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特洛伊人接受了希腊给他们的那件“礼物”木马以来，任何国家收受别一国送给它的“礼物”时，总是有些疑忌的。英国人以出口补助形式赠送给欧洲大陆的礼物价值实在不小。但大陆各国付出的代价却更可惊，那是力量的丧失。这类补助看来好象是对英国出口事业的鼓励，而德国工业却遭到了莫大损害。假使今天英国人对于德国所需的工业产品，甘愿在若干年间无偿供应，我们也要力劝德国人不可接受这样的好意。假使英国人由于在技术上有了某种革新，制造麻布时比德国人用土法制造的成本要低百分之四十，假使英国人使用这种新法不过比德国人先走一步，不过早了儿年，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方面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它最重要、历史最悠久的工业之一，就会遭到毁灭的命运。这时的德国，就好象是一个人四肢失去了一肢。如果有个人买衬衫时代价可以比前低四成，他只是为了贪这个便宜而结果却失去了一只膀子，他怎能甘心呢？
　　如果说英国人曾时常有机会向别的国家致送礼物，它致送时的形式是种种不一的，而且有时也并不是出于它的自愿，但是作为一个接受礼物的国家，对于这种礼物应不应当接受，事前总得仔细考虑一番。英国人的工商业在世贵上居于垄断地位，他们时常会发生他们叫作“生产过剩”的情况，据说是由于“存货积压过多”的原故。逢到这种时期，他们每个商人就都急于把货色往船上扔。隔了八天以后，这种货色就在汉堡、柏林或法兰克福市场上出现。隔了三个星期就在纽约出现，代价比它们的实在价值要低一半。英国商人在当时是不免要受到损失的，但是不要紧，会得救的，他们在随后的好买卖中会得到补偿。吃亏的是德国和美国工商业者，他们兜心受到了一拳——这一拳原是应当由英国人自己受的——他们完蛋了。而英国人只是在隔岸观火，听取灾情的报导；大火爆发以后，火场中的烬余碎片如果落到了别的国家，有人被打得焦头烂额时，居间的商人们就说，“这都是恐慌造成的！”由于这样的恐慌，处于与英国作自由竞争地位的那些国家，它们的全部工业：信用系统，不但是这些，还有农业，甚至整个经济系统，都发生了根本动摇，这些国家在创且痛深以后、还要通过提高了的价格来大大的报答英国商人——恐慌演变的结果往往如此。在这样情况下，对于各国商业关系的解释，是否应当以单纯价值理论和世界主义原则为依据；我们对于这一点的恰当性还不应当发生极大疑问吗？流行组济学派就从来不认为对这种商业恐慌的因果关系加以明白解释是一个可取的办法。
　　一切现代国家的伟大政治家，儿乎没有一个例外，都认识到工业对于国家财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义，有加以保护的必要。在这一点上，爱德华三世和伊丽莎白一样，腓特烈大王和约瑟二世一样，华盛顿和拿破仑一样，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理解。他们不必在理论上深人探讨，凭着他们的远见，早已看到了整个工业的本质，有了正确的认识。重农学派却别有会心，用了诡辩的推理方法，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种本质。这一派所建立起来的空中楼阁已经烟消云散，比较近代的经济学派已经把它摧毁，但是后者对于前人所犯的错误依然不能摆脱，不过略微前进了一步。流行经济学派没有能认识到生产力与单纯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对于前者没有能在脱离后者的情况下单独地加以考察，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理论下的一个附属因素，因此对于农业生产力与工业生产力两者在本质上有多大的区别也就不可能有所认识。它没有看到，工业从一个农业国家获得发展以后，就会有大量的身心力量、天然资源和工具力量（流行学派把这个叫作“资本”）倾注在这个方面而发生作用，如果国内工业没有建成或获得发展，这些因素就不会有发挥机会；它以为工业发达以后，这些因素就会脱离农业而转向工业因而使农业受到影响，它不晓得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完全新生的、增出的力量，不但与以农业利益为牺牲的情况相差很远，而且往往对这种利益会起协助作用，是使它达到高度发展的一个有效手段。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十三章 国家商业动作的划分与国家生产力的联合 　
　　　流行学派发现了它称作“分工”的那个自然法则，这一光荣是属之于它那大名鼎鼎的创立者的；但是不论亚当·斯密或他的任何后继者，对于这一法则的主要本质或特征都没有能作彻底研究，都没有能把它最重要的后果追究到底。“分工”这个说法是有些欠明确的，势必由此发生错误或模糊的见解。
　　如果一个野蛮人在同一天里打猎或捕鱼、砍伐树木、修补屋子、制箭、制鱼网、制衣服，这是“分工”；但是在制针工业的不同操作中由十个人分司其事（象亚当·斯密所曾举示的一个例子），也是“分工”。前者是客观的分工，后者是主观的分工；前者阻碍生产，后者则促进生产。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一个例子指的是同一个人把他的工作划分了一下，以便完成各种事物，后一个例子指的是几个人分担一种事物的生产工作。
　　但是两种动作也都可以说是工作的联合，这样说也是同样正确的；那个野蛮时代的人是把各种工作结合在他一个人的身上，而制针业的情况是把各个人结合起来从事于同一生产工作。
　　流行学派所据以说明社会经济中这样重要现象的自然法则，它的主要特征显然不只是分工，而是若干个人之间不同商业动作的划分，同时也是各种活动力、智力和力量为了共同生产而进行的联合或结合。这类活动之所以具有生产性，不单单是由于“划分”，主要还是由于“联合”。亚当·斯密自己未尝不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说：“就是社会中最低级成员的生活必需品，也是出于许多个人共同劳动与协作的结果。”他已经这样清楚地说到了这一点，但是对于联合劳动这一观念终于没有能试究到底，这是多可惜的一件事！
　　让我们再回到亚当·斯密为了说明分工好处而举示的制针业那个例子。在制造过程中，十个人联合起来比各人单干时产量不知要大多少倍，如果我们检查一下会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时就可以发现，这种在商业动作上的划分，要是没有生产力向着一个共同目的时的联合，在生产上能发生的推动作用就很小。
　　要产生充分推进生产这样一个结果、各个人就必须在肉体上、精神上共同协作，并且在一起工作。从事于针头操作的人，如果要使他有把握他的劳动力不致于白费，则对于从事于针尖操作的另一工人的协作，必须毫无疑虑。从事于这一工作时，各方面的劳动之间必须有适当的比例，工作时彼此之间必须尽量靠近“他们之间的共同协作必须有保证。假定担任这一工作的十个工人并不住在一处，而是各居一国，那么由于战争、运输方面发生的障碍、商业恐慌等等，他们之间的协作就不免要时常中断；在这样情况下，生产成本要增加多少，分工的利益要减低到怎样的程度，其中有一个脱离了协作范围时，其余的人岂不是都要陷于失业状态？
　　流行学派由于只把动作划分这一点认为是这一自然法则的唯一要素，结果法则的应用范围只是限于各个工厂或农场，这就发生了错误；它没有看到这一法则的作用特别扩及于整个工农业力量，扩及于整个国家经济。
　　制针业要靠了各个人生产力的联合才能发展，同样的道理，无论哪一种工业，都只有依靠了其他一切工业生产力的联合，才能获得发展。例如要使一个机器制造厂能够顺利进行工作，必要的条件是要使它能够向矿山和金属冶炼厂买到必要的原料，各种各样需用机器的工厂要愿意向它购买出品。没有了机器制造厂，一个国家遇到战争时，就会面临丧失大部分工业力量的危险。
　　同样的情况，就一个国家整个工业与农业相互间的关系来说，它们彼此之间所处的地位愈接近，双方物资交流时所受到的障碍愈少，则共同发展的机会愈大。当遇到战争、国际争端、商业恐慌、农业歉收等等事变时，这种在同一政权下的工农协作的利益是非常明显的，它的明显程度并不亚于制封业中许多个人在同一个屋子里协力工作的利益。
　　斯密断言，最能适用分工的是工业，农业就要差些。在斯密的心目中，只有各个工厂和各个农场。他没有想到把他的原则扩大到整个市区或省区。假使各市各省能够专心致志地，或者至少主要地，从事于在自然条件上最适宜的那些农业部门的生产，那么商业行为的划分与生产力协作的影响，这时就表现得格外突出。有些地区宜于种麦种麻，有些宜于栽培葡萄和各种果品，还有些则宜于培养森林，进行畜牧，等等。假使每个地区各自专门从事于它在自然条件上最适宜的那些生产事业，然后把它特有产品的剩余部分，向别的地区交换那些地区所宜于生产的那些生活必需品和原料，这样做比每一地区对一切生产事业不分好歹样样都来的办法，在人力和地力方面可以获致更大的利用，可以获致大得多的生产效果，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象这样的商业行为的划分，象这样的在农业方面的生产力的协作，只有在一切工业部门都已达到了最高度发展的国家才能实现。因为只有象这样的一个国家，对于种别繁多的产品才会有巨大需要，或者说，对于衣产的剩余部分才会有数量既大且又稳定的需要，从而使生产者可以有确切把握，他的剩余产品不论数量多少，总可以在本年或至少在下一年按照适当价格脱售；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会有足够的资本投放于国内农产品的收购与貯藏方面，才会在有利的情况下对铁路、公路、内河、运河等运输方面作巨大改进；也只有在运输设备方面有了彻底改进的情况下，各市各省才能把它特有产品的余额尽量运销到其他各地区，甚至最辽远地区，向后者换回它所缺乏的产品。如果人人都力求自给自足，交换的机会就很少，也就不需要代价高昂的运输设备了。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工作的划分与个人力量方面的协作，如何促使生产力首先在各个工厂开始增长，然后扩大到整个统一国家。商业行为划分得越细致，工人结合得越紧密，整个团体获得各个人的协作越有保障，则工厂的发展越有把握。国家工业的一切部门都有了发展时，各个工厂与工业的其他部门结合得越密切，则各厂的发展也越有把握。在一切工业部门发展下的工业力量，同农业在地区上、商业上、政治上结合得越密切，则农业生产力越加增长。工业力量有了这样的发展以后，在农业生产中商业行为的划分与生产力的协作，也将作等比例的发展，从而使农业达到最高度完善阶段。因此凡是一个国家，既培养了在它领域以内工业的一切部门，使工业达到了高度完善阶段，又拥有广大疆土和充分发展的农业，使它工业人口在生活必需品和原料方面的需要，绝大部分可以由本国供应，那么它就拥有最高的生产力，因而也就是最富裕。
　　现在让我们就这个论点的反面再考虑一下。如果一个国家所有的仅仅是农业以及一些必不可少的工业，它就缺少了在人民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需要最大的商业行为上的划分，就缺少了生产力中最关紧要的那一半，实际上甚至在农业本身各部门中有利的商业行为上的划分这一点，它也是缺少的。象这样一个有缺点的国家同一个充分发展的国家对照时，在生产力上相差的决不仅仅是一半；同那个健全国家相形之下，它拥有的土地和人口也许相等，或者还远远超过，但就所能获致的物质财富来说，恐怕还不能及到那个国家的五分之一，或者甚至十分之一。同样的道理，在一个极复杂的生产过程中，十个人所共同生产的多于一个人所独自生产的决不是十倍，也许是三十倍以上；一个人用一只手所做的工作比一个人用两只手所做的，决不是只少一半，而是要少到无限度。机器对于工业的推进作用愈大，在农业上的应用愈少，就一个农业国家来说，在生产力上的这种损失就愈大。农业国这样损失了的生产力，一部分将落到用工业品向它交换农产品的那个国家的手里。但是，只有当一个农业国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已经达到了那样的发展阶段，已经有必要建成一个工业国时，这方面的损失才是绝对的损失。如果国家还没有达到那样的发展阶段，还处于未开化或半开化状态，它的农业生产力甚至还没有脱离最原始情况，如果输入国外制成品输出原料时，仍然可以使它一年一年地发展起来，可以使它的精神力量和社会力量不断有所启发和增长，如果这样的贸易关系能够继续下去，不致由于国外禁止输入原料品或由于战争而使贸易中断，或者如果这个农业国家是处于热带的；那么在这样情况下输人国与输出国双方的利得是均等的，也是符合于自然规律的，因为处于这样地位的国家，在以本国农产品交换外国工业品的影响下，比之完全依靠它自己的力量时，可以更迅速、更稳健地实现文化的发展与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如果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发展上，就它在国外贸易影响下所能达到的发展限度来说，已经达到了顶点，或者是工业国输出工业品时，不愿意接受农业国的农产品作交换，或由于工业国在这个农业国市场上的有力竞争，使后者的工业无法成长；在这样情况下，这个农业国的农业生产力就要发生陷于残缺状态的危险。
　　所谓农业的残缺状态，我们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国家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在稳步发展中的工业，以致人口的增加部分，为了求工作不得不全部投入农业生产，从而消耗了国家的全部农产余额，一等到人口有了显著增进时，除了流徙国外，就只好就眼前所有的一块土地与原有的农民争夺土地，将土地零星分割，直到每一个家庭所有的土地越来越少，以致所出产的只能勉强供应农民家庭在食物和原料方面最基本的、必不可少的那部分需要，再没有余额可以用未向工商业者交换它所需要的工业品。在国家生产力作正常发展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农业国，当它已达到一定程度的文化发展阶段时，它所增加的人口，大部分就应当转移到工业，农产的剩余额，一部分就应当用来供应工业人口在食物和原料方面的需要，一部分应当用来换取工业品、机器和工具，以适应农民在消费方面、在提高他们自己生产方面的需要。
　　如果这样的演变能及时实现，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力就能相互增长；这种增长实际上是无止境的。这时工业人口对农产品的需要将积极增加，而农业方面除了为获致尽可能大的农产剩余量所必需的劳动力以外，就不会有更多的人口转移到农业，现有土地也就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分割。农产剩余量愈大，农民可以消费的工业产品数额也愈大。农产余额不断增加，对于从事于工业的工人，需求也将不断增加。因此农业人口的过剩部分将不断地在工业中获得工作，结果工业的人口不但将与农业的相等，而且将大大超过。英国就处于上述的后一个情况，而一部分法国和德国就处于上述的前一个情况。英国在生产事业的两大部门之间所以会获得这种在工作上的自然划分，主要是靠了它的养羊业和毛妨织业，它在这方面的大规模发展比别的国家领先了一步。在别的国家，主要是由于封建和专制势力，农业受到了摧残。为什么有了土地就有权有势，只是因为封建地主依靠土地就可以获得相当数量的奴仆，可以在领地上加以利用。封建主部下的臣民愈多，他能召集的战士也愈多。况且在当初的草昧时期，地主对于他的收入，除了豢养大批奴仆以外，也实在没有别的消费方式；他对待这些奴仆的方法是给他们各人一小块土地从事耕种，条件是为他服劳役并用农产品檄纳少量的租税；他要使奴仆们获得一定的报酬，忠于主人，这是最好的方法了。这样就用了人为方法，打下了过度分割土地的基础；现在，政府如果要用人为方法改变这个制度，那未它的行动不过是恢复原来的状态罢了。
　　现在要制止国家农业力量继续下降，要逐渐纠正由过去制度所遗留下来的弊病，除了采用移民政策以外，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国内工业；这样就可以把人口的增加部分逐渐吸引到工业，使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结果使较大范围的农业经营可以居于更有利地位，线以鼓励农民增加生产，取得尽可能大的农产余额。
　　农业劳动者生产力的升降，总是随着以农产品交换工业品或其他产品时的便利程度为转移的。关于这方面，任何略有发展的国家的国外贸易都是十分有利的，这种情形我们在另一章里已通过英国的例子加以说明。但是当一个国家在文化、资本、人口各方面已经有了相当发展时，那就可以看到，发展自己的工业对农业的利益，较之即使有最发达的国外贸易而没有工业，也不知要大多少倍。这是因为这样就可以使它自己获得保证，不致由于战争、外国在贸易上的限制、商业恐慌等等变动而受到影响；这样就可以节省输出农产品与输入工业品的运输费用和商业费用的绝大部分；这样就可以因本国工业的发展而使交通运输有改进的机会，从而获得极大利益，并且因同一原因，原来没有被发掘的大量人力和物力可以得到利用的机会；这里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工业和农业彼此靠得越近，则工农业之间交流的量越大，在各种产品交流过程中受到种种事故的阻碍也越少。
　　1828年，我曾几次写信给费拉德尔非亚的工业技术促进协会主席查理·英格索尔先生（这一套书信后来汇集刊印时题名《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大纲》），当时对于同一国家、同一政权下工业与农业利益结合时的优点曾试加解释。我是这样说的。假定你不懂得磨麦子的技术（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再假定你也不会烘面包，就象安德森所说的十六世纪时英国人还没有学会腌青鱼的秘法的情形那样，因此你就不得不把麦子送到英国去磨成粉，烘成面包。试问，在这样情况下你的麦子被英国人扣去作为服务代价的那个部分要占多少，在输出麦子输入面包的过程中，被装运工人、海长和商人所消耗的要占多少，种麦子的人能够到手的代价又能够有多少？毫无疑问，通过这种程序国外贸易将受到很大鼓励，但有疑问的是这种交易对于国家的福利与独立自主究竟有没有好处。只要想一想，假使贵国（美国）与英国之间一旦发生战争，那些为英国面粉厂和面包厂生产麦子的人将处于什么境地，另一方面，那些吃惯了英国制的面包、在口味上已经养成特好的人，又将处于什么境地。由此可见，为了种麦子的人的组济发展，磨麦子的面粉厂所在地应当同他相近，同样的道理，为了农场主的经济发展，做工的人应当住得同他相近，为了整个广大平原地区的发展，应当有一个发达的工业城市位于它的中心，为了国家整个农业的发展，应当使自己的工业尽可能发展到最高度。
　　耕种地区有些离开繁盛的都市比较近，有些则比较远，让我们把这两方面的农业情况比较一下。后者的农场主要想向城市供应农产品，只能种植那些耐得起长途运输的一类，他的供应品同距离购户较近地区的产物相比较时，价格不会更低，质量也不会更好。他的利润大部分势必被运输费用所吞去。他要觅取资本来有利地用于他的农场，将感到困难。他处于穷乡僻壤，既看不到好榜样，又缺乏接受教育的机会，要革新技术，改良工具，采行新的种植方法，这就很难措手。这位劳动者，由于缺乏观摩机会，由于对工作的积极努力缺少竞争与鼓励，生产力就很难获得充分发展，他自己就不免要偏于闲散、怠惰状态。
　　另一方面，一个与城市接近的农场主情况却不同，他可以因地制宜，对每一方土地作尽可能大的利用。他可以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供应多种多样的产品。诸如菜蔬、家禽、蛋类、牛乳、奶油、水果这些产品，尤其是远地农场主所不便经营或认为属于次要的那些产品，由他经营时就可以获得很大利润。以家畜的饲养来说，远地区农场主所能获得的利益主要只是在于家畜的繁殖，而他却通过育肥可以获得大得多的利益，并且由此可以改善根菜作物和饲料的种植。有许多东西如石、沙、水力等等，在远地农场主很少有用或简直没有用处，而他却可以充分利用，从中获得很大利益。无数最新、最好的机器和工具以及教育设备都近在手边，俯拾即是。为改进农场所需要的资金也很容易累积。地主与工人依靠城市所提供的改造办法、依靠城市在他们中间所引起的竞争，再加上获利比较方便，因此容易受到鼓励，充分发挥身心力量来改善他们的处境。有的国家是工业与农业同时发展的，有的国家只能用自己的农产品向国外交换工业品，这两种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别情况正同上面两种农场主的情况一样。
　　一个国家的整个社会状态，主要决定于工作种类与工作划分以及国家生产力协作的原则。一枚针在制针厂所处的地位，同国家福利在我们叫作“国家”的那个大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一样的。一国之中最重要的工作划分是精神工作与物质工作之间的划分。两方是相互依存的。精神的生产者的任务在于促进道德、宗教、文化和知识，在于扩大自由权，提高政治制度的完善程度，在于对内巩固人身和财产安全，对外巩固国家的独立主权；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就愈大，则物质财富的产量愈大。反过来也是一样的，物质生产者生产的物资愈多，精神生产就愈加能够获得推进。
　　物质生产中最重要的工作划分与最重要的生产力协作是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划分与协作。上面已经说明，两者是相互依存的。
　　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有些国家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这类人材有余，而熟练技工、商人和海员却感到不足。这是由于在学问方面文化有了高度进展，但工业力量与国内外贸易却没有能获得高度进展，在这方面缺乏支持；这就象一个工作失调的制针厂一样，制针头的大多了，制针尖的却赶不上。象这样“针头过多”的国家，它所过剩的是一大堆无用的书本、难以究诘的理论体系和学说的空泛争论，结果使整个国家在理智上越来越糊涂而不是越来越开朗，对于实用工作则置之不顾，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阻滞，这就好象是处于这样一种畸形状态，国内的僧侣很多而缺少诱导青年的教师，军人很多而缺少政治家，行政官很多而缺少公理与正义的裁判者和捍卫者。
　　一个国家没有工业，只经营农业，就等于一个个人在物质生产中少了一只膀子。商业只是农业与工业之间以及它们各部门之间的交流中介。一个国家只用农产品向国外交换工业品，就等于一个个人只有一只膀子，还有一只膀于是借助于外人的。借助于外人的那只膀子也许很有用，但总不及自己有两只膀子的好，因为外人之心是难以捉摸的。国家自己有了工业，食物和原料就可以尽量按照工业的需要来生产；如果依存于国外工业，那就要受到牵制，只能按照外国自己不想生产而不得不向另一国家采购的那个限度来生产剩余产品。
　　同一个国家内各个不同地区之间一样，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工与生产力的协作关系，不过前者是通过国内贸易进行的，后者是通过国际贸易进行的。国际生产力的协作买际上是缺陷很多的，遇到战争、政治上的变动、商业恐慌等变故，就往往会中断。世界各国是依赖这类协作而互相联系起来的，虽然从这一点看来，这类协作好象有着很重大的意义，但是就文化上已经获得高度发展的任何国家来说，它的重要性是极有限的。流行学派就不否认这一点，它说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比起国外市场来要重要得多，由此可见，不论哪一个大国努力的主要目标总是生产力在国内的结合，其次才想到国际结合。
　　但是决定国际和国内分工的，主要是气候和造化本身。中国产茶，爪哇产香料，路易斯安那产棉花，温带各国产五谷、羊毛、水果和工业品，我们不能使每一个国家都能同样地生产这些产品。有些产品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不宜在国内生产，如果依照国际分工原则（就是说，通过国外贸易）向国外采购时，质量既好，价格也低，对于这类物品要想采用国内分工原则，试图由本国来供应，那就是件愚不可及的事。如果一个国家，不去尽量利用它所有的一切自然力量，来满足本国的需要，使自己能够用生产余额，向别的国家采购自然条件不容许在它自己领土上生产的那些必需品，这种现象所表示的也同样是国家在智力上、勤恳耐劳上的缺乏。
　　有些国家的土壤能生产质量最优、数量最大的一般生活必需品，其气候也最有助于身心的努力，不论从国内分工或国际分工来说，这些都是在世界上得天独厚的国家，这就是处于温带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工业特别易于发展，因此不但可以使它们在精神发展、社会发展和政治权力上达到最高度，而且可以使一些热带国家以及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对它们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处于温带的国家责无旁贷，它们格外应当使自己的国内分工达到高度完善的境地，格外应当利用国际分工使它们自己富裕起来。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十四章 私人经济与国家经济 　
　　　我们已经从历史上证明了国家的统一是国家长期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们也已说明了只有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只有世世代代地向同一个目标努力，国家生产力才能获得均衡发展，如果没有当代和后代各个个人对于一个共同目标的努力，私人工业就很少发展机会。我们在前一章里还进一步说明了生产力的联合对各个工厂起着怎样有利的作用，对整个国家的工业超着怎样同样有利的作用。在这一章里我们要说明的是，流行学派把私人组济原则与国家经济原则相混淆以后，怎样借助于这个手法掩盖了它对国家利益的误解以及对国家力量联合的作用的误解。
　　亚当·斯密说，“凡是在私人家庭中看上去是有智虑的行动，施之于国家时也决不会是愚蠢的。”任何人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势必也有助于社会利益的推进。显然，每一个个人对于他自己的环境总是了解得最清楚的，对于他自己的工作总是最注意的，因此他的资金应当怎样有利地加以运用，能够比政治家或立法者作出远为正确的决定。对于这一点谁要是敢于越俎代疱，那不但对他说来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而且这原是完全属于生产者自己的事，由别人来承担这样一个任务是最不适宜的。亚当·斯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为了国内的工业而对贸易加以限制是傻子干的事；不论哪个国家、哪个个人，应当向最便宜的地方去采购物品；要使国家达到最高度发展，我们只须守着这样一句老话办事：一切不管，听任自由。”斯密和萨依把一个企图用保护关税促进工业的国家比作一个裁缝，他是一个缝衣的，却要替自己做鞋于，又比作一个靴匠，他为了发展业务，却对进门的客人征收通行税。流行学派都不能免于这样的错误，托马斯·库柏也患了同样的毛病，而且更加趋于极端。他在他反对美国保护制度的那本书里这样说：“政治经济与一切个人的私人经济差不多是一件东西；政治并不是政治经济里的主要成分；说社会与社会所赖以粗成的个人，两者完全不同，那是荒谬的。每一个个人都完全懂得怎样未利用他的劳力和资本。社会的财富无非是所有各个成员财富的综合；既然每个人都能为他自己作出最妥善的安排，那么尽量听任每个人自己作主时，国家就必然是最富裕的。”美国保护关税制的拥护者曾经反对这种论调，而主张自由贸易的进口商人则曾加以引证；美国施行的航海法大大促进了它的运输业、渔业和国外贸易；单单为了保护商船业，每年在舰队方面就花了数百万元。按照库柏的理论，这类法律措施和这类支出，象保护关税一样，都是应当受到指责的。他大声疾呼，“无论如何，为了海外贸易而引起海军战争总是不值得的；可以让商人自己去保护他们自己。”
　　于是流行学派由于一开头就抹煞了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原则，终于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完全否认了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存在，一切都要听任个人安排，要单靠他们自己的个人力量来进行保卫。
