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Google翻译服务的帮助下，我可以和这些工人交流、向他们表示歉意并让他们11点时回来。谢谢你们提供的这种服务……谢谢。
——用户给Google的赞词我只想感谢Google教我找到爱情。在使用Google寻找多年未见的兄弟时，我偶然看到了墨西哥一个介绍男性脱衣舞表演者的网站，我被震惊了——我的兄弟在做男妓。我以最快的速度飞到了他所在的城市，在那里，我不仅将他从这个卑微的职业中解放出来，而且还遇到了一个和他从事同样工作的人……上个周末，我们在墨西哥结婚了。我非常感谢Google给我提供的帮助，没有它我就不会找到我的兄弟、我的丈夫和见识墨西哥男性脱衣舞行业。谢谢你，Google！
——用户给Google的赞词Google的总部位于加州的山景城，有点Epcot 迪斯尼主题公园的感觉——有那么多好玩的太空时代玩具，而时间又那么少。在一个角落里放着可以旋转的地球仪，它根据全球各个地方Google搜索用户的多少发出光束，正如你所料，大部分的光束都来自北美、欧洲、韩国和日本和中国沿海，中东和非洲仍是一片黑暗。另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块大屏幕，上面显示的是使用不同语言进行搜索的人们使用最多的关键词。我在2001年参观Google总部时向工作人员询问当时最频繁使用的关键词是什么。答案当然包括“性”，还有“上帝”，排在第三位的是“工作”。排在第四位的答案令我哭笑不得——职业摔跤。最不可思议的答案就是菜谱：人们打开冰箱，看看里面还有什么原料，然后用Google搜索一下这些原料，看看会搜到什么菜谱。
很幸运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单词或主体在任何时间曾超过Google搜索主题1%~2%的比例，所以任何人都不必因为Google上某一关键词出现的过于频繁而担心人类的命运。事实上，正是因为Google上有如此多样的搜索项、如此多的语言种类，才让Google及其他的搜索引擎工具成为重要的令世界变平的力量。在此之前，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有如此多的人可以依靠自身力量找到如此多信息的时候。
Google创始人之一、俄罗斯出生的塞吉。布林说：“如果一个人可以通过宽带、拨号方式上网，那么不管他是柬埔寨的小孩、大学教授还是像我这样管理搜索引擎公司的人，他都可以跟其他人一样获取同样的信息。这是完全平等的。这和我小时候的情况有很大差别。那时候，我最好的选择就是去图书馆，而那时图书馆的馆藏也并不是很丰富，你要么等待奇迹的出现，要么只能找到简单和新近发生的事情。”他补充说，当Google出现时，人们可以充分接触世界各地图书馆的所有信息。
这当然是Google的目标——方便人们获取以各种语言表达的知识，实现全球知识共享。Google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掌上电脑或手机让每个人都能把人类的一切知识放到口袋里面。
“一切知识”和“每个人”是你在Google经常听到的词。事实上，Google的主页是这样解释“Google”一词的来历的：这是由“googol”一次转化而来的，它表示数字1 后跟100 个零。Google创始人希望能为你在他们的网站上提供这么多、几乎是无限量的信息。Google的成功表明，人们确实非常希望能如此方便地获取全世界的信息量。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推动世界变平的进程了——让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获取人类所有的知识。
Google的首席执行官爱瑞克。施密特称：“我们对任何人都不会实行差别待遇，除非你不能或没有条件使用计算机，否则的话，只要你能打字就能使用Google。 如果平坦的世界有什么意义的话，它应该意味着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没有歧视。
Google现在的搜索语言有100 种，而且现在还在不断增加。我们可以想象未来的Google会带有iPod功能，让你通过声音搜索——照顾那些不能使用计算机的人。“
搜索怎么能跟合作扯上关系呢？我将两者的关联称为“提供信息”（informing）
：它是公开源、外包、内包、供应链和离岸经营在个人合作关系上的体现；它意味着你可以建立和运用个人的供应链——信息、知识和娱乐方面的供应链；它是一种自我合作的方式——不必走图书馆、电影院或通过网络电视就可以自主进行研究、编辑和选择娱乐方式；它是搜索知识的方式，可以让你寻找志趣相投的人群和社团。Google在全球的受欢迎程度让雅虎和微软（通过MSN ）也开始在自己的网站上提供搜索服务，这表明人们寻求这种合作形式的意愿是何等强烈。
Google的另一位创建者拉瑞。佩吉称，搜索变得越容易、越准确，Google的用户基础就会越广泛，它在推动全球变平方面就越重要。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用母语为自己“提供信息”。佩吉说：“现在Google的搜索只有1/3 是在美国，而且不到一半使用英语进行搜索的。随着人们搜索内容的日益模糊化，出版的内容也日益模糊化。这就更推动了世界变平的进程。”所有主要的搜索引擎工具最近都增加了新功能：用户不仅可以在网上搜索信息，而且可以在电脑的硬盘上搜索文字、数据或电子邮件。当你可以更加有效地搜索自己的存储器时，这才是真正的“提供信息”。2004年底，Google宣布了将密歇根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所有藏书都扫描到数据库中的计划，这样就可以在网上搜索和查看数万本书了。
在搜索引擎出现的早期阶段，人们对可以搜索到大量信息感到惊讶和兴奋，雅虎的创立人杨志远说：“如今，他们对此已习以为常，认为这些信息的获得是理所应当的，科技人员只不过是让这些搜索变得更简单而已。信息的民主化对社会具有深远影响。今天的消费者效率更高——搜索引擎让他们能比通过传统方式更迅速地找到信息、产品和服务，他们可以获取更多有关工作、健康和休闲的信息。小城镇也不会再让人有信息闭塞的感觉。人们能更好地接触他们感兴趣的事物、能方便快捷地成为特定主题方面的专家并且和其他人分享他们的乐趣。”
20世纪90年代末，网络中每天都会新增几十万网页，Google的创立者们明白，当时只能搜索关键词的引擎工具无疑是跟不上这一发展速度的。同为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专业1995届毕业生的布林和佩吉开发了一种新的数学公式，能将搜索结果按链接网页的多少进行排序，认为链接的网页越多说明其包含相关信息的可能性就越大。
Google成为全球最大搜索引擎工具的关键力量是，它能更准确地按点击率的多少对网页进行排序，可以过滤掉那些试图通过虚假链接出现在搜索结果中的网页。即使Google最后一个进入搜索引擎市场，它仍旧会因更准确和更相关的搜索能力而受到人们的青睐。（Google现在雇用了大量的数学人才帮其研究搜索中的运算法则，让其在和对手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布林说：“因为某种原因，人们低估了搜索功能相对于其他网络功能的重要性。
如果你在搜索诸如健康问题之类的东西，你肯定很需要这些信息，因为在一些情况下，这甚至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一些用户会用Google搜索心脏病发作的症状，然后拨打911 . “但是有时候你的确也希望通过Google查找一些更为简单的信息。
2004年6 月我在北京，一天早上我和妻子安、16岁的女儿娜塔莉一起乘电梯下楼，女儿手里拿了一叠要寄给朋友的明信片。安对她说：“你把他们的地址也带来了吗？”娜塔莉看她妈妈的神态就像在打量一个来自19世纪的人一样。女儿回答说：“我没有带过来。我只要Google一下他们的电话号码，就可以找到他们的家庭地址。”
娜塔莉就是在给自己“提供信息”，她使用Google的方法我以前连想都没想过。
由于Google的存在，我们用个人电脑创作的数字化信息突然都可以搜索到。
它们能被突然发掘出来。令人惊奇的是，以前从未搜索到的信息将来会随着更灵活搜索引擎的诞生而被搜索到。这些更高级的引擎可以筛选出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数据，从图片到录像到家庭明细表到交通信息到高中报刊再到健康药物。前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现任Google中国总裁的李开复说：“人们一直以为文本是唯一的信息来源，但现在，即使是很久以前的图片、视频、书籍，都可以搜索到。
你的电脑上可以有地理信息、地图、本地信息以及个人信息。 .基本上，我们看到、听到、接触到、读到以及写下的所有东西都是信息，而现在网络搜索只覆盖了能被扫描、搜寻和驾驭的很少一部分事物。“随着时间的发展，个人将有能力在任何时间依靠各种设备找到世界上的任何事物，这将产生巨大的力量。”最令我兴奋的就是这种巨大力量，“李说，”我将可以集中时间、精力和脑力去做我擅长的事情，而不是将它们花在材料的搜集上。它就是构造、设计、想象和创造事物。“
我们在中国旅游的时候，娜塔莉还带着自己的iPod，这让她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给自己提供信息——用娱乐而非知识的方式。她是自己的音乐编辑，将自己喜欢的所有歌曲下载到iPod中并且带到中国去。几十年来，广播事业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的基础上：你在网络电视或广播上播出广告，希望别人在看或听。如今随着娱乐世界的逐渐平坦化，这种现象的重要性也在逐渐逝去。
如今的TiVo数字视频录像技术让你可以成为自己的电视编辑，你可以跳过广告、将喜欢看的节目录制下来，在希望看电视时选看自己喜欢的节目。你不必早早地等在电视机前，被迫观看强加给你的商业广告。TiVo技术让你可以只观看自己喜欢的节目和你可能感兴趣的那些产品的广告。
但是，正如Google可以追踪你搜索的内容一样，TiVo可以知道你锁定、存储和重放的电视节目。这里是一个新闻小测试：猜猜有电视以来重放最多的节目是什么？
答案是：2004年超级橄榄球总决赛中珍妮。杰克逊的露胸事件（或者委婉一点说，她的“服装故障”）。在2004年2 月2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TiVo公司表示：“对TiVo家庭收视情况的年度调查显示，贾斯汀。汀布莱克和珍妮。杰克逊让周日的超级碗节目大放异彩，吸引的观众数量是最精彩赛事时的2 倍。杰克逊-汀布莱克事件让TiVo在观众中的受欢迎程度大幅上升。数以万计的家庭运用TiVo特有的功能对这段电视现场节目暂停和重放，收视率上升了180% .”所以如果有人在他想看某个节目时可以不限次数地观看，广播电视——在某个时段播放节目，中间插播广告，然后猜测谁在观看——就会越来越失去其意义。获益的只有像Google 、雅虎或TiVo这样的公司，他们学会和用户合作并给他们提供专门定制的节目和广告。我想总有一天广告商会只愿给这种广告付费的，这一天已经不再遥远了。
像Google、雅虎、亚马逊和TiVo之类的公司已经学会这样一种生存方式：不是向客户推销产品和服务，而是建立一个让客户能自我掌控的合作体系，然后迅速对客户的需求做出反应。这样效率就会大为提高。
Google首席执行官爱瑞克。施密特说：“搜索是一件相当个性化的事情，它赋予人们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你不必听从别人的教导和指挥。这是一种自主能力，它让人们使用自己需要的信息去做他们认为最佳的事情。这跟以前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广播和电视都是‘一对多’的方式，电话是‘一对一’。搜索是个人能力的最佳表达方式，让人们使用电脑看世界，确切地找到他们需要的东西——每个人的找寻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当然，Google不仅提供了搜索引擎工具，而且还是一家利润丰厚的企业，这主要是因为创立者认识到，他们可以建立一种有目标的广告模式：当你在搜索特定主题时，这一模式会展示与你搜索内容相关的广告，然后按Google用户点击广告的次数向广告客户收费。与传统媒体的广告效果无法获知不同，Google可以确切地知道你感兴趣的内容——通过搜索的内容——然后链接上那些与你搜索内容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广告。2004年末，Google又开通一项服务：如果你在马里兰州的贝瑟斯塔市，有一天忽然特别想吃寿司，你就可以通过手机给Google发出一条短信“寿司20817 ”——贝瑟斯塔市的邮政编码——他会给你发回一条短信，告诉你几家寿司店的地址。
不过，“获取信息”并不仅仅是搜索事实，它还可以帮你寻找朋友、支持者和合作者。它有助于跨越国界和文化差异形成全球社区，这也是另一种至关重要的令世界变平的力量。人们可以就任何主题、项目或话题寻找合作伙伴——特别是通过像雅虎这样的门户网站。雅虎共有大约3 亿用户和400 万个积极小组，这些小组共有1300万个人成员，他们每个月会在世界各地加入小组讨论。
杨志远说：“网络本来就是自我服务的领域，而雅虎的这些小组更是例证。
它提供了一个论坛、一个平台和一系列的工具，让人们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在网上进行私人的、半私人的或者是公开的聚会。它让人们可以用在现实生活中不现实或不可能的方式谈论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这些小组可以让素不相识的人就共同的兴趣爱好互相探讨。现实生活中的社区也可以在网上聚会，在互动的环境下繁荣发展（组建当地孩子的足球队、让年轻人接受宗教意识和组织校友会），为那些希望分享、组织和交流信息的小组提供一个虚拟的家。一些小组只能在网上存在，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一些则是现实生活中社区的反映。这些小组可以随即组合和解散，话题也可以更换或不变。“出于好意不过，”获取信息“也有人们必须适应的另一方面——其他人可以获悉从你年少时开始的一切经历。搜索引擎令这个世界变得平坦：消除了人们用来隐身的高山峡谷、岩石峭壁，排除了一切可以掩盖荣誉、粉饰过错的可能。在一个平坦的世界中，你不能逃跑，不能隐藏，因为即使再小的石头也会被翻遍。
你必须诚实地度过你的一生，因为不论你做过什么，不管你犯过什么错误，总有一天都会被发现的。世界变的越平坦，普通人就会变得越透明。2003年秋天，我女儿奥里去上大学之前，她就开始告诉我未来室友的情况。我问她是怎么知道的——之前和她们对过话还是收到过她们的来信？她告诉我，两个都不是。她只是在网上用Google搜索过她们，搜索的结果包括高中校报和地方报纸等等，从上面可以获得很多信息，幸好警局纪录还不能用Google搜索出来。这些还只是高中的孩子啊！
经营一家商业伦理咨询公司LRN 的多夫。塞德曼表示：“在这个世界上，你最好只做好事——你不能指望在一个地方行窃后能轻易地搬到其他地方。在Google营造的世界里，你的信誉会时刻跟随你，并赶在你之前到达你要停留的地方……
你的信誉会从很早就开始记录。就像马克。吐温所说得那样，‘永远都要说实话，只有这样才不用记住你所说过的话’。“
在超强搜索时代，每个人都是名人。Google让信息变得平坦——没有阶级或教育界限。空域（Airspace）无线技术销售公司的副总裁阿兰。科恩说：“如果我能用Google，我就能找到一切事情。Google就像上帝，上帝无处不在，上帝洞察万物。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问题你都可以去问Google .”
