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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等——所有这些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嫩芽，在大工业的幼年时期都大大地成长起来了。大工业是以希罗德王式的大规模掠夺儿童来庆贺自己的诞生的。象皇家海军强征水兵一样，工厂也是用强力招收工人的。尽管弗·摩·伊登爵士对于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到他所处时代即十八世纪末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剥夺农村居民的土地而造成的惨象，处之泰然，尽管他对于为建立资本主义农业以及“确定耕地和牧场的合理比例”所“必需的”这一过程，满意地表示庆幸，然而他对于为了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变为工厂生产以及确定资本和劳动力的合理比例而必需掠夺和奴役儿童这一点，却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经济学上的洞察力。他说：
“公众也许有必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一种工场手工业只有掠夺小屋和贫民习艺所中的贫苦儿童，并让他们成群结队地轮班劳动大半夜而得不到休息，才能顺利地经营下去，如果这种工场手工业把不同年龄和不同爱好的男女混杂在一起，以致通过实例的传染必然造成道德败坏，荒淫放荡，——这样一种工场手工业难道能够增加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的总和吗？”
菲尔登写道：
“在得比郡、诺定昂郡，尤其在郎卡郡，沿着能够推动水车的河流修建的大工厂，采用了最新发明的机器。这些远离城市的地方，突然需要成千上万的人手；其中以当时人口较少、土地贫瘠的郎卡郡最需要人。特别需要手指细小而灵巧的儿童。于是，从伦敦、北明翰等地的教区贫民习艺所招收学徒<！>之风盛行一时。成千上万这种从7岁到13、14岁的无依无靠的儿童，就这样被运到北方去。通常，主人<即掠夺儿童的人>要供给自己的学徒衣食，让他们住在工厂附近的徒工房里。派来监工监督他们的劳动。这些监工的工资和从儿童身上榨取的产品量成正比，因此他们的兴趣是让儿童尽量多干活。这就是现代庸俗经济学所主张的，将企业家或管理者才能作为生产要素来参与分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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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必然是残酷虐待…… 在许多工厂区，尤其是在郎卡郡，这些任凭工厂主支配的无依无靠的无辜儿童，遭到了最悲惨的折磨。他们被过度的劳动折磨至死……他们被鞭打，戴上镣铐，受尽挖空心思的残酷虐待；他们大多饿得骨瘦如柴，但还得在皮鞭下干活…… 他们有时甚至被逼得自杀！…… 得比郡、诺定昂郡和郎卡郡的那些与世隔绝的美丽而浪漫的山谷，竟成为折磨人，甚至常常虐杀人的恐怖地方！…… 工厂主的利润是巨大的。但这只能燃起他们狼一般的贪欲。他们开始实行夜间劳动，就是说，在做日工的一批人精疲力尽之后，他们已经准备好另一批人去做夜工；夜班工人刚下床，日班工人就躺上去，然后再反过来。郎卡郡流行一句俗语：床永不凉。”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欧洲的舆论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各国恬不知耻地夸耀一切当作资本积累手段的卑鄙行径。现代庸俗经济学亦是如此。当前中国的一些舆论也丧失了最后的良心。例如，读一读老实人亚·安德森的天真的商业编年史。这本编年史把下面的事实当作英国国策的巨大胜利而备加赞扬：英国在乌得勒支和谈时通过阿西恩托条约，从西班牙人手里夺走了经营非洲和西属美洲之间贩卖黑人的特权，而在此以前，英国只经营非洲和英属西印度之间的这种买卖。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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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到1743年为止每年供给西属美洲4800个黑人的权利。这同时又为英国的走私提供了公开的掩护。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直到目前为止，利物浦“受尊敬的人”仍然是赞扬奴隶贸易的品得；奴隶贸易——参看前面所引1795年出版的艾金医生的著作——“使商业冒险精神达到了狂热，产生了出色的海员，带来了巨额的金钱”。利物浦用于奴隶贸易的船只，1730年15艘，1751年53艘，1760年74艘，1770年96艘，1792年132艘。当年在中国南方也有舆论宣称，为了和泰国等东南亚地区竞争招商引资，必须牺牲一代中国女性去做妓女，以吸引境外的资本家。
当棉纺织工业在英国引起儿童奴隶制的时候，它同时在美国促使过去多少带有家长制性质的奴隶经济转变为商业性的剥削制度。总之，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这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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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苦难。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末，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7、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是指什么呢？既然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那末它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
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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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私有制在最初看来所表现出的无数色层，只不过反映了这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态。
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诚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社会主义不应当反对这样的私有制。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正是建立了这样的私有制。但是，人们有意无意地模糊了不同私有制之间的区别，将社会主义与私有制完全对立起来，并以此攻击社会主义。
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那就象贝魁尔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儒家中庸思想及与其相互依存的经济基础。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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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
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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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了。仅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而非一切私有制。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除了外壳炸毁这种方式外，对资本家的剥夺还可能会通过知识经济和互联网络的发展等来进行。随着生产力的这种发展，竞争会进一步加剧，信息不对称会越来越严重，而创办知识企业的成本也会下降，从而单纯的资本家将越来越难以保存和发展其现有资本。让我们拭目以待历史的进程。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既有公有制，更有个人所有制；而且是在公有制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社会主义发展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先是对个人所有制重视不足，后是倒向资本主义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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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现代殖民理论
