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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原理

_5 穆勒(英)
  另一种变化是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不断增加,这种变化一直是文明社会进步的特征,今后无疑仍将如此。欧洲所有国家(最先进的和最落后的)的国民,由于具有越来越有效的司法和警察制度可用以抑制私人犯罪,同时也由于某些社会阶段所享有的可以不受惩罚地损害其他阶级的那些有害的特权已经削弱和消灭,正一代比一代地受到更好的保护,免受彼此之间暴力和掠夺行为的侵害。他们还或者依靠制度,或者依靠习俗和舆论,一代比一代受到更好的保护,免受政府专横行使权力的侵害。甚至在半开化的俄国,对于个人(除了那些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人外)的掠夺行为,现在也已不常损害人们的安全感。在欧洲的一切国家,赋税本身和征税方法都渐渐变得不那么专横和暴虐了。战争及战争所引起的破坏,现今几乎在任何国家,通常只发生在那些边远地区,以及远离中心的与未开化的人接触的属地。甚至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所引起的财产损失,也由于有益的保险业务的不断扩大而愈益减轻。
  这种安全的增进必然产生的结果之一,是生产和积累的大幅度增加。如果从事劳动和节约的人对于自己能否享受劳动和节约的成果没有很大的把握,人们就不会努力干活和节俭了。这种把握越大,勤勉和节俭就越能成为国民共有的美德。经验表明,即使劳动和节欲的成果大部分为固定的赋税取走,也无损于这些美德(它们是庞大的生产和充裕的资本的来源),有时甚至具有激励这些美德的作用。但是,这些美德却不足以抵制高度的不确定性。政府可以取走一部分;不过,它必须保证自己不干预、也不许任何人干预其余的部分。
  伴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而产生的最确实的一种变化,就是一般国民大众经营能力的增进。我不是说,个人的实际智能大于过去。我毋宁相信,目前经济的发展已产生与此相反的结果。同只知道所谓文明生活方式的绝大部分人相比,在野蛮的社会状态下,具有天赋优秀才能的个人可以大致不差地做更多的事情,更有能力使手段与目的相适应,也更能使自己和别人摆脱意外的困难。对作为个人的文明人来说,他们能力上的这种弱点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补救,以及采取什么方法可以得到更充分的补救,这不是这里所要探讨的问题。但是,就全体文明人而言,他们得到的补救是充分的。每个人的能力各别地看虽然较差,但在他们共同行动时能力却大为增加,而二者相抵而有余。他们去掉了野蛮人的各种习惯,变得遵守纪律;他们能够坚持实行事前议定的计划,而制定这种计划时他们也许没有参加商讨;他们也能够抑制个人的任性,而服从事先想好的决定,并分别执行共同事业分配给他们的那部分任务。野蛮人或半开化人不能干的各种工作,各文明民族每天在完成,这不是由于实际工作者的才能增加,而是由于每个人都确定无疑地相信别人能够完成他们分别承担的那部分工作。简言之,文明人的特征是具有合作的能力;而这种能力象其他能力一样,往往可以通过实践而不断提高,并且能够不断扩大活动范围。
  因此,伴随着社会进步而将发生的最确定无疑的事情,是合作原则和实践的不断发展。由个人自动以小额股本结成的社团,现在经营着各种业务(具有产业性质的业务和具有其他许多性质的业务),这些业务以个人或少数人〔的资力〕是不能完成的,或者这些业务如果由少数人完成,这些人便会得到极高的报酬。随着财富的增加和经营能力的提高,我们可以预期由许多人共同出资组织的各种公司(为了工业和其他目的)将大大扩展;这些公司或者是专门术语所指的股份公司,或者是不很正式地组织起来的社团,这种社团在英格兰很多,其目的在于为公益或慈善事业筹集资金,最后,或者是工人们为了生产或购买他们共同消费的各种货物而组织的社团,现今特别以合作社这一名称为人们所熟知。
  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可能取得的进步,加上财产保障的增加和处置财产的自由的扩大(这些都是现代国家文明的显著特征),以及合股原则更加广泛和熟练的运用,为资本和生产的无限增加,并为伴随这种增加而出现的人口增长,提供了充分的余地。我们没有理由担心人口的增长会超过生产的增加;也没有理由认为人口的增长和生产的增加会保持同一速度,因为这与国民中最贫苦阶级的生活状况将真正得到改善的推测是相矛盾的。然而,很可能出现如下情况,即工业蓬勃发展,国家欣欣向荣,财富总额大幅度增加,甚至在某些方面,财富的分配也有所改善;不仅富者更富,而且贫民中也会有许多人富裕起来,中等阶级的人数和力量会增加,舒适品会被愈来愈多的人所享用;但与此同时,处于社会底层的穷苦老百姓阶级却可能只是人数增多,而其生活水平和教养都无所改善。因此,我们在考察产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时必须假定(不管我们多么不希望事实果真如此),人口的增加同生产和积累的增加一样是长期持续不断的、无限的,甚至二者的速度也相同。
  以上我们初步考察了经济处于发展状态的社会发生变化的原因,下面拟着手比较详细地考察这种变化本身。
  第二章 产业发展和人口增长对价值和价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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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所有商品的价值和生产费用都趋于下降
  产业发展在使生产条件发生变化的同时,必然会使商品价值也发生变化。
  前已提及,既不处于自然垄断、也不处于人为垄断之下的一切物品的经常价值,取决于这些物品的生产费用。但是,人类不断获得的、越来越大的支配自然的能力,使人类劳动的效率愈益提高,换句话说,使生产费用不断降低。发明只要使人们能以同样的劳动生产较多的商品,或者能以较少的劳动生产等量的商品,或者能缩短生产过程从而使资本垫付时间不必家过去那样长久,就会降低商品的生产费用。但是,由于价值是相对的,如果生产上的各种发明和改进以同一程度普及于一切商品,价值就不会有任何变动。各种物品将以同过去一样的比率相互交换;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人类可以获得数量较多的物品作为他们劳动和节欲的报酬,但这一较大的数量却不象只有一种物品的生产得到改进时那样,可以用商品交换价值的降低衡量出来和表示出来。
  至于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会受影响,则视生产上的改进是否扩展到贵金属而定。如果生产费用普遍降低而货币材料属于例外,则其他一切物品的价值相对于货币的价值而言均将下降,也就是说,全世界的一般物价均将下跌。但是,如果人们能象获得其他物品那样,以较为低廉的生产费用获得较多的货币,则价格便同价值一样不会受到影响,市场上也不会显示出任何变化,唯一的变化是,(如果人们仍象过去那样劳动)各种商品的数量增加了,但由于货币的数量也增加了,因而商品价格仍和以前一样。
  在产业进步中,不仅仅是生产上的改良有助于降低生产或至少是获得各种商品的费用。有助于降低生产费用的另一因素是世界各个地区之间交往的增加。随着贸易的扩大和试图以关税抑制贸易的愚昧做法被愈来愈多的国家所放弃,人类将愈益能够在花费劳动和资本最少的地方生产各种商品。随着文明的传播,随着世界上的未开化地区逐步建立起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制度,这些地方的生产能力将得以更充分地发挥,造福于当地居民和外来人。但是,许多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现在仍处于愚昧无知和管理不善的状态,它们要达到欧洲最文明地区目前的水平,也许还得经过许多世代的努力。而且,生产费用的降低还有赖于劳动和资本愈益向地球上未被占用的地区转移,人们通过运用现有的大量勘查手段已经查明,这些地方的土壤、气候和位置不仅能向产业提供很大的报酬,而且能为生产适合于各古老国家市场需要的各种商品提供很大的便利。固然地球上全体产业的效率很可能会由于科学和产业技术的推广而大大提高,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自由贸易的逐渐发展以及移民和殖民规模的日益扩大,却很可能成为降低生产费用的更有活力的源泉。
  只要以上因素不被其他因素所抵消,则事物的发展就会使一国不仅能以越来越低的实际费用获得本国的生产物,而且能以越来越低的费用获得外国的生产物。实际上,如前所述,只要该国本身的出口产品的生产费用降低,该国就能够以较低的实际费用获得输入品。
  第二节 只有农产品和矿业品的价值和生产费用趋于上升
  但是,这些趋势真的不会被抵消吗?财富的增加和产业的发展真的只会使生产费用降低吗,财富的增加和产业的发展难道不会使性质相反的原因发生作用,以致在某些情况下不仅抵消、而且压倒前一类原因的作用,从而把生产费用的下降趋向转变为上升趋向吗?我们已经知道,这样的原因是存在的,粮食和原料等几种最重要的商品就表现出了与上述趋向截然相反的趋向。这些商品的生产费用趋于增加。
  这种趋向并不是这些商品固有的特性。如果人口静止不变,土地生产物的数量无须增加,生产费用增加的原因也就不存在。相反,人类还可以享受农业或附属于农业的各种产业的一切改良的全部利益,在这一点上,农产品和制造品之间将不存在任何差别。如果人口不增加,工业产品中生产费用有可能真正增加的,只是那些用不能再生,因而会耗尽或部分枯竭的原料生产出来的物品。这种原料包括煤和大部分(假如不是全部)金属,因为即使是铁(它是最丰饶和最有用的金属产品,并且是大部分矿物和几乎一切岩石的组成部分),就最富饶和最容易开采的铁矿来说,也是会枯竭的。
  然而,当产业的发展和生活资料的增加为人口增长留有余地时,人口总是增长的,而在人口增长时,人们对大多数土地产品、特别是粮食的需求也会按比例增加。这时,我们已多次阐述的有关土地生产的基本法则(即,在一定的农业技术状态下,产品的增加总是赶不上人口的增加)便会发生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土地产品的生产费用,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
  对制造品来说,这种趋向是不存在的,制造品的趋向正好相反。一般说来,制造业的规模越大,生产费用越低。西尼耳先生甚至将如下一点说成是制造业的固有法则,即,在制造业中,生产规模越大,生产费用越低,而在农业中,生产规模越大,生产费用越高。然而,我不能认为制造业的规模越大、生产费用越低是一条法则,这是一种或然的或通常的结果,但决不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由于制造商所需的原材料仰绘于农业、矿业或土地的自然产物,因而就制造业的要素之一而言,它受与农业相同的法则支配;但是,未加工的原料费用在全部生产费用中通常只占很小一部分,因而该项费用即使可能存在一种递增的趋向,这种趋向也会被其他一切费用的不断减少(现在尚无法说出这些费用会减少到什么程度)绰绰有余地抵消。
  再者,制造业劳动的生产力具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而农业和矿业劳动的生产力则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增长和减退两种趋势,其生产费用由于生产方法的改进而减少,由于人口的增长而增加;因而,制造品的交换价值,与农产品和矿产品相比较,会因人口的增长和产业的发展而呈现必然而明显的下降趋势。货币是矿产品,因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制造品的货币价格趋于下跌,这也是一条规律。现代国家的产业史,特别是过去100年的产业史,充分证实了这个断言。
  第三节 生产改良时常抵消农产品和矿产品价值和生产费用上升的趋势
  农产品的绝对生产费用及比较生产费用是否增加,取决于两种具有相反作用的力量,即人口增长和农业技术改进之间的斗争。从整个世界来看,在一些(也许是大多数)社会状态下,农业技术和人口二者都是停滞的,或者增长得很慢,因而,粮食的生产费用几乎是静止不变的。在财富正在增长的社会里,人口的增长一般快于农业技术的改进,因此,粮食价格渐趋高昂;但是,有时农业的改进也会得到强有力的促进。在过去二三十年间,英国就曾呈现这样的情况。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最近农业技术的改进要比人口的增长快得多,以至尽管人口增长,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仍能以低于30年前的费用生产出来;谷物法的废除又绘予了改进精神另一种刺激。在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在法国,农业的改进明显地超过人口的增长,这是因为,虽然农业的发展比较缓慢(除几个省外),但是人口的增长更为缓慢,甚至日益缓慢;人口的增加受到控制,不是由于贫困(它正在减轻),而是由于对未来生活的深谋远虑。
  这两种具有相反作用的力量,在某一特定时期,哪一种占优势,可以相当准确地根据农产品的货币价格(假设金银块的价值不发生很大的变化)来推测,只要我们能根据足够多的年份计算出不受收成影响的平均价格。然而,这几乎是无法做到的,因为正象图克先生所指出的,即使在象半个世纪这样长的时期里,其所包含的丰年所占的比例也可能比应有的比例大得多,而荒年所占的比例则可能比应有的比例小。因此,单纯的平均数字,由于具有容易使人误解的“准确”的外衣,只会使人们得出更加错误的结论。仅取几年的平均数,并根据有关收获状况的估计加以修正,比相信较长时期的平均数而不加修正,发生差错的危险会小一些。几乎无须再说,在根据牌价下结论时,还应尽量考虑到贵金属一般交换价值的变化。
  第四节 社会进步有助于缓和价值的波动
  上面我们论述了社会进步对商品经常的或平均的价值和价格的影响。尚待考察的是,社会进步以什么方式影响它们的变动。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是毋庸置疑的。社会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减少它们的变动。
  在贫困和落后的社会里,例如在东方和中世纪的欧洲,公路和运河的缺乏、航海术的不完善以及交通的普遍不安全,阻碍了各种物品从价格低廉的地方输往价格高昂的地方,因此,同一商品的价格在相隔不很远的两地之间可能大不相同。价值最容易发生变动的,是直接受季节影响的那些物品,特别是很少运往远地的粮食。一般说来,每个地方都依赖本地和邻近地区的生产物。因而,在大多数年份,任何大国都会有某一地方出现粮食实际供应不足的现象。如果一国幅员辽阔,具有各种各样的土壤和气候,则几乎每个季节都必然对该国的某些地区是不利的;但与此同时,每一季节一般地说都对其他一些地区特别有利,所以全国的总产量只会偶然出现不足,而且不足的程度会低于单个地区粮食不足的程度;而从全世界看,粮食供应的严重不足几乎从未出现过。因此,过去曾经发生饥荒的地方,现时只是供应不足,昔时有些地方粮食不足而另一些地方粮食过剩,现在则到处都有足够的粮食。
  其他一切商品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安全而便宜的运输,使一地的商品不足能由另一地的商品剩余来弥补,价格只比正常价格高一些,甚至只略高于正常价格,因而价格的变动比过去缓和得多。这种作用由于所谓投机商人(他们的业务是购买货物转卖,以赚取利润)所拥有的大资本的存在而得到很大的促进。这些商人当然是在价格最低廉的时候买进各种物品,贮存起来,而在价格极高的时候将它们投放市场Z他们的这种投机买卖有助于使价格相等,至少有助于减少价格的不相等。如果没有投机商人,各种物品的价格就会有时大跌,有时暴涨。
  因此,投机商人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一种非常有用的职能;而且(与一般的看法相反)他们当中对社会最为有益的,是那些对受季节变动影响的各种商品进行投机的人们。如果没有谷物商人,不仅谷物价格的变动会比现今大得多,而且在缺乏谷物的时期可能连必需的供给也得不到。如果没有人从事谷物投机,或者在没有商人的时候农场主不充当投机商人,则在丰收季节,除了必然发生的浪费以外,价格将无所限制或无所控制的下跌。能留下一年的剩余部分以补来年之不足,要归功于农场主或商人,前者不将谷物投放市场,后者则在谷物价格最低廉的时候购买谷物并贮存起来。
  第五节 投机商人和谷物商人的影响
  在那些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们当中存在着如下的看法,即,投机商人的利得常常是靠造成人为的供应不足取得的;他们是以自己的购买制造高价格,并借此取得利润。不难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如果一个谷物商人从事投机性的购买,致使价格提高,而当时或其后除了他自己的活动以外不存在能使价格上涨的其他原因,那么毫无疑问,只要他继续购买,他的财富似乎就会增加,因为他所持有的物品的牌价会不断上升;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利得只有在他不想出售物品时才似乎为他所有。例如,假如他购买了100万夸脱[粮食],储存起来不投放市场,因而每夸脱的价格提高10先令,那么当这100万夸脱运回市场时,其价格将回跌,回跌的幅度正好等干它们离开市场时上涨的幅度,谷物商人的最大希望只能是,除利息和各项费用以外不受其他损失。即使通过逐步的、谨慎的销售,他能将其所贮存的一部分〔粮食〕高价出售,他对其所购买的一部分〔粮食〕,也无可怀疑地必须支付高价。他还得冒遭受更大损失的风险,因为暂时的价格上涨很可能诱使其他的人(他们与价格上涨的起因毫无关联,如果没有这种上涨,他们根本不会进入市场)将他们的谷物运到市场,截取一部分利益。因而,他不能凭借自己造成的供应不足来牟取利润,他在谷物供应正常的市场上买进谷物以后,不得不在谷物供应过多的市场上出售,这种情况决不是不可能的。
  一如个别投机商人不能靠他独自造戍的价格上涨牟利,众多的投机商人也不能靠他们的投机人为地造成的价格上涨共同获利。在众多的投机商人中会有某些人由于在转卖时间的选择上判断准确或者运气好而获利,但是,他们获得这种利益不是靠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是靠损害判断不那么准确的另外一些投机商人的利益。实际上,他们是将其他人的投机所造成的价格上涨转变为自己的利益,而将价格回跌所带来的损失留给这些人。因此,无可否认,投机商人可以靠损害他人致富。但是,他们是靠损害其他投机商人致富,一部分投机商有所得,另一部分投机商就有所失。
  如果对于某种商品的投机对全体投机商人都有利可图,那只是因为,在他们购买和转变的间隔期间,价格因与他们无关、但被他们所预见到的某种原因而上涨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购买使价格同没有这种购买时相比较早地开始上涨,从而使消费者感到匮乏的时期延长,但在价格涨到最高点时却会减少价格的变动,这显然对公众是有利的。然而,在这场合,我们是假设,他们对自己所盼望的价格上涨没有作过高的估计。因为人们进行投机性的购买,往往是预期需求将有所增加或供给将有所不足,而这样的预期最终往往不会成为事实,或即使成为事实,也不会达到投机商人所预期的程度。果如此,则投机不仅不会缓和价格的变动,反而会引起价格的变动(否则价格是不会发生变动的),或者使可能发生的价格变动更为激烈。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某些人可以靠投机得到很多利益,可是对全体投机商人来说,这种投机却是失败的。投机活动所引起的价格上涨,对全体投机商人来说不会产生任何利益,因为价格由于他们的购买而提高,也将由他们的销售而以同样的程度降低;他们不但不能由此获得任何利益,反而不仅会白费力气和钱财,而且会由于人为地提高价格而抑制消费,或意想不到地使供给增加,因而几乎总是会蒙受更大的损失。所以,投机商人的交易在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时候,总是有益于公众;虽然由于这种交易有时加剧了价格的变动(它们的重通常的作用是减少价格的变动)从而损害公众,但是,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遭受最大损失的总是投机商人。简言之,全体投机商人的利益同公众的利益是一致的;由于投机商人不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就得不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因此促进公众利益的最好的方法,是听任投机商人完全自由地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
  我不否认,投机商人会加重某一地方的供给不足。他们在从农村收集谷物以供应城市的过程中,将粮食不足扩散到各个角落(否则那里是不会产生这种现象的)。在同一地方买进和卖出,有助于缓和供给不足;在一地买进而在另一地卖出,则会加重前一地方的供给不足,而减轻后一地方的供给不足(这里的价格较高,因而很有可能,按照我们的假设,受供给不足之苦更甚)。而这种痛苦总是极其冷酷地落在最贫苦的消费者身上,因为富裕的人们可以随意以较高的价格照常获得充分的供应。因此,总的说来,从谷物商人的交易中受益最大的是贫民。偶然也有意外:贫民由于这种交易而受到损害。农村贫民在冬季完全依赖谷物,因而这时谷物价格低廉对他们或许较为有利,即使谷物在春季供给不足,因为这时他们当可购得部分代用品。而在冬季他们却不能获得大量可用以代替主要粮食——做面包用的谷物的代用品;假如冬季可以获得大量代用品,那么到了春季,谷物的价格就会下跌,而不会象平常那样持续上涨到临近收获的时候。
  在谷物商人和消费者之间,象在卖主和买主之间一样,总是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的对立;粮食不足的时期,也是投机商人获得最大利润的时期,所以在这一时期他将成为人们(他们在他获利时受到损失)厌恶和忌妒的对象。然而,若以为谷物商人的业务可以给他提供极其巨大的利润,那就错了;他不是经常获利,而是在特定的时期获得利润,因而有时这种利润可能很大,但是,总的说来,竞争很激烈的行业,其获得利润的机会不会大于其他的各种行业。谷物商人在荒年获利丰厚,但其后往往出现的价格回跌,又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列入破产者的名单。1847年是谷物商人获利最多的年头,而该年秋季则成了投机商人破产最多的季节。在这风险最大的行业中,偶而获得的巨额利润被频繁的破产抵消了。如果谷物商人在粮食不足时销售谷物的价格低于消费者的竞争所确定的价格,那他就是为了博爱或慈善事业而牺牲了他的经营活动所应得的正当利润,因而也完全有理由要求具有同样资产的其他任何人作出这种牺牲。既然他的经营活动是有益的,因此激励他继续经营的各种通常的刺激因素就应当存在;同时,对于这种有益于公众但伴有私人利益(这种私人利益同完全而自由的竞争可以和谐共存)的行业,法律或舆论都不应该予以妨害;这些都是公众的利益所在。
  再者,由供给的变动或实际需求(有别于投机造成的需求)的变动引起的价值和价格的变动,似乎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渐缓和。至于由计算错误、特别是由信用过度膨胀和过度收缩的交替(这种交替在各种商业现象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引起的价值和价格的变动,是否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渐缓和,则不能同样有把握地予以肯定。到目前为止,这种以不合理的投机开始、以商业危机告终的变动,并没有随着资本的增加和产业的扩展而减少或减轻。相反地,这种变动却愈来愈频繁,愈来愈剧烈。人们常说,这是竞争不断加剧造成的;但我宁可说,这是低利润率和利率造成的,低利润率使资本家不满足于用普通方法获取可靠的商业利润。这种低利润率与人口和积累的增加的关系,是以下各章所要说明的要点之一。
  第三章 产业发展和人口增长对地租、利润以及工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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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第一种情形:人口增长,资本保持不变
  上面我们考察了处于产业发展状态的社会会发生什么样的经济变化,接下来我们将考察产业发展对总产品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在这里所要考察的分配制度,是最为复杂的分配制度,而且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其他分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工业品是在劳动者和资本家这两个阶级之间分配的,农产品是在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这三个阶级之间分配的。
  通常所谓的产业发展,大体上有以下三个特征,即资本增加、人口增长和生产改良(这里的生产改良一词应按其最为广泛的意义来理解,不但包括改进生产商品的方法,而且还包括改进从远地获得商品的方法)。其他各种变化,基本上都是这三种变化造成的。举例来说,粮食生产费用不断增加的趋势,是需求增加造成的,而需求的增加要么是人口增加造成的,要么是资本和工资的增加使穷人得以增加消费造成的。我们最好先一个一个地分别考察这三个原因,然后再以我们认为适当的方式考察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情形。
  我们首先假设,人口增长,而资本和生产技术保持不变。这种变化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十分明显的,就是工资将下降,劳动阶级的境况会恶化。相反,资本家的境况则将得到改善。资本家用同样多的资本可以购买到更多的劳动,获得更多的产品。他的利润率将提高。我们由此而可以证明,利润率依赖于劳动费用;因为劳动者得到的商品数量减少了,而在假定生产商品的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劳动者得到的商品数量的减少也就意味着劳动成本的降低。不仅劳动者得到的实际报酬减少了,而且劳动者得到的劳动产品数量也减少了。前者关系到劳动者自身的利益,后者则关系到雇主的利益。
  到此为止.商品的价值尚未受到任何影响;所以也就没有理由认为地租会上升或下降。但是,我们如果进一步考察人口增加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就会看到这样的结果。随着劳动者人数的增加,他们的生活条件会相应降低,因为虽然劳动者人数增加了,但他们却只能得到与以前一样多的劳动产品。然而,他们会节省其他享乐,而不会节省粮食,每个人会消费同以前一样多、一样好的粮食;或者即使粮食的消费量有所减少,也不会按劳动者人数增加的比例减少。根据这种假设,尽管实际工资有所降低,增多的人口仍需要更多的粮食。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假设工业技术和知识保持不变,所以只能通过耕种劣质土地或采用相对于支出而言生产率不那么高的生产方法才能获得更多的粮食。人们不会缺少扩大农业所需的资本,因为虽然根据假设现有的资本没有增加,但由于劳动者不得不减少另外一些不那么迫切的需要,因而可以从生产这些物品的产业那里节省出足够的资本。所以,人们是可以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的,但却是用较高的费用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的交换价值因此而必然上涨。有人也许会反驳说,既然利润上升了,生产粮食的额外费用就可以由利润来支付,而价格丝毫不会上涨。毫无疑问,额外的费用是能够由利润来支付的,但实际上却不会由利润来支付,因为如果由利润来支付的话,农民的处境就不如其他资本家了。利润的增加是工资下跌的结果,因而所有雇主的利润都会增加。粮食生产费用的增加,是不得不以较高费用耕种土地造成的,只影响到农民。这是一种特殊的负担,不管一般利润率是高是低,农民都必须为此而得到特殊的补偿。若其他资本家的利润不减少,农民就不会无限制地听凭自己的利润减少。只有当投入农业的新资本带来的利润同投资于其他方面带来的利润一样高时,农民才会扩大耕种面积。所以,农产品的价值将按生产费用增长的比例而上升。农民所承受的特殊负担因此而会得到补偿,农民会与所有资本家一样享有较高的利润率。
  根据我们已经熟悉的原理,可以推知,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将上升。前面已经说过,如果必须用一定量的资本来耕种最差的土地,或如果必须在最为不利的条件下运用这种资本,那么相对于投入这种土地的资本而言,任何其他土地便会得到剩余产品,这些土地也就能用这种剩余产品支付地租,而且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也必须支付这种地租。所以,只要农民不得不耕种劣质土地,或不得不采用较为费工费时的耕种方法,地租就会上升。而且这种上升是双重的,这是因为,首先实物地租也即谷物地租会上升,其次,既然农产品的价值已经上升,所以用制造品或外国商品计算的地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可以用货币地租来表示)也会进一步上升。
  上述过程的各个阶段(如果在作了以上说明之后,仍有必要加以回顾的话)可以叙述如下。谷物价格上升,为的是偿付在劣质土地上或用花费较多方法生产更多的谷物所需的资本及其普通利润。就这种增加的谷物来说,上涨的价格只不过相当于增加的费用;但是当所有谷物的价格都上升时,价格的上升便会给所有谷物(除了最后生产出来的那些外)带来超额利润。假设某一农民过去惯于按照每夸脱40先令的价格生产小麦,总共生产100夸脱,现在需要120夸脱,其中最后20夸脱只能按每夸脱45先令的价格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农民就不仅仅是从最后20夸脱上每夸脱多获得5先令,而是从全部120夸脱上每夸脱多获得5先令。因而,他除了得到普通利润外,还可以得到25镑超额利润,不过,在自由竞争状态下,他并不能把超额利润据为己有。然而,也不能迫使他把超额利润转让给消费者,因为如果价格低于每夸脱45先令,他就不会生产那最后20夸脱。于是,价格会保持在每夸脱45先令这一水平上,而在竞争的作用下,那25镑超额利润不是转让给消费者,而是转让给地主。所以,在生产方法没有得到改进的情况下,若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则地租必然上涨。这是一条真理,在作了以上最后证明之后,我们在下文中将把这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上面引入的这一新因素,即粮食需求的增加,除了使地租上升外,还会扰乱产品在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人口的增加会减少劳动的报酬,而如果劳动成本与劳动的实际报酬按同一幅度减少的话,则利润便会相应增加。然而,如果人口的增加导致粮食产量增加,增加的粮食又必须以较高的费用来生产,那么,劳动成本与劳动的实际报酬就不会按同一幅度减少,因而利润也就不会相应地得到提高。甚至有可能一点也不提高。劳动者的生活也许一向很好,现在所遭受的损失只不过是减少其他方面的享受,而不必减少自己所吃的粮食,也不必降低自己所吃粮食的质量。为增加的人口生产粮食会使生产粮食的费用大大增加,以致工资虽然在数量上有所减少,但可能仍代表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成本,可能仍是同从前一样多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根据这种假设,劳动者遭受的损失部分被生产最后那份农产品所需增加的劳动吸收了,其余部分为地主所得,只有地主总能分享到人口增加带来的好处。
  第二节 第二种情形:资本增加,人口保持不变
  现在让我们把假设颠倒过来,不假设资本保持不变,人口增加,而假设资本增加,人口保持不变:生产方法,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们通过努力后来获得的,都仍和以前一样假定未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的实际工资不会下降,而会上升;既然生产劳动者消费的物品所支付的费用没有减少,工资的上升也就意味着劳动成本的相应增加和利润的减少。换句话说就是,既然劳动者人数没有增加,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也同以前一样,总产品就不会增加,增加工资就必然使资本家遭受损失。劳动成本增加的幅度,也并非不可能大于实际劳动报酬增加的幅度。劳动者生活状况的改善会增加对粮食的需求。劳动者以前的生活也许很糟,甚至吃不饱,现在也许会增加粮食消费量,或用一部分或全部增加的收入来购买更好的粮食,例如不再吃燕麦戈马铃薯,而改吃小麦,因此而需要更多的劳动和土地。农业生产的扩大,通常意味着生产费用增加,价格上涨,结果,劳动成本不仅会因为劳动报酬增加而上升,而且还会因为构成劳动报酬的商品涨价而进一步上升(从而利润进一步下降)。这些因素会导致地租上升。此时,资本家的所失便会超过劳动者的所得,超过的这部分,有些会转给地主,有些会被在劣质土地上种粮食的费用或用生产率较低的方法种粮食的费用所吞噬。
  第三节 第三种情形:人口和资本以相同的速度增加,生产技术保持不变
  上面考察了两种简单情形,一种是人口增长,资本保持不变,另一种是资本增加,人口保持不变。现在我们要考察两种增长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情形,即人口和资本同时增加的情形。如果其中一个因素的增加快于另一个因素,那就与前面讨论过的那两种情形没有什么不同了,所以我们假设它们以相同的速度增加;检验速度是否相同的方法,是看每个工人获得的商品是否和以前一样,数量是否和以前相等。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种双重增长对地租和利润的影响。
