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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瓦戈医生

_8 帕斯捷尔纳克(苏联)
  但已经没地方可转移,再说也晚了。这是游击队遭到最严重失败的时期。白军在彻底覆灭之前决定对游击队进行一次打击,把树林里的非正规部队消灭干净。于是他们集结起前线的一切力量,把游击队包围起来。他们从各个方向向游击队逼近。如果他们包围的半径小一点,游击队便会遭到惨败。白军的包围圈过大,这挽救了他们。冬天的来临使敌人无法在通不过的无边的大森林里收缩包围圈,把这支农民部队更紧地包围起来。
  向任何地方转移都已经不可能了。当然,如果能制定出具有军事优势的计划,他们还能突破包围圈,进入新的阵地。
  但是,并没有这种深思熟虑的作战意图。人们已经精疲力竭了。下级军官自己都已灰心丧气,失去对下属的影响力。高级军官每天晚上召开军事会议,提出互相矛盾的突围方案。
  必须放弃寻找别的过冬地方的打算,在树林深处修筑防御工事,并在那里过冬。冬天雪深,使缺乏雪橇的敌人无法进入树林。必须挖战壕,储备更多的粮食。
  游击队的军需主任比休林报告,面粉和土豆奇缺。牲畜足够,比休林估计,到了冬天,主要的食品是肉和牛奶。
  冬季服装短缺。一部分队员衣不蔽体。营地里的狗统统被续死。会棵皮子的人用狗皮替游击队队员缝制翻毛皮袄。
  不准医生使用运输工具。大车现在有更重要的用途。最后一段路程用担架把重伤员抬了四十俄里。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药品只剩下奎宁、碘和芒硝了。用于手术和包扎的碘是结晶体,使用时需要在酒精中溶解。悔不该毁掉酿造私酒的设备,又让那次审讯中罪责最轻的酿造私酒的人修理酿酒装置,或者再修建一个新的。又恢复了用于医疗目的的私酒生产。人们在营地里只相互使使眼色,摇摇头。酗酒现象又重新出现,使军营中涣散的空气更加涣散。
  蒸馏出来的液体几乎达到一百度。这样浓的液体很容易溶解结晶体。后来,初冬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金鸡纳树皮泡在这种私酿的酒里,用它治疗随着严寒季节的到来再度出现的斑疹伤寒。
  这些日子,医生常看到帕姆菲尔·帕雷赫和他的家属。整个夏天,他的妻子和小孩都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奔波。他们被经历过的灾祸吓破了胆,正等待新的灾祸。流浪在他们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帕姆菲尔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的淡黄色头发晒成了亚麻色,因风吹日晒而发黑的脸上长着整齐的白眉毛。孩子们还太小,在他们身上看不出惊恐的痕迹,但惊恐把他们母亲脸上的生气驱赶得一千二净,只剩下枯干端正的脸庞,闭成一条缝的嘴唇,以及随时准备自卫的凝滞在脸上的惊恐和痛苦。
  帕姆菲尔爱他们大家,特别是孩子,爱得要命。他用锋利的斧头角在木头上给孩子们刻出各种玩具,什么兔子呀,熊呀,公鸡呀,技术之拥熟令医生惊讶不已。
  他们来了后,帕姆菲尔非常快活,精神为之~振,身体渐渐康复。后来传出消息,鉴于家属对军营的情绪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必须把游击队员同他们的心上人分开,使军营摆脱非军事人员,把运载难民的大车护送到更远的地方,在那里把大车围起来过冬。把家属同游击队员分开的议论很多,但实际的准备却很少。医生不相信这种措施行得通。但帕姆菲尔心里压了一块石头,先前的幻觉又出现了。
  冬季来临之际,不安、茫然、恐怖和混乱的形势,荒唐和古怪的现象,搅乱了整个军营。
  白军按照预定的计划包围了暴乱者。·这次成功的战役是维岑、克瓦德里和巴萨雷格三位将军指挥的。他们都以行动坚决果断著称。军营暴乱者的妻子们,尚未离开故乡的和平居民,以及留在敌人包围圈内的村子里的居民,听到他们的名字便吓破了胆。
  上面已经说过,白军找不到缩小包围圈的办法。在这点上游击队用不着担心。然而,也不能对敌人的包围置之不理。屈从环境会增长敌人的气焰。尽管在包围圈中也许没有危险,但总得冲破包围圈,哪怕算是向敌人示威呢。
  为此分出游击队大部分力量,把他们集中起来向西面的圆弧突围。经过几天苦战,游击队击溃了白军,在这里打开了缺口,进入他们的后方。
  这个缺口成了自由通行的地带,打开了通向大森林中的暴乱者的道路。大批新难民从这里奔向游击队。这批从农村逃出来的和平居民并非游击队员们的直系亲属。周围的农民惧怕白军的惩罚措施,都离开自己的家园,自然而然地投向树林中的农民军队,因为他们把游击队看成自己的保卫者。
  但游击队正想摆脱已有的吃闲饭的人。他们管不了新的难民。他们到树林外去阻挡难民,把他们阻挡在大道上,把他们领到树林旁边契里姆卡小河上一座磨坊附近的空地里。这块空地是磨坊四周的农舍形成的,人们管它叫农舍村院。打算把难民安置在这里过冬,并把分配给他们的食物也存放在这里。
  既然作出这样的决定,事情便自然而然地进行下去,连游击队司令部的措施也无法跟上。
  对敌人取得的胜利反而使情况复杂化了。白军把冲破包围圈的那股游击队员放进自己的后方后,又缩紧并封闭了缺口。那股脱离主力部队的人返回森林的道路被切断了。
  逃到游击队里来的家属也出了事儿。在无法通行的密林里很容易走错路。派去接她们的人没找到她们,同她们走岔了,只好自己回来,可女人们本能地走进大森林的深处,一路上创造出许多机智的奇迹:把两旁的树木砍倒,架起木桥,开出_条路。
  这一切都是违背游击队司令部意愿的,把利韦里的计划和决定完全打乱了。
  因此,他同斯维利德一起站在离公路不远的地方,在那里大发脾气。公路从离这儿不远的地方穿过大森林。他的军官们站在公路上辩论,是否割断沿公路的电话线。最后决定权属于利韦里,可他同流浪汉兼捕兽人正谈得起劲,向他们直摆手,表示他马上就到他们那儿去,请他们等他一下,先别走。
  斯维利德对判处伏多维钦科死刑的事一直愤愤不平,他认为伏多维钦科根本无罪,只不过他的影响、他同利韦里争高下造成了军营的分裂。斯维利德想脱离游击队,去过先前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但这当然不可能。他被游击队雇用了,把自己卖给了游击队,如果他离开林中弟兄,等待他的将是枪毙的命运。
  气候坏得不能再坏了。一阵离地面很低的急风,吹散了一块块如同飞舞的煤烟片似的乌云。从乌云中突然降下雨雪,仿佛一个穿白衣服的怪物突然拍起风来。
  刹那间远处便是白茫茫一片,大地铺上了一层白雪。但白雪马上又融化得一干二净。天地黑得像木炭,从远处刮来的暴雨从天上斜泼下来。地面再也吸收不了水。但过了一会儿乌云散开,仿佛要给天空通风,从上面打开泛着寒冷青光的玻璃窗户。土壤无法吸收的积水仿佛回答天空似的,也打开泛着同样光泽的水洼和池塘的窗户。
  阴雨像一团烟雾滑过针叶林灌满松脂的松针,但无法穿透它们,就像水流不进油市一样。雨水落在电话线上,仿佛穿了一串晶莹的珠子。它们一颗挨着一颗紧紧地挂在电话线上,落不下来。
  斯维利德是派到大森林深处接游击队员家属的人之一。他想告诉队长他所见到的一切,告诉队长根本无法执行的、相互矛盾的命令所造成的混乱,告诉队长妇女当中最软弱的、失去信心的那部分人所干出的暴行。年轻的母亲们背着包裹和吃奶的婴儿徒步跋涉,奶水没有了,迈不动步子,发了疯,把孩子扔在路上,把口袋里的面粉倒掉,掉头向后转。决死比慢慢饿死好。落在敌人手里比喂树林里的野兽好。
  另一些妇女,最坚强的妇女,表现出的忍耐和勇敢是男人所无法理解的。斯维利德还有其他许多情况要向利韦里报告。他想提醒队长预防威胁军营的另一次暴乱,比被镇压下去的那次更危险的暴乱,但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利韦里很不耐烦,急躁地催他快说,催得他失去了说话的本领。利韦里不断打断他并非因为大路上有人等他,向他招手,喊他,而是因为最近两星期以来人们不停地向他提出这些看法,利韦里心里对一切都已经清楚了。
  “你别催我,队长同志,我本来就笨嘴拙舌。话卡在嗓子眼里会把我憋死的。我对你说什么来着?你上难民车队去一趟,叫那些西伯利亚娘儿们别胡闹。她们闹得太不像话了。我倒要问问你,咱们是‘全力对抗高尔察克’还是跟娘儿们激战一场?”
  “简单点,斯维利德。你瞧他们喊我呢。别绕弯子。”
  “现在说说那个女妖精兹雷达里哈,鬼知道那个泼妇是什么东西。她说要给我当女通风机……”
  “是女兽医,斯维利德。”
  “我说了什么?我说的就是女兽医,给牛治病。可她现在哪儿管给牲口治病啊,成了老虔婆,替牛做弥撒,把刚逃来的家属教坏了。她说怪你们自己吧,谁叫你们撩起裙子跟着小红旗跑的?下次别再找他们啦。”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难民,咱们游击队的还是从旁的地方来的?”
  “当然是从旁的地方来的。”
  “可我已经命令把她们安顿在农舍村院里了,就是契里姆卡河上的磨坊。她们怎么到这儿来啦?”
  “还说农舍村院呢。你的农舍村院早烧成一堆灰了,连磨坊和树木都统统烧光了。她们到契里姆卡河岸上~看,光秃秃的一片。一半人马上疯了,大哭大闹,又跑回白军那儿去了。另一半掉转车辕,都上这儿来了。”
  “穿过密林,穿过泥塘?”