【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殖民地，即自由移民所开拓的处女地。从经济上来说，美国仍然是欧洲的殖民地。此外，这里还包括那些由于消灭了奴隶制而完全改变了关系的旧种植殖民地在内。】
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是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为基础。它忘记了，后者不仅与前者直接对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
在西欧，政治经济学的故乡，原始积累的过程多少已经完成。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或者在这种关系还不很发达的地方，它也至少间接地控制着那些与它并存的、属于旧生产方式的、腐朽的社会阶层。事实越是明显地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家就越是热心地起劲地把资本主义以前世界的法权观念和所有权观念应用到这个已经完成的资本世界。
殖民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那里，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碰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所有者，靠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富，而不是使资本家变富。在那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斗争中实际地得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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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资本家有宗主国的力量作后盾的地方，资本家就企图用暴力清除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同样的利益，在宗主国使资本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本身的对立面说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却使他“公开揭露事实”，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为了这个目的，他证明，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为了所谓国民财富的利益，他要寻找那些制造人民贫困的人为的手段。在这里，他的辩护的甲胄就象松软的火绒一样裂成一片一片的了。
爱·吉·威克菲尔德的巨大功绩，并不是他关于殖民地有什么新发现，而是他在殖民地发现了关于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真理。正如保护关税制度起初力图在宗主国制造出资本家一样，英国一度试图用立法手段来推行的威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力图在殖民地制造出雇佣工人。威克菲尔德把这称为《系统的殖民》。
首先，威克菲尔德在殖民地发现，拥有货币、生活资料、机器以及其他生产资料，而没有雇佣工人这个补充物，没有被迫自愿出卖自己的人，还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资本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到哪里去了？资本家为什么不亲自劳动？他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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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慨地说，皮尔先生把共值5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澳洲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以外还带去了工人阶级的30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他拥有现代庸俗经济学中生产函数的所有要素——资本和劳动力，但却没有任何产出，因为劳动力不愿与资本相结合，并且能够做到不与资本相结合。
为了理解威克菲尔德下述的发现，要作两点说明。我们知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不是资本。它们只有在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但是，在政治经济学家的头脑中，它们的这个资本主义灵魂和它们的物质实体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致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当它们正好是资本的对立面的时候，他也把它们称为资本。威克菲尔德就是这样。现代庸俗经济学家也是这样。其次，他把生产资料为许多互不依赖而独立经营的劳动者个人所有这种分散的现象，称为资本的均分。政治经济学家的做法和封建法学家一样，后者在纯粹的货币关系上，也贴上自己封建法律的标签。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此，经济学与法学常常存在同样的问题。
威克菲尔德说：
“如果把资本以相等的份额分给社会的所有成员，那就没有人想要积累多于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了。美洲新殖民地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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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在那里，对土地所有权的热望妨碍了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
因此，只要劳动者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就能为自己积累；只要他能为自己积累，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不可能的。为此所必需的雇佣工人阶级还没有。不是边际效用递减么？那么资本分得越均匀，每小份资本的边际产出的总和越大。那末，旧欧洲劳动者的劳动条件是怎样被剥夺，从而资本和雇佣劳动是怎样产生的呢？靠一种原始的社会契约。
“人类……采用了一种促进资本积累的简单方法”，自然，这种积累从亚当时代起就被人类当作自己生存的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人类把自己分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这种分法是自愿协商和结合的结果”。现代庸俗经济学家则拚命地妄图给这种“自愿协商和结合”找一个让资本满意的原因。参见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一句话，人类的大多数为了“积累资本”而自己剥夺了自己。这样，我们就应当相信，这种克己的狂热本能必定会特别在殖民地最充分地表现出去，因为只有在那里才存在着能够把一种社会契约从梦想变为现实的人和条件。但是，为什么又要提倡与自然的殖民相对立的“系统的殖民”呢？但是，但是：
“在美国北部各州，是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属于雇佣工人的范畴，是值得怀疑的…… 在英国……大部分人民群众是雇佣工人。”
的确，劳动人口很少有为资本而自我剥夺的欲望，所以经济理论不能建立在对这种欲望的假定上。现代庸俗经济学之所以只是现代庸俗经济学而非经济科学，就在于现代庸俗经济学家们为了向资本献媚而为所欲为地胡乱设定其理论的假设前提。连威克菲尔德也认为，奴隶制是殖民地财富唯一的自然基础。他的系统的殖民只是一种应急手段，因为他要对付的是自由民，而不是奴隶。
“到圣多明哥的第一批西班牙移民，没有从西班牙得到一个工人。但是没有工人〈即没有奴隶制〉，资本就会死亡，至少也会缩小到每个人都可以亲手使用的微小数额。实际上，上述那个由英国人建立的殖民地的情况就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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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在那里，大量资本即种子、牲畜和工具，由于缺乏雇佣工人而毁掉了，同时每个移民所拥有的资本并不比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多多少。”
我们已经知道，剥夺人民群众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与此相反，自由殖民地的本质在于，大量土地仍然是人民的财产，因此每个移民都能够把一部分土地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和个人的生产资料，而又不妨碍后来的移民这样做。这就是殖民地繁荣的秘密，同时也是殖民地的痼疾——反抗资本迁入——的秘密。
