的准备是否充足，我问身边的女士可否躲到她的庇护所去。我是不是凡事都想靠自己，但立刻又想求援?
我觉得杰里帮助我转了一个方向——我其实不需要每种事情都靠自己，我可以只是存在，而不必整天都在做事。于是我坦然地接受放疗，不再抗拒它，并且观想自己又长出了新的组织。我早些时候对放疗的抗拒，其实是不想放下。所以我要学的是放下和让心中的神出现。
罹患癌症和接受放疗的经验，好像给了我一个活得更充实、更不需犹豫的机会。我觉得它也让我更能善待自己——摆脱天蝎座的自我谴责。简而言之：我活得更自在了。
这一场功课对我们而言非常清楚：存在与做事、接纳自己与改善自己之间的平衡。存在意味着：放下和让心中的神出现，接纳、信赖、宽恕。做事意味着：负起改变自己的责任，并且全力以赴。以下是一句历久不衰的祈祷文：
请神赐予我祥和，让我欣然接纳那些我无法改变的事。请神赐予我勇气，让我改变那些我所能改变的事，并能明辨两者的差别。
崔雅和我在阿斯彭度夏。崔雅在这里来来回回住了10年，这儿就是她的家。离开芬德霍恩之后，崔雅回到阿斯彭，与约翰·丹佛、托马斯·克莱姆、史蒂芬·康吉尔等人共创了风中之星之后，又加入落基山学会，这个学会被视为全球最杰出的另类思考中心。
多么美妙的夏季，崔雅有这么多杰出的朋友，每个人都让我感到投缘。崔雅放射出来的能量和诚挚，如同一个仁慈的警报器，吸引了许多男男女女来到她的身边。人们喜欢接近她，而她也永远有求必应。
我还在写书，书名是《意识的转化》(Transformations of Conscious ness：Contemplative and Conventional Perspectives on Development)，由我和杰克·英格勒(Jack Engler)及丹尼尔·布朗(Daniel P.Brown)合写。他们两位是专门研究东西方心理学的哈佛教授。书的主题是，如果我们结合西方各门派的心理学与东方的灵性法门(包括西方的神秘体验论)，那么我们对人类的成长和发展，对身、心、灵各个层面的认识，便能帮助我们很快地认出各种心理症，继而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纽约时报》称这本书为“到目前为止最前卫、最练达的东西方心理学综合体”。
崔雅和我最喜欢的活动仍是坐在沙发上彼此拥抱，感觉我们之间跳跃的能量。我们时常被这些能量提升到只有爱、没有死亡、两个灵魂联结成永恒的境界。
然而，这样的境界却使我陷入两难，我愈是爱崔雅，愈是恐惧她的死亡。它一直提醒着我佛法的核心教诲：万事皆无常，没有永恒不变的事，只有整体宇宙是永恒的，所有的局部都注定要死亡和毁坏。透过静修或神秘的觉察，便能超越个人的牢笼，尝到圆满的滋味。但是，当我在静修时，还不能维持太长的时间；在神秘修炼上，我还是一个新手。虽然崔雅和我能透过拥抱，进入那份永恒感受，但不久连这个境界也逐渐褪色。好像我们的灵魂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拥有这么丰富的礼物。就在这个美妙的夏季，崔雅和我终于领悟癌症的真正噩梦是什么。如果我早晨起来觉得有点头痛或喉咙痛，我可能耸耸肩就去忙别的了。但癌症病患如果有这些症状，便意味着她可能有脑癌、骨癌或喉癌。即使一点点的痉挛或疼痛，都会让人联想到不祥的恶兆。经过几周、几个月或几年之后，癌症带给你身体的感觉，就像遭受中国人灌水的酷刑一般。在阿斯彭的夏末，这种细微的折磨，对我们所造成的影响已经愈积愈多，当然，崔雅的感觉尤其严重。