　　什么？难道在私人经济中认为值得做的，也就是在国家组济中所认为值得做的吗？难道关涉到民族和国家性质的问题，如关于后代需求的考虑，也是包括在个人性质之内的吗？我们只要想一想一个美国城市在开创时的情况；任何个人如果听任他自己去干，他就只会关心到他自己的需要，充其量也不过兼顾到与他最切近的一些后辈，而由个人结合成社会时，就能为关系最远的后代谋便利，作打算，就能为了后一代的幸福而使这一代忍受困难和牺牲；这些都是只有个人结成团体时才会实现的，没有一个懂得事理的人会期望各个个人来这样做的。诸如保卫国家、维持公共治安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数不清的任务，只有借助于整个社会的力量才能完成，当个人促进他的私人经济时，他能进一步来考虑这些问题吗？国家为了完成这类任务，难道不应该要求各个个人限制他们的自由吗？不仅如比，国家难道不应该因此要求个人牺牲收入的一部分，牺牲他们的脑力和体力劳动的一部分，甚至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吗？我们必须象库柏那样，先把“国家”、“民族”那些概念连根拔掉，然后才能抱有象他那样的见解。
　　不，那种见解是完全错误的。有些在私人经济中也许是愚蠢的事，但在国家经济中却变成了聪明的事，反过来也是这样；理由极为简单，缝衣匠并不是一个国家，国家也并不是一个缝衣匠，一个家族与数以百万家族计的一个社会是大不相同的，一所屋子与一片广大的国家疆上在性质上是有极大区别的。一个个人知道得最清楚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他所竭力要促进的也就是这一点，但这并不等于说，由他自行设法，他一定总会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们可以问问那些法庭推事，他们是不是时常要送一些人到监狱里去，只是由于这些人独出心裁的本领太大了一些，过于卖力了一些。强盗、贼、私贩、骗子，他们对于自己周围和本身的情况、环境，也同样是极端了解的，对于他们自己的事也是极端关怀的；但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这些人的个人活动受到最少的束时，社会就会处于至善至美的境地。
　　国家对私人事业有时不得不行使权力，加以限制，这类情况是多不胜数的。它防止船主在非洲西岸装载奴隶把他们运到美国。轮船的建造、航海的规则，都要受到严格限制，以防止船长从中上下其手，使乘客或海员遭受灾害。英国近来发现保险公司与船主作不法勾结，由于少数人的这种贪婪罪恶行为，每年受害的有数千人，损失的资财达数百万元，因此对造船业规定了某些限制。美国是最重视个人自由的，但是对面粉厂规定每桶装入的上好面粉不得少于一百九十八磅，否则厂主须受罚，还派了市场检查员，一切市场商品须受检查。任何国家都认为应该保护公众，使他们在生活必需品以及药品等等的销售中不受到危害和损失，都把这一点看作是国家的责任。
　　但是流行学派也许要提出答辩，说我们所提到的是关于对财产、对人身的非法损害行为，并非有用之物的正当交易，并非私人经济中那些有益无害的事业，国家对于这些是无权加以限制的。当然，只要这些事业的确有益无害，国家是无权过问的；但是就事业本身、就世界一般贸易来说确是有益无害的事业，就国家的国内贸易来说却可能成为有害的事业；反过来说也是如此。当和平时期，从世界主义观点来看、商船私掠是非法活动；但是在战争时期，政府却赞助这种活动。故意伤害人命在和平时期是罪行，在战争中却是责任。火药、子弹、军械的买卖在承平时是允许的，但是谁要是在战时向敌人供应这类物资，就要当作卖国贼来处分了。
　　基于同样的原因，国家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不但有理由而且有责任对商业（它本身是无害的）也加以某种约束和限制。所谓禁止或保护关税，与流行学派那种强辞夺理的说法恰恰相反，它对于个人怎样运用他的生产力和资金这一点，并不发号施令；它并不向这一个作出指示，“你的钱必须用来造一只船或建立一个厂”，也不向那一个规定任务，“你一定要当上一个船长或土木工程师”；任何个人在哪里运用、怎样运用他的资金，他要选择哪一类职业，这是由个人自己决定的事情，它是绝对不过问的。它只是这样说：”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这些或别的一些商品应当让我们自己来制造，但是我们由于处于与外国进行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决不能获得这种利益，因此在我们认为必要的限度以内，对这种竞争加以限制。这样就不但可以使投资于这些新工业部门的人以及把身心力量贡献于这些新事业的人获得必要的保障，使他们不至于损失资本或失去他们所选定的终生职业，而且可以诱使国外商人和技工连同他们的生产力投奔到我们这边来。”在这样情况下，它一点也没有束缚私人事业；相反地，它使国内个人的、自然的以及金钱上的力量有了更加广阔的活动领域。因此关于国民个人知道得更清楚、更加擅长的那些事，它并没有越俎代庖；相反地，它所做的是，即使个人有所了解、单靠他自己力量也无法进行的那些事。
　　流行学派认为保护制度足以造成国家权力对私人资本、私人事业活动不公平、违反经济原则的侵犯；如果我们考虑到，允许我们私人事业遭受这样的侵犯行为的是国外商业规制，只有靠了保护制度的帮助，才能使我们与那些国外商业政策的有害作用相抵抗，那么流行学派的那种论点的荒谬，就显得更加突出。假使英国人拒绝接受我们的谷物，把它排出市场，他们的做法岂不就是迫使我们的农业家减少谷物产量，减去在自由输入制度下得以运销英国的那个数量吗？假使英国人对于我们所产的羊毛、酒类或木材定了那样高的进口税率，以致使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出口业务大部分或全部陷于停顿；这样的结果，除了表明英国国家权力在这个限度上限制了我们若干生产部门的活动，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呢？就这些情况来说，显然表明，国外的法制在支配着我们的资本，我们个人的生产力，如果不是由于国外的规章制度，是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的。由此可见，如果不靠了我们自己的法制，在以我们自己国家利益为前提下指导我们自己的国内工业，就不能防止外国以它们自己的实际或推定利益为依据，来限制我们的国内工业；在这样情况下，无论如何对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总是不利的。一个情况是听任我们的私人事业处于以外国利益为依据的外国法制的指导之下，还有一个情况是我们的事业由以我们自己利益为依据的自己的法制来指导；难道前一个情况对于我们本国人民反而会更加有利、反而是一个更聪明的办法吗？如果处于前一情况，作为一个德国和美国的农业家，就得逐年留意英国国会颂布的法令，从而摸出那个机构的意旨对于他的谷物或羊毛的生产究竟是要加以鼓励呢还是要加以限制；处于后一情况时，他自己国家的法制在对国外工业品的关系上对他规定了某种限制，但是他全部产品的行销却有了保障，使他决不会再受到国外法制的侵犯。试问，难道这位德国或美国农业家在前一个情况下反会感到他所受到的束缚比较少吗？
　　假使这个学派认为保护关税将使国内经营工业者居于垄断地位而对国内消费者不利，这样的论据也是非常脆弱无力的。在保护制度下使国内工业有了保障，国内市场由此获得的利益是人人可以自由享受的，绝对不是一种不公开的垄断而是一种特有权益，这种权益凡是我国人民都线获得，除外的只是外国人民；外国人民他们自己也享有同样的这种“垄断”，我国人民只是借此使自己和他们立于同等地位，这就使施行保护制度的主张更加理直气壮了。这种权益既不是使生产者专享其利，也没有使消费者受到不利；因为如果资生产者在开始时获得了较高价格，他们所冒的风险也是大的，因为一切工业在开创时总不免有发生巨大损失和牺牲的危险，他们是要同这种危险作艰苦斗争的。但是在消费者方面尽可放心，这种非常利润决不会达到过高程度或长期存在，由于继起的国内竞争，不久必然会使价格降低，且会降低到在外商自由竞争局面下相当稳定的价格水平之下。工业品最主要的消费者是农业家，如果说他们也须付出较高代价而受到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是可以从另一方面获得补偿而大大有余的——这时农产品的需求有了增加，价格也有了提高。
　　流行学派由于把单纯价值理论与生产力理论混淆在一起，从而发生了又一诡异的论据。它说一国的财富不过是国内一切个人财富的综合，要谈到刺激生产，累积财富，在这一点上各个人的个人利益要比国家的一切规定有力量得多，因此得出结论说，对于各个人累积财富的活动，如果听其自然，不加干预，国内工业就能够获得最大发展。这个论点未尝不可以同意，但是流行学派希望由此得出的结论却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因为问题的焦点，象在前一章里已经指出的那样，并不是通过商业限制来直接增加国内的交换价值的量，而是在于增加生产力的量。但是国家生产力的综合并不等于在分别考虑下一切个人生产力的综合；这些力量的综合量主要决定于社会和政治情况，特别有赖于国家在国内分工和国内生产力协作这些方面进行时的有效程度，这一点在前几章里已作了充分阐述。
　　流行学派的理论体系处处只考虑到个人，在这种理论的设想下，个人彼此之间的商业关系是完全自由，毫无拘束的，如果我们让每个人按照他自己的自由意向追求他自己的私人利益，他就满意了。这种论稠指的当然不是国家经济体系而是人类的私人经济体系；假使没有任何政府方面的干预，没有战争，没有敌对的外国关税限制，这样的体系就会自然形成。至于那些现在已经强盛起来的国家，它们是凭什么方法达到并保持现有强盛地位的，还有些以前曾经一度强盛的国家，它们是由于什么原因失去了原有强盛地位的，这个理论体系的拥护者对于这些问题却向来置之不顾。我们从这种理论体系所能知道的只是，私人事业、天赋才能、劳动和资本怎样为了使有价值产品得以交换而结合在一起，以及这些产品怎样在全人类中获得分配和消费。但是如果要问一问，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所有的自然力量是凭了什么方法使它们活动起来并具有价值，从而使贫弱国家臻于强盛的，就不能从这个理论体系中获得任何解答；这是因为这个学派完全没有顾到政治，也没有顾到各个国家的特有情况，它所顾到的只是全人类的发展。当它谈到国际贸易问题时，所讨论的始终是本国与外国个人之间的敌对关系，举述的例子始终只是限于各个商人的私人交易，提到商品时总是笼统来说的，并不考虑到问题是有关原料品还是制成品——所以如此，只是为了要证明一点，进口和出口的不论是货币、原料或制成品，进出口不论是否平衡，对国家是同样有利的。比如说，我们听到美国发生了商业恐慌，吓得手足无措，就象在本国发生了瘟疫一样，因此向这个理论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或缓和恐慌的袭击，这时我们是不会获得教益或安慰的；不仅如此，这个理论使我们对这类现象简直不可能作科学探讨，因为要避免被骂成糊塗虫或无知识的蠢物，“贸易平衡”这个词儿就根本不宜出口，虽然在议院里、官厅里、交易所里，这个词是到处在应用的。我们受到了不倦不厌的教诲，说是就整个人类生活来说，出口总是会自然而然地与进口相平衡的；虽然我们看到英格兰银行的公开报告时，晓得它对事物的自然演变是怎样在进行着帮助的，我们也看到了这一事实，由于英国谷物法的存在，与英国有交易关系的那些国家的农业家，用他的农产品来偿付他所消耗的工业品时，发生了些困难。
　　有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上达到了较高程度，有些国家还处于较低阶段，这个学派却不承认有这样的区别。它处处把国家权力的作用置之度外，按照它的说法，国家权力对个人照顾得越少，个人生产就越加能够发展。根据这样的论点，野蛮国家就应当是世界上生产力最高、最富裕的国家，因为就对个人听其自然、国家权力作用若有若无的情况来说，再没有能比得上野蛮国家的了。
　　但是统计和历史所教导我们的却恰恰相反，国家在经济上越是发展，立法和行政方面干预的必不可少，就处处显得越加清楚。只要同社会利益无所抵触，一般来说，个人自由是好事；同样的道理，个人事业只有在与国家福利相一致的这个限度上，才能说在行动上可以不受限制。但如果个人的企图或活动不能达到这种境地，或者甚至对国家可能有害，私人事业在这个限度上就当然需要国家整个力量的帮助，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也应当服从法律的约束。
　　流行学派把一切生产者的自由竞争说成是促进人类繁荣的最有效方法，这从它所采取的立场观点来看，原是十分正确的。在世界联盟的假定下，对各个国家之间正当的商品交换加以任何限制，似乎都是不合理的，有害的。但是如果有些国家把人类全体利益放在它们的利益之下，就是说，使人类全体利益服从少数国家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高谈各国个人之间的自由竞争，那就荒谬之至了。这个学派拥护自由竞争的论点，实际上只能运用于属于同一国家的各个人之间的交换。看来不论哪一个大国都必须力图在自己范围以内形成一个聚合体，到那时只是在适合自己集体利益的情况下，才会与别的相类聚合体发生贸易关系。如果我们把各个个人看成只是为他自己而生存的，并不具有属于国内社会一个成员的性质，如果我们（象斯密和萨依那样）只是把各个个人看成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而并不是属于一个国家的公民或成员，那么上述的社会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将迎然不同。在这样情况下的个人是不会关心到后代的发展的；为了难以肯定的渺茫的未未利益（即使在他看来有一点价值的话）而作确定的、现实的牺牲，在他们看来是愚不可及的（象库柏先生就的确曾向我们这样指出过）；他们对于国家的是否继续存在根本不十分注意；即使他们的商人的船只受到海盗的侵夺，也觉得没有什么切身关系；他们对于国家的权力、尊严或光荣这些问题是不会去多操心的；他们至多只是为了自己儿女的教育能够说服自己在物质方面有所牺牲，给予他们学习一种职业的机会，然而也必须在事前确有把握，深信儿女有了教育在若干年后就能够自己谋生，方才肯这样做。
　　按照流行学派的理论，国家经济与私人经济实际上的确是极为相类的，萨依曾（例外地）认为国内工业也未尝不可加以保护，但须附有一个条件，要有一切可能使工业在几年以后达到自立地位，这就象一个鞋匠收学徒一样，学徒必须在短短的几年以内把手艺学好，他应当在几年以后能够不靠师傅的帮助，自己独立谋生。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十五章 民族精神与国家经济 　
　　　从上面几章已经可以看到，流行学派的理论体系存在着三个主要缺点。第一是无边无际的世界主义，它不承认国家原则，也不考虑如何满足国家利益。第二是死板的唯物主义，它处处只是顾到事物的单纯交换价值，没有考虑到国家的精神和政治利益，眼前和长远的利益以及国家的生产力。第三是支离破碎的狭隘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于社会劳动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力量联合在更大关系中的作用一概不顾，只是把人类想象成处于没有分裂为各个国家的情况下与社会(即全人类）进行着自由交换，只是在这样情况下来考虑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私人事业。
　　但是在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还有一个中介者，这就是国家。各个国家各有它特有的语言和文字、传统和历史、风俗和习惯、法律和制度，它需要这一切来求得生存、独立、改进以及在未来岁月中继续存在，它有它自己的疆士；这是一个团体，是由千头万绪的精神关系和利害关系结合起来、把自己合并成一个独立整体的，它承认它自己的和本身范围以内的权利法则，但与别的同类团体在国家自由上仍然处于对立地位，因此在目前世界形势下，只能依靠它自己的力量和资源来保持生存和独立。个人主要依靠国家并在国家范围内获得文化、生产力、安全和繁荣，同样地，人类的文明只有依靠各个国家的文明和发展才能设想，才有可能。
　　然而，一方面各个国家就它们的情况和环境来说，彼此之间是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它们之中有巨人，也有侏儒，有体格健全的，也有缺手缺脚的，有文明的，也有半文明或野蛮的；但是它们就同个人一样，都要求生存、要求进步，这是天赋的本能。使国家从野蛮转变到文明，从弱小转变到强大，尤其重要的是使它获得长期生存的保障，这些都是政治任务。要完成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它进入将来的世界集团准备条件，这却是一个政治经济任务。
　　处于正常状态下的国家所具备的是共同的语言和文字、广阔的领土、多种多样的天然资源、合宜的国境和稠密的人口。国家的农工商业和航运事业必须作共同的、按比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教育事业以及一般的文化事业必须与物质生产处于同等基础。它的政体、法律和制度对于本国人民必须提供高度的安全和自由，对于宗教、道德和繁荣必须能有所促进，总之必须以提高人民福利为目标。它在陆上、海上必须具有足够力量来保护其独立生存以及国外贸易。它还应当有力量对落后国家的文化发生有利影响，用它的过剩人口以及精神与物质资本来建立殖民地，建立新国家。
　　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是正常国家的基本条件，也是文化发展、物质发展和政权巩固的基本条件。一个土地狭小、人口无多的国家，尤其是如果有着各别的语言时，它的文学、它的促进艺术与科学的制度，就不会是完善的。一个小国是决不能使生产的各部门在它国境以内获得充分发展机会的。在这样环境下，一切保护制度不过是私人垄断性质，它只有靠了与强大的国家结成同盟，牺牲一部分国家利益，并加倍地努力，然后可以有希望勉强保持独立地位。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海岸线、商船或海军，或对其河流的港口没有管辖权，那么它在对外贸易上就不得不依赖别国家；它既不能建立殖民地，也不能缔造新国家；在这样情况下，它的过剩人口以及精神与物质资本流入未开化国家时，就会对它自己的文学、文化和工业造成损失，而有利于别的国家。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海洋和山脉为屏障，遇到敌人攻击时就成为四战之地，在这样情况下只有忍受很大牺牲，才能有希望为自己建成一个独立的关税制度，然而无论如何，这个制度仍然是不会十分完善的。
　　国家领土上的缺陷是可以补救的，补救的方法有的是通过王位的继承，如英格兰和苏格兰，有的是收买，如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有的是征服，如大不列颠和爱尔兰。
　　现代则又采用了一个第四种方法，它比征服的方法合乎公道，更加合乎国家争取进展的要求，也并不有赖于王位继承等偶发的事变，这就是通过自由协商的方法，使不同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趋于一致。
　　德国通过关税同盟这一措施，初次取得了它在民族精神上的一个重要表征。但是这个同盟的范围还没有扩展到全部海岸地区，它的范围应当从来因河口直到波兰边界，把荷兰和月麦都包括在内，只有这样才能算是大功告成。将来这两个国家一定要加入德意志同盟，然后再进一步加入德意志国家，这是一个自然结果，到那时德意志国家就立即可以享有它目前所缺乏的那些，那就是渔业和海军，海外贸易和殖民地。况且就血统和一般特征来说，这两个国家本来是属于旧耳曼民族的。它们受到了债务负担的压迫，这只是由于违反自然形势、硬要挣得独立的结果；将来势所必然，这种负担的压迫符愈演愈甚，直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到那时它们就会认识到与大国合并是合情合理、也是合于需要的。
　　比利时的领土和人口都很有限，要弥补这个缺陷，唯一的方法是与较大的邻邦相联合。美国和加拿大两者的人口越是增加，美国的保护制度越是发展，就越会使它们感到彼此有靠拢的必要，英国要从旁阻挠，就会越来越感到困难。
　　从经济方面看来，国家都必须经过如下各发展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
　　当一个国家由未开化阶段转入畜牧、转入农业、进而转人工业与海运事业的初期发展阶段时，实现这种转变的最迅速有利的方法是对先进的城市和国家进行自由贸易，但是要使工业、海运业、国外贸易获得真正大规模发展，就只有依靠国家力量的干预，才能实现。各国工业发展的经过都可以作证，尤其是英国的历史，格外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个国家，其农业愈不发达，愈没有机会把自己的剩余衣产品通过国外贸易换取外国工业品，在未开化程度上陷得愈深，只宜实行君主专制政体和法制，这时如果实行自由贸易（即输出农产品、输入工业品），也就格外能起到促进繁荣与文化的作用。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在农业、工业、社会、政治、内政上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而仍然以农产品与原料向国外交换工业品，那么它在这些方面的发展程度愈高，通过国外贸易在改进国内社会状况方面所得的利益将愈少，在比它先进的工业国家对它的优势竞争中它所受到的损害也愈大。
　　就后一类国家来说，它们已经具备一切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必要条件和手段，可以把自己建成工业国家，从而在文化、物质繁荣和政治力量备方面达到高度发展，只是由于还存在着一个比它们更先进的工业国家的竞争力量，使它们在前进道路上受到了阻碍——只有处于这样情况下的国家，才有理由实行商业限制以便建立并保护它们自己的工业；即使就这类国家来说，也只有当它们的工业已经有了相当力量，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害怕国外竞争，从而有从根本上来保护国内工业的必要时，才值得实行这种保护制度。
　　实行保护制度时也并不是没有步骤的，如果一上来就完全排除国外竞争，使处于这样制度下的国家同别的国家完全隔离，那么这样的制度不但与世界主义经济原则相反，而且也与正确理解下的国家本身利益相违背。如果要加以保护的那个工业国还处于发展初期，保护关税在开始时就必须定得相当轻微，然后随着国家的精神与物质资本以及技术能力与进取精神的增长而逐渐提高。工业的不同部门也并不是一定要在同样程度上受到保护的；应当予以特别注意的只是那些最重要的部门。这里所谓重要的工业部门，指的是建立与经营时需要大量资本、大规模机械设备、高度技术知识、丰富经验以及为数众多的工人，所生产的是最主要的生活必需品，因此按照它们的综合价值来说：按照它们对国家独立自主的关系来说，都有着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业，例如棉、毛、麻等纺织业就属于这一类。如果这些主要部门能够在适当保护下获得发展，工业中其他次要部门就可以围绕着它们在较低度的保护下成长起来。有些国家，工资标准很高，领土广大，而人口还没有获得与幅员相称的发展，比如美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象这样的国家，如果从别的国家输人工业品时能够自由地用它们的农产品相交换，那么对于主要不以机器来进行生产的那些工业可以给与较少的保护，而以主要用机器来生产的那些工业作为保护的主要对象，这样的办法对它们比较有利。
　　流行学派认为象这样的国家，用农产品向国外交换工业品与自己建立工业，两者同样可以促进文化与物质生活的发展，尤其是社会进步；这样对国家经济的性质就完全陷入了误解。一个单纯的农业国家，决不能使它的国内和国外贸易、内地运输设备以及国外航运获得充分的发展，决不能使人口随着生活的提高而相应地增加，在道德、智力、社会与政治各方面也决不能获得显著的进展；这样一个国家决不能获得重大的政治势力，对于落后国家的教化和进步也决不能居于能够有所影响的地位从而造成自己的殖民地。一个单纯的农业国家与一个工农业都发达的国家比较起来，就制度的完备来说，不知要相差多少。前者对于用工业品向它交换农产品的那些国家，在经济上、政治上总是要或多或少处于从属地位的。它要生产多少，自己不能决定，必须看着别的国家的眼色，要看别的国家愿意向它购人多少而定。至于后者，也就是那些工农业同时并进的国家，情形却相反，它们自己也生产大量原料和粮食，只是除由自己供应以外还感到不足的部分，才由纯农业国输入。因此就纯农业国所处的地位来说，首先它的农产有效销售量势必要看工农业国家收成的丰歉来决定，其次在销售中还势必要同别的纯农业国相竞争；这就是说，销售情况本身原已很少稳定成分，由于竞争势力的存在，就更加处于摇晃不定的地位。最后农业国对工业国的贸易关系还有遭到全部被破坏的危险，一旦发生了战争，或外国在关税制度上有了新的设施，贸易的局面即将完全改观，这时农业国一方面不能为自己的剩余农产品找到买主，一方面眼见工业品的供应断绝，势必受到双重打击。我们在上面已经提过，将农业国比作个人时，这个人只有一只膀子，还有一只是向外人借用的，借来的是靠不住的，是不能随时随刻“如身之使臂”的；而工农业同时发展的国家却是两臂齐全的人，他的两只膀子是完全听他自己使用的。
　　流行学派说保护制度是违反自然的，只是投机政客玩弄的一种花样；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历史证明，保护制度来源于国家要求达到独立、强盛地位的自然努力，或是由于战争与优势工业国家施行敌对性商业法制的结果。
　　独立和权力的概念，就是从“国家”那个概念而来的。流行学派从来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为作为它的研究对象的并不是各个国家的经济，而是一般社会或全人类的经济。例如，假使我们设想，一切国家已经在世界联盟的方式下统一起来，那么关于各个国家独立和权力的问题就不再成为研究对象。在这样情况下，各国独立地位的保证，所依据的将只是世界团体的法律条文，就象罗得岛和德拉韦两州在北美合众国中的地位一样。自从这个合众国建立以来，说是其中较小的州想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或认为自己的独立地位没有比它大的那些州安全，象这样的事还没听到过。
　　世界联盟这一原则是合理的，然而它不过是一个原则而已，并不是一个既成事实；如果某一国家，预料从这样一个联盟、从普遍持久和平能够获得莫大利益，因此就假定这样一个联盟已经实际存在，即以此为依据来规定国家的政策方针，这就与理性相反，成为不合理的行动了。我们要问，假使有一个国家，由于看到了普遍与持久和平的莫大利益与合情合理，因此就主张解散军队，销毁兵舰，撤除要塞，任何头脑清醒的人是否要认为这个政府精神失常？但是流行学派竭力鼓吹普通自由贸易的好处，劝告一些国家放弃保护制度的利益；如果有这样一个国家，依照它的主张办事时，这个国家所做的，原则上同上述的不合理行动也并没有什么两样；战争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商业关系是要起破坏作用的。这一国的农业家因此不得不与别一国的工业家分手。这时工业家——尤其是属于有着广泛商业关系的海军强国的工业家——可以从容地向他本国农业那里获得补偿，或者与别的可以接触到的农业国家发生关系，而那个纯农业国家的居民，在这样关系中断的情况下，却要受到双重打击。
　　纯农业国居民的剩余农产品将完全找不到出路，他在原来存在的贸易关系中已经习于使用、对他已组成为必需的那些工业品。现在已经无法获致，于是在生产和消费两方面，他的力量都将趋于萎缩。
　　但是处于这样情况下的农业国，由于战争的影响，在生产和消费两方面都有所减退时，如果在人口、文化和农业方面都已有了很大进展，则国际贸易停顿以后，它的工业将勃然兴起。这时战争对它所起的作用，就象禁止性的关税制度一样。由战争所造成的形势，使它知道了自己建立工业的巨大利益，使它从实际经验中体会到了战时对外贸易关系的中断，对它实在是利多于弊的。国内会普通相信，它得从农业国地位转变到一个工农业国家的地位，从而在富强和文化这些方面达到最高发展程度。但是象这样一个国家，由战争时期开始，在工业上已经有了巨大进展以后，如果和平再度确立，而原来有贸易关系的国家想重新建立这种关系时，双方就都会发现，在战时新的事业已经构成，再恢复以前的关系，就会使这种事业受到破坏。已往的那个农业国家这时就会感到，如果恢复向国外销售农产品的办法，势必牺牲自己成立未久的工业；而那个工业国家所感到的却是，一旦恢复自由输入，它在战时构成的一部分国内农业生产将受到破坏。因此双方都想用征收进口税办法来保护这些事业。这就是近五十年来商业政策的历史。
　　晚近的保护制度是战争所促成的。我们坚决认为，即使英国在和约告成以后并没有犯那个绝大错误，并没有限制生活必需品与原料输入，从而使战时实行保护制度的动机在和平时期继续保持下去——即使处于这样的情况，那些列入二三等的工业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应当继续施行保护政策，并使它进一步发展。对未开化国家来说，农业还处于原始落后状态，只有与文明的工业国家进行贸易，才能获得进步；但是当它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文化程度以后，除了自办工业，就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使它在富强上、文化上达到最高度。因此当战争使一个纯农业国改变了局势，使它得以转变为工农业国家时，对它来说，战争实在是一个福星，美国的独立战争就正是这样，它尽管牺牲很大，但对后代说来，却由此获得了无穷幸福。但是一个有条件可以发展自己工业的国家，如果在和平恢复以后，依然走向纯农业的老路多那就要形成一个祸胎，这种情况的危险性，比战争本身还不知要大多少倍。