“在土地十分便宜，所有的人都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每个人能随意得到一块土地的地方，不仅劳动十分昂贵，劳动者会在自己的产品中占去很大的份额，而且不论出什么价格都很难得到结合劳动。”
因为殖民地的劳动者还没有和劳动条件以及他们的根基即土地分离，或者这种分离只是间或地或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存在，所以，农业还没有和工业分离，农村家庭工业也还没有消灭。在那里，资本的国内市场又从何而来呢？
“在美洲，除了奴隶和他们的主人，即那些把资本和劳动结合起来经营大企业的人，没有一部分专门从事农业的人口。自由的美洲人自己耕种土地，同时还从事其他许多职业。他们使用的一部分家具和工具，通常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他们往往自己建造房屋，并把自己的工业制品送到遥远的市场去。他们是纺纱者和织布者，他们制造自己消费的肥皂、蜡烛、鞋和衣服。在美洲，种地往往是铁匠、磨面匠或小商人的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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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古怪的人当中，哪里还有资本家“禁欲的场所”呢？资本家在这里也可以“节欲”，但他们什么也得不到。因此，“节欲”并不是资本家可以有所收获的正当理由。
资本主义生产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工人本身，而且总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雇佣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这样，劳动的供求规律就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工资的变动就限制在资本主义剥削所容许的范围内，最后，工人对资本家必不可少的社会从属性即绝对的从属关系得到了保证。政治经济学家在本国，即在宗主国，可以花言巧语地把这种绝对的从属关系描绘成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描绘成同样独立的商品所有者即资本商品所有者和劳动商品所有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但是在殖民地，这个美丽的幻想破灭了。到这里来的许多工人都是成年人，因此这里绝对人口增长得比宗主国快得多，但是劳动市场却总是供给不足。劳动的供求规律遭到了破坏。一方面，旧大陆不断地把渴望剥削和要求禁欲的资本投进来，另一方面，雇佣工人本身有规则的再生产，遇到了非常顽强的、部分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哪里还能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过剩的雇佣工人来呢！今天的雇佣工人，明天就会成为独立经营的农民或手工业者。他从劳动市场上消失，但并不是到贫民习艺所去了。雇佣工人不断地转化为独立生产者，他们不是为资本劳动，而是为自己劳动，不是使资本家老爷变富，而是使自己变富；这才是共同富裕。这种转化又反过来对劳动市场的状况产生极有害的影响。不仅雇佣工人受剥削的程度低得不象样子；而且，雇佣工人在丧失对禁欲资本家的从属关系时，也丧失了对他的从属感情。我们的爱·吉·威克菲尔德那样勇敢，那样雄辩，那样感人地描述的种种弊病，就是由此而来的。
他埋怨说，雇佣劳动的供给不经常，不规则，不充足，“不仅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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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过少，而且没有保证”。
“虽然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的产品很多，但是工人取得的部分非常大，以致他很快就成了资本家…… 即使寿命很长的人，也只有少数人能够积累大量的财富。”
工人绝不允许资本家实行禁欲而不支付工人最大部分的劳动。即使资本家十分狡猾，把自己的雇佣工人连同自己的资本一起从欧洲输入，那也无济于事。
“他们很快就不再是雇佣工人，他们很快就变成独立的农民，甚至在雇佣劳动市场上变成自己原来主人的竞争者。”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精明能干的资本家竟用自己宝贵的金钱从欧洲输入了自己的竞争者！一切都完蛋了！无怪乎威克菲尔德埋怨殖民地的雇佣工人缺乏从属关系和从属感情。他的门徒梅里威耳说，由于殖民地的工资高昂，所以在那里渴望有一种较便宜较驯服的劳动，有一个接受资本家的条件，而不是向资本家提出条件的阶级…… 在旧的文明国家，工人虽然自由，但按照自然规律，他是从属于资本家的；在殖民地，这种从属关系必须用人为的手段建立起来。可见这种从属关系从来就不是什么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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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威克菲尔德看来，殖民地的这种弊病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使生产者和国民财产“分散的野蛮制度”。生产资料分散在无数独立经营的所有者之间，这就既破坏了资本集中，也破坏了结合劳动的一切基础。一切要历经多年并需要投入固定资本的长期性的企业，在经营中都会遇到障碍。在欧洲，资本不会有片刻迟疑，因为工人阶级是它的活的附属物，总是过剩的，总是处于供它使用的状态。可是在殖民地国家呢！威克菲尔德讲了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奇闻逸事。他曾经同加拿大和纽约州的某些资本家谈过话，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地方移民浪潮经常停滞下来并且沉淀下“过剩”工人。传奇剧中的一个人物叹惜说：
“我们的资本打算从事许多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完成的工作，可是我们能用我们明知很快就会离开我们的工人来开始这些工作吗？只要我们能确实掌握这些移民的劳动，我们乐意立即用高价雇用他们。确实，只要我们有保证能根据我们的需要得到新的供给，即使他们肯定要离开，我们还是要雇用他们。”
在威克菲尔德把英国的资本主义农业及其“结合”劳动，同美洲分散的农民经济作了绝妙的对比之后，事情的反面就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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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美洲的人民群众描绘成富裕、独立、有事业心和比较有教养的人，而
“英国的农业工人是悲惨的穷人，需要救济的贫民…… 除了北美和某些新殖民地以外，还有什么地方，农业上使用的自由劳动的工资是大大超过工人最必需的生存资料的呢？…… 毫无疑问，英国的耕马由于是一种贵重财产，所以吃得比英国的农民好得多”。
不过没有关系，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本来就是一回事。
究竟应该怎样治疗殖民地的反资本主义的痼疾呢？如果一下子把全部土地由人民财产变为私有财产，这固然会消除祸根，但同时也会消除殖民地。必须有一举两得的妙计。政府应当对处女地规定出一种不以供求规律为转移的价格，即人为的价格，迫使移民在赚到足够的钱购买土地，成为独立农民以前，必须从事较长时期的雇佣劳动。另一方面，政府应当用那个因土地按雇佣工人较难支付的价格出售得来的基金，即靠违背神圣的供求规律而从工资中榨取来的货币基金，并依据这个基金增长的程度，从欧洲把穷人输入到殖民地来，为资本家老爷充实雇佣劳动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这就是“系统的殖民”的最大秘密。威克菲尔德洋洋得意地喊道：
“按照这个计划，劳动的供给必然是不断的和有规则的；因为，第一，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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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工人在没有靠劳动挣到钱以前，都不能获得土地(由于他不可能靠劳动挣到什么钱，因此他就永远都得不到土地)，因此，所有移入的工人都得为了挣工资而结合起来进行劳动，这就将为他们的主人生产出可以使用更多劳动的资本来；第二，每个放弃雇佣劳动并成为土地所有者的人，正好由于购买土地而提供一个能把新劳动输入到殖民地来的基金。”