  人口增长而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不恶化,当然会增加对粮食的需求。由于假设生产技术保持不变,增加的粮食必然要用较高的费用来生产。为补偿生产较多的粮食而支付的较高费用,农产品的价格必然上涨。尽管只是一部分粮食的生产费用有所上升,但价格的上涨却会扩展到所生产出来的全部粮食,超额利润由此而会大大增加,在竞争的作用下,这种超额利润会转到地主手中。无论是用产品数量来衡量,还是用劳动成本来衡量,地租都会上升;与此同时,既然我们假定工资在数量上保持不变,则其所包含的劳动成本便会增加。劳动者得到的必需品同以前一样多,货币工资也就必然会提高;由于所有生产部门的货币工资都将提高,因而资本家无法通过改变经营项目来使自己得到补偿,损失也就必然要由利润来承担。
  由此可见,资本和人口增加的趋势会在牺牲利润的情况下使地租上升,尽管地租并没有获得所损失的全部利润,其中一部分被增加的生产费用吸收了,也就是被用来雇用或养活更多的劳动者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当然,这里的所谓利润应当理解为利润率;因为如果资本数量增加,即便利润率降低,从绝对数量上说,利润总额也仍会增加,尽管相对于总产品而言利润总额减少了。
  这种利润下降的趋势经常被生产上的改良所抵消,不管这种改良是起因于知识的增加还是起因于更多地利用已经获得的知识。这就是前述三个因素中的第三个因素,该因素对产品分配的影响我们已答应要进行考察。为考察的方便起见,同考察另外两个因素时一样,我们将首先假设它是单独发生作用的。
  第四节 第四种情形:生产技术进步,人口和资本保持不变
  让我们假设资本和人口保持不变,生产技术突然得到了改良;生产技术得到改良的原因是:发明了效率更高的机器或较为省钱的生产方法,或通过对外贸易可以得到较为便宜的商品。
  生产上的改良所涉及的,可以是劳动阶级日常消费的某些必需品或享乐品,也可以是专供富人消费的奢侈品。不过,产业上的那些巨大改良只有极少数完全属于后一类。农业改良(除了那些只涉及珍稀产品的改良外)会直接影响劳动者的主要开支项目。蒸汽机以及其他各种提供动力的发明,适用于制造所有物品,当然也适用于制造劳动者消费的物品。甚至机动织机和多轴纺纱机,虽然当初只用来制造最为精美的纺织品,但也同样可以用来制造劳动阶级穿着的粗糙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对机车的各种改良,不但会降低奢侈品的运费,而且也会降低必需品的运费。新的贸易部门的设立,几乎总是会直接或间接地降低某些大众消费物品的生产费用或输入费用。所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断言,生产上的改良一般都会降低劳动阶级所消费的商品的价格。
  若生产上的某项改良所影响的不是一般劳动者消费的商品,则该项改良便不会改变总产品的分配状况。的确,受到影响的那些特殊商品会降价Z既然可以用较少的费用生产它们,它们的价值和价格也就会降低,所有那些消费它们的人,无论是地主、资本家还是有技术而享有特权的劳动者,也就会得到更多的享乐品。然而,利润率却不会提高。按商品数量计算,利润总额固然增大了,但如果按照这些受到改良影响的商品计算,资本的价值也提高了。因而资本的利润率同以前是一样的。资本家不是以资本家的身份而是以消费者的身份而受益。地主和享有特权的劳动阶级如果也消费这些商品,则可分享这种利益。
  生产上的改良如果减少的是生活必需的生产费用或广大劳动者日常消费的商品的生产费用,情况便会与此不同。在这里,各种不同力量的相互作用是相当复杂的,因而需要作较为仔细的分析。
  前面曾说过,农业方面的改良可分为两种。有些农业改良仅仅节省劳动,使一定数量的粮食可以用较少的费用生产出来,但并不减少土地的耕种面积。另外一些农业改良则不仅使一定面积的土地能以较少的劳动生产出同以前一样多的产品,而且还可以生产出比以前多的产品,因而如果不需要更多的产品,就会有一部分耕地被闲置,由于被闲置的往往是生产力最低的土地,所以调节市场的就将是比以前好的土地。
  要说明农业改良的作用,我们就必须假设这种改良是突然发生的,以使在改良期间资本和人口不增加。其作用首先是使农产品的价值和价格下跌。这是上述两种农业改良.特别是后一种农业改良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第一种改良既然没有增加产品,也就不会使任何土地闲置,耕种边际(查默斯博士语)就会同以前一样,农业无论从耕种面积上说还是从耕作的精细程度上说都不会后退,调节农产品价格的仍是过去那些土地和资本。但是,既然这些土地或资本以及其他所有生产粮食的土地或资本现在能以较少的费用生产粮食,因而粮食的价格也就会相应降低。若生产费用节省了十分之一,粮食的价格也就会下降十分之一。
  但假设改良是第二种,不仅使土地能用比过去少十分之一的劳动生产出同以前一样多的粮食,而且使土地能用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生产出比以前多十分之一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改良所带来的结果会更为明显。此时可以缩减耕种面积,用较少的土地便可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即使现在较少的土地和过去较多的土地平均说来质量是一样的,粮食价格也会下降十分之一,因为现在用比过去少十分之一的劳动便可以生产出同样多的粮食。但是,既然被放弃的那部分土地是肥力最低的土地,以后调节粮食价格的土地就将是比过去质量好的土地。所以,生产费用除了因为生产技术的改良而降低十分之一外,还会相应于农业的“边际”转向肥力较高的土地而进一步降低。因此,粮食价格的下降是双重的。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这种突然的改良对产品的分配产生的影响,先考察对地租产生的影响。两种改良的前一种将使地租下降,后一种将使地租更大幅度地下降。
  假设对粮食的需求,要求人们耕种三级土地,这三级土地以相同的面积和相同的生产费用可以分别生产出100、80和60蒲式耳小麦。小麦的价格平均说来将正好使人们耕种第三级土地也能得到普通利润。所以,第一级土地将提供40蒲式耳超额利润,第二级土地将提供20蒲式耳超额利润,这些将构成地主的地租。首先让我们假设农业改良没有使土地能生产出更多的谷物,但却可以用比过去少四分之一的劳动生产出同以前一样多的谷物。在这种情况下,小麦的价格将下降四分之一,80蒲式耳小麦的售价将与过去60蒲式耳小麦的售价相同。但第三级土地生产的产品仍然是为人们所需要的,由于生产费用与价格按同一幅度下降,所以耕种这级土地仍能带来普通利润。第一级和第二级土地也仍将分别提供4O蒲式耳和20蒲式耳剩余利润,因而谷物地租仍将和以前一样。但既然谷物价格下降了四分之一,所以谷物地租所能换得的货币和所有其他商品也就减少了四分之一。由此可见,如果地主用其收入购买制造品或外国产品,那他的生活水平便下降了四分之一。他作为地主所得到的收入减少了四分之一,只有作为谷物的消费者,他的境况才和过去一样。
  如果是另一种农业改良,则地租会以更大的幅度下降。假设现在生产市场所需要的产品数量,不仅所使用的劳动可以减少四分之一,而且所使用的土地也可以减少四分之一。如果继续耕种全部土地,生产出来的粮食就会远远超过市场的需要。现在必须放弃一部分土地,这部分土地生产出来的粮食等于所需粮食的四分之一;由于第二级土地生产的粮食正好等于所需粮食的四分之一(240蒲式耳中的60蒲式耳),因而这级土地将被闲置。现在只耕种第一级和第二级便可以生产出240蒲式耳,第一级土地可以生产出100蒲式耳加三分之一即1331/3蒲式耳,第二级土地可以生产出80蒲式耳加三分之一即1062/3蒲式耳,总计正好240蒲式耳。现在最差的土地是第二级土地,而不是第三级土地,调节粮食价格的便也是第二级土地。现在要偿付资本外加普通利润,得用1062/3浦式耳而不是60蒲式耳。因此,小麦的价格将不象在第一种农业改良的情况下那样按60与8O之比下降,而是按60与1062/3之比下降。即便如此,也仍未能充分说明地租所受到的影响。现在第二级土地的全部产品都得用来偿付生产费用。第二级土地既然是最差的土地,也就不支付地租。第一级土地将只提供262/3蒲式耳地租而不是40蒲式耳地租,即1331/3蒲式耳与1062/3蒲式耳之间的差额。全体地主仅就谷物地租而言就将损失60蒲式耳中的331/3蒲式耳,与此同时,所剩下的谷物的价值和价格还将按60与1062/3之比下跌。
  由此可见,突然而普遍地实施农业改良无疑是有损于地主的利益的。人们一直认为这种观点是荒诞的,并据此而把最先提出这种观点的李嘉图称为精神变态者,这里就不再列举更难听的话了。我看不出这种观点有什么荒诞之处,相反,在我看来,倒是攻击这种观点的人思想方法有问题。只有当叙述得不得当时,这种观点才似乎是荒唐的。如果我们说某个地主会因为自己的地产得到改良而遭受损害,那肯定是站不住脚的,但我们只不过是说,该地主会因为他人的地产(当然也包括这个地主自己的地产)得到改良而遭受损害。谁都不会怀疑,倘若该地主能垄断农业改良,能把自有土地上产量的提高和农产品价格保持不变这两种利益结合在一起,那他就会通过农业改良获得很大利益。但是,如果所有土地的产品都同时增加,粮食价格又不如以前高,那就完全有理由认为,地主将受到损害,而不是得到好处。无论什么因素,只要能使农产品的价格永久降低,也就会使地租下降,这是大家所承认的;而且采取以下看法也是符合常识的,即:如果由于土地生产力提高,不再需要耕种那么多土地,则土地的价值就会同其他物品的价值一样,由于需求减少而下降。
  我非常乐于承认,地租实际上并没有因为农业改良而降低。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农业改良从来不是突然发类的,而总是缓慢发生的,从未远远超过而常常是远远落后于资本和人口的增长。固然农业改良趋于降低地租,但资本和人口的增长却趋于提高地租,而且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由于农业改良往往增加资本和人口的边际,因而资本和人口的增长会大大提高地租。但我们首先必须考察农产品价格的突然降低是如何影响利润和工资的。
  最初,货币工资也许会保持不变,因而劳动者将会得到农产品价格下降的全部利益。他们可以增加粮食和其他物品的消费量,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用同样的费用购买更多的物品,至此,利润并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劳动者的经常报酬实质上取决于前面我们所说的他们过惯的生活水平,即取决于他们在情愿要孩子以前作为一个阶级所要求达到的生活水平。如果生活状况的突然改善能对劳动者的嗜好和需要产生持久的影响,那么劳动阶级就会永远受益。但是,劳动者不仅有可能用相同的工资购买比以前多的舒适品和享乐品,而且也有可能用较少的工资购买同以前一样多的舒适品和享乐品,在后一种情况下,人口便会增加,而劳动者所习惯的生产水平却不会降低。到目前为止,劳动者还是这样来利用增加的生活资料的,他们把增加的生活资料径直转变成了粮食,用来养活更多的孩子。所以农业改良很可能会使人口受到刺激,一代人之后,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就不会再高于改良以前的工资了。实际工资之所以会下降,一方面是因为货币工资将降低,另一方面是因为粮食价格将上涨,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人口增长导致需求增加,而需求的增加又使生产粮食的费用上涨。货币工资下降多少,利润就会上升多少,因为资本家不增加资本开支,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效率同以前一样高的劳动。我们由此而看到,如果劳动者的习惯和需要没有改变和提高,那么生活费用的降低,无论是起因于农业改良还是起因子输入外国产品,通常都会降低货币工资和地租,而提高一般利润率。
  以上论述的是降低粮食生产费用的农业改良所带来的结果,若用较为便宜的粮食代替较昂贵的粮食,其结果与此是一样的。同样的土地使用同样的劳动,若种植玉米或土豆而不种植小麦,则可以为人类生产出数量大得多的粮食。如果劳动者不吃面包,而只吃玉米或土豆等较为便宜的粮食,同时所得到的补偿不是增加其他物品的消费量而是提早结婚,生育更多的子女,那么劳动成本就会大大减低,若劳动效率不降低,利润就会上升;而地租则会大大下降,因为全体人口所需要的粮食现在用一半或三分之一的麦地就可以生产出来。与此同时,很显然,在万不得已时,过于贫瘠而不能种植小麦的土地也可以用来种植土豆,生产出来的土豆是足以养活生产上所必需的那点劳动力的,因此,同种植谷物相比,在种植土豆或玉米的制度下,土地的边际最终会进一步下降,地租最终会进一步提高,因为土地在达到其生产能力的极限以前,可以养活多得多的人口。
  如果我们假设改良不是发生在粮食生产上,而是发生在劳动阶级所消费的某些制造品的生产上,则工资和利润所受到的影响最初会与上述情形相同,但地租所受到的影响则有很大不同。地租不会降低;相反,如果生产改良的最终结果是增加了人口的话,地租甚至会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则会降低,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无需加以说明。
  第五节 第五种情形:三个要素都向前发展
  前面我们一方面考察了人口和资本的正常增加会如何影响产品在地租、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分配,另一方面考察了生产改良特别是农业改良对产品分配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人口和资本的增加会降低利润,提高地租和劳动成本,而农业改良则往往会降低地租,凡是能使劳动者消费的物品价格下降的生产改良,都会降低劳动成本而提高利润。既然已弄清了人口和资本的增加以及农业改良分别产生的影响,也就很容易确定它们同时起作用会产生什么影响,所谓同时起作用,就是资本和人口较为稳定地增加,与此同时,人们经常进行农业改良,新的农业知识和新的耕作方法不断普及。
  若劳动阶级的习惯和需要(这决定了他们的实际工资)是给定的,则某一时期的地租、利润和货币工资便是上述各种竞争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在某一时期农业改良的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该时期的地租和货币工资就趋于下降,利润趋于上升。如果人口的增长快于农业改良,劳动者就得减少自己吃的粮食,或吃较差的粮食,否则,地租和货币工资就会不断上升,利润不断下降。
  农业技术和知识的发展往往是缓慢的,其传播往往更为缓慢。发明和发现也只是偶然才出现,而人口和资本却总是在不断增长。所以,哪怕是在短时期内,农业改良的速度也很少能大大超过人口和资本的增长,使地租有所下降,利润率有所提高。固然,在许多国家,人口和资本的增长并不快,但在这些国家,农业改良的速度甚至更慢。几乎每个国家的人口都紧跟着农业改良而增长,农业改良一产生结果,马上就被抵消了。
  农业改良之所以很少降低地租,是因为它很少降低粮食价格,而只是阻止粮食价格上涨,很少使已经耕种的土地闲置,而只是使越来越差的土地能够被耕种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人们有时谈到一个国家处于半开发的自然状态,即土地具有很高的生产力,花费很少的劳动就可以获得大量粮食,实际上只有先进民族的未开垦殖民地才处于这种状态。在美国甚至最差的耕地也具有很高的质量(有时紧靠市场或交通线的耕地不是这样,然而这些耕地虽然质量不太好,位置却很好),即便农业和运输方面不作进一步的改良也还有很多高质量的土地可以耕作,只有耕种完这些土地才会使人口和资本的增长停下来。可是500年前的欧洲虽然人口比现在稀少得多,但由于农业处于原始状态,也许那时最差的耕地便完全和现在最差的耕地一样缺乏生产力,并已接近了有利耕作的最后极限。自那时以来的农业改良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只不过是通过提高土地的一般生产能力,而使人们能耕种比到那时为止资本家认为有利可图的最差土地还要差得多的土地,从而使资本和人口有可能大大增加,一点一点地向后推移抑制资本和人口增加的障碍,但与此同时,人口也紧跟着增长,以致在人口和抑制人口增长的障碍之间从未留下空隙,农业改良把障碍问后每推移一步,增加的人口便马上把空隙填满。因此,与其说农业改良是抵消人口增长的力量,还不如说它部分解除了束缚人口增长的桎梏。
  在人口和资本增加以及农业改良的共同作用下,产量的增长对产品的分配所产生的影响,同前面讨论过的那两种假设情形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对地租的影响最为不同。我们曾说过。虽然突然而普遍的大规模农业改良最初会不可避免地降低地租,但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改良会使地租逐渐上升到比以前高得多的水平,因为它们最终会使人们能够耕种更差得多的土地。但在我们现在所假设的接近于事物一般发展趋势的情形下,会立即产生这种最后的结果。假设对土地的耕种已达到了或几乎达到了产业技术状态所允许达到的极限,因而在现有的技术知识水平下,地租也已几乎达到了人口和资本的增加使它所能达到的最高点。此时如果突然进行大规模的农业改良,则这种改良或许会使地租大幅度下降,然后随着人口和资本的增加,地租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并进一步上升。但是,农业改良实际上总是非常缓慢地进行的.它既不会使地租下降,也不会使耕种面积缩小,而只会使地租不断上升,耕种面积不断扩大。这种改良甚至无需求助于较差的土地,不增加生产费用,就能使现有耕地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如果通过农业改良,土地用比过去多一倍的劳动和资本能生产出比过去多一倍的产品(假设与此同时人口也有所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增加了一倍),那么所有土地的地租就会上涨一倍。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前面某一页所举的数字例子。三个等级的土地以相同的面积和相同的支出可以分别生产100、80和60蒲式耳小麦。如果只是用比过去多一倍的支出,丝毫不增加生产费用,就可以使第一级土地生产200蒲式耳、第二级土地生产160蒲式耳、第三级土地生产120蒲式耳,如果人口也增加了一倍,从而需要所有这些增加的粮食,那么,第一级土地的地租就将是朋而不是物蒲式耳,第二级土地的地租就将是物而不是20蒲式耳,而每蒲式耳的价格和价值则将保持不变,因而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都将增加一倍。不用说,如果生产技术得到改良而对粮食的需求没有增加,则会产生与此不同的结果。
  所以,农业改良最终总是绘地主带来好处,而且一般总是立即给地主带来好处。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在一般情况下,农业改良仅仅有益于地主。当粮食需求的增加与生产能力的提高完全一致时,粮食价格是不会降低的;劳动者甚至连暂时的好处也得不到;劳动成本不会降低,利润也不会提高。虽然总产量提高了,分配给劳动者的产品更多了,总利润也增加了,但工资却要由更多的人口分享,利润也要分摊在更多的资本上,因此,没有哪个劳动者的境况会比过去好,也没有哪个资本家不增加资本就能获得更多的收入。
  以上冗长的讨论所得出的结论可以概括如下。在由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组成的社会中,经济进步往往使地主阶级越来越富有,而劳动者的生活费用整个说来则趋于增加,利润趋于下降。农业改良是抵消后两种结果的力量,但是农业改良虽然有时也会暂时抑制第一种结果,可最终却会大大加重第一种结果;而且人口的增加往往会把得自农业改良的全部利益完全转给地主。在由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组成的社会中,产业进步除了带来上述结果外,还会带来其他什么结果,或者说还会有什么结果修正上述结果,我将尽力在下一章 中加以说明。
  第四章 论利润降至最低限度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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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亚当·斯密的资本竞争学说
  我们在前面一章 已提到过,随着社会的进步,利润会趋于下降。论述工商业问题的作家很早就看出了这种趋势,但当时人们不了解支配利润的法则,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抱有错误看法。亚当·斯密认为,利润是由所谓资本的竞争决定的,并断言,当资本增加时,这种竞争也必定会加剧,因而利润必然下降。亚当·斯密在这里所指的是哪一种竞争.不十分明确。他在“资本利润”一章 中是这样说的:“当许多富商的资本转入同一行业时,他们之间的相互竞争自然会趋于降低资本的利润;当同一社会中所有不同行业的资本都增加时,相同的竞争必然会在所有行业产生相同的结果。”这段话会使我们作出这样的推论,在亚当·斯密看来,资本的竞争是通过降低物价而降低利润的,因为增加对某一行业的资本投资通常会降低该行业的利润。但如果这是亚当·斯密的意思,那他就忽视丁这样一点,即如果只是一种商品跌价,那确实会降低该商品生产者的利润,可一且所有商品都跌价,就不会有这种作用了,因为当所有物品都跌价时.实际上就什么也不跌价,而只是在名义上跌价,甚至每个生产者用货币计算的支出也会同其报酬一样减少。除非当所有物品都跌价时,只有劳动这种商品不跌价,情况才不是这样,但如果是这样,工资实际上就上升了,降低资本利润的就是工资的上升.而不是物价的下跌了。亚当·斯密来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情是,他所假设的由于资本之间的竞争加剧而导致的价格普遍下跌,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物价并非仅仅取决于卖主之间的竞争,而且还取决于买主之间的竞争,也就是说不仅取决于供给,而且还取决于需求。影响货币价格的需求,是由公众用来购买商品的全部货币购成的,只要这些货币与商品的比例不降低,价格就不会普遍下跌。因此,无论资本如何增加,无论资本的增加会使商品的产量提高多少,都会有充足的资本用来生产或输入货币,货币的数量和商品的数量都会按相同的比例增长。因为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如果象亚当·斯密的理论所设想的那样,货币的购买力不断增加,那么,那些生产或输入货币的人就会获得日益增多的利润.就会把其他行业的劳动和资本吸引到生产或输入货币的行业。假如价格真的普遍下跌,货币的价值真的上升,那只能是金矿逐渐被耗竭、生产费用增加的结果。
  所以,认为资本的增加会使货币价格普遍下跌,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认为随着资本的增加,价格实际上已普遍下降了,这也是不正确的。如果说有什么物品的价格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下跌了的话,那只是这样一些物品,这些物品在生产上得到的改良,要大于贵金属在生产上得到的改良,例如所有纺织品。其他物品的价格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上涨了,因为它们的生产费用相对于金银的生产费用来说都增加了,其中特别是各种粮食的价格同以前相比上涨了许多。所以,认为资本之间的竞争会通过降低价格而降低利润,这种学说不仅在原理上是错误的,而且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但我们却不能肯定亚当·斯密是否真的持有这种学说,因为他讨论这一问题时所使用的语言是含糊不清的,表明他并没有融会贯通的明确观点。他有时似乎认为,资本的竞争是通过提高工资而降低利润的。在讨论新殖民地的利润率时,他几乎提出了完整的利润理论。他说:“随着殖民地的增加,资本利润会逐渐减少。在最为肥沃而且位置最好的土地都被占用以后,耕种那些肥力和位置都较差的土地就只能得到较少的利润。”假如亚当·斯密更多地想一想这个问题,把他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观点加以协调和系统化,那他也许会看出,上述最后一点才是利润通常因为资本增加而下跌的真正原因。
  第二节 威克菲尔德先生的使用范围学说
  威克菲尔德先生在其《亚当·斯密述评》和讨论殖民政策的重要著作中,对这一问题采取了明确得多的观点,而且通过一系列实质上是正确的推理,得出了在我看来是正当而且重要的实际结论,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把自己的宝贵见解同前人的思想成果结合在一起,也没有使它们与其他真理协调一致。查默斯博士在其“论资本的增加与限度”一章 及随后的两章中也提出了一些理论,这些理论的思想倾向与威克菲尔德先生的理论是一致的,不过,虽然查默斯博士象往常一样把他的思想表述得很动人、很清晰,但实际上,他有关利润问题的思想要比亚当·斯密的思想混乱得多,并且更为明显地受到了那种经常遭到人们驳斥的看法的影响,这种看法认为,资本的竞争会降低一般价格。这位思想敏锐、焕发着朝气的著作家显然没有把货币问题包括在他已作了仔细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内。
  威克菲尔德先生对利润下降所作的解释可简述如下:生产不仅会受到资本和劳动数量的限制,而且还会受到“使用范围”的限制。资本的使用范围是双重的,一是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土地,一是外国市场吸收该国制造品的能力。在有限的土地面积上,只是有限的资本能够得到使用而获利。资本数量越接近这一限度,利润就越低,一旦达到这一限度,利润便会消失。此时要恢复利润,就得扩大资本的使用范围,扩大使用范围的方法或者是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取肥沃的土地,或者是开辟新的国外市场,在这种市场上可以用本国资本生产的产品购买粮食和原料。我认为,这些命题基本上是正确的,甚至对于表述这些命题的词语,我也没有什么好反对的,尽管这些词语更加符合一般实际用法,而不符合科学用法。在我看来,威克菲尔德先生所犯的错误是,他认为自己的学说与前述那些最优秀的政治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原理是相矛盾的,实际上,威克菲尔德的学说只不过是那些原理的推论,尽管那些政治经济学家自己也未必承认这些推论。
  据我所知,是威廉·埃利斯先生发表在《威斯敏斯特评论》1826年1月号上的一篇讨论机器的影响的论文,对利润问题作了最为科学的论述。毫无疑问,威克菲尔德先生不知道这篇论文,但这篇论文却在威克菲尔德之前得出了他的一些主要结论,尽管所采用的是不同的方法。该文之所以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一方面是因为它以匿名方式发表在定期刊物上,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远远超过了当时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水平。按照埃利斯先生对利润问题的看法,威克菲尔德的见解和查默斯博士的见解所引出的那些问题和困难是能够得到解决的,而且解决办法同本书论述的政治经济学的各项原理是并行不悖的。
  第三节 什么决定最低利润率
  无论在什么时间,也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一特定的利润率,这一利润率是诱使该时和该地的人民进行储蓄和在生产上使用这些储蓄的最低利润率。这种最低利润率是随着情况的不同而变化的。它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有效积累欲望的强度,也就是此时此地的人民是比较重视未来的利益还是比较重视现在的利益。这一因素主要影响储蓄倾向。另一因素是从事产业活动的资本在多大程度上是安全的,这一因素所影响的与其说是储蓄倾向,还不如说是在生产上使用储蓄的倾向。普遍的不安全状态,无疑也会影响储蓄倾向。窖藏钱财会给大财主增加危险,但与此同时窖藏钱财也是躲避危险的强有力手段,因而这两种作用也许会相互抵消。然而,同把钱保管在自己手边闲置不用相比,一个人若在生产上运用自己的钱或把自己的钱借给别人使用,则他便要冒更大的风险,这种额外的风险是与社会的普遍不安全状态成比例的,也许等于20%、30%或50%,也许还不到1%或2%,但不管怎么说总得是一确定的比例,预期的利润必须能对此给予补偿。
  即使资本不产生利润,人们也有充足的理由进行一定量的储蓄。人们在年景好的时候会为坏年景作准备,会为年老体弱时的生活积蓄一些钱财,会为后半生过优闲自在的生活或为抚育儿女进行储蓄。然而,从长期来看完全以此为目的的储蓄是不会大大增加资本数量的。这些动机只是促使人们在一生中的某一时期节省一些钱财,以便在另一个时期消费,或供他们未成年的儿女消费。能够增加一国资本的储蓄,通常产生于人们改善自身生活状况或为儿女或他人遗留财产的愿望。一定的自我克制能力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想要达到的目标,这对上述愿望的强度会产生很大影响,而自我克制能力又取决于利润率。每一国家都有一最低的利润率,若再低,人们就不会为了发财或遗留财产而储蓄了。所以能够增加一国资本的积累,需要有某一利润率作为必要条件,一般人会把这一利润率看作是对节欲的报酬和对所冒风险的补偿。当然,总是有一些人的有效积累欲望高于一般人,即使利润率低于最低水平,他们也会进行储蓄,但也总是有另外一些人,这些人的花钱嗜好和享乐嗜好大于一般人,他们非但不储蓄,反而挥霍掉所得到的全部钱财,这两种人正好相互抵消了。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种限定资本增长的最低利润率,在某些社会状态下要比在另一些社会状态下更低。我在这里可以加上一句,标志着当代文明的那种社会进步有降低这种最低利润率的趋势。首先,这种进步的公认结果之一,是一般安全的增加。战争的破坏以及私人和公家的暴力掠夺给人带来的忧虑越来越少;教育和司法可望得到改良,舆论也更受尊重了,这些都为防止欺诈和胡乱经营提供了越来越大的保证。所以,为补偿生产性投资所冒的风险而要求具有的利润率,现在已比一个世纪以前低了,今后还会比现在更低。其次,人类已不再是眼前利益的奴隶,而越来越习惯于在遥远的未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目的,这也是文明进步的结果之一。远虑的这种增加,是人们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把握未来的自然结果,而且,工业生活对人类的感情和喜好所产生的影响,大都有利于远虑的增加。随着生活的变故日益减少,随着生活习惯日益固定,随着除了依靠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外用其他方法发横财的机会日益减少,人们愈来愈愿意牺牲眼前的享乐以实现未来的目标。先见能力和自制能力的提高,除了影响财富的增加外,肯定还会影响其他事情,这一问题下文马上就会讨论到。不过,当前的社会进步即使无助于增加人们的积累欲望,也显然有助于放松这种欲望所受到的束缚,有助于降低诱使人们进行储蓄所绝对必需的利润率。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即风险减少和远虑增加,当前在英格兰,百分之三、四的利润或利息便足以促使资本增加,而在缅甸帝国或在约翰王统治时期的英格兰测需要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利润或利息才能促使资本增加。在荷兰,过去100年间公债的利率为2%,这一利率虽然没有促使资本增加,但也没有使资本减少。尽管最低利润率的变化很大,尽管无法确切说出某一时期的最低利润率是多少,但无论如何总是存在着最低利润率;不管最低利润率是高还是低,一旦达到最低利润率,资本就会暂时停止增加。于是国家也就处于政治经济学家所说的那种停滞状态。
  第四节 在富国,利润总是接近于最低点
  我们由此便得到了本章所要阐明的那一基本命题。一国如果长期以来生产规模一直很大,一直有巨额纯收入供人们借以进行储蓄,因而长期以来一直有能力年年大大增加资本(但不象美国那样拥有大量未耕种的肥沃土地),那么该国的特征之一便是,利润率实际上总是接近于最低点,因而该国总是处于停滞状态的边缘。我并不是说欧洲各大国实际上马上就会处于停滞状态,也不是说资本产生的利润还不够多,不足以诱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储蓄和积累。我的意思是,如果资本继续按现在的速度增加,与此同时不发生什么事情使利润率趋于提高,那要不了多少时间利润就会降到最低限度。如果资本增长的边界不继续向前推移,为进一步增长留有更大的余地,则资本的增长很快就会达到其最后的边界。
  在英格兰,几乎没有风险的公债,其一般利率估计为3%强,所以,其他一切投资可望得到的利息或利润(不包括才能或努力应得的报酬)必须大大高于这一百分比,高出多少,要看资本所冒的风险有多大。让我们假设,在英格兰,只要有1%的纯利润(不包括风险补偿),就足以诱使人们储蓄,而纯利润低于1%,就无法诱使人们储蓄。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本继续象现在这样年年增加,而又不发生什么事情抵消资本增加所造成的结果,那要不了多少年,纯利润率就会降低到1%。
  要满足上述假说的条件,我们必须假设资本输往国外进行投资的过程完全中止。不再有资本输往国外建造铁路或放款;不再有移民把资本带往殖民地或其他国家;银行家或商人也不再向其国外客户提供信贷。我们还必须假设,政府不再为非生产性支出举债,也不再通过抵押或其他方式借债:不再有资本因企业破产而被浪费(人们把资本投入有破产危险的企业,是想获得鞍高的收入,因为当前稳妥的投资利润率通常都很低)。我们必须假设,社会的全部储蓄每年都投资于真正的生产性事业,同时假设,不再有工业上的新发明,已知的先进生产方法不再大规模取代落后的生产方法,也就是说人们不再开辟新的投资出路。
