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关心社会伦理问题，是从研究同性恋始。我做社会学研究，但是这样一个研究题目当然和社会伦理问题有关系。现在有人说，同性恋是一种社会丑恶现象，我反对这种说法，但不想在此详加讨论——我的看法是，同性恋是指一些人和他们的生活，说人家是种社会现象很不郑重。我要是说女人是种社会现象，大家以为如何？——我只想转述一位万事通先生在澡堂里对这个问题发表的宏论，他说：“同性恋那是外国的高级玩艺儿，我们这里有些人就会赶时髦……这艾滋病也不是谁想得就配得的！”在他说这些话时，我的一位调查对象就在一边坐着。后者告诉我说，他的同性恋倾向是与生俱来的。他既不是想赶时髦，也不是想得艾滋病。他还认为，生为一个同性恋者，是世间最沉重的事。我想，假如这位万事通先生知道这一切，也不会对同性恋做出轻浮、赶时髦这样的价值评判，除非他对自己说出的话是对是错也不关心。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伦理道德的论域也和其他论域一样，你也需要先明白有关事实才能下结论，而并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只要你是个好人，或者说，站对了立场，一切都可以不言自明。不管你学物理也好，学数学也罢，都得想破了脑袋，才能得到一点成绩；假设有一个领域，你在其中想都不用想就能得到大批的成绩，那倒是很开心的事。不过，假如我有了这样的感觉，一定要先去看看心理医生。
在本文开始的时候，提出了“道德保守主义”这样一种说法。我以为“道德保守主义”和不问价值取向是否合理、只求积极进取的倾向，在现象上是一回事，虽然它们在逻辑上没有什么联系。这主要是因为假如你不考虑价值取向这样一个主要问题（换言之，你以为旧有的价值取向都是对的，无须为之动脑子），就会节省大量的精力，干起呼吁、提倡这类事情时，当然精力充沛，无人能比。
举例来说，有关传统道德里让寡妇守节，我们知道，有人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又有人说过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些先生没有仔细考虑过让寡妇守节是否合理，此种伦理是否有必要变革，所以才能如此轻松地得出要丧偶女士饿死这样一个可怕的结论。
喜欢萧伯纳的朋友一定记得，在《巴巴拉少校》一剧里，安德谢夫先生见到了平时很少见到的儿子斯泰芬。老先生要考较一下儿子，就问他能干点什么。他答道：干什么都不行，我的特长在于明辨是非。假如我理解得对，斯泰芬先生是说他在伦理道德方面有与生俱来的能力。安德谢夫把斯泰芬狠狠损了一顿，说道：你说的那件事，其实是世界上最难的事。
当然，这位老爷子不是在玩深沉，他的意思是说，你要明辨是非，就要把与此有关的一切事都搞清。这是最高的智慧，绝不是最低的一种。这件事绝不轻松，是与非并不是不言自明的。
在伦理道德的论域里，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只有详细地考虑有关证据，经过痛苦的思索过程，才能搞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就是这样考虑伦理问题的；另一种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根本无须考虑，只剩下了如何行动的问题——我嫉妒这种立论的方式，这实在太省心。假设有位女子风华绝代，那么她可以认为，每个男人都会爱上她，而且这么想是有理由的。但我很难想象，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相信自己一拍脑袋想出来的东西就是对的；现在能想出的唯一例子就是圣灵充满的耶稣基督。我这辈子也不会自大到这种程度。还有一种东西可以拯救我们，那就是相信有一种东西绝对是对的，比如一个传统，一本小红书，你和它融为一体时，也就达到了圣灵充满的境界。
在这种状态下，你会感到一切价值取向上的是与非都一目了然，你会看到那些没有被“充满”的人都是那么堕落，因而充满了道德上的紧迫感。也许有一天，我会向这种诱惑屈服，但现在还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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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文化热
我们已经有了好几次文化热：第一次好像是在八五年，我正在海外留学，有朋友告诉我说，国内正在热着。到八八年我回国时，又赶上了第二次热。这两年又来了一次文化批评热，又名“人文精神的讨论”。看来文化热这种现象，和流行性感冒有某种近似之处。前两次热还有点正经，起码介绍了些国外社会科学的成果，最近这次很不行，主要是在发些牢骚：说社会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态度不端正，知识分子自己也不端正；夫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们要向君子看齐——可能还说了些别的。但我以为，以上所述，就是文化批评热中多数议论的要点。在文化批评热里王朔被人臭骂，正如《水浒传》里郓城县都头插翅虎雷横在勾栏里遭人奚落：你这厮若识得子弟门庭时，狗头上生角！文化就是这种子弟门庭，决不容痞子插足。如此看来，文化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还有点党同伐异的意思；但我不愿把别人想得太坏，所以就说，这次热的文化，乃是一种操守，要求大家洁身自好，不要受物欲的玷污。我们文化人就如唐僧，俗世的物欲就如一个母蝎子精，我们可不要受她的勾引，和那个妖女睡觉，丧了元阳，走了真精，此后不再是童男子，不配前往西天礼佛——这样胡扯下去，别人就会不承认我是文化人，取消我讨论文化问题的权利。我想要说的是，像这样热下去，我就要不知道文化是什么了。
我知道一种文化的定义是这样的：文化是一个社会里精神财富的积累，通过物质媒介（书籍、艺术品等等）传诸后世或向周围传播。根据这种观点，文化是创造性劳动的成果。现在正热着的观点却说，文化是种操守，是端正的态度，属伦理学范畴。我也不便说哪种观点更对。但就现在人们呼吁的“人文精神的回归”，我倒知道一个例子：文艺复兴。这虽是个历史时期，但现在还看得见、摸得着。为此我们可以前往佛罗伦萨，那里满街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这种建筑是种人文的成果。佛罗伦萨还有无数的画廊、博物馆，走进去就可以看见当时的作品——精妙绝伦，前无古人。由于这些人文的成果，才可以说有人文精神。倘若没有这些成果，佛罗伦萨的人空口说白话道：“我们这里有过一种人文精神”，别人不但不信，还要说他们是骗子。总而言之，所谓人文精神，应当是对某个时期全部人文成果的概括。
现在可以回过头去看看，为什么在中国，一说到文化，人们就往伦理道德方面去理解。我以为这是种历史的误会。众所周知，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乃是孔孟开创的伦理学、道德哲学。这当然是种了不得的大成果，如其不然，别人也不会承认有我们这种文化。很不幸的是，这又造成了一种误会，以为文化即伦理道德，根本就忘了文化应该是多方面的成果——这是个很大的错误。不管怎么说，只有这么一种成果，文化显得单薄乏味。打个比方来说，文化好比是蔬菜，伦理道德是胡萝卜。说胡萝卜是蔬菜没错，说蔬菜是胡萝卜就有点不对头——这次文化热正说到这个地步，下一次就要说蔬菜是胡萝卜缨子，让我们彻底没菜吃。所以，我希望别再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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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争
罗素先生在《权力论》一书里，提到有一种僧侣的权力，过去掌握在教士们手里。他还说，在西方，知识分子是教士的后裔。另外，罗素又说，中国的儒学也拥有僧侣的权力。这就使人想到，中国知识分子是儒士的后裔。教士和儒士拥有的知识来自一些圣书，《圣经》或者《论语》之类。而近代知识分子，即便不是全部，起码也是一部分人，手里并没有圣书。他们令人信服，全凭知识；这种知识本身就可以取信于人。奇怪的是，这后一种知识并不能带来权力。
把儒学和宗教并列，肯定会招来一些反对。儒学没有凭借神的名义，更没有用天堂和地狱来吓唬人。但它也编造了一个神话，就是假如你把它排除在外，任何人都无法统治，天下就会乱作一团，什么秩序、伦理、道德都不会有。这个神话唬住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直到现在还有人相信。罗素说，对学者的尊敬从来就不是出于真知，而是因为想象中他具有的魔力。我认为，儒学的魔力就是统治神话的魔力。当然，就所论及的内容来说，儒学是一种哲学，但是圣人说的那些话都是些断语，既没有什么证据，也没有什么逻辑。假如不把统治的魔力估计在内，很难相信大家会坚信不移。
罗素所说的“真知”是指科学。这种知识，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只要肯花工夫，就能学会。众所周知，科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是在价值的领域。因此有人说它浅薄。不过，假如你真的花了些时间去学，就会发现，它和儒学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知道，儒士的基本功是要背书，把圣人说过的每一句话都牢牢地记住。我相信，假如孔子或者孟子死而复生，看到后世的儒生总在重复他们说过的只言片语，一定会感到诧异。当然，也不能说这些儒生只是些留声机。因为他们在圣人之言前面都加上了前缀“夫子曰”。此种怪诞的情形提示了儒学的精神：让儒士成为圣人的精神复制品。按我的理解，这种复制是通过背诵来完成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背诵对儒士也是有利可图的。我们知道，有些人用背诵《韦氏大字典》的方式来学习英文。与过去背圣人书可以得到的利益相比，学会英文的利益实在太小。假设你真的成为圣人的精神复制品，就掌握了统治的魔力，可以学而优则仕，当个官老爷；而会背诵字典的人只能去当翻译，拿千字20元的稿酬。这两种背诵真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我们来看看科学。如果不提它的复杂性，它是一些你知道了就会同意的东西。它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和“天人合一”也不同。这后两句话我知道了很多年，至今还没有同意。更重要的是，科学并不提倡学者成为某种精神的复制品，也不自称有某种魔力。因为西方知识分子搞出了这种东西，所以不再受人尊重。假如我们相信罗素先生的说法，西方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拆了自己的台。可恨的是，他们不但拆了自己的台，还要来拆中国知识分子的台。更可恨的是，有些中国知识分子也要来拆自己的台——晚生正是其中的一人。
自从近代以来，就有一种关于传统文化的争论。我们知道，文化是人类的生活方式，它有很多方面。而此种争论总是集中在如何对待传统哲学之上，所以叫做“文化之争”多少有点名不副实。在争论之中，总要提到中外有别，中国有独特的国情。照我看，争论中有一方总在暗示着传统学术统治的魔力，并且说，在中国这个地方，离开了这种魔力是不行的。假如我理解得不错，说中国离开了传统学术独特的魔力就不行，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两个问题。其一是说，作为儒学传统嫡系子孙的那些人离开了这种魔力就不成。其二是说，整个中国的芸芸众生离开了这种魔力就不行。把这两件事伙在一起来说，显然是很不恰当。如果分开来说，第一个问题就很是明白。儒学的嫡系子孙们丧失了统治的魔力之后，就沦为雇员，就算当了教授、研究员，地位也不可与祖先相比。对于这种状况，罗素先生有个说明：“知识分子发现他们的威信因自己的活动而丧失，就对当代世界感到不满。”他说的是西方的情形。在中国，这句话应该改为：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发现自己的权威因为西方知识分子的活动而丧失，所以仇恨西洋学术和外国人。至于第二个问题，却是越说越暧昧难明。我总是在怀疑，有些人心里想着第一个问题，嘴上说着第二个问题。凭良心说，我很希望自己怀疑错。
我们知道，优秀的统帅总是选择于己有利的战场来决战。军事家有谋略是件好事，学者有谋略好不好就值得怀疑。赞成传统文化的人现在有一种说法，以为任何民族都要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否则就没有前途。晚生以为，这种说法有选择战场的嫌疑。在传统这个战场上，儒士比别人有利。不是儒士的人有理由拒绝这种挑战。前不久晚生参与了一种论战，在论战中，有些男士以为现在应当回到传统，让男主外女主内；有些女士则表示反对。很显然，在传统这个战场上，男人比女人有利。我虽是男人，却站到了女人一方；因为我讨厌这种阴谋诡计。
