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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厚英《人啊人》
戴厚英一位诚实的作家一个真正的人萧乾一生谨小慎微的人大概永远不会犯错误，挨批评，因而也不需写检讨。然而人要没点楞角，成天价四平八稳地打发日子，一举一动去琢磨周围的气氛，望着各方的眼色行事，那种活法实在无趣，那么过一辈子也寡然乏味。
戴厚英的为人正相反。她不但性格刚强，而且对待一切事物都观点明确，有时甚至难免走极端。不怕，因为她一旦醒悟后，就绝不文过饰非，而且会坦诚地纠正自己。例如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她极左过，而且出于真诚。但当她认识自己的失误时，她有勇气并且毫不犹豫地公开否定自己，从而在八十年代初写出了影响深远的《人啊，人！》。
说起戴厚英，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在自我认识上的坦率。她在批评旁人时不留情面，她对自己也更是这样。
戴厚英是一个诚实的人。她对旁人认真，对自己也丁是丁，卯是卯，绝不马虎。这说来容易，实践起来却很难。恰如其分地批评旁人不易，准确的自我批评难度更大。
论年龄，我和厚英是隔代人。我们之间可说是忘年交。1949-1979年间，神州大地接连发生几次大折腾，把人心都搞乱了。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她才只有十一岁。厚英基本上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她积极向上，敢打敢冲，因而在动荡的年月里，也做过日后反悔的事。问题不在于她那个时期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而在于她的动机：她是出于真诚。后来她在认识上起了变化，那也是反思的结果。
前年八月她在家中惨遭杀害一事，在国内外曾引起强烈反响。这样卓越的作家，竟死于一个愚昧凶残的歹徒之手，这真是难以想象的。
厚英住在上海，心却总依恋着生她养她的安徽。她多次为家乡赈灾而解囊，且计划退休后回乡去振兴教育，济老扶贫。她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厚英为人光明磊落，性格直爽坦率，是非分明，作品富有强烈的使命感，1987年初，我和洁若曾在香港与她同看改编成话剧、用粤语演出的《人啊，人！》。我一面听着男主角讴歌人道主义思想的大段独白，一面对作者敢于探讨人性，呼唤人性的胆量由衷地感到钦佩。
厚英是位深深地扎根于家乡的乡土作家。她具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深厚的文学理论根底和旺盛的创作力。如假以天年，本可大有作为。不幸竟遭到这样的惨死。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大损失！
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及时印出这八卷厚英的遗作。这里是淮河女儿戴厚英毕生的爱与恨，她的信念与期望。厚英的鲜明形象必将永远留在千千万万读者的心中。
1998年1月25日于北京医院病房中
坎坷的人生道路吴中杰一1997年8月，戴厚英遇害一周年之际，她的女儿戴醒带领全家回国来为她母亲扫墓。戴醒说，她很想为她母亲出版一套较完备的文集，以资永久的纪念，但她远在美国，无法料理此事，因此，想委托高云和我来编辑文集并联系出版事宜。我们与厚英是几十年相交的老朋友，她的惨死景象永远无法在我们的脑子里抹去，为她做点纪念工作，使她的作品能够更好地流传，是义不容辞的。此事得到了厚英家乡的安徽文艺出版社的支持，我们商定出版一套8卷本的《戴厚英文集》。
厚英生前曾经出版过不少书：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自传，其中有些在文坛上还引起过强烈的反响。但她有些作品是在香港出版的，大陆上没有发行过，如《往事难忘》、《风水轮流》、〈空中的足音〉、《戴厚英随笔集》；有些则尚未结集出版，如许多散文和一部分短篇小说；还有自传下册《做人·作文·我的故事》，则是从她的电脑里调出来的未完成稿，现在都收在这套8卷本文集中。对于大陆上广大的读者来说，这里有将近一半的内容还是新鲜的。
由于篇幅的限制，散文只能出一卷，所以有所删落；她的评论文章大都写于文革以前和文革之中，用她自己的话说，那些都是脑袋还没有长在自己脖子上，而作为别人的写作工具时所写的东西，观点当然是“左”的，这是当时的社会思潮所致。这些文章，对研究者来说，自然具有历史资料的意义，但对于一般读者，则已无阅读价值，所以本文集没有收入。以后如有人编辑出版（戴厚英研究资料》，倒是应该收入她的理论文章的，因为这些文章毕竟反映了她青年时代的思想轨迹。
二戴厚英生于1938年3月，安徽颖上县人。在她出生的前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所以她一生下来，就面临着民族的深重灾难。她是在母亲的怀抱中、在独轮车上“跑反”长大的。
厚英的祖父是一个破落户子弟。因为祖上做过武官，门前立过牌坊，所以他思想上永远背着一个“光荣门第”的包袱，治家亦颇专制。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戴家的光荣是一去不复返的了，他只能靠经营土布为生。到了厚英父亲这一辈，就成为正式的生意人。但经营的也不是什么大生意，而是乡镇上的小杂货铺。
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在农村，这样的家境也就算是相当不错的了。所以作为一个女孩子，厚英还能够上学读书，而且从不缺少学习用品。当然，这与厚英从小聪明也有关系，她的大姐就没有这样的福气。
厚英在上学之前就由祖父教识了许多字，所以一入学，学习成绩就比较突出。而且，她还有一个特点：思维敏捷，口才出众。他父亲常把她带到人前去显耀，让她与大人辩论，每每获胜。她在小学六年级时，获得全校演讲比赛第一名，背着获奖的蓝布书包，很是引人注目。厚英的中学时代是在解放初期度过的，那时，政府常常要学生配合政治任务展开宣传活动，并以此来衡量他们的政治积极性。不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大运动要配合宣传，而且反投机倒把、实行婚姻法等政事，也要组织宣传队。这些工作，厚英当然是很积极地投入，她成为一个革命宣传员，秧歌队、腰鼓队、演剧队，都少不了她。她那时演过很多戏：《白毛女》、《赤叶河》、《血泪仇》、《刘胡兰》……，演得有声有色。这些活动虽然耽误了不少读书时间，但也进一步培养了她的口才和工作能力。
厚英少年时代形成的性格特点和才于，对她一生都有很大影响。她的敏捷思维能力和出众的才华，有助于她取得很大的文学成就，而过于要强的个性和不肯让人的锋利言辞，又使她难以处理好人际关系。
性格即命运。厚英一生坎坷的命运，既取决于时代的风涛，也导源于她自己的性格。这就是她为什么把自己的自传取名为《性格·命运·我的故事》的缘故。
三1956年，厚英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这里，她经历了阶级斗争风雨的试炼。
厚英是做着作家梦走进大学中文系的，她入学的那一年，正是解放后文化界学术空气最祥和的时候。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他的主题报告中强调了知识分子的进步性和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并且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接着，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学术方针，鼓励文人学者进行鸣放。知识分子感到了春天的气息，他们卸下了思想改造运动以来背上的思想包袱，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
在这样的环境中，厚英觉得自己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她和许多同学一样，认真地响应党的号召，努力向科学进军。听课之余，她天天到图书馆抢位置，面对着那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古今中外书籍，更加感到知识的饥渴。她狼吞虎咽地阅读，那一年的确读了不少书。而且阅读兴趣也转变了。从解放初期的爱读解放区作品和苏联文艺，变为沉迷在18-19世纪西欧和俄罗斯的艺术世界中。在这里，她不但领略欧洲风情，而且还接受了他们的民主思想。这种民主思想与她原有的倔犟性格相结合，就加强了她的自我主体意识。
然而，好景不常，风云多变。鸣放不久，事情就起了变化，“反右”斗争开始了。一些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和知识界人士，经过多次动员才下定决心参加鸣放，因为他们被号召要积极帮助共产党整风。却不料这是一个“阳谋”，目的是引蛇出洞。瞬息之间，他们的鸣放就被指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报纸上用大字标题、大块文章来进行揭露、批判，学校、机关则不断地召开辩论会。批判会，要把他们批倒批臭。
对于报纸上揭露的那些全国性大右派，厚英不甚了解，当然是相信报上所说的。但对于身边所发生的事，她却产生了疑惑。许杰是她们的系主任，而且是知名的进步作家，当时还担任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白发苍苍，老成持重，平时深受同学们的爱戴，现在却被指责为编造谎言攻击校党委。开始还有为他辩护的大字报，他自己也表示以人格担保，他所说的都是事实，而党委在公布他的发言时，歪曲了原意；但党委书记却站出来说，他以党性担保，党委绝对没有歪曲许杰的原意，于是批判升温了。一边是系主任，一边是党委书记，一边以人格担保，一边以党性担保，两者之间，到底应该相信谁呢？厚英困惑了，许多同学都困惑了。她和两位同学一起写出大字报，要求党委书记和许杰教授在大草坪上进行公开辩论，以明是非。这种西方式的民主思想，大概就是她大量阅读欧洲文艺作品所受的影响，真可谓“中毒”不浅也，其实它并不适合我们的东方国情。我们所奉行的，是《红楼梦》中的哲学：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辩论云云，只不过是装装样子，实际上并没有平等发言的权利，因为民主只不过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为了要达到揪出“右派分子”的目的，就不允许对手有摆出事实进行申辩的余地。既然党委书记出来说话了，许杰的“右派”命运也就无可逃遁。于是厚英这张要求党委书记和许杰面对面辩论的大字报，就把自己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好在她们的领导没有将厚英向右面推，而是往左面拉，这叫做“争取中间派”吧。被争取的戴厚英，赶快向左转，积极投入斗争。以她言词的锋利，批判起“右派言论”来，当然就显得咄咄逼人了。她因此得了“小钢炮”的称号。这一方面是为了“将功补过”，所以要表现得格外积极些；另一方面，也是她喜欢出人头地的性格使然。
但正当她在学校里端正立场，积极地投入“反右斗争”，并且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时，她的后院却出了问题。在安徽老家，她那老实巴交的父亲也被动员得参加鸣放了，因为对统购统销政策提了一点意见，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她的叔父则因所工作的店家失窃，被诬为“监守自盗”，申辩不清，被迫自杀了，——后来虽然抓住了盗贼，但人死不能复生，给家属留下了无可摆脱的悲哀。这两件事，对厚英的打击当然很大。现在摆在她面前的是两条路：要末从此消沉，要末以更革命的姿态来表现自己。消沉不适合戴厚英的性格，而且当时愈来愈左的形势也不允许她消沉，因为一消沉就会沉入深渊。形势逼得她只有向左，紧跟。何况，在当时不断地反右派、反右倾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下，青年们都以为只有左的思想才是革命的。
就在这样不停顿地向左转的形势下，厚英度过了她的大学生活。
四然而，就在厚英即将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影响她此后生活道路的事。
1960年2月25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召开了以“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为主题的会员大会。这个会，开了很长时间，到4月13日才宣布闭幕，称之为49天会议。
据当时的传媒报道说，这个会议是为“贯彻上海市委文教会议的精神”而召开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愈益深入”的表现。这就是说，这次49天会议是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策划的，是1957年那场运动的继续。
如果说，那时把1957年的“反右运动”看作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政治思想斗争，那么，1960年的批判运动，就是有意把这场斗争引向学术文艺思想领域。会议初期，也是以讨论的方法来“引蛇出洞”，到了一定时候，就大张旗鼓地进行批判。大概是因为有57年的经验教训之故，从一开始，作家们的发言就很谨慎，但还是确定了批判的重点对象，所根据的主要不是他们的发言，而是他们原有的论著。而且，批判对象的选择，也采取平均分配办法：三所有中文系的高校各出一名。复旦大学——蒋孔阳；华东师大——钱谷融；上海师院——任钧。为了壮大声势，市委宣传部又从三所高校调了许多学生和青年教师来参加会议，这大概就是后来在文化革命中大规模使用的以“小将”来冲击“老将”的办法。戴厚英就是被调来参加作协大会的“小将”之一，而且因为她能言善辩，还被选作重点发言者，安排在大会上批判她的老师钱谷融先生的人道主义观点，——钱先生在1957年鸣放期间，发表过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论“文学是人学”》，是宣扬人道主义思想的。
