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情就这么巧，鄢龙套虽说已经退场，却又获得了一次上镜的机会，全拜海瑞所赐。
真是机缘巧合，在当年像海瑞这样的小人物，竟然和朝中的几位大哥级红人都有过联系，得罪完胡总督，又惹了鄢御史。
嘉靖三十九年（1560），鄢懋卿受皇帝委派，到全国各地视察盐政，鄢兄的为人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真是打着电筒也找不出闪光点，每到一处吃喝嫖赌无不涉猎，还要地方报销，这也就罢了，偏偏他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还四处发公文，说自己素来俭朴，地方的接待工作就不要太铺张，要厉行节约。
就这么吃吃喝喝，一路晃悠，鄢大人来到了浙江，准备由淳安路过，海瑞不想接待，也没钱接待，希望他能绕道走，但鄢大人毕竟是钦差，你要设置路障不让他过，似乎也说不过去。
于是海大人开动脑筋，又用一封信解决了问题。
这封信十分奇特，开头先用了鄢懋卿自己的告示，大大地捧了他一番，说您不愧是清廉官员的典范，景仰之情如滔滔江水等等，然后突然笔锋一转，开始诉苦：
不过我也听到过一些谣言，说您每到一地接待都非常奢华，我们这里是个穷县，如果按那个标准，我们实在接待不起，况且还违背您的本意。可万一……，那我们不就得罪大人您了嘛。
卑职想来想去，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向您请教，给我个出路吧。
这就算是捅了马蜂窝了，鄢懋卿的鼻子都气歪了，但毕竟是老江湖，他派人去摸了海瑞的底，发现这哥们软硬不吃，胡宗宪也吃过亏，于是钦差大人一咬牙，绕道走！
海瑞再次赢得了胜利，却也埋下了祸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胡宗宪那样的风格。
【无畏】
当然，海大人除了工作认真、生活俭朴之外，有时也会奢侈一下，比如有一次，他的母亲生日，海县令无以为贺，便决定上街买两斤肉，当他走进菜市场，在一个肉摊面前停下来的时候，现场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惊人的一幕。
人人都知道，海县官是自然经济的忠实拥护者，自己砍柴，自己种菜，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别说买菜，他不把自己种的菜拿出来卖，搞市场竞争，就算积德了。
然而他买肉了，竟然还买了两斤，等他付完钱，接过肉一声不吭地扬长而去时，在场的人这才确信，他们刚才看到了一幕真实的场景。
肉贩子激动了，他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壮怀激烈，仰天长啸：
“想不到我这辈子还能做上海县令的生意啊！”
海县令竟然买肉了！
在那个没有电话、送封信要好几天的年代，海县令的这一壮举以惊人的速度被传播到了大江南北，知府知道了，巡抚知道了，很快，胡宗宪也知道了。
于是，在之后召开的一次政务会议上，胡总督高谈阔论一番抗倭形势之后，突然神色一变，以一副极为神秘的表情向大家通报了这个消息。
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海县令竟然买肉了！
似乎很可笑，不是吗？
我不觉得。
一晃三年过去了，在海瑞的治理之下，淳安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官吏们的生活水平却在不断下降，可他们又惹不起这位活阎王，只能埋头干活。但临近年终，唉声叹气的官员们却突然变了模样，往日愁云密布的脸孔，开始绽放憧憬的笑容。
这和发年终奖无关，要知道，在海阎王手下干活，这类型的玩意基本上不要指望，真正让他们欣喜若狂的，是一个小道消息——海阎王就要高升了。
明代的官员制度规定，但凡地方官，每三年由上级部门考核一次，对照吏部的标准打分，如果是劣等，就要被记过警告，没准就要回家种红薯，而要能评个优等，就能升官。
海瑞无疑是优等，不管别人对他有何等看法，他的工作是无可挑剔的，而这对淳安县的官员们来说无异于一场及时雨，他们开始积极准备送行仪式：永别了，海大人，无论您去哪里，只要不在这里就好，祝您一路顺风。