现在让我们回到正题。罗素先生曾说，他赞成人人平等。但很遗憾的是，事实远不是这样。人和人是不平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与人有知识的差异。这就提示说，由知识的差异可以产生权力。让我们假设世界上的人都很无知，唯有某个人全知全能，那么此人就可能掌握权力。中国古代的圣贤和现代的科学家相比，寻求知识的热情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圣贤中，特别要提出朱熹，就我所知，他的求知热情是古往今来的第一人。科学家和圣贤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但寻求知识，还寻求知识的证明。不幸的是，证明使知识人人可懂，他们就因此丧失了权力。相比之下，圣贤就要高明很多。因此，他们很快就达到了全知全觉的水平，换言之，达到了“内圣”的境界；只是这些知和觉可靠不可靠却大成问题。我们知道，内圣和外王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假如我们说，圣贤急于内圣，是为了外王，就犯了无凭据地猜度别人内心世界的错误。好在还有朱熹的话来作为佐证：他也承认，自己格物致知，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
现在，假如我说儒家的道德哲学和伦理学是全然错误的，也没有凭据。我甚至不能说这些东西是令人羞愧的知识。不过，这些知识里的确有令人羞愧的成分，因为这种知识的追随者，的确用它攫取了僧侣的权力。至于这种知识的发明人，我是指孔子、孟子，不包括朱熹，他们是无辜的。因为他们没有想获得、更没有享受到这种权力。倘若今日仍有人试图通过复兴这种知识来获得这种权力，就可以用孟子的话来说他们：“无耻之耻，无耻矣。”当然，有人会说，我要复兴国学，只是为了救民于水火，振兴民族的自尊心。这就等于说，他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并且以天下为己任。我只能说，这样赤裸裸地宣扬自己过于直露，不是我的风格；同时感到，僧侣的权力又在叩门。僧侣的权力比赤裸裸的暴虐要好得多，这我是承认的。虚伪从来就比暴力好得多。但我又想，生活在二十世纪末，我们有理由盼望好一点的东西。当然，对我这种盼望，又可以反驳说，身为一个中国人，你也配！——此后我除了向隅而泣，就想不到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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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
《水浒传》上写到，宋江犯了法，被刺配江州，归戴宗管。按理他该给戴宗些好处，但他就是不给。于是，戴宗就来要。宋江还是不给他，还问他：我有什么短处在你手里，你凭什么要我的好处？戴宗大怒道：还敢问我凭什么？你犯在我的手里，轻咳嗽都是罪名！你这厮，只是俺手里的一个行货！行货是劣等货物，戴宗说，宋江是一件降价处理品，而他自己则以货主自居。我看到这则故事时，只有十二岁，从此就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行货感，这是一种很悲惨的感觉。在我所处的这个东方社会里，没有什么能冲淡我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中最悲惨的，并不是自己被降价处理，而是成为货物这一不幸的事实。最能说明你是一件货物的事就是：人家拿你干了什么或对你有任何一种评价，都无须向你解释或征得你的同意。我个人有过这种经历：在我十七岁时，忽然就被装上了火车，经长途运输运往云南，身上别了一个标签：屯垦戍边。对此我没有什么怨言，只有一股油然而生的行货感。对于这件事，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早有解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士，我不是王；率上之滨，莫非王臣，我又不是王。我总觉得这种解释还不如说我是个行货更直接些。
古埃及的人以为，地球是圆的——如你所知，这是事实；古希腊的人却以为，地是一块平板，放在了大鲸鱼的背上，鲸鱼漂在海里，鲸鱼背上一痒，就要乱蹭，然后就闹地震——这就不是事实。罗素先生说，不能因此认为埃及人聪明，希腊人笨。埃及人住在空旷的地方，往四周一看，圆圆一圈地平线，得出正确的结论不难。希腊人住在多山、多地震的滨海地区，难怪要想到大海、鲸鱼。同样是人，生在旷野和生在山区，就有不同的见识。假若有人生为行货，见识一定和生为货主大有不同。后一方面的例子有美国《独立宣言》，这是两百年前一批北美的种植园主起草的文件，照我们这里的标准，通篇都是大逆不道的语言。至于前一方面的例子，中国的典籍里多的是，从孔孟以降，讲的全是行货言论，尤其是和《独立宣言》对照着读，更是这样。我对这种言论很不满，打算加以批判。但要有个立脚点：我必须证明自己不是行货——身为货物，批判货主是不对的。
这些年来，文化热常盛不衰，西方的学术思潮一波波涌进了中国。有一些源于西方的学术思想正是我的噩梦——这些学术思想里包括文化相对主义、功能学派，等等。说什么文化是生活的工具（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没有一种文化是低等的（文化相对主义），这些思想就是我的噩梦。从道理上讲，这些观点是对的，但要看怎么个用法；遇上歪缠的人，什么好观点都要完蛋。举例来说，江州大牢里的宋江，他生活在一种独特的文化之中（我们可以叫它宋朝的牢狱文化），按照这种文化的定义，他是戴宗手里的行货，他应该给戴宗送好处。他若对戴宗说，人人生而平等，我也是一个人，凭什么说我是宗货物？咱们这种文化是有毛病的。戴宗就可以说：宋公明，根据文化相对主义的原理，没有一种文化有毛病，咱们这种文化很好，你还是安心当我的行货吧。宋江若说：虽然这种文化很好，但你向我要好处是敲诈我，我不能给。戴宗又可以说：文化是生活的工具，既然在我们的文化里你得给我好处，这件事自有它的功能，你还是给了吧。如果不给，我就要按咱这种文化的惯例，用棍子来打你了——你先不要不满意，打你也有打你的功能。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经不住戴宗的歪曲、滥用。实际上，没有一种科学能经得起歪曲、滥用。但有一些学者学习西方的科学，就是为了用东方的传统观念来歪曲的。从文化相对主义，就能歪曲出一种我们都是行货的道理来。
我们知道，非洲有些地方有对女孩行割礼的习惯，这是对妇女身心的极大摧残。一些非洲妇女已经起而斗争，反对这种陋习。假如非洲有些食洋不化的人说：这是我们的文化，万万动不得，甚至搬出文化相对主义来，他肯定是在胡扯。文化相对主义是人类学家对待外文化的态度，可不是让宋公明当行货，也不是让非洲的女孩子任人宰割。人生活在一种文化的影响之中，他就有批判这种文化的权利。我对自己所在的文化有所批评，这是因为我生活在此地，我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之下，所以有批判它的权利。假设我拿了绿卡，住在外国，你说我没有这种权利，我倒无话可说。这是因为，人该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别人手里的行货。假如连这一点都不懂，他就是行尸走肉，而行尸走向是不配谈论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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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国学
我现在四十多岁了，师长还健在，所以依然是晚生。当年读研究生时，老师对我说，你国学底子不行，我就发了一回愤，从《四书》到二程、朱子乱看了一通。我读书是从小说读起，然后读四书；做人是从知青做起，然后做学生。这样的次序想来是有问题。虽然如此，看古书时还是有一些古怪的感慨，值得敝帚自珍。读完了《论语》闭目细思，觉得孔子经常一本正经地说些大实话，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自己那几个学生老挂在嘴上，说这个能干啥，那个能干啥，像老太太数落孙子一样，很亲切。老先生有时候也鬼头鬼脑，那就是“子见南子”那一回。出来以后就大呼小叫，一口咬定自己没“犯色”。总的来说，我喜欢他，要是生在春秋，一定上他那里念书，因为那儿有一种“匹克威克俱乐部”的气氛。至于他的见解，也就一般，没有什么特别让人佩服的地方。至于他特别强调的礼，我以为和“文化革命”里搞的那些仪式差不多，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我都经历过，没什么大意思。对于幼稚的人也许必不可少，但对有文化的成年人就是一种负担。不过，我上孔老夫子的学，就是奔那种气氛而去，不想在那里长什么学问。
《孟子》我也看过了，觉得孟子甚偏执，表面上体面，其实心底有股邪火。比方说，他提到墨子、杨朱，“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如此立论，已然不是一个绅士的作为。至于他的思想，我一点都不赞成。有论家说他思维缜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基本的方法是推己及人，有时候及不了人，就说人家是禽兽、小人；这股凶巴巴恶狠狠的劲头实在不讨人喜欢。至于说到修辞，我承认他是一把好手，别的方面就没什么。我一点都不喜欢他，如果生在春秋，见了面也不和他握手。我就这么读过了孔、孟，用我老师的话来说，就如“春风过驴耳”。我的这些感慨也只是招得老师生气，所以我是晚生。
假如有人说，我如此立论，是崇洋媚外，缺少民族感情，这是我不能承认的。但我承认自己很佩服法拉第，因为给我两个线圈一根铁棍子，让我去发现电磁感应，我是发现不出来的。牛顿、莱布尼兹，特别是爱因斯坦，你都不能不佩服，因为人家想出的东西完全在你的能力之外。这些人有一种惊世骇俗的思索能力，为孔孟所无。按照现代的标准，孔孟所言的“仁义”啦，“中庸”啦，虽然是些好话，但似乎都用不着特殊的思维能力就能想出来，琢磨得过了分，还有点肉麻。这方面有一个例子：记不清二程里哪一程，有一次盯着刚出壳的鸭雏使劲看。别人问他看什么，他说，看到毛茸茸的鸭雏，才体会到圣人所说“仁”的真意。这个想法里有让人感动的地方，不过仔细一体会，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在内。毛茸茸的鸭子虽然好看，但再怎么看也是只鸭子。再说，圣人提出了“仁”，还得让后人看鸭子才能明白，起码是辞不达意。我虽然这样想，但不缺少民族感情。因为我虽然不佩服孔孟，但佩服古代中国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发明了做豆腐，这是我想象不出来的。
我还看过朱熹的书，因为本科是学理工的，对他“格物”的论述看得特别的仔细。朱子用阴阳五行就可以格尽天下万物，虽然阴阳五行包罗万象，是民族的宝贵遗产，我还是以为多少有点失之于简单。举例来说，朱子说，往井底下一看，就能看到一团森森的白气。他老人家解释适，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此乃太极图之象），井底至阴之地，有一团阳气，也属正常。我相信，你往井里一看，不光能看到一团白气，还能看到一个人头，那就是你本人（我对这一点很有把握，认为不必做实验了）。不知为什么，这一点他没有提到。可能观察得不仔细，也可能是视而不见，对学者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还有可能是井太深，但我不相信宋朝就没有浅一点的井。用阴阳学说来解释这个现象不大可能，也许一定要用到几何光学。虽然要求朱子一下推出整个光学体系是不应该的，那东西太过复杂，往那个方向跨一步也好。但他根本就不肯跨。假如说，朱子是哲学家、伦理学家，不能用自然科学家的标准来要求，我倒是同意的。可怪的是，咱们国家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出不了自然科学家。
现在可以说，孔孟程朱我都读过了。虽然没有很钻进去，但我也怕钻进去就爬不出来。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说，这点东西太少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这么多读书人研究了两千年，实在太过分。我们知道，旧时的读书人都能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随便点出两个字就能知道它在书中什么地方。这种钻研精神虽然可佩，这种做法却十足是神经病。显然，会背诵爱因斯坦原著，成不了物理学家；因为真正的学问不在字句上，而在于思想。就算文科有点特殊性，需要背诵，也到不了这个程度。因为“文革”里我也背过毛主席语录，所以以为，这个调调我也懂——说是诵经念咒，并不过分。