我回到了普通大千世界，不是我和崔雅超越时空，合而为一的世界，而是现实的世界，肯爱崔雅，但是崔雅可能死去。失去她的想法是无法承受的。我拥有的唯一支撑就是尽力让自己清醒地明白一切都是短暂的，你之所以爱一些东西正是因为它们是飞逝的、短暂的。我慢慢地明白，爱并不像我一直想像的那样是占有，爱更多的是失去。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十
“这份感觉有点像在走钢索，但走的其实是剃刀。你必须一边尝试、努力、专注、保持纪律，一边又能开放自己允许事情发生、放松和安住在当下。”
我觉得不舒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时到中午才能醒来。我很担忧，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癌症又复发了?接着理性的一面又告诉自己：不要傻了，你有点反应过度了，你是不是患了忧郁症?从加州回来验血后再说吧!也许眼前没什么挑战，所以有点沮丧。
但是我很早以前就告诉自己要追踪这些感觉，即使大部分的时候我都在喊狼来了。我称自己为忧郁症患者，主要是我不想漏掉真正的症状。如果有事情发生，最好是早点察觉，因此我打了一通电话给阿斯彭的一位老医生。我很担心癌症会复发，我怕和肯相处的时间没多久了，我也害怕以新的方式面对未知与死亡。眼泪是释放压力最好的方式，有点像把脓疮戳破，让它快一点愈合。
到达医生的诊所，我的眼泪差一点流了出来，我一向都控制得很好，没想到真正需要它的时候，竟然无法自持。护士走后，我抓了一张面巾，心里一边挣扎，眼泪一边流了下来。有什么了不得，想哭就哭吧，但为什么我仍觉得哭是件羞耻的事?
医生走了进来，他叫惠特·科姆，我一直很信任他。他告诉我，我疲倦的主因是我所接受的麻醉、放疗和花粉热的过敏，引起了免疫系统的受损。他再度提醒我只能吃蔬菜、水果和全谷类，而且要把农药彻底洗净。不要喝加了氯的消毒水，不要吃肉，因为我注射了荷尔蒙和抗生素，白色的鱼偶尔可以吃。要开始做运动，同时要服用身体可以承受的维他命B、C来帮助过敏症。不要服用抗组织胺，除非真的需要，因为它们只会把症状掩饰住。小心不要服用含有酵母的维他命，尤其是维他命B，因为过敏体质常会对酵母产生反应。要经常服用乳酸菌。
他又做了更多的建议，我哭了。我觉得在他的面前可以哭，因为他能深入我所经历或发生的事。当我走出诊所时，心里觉得好过许多。医生的工作其实大部分都涉及了情绪和心理治疗。
没想到肯的新书也对我产生了疗效。阅读《来自伊甸园》，让我更加了解人类为什么会压抑死亡，或者否定必死的命运。肯追溯历史上四个主要的发展期——拟古期、巫术期、神话期和理性期，并指出人类如何在每个阶段利用不朽的象征来逃避死亡。因此，人类压抑最多的是死亡，而不是性，死亡是最终和最大的禁忌。看到人类竟然用这样多的方式来否定、压抑和逃避死亡，我开始以更开放的心情来对待它。肯主要的观点是，我们必须接纳死亡，才能有灵性上的成长。私我必须死亡，灵性才能觉醒，否定了死亡，就等于否定了神。
我记得发现自己罹患乳癌时，心中的想法是，既然要死了，就死吧!反正迟早要发生的。我对死亡的本身并不十分恐惧，但趋向死亡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却令人感到很恐怖。我当时主要的感觉是，如果死亡是必然要发生的事，那就顺其自然吧!
