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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坏女孩的恶作剧:何为爱情的真面目
【作者】[秘]马里奥.巴..
【类别】外文
【状态】全本
【更新】2011-09-28已更新至43章
【本册章节】第1-43章
【简介】何为爱情的真面目？
里卡多还在幼年时期就怀有了一个梦想，这种梦想从他记事起就在故乡利马出现在他的脑海oe：移居巴黎。然而少年时代的一场恋情导致的反复别离和重逢却将改变一切。那个不满于现状、冒险成性、极端实用主义而又不安分守己的女孩将把他从他那雄心勃勃的狭小世界里拖出来。作为像伦敦、巴黎、东京或马德里这些大都市动荡和兴盛时代的见证人，两个主人公的生活将始终交织缠绕在一起，却而又无法完全吻合。在喜剧与悲剧、现事与虚构之间，《坏女孩的恶作剧》成功地演示了一种飘忽不定的爱情，这种爱情如同坏女孩一样，有着千变万化的面孔。激情与冷漠、偶然与命运、痛苦与快乐……这是略萨所有作品中最妙趣横生、激情四射、撼人心弦的一部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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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坏女孩的恶作剧》 内容提要
何为爱情的真面目？
里卡多还在幼年时期就怀有了一个梦想，这种梦想从他记事起就在故乡利马出现在他的脑海oe：移居巴黎。然而少年时代的一场恋情导致的反复别离和重逢却将改变一切。那个不满于现状、冒险成性、极端实用主义而又不安分守己的女孩将把他从他那雄心勃勃的狭小世界里拖出来。作为像伦敦、巴黎、东京或马德里这些大都市动荡和兴盛时代的见证人，两个主人公的生活将始终交织缠绕在一起，却而又无法完全吻合。在喜剧与悲剧、现事与虚构之间，《坏女孩的恶作剧》成功地演示了一种飘忽不定的爱情，这种爱情如同坏女孩一样，有着千变万化的面孔。激情与冷漠、偶然与命运、痛苦与快乐……这是略萨所有作品中最妙趣横生、激情四射、撼人心弦的一部长篇小说。
[2]《坏女孩的恶作剧》 媒体推荐
这是一次壮举，实现了伟大的正义。略萨是一位非凡的语言创造者。这位秘鲁作家属于全世界。
——秘鲁总统阿兰.加西亚
略萨描写对话的技巧娴熟……总能着眼于大局。对权力结构制图般的细腻描绘以及个人抗争、反叛和最终获胜形象的尖锐刻画。
——瑞典皇家科学院
[3]《坏女孩的恶作剧》 目录
第一章智利小姑娘
第二章游击队员
第三章新潮伦敦的赛马画师
第四章销魂城堡的“译员”
第五章不会说话的小男孩
第六章防波堤的建设者阿基米德
第七章拉瓦皮耶斯的马塞利亚
附：略萨访谈录我想探讨一种脱离浪漫主义神话的爱情
[4]《坏女孩的恶作剧》 导语
本书写的是一个自幼就把金钱看成是唯一幸福的女孩和一个胸无大志、“只要能移居巴黎、有一份工作”就一切满足的平庸的翻译工作者里卡多（被称为好男孩）苦恋一生的故事。这个故事从两个人幼年在秘鲁的利马相遇写起，继而写到他们在巴黎的青年时期的偶然重逢、热恋与痛苦的别离、在伦敦的中年时期重新相遇与爱得死去话来、在日本的奇遇，直至这场爱情凄凄惨惨最后结束于在马德里的老年时期。时间跨度整整四十年。
略萨的每一篇作品都带有自传成分，而这部新作更是带有浓重的自传色彩。
[5]《坏女孩的恶作剧》 前言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致中国读者的来信
亲爱的朋友们：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给你们写这封短信。说真话，我从来没想到我写的故事能到达如此遥远的地方，亦即从我儿时起似乎就构成我梦境中一部分的国家，也是我心目中非现实景物组成部分的国家，就如同我在历险故事中读到的那许多奇异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国家一样。现在我知道了，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非常强大的国家。在她的众多的人口中，有一些读者与我共同分享我在我的小说中创作的那个神奇的世界，这对我花费了那么多时间、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写我的故事和长篇小说，是一种莫大的补偿。
从非常年轻的时候起，由于阅读给予我的极大乐趣，我就渴望成为一个作家。我总是说，我一生中最美妙的事情就是学会了阅读。因为，由于阅读，读者的生活会倍加充实，得到极大的丰富，得到种种没有让我们眼花缭乱、进入我们记忆中的小说的帮助绝对不会得到的体验。我之所以渴望成为作家，其目的向来是为了要把我一生中那些伟大而可爱的朋友让我感受到的激奋，通过我创作的故事，尽可能多地传达给读者；而那些伟大而可爱的朋友本身就是我读过的最佳作品。文学是一种世界语言。尽管读者在时代、地点、信仰和语言上千差万别，但文学在他们中间确立的却是人类的团结、感情的纽带、共同的愿望和情感的交融，以及相互的声援。而这一切表明，在全人类的心灵深处，他们之间存在的是亲近。此乃我希望我的著作带给我的中国读者的信息：友谊、理解和兄弟之情。
向诸位和你们每一个人致亲切的问候！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二○一○年四月三十日于马德里
[6]《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1）
“墨西哥美”餐馆位于卡奈特街和吉沙德街交叉的弯角处，距圣茹尔比斯广场只有一步之遥。我抵达巴黎的第一年，囊中羞涩，日子难过，许多个晚上都去站到这家餐馆的内门外，等待着保尔拿着一点蕉叶玉米粽子，一点小饼，一点肉，或者是一点玉米面辣椒肉馅饼走出来，我把这些食物带回我在参议院旅馆的阁楼里，趁着它们还没凉之前吃掉。保尔本来是作为帮厨进入“墨西哥美”餐馆工作的，但不久之后，由于他娴熟的烹饪技术，很快就升任为厨师长助理。当他放弃了一切全身心地投入革命的时候，他已是这家餐馆持证的正式厨师了。
在六十年代初，巴黎正经历着古巴革命的热潮，那儿聚集了来自五大洲的青年人。这些青年人跟保尔一样，梦想着在他们的国家同样出现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蓄着大胡子的伙伴们的史诗般的英雄业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有的是当真的，有的是觉得好玩，聚集在咖啡馆里策划着谋反。除了在“墨西哥美”餐馆干活谋生外，在我到达巴黎没几天认识他的时候，保尔还在巴黎大学上些课学习生物，为了革命，他把学业也放弃了。
我们是在巴黎拉丁区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交上朋友的。我们一伙南美人经常在这家咖啡馆里聚会，塞瓦斯蒂安.萨拉萨尔.邦迪在他的一部故事集中称这些南美人为“巴黎穷人”。保尔知道我手头拮据后，打算在伙食方面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因为在“墨西哥美”餐馆剩饭很多。晚上十点钟左右，他叫我从内门进去，让我吃“一顿丰盛的热乎乎的免费大餐”。这样的事，他对其他穷同胞们已经做过。
他大约至多有二十四五岁，身材长得像个带脚的木桶，很胖很胖。人很热情，喜欢交朋友，也很健谈。嘴上总是笑嘻嘻的，这使他的面颊显得很丰满。他在秘鲁学过几年医，在奥德里亚将军独裁统治时期，由于是著名的一九五二年圣马科斯大学罢工的组织者之一，曾蹲过一段时间的监狱。在到达巴黎之前，他在马德里呆了两年，在那儿同布尔戈斯一个姑娘结了婚。现在他们刚刚生了个男孩。
保尔住在马雷区，当时在戴高乐将军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开始彻底拆除十七和十八世纪的那些古老的摇摇欲坠、长满青苔的高楼大厦进行重建之前，那个区里的居民是手工业者、家具木工、鞋匠、裁缝和穷犹太人，以及大量的无偿还能力的学生和艺术家。除了那些在“墨西哥美”餐馆的匆匆相见之外，中午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在奥台翁十字路口的小清泉咖啡馆或者圣米歇尔和圣日耳曼两街交叉拐角处的克吕尼露天咖啡馆聚在一起喝喝咖啡，互相聊聊自己的境遇。当时我的境况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去找到一份工作，这事可不容易，因为我在秘鲁一所大学的律师学位证书在巴黎不能打动任何人，而我的英语和法语也难以很好地派上用场。保尔干的事情就是为要把秘鲁变成拉丁美洲第二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革命做准备工作。一天，他突然问我是否对去古巴接受军事训练的奖学金感兴趣，我回答他说，尽管我非常非常地喜欢他，同情他，但我对政治一点也不感兴趣，而且，我厌恶政治，我的全部幻想就在于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能够今后在巴黎马马虎虎地度日(请原谅我小资产阶级的胸无大志，哥们)。我还告诉他，不要把他们的任何阴谋告诉我，我不想整天在惶惶不安中过日子，老是担心会泄露点什么，对他和他的同伴们带来伤害。
[7]《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2）
“你别担心，我相信你，里卡多。”
他的确相信我，尽管我作了那样的表态，他根本不予理睬，还是把他干的事和盘托给了我，包括那些最机密复杂的革命准备工作。保尔属于左派革命运动(MIR)，这个组织是跟秘鲁阿普拉党持不同政见者路易斯.德拉普恩特.乌塞达所创建。古巴政府已经给了左派革命运动一百个奖学金，让秘鲁的姑娘和小伙子们接收游击队训练。在北京和莫斯科对立的那些年代，当时古巴好像倾向于毛主义路线，尽管后来由于实际上的理由最终与苏联人结盟。拿到奖学金的人，由于美国对那个岛屿的严格封锁，他们必须路经巴黎去他们的目的地，保尔不得不克服重重困难让他们在巴黎转机时住下来。
我在这些后勤工作中助他一臂之力，帮他在据保尔说是阿拉伯人开的可怜巴巴的小饭店里预定房间，把那些未来的游击队员两个两个、甚至三个三个地塞进一个简陋不堪的的小屋子里或者某个愿意为世界革命添砖加瓦的某个拉丁美洲人或法国人的一个闲置的房间里。在我位于圣茹尔比斯大街的参议院旅馆的阁楼里，有一次我就背着女管理员奥克莱尔夫人藏过某个这样的奖学金获得者。
拿到这种奖学金的人五花八门，十分的庞杂，有许多是在圣马科斯大学学习文学、法律、经济、学科研究和教育的学生，他们此前已经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或其他左派组织。除了利马人之外，还有来自省里的小伙子，甚至有一些农民，他们是普诺省、库斯科和阿亚库乔的印第安人。这些人被他们村子里和安第斯共同体的豪言壮语弄得晕头转向，被招募后天晓得怎样就稀里糊涂地来到了巴黎。他们呆头呆脑地看着巴黎的一切，在我跟他们从奥利机场到饭店的一路简单交谈中，有时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要享受什么样的奖学金，也不完全清楚将接受怎样的训练。他们并非所有人都是在秘鲁拿到的奖学金，有些人是在巴黎拿到的，这些人属于那个在巴黎拉丁区游荡的混杂的秘鲁人群体：学生、艺术家、冒险家和流浪者。在他们中间，最奇特的是我的朋友招魂术者阿方索，他是被利马一个神智学派别送到巴黎继续研究通灵学和神智学的，而保尔的雄辩术夺走了他所有的幽灵，把他安置在革命的天地间。阿方索是一个白人小伙子，很腼腆，几乎不开口说话，他身材瘦削，疯疯癫癫又精神早熟。在我们中午于克吕尼或小清泉咖啡馆的交谈中，我旁敲侧击地提醒保尔，在左派革命运动派往古巴，有时是派往北朝鲜或人民中国的奖学金享受者中间，有许多人只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旅游一下，他们绝不会肩扛步枪、背着行囊爬上安第斯山或者死心塌地地深入到亚马孙地区。
“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我的老伙计。”保尔回答我说，摆出一副通晓历史规律的大师架势，“这些人中间如果有一半响应我们，革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不错，左派革命运动做事有点急躁，但是，他们怎么能高枕无忧、舒舒服服地睡大觉呢？历史犹如乌龟爬行那样慢慢腾腾地发展了那么多年后，突然间，由于古巴，它一下子变成了一颗流星。应该行动起来，在行动中学习，跌倒了再爬起来。时间不允许招募年轻的游击队员要通过知识考试、身体考验和心理测试。重要的是要抢在古巴将这一百个奖学金名额给其他组织——共产党、解放阵线、特洛茨基分子——之前把它们拿到手，因为后者们也要抢先发动秘鲁革命。
[8]《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3）
我到奥利机场去迎接那些奖学金享受者并且负责把他们安置到小饭店和公寓里住下来，让他们关在那儿等待转机去古巴，那都是些很年轻的男孩子，有的还尚未成年。一天，我发现他们中间也有几个女孩子。
“你接上她们送到蓋吕萨克街那家小饭店去。”保尔吩咐我说，“她们是安娜同志，阿莱特同志，欧弗拉西亚同志，你要好好接待她们。”
那些奖学金享受者中间有一条严格的规定，就是不准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即使在他们中间也只能称呼外号或联合行动的姓名。我一见到那三个女孩就觉得不知在什么地方见过那位阿莱特同志。
安娜同志是一个健壮的、浅褐色皮肤的神态活泼的姑娘，她比另外的两位同志年长一些，我从那天上午她谈的一些事情和两三次对她的观察中，估计她应该是女教师工会的领导人。欧弗拉西亚同志是一个瘦弱的混血儿小姑娘，大概年龄在十五至十八岁之间。她显得十分疲倦，因为在长途旅行中，她不但没合眼，而且还由于飞机颠簸吐了两次。阿莱特同志的身材很美，杨柳细腰，肤色白净，尽管跟其他两位姑娘一样穿着十分简朴——裙子和粗线毛衣、细棉布衬衫、平底鞋、市场上卖的那种普通发卡——但是在她的行走和举手投足中却显示出一种异常的女性美，特别是在询问出租车穿过的街道时，她那抿着的丰满的双唇更是迷人。当我们接近她要下榻的那家蓋吕萨克街小饭店时，她观赏着树木葱茏的林荫大道、错落有致的高楼大厦、走在大街上手持提包、书籍和笔记本的一群群的男女青年和巴黎大学周围的法国风味餐馆，那双表情丰富、乌亮乌亮的大眼睛中闪烁着一种渴望的东西。饭店给她们安排了一个没有浴室、没有窗户的房间，床也只有两张，她们三人只好凑合着睡了。告别的时候，我又向她们重复了保尔的指示：在下午某个时候他来看她们给她们讲解在巴黎要干的事情之前，她们不准离开饭店。
我走到饭店门口，点上一支烟正准备离开的时候，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这个房间会让我患幽闭恐怖症的。”阿莱特同志微笑着对我说，“再说，一个人不是每天都到巴黎来的，该死的!”