  大多数人都认为,要为每年新增的大量资本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出路是极为困难的,因而大多数人断言,将出现所谓普遍的生产过剩现象,即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或只能以赔本的价格卖出去。但是,我们在前面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全面考察已经表明,问题并不是出在这里,即困难并不在于缺乏市场。如果新增资本适当地分配在各种用途之间,人们便会对新增资本的产品产生需求,因而这些产品决不会比其他产品更难销售。问题实际上是,使用新增资本必然会迅速降低利润率。
  随着资本的增加,人口有时也增加,有时则不增加。如果人口不增加,工资便会上升,就会有更多的资本用来向人数没有增加的劳动者支付工资。既然劳动没有增加,人们也没有进行提高劳动效率的改良,产品的数量也就不会增加。由于资本无论增加多少,所获得的总报酬都同以前一样多,因而每年的总储蓄都会从下一年的利润中扣除。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很快就会降到资本不再增加的那一点。如果劳动效率不通过发明和发现或身心教育的改良而提高,如果懒人或非生产性劳动者不转变成生产性劳动者,那么远远快于人口增长的资本增长很快就会达到其增长的极限。
  即使人口随着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而且按相同的比例增加,利润的下降也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人口的增加会使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也增加。在没有产业改良的情况下,这种需求只能通过以下两种方法得到满足,一是耕种更差的土地,二是对现有耕地进行更为精细的耕作,这两种方法都会提高生产费用。因而劳动者的生活费用会增加,如果劳动者不甘忍受生活状况的恶化,利润就必然下降。在象英格兰这样的古老国家,如果我们假定国内的农业丝毫未得到改良,同时假定外国也不为英国市场生产更多的粮食,那么利润便会非常迅速地下跌。如果这两条增加粮食供给的道路都被堵塞了,而人口继续按照据说每天增加1000人的速度增加,那么在当前的知识水平下所有能被耕种的荒地很快就会被耕种完,生产费用和粮食价格会大大提高,以致如果劳动者的货币工资增加(这是补偿其增加的支出所必需),利润很快就会降至最低限度。假如货币工资不上升。或上升的幅度较小,利润的下降也许会得到延缓,但通过降低劳动者的生活所能得到的延缓时间是很有限的,一般说来,劳动者是不能够忍受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的,当他们能够忍受时,他们所必需的生活水平也就有了提高,因而也就不愿意忍受。所以,我们大体上可以认为,在象英格兰这样的国家,如果每年的储蓄额象现在这样继续增加下去,而又不发生任何事情抵消储蓄降低利润的自然趋势,那么利润率便会迅速降至最低限度,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就会马上停止。
  第五节 商业突变往往会阻止利润降至最低点
  利润率总是趋于降至最低点,而且如果没有抵消因素的话,会极为迅速地降至最低点。所谓抵消因素,就是在当前的情况下能够与利润下降趋势相抗衡、能阻止我国每年的巨额储蓄把利润率压至最低点的那些因素。那么,这些因素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以下几类。
  首先,我们可以提及这样一个因素,这个因素极为简单且极为明显,以致一些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西斯蒙第先生和查默斯博士只注意到了这一因素,而忽视了所有其他因素。这就是在过量交易时期和疯狂投机时期以及在随之而来的商业突变中资本往往被大量浪费。固然,在这样的时期所损失的很大一部分资本并没有被毁灭,而只是象赌徒输的钱那样转给了较为成功的投机者。但是,即便在这些被转移的资本中,也有很大一部分被用来以高价购买比平常多的外国商品,从而转给了外国人。而且还有许多资本被完全浪费了。人们开矿,修筑铁路,架设桥梁,并兴办其他许多没有把握产生利润的工程,大量资本耗费在了这些工程上,而这些工程却不提供报酬,或所提供的报酬不足以补偿支出。人们超过市场需要建立起许多工厂,安装起许多机器设备,结果却得不到利用。即使这些工厂和设备能够得到利用,资本也还是被搁死了;流动资本被转变成了固定资本,已不再对工资或利润产生影响。除此之外,在继一般交易过度时期之后的停滞时期,还会有大量资本被消耗在非生产方面。在停滞时期,许多企业倒闭,或即使不倒闭也不赢利,大量工人被解雇,各个阶层都有很多人挣不到钱,不得不靠以前的储蓄过活,危机过后,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了贫困境地。这些都是商业突变带来的结果。商业突变几乎是周期性的,而这种周期性正是我们现在所考察的利润下降趋势造成的后果。只要几年不发生危机,所积累的资本就会大幅度增加,以致用他们来投资无法再得到通常的利润。所有公债的价格会大大提高,而最好的商业证券的利率则会降到很低水平,工商界人士会普遍抱怨赚不到钱。这十分清楚地表明,如果不发生什么事情抵消资本积累带来的结果,利润便会极为迅速地降至最低点,资本增长便会极为迅速地陷入停滞状态。但是,既然不再那么容易获得稳定的利润,人们就会随时注意那些虽然有赔本的风险但却有可能带来较高利润的买卖。于是便会出现投机活动,投机活动连同随后的商业危机,会消耗大量资本或把大量资本转移给外国人,从而暂时提高利息和利润,为新的资本积累创造条件,由此而开始同样的一轮循环。
  毫无疑问,这是阻止利润降至最低点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压低利润的一部分资本时常会由此而被消耗掉。但是,从一些作家所使用的词语可以看出,这并不是阻止利润降至最低点的主要原因。假如这是主要原因的话,资本就不会增加了,但在英格兰,资本却大幅度地、非常迅速地增加。这表现在,几乎所有赋税带来的收入都在日益增加,象征国家财富的一切事物在不断发展,人口在迅速增加,与此同时劳动者的生活状态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整个说来在不断得到改进。这些事实证明,每一次商业危机不管带来多么大的灾难,都远没有把自上次危机过后积累起来的全部资本破坏掉,同时证明,人们总是能够为不断增加的资本找到或创造有利可图的出路,从而阻止利润率下降。
  第六节 生产改良也会阻止利润降至最低点
  这就把我们的讨论引向了第二种抵消因素,即生产上的改良。生产改良显然具有威克菲尔德先生所说的那种扩大使用范围的作用,也就是说,生产改良使人们能够积累和使用更多的资本,而不压低利润率。当然,生产改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这样一个条件,即劳动者的习惯不因生产改良而改变,劳动者的需要不因生产改良而相应提高。如果劳动阶级获得了价格下降所带来的全部利益,换句话说,如果货币工资不下降,那么利润就不会提高,利润的下跌也不会受到阻遏。但是,如果劳动者由于生活状况得到改善而人数增加,致使生活状况降到以前的水平,那么利润就会上升。凡是能使劳动者消费的物品低廉的发明,只要劳动者的需要不相应提高,最终都会降低货币工资,而由于货币工资降低,在资本降到以前的水平之前,人们便可以积累和利用更多的资本。
  那些只影响富人消费的物品的生产改良,则不完全是以上述方式起作用的。花边或丝绒价格的下跌,丝毫没有降低劳动成本的作用。所以也就不会提高利润率,不会在利润降到最低点以前为更多的资本创造投资机会。不过,这种价格下降实际上会产生一种与此相等的作用,它会降低或有助于降低利润的最低点。首先,消费品价格的下降,会助长储蓄倾向,因为消费品价格的下降使所有消费者在不改变自己所习惯的生活方式的条件下都享有一笔剩余收入,而只要以前的生活不困苦,不需要多少自我克制就至少可以把这种剩余收入的一部分节省下来。其次,人们如能以较少的收入生活得同以前一样好,那谁都会愿意为较低的利润率积累资本。如果过去人们每年有10OO镑收入才能过舒服日子,而现在有500镑就能过舒服日子,那同希望较为渺茫的过去相比,人们现在就更愿意为过舒服日子而储蓄。所以,几乎所有商品的生产得到的改良,都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延缓静止状态的到来,但是,劳动者消费的物品得到的改良要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有助于静止状态的到来,因为这些物品的生产得到的改良会在以下两方面发挥这种作用,一方面它们会诱使人们为较低的利润积累,另一方面它们还会提高利润率本身。
  第七节 输入廉价生活必需品和生产工具,也会阻止利润降至最低点
  一国若能从其他国家获得廉价商品,这也会产生与生产改良相同的作用。必需品价格的降低,无论是生产改良引起的,还是外国商品引起的,对工资和利润的影响都完全相同。只要劳动者不得到价格下降的全部利益,只要劳动者所习惯的生活水平不提高,从而劳动者不一直享有价格下降的全部利益,劳动成本就会降低,利润率就会提高。只要能继续较为便宜地为不断增加的人口输入粮食,就能遏制利润因为人口和资本增加而下降的趋势,资本积累就会持续进行下去而不会使利润愈来愈接近最低点。由于这一原因,一些人认为,谷物法的废除为我国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使我国的资本可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迅速增加而不降低利润率。
  这种看法是否有道理?在考察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必须说明一点,这一点与人们通常的看法是大相径庭的。对外贸易并不一定会扩大资本的使用范围。仅仅为一国的产品开辟了市场,是不会提高利润率的。假如用这些产品只是换来了富人享用的奢侈品,那么资本家的支出是不会减少的,利润不会上升,资本的增加必然会降低利润,假如停滞状态的到来得到了延缓,那也只是因为享受一定程度的奢侈生活所需的费用减少了,从而人们甘心为比以前低的利润进行新的储蓄。如果说对外贸易为较多的资本创造了投资机会而没有降低利润,那是因为对外贸易使劳动者能够用较少的费用得到生活必需品或习惯用品、对外贸易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做到这一点,一是输入这些商品本身,一是输入生产这些商品的手段和工具。廉价的生铁对利润和劳动成本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与廉价的谷物是一样的,因为人们可以用廉价的生铁制造出廉价的农具,制造出廉价的纺织机器。对外贸易如果既不直接又不间接地降低劳动者消费的物品的价格,那它就会象不降低劳动者消费的物品的发明或发现那样,既无助于提高利润,又无助于延缓利润的下降,结果只是国内不再生产奢侈品,转而为国外市场生产商品,资本的使用范围既不比以前大也不比以前小。当然,在已经输入必需品或原料的国家,几乎没有哪种输出贸易会是这样,因为只要输出增加,该国获取各种输入品的价格就会比以前低。
  一个国家如果象现在的英格兰这样,允许从世界各地自由输入各种粮食、各种必需品以及生产必需品所需的原料,那么这个国家的利润率就不再取决于本国土地的肥力,而是取决于全世界土地的肥力。尚待考察的是,全世界的土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抵消利润随着资本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
  当然,我们必须假设,随着资本的增加,人口也增加,因为如果人口不增加,尽管粮食价格下降,工资上升也会压低利润。因而我们假设,大不列颠的人口按现在的速度不断增加,每年对进口粮食的需求都远远超过上一年。出口国只能通过大大改良农业或大幅度增加生产粮食的资本,才能满足英国每年增加的粮食需求。改良农业很可能是很缓慢的过程,因为欧洲各粮食出口国的农业阶级仍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而英国的各殖民地和美国已采用了适合它们各自情况的大部分改良。还有一种增加粮食供给的方法,就是扩大耕种面积。关于这种方法,需要指出的是,扩大耕种面积所需的大部分资本仍有待于人们去创造。在波兰、俄国、匈牙利和西班牙,资本的增加是极为缓慢的。在美国,资本增加得虽然很快,但还是赶不上人口的增长。目前美国为逐年向我国增加粮食出口,主要是使用了它每年积累的一部分资本,这部分资本以前是用来发展制造业的,但谷物自由贸易却使这部分资本转而用来为我国市场生产粮食。我们由此得到的粮食供给是很有限的,除非农业发生重大改良,否则这种供给便不会满足英国迅速增长的人口不断增大的需求。因此,如果我国的人口和资本按目前的速度增长下去的话,则要使人口继续得到廉价的粮食供给,就只得输出资本来生产粮食。
  第八节 资本输出也阻止利润降至最低点
  这便把我们的讨论引向了那些抵消因素中的最后一个,在资本增长快于邻国、从而利润更接近于最低点的国家,正是这些抵消因素遏制了利润的下降趋势。最后这个因素就是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殖民地或外国,寻求比国内高的利润。我认为,许多年来在英格兰主要正是这一因素阻止了利润的下降。这一因素有双重作用。首先,它可以起到火灾、洪水或商业危机的作用,消除一部分增加的资本,从而阻止利润下降。其次,由此而消除的资本并没有被毁灭,而主要是用于创建会大量输出廉价农产品的殖民地,或用于发展并改良旧殖民地的农业。我们能够寄予希望的,正是依靠输出资本来使廉价粮食和棉花的供给赶上我国人口的增长,从而使不断增加的资本能够在不降低利润的情况下在国内得到利用,用来生产偿付这些农产品的工业品。由此可见,输出资本特别有助于扩大未输出的资本的使用范围,因而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输出的资本愈多,能够留在国内的资本也愈多。
  如果有些国家的工业较为先进,人口增长较快,因而利润率低于其他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在远未达到真正的利润最低点以前,总是先达到一实际的利润最低点。所谓达到了实际的最低点,就是利润已下降到了大大低于其他国家的水平,以致再下降的话,进一步积累的全部资本就会输往国外。在当前整个世界的工业发展状况下,如果哪一个正在不断改良的富国要对利润的最低点加以认真考虑的话,那么需要考虑的就仅仅是这种实际的最低点。只要古老国家的资本增加得很快,新兴国家的利润仍然很高,古老国家的利润就不会降至积累停止的那一点,利润一旦下跌到资本被输往国外的那一点,就不会再下跌了。在象英格兰这样的国家,只有通过生产改良,特别是在生产劳动者消费的物品方面进行改良,才能阻止利润迅速降至实际最低点,阻止进一步积累的全部资本输往殖民地或其他国家。
  第五章 利润降至最低点的趋势带来的种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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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抽走资本并不一定会使国家遭受损失
  前一章 阐明了资本积累对利润的影响及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修改了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得出的而且早已被政治经济学的最高权威所承认的许多实际结论。
  政治经济学家一向非常重视某一事件或某一项政府措施在增加或减少一国的资本方面所起的作用,但前一章 阐明的理论大大降低了这种作用,或者毋宁说,在低利润国家,完全消除了这种作用。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一个国家的利润较低,则证明该国人民积累资本的欲望太强了,资本增长的速度太快了,以致把生产改良和海外廉价必需品供给的增加这两个抵消因素抛在了后面,假如不毁掉或输出每年增加的很大一部分资本,则该国便会迅速达到资本停止积累的那一点,或资本积累至少会自动放慢,从而资本的增长不再快于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技术发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该国资本的突然增加不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则这种增加是不会持久的,因为资本的突然增加会压低利润和利息,从而会相应减少当年或第二年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或者会使与此等量的资本输往国外,或浪费在肆无忌惮的投机活动中。另一方面,突然减少资本,如果减少额不过大的话,也不会使该国真正变穷。几个月或几年之后,该国的资本数量就会恢复以前的水平。突然减少资本会提高利润和利息,从而会刺激人们积累资本,迅速弥补减少的资本。实际上,资本突然减少带来的结果很可能只是,在一段时间内,输出的资本将减少,用于疯狂投机活动的资本也将减少。
  因此,在富裕而勤俭的国家,上述观点首先会大大削弱那种反对政府为真正有价值的非生产事业花钱的论点所具有的说服力。现在,假如有人为了实现社会正义或慈善救济方面的某一伟大目标,例如复兴爱尔兰的产业、开拓殖民地或推广公共教育,建议通过举债筹集大笔资金,政治家就用不着再担心抽走这么多资本会抽干国家财富的源泉或者会减少劳动人口赖以为生的资本了。实现这种目标所需的费用再大,也不会使一个劳动者失业,不会使第二年少生产一尺布或一斤粮。在穷国,立法者必须悉心照料国家的资本,必须谨防国家的资本被侵占,必须尽力鼓励积累资本,尽力鼓励输入资本。但在人口众多。农业高度发展的富国,所缺少的却不是资本,而是肥沃的土地,因而立法者的B标便不应该是增加储蓄总量,而应该是通过改进耕作方法,或通过获取世界其他地方较为肥沃的土地的产品,来增加储蓄的报酬。在这样的国家,政府可以随意取用一部分资本作为岁入花费,而不会影响国家的财富,因为所取用的全部资本或者来自每年否则会输往国外的储蓄,或者来自下一年或第三年私人的非生产性支出,政府每花费100万镑,都会促使人们再储蓄100万镑,而不致使资本外流。因此,当所要达到的目标值得花许多钱,值得让人民的日常生活享受作出牺牲时,若有人在经济上反对直接从资本中取用所需的资金,那唯一站得住脚的理由,便是为了偿付国债利息而课税会带来种种不便。
  人们通常反对通过移民来救助劳动阶级的一个理由是,移民国外需要支付费用,如果带出国的资本同移民的人口一样多,那么劳动者是不舍得到什么好处的。根据前一章阐述的理论,我们知道,这种反对论点是不值一驳的。我认为,即使就最大规模的殖民运动来说,现在也没有谁会再认为,多少人移居国外,就会有多少资本被带走,而且即使接受那一站不住脚的假设,认为劳动阶级得不到好处也是错误的。假如英格兰十分之一的劳动者迁往殖民地,并带走国内十分之一的流动资本,那么资本和人口对肥沃土地的压力就会减轻,从而工资或者利润便会大大受益,或两者都大大受益。对粮食的需求会减少,较差的耕地不再被耕种,而变成牧场;较好的耕地不再被过度耕种,带来的报酬相应提高;粮食价格下降,虽然货币工资不会提高,但每个劳动者的生活状况都会得到很大改善;如果人口不随之增加,工资不随之下降的话,则这种改善将是永久性的;而如果人口增加,工资随之下降的话,则资本将开始增加,补上所损失的资本。只有地主会在收入上遭受某种损失,但甚至地主,也只有当殖民活动实际减少资本和人口时才会遭受损失,如果殖民活动带走的仅仅是每年增加的资本和人口,地主是不会遭受损失的。
  第二节 在富裕国家,机器的广泛使用不仅对劳动者无害,反而有益
  依据上述原理,我们现在可以就机器和生产性投资对劳动阶级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影响得出最后的结论。这类产业改良的特征是把流动资本转变为固定资本。本书第一编已指出,在资本积累缓慢的国家,机器的引入、土地的永久性改良等等,暂时往往对工人是极为有害的,因为用于这些方面的资本都直接取自工资基金,人民的生活费用和就业机会会因此而减少,每年的总产量会因此而下降。但在年积累额很大、利润较低的国家,则不用担心产生这种结果。其原因是,在这样的国家,即使输出资本,把资本用在非生产性支出上或把资本浪费掉,只要数额不是过大,就绝对不会减少工资基金的总额,而把流动资本转变为固定资本(固定资本仍然是生产性的)就更不会带来这种结果了。这只是使已经从一个孔流出的水从这个孔流出而已,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蓄水池中的水就会更多地外流,最终导致更多的水流人。因此,尽管对铁路的巨额投资使金融市场陷于一片混乱,给社会造成了损害,但我却决不能同意这样一些人的看法,这些人担心对铁路进行巨额投资会使我国的生产性资源遭受损失。我之所以觉得没有必要担这份心,并不是因为我认为铁路支出只不过是资本转手,资本丝毫不会遭受损失或破坏,凡是熟悉这一问题的人都知道,这样看铁路支出是荒谬的。购买土地的资本倒可以说只是资本转手,因为付给代理人、律师、工程师和测量员的钱有一部分会被储蓄起来,再次变为资本。但用来修建铁路的资本,实际上却被浪费和破坏掉了;这种资本一经支出,就无法再用来支付工资,无法再用来养活工人了;其结果是,耗费了大量粮食、衣物和工具,国家得到的却是一条铁路。但我所要强调的是,修建铁路的资本大都来自每年多余的资本,这部分资本如果不用来修建铁路,便会输往国外或被消费掉,因而既得不到铁路,也得不到任何其他看得见的东西。1844和1845年的铁路投机活动或许阻止了利润和利息的下跌,阻止了各种政府债券和私人债券的价格上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很可能会出现更狂热的投机浪潮,而当其结果因粮食歉收而进一步加重时,最终带来的危机很可能要比实际发生的危机更为可怕。在较穷的欧洲国家,假如不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外国资本来修建铁路的话,则修建铁路的狂潮很可能会带来比在英格兰更糟的后果。我们可以把世界各国修建铁路的活动看作是对剩余资本的一种争夺,这种剩余资本来自象英格兰和荷兰这样的资本充裕而利润较低的国家。英国的铁路投机活动力图把每年增加的资本保留在国内,而其他国家的铁路投机活动则力图获取英格兰每年增加的资本。
  由此可见,在富裕国家,因为修建铁路,或因为建立工厂,造船,制造机器,开凿运河,采矿或修建排水灌溉工程而把流动资本转变为固定资本,并不会减少总产量,也不会减少劳动就业机会。再则,资本的这种转变还具有生产改良的性质,而生产改良非但最终不会减少流动资本,反而是流动资本增加的必要条件,因为如果一国想使其资本不断增加,而又不把利润率降至资本停止积累的水平,那它只有依靠生产改良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大大增强了我们的论点的说服力。一国的固定资本增加,最终几乎总会使该国的流动资本也增加,因为所创造的固定资本只要是成功的,就几乎总是会降低劳动者惯常消费的物品的价格。用于永久改良土地的全部资本会降低粮食和原料的价格Z机器方面的几乎所有改良都会降低劳动者衣物、住房或生产这些东西的工具的价格;运输工具方面的改良,例如铁路的改良,会降低远地运来的消费品的价格。即便货币工资保持不变,所有这些改良也会使劳动者的处境有所改善,唯一的条件是劳动者的生殖率不提高。但是,即使劳动者的生殖率提高,导致工资下降,至少利润也会上升,从而积累会受到直接的刺激,在人们有充分的动机输出资本以前会给更多的资本创造投资机会。虽然有些改良不降低劳动者消费的物品的价格,从而不提高利润,也无助于把资本保留在国内,但如前所述,这些改良却会降低利润的最低点,从而在达到静止状态以前,会给资本的积累留出比以前大的余地。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改良以及资本输往世界上无人居住或人烟稀少的地区用来耕种较肥沃的土地或开矿,并不象表面看起来的那样会减少国内的总产量和国内对劳动的需求,与此相反,生产改良和资本输出是国内总产量和国内劳动需求赖以增长的主要原因,甚至是这两者长期而大幅度地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一定的但并非很窄的限度内,象英格兰这样的国家用于这两方面的资本愈多,它保有的资本也就愈多。
  第六章 论静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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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著作家们所惧怕和嫌恶的财富和人口的静止状态
  前面几章阐明了有关社会经济进步的一般理论。所谓社会的经济进步通常指的是资本的增加、人口的增长以及生产技术的改进。但是人们在思考任何一种有限的前进运动时,往往并不仅仅满足于探索运动的规律,而会不由自主地进一步问道,这种运动会把我们带向何方,产业进步正在把社会引向什么样的终点?当进步停止时,人类会处于何种状况,
  政治经济学家们肯定已或多或少清楚地意识到了,财富的增长并不是无限的,在所谓进步状态的尽头便是静止状态,财富的增长只不过延缓了静止状态的到来,我们每向前迈进一步,便向静止状态逼近一步。前面的论述已使我们知道,我们随时都看得见并且非常接近这一终点,而之所以一直没有到达终点,只是因为终点总在移动。如果生产技术不进一步改良的话,如果资本停止从最富裕和最繁荣的国家流向尚未开垦或未得到很好开垦的地区,那么最富裕和最繁荣的国家很快就会达到静止状态。
  对于上两代政治经济学家来说,最终不可能避免静止状态,即人类工业的水流最终将不可抗拒地汇入表面静止的大海,肯定是令人不愉快的、叫人感到沮丧的前景,因为他们在论述中总是把经济上美好的东西同进步状态联系在一起,而且仅仅同进步状态联系在一起。例如,在麦克库洛赫先生看来,繁荣指的不是财富的大量生产和良好分配,而是财富的迅速增加;他检验繁荣的标准是利润的高低;由于他所谓的繁荣即财富的增加具有降低利润的趋势,因而在他看来,经济进步必然趋于消灭繁荣。亚当·斯密始终认为,在静止状态中,人民大众的生活虽然也许并不是绝对贫困的,但必然是很桔据的,只有在进步状态中,人民大众的生活才会是令人满意的。一些人认为,不管人们的不懈努力会把人类的末日推迟多久,社会进步都必然会“搁浅而落得悲惨结局”。这样的学说并不象许多人仍然认为的那样,是马尔萨斯先生的罪恶发明,相反,这一学说是马尔萨斯之前的一些最著名的学者明确提出或默认的,只有依据马尔萨斯提出的原理才能对其加以有效的驳斥。在人们尚未把人口原理看作是决定劳动报酬的能动力量时,人口的增长实际上被看作是常量,总之,人们认为,在自然和正常的人类事务状态下,人口必然是不断增长的,因而生活资料的不断增加对于全体人类的物质享受是至关重要的。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原理》的出版开创了新纪元,使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了较为正确的看法。尽管该书第一版有许多世所公认的错误,但在后来的几版中,马尔萨斯所作的预言却要比任何其他作家所作的预言都更有根据,更令人充满希望。
  即便是在古老的国家,在资本不断增加的状态下,也必须使人们出于良知和远虑对人口加以限制,以防止人口的增长超过资本的增长,防止社会最低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如果全体人民或很大一部分人不下决心阻止生活状态的恶化,不下决心维护已经确立的生活水平,则最贫穷阶级的生活状况,即使在进步状态下,也会降到他们不得不忍受的最低点。这种决心在静止状态下会同样有效地维持最贫穷阶级的生活状况,而且似乎只有在静止状态下,人们才有这种决心。的确,现在在人口控制方面表现得最有远见的国家,常常是资本增加得最慢的国家。哪个国家有可能为增加的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哪个国家就会感到没有必要限制人口。而如果人们看得很清楚,新增加的工人要就业,就得取代已经有工作的工人,那么人们所具有的远虑和社会舆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作用,限制未来一代人口的增长,使其刚好能补充这一代人。
  第二节 静止状态本身并不可恶
  所以,我不能以老派政治经济学家普遍表现出来的那种朴素的厌恶心情来看待资本和财富的静止状态。我倾向于认为,整个说来,静止状态要比我们当前的状态好得多。一些人认为,人类生活的正常状态就是生存竞氧认为相互倾轧和相互斗争,是激动人心的社会生活,是人类的最佳命运,而决不是产业进步诸阶段的可恶象征。坦白地说,我并不欣赏这种生活理想。这种状态也许是文明进步的一个必要阶段,那些至今幸运地没有经历这一阶段的欧洲国家,最终可能也逃不过这一阶段。这种状态是增长的伴随物,而不是衰落的标志,因为它不一定会使人丧失崇局的志向和英雄品质,正如美国在南北战争期间以其全体人民的行动和许多杰出人物的行动向全世界证明的那样,也正如人们期待英国在某一同样富有检验意义而令人激动的时机也将向全世界证明的那样。但是,这种状态并不是未来的博爱主义者们想要帮助实现的那种完美的社会状态。固然,在财富就是权力、人人都渴望发财的时候,发财致富的路应向一切人公平地敞开。但是,对于人类的本性来说,最良好的状态终究是,没有一人贫穷,没有人想比别人更富有,因而谁都不必担心别人抢先而自己落在后面。
  毫无疑问,在头脑较清醒的人能说服人们关注更美好的事物以前,与其让人的精力无处发挥而生锈,还不如让人们为发财致富而忙碌,就象人们从前为战争忙碌那样。如果人是粗野的,则他们需要的刺激也将是粗野的,那就让他们接受这种刺激好了。但与此同时,如果有人并不认为当前人类改良的最初阶段是最后阶段,对普通政客感到欢欣鼓舞的那种经济进步、即人口和资本的单纯增长不那么感兴趣,则这些人也是有道理的。固然,对于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来说,一国在人口和资本的增长方面不大大落后于邻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果人民大众从人口或任何其他东西的增长中得不到丝毫好处的话,则这种增长也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我不明白,那些已经比他人富有的人钱财增加一倍(这几乎不会或根本不会增加他们的快乐,而只是使他们能炫耀自己的富有),或每年有一些人从中产阶级上升为有钱阶级,从有事可干的富人变为无所事事的富人,这一切究竟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只有在落后国家,增加生产仍是一项重要目标。在最先进的国家,经济上所需要的是更好地分配财产,而要更好地分配财产便离不开更为严格地限制人口。单靠消除差别的各项制度,无论这些制度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都做不到这一点;它们只能降低社会最高层的生活,而不能长久提高社会最底层人民的生活。
  另一方面,我们则可以想象,财产的这种更好的分配,可以通过个人的远虑与节俭以及一套有利于公平分配财产的法律制度的共同作用来达到(不过这种法律制度必须确保个人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不管这种戍果是大还是小)。例如,根据前面某一章 提出的建议,可以利用法律来限定人们通过赠予或继承所能得到的财产不得超过维持中等自立生活所需的数额。在这种双重影响下,社会将表现出以下主要特征:大多数劳动者工资较高,生活富税人们除了自己挣得和积累的财富外,不拥有其他巨额财富;比现在多得多的人不仅可不再做繁重的粗活儿,而且还可不再做机械琐碎的工作,而有充足的闲暇,可在身心两方面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为贫困阶级树立生活的榜样。这种比现在好得多的社会状况,不仅与静止状态是完全相容的,而且似乎可以和静止状态最为自然地结合在一起。
  毫无疑问,如果生产技术进一步得到改良,资本继续增长的话,整个世界的人口,甚至古老国家的人口就仍有大大增长的余地。但说实在的,即使人口增长是无害的,我也认为没有理由再让人口增长。现在,在所有人口最为稠密的国家,人口密度都已达到了使人类能够从合作和社会交往中得到最大利益的限度。即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充足的粮食和衣物供应,人口仍然有可能过分拥挤。人挤人、人憧人的状态是不好的。孤独,即人能经常一个人独处,是思想深刻和性格沉稳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一个人面对大自然的美和壮丽,则是使人产生思想和抱负的摇篮,具有思想和抱负不仅对个人是有益的,而且对整个社会也是有益的。一想到世界将丧失其生机盎然的景象,变得一片光秃,每一寸能为人类种粮食的土地都将被耕种,每一块长满花木或青草的荒地都将被翻耕,所有野生禽兽都将因为与人争食而被灭绝,人工栽种的每一棵灌木或多余的树木都将被砍除,野生灌木和野花都将在农业改良的名义下被当作野草而予以铲除,想到这样的世界,就叫人不舒服。如果仅仅为了使地球能养活更多的而不是更好、更幸福的人口,财富和人口的无限增长将消灭地球给我们以快乐的许多事物,那我则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而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子孙最好能早一些满足于静止状态,而不要最后被逼得不得不满足于静止状态。
  不用说,资本和人口处于静止状态,并不意味着人类的进步也处干静止状态。各种精神文化以及道德和社会的进步,会同以前一样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生活方式”(Art of Living)也会同以前一样具有广阔的改进前景,而且当人们不再为生存而操劳时,生活方式会比以前更有可能加以改进。即使是工业技术也会同以前一样得到悉心培育,不断得到改进,同以前的区别只是,工业改良不再仅仅为增加财富服务,而会产生其应有的结果,即缩短人们的劳动时间。到目前为止,机械方面的各种发明是否减轻了人们每天繁重的劳动,仍很值得怀疑。这些发明使更多的人过上了同样艰苦和贫困的生活,使更多的制造商和其他人得以发财致富,并提高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但这些发明却至今未按其性质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使人类的命运发生重大变化。只有当不仅有公平的制度,而且人口的增加也因为人类具有远见卓识而受到控制时,科学发明者的智力和活力对自然力量的征服,才会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才会成为改变人类命运的手段。