  “锯子和斧子干什么用的?咱们已经派人去保护她们了——帮助她们。听说砍通了三十俄里,还架了桥,这群鬼东西。你还能说她们是娘儿们吗?这群坏东西一天干的咱们三天也干木出来。”
  “好家伙!你高兴什么,蠢东西,砍通了三十俄里的道路。这正中维岑和克瓦德里的下怀。开通了一条通向大森林的路,炮兵也能开进来。”
  “挡住。挡住。派人挡住不就完了。”
  “这一点用不着你提醒我也能想到。”
  白天缩短了,五点钟天就黑了。快到黄昏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几天前利韦里同斯维利德说话的地方穿过大道。医生向军营走去。在被视为军营标界的林中空地和生长着一棵花揪树的小山丘附近,他听到库巴里哈逗乐的激昂的声音。他把这位巫医戏称为自己的对手。他的竞争对手尖声唱着一首快活的、下流的曲子,大概是民间小曲。有人听她唱。她的歌声不时被一阵赞赏的笑声打断,有男人的笑声,也有女人的笑声。后来周围寂静下来。大概听她唱歌的人走散了。
  库巴里哈以为就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又低声唱起另一支小曲。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担心掉过沼泽里,在黑暗中慢慢向花揪树前环绕着泥泞的林间空地的小径走去,停在那里不动了。库巴里哈唱的是一支古老的俄罗斯民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听过这支歌。也许是她即兴编出来的?
  俄罗斯民歌像被拦河坝拦住的流水。它仿佛静止不动了,但在深处却并未停止流动,从闸门里流出来,它平静的表面是骗人的。
  她想方设法,用重复和平行叙述的方法,限制住不断发展的内容的进度。一段唱完马上又开始另一段,让我们感到惊讶。克制自己并驾驭自己的悲伤的力量便这样表现出来。这是用话语制止时间流动的狂妄的尝试。
  库巴里哈边说边唱道:
  一只野兔在大地上奔跑,
  在大地和白雪上奔跑。
  它在狭窄的树林里奔跑,从花揪树旁跑过,
  它在狭窄的树林里奔跑,向花批树哭诉。
  我这兔儿是不是有一颗羞怯的心,
  一颗羞怯的心,一颗缩紧的心。
  我害怕,兔儿,野兽的踪迹,饿狼的空腹。
  可怜我吧,花批树枝,美人儿花揪树。
  你不要把自己的美丽送给凶狠的敌人,
  凶狠的敌人,凶狠的大乌鸦。
  你把美丽的浆果迎风扬散,
  扬敬在大地上,扬散在白雪上,
  把它们扔向故土,
  扔向村里最后一座茅屋,
  扔向最后一扇窗户或者最后一间草屋,
  对肝隐藏着一位女修士,
  我亲爱的,日夜思念的人儿。
  你对我的妻子低声说句热情的话。
  我这个士兵被人俘虏,倍受熬煎,
  在别国的土地上心里寂寞。
  我要从痛苦的俘虏营里挣脱,
  飞向我的心肝,我的美人。
  士兵老婆库巴里哈给帕雷哈的母牛念咒治病。帕雷哈便是帕姆菲尔的妻子阿加菲妞·福季耶夫娜,但大家都管她叫法杰夫娜。母牛从牛群中牵出来,李进树丛,把它的一只角拴在树上。女主人坐在母牛前腿旁边的树墩上,会念咒语的士兵老婆坐在后腿旁边的挤奶凳上。
  其余的数不清的牛群挤在一块不大的林中空地里。宝塔形的云杉像一堵高墙从四面八方把牛群围起来。云杉粗壮的树干仿佛坐在地上,底下的树枝横七竖八地叉开。
  西伯利亚繁殖的都是瑞士良种牛,几乎都是黑白花的。没有草吃,长途跋涉,互相紧紧挤在一起,已经把母牛折磨得一点劲都没有了,它们所受的罪不比人少。它们身子挨着身子挤得发了狂。它们昏了头,忘记自己的性别,竟像公牛似的叫着趴在别的母牛身上,使劲拽搭拉下来的大乳房。压在下面的母牛竖起尾巴,从它们身子下挣脱出来,踩断矮树林冲进密林,看牛的人和他们的孩子喊叫着追赶它们。
  林中空地上雨雪凝成的黑白云团,仿佛被云杉顶锁在秋天的空中。它们杂乱地挤压在一起,竖立起来,互相重叠,同地上的母牛一样。
  挤在一旁看热闹的人群妨碍巫婆念咒语。她用不怀好意的目光把他们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但承认他们使她困惑未免有失身份。能手的自尊心制止了她。她做出没看见他们的样子。医生从人群后面观察她,但她没看见医生。
  他头一次认真打量她。她戴着一成不变的美国船形帽,穿着干涉军的淡绿色军大衣,衣领马虎地斜向一边。然而,从她脸上傲慢的表情里流露出隐秘的情欲,从她为了显得年轻而描黑的眼圈和眉毛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不年轻的女人穿什么和不穿什么都无所谓。
  但帕姆菲尔妻子的样子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惊讶。他几乎认不出她来了。几天来她老得不像样子。两只鼓起的眼睛快要从眼眶里迸出来了。瘦得像车辕的脖子上鼓出青筋。这是暗中恐惧的结果。
  “挤不出奶来,亲爱的。”阿加菲娜说,“我以为它怀孕了,早该有奶啦,可就是不下奶。”
  “哪里是怀忠了!你瞧奶头上有脓。我给你点草药膏抹一抹。当然,我还要念咒。”
  “另一件倒霉的事是我丈夫。”
  “我念咒让他不胡闹。这办得到。他会紧紧粘着你,分都分木开。说第三件倒霉的事吧。”
  “哪儿是胡闹呀。要是胡闹倒好了。倒霉的是恰恰相反,他简直跟我和孩子们长在一块了,为我们把心都操碎了。我知道他操的是什么心。他想的是把军营分成两半,他上一个地方去,我们上另一个地方去。我们可能碰上巴萨雷格手下的人,他又不跟我们在一块。没人保护我们。他们折磨我们,拿我们的痛苦取乐。我知道他的想法。可别对自己人干出蠢事儿呀。”
  “让我想想。我们会减轻你的悲伤。说第三件倒霉事儿吧。”
  “哪儿有第三件呢!就这么两件,母牛和丈夫。”
  “唉,你就这么一点倒霉的事呀,亲爱的,上帝会宽恕你的。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去!可怜的人儿有两件伤心事,而一件是疼爱你的丈夫。我给你治母牛,你给我什么?咱们开始治母牛啦。”
  “可你要什么呢?”
  “一个大白面包外加你丈夫。”
  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你在开玩笑吧?”
  “你要太心疼的话,那就除掉面包。光你丈夫,咱们保管成交。”
  周围的人笑得更厉害了。
  “它叫什么名字?不是你丈夫,是母牛。”
  “美人儿。”
  “这儿有一半的牛名叫美人儿。好吧,画十字吧。”
  于是她开始对母牛念咒。起初她的咒语是针对牲口的。后来她念得入了迷,向阿加菲妞传授了一整套巫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仿佛着了魔,听她念念有词,就像他从莫斯科坐火车到西伯利亚来的时候听马车夫瓦克赫绘声绘色地闲扯一样。
  士兵老婆念道:
  “圣姑莫尔格西娜,请到我们家做客。星期二,星期三,除掉邪病和脓疮。脓疮快离开乳头。美人儿,别动弹,别碰翻凳子。站得稳如山,牛乳流成河。骇人的斯特拉菲拉,揭掉它身上的癫疤,把癫疤扔进尊麻。巫师的话将同圣旨一样灵验。
  “阿加菲什卡,你什么都得学会,辞谢,训示,逃避咒和保护咒。你瞧,你以为那是一片树林。其实那是妖精在同天使开仗,互相砍杀,就像你们同巴萨雷格作战一样。”
  “我再举个例子,你看我指的地方。你看的方向不对,我亲爱的。你用眼睛看,别用后脑勺看,朝我指的地方看。对啦,对啦。你看那是什么?你以为风把禅树上的两根树枝卷在一起?你以为鸟儿要筑巢?可别那样想。那是玩的把戏。那是美人鱼在给女儿编花冠。它听见人从旁边走过,扔下花冠,被人吓跑了。夜里它准能编好,你瞧着吧。
  “再拿你们的红旗来说吧。你怎么想?你以为它是一面旗子?其实它才不是旗子呢,而是瘟疫姑娘诱惑人的紫手绢。我为什么说诱惑?她向年轻的小伙子们挥手绢,眨眼睛,诱惑他们去残杀,去送死,然后放出瘟疫。而你们却相信了:全世界的无产者和穷人都到旗子底下来。
  “现在什么都得知道,亲爱的阿加菲妞,一切都得知道。不管哪只鸟儿,哪块石头,哪株草。比如,那只鸟儿是灰欧惊鸟,那只野兽是灌。
  “现在我再举个例子。你看上谁了尽管说,我准能让他迷上你。哪怕是你们的长官呢,不管是列斯内赫还是高尔察克,或者是伊万皇太子。你以为我在吹牛?我才不吹牛呢。不信你就听着吧。到了冬天。刮起暴风雪,卷起雪柱,我拿刀子插进雪柱,一直插到刀柄,拔出来的时候刀子上全是鲜血。什么,你没听说过?啊?你以为我吹牛?可雪柱里哪儿来的鲜血?这是风呀,空气呀,雪沫呀。妙就妙在这儿,大嫂,这雪柱不是风刮起来的,而是女巫丢失的孩子变成的。女巫正在野地里找他,哭号,但无法找到。我刀子插的就是他,所以才有血嘛。我还能用这把刀把任何男人的脚(赌u下来,用丝线缝在你的裙子上。你上哪儿,甭管是高尔察克,斯特列利尼科夫,还是新的皇太子,都会跟在你屁股后头。你上哪儿他上哪儿。你以为我吹牛,这也跟‘全世界无产者和穷人都到旗子底下来’一样?
  “再比如石头从天上掉下来,像下雨似的。人一迈出家门口,石头就落在他脑袋上。有人见过骑兵在天空奔驰,马蹄碰着屋顶。先前魔法师还发现:有的女人身上有五谷或者蜜或者皮货。武士们便打开她们的肩膀,像打开箱子一样,用剑从一个女人肩肿骨里挑出一斗麦子,另一个身上有一只松鼠,还有一个身上有一个蜂房。”
  人世上有时会遇到一种博大而强烈的感觉。这种感觉中总掺杂着怜悯。我们越爱我们所钟爱的对象,我们便越觉得她像牺牲品。有些男人对女人的同情超越了想象的限度。他们的同情心把她置于无法实现的、在人世上找不到的、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处境当中。他们嫉妒她周围的空气,自然规律,以及她出生前的儿千年。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文化修养足以使他在巫婆最后的话里听出某部编年史,不是诺夫戈罗德编年史便是伊帕契耶夫编年史开头的几段,但已被歪曲得不像样子,变成伪书了。多少世纪以来,它们一代代口头流传,被巫师和说故事的人随意歪曲。它们早先就弄乱了,又被抄录的人照抄下来。
  为何暴虐的传说竟如此打动他?为何他竟把这种胡说八道,这种荒谬已极的话当成现实状况呢?