就在众人带着对未来的无限向往埋头准备时，确切的消息下来了，不是消暑的大雨，却是平地的惊雷。经过吏部考核，认定海瑞为优等，应予晋升，为方便工作开展，决定就地提拔为嘉兴府通判，即刻上任。
完了，彻底地完了，这下整个嘉兴地区都轰动了：你们淳安县城自己倒霉不算，竟然还要闹腾上来？
淳安的例子就在眼前，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嘉兴的官员们随即开始了紧急总动员，大家纷纷回家查家谱，无论是三姑六婆、七姐八姨，吃过饭的，见过面的，点过头的，只要是个人，有关系，统统都去找，务必要把海瑞赶走。
很快，海瑞就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弹劾，弹劾者是都察院监察御史，联系到鄢懋卿同志的职务和他的为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我们不难猜出其中奥妙，至于弹劾的罪状，那实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因为它意味着海瑞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要是名声不大，鬼才骂你。
但后果仍然是极其严重的，海瑞失去了通判的职位，并接到了吏部的第二道调令——改任江西兴国知县。
兴国是个穷地方，调去那里似乎也算一种发配，所以看上去，这是个合乎情理的结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鄢懋卿之前的预计，在他的授意弹劾下，像海瑞这样毫无背景和关系的人，不但无法升官，还会被革职查办。但他万没想到，此人虽然未能晋升，却也保住了官位。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其中必有名堂，所以吃惊之余，他也没敢再找海瑞的麻烦。
鄢懋卿的直觉没有错，在看似孤立无援的海瑞背后，确实隐藏着另一个人，而且还是个大人物，他就是当年的那位福建学政，现在的吏部侍郎朱衡。
在这个世界上，有正直的人，自然就有欣赏正直的人，朱衡就是一个，别人厌恶海瑞，他却赞赏有加，所以之前他力排众议，向上级推荐了海瑞，破格提拔了他。
而三年之后，他再次挺身而出，保住了海瑞，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朱大人偏偏就去了吏部，还偏偏是个副部长。
就这样，海瑞去了江西兴国，继续当他的县令，因为朱衡的保护，他安然度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危机，此时他四十九岁，依然是个七品芝麻官，再混几任就光荣退休，这似乎已是他的宿命。
如果此时有人告诉他，短短几年之后，他这个小人物将闻名天下，并成为中央的高级官员，重权在握，恐怕连海先生自己都不会相信。
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命运之神实在很照顾海先生，他虽然性格不对，天赋不高，运气却出奇地好，虽然他后来惹出了更大的麻烦，却依然涉险过关，安然无恙——因为另一位大人物的帮助。
在海瑞看来，兴国和淳安除了名字不同，没有什么两样，该怎么干还怎么干，这下又轮到兴国的衙役们受苦了，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兴国的这几年，海县令竟然没惹过事，想来还是因为地方太穷，没人从这儿过，自然也就没有是非了。
就在海县令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一道出人意料的调令，命他即刻进京，就任户部云南司主事。
此时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还没到三年考核期，而户部云南司主事，是一个正六品官，从地方官到京官，从七品到六品，一切都莫名其妙。
虽然海瑞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这自然又是那位朱副部长帮忙的结果。就这样，海县令成了海主事，职务变了，地方变了，人却是不会变的。
在地方当县令就敢和总督对着干，按照这个标准，到了京城，如果不找皇帝的麻烦，那简直就没有天理了。