  第七章 论劳动阶级可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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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依附和保护理论已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状况
  前一章 的论述主要是想驳斥一种错误的人类社会理想,告诫人们不要象现在这样只一味强调增加生产,而应把注意力放在改进分配和提高劳动报酬这样两件迫切需要做的事情上。总产量达到一定水平后,立法者和慈善家就无需再那么关心绝对产量的增加与否,此时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分享总产量的人数相对来说应该有所增加;而分享总产量的人数能否增加(无论人类的财富处于静止状态,还是以古老国家所曾达到的最快速度不断增加)则取决于我们对人数最多的阶级即体力劳动者阶级的看法和该阶级本身的生活习惯。
  我在此处或别处谈到劳动阶级或把劳动者说成是一个“阶级”时,都是按习惯用法使用这些词语,用来指一种现存的,而决非必不可少的或永久的社会关系状态。我认为,如果社会中有不劳动的“阶级”,这种社会状态是不公正的,也是有害的,除了那些不能劳动的人或退休人员外,人人都应该承担人类生活中的一份必要劳动。然而,只要依然存在着不劳动阶级这一大社会弊害,劳动者也就构成了一个阶级,而且可以说成是一个阶级,尽管只是暂时这样说。
  近来,人们从道德和社会角度对劳动人民的状况所作的思考和讨论要比过去多得多。人们普遍认为,当前劳动人民的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人们对一些技节性的而并非根本性的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并对此展开了激烈争论。从这些意见和争论中可以看出关于体力劳动者所应享有的社会地位,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一种理论可以称为依赖和保护理论,另一种理论可以称为自立理论。
  根据前一种理论,在所有影响到全体穷人的事情上,穷人的命运都应受别人摆布,而不应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不应要求或鼓励穷人独立思考,不应要求或鼓励他们对自身进行反思和展望,以对自己的命运有所掌握。该理论认为,上层阶级有义务考虑穷人的事,有义务对穷人的命运负责,就象军官应对士兵的命运负责那样。上层阶级应有意识地履行这一职能,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应给穷人以信赖感,使穷人被动或主动地服从于为他们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同时在所有其他方面安心在上层阶级的保护下不闻不问国事,过太太平平的日子。根据这种理论(该理论也适用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关系只应部分是命令式的,应是融洽的、合乎道德的、富有感情的,一方给予慈爱和保护,另一方感恩戴德,表示尊敬和服从。富人应是穷人的父母,象教导和管束孩子那样教导和管束穷人。穷人方面不应有自发行动,他们只要每天干活儿,品行端正,信仰宗教就行了。他们的道德和宗教应由上层阶级规定,上层阶级负责使他们受到应有的教育,确保他们的劳动和服从得到适当报偿,在衣、食、住以及精神和娱乐方面都得到适当照顾。
  这是那些不满意于现在而怀念过去的人,对未来所抱有的一种理想。象其他理想一样,这种理想对那些从未有过理想的人的思想和感情产生了不知不觉的影响。这种理想象其他理想一样,在历史上从未实现过。它诉诸我们的想象力和同情心,以恢复我们祖先的美好时代为感召力。但谁也说不出在哪个时代以及在哪个国家,上层阶级履行过哪怕是与该理论所说的职能有点相象的职能。它只不过是一种理想,依据的是这里或那里某个人的行为和品行。各享有特权和有权有势的阶级,实际上一直在运用所掌握的权力谋私利,一直表现得很狂妄自大,瞧不起而不是悉心爱护那些他们认为堕落的、不得不为他们干活的人。我并没有断言过去怎样将来肯定仍会怎样,也没有断言人类的进步不会消除那种产生于权力的强烈的自私自利之心,可是,虽然这种弊害有可能被减轻,但在权力被废除以前,这种弊害是决不会被消除的。我认为,不可否认的一点至少是,远在上层阶级能以保护人的方式进行统治以前,下层阶级就会取得很大进步而不再需要这种统治。
  我十分清楚这种理论呈现的社会图景所具有的勉力。虽然这种社会图景过去没有事实原型,但却有感情方面的原型。这种观念的全部真实性就存在于感情中。由于人们从根本上厌恶那种完全由金钱利害关系和感情维系的社会,因而很自然地,那种充满了深厚的个人感情和无私奉献精神的社会,便具有某种吸引入的力量。应该承认,保护者和被保护者之间的关系,一向是这种感情最丰富的源泉。一般说来,人类寄予最深厚感情的往往是介于人与某种可怕的祸害之间的人或事物。因此,在可以滥施暴力、没有安全可言的野蛮粗鲁的时代(在这种时代,那些无权无势而又得不到保护的人,其生活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危险与痛苦),慷慨地给予保护和怀着感激之情接受保护,便是连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强有力的纽带,产生于这种关系的感情是人类最亲密的感情,所有最为敏感的激情和柔情都聚集在这种感情的周围,一方表现出来的忠诚和另一方表现出来的侠义,都由原则上升成了感情。我不想贬损这些品质。人们所犯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这些品德和感情同游牧的阿拉伯人的宗族观念和热情好客一样,显然是野蛮和不完善的社会状态所特有的,在没有严重的危险因而人们不需要保护的社会里,无论是在国王和其臣民之间,保护者和被保护者之间都不再可能具有那种美好而可爱的感情。在目前的社会状态下,具有正常体力和勇气的人,有什么理由要为所受到的保护表示最热烈的感激之情和最恭顺的效忠之心呢,今天,只要是在法律没有废弛的地方,法律就总会保护人们。一般说来,现在受到某人的保护,非但不象从前那样会得到安全,反而往往会遭受冤屈。在一般情况下,现在所谓的保护者正是需要加以提防的人。当今每一份有关残忍和暴虐行为的治安报道所涉及的,都是丈夫欺凌妻子,父母压迫子女这样的事情。法律未能阻止这种残暴行为,法律现在只是刚刚开始缩手缩脚地防止和惩处这种行为,这并不是法律本身的过错,而是立法者和执法者的奇耻大辱。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只要拥有独立生活的手段或能独立谋生,就只需要法律能够而且应该提供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仍想当然地认为,据以提供保护的那种关系必将永远存在,而看不到在不需要保护者的情况下,行使保护者的职责和权力,必将产生与忠顺相反的感情,那这些人就太不了解人性了。
  我们可以断言,至少在较为先进的欧洲国家,工人不会再屈从于宗法式的或家长式的政治制度了。我们之所以能这样说,是因为工人现在已经认识字,能够读报纸和政论书籍,各种持不同观点的人已走到工人中间,诉诸工人的官能和感情,反对上层阶级所宣传和支持的信仰,许许多多工人已聚集在同一场所从事社会化的生产,铁路已使工人能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能象更换上衣那样更换老板和雇主,工人已可以通过选举参与政治生活。总之,工人阶级已开始自己照管自己的利益,并正在不断向世人表明,他们的利益非但与雇主的利益不一致,而且是正相反的。一些上层阶级人士自认为,上述趋势可以通过道德教育和宗教教育予以纠正,但殊不知能进行这种教育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宗教改革的原则同读书和写字的能力一样,已为社会底层的人民所掌握,穷人已不再接受他人规定的道德和宗教。我所谈论的主要是英国的情形,特别是英国城市人口以及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农业最发达、工资最高的地区的情形。在南部各郡,由于农业人口惰性较大、现代化水平较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贵族们也许仍可使穷人象过去那样忠于和服从他们,办法是用高工资和固定职业引诱穷人,也就是确保穷人有饭吃,不要求他们做不愿做的事情。但这两个条件从未也决不可能长久地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只有强迫穷人工作,并至少是通过道德上的强制来抑制人口的过快增殖,才能确保穷人有饭吃。因此,那些对古代一无所知而想复古的人们,肯定将一无所获。当前迫切需要的是济贫法,在这种需要面前,力图通过抚慰穷人重建宗法封建制度的梦想会被彻底粉碎。
  第二节 劳动阶级未来的幸福主要依赖于他们自己的精神文明程度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劳动阶级的幸福和德行依赖的完全是另一种东西。穷人已毋须大人牵着带子学步,不能再把他们当孩子管教或对待了。现在应该让穷人自己照管自己的命运。现代国家应懂得,人民的幸福取决于每个公民是否得到公正对待和是否具有自我管理能力。依附理论想使各从属阶级不具备这种能力。但是现在,各从属阶级的依附性已愈来愈小,他们已愈来愈不满意于尚存的依附性,而日益感到需要独立。因此,我们在向他们提建议,绘予他们劝告或指导时,必须把他们看作是与我们具有同等地位的人,必须让他们对我们所提的建议或给予的劝告有所了解。劳动阶级的未来取决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具有理性的人。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劳动者成不了具有理性的人。固然这方面的进展至今一直很缓慢,而且现在仍很缓慢,但一种自发的教育运动正在人民群众中展开,这种自发的教育可以通过人为方式加以极大的促进和改进。虽然得自报纸和政治书籍的教育不是最扎实可靠的教育,但同根本没有教育相比,这却是巨大的进步。这种教育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可以从棉花危机期间兰开复部的纺纱工人和织布工人的表现中看得很清楚,在这场危机中,他们始终表现得很通情达理,很能忍耐,受到了应有的称赞,这只是因为他们阅读了报纸,知道了造成这场灾难的原因,知道这与雇主和政府毫无关系。假如这场灾难发生在政府未采取有力的财政措施,使廉价报纸得到扶持以前,那他们的行为是不是会这样具有理性,这样值得效仿,就很难说了。辩论会、演讲会、公共问题讨论会、工会、政治鼓动,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唤醒人们热心于公益的精神,有利于在人民群众中传播各种各样的思想,有利于促使有识之士进行思考和反省。虽然知识水平最低的阶级过早地获得选举权非但不会促进反而会妨碍他们的进步,但毫无疑问,争取选举权的斗争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上进心。而且,工人阶级现在已成了公众的组成部分。他们或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现在参加了有关公共事务的所有讨论;所有那些以报纸为工具的人,都可以把工人阶级当作读者对象;中产阶级获取信息的途径,现在至少城市工人也可以利用。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工人无需任何人帮助,就会变得比以前更聪明;与此同时,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政府和个人的努力下,学校教育的质量和数量都将得到很大改进,人民大众的精神文明程度和依赖于精神文明程度的道德品质,将比过去更为迅速、更为顺利地得到提高。
  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预言,工人阶级知识水平的提高会带来以下几个结果。首先,他们会比现在更不愿意受上层阶级的指引和统治,更不愿意接受上层阶级为他们指出的道路。如果说他们现在就没有服从上层阶级的那种敬畏之心或宗教感情,那么他们今后会更加没有这种敬畏之心或宗教感情。依附和保护理论将越来越不能被他们所容忍,他们将要求自己支配自己的行为和生活。与此同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很可能会要求国会干预他们的事务,要求法律对有关他们的各种事情作出规定,尽管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看法常常很成问题。他们会要求国会按照他们的意愿和想法进行干预,而不愿听别人指手划脚。与此丝毫不相矛盾的是,他们会尊重有才智有知识的人,并愿意在任何问题上听从那些他们认为熟悉问题的人的意见。这种尊重是深深植根于人性中的,但他们将自己判断谁值得这种尊重。
  第三节 智力水平的提高也许会使人口得到较好的控制,妇女社会地位的独立也有助于人口得到较好的控制
  我认为,随着工人阶级智力水平、知识水平和自立程度的提高,他们必然会变得越来越通情达理,越来越精明节俭,从而人口相对于资本和就业机会而言将逐渐减少。这种最令人满意的结果将会被另一种变化极大地促进,这种变化便是当代最有益的一种趋势:工业大门既对男人敞开,也对妇女敞开。使穷人不再依附于富人的那些原因,也同样将使妇女不再依附于男人,而且从正义的角度说,法律和习惯无论如何不应迫使(已能独立生活的)妇女依附于他人,即不应使未继承财产的妇女除了为人妻或为人母外,便无法谋生。妇女如果愿意为人妻或为人母,那就让她们为人妻、为人母好了;但是,如果绝大多数妇女只能在家里从事较为卑微的工作,别无其他选择,那就太不公正了。我们早就应该认识到,以纯属偶然的性别为根据赋予人们不平等的权利,强制规定不同的社会职能,这样做所依据的种种思想和制度,是阻碍道德、社会甚或智力进步的最大障碍。在这里,我只想指出,妇女社会地位的独立,很可能会大大减轻人口过剩这一弊害。增殖人口这一动物本能之所以一直在人类生活中发挥过大的作用,正是由于有一半的人专门执行这种职能,由于这种职能成了女性的终生职能,同时又与男性的几乎全部生活目标交织在了一起。
  第四节 雇佣关系将逐渐被废除
  工人阶级势力的扩大和人数的增加,即使是在英国现行的制度下,也正在迅速使他们能表达自己的意愿,能对政府施加限制,这将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后果,这个问题涉及的面太宽了,不是此处所能讨论的。不过仅就经济方面的影响来说,虽然工人阶级智力水平的提高以及公正的法律也许会使产品的分配更加有利于工人阶级,但我却认为,他们不会满足于永远处于被雇佣的地位。他们为了成为雇主,也许愿意先作雇工,但却不会愿意一辈子作雇工。在象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财富和人口都在迅速增长的新兴国家,劳动者一般都是先当雇工,几年以后便独立干活,最后成为雇主。但在人口稠密的古老国家,那些一开始便当雇工的人,如果不论为政府救济的对象,一般说来会一辈子当雇工的。在目前的人类发展阶段,平等的思想正日益广泛地在穷人当中传播,要阻止平等思想的传播就得完全取消出版自由,甚至完全取消言论自由,因而可以预言,人类是不会永远分为两个世袭阶级即雇主阶级和雇工阶级的。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不仅对雇工来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对雇主来说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富人认为穷人天经地义就是他们的奴仆和随从,而穷人则把富人看作是捕食对象和牧场,而且他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会得寸进尺。无论是雇工还是雇主,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都丝毫不尊重正义或公平。一般说来,工人阶级并不认为得到高工资就应好好干活,他们大都只想尽可能多地索取,尽可能少地回报。总有一天,雇主会无法再与雇工保持朝夕相处的亲密关系,因为二者的利益和感情是敌对的。资本家的利益所在几乎与工人的利益所在一样,就是把工业生产活动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使那些为他们干活的人象独立经营者那样,对工作具有同样的兴趣。
  我在本书的前一编曾谈到我对小土地所有者和自耕农的看法。读者也许因此而认为,广泛分散土地的所有权,是我赖以至少使农业劳动者免于完全沦为雇佣劳动的方法。然而,这并不是我的看法。我确实认为,贬低那种农业经济形态是毫无道理的,并认为,就其对人类幸福的总的效果而言,这种经济形态远比目前存在的任何形态的雇佣劳动更可取。因为这种经济形态对人口的具有远见的抑制作用较为直接,而且经验表明也较为有效;还因为,在我国或其他任何古老的国家,无论从有保障、具有独立性方面来说,还是从除动物本能外的其他任何才能的发挥来说,自耕农的状况都远优于农业劳动者的状况。在自耕农制度已经存在、其运行基本令人满意的地方,如果人们学究气十足,认为农业改良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都是一付万应灵药,而在人类目前的智力水平下,废除自耕农制度以便为建立另一种制度铺平道路,那么我对此将深表遗憾。在象爱尔兰那样产业改良处于落后状态的地方,我认为与其采用排他性的雇佣劳动制度,还不如采用自耕农制度,因为后者比前者更能使一个民族摆脱疏散的半开化状态,而养成吃苦耐劳、深谋远虑的习惯。
  但是,一个民族一旦在制造业或农业中采用了大规模生产制度,就不会放弃它;而且只要人口与生活手段相适应,他们也不应放弃它。毫无疑问,在大工业企业制度下,劳动具有更大的生产力;即使产品的绝对数量不比过去大,相对于所使用的劳动的产品数量也较大,因为在该制度下,可以用较少的辛劳和较多的闲暇,养活与过去相同的人口,而生活水平不变。整个说来,这是一种利益。一旦文明与改良发展到此种程度,全体的利益也就会成为构成全体的每个人的利益。而从这一问题的道德方面(这要比经济方面更为重要)来说,作为工业改良的目标,则应该追求比现在更为良好的道德状况。现在人类分散在地球上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家族,每一家族由专制的家长统治,同本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口几乎没有共同利益,也没有必要的思想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对其家族的其他成员的统治是绝对的;他因此而往往把兴趣集中在自己的家族上,把这看作是自我的扩张,一心想为本家族占有更多的财产,心思全用在如何为本家族保持和获取财产上。固然,我们可以怀着喜悦的心情把这种道德状况看作是摆脱单纯的动物状态而向人类状态迈出的一步,看作是摆脱动物本能而向深谋远虑和自我管束迈出的一步。但是,如果我们希望得到的是热心于公益的精神、宽宏大量或真正的正义和平等,那么养成这些美德的环境就不是利益的互不相关,而是利益的相互关联。工业改良的目的并不是使人们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使人们在没有依附关系的情况下,相互合作或相互服务。到目前为止,那些靠自己劳动而生活的人,或者是仅仅为自己劳动,或者是为雇主劳动,别无其他选择。实际上,合伙经营推动文明和改良,以及大规模生产带来效率和节约,并不一定要把生产者分为两个集团,利益和感情相互对立,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仅仅是奴仆,受资金供给者的驱使,对企业的事丝毫不感兴趣,而只是盘算如何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挣得工资。过去5O年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及讨论,以及过去20年所发生的事情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工业改良(即使是强大的军事独裁统治也只能延缓而不能停止这种改良)发展下去,则毫无疑问,只有那些道德素质低下不适于做独立工作的人,才会沦为雇佣劳动者,雇主与工人的关系将逐渐为合伙关系所取代。这种合伙关系将采取以下两种形式中的一种:在某些情况下,是劳动者与资本家合伙经营;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而且也许最终将是劳动者之间的合伙经营。
  第五节 劳动者与资本家合伙经营的例子
  人们早就在进行第一种形式的合伙经营了,当然这不是普遍现象,而只是例外。各工业部门已有这样的事例,即:凡是对企业做出贡献的人,不论是用劳动还是金钱做出这种贡献,都按其贡献的大小,象合伙人那样享有企业的股权。用利润的一定百分比奖励受到特别信赖的人,已成为惯例;这一原则有时推广应用于体力劳动者阶级也获得了极大成功。
  在到中国作生意的美国船舶上,每一船员均有权享有航行的利润,这长期以来一直是一种习惯;据说,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这些船员一般品行都很好,而且极少同中国政府或中国人民发生冲突。英国也有这方面的例子。但世人对其不甚了解。“在康沃尔,矿山是严格按照共同经营原则开采的;矿工们与矿主的代理人签订合同,根据合同来开采某一段矿脉,然后把矿石运到市场上出售,按一定比例从销售款中得到报酬。这种合同的期限是一定的,通常为2个月,常年在矿山工作的人均可自由加入合同。这种制度的缺点是,工人的收入不稳定,以致有时不得不长期靠信贷生活;但这种制度也有其优点,而且优点补偿上述缺点而有余。在这种制度下,康沃尔矿山工人的智力、道德和独立精神均有提高,从而使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性格习惯都远远高于劳动阶级的一般水平。巴哈姆博士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阶级,他们不仅是聪明能干的工人,而且是很有知识的人。’他还说,‘他们有点象美国人,具有独立的性格,这种制度使他们享有充分的签约自由,以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企业的合伙人,能以几乎乎等的地位与雇主打交道。’……既然他们聪明能干、具有独立精神,因而我们听到以下有关他们情况的报道并不感到奇怪:‘很大一部分矿工现在都租了土地,期限为3代人或90年,在上面盖了房子。康沃尔各家银行的储蓄存款总额为281,541英镑,估计其中三分之二是矿工的存款。’
  巴毕奇先生也描述了这种制度,他说,捕鲸船船员的报酬也是按照与此相同的原则支付的;“在英格兰南海岸,捕鱼所得的利润按以下方式分配:捕获量的一半归渔船和渔网的主人,另一半在船员之间均分,但船员有义务帮助修补渔网。”巴毕奇先生的巨大功绩在于,他指出把这一原则一般地应用于制造业是可行的、有利的。
  大约16年前,巴黎的一个实业家,房屋油漆店主勒克莱尔先生搞了一项性质与此相同的试验,并在1842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描述了该试验,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根据他的叙述,他平均雇用200名工人,用普通方法(即用固定的工资或薪金)支付报酬。他自己的报酬,除了资本利息外,还有一笔固定收入,以报偿他作为经理付出的劳动和担负的责任。每年年终,剩余利润按每个人薪金的汇例、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全体人员之间分配。勒克莱尔采用这一制度的原因,很有启发意义。当他不满意于工人的行为时,他先是提高工人的工资,力图以此使他们卖力地干活儿,不随便辞职另找工作。“他因此而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了企业的业务,从而希望以后不再那么操心费神。但结果却使他很失望。只有当他能够亲躬每一件事,从营业方针到最细小的琐事都予以监督过问时,他才在某种程度上感到称心;而一旦由于营业额增加,他只能发布命令和听取汇报时,从前的那些让人烦恼和不愉快的事便又发生了。”(转录自。议院杂志。摘录刊载的勒克莱尔的小册子)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谈到了使实业家烦恼的其他事情,但却把工人不好好干活儿造成的损失称为困扰实业家的心病。雇主“会发现有这样的工人,他们如此不关心雇主的利益以致完成的工作量还不及所能完成的三分之二雇主因此而陷入烦恼之中,看到自己的利益被忽视,他不能不认为,工人在合谋使养活他们的雇主破产。假如雇工的工作有保障,那他的处境在某些方面比雇主的处境还令人羡慕,因为无论他干多干少,他每天都会得到一定数额的工资。他不冒任何风险,除责任感外,没有任何其他动力促使他尽最大努力工作。另一方面,雇主的收入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而且雇主还经常处干烦恼和忧虑之中。如果雇主和工人的利益由某种共同的纽带,例如年度分红计划,连接在一起,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
  勒克莱尔的试验甚至在全面展开的第一年,就取得了很大成功。那一年,他的雇工,凡是工作够300天的,没有一个挣得的收入少于1500法郎,而且有些雇工的收入远远高于这一数目。勒克莱尔规定的最高日工资率为4法郎,换句话说,工作3O0天应挣得1200法郎,因而剩下的那300法郎或12英镑,必定为工作够30O天的雇工分得的最低剩余利润额。勒克莱尔先生生动地描述了他的工人在习惯和品行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这种进步不仅在工作时间和与雇主的关系上有所表现,而且在其他时间和与其他人的关系上也有所表现,他们更尊重他人和自己了。谢瓦利埃先生在1848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援引勒克莱尔先生的话说,工人干劲的增加,即使从金钱的意义上说,也完全补偿了勒克莱尔为工人放弃的利润。1857年,维利奥梅先生说:“虽然他那一行中欺诈行为很普遍而他从不搞欺诈,但他却总是能够在竞争中站住脚,尽管他放弃了很大一笔利润,但他的收入仍然相当可观。他能做到这一点,全靠他的工人具有非凡的主动精神,全靠他们之间的相互监督,这补偿了他因为只满足于获得利润的一部分所作出的牺牲。”
  巴黎的其他一些大雇主竞相仿效勒克莱尔先生的作法,也都取得了很大成功;我可以从上面提到的《政治经济学新论》(该书是法国当代政治经济学家所写的许多优秀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最优秀的一本)中摘出几个突出的例子,来说明这种令人钦佩的方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道德利益。
  “有限责任法”通过以前,人们认为在英国不可能采用勒克莱尔先生那样的作法,因为按照以前的法律,工人如果不为亏损承担责任,是不能分享利润的。有限责任法的通过是立法方面的一大进步,它带来的好处之一就是使上述合伙经营成了可能的事情。因而现在可以真正采用合伙经营方法了。布里格斯兄弟公司已迈出了第一步,该公司经营惠特伍德和梅思莱两座煤矿,这两座煤矿在纽克郡的诺曼顿附近。布里格斯兄弟建议,该公司三分之二的资本仍由他们自己掌握,但剩下的三分之一资本将分成小股,优先让“本企业的职工”认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向股东建议,只要年利润超过10%,超过部分的一半就将在职工中间分配,不管是不是股东,凡该企业的职工都有权按其工资的比例分享这部分利润。这些大雇主这样做很值得人尊敬,他们首创的这种制度既对所雇用的职工有利,也对社会进步有机他们说,“可以肯定,采用这种分红方法将大大增加企业成功的因素,股东的红利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这表明,他们对这种方法抱有充分信心。
  第六节 劳动者自己的合伙经营
  如果人类不断进步的话,则应该预料到,最终占统治地位的合伙经营方式,将不是作为主人的资本家和没有管理权的工人之间的合伙经营,而是劳动者自己在平等基础之上的合伙经营,即工人共同拥有企业的资本,经理由工人选举产生并可由工人罢免。一般认为,这种思想只能停留在理论上,停留在欧文或路易·布朗的著作中,除非为劳动者夺取并没收现有的资本,否则是无法按照这一思想去做的;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现在仍有许多人把没收现有资本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宗旨和目标,而且有更多的人公开这样宣称。但人民大众是有奋勉和自我克制的能力的。除非有某种伟大的思想成高尚的感情作出召唤,否则这种能力是从不显露出来的。1848年的法国革命就作出了这种召唤。当时,法国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第一次感到,他们有了这样一个政府,这个政府真诚希望大多数人获得自由和尊严,不认为工人为资本家干活、充当资本家的生产工具是自然合法的事。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主义作家传播的、通过合伙经营来解放劳动的思想,便开花结果了。许多工人不仅决心不再为店主或工厂老板干活,而组织起来为自己干活,同时还决心不惜付出任何劳动或忍受任何困苦,使自己不再为使用资本支付高昂代价;他们决心消除这种代价,所采用的方法不是剥夺资本家或其前辈通过劳动和节约获得的资本,而是用正当手段挣得资本。如果只有少数工人试图完成这一艰苦工作,或者,尽管有许多人这样做,但只有少数人取得成功,那就不应把这种制度看作是永久性的工业组织形式。然而,暂且不谈失败的例子,仅仅在巴黎,现在或不久前就有100多个成功的工人合伙企业,其中许多还很兴旺发达呢,外省也有不少这类企业。弗居里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制造业和农业方面的工人合伙企业》,该书简略地介绍了这类企业的历史及其经营方法,很有启发意义。英国的报纸常常报道说,巴黎的工人合伙企业都已破产了,作这种报道的人似乎是把这类企业刚成立时其敌人的预言误当作了事实,因而我认为应该从弗居里先生的著作中摘引几段话来说明事情真相。事实上,英国报纸上的报道不仅与真实情况大相径庭,而且真实情况正好与其相反,事情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大多数这类合伙企业的资本,最初只是创建者带来的几件工具,以及他们能够凑集的或从与他们一样贫穷的工人那里借得的数量很少的资金。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共和政府也向它们提供贷款,但一般说来,获得这种借款的合伙企业,或至少是成功以前获得借款的企业,似乎并没有成为最兴旺发达的企业。干得最出色的是这样一些工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微薄力量和工人兄弟的少量贷款外一无所有,他们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而把全部节省下来的钱用于资本积累。弗居里先生说*“他们常常身无分文,发不出工资。货物销不出去,欠款收不进来,票据不能贴现,原料库空空如也;他们不得不忍受困苦,尽量削减一切开支,有时仅仅靠面包和凉水维持生存。……正是在困苦和忧虑的煎熬下,这些创业时几乎身无分文而只有良好的愿望和双手的人,终于招来了顾客,获得了信用,拥有了自己的资本,建立起了发展前途稳定可靠的合伙企业。”
  下面详尽引述的是这类合伙企业中一个企业的发展史,很值得我们注意:
  “该行业的人充分认识到,建立一座钢琴制造厂需要使用大量资本,因而1848年数百名工人合伙建立了一个大企业,他们选出代表,请求政府提供30万法郎(12000英镑)的资助,这占国民议会批准的资助金总额的十分之一。我记得,我当时作为分配该项资金的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曾枉费了两个小时的唇舌,试图使两位代表认识到,他们的要求太过分了。他们丝毫不为我的话所动,回答说,他们的行业是个特殊的行业,只有大干,投入大量资本,才有可能成功;30万法郎刚能满足要求,一分钱也不能少给。委员会当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要求遭到拒绝后,建立大企业的计划也就成了泡影。但有14个工人决心自己建立一个制造钢琴的合伙企业,使人奇怪的是,其中竟包括那两个代表中的一个。对于这些自己没有钱也借不到钱的人来说,该计划确实有很大风险,但信仰就是信仰,它是不管什么风险不风险的。
  “于是这14个人就干了起来。下面我引述科肖先生在《民族》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精彩文章,来说明他们最初是怎样干的。对于这篇报道的准确性,我可以担保。
  “有几个从前单干的人,带来了工具和原料,价值约2000法郎(80英镑)。除此之外,还需要一笔流动资本。每个人好不容易各拿出了10法郎(8先令)。一些未加入该企业的工人也捐献了一些钱,以表示支持。1849年3月10日,共筹集到了229·5法郎(9镑3先令75便士),于是该企业宣告成立。
  “这笔钱少得连维持开业,支付一个车间的日常开支都不够。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开工资,将近两个月,他们手头没有分文。这期间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呢?他们象失业工人那样,靠分享在业工人的收入生活,或靠一点一点地典卖自己的少量财物生活。
  “他们终于完成了几项定货,于5月4日那天接到了贷款。这天对他们来说象是打了一场大胜仗,他们决心庆祝一下。付清所有到期的债款后,每个人可以分得6法郎61生丁。他们一致同意,每个人只领5法郎(4先令)作为工资,剩下的钱用来搞一次聚餐。14位股东大都一年没有喝酒了,那天他们带着妻子儿女一同参加了聚餐。每家花了32个苏(1先令4便士)。直到现在,他们谈到那一天仍很激动,听者往往也不知不觉受到感染。