二战期间，有一位美国将军深入敌后，不幸被敌人堵在了地窖里，敌人在头上翻箱倒柜，他的一位随行人员却咳嗽起来。将军给了随从一块口香糖让他嚼，以此来压制咳嗽。但是该随从嚼了一会儿，又伸手来要，理由是：这一块太没味道。将军说：没味道不奇怪，我给你之前已经嚼了两个钟头了！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四书五经再好，也不能几千年地念；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换着人地嚼。当然，我没有这样地念过四书，不知道其中的好处。有人说，现代的科学、文化，林林总总，尽在儒家的典籍之中，只要你认真钻研。这我倒是相信的，我还相信那块口香糖再嚼下去，还能嚼出牛肉干的味道，只要你不断地嚼。我个人认为，我们民族最重大的文化传统，不是孔孟程朱，而是这种钻研精神。过去钻研四书五经，现在钻研《红楼梦》。我承认，我们晚生一辈在这方面差得很远，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四书也好，《红楼梦》也罢，本来只是几本书，却硬要把整个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会因此得益，而是因此受害。
任何一门学问，即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但你把它钻得极深极透，就可以挟之以自重，换言之，让大家都佩服你；此后假如再有一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此种学问被无数的人这样钻过，会成个什么样子，实在难以想象。那些钻进去的人会成个什么样子，更是难以想象。古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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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与国学
我有一位朋友在内蒙古插过队，他告诉我说，草原上绝不能有驴。假如有了的话，所有的马群都要“炸”掉。原因是这样的：那个来自内地的、长耳朵的善良动物来到草原上，看到了马群，以为见到了表亲，快乐地奔了过去；而草原上的马没见过这种东西，以为来了魔鬼，被吓得一哄而散。于是一方急于认表亲，一方急于躲鬼，都要跑到累死了才算。近代以来，确有一头长耳朵怪物，奔过了中国的原野，搅乱了这里的马群，它就是源于西方的智慧。假如这头驴可以撵走，倒也简单。问题在于撵不走。于是就有了种种针对驴的打算：把它杀掉，阉掉，让它和马配骡子，没有一种是成功的。现在我们希望驴和马能和睦相处，这大概也不可能。有驴子的地方，马就养不住。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马儿的意见最为正确：对马来说，驴子的确是可怕的怪物。
让我们来看看驴子的古怪之处。当年欧几里得讲几何学，有学生发问道，这学问能带来什么好处？欧几里得叫奴隶给他一块钱，还讽刺他道：这位先生要从学问里找好处啊！又过了很多年，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演示给别人看，有位贵妇人说：这有什么用？法拉第反问道：刚生出来的小孩子有什么用？按中国人的标准，这个学生和贵妇有理，欧几里得和法拉第没有理：学以致用嘛，没有用处的学问哪能叫做学问。西方的智者却站在老师一边，赞美欧几里得和法拉第，鄙薄学生和贵妇。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出，根直露地寻求好处，恐怕不是上策。这样既不能发现欧氏几何，也不能发现电磁感应，最后还要吃很大的亏。怎样在科学面前掩饰我们要好处的暧昧心情，成了一个难题。
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重实用的倾向。他们还以为，这一点并不坏。抱着这种态度，我们很能欣赏一台电动机。这东西有“器物之用”，它对我们的生活有些贡献。我们还可以像个迂夫子那样细列出它有“抽水之用”、“通风之用”，等等。如何得到“之用”，还是个问题，于是我们就想到了发明电动机的那个人——他叫做西门子或者爱迪生。他的工作对我们可以使用电机有所贡献，换言之，他的工作对器物之用又有点用，可以叫做“器物之用之用”。像这样林林总总，可以揪出一大群：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等，分别具有“之用之用之用”或更多的之用。像我这样的驴子之友看来，这样来想问题，岂止是有点笨，简直是脑子里有块榆木疙瘩，嗓子里有一口痰。我认为在器物的背后是人的方法与技能，在方法与技能的背后是人对自然的了解，在人对自然了解的背后，是人类了解现在、过去与未来的万丈雄心。按老派人士的说法，它该叫做“之用之用之用之用”，是末节的末节。一个人假如这样看待人类最高尚的品行，何止是可耻，简直是可杀。而区区的物品，却可以叫“之用”，和人亲近了很多。总而言之，以自己为中心，只要好处；由此产生的狼心狗肺的说法，肯定可以把法拉第、爱迪生等人气得在坟墓里打滚。
在西方的智慧里，怎样发明电动机，是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所以才会有电动机。罗素先生就说，他赞成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话还是有点绕。我觉得西方的智者有一股不管三七二十一，总要把自己往聪明里弄的劲头儿。、为了变得聪明，就需要种种知识。不管电磁感应有没有用，我们先知道了再说。换言之，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干，这是一种兴趣。现代文明的特快列车竟发轫于一种兴趣，说来叫人不能相信，但恐怕真是这样。
中国人还认为，求学是痛苦的，学海无涯苦做舟。学童不仅要背四书五经，还要挨戒尺板子，仅仅是因为考虑到他们的承受力，才没有动用老虎凳。学习本身很痛苦，必须以更大的痛苦为推动力，和调教牲口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夫子曾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但他老人家是圣人，和我们不一样。再说，也没人敢打他的板子。从书上看，孟子曾从思辨中得到一些快乐。但春秋以后到近代，再没有中国人敢说学习是快乐的了。一切智力的活动都是如此，谁要说动脑子有乐趣，最轻的罪名也是不严肃——顺便说一句，我认为最严肃的东西是老虎凳，对坐在上面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据我所知，有些外国人不是这样看问题。维特根斯坦在临终时，回顾自己一生的智力活动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还有一个物理学家说：我就要死了，带上两道难题去问上帝。在天堂里享受永生的快乐他还嫌不够，还要在那里讨论物理！总的来说，学习一事，在人家看来快乐无比，而在我们眼中则毫无乐趣，如同一个太监面对后宫佳丽。如此看来，东西方两种智慧的区别，不仅是驴和马的区别，而且是叫驴和骗马的区别。那东西怎么就没了，真是个大问题！
作为驴子之友，我对爱马的人也有一种敬意。通过刻苦的修炼来完善自己，成为一个敬祖宗畏鬼神、俯仰皆能无愧的好人，这种打算当然是好的。唯一使人不满意的是，这个好人很可能是个笨蛋。直愣愣地想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处，这是任何猿猴都有的想法。只有一种特殊的裸猿（也就是人类），才会时时想到“我可能还不够聪明”！所以，我不满意爱马的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也许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提出一个骡子式的折衷方案：你只有变得更聪明，才能看到人间的至善。但我不喜欢这样的答案。我更喜欢驴子的想法：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物理学家海森堡给上帝带去的那两道难题是相对论和湍流。他还以为后一道题太难，连上帝都不会。我也有一个问题，但我不想向上帝提出，那就是什么是智慧。假如这个问题有答案，也必定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外。当然，不是上帝的人对此倒有些答案，但我总是不信。相比之下我倒更相信苏格拉底的话：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罗素先生说，虽然有科学上的种种成就，但我们所知甚少，尤其是面对无限广阔的未知，简直可以说是无知的。与罗素的注释相比，我更喜欢苏格拉底的那句原话，这句话说得更加彻底。他还有些妙论我更加喜欢：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智慧一文不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这对某种偏向是种解毒剂。
如果说我们都一无所知，中国的读书人对此肯定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孔夫子说自己知天命而且不逾矩，很显然，他不再需要知道什么了。后世的人则以为：天已经生了仲尼，万古不长如夜了。再后来的人则以为，精神原子弹已经炸过，世界上早没有了未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寻求智慧者的皈依——换言之，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我当然不会反对这样说：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
马克·吐温在世时，有一次遇到了一个人，自称能让每个死人的灵魂附上自己的体。他决定通过这个人来问候一下死了的表兄，就问道：你在哪里？死表哥通过活着的人答道：我在天堂里。当然，马克·吐温很为表哥高兴。但问下去就不高兴了——你现在喝什么酒？灵魂答道：在天堂里不喝酒。又问抽什么烟？回答是不抽烟。再问干什么？答案是什么都不干，只是谈论我们在人间的朋友，希望他们到这里和我们相会。这个处境和我们有点相像，我们这些人现在就无事可干，只能静待外国物质文明破产，来投靠我们的东方智慧。这话梁任公1920年就说过，现在还有人说。洋鬼子在物质堆里受苦，我们享受天人合一的大快乐，正如在天堂里的人闲着没事拿人间的朋友磕磕牙，我们也有了机会表示自己的善良了。说实在的，等人来这点事还是洋鬼子给我们找的。要不是达·伽马找到好望角绕了过来，我们还真闲着没事干。从汉代到近代，全中国那么多聪明人，可不都在闲着：人文学科弄完了，自然科学没得弄。马克·吐温的下一个问题，我国的一些人文学者就不一定爱听了：等你在人间的朋友们都死掉，来到了你那里，再谈点什么？是啊是啊，全世界的人都背弃了物质文明，投奔了我们，此后再干点什么？难道重操旧业，去弄八股文？除此之外，再搞点考据、训诂什么的。过去的读书人有这些就够了，而现在的年轻人未必受得了。把拥有这种超级智慧比作上天堂，马克·吐温的最后一个问题深得我心：你是知道我的生活方式的，有什么方法能使我不上天堂而下地狱，我倒很想知道！言下之意是：忍受地狱毒火的煎熬，也比阔了没事要好。是啊是啊！我宁可做个苏格拉底那样的人，自以为一无所知，体会寻求知识的快乐，也不肯做个“智慧满盈”的儒士，忍受这种无所事事的煎熬！
我有位阿姨，生了个傻女儿，比我大几岁，不知从几岁开始学会了缝扣子。她大概还学过些别的，但没有学会。总而言之，这是她唯一的技能。我到她家去坐时，每隔三到五分钟，这傻丫头都要对我狂嚎一声：“我会缝扣子！”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想让我向她学缝扣子。但我就是不肯，理由有二；其一，我自己会缝扣子；其二，我怕她扎着我。她这样爱我，让人感动。但她身上的味也很难闻。
我在美国留学时，认得一位青年，叫做戴维。我看他人还不错，就给他讲解中华文化的真谛，什么忠孝、仁义之类。他听了居然不感动，还说：“我们也爱国。我们也尊敬老年人。这有什么？我们都知道！”我听了不由得动了邪火，真想扑上去咬他。之所以没有咬，是因为想起了傻大姐，自觉得该和她有点区别，所以悻悻然地走开，心里想道：妈的！你知道这些，还不是从我们这里知道的。礼义廉耻，洋人所知没有我们精深，但也没有儿奸母、子食父、满地拉屎。东方文化里所有的一切，那边都有，之所以没有投入全身心来讲究，主要是因为人家还有些别的事情。
假如我那位傻大姐学会了一点西洋学术，比方说，几何学，一定会跳起来大叫道：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这东西就是几何学！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确没有哪种禽兽会几何学。那时她肯定要逼我跟她学几何，如果我不肯跟她学，她定要说我是禽兽之类，并且责之以大义。至于我是不是已经会了一些，她就不管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她能学会这东西，而是说她只要会了任何一点东西，都会当作超级智慧，相比之下那东西是什么倒无所谓。由这件事我想到超级知识的本质。这种东西罗素和苏格拉底都学不会，我学起来也难。任何知识本身，即便烦难，也可以学会。难就难在让它变成超级，从中得到大欢喜、大欢乐，无限的自满、自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那种品行。这种品行我的那位傻大姐身上最多，我身上较少。至于罗素、苏格拉底两位先生，他们身上一点都没有。
傻大姐是个知识的放大器，学点东西极苦，学成以后极乐。某些国人对待国学的态度与傻大姐相近。说实在的，他们把它放得够大了。拉封丹寓言里，有一则《大山临盆》，内容如下：大山临盆，天为之崩，地为之裂，日月星辰，为之无光。房倒屋坍，烟尘滚滚，天下生灵，死伤无数……最后生下了一只耗子。中国的人文学者弄点学问，就如大山临盆一样壮烈。当然，我说的不止现在，而且有过去，还有未来。