科恩给我说了这番话的几个月之后，我在CNET的新闻网站上看到这样一条简短消息：“搜索引擎公司Google周三称，它已经收购了锁眼（Keyhole ）数字地图测绘公司。后者是一家让人们可以从世界各地看到卫星图像的网络软件……这一软件让用户可以从太空看到地球表面的事物，有时候甚至可以看到大街上的景象。不过，这家公司现在还不能提供展示整个地球表面的高清晰度图像，展示的范围仅限于美国的一些大城市。该公司正努力扩大这一范围。”
第10大力量——数字的、移动的、个人的和虚拟的类固醇但是这种iPaq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无线技术，这是第一种可以用4 种无线方式与网络及其他设施连接起来的掌上电脑。在30英寸（1 英寸=2.54 厘米）的距离内，iPaq可以像电子商务卡一样将信息通过红外发射器发送到另一个掌上电脑上。在30英尺（1英尺=30.48厘米）的距离内，它可以使用蓝牙无线功能……在150 英尺的距离内，它可以使用Wi-Fi 天线。此外，iPaq还具有手机功能。如果你的老板或同事还找不到你，那你肯定是在国际空间站里。
——摘自2004年7 月29日《纽约时报》一篇关于惠普新款笔记本电脑的文章我现在在从东京到三岛的高速列车上，路旁的风景引人入胜：左边是渔村，右边是冰雪覆盖的富士山。我的同事吉姆。布鲁克是《纽约时报》东京工作站的主管，此刻他正坐在我的对面，但他对路边的风景似乎一点都不感兴趣。他正聚精会神地摆弄他的电脑，事实上我膝盖上也放着一台。但是他的电脑可以无线上网，而我却只能在电脑上打打字。几天前我们一起在东京闹市区坐出租车时，吉姆就在后座上用笔记本上网，并且还通过雅虎给我发了封电子邮件，自此之后我就一直在感叹日本无线技术的发达程度。除了少数偏远海岛和山村，如果你的电脑或者任何日本手机中装有无线上网卡，你就可以随时随地上网——从地铁站的深处到穿越村庄的高速列车上。吉姆知道我对日本拥有比美国强得多的无线上网技术念念不忘，但是他还一次又一次地跟我提这件事。
村庄随着火车的前进都被甩到了后面，他说：“看，汤姆，我现在已经上网了。
我的一个朋友是《纽约时报》在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的一座城市）的特约评论员，他的妻子昨天晚上刚给她生了女儿，我在给他发出祝贺。 .我现在在读今天《纽约时报》头版的要闻。“最后，我让精通日语的吉姆把列车乘务员叫过来，然后我让吉姆替我问他，高速列车的速度有多快。他们叽里咕噜说了半天后，吉姆给我翻译说：”每小时240 千米。“我摇了摇头。我们现在乘坐的高速列车时速是240 千米，也就是每小时150 英里——我的同事正在回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邮件。而如果我在从华盛顿郊区到特区商业区的路上打电话，手机信号至少会中断两次。我在东京的时候还和吉姆的同事托德。曹恩见了面，他一边用手机上网，一边给我解释说：”我是一个冲浪爱好者，所以我每个月花3 美元从网上订阅这种特殊短信，每天早上都会有短信告诉我，在我家附近的浪高有多少，这样我就可以决定当天最佳的冲浪地点。“（我越想越觉得自己应该去竞选美国总统：”我承诺，如果我当选美国总统，4 年之内美国的手机覆盖性能赶上加纳，8年之内赶上日本——条件是日本同意静止不动，在8 年之内不做任何创新，这样我们就能赶上。“我竞选的宣传条幅将非常简单：”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我知道美国在无线技术方面迟早会赶上世界其他地方。但是第10大变平力量这一章并不仅仅是关于无线技术的，它是关于我称作类固醇的东西。我将一些新技术称作类固醇，主要原因是它们可以放大和增强所有其他变平力量的作用。这一章节将强调各种合作形式——外包、离岸经营、开放源、供应链、内包和获取信息——并且让每一种合作形式都像惠普首席执行官卡利。费奥莉娜所说的那样可以用“数字、移动、虚拟和个人”的方式完成，进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平坦。
费奥莉娜所说的“数字”指的是，在个人电脑-Windows- 网景- 工作流革命的作用下，一切内容和流程（从摄影到娱乐、通信、Word处理、建筑设计和我家草坪的洒水设施）都会被数字化，因此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卫星或光纤电缆进行制作、操纵和传递。她所说的“虚拟”指的是，这种制作、操纵和传递的过程可以用很快的速度、很轻易地完成——这归功于所有的数字管道、协议和标准。
她所说的“移动”是指无线技术可以让人们从任何地方通过任何设备和任何人建立联系。
“个人”指的是，你可以用自己的设备为自己做这些事情。
如果你采用和加强所有这些新型合作方式，平坦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只给你举一个例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比尔。布罗迪给我讲了一件2004年夏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当时我出席了在韦尔举行的一次医疗会议，做报告的医生极力吹捧一种治疗前列腺癌的新方法，但实际这种方法与现行的外科疗法背道而驰。为了增强说服力，他声称业内权威帕特。沃尔什的理论也支持他的观点，并断章取义地加以引用。听完他的话后，我对自己说，‘这听起来好像不是沃尔什博士的研究成果。’于是我立即用我的掌上电脑无线上网，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主页后再进入医学专区，然后就开始搜索。搜索结果全是沃尔什观点的摘要。我点击了一个，然后开始阅读，我发现沃尔什博士的观点和那个家伙说的东西完全不同。于是在提问阶段我提出异议，那个家伙的脸一下子红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最近几年所有的研究成果都以数字化的形式被存储下来，这让布罗迪可以迅速和毫不迟疑地搜索一些信息。无线技术的进步让他可以在世界各地用任何设备进行搜索。而他的掌上电脑让他可以独立自主地进行个性化搜索。
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类固醇是什么呢？
第一种类固醇和计算机有关。简单地说，计算机性能包括3 部分：计算能力、存储能力和输出/ 输入能力。所有这些自从第一代大型主机产生后就一直在稳步提高，这种进步就构成了一种重要的类固醇。作为结果，我们将文字、数据、音乐和娱乐进行数字化、处理和传送的速度就比以前大大加快了。
比如，几十年来，芯片制造商一直不断缩小芯片上的晶体管以缩短电子的运行距离，从而加快数据处理速度（载于《商业周刊》，2005年6 月20日）。MIPS代表“每秒钟百万条指令”，这是对计算机微型芯片计算能力的测量方法。1971年，英特尔4004微处理器每秒钟能产生6 万条指令（即0.06MIPS）。而今天的英特尔奔腾处理器至尊版（双核）达到了每秒执行200 多亿条指令的理论最高额。
1971年，英特尔4004微处理器内涵2300个晶体管，2006年英特尔最高端的奔腾处理器内含17亿晶体管。
但是，存在的问题是这些微型电路的密集程度太高，由此引起的高温会影响芯片的运行。不过不必为此担心。《商业周刊》报道，芯片制造者让两个或更多的计算机核心在一个微处理器中共同运作，取代了单一的微处理器，进而制造出超高速甚至更加超高速的芯片。这些计算机核心可以共同承担负荷，因此，每一个都不会过热或消耗太多能量。
与此同时，输出/ 输入数据的速度也大大提高：如果按286 和386 芯片的速度进行磁盘驱动，我需要1 分钟左右的时间才能从数码相机上下载一张照片。今天的USB2.0磁盘驱动和奔腾处理器让我可以用不到1 秒钟的时间完成下载。微软首席执行官克里格。芒迪称：“存储技术也发展的非常迅速，他对世界的变革作用一点也不亚于其他力量。”它让各种形式的内容都可以变成数字化和便携式的产品，同时也极大地降低了这些数字产品的价格。5 年前，没有人会想到，一个40G 可以存放上千首歌的iPods 能便宜到让十几岁的小孩也可以买得起。数据的传送也发生了很大改观。光纤电缆的进步将很快能让一根光纤每秒钟传送1 台比特（terabit ）的数据，如果一根电缆里有48根光纤，每秒钟就可以传送48台比特的数据。朗讯前首席执行官亨利。夏克特曾精于此项技术，他指出，你可以“用一根电缆在数分钟内传送全世界的所有印刷材料。这意味着在零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可以有无限的信息传送能力”。尽管夏克特所说的这一速度指的只是光纤网络的枢纽部分，并不适用于接入你家电脑上的网速，但这仍可以说明我们已取得了很大进步。
在《凌志车与橄榄树》一书中，我提到1999年奎斯特公司的一条商业广告。
广告中那个饱经旅途劳顿的商人走进了路边的一家汽车旅馆，他问那个不耐烦的服务员是否会提供房间服务，她回答说是，然后他又问自己房间的电视是否会提供娱乐服务，服务员用鄙夷的口气回答说：“所有房间的网络都可以让你在任何时间选择观看任何语言的电影。”当时我用这条广告说明拥有网络的美妙，现在它却成为脱离网络所能带来好处的例证。未来几年内，随着存储能力的增强和存储器的日渐缩小，你将可以把很多电影直接存储到便携的存储器中。
第二种类固醇包括在即时讯息和文件共享方面的突破。P2P 模式下的文件共享让计算机用户可以共享歌曲、视频和其他各种文件。音乐交换网络纳普斯特让我们对此大开眼界，让两个人可以共享存储在各自电脑上的歌曲。Hm的数据显示，“纳普斯特在最佳状态时也许曾是最受人欢迎的网站。不到1 年之内，它每月的访问次数从零增加到6000万次。然而不久后它就因侵犯版权被法院勒令关闭了，直到2003年才被重建为音乐下载网站。原来的纳普斯特之所以会迅速走红，主要因为它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产品——可以毫不费力地从大的数据库获取免费音乐。”这一数据库实际是文件共享的基础，纳普斯特通过它可以方便你我电脑间的连接，这样我们就可以互换音乐文件。虽然原来的纳普斯特已经不复存在，但文件共享技术仍旧存在并且变得日益复杂，极大地提高了合作水平。
美联社2005年6 月22日报道，2004年诸如苹果iTunes这样的网上商店出售了大约3.3 亿音乐作品，但还有约50亿作品是人们从网上免费下载的，他们只需使用可免费下载的文件共享程序——电驴、BT和Kazaa . 第三种类固醇包括网络电话技术方面的突破。VoIP（IP语音）这种新的类固醇的兴起让我们和所有这些数字化数据的合作变得更加容易和廉价。它把声音变成可以通过网络传送的数据包，然后在网络的另一端再把它们变回声音的形式，这样网络电话就成为可能。VoIP让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他的电话公司或私人运营商订购这种服务，这样他们就可以带着耳机用自己的个人电脑、笔记本电脑或掌上电脑接打当地电话和长途电话。很快这种服务就会传播开来——埋藏在地下的管道将使这一切变为可能，它会让越洋电话变得像当地电话一样廉价——几乎跟免费的差不多。如果这还不能放大每一种合作形式，我就不知道什么事情具备这种能力了。
让我们看一下《商业周刊》2004年11月1 日一期关于VoIP公司Skype 的文章：“Eriksen 是一家规模虽小但影响巨大的翻译公司。布鲁克林（纽约）公司通过全世界的5000名自由译者将商业文件译为75种语音提供给美国的客户。但同时公司每月的电话费也高达1000美元。所以当业务开发部门主管克劳迪亚。卫特曼听说Skype 科技公司可以提供免费网络语音电话与世界其他地方的Skype 用户通话时，他高兴地跳了起来。签约后6 个月，Eriksen 公司的电话成本已经下降了10% ，而且他的雇员和自由译者现在可以更加经常地交换意见，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速度。卫特曼说，‘这让我们的工作方式整个都发生了转变。’”2005年底，Skype 公司推出电话软件的2.0 beta版，有些人认为这将使该技术更受欢迎。这一版本包括电视会议功能、更平稳和更清晰的界面，并且还配有电话手柄，这样你就无需受连接在电脑上的麦克风的限制。
越来越多的家长告诉我，多亏了Skype 和其他VoIP系统，他们现在可以在几乎不支付什么费用的情况下，定期同在世界其他地方学习或工作的孩子交谈。
VoIP将变革整个通讯产业，这一产业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的基础上：电话公司会按照你的通话时间和通话距离的长短来收费。VoIP带来的竞争让电话公司按时间和距离收费的日子不能再持续很久了。不光如此，旧的电话平台缺乏竞争，如果你通过网络平台提供电话服务，各种创新都会变为现实。你只需双击通讯录上的人名就可以拨通对方的电话。如果你接到某人的电话，并且希望验明对方的身份，对方的照片就会出现在你的屏幕上。各个公司将就SoIP（IP服务）展开竞争：谁能让你们通过电脑、掌上电脑或笔记本对话的同时召开具有最佳效果的视频会议；谁能让你方便地和三四个人同时进行对话；谁能让你们一边对话一边交换文件和发送文本信息（这样你们可以对文件内容展开讨论）。你可以给对方留下能转换成文本的声讯信息，同时通过附件发去需要共同研究的文件。思科的高级副总裁迈克。沃尔皮表示：“这将不再是谈话时间长短和距离远近的问题，而是你怎么围绕这些声讯服务创造价值的问题。各公司的差距体现在它们给顾客就免费声讯服务提供的相关服务上。”
第四种类固醇是视频会议技术，它将发展到一个全新的水平。惠普和梦工厂电影公司合作设计了视频会议设备，梦工厂带来了他的电影和声音技术，而惠普则提供了计算机和压缩技术。参加视频会议的每一方都坐在长桌前，面对着摄像镜头和纯平电视的大屏幕，这种技术最后达到的效果是，好像所有的会议方都围坐在同一长会议桌上，这和市场上曾出现的其他技术明显有着质的差别。我曾有幸参加过这种视频会议，一切是那样逼真以至于你似乎都能感受到屏幕另一边与会人员的呼吸，虽然他们是在500 英里（1 英里=1.609千米）外的地方。因为梦工厂在全世界制作电影和动画，它认为自己必须拥有这种视频会议的解决方案，让具有创新思维的人们可以交流他们所有的思想、面部表情和情感等。惠普首席战略官沙恩。罗宾森告诉我说，惠普计划2005年在市场上推出这些视频会议设备，价格在25万美元左右。和过去必须频繁到伦敦或东京面对召开会议所需的飞机票和其他成本相比，这点费用确实不算什么。购买这些设备的公司1 年之内就能收回成本。这种视频会议设备一旦得到推广就能让远程开发、外包和离岸经营变得更为便捷和高效。
第五种类固醇涉及计算机图像的最新进展，这些部分是在电脑游戏的推动下产生的。通过提供更清晰的图像和更多阐述、控制屏幕图像的途径，这些新技术极大地促进了视频合作，提高了计算性能。IBM 公司的Irving Wladawsky-Berger在博客上介绍了这种类固醇。他写道，现在最令人兴奋的创新领域之一就是围绕他所说的第三代用户界面展开的，也是由游戏玩家促成的。这些有望给医疗、教育、科学和商业的各种应用软件带来高度可视互动的界面。他补充说，这非常重要，因为人与计算机的互动方式每次出现新模式时，我们就会看到各种新的应用软件开始出现，不仅与过去有很大不同，质量上也有很大提高。视频游戏在这方面尤其重要，因为除了拥有逼真的图像和不错的声效外，它们还具有高度互动和协作性逐渐提高的特点，因此它们是很好的“发射台”，可以让人们思考怎样才能和各种计算机应用软件实现最佳互动，未来该怎样相互合作。
第六种，同时也许是最重要的类固醇包括新的无线技术和设备。它们让我们和所有新型合作方式富有流动性，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移动方式在任何地方同任何人控制、分享和塑造我们的数字内容。
Airspace的高级副总裁阿兰。科恩辩论说：“通讯的自然状态就应该是无线状态。”
无线服务首先从声音开始，因为人们希望能随时随地进行通话，这也是手机成为很多人最重要的通话手段的原因。21世纪初，人们对数据通信也提出了同样的无线化要求——通过手机、掌上电脑或其他个人设备上网、发送电子邮件等。
（现在又出现了对无线技术的第三种要求，这进一步推动了世界变平的进程：机器可以和机器进行无线对话，比如沃尔玛的RFID芯片，这种小的无线设备可以自动将信息传送给供货商的电脑，让他们跟踪存货情况。）
在计算机出现的早期阶段（全球化2.0 阶段），你只能在办公室工作，那里会有一台大型主机，你得走过去让操作大型主机的人替你提取或输入信息，就像是在传递神谕一样。个人电脑和因特网、电子邮件、笔记本电脑、浏览器以及客户服务器出现后，我可以从自己的电脑上获取存储在网络上的各种数据信息。在这个时代，你可以从办公室中摆脱出来，选择在家里、宾馆里办公。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全球化3.0 时代，数字化、微型化、虚拟化、个人化和无线技术的存在让我可以随时随地处理、收集或传送声音或数据。
科恩说：“不管你去哪里，你的办公桌都会跟随你。”能随时随地处理信息的人越多，竞争和通讯方面的障碍就越少。忽然间，不管你是在班加罗尔还是在班戈（美国缅因州的城市），我们都可以很方便地联系。这种无限联络的方便性就像电给我们带来的便利一样。摩托罗拉的首席技术官帕达玛丝丽。沃丽尔（Padmasree Warrior ）说，我们迅速进入了“自我移动”（mobile me ）的时代。如果消费者为获取信息、娱乐、数据、游戏或股票报价等付费，他们就希望能随时随地获取这些内容。
由于各种无线技术和标准现在仍无法共同操作（interoperable ），消费者感觉像是陷入了无线技术的迷宫。正如我们所知，一些无线技术可以在邻近地区、州或国家发挥效力，但超出了这个范围就会变得无能为力。
只有当你不管是用什么设备都能在全世界的任何国家和任何城镇与他人联络时，这种“自我移动”革命才算结束。只有当这种技术得到广泛传播时，“自我移动”令世界变平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们才真正可以使用一切设备随时随地开展工作和交流。
对日本手机运营商DoCoMo在东京总部的访问让我对这种未来前景有了一点了解。这家公司在提供可共同操作的无线技术方面远远领先于美国公司。DoCoMo是“通过手机网络提供通讯”（Do Communication Over the Mobile Network）的缩写，在日语中，它的意思是“任何地方”。我到达DoCoMo的总部后，一个会日本式鞠躬的机器人带我参观了摆放着各种视频手机的展台，这种手机让你可以看到通话对象。
该公司U-Biz 部门（Ubiquitous Business ，普适商务）的副总裁三石多闻（Tamon Mitsuishi ）解释说：“年轻人将我们的手机当成双向视频电话。每个人拿出他们的电话，拨通号码就可以看到对方。当然，也有一些人不愿让对方看到自己。”DoCoMo的技术让你可以用卡通人物代替自己，并且在你想表示愤怒或快乐时，可以操作键盘让对方看到的卡通形象变成愤怒或快乐的表情。三石多闻还说：“这是手机，是数码相机，但他的功能已经类似于一台个人电脑。你需要很快地用拇指按手机键，我们称自己为‘拇指一族’。日本的高中女生现在在手机上打字的速度要远远快于在电脑上打字的速度。”我趁机问道：“U-Biz 部门究竟是做什么的呢？”三石多闻回答说：“我们已经看到了网络在全球的普及，下一步应该提供相关的服务。到现在为止，网络通讯大多都是个人之间展开的——电子邮件和其他信息。但是，我们也开始看到个人和机器以及机器之间的沟通。人们希望有更丰富的生活，商业也希望有更高效的经营。 .虽然年轻人工作时间在办公室里使用个人电脑，但业余时间里却主要使用手机。现在的发展趋势是手机付账，在现金收款台的旁边会有一个手机智能卡的阅读器，你只需将手机放在前面扫描一下就可以结帐，手机也可以变成你的信用卡……”
似乎没有意识到英语中“control ”一词的双重含义，他继续说：“我们相信手机将成为个人生活的重要调节器（controller，也可译为控制器）。比如，在医疗领域，它将成为你的鉴别系统，你可以先检查病历卡，然后用手机进行支付。没有手机你将不能生活，你还可以用它遥控家用电器，目前我们需要进一步增加手机可操控的家用电器。”
手机会让我们对未来有很多担心：孩子在使用手机上网时可能会受到各种色情网站的诱惑，雇员会在上班时间用手机偷偷打游戏，一些人会用手机从事各种非法活动。
在日本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一些人走进书店，拿下烹饪书，用手机拍下食谱的照片，然后再大摇大摆地走出去。幸好照相机在拍照的时候会发出声响，这样商店老板或者更衣室里站在你旁边的人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否被偷拍。别忘了，可以联网的拍照手机不仅仅是个照相机，它还是个复印机，可以将偷拍的照片在全球传播。
DoCoMo现在正和其他日本公司合作开发一些新技术。比如，如果你在东京街头看到了麦当娜的演出海报，你会发现海报上有一个条形编码，用手机扫描一下条形编码就可以购票。另一张海报可能是对麦当娜新推出CD的介绍，扫描条形码就可以试听歌曲，如果你喜欢这张CD，你可以再扫描一次，订购这张CD，不久就会有人给你送上家门。《纽约时报》派驻日本的托德。曹恩娶了一位日本太太，他告诉我说，日本手机服务的内容是如此丰富以至于“当我和日本亲戚在一起时，如果有人提出了什么问题，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找手机”。
仅仅是写这些就已经让我感到筋疲力尽，但很难夸大类固醇将如何强化其他9 种合作形式。这些类固醇会使开放源的创新更加开放，因为它们将让更多的人以更多的方式从更多的地方相互开展合作。它们也会推进外包，因为公司的单个部门都可以容易地和另一家公司开展合作。它们也会强化供应链，因为总部可以随时联系上将产品放上货架的雇员、每个包裹甚至生产这些产品的中国厂家。它们也将提高内包的水平——让UPS 深入其他公司内部负责他们的整个供应链，让司机自己使用掌上电脑同库房和客户联络。而且最明显的是，他们将改善提供信息的方式——通过Google和雅虎等搜索工具管理你自己的知识供应链，通过iPod或TiVo管理你自己的娱乐供应链，你不仅能获取信息供应链，还能把这些信息放在口袋里和其他人一起分享。
劳斯莱斯的总裁约翰。罗斯告诉我们一个绝佳的例子，说明无线技术和其他的类固醇是怎样帮助该公司完成工作流程以及同客户开展新型合作的。比如说，英国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77 航班正飞过大西洋，在格陵兰岛的上空附近，这架飞机使用的一个劳斯莱斯引擎遭到雷击，乘客和机组人员可能都会感到恐慌，但实际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劳斯莱斯的引擎通过异频雷达收发机（transponder ）
同卫星相连，它随时都会将与其状况有关的数据传输到劳斯莱斯地面操作间的电脑上。很多劳斯莱斯的飞机引擎都是如此操作的。在复杂运算法则的基础上，劳斯莱斯电脑的人工智能作用让它可以监控引擎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异常现象。上文中出现的雷击情况很快就被劳斯莱斯电脑的人工智能发现，并立即发送报告给劳斯莱斯的工程师。