接着我的感觉又改变了。书读得愈多，接触的人愈多，便愈觉得接受死亡是很危险的态度。我开始害怕，如果我活下去的意志力不够强大，可能会死得更早，我强迫自己必须活下去。
这使我做了许多快速的决定，但同时又开始产生了更多的担忧。每当身体上有一点疼痛时，我就会担忧。也许癌症又复发了，最好该赶快打电话通知医生。每天都这样度过，真不是好玩的事。
阅读《来自伊甸园》，掀开了我最后一层自欺的面纱。它帮助我认清，我们的文化已经演进到一个程度，我们对死亡的认知比以往更为敏锐，因此也发展出更坚强、更微细的逃避死亡的方式。存在主义的哲学家曾经指出，逃避死亡导致人生更加消极，因为生与死是手牵着手的，你否定了死，等于否定了生。如果我惧怕死亡，我会非常担忧，所以我愈是怕死，就愈是恐惧人生，如此一来，我就无法全然活着。
我发现我逐渐被教导得愈来愈怕死，这便是为什么我开始担忧身体的一些症状。我没有认清自己决心要活下去的反面意味，就是对死亡的恐惧，执著于生，其实意味着放不下。
因此，我试着不把每件事抓得那么紧。就是这份执著让我产生了非黑即白的态度：我要不就想活，要不就会死。然而比较放松的思考方式应该是：我既可以拥有活下去的欲望，又能在大限来临时放下一切。
这份感觉很新鲜，我还没有完全抓住其中的窍门。每当我感觉疲倦或眼睛酸痛时，我仍然有点担忧，但是我比较能接受，也比较能顺其自然了。
这份感觉有点像在走钢索，但走的其实是剃刀。你必须一边尝试、努力、专注、保持纪律，一边又能开放自己允许事情发生、放松和安住在当下。我知道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是失衡的，尤其当我觉察到自己在用力或怠惰时。我经常利用我的担忧来提醒自己已经失衡了或过于执著。求生的意志与接受现状之间的平衡很难处理。需要有技巧。但这样做感觉要好得多。担忧是个懒汉，既简单又平淡。
这意味着崔雅已经对自己的严格治疗程序比较放松了。她仍然在自己身上下功夫(她的自律令许多人感到惊讶，然而她觉得自己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紧抓和执著了)。
我们和那塞尼尔·布莱登及他的妻子戴维丝共进晚餐。那塞尼尔是肯的老朋友，我很喜欢这对夫妻。他问我有没有做一些观想，我告诉他在接受放疗时观想辐射线杀死了我的坏细胞，好细胞也很快被修复；这给我一种参与的感觉，或部分的掌控感。但后来我停止了，因为我似乎得制造一个假想敌——观想癌细胞被打败了，才能继续观想，然而我找不到任何观想癌细胞的理由，真正让我觉得健康的是，想像胸部的细胞不断地自动修复。有些时候我会想像免疫系统变得很活跃，但如果我很执著地做这些观想，我只是在恐惧死亡罢了。
那塞尼尔认为塞门顿的方法会造成人们的自我谴责；肯的解释似乎比较有理，他认为10%至20的人得病是因为心理因素，有40%的人痊愈，也是心理因素造成的。
那塞尼尔和肯如往常一样辩论着，我不认为任何一方会先停止。那塞尼尔说：“我觉得你是对神秘体验论最清楚的作家，然而你的整个立场是自我矛盾的。你说神秘体验论是要和宇宙合一，如果我和宇宙合一了，我就失去了身为人的动机，那不如转个身死去算了。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不是无形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我真的与整体合一，那么我连吃东西的理由都没有了，更何况是做其他的事?”
肯说：“整体和局部并不是互不相融的，重视神秘体验者仍然会感觉痛苦、饥饿、欢笑、喜悦。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并不意味那个局部就消失了，反而是局部找到了基础和意义。虽然是个体，但你觉得自己更是大家族中的一员，就像你和戴维丝的结合带给你更多的价值和意义。神秘体验论就是对自己的身份有了认同感，并找到了更大的意义和价值。这个经验并不会让你觉得掉了一只胳臂。”
他们就这样一直不停地辩论着。