正如迂夫子不懂西方的智慧，也能对它品头论足一样，罗素没有手舞足蹈的品行，但也能品出其中的味道——大概把对自己所治之学的狂热感情视作学问本身乃是一种常见的毛病，不独中国人犯，外国人也要犯。他说：人可能认为自己有无穷的财源，而且这种想法可以让他得到一些（何止是一些！罗素真是不懂——王注）满足。有人确实有这种想法，但银行经理和法院一般不会同意他们。银行里有账目，想骗也骗不成；至于在法院里，我认为最好别吹牛，搞不好要进去的。远离这两个危险的场所，躲在人文学科的领域之内，享受自满自足的大快乐，在目前还是可以的；不过要有人养。在自然科学里就不行：这世界上每年都有人发明永动机，但谁也不能因此发财。顺便说一句，我那位傻大姐，现在已经五十岁了，还靠我那位不幸的阿姨养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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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
一、谁是知识分子？
我到现在还不确切知道什么人算是知识分子，什么人不算。插队的时候，军代表就说过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一年我只有十七岁，上过六年小学，粗识些文字，所以觉得“知识分子”四个字受之有愧。顺便说一句，“小资产”这三个字也受之有愧，我们家里吃的是公家饭，连家具都是公家的，又没有在家门口摆摊卖香烟，何来“小资产”？至于说到我作为一个人，理应属于某一个阶级，我倒是不致反对，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知识青年”算什么阶级。假如硬要比靠，我以为应当算是流氓无产者之类。这些已经扯得太远了。我们国家总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为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我在美国留学时，和老美交流过，他们认为工程师、牙医之类的人，只能算是专业人员，不算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照这个标准，中国还算有些知识分子。《纽约时报》有一次对知识分子下了个定义，我不敢引述，因为那个标准说到了要“批判社会”，照此中国就没有或是几乎没有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定义是在消闲刊物上看来的，我也不大敢信。照那个标准，知识分子全都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愤世嫉俗，行为古怪，并且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还是该以有一份闲差或教职为尺度来界定现在的知识分子，以便比较。
如果到历史上去找知识分子，先秦诸子和古希腊的哲学家当然是知识分子，但是距离太遥远。到了中古，我们找到的知识分子的对应物就该是这样的：在中国，是一些进了县学或者州学的读书人，在等着参加科举的时候，能领到些米或者柴火；学官不时来考较一下，实在不通的要打一顿；等到中了科举当了官，恐怕就不能算是知识分子；所研究的学问，属于伦理学或者道德哲学之类。而在欧洲，是些教士或修道士，通晓拉丁文，打一辈子光棍，万一打熬不住，搞了同性恋，要被火烧死，研究的学问是神学，一个针尖上能立几个天使之类。虽然生活清苦，两边的知识分子都有远大的理想。这边以天下为己任，不亦重乎？那边立志献身于上帝，不亦高尚乎？当然，两边都出了些好人物。咱们有关汉卿、曹雪芹，人家有哥白尼、布鲁诺，不说是平分秋色，起码是各有千秋。所以在中古时中外知识分子很是相像。到了近代就不像了。
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相比之下中古的遗风多些，首先表现在受约束上。试举一例，有一位柯老说过，知识分子两大特点，一是懒，二是贱……三天不打，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他老人家显出了学官的嘴脸。前几天我在电视剧《针眼儿胡同》里听见一位派出所所长也说了类似的话，此后我一直等待正式道歉，还没等到。顺便说说，当年军代表硬要拿我算个知识分子，也是要收拾我。此种事实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屁股离学官的板子还不太远。而外国的例子是有一位赫赫有名的福柯，颇有古希腊的遗风，是公开的同性恋者，未听说法国人要拿他点天灯。
不管怎么说，中外知识分子还是做着一样的事，只是做法不同——否则也不能都被叫做知识分子——这就是做自己的学问和关注社会。做学问的方面，大家心里有数，我就不加评论了。至于关注社会，简直是一目了然——关心的方式大不相同。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伦理道德，经常赤膊上阵，论说是非；而外国的知识分子则是以科学为基点，关注人类的未来；就是讨论道德问题，也是以理性为基础来讨论。弗罗姆、马尔库塞的书，国内都有译本，大家看看就明白了。人家那里热衷于伦理道德的，主要是些教士，还有一些是家庭妇女（我听说美国一些抵制色情协会都是家庭妇女在牵头——可能有以偏概全之处）。我敢说大学教授站在讲坛上，断断不会这样说：你们这些罪人，快仟悔吧，……这与身份不符。因为口沫飞溅，对别人大做价值评判，层次很低。教皇本人都不这样，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他，笑眯眯的，说话很和气，遇到难以教化的人，就说：我为你祷告，求上帝启示于你——比之我国某位作家动不动就“警告×××”，真有天壤之别。据我所知，教皇博学多识，我真想把他也算个知识分子，就怕他不乐意当。
我国知识分子在讨论社会问题时，常说的一件事就是别人太无知。举例言之，我在海外求学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说现在大学生水平太低，连“郭鲁茅巴”都不知道，我登时就如吃了一闷棍。我想这是个蒙古人，不知为什么我该知道他。想到了半夜才想出来，原来他是郭沫若、鲁迅、茅盾、巴金四位先生。一般来说，知识的多寡是个客观的标准，但把自编的黑话也列入知识的范畴，就难说有多客观了。现在中学生不知道李远哲也是个罪名——据我所知，学化学的研究生也未必能学到李先生的理论；他们还有个罪名是“追星族”，鬼迷心窍，连杨振宁、李政道、李四光是谁都不知道。据我所知，这三位先生的学问实在高深，中学生根本不该懂，不知道学问，死记些名字，有何必要？更何况记下这些名字之后屈指一算，多一半都入了美国籍，这是给孩子灌输些什么？还有一个爱说的话题就是别人“格调低下”，我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兄弟我格调甚高，不是俗人！”我在一篇匈牙利小说里看到过这种腔调，小说的题目叫《会说话的猪》。总的来说，这类文章的要点是说别人都不够好，最后呼吁要大大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否则就要国将不国。这种挑别人毛病的文章，国外的报刊上也有。只是挑出的毛病比较靠谱，而且没有借着贬别人来抬自己。如果把道德伦理的功能概括为批判和建设两个方面，以上所说的属于批判方面。我不认为这是批判社会——这是批判人。知识分子的批判火力对两类人最为猛烈：一类是在校学生，尤其是中学生；另一类是踩着地雷断了腿的同类。这道理很明白——别人咱也惹不起。
现在该说说建设的方面了。这些年来，大家蜂拥而上赞美过的正面形象，也就是电视剧（渴望）里面的一位妇女。该妇女除了长得漂亮之外，还像是封建时期一个完美的小媳妇。当然，大伙是从后一个方面，而不是前一个方面来赞美她；这也是中古的遗风。不过，要族表一个戏中人，这可太古怪了。我们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则是：谢绝了国外的高薪聘请，回国服务。想要崇高，首先要搞到一份高薪聘请，以便拒绝掉，这也太难为人了；在知识分子里也没有普遍意义。所以，除了树立形象，还该树立个森严的道德体系，把大家都纳入体系。从道德上说事，就人人都能被说着了。
所谓道德体系，是价值观念里跟人有关的部分。有人说它森严点好，有人说它松散点好，我都没有意见。主要的问题是，价值观念不是某个人能造出来的（人类学上有些说法，难以一一引述），道德体系也不是说立哪个就能立起哪个。就说儒家的道德体系吧，虽然是孔孟把它造了出来，要不是大一统的中央帝国拿它有用，恐怕早被人忘掉了。现在的知识分子想造道德体系，关上门就可以造。造出来人家用不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当然可以潜心于伦理学、道德哲学，营造一批道德体系，供社会挑选，或是向社会推荐——但是这件事也没见有人干。当年冯定老先生就栽在这上面，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学乖了，只管呼吁不管干，并且善用一种无主句：“要如何如何”。此种句式来源于《圣经·创世记》：“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真是气魄宏伟。上帝的句式，首长用用还差不多。咱们用也就是跟着起哄罢了。
现在可以说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是什么了。他既不像远古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孔孟、杨朱、墨子）那样建立道德体系，也不像现代欧美知识分子跨价值观的立论（价值中立）。最爱干的事是拿着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如前所述，这正是中古的遗风。倒霉的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已有的道德体系不完备，自己都说不清；于是就哀叹：人心不古，世道浇漓，道德武器船不坚，炮不利，造新船新炮又不敢。其实可以把开船打炮的事交给别人干——但咱们又怕失业。当然，知识分子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也该有公民热情，针砭时弊也是知识分子该干的事；不过出于公民热情去做事时，是以公民的身份，而非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大家完全平等。这个地位咱们又接受不了，非要有点知识分子特色不可。照我看这个特色就是中古特色。
三、中国知识分子该不该放弃中古遗风
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在关注社会时，批判找不着目标，颂扬也找不着目标，只一件事找得着目标：呼吁速将大任降给我们，这大任乃是我们维护价值体系的责任，没有它我们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要论价值体系的形成，从自然地理到生活方式都有一份作用，其功能也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维护也好，变革也罢，总不能光知识分子说了算哪。要社会把这份责任全交给你，得有个理由。总不能说我除了这件事之外旁的干不来吧？凭我妙笔生花，词儿多？那就是把别人当傻子了。凭我是个好人？这话人人会说，故而不能认真对待。我知道有人很想说，历史上就是我们负这责任。这不是个道理，历史上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妇女还裹脚哪，咱们可别讲出这种糊涂油蒙了心的话来找挨骂。再说，拉着历史车轮逆转，咱们这些人是拉不动的。说来说去，只能说凭我清楚明白。那么我只能凭思维能力来负这份责任，说那些说得清的事；把那些说不清的事，交付给公论。现代的欧美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讨论社会问题：从人类的立场，从科学的立场，从理性的立场，把价值的立场剩给别人。咱们能不能学会？
最后说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当然，他有“士”的传统。有人说，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悲观主义者？），有人说，他以天下为己任（国际主义者？），我看都不典型。最典型的是他自以为道德清高（士有百行），地位崇高（四民之首），有资格教训别人（教化于民）。这就是说，我们是这样看自己的。问题是别人怎样看我们。我所见到的事，实属可怜，“脱裤子割尾巴”地混了这么多年，才混到工人阶级队伍里，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咱们把“士”的传统忘掉为好，因为不肯忘就是做白日梦了。如果我们讨论社会问题，就讲硬道理：有什么事，我知道，别人还不知道；或者有什么复杂的问题，我想通了，别人想不通；也就是说，按现代的标准来表现知识分子的能力。这样虽然缺少了中国特色，但也未见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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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与哲人王