厚英的发言很受领导的赏识，她被作为三名“文艺理论的新生力量”之一，写入大会纪要，登载在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上，立即名扬全国文艺界，她的“小钢炮”的名声也更响了。而且在毕业之前几个月，就借调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室工作，当时从复旦、师大、师院三校各借调两名毕业班学生到作协，6人之中只有戴厚英一个人是非党员。他们毕业之后，当然也就正式分配到那边工作了。这个研究室，后扩展为文学研究所，所长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郭绍虞先生兼任，但老先生不管事，实际上是两位副所长叶以群、孔罗荪领导工作。这个研究所并非真正的学术研究机构，它设置的目的，是为了给上海市委宣传部做文艺哨兵，所以日常工作是阅读当前的文艺书刊，编写文艺动态，在此基础上再写一点文艺评论。用当时的流行语言来说，就是：这里是培养战士的，而不是培养院士的。但刚从高校出来的青年与长期在宣传部门工作的干部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他们有较多的独立意识，而缺乏唯命是从的观念；他们始终眷念着学术性强的研究论著，而相对地轻视时效性强的评论文章。他们还为此而受到批评。
五这时，由于持续跃进的结果，我国的社会物质生活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境地。公开的说法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而且，尽管大家都吃不饱肚子，但领导上做起报告来仍旧说是形势大好，愈来愈好。人们耳闻目睹，且有自己切身的感受，自然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不敢直说，因为一说出实情，便是反对“三面红旗”（即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也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厚英从安徽探亲回来，却熬不住把那边虚报产量饿死人的事讲了出来。这当然要受到批评。党支部书记找她谈话，叫她不要乱讲。她回到宿舍却捂着被子大哭，说：“这是真的啊！”她实在弄不清真实情况与政治需要之间的关系。
好在在物质生活困难时期，阶级斗争的弦稍为松了一松。所以厚英虽然被认为有思想问题，但并没有因此而挨整。而且，由于文艺批判的同时放松，这些文艺哨兵们也有机会坐下来从事学术研究了。厚英原来分工阅读戏剧电影方面的报刊，现在她就准备研究莎士比亚和关汉卿，并且做了许多笔记。
但是，经济形势一有好转，政治运动又开始了，而且照例是大批判开路。这回是先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目的是把阶级斗争的火焰煽得更旺。文艺界当然又是首当其冲。先是批判两部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接着批判“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形象思维论”等等，一路批判下来，一直到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要进行文艺批判，当然需要打手。于是这批文艺哨兵又被驱上了战场。开始是将写作任务布置到研究所，后来为了便于指挥，干脆调动一批人马，组成市委直接领导的写作班子，名字就叫“上海市委写作组”，因为开始时办公地点放在丁香花园，所以又叫“丁香花园写作班”。这个写作班子下分哲学、历史、文学等好几个小组，人员都是从各个单位调集来的。文学组的人员来自宣传部、作家协会、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也曾向复旦中文系调人，复旦说他们自己要组织写作班，不肯放人，道作罢。但历史组的人几乎都是来自复旦。文学组的组长是叶以群，戴厚英就是他从作协带去的。
写批判文章与学术研究有所不同，学术研究是根据原始材料研究出自己的见解来，而写批判文章则需根据上锋的指示行事，执笔者只不过是一种写作工具而已，上面叫批判什么就批判什么，上面定什么调子就吹什么曲子，无独立性可言。那时，厚英在写作班子里颇写了不少文章，有个人写的，有合作写的，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充当了打手的角色。
这个写作班子后来渐渐地神秘了起来，那是在历史组《罗思鼎》接受了为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提供写作材料的任务之后。但这时，厚英已经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了，文学组的组长改由徐景贤担任。
1966年3月，厚英被派遣到北京参加批田汉的写作班子，那时北京还是彭真领导时期。但两个月后，即调回上海，回到作家协会参加文化革命运动，从此就没有再回到写作组去。后来，写作组在徐景贤的带领下起来造反，成立了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成为一种权力机构，后又组成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显赫一时，那已与厚英无关的了。
六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厚英的经历更为曲折。开始时，她响应领导的号召，坚决保卫上海市委，而且还走出机关，与北京南下的红卫兵辩论。当时，采取此种态度的人很多，其实也是“反右”运动以来的思维定势使然。后来人们发现，最高领导是支持造反的红卫兵的，于是，除“牛鬼蛇神”而外，一下子大家都变成了造反派。造反司令部林立，造反司令就像时下的公司经理那么多。作协文学研究所的青年人还算比较谦虚的，他们只成立了一个战斗小组，从毛泽东诗词里借来一个名字，叫“火正熊”，戴厚英被推为组长。后来，在联合掌权时，她也因此而忝列领导班子，为作协上海分会革委会的“第四把手”。但不久，却因为参加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而处于挨整的地位。——其实，她也只不过是听命于第一把手，到街上去刷了几条标语而已。
这时，厚英真是祸不单行。她在单位里受批判的同时，家庭里的危机也爆发了。厚英和她的丈夫原是中学里的同学，可谓青梅竹马，后来一同到上海读书，一个考进华东师大读中文，一个在同济大学读建筑，毕业之后，厚英留在上海作协工作，男的分到安徽芜湖，那时强调统一分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结婚之后，特别是有了小孩之后，厚英多次要求调动工作，愿到芜湖去与丈夫团聚，但是不获批准，说是革命工作需要她留在上海，她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去请父母代为抚养。分隔时间一久，夫妻间感情就疏远了，以致出现了裂痕。后来，丈夫有了外遇，提出离婚要求，厚英无论怎样委曲求全，也不能挽回他的心意，只好离婚了事。这对厚英的打击很大。后来又发生了因与闻捷谈恋爱引起的风波，和闻捷的自杀，这使她的精神几近崩溃。
闻捷是著名的诗人，五十年代一曲《吐鲁番情歌》，引得无数青年叫好，厚英对他的诗歌自然也是赞赏的。后来闻捷调到上海，厚英在作协见到过他，无非是读者看作家，谈不上认识，更无交往。她们的认识，是在文革中期，闻捷在隔离审查期间，及至闻捷妻子跳楼自杀，厚英奉命到隔离室告诉闻捷此事，由劝慰而交往，由交往而产生了感情。在厚英，一半是出于对闻捷命运的同情，一半是出于对他才华的欣赏；在闻捷，则既有知遇之感，又有共同的情调的激发，于是他们在下到干校之后，就热烈地相爱起来了。
厚英在这种时候敢于去爱一个还没有审查结论的人，是要有几分勇气的，而闻捷在自己还未“解放”之时，敢于不顾一切地去爱，也很不简单。说他们是诗人气质、浪漫情怀也可，说他们想冲破重压追求自由也可，总之，他们是不顾一切地相爱，公然在许多“五七战士”的眼皮底下共同用餐，一起散步。但是，她们实在爱的不是时候。五七干校原非谈情说爱的场所，而是思想改造的地方，在这里相爱，遭到非难是必然的，何况又是这样两个是非人物呢？于是始则风言风语，终于弄到张春桥发话，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且工宣队出面于预，强行拆散这对恋人，并对闻捷进行批判。闻捷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愤而自杀了。这对厚英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她昏昏沉沉在床上躺了7天7夜，才度过了危机。
然而这一打击，却使厚英在思想上走向成熟，使她对世道人心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这倒有助于她日后的文艺创作。
到了文革后期，“四人帮”为了在上海扩大文艺阵地，又起用了一些知识分子，厚英也是其中之一。她先被派到文艺理论教材编写组，后至《摘译》编辑部，接着又被调到电影组，某作家执笔的《苍山志》，她就参与过讨论和审定。然而这样一来，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她又进了学习班，被要求“说清楚”。在这种场合，粉饰自己者有之、推委责任者有之、加油加醋揭发他人者有之，厚英不想这样做，只想实事求是地把事情说清楚。然而不知何据，主持者硬要指派厚英为“四人帮”上海写作班的骨干分子，厚英说她根本就没有进过这个写作班，于是出现了顶牛状态，长期僵持着，最后只好“不做结论”，实际上是不了了之。
接着，是重新分配工作。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早已于无形中解散，当年的伙伴们都已到别的单位工作，她当然也必须离开作协。开始，她联系了上海戏剧学院，上戏也表示愿意接纳，但有人去一撬，就告吹了。这时，复旦中文系对她表示欢迎，她就进了复旦大学。只是那时她还住在作协，离复旦很远，当复旦在虹口开办分校时，她就转入了复旦分校。后来，复旦分校与别的学校合并为上海大学，她就成为上海大学文学院的教师。
就在等待分配工作的空闲中，厚英开始了文学创作。
说起来也多少带点偶然因素。厚英本来是准备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她已重新开始阅读莎士比亚与关汉卿，并且学习英语。这时，高云和我打算撰写一篇闻捷诗论，高云写信要厚英提供一些有关闻捷的资料，不久，厚英就寄来一封长信，密密麻麻地写了4本练习簿，写她与闻捷相识相恋，以及闻捷被迫自杀的过程，感情十分真挚。——这就是在厚英遇害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心中的坟》。据厚英后来在她的自传中说，因为写这封信，“我的感情一下子调动起来，汹涌澎湃，不能自已。我躁动不安，时不时地自个儿流泪，不论在什么场合。我觉得我还有许多感情需要倾吐，那些练习簿容纳不下了。于是，在把那些练习簿寄给女友之后，我继续写起来。”这就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开始，她只是要在纸上倾吐感情，并没有想到要出版，后来受到一些朋友的鼓励，这才认真地修改起来，交付上海文艺出版社，列入了该社的出版计划。但是，在作品打出清样，准备付印时，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还是因为有人撬，而且弄到有权力者插手，这本书就是不能出版。倔犟的厚英一定要向出版社和出版局讨个说法，而社、局领导却始终无法说出个正当的理由来。事情就这么僵持着。这时，改革开放较早的广东出版社听说此事，却打电报给厚英，表示愿意出版这本书。但是，此书的纠葛尚未了结，上海文艺出版社听说了这个情况，又表示想出了，厚英不能贸然抽回，但她又不愿拂广东方面的好意，于是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赶写了第二部小说：《人啊，人！》，这本书在当年（1980年）年底，就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而第一部小说《诗人之死》，则到1982年，才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其间仍少不了中国人惯用的一个“撬”字，只是福建方面不予理睬，也就罢了。
其实，《人啊，人！》的出版也不顺利。上海“有关方面”听说广东要出版戴厚英的书，又是打电话，又是写信，去加以阻止，好在广东出版局领导和编辑们都很有法制观念，他们认为，戴厚英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且还是大学教师，当然有出版自己著作的权利，现在出书的阻力那么大，就应该加快速度把它出版出来。所以这本书从开笔到出书，还不到一年时间，在当时的出版业中可算是高速度的了。
如果说，戴厚英写《诗人之死》，是由于抒发胸中郁积着的感情的需要，其表现方法还是传统现实主义的，那么，《人啊，人！》的写作，则是对人生经过认真反思的结果，在思想观点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批判人道主义而宣扬人道主义，同时，在艺术形式上也吸收了许多现代主义手法。人道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当时都是十分敏感的问题，所以小说出版以后，一方面在读者中大受欢迎，另一方面，也就被某些人抓住了“把柄”，成为新一轮文艺批判的靶子。发动这场批判的当然是上海某些人士，由于气候适宜，很快就推向了外地；不但进行思想批判，批判文章、批判大会、批判班子，应有尽有；而且还采取了行政措施，免去了她教研组长的职务，剥夺了她上课的权利。当时的压力不可谓不大，但并没有压垮戴厚英。她认为自己没有错，就是不肯检讨。如果说，以前她是听命于上面的指挥棒，只不过是一架写作工具，那么，现在她要放出自己的眼光，保持独立的个性了。而当她认准了一个道理时，她是决不会回头的。她在她的散文中多次引用苏轼的词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既表示了她要冒着风雨行进的决心，也表现出她对前途的憧憬。
毕竟时代不同了，群众也有自己清醒的头脑，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盲从，所以，批判的声势虽然造得很大，但同情她的人却也很多：有本校的师生，有外面的读者；有熟悉的朋友，也有素昧生平的好心人。厚英有一篇散文《风雨情怀》，就是写两位素不相识的女性，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如何写信慰抚她，而当她处境一有好转，就远引而去。这真是伟大的情怀，也可见人心之所向。我们现在就将这个篇名作为戴厚英散文集的书名，表示我们对这种情怀的赞赏。
广东的朋友一直对厚英非常支持。为她出书，给她提供养病之所，还邀请她到汕头大学做客座教授，让她受伤的心灵有一个休憩之所。
七有趣的是，这种声势浩大的批判，不但没有把戴厚英批倒批臭，反而扩大了她的影响，使她的名声更大了。短短几年之中，《人啊，人！》就重印10次，总印数不下于百万册；而且被译成了英、法、德、俄、意、日、韩等许多语种。《诗人之死》也翻译到国外去了。这大概是发动者始料所不及的罢？
当然，厚英的影响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批判。重要的，还是她的作品敢于直面人生，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能够启人思考，所以才能与读者心心相印。要不然，那几年被批判的人着实不少，为什么有些人不能产生持久的影响？