　　英国在普通和平恢复以后，对于国外生活必需品和原料的进口规定了限制，从而对它的主要活动倾向一垄断全世界的工业市场——自己加上了一个限度，这对处于二三等地位的工业国家来说是一件幸事。英国的农业家在战争时期对本国市场供应农产品时，曾居于专利地位，战后如果允许外国自由竞争，当然将感到痛苦，但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在后一时期，英国工业将由此在全世界居于垄断地位（在另一场合，当详细说明这一点），他们在这方面的损失将获得十倍的补偿。至于处于二三等地位的工业国家，经过了二十五年的长期战争，在这个期间，它们的农产品一直与英国市场处于隔离状态，因此使它们自己的工业有了相当发展；根据这个情况，也许只须再经过十年到十五年的严格保护，它们的工业就线以获得进一步巩固，就可以有力量与英国工业的自由竞争势力相抗衡。我们说，处于这样地位的国家，假使在受了将近半世纪的牺牲以后，放弃了自办工业的巨大利益，仍然要从只有工农业都发达的国家才能达到的那种高度文化繁荣和独立地位降落到纯农业国俯仰由人的劣势地位，那就比英国人限制农产品进口的举动更加愚昧。我们眼看到欧洲大陆国家的工业蒸蒸日上，将与英国展开有力竞争，而它们自己却又综回到单搞农业的老路，这只会使英国看到这种乖谬的举动而快意。
　　再假定英国的工业界果有充分势力，足以迫使以大地主为主要组成分子的上院和以乡村地主为主要组成分子的下院在限制输入农产品这一问题上让步，谁又能保证若干年以后又一个保守党内阁在新环境下不会改弦易辙，再来一个新的谷物法呢？也许由于又一次海战或由于大陆制度的变化，再度使欧洲大陆的农业家同岛国的工业家分了开来，这时大陆各国在工业上将不得不重起炉灶，倾其全力于克服在开始办工业时势必发生的困难，然后在恢复和平时再将过去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谁又能保证在将来不会有这样的演变呢？
　　在这样情况下流行学派将振振有词，它会埋怨大陆国家，只懂得在战时建立工业，在和平时期又把它毁掉，这样转来转去，就象西赛法斯的搬运石头一样。然而这样的演变，实际上就是流行学派自己所主张的。
　　流行学派如果没有从这门科学中（这个学派所研究的尽管自命是科学）把政治因素完全排除，如果对国家的存在这一事实没有完全置之不顾，以致关于战争对各个国家之间的商业关系所发生的影响完全不加考虑，那就决不会产生这样荒谬的结论。
　　农业家与工业家如果同属于一个国家，因此真正在持久和平下结合在一起，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完全不同了。在这样情况下，已有工业的扩充和改进，每一步骤都足以扩大对农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并不是捉摸不定的，并不是取决于国外的商业限制、国外的商业盛衰、国外的政治变动和战争、国外的种种发明和革新、或国外农产的丰歉的；本国农业家不必看外国的眼色行事，不必与它们同甘共苦，他的利益是年年有把握的。不管国外的农产收获如何，也不管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生了什么争执，他总可以安然脱售他的产品，按适宜的、正常的价格，换回他所需要的工业品。另一方面，本国农业上的每一个进展，在种植技术上的每一种革新，对本国工业都会引起鼓励作用，因为本国农业生产的每一次增长，对本国工业生产必然会引起相应的扩张。于是通过这种互为影响的作用，就使作为国家力量与支柱的这两大源泉有了不断进步的保证。
　　政治力量不但使国家通过国外贸易和国外殖民地在发展上获得保证，而且使国内的发展以及它自身的生存也有了保证，这是比单纯物质财富要重要得多的。英国借助于航海条例获得了政治力量，又借助于政治力量，使它的工业势力能够扩展到其他国家。波兰在国际地位中已被除名，主要是由于它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而这个阶级是只有在国内工业确切树立以后才能成立的。
　　流行学派并不能否认，一国的国外市场尽管极为繁荣，但是它的国内市场对它的重要性却十倍于国外市场；但是它没有能够由此得出一个结论，那是极明显的，即向海外追求财富虽然重要，还有比这个更加重要十倍的是对国内市场的培养与保卫，只有在国内工业上有了高度发展的国家，才能在国外贸易上有重大发展。
　　这个学派对于市场的本质和特征，只是从世界主义观点而不是从政治观点来衡量的。欧洲大陆沿海国家，大多数处于伦敦、利物浦或曼彻斯特工业天然的市场范围之内；在自由贸易下，就大陆各国内地来说，只有极少数地方的工业产品能够在它们自己的口岸与英国工业品维持相等的价格。英国的工业资本比较雄厚，技术比较先进，有着较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在较大规模下、因此也就是较低成本下从事生产，海上运输费用也比较低廉，这就使英国工业居于比别的国家更有利的地位；后者要占有这种有利地位，只有对本国市场作长期不断的保护，积极改进内地交通设备，才能逐渐实现。但是沿海一带居民的市场，不论就国内或国外贸易来说，对于每一个国家都是极关重要的；如果在沿海一带市场占上风的是外国而不是本国工业，这个国家就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是一个分裂的国家。这是的确的，如果一个国家其沿海一带的城市，风气所趋，同情于外国人胜过本国人时，不论从经济或政治方面来说，国家所处地位再没有比这个更危险的了。
　　科学决不可为了世界主义的目标而否认各国特有情况的本质，也不可把这一点置之不顾或加以曲解。只有注意到各国的自然环境，引导各个国家分别按照它各自的特有环境向更高目的努力，这类目的才能达到。我们可以看一看，流行学派学说迄今为止在实践中的成就是如何的渺小。这并不是实践政治家的失职，他们对于国家环境的特征是有相当正确了解的，错误是在于理论本身，由于这种理论与一切经验事实背道而驰，在实践中就必然要格格不入。有些国家，例如南美洲各国，是不宜于采用保护制度的，因为这个制度是同它们国家环境的要求相违反的；可是这个理论果曾阻止它们采用保护制度吗？有的国家对粮食和原料的生产无需实行保护政策，在商业往来上作了这样的限制以后，在任何情况下，施行限制政策和受到限制影响的国家双方都必然会遭受不利；这个理论也曾阻止这些国家采用保护政策吗？那些精制品，主要也就是奢侈品，是不需要在贸易上加以保护的，这类物品尽可以让它遭受竞争，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显然不会引起丝毫危险；这个理论曾阻止对这些物品实行保护措施吗？没有。迄今为止，这个理论并没有引起过任何彻底的改革，它既与事物的本质相违反，此后也决不会引起任何改革的。如果它愿意以事物的本质为依据，它就能够而且必然会引起重大的改革。
　　如果这个理论能够说明，阻止粮食与原料的自由贸易，将使实行这个政策的国家自身受到极大不利，并且指出，惟有以国家的工业发展为目的时，才有理由实行保护制度——如果它能够这样做，则首先沾到它的光的就是一切国家、即整个人类的繁荣和进步。它这就可以将有关工业的保护制度树立在正确原则上，从而诱使目前正在严格实行禁止制度的那些国家，例如法国，逐步地放弃这个制度。工业家对于这些理论家一旦有了信心，晓得他们所企图的决不是在于现有工业的毁灭，他们所考虑的每一个通情达理的商业政策，都是以工业的保持和进一步发展为依据的；到了那个时候，工业家就不会反对他们的说词，就不会不愿意改变禁止政策了。
　　如果这个理论能够这样教导德国人，告诉他们，要顺利发展他们自己的工业，开始时保护税率只能暂仍旧贯，然后逐步提高，到相当时期再逐步降低；告诉他们，在任何情况下，经过周密布置的有限度的国外竞争，对自己工业发展实际上总是有利的——如果这个理论能够这样说明问题，那要比单纯地帮助扼杀德国工业，对自由贸易事业能作出大得多的贡献。
　　美国的工业有廉价原料和粮食作后盾，有机械力量作支持，这个理论休想使美国工业为自由竞争而牺牲。但是它如果能够这样说明情况，告诉美国人，他们那里的工资既然异常高昂，远在旧世界文明各国之上，那就不妨在别国同意吸收他们的农产品和原料的条件之下，对于以工资为成本主要部分的那些工业品的输入尽量开放，这样做对于他们生产力、文化和政治力量的发展和促进最为有利——在这样情况下，这个理论就不会受到反驳了。
　　自由贸易理论到那个时候就可以在世界各国畅行无阻，不论在西班牙、葡萄牙、那不勒斯、土耳其、埃及以及一切未开化、半开化和热带国家就都可以行得通。那个时候，上述的这类国家，在它们目前文化状态下，就不会再存痴念，要凭保护制度未发展它们自己的工业了。
　　到那个时候，英国就会放弃它是注定要垄断全世界工业的这种想法。它就不会再向法国、德国和美国噜苏，要它们为了它允许免税输入它们的农产品和原料而用牺牲自己工业的办法来报答它的雅意。那个时候，虽然对它自己来说自由贸易越来越有利，但同时它会看到有些国家却应当实行保护制度，这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个理论那时就会告诉它，一个已经达到工业优势地位的国家，要防止自己的工商业者趋于退化或怠惰，唯一有效办法是止食物和原料自由输入，让国外工业品参与竞争。
　　英国一向的做法是劝诱别国遵守自由贸易原则，它自己则厉行禁止制度，到那个时候它就会采取与现在完全相反的商业政策，它就会不管外国保护制度的存在，而主动容许竞争；它就会主动把普遍实行自由贸易这一愿望暂时搁置起来，直等到别的国家不再害怕自由竞争的结果会毁灭它们自己的工业时为止。
　　英国当时和在这个愿望实现以前的那一段时期内，由于各国的保护制度，它在日用工业品的输出贸易上势必要受到些损失，但是它可以通过精制品的更多的输出，通过为它的工业品开辟、培养新市场来补偿这些损失。
　　那时它在西班牙，在东方，在中美及南美各国，将竭力倡导和平，在中南美、亚洲及非洲的一切未开化以及半开化国家将运用它的势力，进行教化工作，使那些国家得以建成强有力的文明政体，得以确立人身和财产安全，得以建设公路和运河，教育和文化、道德和劳动习惯得以逐渐推进，而狂妄、迷信、怠惰的风气将逐渐被根除。在这样的努力过程中，如果它同时能够取消粮食和原料输入的限制，它的工业品输出将大量增加，这比不断企图毁灭欧洲大陆工业的做法要聪明得多，有效得多。
　　但是英国如果想在对未开化和半开化国家的教化工作上获得成就，就不可采取独占方式，决不可象它在巴西所使的手段那样，借助于商业上的特殊权益，企图垄断市场，把别的国家屏之门外。这样的政策必然会激起别的国家的义愤，促使它们反对英国的努力。文明国家对上述一些国家的教化工作，到现在为止，还极少成就，症结所在，显然就是这种自私政策。因此英国在国际法方面应当推行这样一个准则，即一切工业国对于这一些国家的商业应当享有同等权利。这样英国不但在它的教化工作上可以获得别国的协助，而且如果由别的工业国家承担相类的教化工作，对它自己的商业也并不会有所不利。现在不论拿哪一种工业或商业来说，英国总是首屈一指的，由于这一点，对任何这类市场的出口贸易，在各国中居首要地位的将总是英国。
　　我们代英国设想，假使它为了自己的发展前途，垄断世界工业的确是一个必要条件，假使有人说别的国家看了英国的榜样也想发展成为一个大工业国，当充分实现这一目标时不致损及英国地位，或者说当别的国家在富裕程度上有了增长时，英国的富力并不会因此削弱，或者说德国、法国和美国在天然禀赋上并不亚于英国，可以发展成为与英国相等的强国而并不得及英国的发展前途——而所有这些都不能确切加以证明；假使情形的确是这样，那末英国处心积虑反对别国建立工业，或者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实际情况绝不是这样。
　　这里还有一点应当指出，任何国家，如果它自己的工业品掌握了全部国内市场，则由于工业品在国内的生产和消费，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获得莫大利益，一方面原来对它供应工业品的那个国家被排除以后，将受到损失，但前者的所得将远远超过后者的所失；这是因为当一个国家自己在办工业，从而在经济地位上有了充分发展时，就会在财富和人口方面获得更大的增长，结果对于工业品的消费，比之依靠别一工业国供应进口品时，将有无可限量的进展。
　　至于就工业品出口方面的情形未说，处于温带的国家，生来特别宜于发展工业，自有它们的特有活动领域，可以努力于供应热带国家的消费，后者可以用殖民地农产品来交换工业品。但是热带国家对工业品的消费量主要决定于两点：一点是热带国家方面关于产品剩余额的生产能力，还有一点是温带国家方面对于热带产品需求的增进程度。
　　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在相当时期内，热带国家所产的糖、米、棉、咖啡等等可以比现在扩大五倍到十倍，一方面温带国家对于这类产品的消费也可以扩大五倍到十倍，那么就同时证明了一个事实，温带国家工业品对热带国家的输出在这个期间可以比现在扩大五倍到十倍。
　　我们说欧洲大陆国家对殖民地产品的消费可以有这样的增势，是大体上以近五十年来英国消费量的增势为依据的；谈到这里还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假使英国对消费没有过度征税的话，这方面的增势或者还要扩大得多。
　　关于热带生产增进的可能，近五年来荷兰在苏门答腊与爪哇以及英国在东印度群岛的成就，给我们提供了无可否认的证据。从1835年到1839年，英国由东印度群乌输入的糖增加了三倍，输入的咖啡增加得还要多，输入的棉花也有了大量增进。最近（1840年2月）英国报纸曾以极兴奋的语调作了报导，认为东印度群岛这类产品的生产能力几乎是无限制的，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英国关于这类产品的输入就可以无需再仰给美国和西印度群岛。在荷兰方面，近来对于殖民地产品的出路已经感到为难，正在设法寻找新市场，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到，北美仍然在不断努力增加棉花生产，得克萨斯作为一个州已经勃然兴起，它的势力无疑将笼罩整个墨西哥，使那一带膏腴之地转变成象美国南部各州现在的情况一样。我们很有理由作这样的设想，法律和秩序、勤奋和智力将逐渐扩展到从巴拿马到合恩角的整个南美洲，然后扩展到整个非洲和亚洲，从而到处增加生产和产品的剩余量；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这里是大有发展余地的，决不是仅仅足供一个国家来推销工业品的。
　　我们如果把迄今为止实际用于殖民地产品生产的土地面积计算一下，然后同性质上适于这类生产的全部土地面积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到，适于这种生产的土地现在已被实际使用的还不到五十分之一。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从东印度群岛一个地方的输入，即足以满足英国对这类产品的全部需要，那么英国又怎么能够垄断生产殖民地产品的一切国家的工业市场呢？有许多国家的殖民地产品，它既无力吸收交换，它又怎样能作此妄想，要把它的工业品销售给所有的这类国家呢？还有一层，如果欧洲大陆的工业没有能获得大规模发展，因此没有充分力量足以购买从而消费这类产品，那么欧洲对于这类产品又如何能够产生大的需求呢？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抑制欧洲大陆的工业，虽然一定足以阻止大陆国家的发展，但是对于英国的发展前途却丝毫没有好处。
　　还有一点也是很明显的，热带国家在目前，以及在一个漫长的未来时期内，将以大量原料提供给一切适于生产工业品的国家作交换。
　　最后还有一层，保护制度的目的是在于为了整个热带农业的利益而发展整个温带的工业，而英国工业品目前在欧洲和美洲的自由竞争则形成了对世界工业的垄断，就为全人类谋福利这一点来说，后一办法决不会比前者更有利些。
　　因此，英国以外的任何别的国家，如果适宜于发展工业，并有相配的领土、国家力量和人民智慧，看到英国在工业、航运和商业方面的进步，不必感到气绥，它们也可以急起直追，取得与英国同样的工业优势。今天工商业和海运事业的发展已远不是过去所能比拟，但是更远大的发展还在将来，这种转变的实现，为期也不会很远。我们要鼓起勇气，对国家伟大前途抱有信心，向这个目标猛进。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充分的民族精神，立刻行动起来，抓住最紧要的关键，努力进取，从而为我们后代取得最丰富的果实。首先必须掌握自己的国内市场，至少在日常必需品方面利权不能外溢，对于那些同意用我们自己的工业品向它们作交换的热带国家，要能够直接向它们取得热带产品。德国如果不甘心远远落后在法国、美国、甚至俄国的后面，这就是德国商业同盟必须担当的任务。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十六章 人民经济与国家财政经济，政治经济与国家经济 　
　　　凡是与一个国家的政府的物质资产在建立、消费、管理各方面有关的那些事项，也就是国家的财政经济，必须处处与国内个人经济所依存的、并受其约制的那些制度、规章、法律和事态，也就是人民经济，相划分清楚。就任何政治团体来说，不论这些团体所包括的是整个国家还是国家的一个部分，也不论这些团体的范围是大是小，有作出这种区别的必要总是显而易见的。
　　就联邦国来说，国家财政经济又有各个邦的财政经济与整个联邦的财政经济的区别。
　　当国家或联邦国所包括的是一个国家整体，这个整体就人口数量、领土广袤、政治制度以及文化、财富、力量各方面来看，都有独立资格，因此可以享有稳定局面和政治势力时，人民经济就等于国家经济，也就是说两者这时是同一事物。这两者就与国家的财政经济共同构成国家的政治经济。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小邦人口和领土只占国家或国家领土的一个部分，它们彼此之间既没有作完全的、直接的结合，也没有采用联邦结合形式从而构成一个整体，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所能考虑的只是’‘人民经济”，这是与“私人经济”或“国家财政经济”直接对立的。
　　在这样一个欠完备的政治状况下，关于作为一个大国的那种目标和要求就不能加以考虑；要以完整国家的发展以及国家的独立自主与长远利益为目的来计划人民经济，就更加无从着手。这里势必要从组济中将政治因素撇开，所能考虑的只是社会经济的自然法则，因为在没有统一起来的大国或没有国家经济存在的情况下这些法则也会自行发展和形成起来的。
　　德国的经济科学就是在这样的观点下发展起来的，以前人们把这门科学叫作“国家行政”，后来又叫作”国家经济”、“政治经济”或“人民经济”，始终没有人清楚地了解到这些理论体系的根本错误。
　　由于从经济上结合起来的一个国家这里并不存在，又由于人们到处把“国家”这个清楚、明确的名词用“社会”这个笼统、含糊的名词来代替，而后一名词的概念可以适用于全人类，或一个小国，或一个小城市，也可以适用于国家，因此就无法认识国家经济的真正概念和特征。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十七章 工业与国家的个人、社会及政治生产力 　
　　　一个国家所经营的假使仅仅是原始状态下的农业，在那里普通存在的现象就必然是感觉迟纯，笨手笨脚，对于旧有的观念、风俗、习惯、方式、方法固执不化，缺乏文化、繁荣和自由。一个国家，假使能专心致志于工商业，则情形相反，在那里存在的普遍特征必然是竞胜情绪、自由意志和努力于身心发展的进取精神。
　　这两类人民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别，部分是由于各自所特有的社会习惯和教育内容的不同，部分是由于各自的工作和工作要求性质的不同。农业人口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以精神和物质上的交流关系来说，农民彼此之间也是隔开得很远的。他们的工作互相雷同，这一个人所作的也恰恰就是别一些人所作的，这一个人所生产的照例也就是别一些人所生产的。他们在生产上所剩余的，在消费上所要求的，彼此几乎完全相同，每个人自己产品的最大消费者就是他自己，因此精神交流与物质交换在这里的诱力非常微小。与农民打交道的主要是无生物贵而不是他的同道。他已经习惯于在耕耘以后经过一个长时期再从事收获，至于他一番努力的结果如何则听之大命，于是知足、忍耐、顺从，还有懒散和思想怠惰，就成了他的第二天性。他的工作既使他与同类的人不相闻问，因此在日常事务处理中关于发挥智力与革新技术方面也就很少需要。他只是在自己所由出身的家庭的狭小范围内出于模仿而懂得了他的工作，说是这种工作的方法可以变换，技术可以改进，这些问题简直是在他的想象以外的。他从小到老，就局限在这样人事和物质一成不变的小圈子里度过了他的一生。至于那些由于卓越的身心努力而获得非常成就和发展的范例，在他是难得有机会见到的。小康的局面或贫困的境遇，就在单纯的农业工作中世世代代的流传着，争强斗胜的心情所由产生的那种力量，几乎已经完全丧失。
　　工业的性质与农业的就根本不同。从事于工业的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他们由于工作而互相吸引在一起，他们生存在商业关系之中，也是靠了这种关系而生存的。从事工业者所需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原料都是向市场取得的，他自己的产品只有极小部分供他自己消费。如果农民在努力中主要盼望的是上天保佑的话，工业者的生存和发展所依靠的却主要是他的商业关系。农民对于他产品的买主是没有什么接触的，或者至少对于他产品的脱售是无需十分担心的，而工业者生存所依赖的就是他的买主。商品、原料、工资、货币以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一息不停地在变动，工业者所获得的利润是难以确定的，他不能象农民那样靠着上天的恩惠和单纯的普通劳动来保证他的生存和发展，他所依靠的只是他的智力和活动力。他要确保足以维持生活所必需的那一些，就得超过那个必需限度多多争取；换个说法就是，为了要避免陷于贫困，就得努力致富。他在前进的道路上如果比别人能占先一步，那就有了成就，发了大财；如果比别人落后了一步，那就不免要遭到毁灭的命运。他必须不断地买进卖出，谈交易，做生意。他处处要同人事、同变化不定的环境以及种种律例、规章相接触，因此他在智力上受到锻炼、获得发展的机会要多于一个农民无数倍。他要使自己精通业务，就得熟悉外情，与外国人打交道；要使他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就得格外努力。一个农民所需要周旋的只是他自己周围的人物，而工业者的业务则可以扩展到一切国家，扩展到世界上各个角落。他希望获得并保持同道中人对他的尊敬，他的对手则不断的向他展开竞争，不断威胁着他的生存和发展，这些因素对他说来都足以产生深刻的刺激作用，使他作艰苦奋斗，争取不断进步。同时有着数不清的例子展示在他面前，告诉他，通过卓绝的成就和格外的努力，一个在生活上、地位上处于最下层的人不难上升到最高的社会等级，而由于脑力的迟纯和精神上的懈怠，也可以从最崇高的地位一落千丈，降为一个卑屈的失败分子。这样的环境对工业者足以激起一种活动力，那是在单纯农民的身上所看不到的。
　　假使我们把工业工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就立刻可以看出，这种工作能够唤起并发展多种多样的、高度的智力和能力，它在这方面的作用比农业工作不知要大多少倍。亚当·斯密确曾表示过这样的见解（据他的傅记作者斯图尔特说），这是他极得意的、但是极荒谬的见解，他认为农业所需要的技巧多于工商业。试将制一只钟同管理一块田地这两件事比较一下，是哪一件需要更多的技巧；这且不去深究，我们只须指出一点，农业工作是千篇一律的，而工业种类却说也说不清，数也数不完。不过有一点不应忽视的是。在这里与工业作对照的农业，指的当然是在原始状态下的，并不是在工业影响下技术上有了改进的农业。假使在亚当·斯密看来，今天英国农民的情况比英国工业者的情况更加值得重视的话，那么有一点他却不可忘怀，农民地位所以获得提高，仍然是由于工商业的影响。
　　农业所需要的只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个人能力，只是在简单的程序观念下把体力和耐力结合起来从事于笨重体力劳动的那类能力；而工业所需要的智力、技巧和经验却是千变万化的，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工业对于个人才能上的要求既然这样多种多样，这就使工业国家的各个人容易找到同他的能力和兴趣相配合的工作或职业而农业国家个人在这方面的选择机会却极少，在前者的情况下，个人天赋才能的受到重视比后者不知要高出多少倍，而在后者的情况下，个人的有用程度一般是决定于他的体力的。身体衰弱或残废者在工业国家的劳动比体魄最强的人在农业国家的劳动会受到更高的评价，这种情形也并不是不常见的。任何种力量，妇女和儿童的，老年和残废的，都会在工业中找到工作和报酬。
　　工业是科学与技术的成果，也是科学与技术的支持者和保护者。我们可以看一看，在原始农业的情况下需要科学与技术这两者的地方多么少，它所使用的粗陋工具用得着两者中任何一者的地方又是多么少。试然，由于农业产生地租，最初使人专心致志于科学与技术研究的是农业；但是如果没有工业，这些方面的研究就只能永远成为私人的宝藏，对于群众的有利效果就只能达到极微小的程度。在工业国家，群众的工业获得了科学的启发，反过来、科学与技术又受到了群众的工业的支持。任何种工业同物理学、力学、化学、数学或图样设计等等多少总有些关系。这类科学方面的任何发展或新发现、新发明，必然会使许许多多的工业操作获得改进或革新。因此在工业国家，科学与技术必然会普遍流行。许多人把科学研究的成果付诸实施，这些人的著作和讲演是有教育作用的，为了教育目的上的需要，就诱使那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专门从事于教导和著作。这类才能的贡献是非常需要的，从而造成人材方面的竞争，使科学活动有了分工与协作，这一点不但有利于科学本身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于技术与工业的不断改进也有极好的影响。这类进步的效果甚至还会立即扩展到农业。只有在工业上获得发展的国家，才会看到完善的农业机械和工具，才会在高度的智力下经营农业。在工业的影响下农业有了提高，它本身就变成一种技术性很强的实业，一种技术，一种科学。
　　科学与工业结合以后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在新的社会状态下代替了古代奴隶劳动，它对于大众的生活状况，对于未开化国家的文化，对于人口向无人迹地区的移殖以及对于原始文化国家的力量，无可避免地发生着莫大影响——这就是机械力量。
　　工业国家利用机械力量的机会比农业国家多得何止百倍。一个有残疾的人操纵一架蒸汽机时，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就比一个赤手空拳的壮汉多百倍以上。
　　机械力量加上现代的完善运输设备，就可以使工业国比纯农业国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运河、铁路和输船只有靠了工业力量才能产生，也只有靠了它才能扩展到全国各地。在纯农业国家里，每个人所生产的大部分用来供应他自己的需要，每个人所消费的大部分就是他自己所生产的，他们中间只能经营少量的货物和客运，这就不可能有数量足够巨大的客运和货运来负担建立和维持运输机构的费用。
　　在纯农业国家里，新发明和改进并没有多大价值。在这样的国家，从事于这类工作的人，他们的研究和努力往往劳而无功；而在工业国家，要获得财富和地位，最便捷的一条路却莫过于发明和发现。因此在工业国家受到重视、获得厚酬的，首先是天才，其次是技巧，再次是体力；而在农业国家，除了公家职务以外，照例是适得其反的。
　　工业既有利于国民智力的发展，对于体力发展也有良好作用，它对劳动者提供了娱乐方法，使他们有了发挥体力的动机，利用体力的机会。在工业发达的国家，工人从精美的机器和工具所得到的帮助且不谈，就是除开这一因素，他在一天之内所完成的工作比在纯农业国家要多得多，这一点也是无可否认的。
　　还有一层，工业国比农业国总是更懂得爱惜时间，这一情况也足以说明劳动力在前者是属于较高地位的。要衡量一个国家的文化程度和劳动力的价值，可以从它对时间重视的程度来看，再没有比这个更准确的标准了。一个蛮族中的野蛮人，会整天躺在茅屋里虚度着光阴。一个放羊的，整天只是靠了一支笛子，靠了睡觉，来勉强度过他的生活，时间在他简直是一个负担，叫他又怎样能懂得光阴的可贵呢？一个奴隶、农奴或小农，他的劳动是在强迫下执行的，对他来说，劳动是惩罚，偷懶是收益，这又叫他怎样能懂得珍惜时间呢？国家只是通过工业才认识到时间的宝贵的。现在的情况是，争取时间就是争取利润，丧失时间就是丧失资财。工业家是要尽可能最高度地利用时间的，这种热情会逐渐传布到农民。工业使农产品的需要有了增加以后，地祖、因此地产价值也有了增长，耕作方面的投资也有了增加，利润也有了增加，这就必须使土地产生更多的农作物，以供应增加了的地租和资本利息，以供应提高了的消费量。一方面是工资有了提高，一方面是工作也要求多做。这时工人开始感到，他有的是体力和运用体力的技巧，这是可以改善他生活的手段。于是他明白了，为什么英国人常说，“时间就是金钱”。