那时，我一下子认出她来了。自然，她大变了，特别是说话的方式，但是从她整个身上仍然流露出那种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奸猾，这奸猾包含着一点大胆、自发和挑逗的意味，这从她挑衅性的姿态上可以看得出来：她的胸部和脸庞往前探着，一只脚稍往后退，小屁股高高地翘起来，目光中充满了嘲弄，这使她的交谈者弄不清她的话是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她身材矮小，手和脚也很小，现在头发变成了黑色，而不是以前的浅色了，用一根带子扎着，一直垂到肩部。两颗眸子闪烁着光芒。
[9]《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4）
我提醒她我们要干的事是绝对被禁止的，为此让(保尔)会骂我们的。我带她到先贤祠、巴黎大学、奥台翁广场和卢森堡公园逛了一圈，最后在雅典卫城餐馆用了午餐；那是老戏剧院街的一家希腊小餐馆，但对我的经济状况而言已经是奢侈了。在那三个小时的交谈中，她违反革命行动保密的规定，告诉了我她曾经在天主教大学学过文学和法律，多年参加了地下共产主义青年团，跟别的同志一样，她已经转入了左派革命运动，因为这个组织搞的是真正的革命运动，而那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到了当代已经是一个僵化的、落伍过时的党派。她只是机械地把这些事讲给我听，并没有太大的信心。我告诉她我正在为找一份工作而奔波，以便在巴黎待下来，并且告诉她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竞聘一份西班牙语翻译的工作上，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安排的，第二天我就去应试了。
“你把手指交叉起来，这样在桌子上敲三下，你的考试就通过了。”阿莱特同志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很认真地说。
“这种迷信的说法跟马列主义科学学说可以共存吗？”我对她挑衅说。
“为了达到目的，一切手段都可以使用。”她当即回答道，非常果断。但是，她马上又耸了耸肩膀，脸上露出微笑：“我还要为你做念珠祈祷，让你通过考试，尽管我不是信徒。你会向党告发我迷信吗？我想不会。从你的小脸上看出你是个善心的人……”
说罢，她莞尔一笑，笑时，脸上现出儿时同样的酒窝。我送她回到她住的饭店。我向她表示，如果她同意的话，我就请求让同志准许我在她继续她的革命行程之前，带她去看看巴黎的其他地方。“太棒了!”她说，把她一只纤弱的手伸给我，好久才跟我的手分开。这位女游击队员很漂亮，魅力无限，十分讨人喜欢。
第二天上午，在二十个申请人中间，我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招收译员的考试。考试的内容是把五、六份文稿由英文和法文译成西班牙文，非常容易。我对“artroman”这两个词的译法有点拿不准，开始译成了“古罗马艺术”，但是后来在检查时，我弄懂了是“浪漫主义艺术”的意思。中午的时候，我跟保尔到小清泉咖啡馆去吃香肠炸土豆，我开门见山地要求他答应在阿莱特同志停留巴黎期间让我带她出去玩。他狡猾的看着我，摆出一副教训我的样子：
“跟女同志们发生性关系是绝对被禁止的。在古巴和在人民中国，革命时期跟一个女游击队员发生性关系会被枪毙。你为什么要带她去玩？你喜欢这个姑娘吗？”
“我想是的。”我向他坦白道，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如果这会给你带来麻烦……”
“你能忍得住吗？”保尔笑了，“别那么虚伪了，里卡多!带她去吧，别让我知道，这可要记好了，千万别让我知道，事后再把一切告诉我。特别要注意，戴安全套。”
[10]《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5）
那天下午我就去她在蓋吕萨克街的小饭店里找阿莱特同志，带她去哈普街的乡村客舍旅店吃了一份煎牛排，然后又带她去了御弟街的“中途站”夜总会，在那儿，那些日子正有一个叫小卡门的西班牙姑娘学着朱丽叶.格雷柯的样子身穿一身黑衣在一把吉他的伴奏下唱，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说古诗和内战时期的共和派歌曲。我们喝了几杯加可口可乐的朗姆酒，那种饮料已经开始叫自由古巴了。那地方不大，黑乎乎的，烟雾腾腾，又闷又热，小卡门唱的是叙事诗或者是幽怨的歌曲，当时人还不多。在我们喝完酒之前和我告诉了她由于她的巫术和她的念珠祈祷我顺利地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试之后，我抓住她的手，把我的手指和她的手指交叉在一起问她是否察觉到我在十年前就爱上了她。
她笑了起来。
“你不认识我就爱上了我？你是说十年以来你一直希望有一天在你的生活中出现一个像我一样的姑娘？”
“我们早就认识，只是你不记得了。”我回答她说，话说得很慢，一边窥视着她的反应。“当时你叫莉莉，装成是智利小姑娘。”
我以为听了这话她会有一种紧张的举动，惊讶地把手从我的手中抽回去，或者紧紧地攥住我的手。但是，完全不是这样，她依旧安静地让我拉着她的手，没有半点失态的样子。
“你说什么？”她轻声说道。在暗影中，她俯下身来，脸几乎贴着我的脸，我都感到了她的呼吸。她的双目审视着我，企图猜出我话语的含义。
“你还会把智利小姑娘轻快活泼的歌曲模仿着唱得那么美妙吗？”我一边吻她的手一边问她，“你不会说你不懂我说的什么意思吧!你也不记得我三次向你表白爱情你三次拒绝了我的事吗？”
“里卡多，小里卡多，理查德.索莫库尔西奥!”她惊叫起来，很高兴的样子。哦，对了，现在我感到她的手把我的手攥紧了。“小瘦猴!那个衣着整洁、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表面看起来可真是天真无邪呀。哈，哈!那就是你!哎呀，笑死人了!那时你就已经是一副伪君子相了。”
但是，尽管如此，过了一会儿，当我问起她为什么在搬到米拉弗洛雷斯的埃斯佩兰萨大街时她和她妹妹要装成智利女孩时，她却一口咬定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她说：“这样的事是怎样给我编排出来的？那该是别的人吧。”她声称她从来没叫过莉莉，也从来没有过妹妹，更没有在那个时髦城区居住过。以后她的态度将永远是这样：在我面前否认她假装智利女孩的经历，尽管有时候，就像在“中途站”夜总会那天晚上，当她对我说她认出了我就是十年前那个半傻瓜似地乳臭未干小孩子时，无意中她露了点馅儿——一种形象，一种暗示——证明她就是我们童年时代那个假智利女孩。
我们在“中途站”夜总会待了很久，我可以吻她，抚摸她，但是她却没有反应。当我寻找她的嘴唇时，她没有躲开，但是没有任何回应的动作，只是无动于衷地让我吻她；自然，她从不张开嘴，让我吮吸她的唾液。当我的双手抚摸她的腰部、肩膀，最后停留在她那像挺出的蓓蕾似的坚实的乳房上时，她的身体同样是如冰块一般纹丝不动。她安静地呆着，完全被动，任凭我激情洋溢，仿佛一个女王对待她臣民的尽忠宣誓和崇敬，直至最后她很自然地提醒我说我的抚摸要有伤风化了，才把我推开。
[11]《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6）
“这是我第四次求爱，智利小姑娘，”走到蓋吕萨克街小饭店的门口时我对她说，“最后总该答应了吧？”
“等等看吧。”她给了我一个飞吻，离开了。“你不要放弃希望，好男孩。”
这次见面后接下来的十天里，我和阿莱特同志有点像度蜜月一般。我们天天见面，我把姑妈阿尔韦塔汇来的剩余的钱花了个精光。我带她去了卢浮宫和网球场,去了罗丹博物馆和巴尔扎克及维克多.雨果的故居，去了于姆街的电影资料馆,去人民国家剧院看了一场让.维拉尔执导的演出(我们看了契诃夫的《疯人普拉托诺夫》，在这场演出中，维拉尔亲自扮演主角)；星期日，我们乘火车去了凡尔赛。在那儿我们参观宫殿之后又在树林中长时间地散步，结果遇上雨，被淋了个落汤鸡。在那些日子里，随便哪个人都会认为我们是一对情侣，因为我们时时都拉着手走在一起，以任何的借口吻她和抚摸她。她让我那样做，有时很兴奋，有时非常冷淡，最后总是以不耐烦的神气终止我的热情表现：“行啦，里卡多!”偶尔她也会用一只手梳理我的一缕头发或把它分开来，或者用一个尖尖的手指摸摸我的鼻子或嘴巴，仿佛要把它们弄光滑，那种抚摸颇似一个温情的女主人抚摸她的卷毛狗。
经过这十天的亲昵接触，我得出了准确的结论：阿莱特同志对政治的态度很一般，特别是对革命，她根本就不感兴趣。她说的自己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又加入了左派革命运动，以及曾在天主教大学学习的事，都可能是瞎编出来骗人的，难以令人相信。她不仅自己从不谈起政治和大学的事情，而且当我把话题转到这方面的事情上时，她总是无言以对，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所以就设法尽快转换话题。显然，她拿到这份游击队员的奖学金，是为了离开秘鲁去游览世界，或者换另一种说法，由于她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女孩子——这一眼就看得出来——不如此她就永远难以达到这样的目的。但是对这样的事我什么都不敢问她，以免使她难堪和迫使她讲出另外的胡编乱造的不可信的故事来。
在我们羞羞答答度蜜月的第八天，她突然答应跟我在参议院旅馆过夜。这事我前些天要求过，或者说恳求过，但均徒劳无益。这一次是她采取了主动：
“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我陪你。”晚上我们在图尔农街的一家法国风味小吃店吃着两个夹瑞士格鲁耶尔奶酪的棍面包三明治的时候(我身上的钱已经不够进饭店了)她对我这样说。我的心跳马上砰砰地加速了，仿佛刚跑完马拉松。
[12]《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7）
经过跟参议院旅馆的门卫一再交涉——他说：“旅馆谢绝夜间来访，先生。”——阿莱特同志不动声色，我们终于爬上没有电梯的五层楼到了我的阁楼。她让我吻，让我抚摸，让我脱掉她的衣服，始终是那种奇怪的无所谓的态度，不让我缩短她面对我的吻、我的拥抱和爱抚跟我所保持的看不见的距离，尽管她把身体献给了我。她躺在屋角的小床上，那儿的屋顶是倾斜的，唯一的一个灯泡的光亮勉强照射到那儿。我看到她的裸体很激动。她身体很瘦，四肢匀称，腰肢是那样的细，我觉得我的两只手就可以把它掐过来。在一小片阴毛下面，皮肤比身体的其他部分更光泽。她的皮肤呈黄褐色，令人联想起东方人的血统，柔软而嫩生。她依旧如惯常那样被动，让我长时间地从头吻到脚，我在她耳边为她朗诵聂鲁达的诗《婚礼上的用品》，她就像对待耳旁风；我喃喃地、断断续续地向她道出情语：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夜晚，我从没有像渴望得到她那样渴望得到过任何人，我一直在爱着她。她对这些缠绵的情话同样是无动于衷。
“太冷了，我们盖上毯子吧。”她粗俗地打断我说，让我回到了现实中。“看把你冻得那个样子!”