厚英本来并不打算继续写小说，原计划在写了《诗人之死》之后，就重新从事学术研究。但出书的风波，批判的刺激，迫使她继续把小说写下去。对厚英的大规模批判有两次：第一次开始于《人啊，人！》出书之后的1981年，第二次是在“清污”运动的1983年。以前的确有许多人被批判的棍子打问了，不再发声，但厚英却是愈挨批愈写得多。还在第一次批判高潮中，她就着手写作知识分子三部曲的第三部：《空中的足音》，接着又写了《流泪的淮河》三部曲的前两部：《往事难忘》和《风水轮流》，……从40岁开始写《诗人之死》到58岁遇害，短短18年创作生涯中，她一共出版了7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两部散文随笔集，半部自传，还有一些未出版的遗稿。她的写作不可谓不勤奋。
戴厚英不是那种玩文学的写手，也不是顾影自怜的煽情者，她是一位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作家。她的作品，有一个贯穿的主题，就是对于人性的呼唤，对于人格尊严的维护。这里所说的人性和人格，并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渗透在中国人民生活中的具体品格。因此，对于人性美的追求，就必然与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揭露和谴责联系起来。这种揭露和谴责，决不是在中国人脸上抹黑，而恰恰是作家爱国情怀的表现。正如老作家萧乾在他的悼念文章里所说，戴厚英是一位“爱国的乡土作家”。厚英在国内是一个尖锐的社会批评者，但在国外却处处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决不允许洋人或假洋鬼子对中国的污蔑，也不允许手握某种基金使用权的洋学者来耍弄中国作家。我很欣赏《得罪了，马汉茂！》这篇散文，它表现出一个中国作家的骨气。
厚英深深热爱着她的家乡，每年寒暑假都往家乡跑，有着割不断的乡情。她关心着故乡的一草一木，关心着故乡人民的生活。她想在故乡办学，提高乡亲的文化水平，为此她还曾草拟过一份《支援乡村教育的计划草案》。1991年，安徽发生巨大水灾，她知道后，坐卧不宁，立即到处呼吁，发动募捐，并亲赴灾区，参加救灾工作。这些，都可见她对这块土地爱得多么深沉。
厚英晚年寻找精神上的依托，先是耽读老庄，继而钻研《圣经》，最后是在佛典中找到了归宿，并且做起居士来了。但她的学佛，并非看破红尘的结果，倒是想进一步悟透人生。因而，她并没有脱离社会，倒是对社会有着更透彻的了解。她还想写很多著作，我相信她一定会比以前写得更加深透。
但是，谁能料到，就在她的思想愈趋成熟的时候，她的生命却戛然而止了。
她是被杀害的。杀害她的凶手是她中学老师的孙子，一个来沪打工，求助于她的乡人。时间是1996年8月25日下午。与她一同被害的还有她的侄女戴慧。
一个因呼唤人性的觉醒、因鼓吹人道主义而受到批判的作家，却死在一个绝灭人性、惨无人道者的手下，我们的社会应该作何思考呢？
1998年1月15日于复旦园
第一章每个人的头脑里都贮藏着一部历史，以各自的方式活动着。
一赵振环：历史是一个刁钻古怪的家伙，常常在夜间对我进行突然袭击。我的头发白了。
我拚命往前游，在无边无际的洪水中。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要游到哪里去。不知道已经游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还要游多长时间。我的目标只是追逐一个在我面前贴着水皮飘飞着的小姑娘。她细长的手臂摆动着，短粗的双辫跳跃着。从我看见她的时候起，她就是这个姿势。我看不见她的脸。但我觉得，我认识她，熟悉她，爱她。
我要追上她，让她知道我对她的一片心。
我的游泳技术从来没有发挥得这么好。道地的蛙式，手脚的动作配合得十分谐调。我简直是不用力气地贴在水面上滑行，快极了。
然而我和她的距离还是那么远。
我不泄气地追逐着。
上游突然漂下来一条淹死的牛，直冲着我的脑袋。我又惊怖，又厌恶，连忙躲过它，朝右边偏了偏。又碰上什么东西桂住了我的两只脚。力气一下子用光了。再也游不动了。
小姑娘越飘越远。
我焦灼地向她叫喊，用我久已不用的熟悉的语言。只有我和她能够听懂的语言。她终于向我转过了脸：白里透红的圆长脸，细长的眉眼，薄薄的嘴唇，还有略略突出的颧骨。一点不错，就是她！
我想笑又想哭。我向她张开双臂。可是，一根藤条一类的东西紧紧箍住了我的脖子。小姑娘没有停止前进。我用力拉扯，挣脱，藤条越缠越紧。小姑娘已经不见了。
我放声哭了起来，我不能失去她啊！
“又做了什么伤心的梦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就在耳边。
是说我？我在做梦？胡说。梦里能把一切看得那么分明？这个胡说八道的女人是谁？为什么离我这么近？奇怪，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了。女人的脸就在我肩上。我看不清她的眉眼，却感觉到她那甜得腻人的笑容，像一个纸做的面具，挡在我的眼前。这面具引起我的条件反射，在我的第一信号系统里产生了痛楚的感觉，在我的第二信号系统里跳出了一个概念：妻子。不错，她是我的妻子冯兰香。她的手正箍住我的脖子。讨厌的藤条！我生气地扯开藤条，责问道：“为什么把我拉回来？”“我从哪里把你拉回来啦？你的梦还没醒吗？”冯兰香半是惊奇、半是嘲笑地对我说，同时用手捏住我的鼻子。
我终于完全看清了眼前的一切。我是在做梦。
“梦见谁啦？还哭呢！”冯兰香松开了我的鼻子。松开干什么？把我闷死算了。连梦也不让我作完。我把头转过去，拉起被子蒙住头。可是她硬把被子拉了下来。
“你到底有什么心事？天天做怪梦，又哭又叫的，也不对我说。你已经不把我当作亲人了。”冯兰香的声音里充满了委屈和哀怨。
我可怜起她来，把脸又转了过来。立即，我又看见一张甜得腻人的笑脸。两道眉毛长得挺好，可是偏偏用镊子拔去一半，变得又细又淡。笑就笑好了，为什么有意让双眉翘起，带出媚态来呢？真想再转过脸去，可是我忍住了。我还想安慰她，一下子想不出词儿，便作了一个笑脸。
“到底梦见谁啦？”她问。
真的，梦见谁啦？那个小姑娘是谁啊？怎么现在又感到十分陌生了呢？
“我压根儿就没做梦。只觉得头昏胸闷，大概魔住了。”我说了个谎。可以给人安慰的谎话是可以说的。
她笑了：“昨天，你酒喝得太多了。可是你还要喝呢！也难怪，过生日嘛！”过生日？是的，一切都记起来了。昨天，公元X年X月X日，是我——A省日报记者赵振环的四十四岁生日。事事如意，事事如意。在我们家乡，“四”是个吉利的数字。我的同事和朋友王胖子说，应该好好地庆祝庆祝。理由有三：第一，在十年浩劫中，我是得天独厚的幸运儿，没损失一根毫毛，不像他这个造反派头头，到现在审查才刚刚结束，还没有分配工作；第二，我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妻子冯兰香是出名的美人儿，又温柔体贴。女儿环环聪明伶俐，很有舞蹈天才。还有两间不错的住房；第三，我现在在报社的“行情看涨”：总编辑欣赏我的笔头快，又刚刚加了一级工资。一顶不大不小的乌纱帽正在我的头顶上飞舞，眼看就要罩住我的满头白发。这真是：事事如意，事事如意啊！兰香（现在我完全清醒了，明白我一向是这样叫她的）十分赞赏王胖子的意见。她拿出了自己准备买大衣的钱为我置办酒席。我心里十分清楚，他们都是要讨好我。王胖子希望我在总编辑面前给他美言几句，以便让他回到采访部。兰香则害怕我抛弃她，或者梦里看见谁。有人向你讨好，这说明你还有点价值。不然的话，为什么上上下下有那么多爱听好话的人呢？我也难能免俗，从王胖子和兰香的讨好中感到一点快意。于是我同意：乐一乐，大家好好地乐一乐。让大家都来祝贺我吧：事事如意，事事如意啊！
我从来没有这样庆祝过自己的生日。现在想起来还叫人头昏目眩。
满屋子的朋友。满桌子的酒菜。
喝酒，划拳。“人生在世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来！“咱俩好呀！”我对谁都这样说，并且总是伸出两个指头。很少赢过。“六六大顺！”“事事如意！”“缺一缺一！”“都到都到！”女客们行酒令：“老虎！”“杠子！”老虎吃鸡，鸡吃小虫，小虫蚀杠子，杠子打老虎。这酒令简单极了，可是充满了辩证法。强者和弱者，失败和胜利，都是相对的。
音乐，舞蹈。时髦的娱乐。环环跳了自编的“芭蕾舞”，虽然脚跟着地，还是赢得了满堂喝采声。兰香拉着我跳了一阵，鬼知道跳的是什么舞。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最喜欢参加周末舞会。我的舞伴总是她：那个我已经离开了的人。我们第一次手拉手跳的是“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朋友。握握手呀，笑嘻嘻呀！”她一唱到这两句就要笑。我跟着笑，用力地用手掌去拍打她的手掌。
旋转。人在旋转。桌子在旋转，失去了棱角。屋子在旋转。地球在旋转。
我转着，笑着，又举起酒杯：“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永不来。”“哈哈！老赵喝醉了，诗也念错了！”王胖子嚷嚷道。
“罚！罚！”我认错请罚，一口喝干了杯中酒，又去抓酒瓶。
谁夺去了我的酒杯，把我推倒在床上。
摇晃。床在摇晃，好像躺在木船上。眼也难睁。记得父亲有一次喝醉了酒，躺在床上双手抱掌对我说：“见笑！见笑！”那时我几岁？八岁吧？我不像父亲那么“迂”，没有对环环这么做。环环站在我床边，用小手掰开我的眼皮：“我给爸爸拜寿。”我蒙陇中看见她的小小身体在床前跪了下去。对了，我对她讲过，我小时候常常给大人磕头。过年过节，拜师拜寿。我的父亲是私塾教师。环环是个多么聪明、乖巧的孩子哟！
“嗤嗤！”“哈哈！”“嘻嘻！”兰香、王胖子等人一起笑着，鼓动环环：“磕四十四个头！才四个啊！磕！再磕！”我三岁的时候，爷爷死了。我不喜欢这个爷爷。不愿意到他的灵堂里去。可是父亲偏偏按住我的头叫着：“对爷爷的牌位磕头！磕！再磕！”我突然想哭！抱着环环躲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哭它一个够！但是我一点力气也没有，只能朝环环摆摆手：“去吧，环环！等爸爸到了那一天，你才——”一滴泪水顺着眼角往下流，我连忙把脸贴紧枕头。
以后呢？以后就在洪水里了。
兰香见我两眼怔怔地看着她，笑得更甜更腻，身子也与我靠得更紧。我恶心，把她推开了。她赌气地把脸转向墙壁，不再理我。我也不理她。过一会，她的肩膀抽动，哭了。我有点过意不去，既然她是我的妻子和环环的妈妈，我就该和她亲热亲热。我伸出手，想去扳她的肩，立即又把手缩了回来，为什么我要去安慰她？谁又来安慰我？而且，要不是她，我怎么会失去孙悦……
我猛地意识到：刚才我在梦中追逐的就是孙悦。当然不是现在的孙悦，是少年时代的孙悦。现在，我们共同生育的女儿也该这么大了。
我追忆着梦境。我感到奇怪，昨天一天又忙又累，根本就没有想到过孙悦。可是夜里却做了这样的梦。梦里出现的和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情景多么相似啊！
那是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参加了升高中的考试，我们一起回家。正好遇上了洪水泛滥，我们只能乘坐木船回到镇上。孙悦调皮，不断地把脚从船帮伸进水里，朝我身上泼水。我吓唬她：“掉到河里我可不下去捞你！”“你敢！”她笑着回答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的，话音刚落，她真的掉进了河里。我吓得立即跳了下去，她不会游泳啊！我一把抓住她，她已经喝了几口水，还哈哈笑着。我把她托上船，自己不想再上去了，反正衣服湿了，跟在船后面游吧。一路上，我朝她笑着，她朝我笑着。就这样，她的笑引导我一口气游了十里路。到家时奶奶说我着了魔，我傻呼呼地瞅瞅她，她的脸红了。从那以后，我对她产生了异样的感情。我们考入了同一所高中，又考进了同一所大学。终于，我们成了夫妻。我们是同学们羡慕的对象。特别是我，引起了多少男同学的嫉妒啊！
谁能想到，在我们结婚了五年之后又离了婚呢？而且是由我提出离婚的。
大学一毕业，我们就结婚了。是她提出的，完全是为了我。我被分配到离开C城一千多里的A省，她留校了。我不怕离开C城，可是害怕离开孙悦。我想要求留在C城，和她在一起。“对党，我们不该提出任何个人的要求。我永远属于你。我们一起回家乡，就在那里结婚吧！”她说。我喜出望外，可是又无限忧虑。我父亲患病在床，家里弟妹七八个，经济特别困难。总要置办一点生活必需品吧！孙悦毫不在乎。一到家乡，她就住到我家里了。妈妈对这个还未“成礼”的儿媳喜欢不尽。每天中午，她把一只荷包蛋偷偷地埋在孙悦的面条碗里，而孙悦总是把蛋偷偷地给了我的小妹妹……
幼小牵手相伴舞，十年相爱结夫妇。
千里咫尺一江水，呕心沥血两地书。
折翅方识沧桑道，舔血抚痕痛何如？
俯首但闻慈母唤：天涯何处无归宿。
这是我将离婚证书寄给孙悦的时候她写给我的一首诗。当时，我当着兰香的面把它撕得粉碎。可是，这些诗句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上，时时撕咬我的心啊！
我怎么说明这一切呢？
当母亲听到我们离婚的消息，赶到A省来问我为什么的时候，我强词夺理地说：“她好！我配不上她！”母亲骂我是陈世美，并且立即离开我，要我永世不要再回家乡去，她权当没有生我这个儿子。我们母子从那以后也就不再见面，直到前年母亲去世。
兰香终于拗不过我，自己转过了身子，可怜巴巴地依偎了过来。问我：“你后悔了吧？”我装作不懂：“什么事后悔了？”“和我结婚的事呀！”她说话时两眼直盯住我。
我笑了。笑得很开朗。同时抚一抚她的头发：“我什么时候后悔过？又怎么会后悔呢？怎么，你不觉得我们过得很幸福吗？自从和你结婚，我每天穿得干干净净，挺挺括括，这样才和我的美男子的称号相称呢！可是孙悦！她什么时候管过我这些？她只顾追求她的理想！哼！”“那你的头发为什么白得这么快？才四十四岁的人，已经白了一大半了。不了解情况的人，还当我对你不好呢！”兰香又是怜情又是委屈地捋着我的头发。
我的心又沉下去了，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母亲看见我的白发原谅了我。“你是自作自受啊，环儿！多好的一家人，你给弄散了。去孙悦家里对她爹妈认个错吧，要不，我死也不闭眼……”说完这句话，母亲断气了。我没有去孙悦家，办好丧事就回来了。我要埋葬一切记忆。要是孙悦知道我的头发白了……
“那时候工人吃香，你还看得起我。现在你们知识分子吃香了，你当然又觉得孙悦比我强了。”兰香像是对我说，又像是对自己说。
我实在烦透了：“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可要睡了！”说完，我就“啪”地关上电灯，闭上眼睛，任她在床上辗转、叹息、啜泣。
是我无情吗？或许。可是她一点也不理解我，叫我怎么对她产生爱情呢？她怎么会成为我的妻子的？一场噩梦啊！谁不知道，她是报社里的风流人物，革委会的工人委员。她结婚很晚，可是打胎很早。我怎么会看上这种人？然而，她却成了我的妻子！