　　农民由于生活与外界隔绝，孤陋寡闻，他对于一般文化的提高很难有所贡献，也很难懂得怎样来衡量各种政治制度的价值，要他积极参加公务和司法的管理或保卫他的自由和权利，那就更难了。因此他大都是处于依赖地主的地位。在纯农业国家里看到的总是奴隶生活，或是在专制、封建、教士政治压迫下的生活。仅仅土地独占这一事实，就使专制君主、寡头政治的执政者或教士阶极对广大农民有了统治权，而广大农民本身却无法摆脱这种统治。
　　就任何纯农业国家的情形来说，暴力、迷信和教士政治加在农民身上的枷锁，在顽强的习惯势力下已经这样根深蒂固，因此农民已经把它看作是他们自己身体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看作是他们生存本身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工商业活动的分门别类和多种多样，生产力联合的作用，以不可抗的力量迫使行业不同的工业者彼此牵连在一起。摩擦可以发生火花，对于心灵也是这样。但是只有当人们密切地相聚在一起，在商业、科学、社会、民事和政治方面有了频繁的接触，在商品方面、思想方面有了广泛的交流，才会产生心灵上的摩擦。人们的生活越是集中在一个共同的地点，其间每个人在他的业务上越是有赖于别人的协作，每个人在业务上需要知识、教育和谨慎小心这些方面越是殷切，顽固、不法、压制和无理违反正义的现象越对所有这些个人的努力和他们的奋斗目标少加干涉，社会制度就越加完善，享受自由的范围就越广，自己改进与互助改进的机会也就越多。所以就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来说——例如古代的希腊和意大利，中世纪的意大利、德国、比利时与荷兰，随后的英国，更近期的美国与法国——自由和文化总是发源于城市的。
　　但是有两种性质不同的城市，一种可以称作是生产性的，还有一种是消费性的。有些城市吸收原料，进行加工，对于所需要的原料和粮食则用工业品来偿还给农村。这就是工业城市，是生产性的。这些城市越发达，乡村的农业越发达，农业力量越加能够发挥，则工业城市也就越加能够壮大起来。但是还有一种城市，那里的居民只从事于消耗地租。任何在文化上有相当发展的国家，总有一大部分的国民收入是以地租形式在城市里消耗的。假使认为这种消耗有害于生产或对生产不能起促进作用，把这一点作为一种普通原则，那是错误的。因为既然通过地租的取得可以使自己享受独立生活，这一可能性对于理财、对于从农业中和农业改进中所得的积蓄的利用，就是一个有力的刺激。况且靠了地租生活的人，为了要在同侪中有所表现，博取声望，加上他所受到的教育和独立地位的有利条件，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对文化、对公共机关和行政管理的效率以及对科学与艺术，就会起促进作用。但是地租在这样方式下对国家的工业、国家的繁荣和文化能够影响到什么程度、总是要看国家已组获得的自由的程度来决定的，这种要在同侪中显露头角、也就是出于自愿的想对国家有所真献的活动，只有在这种活动能够获得社会方面的表扬与尊重、能够获得荣誉职务的国家中才会获得发展；有些国家的统治阶极，对于个人任何企图获得社会重视的努力，对于任何独立的表现，总是侧目而视的，在这样的国家里，这种活动就不能获得发展机会。在这样的国家里，有独立收入的个人将自暴自弃，陷于颓废、怠惰的生活，这样就会使有用的劳动受到轻蔑，损害国民的德性和勤劳意向，他将从根本上危及国家的生产力。在这样情况下，即使由于靠地租收人为生的人的消费行为对城市工业在一定程度上有促进作用，人们也会把这种工业看成是不足道的、不健全的产物，认为对国家文化、繁荣和自由的推进作用很小。实际上在健全工业下特别会发荣滋长的是自由和文化，因此也就可以说，正是由于工业的存在，地租本身才不致成为导向怠惰、颓废和不道德行为的泉源，得以转变为促进精神文化的动力，结果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单纯消费的城市才得以转变为生产城市。还有一个支持消费城市的因素是公务人员与行政管理方面的消费。这类消费在城市也足以助成一些表面的繁荣；但是它对于国家制度、繁荣以及生产力究竟是特别有所促进还是有所损害，这就完全要看消费者的作用对这些方面是偏于促进还是偏于损害这一点来决定。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为什么在纯农业国家大城市仍然可以存在，在这些城市里虽然也有许多富户，也有许多种行业，但是对于国家文化、自由和生产力的影响极为微弱，其间的原因是很明显的。从事于这些行业的人们，势必与他们的顾客抱着共同的见解；他们的地位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地主和公务人员的家仆。这些城市的生活往往极度奢侈浪费，而处于城市四郊的居民则情况相反，处处见到的是贫困、器量狭小和奴隶性。工业应当独立成长，完全不依靠坐食租息者和公务人员，应当为广大农民或出口贸易服务，在工业品制造方面应当大量消费本国农民的产品；只有在这样情况下的工业，对于公共制度的改进，对于一国的文化和自由，才会有良好影响。这样一种健全的工业，实力越是强大，则由上述那类消费中产生出来的工业力量以及坐食租息者与公务人员，就越会被吸引到它自己的身边，公共制度也就越会向符合社会利益的方向改进。
　　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设想。假定有一个大城市的情况是这样的，这里有着无数的工业者，他们都是独立自主、热爱自由、受过教育的，而且是很富裕的，商人在利害关系上，在地位上，同他们站在一起，地租收入者自己感到不能不博得社会的尊敬，公务人员是受舆论约束的，研究科学与艺术的人们为大众服务，他们也是靠了这一点而生活的，大众的精神和物质资产就在这样一个狭窄地区内结合在一起，而且由于事业进行时的分工法则以及力量的联合，使这类资产结合得更加密切。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假使有任何改进，在公共制度以及社会与经济状况上有任何进步，或者假使有任何退化现象，在公共利益方面有任何损害，就会怎样迅速地为大众所觉察；还有，大众既然集居在一个地点，他们对于共同的目标和规章就会怎样容易地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类目的上就会有怎样庞大的资产在当地集中起来；最后，象这样一个进步的、强有力的、爱自由的社会，与国内其他情况相类的社会的关系又会怎样地密切。如果我们对于这一切都加以适当的思考，就不难深信，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农业人口，无论它的总数怎样庞大，对维持和改进公共福利所发生的影响，同城市方面比起来只是极其微细的，而城市全部力量所依靠的（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那样）是它的工业以及与工业相辅相依的农业的发展。
　　城市对国家的政治和市政有着极大的影响势力，这一点绝不是对乡村居民不利，恰恰相反，后者由此所得的利益是无可计量的。城市所享受到的利益使它们感到，提高农民地位，使他们享有同样的自由、教化和繁荣，是它们的职责所在；因为乡村人民所能享受的这类精神和社会利益的数量越大，他们能够送到城市的粮食和原料的数量也越大，向城市购买工业品的数量也就越大，结果就造成了城市的繁荣。乡村的活动力、文化、自由和良好制度是由城市而未的，城市也只有使乡村人民共享福利，它所享有的自由和良好制度才能获得保证。农业以前所供养的是地主和他们的仆从，现在则在为国家提供捍卫国家自由的最富有独立精神的坚强的保卫者。在土地耕种事业中，现在任何阶级都能改善它的地位。劳动者可以把自己提高成为一个农场主，农场主可以成为地主。工业所创建的资本和运输设备，现在处处使农业获得发展的机会。奴隶制、封建束缚、妨害勤劳和自由的法律和规章都绝迹了。地主所有的那些森林，原来只供行猎之用，现在可以向他提供百倍于以前的收入。有些地主以前从农奴劳动中获得的一些菲薄的产品，只能使他们勉强维持简陋的乡村生活，他们的唯一娱乐是畜养犬马和打猎，对于这类娱乐如有任何干犯，就会使他们感到不愉快，认为是有损地主尊严的一种罪行，现在在自由劳动下产量有了提高，他们的地租收入也有了增长，他们一年中已经有一部分时间可以在城市里作寓公。他们在城市里受到了戏剧和音乐的陶冶，有了观摩艺术和读书的机会，风度变得温文儒雅起来，同那些艺术家、学者们有了接触以后，也懂得了智慧和才能的可贵。他们原来只是一些喜欢打猎的人，现在却变成了优雅人士。在勤劳的社会中人人在争取改进自己的地位，这种情况激起了他们的进取精神。他们这个时候所追逐的是新知识和新思想，已不是深林密菁中的鹿和兔了。他们回到乡村以后，对于中小农场主起了值得仿效的示范作用，他们所获得的是对方的尊敬，不再是对方的诅咒了。
　　工业和农业越是向前发展，人类意志就越加不受拘束，就越能使宽容忍让的精神占上风，使真正的道德和宗教势力在内心代替天良的强制。哪里有工业，哪里就会使人们的胸襟宽大，使牧师转变成为人民教师，转变成为学者。民族语言与文学修养，艺术的创造，内政制度的改善，总是与工商业的发展齐头并进的。国家所以能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国外贸易，所以能扩大航运业，建立海军，所以能利用剩余人口，在开辟殖民地以后，进一步增进国家的繁荣和力量，都是由于工业的发展。
　　一个国家，如果具有充分广大、肥沃的土地，工业和农业有全面的、比较均衡的发展，与一个纯农业国家相比，可以养活一倍或两倍于后者的人口，而且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后者，这是可以由统计证明的。由此可见，国家建立了工业以后，一切精神力量、政府收入、国防事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以及国家独立自主的保证这些方面，都会作等比例的增长。
　　现在这个时代，在战争中工艺与机械科学占着极大势力，战事的进行与国家收人情况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国防力量的强弱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国内民众的是贫还是富，是智还是愚，是充满活力还是意志消沉，是完全矢忠祖国还是部分意存反侧，能够召集的兵士是多还是少——当处于这样的时代，从政治观点来衡量，工业就比以前任何时期更加值得重视了。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十八章 工业与国家的自然生产力 　
　　　人类与人类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利用自然力量以达到预定目标，那个力所能及的范围也就越加扩大。
　　就处于个人周围的那些自然富源来说，一个打猎的所能利用的还不到千分之一，一个牧羊的所能利用的还不到百分之一。海洋，国外的风土和地区，对他来说，或者是全无关系，或者充其量也只能给予极少的享受、帮助或鼓励作用。
　　就处于原始农业状态的民族来说，对于现存的天然富源，大部分还任其废置，没有加以利用，人们的活动力仍然以最靠近的环境为限。现存的或可以取得的水力和风力大部分没有加以利用；各种矿产应当怎样加以利用，在工业者是知道得极清楚的，却让它们呆在那里，原封不动；各种燃料（例如泥炭）则被浪费，或仅认为是耕作中的障碍；石料、沙土、石灰这类物质极少用作建筑材料；河流本来是应当用作人们的交通工具的，应当用来使附近土地变成良田的，却任其泛澄，成为祸试；温暖的气候和海洋对农业国家所提供的产品只是寥寥无几。
　　农业国家在生产中所格外倚重的那个自然力量、即自然的地力，当农业没有能得到工业的支持时，实际上在这方面的利用程度也是很低的。
　　农业国家的每个地区必须生产它所需要使用的那么多的产物、因为它既不能将剩余部分的产物大量销售给别的地区，也不能向别的地区取给它所需要的部分。某一地区也许土质极好，宜于生产油料、染料和饲料植物，然而它还是不得不被用来培植林木，供作燃料，因为组过漫长的崎岖道路向遥远山区取给燃料，代价太大。有些地区也许宜于种植水果和蔬菜，如果将土地作这样利用，就可以多得两三倍的收入，然而仍然不得不用来种植谷物和饲料。有些人如果专门从事于家畜的繁殖，对他们来说就最为有利，但是在繁殖以后不能不兼顾到饲养；相反地，在专门从事饲养最为有利的那些人方面，也不能不兼顾到家畜的繁殖。如果能利用石膏、石灰、灰泥岩等无机肥料，或用泥炭、煤等等来代替木柴，并开辟林地，加以垦殖，那就会滋生多大的利益；但是在这样一个农业国家，缺乏运输设备，这类物产就无法在有利情况下运赴较远地区。如果能建设大规模水利事业，山区原野就不难变成良田，那就可以获得多么丰富的收入；但是在农业国家只能听任河流去冲刷沃土，利源变成了灾害。
　　农业国家建成了工业以后，就可以改进路政，修筑铁路，开凿运河，使河道得以通航，轮运航线得以成立。有了这样的设施，不但农业剩余产品可以转化为生利的机器，不但被机器工作所吸收的那些人的劳动力有了使用机会，不但使农民从他们所拥有的自然资琼中可以获得比前多得无可计量的收入，而且一切矿产、一切金属，以前是呆藏在地下的，现在都有了用途，受到了重视。有许多商品，如盐、煤、石料、石板、大埋石、石膏、石灰、木材、树皮等等，以前运销范围不出数里，现在却可以分配到全国各地。因此象这类物品，以前是无价值的，现在在国家产品统计中却占到了重要地位，还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全部农业产值。就拿瀑布来说，现在即使一立方尺的水流也不放过，也要叫它尽些力量；即使是在一个工业国的最偏僻地区，以前简直没有人能想出办法来加以利用的木材和燃料，现在也成了有价值的商品。
　　由于工业的建设，对于许多种类的食品和原料有了需要，某些地区从事于生产这些食品或原料时，要比专门从事于生产谷物——那是原始农业国的通常主要产物——有利得多。牛乳、牛油和肉类的需要增长以后，就提高了现有牧场的价值，从而引起了对休耕地的开垦和水利工程的建设；水果和蔬莱的需要增长以后，就会使原来的荒芜农地变成菜圃和果园。
　　农业国家越是在自然条件上宜于经营工业，它的土地越是适宜于生产和开采工业所格外需要的原料和天然力量，那么，安于现状，不加利用，它所受到的损失就越大；在山岳地带和一般不十分适宜于耕种的多山地区，却富有水力、矿产、木料、石料等工业所需要的资源，那里的农民是可以生产工业所格外需要的那些产品的，对这类地区来说，如果没有工业，则所受到的损失最大。
　　处于温带的国家，几乎没有例外，总是宜于发展工业的。温和的气候足以促进力量的发挥和发展，远不是热带气候可比。一年中的严寒季节，在短视的观察者看来似乎是在自然条件上的一个不利因素，实际上它对于积极奋斗、事先准备、艰苦节约等习惯的养成，是最有力的促进者。当一个人处于这样的环境，他在未来的六个月内不但不能从地上获得任何果实，而且必须为他自己和他的牲畜的生存准备好充饥与御寒的东西，以防寒冷气候的袭击时，就势必格外克勤克俭；他的情况，与一个处于热带的人，只须注意到不受雨淋，而丰富的果实终年不断，俯拾即是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勤劳、节约、有步骤、有准备，这些最初都是事势的必要所引起的，以后由于习惯，由于不断的锻炼，就成为经常存在的品质。道德与勤奋节约，不道德与怠惰侈靡，两者总是各自并行不悖的；前者是力量的根源，后者是衰弱的起因。
　　因此处于温带的农业国家自暴自弃，对于最富饶的那部分自然资源没有加以利用。
　　流行学派谈到气候对财富的生产所发生的影响时，没有把农业和工业分别开来看待，因此在保护制度的优点和缺点这个问题上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别处虽已大致提到，但这里仍然不能省略，须加以彻底揭露。
　　这个学派为了要说明使同一地区的生产色色具备这一办法的愚蠢，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使我们为了要酿制葡萄酒而在苏格兰与英格兰的温室里培养葡萄，试问这样做是否合理？当然，用这样的办法来制酒并不是做不到的，不过这种酒比英格兰和苏格竺用工业品可以换取得到的酒，质量要低得多，代价要高得多。有些人对事物的本质是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作深刻钻研的，对这些人来说，这是一个一针见血的论据，这个学派之所以深得人心，大部分原因就在这一点上；无论如何，在法国种葡萄的，制造丝稠的，在美国种棉花的以及棉花商人，对此说总是深表同情的。但是仔细考察一下即可看出，这个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商业往来的限制，对农业生产力所起的作用是同它对工业生产力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的。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商业限制对农业发生的影响是怎样的。
　　假定法国拒绝德国家畜或谷物进口，这一措施对法国将发生什么影响？首先德国就不能再买法国的酒。法国由于商业关系在这一点上的破坏，酒类出口减少以后，它就不得不按照这个减额比例缩减葡萄的种植，把原来最宜于种植葡萄的一部分土地，用于利益较差的用途。原来专力从事于种植葡萄的人将相应地减少，因此本国衣产品的需要也将减少，减少的部分就是原来专门种植葡萄而现在不能继绩种植的那部分人原来所消费的。酒类的生产情况如此，油类的情况也势必相类。法国拒绝了德国畜产以后，保护了家畜饲养这个行业，但这并不是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而是用人为方法勉强促成的，因此经营这一事业的那些地区对于这一事业或者并不适宜；这一点说明法国在农业的一个方面纵有所得，而在农业的其他各方面所失将远不止此，假使我们单纯认为法国是一个农业国，同它对立的德国是农业国，并且假定德国对法国这一政策不采取相类行为作报复，那么情况的演变就到此为止。但是假使德国由于顾到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采取相类的限制措施，假使我们认为法国也并不是一个纯农业国，同时还是一个工业国，那么这一政策的危害性就似乎还不止如上述的那样。德国在报复态度下这时对法国将不仅提高酒类进口税，对法国所有产品，凡是德国能自己生产，或并非必不可少，或能够向别处购得的，也将采取相类措施；而且将更进一步，对于它目前不能在特别有利情况下自己来生产、但是可以向法国以外的别处购得的那些工业品，也将限制由法国输入。这时法国由于实行那些限制办法，使它自己所受到的损失，看来将一倍或两倍于所得。显然，法国在葡萄种植事业、在橄榄种植事业以及在工业中所雇用的人数，只能以由它自己生产或从国外取得的生活资料和原料所能供应的那么多的人数为限。但是我们已组看到，限制输入并没有能使农业生产有所增加，只是使生产从一个场合移转到了另一个场合。假使法国允许自由交换产品，则产品和原料的输入，因此也就是酒类、油类和工业品的外销，将不断增加，结果在葡萄与橄榄的种植事业中、在工业中雇用的人数也将增加；随着贸易的进展，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和原料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工业品的需求，也将增长。工农业方面的人口有了这样的增加以后，对于那些不容易由国外输入，生来只能由本国农民供应的粮食和原料的需求将引起增势；因此本国农民所获得的利益比以前将大大增加。在自由交换下，对那些与法国土质特别适宜的农产品的需求将增长，它的增势将大大超过在限制政策下以人为方法生产产品时的增势。一个农民如有所得时是不会使别一个农民有所失的，这时国内整个农业将有所得，而工业所得的还更多。由此可见，在限制政策下国内农业并不会有所进展而只是受到限制；而且，原来可以由于国内农业的增长以及国外粮食与原料的输入而发展起来的那个工业力量，将被消灭得无影无踪。限制政策所能造成的只是一个地区的价格上涨，别一地区的农民却受到牺牲，但是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家的整个生产力也受到了牺牲。
　　对农产品交换作这样的限制是不利的这一点，就英国的情形来说，比法国更为显著。毫无疑问，谷物法的施行，使一部分硗薄土地也获得了开垦机会；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规定，这些土地是不是就不会被开垦，却是一个问题。英国输入羊毛、木材、家畜和谷物越多，售出的工业品就越多，能够在英国生存的工人也越多，工人阶极的生活也就越加提高。英国的工人数可能会增加一倍。每个工人的生活就会有所改善，就会有可能为自己备一个园子以供娱乐，还可以在园子里种植些菜蔬，他自己以及他的家属的享受将比前丰富得多。显然，工人人数有了这样大规模的增长，生活有了这样的提高，消费量有了相应增加以后，对于生来只有这个岛国自己能够供应的那些产品，将产生莫大需要，这个时候被开垦的土地，比在不自然的限制办法下所开垦的，很可能将超出一倍到两倍。这个说法是否可信，可以任何大城市附近的情况为证。凡是一个大城市，不论从远道运来的产品数量怎样巨大，也不论这个城市附近的土地天赋条件怎样欠缺，但是在这一带附近休想找到一块未经开垦的土地。假使你禁止从辽远地区将谷物输入这样一个城市，结果只会使这个城市的人民工业和繁荣都趋于萎缩、衰退，只会迫使住在城市附近的农户不得不从事于利益较差的那些农作事业。
　　大家会感到，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分析与流行理论并无二致。流行学派说，在任何情况下，极度的商业自由，不论对个人或对整个国家米说都是最有利的；就原料的交换这一点而论，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当然，我们未尝不可用限制办法来增加这方面的生产，但所得的只是表面利益。正如这个学派所说，这样做只是使资本和劳动移转到效用较低的方面。但是工业生产力的情形却相反，这是在另一套法则的支配之下的，不幸这个学派对于这一点完全没有顾到。
　　我们已经看到，限制原料品输入是有碍于国家自然资源与力量的充分利用的，但是对工业品限制输入时，情形却完全不同。就一个人口众多，在农业和文化上已组有了高度发展的国家来说，限制工业品输入就可以引起生枯起朽的作用，使国家的大部分天然力量活跃起来；实际上毫无疑问，在纯农业国家，大部分天然力量是永远隐伏着没有利用机会的。限制原料品输入，不但妨碍国家工业，而且妨碍国家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因限制国外工业品输入而产生的国内工业生产力却能刺激整个农业生产力，这是高度发展的国外贸易所办不到的。假使说输入原料足以使外国对我们处于依赖地位，足以剥夺它发展本国工业的手段，那么同样，我们输入国外工业品也会使我们自己对外国处于依赖地位，就是自己放弃了发展自己工业的手段。假使说输入农产品和原料是使外国丧失凭这部分原料让它自己的人民获得供应与工作的机会，而把这个机会转让给了我们，那么同样的道理，输入工业品就是使自己放弃了增加人口并让他们获得工作的机会。假使说输入自然产物和原料足以使我们在世界舞台上增加势力，使我们具有与各国发生商业关系的手段，那么输入工业品却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会使我们处于最先进的工业国家的束缚之下，仰人鼻息，就象葡萄牙对英国的关系那样。乔治一世的大臣们曾这样说过，国家输出工业品、输入粮食和原料的数量越大，就越加富强。历史和统计都证明这句话的正确性。有些国家只是由于专门输出粮食和原料、专门输入工业品而一败涂地，这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孟德斯鸠比在他之前或之后的任何人都更懂得怎样吸取历史给与立法者和政治家的那些教训，他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上面所说的一点，不过在那个时候政治经济学还很少有人注意，使他无法彻底说明其中的症结。他同重农学派全无根据的推论相反，认为波兰如果能完全放弃国外贸易，当可获得更大发展，那就是说，它应当自己建立工业，国内原料和粮食应当由它自己进行加工和消费。波兰只有发展本国工业力量，建成自由、人口稠密、各种事业欣欣向荣的城市，才能有巩固的内部组织和本国工业，才能有自由和财富；只有这样，才能争取独立自主，才能对文化比鞍落后的邻近国家取得政治优势。它所应当输入的不是外国工业品，而是外国工业家和外国工业资本；英国在文化上处于与波兰同样的水平时，就曾一度这样做过。但是波兰的贵族阶级情愿将从农奴劳动中得来的微不足道的产物运销国外市场，换回外国制造的价廉物美的商品。一个国家，当它自己的工业还没有充分巩固，在商品的价格和质量上还没有能与外人相竞争时，是否宜于向国外购人工业品——波兰贵族的后继者现在可以答复一下这个问题。别的国家的贵族阶级，当受到了封建意识的煽动而胸无主宰时，应当把波兰的遭遇记在心里，然后再看一看英国的贵族，就可以明白，强大的工业、自由的内政制度和富足的城市，对大地主来说，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
　　波兰的选任王，处于当时的环境下，是否有可能实行象英国世袭王逐步发展建立起来的那种商业制度，这一层姑且不论，假使他们果然这样做了，那么对波兰将产生怎样惊人的效果，难道我们还理会不到吗？那时靠了勤劳奋发的大城市的助力，王位将成为世袭制，贵族将不得不让人们便于参与上院的立法事宜，将不得不解放农奴；农业将自然获得发展，就同英国的情形一样；波兰的贵族将富裕起来而且受到尊敬；波兰这个国家，即使不能象英国那样在世界上占有现在这样的地位，这样的受人尊重，也早已强盛起来，在文化上有了高度发展，势力也早已扩张到了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它由于没有工业，以致衰亡，并被瓜分；这样的情况即使未曾发生，此后也仍然是势所难免的。在波兰，自发的工业力量从来就未曾有过发展机会；这是不会有的，因为这方面的努力势必要受到先进国家的破坏。它既没有保护制度，只是在自由贸易制度下与先进国家发生着商业关系，即使它直到现在仍能保留独立地位，它所能进行的也只是处于残缺状态下的农业，决不会别有发展；在这样情况下它是决不会达到富强地位，决不会对外占有势力的。
　　工业可以使无数的自然资源和天然力量转化为生产资本，这一事实正足以说明保护制度对于国家财富的增长会起怎样有力的作用。这种发展并不是虚假的表面现象，象保护政策对纯粹天然产物的贸易所发生的影响那样，而是一种真实的东西。农业国家自己建立了工业以后，就会使原未完全搁呆不动的天然力量有活跃的机会，使原来全无价值的自然资源成为宝贵的财富。
　　向来有这样一种经验之谈，认为人类也同各种动物一样，通过异种配合，身心两方都可以获得改进，认为彼此通婚的范围如果老是限于少数家族，就会逐渐退化，正同老是用同类种子施种于同一块土地的情形一样。非洲和亚洲有许多未开化或半开化部落，人口无多，那里的男子总是向别的部落物色妻子，这种情况似乎不能不认为就是出于这一自然法则的启示。有些小城邦的寡头政治的执政者总是在他们自己团体范国内互相通婚，结果或逐渐消灭，或显然退化，这是一个经验事实，这一事实也似乎与这一自然法则有关，假使由两个完全不同的种族实行交配，几乎没有例外，子孙总是壮健而漂亮的，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例如白种与黑种杂交以后，第三代到第四代子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见解应用到整个国家时似乎更加确凿可信，经常进行异种交配并使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国的那些民族，他们思想的活泼，精力的充沛，以及在智力、体力、仪表各方面，都胜过别国的民族。
　　有些人在小村落里从事处于残缺状态的农业，那里几千年来，只是有限的若干家族在彼此通婚，那里若干世纪以来没有人想到要使用新式工具，或在耕作中采用新法，或在衣服式样上作任何改变，或吸收任何新思想，那里被认为最上的妙策的并不是怎样来发挥身心力量以取得尽可能多的享受，而是怎样得以尽可能地省免这类享受；但是根据上节的推论，我们认为可以断言，这些人并不是注定要变成这样蠢顽不灵的生物的，这样的演变并不是必不可免的。
　　建立了工业以后，这种情况就可以完全改变（这是有利于整个国家民族的进步的）。增加的农业人口有一大部分投入工业社会以后，各地区的农业人口与工业人口彼此互相通婚而搀合在一起以后，那种在智力、道德、体格上停滞不前的现象就可以消失。工业以及以工业为依据的与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商业所引起的交往关系，会使整个国家以及各个社会和家族受到新血液的灌注。