罗素先生评价柏拉图的《理想国》时说，这篇作品有一个蓝本，是斯巴达和它的立法者莱库格斯。我以为，对于柏拉图来说，这是一道绝命杀手。假如《理想国》没有蓝本，起码柏拉图的想象力值得佩服。现在我们只好去佩服莱库格斯，但他是个传说人物，真有假有尚存疑问。由此所得的结论是：《理想国》和它的作者都不值得佩服。当然，到底罗素先生有没有这样阴毒，还可以存疑。罗素又说，无数青年读了这类著作，燃烧起雄心，要做一个莱库格斯或者哲人王。只可惜，对权势的爱好，使人一再误入歧途。顺便说一句，在理想国里，是由哲学家来治国的。倘若是巫师来治国，那些青年就要想做巫师王了。我很喜欢这个论点。我哥哥有一位同学，他在“文化革命”里读了几本哲学书，就穿上了一件蓝布大褂，手里掂着红蓝铅笔，在屋里踱来踱去，看着墙上一幅世界地图，考虑起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了。这位兄长大概是想要做世界的哲人王，很显然，他是误入歧途了，因为没听说有哪个中国人做了全世界的哲人王。
自柏拉图以降，即便不提哲人王，起码也有不少西方知识分子想当莱库格斯。这就是说，想要设计一整套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让大家在其中幸福地生活；其中最有名的设计，大概要算摩尔爵士的《乌托邦》。罗素先生对《乌托邦》的评价也很低，主要是讨厌那些繁琐的规定。罗素以为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把什么都规定了就无幸福可言。作为经历了某种“乌托邦”的人，我认为这个罪状太过轻微。因为在乌托邦内，对什么是幸福都有规定，比如：“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在乌托邦里，很难找到感觉自己不幸福的人，大伙只是傻愣愣的，感觉不大自在。以我个人为例，假如在七十年代，我能说出罗素先生那样充满了智慧的话语，那我对自己的智力状况就很满意，不再抱怨什么。实际上，我除了活着怪没劲之外，什么都说不出来。
本文的主旨不是劝人不要做莱库格斯或哲人王。照我看，这是个兴趣问题，劝也是没有用的。有些人喜欢这种角色，比如说，我哥哥的那位同学；有人不喜欢这种角色，比如说，我。这是两种不同的人。这两类人凑在一起时，就会起一种很特别的分歧。据说，人脖子上有一道纹路，旧时刽子手砍人，就从这里下刀，可以干净利索地切下脑袋。出于职业习惯，刽子手遇到不认识的人，就要打量他脖子上的纹，想象这个活怎么来做；而被打量的人总是觉得不舒服。我认为，对于敬业的刽子手，提倡出门时戴个墨镜是恰当的，但这已是题外之语。想象几个刽子手在一起互相打量，虽然是很有趣的图景，但不大可能发生，因为谢天谢地，干这行的人绝不会有这么多。我想用刽子手比喻喜欢、并且想当哲人王的人，用被打量的人比喻不喜欢而且反对哲人王的人。这个例子虽然有点不合适，但我也想不到更好的例子。另外，我是写小说的，我的风格是黑色幽默，所以我不觉得举这个例子很不恰当。举这个例子不是想表示我对哲人王深恶痛绝，而是想说明一下“被打量着”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众所周知，哲人王降临人世，是要带来一套新的价值观、伦理准则和生活方式。假如他来了的话，我就没有理由想象自己可以置身于事外。这就意味着我要发生一种脱胎换骨的变化，而要变成个什么，自己却一无所知。如果说还有比死更可怕的事，恐怕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原故，知道有人想当哲人王，我就觉得自己被打量着。
我知道，这哲人王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他必须是品格高洁之士，而且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在此我举中国古代的哲人王为例——这只是为了举例方便，毫无影射之意——孔子是圣人，也很有学问。夏礼、周礼他老人家都能言之。但假如他来打量我，我就要抱怨说：甭管您会什么礼，千万别来打量我。再举孟子为例，他老人家善养浩然之气，显然是品行高洁，但我也要抱怨道：您养正气是您的事，打量我干什么？这两位老人家的学养再好，总不能构成侵犯我的理由。特别是，假如学养的目的是要打量人的话，我对这种学养的性质是很有看法的。比方说，朱熹老夫子格物、致知，最后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因为本人不姓朱，还可以免于被齐，被治和被平总是免不了的。假如这个逻辑可以成立，生活就是很不安全的。很可能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有一位我全然不认识的先生在努力地格、致，只要他功夫到家，不管我乐意不乐意，也不管他打算怎样下手，我都要被治和平，而且根本不知自己会被修理成什么模样。
就我所知，哲人王对人类的打算都在伦理道德方面。倘若他能在物质生活方面替我们打算周到，我倒会更喜欢他。假如能做到，他也不会被称为哲人王，而会被称为科学狂人。实际上，自从有了真正的科学，科学家表现得非常本分。这主要是因为科学就是教人本分的学问，所以根本就没出过这种狂人。至于中国的传统学术，我就不敢这么说。起码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叫做“学而优则仕”，当然，若说学了它就会打量人，可能有点过分；但一听说它又出现了新的变种，我就有点紧张。国学主张学以致用，用在谁身上，可以不问自明——当然，这又是题外之语。
至于题内之语，还是我们为什么要怕哲人王的打量。照我看来，此君的可怕之处首先在于他的宏伟志向：人家考虑的问题是人类的未来，而我们只是人类的几十亿分之一，几乎可以说是不存在。《水浒传》的牢头禁子常对管下人犯说：你这厮只是俺手上的一个行货……一想到哲人王，我心中难免有种行货感。顺便说一句，有些话只有哲人才能说得出来，比如尼采说：到女人那里去不要忘了带上鞭子。我要替女人说上一句：我们招谁惹谁了。至于这类疯话气派很大，我倒是承认的。总的来说，哲人王藐视人类，比牢头禁子有过之无不及。主张信任哲人王的人会说：只有藐视人类的人才能给人类带来更大利益。我又要说：只有这种人才能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祸害。从常理来说，倘若有人把你当做了nothing，你又怎能信任他们？
哲人王的又一可怕之处，在于他的学问。在现代社会里，人人都有不懂的学问，科学上的结论不足以使人恐惧，因为这种结论是有证据和推导过程的，对于有理性的人，这些说法是你迟早会同意的那一种。而哲学上的结论就大不相同，有的结论你抵死也不会同意，因为既没有证据也没有推导，哲人王本人就是证明，而结论本身又往往非常的严重。举例来说，尼采先生的结论对一切非受虐狂的女性就很严重；就这句话而论，我倒希望他能活过来，说一句“我是开个玩笑”，然后再死掉。当然，我也盼着中国古代的圣人活过来，把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话收回一些。
我说哲人王的学问可怕，丝毫也不意味着对哲学的不敬。哲学不独有趣，还足以启迪智慧，“文化革命”里工农兵学哲学时说：哲学就是聪明学，我以为并不过分。若以为哲学里种种结论可以搬到生活里使用，恐怕就不尽然。下乡时常听老乡抱怨说：学了聪明学反而更笨，连地都不会种了。至于可以使人成王的哲学，我认为它可以使王者更聪明，老百姓更笨。罗素是个哲学家，他说：真正的伦理准则把人人同等看待。很显然，他的哲学不能使人成王。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像这样的哲学就能使人（首先是自己）成王。孔丘先生被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子子孙孙都是衍圣公，他老人家果然成了个哲人王。
时值今日，还有人盼着出个哲人王，给他设计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好到其中去生活；因此就有人乐于做哲人王，只可惜这些现代的哲人王多半不是什么好东西，人民圣殿教的故事就是一例。不但对权势的爱好可以使人误入歧途，服从权势的欲望也可以使人误入歧途。至于我自己，总觉得生活的准则。伦理的基础，都该是些可以自明的东西。假如有未明之处，我也盼望学者贤明的意见，只是这些学者应该像科学上的前辈那样以理服人，或者像苏格拉底那样，和我们进行平等的对话。假如像某些哲人那样讲出些晦涩、偏执的怪理，或者指天划地、口沫飞溅地做出若干武断的规定，那还不如让我自己多想想的好。不管怎么说，我不想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任何人，尤其是哲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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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情结与白日梦
现在有一种“中华文明将拯救世界”的说法正在一些文化人中悄然兴起，这使我想起了我们年轻时的豪言壮语：我们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进而解放全人类。对于多数人来说，不过是说说而已，我倒有过实践这种豪言壮语的机会。七0年，我在云南插队，离边境只有一步之遥，对面就是缅甸，只消步行半天，就可以过去参加缅共游击队。有不少同学已经过去了——我有个同班的女同学就过去了，这对我是个很大的刺激——我也考虑自己要不要过去。过去以后可以解放缅甸的受苦人，然后再去解放三分之二的其他部分；但我又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对头。有一夜，我抽了半条春城牌香烟，来考虑要不要过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能去。理由是：我不认识这些受苦人，不知道他们在受何种苦，所以就不知道他们是否需要我的解救。尤其重要的是：人家并没有要求我去解放，这样贸然过去，未免自作多情。这样一来，我的理智就战胜了我的感情，没干这件傻事。
对我年轻时的品行，我的小学老师有句评价：蔫坏。这个坏字我是不承认的，但是“蔫”却是无可否认。我在课堂上从来一言不发，要是提问我，我就翻一阵白眼。像我这样的蔫人都有如此强烈的救世情结，别人就更不必说了。有一些同学到内蒙古去插队，一心要把阶级斗争盖子揭开，解放当地在“内人党”迫害下的人民，搞得老百姓鸡犬不宁。其结果正如我一位同学说的：我们“非常招人恨”。至于到缅甸打仗的女同学，她最不愿提起这件事，一说到缅甸，她就说：不说这个好吗？看来她在缅甸也没解放了谁。看来，不切实际的救世情结对别人毫无益处，但对自己还有点用——有消愁解闷之用。“文化革命”里流传着一首红卫兵诗歌《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写两个红卫兵为了解放全世界，打到了美国，“战友”为了掩护“我”，牺牲在“白宫华丽的台阶上”。这当然是瞎浪漫，不能当真：这样随便去攻打人家的总统官邸，势必要遭到美国人民的反对。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解放的欲望可以分两种，一种是真解放，比如曼德拉、圣雄甘地、我国的革命先烈，他们是真正为了解放自己的人民而斗争。还有一种假解放，主要是想满足自己的情绪，硬要去解救一些人。这种解放我叫它瞎浪漫。
对于瞎浪漫，我还能提供一个例子，是我十三岁时的事。当时我堕入了一阵哲学的思辨之中，开始考虑整个宇宙的前途，以及人生的意义，所以就变得本木痴痴；虽然功课还好，但这样子很不讨人喜欢。老师见我这样子，就批评我；见我又不像在听，就掐我几把。这位老师是女的，二十多岁，长得又漂亮，是我单恋的对象，但她又的确掐疼了我。这就使我陷入了爱恨交集之中，于是我就常做种古怪的白日梦，一会儿想象她掉进水里，被我救了出来；一会儿想象她掉到火里，又被我救了出来。我想这梦的前一半说明我恨她，后一半说明我爱她。我想老师还能原谅我的不敬：无论在哪个梦里，她都没被水呛了肺，也没被火烤糊，被我及时地抢救出来了——但我老师本人一定不乐意落入这些危险的境界。为了这种白日梦，我又被她多掐了很多下。我想这是应该的：瞎浪漫的解救，是一种意淫。学生对老师动这种念头，就该掐。针对个人的意淫虽然不雅，但像一回事。针对全世界的意淫，就不知让人说什么好了。
中国的儒士从来就以解天下于倒悬为己任，也不知是真想解救还是瞎浪漫。五十多年前，梁任公说，整个世界都要靠中国文化的精神去拯救，现在又有人旧话重提。这话和红卫兵的想法其实很相通。只是红卫兵只想动武，所以浪漫起来就冲到白宫门前，读书人有文化，就想到将来全世界变得无序，要靠中华文化来重建全球新秩序。诚然，这世界是有某种可能变得无序——它还有可能被某个小行星撞了呢——然后要靠东方文化来拯救。哪一种可能都是存在的，但是你总想让别人倒霉干啥？无非是要满足你的救世情结嘛。假如天下真的在“倒悬”中，你去解救，是好样的；现在还是正着的，非要在想象中把人家倒挂起来，以便解救之，这就是意淫。我不尊重这种想法。我只尊敬像已故的陈景润前辈那样的人。陈前辈只以解开哥德巴赫猜想为己任，虽然没有最后解决这个问题，但好歹做成了一些事。我自己的理想也就是写些好的小说，这件事我一直在做。李敖先生骂国民党，说他们手淫台湾，意淫大陆，这话我想借用一下，不管这件事我做成做不成，总比终日手淫中华文化，意淫全世界好得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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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洋人·官