  拉拉的左肩被扎开了一点。就像把钥匙插进保险箱的铁锁里一样,利剑转动了一下,劈开了她的肩肿骨。在敞开的灵魂深处露出了藏在那里的秘密。她所到过的陌生的城市,陌生的街道,陌生的住宅,陌生的辽阔地方,像卷成一团的带子一下子抖开了。
  嗅,他多爱她!她多美啊!她美得正像他梦寐以求的那样。但她哪一点可爱呢?能说出来并能分析出来的是什么呢?懊,不。那是造物主从上到下一气勾勒出来的无与伦比的单纯而流利的线条,而她便在这绝妙的轮廓中把灵魂交给了他,就像浴后的婴儿紧紧裹在襁褓中一样。
  可他现在在哪儿?出了什么事?树林,西伯利亚,游击队队员。他们被包围了,而他同他们分享共同的命运。多么荒谬。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开始头昏眼花了。一切都从他眼前浮过。这时本应下雪,但却落起雨点来。仿佛一条横跨街道的条幅上的标语,林间空地从这一边到那一边的空气里延伸着一个奇异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巨大头像的模糊幻影。头像在哭泣,下得越来越大的雨亲吻着它,冲洗着它。
  “你走吧。”女巫对阿加菲娜说,“我已经替你的牛念过咒,它会好的。向圣母祷告吧。全世界最辉煌的宫殿,一本兽语的书。”
  大森林的西部边界发生了战斗。但大森林太大了,在它看来战斗仿佛发生在一个大国的遥远边界上,而隐没在它的密林中的营地里的人是如此之多,不管多少人出去参加战斗,都还有更多的人留在营地里,它永远不会是空的。
  战斗地方的枪炮声几乎到达不了营地深处。树林里突然响起了几声枪响。在很近的地方枪声一声接一声,一下子又变成了混乱的密集射击。他们听到枪声的地方发生一片骚乱,大伙儿急忙向四面八方冲去。属于营地后备队的人向自己的大车跑去,引起一片惊慌。人人都作好了作战准备。
  惊慌很快就消失了。原来是一场虚惊。人们又都奔向开枪射击的地方。人越来越多。新来的人不断地走到围着的人群跟别。
  人群围着一个砍掉手脚的人。他躺在地上,浑身都是血。他的右手和左腿被砍掉,但还没断气。简直不可思议,这倒霉的家伙竟用剩下的一只手和一条腿爬到了营地。砍下来的血肉模糊的手和腿绑在他的背上,上面插了一块木牌子,木牌子上写了很长的一段话,在最难听的骂街的话当中写道,这是对红军支队兽行的报复。但林中的游击队员同那支部队毫不相干。此外,木牌子上还写道,如果游击队员们不按照木牌子上规定的期限向维岑军团的军代表缴械投降的话,他们将这样对待所有的游击队员。
  被砍掉手脚的人浑身冒血,用卷起的舌头低声向大家讲述他在维岑将军的后方军事侦查队和讨伐队里所受到的拷打和折磨。他几次失去知觉。原来判处他死刑,但没把他吊死,改为砍去手脚,以示宽大,然后把他放回营地,恐吓游击队员。他们把他抬到通往游击队营地前哨线的路上,然后放在地上,命令他自己爬,又追着在他后面向天空鸣枪。
  被折磨得快要断气的人微微龛动着嘴唇。周围的人弯下腰,把头垂到他嘴边,想听清他含混木清地说的是什么。他说:
  “弟兄们,小心点。他冲破咱们的防线了。”
  “已经派出了阻截队。一场恶战。我们挡得住。”
  “缺口。缺口。他想出其不意。我知道。哎呀,我不行啦,弟兄们。你们瞧我浑身冒血,咳血。我马上就完了。”
  “你躺一会儿,喘口气。你别说话了。别让他说话了,没心肝的家伙们。这对他有害。”
  “我身上一块好肉都没有了,吸血鬼,狗日的。他说,你要不说出你是谁,我叫你用你自己的血洗澡。我告诉他,我是一名真正的逃兵。我就是这么说的。我从他们那儿跑到你们这儿来了。”
  “你老说‘他’。审问你的到底是谁?”
  “哎呀,弟兄们,内脏都要出来了,让我喘口气。现在我告诉你们。别克申首领。施特列泽上校。都是维岑的部下。你们在树林里什么也不知道。全城的人都在惨叫。他们把人活活煮死,活剥皮,揪住你的衣领把你施进死牢。你往四外一摸——囚笼。囚笼里装四十多个人,人人只穿一条裤权。不知什么时候打开囚笼,把你抓出去。抓着谁算谁。都脸朝外站着,像宰小鸡似的,抓住哪只算哪只。真的。有的绞死,有的枪毙,有的审讯。把你打得浑身没有一块好肉,往伤口上撒盐,用开水浇。你呕吐或大小便,就叫你吃掉。至于孩子和妇女,嗅,上帝呀!”
  不幸的人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他没说完,尖叫了一声,便噎了一下,便断气了。大家不知怎的马上就明白了,摘下帽子,在胸前画十字。
  傍晚,另一件比这桩惨无人道的事件更可怕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营地。
  帕姆菲尔·帕雷赫也在围绕着死者的人群当中。他看见了他,听了他讲的遭遇,读了木牌上充满恐吓意味的话。
  他为他死后妻子儿女的命运担心害怕到了极点。他在想象中看到他们受着缓慢的拷打,看到他们疼痛得变形的面孔,听到他们的呻吟和呼救声。为了免除他们将受到的痛苦并减少自己内心的痛苦,他在一阵无法克制的悲伤中自己结果了他们。他用锋利得像剃刀似的斧子砍死了妻子和三个孩子,而那把斧子正是几天前他替女儿们和爱子费烈努什卡削木头做玩具的那把。
  令人不解的是,他并没有马上杀死自己。他在想什么呢?他会出什么事?有何打算和意图?这是个明显的疯子,无法挽救的废人。。
  利韦里、医生和士兵委员会成员开会讨论如何处置他的时候,他正把头低垂在胸前,在军营里游荡,两只浑浊的黄眼睛发直。任何力量也压制不下去的、非人的痛苦挤出的痴呆笑容一直没离开过他的脸。
  没人可怜他。人人躲避他。有人说应当对他处以私刑,但得不到支持。
  世上再没他可做的事了。第二天清晨,他从军营里消失了,他躲避自己就像躲避得了狂犬病的狗一样。
  冬天来临了。天气冷得彻骨。严寒的大雾里出现撕裂的声音和看起来并无联系的影像,它们凝滞,移动,消逝。太阳不是通常看到的太阳,而换成了另外一个,像个红球挂在树林中。像蜜似的摇用色的光线,仿佛在梦中或童话里缓慢地向四外扩散,但扩散到一半的地方便凝滞在空气中,冻结在树枝上。
  许多只看不见的穿着毡鞋的脚,沿着所有的方向移动,像一堵墙似的擦着地面,踩在雪上的每一步都发出愤怒的吱吱声。那些戴着围巾帽、穿着短皮袄的形体仿佛在空中飘浮,仿佛沿着星体的天球旋转。
  熟人们停下步,聊起天来。他们把像洗过蒸汽浴那样通红的和胡须冻成一团的脸互相靠近。粘成一团的蒸气像云团似的从他们嘴里喷出,同他们仿佛冻僵的不多的话相比,显得大得木成比例。
  利韦里在小路上碰见医生。
  “啊,是您吗?多少日子没见面了!晚上请您回窑洞,跟我一块过夜。咱们像过去那样聊聊天。我有消息。”
  “信使回来啦?有瓦雷金诺的消息吗?”
  “我们家的人和你们家的人在信使的报告里~个字也没提。可我正是从这里得出了令人欣慰的结论。这意味着他们逃脱了危险。不然准会提到他们的。其他的情况,咱们晚上见面时再谈。说好了,我等您。”
  在地窑里,医生又重复了一遍他白天问的问题:
  “我只请您告诉我,您有我们家的人什么消息没有?”
  “您又不想知道鼻子以外的事。您家里的人看来活着,没危险。不过,问题不在他们身上。我有绝妙的新闻。要不要来点肉?冻小牛肉。”
  “不,谢谢。别把话扯远了。”
  “随您的便。我可要吃啦。营房里的人得了坏血病。大家都忘了面包和蔬菜是什么味了。早知道这样,秋天应当组织更多的人采胡桃和浆果,趁逃难的妇女还在这里。我告诉您,情况好得不得了。我一向预言的都实现了。形势有了转机。高尔察克正从各条战线上撤退。这是自发的全面溃败。我说的您明白吗?可您却在唉声叹气。”
  “我什么时候唉声叹气了?”
  “时时刻刻。特别是维岑紧逼我们的时候。”
  医生回想起刚刚过去的秋天,枪毙叛乱分子,帕雷赫砍死妻子和儿女,没完没了地杀人,把人打得血肉模糊。白军和红军比赛残酷,你报复我,我报复你,使暴行成倍增加。鲜血使他呕吐,涌进他喉咙,溅到他的头上,浸满他的眼睛。这完全不是唉声叹气,而是另外一回事儿。可怎样才能对利韦里讲清呢?
  窑洞里有一股芬芳的焦炭味。焦炭味直冲上脸,呛得鼻子和喉咙发痒。劈碎的木头在三脚铁炉上燃烧,把窑洞照得很亮。木头烧完后,炭灰便落进下面的水盆里,利韦里又点燃一段插进三脚炉的铁圈里。
  “您看我烧的是什么?油点完了。劈柴晒得太平,所以烧得快。是啊,营区发现了坏血病。您真的不吃点小牛肉吗?坏血病。您怎么看,医生?要不要召开队部会议,讲清形势,给领导上一堂坏血病的课,再提出同它进行斗争的方法?”
  “天啊,别折磨我了。您都确切知道我的亲人的哪些情况?”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他们一点确切的消息都没有。可我还没说完从最近的军事情报中所得到的消息呢。内战结束了。高尔察克被打得头破血流。红军沿着铁路线把他们往东面赶,一直把他们赶进海里。另一部分红军赶来同我们会合,共同消灭他分散在各处的后勤部队。俄国南方的白军已经肃清。您怎么不高兴呢?这还不够吗?”