罗斯说：“我们随时可以通过卫星接收这些数据，在发现‘情况’后我们的工程师就可以做出远程诊断。正常条件下，如果飞机引擎遭到雷击，飞机需要迫降，工程师要检查飞机已遭受多少损伤，并决定是否需要延迟航班对飞机进行修理。但是你要知道，如果飞机滞留很长时间，就不能按原来的安排返回机场，代价是很高的。现在我们可以在引擎出现故障的同时对其进行监控和检查，当飞机迫降时我们的工程师就已经做出了有关的决策。如果我们根据所有的信息决定不需要进行专门的维修，那么飞机就可以按时返回，这就可以给我们的客户节省大量时间和费用。”这些类固醇造成的结果是，引擎可以和计算机沟通，人之间可以沟通，计算机之间可以沟通，人类和计算机的沟通可以距离更远、速度更快、价格更低、方便更多。
当这些已经发生时，更多的人从更多的地方开始互相询问两个同样的问题：你现在可以听见我吗？我们可以一起工作吗？
第三章 三重汇合
什么是三重汇合呢？为了揭示这一点，让我先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并和你分享我最喜欢的一个电视广告。
这个故事发生在2004年3 月，当时我打算从巴尔的摩乘西南航空公司的班机到哈特福德（康涅狄格州首府）看我女儿奥利，她在该州的纽黑文市读书。由于我是一个乐于接受新技术的人，我并没有去买纸面的机票，而是通过美国运通公司定了一张电子机票。任何经常乘坐西南航空公司班机的人都知道，那里的低价航班是不能预定座位的，当你办理登机手续时，你的登机牌上只表明了A 、B 、C.A 牌乘客先登机，B 牌次之，C 牌乘客排在最后，没有人愿意要C 牌，因为持C 牌的人往往只能找到中间的位置，而且根本没法在座位上方的行李箱找到空的地方。如果你想坐在靠窗和靠过道的地方，并且想找个地方放行李，你肯定希望能拿到A 牌。那次我给女儿带了很多衣服，我当然想拿到A 牌，所以我早早地起床，比飞机起飞时间提前95分钟到达机场。我走到西南航空公司的电子出票机前，插入信用卡，然后用手触屏选择我要的机票——一个相当时尚的男人，不是吗？
然而出来的却是B 牌。我一边看手表，一边愤愤地自言自语：“怎么会是个B 牌，不可能会有那么多人比我早到这里，有人作弊，这是事先安排好的。这不过是个自动贩卖机！”
我气愤地跺着脚通过安检，买了一个肉桂卷（Cinnabon），然后郁闷地坐在B 列的后面，期盼着能幸运地在头顶的行李柜中找到一个位置。40分钟后，机场通知我什们的航班开始登机。我站在 B列的队伍中嫉妒地看着排在我前面的A 列乘客。
这时候，我发现A 列乘客手中的机票和我的不同，根本不是一般的电子机票。他们手中的机票就像是被弄皱的白纸，只不过上面印有登机通行证和条形码，这些登机通行证好像是在家里上网下载之后用打印机打出来的。我很快就证实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虽然我才知道这一情况，但西南航空公司在此之前就已宣布，从航班日起头一天晚上的0 点01分开始，你就可以在家下载机票，打印出来，然后登机前就可以直接在入口处扫描机票上的条形码。
看到这番场景后，我对自己说：“弗里德曼，这么看来你只能算是20世纪的人……
你是全球化2.0 时代的人。“让我们想想吧：在全球化1.0 时代，票务代理大行其道。
我过去常常不得不走到华盛顿特区市中心的机票销售点去，拿一个号，排队等着，然后与一个票务代理面对面地交谈来安排自己的飞行计划。全球化2.0 时代，电子出票机代替了票务代理。我们认为这非常酷。而且这不过发生在几年以前。但是就在你打瞌睡的时候，我们进入了全球化3.0 时代，现在你变成了自己的票务代理。或者，换句话讲，你个人变成了西南航空公司的一名雇员。或者再换句话讲，想想你为了自己定票而在电脑前熬到深夜的时间，你会发现，在成为西南航空公司的一名雇员的同时，你还在为西南航空公司付费！
这是柯尼卡美能达商用科技制造公司推销新型多功能设备Bizhub的电视广告。
Bizhub这种办公用品让你可以在一台机器上完成黑白或彩色打印、复印、传真、扫描、发送电子邮件以及网络传真。广告一开始是两个人的对话，一个人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另一个人站在Bizhub机器的旁边。他们的距离很近，只需稍稍提高嗓门就可以听到对方。多姆职位稍高，但在接受新技术方面就像我一样有些迟钝。他只要斜靠在椅背上就可以从门口处看到站在Bizhub机器旁的特德。
多姆：（在桌旁）嘿，我需要那个图表。
特德：（在Bizhub机器旁）我正在发电子邮件。
多姆：你在用复印机发送电子邮件？
特德：不，我在用Bizhub发送电子邮件。
多姆：Bizhub？等会儿，你给我复印了吗？
特德：我扫描完就复印。
多姆：你用发E-mail的机器扫描东西？
特德：发E-mail的机器？我在使用Bizhub机器。
多姆：（一头雾水）复印？
特德：（极力让自己耐心些）E-mail，然后扫描，再复印。
多姆：（隔了很长时间）Bizhub？
话外音：（放映Bizhub的动画，展示它的多功能）惊人的多功能性和可支付的价格。这就是柯尼卡美能达公司的Bizhub .（镜头切换到多姆一个人在Bizhub旁，看这个神奇的机器是否可以往他的杯子里倒咖啡。）
西南航空公司提供在家就能订票的系统，柯尼卡美能达提供Bizhub技术，这些都是因为我所说的三重汇合作用。三重汇合的组成部分有哪些呢？简单地说，首先，在2000年左右，前面讨论的10大变平因素已经开始汇合，这让世界变得更加平坦。最后，当变平过程全部展开的时候，来自中国、印度和前苏联的几十亿人走上竞争场地，他们很快就利用平坦世界的一切新工具与其他人开展竞争和合作，这是第三大汇合。
现在，让我们仔细探讨这些问题。
第一大汇合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在第二章讨论的令世界变平的10大因素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它们必须在全球传播、扎根并相互联系才能发挥神奇效力。比如，2003年的某个时候，西南航空公司认识到，世界上个人电脑和宽带的普及程度、计算机的存储和软件技术的发达程度都足以让它创建一个工作流系统，让客户选择在家里下载和打印他们的登机通行证，其方便程度不亚于下载一封电子邮件。
西南航空公司和他的客户从此可以用新方式开展合作。与此同时，工作流软件和硬件的汇合让柯尼卡美能达公司可以在一台机器上提供扫描、打印、传真、复印和发送电子邮件等服务。这就是第一次汇合。
正如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指出的那样，经济学家一直都认为“市场上存在互补商品——如果在拥有商品A 的同时还拥有商品B ，那么商品A 的价值就会得到极大提高。比如，能在拥有纸的同时也有铅笔就已经很好、在提高纸张质量的同时也提高铅笔的质量，你的效率就会得到很大提高。这就是互补产品的同步提高”。
我的观点是，柏林墙的倒塌、个人电脑的风行、网景、工作流、外包、离岸经营、开放源、内包、供应链、提供信息和类固醇都像互补产品一样可以相互强化对方的作用。这个时刻在2000年左右出现了，当碾平世界的10大因素以如此的规模和如此的强度汇合在一起时，位于各大洲的亿万人就突然开始发觉，某些东西……某些东西……是全新的。他们不能总是非常确切地描述发生了什么，但是到2000年之前，他们感觉到，他们能够联系到此前他们从来联系不到的人，他们受到了来自此前从来不能挑战他们的人的挑战，他们正在与此前从来没有竞争过的人相互竞争，他们正在与此前从来没有合作过的人互相合作，他们正在做此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他们正在感受的是一个正在平坦的世界化的世界。
碾平世界的10大因素的汇合已经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平台。这和全球性的、以网络为基础的竞争平台，在该平台上存在多种形式的合作。这一平台能够使得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个人、群体、公司和大学，处于创新、生产、教育、研究、娱乐（唉，还有战争）
等目的进行合作，这是前所未有的创造性平台。这一平台的运作目前已经不再受到地理、空间、时间的限制，在不久的将来甚至不再受到语言的限制。再往前发展，这一平台将会处于一切事物的中心。财富和权利将会越来越多地聚集到那些成功地完成了以下三个基本任务的国家、公司、个人、大学和群体手中：建设连接到这个平坦世界平台的基础设施；通过教育来获得更多能够在这一平台上创新、在这一平台下工作，以及成功接入这一平台的人才；最后，通过成功治理来从这一平台中获得最好的东西，并且防范最坏的副作用。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进入这一新的平台，这个新的竞技场。当我说这个世界已经平坦化时，我并不是指我们变得越来越平等了。我想说的是，更多地方的更多人现在能够进入这个平坦世界的平台相互联系、竞争和合作，不幸的是，也前所未有地相互毁灭。
本书出版之后，Wired 杂志的创始人之一凯文。凯利（Kevin Kelly ）
，写了一篇文章来纪念网景公司（Netscape）上市10周年。在文章的结尾，他以他自己的方式宣称，这一可以容纳多种合作方式的平台（他称为机器）事实上是无比崭新和无比伟大时代的开始。正如他在2005年8 月那一期Wired 杂志所写的：从现在开始的3000年后，当人们回忆往昔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这个远古的时代——位于第3 个千年的尖峰—将被视为“一个崭新历史纪元的开端”。在网景公司上市的那几年里，人们开始用智慧去激活惰性的物体，把它们连结成一个全球性的场地，然后把他们自己的心灵融为一体。这将被视为这个星球上最大、最复杂和最令人惊叹的时间。通过晶体和无线电波，我们的种族开始把所有地区、所有进程、所有事实和概念连接成一个巨大的网络。这个胚胎性的神经网络将演变成为我们文明的一个合作性接口。
第二大汇合作为创新和生产的最基本操作系统的平台，其本身的演变并不剧烈。引入一项新的技术或者平坦世界那样的平台，并不足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当新技术或者新的技术平台与新的经营方式结合起来后，劳动生产率才会出现跃升，而这总是需要时间的。所有辅助性的技术、企业流程和习惯等要相互融合起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突破，是需要时间的。沃尔玛之所以能够获得生产率的跃升，是因为它把大容量的仓库（人们在那儿能够购买足以使用6 个月的肥皂）和崭新的、水平式的供应链管理体系（这使得沃尔玛能够立即把堪萨斯城一家沃尔玛里购物的顾客与中国沿海一家沃尔玛供应商联系起来）相互结合起来。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大规模的、全球性的习惯转变的开端，很多人已经进入这一平台，并且学习怎样利用这一平台。这是一个我喜欢称之为水平化（horizontalization）
的过程，这也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使得世界变得平坦化的第二大汇合。这就是我想说的。
计算机最早被当作办公用品时，每个人都期望生产效率会有大的突破，但这并没有立刻发生，相反人们感到的是失望和困惑。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嘲讽地说，计算机随处可见，但就是在“生产效率的数据”中找不到。
经济史学家保罗。A.大卫在1989年的论文《计算机和发电机：现在生产率悖论》中，用历史来解释这种滞后现象。他注意到，尽管电灯泡的发明是在1879年，但电气化的开始和发挥作用却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仅仅是安装电动机和放弃旧技术（蒸汽发动机）并不能代表什么，整个的生产流程都必须改装。
大卫指出，就电气化本身而言，关键的技术突破在于怎样重新设计和管理建筑物、生产线。蒸汽时代的工厂一般都是高大的、高成本的多层建筑，为的是能容纳蒸汽动力系统巨大的传送带和别的传送设施。一旦小巧但功力强大的电动机进入生产生活，每个人都希望生产力有快速提高。不过，这是需要时间的。你需要重新设计建筑物，你需要拥有那种长而低的单层厂房，小的电动机足以给各种大小的机器提供动力。只有当大批有经验的工厂设计师、电机师和管理者出现后，这些懂得电机之间互补性、指导如何重新设计厂房和生产线的人员才真正让电气化带动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今天在世界变平的过程中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令世界变平的10大因素中，有很多已经存在很多年，但要让他们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我们不仅需要将这10大因素汇合到一起，而且还需要别的东西。大批的管理者、创新者、咨询师、商业学校、设计者、IT专家、首席执行官和工人，需要适应和开发各种水平合作形式、价值创造程序以及可以利用这个平坦世界的习惯。简单说来，10大因素的汇合也把各种商业实践和技能汇合在一起，然后两者开始相互强化对方。
罗默说：“当人们问：”为什么IT革命没有立刻导致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呢？
‘这是因为你需要的不只是新计算机，你还需要新的商业流程和与之相配套的新技术。新的经营方式让信息技术变得弥足珍贵，而信息技术也让新的经营方式成为可能。“全球化2.0 的确是计算机主机时代，一切都是垂直管理——命令和控制式的，公司及其下属部门也是垂直化组织。全球化3.0 在10大变平因素的合力下形成，特别是个人电脑、微处理器、网络和光纤电缆的结合让竞争场地从由上而下的垂直式变为由左至右的水平方式。这自然需要促进新的经营模式，命令和控制要让位于联络和合作。
惠普首席执行官卡莉。费奥里娜解释说：“我们对价值创造的要求已经从垂直命令发展到水平命令。”她说，惠普等公司的创新越来越多地来自全球各地不同部门和团队的水平合作。比如，惠普、思科、诺基亚最近合作开发一种拍照手机，它可以将数字化的图片传送到惠普打印机上，然后很快将照片打印出来。每家公司都掌握有各自领域内的尖端技术，但是只有三家公司都将它们的尖端技术水平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增值。费奥里娜补充说：“水平合作和管理需要的技术和传统的从上到下的方法完全不同。”
我来举几个例子。过去5 年中，惠普已经从一个拥有87个不同供应链的公司——每个都垂直独立管理，拥有自己的最高管理者和后台支持——发展到一个只需5 个供应链就可以管理500 亿美元业务的公司，而且会计、人力资源等职能也是由总部统一掌管。
西南航空公司就是利用这10大因素的汇合，创造了一个让顾客可以在家里下载登记登机牌的系统。但是在我调整个人购票习惯逐渐适应和西南航空公司的水平合作前，这种技术突破并没有为我或西南航空公司带来大的生产效率的突破。
Bizhub的广告反映了懂得使用新式Bizhub机器的雇员和同一个办公室中不懂得此项技术的雇员的差别，只有后者也改变了工作习惯，整个办公室的生产效率才能得到提高，虽然这种神奇的新机器在办公室里早已存在。
最后，让我们以全球第二大广告营销通讯巨头WPP 作为例子，20年前的这家英国公司和今天截然不同。它是业界知名广告公司扬雅（Young & Rubicam ）、奥美和Hill & Knowlton 合并的结果。这种合并是为了满足越来越多大客户的营销需求，比如广告、邮件直达、媒介购买和品牌推广。
WPP 下属的浪涛品牌顾问设计公司主管艾伦。亚当森声称：“多年来，WPP面临的巨大挑战一直是如何让它下属的公司开展合作，但现在仅在公司间开展合作已经不够。我们经常为给一家客户提供解决方案从各个下属公司抽调人员组成定制的合作小组。任何一家公司或这些公司的传统合作都无法提供这些常常是个性化的服务。我们不得不深入整个集团，为那家客户选出合适的广告人员、合适的品牌人员和合适的媒体人员。”
当通用电气公司2003年决定将保险业务剥离出来、成立独立保险公司时，WPP就特别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来负责给新公司命名（取名为Genworth）到首次广告和营销宣传的整体服务。亚当森说：“作为这个组织内的领导，你需要分析每个客户的特殊需求，然后在WPP 的员工中找到适合给他们提供服务的专门人才，进而为客户组建一个虚拟的特别服务公司。在给通用电气公司提供服务时，我们甚至还给专门组建的这个虚拟合作团队起了一个名字：Klamath Communication . ”在世界变平的过程中，WPP 为使受益最大化调整了自己的办公结构和方式，就像电气化初期那些将蒸汽工厂改为电动工厂的企业一样。不过，WPP 不仅推倒了办公室的隔壁，而且还打穿了楼层间的地板。它将下属公司所有的员工看做一个巨大的个人专家库，根据项目的具体需求将他们水平组合成合作团队，这个团队可以成为拥有自己名称的事实上的新公司。
水平性思考适用于从企业到教育到军事计划等的一切过程。从垂直性思考到水平性思考的转换时需要调整的，正如WPP 所做的那样。因为垂直性思考经常要求你从问谁控制着什么系统开始，而不是从你想创造什么样的产出或者效应开始。
比如，假设我是身在伊拉克的一名将军，我想创造的效应就是获得更好的战场实时情报系统。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我的首要任务并不在于我是否控制了在战场上空盘旋和拍摄航空相片的侦察机。不，我的首要任务是找到一种方式，能够尽可能深入和迅速地分析侦察机发送回来的相片。当这成为我的首要任务的时候，我就开始水平性地思考了。
我开始思考如何利用平坦世界的平台，也就是说，我如何利用我自己的网络，或者网络的网络，一旦得到侦察机传来的相片，就将之反馈到CIA 、DIA 、NSA 、陆军情报机构、空军情报机构的电脑屏幕上，接着把所有的分析师集中到一个聊天室内，让他们键入各自从中所看到的以及各自认为所面临的威胁，由于交谈和视频是同步的，因此我们就能一起来进行分析了。在这种方法下，我远离了垂直性思考，即作为武装部队的我控制了侦察机，因此我的分析师们必须对录像进行分析，接着告诉军队我们发现了什么。相反，由于我想得到的效应是最及时、最聪明的分析，我为了获得这种效应所使用的方法是把整个网络中不同的节点水平地连接起来。因为我们大家要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更聪明，我的首要任务不是谁控制了录像，而是如何创建一个水平性的反馈系统来提炼出最重要的情报，让我们中的所有人来理解录像到底展示了什么。
新的竞争场地核心的经营模式需要一定时间才能真正联合在一起，目前尚在进展之中。但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警告，它进展的速度比你想象的要快得多，而且这是一种全球趋势。
记着，这是三重汇合的过程！
第三大汇合就在我们创造出这个全新的更加水平的竞争场地时，西方的公司和个人很快就适应了这一新事物，而从前一直被排除在外的30亿人也突然发现，他们可以自由地加入竞争并和其他人开展合作了。
除了极少的一部分，这30亿人之前从未被允许参加过竞争和合作。我指的是中国、印度、俄罗斯、东欧、拉美和中亚国家，他们大多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开放，此后这些地方的人民就开始越来越自由地加入自由市场的博弈。这30亿人民是什么时候和新的竞争场所、新的工作流程汇合到一起的呢？就在世界被变平后，就在上百万的人可以更加平等和水平地开展竞争和合作时，就在他们可以获得更多廉价工具的时候。的确，世界的变平让这些人不必离开家门就可以加入竞争。10大因素让竞争场所来到他们面前！
我相信这三股力量的汇合——新的竞争者在新的竞争场地上为水平合作开发新流程和培养新习惯——是影响20世纪初全球经济和政治形势最重要的力量。让这么多的人接触所有这些合作工具，让他们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和网络接受数十亿网页的初始信息，这些都确保下一代的创新将来自整个平坦世界。参与各种创造发明的未来全球社区的规模将是前所未有的。
冷战期间，整个世界只有三个主要的贸易集团——北美、西欧、东亚（以日本为首），由于它们是同一战壕里的盟友，因此三者之间的竞争相对有限。而且当时的全球劳动力流动和行业竞争仍面临很多障碍，这三大贸易集团的工资水平、教育水平和劳动力规模都旗鼓相当。英特尔的主席克雷格。巴雷特说：“我们曾经拥有温文尔雅的竞争环境。”
然后就开始了三重汇合，柏林墙倒塌了，柏林商业街建成了。忽然之间阻隔在墙外的30亿人民走上了这个变平了的全球广场。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B.福里曼在2004年11月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称，1985年的“全球经济世界”包括北美、西欧、日本以及拉美、非洲和东亚，这个全球经济世界的总人口（意味着参加国际商贸合作的人口）大约为25亿。到2000年，由于苏联的解体、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这些国家的人民也加入了国际商贸合作的大军，再加上这段时间人口的自然增长，全球经济世界的总人口达到了60亿。
在经济世界总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大约又有15亿新工人加入全球劳动力的大军，福里曼称，这让全球劳动力的总数恰巧达到不计入前苏联、中国和印度时的2 倍。
也许这15亿新劳动力中只有1/10的人具备直接参与竞争和合作的教育和沟通能力，但哪怕只是这10% 的人也已相当于美国劳动力的整体规模。克雷格。巴雷特说：“30亿人口的突然加入必然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这些人都来自印度、中国、俄罗斯等拥有悠久教育传统国家的情况下。”
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正在与之融合的这些社会都非常推崇教育。看看《教育周报》（Education Week）——以美国学校教师们为对象的周报——上的这个故事。在2005年11月30日的该报上，发布了一个关于印度中产阶级的一份特别报告。这份标志着印度的报告是这样开头的：“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金奈（Chennai ）
一个随处可见的辅导班中，上百名12年级的学生涌进了一个紫色的房间里，这个房间大概30英尺长25英尺宽。尽管头顶的电扇不停地转动，室内的温度还是达到了100 华氏度以上，这里有令人昏昏欲睡的温度。在一个木制讲台上，M.阿鲁塞范（Muthukrishnan Arulselvan）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三角形，表明其内部的角度，然后通过麦克风讲解了一个几何学公式。学生们全神贯注地听着，尽管时间已经接近晚上10点了。每当阿鲁塞范问一个问题，学生们就迅速地齐声回答。每当教师写出一个题目，他们就把头埋在笔记本上，咬着铅笔，期望自己能够比其他人更早得到答案。这种高强度的、一周7 天的培训班反映了印度高中生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希望能够进入金奈当地学校攻读工程学位。 .当他们回到家里后，大多数人都会喝上一杯浓的甜咖啡，让自己能够再多学习几个小时……在印度，把一个小孩送进工程院或者医学院，对很多中产阶级的家庭而言是一辈子的目标，这种方式是美国人几乎一无所知的。在这个发明了10进位制的国家里，诸如S.拉马努金（Srinivasa Ramanujan）