在亲眼见识了真正的政治黑幕和贪污腐化后，海瑞终于忍无可忍，写下了那封天下第一名疏，用他的正直痛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皇帝。
在明代，骂皇帝的人并不少，却只有海瑞先生脱颖而出，名垂千古，对此我只能说，不是侥幸，绝不是侥幸。
因为骂人固然轻松，却还要看你骂得是谁，在明代的十几位皇帝中，要论难伺候，嘉靖同志绝对可以排在前三名，这个人极其难搞，不但疑心重，还好面子，但凡骂过他的人，比如之前的杨最、杨爵、高金等人，只是提了点不同意见，就被拉了出去，不打死，也得打个半死。
好汉不吃眼前亏，事实证明，言官之中还是好汉居多，许多人本来就是为骂而骂，纯粹过过嘴瘾，将来退休回家还能跟邻居老太太吹吹牛：想当年，老子可是骂过皇帝的咧。
基于这种动机，在骂人的时候，诸位言官是要考虑成本问题的，而嘉靖同志太过生猛，不是打就是关，亏本的生意还是不做的好。
海瑞偏偏就做了这笔亏本的生意，因为在他的思维里，根本没有成本这个概念。他只知道，他是朝廷的官员，吃着朝廷的俸禄，就该干活，就该做事，就该为民做主！
他不是不清楚呈上奏疏的后果，所以他提前买好了棺材，据说是他亲自去挑的，好棺材还买不起，只能买口薄皮的，好歹躺得进去，凑合能用就行。
他的老婆在家等他下班，却看到了这口棺材，顿时惊得目瞪口呆，随即痛哭失声，海瑞却只是平静地对她说：
“记得到时把我放进去就是了。”
如果说杨继盛是死劾，那么海瑞大致就是死谏了，虽不是当场死亡，也等不了多久。要知道，脑袋一团浆糊，盲人瞎马地掉下山崖，那叫失足，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昂首阔步踏入深渊，才叫勇敢。而这口棺材，正是他勇气的证明。
不知死而死，是为无知，知死而死，是为无畏。
海瑞，你是一个无畏的男人。
第三章 天下的对弈
【不听话的下属】
一切正如海瑞预料的那样，皇帝震怒，满朝轰动，关入监牢，等待处斩。但让他感到纳闷的是，自己的情节应属于极其恶劣，罪大恶极，斩立决都嫌慢的那一类，可左等右等，挂在头上的那把刀却迟迟不落下来。
因为皇帝还不打算杀他，在听完黄锦的话后，他愣了一下，捡起了那份奏疏，看了第二遍。
嘉靖不是个笨人，他知道，一个人既然已买了棺材，自然是有备而来，而在对这份奏疏的再次审视中，他看到了攻击、斥责之外的东西——
忠诚、尽责和正直。
于是他发出了自己的感叹：
“这个人大概算是比干吧，可惜我不是纣王。”
能讲出这种水平的话，说他是昏君，那也实在太不靠谱了。
海瑞就这样被关了起来，既不是有期，也不是无期，既不杀，也不放，连个说法都没有，他自己倒是很自在，每天照吃照睡，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看起来命是保住了，实际上没有。
你要明白，嘉靖同志可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就算他懂得道理，知道好歹，你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似乎也有点太过了，一个千里之外的杨慎他都能记几十年，何况是眼皮底下的海瑞？
终于有一天，他又想起了这件事，便发火了，火得受不了，就开始骂，骂了不解恨，就决定杀。
眼看海瑞就要上法场，第二个保他的人出现了——徐阶。
徐阶与严嵩有很多不同，其中之一就是别人倒霉，严嵩会上去踩两脚，而徐阶会扶他起来。
徐大人实在是个好人，不收钱也办事，他认定海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便决定拉他一把。
但是这事很难办，因为嘉靖这号人，平时从不喊打喊杀，但一旦决定干掉谁，大象都拉不回来，之前也曾有人上书劝他放人，结果被狠打了一顿，差点没咽气。
但徐阶再次用行动证明，嘉靖这辈子的能耐算是到头了，因为这位内阁首辅只用了一段对话，就把海瑞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皇上你上了海瑞的当了！”
嘉靖带着疑惑的神情，目不转睛地看着发出惊呼的徐阶。
“我听说海瑞在上书之前，已经买好了棺材，他明知会触怒皇上，还敢如此大逆不道，用心何其歹毒！”
歹毒在什么地方呢，听徐老师继续忽悠：
“此人的目的十分明确，只求激怒陛下，然后以死求名而已，皇上你如果杀了他，就会正中他的圈套！”