在回家的途中，我一直告诉肯他做的哪些事情是我所喜爱的。他说他可以举出一打的事情证明他有多么爱我，但是他准备一年只告诉我一件。我求他至少每六个月要告诉我一件，后来我发现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让我有兴致活得更久一点。他说他不知道如果我离开了他，他会怎么样，于是我想起以前他说过的，如果我死了，他会到中阴身来找我，不论发生任何事，他都会找到我。
那个夏天发生了一件事，严重地冲击了我们的生活和未来的计划——崔雅怀孕了!她以前从没有怀孕过，她一直认为自己无法受孕。崔雅觉得兴高采烈，我则十分震惊。崔雅的医生们一致认为她应该做人工流产，因为怀孕时激增的女性荷尔蒙会让癌细胞得到更多的滋养。
我对扮演父亲这个角色感到有些冲突，在我们尚未决定做人工流产以前，我的反应并不十分热络，这令崔雅非常失望。我替自己找到的理由是，我大部分的朋友对扮演父亲的角色都不觉兴奋，直到孩子生下来放在他们的怀中才有所改变。男人听到女人怀孕的消息，都会感到某种程度的惊慌失措，但是当你把小宝贝放在他们的怀中，他们就逐渐变成淌着口水、心满意足的傻爸爸，然而做母亲的似乎从受孕的那一刻起便开始容光焕发。崔雅觉得这些话都没有说服力；她觉得我的态度是弃而不顾。自从相遇到现在，这是我头一次令她深感失望。怀孕和人工流产、生与死……好像我们的功课还不够似的。
虽然仍觉得矛盾，至少我能以游戏的心情来面对：让我们赶快把崔雅治好，开始过真正的家庭生活。
这个事件激起了我们的筑巢本能，生活起了急遽的变化。在这之前，崔雅和我过得都像僧侣一般，奉行简朴度日的原则，我更像一名禅宗的和尚。认识崔雅时，我只有一张书桌、一台打字机和四千本书：崔雅拥有的东西也不多。一旦决定过真正的家庭生活，这一切都有了戏剧性的变化，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可以容纳很多人的大房子……
亲爱的玛莎：
非常感谢你送给我的那张地图——这真是非常具有原创性的结婚礼物。你知道我曾经修过地理，还差两个学分就可以拿到硕士学位，我很爱地图，读研究所时，我最喜欢的科目就是地图制作!
我们目前的大消息是我们将搬到塔霍湖居住，原因是我突然怀孕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很讽刺的是，发觉怀孕的前一周我曾经问过大夫，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能不能怀孕。妇科大夫说我永远都不该怀孕，我觉得非常的凄惨。肯虽然很棒，但我不认为他了解这件事对我的意义。他显得有些疏离、对立，即使后来对我表达了歉意，我还是哭了一整个星期。
后来我发现自己真的怀孕了!好惨，因为我们必须把它拿掉。那是非常痛苦的经验，但这是正确的决定。我现在一有些微的疼痛，就得找医生检查，我无法想像怀孕会对癌症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但医生们都同意，如果我两年之内不再有癌症，就可以怀孕生子。肯对这件事有一点歧见，他应该是个很棒的父亲。他开玩笑地说，因为他的情绪年龄和小孩一样，所以孩子们都很喜欢他，总而言之，这个事件激起了我们的筑巢本能，让我们找到塔霍湖一栋美丽的房子。
我们以前就想搬到塔霍湖去，我喜欢住在山里，而且距离旧金山只有四小时车程。第一次开车上去的时候，曾经过南塔霍湖，那是一个新开发的小镇，大概有15年的历史。里面有一个小滑雪场、两个高尔夫球场和两个私人海滩。肯说：“惨了!我们未来的家竟然是个乡村俱乐部，我需要它就等于我需要另一次的开悟经验一样。”他爱碧蓝的湖水和旁边的白沙滩。他和我都急于搬离旧金山，我们看了许多房子，最后到阿斯彭度夏的路上，找到了我们所要的房子。
我们非常兴奋，这房子的所在地交通便利，周围的景色也很美，是我们所看到的房子中最好的一栋。因为还在建造中，所以我们可以指定想要的材料，如地毯、壁纸、油漆的颜色等等。我知道你两年以后才会回来，到时候一定要来看我们，也许那时候我们已经有小孩了!再一次谢谢你送的地图。
爱你的泰利于穆尔海滩
1984年9月16日
“你到哪里去?”我问她。
“我马上就回来，我只是去泡杯茶，你该不是有点害怕吧?”
“我，哦!不，我好得很。”壁炉里的火已经快熄了，崔雅虽然才走了几分钟，感觉上却有几小时之久，屋子里很冷。
“崔雅?亲爱的，崔雅?”