我正想要问她我是否应该小心一点儿，但是由于看到她那副轻佻放荡、满不在乎的样子感到生气，我没有那样做，好像她对干这事有着几个世纪的经验，而我却是个雏儿似的。我们做爱时很困难。她十分坦然的献身于我，没有丝毫障碍，但是她身体很瘦小，我每次用力想插进去，她的身体都抽缩起来，脸上露出痛楚的表情，嘴里说：“慢一点，再慢一点。”最后我终于做完了爱，那过程我感到很幸福。真的，没有任何事像我跟她在那儿呆在一起时让我产生过那么多幻想；千真万确，在我为数不多的昙花一现的风流韵事中，没有一次像她这样让我产生既温柔又渴望的感觉，但是我怀疑阿莱特同志的感觉同样如此。在整个做爱过程中，她给我的印象是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对她根本没有关系。
第二天清晨，当我睁开眼睛时，她已经洗漱过穿好了衣服，站在床边观察着我，目光中透出深深的不安。
“你真的爱上我了吗？”
我几次做了肯定的回答，继而伸出手去拉她的手，但是她没有把手伸过来。
“你愿意我留在这儿跟你在巴黎一起生活吗？”她问我，语调就好像是建议我去看一场戈达、特吕弗或是路易.马勒那几位名导演执导的新潮电影，那些影片当时正在热映中。
[13]《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8）
我又表示同意，心中却十分地忐忑不安。这就是说智利小姑娘也爱上我了吗？
“我不是为了爱，干吗要欺骗你哩。”她冷冰冰地对我说，“但是，我不想去古巴，更不想回秘鲁。我想留在巴黎。你可以帮助我解除对左派革命运动的的许诺。你跟让同志谈谈，如果他能解放我，我就来跟你生活在一起。”她稍微沉吟了一下，叹了口气，又让步说：“可能最后我会爱上你。”
第九天，我把事情跟大胖子让谈了。这次我们中午的见面是在克吕尼咖啡馆,面对两个火腿、干酪夹心面包和两杯速溶咖啡，他斩钉截铁地对我说：
“我不能解放她，只有左派革命运动的领导才能解放她。但是，即便如此，她向我提出这件事的本身就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还是让她去古巴吧，继续她的旅程。到那儿后让她装着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都不适于武装斗争，那时我可以建议领导让她留在这儿做我的助手。这样告诉她吧,特别是,这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否则我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我的老伙计。”
我怀着十分痛苦的心情去把保尔的回答转达给阿莱特同志，而最糟糕的是我还要鼓励她听从保尔的劝告。被逼无奈的分别对于我比对她更痛苦。但是我们不能毁掉保尔，她也不能跟左派革命运动闹翻，那会在将来给她带来麻烦。训练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她可以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完全不适应游击队生活，甚至不断地装着晕倒。与此同时，我在巴黎这儿将找到一份工作，准备一套房间，等着她……
“我知道你会哭的，你会怀念我，白天黑夜地想我。”她打断我说，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目光严厉，声音冷冰冰的。“好吧，我看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三个月以后再见吧，小里卡多。”
“为什么你现在就告别？”
“让同志没给你说吗？明天一早我就启程途经布拉格去古巴了，你已经可以开始流告别的眼泪了。”
第二天她真的走了，我没能送她去机场，因为保尔不允许我去。下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这个胖子让我的精神完全崩溃了，他对我说我不能给阿莱特同志写信，也不能收她的信，因为出于安全的考虑，那些享受奖学金的人在训练期间要切断一切对外联系。保尔甚至对训练结束后阿莱特同志在回利马时是否途径巴黎都没有把握。
[14]《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9）
有好多日子我都变成了一个呆头呆脑的人，白天黑夜地责怪自己没有勇气告诉阿莱特同志，尽管保尔不允许，她也要跟我一起留在巴黎，而不是劝说她继续去干那桩天晓得会有什么结局的冒险之事。直至一天我从我的阁楼里出来到圣茹尔比斯广场上市政厅咖啡馆去用早餐时,奥克莱斯夫人把一封盖着教科文组织印章的信交给我。我的考试合格了，翻译部部长约我去他的办公室。部长是一位头发花白、文质彬彬的西班牙人，姓查尔内斯，人很客气。当他问起我的“长远计划”，我回答他说“我要老死在巴黎”的时候，他开心地笑了。他告诉我暂时还没有任何固定的位子，但是可以作为编外人员聘我在全会期间和机关工作超负荷时做临时工作，这种情况还是经常有的。从这一刻起，我认为我永久的梦想，噢，也就是从我记事起我就有的梦想，就是一辈子住在巴黎，有把握开始实现了。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大步。我开始每月理两次发，每天上午都穿外套和打领带。我在圣日耳曼或奥台翁两条大街上的地铁站乘地铁，一直坐到塞居尔站，那儿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我在教科文组织的工作时间是上午九点半到一点，下午从两点半到六点。在一个小房间里，任务通常是把那些乏味的有关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二世建在尼罗河上的阿布辛拜勒神庙遗址搬迁的文件翻译成西班牙文，或者是翻译有关保护在撒哈拉大沙漠马里地段的一些山洞里发现的用楔形文字写成的文件残存部分。
说来奇怪，在我的生活发生改变的同时，保尔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他依旧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我们见面的机会可越来越少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最近我刚刚接受的官方的差事，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开始漫游世界，代表左派革命运动去参加各种代表大会或会见什么人，为的是争取世界和平、解放第三世界、反对核扩散、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进步事业。保尔有时回到巴黎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我，在他待在巴黎期间，每周我们就两三次一起吃饭或喝咖啡。每每这时，他就告诉我他刚刚从北京、从开罗、从哈瓦那、从平壤或者从河内回来，在那儿他不得不以压根还没开始的秘鲁革命的名义、面对三十个国家的五十个革命组织的一千五百名代表大谈拉丁美洲革命的前景。保尔表示有时他对这种情况感到迷惘，好像生活在梦里。
[15]《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10）
如果不是由于我对他无可非议的正直和诚恳非常了解，很多时候我都会认为他是在吹牛，是为了打动我，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几个月前还是在“墨西哥美”餐馆靠做帮工谋生的巴黎的南美人，如今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成了来回飞越大洋、跟中国、古巴、越南、埃及、北朝鲜、利比亚、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交往的做着环球旅行的革命大人物了呢？然而，这是事实。保尔由于无可估量的因素和革命导致的奇奇怪怪的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关系、利益和混乱，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人物。这一点我在一九六二年的那些日子里得到了证实，即在那些日子里，由于企图杀害流亡到巴黎的外号人称“发电机”的摩洛哥革命领袖本.巴尔卡，新闻界很是鼓噪了一番。三年后，即在一九六五年十月，本.巴尔卡在走出圣日耳曼.台普雷广场的一家名叫“李普”的咖啡馆时被绑架，从此永远地失踪了。保尔中午到教科文组织来找我，我们去了一家咖啡馆吃三明治。他脸色煞白，眼圈发黑，说话声音都变了，我从未见过他这么紧张。本.巴尔卡当时正在主持一个革命力量的代表大会，而保尔也是这个代表大会的领导成员之一，两个人经常见面，最近几个礼拜一直在一起旅行。杀害本.巴尔卡的企图只能是来自中央情报局，现在左派革命运动在巴黎也感到危险了。保尔问我，在他们采取应有的防御措施之前，他是否可以把两个箱子在我的阁楼里放几天。
“我只要有一点办法，就不会给你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果你拒绝我，那没有任何问题，里卡多。”
我答应他，但他得告诉我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一个箱子里装的是文件。纯理论炸药：计划、地址、有关在秘鲁行动的准备工作。另一个箱子装的是美元。”
“多少美元？”
“五万。”
我考虑了一下：
“如果我把这两个箱子交给中情局的话，他们会留给我五千美元吧？”
“请你想一想，当革命胜利的时候，我们可以任命你为教科文组织大使的。”保尔继续鼓动我说下去。
我们开了一阵玩笑，傍晚的时候，我把两个箱子拿走放到了我的床底下。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处于极度恐惧之中，想到如果有个小偷把这些钱偷走，左派革命运动绝不会相信是被人偷走，那时我就变成了革命的对象，吓得我的头发根都竖了起来。到了第六天，保尔带着三个陌生人来把那两个让我遭罪的“客人”带走了。
[16]《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11）
每次我们见面，我都向保尔打听阿莱特同志的情况，他从不用假消息来欺骗我。他说他感到很遗憾，他没能探听到这方面的任何消息。古巴人在安全问题上是非常严格的，对那些人的下落绝对保密。他唯一肯定的是阿莱特同志还没有从巴黎经过，因为回秘鲁的奖学金享受者经过巴黎时都要在他那儿登记。
“她在这儿经过时，我第一个就告诉你。那个姑娘真是把你迷住了，对吗？可是，为什么？我的老伙计，她可并不那么漂亮啊!”
“不知道为什么，保尔，她真的把我迷住了，这没错。”
由于保尔的新生活，在巴黎的秘鲁人圈中开始说他的坏话了。那些人是不写作的作家，不绘画的画家，既不弹奏乐器也不作曲的音乐家，还有坐在咖啡馆里发泄失望、妒忌和厌倦情绪的革命者。他们说保尔已经沉于女色，成了一个“革命官僚”。他待在巴黎干什么？干嘛不去跟那些派去接受军事训练的姑娘小伙子们在一起，然后偷偷地回到秘鲁，开始在安第斯山进行游击活动？在激烈的争论中，我站在他的一边，替他说话。我知道，尽管有了新的条例，保尔的生活仍旧绝对简朴。不久以前他的妻子还在靠打扫房间挣点钱补贴家用。如今，左派革命运动利用他妻子的西班牙人护照让她当信使，经常派她陪那些享受奖学金的人回秘鲁，数次在旅行中带钱和指示，这让保尔很是放心不下。另外从他的亲信那儿我还知道，环境赋予他和他的上司要求他继续过的这种日子越来越让他恼火。他急不可待地要回秘鲁，那儿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他想就地去帮助准备这些行动。可是左派革命运动的领导不答应，这让他暴跳如雷。“这就是懂语言的结果，真烦人。”他抗议道，无可奈何地苦笑着。
由于保尔的关系，在巴黎的那些年月里，我得以认识了左派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从它的领袖和创始人路易斯.德拉普恩特.乌塞达到吉列尔莫.洛瓦顿。左派革命运动的这位领导人是特鲁希略的一个律师，生于一九二六年，是“阿普拉党”的持不同政见者。他长得瘦瘦的，戴一副眼镜，皮肤和头发均为浅色，发型是往后梳的，犹如一个阿根廷演员。有两三次我看到他穿着很郑重，栗色的上装，打着领带。此人说话语调柔和，像是一个正在行使职权的律师，掌握法律条文精准，使用的词汇都是来自精雕细刻的法律辩护词。每次见到他，他身旁都围着几个彪形大汉，那应该是他的保镖。这些人对他毕恭毕敬，一切惟命是从，绝不敢说半个“不”字。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那样地理智，那样地深奥，我真难以想象那些话是出自一个肩上扛着冲锋枪沿着安第斯山的悬崖峭壁爬上爬下的游击队员之口。尽管如此，他还是曾经几次被捕，流亡到墨西哥过着秘密的生活。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天生更应该在论坛上、在议会里、在法庭上和在政治谈判中发挥他杰出的才干，就是说，他应该大放光芒的地方恰恰是他和他的同志们所鄙视的资产阶级民主施展伎俩的地方。
[17]《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12）
吉列尔莫.洛瓦顿就跟他大不相同了。在通过保尔我所认识的在巴黎的一大群革命者中，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聪明、有修养和果断。他还很年轻，刚满三十岁，但是他已经有一段丰富的有所作为的历史了。他领导了一九五二年圣马科斯大学反对奥德里亚独裁的大罢课(从那时起他成了保尔的朋友)，从此他被捕，被送到弗龙通岛遭受酷刑。因此他中断了自己的哲学学业。据圣马科斯大学的人说，在学业上，他跟当代德国哲学界最有创建的思想家、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马丁.海德格尔未来的学生李.卡里略竞争，可以成为文学系最优秀的学生。一九五四年他被军政府驱逐出国，经过无数艰难困苦来到了巴黎，在这儿他一边用自己的双手谋生，一边重新在巴黎大学捡起了自己的哲学学业。后来共产党在东德的莱比锡给他搞了一份奖学金，他便去那儿继续学习哲学，并且进了一所党干部学校。就在此时，发生了古巴革命。古巴发生的事情让他非常关键性地去思考拉丁美洲党的战略问题和斯大林教条主义实质。在当面认识他以前，我曾读过他流传在巴黎的一篇油印论文。在那篇论文中，他指责那些党只是一味听从莫斯科的授意而脱离了群众，忘记了像格瓦拉写的那样，“一个革命者的首要任务就是革命”。他在那篇大肆颂扬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志们的榜样为革命模本的论文中引用了托洛茨基的话，就是因为这句引语他被送上了莱比锡的纪律法院，并以定性为诽谤罪被驱逐出东德和秘鲁共产党。他就这样到达了巴黎，在巴黎跟一个同样是革命积极分子的雅克琳娜结了婚。他在巴黎找到了他的圣马科斯大学的老朋友保尔，参加了左派革命运动。他已经接受过古巴的军事训练，急着要回到秘鲁去参加行动。在古巴猪猡湾遭到入侵的那些日子里，我看到他非常卖力，参加所有声援古巴的游行示威，并且在两次游行示威中发表演说，讲得一口流利的法语，修辞势不可挡，无可挑剔。
他是个瘦高挑儿的小伙子，浅乌色的皮肤，微笑的时候露出一口漂亮的牙齿。它不仅能够利用自己渊博的知识一连就政治问题争论几个小时，而且也可以专注地参与有关文学、艺术，或者是体育，特别是足球和他的利马联盟全体干部的丰功伟绩的激动人心的对话。在他做人的方式上，有一点什么东西可以把指导他生活的热情、理想主义、慷慨无私和刚强的正义感传染给别人；也就是有一点我认为我还没有从六十年代途经巴黎的任何革命者身上看到的东西，特别是那么真真切切地看到。如果早已看到这样的人的话，我几乎就答应成为左派革命运动的成员了，可是在那儿，没有一个人具有他那样的才干和领袖的魅力。(这一点，他的革命志向之纯洁说得清清楚楚。)有三四次我在跟他的交谈中确信，如果有个像洛瓦顿那样头脑清醒、精力充沛的人领导革命，秘鲁可能就是拉丁美洲的第二个古巴了。
[18]《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13）
至少是在阿莱特同志启程去古巴四个月之后，我才从保尔那儿重新得到她的消息。由于我的合同是“临时工”，我有很多自由支配时间，所以便开始学习俄文，心想如果我若能把文件从俄文翻译成西班牙文——当时俄文是联合国及其分支机构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一——我的翻译工作就会更稳定，接下来我再学习同声传译。口译工作比笔译更紧张，更困难，也正因如此，口译人员就更稀缺难寻。有一天，我从贝利茨学校上完俄文课出来，在嘉布遣会修女大街看到了胖子保尔，他正在学校楼门口等我。
“终于有了姑娘的消息。”他以打招呼的方式对我说，脸拉得老长。“很遗憾，我带来的不是好消息，老伙计。”
我请他到歌剧院周围的一家风味小吃店去喝一杯，以便好好地去消化那坏消息。我们在露天的阳台上坐下来。那是一个春日的黄昏，暖洋洋的，第一批星星已经挂在了天空，整个巴黎好像倾城出动，人们都涌到大街上来享受那美好的天气。我们要了两杯啤酒。
“我想过了那么长时间，你已经不再爱她了。”保尔给我打预防针。
“我想是的。”我对他说。“老老实实地告诉我，别卖关子啦，保尔。”
她刚在哈瓦那待了几天，在那儿，所有秘鲁左派革命运动的小伙子们都在议论阿莱特同志，因为到处都在兴致勃勃地传说她正处于跟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的副手查孔司令的热恋中。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是从革命中失踪的伟大英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的弟弟，他是一个组织的首领，这个组织的任务是为革命运动和兄弟党提供援助和在世界各地协调起义行动，而查孔司令这个马埃斯特拉山的幸存者，是他的得力干将。
“你发现他们接见我的消息了吗？”保尔搔着脑袋说，“这个普通平常的瘦小女孩正在跟历史上的指挥官之一恋爱，此人正是查孔司令!”