嘉靖一边全神贯注地听，一边连连点头，是的，无比英明的皇帝陛下，怎么能受一个小小六品主事的骗呢？就算上当，也得找个有档次的高级干部嘛——比如徐阶同志。
就这样，海瑞的命保住了，他继续在监狱住了下来，对他而言，蹲牢房也算不上是啥坏事，反正家里和牢里伙食差不多，还能省点饭钱。
事实上，在徐阶看来，海主事闹出的这点麻烦实在是小儿科，他现在急于解决的，是另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
在严嵩当权那几年，内阁里只有徐阶给他跑腿，后来徐阶当权，就找来自己的门生袁炜入阁跑腿，可是这位袁先生似乎不打算当狗腿子，压根没把老师放在眼里，时不时还要和徐阶吵一架。徐大人当然不会生气，但自然免不了给袁炜穿穿小鞋，偏偏这位袁先生心理承受能力不强，郁闷之下竟然病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告病回了家。
不听话的走了，就找两个听话的来，这两个人，一个叫严讷，一个叫李春芳。
严讷兄就不多说了，他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入阁，只干了八个月就病倒了，回了老家，内阁中只剩下了李春芳。
这位李春芳同志，那就不能不说了，他的为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厚道、太厚道了。
在几百年后看来，作为嘉靖二十六年的状元，李春芳是不幸的，因为与同科同学相比，他的名声成就实在有限，别说张居正，连杨继盛、王世贞他也望尘莫及。但在当时，这位仁兄的进步还是很快的，当张居正还是个从五品翰林院学士的时候，他已经是正二品礼部尚书了。
他能升得这么快，只是因为两点：一、擅长写青词。二、老实。自入朝以来，外面斗得你死我活，他却不闻不问，每天关在家里写青词，遇到严嵩就鞠躬，碰见徐阶也敬礼，算是个老好人。
所以徐阶挑中了他，让他进内阁打下手。
事情到了这里，可以说是圆满解决了，但接下来，徐阶却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正是这个判断，给他种下了致命的祸根。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三月，经内阁首辅徐阶力荐，皇帝批准，礼部尚书高拱入阁，任文渊阁大学士，与其同时入阁的还有吏部尚书郭朴。
在这个任命的背后，是一个精得不能再精的打算。
高拱不喜欢徐阶，徐阶知道。
自打嘉靖二十年（1541）高拱以高分考入朝廷，他就明确了这样一个认识——要当，就当最大的官，要做，就做最大的事。
高翰林就这样踌躇满志地迈进了帝国的官场，准备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位置，然而现实对他说——一边凉快去。
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里，翰林院新人，七品编修高拱唯一的工作是整理文件，以及旁观。
他看到了郭勋在监牢里被人整死，看到了夏言被拉出去斩首，看到了严嵩的跋扈，徐阶的隐忍，他很聪明，他知道如果现在去凑这个热闹，那就是找死。
直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他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在这一年，他成为了裕王府的讲官。
对于寂寂无名，丢进人堆就没影的高翰林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高拱牢牢地抓住了它。
自从嘉靖二十八年（1549）太子去世以后，嘉靖就没有立过接班人，不但不立，口风还非常之紧，对剩下的两个儿子裕王、景王若即若离，时远时近。
这件事干得相当缺德，特别是对裕王而言。按年龄，他早生一个月，所以太子应该非他莫属，但嘉靖同志偏偏坚信“二龙不相见”理论，皇帝是老龙，太子就是青年龙，为了老子封建迷信的需要，儿子你就再委屈个几十年吧。
不立太子也就罢了，可让裕王想不通的是，按照规定，自己的弟弟早该滚出京城去他的封地了，可这位仁兄仗着没有太子，死赖着就是不走，肚子里打什么算盘地球人都知道。