崔雅和我非常急于搬到塔霍湖，那里给我们一份安全和救赎的感受。我们已经准备好要生小孩，我也想重新开始写作，一切都充满着希望。
一年来，我们首次觉得放松了。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十一
“你的心就是你的实验室，而静修就是你的实验。”
崔雅和我多年来都有打坐的习惯，去年发生的事情令我们觉得更需打坐。在还没搬到塔霍湖之前，崔雅参加了一次禅十，指导老师是她最喜欢的葛印卡(Goenka)，他教的是原始佛法的内观。
解释静修有很多种方式，譬如它到底是什么?要做什么?能造成什么?有人说静修是要引起放松的反应，又有人说静修是要加强觉知，是让自己集中焦点的方法，一种让念头停止、使身心放松的方式，是使中枢神经平静下来的技巧，也是一种释放压力、加强自尊、减轻沮丧的途径。
这些讲法都属实，静修的效果已经得到临床证明：然而我要强调的是，静修的本身一向属于灵性的锻炼，不论基督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或道家修行都发明了各种静修的方法，使我们的心灵能向内探索，让我们最后和神性认同——“天主的国就在我们的心中”——从一开始静修就是通往天堂的大道。不论它有任何其他的益处，主要还是为了寻找内心的神。
我认为静修是灵性的而非宗教之事。灵性之事和真实的体验有关，它不仅是信仰而已；神是万物的根基，而非拟人化的父权形象，它要我们觉醒自己的真实的大我，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小我祈祷。它要锻炼我们的觉察，而不是要我们遵循教会的道德教条，譬如不饮酒、不抽烟或不纵欲。它要我们每个人都找到心中的神明，而不是去发现这所教会或那座庙宇做了什么事。圣雄甘地是属于灵性的，奥罗尔·罗伯茨则是属于宗教的。爱因斯坦、马丁·路德·金、史怀哲、爱默生、梭罗、德蕾莎修女、朱丽安(Dame Julian)、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这些人都是属于灵性的。比利·葛拉汉(Billy Grahaln)、总主教西恩(Sheen)、罗伯特·舒乐(Robert Shuller)、派特·罗勃森(Pat Robertson)、枢机主教奥康纳(Cardinal O’Connor)——这些人都是属于宗教的。
静修是属于灵性的；祈祷是属于宗教的。也就是说我祈求神给我一辆新车、帮助我升官，等等，是一种宗教的行为，因为这么做只是希望小小的私我能得到满足。静修却要超越整个私我，它并不想从神那儿得到真实或想像的东西，而是要献出自身以通往更大的觉知。
静修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教派别，它是全人类普遍的灵性文化的一部分，可以使生活的每个层面都充满觉知；换句话说，它就是长青哲学的一部分。
在崔雅和我搬去塔霍湖之前，我被安排接受一次访问，题目便是静修。因为要搬家，我无法和访谈者碰面，于是我要求他们把问题写在纸上寄来给我。崔雅和我一样熟悉这个题目，她详读那些问题之后，加上了自己的意见，假装一无所知地充当起访问者，同时也扮演了魔鬼的拥护者。
这次访问是要讨论自我必须死亡，才能找到宇宙的大我或神。崔雅的肉体可能面临死亡这件事，使这次的访谈有了更深刻的意义。访问进行到某个阶段，我难过得几乎无法继续下去。
崔雅可能面临死亡这件事，变成我们最殊胜的灵性导师。肉体的死亡令心理上的死亡更为坚实有力。世界各地的神秘体验论者不断告诉我们：只有接受死亡，才能找到真正的生命。
《意识光谱》（肯·威尔伯著）
崔雅：你何不先解释一下“长青哲学”是什么?
肯：长青哲学是世上最伟大的灵性导师、哲学家、思想家与科学家所抱持的世界观，被形容为“长青的”或“普遍的”，是因为它在全球各地的每个时代都出现过，印度、墨西哥、中国及其西藏、日本、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埃及、德国、希腊等地，我们都可以发现它的踪迹。
不论出现在何处，它的面貌都很相似。我们这些很难有共识的现代人，对这个现象可能无法置信。爱伦·瓦兹(Alan Watts)总结有关的材料说：“因为我们几乎完全无法觉察自己的心态有多么怪异，所以我们不能看到某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这个世界有共通的哲学上的宇宙观。不论今日或6000年前，不论西方的新墨西哥州或远东的日本，都有许多人抱持同样的洞见，教授同样的根本教诲。”
这是相当值得注意的事，我认为基本上这是人类对宇宙共通真理的一项圣约。全体人类对于超凡入圣的经验已经有了共识，这便是解释长青哲学的方式之一。
崔雅：你说长青哲学基本上是各种不同文化的共识，但现代的论证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由语言和文化铸造的，既然文化和语言时常大异其趣，我们又怎能找到任何普遍的或集体的真相?并没有所谓人类的情境，只有人类的历史。而世界各地的历史是截然不同的，你对文化的相对性有什么看法?