　　工业的发展对于畜种的改良也有同样重大的影响。不论何处，建立了毛纺织业以后，羊的品种就会迅速得到改皮。工业人口增长以后，对于上品肉类的需求也随之增长，农民就势必要设法提高畜产品种。对于“上乘的马”的需求有了增长以后，跟着发生的必然是马在品种上的改进，这是一定的道理。于是我们就可以不再看到那些恶劣的、属于原始品种的马、牛和羊，那是由于农业处于残缺状态、对于家畜品种的交配和选择全不注意的结果，是它们蠢陋的主人的侧面写照，双方是互相称合的。
　　许多国家在家畜方面，由于外国品种的输入，本国品种已经有了极大改进，因而国家的生产力也有了极大增长；但是在这方面有待于更进一步努力的，还有多少啊！所有欧洲的蚕种，是君士坦丁一世在位时代，由希腊僧人把它放在空心竿千里从中国带到君士但丁，然后传入欧洲的，当时中国对于蚕种是严禁出口的。法国的毛织品所以这样优美是由于输入了西藏产的山羊。向来关于动物的饲育和改进，主要目的总是在于适应奢侈享乐方面的需要，而不是在于增进广大群众的福利，这是很可惋惜的。根据旅行家的记述，说在亚洲某些国家曾看到一种牛类，既富有拖重能力，又善于奔驰，使用时几乎与马具有同样的优点。欧洲的小农民如果能备有这样品种的牛，对他将何等有利！劳动阶级在生活资料、生产力和便利方面，由此将获得多大的增进！但是人类生产力从草本和木本植物的改良和输入方面得到的增长远比从动物品种的改良和输入得到的为多。这只要把处于原始状态下的植物同改良品种比一比，就立见分晓了。我们可以看一看，就各种谷物、果树、蔬菜以及橄榄来说，它们的原始品种与改良品种，在形式上，效用上，两者之间有着多大的差异！由此在营养与享受方面，在人力获得有利使用的机会方面，产生了多大的效果！诸如马铃薯、甜莱根、饲料根菜作物的种植，加上改进的施肥方法与改进的农业机器，已使农业收入比亚洲各部族目前所得到的增加了十倍。
　　对于植物新品种的发现与改良，科学已经作了很多贡献，政府方面对于这一重要问题，为了经济利益，应当予以充分注意，但目前在这方面的注意还不够。最近据说在北美洲草原发现了一种草本植物，这种植物在最贫瘠的土地上所提供的产量，比我们所知的最肥沃的土地上的饲料作物的产量还要高。很有可能，在美洲、亚洲、非洲以及澳洲的原野，还有很多植物听其自生自长，没有加以利用，经过移植与改良以后，也许会使温带居民的福利获得无限的增进。
　　这是很明显的，大多数动物与植物品种的改良与移殖，这方面大多数的新发现，以及其他方面的一切进步、创造与发现，主要受益的总是温带国家，尤其是其中的工业国家。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十九章 工业与国家的工具力（物质资本） 　
　　　国家生产力的来源是个人的身心力量，是个人的社会状况、政治状况和制度，是国家所掌握的自然资源，或者是国家所拥有的作为个人以前身心努力的物质产品的工具（即农业的、工业的与商业的物质资本）。在前两章里已经分析了工业对于前三项国家生产力来源的影响，在这一章和下一章，我们将从事于说明工业对上述末一项生产力来源的影响。
　　我们在这里所称作“工具力”（instrumentalpowers）的，在流行学派则称作“资本”。对于一种事物，用什么字眼来表示。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所选择的字眼，表示的必须始终是同一事物，不多也不少，尤其是关于科学研究，这一点更加重要。当讨论到问题的不同方面时，作出这样的区别就有了必要，现在流行学派使用“资本”这一名词时，指的不仅是有助于生产的物质手段，而且还有精神和社会手段。但是当提到资本时，显然应该确切表明，它所指的究竟是物质资本、即生产中的物质工具，还是精神资本、即个人所固有的或个人从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得来的精神力量和体力。当应该作出这种区别而没有作出时，就势必会导致错误的推论，或起一种掩盖错误推论的作用。不过我们主要目的是在于暴露这种在不准确、不恰当命名的掩盖下所犯的错误，而不是在于制造新名词，因此我们仍然采用了“资本”这个名词，但是对于精神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对于物质的、农业的、工业的与商业的资本之间，对于私人资本与国家资本之间，将加以区别。
　　亚当·斯密用了资本这个笼统的名词，提出了下列论点，竭力反对保护贸易政策，他的门人也沿袭了这种论调至今未改。他说：“一个国家采用了这种（保护）办法以后，的确可以使某类特种工业比没有这个办法时成立得快些，这类工业在若干时间以后也的确能够出产与国外同样便宜、甚至更加便宜的产品。但是虽然在这样情况下可以更快地使国家工业走向它以后会自动走向的方向，这决不是说，用了这样的方法，国家的工业或收入总量就可以有所增长。国家的工业只能随着资本的增长而作相应的增长，国家的资本则只能依照从收人中逐渐得来的储蓄而增长。可是这些方法的直接后果是使国家的收入减少。既足以减少收入，就不能使资本，以及工业，比在任其自由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增长时增长得更快，这一点是确切不移的。”
　　这个学派的创立者为了证明这一论点，举述了我们已在前一章里所驳斥了的在苏格兰种植葡萄那个著名的例子。
　　他在著作的同一章里又说，国家的岁人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只是国民工业每年所生产的那些东西的交换价值。
　　上述论证，就是这个学派反对保护贸易政策的主要根据。它承认通过保护措施能够把工业建立起来，并且能够出产同国外来的一样便宜或者甚至更加便宜的工业品；但它认为这类措施的直接后果是减低国家收入，即国民工业每年所生产的那些东西的交换价值。它因此就削弱了取得资本的力量，因为资本是从国民每年收入中得来的储蓄形成的；然而，国民工业总量是决定于资本总量的，前者是只能随着后者而相应地增长的。得出的结论是，通过这些措施所导致的一类工业，如果让它循着自由的进程前进，当然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因此这类措施是足以削弱工业的。
　　我们反驳这种推论时首先要指出，亚当·斯密使用资本这个字眼时，他所持的观念只是那些收租的人或商人在簿记及贷借对照表上对资本所必然要抱有的那种观念，就是把资本作为与由资本产生的收入有所区别的那种交换价值综合量。
　　他忘记了他自己给资本下定义时，也曾把生产者的身心力量包括在这个名词的涵义之内。
　　他误认为足以决定国家收入的只是物质资本的总量。但是相反地，在他自己的著作里却有着数不清的证据，说明这些收入主要决定于国民身心力量的总量，决定于这些力量在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完善程度（尤其是靠了进一步完善的分工与国家生产力联合所实现的完善程度），说明保护政策虽然需要有一个时期的物质牺牲，但是这些牺牲在力量上，在取得交换价值的能力上，却可以得到百倍的补偿，所以实际上只是国家的再生产支出。
　　他忘记了，使整个国家能增加物质资本总量的能力，主要是在于能够把未组使用的天然力量转变成为物质资本，转变成为有价值的、能产生收入的工具，而就纯农业国家的情况来说，有着许多搁呆的、原封未动的天然力量，只有通过工业才能使之加速地活跃起来。关于工业对国内贸易与国外贸易、对国家的文化和力量、对国家独立自主地位的维持以及对于由此而未的取得物质财富的能力这些方面的影响，他都没有考虑到。
　　他没有体会到，通过殖民地开拓，英国取得了多大数量的资本（据马丁估计这一项数额在二十五亿英镑以上）。
　　他在别的场合虽然那样清楚他说明，使用在中间商业中的资本，只要是没有与任何某一国家的土地适当地结合在一起，就不能认为是属于那个国家的，在这里他却没有考虑到，这种资本由于有利于国家的国内工业，是极有效地实现了国家化的。
　　他没有考虑到，通过促进本国工业的政策，就可以把大量国外的精神资本与物质资本吸引到本国来。
　　他错误地认为这些工业是在自然趋势下自动发生的；他不晓得不论拿哪一个国家来说，为了它自身的特有利益，它的政治势力对于这种所谓自然趋势，总是要加以干预，使之趋向人为方向的。
　　他的论据以含糊笼统的说法为依据，因而是根本错误的，他在论述中举了一个例子，要想证明因为在苏格兰用人为方法从事制酒这一措施的不足为训，所以用人为方法建立工业也是愚蠢行为，这个例子也是根本错误的。
　　他把一个国家资本形成的过程，缩减到了一个收租者私人的动作，收租者私人的收入是取决于他的物质资本价值的，他只有把他的储蓄重新转化成资本才能增加收入，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他没有看到，这种储蓄理论，就商人的地位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如果由整个国家来遵行，就必然要使国家陷于贫困、粗鄙、无能和腐化。既然人人竭力从事于储蓄与节约，生产的动机就不再存在。既然人人只是致力于交换价值的累积，生产方面所需要的精神力量就要渐告消失。假使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是象这样一些头脑不灵的守财奴，那就会为了怕负担战争费用而放弃对国家防卫工作的注意，只是在受到敌国欺凌，牺牲了一切财产以后才会明白，争取国家财富与收租者私人致富之道有所不同，两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收租者私人，当他作为一户的家长时，他所应当遵行的一套理论方针，与这里所提出的店主的物质交换价值理论就必然完全不同。他对于后代在教育方面，至少必须支出那样多的交换价值，当管理财产的责任一旦落到他们头上时，使他们够进行管理。
　　国家物质资本建立时所采取的方式与收租者单纯储蓄的方式完全不同，也就是说，这是与生产力建立时的方式相同的，因为它主要依靠国家的精神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及农工商业资本之间的交互作用。
　　国家物质资本的增长有赖于国家精神资本的增长，反过来也是这样。
　　农业物质资本的形成有赖于工业物质资本的形成，反过来也是这样。
　　商业物质资本处处是作为一个中介者存在着，在工业资本与农业资本两者之间起着协助与补充作用。
　　未开化国家，在渔猎生活下，一切东西几乎全部是来源于天然力量，资本几等于零。国外贸易使资本有了增长，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通过枪炮、火药和子弹的作用），天然力量的生产力也就被完全破坏。储蓄理论对一个打猎的人并无好处；在这种理论下他势必要改行，改成一个牧羊的，否则就必然要没落。
　　在畜牧国家，物质资本会很快地增长，但是只有当天然力量对家畜能够自然而然地供应食料时，才能获得在这个限度内的增长。家畜以及生活资料有了增长以后，人口就会紧跟着增加起来。一方面牛羊群和牧场随着人口的增加，分割成越来越小的范围；另一方面，国外贸易对消费在发生着诱导作用。这个时候对他们宣传储蓄理论也是徒劳的；国家势必要从畜牧事业转变到农业，否则将陷于贫困。
　　就农业国家来说，它可以利用处于潜在状态下的天然力量，从而增加财富，它的活动领域是广大的，但毕竟是有限度的。
　　就农民自身来说，他可以贮存粮食，改进庄稼，增加牲畜；但是生活资料有了增加以后，人口总是要跟着增加的。生产愈丰饶，人口愈增加，物质资本（即耕地和家畜）也就随着这个增进程度被增进中的人口分割得更零碎。但是靠了勤耕力作是不会使土地面积扩大的，而且由于运输工具的缺乏——那是我们在前一章已经指出的，由于商业往来不发达而必不可免的欠缺情况——对于土地的固有力量是无法充分利用的。还有一层，纯农业国家多半感到缺乏的是，通过工业及由工业而来的商业给予国家的那些手段、智力、进取心、活动力以及社会发展，因此纯农业人口不久就会达到这样一个情况，这时农业物质资本不再能与人口的增加齐头并进，国家的资本总量虽然在不断增长，但个人的贫困却越来越显著。
　　在这样情况下，国家最主要的产物就是人，他们在自己国家既然不能够丰衣足食，就要向外国迁徒。流行学派把人看作是累积的资本，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这种说法是很难使它感到安慰的；因为人口输出以后是不会引致回程货物的，而且适得其反，将造成大量物质价值如工具、家具、货币等等作非生产性的输出。
　　处于这样的情况时，国内分工还没有正式发展，要想增加物质资本（个人在物质上的富饶），显然是既非勤恳、也非节约所能奏效的。
　　当然，作为一个农业国而绝对没有任何国外贸易的情形是很少的；国外贸易，就它所发生的影响来说，关于资本的增长这一点，也未尝不能补国内工业的匮乏，因为它由此使国外工业家与本国农民有了商业关系。但是这种事态的发生，性质毕竟是部分的，而且是缺点极大的。首先，这种商业只限于某些大宗产品，活动地区主要只是在那些沿海岸及通航河流一带；其次，无论如何，这种商业关系总是极端非正规的，遇到战争、商情变化、贸易方面的法制有了改变，或者遇到国外有了特大的丰收或输入方面的变化，这种关系是往往会中断的。
　　要使农业物质资本作大规模、有节奏、继续不断的增长，只有在农业国建成充分发展的工业，才能实现。
　　一国的物质资本，绝大部分总是与土地分不开的，不论哪一个国家，地产、乡村和城市住宅、工场、工厂、给水设备、矿山等等的价值大约要占国家全部资产价值的三分之二到十分之九。因此，凡是足以使不动产价值有所增减的，也足以使国家物质资本总量有所增减，必须把这一点作为一个通则。这是一个显明事实：具有同样生产力的土地，它的资本价值，邻近小城市的，比在偏僻地区的不知要高出多少，邻近大城市的比邻近小城市的又不知要高出多少；至于工业国家的这种价值同纯农业国家的相比，双方高低悬殊，简直无线比拟。反过来，我们还可以看到，城市住宅与工业建筑物以及它们的地基的价值，总是随着城市与乡村在商业关系上的扩大或收缩，或者是随着农业的盛衰，作等比例升降的。由此可见，农业资本的增长有赖于工业资本的增长，而后者反过来也有根于前者。
　　但是当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时，这种交互作用在工业方面比在农业方面要有力得多。当从单纯的游猎形态转变到畜牧形态时，资本的增长主要是由于牲畜头数的迅速增长；当从畜牧形态转变到农业形态时，资本的增长主要是由于耕地与剩余农产品数量的迅速增长；而如果由农业形态再进而转变到工业形态时，国家物质资本的增长却主要是通过专门用于建立工业的那些价值和力量而实现的，因为大量的、以前所未经利用的天然力量与精神力量是由此而转变成精神簧本和物质资本的。建立工业绝对不会有碍于物质资本的蓄积，恰恰相反，要使国家能够经济使用农业储蓄，建立工业是第一要着，要鼓励国家着重发展农业经济，建立工业是第一个有效手段。
　　在美国的立法机关里，时常听到这样的话，说谷物由于没有销路不值得收割，只好让它在田里烂掉。在匈牙利则听说农民被过多的产额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而那里的工业品比在英国却要贵两三倍。这样的情况在德国也许还能记得。由此可见，一切剩余农产品在农业国家并不是物质资本。有了工业时，把这项产品收入仓库，首先就成为商业资本，然后卖给工业者，就转化为工业资本。在农民手里无法利用的存货，到了工业者手里就成了生产资本，反过来也是这样。
　　有了生产，才有消费的可能，而消费要求又足以刺激生产。纯农业国家在消费方面是靠国外情况决定的，如果情况不利，那些因消费要求而引起的生产就会消失。但是在那笼工农业在自己国上上结合起来的国家，那种相互诱导的作用是不断存在的，因此生产将不断提高，工业资本和农业资本也将随着不断地增长。
　　工农业同时发展的国家，由于在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的那些原因，在物质黄本方面比纯农业国家不知要丰富多少倍，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前者的利率总比后者要低得多，使企业家可以有较大的资本，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自由分配。由此可见，工业国与农业国新成立的工业相竞争时总是要占上风的，后者对前者总不免要不断地居于负债地位，前者的工农产品价格在市场上的不断波动以及货币价值的不断变动，将使后者在物质财富的累积方面、在道德以及节约习惯方面受到同样大的危害。
　　流行学派把资本分为固定的与流动的两类，而把许多在流动中的事物出乎情理之外地纳入前一类，关于这种区别却并没有加以任何实际上的应用。作出这样区别时可以引起的唯一有价值的一点，这个学派却置之不顾。物质资本与精神资本大都是与农业、工业、商业或其中的某些部门——不仅如此，实际上还往往与某些地区——结合在一起的。例如一株果树，在砍下以后，对工业者（假使他用它来做木制品）和对农民（假使他是要把它栽培起来生产果品的）来说，价值显然完全不同。又如对所饲养的羊群，不得不加以大量屠宰时，象德国和美国所已经时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它们的价值，与用来生产羊毛的羊的价值，也显然完全不同。又如葡萄园自有它的价值，假使改作耕地，原来的价值即将丧失。帆船，如果用作木料或燃料，它的价值比用作交通运输工具时将低得多。如果纺织业受到破坏，完全崩溃，原来的厂房、供水和机器设备还有什么用处？同样的情况，个人所具有的生产力，包括经验、习惯和技术，在失去了本业以后，一般就会大部分不复存在。流行学派对于所有这类事物和资产，都一概能统地叫作资本，在这一名词的掩盖下，可以随意把它从这一个移置到那一个使用范围。萨依就曾劝告英国，把它的工业资本转向到农业。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将如何实现他没有告诉我们，看来英国政治家对这一点直到现在也还莫名其妙。萨依在这里显然是把私人资本同国家资本混淆起来了。一个工业家或商人可以把他的厂或船卖掉，然后用所得价款买进田产；而整个国家却不能这样做，除非把大部分物质资本和精神资本付之牺牲。这个学派为什么对这样分明的事实要故意加以曲解，其中的道理是十分明显的。如果对于事物给予了恰当的名词，真象就会显露，就很容易使人理解到，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从这一个移转到别一个使用范围时是要发生困难和危险的，而这一点决不会始终有利于“自由贸易”，却往往是有利于国家保护政策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二十章 工业与农业利益 　
　　　假使说，保护关税有利于国内工业，只能使工业家致富，而不利于工业品的消费者，那么对于这种不利情况感觉得最深切的应当就是地主和农业经营者，因为这是消费者中人数最多、最重要的阶级。但我们可以证明，甚至这个阶级，从建立工业中所获得的利益比工业家本身所获得的更大；因为有了工业以后，对农产品的需求在品种上将增多，在数量上将扩大，农产品的交换价值也将提高，这时农业组营者就能够在更加有利的情况下利用他的土地和劳动力。地祖、利润、工资这一切因此就都可以提高；地租和资本有了增长以后，跟着就会使地产售价和劳动工资提高。
　　地产的售价实际上就是簧本化地租；它一方面决定于地租的数额和价值，另一方面却主要地决定于国家现有精神资本与物质资本的量。
　　一切个人和社会的改革——尤其是国家生产力的增长，其中更重要的是工业力量的增长——都足以使地租的数额增加，同时使地租对总产量的比率降低。在事业很少发展而人口稀少的农业国家，例如波兰，地租可以占到总产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在充分发展、人口稠密而富裕的国家，例如英国，则地租比率降低到总产量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但是比率虽低，以实际价值量，以货币价值，尤其是以所能换得的工业品计算时，却要比高比率所含有的大得多。英国小麦的平均产量是二十五蒲式耳，其中的五分之一就等于五蒲式耳，而波兰小麦的平均产量是九蒲式耳，其中的三分之一却只有三蒲式耳；在英国五蒲式耳的价值平均是二十五先令到三十先令，而在波兰内地三蒲式耳的价值至多不过八先令到九先令。还不止如此，工业品在英国至少要比在波兰便宜一半，因此英国的地主，用三十先令的货币地租可以买到十码布，而波兰的地主用九先令的地租却很难买到两码布。由此可见，同样的地主，在英国的拿到了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在波兰的拿到了三分之一，而前者比较后者境况要富裕得多，作为一个收租者时所得的货币要高三倍，作为一个消费者时所得的工业品要高五倍。这是说地主的方面，至于自耕农和雇农，尤其是作为工业品的消费者时，在英国的处境，在波兰的也难与比拟。在英国二十五蒲式耳的产量内，分配于播种、耕耘、工资与利润方面的占二十蒲式耳。其中后两项计占半数，即十蒲式耳，平均价值是六十先令或二十码布（按每码三先令计），而在波兰的九蒲式耳产量内分配于播种等四项的仅仅六蒲式耳，其中分配给工资与利润两项的计占半数，即三蒲式耳，价值十先令到十二先令，只能买布三码半。
　　地租是有效使用物质资本的一个主要手段。因此它的价格是要看国家的现有资本量和供求比例来决定的。工业国家由于国内外贸易的发达而积累了剩余资本，那里的利率又比较低，在那样一个工商业发达的国家里总有许多有了钱的人要把他们的剩余资本向地产投资；因此就某一数量的地租来说，它的售价在这样的国家里总要比纯农业国家高得多。在波兰的售价约相当于十年或二十年间的收入，在英国则达三十年或四十年间的收入。
　　地租的售价在工商业国家既比农业国家为高，土地本身的售价情形也相类。具有同等的自然产出力的土地，在英国的价值高于波兰的约十倍到二十倍。
　　工业对于地租数额，因此也就是对于土地的交换价值，是有影响的，亚当·斯密在他著作的第一部分第九章末尾确曾注意到这一点，不过只是偶然提到的，并没有适当地把工业在这方面非常重大的意义表达出来，他分析了影响地租增长的那些原因，有些他认为是直接的，如上地本身的改良和家畜数量及价值的增进，有些则认为是间接的，把工业列入了间接原因之一。他就这样把地租和土地价值增长的主要原因（即工业）放在几乎使人难以觉察的次要地位；至于土地改良和牲畜繁殖，两者本身就大部分是出于工业和由工业而来的商业的结果，而他却把这些说成是增长的主要原因，或者至少是同等的原因。
　　亚当.斯密以及他的门人绝对没有充分认识到工业在这方面的价值。
　　我们曾经提到，工业及与工业有关的商业的发展，使具有同等地力的土地，在英国的价值高于在波兰的约十倍到二十倍。现在试将英国的工业产值与工业资本总值及农业产值与农业资本总值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财富的绝大部分表现在增加了的地产价值项下。
　　麦克奎恩对于英国的财富和收入曾作如下估计（下列数字单位为百万镑）
　　I.全国的资本总值1．农业土地、矿山及渔场2，604运转资金——牲畜、农具、储藏品及货币　　　　655农业经营者的家具和用具　　　　　　　　　　　　5233112.工商业工业及工业品国内贸易　　　　　　　　　　　　178.5殖民地商品贸易
　　11工业品国外贸易　　　　　　　　　　　　　　16.52061835年（这一估计在该年作出）以后的增额　　12218城市各种建筑物及工业建筑物
　　605船舶　　　　　　　　　　　　　　　　　　　　33．5桥梁、运河及铁路　　　　　　　　　　　　　　118非农业用马匹
　　20全国资本总值（殖民地、外债及内债投资除外）
　　776.54，305．5II．全国的产值1．农业、矿山及渔场
　　5392.工业　　　　　　　　　　　　　　　　259．5798．5从以上估计可以看出：1.英国在农业方面土地的价值占全国资产总值的四十三分之二十六，超出投放于工商业的资本总值的十一倍。
　　2.英国投放于农业的资本占全国资本总值四分之三以上。
　　3．英国固定资产的总值，即土地等等　　　　　　　　　　　　2，604城市房屋及工业建筑物　　　　　　605运河及铁路1183，3274.英国工商业资本，包括船舶，不过241．5百万镑，占全国财富十八分之一。
　　5．英国农业资本总值3，311百万镑，所产生的总收入是539百万镑，的合百分之十六；而工商业资本218百万镑的年产总值却达到259．5百万镑，达百分之一百二十。
　　这里首先必须注意的是，凭了218百万镑的工业资本获得了259．5百万镑的每年产值这一事实，是为什么英国农业资本能够达到3，311百万镑这样大的数额，从而获得每年产值539百万镑的主要原因。农业资本总值内绝大部分是土地和家畜总值。工业使全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到两倍，对大规模的国外贸易、大规模的航运事业以及许多殖民地的取得和开发，提供了使之实现的手段，从而使生活资料与原料的需求有了等比例的增长，使农业经营者同时得到了满足这种增长了的需求的手段和动机，使农产品的交换价值有了提高，由此又使地租的数额与售价以及土地本身的售价有了按比例的增长。假使这一项218百万镑的工商业资本一旦被完全毁灭，那时就不难想象，不但259．5百万镑的工业产值将化为乌有，而且那3311百万镑的农业资本以及539百万镑的农业产值中的绝大部分，也将不复存在。那时英国在生产上所损失的将不仅是工业产值259．5百万镑，土地价值也将低落到与波兰相等，即现有价值的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
　　由此可见，农业国在有利情况下用之于工业的一切资本，经过相当时间，会使土地价值提高十倍。各处的经验和统计都足以证明这个说法。工业建立以后，土地价值和资本累积就会迅速增进，到处所看到的情况都是这样。如将法国（1789年及1840年）、美国（1820年及1830年）或德国（1830年及1840年）的这类价值量比较一下，看一看这些价值量与工业发展较差或发展比较充分的情况是如何地柏符合，就可以明白，我们的见解是到处的事实经验都可以证明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生产力的增长，而这是从有节奏的分工与国家力量的巩固的联合得来的，也是从国外贸易、从处于国家支配下的那些精神力量与自然力量进一步有利的使用得来的。
　　关于运输工具的改进，我们可以看到的也是同样的因果关系。由此不但使运输事业本身有了收入，从而收回了在这方面所支出的资本，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使这个地区的地产价值，在相当时间内，可以提高到创建运输事业时所使用的实际物质资本价值的十倍。运输工具的改进使农业经营者获得极大利益，而农业经营者所处的地位与运输事业的承担者对照时却要有利得多，他对于所投资本，可以有充分把握获得那提高了十倍的利得，不必有任何牺牲，而运输事业的承办人则必须把他的全部资本倾注在这个事业上。农业经营者的地位与新工业的建立者相对照时，有利的情况也相类。
　　工业对于农业生产、对于地租、从而对于地产价值的这种影响既然这样深切，对于一切与农业利益有关的各方既然这样有利，那么有人说保护政策只是有利于工业者而以农业经营者为牺牲的这种说法，又怎样能成立呢？
　　农业经营者以及所有其他个人的物质幸福主要决定于一点，即他们所生产的价值要超过他们所消费的价值，对于农业经营者有切身利害的，主要是各种农产品是否有广大需求，是否有很高的交换价值，至于工业品价格是否低廉，对他并不是一个怎样重要的问题。假使通过保护措施的作用，市场情况有了改进，使农业经营者出售他自己的产品时可以获得较大利益，他在这方面的所得，超过了他需要的那些工业品价格提高以后的所失，那就不能把他说成是在有利于工业的情势下受到了牺牲。凡是自己能够建立工业的那些国家，这样的情势总是存在的，尤其是在本国工业成立的初期，情况更为明显；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转移到工业的资本，大部分用于住宅和厂房的建造、水力的应用等等方面的支出，主要有利的就是农业经营者。在建立工业的初期，农产品销路扩大，价值提高，抵销了工业品价格上涨的不利情况而有余。但是农业经营者在这个时期所享受的利益无论怎样广泛，他在以后的有利情况必然还要继续进展，因为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农产品所能获得的价格必然逐渐趋涨，而工业品价格必然渐渐降低。
　　还有一层，农业经营者和地主的事业的发展，特别有赖于他们取得收入的那个手段、即土地的价值状况，地产价值至少要能维持原状。这一点不但是他们事业发展的，而且往往是他们整个经济生活的主要条件。例如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农业经营者一年的生产是超过他的消费的，但是他却感到已沦于破产地位。如果他对地产还负有银钱债务，而一般信用市场情况并不安定，如果一方面货币资本求过于供，而另一方面地产却供过于求，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就会普通发生货币贷款要求收回而地产则急于求售的情况，结果地产价值一落千丈，使许多最积极勤俭而富于进取精神的农业经营者陷于破产境地。这并不是由于他们的消费超过了生产，而是由于在他们手里的那个生产手段、即地产，在他们无法控制的原因下，失去了大部分价值，从而使他们的信用受到破坏；地产价值既普遍低落，以地产为抵押的货币负债数额与他们所有财产的货币价值，即不能保持原有比例关系。近五十年来，这样的恐慌在德国和美国曾发生过不止一次，有许多德国贵族就这样丧失了他们的财产或地产；但是他们却没有明白，使他们受到这种遭遇的，实在就是他们所认为居心那样善良的好朋友、英国保守党所采取的政策。但是在工业蓬勃发展的国家，农业经营者和地主所处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在那里，土地生产力和农产品价格都有了提高，农民所获得的不仅是生产价值超过消费价值的数额，地主所获得的也不仅是每年地租的增长，还有地租增长所体现的资本额。他的财产价值提高了一两倍，这并不是由于他增加了劳动强度，作了进一步的节约或田地有了更大的改进，而是由于工业建立以后对于他的财产价值发生了影响。这就使他有了进一步发挥身心力量、改良土地、增加牲畜头数的手段和诱因，他虽然在消费方面有所增加，仍有更多的节余。他的地产价值提高以后，信用就有了提高，从而实行改进时取得所需要的物质资本的能力也有了提高。