和阿耶波多（Aryabhatta）
这种已经逝世很久的数学和科技天才，依然倍受尊崇，而在这些领域内学得很好的孩子，将会获得特别的奖励。“根据国际教育协会（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资料，在2004年和2005年，印度送到美国读大学的学生人数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根据IIE 的资料，在美国入学的外国大学生中有80466 名来自印度，其次是中国的62523 名，再次是韩国的53358 名。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正在学习商业、工程、数学或计算机。
印度是一个遥远的国度，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从那么远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见印度学生的求知欲必须很强烈。事实上，来自印度、中国和前苏联的大量的新参与者不仅仅步入了这个平坦世界的竞技场，他们还充满了通过学习来赢得竞争的欲望。
而这也是为什么三重汇合不会缓慢地发生的原因。它发展的非常迅速。因为一旦世界已经平坦化了，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进行新形式的合作，胜利者将是那些能够最快地学习习惯、流程和技能的人，而且没有什么能够保证美国人或西欧人永远地位居前列。请记住，这些新的参与者是一身轻松地进入竞争场地的，也就是说，虽然他们以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但恰恰是这一点让他们可以直接采纳新技术，不必担心旧体系下的沉没成本问题。他们会很迅速地采用先进技术，这也正是中国的手机用户超过美国的原因。很多中国人已经跳过了使用固定电话的阶段。换句话说，很多中国人在10年时间内完成了从没有电话到持有手机的转变。
在2005年春天，我在哈佛大学与人共同讲授一门关于全球化的课程。有一天课后，一个学生找到我并告诉我这个故事：他和他的哈佛同学与中国学生们组成了一个学生组织。他们彼此帮助对方做各种事情，从写简历到参加学习项目。他说，有趣的事情在于他们之间如何交流。他们使用Skype ，这是一种基于互联网技术实现免费通话的软件。但是对我而言，更加有趣的事情是，是中国的学生介绍美国学生使用Skype . 而且他指出，那些中国学生中的大多数并非来自大城市，而是来自中国各地的中小城镇。
我们一般都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国集团、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各种贸易协议才是推动全球经贸合作的因素。我并不否认这些官方机构的作用，但我想说的是，他们的作用正日益淡化。推动未来全球化进程的将是理解平坦世界的个人，他们能迅速适应新世界的程序和技术——不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何条约或建议。他们将来自世界的各个角落。
世界经济从此将不再依赖各国财长的深思熟虑，它将更多地由充满活力的“急皮士”（zippies ）决定。是的，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和嬉皮士一起长大，很多人在80年代成为雅皮士。现在让我介绍一下“急皮士”。
印度《瞭望》（Outlook ）周刊的文章称：“急皮士在这里。”急皮士指的是印度在脱离社会主义、直接融入全球贸易和信息变革后第一批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瞭望》称这些人是“自由主义的孩子”，将他们定义为“生活在城市或郊区，年龄在15~25 岁，大跨步前进时精神十足的人。属于第Z 代。可以是从事学习或工作的男性或女性，具有特立独行的态度、雄心和愿望。冷静、自信和富有创造性。寻求挑战、热爱冒险和无所畏惧。”印度的急皮士从不讳言挣钱和花钱。
《瞭望》引用一位分析人士的话说，“他们朝着目标前进，不相信命运，性格外向，生活态度积极向上，不愿过一成不变的生活”。54% 的印度人都在25岁以下，大约有5.55亿人，这意味着60% 的印度家庭中都至少有一个潜在的急皮士。
这些人不仅迫切需要好的工作，他们还希望过上好日子。
这一切发生的那么快。印度呼叫中心公司24/7 Customer 的首席执行官和创始人卡纳安告诉我，在过去的10年中，他从一开始担心能否得到在美国工作的机会发展成为为美国提供外包服务的领头兵。他回忆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初申请美国签证时的情形，那是1991年3 月，我已经从印度国家注册会计师学院获得了注册会计师的本科学位。当时我23岁，我女朋友25岁，她也是注册会计师。我20岁大学毕业后就在塔塔咨询公司工作了几年，我女朋友也是。我们通过一家猎头公司找到了到美国给IBM 做程序员的工作机会，于是我们就去了孟买的美国领事馆。那时候申请去美国的人很多，很多人常常深夜去排队，为了能占住位置，晚上就睡在地上，有的人还以此赚钱，一个好位置能卖到20卢比。但我们决定靠自己，就站在队伍中等，最后终于有机会见到了面试官，他们的工作就是向我们询问问题，借此判断我们是否有移民倾向。他们的判断常常具有某种神秘性，我们过去称之为‘博彩’——你的一切都维系在上面。”
事实上在印度有很多书和研讨会专门讨论如何准备美国使馆的工作签证面试。
到美国工作在当时是懂技术的印度工程师真正发挥他们才能的唯一方式。卡纳安说：“我记得一个技巧就是要着正装，所以我和我女朋友都穿着我们最好的衣服。
面试结束后，签证官什么也不会告诉你，你必须等到晚上才能知道结果。整个这一天我们都在痛苦的等待中度过。为了分散注意力，我们就到孟买的大街上去购物。我们在街上走来走去，‘如果我能去你不能去该怎么办？要是你能去我不能去呢？’我无法给你形容我们有多着急，因为一切都由此决定，那真是一种煎熬。
晚上的时候我们获知，我们两个都拿到了签证，但我拿到的是5 年期限、允许多次出入的签证，而我女朋友只得到了6 个月的签证。她哭了，她以为自己只能在美国呆6 个月。我努力给她解释，只要能去就一切都好办了。“
尽管很多印度人现在仍希望来美国工作和学习，但在三重汇合的情况下，他们中的很多人呆在国内就能得到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在一个平坦的世界里，你不必移民就可以创新。卡纳安说：“我女儿从不需要那么费力气。在这个平坦的世界中，没有一个签证官能让你排除在这个体系之外……这是一个在任何地方都能平等参与竞争的世界。”因为现在你不必移民就能创新，越来越多的世界级创新，特别是软件方面的，现在都源自在印度当地工作的印度人。这既使得印度人愿意留在国内，又能够吸引其他国家的人。P.阿兰丹（P.Anandan ），美籍印度人，是一个过去在雷德蒙德（Redmond ）的微软公司工作的软件工程师，他于2005年回到印度，开办了位于班加罗尔（Bangalore ）的微软研究中心。阿兰丹告诉我说，我有两个外国人为我工作，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美国人，他们能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工作。他补充说，他是在28年前在印度获得工程学位的，当时的全部竞争是获得一个海外的工作。现在最激烈的竞争，是获得一个印度国内的IT工作：今非昔比啊。是的，我不得不留在这儿，但是，我有机会留在这儿吗？
让我给你们介绍印度最有活力的实干家之一——罗杰西。拉奥，他是班加罗尔一家小规模游戏公司Dhruva Interactive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如果要我给你举荐一个能体现三重汇合的人，那肯定就是拉奥。他和他的公司给我们展示了印度急皮士在10大因素作用下的变化。
Dhruva位于班加罗尔居民区一条安静的街道上。我前去拜访时发现在两层楼上办公的印度游戏设计师和艺术家正在电脑上为美国和欧洲客户设计各种游戏和动画人物。他们一边工作一边通过耳机听音乐，偶尔也会在休息时间一起打打网络游戏。
Dhruva开发生产了很多有创意的游戏——从可以在手机上打的网球赛到可以在电脑或笔记本电脑上玩的台球比赛。2004年，这家公司还购买了将卓别林的形象用于电脑游戏的专利。
没错——一个新型印度游戏公司现在可以将卓别林的形象用于计算机游戏。
在班加罗尔以及后来的电子邮件来往中，我向刚刚30出头的拉奥打听他是怎么从班加罗尔成为全球游戏行业的重要一员的。
身材矮小、留着八字胡须的拉奥总让人联想起重量级的拳击手，他说：“我的第一个重要时刻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虽然我曾在欧洲学习和生活过很长时间，但我的选择是很明确的，我不会离开印度。我希望立足印度，在这里完成能在世界上得到尊重并能给印度带来变化的事情。1995年3 月15日，我在班加罗尔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公司里除了我没有其他人。我父亲给我提供资金让我获得一笔银行贷款，用这笔钱我买了一台电脑和一个14.4kbp 的调制解调器，我开始为教育和工业领域开发多媒体应用软件。到1997年，我们已经是一个5 人组成的团队，虽然在业内我们已经小有成就，但仍觉得所作的事情挑战性不足。这就是Dhruva 1.0 时代的结束。”
“1997年3 月，我们和英特尔开展合作，并开始朝游戏公司的方向转变。到1998年中期，我们告诉全世界的游戏玩家，Dhruva既可以设计游戏，也可以开发别人外包的部分游戏。1998年11月26日，我们和法国游戏公司Infogrames签署了第一个重要的游戏开发项目。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但成果却从未被发表过。
这对我们是个巨大打击，不过我们的工作质量也由此得以展现，所以我们存活了下来。这件事给我们的教训是：我们可以做这些，但是必须变得聪明一些。我们必须重新定位，这是Dhruva2.0 时代的结束。“
这就导致Dhruva 3.0时代的开始——将Dhruva定位为一个游戏开发服务供应商。
电子游戏产业已具备相当规模，每年的收入甚至超过了好莱坞，这一产业很早就有将游戏任务的设计外包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传统。拉奥说：“2001年3 月，我们推出了新的游戏样品‘沙龙’（Saloon），其主题是反映美国的荒凉西部，背景是在一个小城镇的沙龙里，打烊后招待员在打扫卫生……我们之前从未见过真正的沙龙，但是我们使用网络和Google查看和感受真正的沙龙。我们对主题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我们希望美国和欧洲的潜在客户相信印度人能‘做好这一切’。这一游戏样品获得一致好评，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外包业务，我们从此成为一个成功的公司。”
如果是在10年前、在世界变平之前，他能做到这一切吗？拉奥说：“不能。”
很多条件需要同时具备。第一就是宽带的普及必须达到一定程度，这样他就能通过电子邮件给美国客户发送游戏内容和使用方法，同时也可以收到他们的反馈。
第二个条件就是个人电脑在企业和家庭中的推广，人们要习惯于用电脑完成一系列的任务。他说：“个人电脑无处不在，今天的印度也是如此。”第三个条件是工作流软件和网络应用软件的出现，比如Windows ，Outlook ，NetMeeting和3D Studio Max，它们让Dhruva有望成为一个小型跨国公司。不过Google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拉奥说：“这是十分美妙的。对于我们的西方客户来说，他们很想了解的问题是，‘你们印度人能懂得我们文化中的细微差别吗？’很大程度上讲，这种疑惑不无道理。但是网络的出现让我们只需触动按钮就能把不同的内容综合到一起，今天如果有人让你制作看起来像《猫和老鼠》之类的东西，你可以‘Google《猫和老鼠》’，然后你就可以获得关于《猫和老鼠》的无数图片、信息、评论和吹捧文章。”
拉奥解释说，就在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网络经济的发展上时，真正的变革却在悄然发生：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开始使用新的基础设施。他说：“我们开始感受到使用这些设施的效率。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无纸化办公并不再担心空间距离的远近时，我们就可以更多地改进这些基础设施了。 .这将让世界发生很大的改变。”
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公开源免费软件的存在，印度新创业的游戏公司根本没有财力购买这些软件程序。拉奥说：“要不是因为21世纪初出现了大量免费软件和共享软件，软件工具的成本将由有关利益方决定。若不是因为很多免费软件/共享软件具备和微软Windows ，Office，3D Studio Max ，Adobe Photoshop 一样的竞争力，这些程序的定价都会比现在高很多。网络给我们这样的小公司带来了很多选择……游戏产业中已经有很多艺术家和设计师选择在家中办公，这在几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开发游戏毕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他们使用VPN （虚拟私人网络）进入公司的内部系统，这样就跟坐在工作间里办公没有差别。”
拉奥补充说：“网络让整个世界变得像一个市场。这种基础设施让我们可以从最合适的地方以最合理的价位获得最佳质量的产品，而且还可以让人们分享大量的知识和实践，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对于整个实际也是很有好处的。经济发展将推动一体化，一体化也将推动经济增长。”拉奥认为，美国没有理由不从中获益。Dhruva正在印度国内引导电脑游戏产业的发展，等印度市场开始将电脑游戏作为主流的社会活动时，已经立住脚跟的Dhruva就会从中获益。但是到那个时候，这个市场“就会变得很大，很多国外的厂商也可以加入进来。美国人在获知游戏产业的发展趋势和产品设计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他们肯定抢先进入我们的市场，所以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一旦打开了这个市场，那些（从美国的角度看）因为外包失去的机会和财富将以10倍的收益返还到你们的手中……印度赚取的美元将会给它带来繁荣，极大地推动印度个人消费的发展，这意味着任何全球公司都可以在这里销售他们的产品。记住，我们拥有3 亿中产阶级，这比美国或整个欧洲的规模都大。”
印度现在的确有很多会讲英语且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级人才，他们乐于进取、服务意识也很强，但薪酬却一点也不高。拉奥说：“我们的确正在引导所谓的服务外包潮流，但我相信，这无疑只是个开端。如果印度人认为他们已经可以决定一切，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东欧正在觉醒，中国也在极力发展服务业。我的意思是，今天你从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获得好的产品和服务，因为平坦的世界正在运行新的基础设施。
当不同行业的人们都能充分利用新的基础设施时，你将看到大的飞跃。5~7年之后，我们将看到很多英语讲得很棒的中国学生陆续走出大学校园。而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接近西欧，在文化方面也是如此。所以，尽管印度现在还处于较为领先的位置，它若想保住位次就必须努力工作，它必须永不停息地改进和在改进。“拉奥和他那一代印度人拥有的理想很值得美国人关注，这一点我将在以后的部分详细阐述。
拉奥说：“我们不能放松。我来自印度。印度过去在科技和商业水平上和美国差距很大。但是，一旦我们拥有了可以让世界变小的基础设施，我们立刻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这时候我们忽然发现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今天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一切的结果……没有时间休息了。有很多人正在做和你一样的事情，他们还想努力超过你。这就像碟子里的水一样，你摇晃它的时候，它会找到最少阻力的路径。很多工作机会也是如此——它们将流向具备最少阻力和最多机遇的地方。假设在马里的廷巴克图（Timbuktu）有一个技术人员，倘若他知道怎样和世界其他地方建立联系，他就能很容易地找到工作机会。你可以只做一个网站、拥有一个电子邮箱，如果你还能用这些基础设施展示自己的工作，如果人们很愿意将工作交给你，而你勤勤恳恳又没有不良交易记录，你就能在行业内立稳脚跟。”拉奥说，美国人和西欧人不应该抱怨外包，“你们应当提高对自身的要求，做更有价值的事情。20世纪，美国人一直在引导创新，那时候我们从未见美国人抱怨过。
我们一直将他们视为领导者，我们已经从美国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学会了在推销自己的时候咄咄逼人，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们以前受英国文化的影响很大“。
我的大脑一片混乱。在和拉奥告别之前我问他，总体而言，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现在发生的只是冰山一角……真正必要的是让每个人都认识到，人们开展商务活动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每个人都必须提高自己，具备竞争能力。看，Dhruva刚刚从斯里兰卡厂商那里定制了作为赠品的棒球帽。”
“没有从班加罗尔的工厂定制吗？”我问道。
拉奥说：“没有。尽管班加罗尔是印度重要的服装出口中心之一，但在给我们报价的三四家制帽厂商中，斯里兰卡厂商提供的产品是最质优价廉的，我们对这笔交易很满意。这种状况还将不断优化，如果你感受到了印度人的无限能量，那是因为我们一直是被欺压者，我们有动力不断前进……印度将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我们将成为统治者。”
“统治谁呢？”我问道。
拉奥也被自己选择的这个词逗乐了。他说：“印度不是要统治任何人，这是关键，不会再有那样的统治者了。现在是要让你为自己创造一个好机会，要把握这个机会，并且为自己不停创造更多的新机会。我认为时至今日，这种‘统治’应该是和效率有关的，它是关于合作、竞争力以及如何做好博弈者的……世界现在就是一个足球场，你必须在球队中做到出类拔萃。如果你还不够优秀，那你最好坐在那里看比赛。就是这些。”
汉语中Zoppies 怎么说就像10年前的班加罗尔一样，在今天的北京最容易找到急皮士的地方就是美国大使馆的签证处。2004年夏天的北京，我发现申请到美国学习或工作的中国学生甚至还在网上开设了专门的聊天室，他们相互交流申请签证的经验和心得，比如对某某签证官要说某段话才奏效。他们甚至还给美国外交官起了外号，比如“亚马逊女神”
（也代指高大强壮的女人）、“秃顶大高个儿”和“帅哥”。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告诉我，一名新上任的签证官在第一天工作时，面试所有学生得到的答案都完全一样，因为他们都听从了聊天室的建议——“我去美国是想成为一位知名教授”。在听了一整天这样的回答后，这名签证官在第二天很惊讶地听到了这样的回答，“我母亲失去了一条腿，她虽然安了假肢，但我希望到美国学会给她安个更好的假肢”。这名签证官很高兴能听到不同的回答，他对这个男孩子说：“这是我一天中听到的最好的故事，我真得很崇拜你，我会给你签证的。”你可以猜到这一点。第二天，数十名学生依次出现这名签证官面前时，他们的回答都是要到美国给母亲安更好的假肢。
在跟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交谈时，我很快认识到，他们给这些学生发放签证时的感觉实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很高兴看到有这么多中国人希望到美国学习和工作，另一方面，他们也想警醒自己的孩子：你们认识到将要面临的挑战了吗？
你们知道竞争场所已被夷为平地且门户大开了吗？正如一位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所说得那样：“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是过去几十年亚洲其他地方一直在发生的事情——科技的繁荣和当地人民旺盛的精力。过去我在其他地方见过这种情形，现在中国也在发生这些变化。”
2004年春天，我去了耶鲁大学，当我在埃利。耶鲁的雕像附近散步时，两个讲汉语的旅行团从旁边走过，旅行团中各个年龄阶段的游客都有。中国人已经开始组团环游世界了，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开放，中国游客很可能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旅游产业。
但是，中国人参观耶鲁并不仅仅是为了表示艳羡。我们可以看一看耶鲁大学的数据：1985年秋季毕业班只有71名研究生和本科生是中国人，1 名是苏联人；2003年秋季毕业班就已经有297 名中国毕业生和23名俄罗斯毕业生了；耶鲁大学留学生的总数从1985年秋季毕业班的836 名增加到2003年秋季的1775名；中国高中毕业生申请到耶鲁读本科的人数也从2001年毕业班的40人增加到2003年毕业班的276 人，俄罗斯则是从18人增加到30人。
1999年，来自中国成都的女孩刘亦婷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她的父母将培养女儿进哈佛读书的过程写成了一本书《哈佛女孩刘亦婷》，书中提供了“已被科学地加以验证的方法”。这本书在中国十分畅销，2003年已销售300 万册。此后，中国书市又出现了类似的书籍，告诉你如何让孩子进入哥伦比亚、牛津或剑桥读书。
虽然很多中国人独渴望能到哈佛或耶鲁读书，但他们也在努力建设国内大学。