  “不,我高兴。可我的亲人们在哪里?”
  “他们不在瓦雷金诺,这是莫大的幸运。尽管卡缅诺德沃尔斯基夏天对您讲的那些话,我当时也那样估计过,没得到证实。您还记得有什么神秘的民族进犯瓦雷金话的荒谬传说吗?可镇子完全荒废了。看来那里还是来过什么人,幸好两个家庭提前离开了。我们就相信他们得救了吧。据我的侦察员们报告,留下的少数人就是这样想的。”
  “可尤里亚金呢?那边怎么样?在谁手里?”
  “说法也有点荒谬,肯定是个错误。”
  “怎么说的?”
  “好像城里还有白军。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可能。我现在用确凿的事实向您证明这一点。”
  利韦里又在三脚炉里加了一根松明,把一张揉搓得破烂不堪的地图卷到露出划分这一地区的地方,其余的部分卷进去,手里握着一支铅笔指着地图向他解释道:
  “您看。这些地区的白军都撤退了。这儿,这儿,整个儿圆周里。您注意看我指的地方了吗?”
  “是的”
  “他们不可能在尤里亚金方向。换句话说,他们的交通线一旦被切断,必定会陷入包围圈。木管他们的将军多么缺乏指挥才能,也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您穿上皮袄啦?上哪儿去?”
  “对不起,我出去一下。我马上就回来。屋里马合烟味太哈鼻子了。我不大舒服,到外面透透气。”
  医生从窑洞里爬出来,用手套把洞口前当凳子坐的粗木墩子上的雪掸掉,坐在上面,两手托着头撑在膝上,沉思起来。冬天的大森林,树林里的营地,在游击队里度过的十八个月,仿佛都不存在了。他把它们忘了。他的想象中只有自己的亲人。他对他们命运的猜测一个比一个更可怕。
  东尼娜出现在眼前。她抱着舒罗奇卡在刮着暴风雪的野地里行走。她把他裹在被子里,两只脚陷入雪中,用尽全身的力气从雪里拔出脚来。可暴风雪把她往后刮,风把她吹倒在地上,她跌倒又爬起来,两条发软的腿无力地支撑着。嗅,他老是忘记,她已经有两个孩子,小的还在吃奶。她两只手一手抱一个,就像契里姆卡的难民,痛苦和超出他们控制力的紧张使他们丧失了理智。
  两手抱着孩子,可周围没有人帮助她。舒罗奇卡的爸爸不知到哪儿去了。他在远方,永远在远方,他一辈子都不在他们身边。这是爸爸吗,真正的爸爸是这样的吗?而她自己的爸爸呢?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哪里?纽莎在哪里?其他的人在哪里?嗅,最好不要提这些问题,最好木要想,最好不要弄清楚。
  医生从木墩上站起来,打算回到窑洞里去。突然,他的念头转了个方向。他改变了回到利韦里那儿去的念头。
  雪橇、一袋面包干和逃跑所需要的一切他都早已准备好了。他把这些东西埋在营地警戒线外的一株大冷杉下面的雪地里,为了准确起见,他还在树上砍了一个特殊的标记。他沿着行人在雪堆里踏出的小径向那里走去。这是一个明亮的夜晚。一轮圆月在天空中照耀。医生知道夜间岗哨的配置,成功地绕开了他们。但当他走到冻了一层冰的花揪树下的空地上的时候,远处的哨兵喊住了他,直着身子踏着滑雪板飞快地向他滑过来。
  “站住!我要开枪啦!你是谁?讲清楚。”
  “我说老弟,你怎么糊涂啦?自己人。你不认识啦?你们的医生日瓦戈。”
  “对不起。别生气,日瓦戈同志。没认出来。就是日瓦戈我也不放你过去。咱们得照规矩办事。”
  “那好吧。口令是‘红色西伯利亚’,回答是啊倒武装干涉者’。”
  “那就没说的了。你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好啦。夜里出来找什么鬼?有病人?”
  “睡不着,渴得要命。想道个弯儿,吞两口雪。看见花揪树上的冻浆果,想摘几个吃。”
  “真是老爷们的糊涂想法,冬天摘浆果。三年来一直在清除你们的糊涂想法,可就是清除不掉。一点觉悟也没有。去摘你的浆果吧,脑筋不正常的人。我有什么舍不得的?”
  哨兵使劲一蹬滑雪板,踏着吱吱响的长滑雪板,像来时一样快,站着滑到旁边去了,在没有人迹的雪地上越滑越远,滑到像稀稀拉拉的头发似的光裸的冬天树丛后面。而医生走的雪中小径把他带到刚才提到过的花揪树前。
  它一半理在雪里,一半是上冻的树叶和浆果,两枝落满白雪的树枝伸向前方迎接他。他想起拉拉那两条滚圆的胳膊,便抓住树枝拉到自己跟前。花揪树仿佛有意识地回答他,把他从头到脚撒了一身白雪。他喃喃自语,自己也木明白说的是什么,完全把自己忘了:
  “我将看见你,我如画的美人,我的花揪树公爵夫人,亲爱的小。乙肝。”
  夜是明亮的。月亮在天上照耀。他继续穿过树林向朝思暮想的冷杉走去,挖出自己的东西,离开了游击队营地。
第六章
  商人大街沿着通往小斯帕斯卡亚街和诺沃斯瓦洛奇内巷的斜坡近通而下。城市较高地区的房屋和教堂从上面俯瞰着这条街。
  街道拐角的地方有一座带雕像的深灰色房子。在立倾斜屋基的巨大的四角形石板上,新近贴着政府报纸、政府法令和决议。一群过路人已站在人行道上默默地看了半天了。
  不久前解冻后天气已经干燥。现在又上冻了。气候明显地变得寒冷起来。现在天还很亮,可不久前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冬天刚刚过去。空出来的地方填满了阳光,它没有离开,被黄昏留住了。阳光使人们木安,把人们带往远方,恫吓他们,令他们提心吊胆。
  不久前白军撤出城市,把它交给红军。射击、流血和战时的惊恐停止了。这同样使人惊恐不安,如同冬天过去、春天变长一样。
  街上过往的行人借着一天天变长的白天的光线,读着墙上的通知。通知上写道:
    居民须知:本市合格居民可到尤里亚金苏维埃粮食局
  去领取工作证,每张缴纳五十卢布。地点在十月革命街,即
  原总督街五号,一百三十七室。
    凡无工作证者,或误填以至伪造工作证者,将依据战时
  法律严惩。工作证的细则和使用方法公布于本年度尤里亚
  金执委会第八十六号(1013)通知中,该通知张挂在尤里亚
  金苏维埃粮食局一百三十七室中。
  另一张布告通知道,本市粮食储备充裕,只是被资产者藏匿起来,目的在于破坏分配制度,在粮食问题上制造混乱。通知用这样一句话结尾:
    囤积粮食者一旦被发现就地枪决。
  第三张公告说:
    为了正确安排粮食工作,不属于剥削分子者准许其参
  加消费者公社。详情可向尤里亚金粮食局查询,地点在十月
  革命街,即原总督街五号,一百三十七室。
  另外一张对军人警告道:
    凡未上缴武器和未经新制度许可携带武器者依情严
  惩。持枪证可到尤里亚金革委会换取,地点在十月革命街六
  号,六十三室。
  一个瘦弱不堪、很久没洗过脸因而显得脸色乌黑的流浪汉模样的人,肩上挎着一个背包,手里握着一根木棍,走到看布告的人群跟前。他的头发长得长极了,但没有一根白发,可他满脸深棕色的胡子已经发白了。这便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医生。他的皮袄大概在路上早被人抢走了,不然便是他自己拿它换了食物。他穿了别人的一件不能御寒的短袖破旧上衣。
  他口袋里还剩下一块没吃完的面包,这是他经过城市附近一个村子时别人给他的,还有一块腑猪油。他从铁路那边走进城里来已经快一个钟头了,但从城门口到这条十字路口竞走了一小时,最近这些日子他已经走得筋疲力尽了。他时常停下来,拼命克制倒在地上吻这座城市石头的欲望,他没想到有一天还能见到它,看见它就像看见亲人那样高兴。
  他走了很久,一半路都是沿着铁路线走的。铁路完全废置不用了,积满了雪。他经过一列列白军的车厢,有客车和货车,都被雪埋住了。由于高尔察克全线崩溃和燃料耗尽,白军不得不丢下火车。这些陷在雪地里、永远也不能开动的火车像带子一样伸延几十俄里,它们成为沿途抢劫的土匪的堡垒,躲藏的刑事犯和政治难民——当时迫不得已流浪的人的避难所,但更主要的是成了死于严寒和斑疹伤寒者的公墓。铁路沿线伤寒猖獗,周围整村整村的人都死于伤寒。
  这时应验了一句古谚:人比狼更凶狠。行路人一见行路人就躲;两人相遇,一个杀死另一个,为了自己不被对方杀死。还出现了个别人吃人的现象。人类文明的法则失灵了。兽性发作。人又梦见了史前的穴居时代。
  有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前面很远的地方,出现几个孤单的身影,有时悄悄躲在一旁,有时胆怯地跑过小道。医生尽量绕开这些身影,他常常觉得它们很熟悉,曾在哪儿见过。他觉得他们也是从游击队营地里跑出来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都弄错了,可是有一次眼睛并没欺骗他。一个少年从遮住国际列车卧车车厢的雪堆里钻出来,解完手又钻回雪堆里。他确实是林中兄弟中的一员。这便是大家都以为被枪毙了的捷连秀·加卢津。他没被打死,只受了伤。他躺在地上昏迷了很久,后来恢复了知觉,从行刑的地方爬走了,躲进树林里,在那儿养好了伤,现在改了姓,偷偷赶回圣十字镇自己家里去,路上见到人便躲进被雪掩埋的火车里。
  这些画面和情景使人产生一种非人间的、超验的印象。它们仿佛是某种玄妙的、另一个星球上的生命的一小部分,被错误地搬到地球上来。而只要自然仍然忠于历史,它显现在眼前的样子就同现代画家所表现的一样。
  冬天的黄昏是寂静的,浅灰色的和深红色的。晚霞的余辉映照出白作树乌黑的树顶,清秀得宛如古代的文字。黑色的溪流在薄冰的灰雾下飞驰在雪白的峡谷中。峡谷的上端白雪堆积如山,而下端则被深色的河水浸蚀了。这便是尤里亚金的黄昏,它寒冷,灰得透明,富于同情心,如同柳絮一般,再过一两个小时便要降临到带雕像的房子的对面了。
  医生想走到房子石墙上政府布告栏跟前,看看官方的通告。但他向上凝视的目光不时落在对面二层楼的几扇窗子上。这几扇沿街的窗户曾经刷过白灰。窗内的两间屋子里堆放着主人的家具。尽管下窗榻上结了一层晶莹的薄冰,但仍然能看出现在的窗户是透明的,白灰洗刷掉了。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主人又回来了?或者拉拉搬走了,房间里搬进新的房客,现在那儿一切都变了样?