“不会只是个传言吧，保尔？”
他摇了摇头，显出很难过的样子，又拍了拍我的肩膀，鼓励我振作起来。
“我亲自在“美洲之家”的一次会议上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已同居了。说来尽管你不相信，阿莱特同志已经变成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了，不管是跟司令们在床上还是在餐桌上。”
“这对左派革命运动可是太棒了。”我说。
“但是你可就倒霉了。”保尔又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真不愿意把这个消息告诉你，我的老伙计。但是，最好还是让你知道，对吗？嗯，天不会塌下来。再说，巴黎到处都是他妈的女人，只要你睁开眼看看就知道了。”
[19]《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14）
想开几句玩笑而根本办不到后，我向保尔打听阿莱特同志的情况。
“作为革命指挥官的情人，我想她什么也不缺。”他想摆脱我的疑问。“这就是你想知道的吗？还是说想知道她比在巴黎经过时更漂亮了还是更丑陋了？我看，跟那时一样，没什么变化，只是被加勒比的太阳晒黑了点儿。你已经知道，我从来都不觉得她有什么出众之处。总之，你不要脸色那么难看，不值得，我的老伙计。”
在跟保尔见面后的那些星期、那些月份里，有许多次我企图想象出那位已经变成司令官的情人的智利小姑娘的样子：她穿着游击队服，腰里别着手枪，头戴蓝贝雷帽，脚蹬皮靴，在革命的大型游行示威集会上跟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交往，周末去参加义务劳动，她那五指纤细的小手在甘蔗田里吃力地握着砍刀，豆大的汗珠从身上流下来，也许，她已经轻而易举地改变了我所熟悉的语调，如今已在用加勒比人那种拖长的、让人得到感官享受的语调讲话了。真的，我没能想象出她新角色的样子：她新的形象展现在我的面前时似乎变成了液态。她真的爱上了那个司令官吗？还是把他当成工具来逃脱军事训练，特别是要摆脱向左派革命运动许下的受训后要回秘鲁进行革命游击战的诺言？一想到阿莱特同志我就感到非常痛苦，每次都像是胃患了溃疡。为了避免这种痛苦，我只能勉强地想点办法，这就是在跟我相处得很好的查尔内斯没有活给我干的时候，我就专心致志地去上俄文课和同声传译课，立志发奋地读书。而在我的姑妈阿尔韦塔面前，我犯了一个虚荣的错误，在一封信中我告诉了她我爱上了一个叫阿莱特的姑娘，她不断地向我催要阿莱特的照片，我只好告诉她我们吹了，让她把这件事永远地忘了吧。
从那天下午保尔告诉了我关于阿莱特同志的坏消息之后，大概又过了差不多六个月或八个月，一天上午一大早，我好久没见到的胖子来旅店找我，约我去一起用早餐。我们去了图尔农街，在这条街上一家风味小吃店，位于伏吉拉街角。
“尽管我不应该把这件事告诉你，但是我还是来告诉你了。”他通知我说，“我要离开巴黎了。没错，我的老朋友，我要去秘鲁了。这儿没有人知道，所以你也要同样什么也不知道。我的妻子和让.保尔我们马上就在那边了。”
这个消息一时让我语塞。突然一阵恐怖的感觉向我袭来，我努力掩饰着。
“你别担心，”他安慰我说，笑了笑，腮帮子鼓起来，脸上的样子像个小丑。“不会有什么事的，你会看到的。当革命成功以后，我们派你当教科文组织大使。说好了!“
有一会儿我们一直在默默地喝杯子里的咖啡。我的羊角面包摆在桌子上没有动。保尔一直在说笑话，他说看起来有点什么让我失去了胃口，说什么他也不辜负那个酥脆的羊角面包，一定把它吃掉。
“我要去的那个地方，羊角面包应该是坏透了。”他又补充说。
[20]《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15）
那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对他说他要去干的是一件不可饶恕的胡闹。他既不会帮助革命，不会帮助左派革命运动，也不会帮助他的同志。此事他跟我一样十分清楚。他那身肥肉，在圣日尔曼街走不上一个街区就喘起来，到了安第斯山定会是游击队的可怕累赘，就因为这一点，起义一开始，官兵开枪打死的第一批人中就会有他。
“你会被巴黎一些指责你是机会主义分子的冤家对头讲的那些愚蠢笑谈折磨死吗？重新振作起来，胖子，你不能去干这样的蠢事。”
“巴黎的秘鲁人说什么我才他妈的不去管哩，哥们。不是因为他们，是因为我自己。这是个原则问题，我的职责是在那儿。”
他又开起玩笑来，向我保证说，尽管他一百二十公斤的体重，他在军训中过了所有的关，此外，他的射击很准。他回秘鲁的决定引起了他跟路易斯.德拉普恩特和左派革命运动领导层的争论。大家都希望他作为左派革命运动的代表继续留在欧洲处理跟兄弟党和组织的事务，但是他顽固地要去经受严峻的考验，最后才如愿以偿。看到拿他没有任何办法，我在巴黎的这位最好的朋友已经决定几乎是去自杀，我便问他他去秘鲁是否意味着起义马上就要爆发。
“一两个月的事，也许更快。”
他们在安第斯上设有三个营地：一个在库斯科省，另一个在皮乌拉，还有一个在中心地区，在山峦的东坡，沿着胡宁热带雨林的边缘。跟我的预言相反，保尔向我保证说绝大多数奖学金享受着都进了安第斯山，逃兵不到百分之十。他的热情有时变为异常的兴奋，他告诉我让享受奖学金者返回秘鲁的工作做得非常成功。他感到很愉快，因为这项工作就是他亲自领导的。那些年轻人有时是一个一个地回国，有时是两个两个地回国，走的路线十分复杂，为了不被发觉，有些人甚至要在世界上转一大圈才回到国内。没有一个人被发现。在秘鲁，德拉普恩特、洛瓦顿和其他人已经建起了城市支援网，培养了医疗队，在营地建了广播站以及分散的器材和炸药秘密隐藏处。跟农民工会的联络工作，特别是在库斯科，也做得很出色，他们希望一旦起义开始，就有许多农民公社的社员参加斗争。他谈得很高兴，深信自己所说的一切，感到胸有成竹，为此激动不已。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悲哀。所以最后他低声说道：
“我知道我说的话你什么都不会相信，不轻信的先生。”
“我向你发誓，我最相信的就是你的话了，保尔。而且，我跟你有同样的热情。”
他表示同意，嘴边带着那半月形的微笑观望着我。
“你怎么办？”他抓住我的胳膊问我。“你怎么办，我的老伙计？”
[21]《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16）
“我，没什么。”我回答他说，“我留在这儿，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当翻译。”
他犹豫了一下，担心他要说的话会伤害我。那个问题毫无疑问许久以来他就想开口问我了。
“你一辈子就想干这样的事了吗？不想干别的事了？所有到巴黎来的人都渴望成为画家，成为作家、音乐家、演员、戏剧导演，都想拿博士学位或干革命。你就只是想这样生活在巴黎？我从来就不相信，老伙计，我坦白地告诉你。”
“我知道你不相信。但是，这是真心话，保尔。从小我就说我要做外交官，但是只能派我去巴黎做外交官。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住在巴黎。你觉得这还不够吗？”
我给他指了指卢森堡公园的树木：那儿是一片翠绿，树枝从栅栏间探出来，乌云密布的天空下，棵棵树木依然显得十分潇洒。一个人到那儿去不是再惬意不过了吗？正像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的诗中所说，生活在“巴黎枝繁叶茂的栗树之间”？
“你得承认你在偷偷地写诗，”保尔坚持说，“这是你秘密的坏习惯。我们有很多次跟别的秘鲁人谈到这件事，大家都认为你在写作，只是由于你的自我批评精神不敢承认，或者说由于胆怯。所有来巴黎的拉丁美洲人都是要做大事，你想让我认为你是这个规则的例外吗？”
“我向你发誓，保尔，我就是这样。除了像现在这样在这儿继续生活下去外，我没有别的更大的雄心。”
我送他到奥台翁十字路口去乘地铁。当我们拥抱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
“多加小心，胖子。别在那儿干蠢事，拜托了。”
“对，对，当然了，里卡多。”我们再次拥抱，我发现他的眼睛也湿润了。
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看着他那圆滚滚的大块头身躯笨拙地慢慢走下阶梯。我有绝对的把握，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胖子保尔离开了巴黎，让我感到空落落的，心中有点没底，因为在那个我在巴黎还没有最后安顿下来的时期，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幸好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临时工”合同和和俄文以及同声传译课让我忙得不可开交，每天晚上走进我在参议院旅馆的阁楼的时候，几乎没有精力去想阿莱特同志或胖子保尔了。从那个时候起，我想是无意中我便不知不觉地脱离了在巴黎的秘鲁人，以前我是隔三差五地去看他们的。我并不寻求寂寞，但是自从我成为孤儿，我的姑妈阿尔韦塔收养了我以后，孤独对于我已经不是问题了。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让我衣食无忧：翻译工作的工资加上我姑妈零星的汇款，足够我生活和巴黎娱乐活动的花费了。我可以去看电影，参观展览，进剧院和购书。我是省赛伏林街“悦读”书店的常客，也是塞纳河码头旧书摊的常客。我经常光顾人民剧院、法兰西喜剧院和奥台翁剧院,有时还去普莱伊尔音乐厅听音乐会。
[22]《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17）
在这个时期，我也像是跟小卡门有一段浪漫史。那个西班牙姑娘跟朱丽叶.格雷柯一样从头到脚一身黑衣打扮，在御弟街一个名叫“中途站”夜总会小船上由一个吉他伴奏唱歌，那是西班牙人和南美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她是西班牙女郎，但是从没有去过西班牙，因为她的父母是共和派，只要佛朗哥活着他们就不能或者说就不想回西班牙。这种尴尬情况始终折磨着她，在她的交谈中经常有所流露。小卡门是个细高挑女孩，留着短发，一双忧郁的眼睛。她的声音并不宽宏，但却十分圆润动听，特别是柔声细语地叙述那些改编自黄金世纪可配曲的短诗、叙事诗、谚语和名言警句的歌曲，抑扬顿挫把握得十分精当，堪称妙不可言。她曾经跟一个演员同居过两年，后来断绝了关系对她伤害很大。她突然把这样的事告诉我，开始让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西班牙同行中很不自在。她说：暂时她不想跟任何人有性关系，但是她可以接受邀请去看电影，去吃晚饭。一天晚上，我们去了奥林匹亚歌剧院听莱奥.费雷演唱。我们两个都喜欢这个歌星，而不喜欢别的当时的时髦歌星：查理.阿兹那伏尔和乔治.布拉桑斯。听完音乐会我们告别的时候，在歌剧院边的地铁站，她轻轻地吻着我的嘴唇对我说：“你开始让我喜欢你了，小秘鲁人。”说来荒唐，每次跟小卡门出去，我都感到很不舒服，那是一种对查孔司令的情人不忠的感情在折磨着我。我在脑子里想象着司令那个大人物，他蓄着大胡子，屁股上挎着的两支手枪晃来晃去。我跟那个西班牙女郎的关系到此为止了，因为一天晚上我发现在“中途站”夜总会的一个角落里，她正在让一个蓄着连鬓胡子、围着围巾的先生抱在怀里柔情蜜意地亲昵。
保尔离开巴黎几个月后，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没有我做的工作时，查尔内斯先生开始建议我也去到巴黎的国际学术会议和代表会议上或者欧洲其它城市做翻译。我的第一个合同是维也纳原子能会议，第二个合同是在雅典，一个国际棉花会议。这种短短几天的工作付费很好，它让我去了没有这份工作是绝对去不了的地方。尽管新的工作占去了我一点时间，但是我没有放弃俄语学习和口译实践，不过学习的方式已是时断时续了。
有一次是从这样的短期工作上回来，那是去了格拉斯哥参加一个关于欧洲关税的会议。我在参议院旅馆看到了一封我爸爸的一个表兄弟写来的信。后者名叫阿陶尔福.拉米耶尔，是利马的律师。这位我几乎没有交往过的二叔在信中通知我说我的姑妈阿尔韦塔患肺炎去世了，我成了她的总继承人。为此我必须去利马加速办理继承手续。叔叔阿陶尔福负责提前给我订机票，费用从遗产中出。他告诉我这笔遗产不会让我变为百万富翁，但对我生活在巴黎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去伏吉拉街邮局给他拍了电报，告诉他机票钱我自己在巴黎付，我将尽快飞利马。