2004年，我应邀出席圣路易斯州华盛顿大学的150 周年校庆并发表演讲，这所学校一直以理工科见长。仪式开始前，我和该校理事马克。赖顿一起聊天。他提到，2001年春天他曾（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学术界精英一起）接受邀请到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清华大学参加其90周年校庆。他说，这个邀请一开始让他摸不着头脑：为什么会有大学庆祝90周年校庆——而不是百年校庆呢？
赖顿自己想，“也许这是中国的传统？”然而当他到清华大学时，他就知道答案了。他们邀请了全世界大约1 万多名学术精英参加仪式，目的就是要宣布“清华大学要在百年校庆的时候进入全球顶尖大学之列”。赖顿后来在电子邮件中给我解释，“这一庆祝活动还邀请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北京市市长，每个人都相信，政府对清华大学进行的投资将是富有成效的。清华大学已经是中国最好的理工院校，他们设立这个10年目标的动机是很明显的——推动中国的科技创新”。
就在中国取得成功的时候，微软主席比尔。盖茨对我说，（ovarian “出生决定命运”
lottery ）的规则已经发生改变，正如地理位置和个人才能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一样。
他说，30年前，如果你可以选择做孟买或上海郊外的天才或是做纽约州波基普西市（Poughkeepsie）的普通人，你可能会选择波基普西市，因为在这里你可以有更多机会过体面的生活，即使你才能平平。盖茨说，随着世界的变平，很多人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享受公平的机会，个人才能的重要性开始超过地理位置。
他说：“现在，我宁愿做出生在中国的天才，也不愿做出生在波基普西市的普通人。”
这就是柏林墙变成柏林商业街时发生的情形，30亿人带着勇于开展合作的新式工具汇合到一起。盖茨说：“我们现在可以开发和利用的人力资源是过去的5倍。”
来自俄罗斯的爱虽然我没有机会为这本书专门访问俄罗斯和采访俄罗斯的急皮士，但我也尽了最大努力。我让我的朋友托马斯。皮克林——美国驻莫斯科前任大使，现任波音公司负责跨国合作的副总裁——给我解释我听说的一件事：波音公司聘用曾在前苏联米高扬设计局工作过的俄罗斯工程技术人员帮助设计下一代客机。
皮克林给我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从1991年起，波音公司就开始将一些工作交给俄罗斯的科学家来做，为的是利用他们在空气动力学和航空合金材料方面的专长。
今天，波音公司已经有400 位俄罗斯籍科学家，他们负责一系列复杂的科学和数学问题。1998年，波音公司直接在莫斯科设立了航空工程设计办事处，这家办事处位于麦当劳公司在莫斯科建的12层大楼上。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大楼是麦当劳公司在苏联解体前用卖巨无霸赚得的卢布建成的——麦当劳公司曾承诺不将这些钱带出这个国家。
皮克林说：“7 年后，波音公司已经聘用了800 名俄罗斯科技人员，我们还打算将这一数字增加到1000人，也许还会是1500人。”他解释说，波音公司和不同的俄罗斯航空公司签署协议，这些公司在冷战期间一直以制造战机出名，比如伊留申，图波列夫和苏霍伊，他们为波音公司不同的项目提供专门服务。法国生产的飞机设计软件让这些俄罗斯工程师可以和他们在美国的同事合作开发计算机辅助飞机设计。
波音公司已经建立了24小时工作制，这包括在莫斯科的2 个轮班和在美国的一个轮班。皮克林说：“光纤电缆、先进的压缩技术和航空工作流软件让他们可以将设计从莫斯科发到美国。”波音公司在莫斯科办事处的每层楼上都装有视频会议设施，所以莫斯科的工程师如果有问题需要和美国同事商讨，他们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交谈，不必依赖电子邮件。
过去波音公司将飞机设计工作外包到莫斯科是一种试验，是一种副业；但在美国如今缺少航空工程师的情况下，这就成了一种必要。正是因为波音公司将这些低工资成本的俄罗斯工程师和高成本的美国设计团队结合了起来，波音公司才可以和它的竞争对手——空中客车旗鼓相当，后者得到了欧洲政府的大量补贴，并且也聘用了很多俄罗斯的工程师。美国航空设计师每小时的工资成本是120 美元，而俄罗斯工程师的薪酬却只是其1/3 . 但是接受外包的人也可以是外包者。
俄罗斯工程师已经将波音公司交给的工作部分外包给了班加罗尔的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这家公司负责将飞机设计数字化，让飞机的投入生产变得更容易。皮克林解释说，过去的时候波音公司会对它的日本分包商说：“我们将波音777 机翼的设计图交给你们，由你们负责生产，然后你们要从我们这里购买整架飞机，这是双赢。”
今天，波音公司会对日本三菱公司说：“这是新型7E7 飞机机翼的参数，你不仅要设计出成品，还要负责生产。”但是日本工程师的工资成本是很高的。结果怎样呢？
三菱公司将7E7 的机翼设计外包给负责设计7E7 其他部分的俄罗斯设计师。
与此同时，一些俄罗斯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还设立了自己的公司，波音公司正在考虑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
所有这些外包都是为了让飞机的设计和制造变得廉价而迅速，这样波音公司就可以将资金用于开发新一代飞机并迎接空中客车的挑战。在三重汇合的条件下，波音公司现在只需11天的时间就可生产出一架波音737 ，而几年前他们还需要28天的时间。
波音公司只需3 天时间就能开发出新一代飞机，因为所有的零件都由计算机设计组装，而且波音的全球供应链也让它可以及时将零部件从一家工厂转移到另一家工厂。
为了在零部件和其他供应商获得最好的交易，波音公司现在定期进行“逆向拍卖”
（reverse auctions），供货商要相互不断压价而不是提价。他们竞标的对象包括很多，从波音工厂洗手间使用的卫生纸到库存的商品零件。波音公司会在特定时间在专门设计的网站上宣布拍卖，它会首先给出自己认为公平合理的价位，然后在线观察参与拍卖的供应商的所有报价。竞标者事先都是由波音公司审批过的，每一方都可以在网上看到其他方的报价。
皮克林说：“你真的可以看到市场竞争的压力，就像看一场赛马比赛一样。”
另一版本的三重汇合我曾听比尔。布拉德利讲过美国一个上层妇女第一次从波士顿去旧金山的故事，她回到自己家中后，一位朋友问她对旧金山的感受如何，她回答说：“不是非常喜欢那里，那儿离海太远了。”
一个人头脑中已有的观念和倾向对他看待事物的方式影响很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人会错过三重汇合。尽管一切都在他们眼前发生，但他们的头脑却在别处。而3 件其他的事情恰巧也汇合到了一起，它们制造了这种烟雾弹。
第一个就是开始于2001年3 月的网络泡沫破裂。就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很多人错误地将网络繁荣等同于全球化，所以当网络泡沫破裂时，很多网络公司以及他们的支持者都破产了，这些人就以为全球化也破灭了。Dm 和10个类似网站（承诺在30分钟内将10磅（1 磅=0.454千克）狗食送到你门口）的突然破灭都证明全球化和IT革命是华而不实的东西。
这纯粹是很愚蠢的想法。那些认为全球化等同于网络繁荣、网络泡沫的破灭标志着全球化结束的想法实在是大错特错。再者说，网络泡沫的破灭实际还推动全球化转变为超级模式，因为公司为了节省有限的资本不得不采用外包和离岸经营的方式。这位全球化3.0 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从网络泡沫破裂到今天，Google从每天处理大约1 亿条搜索发展为今天大约2.5 亿条搜索，其中只有1/3 的搜索发生在美国，其余都发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随着电子港湾拍卖模式的全球化，它从2000年初的1200名雇员发展到2004年的6300名雇员。这些都发生在全球化被认为已经“结束”的时候。美国尼尔森互联网评级公司提供的数字显示，在2000~2004年间，全球因特网的使用率也增长了125%，其中非洲增长了186%，拉美增长209%，欧洲增长124%，北美增长105% .除了网络泡沫的破裂外，还有两大因素让人们看不到三重汇合。最重要的因素就是“9.11”，这对美国政体形成了很大的打击，随之而来就是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在战争的浓烟和网络电视上喋喋不休的辩论中，三重汇合自然很容易被人们忽略。还有就是安然公司治理丑闻和后来的泰科、世通事件，这些都让公司首席执行官和布什政府无处藏身。尽管首席执行官们在被证明无罪之前都被认定是有罪的，但一向偏向大企业的布什政府也变得小心谨慎，不敢在公众面前表现对大企业的过度关心。2004年春，我见到了美国一家大科技公司的主管，他到华盛顿是为了游说政府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提供更多的联邦基金，进而帮助美国工业建立更为坚实的基础。我问他政府为什么不召集首席执行官门召开会议以显示对这件事情的重视，他摇了摇头，只说了一个词——“安然”。
造成的结果是：就在世界变平的过程中，三重汇合也在重新塑造全球整体的经营环境，要求我们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做出很多重要的调整，可是美国的政客们不仅没有告诉公众这一点，反而还混淆视听。在2004年的美国大选中，民主党辩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否有利于美国，布什政府赶紧封住了白宫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N.格里高利。曼昆的嘴。这是因为著有畅销经济学教材的曼昆曾经大胆地对外包表示赞同，称外包是“对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十分赞同的‘贸易能使双方受益’观点的最新证明。 .这是国际贸易的新方式”。曼昆的言论引发了一场新的竞赛，看谁能作出最可笑的回应。获胜者是白宫发言人丹尼斯。汉斯德，他说曼昆的理论“经不起经济学最基本的检验”。丹尼斯，你所说的这种检验是什么呢？可怜的曼昆从此就很少出头露面了。
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多数人错过了三重汇合。现在的确在发生很重大的变化，但在美国和欧洲并非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这些变化。2004年初我造访印度之前，我也忽略了这一点，尽管我曾得到一些暗示，知道一些重大的事情正在酝酿。这些年来，我所指的最有思想的商业领袖之一就是索尼公司的主席出井伸之（Nobuyuki Idei）。只要他一说话，我就聚精会神地去听。2004年我们见过两次面，每次他那带有浓重日语口音的英语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出井伸之说，我们这个商务科技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有一天人们会说这种变化“就像流星撞地球导致所有恐龙灭绝一样”。很幸运的是，处于全球科技前沿的企业直到现在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像西南航空这样全球最好的公司正悄无声息地适应这些变化，以防止自己成为灭绝的恐龙。
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有时感觉自己就像是在弗罗里达州迪斯尼世界的“迷离境界”（Twilight Zone ），我会四处采访美国和其他国家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技术人员，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给我描述三重汇合的实例。但是正因为我在上面解释的原因，它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将这些告诉公众或政治家。他们要么精力太过于分散，要么太关注自己的事业，要么是没有这样的胆量。他们都知道这个秘密——但没有人想把这个告诉孩子们。
这就是没有人愿意告诉你的事实：在三重汇合的作用下，这个全新的平坦世界平台，已经开始摧毁我们的围墙、天花板和地板。也就是说，世界通过光缆、互联网和工作流软件等的联结，已经摧毁了妨碍合作的围墙。人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能一起工作，人们从未想到的工作会在国家之间流动，现在很多传统的高墙已经消失了。相同的平台也已经掀去了我们的天花板。个人从没有想到能够把他们自己的意见上传到博客，或者上传一种新的政治视野，或者上传一部百科全书，或者上传一种新的软件。
人们突然发现，作为个体，他们能够对世界产生全球性冲击。随着传统天花板的消失，人们就能够向上突破，以之前想象不到的方式获得成功。接着，地板最后也消失了。
由于搜索行业的兴起，人们现在能够寻根究底，搜索到事实、引文、历史，以及从未谋面的陌生人的个人数据。阻碍我们深入挖掘过去或现在任何事物或任何个人的传统的坚硬的水泥地板已经消失了。
的确，这些围墙、天花板和地板是在一段时间内逐渐消失的。平坦化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但是在三重汇合的作用下，平坦化已经到达一个关键的集中阶段，它涉及如此众多的人物和地点。
因此让我留给你以下思考：你还记得商业媒体过去20年中一直在吹捧的“IT革命”吗？对不起，那只是序曲。过去的20年只是在铸造、磨砺和分发所有用于合作和联系的新式工具。现在真正的IT革命即将开始——就在这些工具的补充物也开始汇合在一起的时候。能够拨开迷雾、确切地给这个时刻下定义的是惠普公司的卡莉。费奥里娜，她在2004年时就在公共演讲中宣称，网络的繁荣和萧条只是“开始的结束”，过去25年对于科技领域来说只是“热身行为”，现在我们将进入主要阶段，“我所谓的主要阶段指的是科技可以改变商业、生活和社会每一方面的时代”。
第四章大整顿
当世界开始从垂直的价值创造模式（命令和控制）向日益水平的价值创造模式（联系与合作）转变，当我们同时驱散那一道道“围墙、天花板和地板”，人们立刻发现他们面临着许多纷纭复杂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不只是影响商业运作的方式。变化会影响下列许多方面：个人、团体和公司的组织方式，公司和团体的兴亡，个人如何扮演好其作为消费者、雇员、股东和市民的不同角色，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政治地位，以及政府在这一变迁中发挥何种管理作用。这一切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对在圆形的世界所习惯了的各种角色、习惯、政治地位和管理实践不得不进行深入调整，以适应平坦的时代。一句话，随着2000年前后出现的三重汇合，我们将亲历我命名为“大整顿”（the great sorting out ）的时刻。
我和哈佛大学著名的政治理论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 ）交谈后开始考虑大整顿的问题。桑德尔说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他说我描述的世界变平过程实际最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提到，只不过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的变小、变平和马克思当年的情形存在程度的不同。马克思在他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著中强调了同样的历史趋势，科技和资本排除了全球商业发展道路上所有的障碍、边界、摩擦和限制。
桑德尔解释说：“世界将成为不受各国边界限制的全球市场——马克思是最早预当见这一点的人物之一。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将资本主义描述为可以瓦解一切封建、宗教和民族实体的力量，认为它将导致市场力量统治下的全球文明。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合乎需要的，因为一旦资本主义消除了民族和宗教的障碍，资本和劳动的斗争就会凸显，全世界的工人将会团结起来反抗压迫，在去除了爱国主义和宗教因素的干扰后，他们会认清所受的剥削，并起来反抗。“的确，今天当我阅读《共产党宣言》时，我十分惊异地发现马克思曾那么敏锐地刻画了在工业革命期间令世界变平的因素，而且他还预见了这些因素令世界不断变平的方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写道：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他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他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他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每次读到这一段时，我都会对马克思在1848年的论述惊奇地连连摇头。在提到《共产党宣言》时，桑德尔对我说：“你所说得和马克思预言的十分类似。你说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让企业将低效和摩擦排除在市场和经营之外。这就是你对‘平坦’的定义，但平坦的、无摩擦的世界却是把双刃剑。就像你所说得那样，它可能会对全球的商业发展有利，或者像马克思所说得那样，对无产阶级革命有利。但是，它也可能给一些有特色的地方和社团构成威胁。从资本主义的萌芽阶段开始，人们就把这个世界想象成一个完美的市场——不受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和语言文化差异及意识形态差别的阻碍。但是想象中的美好却总是被现实所打破，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制造摩擦和低效的地方，尽管有些低效的确是应该极力避免和消除的，但也有些低效的来源却是人们十分珍视的机构、习惯、文化和传统，他们反映了社会凝聚力、宗教信仰和国家荣誉等非市场价值。如果全球市场和新的通讯技术抹去了这些差异，我们可能就会失去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关于资本主义的辩论从一开始起就是围绕哪些摩擦、障碍和国界只是无用和低效的根源，哪些是属于我们应该努力保护的身份和属性的根源。从电报到网络，每种新的通讯技术都有望缩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增加获取信息的方式，并且让我们更接近完全高效、无摩擦的全球市场。而且，每次这个问题都会被很迫切地提上日程：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低效情况的发生？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保护全球市场不能提供的价值观？一些摩擦的来源的确值得保护，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已威胁其存在的情况下。‘当然，最大的摩擦来源一直是民族国家，它具备界定清晰的国界和法律。民族国家传统上提供把我们的生活组织起来的”围墙、天花板和地板“。国界是我们应该希望保留或者能保留在平坦世界的摩擦来源吗？
那些限制信息、知识产权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法律障碍呢？——例如版权、工人保护、最低工资。在三重汇合的情况下，令世界变平的因素对摩擦和障碍消除得越多，他们给民族国家、特定文化、价值观、国民特性、民主传统以及过去为工人和团体提供保护和缓冲的约束合同构成的挑战就越大。
为了更加容易地开展合作，我们应该保留哪些东西呢？
无疑，构成我们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围墙、天花板和地板”不会突然以相同的速度在各处消失。但它们正在消失。对此，一些人感到愉快和自由——他们有机会增高、扩展、挖掘或用一整套新的工具沿着任何方向进行建造。另一些人会感到自由减少的焦虑，找不到支持，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没有什么保护他们不受干扰。一些人觉得完全解放了，而另一些完全找不到方向。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即使社会沿着一个方向发生快速变化，也会带来高度的不稳定。对于在3 个方面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社会来说，未来会怎样？谁也说不清。这给人们带来了压力。旧的界限——墙、天花板和地板——打破了，但我们并不确知：什么将取代它们。但我们无比清楚：我们仍然是人类，而人类需要墙、天花板和地板——我们需要认同的行为、保护版权和举行投票。
开放资源运动（the open-source movement）的倡导者会告诉你：“网络”
将建立新规范。在某些情况下，这是正确的。例如，eBay社区是一个虚拟的市场，没有围墙、天花板或地板，他仍采用了一套规范的体制，为个体的诚实交易奖励一颗星星，为使用者提供了信息反馈的机会，使每个人的交易历史对社区的每个人来说都变得透明，结果建立起一种框架，鼓励从社区大量涌现的良好行为，并一直得到维护。但开放资源运动的倡导者说总是能够依靠“网络”来建立新规范时，这就有点言过其实了。毕竟，基地组织是一个网络，而他所提倡的价值很少增进和平、宁静以及世界一致。网络也能以空前的速度传播流言蜚语，并且不总是立即得到更正。回想在网上维基百科传播的关于老约翰。塞根塔勒（John Seigenthaler Sr. ）参与暗杀所散发的毒害。有个谣言说犹太教徒被警告在9 月11日上午不要去世贸中心上班，这一大谎言开始在穆斯林世界的某个地方出现，并像野火一样在网络上迅速传播，拆穿其假面具的无数新闻报道都不能根除这一谣言。我相信，这主要是由于网络社区的多样性。我怀疑，散布谣言——犹太教徒被警告不要在9 月11日去上班——的网络是高度同质的网络，主要由思想类似的人们组成，他们想让别人相信他们所传播的谎言，并且在没有其他观点并存的情境下公布自己的观点。在平坦的世界中，这是许多网络的真实情况。
由此，在将来限定我们的“天花板、围墙和地板”将会呈现混合模式。也就是说，传统的国家、政府、公司和新闻机构必须与新兴的网络、虚拟社区和公司合作来逐渐制定出在平坦的世界中行动的新规范和新界限。这将成为大整顿的组成部分，将肯定成为平坦的世界中民族国家之间、网络之间和内部政治争论的前沿话题。下面是一些说明性的例子。