那是动荡不宁而又叫人感到无聊的年月。造反，造反，一切都弄得颠颠倒倒，乱七八糟。孙悦原来每星期给我写一封信，这时候就靠不住了。有时候，几个月才来一封电报，只有“平安”二字，就是说，她，我的妻子，还活着。她在运动开始不久就被当作“铁杆老保”揪斗了。以后帽子越来越大，越来越脏，直到“C城大学党委书记的姘头”。我了解她，根本不相信这样的污蔑。但是一想到她的脖子上挂着“姘头”的牌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挨斗，心里总不是滋味。我开始埋怨她不该对政治那么积极，开始感到她不在我身边，事实上没有尽到妻子的职责。而且，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突然感到独身生活难以忍耐了。就在这种情况下，王胖子把我拉进了兰香的活动圈子，很快就单独来往了。
“女人有守活寡的，男人也有吗？”这就是兰香第一次到我的住处来说的话！她酸溜溜地看着挂在墙上的我和孙悦的结婚照。孙悦幸福地靠在我的肩膀上，我的头挨着她的头。
“你吃醋啊！”我用这句话回答她。我当时没照镜子，但我知道，我的脸相可以与任何无耻之徒相比。我怎么会这样呢？
我从墙上取下了结婚照，把兰香的照片放在自己的皮夹里。我越来越喜欢在兰香面前说孙悦的坏话。
不到两个月，我就感到自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能越来越压迫理智，甚至基本上挤掉了理智。正当我企图恢复理智的时候，兰香怀孕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发明这句话的人该不会与我有类似的经历吧？
我无法拿兰香和孙悦相比。当然，在外貌上，兰香和孙悦都属于漂亮的一类。但孙悦本色自然，兰香矫揉造作。孙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爱人”，而兰香却只是一个“女人”。我与孙悦共同生活的日子并不多，但总觉得有无穷无尽的回忆，而与兰香的关系，却单调得分不出今年和去年，今天和昨天。我真不知道这样的夫妻怎么过到头。
可是我能再离一次婚吗？环环怎么办？孙悦又会怎么想呢？她还会原谅我吗？这些问题不止一次地在我头脑里闪过。我多么害怕！为了排除这些念头，我尽量地强制自己多干点事情，尽量地和同事们说说笑笑。我不断地邀请朋友们到家里吃饭喝酒，让他们夸赞我的家庭生活。然而，一切都无效。历史是一个刁钻古怪的家伙，常常在夜间对我进行袭击。我的头发白了。我多么想去看看孙悦和孩子！求她们饶恕，求她们饶恕啊！
“后悔也晚了。孙悦还会不结婚？现在该是她走红运的时候了，心里还会有你？不是把孩子的姓名都改了？”原来兰香并没睡着。但我不想理她。我知道，孙悦还没有结婚。但是，我的后悔确实晚了。是的，晚了。
二孙悦：历史和现实共有着一个肚皮，谁也别想把它们分开。我厌倦了。
党委书记奚流同志叫我到他家里去一次。我真怕去。一看见他的妻子陈玉立，我就要想起那一段屈辱而痛苦的日子。
陈玉立在家。她的人和她的名字一样，亭亭玉立。虽然是五十岁的人，圆白脸上还没有几条皱纹。说话的声音也不老。我压抑住自己的不快向他们问了好。陈玉立立即送上了茶点，我碰也不想碰。
奚流拿出一本杂志递到我手里，叫我看看。我翻开目录，有我系教师许恒忠的一篇文章：《试论“四人帮”的文艺路线）。还有校党委办公室主任游若水的一篇文章：《劫后余生》。许恒忠的文章我听他说起过，但没看。此刻也不想看。游若水的文章我倒很有兴趣，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总不至于说他自己也是“劫后余生”吧？我且看看。
“许恒忠发表文章的事，你知道吗？”奚流问。
“他跟我说过。”我回答。
“这么说是经过你们同意的了？”奚流不高兴了。
“总支没有研究过。有这个必要吗？”我仍然在看游若水的文章，真有趣。“百亩庭中半是苦，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他用刘禹锡的这首《再游玄都观》来形容自己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心情，真是煞费苦心了。刘禹锡在被贬了十四年之后，旧地重游，借题发挥，表明自己不怕政治压力的决心和勇气，对于以往所受的迫害，表现了愤慨和轻蔑。而游若水要表明什么？表明他也是一个刘禹锡吗？
“你这个系总支书记是怎么当的？这个关都把不好。”听了奚流的这句话，我不得不放开游若水的文章，看着奚流。他一生气，脸就显得更长，更僵。我不说话。
“许恒忠有资格批判”四人帮“吗？他自己就是”四人帮“的爪牙，”帮四人“！”奚流恨恨地说。
我立即记起了当年的一个场面：瘦得几乎要倒下来的奚流，弯腰站在台上挨斗，正在发言的是系里造反派教师许恒忠。我和陈玉立都挂着“奚流姘头”的牌子陪斗，我们的旁边站着奚流的病弱的老伴。可是，也就是这次会上，游若水“反戈一击”，成了学校第一个站出来造反的老干部，他是校党委副书记兼中文系总支书记。那以后，他被“结合”到中文系革委会，做副主任，并且不断地“反戈一击”。
“他当年斗得我们好苦啊！我们家破人亡了。他对老干部有刻骨的仇恨。听说他是地主家庭出身？”陈玉立插了进来。
她的声音太脆了。脆得使人怀疑是从她的喉咙里发出来的。挨斗的时候，她可不是这样，她常常吓得发抖，讲不出话来。就是那次批斗大会上，她当场吓得瘫在地上——爆炸了一枚重磅炸弹：许恒忠当众念了奚流写给她的情书！要知道她的丈夫、儿子都坐在台下，他们一直是支持她的，相信她是受了天大的冤枉。
这是怎样的一些情书哟！“我愿意像一条狗一样……”啊！我听不下去！我的头要炸了！我觉得似乎自己也被奚流变成了一条狗，完全丧失了人格。要不是奚流当众承认信是他写的，我一定会认为这是造谣、捏造。我印象中的奚流是一个艰苦朴素、品德高尚的长者。他有一副正经的面孔，走路的姿势都正直得没有一点弯曲。他不止一次地批评过我：“小孙呀，要好好改造世界观。你受十八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影响太深，充满小资情调。这在阶级斗争中是危险的！”就是在他的教导下，我对自己头脑里的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想做了一次深刻的自我批判。我在全系的学生大会上现身说法，说明十八九世纪外国文学对我的毒害：在阶级斗争中不坚定，是受了人道主义、人性论的影响；几乎和一个右派分子谈恋爱。奚流听了我的自我批判，表扬我说：“孙悦本来像个男孩子，勇敢、乐观。可是读了资产阶级的小说，就变得感情脆弱了。今天检查得很好嘛！我相信她以后会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的。”我听了眼泪直往外流，多好的领导啊！可是他却写了这样的信！这又是哪个阶级的情调呢？就在那次批判会以后，我给赵振环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再也不保奚流了。本来，我对面前挂的“奚流姘头”的牌子并不害怕，我相信总有一天，人间天上的风雨会洗去我满身的污水。可是自这一天以后，我完全失去了信心，污水里有油。
这次批判会以后，陈玉立的丈夫与她离了婚。奚流的老伴去世了。也真是家破人亡呀！可是——“一切难道都要许恒忠负责吗？”我脱口而出，说出了这句话。
奚流的脸色变得多难看！他的两颗眼珠本来就十分突出，现在简直要跳出来！他一字一板地说：“你把历史全忘了！可是那一段历史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忘了，我们就会重新失去一切！”我忍不住争辩道：“我没忘，也不会忘。可是我不同意你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你们不公正。游若水前几年比许恒忠的权力大得多，作用也坏得多。群众对他的意见很大。为什么你连检查也不让他作，就调他到党委办公室当主任呢？就因为他是老干部吗？而巨，你们对自己也是只记住对自己有利的历史，”而要抹去和篡改对自己不利的历史。奚流同志，你也曾把别人搞得家破人亡啊！那时候，你的权力也比许恒忠大得多！“我一口气说出了这许多话，连自己也感到吃惊。
“你这是指什么？”奚流严厉地问。陈玉立跟着重复了一遍。
我的心里立即闪出了几个人的形象。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小谢，归国华侨。就因为他母亲在国外开了一爿小店，奚流不让他出国探亲。鸣放时，他对奚流提了意见，就被打成了有派。他去劳教了许多年，不敢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母亲。现在，他平反了，才把这一切向母亲公开。可是年老的母亲受不了这样的刺激，疯了。至今还住在外国的医院里。我送他出国探亲的时候，他泣不成声啊！还有何荆夫，就是为了给这位同学鸣不平，也成了右派，被开除学籍。一想起这些，连我都感到自己有罪，为什么奚流反而无动于衷呢？但是，我什么话也不想对奚流说了。我只希望快点离开这里。我问奚流：“还有事吗？”“你们以后一定要把好关。告诉许恒忠，以后他发表文章的时候，要向总支汇报。你们也可以告诉报刊编辑部，暂时不发表他的文章。”他说。
“这不符合党的政策和国家宪法。”我说。
“你的思想变化太大了。这是为什么？你应该好好想一想。你辜负了我们对你的希望。我一恢复工作就把你从中学里调回来，让你负责一个系。想不到……”奚流看上去很沉痛，说不下去了。
陈玉立却又插了上来：“小孙，我们是患难之交了。我提醒你，有人说你的闲话呢！你和许恒忠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好，他的妻子刚死不久……”“玉立！”奚流厉声制止了她。
我站起来走了。还没到下班时间，但我不想回系里去，想回家。走进职工宿舍的大门，就碰上了许恒忠。真巧。他手里拎了一串破鞋，大人的，孩子的。
“今天回来得早啊！”他先和我打招呼。
“出去吗？”我勉强站下来回答。
“鞋子都破了，又没钱买，只好拿去补补。”他把鞋子朝我扬扬，瘦削清秀的脸上现出一丝笑容，似苦笑，又似嘲笑。
我的心痛了一下。他和他的死去的妻子都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共同学习了五年，以后又是同事。他的妻子临死的时候，叫他把我找到家里。她请求我看在她和他们的儿子小鲲的面上，原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所做的一切。我答应了，并保证尽量照顾小鲲。此刻，我好像又听到她的恳切的话语：“把过去的恩恩怨怨都忘了吧，孙悦！”我定了定神，对站着等我回话的许恒忠说：“我在给小鲲做鞋子。就要好了。”我看见他的眼光闪了一下，立即又熄灭了。陈玉立的“提醒”又在我耳边响起，我马上离开了许恒忠，快步往家里走。
我拿出鞋底。两个月了，还有半只没纳完。小许鲲的脚趾已经露在外面了。父子两人六十元钱本该可以过，可是刚刚死了人，许恒忠还要负担岳父。
“咝——咝——”线绳穿过鞋底的声音单调而又有节奏，好像一只手指轻轻地、毫无变化地拨动着同一根琴弦，在人的心里挑起一种空寂而烦躁的情绪。
污水，污水，随便走到哪里都会遇到污水。特别是女人。又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女人。
“哟！”我叫了一声，针扎进了手指。扎得很深。针眼处开始泛白，然后发紫，然后渗出血来。小小的、红红的血珠，凝在指尖上。人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血，有神经，一受伤就流血，就痛。旧伤长好了，受到新伤时，还要流血，还要痛。流不尽的血，受不完的痛，直到死。
我把手指放在嘴里吸吮，不能给人看见。有人嗜血成性，专爱把别人伤口上的血拿去进行“科学试验”，研究如何把人血化成污水，泼在地上……
我不应该回到C城大学来。在中学里教书不是很好吗？可是我还是回来了。我满以为经过那几年的教训，奚流会有所改变。想不到历史对于他只剩下三句话：“过去我有功。十年我有苦。现在我有权。”不错，他没有这样说，但他的一言一行，都表明他是这样想的。如果说那次批判会后我对他曾经失望过，那么，今天的失望就更大、更深了。他原有的那些长处：明智、能干、深入群众等，也都一起离开了他。那时他对教师和学生的生活还是关心的，谁不说学校食堂办得好？可是现在，他只关心自己的权位。奚流的职位恢复了，可是奚流这个人却只恢复了一半，低级的、令人讨厌的一半。
我真想回到中学去，回到天真的孩子们中间去。
“咝——咝——”这单调的声音拉扯着我心头的千头万绪。针断了，我放下鞋底。
我本来不是这样多愁善感的人。我的确变了。这变化是好是坏，是福是祸，我从来没有想过。想又有什么用？一个发生了变化的人，还可能变回去吗？不可能了。可是，我这个样子还能做党总支书记？
“孙悦！孙悦！”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李宜宁来了。像一阵春风，李宜宁给我的房间带来了生气。她的圆胖脸上永远挂着孩子般的笑。一笑就露出两个讨人喜欢的酒窝。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还喜欢穿色彩鲜艳的衣服，今天就穿了一件线色呢外套。但你从来不会觉得她俗气。
宜宁一进门，就搂住我的肩膀嘿嘿地笑：“你猜，你猜，我今天是干什么来的？”我不猜。她走过去关上门问：“憾憾呢？”“大概和同学玩去了吧！她怕家里冷清，总是不到吃饭的时候不回来。”我说。
“改变一下你们的生活吧，孩子也太可怜了。”宜宁说，她的眼圈也红了。真像个孩子。“我今天就是为这个来的！”看！她马上又高兴了起来。
我冲她笑笑。
她不管我，向我介绍起那个对象来：某地一位很有名气的作家，五十八岁，从未结过婚，现在年龄大了，想在大学里找一个对象。两地不要紧，只要一结婚就可以调动。讲完，她睁着一对很美的杏仁眼看着我。
“噢！一个作家需要招聘一个主妇。招聘范围：全国单身的大学女教师。待遇：可以随意调动工作。你希望我踊跃应聘，是吗？”我开玩笑地说。但我知道，我现在可并不想开玩笑，只觉得心里难受。
宜宁的眼珠更圆了：“什么事一到你嘴里，味就变了。好事被你一说，也都一钱不值了。”我怕她生气，就认真地对她说：“你不是不知道，我一向不接受别人的介绍。我觉得那就等于把自己变成一个商品让人家挑选。”“由你去挑选别人，还不成吗？”宜宁说。
“不。我也不愿意作买主。在爱情里，应该只有互相吸引，而不应有一丝一毫的买卖成分。”我回答。
“你说的那种爱情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我敢打赌，一百对夫妇中有九十五对是凑合。”宜宁说。
“是的。而且凑合被认为合理而幸福。但是，理想的爱情还是存在的。你不是还留了百分之五吗？”我回答。
“那你就说说你的理想吧！你告诉我，你爱的人在哪里，就是到天边，我也要把他找来。只要你能幸福……”宜宁的眼圈又红了。她的这种性格与她的职业——中学政治教师多么不相称。我被“解放”以后，不愿在C城大学呆下去，就被分配在宜宁的学校里当语文教师。我们很快就成为朋友。那时候，我十分苦闷，常常一个人关在家里。她总是想办法把我拉出去。她的确给了我不少安慰。但是，无论如何我不可能变得和她一样快活。我认为，这是因为她有一个平安而美满的小家庭。可是她不同意。她说：“这是因为我能够安于无风无浪而又无色无香的生活，从不去作不切实际的幻想。你以为我的心是石头的？我也知道太阳灼人，冰雪冻人，花是美的，鸟儿会飞的。可是我能够把自己对这一切的感觉的灵敏度降到最低、最低。”我说：“无论怎么降，你这个政治教师还能不感受到政治风雨的变幻吗？”她笑了：“我看政治课本就像看《毛线编织法》和《大众菜谱》一样。都是工具书。所以我可以不为之动情。你呀，太傻了！”我承认自己太傻。我喜欢她，羡慕她，可就是学不了她。
“怎么，不愿意对我说心里话？”她笑嘻嘻地催我。