国家强行规定的土地价格，当然必须是“充分的价格”，也就是说，必须高到“使工人在雇佣劳动市场上被另一个人取代以前不可能变成独立的农民”。这种“充分的土地价格”，无非是工人为了能从雇佣劳动市场回到土地上而付给资本家的赎金的一种婉转的说法。他先是必须为资本家老爷创造“资本”，使资本家老爷能够剥削更多的工人，然后又必须牺牲自己，使政府能为他原来的资本家老爷从海外把他的“替身”送到劳动市场上来。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威克菲尔德先生制定的这个专门用于殖民地的“原始积累”方法，英国政府采用了好些年。当然，它遭到了和皮尔银行法同样可耻的失败。结果只是使移民潮流从英国殖民地转向美国。同时，欧洲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压迫的加重，使威克菲尔德的方案成为多余。一方面，逐年涌向美洲的巨大的不断的人流，在美国东部停滞并沉淀下来，因为从欧洲来的移民浪潮迅速地把人们抛到东部的劳动市场上，而向西部去的移民浪潮来不及把人们冲走。另一方面，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果造成了巨额的国债以及随之而来的沉重的赋税，产生了最卑鄙的金融贵族，使极大一部分公有土地被滥送给经营铁路、矿山等的投机家公司，——一句话，造成了最迅速的资本集中。因此，这个大共和国已经不再是迁移来的工人的天堂了。南北战争解放了黑奴，但使得更多的人成为了资本的奴隶。在那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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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生产正在飞速向前发展，虽然工资的下降和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还远没有降到欧洲的标准水平。被威克菲尔德本人大声责难的、由英国政府无耻地把殖民地未开垦的土地滥送给贵族和资本家的做法，加上金矿吸引来的人流，以及英国商品的输入所引起的对最小的手工业者的竞争，——这一切，特别在澳洲，产生了一个充分的“相对过剩的工人人口”，以致几乎每班邮船都带来澳洲劳动市场过剩的凶讯。在那里，有些地方的卖淫现象和在伦敦草市一样盛行。
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研究殖民地的状况。我们感兴趣的只是旧大陆的政治经济学在新大陆发现并大声宣布的秘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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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序言
要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付印工作，使本书既成为一部联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留下的修订稿很多，多半带有片断性质，所以．要完成这个任务就更为困难。至多只有一稿(第IV稿)经过彻底校订，可以照原样付印。但是，由于有了以后的修订稿，这一稿的大部分也变得陈旧了。材料的主要部分，虽然在实质上已经大体完成，但是在文字上没有经过推敲，使用的是马克思写摘要时惯用的语句：不讲究文体，有随便的、往往是粗鲁而诙谐的措辞和用语，夹杂英法两种文字的术语，常常出现整句甚至整页的英文。这是按照作者当时头脑中发挥的思想的原样写下来的。有些部分作了详细的论述，而另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只是作了一些提示。用作例解的事实材料搜集了，可是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工整理了。在有些章的结尾，由于急于要转入下一章，往往只写下几个不联贯的句子，表示这里的阐述还不完全。最后，还有大家知道的、连作者自己有时也辨认不出的字体。
我只是把这些手稿尽可能逐字地抄录下来；在文体上，仅仅改动了马克思自己也会改动的地方，只是在绝对必要而且意思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才加进几句解释性的话和承上启下的字句。意思上只要略有疑难的句子，我就宁愿原封不动地编入。我所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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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插入的文句，总共还不到十个印刷页，而且只是形式上的改动。
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这个材料包括以下几部分：
首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四开纸1472页，共23本，写于1861年8月到1863年6月。这是1859年以同一书名在柏林出版的第一册的续篇。从第1—220页(第I-V本)，然后再从第1159—1472页(第XIX—XXIII本)，是论述《资本论》第一卷中从货币转化为资本一直到卷末所研究的各个题目，是该书现有的最早文稿。从第973—1158页(第XVI—XVIII本)，是论述资本和利润、利润率、商人资本和货币资本，即那些后来在第三卷手稿中阐述的题目。但是，在第二卷论述的题目和后来在第三卷论述的许多题目，都还没有专门加以整理。它们只是附带地，特别是在手稿的主体部分，第220—972页(第VI—XV本)，即《剩余价值理论》里提了一下。这一部分包括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即剩余价值理论的详细的批判史，同时以同前人进行论战的形式，阐述了大多数后来在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中专门地、在逻辑的联系上进行研究的问题。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二卷和第三卷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这个手稿虽然很有价值，但是能够用于现在出版的第二卷的地方并不多。
按照时间的顺序，接下去是第三卷的手稿。这个手稿至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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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写于1864年和1865年。马克思在基本上完成这个手稿之后，才着手整理1867年印行的第一卷。我现在正在整理这个第三卷手稿，以便付印。
以后一段时间，即在第一卷出版之后，有供第二卷用的一组对开纸手稿，计四份，马克思自己作了I—IV的编号。其中第I稿(150页)，大概写于1865年或1867年，这是现在这样编排的第二卷的最早的一个独立的、但多少带有片断性质的修订稿。这个手稿也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第III稿一部分是引文和马克思札记本的提示的汇编(多半和第二卷第一篇有关)，一部分是经过修订的个别论点，特别是对亚·斯密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以及关于利润源泉的见解的批判；此外，还有属于第三卷范围的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论述。提示没有提供多少新的东西；用于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经过加工的部分，由于有了后来的修订稿，大部分也只好弃置不用。——第IV稿是第二卷第一篇和第二篇前几章的已经可以付印的修订稿，这部分已经在适当的地方采用了。这个手稿虽然比第II稿写得早，但是，因为形式上比较完整，所以可以在本卷适当的地方很好地加以利用，只要把第II稿的一些内容补充进去就行了。——最后的这份手稿，是第二卷的唯一相当完整的修订稿，稿上注明的日期是1870年。下面马上就要提到的供最后修订时参考的笔记说得很清楚：“第二个修订稿必须作为基础。”
1870年以后，又有一个间歇期间，这主要是由马克思的病情造成的。他照例是利用这类时间进行各种研究。农学，美国的特别是俄国的土地关系，货币市场和银行业，最后，还有自然科学，如地质学和生理学，特别是独立的数学研究，成了这个时期的许多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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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本的内容。1877年初，他感到健康已经恢复到可以进行原来的工作了。1877年3月底，他从上述四份手稿中作出提示和笔记，并以此作为重新修订第二卷的基础。这一卷的开头部分用的是第V稿(对开纸56页)。这部分手稿包括开头四章，还没有怎么加工。一些要点是放在正文下面的注释中来阐述的。材料与其说经过精心挑选，还不如说只是搜集在一起。但是，这份手稿是对第一篇的最重要部分的最后的完整的论述。———根据这份手稿整理出一份可以付印的手稿的第一次尝试，是第VI稿(写于1877年10月以后和1878年7月以前)；只有四开纸17页，包括第一章的大部分，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尝试，是“1878年7月2日”写成的第VII稿，它只有对开纸7页。