  情况不明使医生很激动。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他穿过街道,从大门走进过道,爬上对他如此亲切而熟悉的正门楼梯。他在林中营地时就时常回想起生铁阶梯的花纹铁格,连花纹上的涡纹都回想起来。在某个向上转弯的地方,从脚下的栅栏里可以看到难在楼梯下面的破桶、洗衣盆和断腿的椅子。现在依然如此,毫无变化,一切都跟先前一样。医生几乎要感谢楼梯忠于过去了。
  那时门上就有个铃。但它在医生被游击队俘虏之前就坏了。他想敲门,但发现门锁得跟先前不一样,一把沉重的挂锁穿在粗笨地拧进旧式柞木门里的铁环里。门上的装饰有的地方完好无损,有的地方已经脱落。先前这种野蛮行为是不允许的。门上使用的是暗锁,锁得很牢,要是坏了,有钳工修理。这件琐事也说明总的情况比过去坏了很多。
  医生确信家里没有拉拉和卡坚卡,也许尤里亚金也没有她们,甚至她们已不在人世。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只是为了免得以后后悔,他决定到他和卡坚卡都很害怕的墙洞里摸一摸。他先用脚端了瑞墙,免得摸到墙洞里的老鼠。他并不抱在他们过去约定的地方摸到什么的希望。墙洞用一块砖堵住。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掏出砖,把手伸进里面去。嗅,奇迹!钥匙和一张便条。便条相当长,写在一张大纸上。医生走到楼梯台的窗口跟前。更为神奇,更加不可思议!便条是写给他的!他马上读了:
    上帝啊,多么幸福!听说你活着,并且出现了。有人在
  城郊看见了你,便赶快跑来告诉我。我估计你必定先赶到瓦
  雷金诺去,便带着卡坚卡上那儿去了。但我把钥匙放在老地
  方,以防你万一先到这儿来。等我回来,哪儿也别去。对啦,
  你还不知道呢,我现在住在前面的房子里,靠街的那一排。
  楼里空荡荡,荒芜了,只好变卖了房主的一部分家具。我留
  下一点吃的东西,主要是煮土豆。把熨斗或别的重东西压在
  锅盖上,像我那样,防备老鼠。我快活得不知如何是好。
  便条正面上的话完了。医生没注意到背面也写满了。他把打开的便条托到唇边,然后没看便叠起来,连同钥匙一起塞进口袋。刺骨的痛苦掺进无比的快活中。既然她毫不犹豫地、无条件地到瓦雷金诺吉,他的家必然不在那里了。除了这个细节所引起的惊恐外,他还为亲人生死末卜而痛不欲生。她怎么~句话也没提到他们,说清他们在哪儿,仿佛他们根本不存在似的?
  但已经没有考虑的时间了。街上开始黑了。天亮前还来得及做很多的事。看挂在街上的法令也是很要紧的事。那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由于无知而违犯某项行政命令可能会送掉性命。于是他没打开房门,也没放下把肩膀压得酸痛的背包,便下了楼,走到墙跟前,墙上各式各样的印刷品贴了一大片。
  墙上贴有报刊文章、审判记录、会议演说词和法令。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迅速地看了一下标题。《对有产阶级征用与课税的办法》、《工人的监督作用》、《建立工厂委员会的决定。这是进城代替先前制度的新政权所公布的指令。公告提醒居民新政权准则的绝对性,担心他们在白军暂时统治期间忘记了。但这些永无止境的单调的重复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头弄昏了。这些都是哪一年的标题?属于头一次变革时期还是以后的几个时期,还是白卫军几次暴动当中?这是哪年的指示?去年的?前年的?他生平只有一次赞许过这种专断的言辞和这种率直的思想。难道为了那一次不慎的赞许,多年之内除了这些变化无常的狂妄的呐喊和要求,他就得付出再也听不见生活中的任何东西的代价吗?况且这些呐喊和要求是不合实际的,难于理解并无法实践的。难道他因为一时过分心软便要永远充当奴隶吗?
  不知从何处撕下来的一页工作报告落到他眼前。他读道:
    有关饥饿的情报表明地方组织极端不称职。明显的舞
  弊事实,投机倒把活动,极为猖獗,可当地工会委员会都干
  了什么?城市和边区的工厂委员会都干了什么?如果我们
  不对尤里亚金至拉兹维利耶地区和拉兹维利耶至雷巴尔克
  地区的商店仓库进行大规模的搜查,不采取直至将投机倒
  把分子就地枪决的恐怖手段,便无法把城市从饥饿中拯救
  出来。
  “多么令人羡慕的自我陶醉啊!”医生想。“还谈什么粮食,如果自然界里早已不长粮食的话?哪儿来的有产阶级,哪儿来的投机倒把分子,如果他们早已被先前的法令消灭了的话?哪儿来的农民,哪儿来的农村,如果他们已经不再存在了的话?他们难道忘记了自己早先的决定和措施早已彻底完蛋了吗?什么人才能年复一年对根本不存在的、早已终止的题目如此胡言乱语,而对周围的一切闭目不见,一无所知呢?”
  医生头晕了,失去知觉,倒在人行道上。等他恢复过知觉来,别人把他从地上搀起来,要把他送到他准备去的地方。他道了谢,谢绝了别人的帮助,解释说他只要走到街对面就行了。
  他又上了楼,打开拉拉住所的门。楼梯口上还很亮,一点都不比他头一次上楼时黑。他发现太阳并没催他,心里很高兴。
  开门声引起里面一阵骚动。没住人的空房迎接他的是打翻罐头盒的呕嘟声。一只只老鼠整个身子扑通掉在地板上,向四下逃窜。医生很不自在,竟无法对付这群可恶的东西。它们大概太多了。
  但要想在这里过夜,首先得防备老鼠,躲进一间门能关紧、容易躲避它的房间,再用碎玻璃、破铁片堵住所有的老鼠道。
  他从前厅向左拐,走进他所不熟悉的那一半房间。穿过一条黑暗的走廊,他来到两个窗户朝街的一间明亮的房间里。窗户正对着街那边那座带雕像的灰房子。灰房子墙的下面贴满了报纸。过路的人背对着窗户站着读报纸。
  室内同室外的光线一样,都是清新明亮的早春傍晚的光线。室内室外的光线如此相仿,仿佛房间没同街道分开。只有一点微小的区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在的拉拉的房里比外面商人街上冷一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快走到尤里亚金的时候,一两个钟头以前,他在走最后一段距离的时候,忽然觉得体力骤减,仿佛马上就要病倒,自己吓了一跳。
  现在,室内和室外的光线一样,对此他不知为何非常高兴。院子里和住宅里充满同样的寒气,使他同傍晚街上的行人,同城里的气氛,同人世间的生活接近起来。他的恐惧消失了。他已经不再想自己马上要病倒。穿透四周的春天傍晚透明的光线使他觉得是遥远而慷慨的希望的保证。他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生活中的一切他都能得到,亲人都能找回来,都能和解,什么都能想到并表达出来。他把等待同拉拉会面的快乐看作最近的保证。
  极度的兴奋和遏止不住的忙碌代替了刚才体力的衰弱。这种活跃比起不久前的虚弱是即将发病的更为准确的征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屋里坐不住。他又想到街上去,想去干什么。
  他在这里安顿下来之前,想先理个发,把胡子刮掉。他蓬头垢面地穿过城市时一直往先前理发店的橱窗里张望。一部分理发店空了,或者改作别的用途了。照常营业的几家上了锁。没有地方理发刮胡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没有剃须刀。要是能在拉拉屋里找到剪刀,也能使他摆脱困境。但他在慌乱中翻遍了拉拉的梳妆台,也没找到剪刀。
  他想起小斯帕斯卡亚街上有一家裁缝店。他想,如果裁缝店还存在并且工人还在干活的话,如果他能在她们关门前赶到,便能向一位女裁缝借一把剪刀。于是他又上街去了。
  他的记忆并没欺骗他。裁缝店还在老地方,女裁缝们还在里面干活。裁缝店总共一间门面,门面有一扇朝街的大玻璃窗,一直垂到人行道。从窗口能看到店铺的内部,直到对面的墙。女裁缝们就在过往行人的眼下干活。
  屋里挤满了人。除了真正的女裁缝外,还加上一些业余缝纫爱好者,尤里亚金社会上的上年纪的太太们,是为了领取工作证才到这儿来的。带雕像的房子墙上贴的法令里提到过领取工作证的办法。
  她们的动作同真正女裁缝的麻利动作木同,一眼便能看出来。裁缝店里做的全是军服,棉裤和棉上衣,还用各种毛色的狗皮缝皮袄,这种皮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游击队的营地里见过。业余缝纫爱好者用僵硬的手指把衣边折短,放在缝纫机下缝起来,对一半是熟制毛皮的活儿很不习惯,几乎难以胜任。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敲了敲窗户,做了个手势让她们放他进去。里面同样做手势回答他,她们不接私人活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走,重复那些手势,坚持让她放他进去,他有话对她们说。她们向他做推辞的动作,让他明白,她们的活儿很急,他别来纠缠,别妨碍她们,赶快往前走。一个女裁缝脸上现出困惑不解的神情,为了表示懊恼,手掌向上翻着,用目光问他究竟想干什么。他用食指和中指做出剪刀的动作。但她们没看懂他的动作。她们认为这是某种下流动作,挑逗她们。他那身破烂的服装和古怪的举止让她们觉得他不是病人便是疯子。女裁缝们吃吃笑起来,挥手叫他从橱窗前走开。他终于想到去找通往后院的路,找到了裁缝店的后门,敲了起来。
  开门的是一个黑脸膛的上年纪的女裁缝,穿了一身黑衣月R,神色严厉,大概是店里管事的。
  “你这家伙怎么赖着不走!真该惩办。我说,你快点说有什么事?我没空。”
  “您别大惊小怪,我想借剪刀用一下。我就在这儿当您的面剪掉胡子,剪完就还您。我先向您表示谢意。”
  女裁缝的眼里现出诧异。显然,她怀疑跟她说话的人神经不正常。
  “我是从远处来的。刚来到市里,头发长得很长,满脸胡须。我想理个发,可一家理发店都没有。所以我想自己动手,只是没有剪刀。劳驾借我用一下吧。”
  “好吧。我给您理发。您可得放明白。如果您有什么打算,玩什么花样,为了伪装而改变相貌,出于某种政治原因,那您可别怪我告发您。我们不想为您去送命。”
  “天啊,您哪儿来的那儿多顾虑呀!”