要不要把心里想的坦率地告诉她？不，我不想说。我相信宜宁不会取笑我。但她的嘴快，万一流传出去，难保不是又换来一盆污水。这些年的经历使我懂得：最美好的感情还是锁在自己心底好。颠倒了的不可能马上颠倒过来。混淆了的，不可能马上径渭分明。况且，我是否能把自己的理想说得清楚，也实在没有把握。这些年来，我觉得自己好似一片东飘西荡的羽毛，要找一个依附，可又总是找不到。我盼望着有一天有一只强有力的大手突然抓住我，命令我：“你的位置就在这里，不要再飘来荡去了。”在梦境里，我曾经遇到过这只大手，然而，那是多么虚幻和模糊啊——我莫名其妙地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田野荒凉，道路泥泞，但又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等待过关。那关，也是只能感觉而看不见的。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不像人家搭帮结伙的，所以总被推来搡去，茫然不知所措。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一个大汉骑在马上一掠而过。我被淹没在烟尘里。突然有人喊那大汉：“XXX，孙悦在这里！”这一声喊，顿时使我的情绪安定下来，产生了一种安全感。这时我才明白：他在这里等我作伴，我也正是来投奔他的。可是他是谁呢？“XXX”三个字实在没有听清啊！醒来，想了半天，越想越感到虚幻了。事实上，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我希望什么，等待什么。
把这些对宜宁说有什么意思？她会怀疑我发了神经病。所以，迟疑了半天，我还是对她摇摇头说：“想也没想过。”宜宁的脸上掠过一层阴影。她叹了一口气：“你总认为我是一个浅薄的人，不能理解你。事实上，我完全理解。你需要的是精神支柱，是一个强有力的朋友。你希望他能支撑你，拉着你走过一切泥泞。你希望在他那里充分发挥你的长久被歪曲、被压抑的天性。我知道你是懂得爱的，你能够为这种爱牺牲自己。可是，现实中找不到值得你为之牺牲的对象。孙悦，我有时候真想为你痛哭啊！”我一把抱住了宜宁。我的好朋友啊！
“那就让我等待吧！等待总比失望好。”我恳求她说。
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等待是失望的同义语。永远等待就等于绝望。”我们都不再说话。想转变一个话题。沉默良久，她拿起我纳的那只鞋底：“我看你是瞎操心，弄得不好人家会说闲话的，何苦！”“闲话已经来了。”我从她手里接过鞋底，想用“咝——咝”声驱走不快。停了一会儿，我忍不住对她说：“我何尝想管这些事。可是他的爱人是我的同学，人死了，托我照顾一下孩子。我能不管？再说，我也曾经经历过那样的年月：被当做政治上不可接触的人。亲戚朋友不上门，熟人碰面不理睬。心里真难过啊！我再也不会这样对待别人了。有人说这是划不清界限。宜宁，你是搞哲学的，你说人与人之间应该划出怎样的界限？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用与犯了错误的同志的界线分明来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呢？我们不是要解放全人类吗？还有，许恒忠的错误与游若水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为什么一个人可以继续当官，一个人连发表文章的权利也不给呢？这公正吗？”“这有什么稀奇？历来如此！只有你才爱为这抱不平。我才没有心思管这些事！不过，听你刚才的话，你似乎对许恒忠还有点好感，有可能吗？”说到这里，她的眉毛调皮地挑了两挑。
我扬起鞋底在她的胖脸上敲了一下：“你的这些怪想法再也不许对我讲。刚才还向我兜售那位作家，现在又想推销许恒忠了。对许恒忠要是能够产生爱情，还用你来多事吗？”她天真地笑了。
“你该知道，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你把过去的不幸和痛苦完全忘掉，重新生活。”宜宁诚挚地说。
“可是对于我，历史并没有过去。历史和现实共有着一个肚皮，谁也别想把它们分开。这个肚皮甚至吞没了我的未来。宜宁，我真是说也说不清啊！我实在厌倦了。”吃过晚饭，头痛欲裂，早早地睡了。刚要睡着，憾憾摇醒了我：“一个叔叔来找你。从来没来过的。”我不得不又穿起衣服。
万万没有想到，来的是何荆夫。我这半辈子没有树立过什么私敌。但我想，何荆夫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仇恨我，轻视我。我对憾憾说：“到同学家里去看电视吧！”憾憾走了。何荆夫的两眼红红的，好像刚刚哭过。他会哭吗？他从哪里来？遇到了什么事呢？
他注视着憾憾的背影，感叹地说：“孩子都这么大了！”然后，他向我伸出手：“没想到吧？”我老老实实承认：“没想到。”“其实天天都想到要来，天天都来不成。今天实在忍不住了。章元元同志去世了！我刚刚参加了她的追悼会。”他一边说，一边自己拉个凳子坐下。掏出了旱烟袋。第一次看见他吸旱烟袋，我心里多别扭啊！他好像要用这根旱烟袋来提醒我：“我们现在是不同的人了。把我推到那条漫长而痛苦的道路上的，也有你。”我习惯性地拿出一个烟灰缸给他。他把它推开了。
他满脸忧戚。这是因为章元元的去世。我理解。
章元元是我们读大学时的中文系总支书记，因为“包庇”“右派学生”，调到中学去了。游若水接替了她。在被章元元包庇的“右派学生”中，何荆夫是最突出的一个。奚流点名要把何荆夫划为右派分子，章元元无论如何不同意。她的理由很简单：“是我动员他们呜放的，现在又由我把他们打成右派，这不是故意陷害他们？再说，他们都是孩子。”奚流在党内公开了他与章元元的分歧，引起了一场辩论。辩论的结果，自然是章元元失败。她被说成是一只“抱窝的老母鸡”：孵化右派，保护右派。她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接着就被调到附中去当副校长。几年前因病退休了。章元元对于何荆夫不亚于母亲对儿子。听说，何荆夫被遣送回乡的时候，章元元还去为他送行。何荆夫伏在章元元的肩上痛哭了。可是挨斗的时候他没有掉过泪。
我想去安慰何荆夫，可是我怎么能安慰他，又怎么配安慰他呢？我沉默着。
“你以为只是因为章元元同志爱护我，我才对她的去世特别悲痛吗？”他问我。
我流露了一丝一毫这样的意思吗？但我不想争辩。
“不是，我为我们党惋惜。多好的一个干部啊！她的价值不知要高出奚流多少倍。可惜，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看的。所以，奚流官复原职，她却不能。这真是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了。”为什么特地到我这里来比较奚流和章元元的价值呢？因为我是“保奚派”吗？我硬着头皮顶了他一句：“奚流有奚流的价值。”他把旱烟袋在鞋底上磕磕，灰洒在地板上。我皱皱眉头，他意识到了，去找扫帚。我拿来一把扫帚，把灰扫净了。他抱歉地笑笑，接着说：“是的，奚流曾经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当年打仗他很勇敢。在五十、六十年代，他也不失为一个称职的干部，尽管他身上还有肮脏的一面，虚伪的一面。可是现在，他的价值只在于让人们看看一个共产党员怎么会堕落成一个低级趣味的人，思想僵化的人，心胸狭隘的人。”“他吃了那么多的苦，你总不能否认吧？”我争辩，不是为奚流，而是为自己。
“吃苦并不是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标准。吃苦可以提高一个人，也可以降低一个人。”他停顿下来，用一种异样眼光打量我，然后问：“难道你今天还像以前一样相信奚流？”这分明是揭我的疮疤，虽然他的眼里充满迷惑和焦虑。我的脸发热。我大声地回答他：“对了。如果奚流该入地狱，我也和他入地狱。你是不是也要对我唱一段快板：”竹板这么一敲，唱一支保奚调“？”他愣了，半晌不说话，他不知道，那几年，几乎每天都有人对我这样唱，说我保奚流是为了乌纱帽。我转过脸不看他。我不能这样对待他，也不愿这样对待他啊！
“看来我是不该来的。打搅你了。”我听见他的脚步声，没有起身送他。
这一天夜里，我不停地流泪。往事历历，多么折磨人啊！
三何荆夫：我珍藏历史，为的是把它交付未来。我正走向未来，但路还远。
我是不该去找她的，不是已经忍了多少天了吗？你看她这么冷淡！就差下逐客令了！
我为什么要去找她呢？是为了和她谈章元元、谈奚流？为了和她辩论、受她冷落？
都怪这朵小黄花。
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追悼会，追悼我所熟悉和敬爱的人。死者的老伴递给我一朵小黄花。他的黑苍苍的脸上没有一丝泪痕，但比挂满泪珠还叫人受不了。在这张脸上，我看到了孤独，人到老境的孤独，失去配偶的孤独。
我接过小黄花，把它别在衣襟上。泪流了出来。追悼会的大厅上挂着章元元的遗像，那么慈祥，又那么生气勃勃。我好像还记得她二十几年前抚着我的肩膀流泪的情景。可是如今，这一切都不存在了。我所能看见、能感到的，就是这一朵小黄花。又是纸做的。它让人感觉不到生命，却感觉到死亡和孤独。
我死的时候，就不要发给人家这样的小黄花。不留痕迹也就不留悲痛。然而，又有谁会想到给我制作小黄花呢？我只有一个人。
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亲人本来已经很少，现在又少了一个。还有谁像章元元这样了解我、关心我、爱护我的呢？
我很少在别人面前这样流泪，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啊！我悲悼的好像不是章元元，而是我自己。为了我过去的悲苦和今天的孤独，我放声地哭了。我希望有一只手来擦干我的眼泪，有一颗心来慰藉我的灵魂。我希望有人倾听我、关注我、哀悼我……
我珍惜胸前的这朵小黄花。它寄托着生者对死者的哀思，表明死者在生者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开完追悼会，我小心地把它摘下，装进衣袋里。
就是这朵小黄花把我引到孙悦家里去的。我想去和她谈谈小黄花。可是我竟忘了。看，这朵小黄花仍然在我的衣袋里。
即使我忘了这朵小黄花吧，孙悦，你也不该这样对待我啊！你难道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才是我心目中最亲近的人？
我们之间没有过亲切的交谈，也没有互相赠予。可是你在我的一生中所占有的位置是这么重要，这么叫人永远不能忘记。
要是我一见面就向她出示这朵小黄花，问她：“孙悦，在我死去的时候，你会不会做这样的一朵小黄花佩戴在胸前？”这样，她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吧！她会扑到我的怀里对我倾诉她的悔恨和思念。她会对我说：“我是真心爱你的，虽然我表面上对你这样的冷淡。”可是，我偏偏与她去谈论章元元的功过和奚流的价值！她肯定误会了，以为我在奚落她。
可是孙悦，你难道这么不能理解我吗？我怎么会奚落你呢？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爱你，追求你；你不爱我，拒绝我。难道就为了这个？这怎么可能呢？事实上，与你的不成功的恋爱是我的恋爱史上的第一页，也是唯一的一页。这一页，我一直珍藏在自己的心头。这几本日记就记下了我对你的思念和关切，当然也有怨恨。什么时候，你愿意看看我的这些日记呢？
我把小黄花夹在日记本里。
要是有人知道或看到我写的这些日记，他们一定会说：这是一种变态心理。一个流浪汉，恋爱一个并不爱他而又已经结了婚的女人，而这个女人也不可能知道他的爱了。他写这些给谁看呢？给自己。自己对自己倾吐爱情，自己扮演自己的爱人。
弗洛伊德先生会高兴地拿我的日记去印证他的关于潜意识的理论的吧！
但我根本不管这些。常态不能以常态表现，自然会生出变态来。自然的天性受到压抑，也就不能不“潜”于心灵深处，成为不能见人的“潜意识”。“潜意识”未必低级。“潜意识”用文字表达出来，也未必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可惜我不是名人，倘是名人，这些日记也许会成为“名著”的。多少年过去了，中国人还是烙守古训：只有名人才能说名言，写名著。浪漫和堕落，也常常是一回事，区别只在于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
现在，这些日记只配得到这样的报偿：一朵小黄花，而且是纸做的，而献花的人又是我自己。
孙悦会不会给它系上红色的缎带呢？
我长得不漂亮。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可以讨姑娘们喜欢的风流倜傥的派头。但我从来不为自己的相貌发愁，因为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讨哪个姑娘的喜欢。虽然从我开始懂得“爱情”这个词义起，我的心里就充满了爱情，可那是一种无实际对象的爱，堂·吉诃德式的爱。我常常沉醉于自己的幻想中，在心里塑造着我的杜尔西亚。但是无论怎么塑造，她都是一个没有躯壳的灵魂。我也满足于这种恋爱。
可是自从遇到了孙悦，我的心就失去了平静。
我是在欢迎新生的时候认识孙悦的。那时我是系学生会的生活委员。她和赵振环坐着一辆三轮车来到C城大学迎新站，他们的衣着和行李表明他们是乡下人。可是他们相貌的姣美、健康，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注意。而且，他们两个长得还很相像，差别只在于赵振环的脸部线条更柔和些，带有几分脂粉气。我以为他们是孪生兄妹呢！
我把他们带上校车，问：“第一次来C城吧？”“当然是第一次，接到通知的时候我都哭了。我不愿意到这个地方来。这地方风气太坏。”她回答我。
“听谁说的？”我有趣地问。
“看小说就知道了！”她理直气壮地回答。
“小说里写的都是解放前的C城。现在变了。”我说。
“变了？哼！刚才我们的三轮车过桥的时候，几个人一起来帮我们推车，我想这地方可真不坏。可是一过桥就伸手要钱，真丢人！我们口袋里的钱都给他们了。上当只能一次，下次再碰上，看我还客气！”她说话时还带着气，说到最后，还把拳头在我面前一挥，好像我就是推车的人。
我把她当成小女孩，逗她说：“那你为什么要报考这里的大学呢？上北京去呀！”她的脸红了，伍。泥了一下，指着赵振环说：“他叫我来的，我都听他的。我多想去北京啊！要是到北京，我一定要一个星期去逛一次长城！”我看赵振环，他只是笑着看她、听她说话。他笑得很幸福。
给他们安排床位的时候，知道他们都没带蚊帐。天晚了，学校的帐子借不到，我就把赵振环安排在一个回家休假的同学床上，把自己的帐子给了孙悦。
“这帐子是谁的？别是你的吧？我不要！”她说，“让我给蚊子咬一夜吧，我的血是苦的，它们占不了我的便宜！”我对她说，帐子不是我的，是一个还没回校的同学的。她这才接受了。她没有谢我，只对我笑笑，笑得自然、亲切。那一夜，我给蚊子咬得没法入睡，“我的血也是苦的，孙悦，蚊子也占不了我的便宜。”我这样想。奇怪啊，回想着孙悦的一言一行，我的心里为什么这么畅快？从此，我就关注着孙悦。
我常常在中文系阅览室碰到她。她最爱看外国文学作品。她看书的速度和专注都吸引了我的兴趣。最有意思的是，她常常在读书的时候抹眼泪。那几天她读《简爱》，阅览室很挤，她就站在书橱前读，边读边哭，旁若无人。有一次，我取笑她说：“孙悦，眼泪别往书上滴，弄坏了书怎么办？”她扭头过去，用手背擦眼泪，不理我。