小时候，每当得到了一样只能由一人享受的好东西而我们是两个人时，就要做个小游戏来决定谁是幸运者。如你所知，这种把戏叫做“石头、剪子、布”，这三种东西循环相克，你出其中某一样，正好被别人克住，就失败了。这种游戏有个古老的名称，叫做“百姓、洋人、官”，我相信这名称是清末民初流传下来的，当时洋人怕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官又怕洋人。《官场现形记》写到了不少实例：中国的老百姓人多，和洋人起了争执，就蜂拥而上，先把他臭捧一顿——洋人怕老百姓，是怕吃眼前亏。洋人到了衙门里，开口闭口就是要请本国大使和你们皇上说话，中国的官怕得要死——不但怕洋人，连与洋人有来往的中国人都怕，这种中国人多数是信教的，你到了衙门里，只要说一句“小的是在教的”，官老爷就不敢把你当中国百姓看待，而是要当洋人来巴结。书里有个故事，说一位官老爷听说某人“在教”，就去巴结，拿了猪头三牲到人家的庙里上供，结果被打得稀烂撵了出来——原来是搞错了，人家在的不是洋人的天主教，而是清真古教。
小说难免有些夸张，但当时有这种现象，倒是无可怀疑。现在完全不同了。洋人在中国，只要不做坏事，就不用怕老百姓。我住的小区里立有一块牌子，写有文明公约，其中有一条，提醒我见了外国人，要“不卑不亢，以礼相待”，人家没有理由怕我。至于我国政府，根本就不怕洋人。在对外交涉中，就是做了些让步，也是合乎道理的。就说保护知识产权吧，盗版软件、盗版VCD，那是偷人家外国的东西；再说市场准入吧，人家外国的市场准你入，你的市场不准人家入，这生意是没法做的。如果说打击国内的盗版商、开放市场就是怕了洋人，肯定是恶意的中伤。还有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不当头”政策，这也合乎道理，要出头就要把大把的银子白白交给别人去花，我们舍不得，跟怕洋人没有关系。在这个方面，我完全赞成政府，尤其这最后一条。
既然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再说这些似乎是无的放矢——但我的故事还没讲完呢。无论石头、剪子、布，还是百姓、洋人、官，都是循环相克的游戏。这种古老的游戏还有一个环节是老百姓怕官。这种情况现在应该没有了——现在不是封建社会了，老百姓不该怕官。政府机关也要讲道理、依法办事，你对政府部门有什么意见，既可以反映上去，又可以到检察机关去告——理论上是这样的。但中国是个官本位国家，老百姓见了官，腿肚子就会筛起糠来，底气不足，有民主权利，也不敢享受。对于绝大多数平头百姓来说，情况还是这样。
最近有本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对我国的对外关系发了些议论。我草草翻了一下，没怎么看进去。现在对这本书有些评论，大多认为书的内容有些偏激。还有人肯定这本书，说是它的意义在于老百姓终于可以说外国人，地位因此提高了。可能我在胡猜，但我觉得这里面包含了三重的误会。其一，看到我国政府在对外交涉中讲道理，就觉得政府在怕洋人——不讲理的人常会有这种看法，这是不足为奇的。其二，看到海外的评论注意到了这本书，觉得洋人怕了我们——有些人就是这么一惊一乍，一本书有什么可怕的呢？其三，以为洋人怕了这本百姓写的书，官又怕洋人，结果就是官也怕了百姓了，老百姓的地位也就提高了。这是武侠小说里的隔山打牛、隔物传功之法。这其一和其二无须我再说，大家都知道是不对的，而且很没意思。其三则完全是小说家的题目，但我觉得这种说法完全是扯淡，因为就算洋人怕了你，官又怕了洋人，你还是怕官，这一点毫无改变。
从前，有个大学的青年教师，三十多岁了，每月挣三五百块钱，谈起对象来个个吹。他住在筒子楼里，别人在楼道里炒菜，油烟滚滚灌到卧室里。每次上楼里的公共厕所，不论打开哪一间隔间，便池里都横亘着几根别人遗下的粗壮的尿瓶子……除此之外，他在系里也弄不着口好粥喝，副教授一职遥遥无期，出门办件事，到处看别人的脸色——就连楼前楼后带红箍的人都对他粗声粗气地乱喝呼。你知道他痛苦的根源吗？根源在于领导上对他不重视。后来他写成了一本书，先把洋人吓得要死，洋人又来找我国政府，电话一级级打了下来，系主任、派出所、居委会赶紧对他改颜相敬——你知道小人物翻身的原因吗？就在于发现了隔山打牛的诀窍啊。这个故事没有什么针对性，只是在翻写话本里的《李太白醉草吓蛮书》，大家可以找原本来看看。话本里的李太白吓退了蛮人，得到皇上的宠幸，横扫杨贵妃、高力士，地位猛烈地提高了。假如今天的吓蛮书没有收到这样的效力，那是因为写书人酒还喝得不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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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
萧伯纳是个爱尔兰人，有一次，人家约他写个剧本来弘扬爱尔兰民族精神，他写了《英国佬的另一个岛》，有个剧中人对爱尔兰人的生活态度做了如下描述：“一辈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只猪，结果自己也变成了一块土，一只猪……”不知为什么，我看了这段话，脸上也有点热辣辣。这方面我也有些话要说，萧伯纳的态度很能壮我的胆。
1973年，我到山东老家去插队。有关这个小山村，从小我姥姥已经给我讲过很多，她说这是一个四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全村有一百多条驴。我姥姥还说，驴在当地很有用，因为那里地势崎岖不平，耕地多在山上，所以假如要往地里送点什么，或者从地里收获点什么，驴子都是最重要的帮手。但是我到村里时，发现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村里不是四十户人，而是一百多户人，驴子一条都不见了。村里人告诉我说，我姥姥讲的是二十年前的老皇历。这么多年以来，人一直在不停地生出来，至于驴子，在学大寨之前还有几条，后来就没有了。没有驴子以后，人就担负起往地里运输的任务，当然不是用背来驮，而是用小车来推。当地那种独轮车载重比小毛驴驮得还要多些，这样人就比驴有了优越性。在所有的任务里，最繁重的是要往地里送粪——其实那种粪里上的成分很大——一车粪大概有三百多斤到四百斤的样子，而地往往在比村子高出二三百米的地方。这就是说，要把二百公斤左右的东西送到80层楼上，而且早上天刚亮到吃早饭之间就要往返十趟。说实在话，我对这任务的艰巨性估计不足。我以为自己长得人高马大，在此之前又插过三年队，别人能干的事，我也该能干，结果才推了几趟，我就满嘴是胆汁的味道。推了两天，我从城里带来的两双布鞋的后跟都被豁开了，而且小腿上的肌肉总在一刻不停的震颤之中。后来我只好很丢脸地接受了一点照顾，和一些身体不好的人一道在平地上干活。好在当地人没有因此看不起我，他们还说，像我这样初来乍到的人，能把这种工作坚持到三天之上，实在是不容易。就连他们这些干惯了的人都觉得这种工作太过辛苦，能够歇上一两天，都觉得是莫大的幸福。
时隔二十年，我把这件事仔细考虑了一遍，得到的一个结论是这样的：用人来取代驴子往地里送粪，其实很不上算。因为不管人也好，驴也罢，送粪所做的功都是一样多，我们（人和驴）都需要能量补充，人必须要吃粮食，而驴子可以吃草；草和粮食的价值大不相同。事实上，一个人在干推粪这种活和干别的活时相比，食量将有一个很可观的增长，这就导致了粮食不够吃，所以不得不吃下一大批白薯干。白薯于比之正经粮食便宜了很多，但在集市上也要卖到两毛钱一斤；而在集市上，最好的草（可以苫房顶）是三分钱一斤，一般做饲料的草顶多值两分钱。我不认为自己在吃下一斤白薯干之后，可以和吃了十斤干草的驴比赛负重，而且白薯干还异常难吃，噎人，难消化，容易导致胃溃疡；而驴在吃草时肯定不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在此必须强调指出，此种白薯干是生着切片晾的，假设是煮熟了晾出的那种甜甜的东西，就绝不止两毛钱一斤。有关白薯干的情况，还可以补充几句，它一进到了食道里就会往上蹦，不管你把它做成发糕还是面条，只要不用大量的粮食来冲淡，都有同等的效果。因此我曾设想改进一下进食的方式，拿着大顶来吃饭，这样它往上一蹦就正好进到胃里，省得我痛苦地向下咽，但是我没有试验过，我怕被别人看到后难以解释。白薯干原来是猪的口粮，这种可怜的动物后来就改吃人屙的屎。据我在厕所兼猪圈里的观察，它们一遇到吃薯干后出的屎，就表现出愤怒之状，这曾使我在出恭时良心大感痛苦——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为止。由此可见，我姥姥在村里时，四十户人家、一百多条驴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当然，我在村里时，一百多户人家没有驴，也符合经济规律。前者符合省钱的规律，后者符合就业的规律。只有“一百户人家加一百条驴”不符合经济规律，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事可做。于是，驴子就消失了。有关这件事，可以举出一件恰当的反例：在英国产业革命前夕，有过一次圈地运动，英国农民认为这是“羊吃人”；而在我的老家则是人吃驴，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吃。村里人说，有一阵子老是吃驴肉，但我去晚了没赶上，只赶上了吃白薯干。当然，在这场人和驴的生存竞争中，我当时坚定地站在人这一方，认为人有吃掉驴子的权利。
最近我读到布罗代尔先生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才发现这种生存竞争不光是在我老家存在，也不限于在人和驴之间，更不限于本世纪七十年代，它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历史事实。十六世纪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就发现，与西欧相比，中国的役畜非常少，对水力和风力的利用也不充分。这就是说，此种生存竞争不光在人畜之间存在，还存在于人与浩浩荡荡的自然力之间。这次我就不能再站在人的立场上反对水和风了，因为这种对手过于低级，胜之不武。而且我以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大概是有点问题。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人本的文化，但是它和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完全不同。在我们的文化里，只认为生命是好的，却没把快乐啦、幸福啦。生存状态之类的事定义在内；故而就认为，只要大家都能活着就好，不管他们活得多么糟糕。由此导致了一种古怪的生存竞争，和风力、水力比赛推动磨盘，和牲口比赛运输——而且是比赛一种负面的能力，比赛谁更不知劳苦，更不贪图安逸！
中国史学界没有个年鉴学派，没有人考证一下历史上的物质生活，这实在是一种遗憾——布罗代尔对中国物质生活的描述还是不够详尽——这件事其实很有研究的必要。在中国人口稠密的地带，根本就见不到风车、水车，这种东西只在边远地方有。我们村里有盘碾子，原来是用驴子拉的，驴没了以后改用人来推。驴拉碾时需要把眼蒙住，以防它头晕。人推时不蒙眼，因为大家觉得这像一头驴，不好意思。其实人也会晕。我的切身体会是：人只有两条腿，因为这种令人遗憾的事实，所以晕起来站都站不住。我还听到过一个真实的故事，陈永贵大叔在大寨曾和一头驴子比赛负重，驴子摔倒，永贵大叔赢了。我认为，那头驴多半是个小毛驴，而非关中大叫驴。后一种驴子体态壮硕，恐非人类所能匹敌——不管是哪一种驴，这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证明了就是不借助手推车，人也比驴强。我认识的一位中学老师曾经用客观的态度给学生讲过这个故事（未加褒贬），结果在“文化革命”里被斗得要死。这最后一件事多少暗示出中国为什么没有年鉴学派。假如布罗代尔是中国人，写了一本有关中国农村物质生活的书，人和驴比赛负重的故事他是一定要引用的，白纸黑字写了出来，“文化革命”这一关他绝过不去。虽然没有年鉴学派那样缜密的考证，但我也得出了结论：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影响到来之前，在物质生活方面有这么一种倾向，不是人来驾驭自然力、兽力，而是以人力取代自然力、兽力；这就要求人能够吃苦、耐劳、本分。当然，这种要求和传统文化对人的教诲甚是合拍，不过孰因孰果很难说明白。我认为自己在插队时遭遇的一切，是传统社会物质文明发展规律走到极端所致。
在人与兽、人与自然力的竞争中，人这一方的先天条件并不好。如前所述，我们不像驴子那样有四条腿、可以吃草，也不像风和水那样浑然无觉，不知疲倦。好在人还有一种强大的武器，那就是他的智能、他的思索能力。假如把它对准自然界，也许人就能过得好一点。但是我们把枪口对准了自己，发明了种种消极的伦理道德，其中就包括了吃大苦、耐大劳，“存天理、灭人欲”；而苦和累这两种东西，正如莎翁笔下的爱情，你吃下的越多，它就越有，“所以两者都是无穷无尽的了！”（引自《罗米欧与朱丽叶》）