  女裁缝把医生放进去,把他带到旁边比贮藏室大不了多少的一间屋里。他马上像在理发店里似的坐在椅子上,脖子上围了~块不可缺少的白罩单,白罩单的边塞进衣领里。
  女裁缝出去取工具,一会儿便拿着剪子、几把不同型号的梳子、推子、磨刀皮带和剃须刀回来了。
  “我一生当中什么都干过。”她解释道,发现医生很惊讶,怎么她手头什么都有。“我当过理发师,上次战争时当过护士,学会了理发刮胡子。咱们先用剪刀把胡子剪短,然后再刮。”
  “头发清理短点。”
  “我尽力而为吧。这样的知识分子却装成大老粗。现在不按星期计算,而是十天一计算。今天十七号,理发店逢七休息。您好像不知道似的。”
  “我是不知道。我干吗要假装呢?我已经说过我从远处来,不是本地人。”
  “坐稳了,别动弹。~动弹就要割破。这么说您是从外地来的了?坐什么车来的?”
  “走着来的。”
  “走的是公路?”
  “一半是公路,一半沿铁路线。多少列火车被雪埋住了!什么样的都有,豪华的啦,特快的啦,都有。”
  “剪完这一点就完了。这儿再去一点,好啦。为了办家务事?”
  “哪儿来的家务事!为了先前信用合作社联盟的事。我是外埠视察员。派我到各地视察。天晓得都到过什么地方。困在东西伯利亚了。怎么也回不来。没有火车呀。只好徒步行走,别提多苦啦。走了一个半月。我见过的事讲一辈子也讲不完。”
  “也用不着讲。我教您长点心眼。现在先等等。给您镜子。把手从白罩单里伸出来,接住它。欣赏欣赏自己。喂,怎么样?”
  “我觉得剪得太少。还可以剪短点。”
  “那样就流不起头来了。我对您说,现在可什么都别说。现在最好对什么都沉默。像信用合作社、豪华火车被雪埋住、检查员和监察员这些话,最好统统忘掉。您说这些话要倒霉的!这不合时宜。您最好说您是大夫或教师。先把胡子剪短,再刮干净。咱们擦上肥皂,喀嗓喀呼一刮,年轻十年。我去打开水,烧点水。”
  “这女人是谁呀?”她出去的时候医生想。“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们之间会有共同点似的。我得弄清她是谁。是否见过或者听说过她。也许她使我想起别人来。可真见鬼,到底是谁呢?”
  女裁缝回来了。
  “咱们现在刮胡子吧。对啦,永远也别多说话。这是永恒的真理。说话是白银,沉默才是黄金呢。什么免费火车和信用合作社都别说。顶好编造点什么,比如大夫或教师。把您见过的一切都搁在心里。这年头您还想向谁炫耀?刮得疼不疼?”
  “有点疼。”
  “剃须刀不快,我也知道。忍一忍,亲爱的。不这样不行。长得太长了,发硬了,皮肤不习惯了。是啊,这年头见过的场面没什么可炫耀的。人人都长心眼啦。我们也吃了不少苦。那帮土匪什么没干过!抢劫、杀人、绑人、搜捕人。比如,有个小暴君,伊斯兰教徒,不喜欢一位中尉。他让士兵埋伏在克拉普利斯基住宅对面的树林子里,解除了他的武装,把他押到拉兹维利耶去。拉兹维利耶那时跟现在的省肃反委员会一样,是执行死刑的地方。您干吗摇头呀?刮疼了?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一点办法也没有。需要一直刮到头发根,可头发硬得像猪鬃。那种地方。妻子歇斯底里大发作。那个中尉的妻子。科利亚!我的科利亚!直接找最高长官。直接找最高长官不过说说罢了。谁放她进去。找人求情。隔壁那条街上住着一个女人,她能见最高长官,替所有人说情。只有一个人心肠慈善,富有同情心,别人都不能同他比。他就是加利乌林将军。而到处都是私刑、残暴和嫉妒的悲剧。跟西班牙小说里写的一样。”
  “她说的是拉拉。”医生猜想,但由于谨慎没作声,也没详细询问。“当她说‘跟西班牙小说里写的一样’的时候,又非常像一个人。特别是她所说的这句不恰当的话。”
  “现在当然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不错,现在侦查、审讯、枪决也多得到处都是。但在观念上完全不同。首先,政权是新的。他们刚刚执政,还没入门。其次,不论怎么说,他们为的是老百姓,他们的力量也就在这儿。算上我,我fIJ一共姐妹四个,都是劳动者。我们自然倾向布尔什维克。一个姐姐死了,她生前嫁给了政治犯。她丈夫在当地一家工厂里当管事的。他们的儿子,我的外甥,是当地农民起义者的首领,可以说是个有名气的人。”
  “原来如此!”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恍然大悟。“这是利韦里的姨妈,当地的笑柄,米库利钦的小姨子,理发师,裁缝,铁路上的扳道员,赫赫有名的多面手。可我还照样不吭声,别让她认出我来。”
  “外甥从小就向往人民。在父亲那儿的时候,在工人当中长大。您也许听到过瓦雷金诺的工厂吧?哎呀,瞧咱们干了什么事!我真是个没记性的傻瓜。半个下巴刮光了,半个没刮。都是说话走了神。您看什么呢,怎么不提醒我?脸上的肥皂干了。我去热水,水凉了。”
  通采娃回来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道:
  “瓦雷金诺不是个安全的偏僻地方吗?到处是密林,任何动乱都波及不到那里。”
  “要说安全看怎么说了。这些密林也许比我们遭灾遭得还厉害。~伙带枪的人从瓦雷金诺经过,不知是哪边的人。说的不是咱们这儿的话。把一家家的人赶到街上,统统枪毙。走的时候也没说过一句难听的话。倒在雪地上没人收的尸体现在还躺在那儿呢。是冬天发生的事。您怎么老抽搐?我差点割破了您的喉咙。”
  “您刚才说过您的姐夫是瓦雷金诺的住户。他也没逃过这场惨祸吧?”
  “不,怎么会呢,上帝是仁慈的。他同他妻子及时逃脱了。同他第二个妻子。不知他们在什么地方,但确实脱险了。还有从莫斯科来的一家人。他们离开得更早。年纪轻的男人,医生,一家之主,失踪了。可什么叫失踪?说他失踪,只是免得家里人伤心罢了。实际上他必定死了,被打死了。找呀,找呀,可没找到。这时另一个男人,年纪大的那个,被召回莫斯科。他是农业教授。我听说是政府召回的。他们在白军再次占领尤里亚金之前经过这里。您又犯老毛病了,亲爱的同志。要是在剃须刀底下动弹、抽搐,顾客准会被割伤。您可真是一位难伺候的顾客呀!”
  “这么说他们在莫斯科了!”
  “在莫斯科了!在莫斯科了!”他第三次沿着生铁楼梯往上爬的时候,每迈一步都从心里发出这样的回声。空住所迎接他的仍然是一群乱跑乱窜的老鼠。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清楚,不管他多么劳累,同这群脏东西一起别想合眼。他准备过夜先从堵老鼠洞开始。幸好卧室里老鼠洞比别的房间里少得多,就是地板和墙根坏得比较厉害。得赶紧动手,黑夜慢慢降临了。不错,厨房的桌上放着一盏从墙上取下来的灯,灯里加了一半油,想必是等候他的到来。油灯旁边一只打开的火柴盒里放着几根火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数了一下,一共十根。但煤油和火柴最好还是保存好。卧室里还发现了一个油盏,里面有灯芯和长明灯灯油的痕迹,油几乎被老鼠喝光了。
  有几个地方墙脚板离开了地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往缝里平着塞进几层玻璃碎片,尖朝里面。卧室里的门同门槛合得很严。门本来能合得很严实,~上领,便把这间堵上老鼠洞的房间同其他房间牢牢隔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用了一个多小时把该堵的地方都塔好了。
  卧室的瓷砖壁炉把墙角挤斜了,砌着瓷砖的飞檐几乎顶到天花板。厨房里储存着十几捆劈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打定主意烧拉拉两抱劈柴。他一条腿跪下,往左手里搂劈柴,把劈柴抱进卧室,像在炉子旁边,弄清炉子的构造,匆忙检查了一下炉子是否还能使用。他想把门锁上,但门锁坏了,便用硬纸把门塞紧,以免敞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始不慌不忙地生炉子。
  他往炉子里添柴的时候,在一根方木条上看到一个印记。他惊奇地认出了这个印记。这是旧商标的痕迹,两个开头字母“K”和“江”印在尚未锯开前的木材上,表明它们属于哪座仓库。克吕格尔在世时从库拉贝舍夫斯克林场运到瓦雷金话来的木材底端都打着这两个字母,那时木材过多,工厂把用不完的木材当燃料出售。
  拉拉家里出现这类劈柴说明她认识桑杰维亚托夫,后者关心她,就像他当年供应医生一家日常所需要的一切一样。这个发现像一把刀子扎在医生心上。他先前也曾为安菲姆·叶菲莫维奇的帮助而苦恼。现在,在人情中的不安里又掺入了别的感觉。
  安菲姆这样关照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未必仅仅为了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想起安菲姆·叶菲莫维奇的那种无拘束的举止和拉拉作为一个女人的轻率。他们之间木可能完全清白。
  炉子里的库拉贝舍夫斯克劈柴很快就僻僻啪啪地着旺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起初还只有一种由缺乏根据的猜测所引起的盲目的嫉妒,但随着劈柴越烧越旺,他已深信不疑了。
  他的心受尽了折磨,一个痛苦挤掉另一个痛苦。他无法驱散心头的怀疑。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它付自己从这件事跳到另一件事。一阵对亲人的思念向他袭来,暂时压住了嫉妒的猜疑。
  “原来你们在莫斯科,我的亲人?”他已经觉得通采娃证实了他们安全抵达莫斯科。“那就是说你们没有我的照料又重复了一次艰辛而漫长的旅行?”“你们是怎么抵达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这次被召回是什么性质?大概是学院请他回去重新执教?咱们的房子怎么样了?算了吧,还有没有都很难说。嗅,上帝啊,多么艰难和痛苦啊!别想了,别想了。脑子多乱!我怎么啦,东尼娜?我觉得病了。我和你们大家将会怎么样?东尼娜,托汉奇卡,东尼姐,舒罗奇卡,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将会怎么样?上帝为什么要遗弃我?为什么永远把你们同我分开?为什么我们永远分开?让我们很快就结合在一起,团聚在一块儿,对吧?如果没有别的办法,我走也要走到你们身边。我们会相见的。~切都会称心如意,对吧?