看来，这时马克思已经明白了，如果他的健康状况不根本好转，他就决不能完成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修订工作，使之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事实上，第V—VIII稿已经够多地留下了他同折磨人的疾病进行顽强斗争的痕迹。第一篇最难的部分在第V稿重新作了修订；第一篇其余的部分和整个第二篇(第十七章除外)没有什么重大的理论上的困难；但是第三篇，即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在马克思看来，非重写不可。因为第II稿在论述再生产时，起初没有考虑到作为再生产媒介的货币流通，后来考虑到这种货币流通就要再论述一次。原来的部分应当去掉，全篇应当改写，以适应作者已经扩大的眼界。这样就产生了第VIII稿，这是一个只有四开纸70页的笔记本；只要对照一下现在印成的第三篇(采自第II稿的插入部分除外)，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善于把多少东西压缩到这个篇幅中去。
这个手稿也只是对问题的初步考察；它的首要课题，是确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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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阐述那些对第II稿来说是新获得的观点，而对那些没有新东西可说的论点，就不加考虑了。与第三篇多少有关的第二篇第十七章的重要部分，在这里又作了修改和发挥。逻辑的联系常常中断；有些地方的论述不完整，特别是结尾部分的论述完全是片断的。但是，马克思要说的话，在这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都说了。
这就是第二卷的材料。马克思逝世前不久曾对他的女儿爱琳娜说，希望我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点什么”来。我在最有限的范围内接受了这种委托；我尽可能把我的工作限制在单纯选择各种文稿方面。因此，我总是把最后的文稿作为根据，并参照了以前的文稿。只有第一篇和第三篇出现了实际的、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困难；而这种困难也不小。我总是设法完全根据作者的精神去解决这些困难。恩格斯没有完全接受马克思的委托，从而将历史的机遇留给了我们。我们不仅可以根据《资本论》第二和第三卷的内容“做出点什么”，而且应当结合历史的新进展而做得更多，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本卷的引文，在用作事实例证的地方，或在每一个想探究问题的人都可以找到原文(例如亚·斯密著作的引文)的地方，大多数我都翻译出来了。只有第十章不能这样做，因为那里要直接批判英文原文。——摘自第一卷的引文，都注明了第二版即马克思生前付印的最后一版的页码。
第三卷可用的材料，除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的手稿，除了第III稿中前面提到的部分和一些随手记入札记本的简短笔记，只有上述1864年到1865年写的那个对开纸的手稿，它经过和第二卷的第II稿大致同样充分的加工，最后，还有一本1875年的手稿，是论述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这是用数学的方法(用方程式)来说明的。第三卷的付印准备工作正在迅速进行。根据我现在的判断，这一工作的困难主要只是技术性的，当然，某些极为重要的章节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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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要驳斥对马克思的一种指责。这种指责，最初只是个别人暗地里进行的。现在，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却由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及其信徒，当作不容置疑的事实加以宣扬，说什么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关于这件事，我已经在另一个地方说了急需说的话，但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提出有决定意义的证据。
据我所知，这种指责最初见于鲁·迈耶尔《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第43页：
“可以证明，马克思从这些出版物<指那些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后半期的洛贝尔图斯的著作>中，汲取了他的批判的大部分。”
在得到进一步的证据以前，我尽可以认为，这种断言之所以全部“可以证明”，是因为洛贝尔图斯曾经向迈耶尔先生保证有这么一回事。——1879年，洛贝尔图斯亲自出场了，他在写给约·泽勒尔的信(1879年在杜宾根出版的《一般政治学杂志》第219页)中，谈到他的《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年)一书时说：
“您将会发现，这一点{指书中展开的思路}已经十分巧妙地被马克思……利用了，当然他没有引证我的话”。
洛贝尔图斯遗稿的出版者泰·科扎克也毫不隐讳地重复了这种说法(洛贝尔图斯《资本》1884年柏林版，导言第XV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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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1881年由鲁·迈耶尔出版的《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的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中，洛贝尔图斯直截了当地说：
“我现在发现，谢夫莱和马克思剽窃了我，而没有提到我的名字”(第60封信第134页)。
在另一个地方，洛贝尔图斯的奢望表达得更明确：
“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我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说明了，本质上和马克思一样，不过更简单、更明了。”(第48封信第111页)
所有这些关于剽窃的指责，马克思从来都是一无所知。他手边的一册《解放斗争》，只裁开了和“国际”有关的部分，其余的部分是在他逝世以后才由我裁开的。杜宾根的杂志，马克思从来没有见到过。给鲁·迈耶尔的《书信》，他也毫无所知。说到“剽窃”的那个地方，只是到1884年，由迈耶尔博士先生自己好意地提起，才引起我的注意。不过，第四十八封信马克思是知道的。迈耶尔先生曾经好意地把原信交给马克思的小女儿。关于马克思的批判要在洛贝尔图斯那里寻找秘密源泉这样一些离奇的谣言，当然也传到了马克思的耳边。当时马克思把信给我看，并说，他在这里终于得到可靠的消息，知道洛贝尔图斯本人的奢望是什么。只要洛贝尔图斯不再说些别的什么，他，马克思，尽可以不予理睬；如果洛贝尔图斯认为他自己的叙述更简单、更明了，那就让他去享受这种乐趣。事实上，马克思认为，整个事情已经由洛贝尔图斯的这封信而了结了。
马克思完全可以这样想，因为正如我清楚地知道的，直到1859年前后，他对洛贝尔图斯的全部文字活动还是一无所知，而这时，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在纲要上已经完成，而且在最重要的细节上也已经完成。1843年，他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时，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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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的。在德国人当中，他只知道劳和李斯特，而有这两个人，对他说来也就够了。马克思和我以前都根本没有听说过洛贝尔图斯，直到1848年，当我们要在《新莱茵报》上批判洛贝尔图斯这位柏林议员的演说和他充任大臣的活动时，我们才知道这个人。当时，我们对他什么也不了解，就去问莱茵省的议员，这个突然当了大臣的洛贝尔图斯究竟是什么人。然而那些议员也不能告诉我们洛贝尔图斯的经济学著作方面的任何东西。可是，当时马克思在没有洛贝尔图斯的任何帮助下，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这一点，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因》和1847年在布鲁塞尔所作的、1849年发表在《新莱茵报》第264—269号上的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可以得到证明。1859年前后，马克思才从拉萨尔那里知道还有洛贝尔图斯这样一个经济学家，后来他在英国博物馆看到了洛贝尔图斯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马克思从洛贝尔图斯那里“剽窃”的内容又是怎样的呢?洛贝尔图斯说：
“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我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说明了，和马克思一样，不过更简单、更明了。”
因此，核心问题是：剩余价值理论；事实上不能说，洛贝尔图斯还能从马克思那里把别的什么东西说成是他所有的。因此，洛贝尔图斯在这里自封为剩余价值理论的真正创始人，而马克思从他那里剽窃了剩余价值理论。