一个学期不到，孙悦就显示了她的多方面的才能：学习成绩优秀，不断在校刊上发表散文和诗歌。周末舞会上的活跃分子，除赵振环外，不接受别人的邀请。校体操队队员。系话剧团团员。各个年级的男同学都注意她，她的宿舍门口常常有男同学的歌声。
我决定报名参加系话剧团。我对导演说：“收下我吧，舞台上和生活中一样需要各种各样的人。生活中有我的位置，舞台上不也应该有我的位置吗？”导演——一位四年级的老大哥欣赏我的话，就收下了我。正好要纪念“一二·九”，排演《放下你的鞭子》。卖艺的小姑娘派给了孙悦。我要求演小姑娘的爸爸。导演居然同意了，说我的气质与角色相近。
真是幸运，导演对我的排练成绩很满意。谁知道演出那天出了问题：孙悦化好装往我面前一站，我的心就乱了。一到台上，连词儿也忘了。幸好，有提词。勉勉强强演了一大半，我真盼望着快点演完。演到了这个情节：小姑娘对大家说：“不能怪爸爸，他饿呀！”说完，她扑到爸爸身上，叫了一声“爸爸！”痛哭了。她是真心实意地哭，一点也不像在演戏。我的身心都发颤了。我忘了是在演戏。我用发抖的双手从肩上扳开她的头，捧着，看着，低声地叫了一声：“孙悦！”我那时的神情一定很吓人，孙悦愣住了，张大了嘴巴，再也叫不出“爸爸”了。
记不得是怎么下场的。导演没等我们卸装就骂开了：“你们在台上干什么？谈情说爱吗？”孙悦一扭身跑了，没忘记回头狠狠地瞪我一眼。可是我很高兴！我扮演了我自己！我找到了我的杜尔西亚！
我开始给孙悦写信。一天一封。可是全无回音。每次与她碰面，她就狠狠地瞪我一眼。她似乎讨厌我。然而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讨厌我。我决定约会她，问问。我写了一封不署名的信，笔迹也改了。信里只有一句话：“有要事相告，请于周六晚七时往C城公园门口一见。”她来了，见面就瞪眼：“你不知道我有男朋友了？”“听说了。可是我爱你。”“你这样做，道德吗？”“我……没想过。
其实，我考虑过。我不认为我这样做有什么不道德。我对她的爱是纯洁的。我要让她知道我的爱。我没有损害赵振环，赵振环也没有损害我。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以后再写信一律原封退回。”她辫子一甩，跑了。我追上去：“我送你回去吧！”她头也不回地说：“我有人陪！”果然，不远处走出了赵振环，她挽着他的手臂，走了。
我感到伤心，从此不再写信。我尊重她的选择，羡慕赵振环。但是我无法放弃我的爱情，就把它倾吐在日记上。我每天都要在日记上对她倾吐心曲，直到一九五七年，这些日记被发现。
她现在怎么看待五七年那一段历史呢？也许，她会认为她对不起我，因此我恨她。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无论有多蠢，都不会把历史的重负压在一个天真无邪的姑娘身上的。
在一九五七年的春天里，我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希望奚流同志多一点人情味》，批评奚流对华侨学生小谢探亲要求的不正确处理。正是鸣放开始的时候，小谢的母亲病了，要小谢出国去看她。奚流以鸣放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为理由不许小谢出国，并告诫小谢要与资产阶级的母亲划清界线。小谢思想不通，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了奚流和他的谈话，在同学中引起震动。我同情小谢，就写了这一张大字报，批评奚流把小谢的母亲划入敌人行列，丝毫不顾人家的正常感情是不对的。我说，就是对敌人，在他们不继续危害革命的时候也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何况是对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我要求奚流立即改正错误，批准小谢出国探母。
我的大字报在教师、同学中引起极大的反响。竟有一千多人在大字报上签了名。我仔仔细细地查看每一个名字，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找到了她——孙悦！没有找到赵振环。我陶醉了，仿佛觉得，与赵振环相比，我的心和她更贴近。
要不是许恒忠的《与何荆夫辩论》的大字报扭转了学校大鸣大放的局势，使我成为“众矢之的”的话，我真不知要陶醉多久。
与我辩论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我根本没有时间一张一张仔细地看。留下印象的只有两张：许恒忠的那一张，因为他的感情特别强烈，他说我的大字报全是造谣诬蔑，气得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一天半夜里还爬起来痛哭。还有一张是孙悦的。她不是与我辩论，而是检讨自己在我的大字报上签名，丧失了立场。我猜想她是受到组织的批评。
我被当做“右派分子”批判了。罪名是用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党的阶级路线，用修正主义的人道主义取消阶级斗争，用造谣中伤攻击党的领导。我不承认造谣。结果又罪加一等。我的日记被抄查了。
永远难忘的一天啊！我的日记被摘抄公布，标题是《看，何荆夫的丑恶灵魂和流氓本性！》。孙悦的名字被用XX代替。但是谁都看得出，那是指孙悦。在一篇日记里我详细描述了自己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的心情。我写道：“此时此刻，我多么想吻你那双细长的眼睛！会说话的眼睛啊！”日记的摘抄者在这两句话下用红笔打k了波浪线，在旁边批上了“脸皮多厚”几个字。
美变成了丑。爱变成了亵读。我被震惊了，也沉默了。我只想做一件事：向孙悦剖白。每天，我都寻找与她单独会面的机会。我终于等到了。一天晚上，她一个人在校园里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徘徊，我跟了上去。她没有回避我，但也不看我。
“我真对不起你，孙悦！我的心你不会误解吧？我只是想慰藉自己，并不想亵读你。要是我使你感到羞辱，请你原谅。”我的声音抖得厉害，她把脸转了过来，挂着泪。
“我恨你，也恨我自己！”她小声地说，声音也发颤。突然，我的额头上轻轻地印下一个吻。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幸福惊呆了。等我清醒过来，她已经离得无影无踪。
是同情还是爱情？是大度的施舍还是感情的流露？这个问题我想过千遍万遍，可是没有机会问她了。然而，不论是怎样的解答，她留给我的都是一个善良而美丽的心灵。我更爱她了。当然，我绝对不会再去追求她。
一九六二年，学校通知我回校复学。我已习惯了农村生活，并且在偷偷地研究哲学。我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样对待人和人的感情。我不想回校。但我还是写了一封信给孙悦，我不知道她是否还在学校，想打听一下她的下落，并了解她的现状。我收到了赵振环的回信，告诉我，他们结婚了。我写信祝福了他们，真心实意的祝福。
潜伏在心底的一点希望破灭了。这时，我的父母亲已经在灾荒中去世，唯一的妹妹也出嫁了。我突然感到了绝对的孤独，决定远走他乡。我给妹妹留下一个字条，走了。走到哪里去，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处流浪，读完了我的漫长的社会大学。陪伴我的有两套书：《红楼梦》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我成了个“黑人”，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完全脱离了关系。没有户口，没有油粮关系；没有亲戚探望，没有书信来往。谁也不关心我是一个什么人，谁也不想问问我“何所为而来，何所见而去”。人们只知道有一个“烧炭的老何”，“盖房的老何”，“背石头的老何”，“点炸药的老何”，“拉车的老何”，还有“说书的老何”。我付出劳动，换碗饭吃。如此而已。
我的精神世界几乎完全冻结了。想起孙悦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以为我已经把她忘了。可是那一次，在我受雇为一个采石工地点炮，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她的影子又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从今以后我再也见不到孙悦了！”奇怪的是这个可怕的念头给了我惊人的勇气和机智，我躲过了被炸死的危险，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我是怎么躲过的。这使我知道，我心里的爱并没有死灭。我多么高兴啊！一个人只要还能爱，就有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啊！于是，我又开始记日记，在日记上给孙悦写信，与孙悦对话。在日记中，我塑造着孙悦，也塑造着自己。我把孙悦写成了女神。我把一切美好的品质、愿望都化成了她的骨肉灵魂。我不知道我倾吐的究竟是对一个女性的爱还是对整个生活的爱。但我知道，正是这种爱使我还能够看出自己的影子，意识到自己还是一个人，要求自己像人一样地生活。
“孙悦，你是什么派？保守派还是造反派？我希望你做独立思考派。应该批判的，坚决批判；应该保卫的，坚决保卫。你已经三十来岁了，应该学会独立思考了。我们的肩膀上扛的是脑袋，不是肉瘤子。脑袋是干什么用的呢？思考、分析、判断。我尤其希望你正确认识奚流这个人，我认为他离开共产党员的标准已经很远。五七年，我是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他听不进去。现在，我希望你帮助他。你同意我的意见吗？”这是我在六六年底给孙悦写的“信”，在我的日记本上。“文化大革命”对我这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人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连报纸都难得看到。但是我关心孙悦的态度和命运。
《C城大学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茶，走资派奚流终于被揪了出来》。这是我偶然看到报纸上的一条消息的标题。消息中详细报道了C城大学造反派与“保奚派”的斗争。“保奚派”的中坚分子之一是“孙X”。是不是孙悦呢？我不安了。孙悦呀孙悦，难道你的名字总是要这样被半明半隐的公布出来吗？
我剪下这条新闻，辞去刚刚承包的运输任务，到C城来了。
C城大学已经没有人有工夫辨认我，我是道道地地的北方农民的打扮。
大礼堂正召开批斗奚流的大会，我挤了进去。
“奚流的姘头孙悦”——一块写着这样字样的木牌首先映入我的视线，我几乎要窒息了。
她的辫子已被剪掉，头发蓬乱，面色泛黄。沉重的牌子压弯了她的腰。
“孙悦！你交代，奚流怎么指使你镇压革命群众的？”会议主席厉声质问。
“奚流同志没有指使我。我什么也不知道。”她回答。声音很低，但语气很硬。
“打倒铁杆保皇派孙悦！打倒奚流的姘头孙悦！”“孙悦的立场一贯反动。早在反右时期，她就和极右分子何荆夫勾勾搭搭，谈情说爱。要知道她当时已经是赵振环的未婚妻了。大家说，孙悦是不是漏网右派、反动破鞋？”“是！奚流也是漏网右派！奚流的反右功绩是伪造的！”“打倒——！”“打倒——！”“打倒——！”高一声、低一声的口号在我听起来都是“颠倒，颠倒，颠倒。”原来我没有被人遗忘。在三界之内，五行之中我还算得上一个“人物”：阶级斗争的工具。把历史任意剪裁和歪曲，再加上低级下流的噱头，这做的是什么戏？真叫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我已经看不清孙悦的形状，更看不到她的灵魂了。她是升上了天堂，还是下降到地狱？我应该保留对她的爱情，还是应该给她怜悯或憎恶？我自己都糊涂了。
感觉是可靠的。感觉又不可靠。有时候人们自己也弄不清自己感觉到了什么。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迷信和科学，虚伪和真实，你和我，人和畜，统统被倒在一只坩埚里。再拚命搅和。加上佐料。倒进颜料。然后捞起一勺叫你尝尝，你能说得清酸甜苦辣？然而，你却可以说色香味俱全。
我是想找孙悦谈谈的。能谈什么呢？无非是建议她“跳出圈外”冷静地看看、想想，不要死心眼儿。可是她在“隔离”，这形式比当年奚流斗争我们的时候要“进步”得多了。我只能回到我的生活里去。拉我的车，读我的书，研究我的问题。
我的日记不再提孙悦。造神，也要有一个造神的环境和条件。我失去了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为了不使自己的心灵陷入分裂，我把她和以往的一切都珍藏起来了。我珍藏历史，为的是把它交付未来。
我不知道未来是个什么样子，又将于何时到来。
“何荆夫同志，组织对你的问题进行了复查，认为五七年对你的处理是错误的，所以决定给你甄别平反，安排工作。”C城大学中文系想方设法打听到我的下落，把我召了回来。孙悦代表系总支和我谈话，她的两鬓已经花白了。
我没有表示感谢。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有什么可感谢的呢？而且有感谢就有清算，我又该向谁清算呢？
“这些年你吃苦了。”她关切地说。像个领导人的口吻。
“不。我活得很好。你呢？”我语气冷淡。我不喜欢她的态度。
“谢谢！我也很好。你想搞点什么工作？”“到资料室去。我在写一本书，需要资料和时间。”“写什么书？”“《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什么？”“怎么，是禁区？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用过了多次的老题目，是吗？”“我不懂。你写好了。祝你成功。”想不到我们第一次个别谈话竟是这样的。双方的语调都是冰冷的，带有挑战的意味。有什么办法？一场又一场劫难，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的心灵都弄得支离破碎了。每个人都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别人和一切。
在我基本上了解了孙悦的遭遇以后，我明白，自己原来热爱过的那个孙悦已经不存在了。一个陌生的孙悦站在我面前。我会不会同样热爱这个孙悦呢？我不知道。但是，我产生了新的希望。我想，要是孙悦还是原来的样子，我更会感到陌生的吧！
我感到我正在走向未来。
然而，她对我总是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对别人，她却十分随和。她从来不邀请我到她家里去。我住在教工单身宿舍里，她到这里来看望别的教师，从不朝我房里望一望。迎面碰上，也只是点点头。今天，又是这样。
我离开未来还很远。我应该向前奔跑，还是慢吞吞地等待？我不知道。我追求的不再是一个女神，而是一个现实的人。人总比神更难以理解。因为神是人造的。
四许恒忠：全部历史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颠来倒去。过去我颠倒别人，如今我被别人颠倒。我算看透了。