  “此后的1个月,他们每人每星期可以得到5法郎。6月,一面包店老板不知是因为喜爱音乐呢,还是为了投机,提出要购买1架钢琴,货款不用钱支付而是用面包支付。商定价钱为480法郎。这对该企业的合伙人来说确实是一福音,总算有了糊口的东西。他们决定不把面包算在工资内。每个人能吃多少就吃多少,或更确切地说每个家庭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因为已结婚的股东可免费带面包回家给妻子儿女吃。
  “在此期间,这个由优秀工人组成的合伙企业逐渐克服了其创立时遇到的艰难困苦。该企业的帐册所显示出来的情况,最充分地证明它所制作的钢琴日益赢得了买主的信赖。从1849年8月开始,每个合伙人每周的报酬逐步上升,先是1O法郎,后来是15法郎,再后来是20法郎;即使是每人每周分得20法郎,也并没有把赚得的全部利润分完,每个合伙人留在共同资本中的利润要比分得的利润多得多。的确,每个合伙人的实际境况是不能用他每周得到的报酬衡量出来的,而只能用他在该企业不断增大的资本总额中所占的份额来衡量。以下是该企业1850年12月 3O日清查存货时的境况。
  法郎    生丁
  工具计值        5922     60
  货物特别是原料计值   22972    28
  手头现金        1021     10
  待收票据        3540
  赊卖款         5861     90
  资产合计        39317    88
  但欠款仅为       4737     86
  欠80个赞助人      1650
  负债合计        6387     86
  余额          32930    02
  (合1317英镑4先令)
  “当时股东为32人。用2000法郎祖得的宽敞的车间和库房已不够用。这便是他们不可分的资本,也是该企业每个成员的储备金。当时该企业正在制作76架钢琴,而且还有一些尚未执行的订单。”
  从后来的一篇报道中我们得知,该企业后来分成了两个独立的协会,其中一个1854年已拥有56000法郎(合2240英镑)流动资本。1863年,其资本总额为6520英镑。
  这些协会在其最初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令人钦佩的品质,后来在它们日益繁荣的时候得以保持了下来。它们的规章制度不但不比一般工场松,反而更加严格;但由于是自己制订的,是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制订的,而不是为了具有相反利益的雇主制订的,因而这些规章得到了远为认真严格的遵守,而且是在不损害个人价值和个人尊严的基础上自觉自愿地遵守的。这些联合起来的工人,很快就纠正了他们最初抱有的那些违反理性和经验的观念。几乎所有协会最初都拒绝采用计件工资制,不管干多干少一律付给相等的工资。现在几乎所有协会都放弃了这种作法,而支付给每个人以足够糊口的、固定数额的最低工资,然后根据每个人的工作情况分配所有剩下的报酬:大多数协会甚至还在年底按每个工人收入的比例分配利润。
  这些协会大都公开宣称信奉这样的原则,即它们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增进单个会员的私利,而且还是为了促进合作事业的发展。所以,随着营业额的扩大,它们不断吸收新会员,这些新会员(只要协会仍忠于其最初的纲领)并不象雇佣劳动者那样仅仅领取工资,而是立即享受协会的全部利益,除劳动外,并不要求他们结协会带来什么,只要求他们服从这样一个条件,即在加入协会的最初几年年终分红时只领取较小的分额,以表示自己也象创立者那样作出了牺牲。会员有退会的自由,但退会时不得带走资本,因为资本是不可分割的财产,会员只能暂时使用,而不能随意处置。大多数协会的章程都规定,即使协会解散,也不得分配资本,而应把资本全部献给慈善事业或公用事业。每年的利润中一固定的而且一般说来很大的比例并不分配给会员,而是并入协会的资本,或用来偿还以前的借款;还从年利润中留出一部分用来补助病残会员,并用一部分年利润扩大合作事业,或援助其他遇到困难的协会。经理家其他会员一样也领取工资,只不过其工资率通常最高而已,但却严禁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这类协会即使在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就能够同资本家进行有效的竞争。关于这一点,福格里先生说:“过去两年(福里格先生是在1851年写这段话的)里建立起来的协会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它们大多数几乎完全没有资本,正在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上探索,象发明家和创始者那样要冒种种风险。尽管如此,在已经建立了工人协会的许多行业中,它们已成了老商号的可怕竞争对手,因此已引起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怨忿。这不仅对饭馆、柠檬水店、理发店等可以平等合作的行业来说是如此,而且对不享有这种有利条件的行业来说也是如此。你只要向靠背椅、扶手椅和文件夹的制造商打听一下,就会知道他们各自行业中最重要的企业是不是工人协会了。”
  这些协会的确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其中大约20个不仅顶住了对社会主义的敌视(当时这种敌视败坏了工人谋求独立的一切努力的声誉),不仅顶住了警察的骚扰和篡位时代以来政府的敌对政策,而且还克服了1854至1858年金融和商业危机带来的所有困难。一些协会甚至在克服这些困难的同时还获得了发展,前面已结出了这方面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能怀疑合作原则具有光明灿烂的未来呢。
  工人协会不仅仅是在法国一个国家开始兴旺发达。暂且不谈德国、皮埃蒙特成瑞士(瑞士的“苏黎土消费者联盟”是欧洲最成功的合作团体之一),就是英国也有许多成功的事例,甚至可以同我所引证的法国事例相媲美。英国的合作运动是由欧文发起的,后来一些支持者通过自己的著作和个人努力推进了这一运动,由此而播下了优良的种子。支持者主要是牧师和律师,他们的不懈努力值得大书特书。在仁慈而热心于公益事业的斯莱尼先生的倡议下,英国议会对合伙关系法作了必要的修改。许多产业协会和更多的合作零售商店建立了起来。其中已有许多取得显著成就的事例,最突出的便是“利兹面粉厂”和“罗奇代尔公平先锋者协会”。后者是所有协会中最为成功的,霍利约克已非常生动地记述了其历史;由于霍利约克的宣传和其他一些原因,“罗奇代尔公平先锋者协会”很快就名闻返途,并产生了巨大鼓舞力量,在兰开夏、约克郡和伦敦等地,具有相同宗旨的协会获得了迅速发展。
  “罗奇代尔公平先锋者协会”最初只有28英镑资本,是由40来个劳动者每星期拿出两便士(后来增至每星期3便士)慢慢凑起来的。用这笔钱他们于1844年办了一个小商店,向该协会会员的家属供应若干种普通销费品。由于他们谨慎诚实,顾客和出资者不断增多,经营的消费品种类也愈来愈多,几年后便向一“合作面粉厂”投了一大笔资。霍利约克先生是这样叙述该协会截至1857年的发展情况的:
  “罗奇代尔公平先锋者协会分为7个部门:即杂货部、衣料部、鲜肉部、制鞋部、水鞋部、缝纫部和批发部。
  “各部门的帐目是分开的,但每个季度总决算一次,以了解整个协会的经营情况。
  “前面已指出,杂货业务始干1844年,最初只出售4种物品,现在则出售杂货店应出售的所有物品。
  “衣料业务始于1847年,当时经营的品种少得可怜,但这项业务不断发展,于是1854年建立了一独立的衣料部门。
  “1846年该协会的杂货店开始出售鲜肉,所出售的肉是从市上一商人那里买来的,共买进了80至100磅。但没有多久,这项业务就中止了。1850年该协会有了自己的肉店,由约翰·穆尔豪斯经营,他有两个助手,每星期为协会购买和屠宰3头牛、8只羊以及若干头小猪和小牛,一般可卖得现金130英镑。
  “制鞋部创始于1852年,现有3名工人和玉名学徒,备有现货出售。
  “木鞋部和缝纫部也创始于1852年。
  “批发部创始于1852年,它的创立标志着‘公平先锋者协会’获得了重要发展。设立这个部门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协会会员对大宗物品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向兰开夏和约克郡的合作商店供应物品。这些合作商店由于缺少资本而无法从价格最便宜的市场进货,也不象一般商店那样有合格的采购员——所谓合格的采购员就是熟悉市场情况和采购业务的人,他知道应从哪里进货,以什么条件进货和进什么货。批发部确保所供应的货物的纯度、质量、价格公道和足秤足尺,但却坚持这样一条不变的原则,即所有货物都必须用现款支付。”
  随着会员的增加,顾客住得愈来愈分散,愈来愈难于向他们提供服务,因而“开设了若干分店。1856年,在离罗奇代尔1英里左右的奥德姆路开设了第一家分店,1857年,在卡斯尔顿开设了第二家分店,在惠特沃思开设了第三家分店,在派福尔德开设了第四家分店。”
  原合作商店的库房是协会1849年租用的一套房间,当时已破旧不堪。“租用后,对每个房间都进行整修和装饰,现在已很气派,成了象样的营业处所。现在其中一间房子布置得很漂亮,当作阅览室。还有一间布置得很整洁,当作图书室。……该阅览室布置得丝毫不亚于伦敦俱乐部的阅览室。”它现在“免费对会员开放,经费来自‘教育基金’”,该基金由35%的待分配利润总额构成,专门用干教育事业。“图书室有2200本极好的书,其中有许多是非常贵的书。该图书室对会员免费开放。1850至1855年为年轻人开办了一所学校,每月收两便士学费。1855年,理事会拨出了一间可容纳二、三十人的房间,供14至40岁的会员每星期日和星期二开展互教互学活动用。……
  “面粉厂当然也是租来的,位于斯莫尔桥边,离城一英里半远:后来该协会自己在城里盖了一座全新的面粉厂。发动机和其他机器都是最结实、最先进的。投入该面粉厂的资本总额为8450英镑,其中3730英镑至5先令2便士是公平先锋者协会的出资。该面粉厂雇有11名工人。”
  后来,公平先锋者协会不断发展,其制造业务不再仅仅是面粉加工,而扩展到了纺织业,建立了一个棉纺和毛纺合作社。股入这个合作社的资本为4OOO英镑,其中2O42英镑为公平先锋者协会的投资。该合作社有96台动力织机,雇有26名男工,7名女工,4名男孩,5名女孩——共计42人。……
  1853年,罗奇代尔合作商店用745英镑在街对面购买了一座库房,他们在这里保存并零售面粉、鲜肉、土豆等物品。合作商店的经理部和办公室也设在这个库房里。他们还租用了该库房旁边的几间房子,当作服装店和鞋袜店。在这些房子里,参观者可以看到制鞋工人和缝纫工人,他们在干净舒适的环境中工作,对产品的销路似乎很有把握。库房象挪亚方舟那样,到处都堆着货物,一到傍晚,高高兴兴的顾客便涌到劳德街,每个柜台前都熙熙攘攘。周末的晚上,在英国的工业区,再没有象“罗奇代尔合作商店”这么热闹的地方了。自从1849年“罗奇代尔储蓄银行”不光彩地倒闭后,该协会的合作商店实际上就成了这个地方的储蓄银行。下表取自该协会发表的公报,所列出的是该协会从成立至1860年的经营成果。
  年份 会员数    资本额    每年现售额       每年利润额
  (镑)(先令)(便士)(镑)(先令)(便士)(镑)(先令)(便
  士)
  1844  28   28   0   0
  1845  74   181  12   5   710  6  5     32  17  6
  1846  86   252   7  1 1/2  1146  17  7     80  16  3 1/2
  1847  110   286   5  3 1/2  1924  13 10     72  2 10
  1848  140   397   0  0    2276  6  5 1/2  117  16 10 1/2
  1849  390  1193  19  1    6611  18  0    561  3  9
  1850  600  2299  10  5   13179  17  O    889  12  5
  1851  630  2785   0  1 1/2 17638  4  0    990  19  8 1/2
  1852  680  3471   0  6   16352  5  0    1206  15  2 1/2
  1853  720  5848   3 11   22760  0  0    1674  18 11 1/2
  1854  900  7172  15  7   33364  0  0    1763  11  2 1/2
  1855 1400  11032  12 10 1/2 44902  12  0    3106  8  4 1/2
  1856 1600  12920  13  1 1/2 63197  10  0    3921  13  1 1/2
  1857 1850  15142   1  2   79788  0  0    5470  6  8 1/2
  1858 1950  18160   0  4   71689  0  0    6284  17  4 1/2
  1859 2703  27060  14  2   104012  0  0   10739  18  6 1/2
  1860 3450  37710   9  0   152063  0  0   15906  9 11
  关于“面粉厂协会”,无需在这里同样详加叙述。我只是要说,根据同一作者的记述,1860年,该协会的资本额为26618英镑14先令6便士,那一年赚取的利润为10164英镑12先令5便士。关于制造业协会的情况,我没有比霍利约克先生重新的确切资料。霍利约克说,1857年,该协会的资本为55O0英镑。但是,1860年5月26日的罗奇代尔《观察者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据编者说,该信是一位消息灵通人士写的),此信说,1857年制造业协会的资本达5 英镑。该信还提供了有关其他协会的十分令人满意的情况:“罗森代尔工业公司”的资本为40O00英镑;“沃尔斯登合作公司”的资本为8000英镑;“巴卡普和沃德尔商业公司”的资本为400O0英镑,“其中三分之一是以5%的利息借来的,由于最近两年商业空前繁荣,该公司的股息率已上升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
  关于此后英国合作运动的历史,我想就没有必要详述了,因为合作运动已公认为是现代进步的要素之一,而且近来在英国的大多数主要杂志上合作运动也成了许多文章的主题,这些文章写得都很精彩,其中最近发表的一篇,也是最优秀的一篇刊登在《爱丁堡评论》1864年IO月号上;另外,《合作者》杂志逐月定期报道合作运动的发展情况。然而,我却不能不提到合作商店最近向前迈出的一大步,那就是英格兰北部成立了一个批发协会(伦敦也正在筹备成立另一个批发协会)。戍立批发协会的目的,是避开零售商和批发商,而直接从生产者那里购进国内商品和国外商品,提供给合作商店,正象各合作商店避开零售商和批发商直接向其会员提供商品那样。
  上面几页记述的事实表明,英法两个世界大国的社会底层有许多纯朴的工人,他们正直诚实,通情达理,能自己约束自己,而且相互信任,这些品质使以上那些宏伟试验获得了圆满成功。我们因此而对人类的未来抱有无限希望。
  合作运动的不断发展使我们可以预料,工业的总生产能力将获得很大提高。工业生产能力之所以会提高,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销售者阶级的人数将有所减少而保持在较为适当的水平上。销售者不是生产者,而是生产的辅助人员。现在销售者的人数过多,远远超过了资本家的收益所能负担的程度,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生产出来的很大一部分财富没有落入生产者手中。销售者与生产者的不同之处是,若生产者的人数增加,则即使在生产者已经过多的工业部门,产量实际上也会提高,但如果是销售者的人数增加,则并不会因此而增加销售工作,或增加待销售的货物销售人员增多,只会把相同数量的工作分配给更多的人去做,这样便很难降低销售费用。通过限制销售者的人数,使其恰好等于把商品提供给消费者所需要的数目——这正是合作制度所产生的直接结果——将为生产节省大批人手,他们所使用的资本和获得的报酬将用来向生产者提供资本和报酬。即使合作停留在购买与消费方面,而不扩展至生产领域,世界上的资源也会象上面所说的那样获得极大的节约。
  合作运动还将以另外一种方式更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提高,那就是合作运动将极大地刺激劳动者的生产干劲,因为它将使全体劳动者与其所做的工作发生密切关系,他们将用最大的努力而不是尽量少的努力来换取自己的报酬,这将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同时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而现在的情况则不是这样)。由此而带来的物质利益,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但这种物质利益却是无法和随之而来的社会道德革命相比拟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长期不合将被消除;人类的生活将不再是各阶级为了谋束相互对立的利益而展开的争斗,而将成为追求共同利益的友好竞争;劳动的尊严将得到提高,劳动阶级将具有安全感和独立感,每个人的日常工作将变为对社会同情心和实用智慧的培养。
  这正是合作运动的发动者所抱的崇高理想。但要实现这些目标,所有劳动者(而不仅仅是一部分劳动者)的利益就必须与企业的繁荣一致。有些协会取得成功后便放弃了合作制度的这一根本原则,而变成了股东人数有限的股份公司,这些股东与其他公司的股东只有一点不同,即他们是工人;另一些协会则不准某些被雇用的工人分享协会的利润(令人悲痛的是,连罗奇代尔的制造业协会也采取了这种做法);以上两种协会无疑都在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正当地利用现存的社会制度来增进自己的利益,但我们却不能希望它们用更好的制度取代现存制度。而且从长期来看,这些协会也是抵挡不了个人竞争的。同各种集体经营制度相比,个人经营制度(即由一具有主要利害关系的人来经营)具有很多极为有利的条件,而合作制度只是在一个方面可以和这些有利条件相抗衡,那就是它使所有工人与企业享有共同的利益。但是,如果资本家也采取这种做法(他们确实将会这样做),如果他们哪怕仅仅是为了增加利润,也采用合作社的做法,使每个工人的物质利益与企业最有效、最经济的经营联系起来,那他们便会轻而易举地挤垮合作社,因为合作社一方面保留着旧制度的缺陷,另一方面却不能充分利用旧制度的各种便利条件。
  我们可以极为乐观地想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允许工人分享利润的私人资本家也许将和忠实于合作原则的合作社同时存在,这也是人们所希望发生的事情。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可以干成许多事情,而如果权力分散在许多人手里,或经常更换掌握管理权的人,则将一事无成。私人资本家不受团体的控制,如果他很能干的话,他会比几乎任何协会都更愿意进行合理的冒险,更愿意以高昂代价改进生产方法。固然,新的生产方法试验成功后,合作社是会采用的,但个人更愿意做前人未做过的事。对于私人资本家来说,企业一旦破产,他将承担全部损失,若生意兴隆,则大部分利润将落入他的腰包,因而即使在一般的经营活动中,能干的资本家的竞争也会发挥很有益的作用,将使合作社的管理人员勤奋工作,保持适当的警惕性。
  然而,当合作社增加到足够多时,除了最没有出息的工人外,哪个工人都不会再愿意终生仅仅为了工资而工作,无论是私人资本家还是合作社都会渐渐发觉,必须使所有劳动者都成为利润分享者。最终,在也许比人们的想象要近的将来,通过合作原则,我们也许将能变革社会。在变革后的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将同集体生产在道德、智力和节约等方面的优势结合在一起,而且用不着采用暴力或掠夺方法,甚至也不突然打乱现存习惯和期望,就会结束社会分为勤劳者和懒惰者的状态,就会消除所有社会差别,而只保留通过个人努力正当获得的社会地位,从而至少在工业部门实现民主精神的最美好志愿。上述协会取得成功的过程本身,便是对道德性和主动性的一种锻炼,而有了这种道德性和主动性,成功也就有了保证。随着协会的增加,它们将逐渐把所有工人都吸引到自己周围,不能吸引到它们周围的仅仅是这样一些工人,这些工人由于理解力极差,道德修养极低,只知道根据狭隘的自私自利原则行事。随着这种变革的进行,资本所有人将逐渐发觉,他们的利益所在不是与最低劣的工人一起维护!日制度,而是把资本借给协会,并不断降低利率,最后甚至把资本换成定期年金。通过这种或与此相类似的方式,现存资本最终将正当地、自然而然地变成所有工人的共同财产,由此而实现的转变(当然假定男子和女子平等地享有协会的权利,平等地参与协会的管理)将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简便途径,同时也是眼下所能想象出来的、最有利于普遍利益的对工业事务的安排。
  第七节 竞争非但无害,反而是有用而不可或缺的
  因而我同意社会主义作家对工业生产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将采取什么形式的看法;而且我完全赞成他们的看法,认为开始这种转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应采取所有正当而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和鼓励这种转变。然而,尽管我赞同社会主义者的这一具体目标,但我却完全不赞同他们的学说中最惹人注目、最激烈的部分,不赞同他们对竞争的猛烈抨击。虽然社会主义者在许多道德问题上所持的见解远远优于现存的社会秩序,但一般说来,他们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实际运行方式却抱有非常糊涂和错误的看法;我认为,其中最大的错误便是把现存的所有经济弊病都归罪于竞争。他们忘记了,哪里没有竞争,哪里就有垄断;忘记了垄断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都是向勤劳者征税(如不说掠夺的话)来养活懒惰者。他们还忘记了,除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外,所有其他竞争都对劳动者有利,都会使劳动者消费的物品更便宜;忘记了只要争取获得劳动力的竞争大于劳动力之间的竞争(美国、各殖民地和技术性行业的情况正是这样),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就不是低工资而是高工资的根源;除非劳动者的家庭人数过多,致使劳动力市场上供过于求,否则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就决不会是低工资的原因;但如果劳动者的供应量过多,即便是社会主义也阻止不了劳动者获得的报酬降低。而且,如果普遍建立起协会的话,劳动者之间就不会再有竞争了;而协会之间的竞争将对消费者有利,也就是对协会有利,对一般劳动者阶级有利。
  我并不认为竞争是没有缺点的,也不认为社会主义者从道德方面提出的反对竞争的观点是毫无道理的。社会主义者认为竞争是同一行业的人相互嫉妒和敌对的根源。但竞争虽有其弊病,却防止了更大的弊病。正如福格里先生说的,“工业世界充满了罪恶与不公,其最深刻的根源不是竞争,而是劳动对资本的屈从,是工业工具的所有者能占有产量的巨大份额。……如果说竞争带来了罪恶的话,它也同样带来了利益,特别是在发展工业设施方面和促进革新方面。”社会主义者所犯的共同错误是,他们没有看到人类的天生懒惰,没有看到人类倾向于无所作为,倾向于作习惯的奴隶,倾向于墨守成规。一旦人类处于自己认为过得去的生存状态,人类所面临的危险便是他们就此止步不前,不再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听凭自己的能力衰退,以致连维持现状的能力都丧失殆尽。竞争也许并不是可以想象的最好的刺激物,但它目前却是必不可少的刺激物,而且谁也说不出什么时候进步不再需要竞争。同其他部门相比,工业部门中应该有更多的人深知改良的好处,但即使在工业部门,也将很难促使某一协会的理事会不嫌麻烦地改变自己的习惯,采用某种新的、可望带来效益的革新,除非它意识到,如果它不采用这项革新,与其竞争的其他协会就会采用,从而使它在竞赛中落后。
  我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不同,并不把竞争看作是有害的、反社会的原则,而是认为,在现在的社会状态和工业状态下,限制竞争是一种罪恶,而扩大竞争,即使暂时会损害某一劳动阶层,最终也将带来最大的利益。使人免受竞争,就是使人陷于无所事事、头脑发木的境地,就是使人不必象其他人那样积极进取、聪明智慧;若禁止低收入劳动者以较低的要价从事某项职业,则等于恢复旧习惯,恢复地方垄断或局部垄断,使某一工匠阶层与其他阶层相比较处于特权地位,而时代已发生了变化,维护少数人的特权已不再能增进普遍利益了。如果成衣商和其他商人的出现,使成衣工和其他工匠的工资取决于竞争而不是取决干习惯,从而降低他们的工资,那最终将给所有人带来好处。现在所需要的不是维护旧习惯,使劳动者的某些阶层获得不公平的收益,使他们因此而热心于维护现存社会体制,而是引入新体制,使所有的人都受益。如果有什么办法能使具有一技之长而享有特权的工匠阶级感到,他们与经济情况较差、自助能力较低的劳苦大众具有共同利益,所得到的报酬取决于相同的原因,处境的改善依赖于相同的补救措施,那么,我们将为此而欢欣鼓舞。
  ◎第五编 论政府的影响
  第一章 论政府的一般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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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政府的必要职能与任选职能
  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是在政治科学中还是在实际政治中,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都是,政府的职能和作用的适当界限在哪里。在其他时代,人们争论的问题是,政府应该如何组成,政府应根据什么原则和规则行使权力;现在的问题则是,政府的权力应伸展到哪些人类事物领域。当潮流汹涌地转向变革政府和法律,以改善人类的境况时,人们讨论这个问题的兴趣很可能将增加,而不是减少。一方面,性急的改革者认为控制政府要比控制民众的理智和意向来得容易、方便,因而常常倾向于过分扩大政府的权限;另一方面,统治者则常常并非为了公众的利益而干预人类事物,或在错误地理解公众利益的情况下干预人类事物,同时一些真诚希望改良的人也提出了许许多多轻率的建议,主张通过强制性的法规来实现那些本来只有通过舆论和辩论才能有效地实现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对政府干预本身,便很自然地滋长了一种抵触情绪,并滋长了一种倾向,主张尽量限制政府的活动范围。由干各国的历史各不相同(此处不必详细讨论这一点),过分扩大政府权限的倾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主要盛行于欧洲大陆各国,而相反的倾向则至今仍在英国占统洽地位。
  既然上述问题是原则性问题,我将在本编后面一章 试着确定核问题的一般原理,在这样做以前,将首先考察政府在行使被普遍认为属于它的职能时所产生的影响。为此,必须先详细说明与政府这一概念密不可分的那些职能,或所有政府一向在行使而未遭到任何反对的那些职能;此类职能不同于那些是否应由政府行使尚有疑问的职能。前者可以称为必要的政府职能,后者可以称为可选择的政府职能。我们使用“任选”这个词,并不意味着,后一种政府职能是无关紧要的,政府行使不行使这些职能纯粹出干任意的选择;而只是意味着,政府并非必须行使这些职能,人们对于政府是否应行使这些职能可以有不同意见。
  第二节 政府的必要职能是多种多样的
  在试图列举必要的政府职能时,我们发现,必要的政府职能要比大多数人最初想象的多得多,不能象人们一般谈论这一问题那样,用很明确的分界线划定其范围。例如,我们有时听说,政府只是应该保护人们免遭暴力和欺诈,除了这两件事情外,人们应该是自由的,应该自己照顾自己,一个人只要不向他人或他人的财产施加暴力行为或欺诈行为,立法机关和政府就无需干预此人。但为什么除了利益特别明显的情况外,政府即人民的集体力量只应保护人们免遭暴力和欺诈,而不应保护人们免遭其他罪恶,如果政府只适宜做人们做不了的事,那么即使对于暴力,人们也应该以自己的本领和勇气自己保护自己,或求人或雇人提供这种保护,就象在政府无力提供保护的地方人们所实际做的那样;对于欺诈,则各人有各人的高着来加以对付。下面我们将不再预先讨论原理,而只考察事实。
  我们应该把执行遗产法归入哪一项呢,是算作制止暴力呢,还是算作制止欺诈,无论哪一社会都得有遗产法。有人也许会说,在这件事情上,政府只要执行财产所有者的遗嘱就行了。然而,这种说法至少是极为成问题的;也许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通过法律使遗嘱具有完全绝对的权力。而且如果象经常发生的那样没有立遗嘱的话,难道法律即政府不应该根据一般便利的原则决定由谁来继承财产吗,如果继承者没有能力管理财产,难道法律不应该指定一个人(通常是政府官员)来为继承者管理财产吗?在另外许多情况下,则应由政府接管财产,因为公众利益,或者也许仅仅是有关人员的利益要求它这样做。在财产的归属发生争议和依法宣布破产的情况下,就常常要由政府接管财产。从未有人认为,政府在做上述事情的时候超越了其职能范围。
  法律给财产本身下定义的职能也并非象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有人也许以为,法律只要宣布并保护每个人对自己产生的产品或在自愿原则下正当地从生产者那里获得的产品的权利就行了。但是,难道除了人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没有任何其他可以认作是财产的东西了吗,不是还有地球本身、地球上的森林、河流以及地球表面和地球之下的所有其他自然资源吗?这些是人类的遗产,必须制定法规来规定人类应如何共同享用它们。应允许一个人对上述共同遗产的一部分在何种条件下行使何种权利,是不能不作出决定的。无疑,对这些事情作出规定,是必要的政府职能,而且是完全包含在文明社会的概念中的。
  还有,制止暴力和欺诈固然是合法的,但我们应把强迫人们履行契约归入哪一项呢,不履行契约并不必然意味着欺诈;签约人本来也许是真诚地想履行契约的八们堂堂正正地有意毁约时,尚且不能使用欺诈这个词,由于疏忽大意而未能履行契约,就更不能使用欺诈这个词了。这里,不干预理论无疑会有所延伸,有人会说,强迫履行契约并不是按照政府的意愿管理个人事务,而只是帮助人们实现他们自己已表达的愿望。让我们默许限制理论的这种延伸,不管作这种延伸是否正当,姑且听任它延伸。但是,政府对于契约的关心并不仅仅限于强迫履行。政府还确定哪些契约适于强迫履行。一个人与他人订约,不受欺骗,不被强迫,光有这一点是不够的。有些契约虽然人们有能力履行,但却有损于公众的利益。且不说那些有悻于法律的契约,还有一些契约,出于对签约者利益的考虑,或出于国家所实施的一般政策,法律也是拒绝强迫人们履行的。在我国和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法庭会宣布卖身契约为无效。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法律强迫人们履行卖淫契约或任何非法的婚约。但一旦承认,对于一些契约,出于一时的考虑,法律可以不强迫人们履行,那么对于所有契约,也就必然有相同的问题。例如,当工资太低,或工作时间太长时,法律是否应该强迫人们履行劳工契约;又如,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签约,愿意在一段时期内作仆人,但他中途改变了主意,法律是否应强迫履行这样的契约;再如,婚约虽然是终生的,但如果签约双方或一方想终止它,法律是否应继续强迫人们履行。契约是否妥当,以及契约所确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妥当,这方面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应该由立法者解决的;这些问题是立法者不能逃避的,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作出裁决。
  还有,防止和制止暴力和欺诈的工作固然可以由士兵、警察以及刑事法官来做,但还应该有民事法庭。惩处违法行为是司法机关的事,而解决纠纷也是司法机关的事。人与人之间发生无数的纠纷,并非由于哪一方不诚实,而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法定权利理解有误,或是由于对法定权利所依据的事实看法不一致。国家指派某些人澄清人们拿不准的事情从而解决这些纠纷,难道对普遍利益没有好处吗?然而,这不能说是绝对必需的。人们可以自己指派仲裁人,相约服从他的裁决;哪里没有法院,或哪里的法院不被信任,或哪里的法院判决迟缓、费用高昂、诉讼手续繁杂,以致人们不愿求助于法院,哪里的人们就往往自己指派仲裁人。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普遍认为,国家应该设立民事法庭;虽然民事法庭有种种缺陷,人们常常不得不求助于其他解决纠纷的办法,但这些替代办法之所以有效力,却主要是因为人们有退路,可以向国家设立的民事法庭起诉。
  国家不仅应解决纠纷,而且还应防止发生纠纷。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制定规则来决定许多事情,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决定这些事情的方式多么重要,而是为了能以某种方式决定这些事情,对有关问题不致发生疑问。法律规定许多种契约的文字形式,为的是不敌对契约的含义发生争议或误解。法律还规定,契约须由证人予以证明,签约须履行一定的手续,这样在发生争议时,便可获得证据进行裁决。法律还注册登记以下事实,如死亡、出生、婚嫁、遗嘱、契约以及诉讼事宜,以此保存具有法律意义的可靠的事实证据。政府在做上述事情时,从未有人说它越权行事。
  还有,对于这样的学说,即个人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政府的责任只是使每个人不受他人侵犯,不管我们给予它多大的适用范围,它也仅仅适用于那些能独立行动的人。社会上还有未成年的人,还有精神病患者,还有低能者。法律当然不能不照顾这些人的利益。并不一定要由政府官员来做这种事,常常可以委托当事人的亲属去做。但政府的职责仅此而已吗?难道它把一个人的利益委托给另一个人照管,就可以免除监督的职责,就可以不督促受委托的人履行职责吗?