[23]《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18）
阿尔韦塔姑妈的死让我心急如焚，夜不成寐。她是一个健康的女人，还不满七十岁。虽说她是一个非常保守和带有偏见的人，但这个老处女姑妈，我爸爸的大姐，对我一直很亲；没有她的慷慨解囊和百般呵护，我不知道自己会落到何等田地。自从我父母在一次愚蠢的车祸中去世之后——他们是在去特鲁希略参加好友女儿的婚礼途中被一辆卡车撞死的，出事后那辆卡车逃跑了，当时我只有十岁——她就代替了他们。直到我结束律师学业来巴黎之前，我一直住在她家。尽管她那与时代落伍的怪癖经常让我憋火，但我还是非常爱她。自从收养了我以后，她就把整个心思放到了我身上。当时如果没有我的姑妈，我将会变成孑身一人，我在秘鲁的关系早晚也就全部断绝了。
当天下午我就去了法航营业处购买去利马的往返机票，然后又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查尔内斯先生说明我不得不休几天的假。在穿过进口大厅的时候，我跟一个打扮入时漂亮、脚蹬尖高跟鞋的夫人相遇。她裹着一件皮线缝连的黑斗篷，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好像我们认识。
“哎呀呀，哎呀呀，世界真是太小了。”她对我说，一边走近我的身旁，把面颊伸给我。“你在这儿干什么，好男孩？”
“我在这儿，当翻译。”我终于结结巴巴地说。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把我弄得十分慌张，我在吻她的时候，高级花露水浓重的芳香直刺进我的鼻子里。是她，但是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她认出来：她脸部化了浓妆，双唇涂着口红，眉毛经过了拔除，遮着她那狡黠的双目的柔软而弯曲的睫毛被黑铅笔拉长和加深，手上的长指甲似乎刚刚请指甲修剪师修剪过。她是阿莱特同志。
“好久不见你的变化真大。”我从头到脚地打量着她说，“已经过去三年了，对吗？”
“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她问我，一副很自信的样子站在那儿，双手卡腰，像模特那样侧着身子。
“变好了。”我承认说，还没有从刚才的感受中缓过劲来。“真的，你漂亮极了。我想我不能叫你智利小姑娘莉莉了，也不能叫你女游击队员阿莱特同志了。见鬼，我现在该怎么叫你哪？”
她笑了，把右手上的金戒指让我看。
“现在像法国人的做法一样，我跟我丈夫的名字：罗伯特.阿努克斯夫人。”
我鼓起勇气问她我们是否可以一起喝杯咖啡叙叙旧。
“这会儿不行，我丈夫在等我。”她戏弄似地解释说。“他是外交官，在这儿的法国办事处工作。明天十一点，在‘双偶像’咖啡馆。你认得的，对吧？”
这天晚上我长时间地失眠，想着她，也想着阿尔韦塔姑妈。当我终于合上眼睛入睡的时候，我却做起了一个荒唐的噩梦。我梦见这两个女人疯狂地打起架来，我请求她们以文明人的方式解决分歧她们全然不听。打架的起因是我阿尔韦塔姑妈指责智利小姑娘盗用了福楼拜一个人物的新名字。我惊恐地醒来，满身大汗，天依旧黑漆漆的，只听到喵喵喵的猫叫声。
[24]《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19）
当我到达“双偶像”咖啡馆的时候，罗伯特.阿努克斯夫人已经在那儿了。她坐在由一道玻璃遮挡着的露天咖啡馆的桌子上，用一个象牙烟嘴吸着烟，悠然地喝着咖啡。她像个时髦的时装模特，身着一身黄衫，脚蹬一双白皮鞋，撑着一把印花小阳伞。她的变化真是太奇特了。
“你还在爱着我？”她打破僵局开门见山地说道。
“糟糕的是我认为是这样。”我承认道，感到脸上一阵热呼呼的。“而且，如果我没有继续爱着你，我从今天起也会重新爱上你。除了非常高雅之外，你变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我看到你，可我不敢相信看到的就是你，坏女孩。”
“你已经看到由于胆怯你失掉的东西。”她回答我说，那双深蜜色的小眼睛里闪耀着嘲弄的火花，同时把一口烟故意地喷到我脸上。“如果那一次我提出我要跟你留在一起你答应了的话，现在我就是你的女人了。但当时你不愿跟你的让.保尔同志把关系搞僵，就打发我去了古巴。你失掉了你生活中的机遇，小里卡多。”
“没有改变的余地了吗？不能允许我检讨一下良知、心中的痛苦和补救的企图了吗？”
“现在已经晚了，好男孩。一个微不足道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翻译能给一个法国外交官的妻子带来什么利益？”
她说话时一直面带微笑，嘴动时依旧卖弄着我记忆中的那种优雅的风情。凝视着她那轮廓鲜明、性感的双唇发出娓娓动听的声音，我压抑不住地想去吻她。我感到我的心跳在加速。
“好吧，既然你已经不能成为我的妻子，那总是有可能我们成为情人吧。”
“我是一个忠诚的妻子，正正经经的已婚女人。”她向我保证说，佯装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转而她突然问道：“让同志怎么样？他回秘鲁搞革命去了吗？”
“他已经走了几个月了。对他的情况和别人的情况我一无所知。我甚至没听到那儿有游击队。也许所有那些革命的空中楼阁都烟消云散了。而所有的游击队员都回了家，把革命的事已经忘掉了。”
我们谈了将近两个小时。自然，她向我保证说关于她跟查孔司令的那段情史完全是在古巴的秘鲁人胡说八道，实际上，她跟那位司令只是有纯洁的友谊关系。关于军事训练的事她跟我一字不提，像往常一样，她避开谈任何政治问题和告诉我在岛上的生活细节。她在古巴的唯一爱情就是跟当时任法国使馆代办、现在已晋升为公使衔参赞的罗伯特.阿努克斯，也就是她现在的丈夫。回想起他们为了结婚要克服的种种官僚主义障碍，她笑得要死，也气得要死，因为在古巴一个拿到奖学金的人要放弃军训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这件事上查孔司令的确对她表现出了“钟爱”，帮她打垮了该死的官僚主义作风。
“我敢打赌你是愿意跟那位该死的司令上床的。”
“你吃醋了吗？”
[25]《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20）
我告诉她没错，我很妒忌。因为她是那样的漂亮，我的灵魂已完全被她所吸引。为了能跟她做爱或者只是吻她，我会不惜一切代价，什么事我都可以干。说罢我就拉起她的手吻了她。
“你老实呆着。”她环视着四周对我说，装出惊慌不安的样子。“你忘了现在我是一个已婚夫人？不知道如果这儿有谁认识罗伯特，会把事情传到他耳朵里去吗？”
我对她说我完全清楚她之所以跟那位外交官结婚，是因为要离开古巴到巴黎来不得已而为之，是一种纯粹的手续。我认为这很好，因为我也认为，一个人为了生活在巴黎，可以做出任何牺牲。但是当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就别再给我提什么忠诚的妻子和倾心于丈夫的事，因为我们两人都清清楚楚那只过是说说而已，并非真心话。听了我的话她没有半点生气，只是改变了话题，告诉我这儿也存在该死的官僚主义，尽管她跟一位法国公民履行了全部正规的手续结婚，两年之内她还不可能获得法国国籍。他们刚刚在帕西街区租下房子，现在正在收拾，一旦收拾得像个样儿看得过去了，就请我去她家把我介绍给我的情敌。她说她的丈夫不但热情好客，而且很有修养。
“我明天去利马。”我对她说，“我回来时怎么见到你？”
她给了我电话号码、家庭地址，问了我是否仍然住在那间冷冰冰的小房子里，就是参议院旅馆的阁楼。
“我很难离开那儿，因为我一生最好的经历就在那儿。所以对我来说，那个小房间是座宫殿。”
“你说的最好的经历就是我想到的那个经历吗？”她问我，在那张探过来的既充满好奇又卖弄风情的小脸上，总是掺杂着诡秘和灵气。
“一点不错。”
“所以你说我欠你一个吻。下次见面的时候别忘记提醒我。”
但是，过了一会儿，当我们离别的时候，她已经忘记了自己身为有夫之妇应有的谨慎，伸给我的不是面颊而是双唇。那双唇丰厚而性感，在接触我的双唇的时间里，我感到它们在缓缓地移动加之以抚弄，十分地刺激。当我已经穿过圣日尔曼街走向饭店的时候，我转过身来看到她仍就站在那儿，在“双偶像”咖啡馆的拐角处，一个亮丽的金黄色的形象，穿着白色的鞋子，她看着我离去。我向她告别，她也挥舞着拿着印花小阳伞的手向我告别。只要一看到她就足以使我明白，这些年我一刻也没忘记她，我一直还是像第一天那样爱着她。
[26]《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21）
当一九六五年三月，我快满三十岁，到达秘鲁的时候，路易斯.德拉普恩特、吉列尔莫.洛瓦顿、胖子保尔和左派革命运动其他领导人的照片都登在了所有的报纸上和出现在了电视上——当时秘鲁已有电视——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他们。左派革命运动造反的形式是再浪漫不过了。那些领导人的照片是这个运动自己的成员寄给媒体的，他们通过媒体宣布，鉴于农民和工人受到残酷的压榨剥削，费尔南多.贝朗德.特尔里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左派革命运动决定采取行动。这个运动的领导人经常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他们蓄着长发，留着大胡子，手持长枪，上身是高领黑色毛衣野战装，下身是草绿色长裤，脚穿皮靴。我看到保尔还是像从前那么胖。在《邮报》第一版刊登的照片上，他周围还有四个人，而他是唯一面带笑容者。
“这些疯子连一个月都折腾不了。”我去看他的那天上午，阿陶尔福.拉米耶尔博士在他博萨大街利马中心的工作室里预言道。“哼，要把秘鲁变成第二个古巴!要是让你阿尔韦塔姑妈看到这些行新游击队员流亡者的面孔，她会昏厥过去的。”
我叔叔对左派革命运动宣布采取武装行动看得并不那么严重，而且他的这种想法很普遍。人们认为这是不理智的举动，很快就会土崩瓦解。我在秘鲁度过的几个星期一直感到很压抑，在自己的国家里，却感到自己仿佛是个孤儿，所以意志消沉至极。我住在我姑妈阿尔韦塔在米拉弗洛雷斯哥伦布大街的房子里，房间里仍旧是姑妈在世的摆设，所以一切都让我想起她，也让我回忆起我的大学时代和失去父母的童年。我在姑妈的床头柜里发现我从巴黎写给她的全部信件她都按时间顺序码得整整齐齐，这让我十分感动。我见到了我在阿莱格雷区米拉弗洛雷斯的老朋友，在一个周六，我跟他们中间的六个人到靠近艾克斯普雷萨大道的国华中餐馆去吃饭叙叙旧。除了对往事的回忆外，我们已经没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因为他们做职业青年和商人——有两个人在父亲的企业里工作——的生活跟我在巴黎干的事没有任何关系。三个人已经结了婚，其中一个人已经有了孩子，其他三个人已经有了恋人，而且很快这些恋人就要变成他们的未婚妻了。在交谈中，我们就开一些玩笑，大家都装出很羡慕我住在那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城市，跟那些床上功夫不亚于野兽的法国女郎厮混。如果我告诉他们在巴黎的那些年代里，唯一跟我上过床的女孩是一个秘鲁人，而且恰恰就是我们童年时代那个假智利女孩莉莉的话，他们一定会感到惊愕。他们对报纸上宣布的那些游击队怎么看？他们跟我的叔叔阿陶尔福.拉米耶尔同样漠不关心。他们认为古巴派来的那些卡斯特罗主义者是不会长久的。谁会相信在秘鲁共产主义革命会胜利？如果贝朗德政府拿他们没办法，军人会再次出来维持秩序，这也不会让他们感到多舒服。这也正是阿陶尔福.拉米耶尔博士所担心的：
“这些白痴唯一要干的事就是玩游击战游戏，而这将把搞政变的借口拱手送到军人手中，结果是我们又要遭受八年或十年的军事独裁。再说，对要对一个民选的民主政府实行革命的人，整个寡头集团，从《新闻报》和《商报》开始，都在指责他是要进行土地改革的共产主义者。秘鲁是一塌糊涂，大侄子，你到充满笛卡尔主义光明的国度里去生活是对的。”
[27]《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22）