昨天带儿子去逛公园。看见人家的孩子都换上了漂亮的春装，再看看小鲲，还穿着肮脏的棉衣裤，心里真不是滋味。回来的路上，到几家儿童服装商店去看看，价钱都很吓人。想起家里还有一部缝纫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何不试试？买了两块布。借了一本裁剪书。拿出一根尺，一把剪刀，一支彩色粉笔。劳动的对象和工具都已齐全，该发挥主体的作用了。
先裁裤子。要用彩色粉笔在布上画线。
“你老兄总是不甘寂寞啊！何苦？”一位同志把奚流对我的看法透露给我，劝我不要再写文章。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能写文章。没有人通知我：“依法剥夺你的出版言论自由。”但我知道，这位同志是好心，我点头答应了。从人治走向法治，得慢慢来，不能急。
“不简单啊，老许！大名又在刊物上出现了。化名也不用！”这个人满脸都是嘲讽的神情。
我不懂我为什么必须用化名。因为我犯过错误？可是奚流以往所犯的错误不比我还大？我没有把任何人打成走资派、反革命，他呢？错划了多少右派啊！我没有表面上正人君子相，暗地里乱搞女人，他呢？当然，新拉下的尿总比干屎皮子臭。可是游若水呢？他拉下来的屎也是新鲜的，“批邓”的时候他比我积极得多。为什么他们就不用化名来当党委书记和党委办公室主任？对，他们的错误应该由历史来承担。可是我为什么就必须承担历史？就因为我微如芥末？而且，化个名我就不是许恒忠了吗？但是我知道，用化名发表文章是妥当的。中国人一向喜欢在名实问题上作文章，翻花样，而且重名轻实。“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苏秦言之有理。
好吧，我自甘寂寞。学庄生，无所求，无所待，无所为。游若水升迁到党委办公室的时候，特地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饭，怕我“反戈一击”，对我大谈老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说得好，超脱透了。可是“无己”，谁管我的儿子？“无功”，谁发给我工资？“无名”，谁愿意听我一句话？我不想作大名人了，能像游若水那样就不错了。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还是苏秦言之有理。
然而庄周只是庄子哲学的创始人，却未必是这种哲学的虔诚信奉者。创造和信仰不一定统一，正如知和行、表和里不一定统一一样，我何妨作一个老庄哲学的不虔诚的信奉者？
这一条线是曲的，还真难画。其实，宇宙万物的运动多是曲线的。曲线比直线更真实自然。可是画在书上的，却往往直线居多。何以然？曲线难画。
然而这一条曲线一定要画好，这是裤裆。画得不好，孩子的屁股就要受罪。孩子的屁股也是真实而自然的。自从他妈妈死后，我一次也没打过他的屁股。
“恒忠，我死了，你一定要给小鲲找一个好后母，要不我不放心呀！孙悦……还没有对象吧？”人之将死，其言也谬。妻子在临死时给了我这样的遗嘱。过去，一个是造反派，一个是“老保头子”。现在，一个是奚流的红人，系总支书记；一个是奚流的眼中钉，普通教师。这两个人会结合？荒唐！
不过，世界万物都是对立的统一。
孙悦在给小鲲做鞋。她从来不记恨我、歧视我。是个心地善良的总支书记。
该用剪刀了。手有点抖。人为什么不能像原始人那样不穿衣服呢？或者学非洲人，把一块布披在身上？据说这是进化，是文明。其实是自找麻烦。把一朵朵棉花采下来，弹成一大卷。再分解成一根一根的线。再合成一块一块的布。再把布剪成一片片。再把一片片缝在一起，制成一件衣服。天呀！一件衣服经过了多少次分解与合成？社会呢？也是这样进化的？
要学会用辩证的观点看待一切。一分为二，合二而一。分分合合，无穷尽也。这一次“分”到我头上来了。
有人敲门。要不要把桌子上这些东西收拾起来？让人家看见不丢脸吗？大男人作这种事，多没出息！算了，算了，还是没出息好。这样奚流会慢慢忘记我。
是何荆夫。听说他回到学校里来，我心里好紧张。要是他想报复我，那太容易了，我还没有真正解脱。我想去找他，告诉他大字报是奚流叫我写的。又怕更得罪了奚流。我躲他躲了很长一段时间，想不到他自己上门找我来了。我已经够受了，他还要在我背上再加一块石头？
我忐忑不安，让他坐下，给他泡上茶。为了掩饰惊慌，我又拿起了剪刀。
他吃惊地看着我，似乎不明白我在干什么。一袋旱烟抽完，他才问我：“你是在裁衣服？孩子的？”“是呀！怎么样，还像个样子吧？”我解嘲地说，我想他会从我的困境中得到一点快意，这好，他的怨气可以小一点。“我又当爹又当娘，不知道将来能得个什么奖。”我加添说。
他的双眉紧锁了：“你何至于如此呢？不要做了吧！”“怎么，男人不该干女人的活？”我故意打哈哈。
他好像生气了，脸涨得通红：“不是什么男人女人的问题。现在有多少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研究，你却把精力花费在这些琐事上。你以往的积极性哪里去了？一个筋斗摔掉了？”好，开始揭我的老底了。我不搭这个碴！
“到底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你看小鲲身上穿的！我是他父亲呀！”本来想把哈哈打下去，可是说到这里，我一点也哈哈不出来了。我又看到穿得鼓鼓囊囊的小鲲，心里难过起来。
“我知道。我去给小鲲买衣服。我是单身汉，流浪的时候也为自己积了几个养老钱。可是你从今以后再也别做这些事了。我求你！”他的声音那么低沉，眼神那么诚恳，毫无记仇的样子。我放下剪刀。
他站起身把桌上的东西卷成一卷，往床上一扔，严肃地看着我问：“仅仅是因为缺钱才干这个的吗？”“当然不光是为了钱。你没听到风声？奚流同志已经下了命令，以后不许我写文章了。”我说。
“我就是要来问问，你是怎么想的。”他说。
是为这个来的！幸灾乐祸。有什么办法？谁叫你头上有辫子？我仍然装着什么也不懂：“奚流同志是对的。我犯了错误，发表文章影响不好。这是奚流同志对我的爱护。”他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一口接一口地抽那劣质旱烟，呛得我直咳嗽。他按按烟袋窝，又在烟火上吹了两口，其实根本不会灭，是习惯。
“你并没有接受教训。只不过学得虚伪了。”他一边磕掉烟灰，一边对我说。
我是变得虚伪了，不说真心话。老实人吃亏，这个真理连三岁的孩子都懂。虚伪和成熟相似，不细心的人分辨不出来。他分辨出来了，好。但我不必承认，也不必否认。不开口，让他说吧！
“你大概最关心的是奚流会不会放过你吧？”他问。
对了，还有你何荆夫会不会放过我。但我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你自己呢？你自己放过你自己了吗？我看不要去管别人放过不放过你。你自己应该抓住自己好好整一整。”他说。
“你是说奚流整我整得还不够，是吧？”我忍不住问，流露了一点不满。
“奚流整你是过分了。但你对自己又太客气。所以你今天才这个样子。你没有想到过自己应该对人民、对历史负责吗？以前过去了，今后呢？”真有意思。话倒是充满了辩证法。我是应该好好整整自己，可是奚流呢？游若水呢？他们没有错误，就是因为他们没检讨。傻于才整自己！再说，我有什么资格对历史负责？奚流总是在我头上。再说，什么叫历史？我看全部历史只写着四个字：颠来倒去。过去我颠倒别人，如今我被别人颠倒。我算看透了。已经“倒悬”了，还要整自己？我的神经还正常。
但我没有说话。让他去说。
“你怎么不说话？我说的不对？”他又装烟了。
“对是对。可惜，我对历史负责，历史不对我负责。历史对奚流、游若水更有情。”我说。
“历史像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并不轻易流露自己的真情实感。总有一天，你会看到，它是公正的。”他说。
“很有诗意。”我笑笑说。
“诗是真实。”“理想中的真实。”“理想和现实只有一步之隔。”“可是我们中国人习惯于进一步、退两步。”“你”他对我扬起烟袋，好像要敲我的脑袋，终于没敲。他只是叹了一口气，顺下眼睛，伤心地说：“我不理解，为什么你只受到一点冲击就变得这样？哀莫大于心死呀！”我的心动了，低声地回答：“人怕伤心，树怕剥皮。所以，我也不理解，你怎么会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现实对你的教训还不够吗？我从别的同志那里听到不少你流浪的故事。我简直不能想象，一个人怎么能在那种环境里活下来。我对你充满敬意。但不能理解。”他不再说话了。两眼闪光，嘴唇紧闭，直挺挺地坐着。烟袋的火已快灭了，他也不去吸一口。
我突然发现，何荆夫是个美男子！看他那一双眼睛，简直是个谜。眼睛并不大。但黑白分明，晶莹闪亮。当他把眼珠转向你的时候，你会感到他是那样坦率而又多情。你忍不住要向他打开心扉。他的棱角分明的方脸，因为长期流浪镀上一层古铜色，还有那高直而略微嫌大的鼻子，都给人脱俗而旷达的感觉。同事们都夸我眉清目秀，可是与他相比，我会显得多么纤弱和卑微啊！孙悦会发现何荆夫的美吗？
何荆夫嗓子里咳了两声，似乎在平息自己的激动。他想到一些什么了呢？我正想问，又有人敲门。何荆夫走过去开门，孙悦提着一个书包走进来，一进门就从包里掏出一双鞋，是小鲲的。我看看孙悦，又看看何荆夫，脸竟红了。见鬼，脸红什么呢？
我了解何荆夫对孙悦的感情。但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我不了解。照我看，他们之间的距离比我与孙悦的距离还要远。孙悦已经不那么浪漫了。她和我一样，学起女红来了。鞋子做得蛮像样。
孙悦放下鞋子就要走，我不想挽留。何荆夫却叫住了她：“总支书记同志，坐下吧！听听我这个刚刚恢复党籍的党员谈谈自己的思想。我们应该互相了解，对吗？”真有意思，语气里是嘲讽，眼神却是恳求。孙悦坐下了，我奉上一杯茶。
何荆夫开始说话，看着孙悦。孙悦把头低了下来。
“刚才老许说我一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话可不确。不错，我刚满十八岁就入了党，有了信仰和理想。不过事后想想，那时的理想和信仰都带有盲目性。因为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理论都没有认真研究过。像近视眼有假性的一样，理想和信仰也有假性的，会发生变化的。
“我不是一个自信心很强的人。五七年受了处分以后，我也怀疑自己错了。而且，我所热爱的人也认为我错了，我不能不考虑考虑。我想好好地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所以开始认真读马列主义著作。读书和在下层人民中的生活实践，使我懂得，我没有错。这样，我才有了一点把握和信心。我相信总有一天，党会来纠正这个错误，奚流也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就是这个信念和生存的欲望一起支持着我，使我度过了漫长和艰难的岁月。但是有一天，我的这个信念动摇了。我想到死……”孙悦把头抬起来看他一眼，又低了下去。他又咳了两声。他一激动就咳嗽。他镇静了自己，向我们讲了他在流浪中的一个故事。
流浪的故事那一年，我在长城边上搭上了一个马车运输队。因为我刚刚用血汗钱买了一匹马和一辆车。马是劣性的，所以价钱便宜些。
我喜欢长城。当我第一次从“天下第一关”登上最高的烽火台时，我立即忘记了我是流浪到这里来的。长城上的每一块砖，都好像是一个人。蜿蜒无尽的长城，好像浩浩荡荡的队伍。我就是前来投军的一个新兵。烽火台上几乎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许多人的名字。都是游客们刻下的。为什么要把名字刻在这里？为了出名吗？这里可没有什么名可出的。我想他们也都像我一样，是来报名投军的。石头就是我们的花名册。不过，我没有把名字刻在石头上。我是用真身代替名字的。一有空，我就往长城上攀，从不中断。我准备在这里过一辈子，死了，就葬在长城脚下。
我们的运输队和我们的人一样，是“黑”的。你们自然不知道，在我们的正常的社会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黑社会”，聚集着各种各样的人：个体劳动者，失业者，由于种种原因被社会抛弃的人，当然还有一心要赚钱的人。我们必须组成一个行帮，不然的话，找不到工作，买不到粮票和布票。行帮总要有首领。我从来没做过首领。我不愿意。我一直学不会和各方面打交道。没到过这样的行帮，你就不可能认识它是一个怎样的怪胎。再没有比这个社会怪胎更不稳定的了。谁也不了解谁，谁也不照顾谁。组织起来为赚钱，他们之间唯一的纽带也只有钱。行帮的头目多是地头蛇一类的人物，他们可以包揽到生意，并为我们取得合法的身份。大家都怕他们，总是不得不让他们剥夺去一部分血汗钱。我自然也得向头目贡献出我的一份。这一次我们的包工头是一个劳改释放犯，据说是刑事犯。这人长得白净、清瘦，像个书生，但脸上的肌肉是横长的，显出一副凶狠的样子。特别是他的颧骨与眼睑之间的两块横肉，在他的两眼下形成两个袋形的鼓包，更叫人看了害怕。这使他显得贪婪而忌刻。没有人不怕他。我也不想去惹他。
可是想不到那一天结账的时候，他欺负我是外地人，扣了我八十元工钱。钱我倒不在乎，但受不了这口气。我和他争了起来。他动手打我，我也还了手。二百斤重的石头不知背过多少块，还怕打不过他吗？我把他的胳膊扭伤了。
我被送到当地派出所。派出所让我出示身份证，我没有。我说：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何名荆夫。但是我从来不做坏事，不信你们去调查吧！派出所的那个人还好，只是训了我一顿：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然后把我赶了出来。
我赶着马车回自己的临时住处。一路上，真想大哭一场啊！身份证，身份证！我没有身份证！我还算一个什么人呢？我拼命地挥舞手中的赶马鞭，让它跑，跑……我盼望翻车，或者撞倒在长城上。死就死吧！一个人失去了作为人的价值，还活着干什么？
我没有看见前面过来一辆马车。等我看见，已经晚了。我的车把撞伤了人家的马。车把直刺进那匹马的前肩，我和那位车老板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它拔了出来，血柱喷了我一头一脸，我脱去小褂塞进血洞里。
不一会儿，马死了。我被那位车老板揪住不放。他的马是公家的。我没有话说，把马鞭交给他。因为我的马劣，又赔上了那辆车。
“好了，又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我往地上一躺，自言自语。
那位车老板是个好人。他见我在瞬息之间失去了一切，不忍心马上离开我。他从怀里掏出一小葫芦酒，一定要陪我唠嗑唠嗑。他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都老老实实对他说了。他听了感叹不已，一个劲地对我说：“人都有出头的日子，人都有出头的日子。”他赶着我的马车去了。那匹死马，他要交给我，说是杀了卖肉，可以得几个钱。我不要，他也把死马拖走了。我不想再往前走，就在长城脚下躺下了。多么空旷和寂静啊！我就是死在这里，也没有人会发现。长城会默默地接纳我的尸体。可是死还是不死？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我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望着满天星斗，像汉姆莱特那样思考起来……
我刚好三十岁。三十而立。我立了什么？身？家？业？一无所有。连个身份证都没有。没有人需要我。仅仅为了吃、喝、穿、住而活着吗？仅仅为了给那个包工头剥削血汗而活着吗？用我的血汗来填满他眼下的肉袋吗？不！