肯：每个地方确实有不同的文化。探索它们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努力。但文化的相对性并非完整的真相，除了明显的文化差异，譬如饮食方式、语言结构或求偶习俗之外，人类存在的各种现象，有许多是集体的或环宇相通的，譬如人类的身体，不论在曼哈顿或莫桑比克，不论今日或数千年前，大家都有两百零八根骨头、一个心脏、两个肾脏，等等。这些普遍的特征，我们称为“深层结构”，不论在何处，它们都是相同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同的文化时常以不同的方式利用这些深层结构，譬如中国人的缠足、乌班吉人(Ubangi)的阔嘴习俗、文身彩绘、衣着的式样、性，等等，每一个民族都有不同的展现，这些我们称之为“表层结构”，因为它们是属于当地的，而非全球共通的。
从人类的头脑，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同的现象。每个文化都有不同的属于头脑的“表层结构”，但除此之外，还有共通的“深层结构”，也就是说人类都有能力组成意象、符号、概念和准则。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意象和符号，但组成这些头脑结构和语言结构的能力以及这些结构的本身，却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全世界人的身体都能长出头发，全世界人的头脑都能生出各种概念，全世界人的心灵也都能直觉到神性的存在。这些直觉和洞见形成了世上伟大的灵性或智慧传统。这些伟大的传统虽然在表层结构上有所不同，它们的深层结构却十分相似，甚至是完全相同的。长青哲学想要研究的便是人类和神性相遇的深层结构。如果你能发现一个真理是印度教徒、基督徒、佛教徒、道家和苏菲智者都赞同的，你就可能发现了某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能告诉你宇宙的真相和最终的意义，它能碰触到人类状况的核心。
崔雅：从表面看来，你很难发现佛教和基督教有什么共通之处，因此长青哲学到底有什么重点?各个宗教之间到底有什么共通之处?
肯：至少有一打以上。我可以举出七个最重要的重点：第一，神性是存在的；第二，神性就在我们心中；第三，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领悟内在的神性，因为我们都活在罪恶感、界分感和二元对立中——也就是说，我们都活在堕落或虚幻的情境中；第四，从这样的情境中解脱是有路可循的，第五，如果我们循着这条路走到终点，结果就是再生、解脱或直接体验内在的神性；第六，如此一来，罪恶和痛苦便止息了，第七，接着便开展出众生一体的慈悲行动。
崔雅：你表达得非常详尽，请一一加以解释。
肯：神性是存在的，神是存在的，最终的实相是存在的，你可以称之为梵(Brahman)、法身(Dharmakaya)、凯瑟(Kether)、道(Tao)、阿拉(Allah)、湿婆(shiva)、耶和华、阿顿(Aton)——“它有许多名称，所指的却是同一个境界。”
崔雅：但你怎么知道神性是存在的?重视神秘体验者所说的存在，他们以什么作为立论的基础?
肯：他们以直接的体验做基础，以真实的灵性体验做基础，而不仅是奠基在信仰、概念、理论或教条之上。就是这份体验令重视神秘体验者有别于那些只相信宗教教条的人。
崔雅：但是有人认为神秘体验并不是确切的知识，因为它是难以言喻的，因此无法传达。
肯：神秘体验确实是难以言喻的，你无法以语言完整地说明。任何的体验如观赏落日，吃一块蛋糕、聆听巴赫的音乐，你都必须体会，才能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但我们不会因此下结论说，夕阳、蛋糕、音乐不存在或无效。进一步来看，即使神秘体验难以言喻，它仍然“可以”被传达。譬如柔道可以经由老师传授，但无法以言语表达，灵性修持也是一样，可以经由灵性大师或老师的指导而有所体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