  在许多情况下,政府承担责任,行使职能,之所以受到普遍欢迎,并不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而只是由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即它这样做有助于增进普遍的便利。作为例子,我们可以举铸造货币的职能(这也是一种专利权)。政府铸造货币不是为了什么深奥的目的,而只是为了减少麻烦,省却人们称量和化验货币所花的时间和费用。就连最反对国家干预的人也没有把这称为越权行为。另一个例子是政府规定标准的度量衡单位。另一些例子是铺设道路,安装路灯,打扫街道,这类工作有时是由中央政府来做,但更多的时候而且一般说来也更为适当地是由市政当局来做。修建或扩建海港,建造灯塔,对土地和海洋进行勘测以绘制精确的地图和海图,筑造海堤和河堤,这些也都是恰当的例子。
  此类毫无疑问属于政府职能范围内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但上面所举的例子已充分表明,被普遍承认的政府职能具有很广的范围,远非任何死框框所能限定,而行使这些职能所依据的共同理由除了增进普遍的便利外,不可能再找到其他任何理由;也不可能用任何普遍适用的准则来限制政府的干预,能限制政府干预的只有这样一条简单而笼统的准则,即除非政府干预能带来很大便利,否则便决不允许政府进行干预。
  第三节 分类
  不过,我们谈谈以下问题也许是有益的,即政府干预的问题最可能取决于何种考虑,以及应以何种方式估计政府干预带来的相对便利程度。这将构成我们讨论的最后一部分,在讨论政府干预的原理和影响时,为便利起见,我们拟把这种讨论分为三部分。以下便是我们对这个题目的划分。
  首先我们将考察政府行使其必要的、公认的职能会产生什么经济影响。
  然后我们将考察某些我所谓的可选择的(即跨越了公认职能界限的)政府职能,在错误理论的影响下,政府曾经行使过这些职能,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仍在行使这些职能。
  最后要考察的是,撇开一切错误理论,正确看待管理人类事物的法律,看看在可选择的那类政府职能到底有没有符合人们需要的政府干预,如果有,它们又是哪些。
  在所划分的三部分中,第一部分是极为混杂的,因为正如前面已指出的,必要的政府职能,以及那些显而易见增进普遍便利因而从未遭到人们反对或很少遭到人们反对的政府职能,纷繁复杂得无法用简单的方法加以分类。然而,那些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必须在这里考察的职能,则可以分为以下三大项:
  第一,税收是政府存在的条件,我们将讨论政府课税的方法。
  第二,财产和契约是两个大问题,我们将讨论与此有关的法律的性质。
  第三,我们将讨论政府执行法律所采用的方法的优缺点,也就是讨论司法和执法制度的优缺点。
  下面我们就从第一项即税收理论着手。
  第二章 论课税的一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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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课税的四条根本原则
  从经济上说,税收制度应该有的各种性质,已被亚当·斯密概括在四条原则中。这四条原则已被后来的著作家普遍接受,可以说已成为经典性原则,因而在本章的开头最好是引述一下这四条原则。
  “每个国家的国民,都应尽量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有的收入的比例,缴纳赋税,以维持政府。所谓税收制度的平等或不平等,便取决于是遵守还是忽视这条原则。
  “每个人必须缴纳的赋税应该是确定的,不得随意变动。缴纳的日期、缴纳的方法、缴纳的数额,都应该让一切纳税者及其他所有人了解得十分清楚明白。如果不然,每个纳税者就不免或多或少为稳交的权力所左右;税交会借端加重赋税,或利用加重赋税的恐吓,勒索赠物或贿赂赋税。如不确定,哪怕是不专横不腐化的税吏,也会由此变得专横腐化,何况他们这类人本来就是不得人心的。据一切国家的经验,我相信,赋税再不平等,其有害程度也不及赋税的微小不确定。确定每个人应纳的税额,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每种赋税应该在纳税人感到最方便的时候,应该以纳税人感到最方便的方式征收。地租税或房租税,应在人们通常缴纳地租或房租的时候征收,因为这时对纳税人来说最为便利,这时他最容易拿出钱来。对象奢侈品一类消费品征收的赋税,最终是要由消费者支付的,因而一般是用以下对消费者很便利的方式征收的。消费者是一点一点地缴纳这种赋税的,哪时购货哪时缴纳。买不买东西全在消费者自己,如果这种税使他感到很大不便,那就要怪他自己了。
  “每种赋税的征收应设计得使人民所拿出的尽量等于国库所得到的。如果某种赋税使人民所拿出的大大多于国库所得到的,那是由于以下四个原因:第一,要由大批税吏征收这种赋税,他们的薪俸吞掉了所征得的很大一部分税款,而且在正税之外,苛索人民,增加负担。”第二,由于征收这种税,社会上的一部分劳动和资本由生产性较高的用途转入生产性较低的用途。“第三,对于不幸的逃税未遂者所使用的充公及其他惩罪方法,往往会倾其家产,因而社会便失去由使用这部分资本所能获得的利益。不适当的赋税,实为逃税的大诱因。第四,税交频繁的访问及可厌的稽查,常使纳税者遭受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困恼与压迫”;对此我要加上一句,为防止工商业逃税漏税而制定的种种限制性法规,不仅本身很招人讨厌,要花很多钱来执行它们,而且还常常会给工商业的改良设立不可逾越的障碍。
  上述四条原则中的后三条,引文所作的解释或说明已足够了,毋庸另外再加以解释。某种赋税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或违背这些原则,将在讨论各种赋税时予以考察。但这四条原则中的第一条即赋税的平等,却需要作更为充分的考察。人们对这条原则理解得往往还不够全面,普通人的头脑中尚没有明确的判断的原则,以致在某种程度上已对它抱有许多错误观念。
  第二节 赋税公平原则的依据
  为什么平等应该是征税的原则,因为在一切政府事务中都应遵循平等原则。既然政府对所有的人或阶级向政府提出的要求都一视同仁,政府要求人民所作的牺牲也就应该尽量使所有的人承受同样的压力;必须指出,这正是使全体人民所作出的牺牲减至最低限度的方法。如果某人承担的赋税少于他应该承担的份额,另一个人就要多承担赋税,因而一般说来,某人承担的赋税减轻所带来的利益并不如另一个人的负担加重所带来害处大。所以,作为一项政治原则,课税平等就意味着所作出的牺牲平等。这意味着,在分配每个人应为政府支出作出的贡献时,应使每个人因支付自己的份额而感到的不便,既不比别人多也不比别人少。这一标准同其他追求理想境界的标准一样,是无法完全实现的;但是,无论讨论哪一实际问题,其首要目标都应该是弄清什么是理想境界。
  然而,有些人并不满足于以一般的公平原则为课税的原则,他们认为,还得有更切合课税的原则。他们最喜欢把每个社会成员缴纳的税款看作是该成员得到的服务的等价物;因而他们更喜欢这样看按财产额征税的公平性,认为这样做之所以公平,是因为如果某人有比其他人多一倍的财产,根据精确的计算,他就得到了比别人多一倍的保护,于是依照买卖原则,他付的价钱就应该比别人多一倍。然而,假设政府仅仅是为了保护财产而存在的,这是站不住脚的,于是某些固守酬劳原则的人便进而说,需要保护的不仅有财产而且还有人身,每个人的人身得到的保护量是相同的,固而对每个人征收的固定数额的人头税,是对政府提供的这部分保护的适当回报,而政府提供的另外一部分保护,即对财产提供的保护,则应该按照财产的多寡支付报酬。这样调整一下,表面上可以自圆其说了,而且一些人也欣然接受了这种说法。但是首先,不能认为,保护人身和保护财产是政府的唯一目的。政府的目的同社会联合的目的一样,是极为广泛的。凡扬善避恶的事,都是政府应该做的,既可以直接去做,也可以间接去做。其次,在研究社会问题时,给实质上不明确的事物规定明确的价值,并把这种价值当作得出实际结论的依据,这样做特别容易陷于谬误。不能说被保护的财产是别人的10倍,所受到的保护也是别人的10倍。同样不能说,保护10OO镑1年所耗费的国家资金,是保护100镑1年所耗资金的10倍,而不是两倍,或恰好相等。保护某个人的法官、陆军士兵和海军士兵,也同样保护另一个人;较多的收入并不必然需要较多的警察来保护,虽然有时会这样。无论是以保护所耗费的劳动和资金作标准,还是以任何其他明确的事物作标准,都不存在上述那种比例,或任何其他可以确定的比例。如果我们要估计每个人从政府的保护中得到的利益,我们就必须考虑,如果撤除政府的保护,谁遭受的损失最大。假如能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则答案一定是:遭受最大损失的是先天或后天身心最弱的人。这种人几乎必定会沦为奴隶。所以,如果我们所讨论的公平理论有任何公平可言的话,那些最没有能力帮助或保护自己的人既然最离不开政府的保护,就应该支付保护价格的最大份额,而这正好与公平分配的本意背道而驰,公平分配不是要仿效大自然造成的不平等和不公平,而是要纠正这种不平等和不公平。
  必须把政府看作是全体人民的政府,真正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弄清谁从政府那里获得的利益最多。如果某个人或某一阶层的人得到的利益很少,以致有必要提出上述问题,则出毛病的不是赋税而是其他事情,应核做的是消除毛病,而不是放任它不管,把它当作要求减税的理由。通常在为某项大家共同关心的事业捐款时,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能力捐款,一般认为,大家在这样做时便是公平地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也就是说为共同的事业作出了平等的牺牲;与此相同,这也应该是强制性捐助的原则。为该原则寻找精巧或深奥的依据,是多余的。
  第三节 是否应对不同数额的所得按相同的比例课税?
  上面我们讨论了,每个人作出的牺牲应该是平等的,根据这一原则,接下来我们要考察的是,对每个人的财产征收相同比率的赋税,是否符合上述原则。许多人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收入很少,另一个人的收入很多,但对两者都按十分之一的税率征税,则前者的负担较重。累进财产税这一很受人欢迎的计划依据的便是上述学说,所谓累进财产税是这样一种所得税,其税率随着收入额的增加而上升。
  关于这个问题,我作了尽可能仔细的考察后认为,该学说所包含的真理成分,主要产生于以下两种赋税之间的差别,一种是可以从奢侈品中节约的赋税,另一种则是侵占生活必需品的赋税,而不管侵占得多么少。从收入为1 镑的人那里每年拿走1000镑,实际上不会使他失去任何生活必需品或舒适品;而如果从收入为50镑的人那里拿走5镑会产生上述结果的话,那么后者所作出的牺牲不仅大于前者,而且与前者是完全不成比例的。纠正这种负担不平等的最公平的方法,是由边沁提出来的,即对购买生活必需品所必需的一定数额的最低收入不征税。假如每年5O镑的收入可以养活一家人,可以满足生活和健康上的需要,保持身体良好,但丝毫不能有所放纵,那么,就应该把50镑规定为最低收入,超过这一数额的收入就应纳税,但不是全部收入都纳税,而仅仅是超过50镑的剩余部分纳税。60镑收入应看作是10镑净收入,如果税率为10%,则每年应征收1镑的税,而1000镑收入则应看作是950镑净收入,每年课征95镑税。因此,每个人都按其剩余收入的固定比例而不是总收入的固定比例纳税。对不超过50镑的收入,不征任何税,既不直接征税,也不间接征税(即不对生活必需品征税),因为根据假设,50镑是劳动者应该支配的最低收入,政府不应再减少它了。然而,除了其它可以指出的原因外,以上安排就是对穷人消费的奢侈品应该征税的一个原因。对购买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收入免税与否,取决于这种收入是否真正用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即使是收入仅够购买必需品的穷人,若用一部分收入购买奢侈品,也应该象其他人那样,从购买奢侈品的那部分收入中拿出一定的比例担负国家开支。
  我认为,给予低收入的免税额,不应超过维持生活、保持身体健康和免受肉体痛苦所需要的收入额。如果为此每年50镑便已足够(够不够当然是有疑问的),那么在我看来,每年100镑的收入和每年1000镑的收入都以50镑为免税额,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的确,有人会说,如果对1000镑收入课以10O镑的税(即使退还5镑),对1 镑收入课以1000镑的税(即使退还5镑),则前一种税比后一种税要重。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很成问题的,即使它是正确的,也不足以当作任何课税原则的依据。年收入1 镑的人对1000镑的在乎程度是否小于年收入1000镑的人对100镑的在乎程度,如果真是这样,又到底小多少,在我看来,这是个无法确切回答的问题,无论是立法者还是财政家都不应以此作为行动的依据。
  有人确实认为,比例税制使中等收入承受的负担重于高收入承受的负担,因为按同一比例纳税更有可能降低中等收入者的社会地位。这一事实在我看来是很令人怀疑的。但即使承认这一事实,我也不能赞同政府据此而采取行动,而且也不能赞同这样的看法,即社会地位可以由开支的数额来决定。政府应以身作则,以真正的价值来估价所有事物,所以对于财富,应以它们所能换得的舒适或快乐以及用它们所能购买到的东西来估价;许多人以炫耀所拥有的财富为荣,以让人怀疑没有财富为耻,中产阶级的收入四分之三都是为此而开销的,政府不应助长这种庸俗习气。由于赋税使人们牺牲了真正的舒适和奢侈,政府当然有责任把所征得的税款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给所有人;但是,一些人认为尊严取决于开支的大小,则纯粹是一种幻觉,对于所牺牲的这种幻想出来的尊严,政府不必费心去估计其大小。
  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欧洲大陆,人们都一直在鼓吹征收累进财产税,其公开宣称的理由是,政府应利用赋税来缓和财富分配的不均。我同其他人一样,热切希望采取措施来减少财富分配的不均,但我却不希望这种措施是用节俭者的钱来救济浪费者。对较高的收入征收较高的税,无异于勤劳节俭征税,无异于惩罚那些工作比邻人努力、生活比邻人节俭的人。受限制的,不应是通过劳动获得的财富,而应是不劳而获的财富。公平明智的法律应鼓励人们节省劳动所得而不是挥霍劳动所得。要做到对赛跑者不偏不倚,就应尽力使他们从同一起点起跑,而不是给跑得快的人拴上一重物,以缩小跑得快的人和跑得慢的人之间的距离。的确,有许多失败者比成功者更努力,其所以失败,不是由于努力程度上的差异,而是由于机会上的差昆但是,如果政府通过教育和法律尽其所能地减少了这种机会的不均等,人们也就没有理由再对劳动所得造成的财富不均感到愤慨了。现在来谈通过馈赠或继承获得的大宗财产,遗赠权是基于普通便利的理由应加以限制的一种财产权;我在前面已提议,应限制任何人通过馈赠、遗赠或继承获得的财产数量,以此来防止大宗财产不劳而获地积聚在少数人手里。在前面某一章 中,我还曾提到边沁的建议,即应该废止无遗嘱的旁系继承,财产转归国家所有。除了我自己的建议和边沁的建议外,我还认为,超过一定数量的遗产是非常适当的课税对象,但这种税不宜太重,如果太重,人们生前就会通过馈赠或隐匿财产来逃避这种税,而人们一旦这样做,是没有适当的办法加以制止的。所谓累进原则,就是对较高的收入征收比例较高的税,在我看来把该原则应用于一般的赋税是不适当的,但把该原则应用于遗产税,看来却是正当而有益的。
  上述反对征收累进财产税的理由,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应用于认为只应该对所谓“实际财产”(realized Property)征税的主张。实际财产指的是这样的财产,它不属于经营企业的资本,或更确切地说,不属于所有者亲自经营的企业的资本,如土地、公债、抵押借款以及股票(我想是股份公司的股票)。在我们的时代,除了一笔勾销公债的建议外,还没有哪项如此赤裸裸地违反一般城实原则的建议,在英国得到那么热烈的支持,以致不得不对它加以考察。它连累进财产税都不如,累进财产税还能找到这样的理由,即谁最有能力,谁就应该纳最多的税;而“实际财产”的很大一部分则是没有工作能力的人的生活依靠,而且很大一部分是由零零碎碎的财产构成的。依照仅仅对实际财产征税的主张,对我国的大部分财产,即商人、制造业者、农场主和店主的财产,都应免除纳税的义务;这些人只有在停业后才应该开始纳税,而如果永不停业,就应该永不纳税,我想象不出还有比这更无耻的主张。但以上所列举的并未完全说出这种主张的不公正之处。依照这种主张,赋税将完全落在少数财富所有者身上,但并不是连续不断地落在那一阶级身上,而是落在开征这种税时恰好构成这一阶级的那些人身上。由于征收这种赋税以后,相对于资本的一股利息和营业利润而言,土地和股份公司股票产生的净收入将减少,因而只有通过这类财产的永久贬值才能恢复均势。未来的买者将以降低了的价格获得土地和股票,价格降低额将等于赋税额,买者因此而将避免纳那种税,而原来的所有者即使把财产卖掉后,也仍然背着那一负担,因为他们是以降低了的价格出售其土地和股票的,降低额正好等于赋税额。由此可见,征收这种税无异于按一定的比例把他们的财产充公,该比例等于所征赋税的比例。这样的主张竟然受到欢迎,这突出地表明,在课税问题上是没有良知可言的,之所以没有良知,是因为公众的头脑中没有固定的准则,不知政治上的正义为何物。这项计划竟然得到大批人的支持,这一事实表明,在国家事务中金钱上的公正已不复存在,英国的这种状况同美国废弃公债的作法相比较,只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而已。
  第四节 是否应对世袭性收入和非世袭性收入按相同的比例课税?
  营业利润税的税率是否应该比利息税或地租税的税率低,这是一较为广泛的问题的一部分,即:非世袭性收入是否应该与永久性收入纳同样比例的税,也就是例如薪金、年金或从事自由职业所得到的收入,是否应该与由所继承的财产得到的收入纳同样比例的税,这是人们在谈论现行所得税时经常争论的问题。
  现行所得税同等看待一切收入,对于死后收入便消失的人,是1镑收入征收7便士(现在是6便士)的税,对于可以把财产原封不动地传给子孙的地主、股票持有者或发放抵押贷款的人,同样是1镑收入征收7便士的税。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但从数学上说,这并没有违反按财产的比例征税的原则。有人说,暂时性收入应比永久性收入纳较少的税,我们的回答是,现在正是这样做的,因为为期10年的收入只纳10年的税,而永久性收入则永远纳税,这一回答是无可反驳的。在这一点上,某些财政改革家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认为,所得税不应按年收入额的比例征收,而应该按年收入的资本化价值来征收;例如,如果100镑永久性年金的价值为3000镑,而相同数额的终身年金,由于其价值按年计算只及永久性年金的一半因而只能卖得1500镑,那么,永久性收入的所得税率就应该是限期性收入的2倍;若前者每年纳10镑税,则后者应该只纳5镑税。但该论点显然忽略了,它用一个标准估计收入的价值,而用另一个标准估计所纳税款的价值;它把收入化为资本的价值,却忘记了把所纳的税款也化为资本的价值。据称,对价值3000镑的年金征收的税款,应是价值1500镑的年金的两倍,这一主张是无可非议的;但人们忘记了,价值3O00镑的收入是无限期地每年缴纳10镑所得税,根据假设,所纳的税款相当于300镑,而限期性收入只是在收入者活着的时候每年缴纳10镑所得税,根据同一假设,所纳的税款为150镑,而且实际上是能够用150镑买得的。所以,按照现在的比例税制,1500镑收入所纳的税款,就已经是3000镑所纳税款的一半了;如果除此之外还要把其每年缴纳的税款从10镑减至5镑,那它缴纳的就不是永久性收入所纳税款的一半,而仅仅是四分之一了。在这样情况下,为了使1500镑收入每年缴纳的税款达到3000镑收入所纳税款的一半,前者纳税的年数就必须与后者相同,也就是说无限期地纳税。
  如果只征收一次税以满足国家在非常时期的某种需要,那么上述那些财政改革家所鼓吹的征税原则也许是很妥当的。根据所有纳税者应作出平均牺牲的原则,凡拥有财产的人,包括未来的继承人在内,都应按其财产现时价值的比例纳税。我感到奇怪的是,那些改革家竟没有想到,正是因为他们所鼓吹的征税原则在只征一次税的情况下是正确的,它才不可能在征收永久性赋税的情况下也是正确的。当每个人只纳一次税的时候,每个人都不比其他人纳税的次数多;在这种情况下是正确的比例,不可能在一个人只纳一次税而另一个人要纳好几次税的情况下也是正确的。然而,这正是实际出现的那种情况。永久性收入纳税的次数总是多于暂时性收入纳税的次数,原因是永久性收入延续的时间总是长于限期性收入。
  人们力图借助于数字偏袒限期性收入,简言之,就是力图证明比例税不是按比例征收的,但很显然,为此而作的所有证明都是荒谬可笑的。这种证明不应依据数字,而应依据人的需要和感情。对暂时性收入者应按较低的税率征税,并不是因为他的财力较小,而是因为他的需要较大。
  设有AB二人,A每年可获得暂时性收入1000镑,B从世袭财产中每年也可得到1000镑。虽然A和B的收入在名义上是相等的,但A从其收入中拿出100磅纳税,并不象B那么轻松,因为A通常要为其儿女或其他人积蓄一笔钱,B却没有此种必要;如果A的收入为薪金或从事自由职业的所得,则一般说来,他还要积蓄一笔钱来防老;而B则可以把其收入全部花掉,不必为晚年生活担忧,死后还可以把财产留给儿女。如果A为了应付那些需要必须从其收入中拿出300镑存起来,那么向他征收100镑所得税就是向700镑征100镑税,因为这100镑税只能从他可用于消费的那部分收入中支取。如果他把100镑税按比例分摊在每年的开支和每年的储蓄上,也就是说减少开支70镑,减少储蓄30镑,那么,固然他眼前所作的牺牲同B所作的牺牲比例相同,但他儿女的生活和他自己的晚年生活却会因为这种税而恶化。为儿女和晚年积累的资本额将减少十分之一;资本额减少,收入也就将减少,这等于是对A的继承者征收两次所得税,而B的继承者只被征收一次所得税。
  所以,赋税公平的原则,按其唯一合理的意义,应解释为牺牲公平,它要求:如果一个人必须储蓄一部分收入来为晚年和儿女的生活作准备,那么此人确实用于这方面的那部分收入就应予以免税。
  如果的确可以信赖纳税者的良心,或可以从别的方面充分证实纳税者申报的是实情,则征收所得税的适当方法就是只对用于开支的那部分收入征税,而对用于储蓄的收入予以免税。因为用于储蓄和投资(一般说来,所有的储蓄都可用来投资)时,收入还要因此而为所带来的利息或利润缴纳所得税,尽管它已为本金纳了税。所以,如果不对储蓄免税,纳税者用于储蓄的收入就会被征收两次税,而用于消费的收入则只被征收一次税。把全部收入花光的人,每镑收入纳税7便士,也就是说缴纳3%的税,仅此而已;但如果他储蓄一部分年收入,用来购买股票,则除了他已为本金缴纳的3%的所得税外(这将以相同的比例减少利息),他每年还要为利息支付3%的税,这等于是为本金再支付3%的税。因此,非生产性开支仅缴纳3%的税,而储蓄却要缴纳6%的税;或更正确地说,他为全部收入缴纳3%的税后,还要为剩下来的97%的收入再缴纳3%的税。由此而造成的这种不利于节俭的差别,不仅是不得当的,而且也是不公平的。向用于投资的款项课税,然而又向投资再获得的收入课税,这等于是向纳税者的同一部分收入课两次税。本金与利息在纳税者的资财中并不是两部分,而只是同一部分计算两次:如果他得到利息,那是因为他储蓄了一部分本金,如果他把本金都花掉,他就得不到利息。然而,因为他既可以储蓄又可以花费,所以看起来他似乎可以同时做这两件事,一方面可以得到储蓄的利益,同时又可以得到花费的利益,于是便依据这种印象向他征税。
  不赞成对储蓄实行免税的人一直认为,法律不应该通过人为的干预破坏储蓄动机和花费动机之间的自然竞争。但我们已经看到,破坏这种自然竞争的,是对储蓄征税的法律,而不是对储蓄免税的法律;由于储蓄用于投资后便要照章纳税,因而投资前对其实行免税,是使它不致纳两次税的必要措施,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因为用于非生产性消费的钱也仅仅是纳一次税。另一种反对论点是,富人最有能力进行储蓄,给予储蓄以特权便是偏袒富人而损害穷人。我的回答是,享受这种特权的仅仅是那些节欲的富人,仅仅是那些不用于满足他们的需要而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收入。这种收入不是被他们花费掉,而是以工资的形式分配给穷人。假如这有利于富人,我倒要知道哪种课税方法有利于穷人。
  凡不对储蓄免税的所得税,实际上都是不公正的;而不具备以下条件,是不应该投票通过任何所得税的,这个条件就是,申报书的格式和所要求的证据的性质,能确保人们不滥用免税权,滥用免税权的表现形式有,一只手储蓄,而另一只手借债;或者今年把去年的得以免税的储蓄花光。如果能防止滥用免税权,那么暂时性收入和永久性收入之间也就没有哪一方应较多地予以免税哪一方应较少地予以免税的问题了,因为如果暂时性收入比永久性收入纳的税少的话,那只是由于暂时性收入者必须作较多的储蓄,而所储蓄的钱理所当然地应予以免税。但如果没有办法保证免税权不被滥用,那么在公正方面退而求其次的作法便是,在征税时考虑到不同阶层的纳税者应该储蓄的金额。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权宜方法是采用两种不同的税率。我们很难把一种暂时性收入与另一种暂时性收入在延续时间上的差别考虑在内;就最常见的非世袭性收入而言,每个人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是千差万别的,根本无法考虑到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所以也许就有必要满足于对所有继承性收入采用一种统一的税率,而对所有非世袭性收入采用另一种统一税率。在确定这两种税率的比例时,当然不可避免地会有主观武断;也许,对非世袭性收入的四分之一给予免税,是人们所最容易接受的,因为一般认为,就各种年龄和各种健康状况的人来说,把非世袭性收入的四分之一为儿女和晚年生活储蓄起来,是适当的比例。
  前面讲过,实业家的纯利润中,一部分可以看作是资本的利息,具有永久性质,其余部分可以看作是对监督管理工作的报酬。是否有超过利息的剩余,取决于有关的实业家能活多久,甚至取决于他是否继续营业,因而这种剩余有权享有与限期性收入相同的免税额。而且我认为,由于这种剩余是不稳定的,它还有理由享有更高的免税额。相对于每年可得到1000镑永久性收入的人而言,拥有某一收入的人,若因为小变故,就有可能完全丧失这笔收入,甚至背上债,那么,即使平均说来他每年也可以得到1000镑,但感觉却是不同的。如果对于终身性收入按其数额的四分之三征税,那么对于扣除利息后的营业利润不仅也应按其数额的四分之三征税,而且还应进一步降低税率。或者,使包括利息在内的全部收入享有四分之一的免税额,或许也可以充分满足这方面的公平原则。
  以上便是解释赋税公平原则时会遇到困难的主要常见事例。正如我们在前面一个例子中所看到的,赋税公平的真正意义是,不应按收入额课税,而应按支出能力课税。无法始终一贯地把这一原则应用于所有场合,并不构成反对它的理由。设有甲乙二人,拥有相同数额的非世袭性收入,但甲身体不好,儿女很多,而乙身体健壮,儿女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甲想在其死后为儿女留下遗产,那他就不得不比乙更加省吃俭用;由于征税时不能考虑到这种差别,有人便认为,只要收入的绝对额相等,就不必去考虑任何这种差别。但并不能因为很难做到完全的公平合理,我们就不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公平合理。设有年金领取者甲和乙,甲可望再活5年,乙可望再活2O年,但给予甲的免税额并不比乙大,对于甲来说,这样做尽管是残酷的,但同对双方丝毫不予以免税的作法相比还是要强一些。
  第五节 应对自然增加的地租课以特别税
  在结束赋税公平原则的讨论之前,我要说,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原则是有例外的,但这些例外并不与该原则的核心即公平合理相抵触。假设有这样一种收入,其所有者不花任何气力,也不作任何牺牲,它就会不断增长;拥有这种收入的人构成一社会阶级,他们采取完全消极被动的态度,听凭事情自然发展,就会变得愈来愈富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没收这种收入的全部增长额或一部分增长额,绝不违反私有财产制赖以建立的那些原则。这当然不是说把人们的所有财产都没收,而仅仅是没收由于事情的自然发展而增加的财富,用它来造福于社会,而不是听凭它成为某一阶级的不劳而获的财富。
  地租实际上就正是这种情况。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增加,使地主的收入无时无刻不在增长;虽然他们不动一下手指不花一分钱,但他们的收入在社会财富总额中所占的绝对额和相对额却愈来愈大。他们不干活儿,不冒风验,不节省,就是睡大觉,也可以变得愈来愈富。依据社会正义的一般原则,他们究竟有什么权利获得这种自然增加的财富,如果国家从一开始就保留有权利,可以根据财政上的需要对地租的自然增长额课税,又有什么对不起地主的呢?我承认,不分青红皂白,把每一项地产的地租增加额都充公,是不公平的,因为对各种具体情况来说,尚没有办法把仅仅是由于一般社会环境造成的地租增加与土地所有者运用技术和进行投资而导致的地租增加区别开来。唯一可行的,是采取一项一般性的措施。第一步应是估计全国所有土地的价值。应对所有土地的现时价值实行免税;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随着人口和资本的增加,地租也必然会上涨,这时便可粗略地估计出地租的增加额。估计的标准可以是农产品的平均价格。如果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则可以肯定,地租也上涨了,而且(如前面已经说的)地租的上涨幅度甚至要比价格的上涨幅度大。根据由此而得到的数据和其他数据,就可大致估计出全国的土地因为自然原因而增加了多少价值;在制定一般土地税时,为了防止计算错误,应使税额大大低于估计出的地租增加额,这样便可确保由于土地所有者的投资和勤劳而增加的收入不受损害。
  既然各国都宣称有权对地租的增长额课税,则很显然,国家这样做的正义性是不容怀疑的,但一些国家却不行使这种权利,这难道不就等于放弃了这种权利吗,例如在英国,前一个世纪购买土地的人,不仅为现有的收入而且还要为预期的增长额支付价格,他们这样做不正是因为确信国家对土地将只按与其他收入相同的比例课税吗?他们的这种把握的有效性是因国而异的,取决于有关国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放弃了那种本来毫无疑问地完全属于它的权利。大多数欧洲国家都从未放弃自己的权利,在需要的时候,都不加限制地对地租课税。在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土地税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其税率一直不受其他税的影响而单独提高或降低。在这些国家,无论谁购买土地,都得准备缴纳更高的土地税。英国的土地税则从上世纪初以来一直未发生变化。最近一次有关土地说的法令反而降低了土地税;虽然自那时以来,由于农业的发展、城市的扩展和建筑物的增加,地租的上涨幅度很大,但由于议会中地主占优势,却一直未能正当地对这种不劳而获的收入征税。在我看来,由此而产生的预期,已得到了足够的报偿,因为在这样一个长时期内,由于自然原因而并非由于努力或牺牲而增加的全部收入,一直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没有被专门征税。我认为,从现在起,或从议会认为适当的今后某一时刻起,便没有理由不赞成对地租的增加额专门课税。在这样做的时候,只要确保地主得到其土地的现时市场价格,对他们就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因为土地的现时市场价格便包含了全部未来预期的现值。关于这种税,较为可靠的征税标准也许不是地租的上涨或谷物价格的上涨,而是土地价格的一般上涨。征收这种税而不使土地的市场价值降低到最初估计的价值以下,这一点很容易做到;而只要做到这一点,则无论征收多少税,也不致亏待土地所有者。
  第六节 土地税有时并不是赋税,而是为公众利益收取的一种租费