  “可世上怎能容得下我这个坏东西,我竟连东尼娜该生产,或许已经生产了这件事都忘记了?我已经不是头一次健忘了。她是怎么分娩的,他们回莫斯科的时候到过尤里亚金。不错,尽管拉拉不认识他们,可同他们完全无关的女裁缝兼文理发师对他们的命运都不陌生,你拉拉怎么在便条里对他们只字不提呢?一张多么奇怪、不关心和不留意的便条啊!如同她只字不提同桑杰维亚托夫的关系一样无法解释。”
  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换了一副挑剔的眼光打量了一下卧室的墙壁。他知道摆在这里和挂在周围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属于拉拉自己的,躲藏在不知何处的神秘的主人的陈设不能说明拉拉的情趣。但不管怎么说,他在墙上这些放大相片上的男人和女人的注视下突然感到不大舒服。粗笨的家具似乎对他怀有敌意。他觉得自己在这间卧室里是个多余的陌生人。
  可他这个傻瓜多少次回想起这座住宅,思念它,他走进的并不是一个房间,而是进入自己心中对拉拉的思念。在别人看来这种感觉方式大概太可笑了。那些坚强的人,像桑杰维亚托夫那样的实践家、美男子,也像他这样生活,这样表现吗?拉拉为什么非看上性格软弱的他,以及他所崇拜的、晦涩的、陈腐的语言不可?她需要这种混乱吗?她自己愿意成为他眼中的她吗?
  像他刚才所表达的,她在他眼中算什么人呢?懊,这个问题他随时都可以回答。
  院子里是一片春天的黄昏。空气中充满声音。远近都传来儿童的爆戏声,仿佛表明整个空间都是活的。而这远方——俄罗斯,他的无可比拟的、名扬四海的、著名的母亲,殉难者,顽固女人,癫狂女人,这个女人精神失常而又被人盲目溺爱,身上带着永远无法预见的壮丽而致命的怪病!嗅,生存多么甜蜜!活在世上并热爱生活多么甜蜜!嗅,多么想对生活本身,对生存本身说声“谢谢”呀!对着它们的脸说出这句话!
  而这正是拉拉。同它们不能说话,而她是它们的代表,它们的表现形式,它们的耳朵和嘴巴,不会说话的生存原则因她而有了生命。
  他在猜疑的一刹那对她的所有责备完全不对,一千倍不对。她身上的一切都多么完美无假啊!
  欣喜和悔恨的眼泪遮住他的视线。他打开炉门,用火钩拨了拨火。他把烧得通红的柴火拨到炉子的顶里面,没烧着的木头拨到炉门口,那儿很通风。他半晌没关上炉门。温暖的火光照射在手和脸上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微微跳动的火焰的反光终于使他清醒过来。嗅,他现在多么需要她,他在这一刹那多么需要触及她所接触过的东西啊!
  他从衣袋里掏出揉皱的便条。他把便条打开翻过来,不是他刚才读过的那一面。现在他才看清这一面也写满了字。他把便条抹平,在跳跃的火光中读道:
  “你想必知道你们家人的下落了。他们到了莫斯科。东尼娜生了个女儿。”下面的几行字划掉了。后面接着写道:“我划掉了,因为写在便条里太蠢了。我们当面谈个够。我急着出门,跑去弄马。不知道弄不到马怎么办。带着卡坚卡太困难了……”句子的末尾磨得模糊了,字迹模糊不清。
  “她跑去向安菲姆借马,大概借到了,因为她走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平静地想。“如果她的良心在这件事上不绝对清白,她便不会提到这个细节了。”
  炉子生着后,医生关上烟道,吃了些东西。吃完东西他已经困得支撑不住了。他和衣倒在沙发上便睡着了。他没听见门后和墙那边老鼠放肆的、震耳的吵闹声。他接连做了两个噩梦。
  他在莫斯科,在一间玻璃门上了锁的房间里,为了保险起见还抓住门把手使劲拉住它。门外他的男孩子舒罗奇卡要进来,哭着拉门。他穿着小外套,水手裤,戴着一顶小帽子,既可爱又可怜。他背后自来水哗啦哗啦从坏管道或下水道里冲在他身上和门上,那个时代管道破裂是常见的事,说不定正是这道门堵住了从几世纪寒冷和黑暗积蓄的峡谷中冲击下来的山洪。发出轰鸣的飞瀑把小男孩吓得要死。听不见他的喊叫声,喊叫声淹没在轰鸣里。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他嘴唇的蠕动上看出他在喊:“爸爸!爸爸!”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心都要碎了。他整个身心想把小孩抱起来,贴在胸前,头也不回地往前跑,跑到哪儿算哪儿。
  但他泪流满面,拉住上锁的门的把手,不放小男孩进来,出于对另一个女人的虚假的荣誉和责任感,牺牲了小男孩。那个女人并非小男孩的母亲,她随时都可能从另一个门里走进屋里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醒了,惊出一身冷汗,眼睛里含满泪水。“我发烧。我生病了。”他立刻想。“这不是伤寒。这是一种可怕的、危险的、类似疾病的疲劳,一种转变期的疾病,像所有传染病那样,问题就在于什么占上风,生命还是死亡。可我多想睡觉呀!”于是他又睡着了。
  他梦见昏暗的冬天早晨在莫斯科一条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街上还点着灯。从各种迹象来看,清早街上拥挤的交通,第一班电车的叮当声,街灯在石板路的黎明前的白雪上投下的一个个黄圈,这是革命前莫斯科的冬天早晨。
  不是他自己,而是某种更为普遍的现象在哭号,倾吐出温存的、明亮的、在黑暗中像磷火一样闪光的话语。他自己也随同哭诉的灵魂一起哭诉。他真可怜自己啊。
  “我生病了,病了。”他在清醒的时刻,在睡眠、发烧、说呓语和昏迷的间隙想道,“这也是一种伤寒,但没写在我们在大学医学系所读过的教材上。得准备点东西,吃点东西,不然我会饿死的。”
  他刚想从沙发上撑起来,便明白他已经动弹不了。他失去知觉,又昏睡过去。
  “我穿着衣服在这里躺了多久啦?”他有一次暂时恢复知觉的时候想道,“几个小时?几天?我病倒的时候春天刚开始。可现在窗户上结了霜花。这么松散、肮脏,房间里都变得昏暗了。”
  厨房里的老鼠把碟子撞得唱剧匡嘟响,往隔壁那面墙上爬,肥硕的身子摔在地板上,讨厌地尖叫起来,像女低音一样哭号。
  他昏睡过去又醒过来,发现结满霜花的玻璃上映照出玫瑰色的霞光,霞光在霜花中发红,就像倒在水晶酒杯里的红葡萄酒。他不知道,便问自己,这是朝霞还是晚霞?
  有一次他觉得旁边有人说话,他极为沮丧,以为这是神经错乱的开始。他怜悯自己,流出了眼泪,用无声的耳语抱怨上苍,为何抛弃他不管。“你为何遗弃我,永不落的阳光,并把我投入可诅咒的黑暗中!”
  突然他明白,他并不是在做梦,这完全是现实。他脱了衣服,擦洗干净,穿着干净的衬衫,没躺在沙发上,而躺在刚刚铺好的被子里,拉拉坐在床边,俯身向着他,头发碰着他的头发,眼泪同他的眼泪流在一起。他又幸福得失去了知觉。
  不久前他在病中说胡话时,还责备过天空对他无动于衷,可整个辽阔的天空都降临到他的床榻上,还有女人的两条一直裸露到肩膀的雪白丰腴的胳膊向他伸过来。他快活得眼睛发黑,仿佛失去知觉,坠入极乐的深渊。
  他一生都在做事,永远忙碌,操持家务,看病,思考,研究,写作。停止活动、追求和思考,把这类劳动暂时交还给大自然,自己变成它那双迷人的手里的一件东西、一种构思或一部作品,那该有多好啊!那双慈悲的手正到处散播着美呢。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康复得很快。拉拉忙忙碌碌地用白天鹅般的妩媚护理他,用充满潮润气息的喉音低声询问他或回答他的问题。
  他们的低声细语,即便是最空泛的,也像相拉图的文艺对话一样,充满了意义。
  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因素,是比心灵一致更为重要的把他们同外界隔开的深渊。他们俩同样厌恶当代人身上必然会产生的典型特征,他们那种做作出来的激情,耀武扬威的昂扬,还有那些数不清的科学和艺术工作者拼命宣传的极度的平庸,其目的仍然是使天才成为世所罕见的现象。
  他们的爱情是伟大的。然而,所有相爱的人都未曾注意到这种感情的奇异。
  对于他们呢——这正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当一丝柔情从心中升起,宛如永恒的气息飘进他们注定灭亡的尘世时,这些短暂的时刻便成为揭示和认识有关自己和生活更多新东西的时刻。
  “你必须回到自己亲人身边去。我多一天也不留你。但你看见周围的形势了吧。咱们刚并入苏维埃俄国,马上便被它的崩溃所吞没。他们用西伯利亚和远东来堵它的窟窿。可你什么都木知道。你生病的时候城里发生了很多变化!把我们仓库里储存的粮食运往中心,运往莫斯科。对莫斯科来说简直是沧海一票,这批粮食在莫斯科消失,就像倒进无底的桶里,可我们便没有粮食了。邮政不通,客车停止运行,只剩下运粮食的货车了。城里又像盖伊达暴动前夕那样怨声载道,肃反委员会又像对待任何不满表现那样猖獗肆虐。
  “可你瘦得像皮包骨,只剩下一口气了,往哪儿走呢?难道又步行吗?那你可到不了啦!养好身子,恢复元气,到时候再说吧。
  “我不敢劝告你,说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寻找亲人之前先找份差事干。一定要符合自己的专业,他们很重视这点,比如,就上我们的省卫生局。它就设在先前的医疗管理局里。
  “不然你自己想想。一个自杀的西伯利亚百万富翁的儿子,妻子又是当地地主兼工厂主的女儿。在游击队里呆过,又逃跑了。不管你怎么说,这是脱离革命部队,是开小差。你绝对不能不干事,当个根夺公民权的人。我的处境也不牢靠。我也要去工作,进省国民教育局。我正站在火山口上。”
  “怎么站在火山口上呢?斯特列利尼科夫呢?”