这个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又怎样向我们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呢?只不过是这样：被他看作地租和利润之和的“租”所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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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由于对商品价值的“价值追加”，而是
“由于工资所受到的价值扣除，换句话说，由于工资仅仅构成产品价值的一部分”，
并且在有足够的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
“工资不需要等于劳动产品的自然交换价值，以便后者还会留下一部分作为资本的补偿和租”。
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如果从产品的“自然交换价值”中没有留下一部分作为“资本的补偿”，更确切些说，作为原料和工具磨损的补偿，那这是什么样的产品“自然交换价值”。
幸而我们还能够证实，洛贝尔图斯这个划时代的发现，对马克思产生了什么样的印象。在《批判》手稿第X册第445页及以下各页中，我们发现了《插入部分。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在这里，马克思只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待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的。对于洛贝尔图斯的一般剩余价值理论，他是用讽刺的评注来驳倒的：“洛贝尔图斯先生首先研究在土地占有和资本占有还没有分离的国家中是什么情况，并且在这里得出重要的结论说：租(他所谓租，是指全部剩余价值)只等于无酬劳动，或无酬劳动借以表现的产品量。”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类生产剩余价值已经有几百年了，他们渐渐想到剩余价值起源的问题。最早的见解是从商人的直接的实践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产生于产品价值的追加。这种见解曾在重商主义者中间占统治地位，但是詹姆斯·斯图亚特已经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一人之所得必然是他人之所失。尽管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者中间，这种见解仍然阴魂不散。然而它被亚·斯密从古典科学中赶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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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篇第六章中说：
“一旦资本在个别人手中积累起来，其中某些人自然就利用它使勤劳者去劳动，向他们提供原料和生活资料，以便从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出售中，或者说，从这些工人的劳动加到那些原料价值上的东西中，取得利润……工人加到原料上的价值，在这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支付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企业主的利润，作为他预付在原料和工资上的全部资本的报酬。”
稍后，他又说：
“一旦一个国家的土地全部变成了私有财产，土地所有者也象所有其他人一样，喜欢在他们未曾播种的地方得到收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成果也索取地租……工人……必须把用自己的劳动收集或生产的东西让给土地所有者一部分，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部分的价格，就构成地租。”
对于这段话，马克思在上述《批判》手稿第253页中作了如下评注：“可见，亚·斯密把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已经完成并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超过有酬劳动即超过以工资形式取得自己等价物的劳动的余额——理解为一般范畴，而本来意义上的利润和地租只是这一般范畴的分枝。”
其次，斯密在第一篇第八章中说：
“一旦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对工人在这块土地上所能生产和收集的几乎一切产品，土地所有者都要求得到一份。他的地租是对耕种土地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第一个扣除。但是，种地人在收获以前很少有维持自己生活的资金。他的生活费通常是从他的雇主即租地农场主的资本中预付的。如果租地农场主不能从工人劳动的产品中得到一份，或者说，如果他的资本不能得到补偿并带来利润，他就没有兴趣雇人了。这种利润是对耕种土地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第二个扣除。几乎所有其他劳动的产品都要作这样的扣除，来支付利润。在所有产业部门，大多数工人都需要雇主预付给他们原料以及工资和生活费，直到劳动完成的时候为止。这个雇主从他们劳动的产品中得到一份，或者说，从他们的劳动加到加工原料上的价值中得到一份，这一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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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雇主的利润。”
对于这段话，马克思的评注是(手稿第256页)：“总之，亚·斯密在这里直截了当地把地租和资本的利润称为纯粹是工人产品中的扣除部分，或者说，是与工人加到原料上的劳动量相等的产品价值中的扣除部分。但是，正如亚·斯密自己在前面证明过的，这个扣除部分只能由工人加到原料上的、超过只支付他的工资或只提供他的工资等价物的劳动量的那部分劳动构成；因而这个扣除部分是由剩余劳动，即工人劳动的无酬部分构成。”
可见，亚·斯密已经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以及土地所有者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马克思在1861年已经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而洛贝尔图斯和他的那伙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温暖的夏雨中象蘑菇一样繁殖起来的崇拜者，看来已经把这一点忘得一干二净。
马克思接着说：“然而，斯密并没有把剩余价值本身作为一个专门范畴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中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斯密尤其是李嘉图在研究中的许多错误和缺点，都是由此而产生的。”——这个论点可以一字不差地用在洛贝尔图斯身上。他的“租”只是地租十利润之和；关于地租，他提出了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论，关于利润，他盲目地接受了他的前辈的说法。——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却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不付等价物就占有的价值额的一般形式。这个价值额，按照马克思首先发现的一些十分独特的规律，分割为利润和地租这样一些特殊的转化形式。这些规律将要在第三卷中加以阐述。在那里将第一次说明，从理解一般剩余价值到理解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地租，从而理解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级内部进行分配的规律，需要经过多少中间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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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比亚·斯密已经前进了一大步。李嘉图关于剩余价值的见解是建立在一种新价值理论的基础上的，这种理论在亚·斯密那里虽然已见萌芽，但在应用时又几乎总是被他忘记，这种价值理论成了以后一切经济科学是“经济科学”，不是“经济学”。的出发点。李嘉图从商品价值由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引伸出由劳动加到原料中去的价值量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也就是它分割为工资和利润(这里指剩余价值)。他论证了：无论这两部分的比例怎样变动，商品的价值总是不变，这个规律，他认为只有个别例外。他甚至确立了关于工资和剩余价值(在利润形式上理解的剩余价值)的相互关系的一些主要规律，尽管他的理解过于一般化(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5章)，他还指出，地租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超过利润的余额。——在上述各点中，洛贝尔图斯没有任何一点超过李嘉图。李嘉图理论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使李嘉图学派遭到破产，——要末洛贝尔图斯毫无所知，要末只是导致他提出一些乌托邦的要求(《认识》第130页)，而不是寻求经济学上的解决。