这篇文章写到了这里，到了得出结论的时候了。我认为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不提倡用脑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结果不但是人，连驴和猪都深受其害。假设一切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意、不方便，都能成为严重的问题，使大家十分关注，恐怕也不至于搞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毕竟是些聪明人。虽然中国人是如此的聪明，但是布罗代尔对十七世纪中国的物质生活（包括北京城里有多少人靠拣破烂为生）做了一番描述之后下结论道：在这一切的背后，“潜在的贫困无处不在”。我们的祖先怎么感觉不出来？我的结论是：大概是觉得那么活着就不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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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逆转
有位西方的发展学者说：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言下之意是说，有些人受穷，是因为他不想富裕。这句话是作为一种惊世骇俗的观点提出的，但我狭隘的人生经历却证明此话大有道理。对于这句话还可以充分地推广：贫困是一种生活方式，富裕是另一种生活方式；追求聪明是一种人生的态度，追求愚蠢则是另一种生活态度。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在追求快乐，另一些人在追求痛苦；有些人在追求聪明，另一些人在追求愚蠢。这种情形常常能把人彻底搞糊涂。
洛克先生以为，人人都追求快乐，这是不言自明的。以此为基础，他建立了自己的哲学大厦。斯宾诺莎也说，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是自我保存。作为一个非专业的读者，我认为这是同一类的东西，认为人趋利而避害，趋乐而避苦，这是伦理学的根基。以此为基础，一切都很明白。相比之下，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大不相同，认为礼高于利，义又高于生，这样就创造了一种比较复杂的伦理学。由此产生了一个矛盾，到底该从利害的角度来定义崇高，还是另有一种先验的东西，叫做崇高——举例来说，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这是人先天的良知良能，这就是崇高的根基。我也不怕人说我是民族虚无主义，反正我以为前一种想法更对。从前一种想法里产生富裕，从后一种想法里产生贫困；从前一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快乐，从后一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痛苦。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前一种想法就叫做聪明，后一种想法就叫做愚蠢。笔者在大学里学的是理科，凭这样的学问底子，自然难以和专业哲学家理论，但我还是以为，这些话不能不说。
对于人人都追求快乐这个不言自明的道理罗素却以为不尽然，他举受虐狂作为反例。当然，受虐狂在人口中只占极少数。但是受虐却不是罕见的品行。七十年代，笔者在农村插队，在学大寨的口号鞭策下，劳动的强度早已超过了人力所能忍受的极限，但那些工作却是一点价值也没有的。对于这些活计，老乡们概括得最对：没别的，就是要给人找些罪来受。但队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却乐此不疲，干得起码是不比别人少。学大寨的结果是使大家变得更加贫穷。道理很简单：人干了艰苦的工作之后，就变得很能吃，而地里又没有多长出任何可吃的东西。这个例子说明，人人都有所追求，这个道理是不错的，但追求的却可以是任何东西：你总不好说任何东西都是快乐吧。
人应该追求智慧，这对西方人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道理；苏格拉底甚至把求知和行善画上了等号。但是中国人却说“难得糊涂”，仿佛是希望自己变得笨一点。在我身上，追求智慧的冲动比追求快乐的冲动还要强烈，因为这个原故，在我年轻时，总是个问题青年、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我是这么理解这件事的：别人希望我变得笨一些。谢天谢地，他们没有成功。人应该改变自己，变成某种样子，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有疑问的只是应该变聪明还是变笨。像这样的问题还能举出一大堆，比方说，人（尤其是女人）应该更漂亮、更性感一些，还是更难看、让人倒胃一些；对别人应该更粗暴、更野蛮一些，还是更有礼貌一些；等等。假如你经历过中国的七十年代，就会明白，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有不同的答案。你也许会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风尚，但我对这种话从来就不信。我更相信乔治·奥威尔的话：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必须承认一加一等于二；弄明白了这一点，其他一切全会迎刃而解。
我相信洛克的理论。人活在世上，趋利趋乐暂且不说，首先是应该避苦避害。这种信念来自我的人生经验：我年轻时在插队，南方北方都插过。谁要是有同样的经历就会同意，为了谋生，人所面临的最大任务是必须搬动大量沉重的物质：这些物质有时是水，有时是粪土，有时是建筑材料，等等。到七十年代中期为止，在中国南方，解决前述问题的基本答案是：一根扁担。在中国的北方则是一辆小车。我本人以为，这两个方案都愚不可及。在前一个方案之下，自肩膀至脚跟，你的每一寸肌肉、每一寸骨骼都在百十公斤重物的压迫之下，会给你带来腰疼病、腿疼病。后一种方案比前种方案强点不多，虽然车轮承担了重负，但车上的重物也因此更多。假如是往山上推的话，比挑着还要命。西方早就有人在解决这类问题，先有阿基米德，后有牛顿。卡特，所以在一二百年前就把这问题解决了。而在我们中国，到现在也没解决。你或者会以为，西方文明有这么一点小长处，善于解决这种问题，但我以为这是不对的。主要的因素是感情问题。、西方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源于自身，所以就重视解决肉体的痛苦。中国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是亲亲敬长，就不重视这种问题。这两种想法哪种更对？当然是前者。现在还有人说，西方人纲常败坏，过着痛苦的生活——这种说法是昧良心的。西方生活我见过，东方的生活我也见过。西方人儿女可能会吸毒，婚姻可能会破裂，总不会早上吃两片白薯干，中午吃两片白薯干，晚上再吃两片白薯干，就去挑一天担子，推一天的重车！从孔孟到如今，中国的哲学家从来不挑担、不推车。所以他们的智慧从不考虑降低肉体的痛苦，专门营造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理论。
在西方人看来，人所受的苦和累可以减少，这是一切的基础。假设某人做出一份牺牲，可以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很多幸福，这就是崇高——洛克就是这么说的。孟子不是这么说，他的崇高另有根基，远不像洛克的理论那么能服人。据我所知，孟子远不是个笨蛋。除了良知良能，他还另有说法。他说反对他意见的人（杨朱、墨子）都是禽兽。由此得出了崇高的定义：有种东西，我们说它是崇高，是因为反对它的人都不崇高。这个定义一直沿用到了如今。细想起来，我觉得这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混蛋逻辑，还不如直说凡不同意我意见者都是王八蛋为好。总而言之，这种古怪的论证方式时常可以碰到。
在七十年代，发生了这样一回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杆没捞上来，人也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这件事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知青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结论是：国家的一根稻草落下水也要去追。至于说知青的命比不上一根稻草，人家也没这么说。他们只说，算计自己的命值点什么，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崇高。坦白地说，我就是困惑者之一。现在有种说法，以为民族的和传统的就是崇高的。我知道它的论据：因为反民族和反传统的人很不崇高。但这种论点吓不倒我。
过去欧洲有个小岛，岛上是苦役犯服刑之处。犯人每天的工作是从岛东面挑起满满的一挑水，走过崎岖的山道，到岛西面倒掉。这岛的东面是地中海，水从地中海里汲来。西面也是地中海，这担水还要倒回地中海去。既然都是地中海，所以是通着的。我想，倒在西面的水最终还要流回东面去。无价值的吃苦和无代价的牺牲大体就是这样的事。有人会说，这种劳动并非毫无意义，可以陶冶犯人的情操、提升犯人的灵魂；而有些人会立刻表示赞成，这些人就是那些岛上的犯人——我听说这岛上的看守手里拿着鞭子，很会打人。根据我对人性的理解，就是离开了那座岛屿，也有人会保持这种观点。假如不是这样，劳动改造就没有收到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人性就被逆转了。
从这个例子来看，要逆转人性，必须有两个因素：无价值的劳动和暴力的威胁，两个因素缺一不可。人性被逆转之后，他也就糊涂了。费这么大劲把人搞糊涂有什么好处，我就不知道，但想必是有的，否则不会有这么个岛。细想起来，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就包含了这种东西。举个例子来说，朝廷的礼节。见皇上要三磕九叩、扬尘舞蹈，这套把戏耍起来很吃力，而且不会带来任何收益，显然是种无代价的劳动。但皇上可以廷杖臣子，不老实的马上拉下去打板子。有了这两个因素，这套把戏就可以耍下去，把封建士大夫的脑子搞得很糊涂。回想七十年代，当时学大寨和抓阶级斗争总是一块搞的，这样两个因素就凑齐了。我下乡时，和父老乡亲们在一起。我很爱他们，但也不能不说：他们早就被逆转了。我经历了这一切，脑子还是不糊涂，还知道一加一等于二，这只说明一件事：要逆转人性，还要有第三个因素，那就是人性的脆弱。
我认为七十年代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看法和一些同龄人是一样的。七十年代的青年和现在的青年很不一样，更热情、更单纯、更守纪律、对生活的要求更低，而且更加倒霉。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是一种极难得的际遇，这些感受和别人是一样的。有些人认为这种经历是一种崇高的感受，我就断然反对，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病态的。让我们像奥威尔一样，想想什么是一加一等于二，七十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极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轻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种牺牲毫无价值。想清楚了这些事，我们再来谈谈崇高的问题。就七十年代这个例子来说，我认为崇高有两种：一种是当时的崇高，领导上号召我们到农村去吃苦，说这是一种光荣。还有一种崇高是现在的崇高，忍受了这些痛苦、做出了自我牺牲之后，我们自己觉得这是崇高的。我觉得这后一种崇高比较容易讲清楚。弗洛伊德对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释：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使自己好过一些。对这个道理稍加推广，就会想到：人是一种会自己骗自己的动物。我们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所以有人就想说，这种经历是崇高的。这种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过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还有些坏作用：有些人就据此认为，人必须吃一些无益的苦、虚掷一些年华，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崇高。这种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是有病。