叔叔阿陶尔福是个四十岁开外的人，身材瘦高，蓄着浓密的小胡子，总是穿个西服马甲，打着小领带。我的婶婶多洛雷斯是一位仁慈的夫人，面色苍白，已经残废近十年，叔叔一直无微不至的照顾着她。他们住在一座温馨的小房子里，室内有很多书籍和唱片。这座房子在奥里瓦尔.德圣伊西德罗大街，他们请我去家里吃中饭和晚饭。婶婶多洛雷斯虽然残疾但并无痛苦，她以弹钢琴和看电视为消遣。当我们回忆起阿尔韦塔姑妈的时候，她哭了起来。叔婶没有子女，叔叔除了他的律师事务所之外，还在天主教大学教商务法课程。他有很多藏书，对地方政治很感兴趣，毫不掩饰他对民主改良主义的赞同。在他看来，这种改良主义的代表就是贝朗德.特尔里。他对我非常好，加速为我办理一切有关继承的手续，而且拒绝为他的服务收任何费用。他说：“什么都甭说啦，我非常爱阿尔韦塔和你的父母，大侄子。”那是一些沉重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日子，要反反复复卑微地去见公证员和法官，不断地往司法大楼的迷宫里送去一些文件又拿回一些文件。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越来越急不可待地要回到巴黎去。在空隙的时间里，就重读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因为现在小说中的阿努克斯夫人对我来说不仅是个名字，而且也有坏女孩的面孔。推算出应缴的继承税和阿尔韦塔姑妈遗留下来的应缴的费用后，阿陶尔福叔叔告诉我，卖掉房子和处理完家具，我将可以拿到差不多七千美元，或许还会多一点。这么一大笔钱我从来没想到会拥有过。多亏阿尔韦塔姑妈，我可以在巴黎买座小房子了。
一回到法国，进了我在参议院旅馆的阁楼顾不上打开行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罗伯特.阿努克斯夫人打电话。
她约我第二天见面，并且对我说，如果我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共进午餐。我在拉斯帕叶街法语同盟的大厅门口接她，她还继续在那儿上法文速成班。我们去蒙帕那斯大街圆顶咖啡馆吃咖喱羊肉。她穿得很简朴，长裤、凉鞋和一件薄夹克衫。戴着彩色的耳坠，跟她的项链和手镯正好搭配。肩上挎着一个包。每当头动的时候，头发便随之优雅地起伏飘动。我吻了她的面颊和手，她跟我打招呼的话是：“我以为你会被利马夏天的太阳晒黑了呢，小里卡多。”她真的是变成了一个非常高雅的女人：色彩和优美的情调搭配浓淡相宜,化妆也颇讲究。看到她的变化我依然感到惊诧。“我不想让你告诉我关于秘鲁的任何事情。”她提醒我说，口气是如此的斩钉截铁，以致我没敢问她为什么。我干脆给她讲了我继承遗产的事，并且问她是否可以帮我找处房子让我搬家。
她兴奋地鼓起掌来。
“这主意我觉得太棒了，好男孩。我帮你安排家具和装修，这我有实际经验，我的房子就是我折腾的。很漂亮，你会看到的。”
[28]《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23）
忙碌了整整一个星期。每天下午她上完法文课之后，我们就在拉丁区、蒙帕那斯街和第十四区跑公众服务机构和找房子，最后终于在约瑟夫.加尼埃街找到了一套两个房间带浴室和厨房的房子。这套房子在一座三十年代装饰派艺术的大楼里，大楼的正面有几何图形绘画：菱形、三角形和圆形。它与第七区的军事学院毗邻,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很近。我看上的房子状况很好，尽管朝向内院和和现在还要爬四层楼——电梯正在建——但采光很好，因为除了两个大窗户之外，还有一个凹陷的大天窗展示着巴黎的天空。卖价是七千美元，但这对我没有困难，因为在兴业银行我开了账户，我缺的钱它可以贷款给我。那些个星期，找到房子之后，我一方面把它收拾得可以进住，清扫呀，刷漆呀，在萨马里亚女人百货公司和跳蚤市场上买些坛坛罐罐和杂七杂八的东西配备齐家具呀，一方面从周一到周五天天和罗伯特.阿努克斯夫人见面——周六和周日她跟丈夫去乡下。我们见面的时间是从她下课之后到下午的四点或五点。她一边帮助我干活一边跟房产经纪人和女门房练习讲法语，感到十分高兴，情绪很好。我对她说，好像我们正在进行外部装修的房子是我们两个人共享的。
“这正是你所盼望的，不是吗，好男孩？”
当时我们正在荣军院附近的图维尔街的一家小吃店里。我吻她的手和寻找她的嘴唇，对她爱得发疯，欲望强烈。对她说的这句话我几次表示同意。
“等你搬家那天，我们就进行首演。”她向我许诺说。
她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这是我们第二次做爱。这次做爱是在大白天，明亮的阳光从宽大的天窗射进来，一些鸽子透过天窗观察我们赤身裸体地在床垫上抱在一起。那床垫是萨马里亚女人百货公司的卡车送来的，刚刚撕去塑料包装。室内的墙壁还散发着新鲜的油漆味。她的身体还是我记忆中的那么瘦窄，四肢那么匀称，腰肢很细，好像我的两手就能掐得过来。她的阴毛稀疏，比她光滑的腹部或者大腿还白。大腿的皮肤有点发黑，而且带点浅绿色的光泽。她全身都散发出清淡而柔和的香气，在拔除毛的腋窝部、耳后、小而潮湿的阴部更是如此。在她弓形的小腹部，皮肤上隐约透露出一些细细的蓝色静脉血管，想到血在那些静脉中缓缓地流淌，我不免对她起了恻隐之心。像上次一样，她完全被动地任我抚摸，默无一言地听着，装出一副十分专注的样子，或者说仿佛没有听到任何东西，而是想着另外的事情。我一边努力地去拨开她的嘴唇，一边在她的耳边或者嘴边语无伦次地说着一些动情的话。
“你要先让我到高潮。”她低声对我说，语调里隐含着命令。“你先用嘴，然后插进去更容易。你不要先射，我希望你把我弄得痛痛快快、全身舒服。”
[29]《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24）
她说话时那样冷冰冰的，似乎不是一个女孩在做爱，而是一个医生在进行技术指导和开药方，跟愉悦没有任何关系。这对我没有关系，反正我感到很幸福，我好久都没有感到这样幸福过了，也许从来就没有这样幸福过。“我永远也无法报答你给我的幸福，坏女孩。”我长时间地把嘴压在她的阴部，感到她的阴毛把我的鼻子搔弄得痒痒的。我怀着深情贪婪地舔着她那小小的阴蒂，直至感到她激动得按捺不住动了起来，最后她的下腹和腿部都连续颤抖了。
“现在插进去吧。”她低声说，照旧是命令的口气。
这一次也不容易。她身体太窄小了，每逢我一使劲，她就抽缩起来，下边自然地也就抵制我进入，而且她不断地呻吟，直至我最后取得成功。那时，我感到我的生殖器像是被那紧紧勒逼着跳动不止的阴道弄得破裂了，然而那是一种妙不可言的疼痛，是一种难以自制的眩晕，而这种眩晕令我打颤，一插进去我几乎马上就射精了。
“你射得太快了。”阿努克斯夫人责怪我说，一边揪着我的头发。“如果你想把我弄舒服，那就必须学会延长时间。”
“我将学会你希望的一切，女游击队员，但是现在别说话，吻我。”
就在这天我们告别的时候，她邀请我去吃晚饭，目的是把她的丈夫介绍给我。我们先在他们帕西街区的漂亮的家中喝了一杯。那房子装潢得十分资产阶级化：厚重的天鹅绒大窗帘，柔软的地毯，时兴的家具，小桌子上摆放着瓷质饰物，墙上挂着场面火辣的加瓦尼和杜米埃的雕刻画。后来我们去了附近的一家风味小吃店，据那位外交官说，那儿的特色菜是葡萄酒炖鸡,而饭后点心他建议吃水果馅饼。
罗伯特.阿努克斯先生是个小个子，秃顶，唇下留着小胡子，说话的时候就会摇动；他戴着厚镜片眼镜，年龄应该是比他的妻子大一倍。他对妻子非常客气，为她把椅子放好或者挪开，帮她放好衣服，整个晚上都细心地照料着她，没有酒了给她倒酒，没有面包了就把面包筐递给她。人不是很热情，倒是有点自傲和冷漠。不过，似乎的确很有学识，谈起古巴和拉丁美洲语气很有把握。他讲的西班牙语无可挑剔，只是带点儿地方音，表明他曾在加勒比地区服务多年。实际上，他并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办事处工作，而是奎台奥赛伊让出位子，给他做了总干事勒内.马厄助理班子的顾问和主任，后者是让.保尔.萨特和雷蒙.阿龙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人称谨慎机敏的天才。此人我曾见到过几次，每次都是由那个结果是阿努克斯夫人丈夫的斜眼秃头跟随着。当我告诉他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西班牙文部作临时翻译时，他答应向查尔内斯推荐我，说我是杰出的人才。他问我对发生在秘鲁的事情的看法，我告诉他很久我就没有来自利马的消息了。
[30]《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25）
“噢，那些山里的游击队，”他说，耸了耸肩膀，好像对那些事并不看重，“抢劫庄园，袭击警察，太荒唐了!恰恰是在秘鲁，那是拉丁美洲一个少有的正在力图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之一。”
这就是说，左派革命运动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游击活动。
“你应该尽快离开这位先生跟我结婚。”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对智利小女孩说，“你知道你要让我相信的是什么吗？是你爱上了一个老头子，他除了像你爷爷之外，还是个丑八怪。”
“你又在污蔑我的丈夫，我们以后再也甭见面了。”她威胁我说，但是刹那间又变了一张笑脸，这是她的特长，“他跟我比起来就真的显得那么老吗？”
我跟阿努克斯夫人的这第二个蜜月在那次晚餐后不久就结束了，因为我刚刚搬到军事学院区，查尔内斯先生就跟我重新签订了合同。结果由于我的工作时间表，我只能偶尔短时间地跟她见见面。就是某个中午从一点到两点半的自由时间，我不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餐厅吃饭，而是跟她一起找家风味小吃店吃个三明治；或者某个下午不知她找什么借口离开了阿努克斯先生，跟我一起去看场电影。我们手拉手看电影，我在黑暗中不断地吻她。“你真烦人。”她练习说法语，“我想看电影，大傻瓜。”她的蒙田语言已经有了飞速的进步；她讲得很大胆，毫不害羞，句法和和发音错误十分的好玩，比她的人品更有趣。直到许多星期之后我们才又有机会做爱。那是她去瑞士旅行一个人回来。她回到巴黎比预料的时间提前了几个小时，为的是到我约瑟夫.加尼埃街的家中跟我呆一会儿。
阿努克斯夫人生活中的一切依旧是相当神秘的，就跟她在秘鲁时智利小姑娘莉莉的生活和女游击队员阿莱特同志的生活一样。如果她给我讲的都是真话的话，如今她的社交活动很多，马不停蹄地出席招待会、晚宴和鸡尾酒会，在那儿跟巴黎上流社会交往。举例说，昨天她就认识了戴高乐将军的外交部长莫里斯.古伏.德穆维尔；上周她看到了让.科克多出现在私人放映影片《在马德里死去》的活动上。那是弗雷德里克.罗斯的一部纪录片，挎着他情人的胳膊的是演员让.马莱，顺便说一句，这个演员非常漂亮。明天她将去参加她的女友们为伊朗国王的妻子法拉.迪巴来巴黎的私人访问举行的茶会。这会不会是纯粹的梦呓，把自己说得如此高大和冒充高雅？抑或是她丈夫真的把她引进了那个让她眼花缭乱的灯红酒绿、浅薄轻浮的世界？此外，她还正在经常，或者是她对我说她正在经常去瑞士，去德国，去比利时，几乎两三天就由于永远说不清的理由旅行一次：出席展览会、盛装聚会、节日庆典、音乐会，等等。由于她的解释在我听来显然是充满了虚荣和吹嘘，所以对她旅行的情况我就一概不再问什么，只是装着对她讲给我听的有关那些“光芒四射的远征”的话字字句句都信以为真。
[31]《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26）
一九六五年年中的一个下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办公室的一位同事是西班牙老共和派，多年来他在写“最后一部关于内战的纠正海明威的不确之处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的名字将是《丧钟不为谁而鸣》。他递给我一张他在浏览的《世界报》，上面刊登的消息说洛瓦顿领导的活动在胡宁州康塞普西翁省和萨蒂波省的左派革命运动的图帕克.阿马鲁纵队劫掠了一座煤矿的火药库，炸掉了莫拉尼约克河上的一座桥梁，占领了路那图略庄园，把粮食分给了农民。两个星期之后，在亚华利纳山谷又伏击了一个武装警察支队。在战斗中，九名警察，其中包括巡逻队队长被打死。在利马，格里永饭店和国家俱乐部发生了用炸弹谋杀事件。贝朗德政府在整个中部山区发布了戒严令。读到这些消息，我的心都紧张得抽缩起来。那一天和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始终惶惶不安，胖子保尔的面孔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叔叔阿陶尔福不时地给我写信来，他作为在秘鲁唯一给我通信的人代替了阿尔韦塔姑妈。在信中他大谈当前的政治形势，通过他我知道了尽管游击队在利马的行动还是零零星星的，但在安第斯山中部和南部的军事行动却震撼了全国。《商报》、《新闻报》、阿普拉党分子和奥德里亚派如今已经联合起来反对政府，他们指责贝朗德.特尔里面对卡斯特罗起义者表现软弱，甚至说他跟起义有秘密勾结。政府已经委托军队对起义者进行镇压。叔叔感慨道：“这可是太糟糕了，我担心说不定那会儿就会发生政变。已经闻到磨刀霍霍的气息。在我们的秘鲁，何时圣诞节就不在十二月了!”在那些充满亲情的信中，多洛雷斯婶婶总是要亲笔写上思念我的话。