于是一时之间群魔乱舞，风雨欲来，景王同志还经常搞点小动作，整得裕王不得安生，唯恐到嘴的鸭子又飞了，整日提心吊胆，活在恐惧之中。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高拱来到了他的身边，在之后的日子里，这位讲官除了耐心教授知识之外，还经常开导裕王，保护他不受侵扰，日夜不离，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高拱不求升官，也不图发财，像哄小孩一样地哄着这位软弱的王爷，并用自己的行动对他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面包会有的，烧饼会有的，皇位也会有的，就算什么都没有，也还有我。
所以在那些年，虽然外面腥风血雨，裕王这里却是风平浪静，安然无恙，有高门卫守着，无论严嵩、徐阶还是景王，一个也进不来，比门神好用得多。
裕王很感激高拱。
关于这一点，严嵩清楚，徐阶也清楚。
于是高拱就成了抢手货，双方都想把他拉到自己这边，严嵩当政的时候，高拱从一个讲官被提拔为太常寺卿（三品）兼国子监祭酒，成为了高级官员。
高拱没有推辞，他慨然就任，却不去严嵩家拜码头：朝廷给我的官嘛，与你严嵩何干？
等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退休了，徐阶当政，高拱再次升官，成为了礼部副部长，没过多久他再进一步，任正部级礼部尚书。
傻子也知道，这都是徐阶提拔的结果，然而高拱却依然故我，官照做，门不进，对徐大人的一片苦心全然无视。
说句实诚话，徐阶对高拱是相当不错的，还曾经救过他一次：原先高拱曾经当过会试的主考官，不知是那根神经出了岔子，出了个惹事的题目，激怒了嘉靖。皇帝大人本打算打发他回家种地，好在徐阶出面，帮高拱说了很多好话，这才把事情解决。
现在徐阶又一次提拔了高拱，把他抬进了内阁，然而高拱的反应却大大地出乎了徐阶的意料。
他非但不感激徐阶，还跟徐阶捣乱，自打他进内阁的那天起，就没消停过。而闹得最大的，无疑是值班员事件。
当时的内阁有自己的办公楼，按规定内阁成员应该在该处办公，但问题是，嘉靖同志并不住在寝宫，总是呆在西苑。当大臣的，第一要务就要把握皇帝的心思，对这么个难伺候的主，要是不时时刻刻跟着，没准明天就被人给灭了。所以但凡内阁大臣，都不去内阁，总是呆在西苑的值班房，坐下就不走。
终于有一天，嘉靖没事散步的时候去了值班房，一看内阁的人全在，本来还挺高兴，结果一盘算，人都在这呆着，内阁出了事情谁管？
嘉靖不高兴了，他当即下令，你们住这可以，但要每天派一个人去内阁值班，派谁我不管，总之那边要人盯着。
于是内阁的大臣们开始商量谁去，当然了，谁都不想去，等了很久也没有人自动请缨，于是徐阶发话了：
“我是首辅，责任重大，不能离开陛下，我不能去。”
话音还没落，高拱就发言了：
“没错，您的资历老，应该陪着皇上，我和李春芳、郭朴都刚入阁不久，值班的事情您就交给我们就是了。”
徐阶当时就发火了。
从字面上看，高拱的话似乎没错，还很得体，但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徐阶自然明白这位下属的真正意思，估计高拱先生说话时候的语气也有点阴阳怪气，所以二十多年不动声色的徐首辅也生气了：严嵩老子都解决了，你小子算怎么回事？
虽然发火，但是涵养还是有的，徐阶同志涨红了脸，一言不发，扬长而去。
看起来，高拱似乎有点不识好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但凡混朝廷的人，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不欠人情，欠了要还。
这才是高拱与徐阶两个人的根本矛盾所在，徐大人认为高拱欠了他的人情，高拱认为没有。
徐阶不是开慈善机构的，他之所以提拔高拱，自然是看中了他的裕王背景，虽说自己现在大权在握，但毕竟总有下岗的一天，要是现在不搞好关系，到时高拱上台，想混个夕阳无限好自然死亡就难了。
可惜高拱也很清楚这一点，要知道，在斗争激烈的嘉靖年间生存下来，官还越做越大，绝不是等闲之辈能做到的，他早就看透了徐阶的算盘。
按照皇帝现在的身体，估计熬个几年就能升天了，到时候裕王必定登基，我高拱自然就是朝廷的首辅，连你徐阶都要老老实实听我的话，哪要你做顺水人情？
加上高拱此人身负奇才，性格高傲，当年不买严嵩的帐，现在的徐阶当然也不放在眼里。