  国家分享未来因自然原因而增加的地租是否合法,人们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却不应该把现有的土地税(遗憾的是,我国的土地税很少)看作是一种赋税,而应该看作是为公众利益收取的一种租费;这种租费是地租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就归国家所有,从来不是地主收入的一部分,因而不应把它看作是赋税的一部分,从而也就不应以此为借口来免除地主所应缴纳的其他赋税。如果把现有的土地税看作是赋税,那么什一税也可以看作是对地主征的税了;在孟加拉,全部地租都归国家所有,只把其中的十分之一给予地主,剩下的十分之九由国家掌握,依照上述那种看法,这十分之九也可以看作是对被赐予十分之一地租的人征收的不公平的赋税了。一个人拥有地租的一部分,并不等于他对地租的其余部分也拥有正当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地主拥有地产,最初是要尽封建义务的,相对于封建义务来说,现在的土地税是微不足道的;他们被从封建义务下解放出来,本来应该付高得多的代价才对。自土地税问世以来,凡购买土地的人,就必须缴纳土地税。所以没有任何理由把土地税看作是对现在的地主征的税。
  只有当土地税是特种税时,以上议论才适用于土地税,若从地主那里征得的税款与从其他阶级那里征得的税款相等,则以上议论就不适用于土地税了。例如在法国,对土地以外的其他财产和收入(动产和专利)也征收特种税,假如土地税不比其他税高,就没有理由认为国家对土地收取了租费。但是如果土地除了按与其他财产相同的税率纳税外,还必须向国库另外缴纳一笔税,则这超出的部分严格说来就不是赋税,而是国家保有的一份土地所有权。在我国,只对地主征收土地税,对其他阶级不征收特种税。所以,全部土地税不是赋税,而是一种租费,如同国家保有的不是一部分地租,而是一部分土地一样。正如每个共同承租人担负的地租不是其他共同承租人的负担那样,土地税也不是地主的负担。地主无极因土地税而要求补偿,也无权要求把土地税算作其应缴赋税的一部分。象现在这样继续征收土地税并不违反“赋税公平”原则。
  接下来我们将考察赋税公平原则在多大程度上可应用于间接税,并考察在应用于间接税时应作什么修改。
  第七节 落在资本上的赋税不一定都应加以反对
  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课税原则外,有人还提出了另外一项课税的一般原则,即课税的对象应该是收入而不应该是资本。赋税不侵蚀国家的资本额,当然是极为重要的;但赋税侵蚀资本,与其说是特定的课税方式的结果,还不如说是赋税过重的结果。赋税过重到一定程度,即使最勤劳的人也会破产的,特别是当赋税随意变动,以致纳税人不清楚自己将可以保有多少收入时,或者当由于课税,勤劳和节俭反而成为不合算的事时,情况更是这样。但如果可以避免这些错误作法,如果所征收的税额不超过当今赋税最重的国家征收的税额,就不必担心赋税会使国家丧失一部分资本。
  使赋税完全落在收入上,丝毫不落在资本上,这是哪一种财政制度也做不到的。无论哪一种税,如果予以免税的话,其中一部分都会被储蓄起来;无论哪一种税,如果实行免税的话,人们都不会把它全部用于增加开支,而不储蓄一部分来增加资本。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赋税都部分地取自资本;在穷国,无论征收哪种税,都不可能不阻碍国民财富的增长。但在资本充裕、积累资金的精神强烈的国家,赋税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作用则几乎感觉不到。在后一类国家,资本积累已达到了这样的阶段,在该阶段,生产的不断改良使资本迅速增长——而且这种增长甚至有超过生产改良的强烈倾向,以致由于资本外流和所谓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利润仅仅保持在最低水平;由此可见,即使不通过课税拿走一部分利润,一部分资本也会外流或被商业危机毁掉,因而赋税所起的作用与资本外流或商业危机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即为以后的储蓄腾地方。
  所以我认为,反对征收遗产税,在富国没有什么意义。反对征收遗产税的人认为,对遗产征税就是对资本征税。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正如李嘉图所说,假定某人被征收房屋税和酒税1O0镑,那么这个人也许会改住租金较低的房屋,少喝酒,或缩减其他开支,以此节省出全部税款或一部分税款。但是如果向他征收100镑税是因为他获得了1000镑遗产,则他便会认为只获得了900镑遗产,并不感到有必要节省开支。所以,遗产税完全是由资本缴纳的,在一些国家,这会成为反对遗产税的重要理由。但首先,该论点不适用于发行国债而必须用一部分税收来偿付国债的国家,因为偿付国债的税收依然是资本,只不过是从纳税者手中转到了国债持有人手中。其次,该论点特别不适用于财富迅速增长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即使以极高的税率征收遗产税,每年征得的税款也只是年资本增长额的很小一部分;征收的遗产税只不过为相同数额的储蓄腾了地方,不征收遗产税,只会妨碍人们进行储蓄,或使已经储蓄的钱被送到国外进行投资。象英国这样不仅为自己而且还为半个世界积累资本的国家,可以说,其公共开支完全来自多余的资本;其财富目前多得也许根本感觉不到赋税的存在。其赋税所拿走的,不是生产资料,而是享乐资料;如果不征税,人们便会用由此而节省的钱纵情享乐,或用来满足某种目前尚未满足的欲望或嗜好。
  第三章 论直接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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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对所得或支出课征的直接税
  赋税有直接税和间接税之分。所谓直接税,就是原意要谁缴纳就由谁来缴纳的税。所谓间接税,则是这样一种税,虽然表面上是对某人征收这种税,但实际上此人可以通过损害另一个人的利益来使自己得到补偿,货物税、关税便是间接税的例子。规定生产或进口某种商品的人要为该商品纳税,原意不是向该生产者或进口者课征一种特别税,而是想通过他向消费该商品的人课税,因为生产者或进口者可以通过提高售价来从消费者那里得到补偿。
  直接税的课税对象或者是所得或者是支出。消费税大都是间接税,但有些也是直接税,当不是对物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课税,而是直接对消费者课税时,情况就是这样。例如房屋税,如果象通常所做的那样,课征于房屋的居住者,便是直接消费税,如果课征于修建者或所有者,便是间接税。窗税是直接消费税。车马税以及所谓财产税,也都是直接税。
  所得的来源可以是地租、利润和工资。这包括除礼物或赃物外的各种所得。既可以对这三种所得中的任何一种征税,也可以对三者都征税。下面将依次对它们加以考察。
  第二节 地租税
  地租税是完全落在地主身上的。地主没有办法把这一负担转嫁给他人。地租税并不影响农产品的价值或价格,因为农产品的价值或价格是由最不利的条件下的生产费用决定的,正如我们已经多次指出的,在最不利的条件下,是不缴纳地租的。所以,地租税除了其显而易见的作用外,没有任何其他作用。地租税仅仅从地主那里课征赋税,而把税款转交给国家。
  然而,严格说来,只有当地租产生于自然原因或产生于承租人所作的改良时,上述说法才是正确的。当地主改良土地从而提高土地的生产力时,他是会得到补偿的,承租人会向他支付额外的报酬;对地主说来,这种报酬严格地说是资本的利润,但却与地租混在了一起;而对承租人来说,从决定这种报酬额的经济法则来说,这种报酬又的确是地租。地租税如果侵及这部分地租,则将挫伤地主改良土地的积极性,但却不能由此而推论它将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如果地主愿意与承租人签订长期租约,使后者能在租约到期前得到补偿,那么,承租人也会用自己的资本甚或用地主贷予的资本改良土地。但是,只要人们受到阻碍,不能以自己最喜爱的方式改良土地,人们就常常根本不去改良土地。因此,如果无法对这部分可以看作是地主利润的名义地租免征地租税,则征收地租税便是不明智的。不过,并不需要用该论点来谴责地租税。对某一阶级的收入征税,而对其他阶级的收入不征税,是违反正义原则的,等于把被征税阶级的一部分收入予以没收。前面我已说明,如果不对现有地租课税,而只对未来因自然原因而增加的那部分地租课税,则可免除这种指责。但是,即使如此,若不保证维持土地的市场价格,仍不能说是公平的。假如并不仅仅是地租被征税,而且其他收入也被征税,则上述反对征收地租税的论点便不那么有力量了,因为不仅是地租,而且利润也被征税,在这种情况下,以地租形式出现的利润理所当然地应同其他收入一样纳税;但是,因为利润的税率由于前面指出的原因应低干狭义地租的税率,所以上述反对征收地租税的论点只是力量有所减弱,但并未被消除。
  第三节 利润税
  利润税同地租税一样,至少就其直接作用而言,应完全落在纳税者身上。由于所有利润都被课税,所以人们并不能因为改换行业而不纳税。假如只对某一生产性行业的利润课税,则这种税实际上会提高生产成本,从而物品的价值和价格也会上涨;这样,这种税就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而不影响利润。但如果对所有利润普遍课征相等的税,则这种税就不会影响一般的价格,至少最初它将完全落在资本家身上。
  不过,在繁荣富裕的国家,利润税还会产生一种隐蔽的影响,需要加以考虑。当某个国家积累起来的资本很多,年积累率很高,以致只有资本的外流和生产的不断改良才能使核国不陷入停滞状态时,任何实际降低利润率的作法都会严重影响资本的外流和生产的改良。这种影响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起作用。利润的缩减,会增加闲资本赚钱或谋生的困难,从而会刺激发明,刺激发明被采用。如果生产改良的速度大大加快,如果这种改良直接或间接地使劳动者经常消费的物品更便宜,利润就会增加,增加额足以补偿利润税征走的全部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课征利润税不会损害任何人,产量的增长会与税额相等,或远远超过税额。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应把这种税看作是从利润中支付的,因为假如取消这种税,获利的仍是得到利润的人。
  然而,尽管征走一部分利润有可能加速生产的改良,但实际上却不会使生产获得巨大的改良,或改良的程度不足以使利润普遍增加,或增加的利润不足以抵消因征收利润税而减少的利润。如果是这样,利润率就会更接近于它正在逼近的那一实际最低比率,而资本收益的减少将严重阻碍今后资本的积累,或者将使人们把每年增加的资本更多地送往国外,或者浪费在不产生利润的投机生意上。开始时,这种税会完全落在利润上,但征收这种税所减少的资本增加额与不征收这种税而资本继续增加的数额,都会趋于把利润减至同一水平,因而每隔10年或20年,我们都会发现征收这种税时与不征收这种税时的利润差别有所减少,直到最后不复存在差别,这种税落在劳动者或地主身上为止。课征利润税的实际结果,是使国家在某一时期拥有的资本和总产量减少,使停滞状态更早地到来,使国民财富总额减少。利润税甚至会减少国家的现有资本。如果利润率已经处于实际最低水平,也就是说处于这样一点,在该点,趋于减少利润的那部分年资本增加额,将被输送到国外或被用于投机活动,那么,如果再课税进一步减少利润,则一部分现有资本或许也会被输送到国外或被用于投机活动。由此可见,在家我国这样的资本积累状态下,课征利润税对国民财富是极为有害的。并不仅仅是特别的因而本质上是不公平的利润税会产生这种结果。只要利润必须分担沉重的一般性赋税,那么这种一般的利润税就会与特殊的利润税一样,趋于把资本赶到国外,趋于减少可靠的利得而刺激投机活动,趋于挫伤人们积累资本的积极性,并趋于加速停滞状态的到来。有人认为,荷兰之所以衰落,或确切地说之所以停滞不前,就是因为课征了利润税。
  即使在资本积累的速度不那么快因而近期内不会陷入停滞状态的国家,抽走一部分利润,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资本积累(如果资本的确在积累的话人如果刺激生产改良的作用不能充分抵消阻碍资本积累的作用,则一部分利润税就会不可避免地从资本家身上转嫁到劳动者或地主身上。积累率降低,受害者总是劳动者或地主。如果人口仍然象以前那样增长,受害的就是劳动者;如果人口不象以前那样增长,土地的耕种就会受到阻碍,地主就得不到地租的自然增长额。只有在没有新的积累因而资本处于停滞状态的国家,利润税才似乎有可能永久而完全地落在资本家身上。在这样的国家,资本得以保持不减少是由于习惯的力量,或由于人们不愿陷于贫困,因而课征利润税不会减少总资本,资本家会承担全部利润税。由此可见,课征利润税的结果,其复杂多样的程度和在某些方面变化不定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作家的想象。
  第四节 工资税
  现在我们来讨论工资税。工资税的归宿不能一概而论,要视被课税的是一般非熟练劳动的工资还是熟练的、享有特权的劳动的报酬而定。后者既可以是体力劳动又可以是脑力劳动,享有自然的或被授予的垄断权,处于竞争范围之外。
  我已经说过,在目前教育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所有高级脑力劳动或需要知识的劳动都享有垄断价格,其高于普通工人工资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为获得从事熟练劳动的资格所支付的费用、招致的麻烦和损失的时间所应得的报酬。即使对这种利得课税,它们也仍将高于(或不低于)其公正的比例,所以这种税将落在缴纳者身上;纳税者无法把它转嫁给其他阶级。在象美国或新殖民地那样的地方,普通工资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这些地方,由于资本同人口增加得一样快,因而工资不下跌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劳动者坚持某一固定的舒适水平,而是由于资本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通过课税或其他方法使他们的经济状况有所降低,也不会阻碍人口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赋税将落在劳动者自己身上,并将降低其生活水平,但即令不课税,根据有关劳动者习惯的假设,他们最终也会降低到那一水平,因为所有肥沃土地的被占用,将不可避免地降低资本增长率。
  有些人会反对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课征工资税也不会损害劳动者,因为所征得的税款仍然用于国内,仍然用来购买劳动,所以又归还给了劳动者。本书第一编已彻底揭露了这种理论的荒谬性,这里只要重复一下那一编的论述就行了。我在那一编中曾指出,非生产性资金除非用于直接购买劳动,否则是不会提高工资或保持工资不下跌的。如果政府对每个劳动者每周的工资课征1先令工资税,并用所征得的全部税款雇用工人从事军事、公共工程等方面的工作,那么毫无疑问,劳动者作为一个阶级得到了完全的补偿。这实际上是“把钱用在了人民当中”。但如果把征得的全部税款用于购买商品,或用于增加政府官吏的工资,这些官吏用增加的工资来购买商品,那么这就不会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就不会增加工资。我们不求助于那些一般性原则,而只使用一个显而易见的反证。如果向劳动者课税,用税款来购买商品等于是把钱还给了劳动者,那么,向其他阶级课税,利税款购买商品也等于是把钱还给了劳动者;照此推理,政府课征的税愈多,对劳动的需求就愈大,劳动者的经济状况也就愈好。谁都可以看出这一命题的荒谬可笑。
  在大多数社会中,支配工资的是工人所坚持的习惯性生活水平,低于这一水平,工人就将无法生儿育女。只要存在这种水平,工资税就肯定暂时由劳动者自己承担:但如果生活状况的暂时下降没有降低生活水平本身,人口的增长就会受到抑制,从而将提高工资,使劳动者的生活恢复以前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税落在了谁的身上呢,根据亚当·斯密的说法,既然社会是由消费者组成的,因而一般说来,工资税就由社会来负担,因为他认为,工资的上升会提高物价。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工资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任何影响生产性事业的因素都决不会以相同方式和相同程度抬高物价。由赋税引起的工资上升,必然象由其他因素引起的劳动成本的上涨那样,是由利润来负担的。在古老的国家,对日工课税也就等于向普通劳动的雇主加征赋税,如果不是这样,其结果会比这更糟糕得多,即永远降低最穷阶级心目中舒适过日子的标准。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另一个论据来支持我们已经表达的那种看法,即直接税不应侵占仅够维持健康生活的所得。这种数额很小的所得大都得自于体力劳动峨们现在又看到,对这种所得课税,或者会永久降低劳动阶级的生活水平,或者税款会落在利润上,使资本家除了应纳的直接税外,还缴纳一笔间接税。这从以下两方面来说都是应该加以反对的,一方面课征这种税违反基本的公平原则,另一方面由于前面已经说明的原因,课征这种税等于是向利润课征一种特别税,这不利于国民财富的增长,从而不利于社会拥有的纳税手段的增长。
  第五节 所得税
  上面讨论的是对不同收入分别课征的各种税,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对所有收入不加区别地课征的一种税,换句话说,也就是所得税。前一章 已先行讨论了使这种税符合公正原则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们假定,这些条件都能得到满足。第一个条件是,低于某一数额的收入应完全给予免税。这一最低额不应高于目前人们购买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数额。现行所得税对每年100镑以下的收入给予免税,对100镑至150镑的收入按较低税率课税,这样做的理由是,几乎所有间接税都沉重地压在50镑至150镑的收入上。第二个条件是,凡高于此限度的收入,仅仅应按照超出额的比例课税。第三,所有储蓄起来的收入和用于投资的收入都应予以免税;即使做不到这一点,对终生性收入以及营业性和职业性收入课征的所得税也应该低于对世袭性收入课征的所得税,也就是说应尽量照顾到前一种收入较多的节约需要;同时还应考虑到一些收入是不稳定的。
  按上述原则公平地征收的所得税,从公正这一点来看,是所有赋税中缺点最少的。在目前道德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这种税的缺点是无法弄清纳税者的实际收入。迫使人们公布收入的数额虽然是有困难的,但我认为,这种困难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我国的社会弊病之一是,人们总是尽力装出收入很多的样子,这已形成了一种风俗。对于那些有这种缺点的人来说,如果他们收入的确切情况被公布,从而不再受到诱惑乱花钱,缩减真正的需要来充阔气,那对他们是有极大好处的。但即使在这一点上,也并不象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有百利而无一害。只要某一国家的大众受其民族性的影响,处于卑劣的精神状态——只要他们对某人的尊敬(假如能够使用这个词的话)程度完全取决于此人有多少钱——则公布每个人的收入情况,就会使富人更加自以为了不起,对那些思想品格比他们高尚但财富比他们少的人采取傲慢态度。
  而且,尽管所得税具有所谓调查的性质,但不管某一国家的人民具有多大的忍耐性,再大的调查权也无法使收税官依据对纳税人经济状况的实际了解估定所得税。地租、薪金、年金以及所有固定收入都能准确地查清。但变化不定的职业性收入,以及更加不稳定的营业利润,既然当事人自己都往往弄不清,收税官就更别想用任何公平的方法弄清了。估定所得税的主要依据应该是,而且实际上一直就是当事人提供的所得税申报书。帐册并没有多大用处,只能用来防止较为明目张胆的谎报;但即使对于明目张胆的谎报,帐册的抑制作用也是很有限的,因为如果当事人想谎报的话,一般说来他就能制作假帐,收税官无论采取什么方法也是无法查清的。作假帐的方法容易得很,只要故意漏填贷方的几项就行了,并不需要谎报负债或支出。所以,虽然无论根据哪条公平原则都可以课征所得税,但实际上所得税在以下意义上却是最不公平的,即谁最有良心,谁缴纳的所得税就最多。不讲道德的人可以偷漏许多税款;甚至在一般交易中诚实正直的人也会昧着良心偷税,至少在最不引人怀疑的方面,他们会这样做的。而坚守诚实原则的人缴纳的所得税则会多于国家想让他们缴纳的数额,因为国家赋予了收税官以一定的任意估税的权力,以此来抵消纳税者对收入的隐瞒。
  因此,人们担心,虽然课征所得税依据的原则是公平的,但在实践中却可能毫无公平可言,虽然课征所得税表面上是筹集岁入的最公平的方式,但实际上却可能比其他许多表面上不那么公平的方式更为不公平。这种考虑会使我们同意不久前还很流行的一种看法,即应把课征所得税保留为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采取的一种特别措施,因为处于紧急状态时,国家需要比平时多得多的税收,在这种需要面前,所有反对意见都不得不暂时退居次要地位。
  既然要使所得税公平合理有这样许多困难,有人便主张,不接收入的百分比直接课税,而按支出的百分比直接课税,因为每个人的支出总额同收入总额一样,都可以根据纳税者本人提供的申报书来确定。提出这一建议的是雷万斯先生,他在那本讨论这个题目的优雅的小册子中认为,人们提供的有关支出的申报书要比他们现在提供的有关收入的申报书更为可靠,因为支出按其性质来说要比收入更公开,谎报也更容易被察觉。我认为,他没有充分考虑到,在大多数家庭的年支出中,只有少数几项可以根据外部迹象进行正确的判断。唯一可以依靠的仍然是每个人的诚实。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人们提供的支出申报书要比收入申报书更为可靠;特别是,同收入相比,大多数人的支出是由多得多的项目构成的,因而支出的细节要比收入的细节更容易隐瞒。
  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其他国家,目前课征的支出税都只限于几种特殊的支出,与货物税的区别仅仅在于,支出税是由消费或使用物品的人直接缴纳的,而不是由生产者或卖者预付,然后通过提高价格得到补偿。车马税、犬税和仆役税就都具有这种性质。这些税显然落在了纳税者身上,也就是落在了那些使用被课税商品的人身上。与此相类似但更为重要的一种税是房屋税,我们将较详尽地考察这种税。
  第六节 房屋税
  房租由两部分构成,其一为地皮租金,其二为亚当·斯密的所谓建筑物租金。前者是由普通的地租原理决定的,是房屋及其附属物所占用的土地应得的价值,其波动的下限是这块土地用于农业时的地租,上限是若这块土地处于繁华地段、即处于有利的位置而享有的垄断租金。房屋本身的租金,有别于地皮的租金,是对建房中所使用的劳动和资本的偿付。它可以每季度缴纳一次,也可以每年缴纳一次,但这并不影响支配它的原理。它由以下两部分构成,一是建筑者资本的普通利润,一是这样一笔年金,其数额在支付了房主所花的全部修理费用后,在房屋破损以前或租约到期以前,按现时利率足以补偿建房资本。
  按一定百分比对房租总额课征的赋税,同时落在地皮租金和建筑物租金上。房租高,有时是因为位置好的缘故,有时是因为房屋本身好的缘故,但不管是由于哪一原因,房租愈高,所缴纳的税款也就愈多。然而,我们必须分开来考察这两部分赋税的归宿。
  加在建筑物租金上的赋税,最终必然全部落在消费者身上,换句话说,也就是落在房客身上。其原因是,由于建房的利润并不高于普通利润率,因而如果这种税落在房主身上而不是房客身上,则建房的利润就会低于不纳税行业的利润,人们就会不再建房。不过,刚课征这种税的时候,它的很大一部分很可能暂时会落在房主身上而不是承租者身上。很大一部分消费者或者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在原租金之外再缴纳一笔税款,而宁愿降低居住条件。所以,房屋的供给会暂时大于需求。对于大多数其他物品来说,若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供给就会立即减少,但象房屋这样的耐用品,其供给量是不会很快减少的。需求减少时,除特殊原因外,新建住房确实会减少,但与此同时,暂时的供过于求又会压低房租,以致消费者支付的总金额即房租和赋税依然同以前一样,住房条件也几乎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慢慢地,随着现有房屋不断被损,随着人口不断增加,需求不断增长,房租会再次上涨,一直上涨到建房活动开始有利可图为止,固然,只有在赋税完全转嫁给房客以后,建房活动才会有利可图。所以,落在建筑物租金(不同于地皮租金)上的那部分房租税,最终还是由房客来担负的。
  地皮租金税的情形与建筑物租金税的情形不尽相同。由于严格意义上的地租税是落在地主身上的,人们便认为,地皮租金税也必然落在地皮所有者身上,至少在租约期满之后是如此。然而,除非在课征地皮租金税的同时也课征农业地租,否则地皮租金税是不会全部落在地皮所有者身上的。最低的地皮租金只稍稍高于农业地租,因为我们有理由认为,除特殊情况外,一旦土地用于建房比用于耕种能带来更多的租金,土地就会被出租或出售用于建房。所以,如果对地皮租金课税而对农业地租不课税,则这种税(除非数额极小)就会使地皮租金提供的报酬低于土地提供的普通报酬,从而会象对建筑物租金课税那样有效地阻止新的建房活动,直到需求因人口增长而增加,供给因房屋自然破损而减少,致使地皮租金有所提高,而且提高额完全与税额相等时为止。但是,提高最低地皮租金的那些因素,也会提高所有其他地皮租金,因为所有其他地皮租金都按其特殊的有利条件所具有的市场价值而高于最低的地皮租金。所以,如果对每平方英尺地皮课征固定数额的租金税,也就是说,如果位置较为有利的地皮并不比位置很不利的地皮多纳税,那么这种固定税最终就会落在房客身上。假设地皮租金最低为每英亩10镑,最高为每英亩1000镑,在这种情况下,对每英亩地皮租金课征1镑税,最终就会把前者提高到11镑,把后者提高到1001镑,因为这两者位置上的差别依然同以前一样,所以这一镑税要由房客来支付。但实际上,地皮租金税是房屋税的一部分,而房屋税是不固定的,是按房租的一定百分比课征的。所以,如果假设最便宜的地皮仍象以前那样缴纳1镑税,那么最贵的地皮就将缴纳100镑税,其中只有1镑可以转嫁给房客,因为地皮租金仍然只能提高到1001镑。因此,从最贵的地皮课征的100镑税有99镑都落在地皮所有者身上。由此可见,应把房屋税分为两部分来考察,一部分税落在房客身上,一部分税落在地皮租金上。
  对于绝大多数房屋来说,地皮租金只占房租总额的很小一部分,因而几乎全部房屋税都落在房客身上。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大城市中处于有利位置的房屋,地皮租金才在房租中占主要部分;在为数不多的几种特别适宜于课税的收入中,这种地皮租金便是主要的一种,因为很显然,这种租金是迅速获得的巨额财富,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少数家族仅仅因为偶然占有某些土地而意外地获得的财富,它们获得这种财富不费丝毫气力,不花一分钱,不冒任何风险。所以,对落在地皮所有者身上的那一部分房屋税,几乎提不出任何正当的反对理由。
  就落在房客身上的那部分房屋税来说,如果它刚好与房屋的价值成比例,则它便是所有赋税中最公平、最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一种税。在一个人的支出中,房租最能衡量出此人的财力,而且总的说来,也与他的财力最成比例。同直接对收入课税相比,较为公平的还是课征房屋税,因为课征所得税对许多事情是很难或根本不能予以考虑的,而房屋税则能毫不费力地考虑到这些事情,房屋税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如果说一个人支付的房租能衡量什么的话,那它衡量的并不是此人的收入,而是此人的支付能力。我们只能根据以下两个理由严重怀疑这种税的公平性。一是守财奴可以逃避这种税。该反对理由适用于所有支出税,只有直接对收入课税,守财奴才无法逃脱。但现在守财奴并不是把财富窖藏起来,而是把它投资于生产事业,因而不仅增加了国民财富,从而增加了一般纳税手段,而且对它课征的税只不过从本金那里转给了所获得的收入,因为只要使用这种收入,就得纳税。第二个反对理由是,某人租用较大、较贵的房屋,可能并不是因为收入较多,而是因为家庭人口较多。然而,他并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家庭人口多是他自己造成的;就公众利益来说,应该鼓励减少家庭人口而不是鼓励增加家庭人口。
  我国的税收很大一部分来自房屋税。城市的地方税全部是房租税,农村的地方税部分是房租税。窗税也是一种房屋税,但却是一种有害的房屋税,等于是课光线的税,由此而造成了房屋建筑上的缺陷。1851年废除了这种税而改征真正的房屋税,但税率要比1834年以前低得多。令人痛惜的是,新房屋税保留了旧房屋税的不公平原则,正是由于课征这种税的原则不公平,自私自利的中产阶级才竭力反对课征这种税。当人们听说象查兹沃斯或贝尔瓦那样的宅邸每年仅按假想的200镑租金课税时,人们当然很忿怒,按200镑租金课税的借口是,维持这种宅邸的开支很大,它们不可能得到更高的租金。也许它们连200镑租金也得不到,而如果以上论点是正确的,就应该不向它们课征任何税。但是房屋税并不是要课加在得自房屋的收入上,而是要课加在租房屋的支出上,想要弄清的是一所房子使居住该房子的人花费了多少钱,而不是房子租出去会赚多少钱。当居住者不是房子的所有者,因而不负责房子的修缮时,他所支付的租金便衡量出了这所房子使他花费了多少钱。但当居住者是房子的所有者时,就应该寻求另外的衡量标准了。应该对房子进行估价,不是以它能卖得多少钱进行估价,而是以重建这所房子的开支进行估价,所估得的价值应按期予以修正,减去因破损所失掉的价值,加上因修缮和改建所增加的价值。这种经常修正的估定价值便构成了本金,其利息按国债的现行价格计算,计算出的利息就应该是估定这所房子每年应纳税款的依据。既然低于一定数额的收入应免交所得税,低于一定价值的房屋也就应免交房屋税,所依据的是这样一条普遍原则,即维持健康生存所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应予以免税。为了使单个房间的居住者和整所房子的居住者都公平地享受到免税的好处,应允许房屋所有者按不同房客居住的不同房间分别估计房屋的价值和房屋税,就象现在估计公寓的价值时通常做的那样。
  第四章 论货物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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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若对所有商品课征货物税,则这种税会落在利润上
  所谓货物税,通常是指对生产者课征的税,或指对介于生产者和最终消费者之间的运输者或商人课征的税。直接向某些货物的消费者课征的税,如房屋税或我国的车马税,虽然也可以称为货物税,但实际上并不是货物税,因为货物税这个词按习惯只用于指间接税,所谓间接税是这样一种税,某人缴纳了这种税后,可以从另一个人那里得到补偿。货物税或以国内的生产为课税对象,或以别国货物的输入为课税对象,或以国内运输或销售为课税对象,因而可分为消费税、关税、通行税、转口税等几类。无论货物税属于哪一类,也无论是在社会进步的哪一阶段课征这种税,它都会增加生产费用。我们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生产费用这个词,这里的生产费用包括运输和分配的费用,一般还包括商品上市的费用。