　　亚当·斯密对于地产交换价值的这类情况保持沉默，不加闻问。萨依却不是这样，他表示了意见，他认为土地的交换价值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无论价值是高是低，土地总是同样地适合生产的。这位作家，在他的德文翻译者们的心目中是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权威者，而在他作品里对于国家繁荣具有这样深切关系的一个问题，却抱着这样错误的见解，真是一件憾事。我们的主张却相反，认为必须肯定，土地价值的高低是测验国家繁荣程度的最可靠标准，这方面的波动和恐慌，应当认为是能够降临到一个国家的、毁灭性最大的灾害之一。
　　这个学派所以会陷入这样的错误见解，也是由于对自由贸易理论的一意偏袒，它是希望自由贸易这个名词能够深入人心的。有些纯农业国家同富强的工商业国家有着无拘无束的商业往来，而在地产价值与价格方面波动与恐慌发生得最剧烈的，也就是处于这样地位的一些国家。
　　固然，国外贸易也能使地租及地产价值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情况，同本国工业的建立、工业生产有规律的不断增长以及国内工业品对国内农产品的交换相对照时，前者的那种不确定、不均衡、不能持久的情况是不能与后者同日而语的。
　　当农业国家还有着大量未经开垦或耕作粗放的土地，它所产的主要农作物在富强的工业国家里有稳定的销路，可以换得工业品，这类农作物在运输方面也没有问题，农作物的需求又能逐年有所增长，增长的程度大致与农业国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双方的贸易关系也没有被战争或国外关税制度所阻断——只有处于这样的情况时，国外贸易对地租与地产交换价值的增长才会发生强大影响。但是这一系列的情况的任何一点如果有了变化，或中止发生作用，国外贸易就会成为国家经济停滞的起因，不仅如此，还往往会造成国家经济重大的、长期的退化现象。
　　国外的需求是变化无常的，这种情况在这方面具有最有害的影响，如果由于战争、农产歉收、来自别的地区的输入的减退，或由于任何其他情况或变故，工业国家对于生活必需品或原料或上述的某些主要农作物的需求有了增长；然后由于和平恢复、农产丰收、从别的地区输入增加，或由于政治措施，这种需求却又大部分不复存在。如果上述需求增进的持续期比较短促，农业国家也许会由此获得一些利益。但是如果持绩期长达好多年，则这时国家的一切情况与一切私人组织的消费规模，已经与这个需求相调和配合，生产者对于某种标准的消费已经习惯；关于某些原来认为是奢侈的享受，现在对他说来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事物。他的农业收益与地产价值已有所增长，他凭了这一点，改善了耕种与房屋设备，添置了许多东西，如果地产价值没有提高他是决不会这样做的。土地的买卖与租赁以及贷款，都是在地祖和地产价值提高了的标准上成立的。再说，个人的收入有了增加以后，国家本身的开支也就必然会增加。但是这种需求一旦突然中止以后，生产与消费之间、降低了的地产价值与并未降低的货币贷款之间、根据租约应付的货币地租与租地上的货币产额之间、以及国家的收人与支出之间都会失去平衡，由于这一系列的不平衡状态，就发生了国家在经济、政治、精神各方面的破产、窘迫、沮丧、退化等等现象。在这样情势下的农业繁荣，它的作用就象鸦片或烈性饮料一样，只能引起一时的兴奋，结果将终生萎靡不振；又如电光的一闪，当时虽使万象格外光明，但过后却坠入了更深一层的黑暗。
　　在农业上昙花一现的繁荣比持久而平稳的贫困局面还要坏得多。如果要使繁荣真正有利于个人和国家，那么这种繁荣就必须是无间断的。但是只有在逐渐增长的趋势下，只有国家对于这种增长与增长趋势的持久不变具有保证力量时，这样的繁荣才能成为无间断的繁荣。就土地价值来说，处于较低水平，比水平虽高而波动不定的局面，不知要好到多少倍；只有当这种价值处于逐渐而稳定的增势时，才能使国家享受持久繁荣。可是要使已经相当发展的国家，对于土地价值稳定而持久的增长具有保证力量，就只有止它自己有了工业，才能办到。
　　那些法国葡萄园的业主们，直到现在仍始终认为法国的保护制度有损于他们的利益，要求在对英贸易中享有尽可能广泛的自由，希望由此可以使他们的地租增长；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一般对于国内工业与国外贸易两者对地租与地产价值的影响大不相同这一点，果能有彻底了解的是多么少。
　　鲍林博士的关于英法间商业关系的那个报告的基本意向是要表明法国由英国多输入毛织品、对英多输出酒类时所能获致的利益；但是他所提供的簧料，却可以用来作为一些事实的极显著的证明，这些事实同他自己的论点恰恰处于对立地位。
　　鲍林博士指出，法国酒类1829年输人荷兰计2515，193加仑，输入英国只431，509加仑，由此证明，如果英法之间存在着比较自由的商业关系，则法国酒类对英销售量将会有如何大规模的增长。
　　英国人对于酒类是习惯于那些由葡萄牙、西班牙、西西里、特纳里夫岛、马德拉群岛、好望角等处输入的蒸馏酒、烈性啤酒以及性烈而价廉的各种刺激饮料的，法国酒要大量运销英国，在这方面未必没有阻碍；这些都姑且不论，假定英国对于法国酒的消费确能增进到与荷兰同样的比率，那么按照英国人口计算，它的消耗量将增进到五百万或六百万加仑，等于现在对法国酒类消费量的十倍到十五倍；这一点从表面上看来，对于法国，对于法国的葡萄园业主，的确显得是有很大利益的。
　　但是，假使我们对这个问题加以彻底研究，所获得的结论将完全不同。按照所宣扬的原则和鲍林的论点，所主张的当然是彻底的自由贸易。我们且不提这一点，只是假定在尽可能获得的贸易自由限度下，这时毫无疑问，英国人将使他们的工业品，特别是毛、棉、麻织品以及铁器、陶器，占有法国市场的一个很大部分。即使按照最稳健的估计也必须假定，由于法国工业生产的下降，法国城市居民将减少一百万人，以原料与粮食供应城市居民的农民也将减少一百万人。按照鲍林博士自己的估计，法国人民对于酒类的消耗，在乡村的是每人16．5加仑，在城市的加一倍，即每人33加仑。据此，法国工业力量由于自由贸易而减退后，它的酒类在国内的消耗量将减少五千万加仑；而对外输出量不过增加了五百万或六百万加仑；这样的结果对法国葡萄园业主显然是有害无利的，因为对酒类的需求，在国内的所失，比在国外的所得超过了十倍以上。
　　总之，就酒类生产，或者就肉类、谷类以及一般原料与粮食的生产来说，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凡是宜于由自己建立工业的大国，国内工业生产对这类温带农产品所引起的需求，比之即使在最旺盛的出口贸易下对这类产品所能引起的需求，也将高出十倍到二十倍，因此对于地租与地产的交换价值的提高也将发生十倍到二十倍的有效作用。有些地区距离城市较远，虽然由于路政完善及商业往来上的便利，与城市有着联系，但是就地租数额与地产交换价值来说，与邻近大城市的地区比较，仍然瞠乎其后；这一点也是上说的一个最有力证明。
　　地租问题可以从价值观点或从生产力观点来加以研究；但是还可以从单纯的个人关系，即地主、农业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或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与情况这方面来加以研究。流行学派对于这一问题主要只是从私人组济的观点来考虑的。例如，一国的地租被消费时，实行这种消费行为的地区离开产生地租的地区愈接近就愈有利，而有些国家的则与这个原则相反，消费行为大都发生在一国元首所驻在的地区，以专制君主国未说，大都发生在一国的首都，与地租产生的地区离开得很远，因此对农业、对最有效用的工业、对国家精神力量的发展所能发生的利益只是限于最低度——就我们所知，流行学派谈到地租时，对于这一点却一字不提，无所阐述。当地租消费集中在首善之区时，贵族地主除非在宫廷中求生活或在政府据有官职，否则就不能享有权利或政治势力，这时一切公众权力和势力都集中在首都，地主们都被吸引到这个中心点，他们要满足欲望，要找到畅畅快快地化费地产收入的机会，这里几乎是唯一的理想地区；而且大多数地主越是习惯于首都生活，在别的地区居住时，对于他们在社交方面、在高等的精神与物质享受方面所能提供的机会越少，他们就越来越感到首都生活的富有魅力，别的地方生活的可厌。结果使各地方失去了、使首都获得了几乎所有的那些由地租消费而产生的精神改进手段，尤其是原来可以由地租来维持的那些工业和精神生产者。在这样的情况下，首都的确是显得极度富有吸引力，因为它把精神劳动者的一切才能，把生产奢侈品各行业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它的本身。但是各地方却丧失了主要使农业经营者能改进农业、能鼓励他们实行改进的那些精神力量、物质手段和那些工业。
　　我们看到法国的首都，特别是在专制政权下，一切文物的辉煌灿烂，超过了欧洲大陆的任何城市，而这个国家在农业方面却很少进步，各省区在精神文化以及有实用的工业方面都感到缺乏。为什么会这样？大部分原因就是由于上述那些情况。贵族地主越是能与宫廷生活相脱离，越是能在立法与行政管理上占有势力，通过代议制与行政制度，给予各省区、各城市管理它们自己地方事务和参预国家立法行政的权利越是广泛，结果使人们居留在省区时越是能够受到尊重，获得势力，则产生地租的地区的吸引力就越大，就越加能够多多吸引贵族地主和有教育有财力的公民到那里去居住，这个时候地租的消费对地方上精神力量与社会制度的发展、对农业的改进以及对人民群众有用的工业的促进所发生的影响作用也就越大。
　　英国的经济情况就为这个见解提供了证明。英国地主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是住在他自己的田庄上的。这一事实在多方面促进了英国农业，直接的方面是由于驻在地主为他自己打算，会把地租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农业改进，或用来支持佃户方面所承担的这类改进工作；间接的方面是由于他自己的消费行为，对于附近一带的工业和文化教育组织会发生支持作用。再就德国和瑞士来说，与法国对照时，虽然缺少大城市，在交通运输设备与国家制度方面也相形见绌，但在农业方面，在一般文化方面，却高出很多，其中原因也部分地可以用这里所说的一些情况来加以说明。
　　亚当·斯密和他的学派在这一问题上所犯的绝大错误，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这里还可以作进一步清晰的说明。他的错误在于没有能清楚地认识到工业对地租增长、对地产自身的市场价值以及对农业资本所发生的影响，在于对这一点没有能加以充分说明，却相反地将农业和工业作了对照，在他那样对照的情况下，显得农业比工业对国家要有价值得多，要重要得多，显得由此所造成的繁荣，要比后者所造成的巩固、持久得多。亚当·斯密在这里只是重复了重农学派的错误见解，不过在方式上略有些改进而已。他显然被一些现象所迷惑，那就是我们已经借助于一些英国情况的统计数字加以论证的，表明即使在最富足的工业国，在重要性上农业物质资本也超过工业物质资本十倍到二十倍；实际上，就是每年的农业生产，在价值上也是大大超过工业资本总额的。重农学派以农业与工业对照时，所以会过高估计前者的价值，或者也是由于受了这种现象的迷惑。表面上看起来，农业足以使国家富足起来的力量，当然显得要比工业高过十倍，因此对国家的重要意义比起工业来要高出十倍，也就值得给以多于十倍的考虑。但这只是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农业繁荣的根本原因，就会发现主要只是由于工业的存在。英国所以会具有3，311百万镑的农业资本，主要只是由于218百万镑工业资本的存在。关于运输工具，情况也是这样；靠近运河一带的土地，价值所以会提高，只是在建造运输工具方面所化费的资金所促进的。如果运河上的运输工具受到了破坏，我们也可以把原来供作交通运输用的水流用来灌溉河边的土地，这样也显然能使农业资本、地租等等有所增长；但是即使限定由此使这一带土地价值有了大大的提高，这一点对农业也显然是有利的，然而以运河周围地产的总计价值计算，较之运输工具存在时的情况，低落将何止十倍。
　　从这一观点来考虑，根据一国的工业瓷本总额与农业资本总额对比下为数如此细小这一情况而得出的结论，势必与现在及以前那些学派所得出的结论，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现在看起来似乎是，工业本身所需要吸收并加以运用的资本与农业对比下为数越是小，工业力量的维持与扩大，即使对农业经营者来说，也就越加值得重视。的确，农业经营者，尤其是收租的人和地主们，现在应当看到，维持与发展国内工业是对他们有利的，即使所必须筹集的资本，对他们来说，没有获得直接报酬的希望，情况也是如此；这就同建筑运河、铁路和公路的情形一样，即使这些事业没有实际净利，然而享受利益的仍然是他们。有些工业是与农业最接近，在农业上最必要的，如面粉厂就是一个例子，将这一工业与上述论点结合起来看，就可以充分证明，这种见解的正确性是没有怀疑余地的。试将离开面粉厂较远的同处于厂址周围的地产价值与地租相比较，就可以发现这一工业对地产价值与地租是有重大影响的，就可以发现，在具有同样天然生产力的情况下，土地的总值与建设面粉厂的成本对比时，所增长的不只是一倍而是十倍到二十倍，即使在建厂时地主们须共同有所负担，一切设备则归之厂主，而地主方面所获得的利益仍然是巨大的。这样的情况，在美国远离城市的半开垦地区简直是司空见惯的，在那里当个人没有足够的资力完全由他自己来建设这类工厂时，地主们就会高高兴兴地从旁协助，共同合作，或以劳力支援，或捐赠木材等等。事实上这类情况在文化比较古老的国家也曾发生，不过在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很多古代封建的“公共工场”权利，其起源必然也可在这里找到。
　　面粉厂的情况是这样，此外以锯木厂、炼油厂、灰泥厂以及制铁厂等等的情况来说，也无一不是这样；处处的情况都足以证明，地租和地产价值的增长程度，是按照这些地产距离工业的远近程度、特别是按照这些工业与农业间商业往来的密切程度为转移的。
　　面粉厂的情况既是如此，毛纺织、制麻、造纸、纺纱等等的厂的情况怎能不是这样呢？一切工业的情况又怎能不是这样呢？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任何处的地租和地产价值，总是随着地产距离城市的远近程度作完全等比例的增长的，总是随着城市人口稠密与工业活跃的程度作完全等比例的增长的。如果我们计算一下那些范围比较小的地区的地产价值和在那上面所化费的资本，再计算一下用在各种工业上的资本价值，把它们双方的总值比较一下，就会到处发现，前者超过后者至少十倍。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将物质资本投放于农业比投放于工业为有利，认为扩大农业资本对农业本身最为有利，那就要陷入错误。农业物质簧本的增进，主要有赖于工业物质资本的增进；凡是不能认识到这一事实的国家，不管它在农业上的自然条件如何有利，不但不能获得进展，而且在财富、人口、文化和权力方面都将逐渐退化。
　　虽然如此，我们却看到地租和地产所有人往往会发出怨言，认为那些目的在于建立国内工业的财政和政治措施只是一种特权，使工业家获得致富机会，而一切义务则由他们（地主）来负担。这些人在开始经营农业时，看到在他们的邻近地区建立一个面粉厂、锯木厂或制铁厂，对于由此会使他们获得极大利益这一点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也愿意忍受最大牺牲，从旁支援，使这些事业得以建成；但是当他们作为农业经营者的利益已组有了些进展时，关于本国工业有了充分发展以后，对国家整个农业将由此形成如何巨大的利益，以及基于他们自己的利害关系，也必须忍受些牺牲，否则就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在这些方面他们就不再能有清楚的理解。因此除了少数的、教育程度非常高的国家以外，一般的情况总是这样的，各个地主对于眼前利益大部高度地敏感，但是对于在比较广阔的视野下才能见到的那些远一层的利益，却没有足够的智力来加以领会。
　　还有一层也未可忽砚，那就是流行学派的理论对于地主们思想的混乱，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斯密和萨依力图处处把工业家争取保护制度的努力说成是出于单纯自私心的驱使，对于地主的看法则相反，认为他们从来没有为自己提出这类要求，因而加以赞扬，把他们说成是慷慨为怀的，大公无私的。但是照实际情况看起来，好象是地主们只是为了无意于保有这种大公无私的美德，才会被拉扯上这种美德而备受赞扬；因为在绝大多数的、最重要的工业国家，这些地主们早已提出了要求并已获得了保护措施，虽然这一措施，我们在别的场合已经提过，对他们自己是极度有害的。如果说这些地主为了建立本国工业，以前曾有过牺牲，他们的做法同乡村中的农业经营者为了使一个面粉厂或制铁厂在他附近地带得以建成而作出的牺牲，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如果这些地主现在为了他们的农业也要求保护，他们所要求的，同以前那些乡村地主们当工厂在他们的帮助下建成后要求厂主在农耕方面帮助他们时所会提出的要求，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无疑这是一种荒谬的要求。农业的进展，地租与地产价值的增长，是只能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相应地前进的；而原料与粮食的输人受到限制以后，工业就不能获得发展。工业家对于这一点是完全清楚的。然而在多数大国中，地主仍然争取到了保护措施，其中有一个带几分奥妙的理由。在实行代议制的国家，地主在立法方面的势力是凌驾一切的，工业家因此有所顾忌，对地主所提出的愚昧要求未敢坚决反对，恐怕由此横生枝节，会促使后者倾向于自由贸易原则；工业家是宁可与地主妥协的。
　　于是流行学派向地主进了种种说词，告诉他们，用人为方法建立工业是愚不可及的举动，就象在寒冷地带用温室培养葡萄从而酿造酒类那种荒谬行为一样；工业应当在自发自愿的情况下，听任它自生自长；以资本增长这一点来说，农业所提供的机会不知要超过工业多少倍；一国的资本是不能用人为方法要求增长的；法律和政府的规章制度只能使事态比较地不利于财富的增进。最后，关于工业对农业确有影响这一点终于无法否认时，就尽量把这种影响缩小到最低度，并竭力把它说成是在性质上不可靠的。据说不管怎样，即使工业对农业确有影响，至少任何对工业有害的因素，对农业也同样有害，因此工业对地租的增长虽也有所影响，但影响只是间接的。但是另一方面，据说人口与牲畜的增加、农业的改进、运输工具的改善等等，则对地租增长有着直接影响。这里所说关于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区别的情况，就同这个学派在许多别的方面（例如关于精神修养方面的效果）所作出的区别一样；上面我们曾提到的一个例子这里也可以应用——以树上的果实为例，照这个学派的说法，这显然是一个间接结果，因为果子是生长在小枝上的，小枝是大枝的产物，大枝是主干的产物，而主干又是根部的产物，只有根才是土壤的直接产物。人们一眼可以看到，在任何大工业国，工业本身总是人口、牲畜、运输工具等等增长的主要原因；现在要把人口、牲畜、运输工具等等说成是直接原因，把工业却相反地说成是地租增长的间接原因，这种颠倒的说法，跟上面所举的例子不是同样的强辞夺理吗？他们要把工业的效果和这些效果的起因置于同等地位，还不止是这样，要把由工业而来的这些成就置于首位，说成是主要原因，而把工业本身放在后面，说成是间接的、因此也几乎是次要的原因，这难道是公平合理的吗？象亚当·斯密这样一个具有深刻观察力的天才，所持的论点却这样颠倒是非，与实际事理离开得这样远，这除了是出于一种企图，要故意掩盖工业及其对国家繁荣和国家力量、对地租和地价的增长所起的作用以外，还会有什么别的诱团呢，这除了是出于一种愿望，要避免作出解释，从而造成对保护制度有利的这个十分明显的结果，还会有什么别的动机呢？关于地租的本质，自从亚当·斯密作了研究以来，这个学派在这方面特别令人遗憾。李嘉图以及后来的穆勒、麦克洛克等等，都抱着一种见解，认为地租是由土地本身所国有的自然生产力而来的。李嘉图的整个理论体系即以此为依据。他假使到过加拿大，在那里的山区和平壤作过漫游，就会相信他的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所考虑到的只是英国的情况，因而他陷入了错误观点，以为这些英国的田地和草原所产生的这样丰富的地租，是由他所假定的自然生产力而来的，而这些田地和草原的情况是一向如此的。实际上土地原有的自然生产力显然是极其微薄的，它对于使用者所能提供的剩余产量是极小的，因此单单由这一点而产生的地租简直少得不值一提。整个加拿大在原始状态下，即单由猎人居住时，所产生的肉类和皮革，看来还不够供作一位牛津大学组济学教授的薪水。又如马耳他遍地都是岩石，以那个地方的土地自然生产力来说，简直不能在任何时候产生地租。如果我们把一切国家的文化发展过程，从古到今地想象一下，这些国家的生活情况由打猎而进入游牧，然后又进展到农业，等等，我们就不难使自己深信，不论哪一个地方的地租原来总是绝对没有的，总是随着文化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与精神资本及物质资本的累进而逐步增长的，把纯农业国家同衣工商业都发达的国家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后者靠地租生活的人比前者要多二十倍。例如，根据马歇尔关于英国的统计，1831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人口是16，537，398人，其中收取地租的有1，116，398人。在波兰同样大的土地上，我们决不能找到这个数目的二十分之一的收租者。如果我们把探讨的对象，从一般的退到各个的，研究一下各个地产的地租来源和起因，也到处可以发现这是一种生产力的结果，但是这种生产力并不是自然地、无意识地发生出来的，并不是造物主的恩惠，主要是直接或间接由于在这里所使用的精神的与物质的劳动和资本，是由于社会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地段的土地，如采石场、沙坑、牧场等等，也产生地租，但从来没有由人力施以耕种，这种地租只是附近一带文化、资本和人口有所增进的结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地段的土地产生数额极大的地租，而它们的自然生产力却已被完全破坏，它们没有别的用途，只是用来供人们在上面行走坐卧，吃喝享乐，工作学习——即建筑用的基地。
　　地租产生的根据是土地对土地占有者所提供的专有利益；这种利益的大小，主要决定于占有者所在的社会所具有的精神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量，同时也决定于地产的特有地位和性质以及对以前所投资本加以利用时，对占有人所提供的取得物质价值或满足身心要求与享乐的机会。
　　地租是一种资本的利息，这种资本是同自然蕴藏结合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是资本化的自然蕴藏。有些国家只是将农业方面的自然蕴藏加以资本化，由于它们只有农业，因此在资本化方式上也是有缺点的，在这样情况下的土地所产生的地租，与工农业都发达的国家的土地所产生的地祖对照之下是差得极远的。享受丰富地租的收租者所属的国家，大都是能够供应工业品的国家。当一个国家在农业和人口方面已经有了高度发展，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工业时，正如我们在前一章里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它就得以不但把格外适用于工业而以前没有使用的那些自然力量加以资本化，而且把有助于农业的工业力量的绝大部分也加以资本化。因此象这样一个国家的地租的增长，将无可限量地超过发展工业时所必需的物质资本的利息。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二十一章 工业与商业 　
　　　到此为止，我们所谈的只是工业与农业间的关系，这是因为这两者是国家生产的基本要素，对于这两者的相互关系没有能获得一个清楚的概念以前，对于商业的真正职能和地位是无法获得正确理解的。商业当然也是生产性的，流行学派也是这样说的，但与工农业的生产性，情况完全不同。后两者实际生产着商品，而商业只是在工业与农业之间，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促成商品的交换。由此可见，商业必须按照工业和农业的利益与要求而被调整，而不是相反。
　　但是流行学派的见解与这个说法恰恰相反，它所喜欢引用的是古尔耐老人所资的那旬话，叫作“一切不管，听任自由”，这句话商人听得进，盗贼和骗子也同样听得进，可见作为一个准则是有些疑问的。流行学派的理论所考虑的处处只是现有价值，绝不估量到产生这种价值的力量，把整个世界看成只是一个商人的不可分割的天下，因此这种毫无顾忌地把工农业利益屈从于商业要求的颠倒说法是势所必然的结果。这个学派没有看到，商人在达到他的目的（那就是争取交换价值）时，可能使工农业或国家的生产力受到牺牲，甚至可能损害到国家的独立自主。商人按照他职业的性质来说，当他输入或输出商品时，这一行动对国家在道德、繁荣或力量等方面会引起什么作用，在他正不必操心太过；对他反正都是一样的。他可以输入药品，也可以同样欣然地输入毒品，他可以用鸦片或火酒损害任何国家的元气。他凭了进口贸易或走私活动，可以使千百万人获得工作与生计，也可以使他们沦落到赤贫地位，不论结果如何，对他作为一个商人来说，并没有多大出入，只要他自己的钱袋因此得以更加充实。假使由于他的活动，有些人无法在祖国生存，不得不向国外逃亡，这个时候他还可以为这批移居者作出安排，从中博取利润。在战争时期，他可以向敌人供应军火。假使可能的话，他未尝不可以把祖国的田地出卖给外国，当他卖到最后一块地时，他还可以溜到船上，把他自己输出国外。
　　这就很明显，各个商人的利益与整个国家的商业利益两者是相差得很远的，任这一点上孟德斯鸠说得好，他说，“假使国家对各个商人的活动加以限制，这是为了商业的利益，在自由富强国家，他的业务所受到的限制最严，在专制国家他却最自由放纵。”商业是由工业和农业而未的，假使国家没有能使这两个主要生产部门在它自己的领土上获得高度发展，它的国内和国外贸易在我们这个时代就不能达到且大规模。以前的情况不同，那时的确曾经有个别城市或城市联盟，靠了国外工业和国外农业，得以进行大规模的交换业务；但是自从伟大的农工商业都发达的国家兴起以后，我们就不再能想象还有可能实现象汉撒同盟所进行的那样的单纯交换业务。无论如何，那种业务的性质是极不可靠的，与那种以本国生产为依据的商业比较起来，几乎是不值得考虑的。
　　国内贸易的主要内容是食物、盐、燃料、建筑材料、衣着材料，然后就是工农业用具和工具以及工业所需要的农产和矿产原料。这类商品的国内交换在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所达到的规模，比纯农业国家所能达到的，不知要超过多少倍，双方是无法比拟的。纯农业国的农业经营者，往往主要靠他自己的产品维持生活。由于各种不同产品缺乏需求，由于缺乏运输工具，他不得不为自己生产一切所需要的东西，不能顾到他的土地最宜于生产的是些什么；由于缺乏交换手段，他还不得不为自己制造他所需要的工业品的大部分。燃料、建筑材料、粮食和矿产，由于缺乏改进的运输工具，市场极端狭隘，因此不能作为远距离贸易物品。
　　这类产品，由于市场有限，需求有限，就不存在在这方面加以盼藏或蓄积资本的动机。因此就纯农业国家的情况来说，在国内贸易方面的资本几乎等于零；因此主要要靠天时的好坏来决定产量的那类产品，价格波动非常剧烈；因此任何国家越是把自己局限在农业一个方面，发生饥荒的危险性就越大。
　　一个国家的国内贸易，主要是靠国内工业以及由此而来的改进的运输工具和人口的增加发展起来的，是按照这些方面的发展程度而相应地增长的；这样的国内贸易所具的重要性，比之纯农业国家的国内贸易要超过十倍到二十倍，比之最发达的国外贸易要超过五倍到十倍。如果将英国的同波兰或西班牙的国内贸易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这个说法是千真万确的。
　　居于温带的农业国家的国外贸易，假使老是局限在粮食和原料这两者，就永远不会占有重要地位，这是有种种理由的。
　　第一，农业国的出口对象总是限于少数工业国家，这些国家自己也经营农业，实际上由于既有工业，又有广泛的商业活动，它们的农业组织要比纯农业国的完善得多，因此纯农业国的这种出口贸易是既不规则，也不稳定的。纯农产品贸易总是一种带有高度投机性的活动，大部分利益会落到投机商人的手里，对于农业经营者或农业国家的生产力则好处很少。
　　第二，以农产品交换国外工业品时，这种交换活动极容易受到外国商业限制政策与战事的影响而陷于停顿或大部分停顿状态。