  “正是因为斯特列利尼科夫,我才站在火山口上呢。我过去对你说过,他树敌太多。红军胜利了。现在非党的军人都被从军队里撵出来,因为他们靠近上层,知道的事情太多。要是仅仅从军队里撵出来,不干掉,销踪灭迹,那还算好呢。帕沙在这批人中首当其冲。他的处境极端危险。他到过远东。我听说他逃跑了,躲藏起来。据说正在搜寻他。不说他了。我不喜欢哭,如果再多说他一句,我便要嚎啕大哭了。”
  “你爱他,你至今仍非常爱他?”
  “我嫁给了他,他是我的丈夫呀,尤罗奇卡。他是个品格高尚的人。我很对不住他。可我没做过任何伤害他的事,因此这样说可能不确切。但他是个了不起的人,非常非常爽直的人,可我是个下贱的女人,同他比起来微不足道。这就是我的过错。行啦,不说这些啦。我答应你,什么时候我会再对你说的。你的那个东尼娜多迷人啊!波提切利油画里的人物。”她生产的时候我在她身边。我同她非常要好。可这些以后再说吧,我求你。好啦,咱们一起做事吧。两个人都上班。每月能有几十亿卢布的收入。西伯利亚的票子前些日子咱们这儿还通用呢。刚刚废止,很长一段时间,你生病的全部期间,我们都没有钱。是的。简直难以想象,可也熬过来了。现在往过去的国库里运来一整列车纸币,四十车厢,不会少。票子印得很大,蓝红两种颜色,跟邮票一样,上面分了许多细格,蓝的有五百万个方格,红的每张一千万个方格。褪色,印得不好,颜色模糊。”
  “我见过那种票子。我离开莫斯科前夕刚刚流通。”
  “你在瓦雷金诺这么久干什么?那儿不是一个人都没有,荒废了吗?什么耽搁了你?”
  “我跟卡坚卡打扫你们的住宅。我怕你先上那儿去。我不想让你看见住宅那种样子。”
  “什么样子?那儿房子倒塌了,杂乱不堪?”
  “杂乱不堪。肮脏。我打扫过了。”
  “你怎么吞吞吐吐,回答得这么简单。你有话没都说出来,对我隐瞒了什么。随你的便,我不会追问你。给我讲讲东尼姐的事吧。给小女孩起了什么教名?”
  “玛莎。纪念你母亲。”
  “给我讲讲他们的情况。”
  “以后再讲吧。我对你说过了,我快要哭出来了。”
  “借给你马的桑杰维亚托夫是个讨人喜欢的人物。你看呢?”
  “非常讨人喜欢。”
  “我很熟悉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他是我们一家人在新地方的朋友,帮助过我们。”
  “我知道。他告诉我了。”
  “你fll大概很要好?他也尽量替你效力吧?”
  “他给我的恩惠实在太多了。没有他,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不难想象。你们之间的关系大概是亲密的、同志式的,交往很随便?他一定拼命追求你噗。”
  “那还用说。死缠着不放。”
  “可你呢?对不起。我说得太过分了。我有什么权利盘问你?对不起。这太放肆了。”
  “嗅,随你的便吧。你感兴趣的大概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关系的性质?你想知道,在我们良好的关系中是否掺入更多的私人因素?当然没有。我对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感恩不尽,欠了他不知多少情,但即使他给我一大堆金子,为我献出生命,也不会使我更接近他一步。我从小就仇视那种气质不同的人。在处理实际事务的时候,他们精明强悍,自信,发号施令,简直是无价之宝。可在爱情上,留着小胡子男人的自鸣得意,动不动就发火,叫人无法忍受。我们对男女间的私情和生活理解得完全不同。除此之外,安菲姆在对待道德的态度上,使我联想起另一个更为讨厌的人,我变成今天这样子是他一手造成的。”
  “我不明白。可你是什么人呢?你指的是什么?给我解释解释。你是世上最好的人。”
  “唉,尤罗奇卡,你怎么这样说呢?我认真跟你说话,可你却像在客厅里似的恭维起我来。你问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心灵受了创伤的人,一生带着污点的人。人们过早地,早得不能容忍,把我变成了女人,让我看到生活最坏的一面,并用旧时代~个老寄生虫的虚假而庸俗的眼光看待它。这个自信的家伙为所欲为,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
  “我猜到了。我多少感觉到了。可等一等。那个时代你所受到的痛苦,由于缺乏经验而被惊吓出来的恐怖,未成年少女初次经受的屈辱,都是不难想象的。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我想说的是,现在为此而难过的不应是你的悲伤,而应是像我这样爱你的人的悲伤。应当痛不欲生、陷入绝望的是我,因为我知道得太迟了,因为我当时没同你在一起,以便阻止事情的发生,如果它对你确实是痛苦的话。真妙。我觉得,我只会强烈地、极端地、发狂地嫉妒低贱的、与我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同上流人竞争在我心中唤起的完全是另一类的情感。如果我所敬爱的并同我精神相近的人爱上我所爱的那个女人,我便会对他产生一种可悲的手足之情,而不是争吵或竞争。我当然决不会同他分享我所钟爱的对象,但我会怀着完全不同的痛苦感情退让:这种感情不是嫉妒,不那么火辣辣的和血淋淋的。我同艺术家接触的时候,只要他在与我类似的工作中以优越的力量征服了我,我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我大概会放弃我的追求,因为这种追求所重复的正是他已胜过我的尝试。
  “可我离题了。我想,如果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或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不会爱你爱得这样热烈。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她们的美德没有生气,价值不高。生命从未向她们展现过美。”
  “我说的正是这种美。我觉得要看到它,必须有本经触及的想像力和混沌的感受力。而这些正是我被剥夺的。如果我最初没看到生活同自己格格不入的庸俗化的痕迹,也许会形成自己对生活的看法。但还不仅如此,由于一个不道德的、只顾自己享乐的庸才干预了我刚刚开始的生活,此后我同一个伟大而卓越的人的婚姻才很不美满,尽管他热烈地爱我,我也回报他以同样热烈的爱情。”
  “等一下。此后再告诉我你丈夫的事。我对你说过,通常引起我嫉妒的是低贱的人,而不是和我同等的人。我不嫉妒你丈夫。可那个人呢?”
  “哪个‘那个人?”
  “毁了你的那个生活放荡的人。他是什么人?”
  “在莫斯科相当有名的一名律师。他是我父亲的同事,爸爸去世后,我们贫困的时候他接济过母亲,独身汉,有财产。我这样诋毁他反而使他显得过分有趣,增加了他的分量,其实他是很普通的人。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说出他的姓名来。”
  “木用。我知道他是谁。我见过他一次。”
  “真的?”
  “你母亲服毒的那天在旅馆里,已经很晚了。我们那时还是孩子,中学生呢。”
  “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情景。你们来了,站在黑楼道里。也许我自己永远也回想不起这一幕来,是你帮我回想起来的。你曾对我提起,我想是在梅留泽耶沃。”
  “科马罗夫斯基在那儿。”
  “真的?完全可能。很容易看见我同他在一起。我们经常在一起。”
  “你怎么脸红了?”
  “听见‘科马罗夫斯基’从你嘴里说出来。由于突然和不习惯。”
  “跟我一块去的还有一个中学生,我的同班同学。他认出科马罗夫斯基来,科马罗夫斯基就是他在意外情况下偶然看见的那个人。有一次,在路上,就是这个男孩子,中学生米哈伊尔·戈尔东,亲眼看见我父亲——一个百万富翁兼工业家自杀的情景。父亲从飞驰的火车上跳下去自杀,摔死了。陪同父亲的是科马罗夫斯基,他的法律顾问。科马罗夫斯基常常把他灌醉,搅乱他的生意,弄得他破产,把他推到毁灭的道路上。他是父亲自杀和我成为孤儿的罪魁祸首。”
  “这不可能!这个细节太重要了。居然是真的!这么说他也是你的丧门星了?这使我们更亲近了。简直是命中注定的!”
  “这就是我疯狂地、不可挽救地嫉妒的人。”
  “你说什么?我不仅不爱他,还蔑视他。”
  “你真完全理解你自己?人的天性,特别是女人的天性是不可理喻的,充满了矛盾。你所厌恶的某个角落也许正是使你比起你所真心地、毫不勉强地爱上的人更愿意屈从于他的原因。”
  “你说的多么可怕。并且,像你通常所说的那样尖锐,使我觉得这种反常现象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
  “安静点。别听我说的话。我想说我嫉妒神秘的、无意识的东西,嫉妒无法解释和不能猜测的东西。我嫉妒你为他人梳妆打扮,嫉妒你皮肤上的汗珠,嫉妒弥漫在空气中的传染病菌,因为它们能够依附在你身上,毒害你的血液。我嫉妒像科马罗夫斯基那样的传染病,他有朝一日会把你夺走,正像我的或你的死亡有一天会把我们分开一样。我知道,你准会觉得这是一大堆晦涩难懂的话。我无法说得更有条理、更好理解。我爱你爱到顶点,永远永远爱你。”
  “多给我讲讲你丈夫的事。‘在命运之书里我们同在一行字之间’,就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
  “这是哪个剧本里的话?”
  “《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话。”
  “我寻找他的时候,在梅留泽耶沃镇已经对你讲过不少他的事了。后来在这儿,在尤里亚金,咱们刚相遇的时候,从你的话里知道他在自己的车厢里曾想逮捕你。我仿佛告诉过你,也许并没告诉过你,只不过我那样觉得罢了。有一次我远远地看见他上汽车。简直难以想象,多少人保卫他,我觉得他几乎没变样。他的脸仍然那样英俊,诚实,刚毅,是我所见过的所有人当中最诚实的脸。毫不卖弄,性格坚强,没有一丝做作的痕迹。先前总是那样,现在仍然那样。但我仍然发现一点变化,使我深感不安。
  “仿佛某种抽象的东西注入他的面孔中,使它失去了光泽。一张活生生的脸变成思想的体现,原则的化身。我观察到这一点时心揪在~起。我明白这是一种力量的结果,他献身于这种力量,这是一种崇高的力量,但也是一种能置人于死地的无情力量,总有一天连他也不会放过。我觉得他太引人注意了,而这就是他注定灭亡的原因。也许我没弄清楚。也许你向我描绘你们会面时说的那些话深深印在我心里。除了咱们心O相印外,我还受了你多大的影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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