  当生产费用被一种税人为地提高时,所产生的结果同生产费用因自然原因而提高时是一样的。如果只有一种或几种商品受到影响,则其价值和价格将上升,从而被课税的生产者或商人将得到补偿;但假如对所有商品都按照其价值的比例课税,则生产者或商人将得不到补偿,因为无论是价值还是价格都不会普遍上升。价值的普遍上升是荒谬的,价格的普遍上升则是完全不同的原因造成的。然而,正如麦克库洛赫指出的,由于各行业使用的资本具有不同的耐用性,因而对所有商品课征货物后,价值会发生变动,有些价值下降,有些价值上升,前面已讨论过了资本的耐用性对价值和价格的影响。工业的总产出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用于重置所消耗的资本,另一部分则是利润。投入两个生产部门的相同资本额应该产生相同的预期利润;如果一个部门的固定资本比另一个部门的固定资本所占的份额大而且更为耐用,则该部门每年消耗的资本就较少,需要重置的资本也较少,从而如果两个部门的利润绝对相等的话,前一个部门的利润就将在年收益中占较大的份额。要从1000镑资本中获得1OO镑利润,一个部门也许不得不出售价值1100镑的产品,另一个部门也许只须出售价值5O0镑的产品。如果对这两个工业部门都课征5%的从价税,则后一个部门将只被课征25镑税,前一个部门则将被课征55镑税;后一个部门将剩下75镑利润,前一个部门则只剩下45镑利润。因此,为了使它们的预期利润相等,一种商品的价格必须上升,另一种商品的价格必须下降,或两种商品的价格都上升或下降。相对于使用机器较多的商品而言,使用劳动较多的商品其价值必须上升。这方面的问题就不必作更深入的讨论了。
  第二节 若只对某些商品课征货物税,则这种税会落在消费者身上
  课加在某种商品上的货物税,无论是对其生产、输入、运输还是销售课征这种税,也无论是对一定数量的商品课征固定金额的税还是课征从价税,一般说来都会提高该商品的价值和价格,提高的幅度至少与税额相等。而实际上提高的幅度几乎都比税额高。首先,对生产课税,几乎都得相应地制定防止制造商或商人偷税漏税的限制性规则。这些规则常常给制造商或商人带来麻烦和纷扰,使他们增加开支,为此,他们必须在商品的价格上得到补偿。这些规则还时常干预生产方法,迫使生产者采用最便于课税的生产方法,尽管对生产来说不是费用最低、效率最高的方法。无论什么样的强制性规则,都会妨碍生产者采用新的、更好的生产方法。再者,由于生产者和商人必须预付这种税,因而他们的经营资本就得大于不征收这种税时的资本,而全部这些资本都得享有普通利润率,虽然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用于支付真正的生产费用和输入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的价格就必须超出其自然价值提供利润,而不是仅仅按照其自然价值提供利润。总而言之,国家的资本有一部分并不是用于生产,而是用于向国家预交税款,然后再从商品的价格中得到补偿;因而消费者必须使出售者得到赔偿,赔偿额等于全部这些资本如果真正用于生产所能赚得的利润。而且不应忘记,哪一种货物税,只要它使某一行业的营业资本不得不增加,它就会限制该行业的竞争,使少数生产者或销售者拥有某种垄断权,从而使他们或者能够提高价格,获得高于普通利润率的利润,或者使他们仅花较少的气力去改进产品,降低产品价格,但却能获得普通利润率。在以上几种情况下,课征货物税因提高商品价格而使消费者多拿出的钱,常常远远多于国库因此而增加的收入。还有一点应该予以考虑。因课征货物税而造成的价格上涨,必然会限制对商品的需求;既然采用生产方面的许多改进都以一定数量的需求为条件,所以这种改进便会受到阻碍,其中许多改进甚至完全不能被采用。众所周知,改进最少的生产部门,是遭受税收官员干预的部门:一般说来,要刺激某种商品生产的改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废除那种缩小孩商品市场的赋税。
  第三节 对生活必需品课税所产生的特殊影响
  以上便是课征货物税的一般结果;但由于某些商品(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对财富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配有影响,因而需要对课加在这些特殊商品上的货物税所产生的影响作更多一点的讨论。如果例如对谷物课税,谷物的价格因此而按这种税的比例上涨,财这种价格上涨会在以下两方面产生影响。首先,它会降低劳动阶级的生活水平2从短期来说,它几乎肯定会产生这种结果。如果它减少劳动阶级所消费的农产品,或使劳动阶级转而消费土地能更充裕从而更便宜地提供的粮食,那么在该范围内,它将有助于使农民重新耕种较肥沃的土地,采用费用较低的耕作方法,从而有助于降低谷物的价值和价格Z所以,最终谷物价格的提高额不会与税额相等,而只会是税额的一部分。其次,谷物被课税后,其价格的上涨也许不会降低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而是通过对人口产生的影响,从较短或较长时期来看,使工资上升,从而补偿劳动者缴纳的那部分税;当然,这种补偿是以牺牲利润为代价的。由此可见,对生活必需品课税必然会带来以上两种结果中的一种。这种税或者降低劳动阶级的生活水平,或者使资本所有者除了为自己的必需品纳税外,还得为劳动者的消费品纳税。在后一种情况下,课加在生活必需品上的税,与课加在工资上的税相类似,等于是向利润课征特别税Z因而这种税同所有其他特别税一样,是不公正的,特别有害于国民财富的增长。
  剩下来要说的是这种谷物税对地租的影响。假设(实际情况通常也是这样)粮食的消费并没有减少,为了供应社会对粮食的需要,仍须耕种和以前一样多的土地;用查默斯博士的话来说,就是边际耕地仍和以前一样多Z总产品的价值和价格过去是由生产力最低的土地或资本规定的,现在仍然是由这样的土地或资本来规定。农产品税是否会影响地租,取决于课征这种税是否会影响生产力最低的土地或资本得到的报酬与其他土地或资本得到的报酬之间的差额。而这又取决于如何课征这种税。如果是从价税,或换句话说,如果是按产出的固定比例例如十分之一课税,则它显然将降低谷物地租。因为较优的土地要比较差的土地多纳税,比别的土地优多少,就多纳多少;生产力比别的土地高一倍的土地,就要比别的土地多纳一倍的什一税。若从两个量中较大的一个减较大的数,从较小的量中减较小的数,则两者间的差额将缩小。对谷物课征什一税,也就等于是对谷物地租课征什一税,因为如果我们把一组级数中的每一个都缩小十分之一,则它们之间的差额也会缩小十分之一。
  例如,设有五个等级的土地,在面积相同和支出相等的条件下,产量分别为100、9O、80、70和60蒲士耳小麦。其中最后一级土地是最差的土地,为了满足对粮食的需求,不得不耕种它。这些土地提供的地租有如下述:
  生产100蒲士耳的土地提供地租40蒲士耳,即100与60之差。
  生产90蒲士耳的土地提供地租30蒲士耳,即叨与60之差。
  生产80蒲士耳的土地提供地租20蒲士耳,即80与60之差。
  生产70蒲士耳的土地提供地租10蒲士耳,即70与60之差。
  生产6O蒲士耳的土地不提供地租。
  假设现在开始课征什一税,这五个等级的土地分别缴纳10、9、8、7和6蒲士耳小麦,第五级土地仍然是决定价格的土地,但纳税后,耕种第五级土地的农民则只得到54蒲士耳小麦:
  生产100蒲士耳的土地,将减为90蒲士耳,提供地租36蒲士耳,即90与54之差。
  生产90蒲士耳的土地,将减为81藩士耳,提供地租27蒲士耳,即81与54之差。
  生产80蒲士耳的土地,将减为72蒲士耳,提供地租18蒲士耳,即72与54之差。
  生产70蒲士耳的土地,将减为63蒲士耳,提供地租9蒲士耳,即63与54之差。生产60蒲士耳的土地,将减为54蒲士耳,同以前一样,不提供地租。这样,第一级土地的地租减少了4蒲士耳,第二级减少了3蒲士耳;第三级减少了2蒲士耳;第四级减少了1蒲士耳。也就是说,每一级刚好减少了十分之一。所以,按产量的某一固定比例课征的谷物税,会以相同的比例降低谷物地租。
  但是,降低的仅仅是谷物地租,用货币或任何其他商品计算的地租并不会降低。因为,谷物地租的数量按多大比例减少,谷物的价值就按多大比例提高。课征什一税后,54蒲士耳的市场价值将和以前的60蒲士耳相等;课税后剩下的产量卖得的价钱,将和以前来课税时卖得的价钱相等。所以,地主在数量上所受的损失将在价值和价格上得到补偿;只有当他们自己消费实物地租,或得到货币地租后用来购买农产品时,他们才会遭受损失。也就是说,只有当他们成为农产品的消费者时,他们才会遭受损失,他们的损失和所有其他消费者的损失是相同的。作为地主,他们的收入和以前相等;所以,什一税是落在消费者身上,而不是地主身上。
  如果这种税不是按产量的固定比例课征,而是对每夸特或每蒲士耳课征固定的金额,则它会对地租产生相同的影响。每蒲士耳课征一先令税,仍然是使一块田地比另一块田地多纳税,多纳多少完全与其多出的产量成比例。因而这种税与什一税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什一税不仅对所有土地课征相同比例的税,而且不论什么时候这种比例都不变,而如果是按每蒲士耳课征固定金额的税,则根据谷物价格的跌涨,谷物税在产量中所占的比例会有增有减。
  还有另外一些课征农业税的方法,会对地租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按照地租的比例课税,则这种税会全部落在地租上,丝毫不会提高谷物的价格,因为谷物的价格是由不支付地租的那部分产量决定的。如果按耕地的面积而不管价值的大小课征固定税,则这种税会带来与上面正好相反的结果。如果对最好的土地和最差的土地课征相同的税,则土地的差别仍将和以前一样,因而所提供的谷物地租也仍将和以前一样,地主就将充分利用价格的上涨来谋利。换句话说,价格的上涨幅度必须大得足以使最差的土地能够纳税,因而使所有其他土地不仅能够纳税,而且还能向地主提供更多的地租。然而,上面几种税与其说是土地产品税,还不如说是土地税。真正的土地产品税,不论是固定税还是从价税,都不影响地租,而是落在消费者身上。但一般说来,对劳动阶级的生活必需品课征的税,其全部或大部分是由利润来承担的。
  第四节 利润趋于最低点的趋势是如何减轻上述影响的
  我认为,以上论述正确说明了刚征收农产品税时这种税所产生的影响。然而,征收很长一段时间以后,这种税的影响就与此不同了,我认为,首先指出这一点的是西尼耳先生。我们已经看到,课征这种税的必然结果是减少利润,从而降低积累率。当资本积累象通常那样伴之以人口增长时,其作用便是提高粮食的价值和价格,提高地租并降低利润,这与课征农产品税所带来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农产品税不提高地租。所以,课征农产品税仅仅是使价格提早上升,利润提早下降,本来仅仅随着资本的积累,价格最终也会上升,利润也会下降的,而农产品税却阻碍了,至少是延迟了资本的积累。如果课征什一税以前利润率已较低,课税后利润率被降至实际最低水平,那么课征什一税就将使资本积累完全停止,或使资本流向国外;因而课征什一税的唯一结果就是使消费者提早支付本来可以晚一点支付的价格——固然,其中一部分价格,随着财富和人口的不断增长,他会立即开始支付的。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价格会随着财富的自然增长而上涨十分之一,这时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就将和不课征什一税时的价格相等;他就将停止支付什一税,实际支付什一税的就将是地主,因为什一税使地主得到的地租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在这一时期内的每一连续点上,落在消费者身上的什一税将愈来愈少,落在地主身上的什一税将愈来愈多,最后的结果是,利润将达到最低额,同事物的正常趋势没有被这种税搅乱的情况相比,资本和人口将较少,地租将较低。另一方面,如果什一税或其他农产品税没有把利润减至最低水平,也就是说,如果课税后利润能保持在最低水平以上,则积累将不会停止,而只是减慢速度,如果人口也增长的话,则资本和人口的增长仍将象以前那样发挥其作用,使谷物的价格上涨,使地租上升。然而,谷物价格的上涨和地租的上升,将不会象利润率较高时那么快。同不课征这种税的情况相比,2O年后,国家的人口和资本将较少;地主的地租也较少;谷物的价格由于上涨较慢,因而到这一时期终了时,也不会上涨十分之一。所以,到这一时期终了时,这种税的一部分已不再落在消费者身上,而是落在地主身上;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落在地主身上的比例将愈来愈大。
  西尼耳先生把什一税或其他农产品税的影响比作土地自然贫瘠的影响,以此来说明上述观点。假如某一从外国得不到粮食供应的国家,其土地的品质突然永久性地降低,以致要生产出现有的产量得多花十分之一的劳动,那么谷物的价格毫无疑问将会上涨十分之一。但是却不能由此而推论出,如果该国的土地从一开始就比现在贫瘠十分之一,则谷物的价格也会比现在高十分之一。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即由于该国自创立以来,劳动和资本的报酬就较少,因而每一代的劳动和资本都增长较慢,以致现在该国保有的资本和拥有的人口都较少,所以尽管土地贫瘠,谷物的价格却不会比现在高,利润也不会比现在低Z只有地租肯定比现在低。我们可以假设有两个岛屿,它们的面积相同,自然肥力相同,工业发展水平也相同,因而到某一时候,它们拥有的人口和资本将相等,地租将相等,谷物的价格也将相等。让我们假设对其中一个岛屿课征什一税,而对另一个不课征什一税。在这种情况下,谷物的价格会立即出现差别,因而利润很可能也会出现差别。虽然两个岛屿的利润都不会下降,也就是说,虽然必需品的生产不断得到改良,完全赶得上人口的增长,但两个岛屿在价格和利润上的差别却会依然存在。然而,如果在不课征什一税的岛屿上,资本和人口的增长超过生产的改良,则谷物的价格将逐渐上升,利润将下降,地租将增加;而在课征什一税的岛屿上,资本和人口要么不增长(即增长额被生产改良所抵消),要么增长幅度较小,以致地租和谷物价格丝毫不上升,或上升得较慢。所以,在不课征什一税的岛屿上,地租将很快高于课税的岛屿,而同刚课征什一税的时候相比,利润高于课税岛屿的程度和谷物价格低干课税岛屿的程度则将降低。这些影响是逐渐发生的。每过10年,两个岛屿在地租、财富总额和人口总数方面的差距将增大,利润和谷物价格方面的差距则将缩小。
  那么,两个岛屿在利润和谷物价格方面的差距将何时完全消失,农产品税的暂时性影响(即提高谷物的价格)将何时让位于最终的影响(即限制课税国的总产量)呢?虽然不课征什一税的岛屿的粮食价格将上升,逐渐接近于课税岛屿的粮食价格,但随着差距的缩小,逼近的速度会自然而然地放慢;其原因是,两个岛屿在积累速度方面的差距,取决于利润率的差距,随着两个岛屿利润率的接近,拉平两个岛屿积累速度的力量也就愈来愈小。实际上,只有当不课税的岛屿和课税的岛屿都达到最低利润水平时,前者的谷物价格才会赶上后者的谷物价格。在达到那一最低水平以前,课税岛屿的谷物价格总会高于不课税岛屿的谷物价格,如果离最低利润水平很远,则高出的幅度会很大,因而资本的积累较快;如果离最低利润水平很近,则高出的幅度会很小,因而资本的积累较慢。
  以上论述的,是假设中的课征什一税的岛屿和不课征什一税的岛屿的情况,但现实中任何一课征什一税的国家与该国不课征什一税时相比较,情况也是这样。
  在英国,利润率通常很低,投资活动猖狂,因而资本大量外流,商业危机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便爆发一次,这些都表明,利润虽然尚未达到最后的最低水平,但已达到了实际的最低水平,并表明,所有超过生产改良(这种改良有助于降低必需品的价格)所能容纳的范围而储蓄下来的钱,都被送到了国外进行投资或周期性地被一扫而光。所以我认为,几乎可以肯定,即使英国从未课征什一税或其他任何农产品税,谷物的价格也依然会和现在一样高,利润率也依然会和现在一样低。假如不课征这种税,因而利润不被过早地降低,则资本将会较为迅速地增加,暂且不考虑这种情况,即使仅仅节约下一部分滥用于投机活动的资本并把送往国外的资本保留一部分在国内,也足以产生上面那种结果。所以,我同意西尼耳的看法,认为什一税甚至在被折换以前就已不再是价格上升和利润下降的原因,而只是使地租有所减少;如果说课征什一税还有什么别的影响的话,那就是使英国拥有的资本、产量和人口同假如土地比现在贫瘠十分之一或毋宁说二十分之一(鉴于大不列颠有很大一部分土地不纳什一税)的情形一样多。
  如果课征什一税和其他农产品税的历史很长,则不会提高粮食价格,也不会降低利润,即使提高价格和降低利润,也不会与所课的税成比例;虽然如此,如果课征这种税后又废除它,则将降低价格,而且一般说来将提高利润率。废除什一税会使生产成本降低十分之一,从而使所有农产品的价格也降低十分之一;而且废除什一税如果不永久性地提高劳动者的需要,则将降低劳动成本,从而提高利润。地租若用货币或商品计算,一般将保持不变,而若用农产品计算,则将提高。国家因废除什一税而获得的发展,同国家刚课征什一税时受到的阻碍,程度是相同的。积累的速度将大大提高;如果人口也增加的话,则谷物的价格很快就会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地租也会开始提高;所以,废除什一税带来的利益会从消费者那里转到地主那里。
  废除什一税所带来的结果,也可以通过实施“折换法”(即把什一税折换成地租税)获得。当什一税不是课加在土地的全部产品上,而仅仅课加在支付地租的土地的产品上,不触及新开垦的土地时,这种税便不再构成不支付地租的土地的产品的生产成本。因而不支付地租的土地或资本,便能够以低于市价十分之一的价格出售其产品。所以,把什一税折换成地租税会使谷物的平均价格大幅度降低。假如这种作用来得不是那么缓慢,假如谷物的价格在此期间没有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则其结果也许会异常明显。实际上,毫无疑问,我国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国产谷物价格的降低,是与折换什一税有关系的;不过,在此期间农业获得的巨大改良所产生的作用,以及自由进口农产品所产生的作用,掩盖了折换什一税所产生的作用。价格的这种下跌并不会损害地主的利益,因为谷物地租增加的比例将等于谷物价格下降的比例。但价格的这种下跌也丝毫不会增加地主的收入。所以,取代什一税的地租税,在现有租约到期时,将成为地主的净损失,而且把什一税折换成地租税,并不仅仅是改变地主承受现有负担的方式,而是课征一种新的税,是牺牲地主的利益来使消费者得到好处,不过,由于资本积累和人口增长受到了刺激,地主很快就会在损害消费者的情况下逐渐得到补偿。
  第五节 差别税的影响
  至此我们考察了各种商品税的作用,我们假设它们是公平地课加在各种生产方法或上市方法上的。如果我们假设不是公平地课征这种税,假设这种税是课加在获得商品的某一特定方法上,则我们就需要作另外一种考察了。
  设某种商品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制推例如,某种制造品既可以用手工生产也可以用汽力生产;食糖既可以用甘蔗生产又可以用甜菜生产;牛既可以用干草和青饲料饲养又可以用油渣饼和酿酒厂废料饲养。为了社会的利益,生产者在这两种方法中应采用能以最低价钱生产最佳物品的方法。这对生产者也是有利的,假如生产者没有受到保护,因而必须面对竞争,不积极进取就将受到惩罚的话;对社会最为有利的方法,如果政府不加以干预的话,生产者最终将发现采用这种方法对自己也是有利的。然而,假设对其中一种方法课税,而对另一种方法不课税,或课较少的税。如果被课税的是生产者不采用的方法,那等于不课税。但如果家通常那样是向生产者所采用的方法课税,则课征这种税就会使生产者采用不课税的方法,尽管这种方法是两种方法中较差的一种。因此,如果说这种税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使商品的质量下降,使所花费的劳动增加它使社会浪费大量的劳动,毫无益处地花费大量资本来养活和酬劳这些劳动,就如同雇人挖洞,然后又把洞填上一样。浪费的劳动和资本将增加商品的生产成本,这将相应地提高商品的价值和价格,从而资本的所有者将得到补偿。损失将落在消费者身上;不过,储蓄的手段和储蓄的动机也将减少,因而国家的资本最终也将减少。
  所以,这种税可以归在差别税这个大类下,它违背了一条课税原则,即课税的方式应尽量使民之所出等于国库之所入。课征一种差别说,会使消费者缴纳两种不同的税,其中只有一种税是缴纳给政府的,而且时常是较轻的那个。假如对用甘蔗制成的食糖课税,而对用甜菜制成的食糖不课税,那么只要蔗糖仍被消费,课加在它上面的税就是缴给了国家,因而同大多数其他税一样,是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但如果蔗糖在课税前比甜菜糖便宜,现在则比甜菜糖贵,那么甜菜糖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代替蔗糖,人们就会改种甜菜,建造起用甜菜制糖的工厂,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政府从甜菜糖那里得不到任何税收,但消费甜菜糖的人实际上却要付一种税。他们现在为甜菜糖支付的价格,将高于他们过去为蔗糖支付的价格,其差额将用来补偿生产者白白浪费的那部分劳动,因为比方说以前用200个人的劳动就能生产出来的东西,课税后却不得不采用另一种方法来生产,需要用300个人的劳动。
  课征差别税最常见的情形之一是,若一种商品既能在国内生产又能从国外进口,则对进口的商品课税,而对本国生产的商品不课税。如果某种商品经常不断地被进口,那一定是由于从国外获得该商品所花费的劳动和资本,总的说来要少于国内生产该商品所必须花费的劳动和资本。所以,如果对进口课税,使生产核物品比进口便宜,那就等于多花了劳动和资本,而所生产的商品却没有增加。劳动被白白浪费了,资本被用来雇人做费力而没有结果的事。因此,凡是旨在鼓励国内生产课税物品的关税,都是非常浪费的课税方式。
  如果对进口外国的土地产品课征关税,而对本国的土地产品不相应地课征货物税,则这种关税使特别具有上述性质。同文明国家通常被课征的其他说相比较,这种税更严重地使民之所出多于国之所入。如果某个国家生产小麦2 000夸特,消费量为2100夸特,每年进口100O000夸特,如果对这10O 夸特课征关税;使每夸特的价格提高10先令,那么就不仅仅是10O 夸特的价格将提高,而是全部21 00夸特的价格都将提高。让我们作以下最为方便、但最不切合实际的假设,即进口没有被阻止,国内的生产也没有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仅仅获得5 O镑税收,而消费者则被课征了1050O0O0镑税,剩下的1 O00镑支付给了国内生产者,生产者则在竞争的压力下不得不把这1 000镑全部转给地主。因此,消费者缴纳给土地所有者一笔额外的税,相当于他缴纳给国家的20倍。现在让我们假设这种税实际上阻止了进口。假设在正常年景完全停止了进口Z于是那1 0O亨特可以通过精耕细作或开垦劣质土地获得,每亨特的价格将不是提高10先令,而是提高例如说5先令。因而国家将得不到任何税收,除非在歉收年份破例进口外国的土地产品。但消费者每年却要为全部21 00夸特按每亨特5先令的比例纳税,每年共纳税525 镑。其中的零头用于补偿生产那最后1 00亨特小麦的农民在法律的强制下所浪费的劳动和资本。剩下的那5 00镇则同以前一样进了地主的腰包。
  “谷物法”刚实施的时候所产生的就是上述作用Z而且只要谷物法仍在提高谷物的价格,这种作用就依然存在。但我并不认为,谷物法会象我们想象的那样,使高价格和高地租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上面我们就什一税和其他农产品税的作用所作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干谷物法。谷物法只是人为地使价格和地租提前上升,而即使不实施谷物法,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生产的发展,价格和地租最终也是会上升的。设有两个国家,一个不实施谷物法,另一个则已实施谷物法很长一段时期,这两个国家的差别,与其说是后者的谷物价格较高或地租较高,还不如说是后者与前者的谷物价格和地租相等,但后者的资本总额和人口总数较少。实施谷物法会提高地租,但却阻碍了资本的积累,而如果资本积累不受到阻碍,地租不用很长时间也会提高的。废除谷物法会降低地租,但也释放出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随着资本和人口的增长,将使地租恢复到以前的水平,甚或高于以前的水平。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我国的统治者最终将不得不同意农产品的自由进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口不断增长,粮食的价格将逐渐而稳定地上几不过,由于我国的农业科学及其应用正在迅猛发展(其影响已波及其他国家),因而上述作用可能会被暂时推迟。
  以上我们就进口关税所作的论述,也适用于这样的差别关税,这种税优待从某个地方或以某种特殊方式进口的货物,而不优待从另一个地方或以另外的方式进口的货物。例如优待殖民地的产品,或优待同其订有商业条约的国家的产品,或象从前我国的航海法那样对非英国船只运入的货物课征较高的关税。假如实施这种差别待遇不是毫无作用的话,那么不管它们会带来其他什么好处,它们在经济上总是浪费的。实施这种差别待遇,会使人们采用花费较大的获取商品的方法,而不是采用花费较小的方法,从而将白白浪费一部分劳动。
  第六节 进出口税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
  关于进出口商品税的作用,还有一点需要加以注意,就是这种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对某种商品课税,会提高该商品的价格,从而在销售孩商品的市场上减少对它的需求。所以,国际贸易税会扰乱和重新安排我们所谓的“国际需求方程式”。这将产生一些很不寻常的结果。我曾在一篇题为《国际贸易》的论文中指出了这些结果,本书已好几次5!证了这篇论文。
  对外贸易税分为两种,一种是进口税,另一种是出口税。初看起来,似乎这两种税都由消费者支付;出p税似乎完全落在外国消费者身上。进口税则似乎完全落在本国消费者身上。然而,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
  “对出口商品课税,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外贸利益的分配更加有利于我们自己。在一些场合,外国人的利益将被牺牲,我们的国库不仅可以得到全部出口税,而且还将超过出口税;在另一些场合,我们得到的将正好等于出口税;在另一些场合,我们得到的将少于出口税。在最后一种场合,出口税的一部分将由我们自己负担,正如我们将说明的,我们的负担等于全部出口税,甚至超过出口税,也不是不可能的。”
  让我们再次来看我在题为《国际贸易》的那篇论文中使用的那个假想的例子,即英国和德国开展呢绒和亚麻布方面的贸易活动,“假设英国对其出口的呢绒课税,假设这种出口税尚未高到足以诱使德国自己生产呢绒的地步。这种税将提高呢绒在德国的售价。这也许将减少消费量。消费量也许会减少许多,以致即使在提高了的价格下,所需要的货币价值也不会比以前大。或者,消费量根本不减少,或减少得很少,以致价格提高后,所需要的货币价值将比以前大。在后一种情况下,德国将受到损害,英国将获益,不仅将获得全部出口税,而且还将超过出口税;因为,英国出口给德国的商品的货币价值提高了,而进口商品的货币价值则没有变,这样,货币将从德国流入英国。呢绒的价格在英国将上升,从而在德国也将上凡而亚麻布的价格在德国将下降,从而在英国也将下降。我们出口的呢绒将减少,进口的亚麻布将增加,直到均衡恢复为止。由此可见(而且初看起来有点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英国课征出口税,在某些可以想象的情形中,不仅将从外国顾客那里获得全部出口税,而且还将较便宜地获得进口商品。她能够较便宜地获得进口商品,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她可以用较少的货币获得它们,一是她有更多的货币来购买它们。另一方面,德国则将遭受双重损失。她为呢绒支付的价格,不仅将因为英国课征出口税而提高,而且还将因为货币流入英国而提高,与此同时,流通媒介分配上的这种变化,将减少她可以用来购买呢绒的货币。
  “然而,这只是三种可能的情形中的一种。如果课税后,德国所需要的呢绒减少,使所需要的呢绒的总价值恰好与以前相等;则贸易差额将不会受到破坏;英国将获得出口税,德国将因此而遭受损失,仅此而已。另一方面,如果课征出口税使需求量大为减少,以致德国所需要的呢绒的货币价值比以前少,则我国的出口将不再能抵付我国的进口;货币将必然从英国流入德国;从而德国所分享的贸易利益将增加。由于货币的分配发生了这种变化,呢绒的价格在英国将下降,当然在德国也将下降。因而出口税并非全由德国支付。由于同一原因,亚麻布的价格在德国将上升,从而在英国也将上升。当这种价格的变化调整了需求,使呢绒和亚麻布能够再次相互抵付时,所带来的结果是,德国支付的只是出口税的一部分,我国国库所得到的那部分出口税,则直接出自我国亚麻布消费者的腰包,因为对出口的呢绒课税,使他们不得不为进口的亚麻布支付较高的价格,与此同时,由于货币的流出和物价的下跌,他们可用来按那一提高了的价格购买亚麻布的货币收入将减少。
  “对我国的出口商品课征的税,由于取自我们自己的腰包,因而我们不仅有可能从外国人那里什么也得不到,而且甚至还有可能迫使我国人民向外国人再纳一次税,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发生。同前面一样我们假设,课税后,德国对呢绒的需求大幅度减少,以致她所需要的呢绒的货币价值比以前少,但假设亚麻布在英国的情形与此大不相同,当价格上升时,需求或者根本不减少,或者减少得很有限,以致所需要的亚麻布的货币价值比以前大。课征出口税的最初结果仍然是,出口的呢绒将不再能抵付进口的亚麻布。因而货币将从英国流入德国。结果是亚麻布的价格在德国将提高,从而在英国的价格也将提高。但根据假设,这非但不会阻止货币外流,反而会使更多的货币外流,因为价格越高,所消费的亚麻布的货币价值也就越大。所以,只能由同时带来的另一种结果来恢复平衡,这另一种结果就是,呢绒的价格在英国不断下降,从而在德国也不断下降。即使呢绒的价格跌得很低,致使其价格加上进口税仅仅等于不课税时的价格,呢绒价格的下跌也不会就此停止;因为同以前相等的出口额现在不足以抵付增加了的进口商品的货币价值。虽然现在德国的消费者不仅可以按照原来的价格获得呢绒,而且还获得了更多的货币收入,但他们却不一定会用增加的收入来购买更多的呢绒。所以,要恢复平衡,呢绒价格的下跌幅度,也许不得不大于出口税的总额;英国课征出口税,反而使德国能以较低的价格进口呢绒;德国将获得这种利益,而英国的亚麻布消费者将因此而受到损害;英国海关课征的呢绒出口税,实际上完全是由英国的亚麻布消费者支付的。”
  不用说,呢绒和亚麻布在这里仅仅是一般出口商品和进口商品的代表;假如出口税会提高进口商品的成本的话,则受影响的将是从所有国家进口的商品,而不仅仅是从那一特定国家(即获得被课税的出口商品的国家)进口的物品。
  “以上便是课征出口税可能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顾客带来的各种结果;由于决定这些结果的因素很难确定,因而即使在课征出口税以后,我们也几乎不能肯定,我们究竟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不过,一般说来,毫无疑问,一个国家课征出口税会使其他国家对其财政收入有所贡献;但是,除非被课税的物品是它们极为迫切地需要的,否则它们是很少支付全部进口税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所得,都是别人的所失,此外还有收税的支出。所以,假使能正确理解和遵守国际道德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有损于共同福利的税。”
  上面我们讨论的是出口税,现在来讨论更为常见的进口税。“前面已说明,出口税即课加在外国人身上的税,一部分会落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如果我们发现进口税即课加在我们自己身上的税,一部分会落在外国人身上,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假设我们不对出口的呢绒课税,而对进口的亚麻布课税。这种进口税不应是所谓的保护关税,即不应高得诱使我们自己生产亚麻布。如果这种税带来这样的结果,则它将完全破坏呢绒和亚麻布的贸易,我国和德国将丧失由以前交换这两种商品而得到的全部利益。我们假设,这种税会减少亚麻布的消费量,但不会妨碍我们象以前那样进口所消费的亚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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