说到吃苦、牺牲，我认为它是负面的事件。吃苦必须有收益，牺牲必须有代价，这些都属一加一等于二的范畴。我个人认为，我在七十年代吃的苦、做出的牺牲是无价值的，所以这种经历谈不上崇高；这不是为了贬低自己，而是为了对现在和未来发生的事件有个清醒的评价。逻辑学家指出，从正确的前提能够推导出正确的结论，但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就什么都能够推导出来。把无价值的牺牲看作崇高，也就是接受了一个错误的前提。此后你就会什么鬼话都能说出口来，什么不可信的事都肯信——这种状态正确的称呼叫做“糊涂”。人的本性是不喜欢犯错误的，所以想把他搞糊涂，就必须让他吃很多的苦——所以糊涂也很难得呀。因为人性不总是那么脆弱，所以糊涂才难得。经过了七十年代，有些人对人世间的把戏看得更清楚，他就是变得更聪明。有些人对人世间的把戏更看不懂了，他就是变得更糊涂。不管发生了哪种情况，七十年代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我要说出我的结论，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种有害哲学的影响之下，孔孟程朱编出了这套东西，完全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的上层生活。假如从整个人类来考虑问题，早就会发现，趋利避害，直截了当地解决实际问题最重要——说实话，中国人在这方面已经很不像样了——这不是什么哲学的思辨，而是我的生活经验。我们的社会里，必须有改变物质生活的原动力，这样才能把未来的命脉握在自己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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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子里的战争
我年轻时，有一回得了病，住进了医院。当时医院里没有大夫，都是工农兵出身的卫生员——真正的大夫全都下到各队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话虽如此说，穿着白大褂的，不叫他大夫又能叫什么呢。我入院第一天，大夫来查房，看过我的化验单，又拿听诊器把我上下听了一遍，最后还是开口来问：你得了什么病。原来那张化验单他没看懂。其实不用化验单也能看出我的病来：我浑身上下像隔夜的茶水一样的颜色，正在闹黄疸。我告诉他，据我自己的估计，大概是得了肝炎。这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当时还没听说有乙肝，更没有听说丙肝丁肝和戊肝，只有一种传染性肝炎。据说这一种肝炎中国原来也没有，还是三年困难时吃伊拉克蜜枣吃出来的——叫做蜜枣，其实是椰枣。我虽没吃椰枣，也得了这种病。大夫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你给我点维生素吧——我的病就是这么治的。说句实在话，住院对我的病情毫无帮助。但我自己觉得还是住在医院里好些，住在队里会传染别人。
在医院里没有别的消遣，只有看大夫们给人开刀。这一刀总是开向阑尾——应该说他们心里还有点数，知道别的手术做不了。我说看开刀可不是瞎说的，当地经常没有电，有电时电压也极不稳，手术室是四面全是玻璃窗的房子，下午两点钟阳光最好，就是那时动手术——全院的病人都在外面看着，互相打赌说几个小时找到阑尾。后来我和学医的朋友说起此事，他们都不信，说阑尾手术还能动几个钟头？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罢，我看到的几个手术没有一次在一小时之内找着阑尾的。做手术的都说，人的盲肠太难找——他们中间有好几位是部队骡马卫生员出身，参加过给军马的手术，马的盲肠就很大，骡子的盲肠也不小，哪个的盲肠都比人的大，就是把人个子小考虑在内之后，他的盲肠还是太小。闲着没事聊天时，我对他们说：你们对人的下水不熟悉，就别给人开刀了。你猜他们怎么说？“越是不熟就越是要动——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这后半句是毛主席语录。人的肠子和战争不是一码事，但这话就没人说了。我觉得有件事情最可恶：每次手术他们都让个生手来做，以便大家都有机会学习战争，所以阑尾总是找不着。刀口开在什么部位，开多大也完全凭个人的兴趣。但我必须说他们一句好话：虽然有些刀口偏左，有些刀口偏右，还有一些开在中央，但所有的刀口都开在了肚子上，这实属难能可贵。
我在医院里遇上一个哥们，他犯了阑尾炎，大夫动员他开刀。我劝他千万别开刀——万一非开不可，就要求让我给他开。虽然我也没学过医，但修好过一个闹钟，还修好了队里一台手摇电话机。就凭这两样，怎么也比医院里这些大夫强。但他还是让别人给开了，主要是因为别人要在战争里学习战争，怎么能不答应。也是他倒霉，打开肚子以后，找了三个小时也没找到阑尾，急得主刀大夫把他的肠子都拿了出来，上下一通紧倒。小时候我家附近有家小饭铺，卖炒肝、烩肠，清晨时分厨师在门外洗猪大肠，就是这么一种景象。眼看天色越来越暗，别人也动手来找，就有点七手八脚。我的哥们被人找得不耐烦，撩开了中间的白布帘子，也去帮着找。最后终于在太阳下山以前找到，把它割下来，天也就黑了，要是再迟一步，天黑了看不见，就得开着膛晾一宿。原来我最爱吃猪大肠；自从看过这个手术，再也不想吃了。
时隔近三十年，忽然间我想起了住院看别人手术的事，主要是有感于当时的人浑浑噩噩，简直是在发疯。谁知道呢，也许再过三十年，再看今天的人和事，也会发现有些人也是在发疯。如此看来，我们的理性每隔三十年就有一次质的飞跃——但我怀疑这么理解是不对的。理性可以这样飞越，等于说当初的人根本没有理性。就说三十年前的事吧，那位主刀的大叔用漆黑的大手捏着活人的肠子上下倒腾时，虽然他说自己在学习战争，但我就不信他不知道自己是在胡闹。由此就得到一个结论：一切人间的荒唐事，整个社会的环境虽是一个原因，但不主要。主要的是：那个闹事的人是在借酒撒疯。这就是说，他明知道自己在胡闹，但还要闹下去，主要是因为胡闹很开心。
我们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推论：不管社会怎样，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作为杂文的作者，把推论都写了出来，未免有直露之嫌，所以到此打住。住医院的事我还没写完呢：我在医院里住着，肝炎一点都不见好，脸色越来越黄；我的哥们动了手术，刀口也总是长不上，人也越来越瘦。后来我们就结伴回北京来看病。我一回来病就好了，我的哥们却进了医院，又开了一次刀。北京的大夫说，上一次虽把阑尾割掉了，但肠子没有缝住，粘到刀口上成了一个瘘，肠子里的东西顺着刀口往外冒，所以刀口老不好。大夫还说，冒到外面还是万分幸运，冒到肚子里面，人就完蛋了。我哥们倒不觉得有什么幸运，他只是说：妈的，怪不得总吃不饱，原来都漏掉了。这位兄弟是个很豪迈的人，如果不是这样，也不会拿自己的内脏给别人学习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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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来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可干。就我所见，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肉猪是阉过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分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劁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噢噢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以后，才把糠对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他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它对它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得有限，索性就不写了。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做“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它。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这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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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子树与平等
二十多年前，我在云南插队。当地气候炎热，出产各种热带水果，就是没有椰子。整个云南都不长椰子，根据野史记载，这其中有个缘故。据说，在三国以前，云南到处都是椰子，树下住着幸福的少数民族。众所周知，椰子有很多用处，椰茸可以当饭吃，椰子油也可食用。椰子树叶里的纤维可以织粗糙的衣裙，椰子树干是木材。这种树木可以满足人的大部分需要，当地人也就不事农耕，过着悠闲的生活。忽一比诸葛亮南征来到此地，他要教化当地人，让他们遵从我们的生活方式：干我们的活，穿我们的衣服，服从我们的制度。这件事起初不大成功，当地人没看出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什么优越之处。首先，秋收春种，活得很累，起码比摘椰子要累；其次，汉族人的衣着在当地也不适用。就以诸葛先生为例，那身道袍料子虽好，穿在身上除了捂汗和捂痱子，捂不出别的来；至于那顶道冠，既不遮阳，也不挡雨，只能招马蜂进去做窝。当地天热，搞两片椰树叶把羞处遮遮就可以了。至于汉朝的政治制度，对当地的少数民族来说，未免太过烦琐。诸葛先生磨破了嘴皮子，言必称孔孟，但也没人听。他不觉得自己的道理不对，却把账算在了椰子树身上：下了一道命令，一夜之间就把云南的椰树砍了个精光；免得这些蛮夷之人听不进圣贤的道理。没了这些树，他说话就有人听了——对此，我的解释是，诸葛亮他老人家南征，可不是一个人去的，还带了好多的兵，砍树用的刀斧也可以用来砍人，砍树这件事说明他手下的人手够用，刀斧也够用。当地人明白了这个意思，就怕了诸葛先生。我这种看法你尽可以不同意——我知道你会说，诸葛亮乃古之贤人，不会这样赤裸裸地用武力威胁别人；所以，我也不想坚持这种观点。
对于此事，野史上是这么解释的：蛮夷之人，有些稀奇之物，就此轻狂，胆敢藐视天朝大邦；没了这些珍稀之物，他们就老实了。这就是说，云南人当时犯有轻狂的毛病，这是一种道德缺陷。诸葛先生砍树，是为了纠正这种毛病，是为他们好。我总觉得这种说法有点太过惊世骇俗。人家有几样好东西、活得好一点，心情也好一点，这就是轻狂；非得把这些好东西毁了，让人家心情沉痛。这就是不轻狂——我以为这是野史作者的意见，诸葛先生不是这样的人。
野史是不能当真的，但云南现在确实没有椰子，而过去是有的。所以这些椰树可能是诸葛亮砍的。假如这不是要野蛮，就该有种道义上的解释。我觉得诸葛亮砍椰树时，可能是这么想的：人人理应生来平等，但现在不平等了，四川不长椰树，那里的人要靠农耕为生；云南长满了椰树，这里的人就活得很舒服。让四川也长满椰树，这是一种达到公平的方法，但是限于自然条件，很难做到。所以，必须把云南的椰树砍掉，这样才公平。假如有不平等，有两种方式可以拉平：一种是向上拉平，这是最好的，但实行起来有困难；比如，有些人生来四肢健全，有些人则生有残疾，一种平等之道是把所有的残疾人都治成正常人，这可不容易做到。另一种是向下拉平，要把所有的正常人都变成残疾人就很容易，只消用铁棍一敲，一声惨叫，这就变过来了。诸葛先生采取的是向下拉平之道，结果就害得我吃不上椰子。在云南时，我觉得嘴淡时就啃几个木瓜。木瓜淡而无味，假如没熟透，啃后满嘴都是麻的。但我没有抱怨木瓜村。这种树内地也是不长的，假如它的果子太好吃，诸葛先生也会把它砍光啦。
我这篇文章题目在说椰子，实质在谈平等问题，挂羊头卖狗肉，正是我的用意。人人理应生来平等，这一点人人都同意。但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而且最大的不平等不是有人有椰子树，有人没有椰子树。如罗素先生所说，最大的不平等是知识的差异——有人聪明有人笨，这就是问题之所在。这里所说的知识、聪明是广义的，不单包括科学知识，还包括文化素质、艺术的品味，等等。这种椰子树长在人脑里，不光能给人带来物质福利，还有精神上的幸福。这后一方面的差异我把它称为幸福能力的差异。有些作品，有些人能欣赏，有些人就看不懂，这就是说，有些人的幸福能力较为优越。这种优越最招人嫉妒。消除这种优越的方法之一就是给聪明人头上一问棍，把他打笨些。但打轻了不管用，打重了会把脑子打出来，这又不是我们的本意。另一种方法则是：一旦聪明人和傻人起了争执，我们总说傻人有理。久而久之，聪明人也会变傻。这种法子现在正用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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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