印度VS印第安纳：谁在剥削谁桑德尔教授认为，我所说的“合作”可能在别人看来只是对能在印度雇用廉价劳动力的美称。如果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事实的确如此。但如果从印度公认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些合作形式、外包形式则会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能力增强的表现。他们可以培养、利用和受益于自己的智慧，在世界变平之前这些智慧往往被浪费掉了。如果从美国人的角度看，你可能会得出结论说，限制外包的摩擦、障碍和价值观应该被保持，甚至是加强。但是从印度人的角度来说，所有这些障碍和摩擦因素都应该被消除，他们认为这样才能维持公平、正义和满足他们自己的愿望。
在这个平坦的世界中，一个人的经济自由可能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失业。
让我们看看在真实的世界里所发生的情形：2003年印第安纳州就该州处理失业赔偿金的计算机系统升级项目提出招标。猜猜最后谁赢了？Tata America International——印度塔塔咨询服务公司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塔塔公司的报价（1520万美元）
比最接近的报价（由纽约的德勤和埃森哲两家咨询公司提出）低了810 万美元。
印第安纳州没有一家企业参与竞标，因为这个项目对他们来说规模太大了。
换句话说，印度的一家咨询公司获许给印第安纳州的失业救济部门提供服务。
印第安纳州将可以给本州居民弥补外包不利影响的部门也外包了出去。塔塔计划派大约65名雇员到印第安纳州政府工作，在那里还有18名该州的工人与他们配合。塔塔还说，它将雇用当地的一些分包商，但是大部分工人仍将来自印度。《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Indianapolis Star ）2004年6 月25日的报道称，这些计算机的升级一旦完成“就将加速该州失业救济的处理速度，并且还会节省邮递费用，减少由此引起的争端”。
你也许可以猜出故事是怎么结束的。报道说：“州长弗兰克。班农的副手签署了这个政治上较为敏感的4 年期合同，之后在2003年9 月13日这个民主党州长就去世了。”
但是当合同内容公布于众时，共和党人却把它当作了大选中攻击民主党人的工具。后来这一问题变得日益严重，接替弗兰克。班农担任州长的民主党人乔。
克南命令取消合同并制定法律阻止这种事情的再次发生。他还命令将这一合同分解成若干的小合同，这样印第安纳州的公司就承担得起，虽然有利于当地的公司，但对于该州来说却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这篇报道还说，印第安纳州政府支付给塔塔集团99.3万美元，作为8 周工作的报酬，在此期间塔塔集团为印第安纳州培训了45名软件程序员。该州负责劳力开发的委员阿兰。德格纳说：“这家公司很好相处。”
我现在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在这个印度- 印第纳纳州的故事中，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印度咨询公司的美国分支机构建议通过给计算机升级为该州的纳税人节省810 万美元，在使用印度雇员的同时也雇用当地人。这笔交易会让这家印度企业受益，它也会让一些印第安纳州的技术工人受益，它为该州居民节省下来的税收可以在别处雇佣更多的工作人员、建更多的新校舍等。然而，整个合同在被亲劳工的民主党签署后却被倡导自由贸易的共和党摧毁了。
让我们好好理理思绪！
在旧世界中，价值通常都是在单个企业从上而下垂直创造的，很容易看出谁在上、谁在下，谁是剥削者或被剥削者。但是当世界开始变平，并且价值创造日益水平化时（通过多种合作形式，个人拥有更多能力），谁在上、谁在下，谁是剥削者或被剥削者就变得非常复杂了。一些旧的政治哲学已经不再适用。过去，印度人在国内最好、同时也是名列全球前几位的科技院校接受完教育却无法在印度找到合适工作，以至于那些没到国外寻找机会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得不在国内以开出租车为生，他们是不是“被剥削”了呢？如今，当这些工程师加入印度最大的咨询公司，拿到在当地相当优厚的报酬，并且可以将他们的技术在平坦的世界中充分加以运用时，他们是不是被剥削了呢？或者，当这些印度工程师要价比美国咨询公司低得多时，是他们在剥削印第安纳州的人民，还是印第安纳州的人民在剥削这些廉价的印度工程师呢？有没有可以告诉我，在这个故事中究竟是谁在剥削谁？
传统的“左派”会站在哪一边呢？跟那些试图在发达国家中运用得来不易的才能、同时薪酬也还不错的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工人站在一边？还是跟那些希望将工作交给本州选民、尽管他们的要价更高的政客们站在一起呢？传统的右派会站在哪一边呢？
站在那些希望通过外包减少财政支出的人一边，还是那些宁愿提供税收也要将工作机会保留在当地的人一边呢？如果你认为全球化会伤害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而反对他，你又会站在哪一边呢？印度还是印第安纳州？
印度与印第安纳州之间的争端说明很难在两个集团的利益间划清界限，他们以前从未想过他们之间会有什么联系，更不用提合作了。但他们醒来后突然发现，在这个平坦的世界里，工作关系日益成为水平合作关系，他们不仅相互联系和开展合作，而且迫切需要一个社会契约来管理他们的关系。
更重要的事情是：不管我们谈论的是管理科学、政治科学还是生产和研发，很多博弈方和程序都将必须和“水平化”密切相关。一切都需要很好地加以整顿。
公司将何去何从呢在这个平坦的世界中，就像不同的工人们之间的关系必须加以整顿一样，公司和社团的关系也是如此。公司受什么价值观的影响，他们会维护和尊重谁的利益？显然，在一个平坦的世界中，跨国公司努力在全球寻找机会和利用全球的资源，并使自己更适应平坦的世界。过去，一个国家依靠该国最成功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获得霸权以确立该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或世界地位。当商业主体更多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利益和工作机会，当股权活动日益要求这些公司树立全球目标，在全球寻找机会和利用资源时，将会发生什么呢？这些公司的利益和需求日益与其总部所在国失去联系。过去人们常常说，通用汽车公司体现了美国的价值观。但是今天，人们会说：“戴尔公司体现了马来西亚、中国、爱尔兰、印度等国的价值观。”今天的惠普在170 多个国家拥有15万雇员。它不仅是全球最大的高科技消费品公司，也是欧洲、俄罗斯、中东和南非最大的IT企业。尽管惠普的总部在帕罗阿图市，但如果它大部分的雇员和消费者都在美国之外，它还能称得上是一个美国公司吗？如果一家公司的一切活动都只在一个国家进行，那它根本不能生存，即使这个国家是像美国这样大的国家。所以现在让民族国家和它的国民夜不能寐的应该是怎样应对不受民族国家限制的公司。它们会忠诚于谁呢？
对冲基金管理人迪纳卡。辛格说：“美国公司表现得很好，这一点不错，但这也是因为他们调整自己适应了平坦世界的缘故，它们将尽可能多的生产外包给了最廉价和高效的供应商。如果戴尔产品每一部分的生产都在中国沿海地区完成，然后再卖给美国的沿海地区，戴尔必将从中获益，美国的消费者也将获益，但美国的劳工能否受益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戴尔希望世界能越来越平坦，摩擦和障碍也越少越好，很多别的公司也希望如此。外包让它们可以在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市场进行生产，然后在利润最丰厚的市场完成销售。全球化3.0 时代几乎没有什么对资本不好的事情。资本家只需出钱购买创意、雇用世界上最质优价廉的劳动力进行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然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戴尔的股票、股东、消费者以及纳斯达克都从中受益。
所有和资本相关的事物都有良好的表现。但美国的工人和社团却只有一部分可以受益，其他的工人和社团将感受到世界变平带来的痛苦。
从跨国公司最初在世界各地寻找劳动力和市场开始，它们的利益就总是超出总部所在的民族国家。但在今天的平坦世界中，程度的不同会导致种类的不同。
企业在分派研发任务、生产低端和高端产品方面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自由、从未遇到过这么少的阻力，但这对公司与它们母国的长期关系会造成什么影响就不是我很清楚了。
让我们看看这个例子吧：2004年12月7 日，IBM 宣布将个人电脑（PC）业务整体出售给中国联想集团，后者将因此成为全球第三大PC制造商，年收益大约为120 亿美元。IBM 同时将获得联想集团18.9% 的股份，两者将建立在个人电脑销售、融资和全球服务方面的战略联盟。形成战略联盟的新集团将把全球总部设在纽约，但它主要的生产基地将在北京、罗利（北卡洛莱纳州的首府），研发中心将在中国、美国、日本，销售网点将遍布全球。整合后的联想集团将是IBM 优先考虑的PC供应商，而IBM 也将成为新联想在服务和融资方面优先考虑的供应商。
你还在接着读吗？大约1 万名员工将从IBM 转到联想工作，联想成立于1984年，它是第一家在中国引入家用电脑理念的公司。从1997年起，联想就一直是中国排名第一的PC品牌。媒体揭露了新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名单：“杨元庆——董事会主席（原联想集团首席执行官）；史蒂夫。沃德——首席执行官（原IBM 个人电脑高级副总裁兼总经理）；弗兰。奥沙立文——首席运营官（原IBM 个人电脑事业部主管）；马雪征——首席财务官（原联想首席财务官）。”
让我们谈谈水平价值创造的问题吧：新的个人电脑公司仍归中国人所有，总部设在纽约，工厂在北京和罗利，它的董事会主席和首席财务官是中国人，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运营官是美国人，公司将在香港上市。你会把它称作一家美国公司还是中国公司？
联想对哪个国家有归属感，还是仅仅将自己视为在平坦世界上漂浮的企业？
这个问题在媒体报道中也有所预见：“联想的总部将设在哪里？”他提供的答案是：“作为一家全球企业，新联想在地理位置上是很分散的，人员和实物资产都将遍布世界各地。”让我们好好理理思绪吧。
冷酷的事实是，管理层、股东和投资者大多对利润的出处并不关心，他们也不在乎给那里创造了就业机会，但他们确实希望公司能持续发展。政治家们迫于压力不得不设法增加本地就业，而居民——不管他们是美国人、欧洲人还是印度人——都希望好的工作机会能留在自己国内。
一家欧洲大型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告诉我：“我们现在是一家全球研发公司了。”
对他的股东和投资者来说，这的确是个很重大的消息。他接触的是世界各地最有智慧的头脑，虽然这些人并不一定都在国内，但却一定能给他节省开支。他私下里告诉我：“不过这最终肯定会给我们国内的就业造成影响——也许不是在今年，但5~15年内肯定会显现。一开始你可能还会和政府商谈怎样为国内保留就业机会，但日子久了你就必须首先考虑股东的利益了。”
这就是说：如果我能以在美国或欧洲雇用1 名研究人员的价格在中国或印度雇用5 名优秀的研究人员，我将选择后者，长此以往，我们自己的国家就会失去它的一部分技术基础。能将公司和其目的利益结合起来的唯一方式就是拥有真正聪明的国民，他们不仅可以在更大的全球蛋糕中获取属于自己的份额，而且还可以创造出新的份额。
这位首席执行官说：“我们已经习惯于高收入，现在我们真的必须靠自己去赚这笔钱了。”
但现如今，即使要辨别一个公司的母国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劳斯莱斯公司的主管约翰。罗斯爵士曾跟我说：“我们在德国有一桩大买卖。我们是勃兰登堡州高科技领域最大的雇主，最近我和德国总理施罗德有一次聚餐，他对我说：”你们是一家德国公司，为什么你不在下一次陪同我出访俄罗斯呢？‘施罗德此行的目的是到俄罗斯给德国公司招揽生意。他认识到，尽管我们的总部在伦敦，但我们的业务却是围绕如何在德国创造价值展开，这对德俄关系是富有建设性意义的。“劳斯莱斯的总部尽管在英国，但他却通过水平的全球供应链经营。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被英国女王册封爵位的大英帝国公民，却被德国总理邀请一同访问俄罗斯，这一切都因为劳斯莱斯供应链的一个链环恰巧穿过勃兰登堡。
我的朋友格伦。福岛是一位有着日本血统的美国人。他的父亲也是一位有着日本血统的美国人，当年与美国军队驻扎在日本，因此格伦于1949年出生于那儿的一家美国军方医院。他先后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最后于1985年从一名律师成为美国商务代表（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办公室负责日本事务的主任，而后成为美国商务代表办公室负责日本与中国事务的主任助理，代表美国与这两个亚洲“巨人”进行艰难的贸易谈判。1990年他来到东京，随后他担任着AT&T以及其他美国跨国公司的一系列高级行政职务。1997年，他被美国同伴选为驻日本的美国商会会长，这是他担当的异乡为他带来巨大声望的志愿工作。2005年9 月我路过东京，在Okura 旅馆他的位于角落的桌子上与他像往常一样共进早餐。我问起他的工作来，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说在从事一项新的工作：他刚刚成为欧洲联盟空中客车公司（the European consortium Airbus）
日本运营处的总裁。他现在管理着这家欧洲皇冠钻石制造公司的日本商务，帮助这家公司尽力打败美国皇冠钻石制造公司——波音公司，向日本——他的祖籍所在的国家出售客机。
“当我加入空中客车公司以后，这儿的美国大使馆通知我：不再允许我参加驻日本的美国商会理事会与美国大使举行的月度会议。”福岛先生这样说，那时他是商会会长，正在主持商会的50周年纪念活动。毫不奇怪，大使馆工作人员不希望代表欧洲主要工业财团的人得到美国大使馆的协助，这也许不利于美国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与其竞争。而福岛先生认为，“我在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他们反映出时代特征，不服从纯粹的国家划分思想”。他说，跨国公司经理主管人员的国籍、公司总部的地理位置和高级管理人员最为关注的市场这三者之间已不再有相互关系。顺便说一下，每架新的波音787 飞机的一部分零件将会在日本进行制造，还有其他很多组件将在欧洲进行制造。无论是欧洲的飞机——“空中客车”，还是美国的飞机——波音，都将利用来自平坦世界中的所有零部件和设计。
是的，让我们好好理理思绪！
从命令和控制到合作和联系在美国前国务卿柯林。鲍威尔离职前，我前去采访他，采访的地点在美国国务院办公楼的第7 层，当时陪同他的还有他的两个媒体顾问。我忍不住问他是什么时候认识到世界已经变平的，他只用一个词回答：“Google .”他说，他在2001年刚接任国务卿时，如果需要了解一些信息——比如联合国决议的文本，他会让副手帮他寻找材料，为此常常需要等待几分钟甚至几小时的时间。
“可是现在我只需Google‘联合国安理会决议242 ’，这一文本就会出现。”
他还解释说，他发现自己独立完成的调查研究一年比一年多。这时候，旁边的一个媒体顾问说：“是的，他现在不再让我们帮他查找信息了，他已经掌握了信息，他找我们就是要采取行动了。”
一位副手透露说，曾是美国在线董事会成员的鲍威尔也经常使用电子邮件和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联系，在召开峰会时还和英国外交大臣杰克。司特劳用即时通讯的方式保持联络，就好像他们是大学同学一样。鲍威尔说，手机和无线通讯技术让任何一国的外交部长都无法躲避他。在我采访他的前一周，他一直在寻找俄罗斯的外交部长。
他先是拨打俄罗斯外长在莫斯科的手机号，后来又拨打他在冰岛的手机号，接着又拨打他在老挝的手机号。鲍威尔说：“我们有每个外交部长的手机号码。”
我从所有这些故事中提取的要点是，当世界变平时，把等级制度夷为平地的不仅是那些可以做大事情的小人物，还包括可以做小事情的大人物——他们可以自己完成更多事情。还有一件事情真的对我触动很大。鲍威尔的媒体顾问之一、一位年轻女性在采访结束后将我送出办公室，路上她对我说，“黑莓”（BlackBerry ，无线电子邮件接收器）让鲍威尔随时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找到她和她的老板。
她开玩笑地说：“我根本摆脱不了这家伙。”因为鲍威尔总是不停地通过电子邮件给她发指令，前一个周末当她和朋友一起在商场购物时，她突然收到国务卿发来的即时讯息，让她完成一些公共关系方面的任务。她说：“我的朋友都很惊讶。我在和国务卿对话！”
这就是当你从垂直世界（命令和控制）进入更加水平世界（合作和联系）时的情形。你的老板除了能完成自己的事情外，他也可以做本属于你的活儿。他可以是国务卿，也可以是自己的秘书。不管白天还是夜晚，他都可以给你发布指示。
如果这些老板们愿意，他们可以比以前更加直接地同更多的员工开展合作，不管这些员工是谁，也不管他们处于等级制度的哪一层。但是员工也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这样他们才能比老板获知更多信息。如今，老板和员工之间的这种对话将大为增加：“我已经知道了！我自己用Google查的。”
多重身份的紊乱在平坦的世界中需要对多重身份加以调整的不仅是社团和公司，还包括个人。在平坦的世界中，我们的多重身份——消费者、雇员、公民、纳税人和股东——将发生越来越尖锐的冲突。
商务顾问米切尔。汉莫说：“19世纪的主要冲突是劳资冲突。现在是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冲突，公司夹在中间。消费者会对公司说：”让我少花钱买到更多东西。‘然后公司会对雇员说：“如果我们让他们少花钱买到更多东西，我们就会陷入麻烦。我们不能给你担保工作，工会干事也不能，只有消费者可以。’”
《纽约时报》2004年11月1 日报道说，沃尔玛2003年的收入为2560亿美元，它将其中大约13亿美元用于给45% 的员工（大约53.7万人）购买医疗保险。沃尔玛最大的竞争对手考斯克（Costco）给96% 的全职或兼职员工购买医疗保险，其中全职员工在工作3 个月后、兼职员工工作6 个月后就都可以享受医疗保险。但在沃尔玛，多数全职员工必须工作6 个月、兼职员工工作至少2 年才能享受医疗保险。文章还说，沃尔玛全职员工的平均工资大约为每月1200美元，或每小时8美元，他还要求员工自己承担所享受福利的33% ，目前这一比例将降至30% . 沃尔玛的医疗保险计划要求每个家庭每月必须负担高达264 美元的保费，有些治疗的自付金额高达1.3 万美元，如此高的开支让享受医疗保险的员工也承担不起。
这篇文章还表示：“支持沃尔玛的华尔街，在那里考斯科反而被指责劳工成本过高。”沃尔玛已经将成本压至最低，而考斯科却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考斯科的税前利润只有收入的2.7%，还不到沃尔玛5.5%的一半。
且慢，我们若是沃尔玛的消费者，不是希望它能除去所有的中间人、冗余和摩擦，让我们得到最低的价格吗？最贫穷的美国人——他们通常没有卫生保健——难道不是从中受益最多吗？这正是塞巴斯蒂安。马尔莱伯（Sebastian Mallaby）在2005 年11月28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所指出的。他写道：“沃尔玛的批评者宣称，这一零售商对美国穷人不利。”这一主张是后向推理的：正如纽约大学的詹森。法玛所说，沃尔玛是“一个随时代进步的成功故事”。
在2004年的运动中，法玛向John“Benedict Arnold ” Kerry提出了建议，而从未接受沃尔玛的报酬；他不是公司的辩护者。
但是他指出，光是沃尔玛的食品折扣每年就为美国购物者节省了至少500 亿美元。如果计算沃尔玛的所有商品折扣，所节省的金额可能有500 亿美元的5 倍之多。对于贫穷和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所节省的金额显得特别重要。沃尔玛商品的消费者平均年收入为3.5 万美元，而塔吉特（Target）商品的消费者平均年收入为5 万美元，考斯科商品的消费者平均年收入为7.4 万美元。此外，沃尔玛的“每日低价”对穷人来说最为重要，因为他们把收入的较大比例用于购买食品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
就扶贫力量来看，沃尔玛的2000亿美元加上对消费者的补助，可能比得上多个联邦项目。
我们若是沃尔玛的股东和购物者就希望它能除去供应链中的冗余和摩擦，消减雇员福利，尽可能地增加利润，保持商品低价。但我们若是沃尔玛的工人，我们肯定很痛恨沃尔玛的工资和福利制度。大家都知道，由于美国最大的公司沃尔玛不能给所有雇员提供医疗保险，一些人只能去地方医院的急诊室治疗，这最终还是由纳税人负担。
《纽约时报》报道说，乔治亚州的官员调查发现，“沃尔玛员工的1 万多名子女都被列入该州财政负担的儿童医疗项目，每年要花掉纳税人近1000万美元”。
同样，“北卡洛莱纳州的医院发现，他们治疗的1900名自称是沃尔玛员工的患者中，31% 的患者加入了医疗救助计划，16% 的患者根本没有医疗保险”。
记者莉莎。费瑟斯通（Liza Featherstone ）2004的著作《贱卖妇女：在沃尔玛的妇女权力斗争》对沃尔马因歧视妇女被送上法庭一事进行了跟踪报道。2004年11月22日，费瑟斯通在接受Sm 的采访时谈及自己对此书的看法：“美国的纳税人不得不给沃尔玛的很多全职员工支付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和粮票——因为沃尔玛的员工在很多方面都不能自给自足。这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山姆。沃顿一直被视为美国自给自足精神的象征。而且沃尔玛对共和党竞选人的支持也是很不诚实的：他们提供的竞选资金80% 都给了共和党，但共和党又倾向于不支持沃尔玛赖以生存的公共援助项目。事实上，沃尔玛应该要求设立全国医疗保险，他们至少应该承认自己无力给员工提供这些福利，要求国家设立更加全面的福利制度。”