完全出乎预料，我跟罗伯特.阿努克斯先生竟是相处得很和睦。一天，他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西班牙语办公室，建议我们在吃午饭的时候一块到咖啡店里吃点小吃。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一起聊聊天，吸支过滤嘴吉普赛人牌香烟，那是我们两个人都吸的牌子。从那时起，每当他的事情能脱开身的时候，他就来找我，我们一起去喝咖啡和吃小吃，同时交谈法国和拉美的目前政治形势和巴黎的文化生活，对此他也十分熟悉。此人阅历广泛，很有思想，他抱怨尽管跟勒内.马厄一起工作很有意思，但是他只有在周末才有时间看书和很少去剧院和听音乐会。
由于他，我不得不平生第一次，毫无疑问也是最后一次租了一件男礼服，按礼仪着装去出席在巴黎的歌剧院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芭蕾舞义演，而且芭蕾舞演出结束后还有晚餐和舞会。我从未进过如此宏伟的场所，建筑的穹顶上装饰着由犹太画家夏加尔做的油画。一切都让我感到美丽而高雅。但是让我感到更美丽而高雅的还是前智利小姑娘和前女游击队员。她穿着一件白色薄纱印花透明的衣服，裸露着肩膀，梳着高高的发型，颈项、耳朵和手上戴满了珠宝首饰，直把我惊讶得张口结舌。整个晚上那些与阿努克斯先生相识的老头儿们都走近她身边吻她的手，眼睛里放射出贪婪的光芒。“真是异国美人!”我听到一个激动难抑、纠缠不休的老东西这样说。我终于能邀请她跳舞了。我紧紧地搂着她，在耳边对她说，我从来连想都没想到过有一天能看到她像这会儿那样如此的娇艳。一想到舞会之后，在她帕西街区的家中是她的丈夫而不是我脱光她的衣服跟她做爱，我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异国美人面带一丝宽厚的微笑接受我对她的宠爱，但最后却放出了一句冷酷无情的话：“你跟我说的话真是俗不可耐，小里卡多。”我吸闻着从她全身发散出来的芳香，感到是那般地渴望拥有她，以致几乎都难以呼吸了。
[32]《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27）
她从哪儿弄到钱穿那样的衣服，戴那样的珠宝首饰？尽管在奢侈的享受方面我不内行，但是我知道要穿那些独有的时装，要那样不断地更换衣服——我每次见到她都是穿的新衣服和换了新的精美的鞋子——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员的收入是绝对不够的，即便他是总干事的得力助手。我打算套出这一秘密，问她是不是除了偶尔跟我骗骗罗伯特.阿努克斯先生外，也跟某个百万富翁去骗他，而正是由于这个百万富翁，她才能穿上大商店的时装和戴上一千零一夜的珠宝首饰。
“如果我只有你这样的一个情人，我就变成叫花子了，你在我眼里是个微不足道的人。”她这样回答我，并不是开玩笑。
但是她马上给我做出了一个似乎无可指责的解释，尽管我肯定那是虚假的。她说她身上的衣服和首饰不是买的，而是蒙田大街的大时装设计师和旺多姆广场的珠宝商借给她的，那些人要为自己的新产品做广告，就让经常出入大场合的靓丽夫人们试穿和试戴。因此，由于她的社交关系，她的穿着和首饰可以跟巴黎的高雅女人相媲美。难道我认为靠一个法国外交官的那点微薄工资她可以跟光明城的贵妇们比奢侈享受？
歌剧院那次舞会的几个星期后，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办公室里接到了坏女孩的一个电话。
“这个周末罗伯特要陪他的头头去华沙。”她通知我说，“你中彩了，好男孩!我可以把周六和周日都给你一个人，看看你给我安排什么节目吧。”
我用了几个小时来考虑怎样让她感到惊喜和玩得高兴，巴黎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她没有去过，研究那个星期六有什么演出，什么饭店、酒吧或风味小吃店由于其新颖和独有的、鲜为人知的特色能引起她的注意。最后，我把想到的无数方案全部放弃，选择了周六上午如果天气晴好的话，就去阿斯尼埃尔小镇狗公墓散步，它在河流中心一个树木葱茏的小岛上。晚饭安排在圣安德烈.台扎尔街的阿拉尔餐厅,就在一天晚上我看到巴勃罗.聂鲁达一手一个勺子用晚餐的同一张桌子上。为了让她明白这是个有名望的地方，我会告诉她那是诗人最喜欢的饭店，而且我还要点与惯常不同的菜。想到我要跟她过整个夜晚，跟她做爱，她喜欢我的双唇贴在她微微颤动的“夜间眉毛的阴部”(这是聂鲁达《婚礼上的用品》的一句诗，我们第一次在参议院旅馆我的阁楼里一起过夜时，我曾把这首诗在耳边读给她听)，感到她睡在我的怀中，星期天清晨醒来蜷缩着温暖的身体贴着我，周六前的两三天我都全然处于幻想、愉快和担心有点什么事使计划落空之中，这几乎难以让我集中精力工作，我的译稿大概被审校者修改了两次。
[33]《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28）
那个星期六天气好极了。我开着一个月前新买的多菲娜牌轿车，半晌的时候带阿努克斯夫人去了她没有去过的阿斯尼埃尔小镇狗公墓。我们饶有兴味地在坟墓间逛了一个多小时——除了狗坟之外，那儿还有埋在那儿的猫坟、兔坟和鹦鹉坟——读坟前的墓志铭。那些主人送别他们心爱的宠物的词语，有的感情深切，有的富有诗意，有的轻快欢畅，有的荒唐可笑。阿努克斯夫人好像真的很开心，笑容满面，把手放在我的手里，春日的阳光照耀着她那双深蜜色的眼睛，她的头发随着河边的轻风而飘动。她穿着一件透明的薄衬衫，可以看清她乳房的边缘，一件宽松的外套随着她的活动而摆动，脚上是方格图案的短筒靴。她长时间地凝望着墓地进口那条不认识的狗的雕像，神情忧郁地感叹她的生活是“如此的复杂”，否则她就会养一条小狗了。我注意到这件事，心想：如果我能打听出她的生日的话，这将是我那天送给她的礼物。
我紧紧搂住她的腰，把她拉到我怀中，对她说，如果她下决心离开阿努克斯先生跟我结婚，我保证让她过上正常生活，她喜欢养什么狗就养什么狗。她非但没有让我高兴，反而讥讽地问我：
“想到要跟我一起过夜，你会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吗，米拉弗洛雷斯人？我这样问你，是为了让你对我说你那么喜欢对我说的那句俗不可耐的话。”
“没有比这使我更幸福的事了。”我对她说，嘴唇使劲地吻着她的嘴唇，“多年来我一直梦想着这件事，女游击队员。”
“你要跟我做多少次爱？”她又说道，还是那种讥讽的语调。
“能做多少次就做多少次，坏女孩。十次吧，如果我的身体允许。”
“我只答应你两次。”她啃着我的耳朵提醒我说，“一次是在上床睡觉时，一次是在醒来时。对了，决不能早起。为了永远不出皱纹，我需要至少睡眠八个小时。”
她从未像那天上午那样顽皮过，而且我认为她以后永远也不会再那样顽皮。我从不记得她那么自然，那么随意，不摆姿势，不矫揉造作，而是尽情享受那春日的温暖，让透过垂柳缝隙射进来的阳光洒落在她的身上宠爱着她。她像是比一个姑娘还小姑娘，几乎还在少年，而不是一个近三十岁的女人。我们在河边阿斯尼埃尔小镇的一家风味小吃店里就着小黄瓜吃了一个火腿三明治，喝了一杯红酒，然后就去于姆街的电影资料馆看马赛尔.卡尔内导演的电影《天堂的孩子们》。这部电影我看过，她没有看过。看完电影出来的时候，她说让.路易.巴洛和玛丽亚.卡扎雷斯是那样的年轻，现在电影已不这样拍了；她向我坦言，电影的结局让她流了泪。我向她建议我们去我的家休息到吃晚饭的时间，但是她不愿意，说那个时候去我家，我会起邪念，最好还是趁下午天气那么好，我们在外面多走走。于是我们在塞纳街的画廊进进出出，然后在布西街的一家露天咖啡馆坐下来喝杯冷饮。我告诉她一天上午在那儿我看到诗人安德烈.勃勒东在买鲜鱼。大街和咖啡馆里都是人潮如涌，巴黎人有这种放松和共鸣的习惯，在天气好的日子里，就出现这种奇特的景观。我有许久没那么高兴，那么乐观，那么充满希望了。
[34]《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29）
可是，正当此时，魔鬼却露出了尾巴。我看到了我旁边一个人正在读着的《世界报》上的大标题：“军队摧毁了秘鲁游击队的大本营”；副标题是“路易斯.德拉普恩特和其他几位左派革命运动的领导人被打死”。我赶快跑到街角的报亭买了一份报纸。在那条消息上署名的是驻南美的这家日报的记者马塞尔.尼德岗，另外还有一篇克罗德.于连的框有花边的文章解释秘鲁的左派革命运动是怎么回事和介绍路易斯.德拉普恩特其人其事以及秘鲁的政治形势。一九六五年八月，秘鲁陆军特种部队包围了位于拉孔本西翁的库斯科山谷基亚班巴市东边的梅萨.佩拉达山，攻占了“启明星”营地，打死了很多游击队员。路易斯.德拉普恩特、保尔.埃斯科瓦尔和一伙追随者得以逃脱，但是，军方的武装小分队经过长途跋涉又将他们包围，打死了他们。消息还明确地报道军方的飞机投下凝固汽油弹轰炸了梅萨.佩拉达山。死者的尸体没有交给家属，也没有向媒体展示。据一份官方公报说，那些尸体埋在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以免他们的坟墓变成革命的朝拜圣地。军方向记者展示了武器、军装和许多文件，以及游击队在梅萨.佩拉达山使用的地图和无线电设备。这样，秘鲁革命的起义主力部队之一帕查库特克纵队就被歼灭了。军方希望吉列尔莫.洛瓦顿领导的图帕克.阿马鲁纵队也遭到包围，很快垮台。
“我不知你为什么脸拉得那么长，你知道这样的事是早晚要发生的。”阿努克斯夫人感到惊奇，“你自己给我说过多次，这事的结局只能是这样。”
“我说那话是作为咒语，为的是驱邪，希望事情不要发生。”
当然，那话我是对她说过，也真的那么想过，担心过，但得悉事情已经发生，我最初到巴黎时最好的朋友和伙伴保尔现在已经是东安第斯山某片荒野里的一具腐尸，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大概他是被枪决的。如果军队是把他活捉的话，无疑在枪决之前还遭受了严刑拷打。我强忍着撕心裂肺的痛苦，向智利小女孩提议我们忘掉这件事，不要让这条消息糟蹋了神仙们送来的礼物：她的整个周末都属于我。她很容易地就做到了，给我的感觉是，对她来说，秘鲁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作为一团乱糟糟的阴暗记忆(是由于贫困、种族主义、歧视、冷落和种种挫折？)从她脑海中彻底驱除的东西。也许在很久以前她就下定决心与她的故土断绝一切关系了。而我却相反，尽管我努力想忘记《世界报》上那条该死的消息，把精力集中到坏女孩身上，但是却做不到。在阿拉尔餐厅用晚餐的整个时间里，我朋友的幽灵始终让我没有胃口，情绪低落。
“我看你无法纵情取乐玩得痛快了。”吃饭后点心的时候，她以同情的语调对我说。“你愿意我们要干的事下次再来吗，小里卡多？”
[35]《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30）
我坚决不同意，吻了她的手，并且向她发誓说，尽管那条可怕的消息，跟她一起过夜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最美妙的事情。但是，等到了我在约瑟夫.加尼埃街的家中，她从手提包里取出准备第二天用的一个芭芘娃娃梳妆台、她的牙刷和一套更换的内衣，我们躺在床上——我已经为客厅和卧室买了鲜花——并且我已经开始抚摸她时，我却羞愧地意识到我没有能力跟她做爱了。
“法国人把这叫做‘落空’。”她笑着对我说，“你知道吗？我还是第一次跟一个男人出现这样的事。”
“你有过多少男人？让我猜猜。十个？二十个？”
“我的数学坏透了。”她发火了，并且以命令的口气进行报复。“最好你还是用嘴跟我来吧，我没有必要举哀服丧，我几乎不认识你的朋友保尔，再说，你回想一下，正是由于他的过错我不得不去了古巴。”
她不再说什么，而是马上像点一支香烟那样坦然地劈开双腿躺在床上，用一只胳膊遮住眼睛，注意力深深地集中，身体一动不动，完全忘掉了我和周围的世界，习惯地静静等着享受欢愉。她总是要拖很久才兴奋起来至高潮结束，而那天晚上比惯常拖得更久。有两三次我不得不把痉挛的舌头停在她的阴部，吻它，吮吸它，每次她都用手来教训我，揪我的头发或拧我的脊背。最后，我终于感到她的身体动了，并且听到了似乎是从小腹慢慢上升到口部的轻微的呼哧声，她的四肢在抽缩，末了满足地出了口长气。“谢谢，里卡多。”她喃喃地说。继而她几乎马上就进入梦乡了。我很久都不能入睡，一种焦虑和痛苦挤压着我的咽喉。我好不容易入睡，却又做起了噩梦，第二天我对那噩梦几乎不记得了。