　　第三，由于纯农产品的输出，能够获得利益的主要是沿海或通航河道沿岸一带地区，内地就不能分享这种利益，而构成农业国领土的较大部分的却是内部腹地。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工业国所需的粮食与原料不一定要纯农业国来供应，它有时会感到向别的国家或新成立的殖民地输入这类物资对它比较有利。
　　于是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况，英国由澳洲输入羊毛以后，德国运赴英国的羊毛就减少了；英国由西班牙，葡萄牙、西西里、西属与葡属各岛以及好望角殖民地输入酒类以后，法国和德国运往英国的酒类就减少了；英国所需木材有了加拿大方面的供应以后，普鲁土木材对英输出就显著减少。英国所需的棉花主要将取给于东印度群岛，事实上在这方面已经作好了安排。如果英国能顺利恢复旧有的商业路线，如果得克萨斯州日益得到发展，如果叙利亚和埃及、墨西哥和南美各国的文化有了提高，到那时美国的植棉者也就会感到，对他们的产品能够提供最安全可靠、最持久不变的出路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国内市场。
　　处在温带的国家，绝大部分的国外贸易是起源于国内工业的，只有靠它们自己的工业，才能使贸易得以维持和发展。
　　有些国家是能以最低代价生产一切种类的工业品的，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同处于一切不同气温下的、一切不同文化程度的人民发生商业关系，才能供应一切不同的需求；如果原来的需求不复存在时，才能创造新的需求，才能吸收一切不同种类的原料和粮食，用来交换工业品。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用船装运各种不同商品到遥远的市场，以适应那些没有本国工业品的国家的需要。只有出口运费本身足以抵偿航运的开支时，才有可能于回航时载运价值较低的商品。
　　温带国家最主要的输入品是热带地区产品，如茶、棉、糖、烟叶、染料、咖啡、可可、香料等等，也就是一般所谓殖民地产品。这些产品的绝大部分是用工业品来偿还的。促使温带工业国家工业的进步和热带地区文化与生产的进步的因素，就主要体现在这个互通有无的过程中。这就是最高度的分工与生产力的结合，这是古代所没有的，是荷兰人与英国人所首创的。
　　在绕行好望角这条航钱发现以前，东方在工业上还远远胜过欧洲。欧洲的物品，除贵金属和少量的毛织物、麻织物、军火、铁器以及一些奢侈品外，在东方还很少使用。陆路运输，使货物输出输入的代价都非常高昂。普通的工农业产品，即使生产过剩，也没有希望可以用来交换东方的丝织品、棉织品、糖和香料。所以我们尽管看到了关于对东方贸易曾经达到如何重大发展的记载，也必须始终在历史情况的对照下来理解；那样的商业关系，只是在那个时候是重大的，但是与现在情况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由于在内地和美洲获得了比较大量的贵金属，由于发现了经由好望角通往东方的捷径，热带产品贸易在欧洲才占有了比较重要的地位。但是只要东方所生产的工业品供过于求时，这种贸易就不会达到十分重要程度的。
　　这种贸易所以会达到象现在这样的重要地位，是由于欧洲人在东印度群乌和西印度群岛开拓殖民地，由于甘蔗、咖啡树、棉、稻、靛青等等在北美和南美的移植，由于把黑人作为奴隶，贩运到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由于欧洲工业对东印度群岛工业竞争的胜利，尤其是由于荷兰和英国政权扩张到国外各地，这两个国家的作风跟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同，它们不偏重巧取豪夺手段，却主要用以工业品换取殖民地产品的方法来从中取利。
　　欧洲的巨大航运设备和用于国外贸易的工商业资本，其中的主要部分，目前是使用在上述这类贸易方面的；通过这类贸易由热带地区运到温带地区各国的产品，每年价值何止千万，其中除少数例外，都是用工业品来偿付的。
　　用工业品交换殖民地产品这种举动，对于温带国家的生产力有许多良好作用。这类产品，如茶、糖、咖啡、烟叶，既可以供实际食用，还可以刺激工农业生产；要取得这类殖民地产品，必须生产工业品来供作交换，这就会使更多的工业者获得工作；工业和工业品贸易的规模因此可以积极扩大，结果可以获得更多利润；贸易扩大以后，使用的船舶、海员和商人，为数也将跟着增加；还有，由此引起了人口增加以后，对于本国农产品的需求，也将跟着大大增加。
　　由于工业生产与热带产品生产两者之间的交互促进作用，结果使英国人对于热带产品的平均消费量超过法国人约一倍到两倍，超过德国人约两倍到三倍，超过波兰人约四倍到九倍。
　　还有一层，殖民地生产此后仍有作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就投入目前贸易的这些殖民地产品在生产时所需的土地面积加以约略计算，对这一点就可以有所认识。
　　假定现在棉花的消费量为一千万生丁纳，每亩（合四万平方呎）的平均产量只有八生丁纳，那么这项生产所需土地不过一百二十五万亩。假定投入贸易的糖为一千四百万生丁纳，每亩产量十生丁纳，则这一项生产所需土地不过一百五十万亩。
　　关于其余各项产品（咖啡、米、靛青、香料等等）的综合数量，假定与上述两项主要产品的总量相等，那么所有现在投入贸易的殖民地产品在生产时所需的土地当不超过七百万到八百万亩；象这样范围的一个面积，就地球上宜于种植这类产品的地面来说，大概还不到这样地面总面积的五十分之一。
　　英国人在东印度群岛，法国人在安的列斯群岛，荷兰人在爪哇和苏门答腊近来的活动，都足以确切证明，要使这类产品的生产剧烈增进是完全有可能的。
　　英国的情况尤其突出，它从东印度群岛输入棉花增长了三倍，英国报纸舆论信心很强，认为在几年之内，英国对殖民地产品的全部需求，不难从印度获得满足，如果能据有对东印度群岛的原有通商航路，这一愿望就更易实现。如果我们考虑到英属东印度地区的辽阔，土壤的肥沃，那一带工资的低廉，就可以相信这个说法并不算夸大。
　　一方面英国在东印度群岛着着进展，一方面荷兰人在这些岛上的垦殖事业也将更进一步；由于土耳其帝国的瓦解，非洲和亚洲西部、中部的一个很大部分在生产上将有所提高；得克萨斯人将以在北美的耕作方法扩展到全部墨西哥；南美各国有了有组织的政治制度以后，那里热带地区的巨大生产力将显示作用，农作物产量将大大提高。
　　假使热带各地的殖民地产品比以前有了显著增长，它们就将为自己增添力量，取得从温带各地输入数量要大得多的工业品的手段；一方面工业品销路扩大以后，工业家对于殖民地产品的消费量也就能够跟着扩大。生产和交换有了这样的增长以后，热带农业与温带工业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就是世界上最大范围的商业关系，此后将积极扩大，扩大的规模将远远超出上世纪。
　　这种世界范围的大商业，现在已经有了增长，此后还有在意料中更大的增长，其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局势，部分是由于工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部分是由于水陆运输工具的改进，部分也是由于政治上的演变和发展。
　　东方简陋的工业，由于机器的产生与种种发明创造，已组被欧洲的工业所摧毁，后者能以最低价格向热带地区供应大量工业品，这就促使这些地区有了发展自己的劳动力与生产力的动机。
　　由于运输工具的显著改进，热带各地与温带各地之间的距离比以前不知缩短了多少；而且热带各地相互之间的商业关系，由于风险减少、时间缩短、运费降低、比较趋于正规化等种种原因，也比前有了无限进展；在亚洲、非洲及南美洲的腹地，一旦轮运普遍流行、铁路系统建成以后多这种商业关系还有无限的发展前途。
　　自从南美洲脱离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土耳其帝国瓦解以后，世界上有大量的膏腴之地获得了自由，这些地区现在所迫切盼望的是由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在和平亲善的原则下，引导它们走向享有法律与秩序、文化与繁荣的光明道路；这里所要求的没有别的，只是把工业品带给它们，让它们用自己的产品来交换。
　　由此可见，一切欧美国家，凡是有条件发展自己的工业的，都大有可为，有充分的发展余地，它们可以使自己的工业生产充分地活跃起来，可以积极增进对热带地区产品的消费，可以按同样比例扩大对热带地区的直接商业关系。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二十二章 工业与海运事业、海军力及殖民地开拓 　
　　　工业是大规模国内贸易和国外贸易的基础，也是大量商运船舶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因为内河运输的最大职能是为工业供应燃料与建筑材料、原料与生活资料，所以沿海与内河航运在纯农业国家是不会有很大发展的；同时海员、船长以及造船技术要通过海运事业才能获得锻炼，因此就纯农业国的情况来说，是缺乏任何大规模海运事业的主要基础的。
　　在上一章里我们已经指出，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是工业品对原料与自然产品的交换，尤其是对热带地区产品的交换。但是温带的农业国家对热带地区所能供应的，只有它们自己所生产的或是它们自用以外还有剩余的那些东西，那就是原料和食品；因此与热带地区的直接商业关系以及由此发生的海上运输，在这些国家是无法实现的。这些农业国家对于殖民地产品的消费，势必以它们对工商业国家能够以出售农产品和原料来偿付的那个数量为限，就是说，它们只有在间接转手之下，才能获得殖民地产品。还有一层，在农业国与工商业国的商业交往中，绝大部分的海上运输必然掌握在后者手里，即使后者并没有借助于航海条例获得任何特权来争取海运的主要部分，这样的现象也无可避免。
　　除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以外，海上渔业也需要使用大宗船只；但是农业国家对于这一事业往往也是没有份的，或者即使有份也是极有限的。农业国家对于海产品既不会有多大需求，而工商业国家则由于要顾到保持它们的海军力量，它们是惯于专门为了自己的海洋渔业而保护它们的国内市场的。
　　海军舰队的海员和驾驶员是从私营商船业中招募得来的。经验一贯证明，干练的船员不能象陆军那样的速成培养，必须在沿海与国际航运以及海洋渔业的服务中经过锻炼。因此国家的海军力与这类海上事业总是齐头并进的，以纯农业国家未说，在这些方面就几乎完全没有基础。
　　要使工业以及由此而来的国内贸易和国外贸易获得发展，要使广大的沿海与海外航运事业和海洋渔业，从而海军力得到较大的发展，最不可缺的工具就是殖民地。
　　母国一方面向殖民地供应工业品，一方面向它们换回剩余农产品和原料；这样的交易过程使祖国的工业获得了活动力，从而使人口得以增加，国内农业品的需求得以增长，海运事业和海军力也得以扩大。母国在人口、资本与企业精神上的优势力量，由于殖民地的开拓而获得了有利的出路，这一点反过来又造成了更加有利的形势，许多已在殖民地发财的人们，其中的很大部分，一定会把他们的资本带回母国兴办事业，或把他们的收入带回母国尽情花费，使母国更加欣欣向荣。
　　农业国家既缺乏开拓殖民地的手段，也没有保持或利用殖民地的力量。殖民地所需要的，它们无法供应，它们所能供应的，殖民地本身已经具备。
　　工业品与自然产品的相互交换是现在使殖民地地位继续保持的基本条件。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美国一旦感到它自己有必要、有力量来举办工业，发展海运事业，与热带地区直接通商。就立即脱离了英国；同样的道理，将来加拿大达到同样地位以后，也会跟美国学样的，时机成熟时，在澳洲的温带地区也会兴起一批衣工商业都发达的独立国家的。
　　但是这种热带地区与温带地区之间的交换是出于自然之理，这一点是永不会变的。因此印度对英国放弃了工业以后，跟着也就放弃了它的独立地位；因此亚洲热带各国势将逐渐演变，而沦于温带工商业国家的统治之下；因此处于热带的那些岛屿，现在已经成为失去独立地位的殖民地，将来也很难使它们自己获得解放，摆脱现在的地位；而南美各国对工商业各国将处于在一定程度上的从属地位，这种局势也是很难摆脱的。
　　英国所以会占有这样广大的殖民领土，完全是由于它的卓越的工业力量。如果别的欧洲国家也想学样，对于开垦荒芜地区、教化未开化民族或教化以前曾经一度开化现又退化的那些民族这类有利事业，也想加入一份，那么它们首先就必须从事于发展自己的工业，发展自己的商船和海军力。假使它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受到了英国工业、商业和海军优势的阻挠，那么使这种不合理的权利主张化为合理的权利主张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它们的力量联合起来。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二十三章 工业与流通工具 　
　　　流行学派对于贵金属流通、与贸易均衡等问题建立了一套与所谓“重商主义”学说的见解背驰的理论原则；根据近二十五年来的经验，这些理论原则如果经证明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话，在另一方面却暴露了重大弱点。
　　经验，尤其是俄国和美国的经验，一再证明，农业国的工业品市场是处于优势工业国的自由竞争势力之下的，工业品的输入价值，往往会大大超过农业品的输出价值，因此有时会突然发生贵金属大量外流现象，从而使农业国经济，尤其是当国内交易以纸币为主时，陷入混乱状态，造成全国性的灾害。
　　流行学派的理论认为，我们对于贵金属的准备如果与准备任何别的物品的情形一样，那么贵金属的流通量是大还是小，大体上是没有什么出入的，因为流通量的大小只决定于在交换中任何物品的价格比率，决定于物品是贵还是贱；外汇率有了失调，往往会有利于国家的输出，它的作用就象是对出口业务的一种奖励，足以使输出量增加；因此得出的结论是，金属货币存量与进出口之间的平衡以及国家的一切其他经济情况，都会在事物的自然演变下，以最妥善的方式，自动获得调节。
　　就一国的国内交易来说，这个论点是完全正确的；就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省区与省区之间以及属于同一联邦政府的州与州之间的商业关系来说，这个论点是可以得到证实的。任何组济学家，如果认为北美合众国各州之间、或德国关税同盟各邦之间、或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进出口差额，可以用国家的命令与法律来调整，由此会比自由交换得出更好的结果，这样的说法必然会使人感到遗憾。假定在世界各个国家之间也存在着与上述同样的联盟关系，那么这种把一切交托给事物的自然演变的理论将是颇能自圆其说的。但是在世界的现在情势下，如果认为在国际交换中，一切事情会获得与国内交换中同样的结果，那就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加与经验相违反的了。
　　现在支配和控制着独立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并不是象流行学派所说的那种自然趋势，而主要是国家的商业政策和力量，是这些因素对世界局势、对外国与外国人所发生的影响，是殖民地的占有与国内信用的建立，或者是战争与和平。因此在这里，一切情势演变的情况，与那些在政治、法律与行政上团结在一起、利害关系完全一致、处于恒久和平下的社会之间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试将芙国与美国之间的情况作为一个例子来考虑一下。假使英国不时地以大量工业品在美国市场抛售，假使芙格兰银行运用提高或降低贴现率的手段，对于对美输出或对美信贷极度地加以鼓励或限制，假使由于工业品充斥美国市场，结果使英国工业品在美国的价格比在英国本国还要低廉，或者甚至低于生产成本，假使因此使美国对芙处于长期负债状态，对芙汇率处于不利状态一～即使是这样，在假定两国之间毫无约束的交换过程中，这种混乱情况也会不费力地自动获得纠正。美国所生产的烟叶、木材、谷物以及各种生活簧料，比英国要便宜得多。英国对美运销的工业品越多，促使美国种植者生产足以换取工业品的有价值商品的手段和动机也就越大；给予种植者的信贷数量越大，驱使种植者为自己争取偿清债务的手段的推动力量也越大；英国的外汇率越是对美不利，服使美国农产品出口的推动力量也就越大，因此美国农业经营者在英国产品市场竞争中也就越能居于有利地位。
　　这样的输出活动，结果会使逆势的汇兑卒很快地自行获得纠正；这种汇兑率实际上也并不会达到十分不利的程度，因为美国在看到了本年度有大量工业品输入而积下了值务以后，势必通过下一年的超额生产和出口的增进，使这种收支上的逆势自然获得平衡，金融市况和信用关系也就会跟着趋于缓和。
　　如果英国工业家与美国农业经营者之间的交换关系，就象英格兰工业家与爱尔兰农业经营者之间的交换关系一样的无拘无束，情势就会作这样的演变。但是两者的情况是不同的，并且必然是不同的。假使英国对美国烟叶进口征税由百分之五百增加到百分之一千，假使它利用关税限制使美国木材无法输入，假使它只有在饥荒时才容许美国粮食进口，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这样就使美国的农业生产与美国对英国工业品的消费，双方不能自柏平衡，也不能用衣产品未清偿这些由工业品构成的情务，这样就使美国对英输出只限制在狭小范围内，而英国对美输出则在实际上漫无限制，结果两国之间的汇兑关系就不能自动地趋于平衡，美国对英债务就不得不用对英输出金银块的办法来清偿。
　　但是金银块在这样情况下的输出，会破坏美国的抵市流通体系9势必引起美国银行信用的破产，从而使地产与流通中商品的价格发生普通的波动，使物价与信用陷于普遍混乱状态，而使国家组济处于不可收拾境地；我们可以说，当美国的自由州不能倚靠国家关税制度使进出口保持平衡时，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当发生了这样的破坏现象，消费也有了减退以后，说是过了一个时期，英美两国间的进出口关系就会自动恢复到相当平衡状态，这样的说法是不能使美国人得到多大安慰的。因为商业和信用受到了这样的扰乱、破坏，消费也有了缩减以后，个人生活与福利以及公共秩序所受到的损害不是很快就可以恢复的，这样的变敌如果屡次发生，就必然会留下长期存在的不幸后果。
　　流行学派的理论认为贵金属流通量不论是大是小并没有多大关系，认为我们只是用物品在交换着物品，认为在交换中所使用的贵金属的流通量不论是大是小，对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出入；这样的说法，就更加不能使处于上述情况下的美国人感到安慰。对一个生产者或企业主说来，他所生产的或保有的某一物品的价值是一百生丁＠还是一百法郎，只要他用一百生丁所能换到的适应需要或享受的物品，同用一百法郎所换到的在数量上相等，当然不会有什么出入。但是价格的是高是低，只有当这个价格长期地、无间断地处于同一水准时，才能说是一个无甚出入的问题。
　　如果价格发生着频繁的、剧烈的变动，就会发生危害，使每个人的以及整个社会的经济陷入混乱状态。任何人按高价膳人原试将英国与美国之间的情况作为一个例子来考虑一下。假使英国不时地以大量工业品在美国市场抛售，假使英格兰银行运用提高或降低贴现率的手段，对于对美输出或对美信贷极度地加以鼓励或限制，假使由于工业品充斥美国市场，结果使英国工业品在美国的价格比在英国本国还要低廉，或者甚至低于生产成本，假使因此使美国对芙处于长期负债状态，对英汇率处于不利状态——即使是这样，在假定两国之间毫无约束的交换过程中，这种混乱情况也会不费力地自动获得纠正。美国所生产的烟叶、木材、谷物以及各种生活资料，比英国要便宜得多。英国对美运销的工业品越多，促使美国种植者生产足以换取工业品的有价值商品的手段和动机也就越大；给予种植者的信贷数量越大，驱使种植者为自己争取偿清债务的手段的推动力量也越大；英国的外汇率越是对美不利，驱使美国农产品出口的推动力量也就越大，因此美国农业经营者在英国产品市场竞争中也就越能居于有利地位。
　　这样的输出活动，结果会使逆势的汇兑卒很快地自行获得纠正；这种汇兑率实际上也并不会达到十分不利的程度，因为美国在看到了本年度有大量工业品输入而积下了债务以后，势必通过下一年的超额生产和出口的增进，使这种收支上的逆势自然获得平衡，金融市况和信用关系也就会跟着趋于缓和。
　　如果英国工业家与美国农业经营者之间的交换关系，就象英格兰工业家与爱尔兰农业经营者之间的交换关系一样的无拘无束，情势就会作这样的演变。但是两者的情况是不同的，并且必然是不同的。假使英国对美国烟叶进口征税由百分之五百增加到百分之一千，假使它利用关税限制使美国木材无法输入，假使它只有在饥荒时才容许美国粮食进口，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这样就使美国的农业生产与美国对英国工业品的消费，双方不能自相平衡，也不能用衣产品未清偿这些由工业品构成的债务，这样就使美国对英输出只限制在狭小范围内，而英国对美输出则在实际上漫无限制，结果两国之间的汇兑关系就不能自动地趋于平衡，美国对英债务就不得不用对英输出金银块的办法来清偿。
　　但是金银块在这样情况下的输出，会破坏美国的纸币流通体系，势必引起美国银行信用的破产，从而使地产与流通中商品的价格发生普通的波动，使物价与信用陷于普遍混乱状态，而使国家组济处于不可收拾境地；我们可以说，当美国的自由州不能倚靠国家关税制度使进出口保持平衡时，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当发生了这样的破坏现象，消费也有了减退以后，说是过了一个时期，英美两国间的进出口关系就会自动恢复到相当平衡状态，这样的说法是不能使美国人得到多大安慰的。因为商业和信用受到了这样的扰乱、破坏，消费也有了缩减以后，个人生活与福利以及公共秩序所受到的损害不是很快就可以恢复的，这样的变敌如果屡次发生，就必然会留下长期存在的不幸后果。
　　流行学派的理论认为贵金属流通量不论是大是小并没有多大关系，认为我们只是用物品在交换着物品，认为在交换中所使用的贵金属的流通量不论是大是小，对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出入；这样的说法，就更加不能使处于上述情况下的美国人感到安慰。对一个生产者或企业主说来，他所生产的或保有的某一物品的价值是一百生丁还是一百法郎，只要他用一百生丁所能换到的适应需要或享受的物品，同用一百法郎所换到的在数量上相等，当然不会有什么出入。但是价格的是高是低，只有当这个价格长期地、无间断地处于同一水准时，才能说是一个无甚出入的问题。
　　如果价格发生着频繁的、剧烈的变动，就会发生危害，使每个人的以及整个社会的经济陷入混乱状态。任何人按高价购入原料，经过加工，以制成品按低价出售，就不再能收回他在原料上所支出的那个贵金属的量。任何人按高价购人了一块地产，购入时将地产作了抵押，将押款作为买价的一部分，在价格低落以后，他就要丧失偿债能力，甚至失去他的地产；因为这个时候全部的地产价值或者还不能与押款的数额相抵。任何人在高价时租入地产，价格低落后就会使他陷于破产地位，或者至少使他无力履行租约。价格涨落的幅度越大，变动越频繁，对于国家的经济状态，尤其是对于信用关系所发生的破坏影响就越大。有些国家在工业品的需要和本国产品的销售上是完全依赖外国的，有些国家的商业活动是主要以纸币为依据的，当贵金属在这类国家有了突出的内流或外流现象时，它的有害影响就表现得格外显著。
　　大家承认，一国所能投入或保持流通的纸币数量，决定于它所保有的金属货币量的多少，不论哪一个银行，总是力图按照它库里所存贵金属量的多少，来扩充或限制它的纸币流通量和业务的。如果它自己的货币资本或存款有了很大增长，它就要扩大信贷，通过这种信用关系，又使它的债务人放出的信贷增加，这样就会使消费量和价格提高，而且格外会使地产的价格提高。如果情况相反，贸金属有了显著外流现象，这个时候银行将限制它的信贷，从而使它的债务人在放出信贷与消费方面也将有所收缩，从而使债务人的债务人也将处于同一局面，这样类推下去，将一直影响到那些依靠信用关系消费输入工业品的人们。因此在这样的国家，一旦金属货币有了非常的外流现象，就会使整个信用体系、商品市场、尤其是地产的货币价值陷入混乱状态。
　　在美国最近以及以前发生的商业恐慌，据说原因是在于美国的银行制度和纸币制度。实际上银行的确是象上面所说的那种情况，助成了这类恐慌的，但发生恐慌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实行了“折衷”方案以后，英国工业品输入价值远远超过了美国农产品的输出价值，结果使美国对英负债数额越来越大，无法用农产品来抵偿。我们说这类恐慌的起因是失去均衡比例的进口数额，这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由于恢复了和平，或由于美国关税率的降低，结果使美国输入工业品的数量非常巨大，每逢工业品大量输入时，恐慌就跟着发生；当关税足以阻止工业品输入，使它不能超过农产品的输出价值时，这种现象就从来不会发生。
　　还有人把恐慌的起因说是由于美国在建筑运河和铁路方面所化的巨额资本，这项资本大都是用贷款方式从英国得来的。实际情况是通过这些贷款的作用，只是把恐慌的发生推迟了几年，而一旦暴发时却增加了剧烈程度；而且所以会产生这种贷款，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从进出口不平衡而来的，假使没有这种不平衡现象，根本就不会借债，也不可能借债。
　　美国输入大量工业品以后，对英欠下了巨额值务，不能用衣产品、只能用贵金属来偿还，这时由于不平衡的汇兑率和利率对英有利，使英国乐于接受美国的铁路、运河和银行股票以及美国政府债券来抵付这种差额。
　　美国输入工业品超过输出农产品的数字越大，英国对于这类证券的需求越大，美国在举办建设事业及企业方面所受到的鼓励也就越大；美国在这类事业上所投放的资本越多，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就越加殷切，同时也就更加扩大了美国进出口之间的差额。
　　英国工业品的输入美国，一方面由于美国银行的扩大信用关系而得到了推进，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在信用关系上所提供的便利及其贴现率的降低，也在这一点上起了同样的作用。英国工商业委员会的公开报告说明，英格兰银行由于扩大贴现数额，结果使现金库存从八百万镑减到二百万镑。这一措施一方面削弱了美国保护制度的效果，有利于英国对美国工业的竞争，另一方面为英国对美国股票与政府债券的投资提供了便利，发生了推进作用。在英国可以按三厘的利率获得资金，而美国的立约人和借方所提供的利息却是六厘，只要这个情况不变，后者的证券在英国就不怕没有买主。
　　这种交易的条件表面上显示了繁荣气象，虽然美国的工业正在这种条件下逐渐受到摧残。美国农业经营者的剩余产品，原来在自由贸易下是可以卖给英国的，在适度的工业保护制度下是可以卖给自己工厂里的工人的，现在却卖给了在英国资本支持下的公共事业所雇用的工人。由于英美双方国家利益的分歧与冲突，这样的不自然状态是不能持久的，勉强抑制的经过期间越长久，一旦爆发时对美国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债权人可以一再延长贷款期限，使债务人不至于倒下来；但是债务人经营的事业如果没有可靠基础，险象环生，只是靠了债权人不断的增加贷款来拖延时日，那么拖延的日子越久，一旦不得不宣告破产时所遭受的损害就越大，这是一定的；上面所叙述的情况也是这样。
　　美国发生破产情况的原因是由于英国有了非常的举动，对外输出了大量金银块，这是由农产歉收和欧洲大陆的保护制度引起的。我们说这是由于大陆保护制度的结果，因为如果欧洲大陆市场对英国继续开放，英国从大陆大量输入谷物，就可以主要用向大陆大量输出工业品的方式来求得抵补，英国的金银块即使暂时大量外流到大陆，也可以由于工业品输出的增加，使它在短时期内重行内流。当然，在这样情况下，大陆工业将成为英美间商业活动的牺牲者。
　　处于这样的局面，英格兰银行要企图挽救，并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从事于限制信用，提高贴现率。采取了这一步骤以后，英国不但不再需要美国更多的股票和公债，而且已经流通的部分也将泛滥于市场。因此美国不但失去了用继续推销证券的办法来弥补当前亏欠的那种手段，而且它由于多年来在英国出售股票和公债而对英所负的全部债务，现在也面临着用货币偿付的要求。现在看来，在美国流通的现金实际上是属于英国的。还不止这样，美国整个银行和纸币制度所依据的是对现金的保有，现在看来，英国人简直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美国的现金了。假使英国人对于这项现金加以处理，美国的银行和纸币制度就会象纸糊的屋子一样，倾刻垮台，从而地产价格，因此也就是多数私人生活的经济手段所依据的基础，也将崩溃。
　　美国银行方面为了避免瓦解，对于现金支付采取了延宕办法，实际上为了至少能使形势趋于缓和，也只有采取这个办法。它们一方面想借此办法争取时间，等待新棉收获，用它来抵偿，从而减轻美国的债务；另一方面希望在延付期间，靠了缩减信贷办法，能减少英国工业品输人，使本国的输出将来能与输入求得平衡。
　　但是靠了棉花输出能与工业品输入相抵到什么程度，是很有疑问的。二十多年来棉花的生产经常超过消费，由于产量增加，价格越来越低。这时在棉纺织业方面遭到了麻纺织业的剧烈竞争，后者由于机器设备的改进获得了巨大发展；而在植棉者方面，同他们相竞争的则有得克萨斯州、埃及、巴西以及东印度群岛的植棉者。