当你掂量自己的多重身份时——消费者、雇员、公民、纳税人、股东——你必须决定：你更喜欢沃尔玛还是考斯科的方法？这在平坦的世界中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问题：在你综合考虑了多重身份后，你希望公司变得多么平坦呢？因为当你把中间商排除在外，当你让供应链完全变平时，你也让生活中缺少了一些人性化的东西。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政府。你希望政府变得多么平坦？为了让公司更容易地在平坦世界中开展竞争，你希望政府能解除规则减少多少摩擦呢？众议院议员兰姆。伊曼纽尔是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人，曾是克林顿政府的高级副问。他说：“我在白宫工作期间，我们精简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 ）的医药审批流程，目标只有一个——让医药更快地进入市场。然而这给公共健康造成危机。万络事件就表明，医药安全问题在加快审批的过程中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在将危险药品排除在市场之外这一点上做得还不够。”
作为消费者，我们希望全球供应链能提供最便宜的药品，但作为公民，我们希望也需要政府能监督和监管供应链，即使这意味着摩擦的存在或增加。
让我们理理思绪。
谁拥有什么在这个平坦的世界中，还有一件事情是绝对必须加以整顿的：谁拥有什么？我们如何建立法律保障来保护创新者的知识产权，这样他或她就可以将创新收益用于开发新产品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怎样尽可能地降低围墙，鼓励分享知识产权呢？
微软的技术主管克里格。芒迪说：“如果对知识产权实行统一待遇，世界肯定就不是平坦的了。”他说，如果一个创新者可以自己汇集很多资源、从平坦世界召集合作者然后在某种产品或服务上取得真正的突破，那将是非常美妙的。但是如果别人利用平坦世界的平台和工具克隆和分销他的新产品，这位创新者该怎么办呢？如今在软件、音乐和医药领域每天都在发生这种事情。而且科技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你要知道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是不能很快仿制的了”——从微软生产的文字处理软件到飞机零件。世界平坦，我们越需要可以和各种合法或非法合作方式相配套的全球治理体系。
我们可以以美国专利法为例。公司可以对一项创新做3 件事情：他们可以对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然后自己负责生产销售；可以申请专利后，特许别人生产；可以申请专利后，与别的公司交换使用对方的专利产品，这样他们可以共同生产某种产品，比如电脑就是由多种不同专利汇集在一起的产物。美国专利法在技术上还是相对中立的。但是专家告诉我，已有的案例法很明显是歧视交换使用专利和不鼓励推广专利产品的，它更关注的是保护单个企业生产自身专利产品的权利。在平坦的世界中，公司需要的是对这两种行为都鼓励的专利体系。一国的法律体系越鼓励交换使用专利和标准，这个国家的合作创新成果就越多。个人电脑就是交换使用专利的产物，有的公司拥有光标显示器的专利，有的则拥有鼠标和屏幕的专利。
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创新从开放资源的协作和团体中涌现出来，知识产权法必须进行调整——否则，作为社会成员，我们将不能从平坦的世界中获益，或者不能避免平坦的世界中的缺点。“为了使合作创新兴旺起来，我们必须反思我们对知识产权的观念。”IBM 的总裁萨姆。帕尔米萨诺（Sam Palmisano ）说，“设立知识产权法的初衷是使得个人和机构能从他们的发明中得到报酬，同时使得整个社会可以利用这些知识财富。而在这一很精巧的框架内，应优先考虑谁的利益呢？对此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激励创新的最好方法就是严格保护发明者的私人利益。而其他人认为，应该让其他人有充足的机会利用新创造的知识财富。我认为，我们需要找到新的解决途径，在上述两种极端情形之间取得平衡。
我们必须保护真正做出新的、有用的发明的个人和公司的利益。同时，我们也许要保护创新团体、创造性的生态系统的利益——这些团体没有组成公司或者受到特许，但他们在参与真正的——并且确实重要——创新活动。在后工业时代，我们需要扩展有关所有权的观念。“
当你在思考所有权问题时，不妨也想想下面的问题。2004年11月13日，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贾斯汀。M.埃尔斯沃思在伊拉克巡逻期间被地雷炸死。同年12月21日，美联社报告说，他的家人请求雅虎提供自己儿子电子邮件的密码，这样就可以看到他曾经收发的信件。贾斯汀的父亲约翰。埃尔斯沃思告诉美联社的记者：“我希望通过他的话怀念他。他在做自己认为有必要作的事情，我希望能把他的信件永远保存下去。这是我儿子留下的最后的东西了。”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交流都以比特（bits）的方式在网络空间中开展，并且存储在世界各地的服务器上。没有一个政府可以控制这个网络王国。现在的问题是，当一个人死后，他的比特由谁掌管呢？美联社的报道称，雅虎后来拒绝给贾斯汀的家人提供他的密码，理由是雅虎邮箱在连续90天没有激活后就删除所有记录，而且所有的雅虎用户一开始就认可了雅虎的用户须知——用户的ID或记录在死亡后将终结。雅虎的女发言人卡伦。玛宏告诉美联社的记者，“虽然我们对死者的家人深表同情，但雅虎的账户是不能转让的”。随着数字格式越来越多地取代纸面材料，你最好在死之前整理好一切，并且在遗嘱中写上愿意将你的比特留给谁。
这是真的。我将本书的很多章节都存储在我的美国在线信箱里，感觉这是网络空间中最安全的地方。如果我在写作过程中遭遇了什么不幸，我的家人和出版商就可以对美国在线提出请求。
推销员之死2004年秋，我去明尼阿波利斯市看望我母亲，并且连续碰到了3个能说明平坦世界的例子。首先，在我离开华盛顿的家之前，为了找到一个在明尼阿波利斯市朋友的电话号码，我拨打了411 （查号台）。一个电脑化的声音要我告诉他查询对象的姓名，不知道为什么，电脑总是不能听清我的声音，它不停地用电脑化的声音问我，“您说的是。 .吗？”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它，但后来我的声音已无法遮掩我的愤怒（不然电脑还是听不懂），最后，电脑将电话转给了接线员。我最终也没感受到这种电脑服务的好处，虽然他可以消除各种摩擦。我渴望这种摩擦，也许通过电脑提供电话号码更廉价而且更高效，但对我而言这只是带来了挫折。
到达明尼阿波利斯市后，我和家人及朋友聚餐，其中一个朋友一直在中西部地区做批发商，给这一地区的零售商提供商品。他是个天生的推销员。我问他最近的行情如何时，他叹了口气说，行情已大不如前。他解释说，每种商品的利润空间只有1%. 但实际这也没有什么，因为他批发的大多是大宗商品，因此在销量很大的情况下，即使利润空间很小也不要紧。真正令他感到不安的是，他跟自己的大客户已经无法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而即使日用品和低成本的商品也有一些差别，需要在出售时加以说明和强调。“一切都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我联系国内最大的零售商之一，接电话的是个年轻人，他说，‘把你的报价给我用电子邮件发过来’。我从未见过他，有一半的时间他都不回复我的邮件。我不知道该怎样跟他打交道……过去我常常直接到他们办公室，给这些买主一些维京航空公司的机票。我们都是好朋友……现在每个人都只关心价格。”
幸好我这个朋友是个成功的商人，他有很多企业。但当我后来反思他的话时，我回想起《推销员之死》中的场景：威利。洛曼说他和同事查理不同，他希望能“讨人喜欢”。他告诉自己的儿子，不管在生意场还是在生活中，性格、人格和人际关系都比聪明更重要。威利说：“那些在生意场上露脸的人，那些引起人们注意的人才会取得成功。讨人喜欢的人永远不会缺少东西。”
然而在平坦的世界中就未必如此了。用电子邮件和网络是很难创造人际关系的。
有一天我和朋友肯。格里尔一起吃饭，他经营一家媒体公司（我会在后文中详细论述）。
肯也拥有同样的悲哀：很多合同都给了那些只是在销售数字而非灵感的广告公司。然后肯就说了一些很能打动我的话：“就好像他们将经营中的‘脂肪’都给切去了一样，他们将一切都变成了数字游戏。但只有脂肪才是让肉很香的东西。
瘦肉根本不出味儿。
你会希望他至少能有一点脂肪。“世界的变平不停地将”脂肪“从生活和商业经营中挤出，但是就像肯所说得那样，脂肪是让生活有味儿的东西，脂肪也是让我们感到温暖的东西。
是的，作为消费者，我们肯定希望沃尔玛能将价格中的“脂肪”挤出。但作为雇员，我们肯定希望沃尔玛能像考斯科一样在骨头上留一点脂肪，希望它能给所有雇员提供医疗保险。而作为股东，我们自然希望得到沃尔玛而非考斯科那样的利润。作为公民，我们又会希望公司都能提供像考斯科那样的福利，因为公司福利的差别最终还是要由社会负担的。作为消费者，我们希望电话单上的收费金额能很少，但作为人类的一员，我希望在我拨打411 时能跟接线员说话。是的，作为读者，我喜欢在网上阅读博客的文章，但作为公民，我也希望这些博客能有一个编辑或中间人告诉这些在网上鸣不平的人，在按“发送”键之前要仔细核对事实。
在这些相互冲突的感情和压力中，美国政治有可能会完全重组。共和党右翼的社会保守人士不喜欢全球化或融入全球化，理由是这会给美国带来过多的外国人和外国文化，他们可能会和代表民主党左翼的工会联合在一起，后者不喜欢全球化是因为这会方便外包或离岸经营。这些人可以被称作“围墙党”（the Wall Party ），他们会让摩擦和“脂肪”变得更多。让我们面对事实吧：共和党的保守派和俄亥俄州杨斯镇（Youngstown）的钢铁工人、中国的农民以及沙特中部的毛拉会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他们都希望有更多的“围墙”；而这些保守派和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或是那些在帕罗阿图（硅谷所在地）和全球经济密切联系的服务行业工人也许根本没有共同语言。
与此同时，共和党的商务派则希望推动自由贸易、解除管制、加强一体化和降低税收，这一切都会让世界变得更平坦，而且他们最终也可能会和民主党的社会自由主义者联盟，后者多是美国东西海岸全球服务行业的，也可能会包括好莱坞及其他娱乐行业的雇员。所有这些人都是平坦世界的受益者。他们可以被称作“网络党”
（the Web Party ），主旨将是推动更多的全球一体化。曼哈顿和帕罗阿图的居民同上海及班加罗尔人们的共同利益比跟杨斯镇或托皮卡（堪萨斯州城市）
居民的要多得多。简单地说，在平坦的世界中，我们可能看到社会民主党人、全球服务行业白领雇员以及华尔街大亨们形成一个利益团体，而社会保守党人、本地服务行业的白领雇员以及工会形成另一个利益团体。
《耶稣受难记》的观众将和国际卡车司机工会（Teamsters ）以及美国劳工联盟及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 ）在同一个战壕，而好莱坞及华尔街的自由主义者以及《电子情书》（You ‘ve Got Mail ）的观众将和硅谷的高科技工人以及曼哈顿和旧金山的全球服务提供者在同一个战壕。这将是梅尔。吉布森、吉米。
霍法（卡车司机工会以前的领导人）对抗比尔。盖茨和梅格。瑞恩。
在平坦世界中，政治生活将要求更多地询问哪些价值观、摩擦和“脂肪”值得保留，哪些应该听任他们从人间蒸发。只有在了解全球竞争场地的性质和结构并理解它和冷战时期的不同后，国家、公司和个人才能给出正确答案。只有在充分欣赏平坦的竞争场地并掌握所有可以开展合作和竞争的新工具后，国家、公司和个人才能做出正确的政治选择。我希望这本书能为这场意义重大的政治辩论以及即将到来的大整顿提供一个大致框架。
为了这个目的，接下来的三个部分将讨论世界变平和三重汇合将怎样影响公司、美国人和发展中国家。
振作起来吧！你即将进入平坦的世界了。
The World Is Flat America and the Flat World
美国与平坦的世界
第五章美国与自由贸易
——李嘉图的理论是否依然正确
结束了印度之旅，作为一个笃信自由贸易的美国人，我心中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在平坦的世界里，我还能继续相信自由贸易理论是正确的吗？这个问题必须马上搞明白——不仅是因为其在国家政治层面已经成为热门话题，而且因为我对平坦世界的各种观点全部建立在对自由贸易的坚定信念上。我知道，自由贸易当然不会使每个美国人都受益，而且我们的社会将不得不帮助那些在自由贸易中受到损失的成员。但是对我来说，关键问题是：当世界变的如此平坦，当如此多的人可以和我的孩子们合作和竞争时，自由贸易是否可以使美国人在总体上受益？许多我们觉得应该是我们美国人的工作将被来自世界各地的竞争者瓜分。如果我们的政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禁止离岸分包业务，那么每个美国人的生活难道不会更好吗？
在班加罗尔拍摄《探索时代》纪录片时第一次产生了这一疑问。一天，我们在下午5 时左右来到了Infosys 的园区。此时Infosys 转接中心的白班工人和夜班工人正在换班。大批的工人涌入园区，有的乘坐小公共汽车，有的徒步，还有的骑小型摩托车，同时许多高级工程师在这个时候下班。我们站在园区大门口，拍摄着进进出出的人流。
他们都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朝气蓬勃，充满自信。看着这些年轻人，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压力。我在心里不停地说，李嘉图是对的，李嘉图是对的，李嘉图是对的！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1772~1823 ）创立了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由贸易理论。这个理论指出，如果每个国家专门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然后用各自的产品进行交换，贸易双方都会从这种交换中获得好处，各自的整体国民收入水平都会提高。所以如果这些印度的科技人才所做的工作发挥了他们的比较优势，他们会用其收入购买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从康宁公司生产的玻璃到微软视窗操作系统，这样两个国家都从整体上受益，即使有些印度人和美国人在这个过程中要经历工作的调整。最近几年英美贸易的巨额增长可以证实这种来自贸易的收益。
但是当看到这些朝气蓬勃的印度年轻人时，我又不禁陷入迷茫：噢，上帝，他们人数如此之多，头脑如此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工作又勤奋，他们的崛起势不可挡，一浪高过一浪。我的女儿和数百万的美国年轻人所能做的工作，这些印度人也一样能够完成，而他们所要求的工资水平比美国人低得多，这对于美国的年轻一代来讲可不是什么好事。当李嘉图提出自己的理论时，只有商品是可贸易的。当时，美国和印度之间没有铺设海底光缆，因而无法支持服务贸易。在我为美国的年轻人的处境担忧的时候，陪同我们的Infosys 新闻发言人在不经意中又说到，去年Infosys 要招聘9000个技术岗位，结果接到100 万个年轻人的申请，真是百里挑一。
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不愿看到任何美国人在同国外的竞争中丢掉饭碗，或因技术落后而失业。对每个失业者来说，失业率不再是5.2%，而是100% .任何关于平坦的世界的书，如果不承认这一忧虑，不承认在经济学家之间还存在着关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正确与否的争论，那他肯定是不诚实的。但是当我听完两方的论战后，我还是同意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意见，李嘉图依然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组织把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不卡断国际供给链，不禁止离岸外包，多数美国人民的生活会更好。
本章要传达的信息就是：即使世界变得平坦了，作为一个整体，美国也会像以往一样，坚持自由贸易所得到好处将超过实行贸易保护带来的短期利益。贸易保护主义只会激起其他国家的报复，最终影响我们自己的发展。但我在这一章想进一步强调，尽管自由贸易政策是必需的，但仅仅有自由贸易政策是不够的。自由贸易政策必须和提高美国公民受教育程度的国内政策结合起来。这样，他或她才有能力在平坦的世界中竞争新的工作岗位。与自由贸易政策配套的措施还有在世界范围内开放曾经受到限制的市场（包括我们自己的某些市场，如农产品），这样，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会进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增加全球商品与服务需求，激励创新，减少失业和为寻找工作而导致的全球人口流动。
当然，贸易保护主义者和离岸外包的反对派不会同意上述观点。反对派声称，在平坦的世界里，除了商品是可贸易的，许多服务业变得可以贸易了。这些服务业的工作岗位过去造就了很多美国中产阶级，但这些工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容易受到离岸外包的冲击。由于这种转变，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动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将绝对地下降，而不是相对的。除非这些发达国家针对来自国外的竞争保护本国的某些工作岗位——既包括蓝领也包括白领。反对派指出，国际经济的舞台容不下太多的人同台演出，服务与科技领域现在由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主宰，他们不能接受由于竞争者加入导致的工资降低。
离岸外包的支持派，包括我这个信李嘉图理论的信徒，即相信：起初，在某些领域确实有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发达国家的工资可能会下降。但没有理由认为这种下降是永久的和全面的，因为随着全球经济规模的壮大，馅饼越来越大，每个人得到的份额也会增长。认为离岸外包会导致工作岗位绝对减少的想法是一种合成谬误，这种观点认为一个社会中能提供的工作总量是固定的，一旦一部分工作岗位被人占据，那么其他人就不能再从事这样的工作了。如果我们现在占据着这些岗位，而印度人提出可以较低的工资做相同的工作，那么这些岗位就会被印度人抢走，美国人则面临失业。
之所以称上述观点是一种合成谬误，是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发明与创新的因素。
其理论前提是假定所有该发明的都已经发明出来了，不会再有新的创新，这样小公司创造的新工作岗位能补偿大企业转移出去的工作岗位，经济竞争就是一场零和游戏，你的所得必然是我的所失。这个理论也忽略了一个事实：人们在报纸上常常读到一些大公司将工作转移到海外，但经济生活中的小公司都在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这些公司规模太小了，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很难相信，但事实确实如此。
如果不是这样，美国今天的失业率要比5%高很多。当跨国公司把低附加值的制造与服务工作从欧洲、美国和日本转移到印度、中国和前苏联，世界经济的馅饼不仅变大了——因为更多的人实现了收入增长——而且馅料还会变得更加多种多样，因为更多的新工作岗位和更多的新技术被创造出来。
让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解释这个道理。假设这个世界只有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假设美国经济体系中只有100 个人，其中80个人受过良好的教育，20个受教育程度较低，工作技能较差。接着设想世界已经变得平坦，美国已经和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此时的中国有1000个工人，但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在这些工人当中，只有80个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他920 个人都是非熟练劳动力。在美国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前，美国的市场上只有80个掌握较高技术水平的工人，协定签署之后，世界范围内掌握较高技术水平工人的人数增加到160 人。因此，80个美国人会感觉他们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事实确实如此。但随后美国得到的好处却是一个大大扩展的、更加多样化的市场。原来100 人的市场扩张到1100人，需求大量上升。所以对于中美双方的熟练劳动力而言，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不错，由于来自中国的竞争，美国的那80个人中的一部分将不得不转移到要求掌握更新技能的工作岗位中去。但是你尽管放心，在这样一个庞大和多样化的市场中，对于任何一个不断学习的熟练工人来说，新的工作岗位会层出不穷，而且待遇不菲。
所以不必担心两国中的熟练工人，在这个更大的市场中，他们会做得更出色。
“你说什么，不必担心，”你会问，“如果来自中国的80个熟练工人愿意以较低的工资做美国工人正在做的相同的工作，我们该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的情况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所以，尽管一些美国人会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受到影响，但这种影响不会持久。正如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所说的：中国熟练工人的工资太低了。这是因为尽管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和美国同行们一样，但是他们过去却被桎梏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将上升到美国/ 世界水平，而我们的工资不会向低看齐。班加罗尔发生的一切证实了这个观点。各公司对电脑程序员的争夺使他们的工资迅速地向美国或欧洲工人看齐——此前数十年内，印度经济处在封闭状态，工人工资长期位于低水平。这正是为什么美国人要支持印度和中国持续渐进的改革开放——因为从长远来看，在一个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世界经济中，整体工资水平将会提高。