我猛地爬起身，往长城上飞跑。又登上了最高处的烽火台。我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小刀，就着星光，在一块青石上刻下三个字：何荆夫。我用名字代替真身填写花名册了。这块青石就是我的身份证，证明何荆夫是中华的儿女，黄帝的子孙。紧靠着烽火台，我坐了下来。再看看，再看看吧！这祖国的山河，多么壮观奇异啊！关内一片郁郁葱葱，关外却是黄土连绵。而无边的黄土更能勾起我的爱恋之情。我觉得它的美丽和力量都还掩埋在地下。它吸引你献身，激发你想象。
一颗流星从东到西飞去。落在什么地方了。天还是那么辽阔、静谧，星星照旧信然自得地眨着眼睛，银河依然冷漠地看着两岸的牛郎、织女。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在无穷无尽的字宙里，谁注意一颗流星？我想，我死了，对于人类世界，也正如宇宙里飞落一颗流星。无声无息。但是，我毕竟不是一颗流星，而是一个人。一个有情、有亲、有爱、有恨的人。
我想起从小常常对我讲银河、星星的奶奶。
“一个人头上顶着一颗露水珠，各人都有各人的福。”奶奶常常指着天上的星星对我这样说。她告诉我，人正如天上的星，都有自己的位置和存在的权利。没有人托着捧着，星星也能挂在天上。没有人拉扯扶掖，人也能活在世上。天上的星星发光，地上的露水也发亮。这就是我所接受的最早的哲学。
难道说，我的露水珠干了？
没有，我的露水珠没有干啊！因为从它那里，我又看见了死去的父母，远离的妹妹，一切我所热爱的人……
马没有了，车没有了，我还有手。没有身份证怕什么？我的存在的价值，不是靠纸片证明的。
我在烽火台前坐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又下来了。我没有回到运输队。我得找一个新的工作。我顺着长城，一个村一个村打听，有什么活给我干？
找不到活。钱已经用完了。我不得不离开我心爱的长城往南走，到了淮河边上……
“孙悦，你怎么啦？”何荆夫突然停顿下来，这样问孙悦。
我看孙悦，她把头伏在桌子上了，肩膀在抽搐。
“不舒服吗？”我问。
孙悦摇摇头，并不把脸抬起来，她催何荆夫：“你讲吧，到了淮河边……－”何荆夫却不想讲下去了。他草草地结束了自己的故事：“总之，我的结论是活下去。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想到过死。生活对我们可能不公正。可是我们对自己必须公正。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和那个包工头比呢？难道我与他的价值是由我与他的关系决定的吗？我不信。我想，即使死了变成枯骨，我骨头里含的磷质也比他的多些，发出的鬼火也比他的亮。”孙悦抬起身，抹了一下脸，一句话不说，走了。何荆夫注视着她的背影。
“你还爱她吗？”我忍不住问他。
“应该说，我还没有爱上别的人。流浪与恋爱并不像文艺作品里所表现的那么紧紧相随。”“我真希望你和孙悦能结合。可是你们都不是二十多年前的你们了。生活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人的感情也会变的。”我说。
“是这样。但是我们的感情究竟变到了什么程度，这要经过心灵的撞击才知道。可是她似乎回避着撞击。”他说。
“也许她心里有了别的人？你知道，孙悦已经不是当年热情的少女，而是历尽沧桑的妇人了。你看，这是她给小鲲做的鞋。要是过去，她会做这个？”我为什么说这些话？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一边说，一边骂自己卑劣。但我还是让自己把那些话说完了。
他站起身。哈哈一笑说：“我走了。今天本来还想和你讨论讨论人性的问题，却扯到别的地方去了。以后再谈吧。你想想看，人的动物本能是不是包含在人性里？这种本能对人类社会生活有没有影响？”又是他正在写的那本书里的问题。我不用考虑就可以回答：人就是动物，人类的生存竞争比一切动物都残酷，因为他可以定计划，有意识、有目的地去竞争，还可以把自己的低级欲望用漂亮的外衣掩盖起来。但是，我才不愿意研究这类问题，危险呀！
“我觉得，光用”社会关系的总和“去解释人的本质是不够的。承认人的自然属性（生理的、动物的）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并且对人类生活有影响，这并不是为了降低人，而恰恰是要提高人，要我们自觉地去克服自己身上的动物性。这不比虚伪强多了吗？”他站在门口回头对我说。
我抓住他的肩膀，把他往门外一推，笑嘻嘻地说：“好了，好了，人性专家。我可不想讨论这类问题。你的古典文学根基很好，搞点古典文学研究不成吗？”“怎么，因为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是禁区？”他又退到门里来了。
“不是禁区。但是愿意到那里散步的人不多。那里面花少刺多。你何必要作少数人当中的一分子？不要忘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还是不要突出吧！”我说。
“嗬，你的个人主义尾巴真的割干净了。可是要知道，正是由于你这样的人往后缩，少数人才突出的。”他重重地捶了我一拳，一脚跨出了门外。刚走两步，又回头对我说：“明天我去给小鲲买衣服：收起你的那一套吧！”我一边点头答应，一边关上门，重新在桌子上摊开了衣料。
五孙憾：历史对于我，就是这张撕碎了的照片。我不喜欢，也忘不了。
妈妈这几天的脸色好阴沉。总看见她在一本笔记本里写呀写的，我一回来她就不写了，把本子往那只抽屉里一锁。那只抽屉是我和妈妈之间的“界河”。看见它，我就感到我和妈妈之间隔了一层什么东西。
“妈妈！”我放下书包，喊了一声。妈妈只是“嗯”了一声，头也不回，忙着开抽屉、关抽屉、上锁。
要不要交给妈妈呢？这倒霉的学生手册！物理测验开了红灯。这是第一次。也就是因为第一次，我才怕得要死。“回去好好跟你妈妈谈谈：为什么不及格？你妈妈对你寄托了多大的期望啊！不要辜负了你妈妈！”文老师把手册交给我的时候这样说，我心里更害怕了。
“妈妈！”我鼓足了勇气把学生手册放在妈妈面前，然后在自己的小书桌前坐下来，准备挨训。
“你解释一下吧！”妈妈说，声音有点嘶哑。
我不敢说话。妈妈的脸转过来了。妈妈的两只眼睛多忧伤啊！我把头低下来。房间里只有闹钟的嘀嗒声。
“妈妈哟，你就骂我一顿、给我两巴掌吧！我不愿意看你那忧伤的眼神。”我在心里对妈妈祈求。可是妈妈不骂我也不打我。我抬头看看她，她的泪水正顺着腮帮往下流。
我的心碎了。大人只知道他们的心会碎。孩子的心也会碎的。我一见妈妈的眼泪心就碎。泪水顺着我的腮帮往下流。
“妈妈！”我又叫了一声。我想问妈妈，为什么这么难过？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红灯吗？可是我没问。
“憾憾，你知道妈妈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吗？要不是有你，妈妈早就不想活了。生活过得多艰难啊！可是你什么都不懂！”妈妈说，声音很低。
我什么都懂啊，妈妈！对我说说吧！你有多大的艰难我都挑得起。我们是相依为命的母女啊！不是吗，妈妈？
可是妈妈再也不说什么了。我又看见抽屉上的那把锁。
妈妈在学生手册上签了字，又把手册给我：“到底为什么不及格呢？是上课听不懂吗？”我摇摇头。我上课从来是专心听讲的。
“那为什么？”妈妈有些急躁了。
“那天，我和一个同学吵了架，测验的时候，脑子全乱了。”我老老实实地承认。我多么希望妈妈能了解了解我心里的苦处啊！
“为什么和同学吵架？”妈妈细长的眉毛挑起来了。不论我和谁吵架，也不管我有理没理，妈总是批评我。
“她嘲笑我的名字，一会儿叫我憾憾，一会叫我憨憨。她还问我，为什么要”憾憾“？是不是因为没有爸爸……”我的声音哽咽。妈咬了一下嘴唇。
“妈妈，你应该告诉我，你和爸爸到底为什么？”我大着胆子问。这个问题藏在我心里已经很久很久了。妈妈呀妈妈，告诉我吧，我已经十五岁了。
妈妈向我挥挥手：“出去玩吧！烦死人了！”抽屉上的那把锁好像移到了我心上。我突然感到，妈妈对我是陌生的。一切对我都是陌生的！
我小时候记忆中的妈妈多么慈爱啊！每天，妈妈下班回来，第一句话就是叫“环环！”这是我原来的名字。我跑着笑着扑到妈妈怀里。妈妈爱把我驮在背上，一面走，一面不停地叫：“环环！小环环！乖环环！美环环！香环环！”她叫一声，我应一声。最后，妈妈总是出我不意地大叫一声：“臭环环！”我常常上当，也答应了。每逢这时候，妈妈就笑得蹲下来。我在她面前跳脚，对她说：“我要告诉爸爸，妈妈坏！妈妈臭！”妈妈又把我搂在怀里，吻我，笑着，说着：“环环不臭。环环是妈妈的好宝宝，香宝宝！”那时候，妈妈爱给我穿一身红，红得像团火。妈妈心里也有一团火，环环身上多暖和啊！
可是自从妈妈和爸爸分开，我的名字改成“憾憾”，妈妈就变了。还是和以前一样，妈妈舍不得吃穿，尽量给我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可是妈妈很少和我亲热了。我在妈妈眼里好像只是一个要吃要穿的小动物。我觉得，我在妈妈的心里像美元在国际市场上一样贬值了。我不再是妈妈的“好宝宝、香宝宝”，而是妈妈的“遗憾”了。
我多么孤独！小孩就不会想到死吗？我也不是一个小孩子。我已经交了入团申请书。老师说我性情不开朗。
好吧！你有一把锁，我也有一把锁。你不让我了解你，我也不让你了解我。
妈妈给我讲过文学理论。日本人厨川白村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我赞成这种观点，我一苦闷就想写诗。我写了不给妈妈看。可是有一天，妈妈交给我一个精致的笔记本。我翻开扉页，妈妈已经写了几个字：“少年诗抄——孙憾”。妈妈怎么知道我写诗呢？稀奇！我已经在本上抄上好几首诗了。可是这一首——那天物理测验时写的，我就没有抄在“诗抄”上。我怕妈妈看见。我写在纸片上了。
我把纸片摊在桌上，欣赏自己的创作。
名字人们取笑我的名字，可见它是个笑柄。
一切啊，不要这样对待一个可怜的人。
名字啊名字，你不但是人们性格的象征，你还可以纪念某些事情，在人们心里引起回声。
虽然我没把那一天的日期记清，那不平静的夜晚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虽然我那时还很幼小，但记忆力却已经十分旺盛。
不会消逝的你啊，一直在折磨我的心灵。
我的心得不到平静，像大海的波涛此起彼伏地翻腾。
我那名字的来源，我不愿把它讲清。
让它留在我的心里，不要去折磨别人。
轻飘的风啊微拂的柳，告诉我这一切的一切吧，不要讥讽我的名字，让人们把它忘个干净。
我没有自己的抽屉。我的书包就是我的抽屉。我把这首诗塞在书包的最底层。
“环环！”妈妈突然这样叫了一声。我怔了一怔，才想起这是我的旧名。妈妈也在回想过去了。妈妈也想起小环环了。我站起来冲到妈妈身边，抱住妈妈的脖子，热切地问妈妈：“妈妈，你刚才叫我什么？再叫一遍！”“憾憾呀！我不是叫你憾憾吗？怎么，叫错了？”妈妈吃惊地问，一点也不像假装的。我的心又冷了。“叫我什么事？”我冷冰冰地问。“去烧壶开水吧！想喝杯热茶。”“好吧！”我回答，有意把水壶弄得丁丁当当地响。可是妈妈好像听不见。
“孙憾！妈妈在家吗？”又是这爷俩！我不情愿地叫了一声“许叔叔！”告诉他，妈妈在。
这些天到我们家来得最勤的客人就是他们了。都是因为妈妈给那个小男孩做了一双鞋。穿上鞋的当天就来了。那个爸爸拉着那个儿子，指着妈妈说：“叫妈妈，小鲲！叫呀！是她给你做的鞋。快说，谢谢妈妈！”那个儿子果然叫了一声“妈妈”，又说了一声“谢谢妈妈”。就为这个，我一见他们就恶心。规规矩矩地叫一声“阿姨”不好吗？偏要叫妈妈！我当然知道，在C城“妈妈”和“伯母”是可以通用的，可是姓许的明明比我妈妈的年龄大嘛！怎么能这样叫？还好，妈妈没有答应那小孩。
“憾憾！水还没开吗？给客人泡茶！”妈妈叫我了。我把水提上来的时候，小鲲正伏在妈妈膝旁，妈妈慈爱地抚着他的头，像对自己的孩子。我的脸发烧了。家里有新茶，刚刚买来的。可是我给姓许的泡了一杯陈茶末子，末子漂了大半杯，让他尖着嘴去吹。像个猢狲。真像猢狲。妈妈不满地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我心里有一丝高兴。只有一丝。
“把你的糖拿出来给小弟弟吃。”妈妈对我说。
“我的糖吃完了！”我没好气地回答。谁的小弟弟？有糖也不给他。
妈妈吃惊地看看我，又朝柜子上的糖果罐看了看。“才买了一斤糖，怎么就吃完了呢？”她一定这么想。但是她并没有这样问我，更没有自己去拿糖。从这一点看，妈妈对我还有点感情。
我拖过一张椅子在写字台的一端坐下，声音很响。妈妈温和地对我说：“轻点，憾憾！有客人。”我不理。客人！真稀奇煞了！
我装着做功课的样子，实际上听他们谈话。前几次他们来，我都出去了。谈得很晚很晚。有那么多的话？妈妈为什么不嫌烦？和我多说一句就烦了：“出去玩吧，我烦死了！”“最近在搞些什么呢？”妈妈问姓许的。
姓许的回答：“我能搞什么？孩子身上没衣服，学着给孩子做了两件衣服。老何骂了我，又送了一套衣服给小鲲。可是我还得做，日子长着呢！”说完，他可怜巴巴地望着妈妈。
妈妈的脸有点红。她把头转过去，叹了一口气说：“家务要做。业务也不能丢呀！系里要安排你教学任务呢！”“我当然想搞点业务！”姓许的说，“可是奚流同志对我不放心，我不想使你为难。就这人家已经说你包庇重用我了。其实，他们又不是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是两派，我批判过你，对不起你看他那副鬼样子！头越来越往妈妈面前伸过去。妈妈把椅子往后拉了拉，打断他说：”老许，说这些干什么？我们之间谈不上谁对不起谁。要是像你我这样的人能够把那一段历史的责任承担起来，我一定与你好好地算算这一笔账。可惜，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取得对历史负责的资格，倒是历史应该对我们负责。至于每个个人的教训，那是另一回事。你有你的教训，我有我的教训。这一方面，谁也包庇不了谁，谁也代替不了谁。“又是谈这些事，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从我刚刚懂事的时候起，就不断地听到这几个字。广播喇叭里天天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幼儿园里阿姨教我们喊口号：”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万岁、万万岁！“什么叫”史无前例“？直到今天我才真懂。这几年，妈妈和她的朋友们只要走到一起，就谈文化大革命。我的耳朵都听得起了老茧。今天又谈这个了。今天倒还好，两个人都很冷静。往常，还吵架呢！真吵啊！吵得脸红脖子粗的。可是最后，总是一个人先妥协：”好了，好了！我们都是小小老百姓，总结历史经验可不是我们的事情。怎么样，还是谈谈增加工资的事吧！谈谈小菜篮子。哈哈哈！“于是，他们都像小孩一样，吵得再厉害，只要勾勾小手指头，就和好了。可是下一次碰面，照样吵这些问题。听的次数多了，我也听出了一些门道。他们都对自己的过去——他们叫”前半生“——很懊恼。”历史啊！历史跟我们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一位叔叔像朗诵诗一样说。妈妈说他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判的是无期徒刑，因为反对林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