然而李嘉图关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学说，用不着等到洛贝尔图斯的《认识》出现，才用于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第609页(第2版)上，从《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1821年伦敦版)这一著作中引用了“剩余产品或资本的占有者”这一说法。这一著作单凭“剩余产品或资本”这个说法本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正是马克思使这本40页的小册子没有被埋没。在这一著作中说：
“无论资本家得到的份额有多大{从资本家的立场出发}，他总是只能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因为工人必须生活。”(第23页)
但是，工人怎样生活，从而资本家占有的剩余劳动能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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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极其相对的量。
“如果资本的价值不按照资本量增加的比例而减少，资本家就会超过工人生活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从工人那里榨取每一个劳动小时的产品……资本家最后可以对工人说：你不应当吃面包，因为吃甜菜和马铃薯也可以过活；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第23、24页)“如果工人能够做到用马铃薯代替面包生活，那就毫无疑问，从他的劳动中可以榨取更多的东西。这就是说，如果靠面包生活，他要维持自己和他的家庭，他必须为自己保留星期一和星期二的劳动，如果靠马铃薯生活，他就只需要为自己保留星期一的一半。星期一的另一半和星期二的全部就可以游离出来，以使国家或资本家得利。”(第26页)“谁都承认，支付给资本家的利息，无论是采取地租、货币利息的形式，还是采取企业利润的形式，都是用别人的劳动来支付的。”(第23页)
可见，在这里所说的完全是洛贝尔图斯的“租”，只是用“利息”代替“租”罢了。
马克思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评注(《批判》手稿第852页)：“这本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小册子，是在‘不可思议的修鞋匠’麦克库洛赫开始被人注意的时候出现的，它包含一个超过李嘉图的本质上的进步。它直接把剩余价值，或李嘉图所说的‘利润’(常常也把它叫做剩余产品)，或这本小册子作者所说的利息，看作surp1us labour，剩余劳动，即工人无偿地从事的劳动，也就是工人除了补偿他的劳动力价值的劳动量，即生产他的工资的等价物的劳动量以外而从事的劳动。把体现在剩余产品中的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同把价值归结为劳动是一样重要的。这一点其实亚·斯密已经说过，并且成为李嘉图的阐述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以绝对的形式把它说出来并确定下来。”往下在手稿第859页上还说：“可是，这位作者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就象李嘉图由于把剩余价值同利润混淆起来而陷入令人不快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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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他也由于把剩余价值命名为资本利息而陷入同样的矛盾。诚然，他在以下方面超过了李嘉图：首先，他把一切剩余价值都归结为剩余劳动，其次，他虽然把剩余价值叫做资本利息，同时又强调指出，他把‘资本利息’理解为剩余劳动的一般形式，而与剩余劳动的特殊形式，地租、货币利息和企业利润相区别。但是，他还是把这些特殊形式之一的名称‘利息’，当作一般形式的名称。这就足以使他重新陷入经济学的费解的行话(手稿中用的是《slang》)中。”现代庸俗经济学中的行话也未免多了点，但也不太费解，因为它们不外是对现实和数学术语的歪曲。
最后这一段话，用在我们的洛贝尔图斯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他也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他也用剩余价值转化成的一个派生形式——租——来称呼剩余价值，并使这一名称成为一种极不确定的东西。这两个错误的结果是：他再度陷入经济学的费解的行话中，他比李嘉图前进了一步，但是他没有批判地把这种进步继续下去，反而使他的未完成的理论，在孵化出壳以前，就成为一种乌托邦的基础，可是，就乌托邦而论，他也象往常一样，来得太迟了。上述小册子于1821年问世，已经远远走在1842年洛贝尔图斯的“租”的前头了。
在二十年代，在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反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用资产阶级自己的武器来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全部文献中，我们说到的这本小册子，不过是站在最前面的前哨。欧文的整个共产主义在进行经济学论战时，是以李嘉图为依据的。但除了李嘉图还有许多著作家，马克思1847年在反驳蒲鲁东时(《哲学的贫困》第49页)，只引用了其中几个，如艾德门兹、汤普逊、霍吉斯金等等，而且“还可以写上四页”。从这许许多多的著作中我只随便举出汤普逊的一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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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50年伦敦新版)。该书写于1822年，1824年第一次出版。在这本书里也到处都指出，非生产阶级所占有的财富，是对工人产品的扣除，而且措辞相当激烈。
“我们称之为社会的那种人总是力图通过欺骗或诱劝，通过威胁或强迫，使生产工人从事劳动，但只使他得到自己劳动的产品中尽可能小的部分。”(第28页)“为什么工人不应该得到他的劳动的所有全部产品呢?”(第32页)“资本家以地租或利润的名义向生产工人索取的报酬，是以后者使用了土地或其他物品为借口而要求取得的……既然除了自己的生产能力一无所有的生产工人，他的生产能力在其上实现或借以实现的一切物质资料，全都归同他的利益相对立的其他人所有，他要进行活动先要取得这些人的同意，所以，他从自己的劳动果实中能够得到多大的部分作为这个劳动的报酬，不是取决于、而且必须取决于资本家的恩典吗?”(第125页)“……和扣除的产品的量成比例，而不管这个产品量叫做租税，利润，还是叫做贼赃”(第126页)等等。
我承认，我写这几行时，不免感到有些惭愧。尽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已经直接提到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英国反资本主义的文献，其中有些著作，如1821年出版的那本小册子、莱文斯顿、霍吉斯金等人的著作，还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多次引用过，可是在德国，人们对这些文献还是一无所知。这还可以容忍。但是，不仅那位在绝望中揪住洛贝尔图斯的衣角而“确实不学无术的”庸俗作家，而且那位身居要职、“自炫博学”的教授，也把自己的古典经济学忘记到这种程度，竟把那些在亚·斯密和李嘉图那里就可以读到的东西，煞有介事地硬说是马克思从洛贝尔图斯那里窃取来的，——这个事实就证明，官方的经济学今天已经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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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何等地步。现在有些人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批驳过的观点，来责难马克思，以为马克思并不知道这些观点，真不知他们懂不懂什么叫作做学问？
那末，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说了什么新东西呢?为什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好象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而所有他的包括洛贝尔图斯在内的社会主义前辈们的理论，却没有发生过什么作用呢?