但是，我们确实要担心那20个技术水平较低的美国工人。因为，他们必须与920 个中国工人竞争。这20个美国工人过去之所以能够得到不错的收入是因为相对于那80个美国的熟练劳动力，他们的数量很少。任何一个经济体都需要低技术水平的劳动者。但是现在中国和美国已经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在这个两国世界里，非熟练劳动力的总量达到940 人，熟练劳动力160 人。20个技术水平较低的美国工人所从事的是可替代性工作——这些工作可以轻易地被转移到中国，所以他们将面临一些麻烦。
不可否认，他们的工资水平肯定要下降。为了保持或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必须增加自己受教育程度，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而不是要求更换同等技术的工作。只有这样，这20名工人才可以在国际市场中找到被创造出来的新工作（在第六章中，我将阐明我们的社会必须而且有义务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学到这些技能）。
保罗。罗默指出，从美国过去的经验来看，只要经济馅饼持续增大，知识工人技术的扩大并不必然导致所有工人工资水平的降低。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供给显著地增长，而他们的工资水平增长的更快。因为随着馅饼的增大，人们的需求也在增加，从而对人们从事复杂工作和使用专门技术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罗默在解释这一点时指出，部分原因是因为“在资源密集型产品和知识密集型产品之间是有区别的”。如果你是一个掌握较高知识水平的工人，从事生产和销售一些知识密集型产品，如提供咨询服务或金融服务、提供音乐产品，或电脑软件，或市场管理、工程设计、研制新兴药品等，那么市场越大，你的产品的销量就越大；市场越大，细分程度就越高。如果你设计出下一代视窗操作系统或万艾可，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你的客户。所以，掌握知识水平较高的工人可以从容应对全球化。幸运的是，美国所拥有的知识工人的数量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
罗默说，如果你只是一个低水平的手艺人，比如你生产的产品只是一块木头或一片钢板，那么，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你出售产品的收益不一定会增加，甚至有下降的可能。虽然有很多工厂会雇用你，但会有更多的人生产这些产品。木匠和保姆提供的劳动在同一时间只能提供给一家工厂或家庭，而程序员或药品研制者生产的知识密集型产品却可以在全球市场里同时提供给每一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从总体上讲，能够应对平坦世界中自由贸易体系中带来的挑战。
当然前提是美国可以持续不断地大量培养出掌握先进知识技术的工人。因为这些工人不仅可以生产出在全球范围内销售的知识产品，而且可以胜任由于全球经济扩张和知识汇集所创造出来的新工作岗位。世界上生产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工作岗位也许是有限的，但生产知识密集型产品的工作岗位却是无穷无尽的。
依然假设世界上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如果以前美国有15个制药公司和15个软件公司（共30个公司），中国有2 个制药公司和2 个软件公司（共4 家公司），而现在，中国公司的数量也增长到30家（包括制药公司和软件公司），那么，在这个扩大的世界经济中，将会出现更多的创新，更多的治疗方法，更多的新产品、更多的细分市场，同时更多的人的收入将会提高，从而有能力购买这些产品。
“经济馅饼之所以能够持续增长，是因为今天仍是人们渴望拥有的物品明天就会成为必需品，”马克。安德森说。安德森在美国网景公司工作，他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经营领域——电子商务。全球目前从事电子商务的专业人才达到数百万人，而这些工作在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还没有出现，可见其发展速度之快。我总是喜欢偶尔去一趟咖啡店，既然出现了星巴克在这儿，那我就选择在星巴克喝咖啡，于是星巴克也创造了一个日益扩张的行业。同样，我总是希望能够搜索到各种信息，既然有Google可以使用，那我就把它作为我的搜索引擎，于是围绕搜索功能，一个全新的行业建立了起来。Google抢在雅虎和微软公司的搜索引擎之前大量雇用数学博士。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该发明的都已经发明出来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你相信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安德森补充说，“那么就会有无限个行业等待你去创造，无限的商机等待你去发掘，你所受到的唯一的限制只是人类的想象力。”
世界在变得平坦，同时社会也在进步。如果你回顾一下历史，你就会发现每当我们的贸易更加繁荣，交通更加发达时，人类的经济生产就会出现大的飞跃，生活水平就会显著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帮助百业凋零的欧洲和日本进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他们制造业水平和服务技能与日俱增，并经常从美国进口技术和设备（有时甚至是窃取，如同18世纪70年代美国之于英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60年里，美国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今天，即使存在把工作大量转移到海外的情况下，失业率也仅仅是5%多一点，大约只相当于西欧最发达国家失业率的一半。
安德森说：“我们刚刚建立了一家公司，这个公司提供了180 个工作岗位。”
安德森的Opsware 公司利用自动化技术和相关软件在管理位于偏远地区的巨型服务器群方面取代人工。通过利用自动化设备取代人工，Opsware 公司节省了资金，并把有才华的人力资源从日常杂务中解脱出来，投入到其他新领域中去。安德森说，只有当你认为你永远不再需要新药物、新的工业、新型的娱乐以及新式的咖啡屋时；只有当你的国家的工人不能通过提高知识技能承担新工业和新商业创造的工作任务时，你才会对离岸外包感到恐惧。
“是的，”他最后总结道，“只有理解经济学的理论，并最终相信这样的理论，你才会认识到将会有新的工作等待人们去做，但让人们接受这个理论很难。”
但是，在我们身边，新的事物一直不断地产生，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认为这一现象在将来会有所改变。
大约150 多年以前，90% 的美国人在农业或与农业相关的领域工作。他们用骡马拉犁，用双手收割作物。今天，得益于农业的现代化，我们只需要不到3%的农业人口就可以生产出全体国民所需的粮食甚至更多。如果当初我们决定对所有农业领域的工作提供保护和补贴，以抵抗工业化和后来的计算机化，那么现在将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骡马能够投票，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汽车。我们所有人会真的比今天活得好？不可能。当然，印度人和中国人确实在沿着产业链向上移动，并开始制造更多的知识密集型产品——美国一直以来所擅长的产品——所以我们在一些领域中的相对优势会减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贸易理论家巴格瓦蒂解释到。在某些领域里，工资将面临降低的压力，一些工作岗位将永久地转移到国外。这正是为什么一些知识工人不得不转换工作的原因。但是日益扩大的经济馅饼无疑会提供更多的新的工作岗位，等待这些工人去填补，同时这些工人又会具有新的比较优势，尽管新的比较优势现在无法预测。
比如，美国的半导体工业曾经一度在世界上占有统治地位，但后来，其他国家逐渐取得进步，并占据了该行业的低端市场。有些国家甚至在高端市场也同美国展开了竞争，于是，美国不断在市场中开辟新的领域。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今天的英特尔公司。事实是，现在的英特尔生意兴隆。英特尔公司总裁保罗。
奥特利尼在接受《经济学家》杂志（2003年5 月8 日）采访时说，当芯片在某些行业应用并推动这些行业迅速发展时，更多的行业增加了对相关芯片的需求，这种需求促进了功能更强大、更复杂的芯片的研制生产。
一旦Google开始按计划提供视频搜索，必然要求配置各种设备和相关技术，在7 年前Google刚刚创立时，人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设备技术。当然，实现这个过程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但这个过程一定会发生。巴格瓦蒂说，服务业正在发生的变化与制造业在贸易壁垒降低后曾经发生过的变化如出一辙。他指出，当贸易壁垒降低后，世界市场规模扩大，更多的竞争者参与到相同的生产领域，行业内的贸易规模越来越大，因为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门化。墨西哥专门生产轮胎，中国专门生产凸轮轴，美国则专门负责整体的汽车设计。当我们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内部服务贸易”，因为随着服务部门的工作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工作分离出去，成为新兴服务行业。
所以，父母们，如果你的孩子有一天从大学回来告诉你，他或她想成为一名“搜索引擎优化师”，你一定不要感到惊奇。是的，你也许会做出这样的反应：“等等，你说什么，我把你送到大学是为了让你成为一名医生或律师！搜索引擎优化师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你为什么不能成为像你叔叔那样的眼科医生呢？”
但是，不要受这些传统思想的束缚。搜索引擎优化师只不过是平坦世界中涌现出来的新兴职业之一。这个职业是这样出现的：假设世界上有两家大型箱包公司——汤姆箱包和新秀丽公司。当某人在Google上搜索“箱包”时，如果在搜索结果首页上，汤姆箱包的名字在新秀丽公司之前出现，这将会为汤姆箱包带来巨大的利润。越来越多的人将点击汤姆箱包的网址，而且由于通过网站点击该公司网站的人往往是想要买箱包的人，汤姆箱包将借此占有市场的大部分份额。搜索引擎优化师（在贸易活动中，他们被简称为SEOs）
的工作是不断地研究主要搜索引擎所使用的算法，然后想办法设计出市场和网络战略，从而使你的公司网站在搜索结果中尽量名列前茅。搜索引擎优化师对算法如此着迷，因而被人称为“算法狂”。他们的工作综合了数学和市场管理——被平坦世界创造出来的全新的工作领域。还记得，你问过数学专业的朋友们：“你们将来打算用数学干些什么工作呢？”现在，你明白了吧。
搜索引擎优化工作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以至于Google开始在其总部为所有试图破解其算法的搜索引擎优化师举办年度舞会。2005年8 月20日，美联社在报道中这样描述了Google公司举办的舞会：“流淌的啤酒，欢快的音乐，卡拉OK和电脑游戏把总部晚会推向了高潮，但这场晚会的真正好戏却在Google公司总部的一间会议室上演。在那里，试图操纵Google的搜索结果以获得有利竞争地位的狡猾的网络公司老总们试图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与Google公司的顶尖工程师套近乎，双方斗智斗勇。编写Google算法的工程师尽管表面上附和说尽可能帮忙，但实际上他们是不会把‘独家秘方’——Google严格加以保护的用来排列网站的算法公式——告诉别人的。试图套瓷的努力使网络工程师们感到厌烦，像莎里。
瑟罗（Shari Thurow）
就说道，如果想使自己的网站在搜索结果中的排列顺序靠前，最好的办法是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高质量的产品。“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平坦的世界使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过时。唯一出现的新情况是，在平坦的世界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界定自己的比较优势，各个公司该如何适时地在新旧服务业和工业中选择自己的立足点。新的挑战正是来自于这里。
在平坦的世界里，一个国家会比在传统球形世界中更快地失去在某个领域中的比较优势。比如，中国和印度现在可以在很多领域中与西方发达国家竞争，而这些领域在过去曾被发达国家垄断。如果这些西方发达国家想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他们就需要对自己的战略做出调整，以更快的速度转移到更加新兴的领域中去。同时，随着印度和中国的发展，他们过去在低端市场——普通制造业和纺织业——的比较优势将会转移到像越南和马达加斯加这样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摆脱这种经济发展规律。正如我一直试图要解释的那样，对于美国来说，好消息是，平坦的世界新兴行业的出现会越来越快，新的工作岗位会层出不穷。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和欧洲人能够胜任这些工作，比如搜索引擎优化师。通常，由于大量的现有工作逐渐商业化以及更易于贸易，这些工作如波浪一样从发达国家涌向发展中国家，并成为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项目。
由于导致世界平坦化的10个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工作被细分，更多的复杂工作由发达国家来完成，相对简单的工作由发展中国家完成——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你将开始发现越来越多的创新来自中国和印度，而且，一些生产、设计和市场销售外包到了西方国家，因为西方国家有相应的比较优势。所有这些似乎在一瞬间就分配完成，但是随着经济馅饼持续增长，越来越复杂，每个国家都会找到自己的专长——当然，前提是这个国家不断提高自己国民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其劳动力的技能水平。
记住：印度人和中国人不是在把我们往悬崖下面推，他们是在把我们往高处赶——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件好事。他们需要高水平的生活，不是血汗工厂；他们需要高品质的产品，不是垃圾；他们想要小型摩托车和我们交换小汽车；他们想用钢笔或铅笔和我们交换计算机。他们越这样做，其对生活水平的需求就越高，我们在产业链顶端开辟新领域的空间就越大。因为一旦印度人和中国人使用了这些产品，他们会购买更多，从而导致多样化产品市场的形成，并促进各种专业化领域的出现。印度的科技企业从美国接收到订单之后开始转而利用一些新开发的技术和资源设计出新的产品。
这些产品的使用使穷人摆脱了贫困线，逐渐加入到中产阶级的队伍中。一旦变成中产阶级，就有可能成为美国产品的消费者。中国和印度都在快速地从注重以低成本生产和仿制转变为注重低成本的自主创新。他们需要寻找创新来解决自身的问题。一旦他们获得成功——比如印度每年为每个穷人提供10美元的医疗保险计划、便宜的笔记本电脑、廉价的手机，甚至在加油站电话亭的因特网中售票的低价位航班（从班加罗尔到德里长达3 个小时的单程飞行只需要75美元）——这些努力将促使这些国家的人民赶上全球化的班车。2004年11月11日的《商业周刊》引用了塔塔的一个汽车制造厂的例子，这个工厂坐落于孟买南部的浦那。
“在那里，一群年轻的设计师、技术人员和销售人员关注着设计图样并检查着样品——制造新型小汽车所需的钢和复合塑料。明年初，他们将设计出一辆紧凑型轿车的样品——这是塔塔集团最雄心勃勃的计划。这款轿车的售价定在2200美元，公司希望这款车能够打败日本铃木公司生产的价值5000美元的Maruti牌小轿车，从而成为印度最便宜的小轿车。他们还要将该车出口，并以此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榜样。‘这是当前印度人需要的国民车’，总资产125 亿美元的塔塔集团总裁拉坦。塔塔（Ratan Tata）说。这款车预计2008年投放市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管理者和工人们都能感觉到印度软件制造业和通信转接中心的冲击力。但这只是印度为发达国家服务的例子。现在印度的企业家和公司如塔塔集团想转向为本国国民提供服务……金融、教育、医疗保健和汽车。在很多领域中，印度越来越需要物美价廉的产品，今年强劲的经济增长将进一步增强这种需求。
‘印度制造’的短语成为全球新经济中‘低成本革新’的标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拉格兰。拉詹是HeyMm 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这是一家富有创新精神的从事教育的印度公司，它利用印度的教师为新加坡和其他地区的学生提供家庭作业辅导。同时该公司还雇用印度、英国和中国的专家帮助公司设计各种教学方法，使六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快速接受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的内容。
在与新加坡公立学校——现在甚至扩展到美国的学校——的合作中，HeyMath为老师们提供教学计划、用PowerPoint软件制作的教学讲义、在线家庭作业压缩包和其他各种教授数学和自然课学的方法。所有这些为教师节省了时间，他们可以把省下的时间专门用来备课，或用来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HeyMath 公司总部坐落在印度的清奈，挣的却是新加坡或其他地区学校的钱。英国的剑桥大学也利用这种方式进行教学，提供综合质量控制，并对达到要求者颁发证明，然后收取费用。
“参与者各取所需，都是赢家，”拉詹说，“这个公司的经营者是两个印度人，他们曾经在伦敦分别为花旗银行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工作，后来都回到了印度并创办了这家公司……剑桥大学挣的是专长于某领域的公司的钱，印度的学生利用闲暇挣点零花钱，而新加坡的学生可以得到更好的学习成绩。”与此同时，印度学生所使用的教学软件是由微软公司提供的，计算机里的芯片则是由美国英特尔公司制造，印度的学生得到报酬后极有可能从惠普公司购买个人电脑。
所有这一切真实发生的事情，你看不到。拉詹说：“经济馅饼在增大，但没有人会注意它。”HeyMath 公司加入到世界经济中来，没有导致任何地区的任何人失去工作，相反，不同地区的很多人有了新工作——这些工作在5 年前还不曾存在。
发表在《麦肯锡季刊》上的一篇名为《廉价劳动力不是唯一：经济发展指导》（2005年1 月）的文章对这个情况做了很好地说明：“在意大利北部的大多数服装生产被转移到了成本更低的地区，但是就业率依然保持稳定。因为服装公司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服装设计和调配全球生产网络的工作中，从而又创造出新的岗位。”
要想煽动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和对公司把工作转移到海外做法的仇恨是很容易的，因为和中小企业增加5 个、10个就业相比，大公司裁员的增加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经常会被登在报纸头条。偶尔，也会有报纸对这个问题作更深入的探讨。我家乡的一份报纸——《明尼阿波利斯星论坛报》就是这样做的，他仔细考察了明尼苏达州的经济是怎样受到平坦的世界的影响的。2004年9 月5 日，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离岸外包对我们有益》的文章，这篇报道发自中国无锡：“室外空气潮湿，弥漫着灰尘，气温高的像身在热带。而在厂房的里面，环境清洁，空气干湿适度，凉爽宜人，成百上千的工人从头到脚穿着像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职员穿的工作服在为总部在伯明顿的唐纳森公司工作，而这些人以前曾是农民。唐纳森公司在中国的员工达到2500人，而它在明尼苏达州伯明顿的员工人数只有1100人，前者是后者的2 倍还多。
某些产品如果放在美国生产，唐纳森公司是赚不到任何利润的，因为生产成本过高。
通过在中国设立工厂，唐纳森又具备了生产这种产品的能力，由于成本下降，这种产品又重新进入美国市场。另外，在中国设厂，还为明尼苏达州增加了就业机会，从1990年至今，这种岗位大约有400 个。唐纳森在明尼苏达州高薪聘请工程师、化学家和设计师专门设计新型的滤清器并由中国工厂生产，此外还有类似MP3 播放器和数码摄像机。在中国进行生产使电脑硬盘价格下降成为可能，并导致产品需求上升。
‘如果我们不顺应这样的潮流，我们就会被淘汰出市场。’唐纳森公司负责硬盘和微电子器件的总经理大卫。蒂姆说。2003年，全球观察公司估计离岸外包为明尼苏达州增加的岗位达到1854个。到2008年，这家公司预计该数字将增长至6700个。“经济学家经常把中国和印度加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来与当年铁路把美国新墨西哥州与人口更多的加利福尼亚洲连接起来时相比。维普罗技术公司总裁德维沃克。保罗说：”当铁路修到城镇，你首先感觉到的是它巨大的运输能力，所有的新墨西哥州人都会说，哪些加利福尼亚人将消灭掉我们铁路沿线的所有工厂。
在一些地区确实是这样，位于铁路沿线的一些墨西哥州的公司退出了市场。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资本得到了重新分配。最后，铁路沿线的每一个人都会受益。
存在这样的担心是好事情，因为这种担心会促进人们去改变、去发现更新的事物并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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