　　这里还必须注意到一点，从美国棉花输出得到好处最少的，是消费英国工业品最多的各州。
　　这些州获取工业品的主要手段是从谷物种植业与畜牧业得来的，在这里出现了另一种形态的恐慌。由于英国工业品大量输入，美国工业受到了抑制。因此一切增加的人口和资本都被迫流到了西部的新村落。每个新村落在开始时对农产品的需求都是有所增进的，但经过数年以后，它们本身就有了大量农产品余额。这种现象在那些村落已经发生，因此人口和资本流入西部各州数年以后，由于新建运河与铁路的便利，就会有大量剩余农产品从那里流到东部各州；而东部各州，由于它们的工业受到了国外竞争力量的抑制，消费者人数越来越少，而且势必继续减少。由此必然要造成农产价值与地产价值同时降低的结果，如果国家不及时采取措施，铲除上述货币恐慌发生的根源，则生产谷物各州农民的普遍破产，其势即难以避免。
　　根据我们在上面所说明的一些英美之间的商业情况，它所给我们的教训是：（1）如果一个国家，在资本方面，工业方面，远远落后于英国，它就不能容许英国在它的工业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否则对英将永久处于负债地位，对英国的货币制度将处于从属地位，将卷人英国农工商业恐慌的旋涡而不能自拔。（2）英国国家银行凭着它的力量，是能够压低在它势力下的美国市场的英国工业品价格的，从而造成对英国工业有利、对美国工业不利的局面。
　　（3）英国国家银行凭着它的力量，还能对美国人的消费发生影响作用，使美国累年所消费的输入工业品的价值，大大超过它用输出农产品所能偿还的价值，使美国一连好几年不得不用输出股票与公债的办法来弥补亏欠。
　　（4）处于这样情况下，美国经营国内交换业务所使用的、以及美国银行与纸币制度所依据的那些现金，是在英国银行势力之下的，英国银行基本上可以凭着自己的动作和意向把这项现金吸收过来。（5）金融市场在任何情况下的变动，对于各国的经济总是极端不利的；有些国家的范围广大的银行制度与纸币制度是以保有一定数量的贵金属为基础的，对这类国家说来，就更加不利。（6）只有能使出口与进口保持平衡的那些国家，才能防止金融市场的波动，才能防止由此而起的恐慌，才能树立和保持稳固的银行制度。（7）国外工业品在国内工业市场越是占有竞争优势，本国农产品输出时受到国外商业的限制越是严格，这种进出口的平衡就越难保持；反过来说，国家关于工业品的供应与自己农产品的销售越是不依靠外国，这种平衡就越不容易被破坏。
　　这些原则是也可以用俄国的经验来证实的，我们也许还记得，当俄罗斯帝国市场对具有压倒优势的英国工业品敞开着大门时，那里的公众信用关系曾经发生过多大的动乱，自从实行了1821年税制以后，那里就没有发生过类似变动。
　　流行学派显然是落入了所谓重商主义所犯错误的另一极端。假使我们说，只有贵金属才是国家的财富，只有出口货值超过进口货值，其间的差额用输入贵金国办法来清偿，才能使国家富裕起来，这样的说法当然是错误的，流行学派的理论与这个说法不同，它认为在世界现状下，一国以内所流通的贵金属量是多是少。并没有多大关系，那种对贵金属惟恐存量过低的忧虑是庸人自扰，认为我们对于贵金属应当宁可促使它输出，不必希望输入，等等；但是这样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假使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团结在同一法律系统之下的；当我们输入了工业品只能用输出农产品的办法来抵偿时，我们的输出行动绝对不会受到那些供应工业品国家任何样的商业限制；由战争与和平所引起的变化，对生产与消费、对价格、对金融市场都不会引起波动；那些庞大的信用机构也不会兴风作浪，不会专门为了本国利益而企图把它的势力伸展到别的国家——只有在这样的假定下，这样的推论才有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各个国家各有它自己的利害关系，只要这样的情势不变，在每一个大国的立场上看来是英明的政策，就是要设法保护自己，就是要施行一种商业制度，从而防止发生足以破坏整个国内经济的那种金融恐慌与物价变动，它要完成这样的使命，只有使国内工业生产与国内农业生产以友进口与出口能保持适当的平衡，目的才能实现。
　　贵金属单纯的保有是一个问题，贵金属在国际交换中的支配权力是另一个问题；流行学派理论对于这两者显然没有作出充分区别。即使在私人交换中，作出这样的区别也显然是必要的。没有人愿意把现款死藏在自己身边，谁都想把它拿出去，离开自己的屋里越快越好，他所要保留的只是支配权，使他对任何时候需要的数目能够加以支配。现款的实际保有量是无足重轻的，到处所表现的情况都是这样，拥有财富越多，这种实际保有量的比率就越低。个人越是富足，只要对于他所有的、藏在别人铁箱里的现款他能够随时支配，对于现款的实际保有他就越不关心；但是个人越是贫困，对于存在别人手里的现款的支配权越是有限，则对随时需要准备着的现款就越加关切。各个国家工业的盛衰不同，贫富不同，就现款这一点来说，情况也是这样。英国对于一时流出的现金或现银数量的多少，通常是不大注意的，这是由于它有充分把握，它深知贵金属作一度特大的输出以后，一方面会引起货币价值与贴现率的上涨，另一方面会使工业品价格低落，因此由于这类商品输出量的扩大或由于国外股票与公债的变卖，必然会使流出的、它在商业中需要的那宗现款，很快地流回本国，仍然由它保有。英国就象一个有钱的银行家一样，他袋里即使不名一文，也随时可以向左近的或比较辽远的往来户任意支取。但是以纯农业国家来说，情况就不同，在那里现金有了过度的出口时，就不能处于同样有利的地位，这不但是由于它们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和农业价值量不大，而且国外的法令对于它们的出口事业也造成很大障碍，因此它们向国外取得所需的现金的手段是很有限的。这就象一个穷人一样，他没有商业往来，没有支票可以签发，但是富人有了什么困难时他却要偿还债款，因此即使实际掌握在他手里的钱时，也不能算是他自己的。
　　一个国家所以能获得国内贸易方面所始终需要的那部分现金的支配权，主要是由于它能够保有或生产以交换的便利而言与贵金属的交换便利程度最相接近的那些商品和价值。
　　流行学派的经济学家在关于国际贸易讨论中，对于贵金属支配权这一点固然很少注意，对于不同的商品和财产具有不同的交换便利程度这一特点也极少考虑。我们如果从这一点来考虑私人交易中存在的各种价值物，就可以看到，其中有许多是定置着的，它们的价值之可以交换，只限于在它们的所在处，而且即使在那里，交换时也要费很大代价，经过很多困难。一国的财产中四分之三以上就属于这一类，这就是不动产和固定着的器械及设备。个人所有的地产不论怎样范围广大，他总不能把他的田地和牧场送到城市来换取现款或商品。他固然可以利用这些财产来押借款项，但是首先他必须找到一个贷出者；这样一个人的住处距离他的财产所在地越远，使他得以如愿的希望看来就越少。
　　除了这种固着在地上的财产以外，次于这一项的，是极大部分的农产品（殖民地产品与少数价值较低的产品除外），在国际贸易中，这是在交换便利程度上最低的。这些产物中的绝大部分，如建筑材料、劈柴、制面包原料、果品、牲畜等等，只能在距离产区相当近的范围内出售，如果余额过大，就只能堆在仓库里等候买主。这类产品固然未尝不可运销国外，但运销对象也只能以某些工商业国家为限，在这里一般是要受到进口税的束缚的，交易能否实现，还要看对方自己农产收获的丰歉而定。在美国内地，牲畜和农作物产量过多的情况也许极为显著，但是那里的农民却没有办法把这些大量的剩余产品运销南美洲、英国或欧洲大陆，从而易取贵金属。但是供一般使用的有价值工业品的情况却不同，它们在交换的便利程度上比农产品不知要高出多少倍。这些商品平时在世界上一切公开市场总是可以找到出路的；当非常的恐慌时期，以较低价格，也可以在那些关税制度只能在平时发生不利作用的市场找到出路。这些商品的交换能力显然与贵金属的交换能力最相接近；英国的经验证明，如果由于农产歉收，发生了金融恐慌时，提高工业品输出量，鼓励外国股票与公债外流，就可以很快地恢复平衡局面。英国人手里所存的外国股票和公债，显然是由于以前工业品输出时造成有利的交换差额而来的，这就成为掌握在这个工业发达的国家手里的票据，必要时就可以向农业国家要求兑付，当对贵金属的需求特别殷切时，这一行动对证券持有者个人说来，诚然不免要有所损失，就象金融恐慌时工业品所处的情况一样，但是尽管如此，对于维持一个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这一点说来，是极端有利的。
　　贸易平衡这个原则曾经受尽流行学派的讥嘲，但是不管它怎样说，根据上面的一些观察，我们仍然要提出这样的意见，即，在独立自主的各大国之间，必须保持某种性质的贸易平衡，作为一个大国而长期在贸易上居于显著逆差地位是危险的，贵金属作大量的、长期的外流以后，国内的信用系统和物价情况必然会发生重大变动。我们这样说，绝对不是要使在所谓“重商主义”下坚持的那种贸易平衡的主张复活，我们绝对不认为国家对贵金属输出应当横加阻挠，或者说各个国家对于贵金属应当记清细帐，斤斤较量，或者说各大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偶然有个几百万的差额，就要大惊小怪，当作一件大事。亚当·斯密在他书里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一章的末尾曾这样说：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每年输入的农产品和工业品价值也许一直是远远地超过输出的；这样一个国家的贵金属存量也许逐年地大大减少，在国内是用纸币来代替流通的；还有，这样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的负债也许是听任它不断地增加和扩大的；但是，尽管这样，它在繁荣程度上仍然可以逐年有所进展”。我们所否认的只是这一点。
　　我们在这里要特别表明反对的只是这一见解，这是亚当·斯密发表的，是他的学派此后所一直支持的，但是被无数次经验所驳倒了的，是在实质上与常识相对立的，总之，用亚当·斯密自己生动有力的措辞来说，是“荒乎其唐的”。
　　有些国家以贵金属的生产作为一种有利事业，因此它们的贵金属输出与工业品输出在性质上极相类似，这一情况与我们这里所说的没有关系，这一点必须弄清楚。有些国家按照它们自己口岸的价格来计算进口品与出口品价额，在贸易差额方面势必由此产生的差异，也与我们这里所说的情况无关。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的进口总额，必然会按照本国商业利润总额超过出口总额，这一现象表明对国家是有利的，不是不利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至于那些意外变故，例如船只中途失事，造成财产损失，因此较大的输出所表示的不是利得而是亏损；象这样的情况，当然更不是我们所要否认的了。流行学派对于由进出口而未的交换价值，就象一个店老板那样的加以核算、比较，对于由此形成的虚妄现象则加以巧妙利用，目的在于把我们引人歧途，使我们对于任何独立自主的大国由进出口之间真正巨大差额所造成的损失，也误认为没有什么不利影响，例如法国在1786年及1789年、俄国在1820年及1821年、美国在“折衷方案”施行以后所发生的现象虽然并不恒久存在，但涉及的数额却那样庞大，而根据流行学派的说法，则我们仍将认为是没有什么实际利害关系的现象。
　　最后，还有一点须特别表明，我们所要讨论的对象并不是那些殖民地和附属国，也不是那些小国和孤单的独立城市，而是那些有着自己的商业系统、工农业系统和货币、信用系统的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大国。
　　作为一个殖民地，它的输出可以不断地大大超过输入，而不必牵涉到繁荣程度盛衰的问题，这一点显然是与殖尺地的特征相一致的。它的输出与输入总额，如果能年年增长，它就能随着这个增长比例而繁荣起来。如果它的殖民地产品输出经常地、大量地超过工业品输入，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也许是由于那里的地主是居住在他们的祖国的，他们的收入，即殖民地产品、农产品或由此变换成的现款，就必然要流入母国。如果情况相反，母国对殖民地输出工业品大大超过输入的殖民地产品，那么这一点也许主要是由于逐年进行移民或贷款，使大量资本经常流向殖民地的原故。这一现象对于殖民地的繁荣，当然是极度有利的。这样的情况可以延续几个世纪，而因此发生的商业恐慌却很少见，或简直不可能发生；这是因为作为一个殖民地，它既不受战争威胁，也不会受到敌对的商业措施或母国国家银行措施的压迫，殖民地是没有它自己特有的、独立的工商业与信用系统的，正相反，它是经常受到母国的信用机构和政治措施的支持的，这就避免了一切在这方面可能受到的危害。
　　象这样的情况，在英美之间曾经很有利地持绩到一个世纪以上，目前在英国与加拿大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英国与澳洲之间，这样的情况或者还将继续存在几个世纪。
　　但是殖民地一旦成为独立国家，具备了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的一切条件，线以发挥自己的力量、贯彻自己的政策、组织自己特有的商业和信用系统时，情势就会在顷刻之间发生根本变化。假使这样一个由殖民地地位过渡到独立自主地位的新兴国家，由于它具备了在精神、物质和经济上的自然条件，自己感到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工商业国家，它就会制定特别有利于它自己航运事业和海军力的一套法律，就会树立有利于它自己国内工业的关税制度，建立自己的国家银行，等等。另一方面，以前居于母国地位的那个国家，对于这个新兴国家的航运业、商业和农业生产将企图加以限制，它的信用机构此后将专门致力于维护它自己的国家经济状况。
　　上面曾提到亚当·斯密那种极端不合理的见解，认为一个国家可以不断地增加金银的输出，减少贵金属流通，扩大纸币流通，增加对别国的负债，而同时仍然能稳步地走向繁荣道路；他企图证明这一见解时所举示的例子，恰恰就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以前存在的美洲殖民地。他的用心是很周到的，譬如有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国家，彼此已经有一个时期不发生依存关系，而它们两者的航运事业和工农商业利益却与别的敌对国家处于竞争地位，象这样的例子他是要故意避免的，他所引证的，只是一个殖民地同它母国之间的关系。假使他活到现在，他的书是现在写出的，他就一定会谨慎小心地避免以美国为例，因为这个例子在今天所证明的，是同他所企图证明的论点恰恰相反的。
　　谈到这里或者会引起一种反驳，认为照我们这样说法，假使让美国仍然回到英国殖民地地位，对美国说来，岂不是要有利得多。我们的答复是，假使美国不懂得怎样来利用它的国家独立地位，始终不想建立并发展自己的工业以及对外独立的商业和信用系统，那么这个反驳意见是可以成立的。对方也许会进一步指出，认为假使美国继绩处于英国殖民地地位，英国就不会实行谷物法，对美国烟叶进口就不会征收那样高的关税，美国的木材就可以继绩大量运销英国，那时英国不但绝不会想到在别的地区促进棉花生产，而且将使美国享有这一生产事业的专利，从旁尽力支持，结果美国近几十年来发生的商业恐慌就可以完全避免；这些岂不都是十分明显的吗？对的；假使美国不要工业，不要为自己建成一个持久的信用系统，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发展海军，这样的推论就完全是正确的。既然是这样，波士顿人把茶叶抛在海里，真是多此一举，那些关于独立自主和国家远大前途的高谈阔论也是多余的，那就不如重新投入英国怀抱，作为它的殖民地，而且行动越快越好。到那个时候，英国对于美国的商业活动不但不会设法限制，而且还将加以协助；对于美国的植棉业、谷物生产等等，不但不会想尽方法养成敌对势力来进行竞争，而且对于向美国进行竞争的方面还要加以抑制。那时英格兰银行在美国将设立分行，英国政府对美将提倡移民并将输出资本，当美国工业彻底消灭的时候，将竭力促使美国原料与农产品运英，然后就象关怀自己的儿女一样，将尽力防止商业恐慌在美国发生，使这个殖民地的进出口额一直保持着适当的平衡关系。总之，到那个时候，美国的奴隶主和植棉业的经营者最美妙的梦想将成为现实。实际上过去一个时期，从这类事业经营者的爱国观念、利益和要求未说，显得更加值得想望的倒不是北美合众国的独立自主和远大前途，却是如上述的这种局面。只是当他们开始有了自由与独立的情绪时，他们才抱有工业独立的想望。但是这些人的热情不久就惭趋低落，中部及东部备州近二十余年来的工业发展经过，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可厌的现象，他们告诉国会，说美国的繁荣全仗英国在美国的工业统治。说美国如果再度投向英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就会更加富足，更加繁荣，这句话的含意，除了作这样的解释，还能有什么别的呢？
　　一般说来，我们认为主张自由贸易者不妨公开劝告一切国家干脆服从英国，作为英国的属国，从而要求换取作为英国殖民地时所能获得的利益，它们原来虽不能为自己组成一个独立的工商业系统与信用系统，对英国却不能不装出一种独立的姿态，处于从属地位以后，它们在经济方面比原来所处的半独立地位就会有利得多。假使主张自由贸易者提出这样的论调，他们关于金融恐慌、贸易平衡以及工业这些问题的论点将显得更加贯串，更加明朗。葡萄牙在麦修恩条约成立以后，假使由一个英国总督来管辖，假使英国把它的法律和民族精神移植到葡萄牙，把这个国家就象印度一样，置于它的卵翼之下，在这样情况下对葡萄牙将如何有利，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这样的情况对德国、对整个欧洲大陆将造成如何有利的形势，岂不也是一目了然的吗？
　　的确，印度的工业力量被英国夺去了，但是它在国内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输出方面不是大有所获吗？以前在印度首领统治下的战争不是停止了吗？印度各邦的王侯不是非常富裕吗？他们不是依然保有大量的私人收入吗？他们不是从此不必再为政务操心，放下了那副沉重的担子了吗？
　　还有一层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是模仿着象亚当·斯密一类人的强词夺理的作风的——这位鼎鼎大名的作家亚当·斯密虽然竭力否认贸易平衡的存在，却认为另有一种现象是存在的，这种现象他叫作一国的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平衡，但是组分析以后说明这一点所指的并不是别的，实在就是我们所说的贸易平衡。一个国家的输出与输人，如果彼此大致相平衡，就国内交换方面来说，就可以确信，这个国家所消费的在价值上并没有十分超过它所生产的；如果一个国家累年输入的国外工业品，在价值上远远超过它自己农产品的输出，象近年来美国所发生的现象那样，那就可以确信，就国际交换方面来说，它对于国外工业品的消费，在价值上远远超过了它本国的产品。法国在1786年到1789年、俄国在1820年到1821年以及美国从1833年起发生的恐慌，所证明的不是这一点是什么？
　　有些人把贸易平衡的整个理论看成是已经被驳倒了的无稽之谈，在结束这一章时，对这些人我们要提出几点疑问。
　　如果发生了确凿而持久的不利的贸易差额，存在这种现象的国家（殖民地除外），不论在公共信用机构方面或是在各个商人、工业家或农业组营者方面，就必然地、毫无例外地要遭到国内商业恐慌、价格剧烈变动、财政困难和普遍破产的损害；这是什么原故？
　　在那些在贸易差额上保持着明确优势的国家所看到的情况，就与上述的完全相反，如果同它们有着商业关系的国家发生了商业恐慌而使它们受到不利影响时，这种现象也很快就会过去；这是什么原故？
　　俄国自从对所需要的工业品绝大部分能够自己生产以来，就能明确地、持久地保持有利的贸易差额，从此以后，就没有听到在那里发生过经济动乱现象，从此以后，那里的繁荣程度就年年有所提高；这是什么原故？
　　在美国也是这样，同样的前因总是发生了同样的后果；这是什么原故？
　　美国自从实施了“析衷方案”以后，工业品输人激增，接连好几年发生了极度不利的贸易差额，跟着就在国内经济上发生了那样大规模的、连绵不断的动乱；这是什么原故？
　　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是充满了各种农产品如棉花、谷物、烟叶、牲畜、谷物等等，价格到处低落了大约一半，然而它却无法使它的出口与进口相平衡，从而偿还对英国的负债，把它的信用关系重新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这是什么原故？
　　既然贸易平衡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贸易差额不论是顺是逆是无所谓的，贵金属流出国外是多是少是无关重要的，那么英国遇到农产歉收的时候（只有遇到这个情况，才会使它发生不利的贸易差额），为什么要战战兢兢，想尽方法促使进出口相平，输出或输入每一盎司现金或现银时都要小心估量，它的国家银行对于贵金属的输出要那样关切地加以防止，对输入要那样地加以鼓励；贸易平衡既然是“被驳倒了的无稽之谈”，为什么这个时候却没有一家英国报纸不是在热烈讨论着这个“被驳倒了的无稽之谈”，把它当作对国家具有极重大关系的问题；我们要问，这是什么原故？
　　在美国，同样的人们，在折衷方案实施以前把贸易平衡说成是无稽之谈，而在这个方案实施以后就不得不把这个无稽之谈说成是对国家最关重要的问题；这是什么原故？
　　既然自然趋势总会使每个国家获得恰好是它所需要的那个数量的贵金属，那么英格兰银行又何必还要用限制信用与提高贴现率的办法来试图转变这个所谓自然趋势，使这个趋势对它自己有利，以致美国银行在输入还没有能减少到大致与输出相等的时候。不得不时时采取停止付现措施；这是什么原故？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二十四章 工业与事业的稳定及存续原则 　
　　　我们假使考察一下工业各个部门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就会发现，它们那些改进的操作方法、生产的有利条件、机器建筑、经验技术以及使它们能够有利地购入原料、有利地销售产品的知识和交往关系，都是逐渐累积起来的。我们可以大胆他说，在通常情况下，改进和扩充已成的事业要比创立新事业容易得多。到处看到的情况是，经过了好几代的老商店赚的钱总比新铺子的多。凡是在国内已组成立的性质相类的工业部门为数越是少，要创办一个新企业就越困难；因为在这样情况下，所有管理人、监工和工人必须在国内先行训练，否则就得向国外招请，而事业兴办以后是否有利可图，既然没有经过充分考验，资本家就不免缺乏信心。如果将任何国家各类工业在不同期间的情况比较一下，我们就会随处发现，这些工业如果没有意外原因使它们受到损害，让它们一代一代地传下去，那么不但在价格的低廉方面，而且在数量与质量方面，都会表现显著的进步。相反地，如果由于外在的有害原因，如战争、地方上的劫掠等等，或者如专制政府的虐政或狂妄措施（例如南特敕令的撤销），也可以使整个国家的全部工业或工业的某些部门后退几个世纪，因此反而落在以前在工业上赶不上它的那些国家的后面。
　　这是任何人一想就可以明白的，就一切人类制度来说是这样，就工业来说也是这样，其间有一个自然法则，同劳动分工及生产力联合的自然法则很相类似，是所以能在这些方面获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因素；这就是这样一个原则，为了达到同一个目标，一连几个世代的力量会适当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地、同样地参加为达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努力。
　　正是由于这一原则，所以在世袭王位的情况下，对国家力量的存续与发展，比在选举王位经常更换统治皇族的情况下，不知要有利多少倍。
　　凡是长期处于适当组织的立宪政体下的国家，在工商业和海运事业方面就会获得那样巨大的成就，部分原因也是由于这一自然法则的作用。
　　只有借助于这个自然法则，印刷术发明对人类进步的影响才能获得部分的解释。印刷术首先使人类在知识和经验上的所得有可能比较用口传方法进一步妥善、完整地传给后代。
　　有的古代国家有不同种姓的阶级区别，古埃及还有过这样的法律，子孙必须继承上代的衣钵，从事于同样的行业或职业；所以会有这类制度，无疑地一部分是由于对这一自然法则的认识。在印刷术没有发明与推广以前，为了使技术与行业得以存续与发展，这样的规定看来似乎是不可少的。
　　行会和同业公会部分也是由于这样的考虑而未的。技术与科学之所以得以存绩并取得进步，所以能代代相传，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古代国家的僧侣阶极，归功于寺院和大学。
　　过去的教团、骑士团以及教皇职位所以会获得那样大的权力和声势，正是由于它们所向往的总是同一个目标，后一代总是在继续努力于前一代未竟的事业。
　　从物质成就的方面来看，这一原则的重要就更加明显。
　　各个城市、寺院和社团在建立各种事业方面所支出的费用总计，也许比它们当时所有全部财产的价值还要大。只有世代相传，把积蓄专门用在同一伟大目标上，才能汇成这样大的财力。
　　我们可以看一看荷兰的运河和堤防系统，这是好几代的劳力和积蓄的结晶。一个国家的运输系统或防御工事系统是要经过好几代不断的努力才能完成的。
　　国家公债制度是近代政治最巧妙的一种创造，对国家来说是一种福利，因为可以用它来作为一种手段，使这一代的成就和努力所费去的代价得以分摊到以后几代；这里所说的成就和努力为国家产生的利益，指的当然并不是一时的，是长远存在的，由此使国家的存续、发展、伟大、权力与生产力的增长获得了保证。但是如果把公债作了不适当的利用，用于对国家无益的消耗，因此对后代的进步不但不起推进作用，而且事先剥夺了后代从事于国家伟大事业的手段，或者把支付公债利息的负担，不是加在资本的方面，而是加在劳动阶级消费的方面；只有这样做，这个制度才会成为祸胎。
　　国家公债是现在一代对后代开出的支票。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可能是专为这一代的利益，可能是专为后代的利益，也可能是为了两者的共同利益。这个制度只是在上述第一个情况下是应当反对的。但是如果目的是在于维持与促进国家的富强，而在这方面所需要的资力不是这一代的力量所能胜任，因此借助于发行公债这一手段时，这一类情况都属于上述未一范畴。
　　就现在一代的支出来说，再没有比改进交通运输工具方面的支出更加绝对地特别有利于后代的，这是因为这类事业，除了一般总是能使后代的生产力有所提高以外，随着时间的进展，还能够不但为所费的成本按照不断增长的比率滋生利息，而且产生红利。由此可见，现在一代不但有理由把这类事业的主要经费和它的适度利息（当事业还不能产生足够的收入时）推给后代负担，而且如果把负担、甚至负担的相当部分加在自己肩上，那就是对自己、对国家经济的真正基本原则有欠公道。
　　当考虑到国家生产事业的存续这个问题时，如果仍然回到构成生产事业的主要部门、工业和农业的方面，就可以看出，虽然对农业来说，存续问题也很关重要，然而这个生产部门如果发生了中断状态，比较工业处于同样情况时，受到的损害要轻得多，损害的性质也没有那样明确，而且对于不幸的后果进行补救时，也要容易得多，迅速得多。
　　农业受到的损害或发生的中断情况不论怎样严重，农业经营者个人实际的需要与消费，从事于农业时所需技巧与知识的普及以及操作方法与所需工具的简单，都足以使农业不致于完全停顿。
　　即使受到了战争的蹂躏，它也会很快地重整旗鼓。不论是敌人或国外竞争者，总不能把农业的主要手段土地拿走；要使良田变成荒地，或使乡村人民失去经营农业的能力，也得经过一连好几代的不断迫害才会落到这样地步。
　　工业的情况就不同，即使是极轻微的、为时极短暂的间断，也会发生严重影响，如果间断的时间稍久，就会成为致命伤。任何工业部门，进行时所需要的技术与才能越多，所需的资本数量越大，办理这一工业时所投资本陷入的程度越深，一旦发生停顿，所受到的损害就越大。这个时候机器和工具的价值等于废铁和木柴，厂房成为废墟，工人和技工不得不流徙到别的地区或靠农业工作维持生活。于是只有经过几代的辛苦经营才能建成的生产力与财产的一个复杂组合，顷刻之间就会化为乌有。
　　工业的每一部门总是靠了整个工业的确立与存续而诞生的、反过来它又对许多别的部门起了促进与支持作用，使它们欣欣向荣；同样的道理，一个工业部门的倾覆总是别的许多部门不能继续存在的先声，最后就会动摇国家工业力量的主要基础。
　　整个工业稳定的存续这一现象是会发生巨大效果的，工业发生了间断状态，受到的损失是无可挽回的；正是由于坚信这两点而不是由于工业家和商人的叫嚣或他们对特种权益的自私要求，才引起了为本国工业采行保护关税的打算。
　　当保护关税也无济于事，或由于缺少出口贸易使工业不免遭到损失，或工业发生了停滞现象，政府方面也没有任何补救方法——当遇到这类情况时，我们往往看到工业仍然会勉强挣扎，在实际亏损的情况下继续生产。它们宁可忍受牺牲，静待时机好转，它们要避免的是事业一旦中断以后就不免要遭受到的无可挽回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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