化学史上有一个例证可以说明这一点。
大家知道，直到前一世纪末，燃素说还处于支配的地位。根据这种理论，一切燃烧的本质都在于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一种另外的、假想的物体，即称为燃素的绝对燃烧质。这种理论曾足以说明当时所知道的大多数化学现象，虽然在某些场合不免有些牵强附会。但到1774年，普利斯特列析出了一种气体，
“他发现这种气体是如此纯粹或如此不含燃素，以致普通空气和它相比显得污浊不堪”。
他称这种气体为无燃素气体。过了不久，瑞典的舍勒也析出了这种气体，并且证明它存在于大气中。他还发现，当一种物体在这种气体或普通空气中燃烧时，这种气体就消失了。因此，他称这种气体为火气。
“从这些事实中他得出一个结论：燃素与空气的一种成分相结合时{即燃烧时}所产生的化合物，不外就是通过玻璃失散的火或热。”
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析出了氧气，但不知道他们所析出的是什么。他们为“既有的”燃素说“范畴所束缚”。这种本来可以推翻全部燃素说观点并使化学发生革命的元素，在他们手中没有能结出果实。但是，当时在巴黎的普利斯特列立刻把他的发现告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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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瓦锡，拉瓦锡就根据这个新事实研究了整个燃素说化学，方才发现：这种新气体是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在燃烧的时候，并不是神秘的燃素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来，而是这种新元素与燃烧物体化合。这样，他才使过去在燃素说形式上倒立着的全部化学正立过来了。即使不是象拉瓦锡后来硬说的那样，他与其他两人同时和不依赖他们而析出了氧气，然而真正发现氧气的还是他，而不是那两个人，因为他们只是析出了氧气，但甚至不知道自己所析出的是什么。
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其中有些人，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至多只研究了劳动产品在工人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分配的数量比例。另一些人，即社会主义者，则发现这种分配不公平，并寻求乌托邦的手段来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这两种人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
于是，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哪怕这些前人是多么有名望的(洋)大师。他认为，这里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无燃素气体，也不是火气，而是氧气；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根据这种事实，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正象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燃素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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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各种既有的范畴一样。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本身必须首先加以批判。于是，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而这一点是洛贝尔图斯始终没有理解的。马克思进而研究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并且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要造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他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是第一个详尽无遗的货币理论，今天已为大家所默认了。他研究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并证明这种转化是以劳动力的买卖为基础的。他以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属性代替了劳动，因而一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也就是解决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与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这个难题。他确定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了这一过程，而这是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因而，他确定了资本自身内部的区别，这个区别是洛贝尔图斯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完全不可能作出的，但是这个区别提供了一把解决经济学上最复杂的问题的钥匙，关于这一点，这第二卷又是一个最令人信服的证明，以后我们会知道，第三卷更是这样。马克思还进一步研究了剩余价值本身，发现了它的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并且证明，这两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发展中起了不同的然而都是决定性的作用。他根据剩余价值理论，阐明了我们现在才具有的第一个合理的工资理论，第一次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史的各个基本特征，并说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马克思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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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洛贝尔图斯呢?他读了这一切之后，却在其中——象任何有倾向的经济学家一样！——发现“对社会的入侵”，发现他自己已经更简单得多、更明了得多地指出了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最后，还发现这一切虽然适用于“今日的资本形式”，即适用于历史地存在的资本，然而不适用于“资本概念”，即不适用于洛贝尔图斯先生关于资本的乌托邦观念。这完全和至死坚持燃素，而不想对氧气有所理解的老普利斯特列一样。只是普利斯特列确实是最早析出氧气的人，而洛贝尔图斯在他的剩余价值中，或者更确切些说，在他的“租”中，只是重新发现了一种陈词滥调。但马克思和拉瓦锡的做法相反，他不屑于说，剩余价值存在的事实是他最早发现的。他的功劳在于，建立了关于这个事实的理论，发现了表面的事实的背后的规律性。
洛贝尔图斯在经济学其他方面的成就，也是这个水平。他把剩余价值搞成乌托邦的做法，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无意中进行了批判；关于这一点还要说的话，我已经在该书的德文译本的序言中说到。他把商业危机的原因解释为工人阶级的消费不足，二十世纪末的中国领导人也要通过降息、房改、医改和教育收费等来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似乎也把普通百姓的消费不足作为经济不能发展的原因。这种说法在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四卷第四章中已经可以看到。只是西斯蒙第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注意到世界市场，而洛贝尔图斯的眼界却没有超出普鲁士的国界。洛贝尔图斯关于工资来源于资本还是来源于收入的那些思辨议论，属于经院哲学的范围，并且已经在这个《资本论》第二卷的第三篇完全澄清了。他的地租理论仍然是他的唯一的财产，在马克思批判这一理论的手稿出版以前，还可以安睡一会。最后，他关于旧普鲁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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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权应该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建议，又是彻头彻尾乌托邦的；这些建议回避了这里谈到的唯一实际问题：旧普鲁士的容克怎样能够做到每年收入比如说两万马克，支出比如说三万马克，而仍然不负债?
1830年左右，李嘉图学派在剩余价值问题上碰壁了。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的追随者，庸俗经济学，当然更不能解决。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有以下两点：
第一，劳动是价值的尺度。但是，活劳动在和资本进行交换时，它的价值小于所交换的物化劳动。工资，一定量活劳动的价值，总是小于同量活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或体现同量活劳动的产品的价值。这个问题这样来理解，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它由马克思正确地提出，因而得到了解答。不是劳动有价值。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活动，不能有特殊的价值，正象重不能有特殊的重量，热不能有特殊的温度，电不能有特殊的电流强度一样。作为商品买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一旦劳动力成为商品，它的价值就决定于它作为社会产品所体现的劳动，就等于它的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的劳动。因此，劳动力按照它的这种价值来买卖，是和经济学的价值规律决不矛盾的。关键是“不矛盾”。
第二，按照李嘉图的价值规律，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两个资本使用等量的、有同样报酬的活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会生产价值相等的产品，也会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但是，如果这两个资本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不相等，那末，它们就不能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如李嘉图派所说的利润。但是情况恰恰相反。实际上，等额的资本，不论它们使用多少活劳动，总会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平均的相等的利润。因此，这就和价值规律发生了矛盾。李嘉图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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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现了这个矛盾，但是他的学派同样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矛盾。洛贝尔图斯也不能不看到这个矛盾，但是他不去解决它，却把它作为他的乌托邦的出发点之一(《认识》第131页)。马克思在《批判》手稿中，已经解决了这个矛盾；按照《资本论》的计划，这个问题要在第三卷来解决。第三卷的出版，还要过几个月。因此，那些想在洛贝尔图斯那里发现马克思的秘密源泉和把洛贝尔图斯看作马克思的一个卓越先驱者的经济学家们，在这里有机会可以表明，洛贝尔图斯的经济学到底能够提供什么。如果他们能够证明，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仅不违反价值规律，而且反而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那末，我们就愿意同他们继续谈下去。不过他们最好是快一点。这个第二卷的卓越的研究，以及这种研究在至今几乎还没有人进入的领域内所取得的崭新成果，仅仅是第三卷的内容的引言，而第三卷，将阐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研究的最终结论。等到这个第三卷出版的时候，洛贝尔图斯这个经济学家，就用不着再提了。
马克思多次对我说过，《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献给他的夫人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5年5月5日马克思的生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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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本的循环
资本的循环过程经过三个阶段；根据第一卷的叙述，这些阶段形成如下的序列：
第一阶段：资本家作为买者出现于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或者说，完成G—W这个流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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