早上我在近九点时醒来。天空没有太阳，从天窗望上去，空中乌云密布，呈驴腹色，巴黎的天空总是这样。她背对我睡着，那个瘦小的姑娘的身体看上去非常年轻而脆弱。此刻她很安静，轻微而舒缓地呼吸着，几乎动也不动。看着她现在的样子，谁也不会想到她自来到人世间之后大概一直过着艰难的日子。我竭力想象着她童年时代在秘鲁那座穷人的地狱里所经历的贫苦；我也想象着她的青少年时代，也许比她的少年时代更糟，为了前进和到达她已经到达的那个地方，在秘鲁和古巴她应该是历尽了艰辛，多次委身于人，做出了种种牺牲和让步。不得不拼命保护自己免遭不幸把她变成了一副铁石心肠和冷漠无情人；为了不被在那个战场上被打垮，她大概跟形形色色的人上过床；她的种种经历使她确信，那就是生活。我对她充满了无限的深情。为了我的幸福也为了她的不幸，我坚信我一直在爱着她。看着她，感觉着她的呼吸，我顷刻动了感情。我开始非常缓慢地吻她的脊背，吻她翘起的的小屁股，吻她的脖颈和肩膀，然后拉她侧过身来，又吻她的乳房和嘴巴。她装着睡觉，但实际上已经醒来，因为她已经调整身子躺好了准备迎接我。我感到她那儿是潮润的，第一次能够很容易地进入了她的体内，不感到是跟一个处女做爱。我爱她，我爱她，没有她我不能活。我央求她离开阿努克斯先生来跟我在一起；我说我要挣很多钱，让她过体面的日子，宠爱她，一切随她所愿，对她……
[36]《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31）
“行啦，你已经将功折罪了，”她笑了起来。“你这次甚至比前些次坚持的时间还长。昨天晚上失败之后，我还以为你变得性无能了哩。”
我建议她自己动手做早餐，但是她喜欢我们到街上吃，她想吃酥脆的牛角面包。我们一起洗了淋浴，她让我为她打肥皂，把身体帮她擦干，然后，我坐在床上看她穿衣服和梳妆打扮。我先是一个一个地吻过她的十个脚趾，接着亲自为她穿上软帮鞋。我们手拉手去了布道奈大街的一家风味小吃店，那儿刚出炉的羊角面包的确是又酥又脆。
“如果不是那次把我打发到古巴去，我就会留在巴黎这儿跟你在一起了。如果真的是那样，我们可以保持多长时间，小里卡多？”
“一辈子。我会让你非常非常的幸福，你永远也不会离开我。”
她停止了说笑话，看了我一眼，非常地认真和有点鄙夷不屑。
“你真是太天真和爱幻想了。”她一字一顿地说，眼睛里露出向我挑战的神气。“你不了解我，我只跟一个非常、非常有钱有势的男人永远在一起。很不幸，你永远不会成为这样的人。”
“如果金钱不能给你带来幸福怎么办，坏女孩？”
“幸福？我不懂什么叫幸福，也不把它放在心上，小里卡多。但是我敢肯定的是幸福并不是你眼中的那种浪漫蒂克和你嘴里说的那些俗不可耐的话。钱可以给你以安全感，保护你，让你完全沉浸在生活享受之中而丝毫不用为明天担心。唯有如此，才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
她用冷冰冰的神情注视着我，有时那表情还以奇特的方式变得更为严酷，似乎把她周围的一切活动都冻结了。
“你是个好人，但是你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缺乏雄心壮志。你满足于已经得到的东西，不是吗？但是，你得到的东西能算得了什么，好男孩。因此我不能做你的妻子。我永远不会满足已有的东西，而总是要得到得更多。”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她，因为尽管我听了她的话感到难过，但觉得她说得却不无道理。对我来说，幸福就是拥有她和居住在巴黎。我心中暗想：这就是说，我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平庸之辈了吗，小里卡多？不错，可能是这样。在回我家之前，罗伯特.阿努克斯夫人起身去打电话。回来的时候，她脸上露出慌慌张张的表情。
“很抱歉，我得走了，好孩子。我出了麻烦事了。”
她没有给我做更多的解释，也没有让我送她回家或她要去的地方。我们上楼她拿了她的手提包，我把她送到靠近军事学院区地铁边的出租车站她去打的。
[37]《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32）
“不管怎么说，这个周末还是过得很愉快的。”她向我告别，一边触摸着我的嘴唇。“再见，我的心肝宝贝。”
回到家中，我发现她由于走得匆忙，把牙刷忘在了盥洗室里。那是一个精美的牙刷，牙刷的盒子上还印有名牌生产厂家的名字：娇兰。她是真的忘记了吗？也许不是。可能是故意留下来让我为那个伤心的夜晚和幸福的醒来做纪念的。
那个星期我没能看到她，也没能跟她说上话。下一个星期我要去维也纳原子能委员会工作半个月，也没能跟她告别——她的电话始终不接。我喜欢维也纳那座巴洛克风格的高雅而繁华的城市，但是这个时期一个“临时工”的工作——各种国际组织的代表会议、全会或者年会都需要额外的口笔译人员——是那样的紧张，以致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或进剧院，除了趁某个中午的时间去看次阿尔韦迪纳赛马，晚上已是筋疲力尽，勉勉强强地走进老字号的咖啡馆——中央咖啡馆、兰德蒂门咖啡馆、哈韦尔卡咖啡馆和法乌恩努维咖啡馆,这些咖啡馆似乎都是二十世纪“美好时期”的装饰风格——去吃上一份德国牛肉香肠，其实也就是我姑妈阿尔韦塔会做的奥地利版本的滚面包屑牛排，再喝上一杯泛满泡沫的啤酒。回到家中已是头昏眼花了。我几次给坏女孩打电话，要么是没人接，要么就是占线。我不敢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阿努克斯先生打电话，怕引起他的怀疑。半月工作结束后，查尔内斯先生给我拍了个电报，建议我签一个到罗马工作十天的合同，任务是，先在一个研讨班上做翻译，接着参加一个联合国粮农组织会议。因此我直接去了意大利，没有过巴黎，在罗马也未能跟她通上话。一回到巴黎我就急不可待地给她打电话，当然依旧是没人接。发生了什么事？我焦急起来，开始想到她是不是出了车祸，是不是病了，或者是闹出了家庭悲剧。
由于跟阿努克斯夫人联系不上我是那样的紧张不安，我不得不把叔叔早已写到巴黎来的信读了两遍才明白了它的意思。我的思想难以集中，智利小女孩的形象在我的脑际挥之不去。阿陶尔福叔叔在信中长篇大论地讲了秘鲁的政治形势。洛瓦顿领导的图帕克.阿马鲁纵队没有被俘获，尽管军方的公报宣称不断地跟它发生冲突，每次游击队员都有伤亡。根据新闻报道，洛瓦顿和他的人已经进入了热带雨林深处，跟亚马孙地区的部落结成了同盟，主要是埃内河、佩雷内河、萨蒂波河和阿纳帕蒂河四河围成的方框地域内的阿萨宁卡部落。传说这个部落的群体受洛瓦顿人格魅力的诱惑，把他看成了一位神话英雄：返祖的主持正义者伊托米.帕瓦。根据神话传说，这位英雄某个时候会回来收复这个民族的管辖权。空军怀疑热带雨林中的村庄藏有左派革命运动成员，对它们进行了猛烈的轰炸。
[38]《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33）
在多次新的与阿努克斯夫人通话的企图未果之后，我决定借口请他们吃完饭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找她的丈夫。我先去问候查尔内斯先生和西班牙语办公室的同事，然后爬上了六楼。那儿是不可私自闯入的禁地，因为头头们的办公室都在那儿。从门口我就看到了阿努克斯先生那张苍老的脸和唇下的小胡子。看到我不知他奇怪地嘟哝了一句什么，我发现他比任何时候都更乖戾，好像见到我很不开心。他病了吗？短短的几个星期没看不到他，他似乎老了十岁。他把一只蜷缩着的手伸给我，没有说话，而是用他那双啮齿目动物的具有穿透力的眼睛盯着我等待我来说话。
“这个月我没在巴黎，到外国工作了，在维也纳和罗马。我想这几天晚上哪天你们有空我请你们吃晚饭。”
他的眼睛还是盯着我，但没有回答。此刻他的脸色变得苍白了，神情忧伤，嘴唇抽缩着，仿佛说话困难。我的双手颤抖起来。他是不是要对我说他的妻子死了？
“这就是说你还不知道，”他干巴巴地喃喃自语道，“或者是在玩一场骗局？”
听了这话我惶恐不安，不知该如何作答。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都知道了。”他又轻声补充道，声音很低，带点讥讽。“我成了这个组织的笑料。我的妻子把我抛弃了，我甚至不知道他跟谁走了，本来想是你的，索莫库尔西奥先生。”
在说出我的姓之前他语塞了，唇下的小胡子抖动着，我似乎觉得他的两排牙齿也在磕碰着。我结结巴巴地说出了我的感受，告诉他对此我一无所知，并且愚蠢地重复了我这个月没在巴黎，而是在国外的维也纳和罗马工作的话。我跟他告别的时候，阿努克斯先生连声再见都没说。
对事情我是如此的惊讶和难过，以致在电梯里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到了过道的卫生间就吐了。她跟谁走了呢？她跟他的情人还住在巴黎吗？在以后的日子里，一个念头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她赠给我的那个周末就是告别，为的是留给我一点特殊的怀念。这是扔给狗吃的剩饭，小里卡多。对阿努克斯先生进行短暂的拜访之后的一些日子都是灾难性的。我平生第一次患了失眠症。夜间出汗，脑子里一片空白，手里紧紧地握着当作避邪符放在床头柜上的娇兰牌牙刷，反复地咀嚼着我的怨恨和妒忌。第二天，我完全崩溃了，浑身忽冷忽热，不断地打寒噤,没有一点精神，没有一点食欲。医生给我开了一些安眠药，那些药与其说是让我睡觉，倒不如说是让我昏厥。醒来时我惶恐不安，好像被拖在大海凶险的回头浪中。整个时间我都在咒骂自己那次的愚蠢，把跟保尔的友情置于对她的爱之前，将她打发到古巴去。设若当时把她留下来，我们继续在一起，生活就不是今天的夜间失眠，就不是这样空虚，这样的令人懊恼了。
[39]《坏女孩的恶作剧》 游击队员（34）
查尔内斯先生给了我一个月的工作合同，帮我从这种精神崩溃的状态中解脱了出来，我真想跪下感谢他。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惯常的工作，我慢慢摆脱了由于前智利小女孩、前女游击队员、前阿努克斯夫人的出走使我陷入的危机。她现在怎么称呼？是什么身份、叫什么名字、在这段新生活中又编了什么故事？她的新情人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那位顾问要重要得多。那位顾问对她的野心来说太微不足道了，所以她把他大大地羞辱了一番。那最后一个星期她明确地提醒过我，说：“我只跟一个非常、非常有钱有势的男人永远在一起。”我敢肯定，这一次我可是真的再也见不到她了。我对自己说：你必须克制，战胜精神危机，忘掉那个朝三暮四智利小女孩，深信她只是一场噩梦，好男孩。
但是，我重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后不几天，阿努克斯先生来到了我的小办公室里，当时我正在翻译一个有关次撒哈拉非洲国家双语教育的报告。
“对不起，我那天对您太粗鲁了。”他不好意思地说，“当时我的情绪很不好。”
他提议我们一起去吃晚饭。虽然我知道就我的精神状态而言那顿晚餐是灾难性的，但是，好奇心、想听他讲讲她的情况和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欲望更为强烈，所以我就答应了。
我们去了“宾客之家”，那是巴黎第七区的一家餐馆，离我家不远。不消说这是一次我从未经历过的最紧张、最困难的晚餐，不过也是最具强烈吸引力的晚餐，因为在这次晚餐上我发现了前阿努克斯夫人许多事情，也知道了她去了多么遥远的地方寻求以财富为支柱的安全生活。
我们要了加冰的威士忌和梨酒作为开胃剂，然后又要了红酒和饭菜，但是饭菜几乎没动。“宾客之家”餐馆有一份固定的菜谱，由几个带柄的深底小锅盛着端上来的美味佳肴组成。我们的餐桌上摆满了肉末馅饼、蜗牛、色拉、鱼和肉，为了腾出地方放花样繁多的饭后点心，惊讶的侍应生不得不把这些东西几乎原封未动地拿走。有一种点心是放在煮沸的巧克力之中的。侍应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对那些美食丝毫不感兴趣。
罗伯特.阿努克斯先生问我从何时认识那个女人，我对他撒谎说是从一九六○或者一九六一年在巴黎认识的，当时她作为左派革命运动的奖学金获得者途径这座城市去古巴接受军事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