精明了一辈子的徐阶终于糊涂了一回，他没想到提拔高拱不但没能拉拢他，反而使矛盾提前激化，一场新的斗争已迫在眉睫。
更为麻烦的是，徐首辅在摸底的时候看走了眼，与高拱同期入阁的郭朴也不地道，他不但是高拱的同乡，而且在私底下早就结成了政治同盟，两人同气连枝，开始跟徐阶作对，而李春芳一向都是老好人，见谁都笑嘻嘻的，即使徐阶被人当街砍死，估计他连眼都不会眨一下。
在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徐阶曾两次用错了人，正是这两个错误的任命，让他差点死无葬身之地。这是第一次。
当然，现在还不是收场的时候，对于高拱和徐阶来说，这场戏才刚刚开始。
丰富的政治经验及时提醒了徐阶，他终于发现高拱并不是一个能够随意操控的人，而此人入阁的唯一目的，就是取自己而代之。
虽然走错了一步，在内阁中成为了少数派，但不要紧，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只要再拉一个人进来，就能再次战胜对手。
【天才，就是天才】
当何心隐帮助徐阶除掉严嵩，在京城晃悠了大半年，飘然离京之时，曾对人说过这样一番话：
“天下之能士尽在京城，而在我看来，能兴我学者并非华亭，亡我学者也非分宜，兴亡只在江陵。”
这是一句不太好懂却又很关键的话，必须要逐字解释：
所谓我学，就是指王学，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描述王学的生死存亡与三个人的关系。而这三个人，分别是“华亭”、“分宜”与“江陵”。
能兴起王学的，不是“华亭”，能灭亡王学的，不是“分宜”，只有“江陵”，才能决定王学的命运。
在明清乃至民国的官场中，经常会用籍贯来代称某人，比如袁世凯被称为袁项城（河南项城），黎元洪被称为黎黄陂（湖北黄陂）。套用这个规矩，此段话大意如下：
兴我王学者，不是徐阶，亡我王学者，不是严嵩，兴亡之所定者，只在张居正！
何心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张居正的职务是从五品翰林院侍讲学士。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最优秀的内阁首辅。
请注意，在这两个称呼的后面，没有之一。
嘉靖四年（1525），湖广荆州府江陵县的穷秀才张文明，终于在焦急中等来了儿子的啼哭。
作为一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儿子的诞生给张文明带来了极大的喜悦，而在商议取名字的时候，平日不怎么说话的祖父张诚却突然开口，说出了自己不久之前的一个梦：
“几天之前，我曾梦见一只白龟，就以此为名吧。”
于是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张白圭（龟）。
虽说在今天，说人是乌龟一般都会引来类似斗殴之类的体育活动，但在当年，乌龟那可是吉利的玩意，特别是白龟，绝对是稀有品种，胡宗宪总督就是凭着白鹿和白乌龟才获得了皇帝的宠信，所以这名也还不错。
此时的张白圭，就是后来的张居正，但关于他的籍贯，却必须再提一下，因为用现在的话说，张家是个外来户，他们真正的出处，是凤阳。
两百年前，当朱元璋率军在老家征战的时候，一个叫张关保的老乡加入了他的队伍，虽然这位仁兄能力有限，没有干出什么丰功伟绩，但毕竟混了个脸熟，起义成功后被封为千户，去了湖广。
这是一个相当诡异的巧合，所以也有很多讲风水的人认为，这还是朱重八太过生猛，死前就埋下了伏笔，二百年后让这个人的后代拯救明朝于水火之中，这种说法似乎不太靠谱，而事实的确如此。
当然，和朱重八的父亲朱五四比起来，张文明的生活要强得多，起码不愁吃穿，有份正经工作，但要总拿穷人朱五四开涮，也实在没啥意思，毕竟和他的同龄人比起来，张文明这一辈子算是相当的失败，他虽然发奋读书，二十岁就考中了秀才，此后却不太走运，连续考了七次举人都没有中，二十多年过去了，还是个秀才。
父亲实现不了的梦想，只能寄托在子女身上，据说张白圭才几个月，张文明就拿着唐诗在他面前读，虽说他也没指望这孩子能突然停止吃奶，念出一条“锄禾日当午”之类的名句来，但奇迹还是发生了。
不知是不是唐诗教育起了作用，张白圭一岁多就会说话了，应该说比爱因斯坦要强得多，邻居们就此称其为神童。
一晃张神童就五岁了，进了私塾，而他在读书方面的天赋也显现了出来，过目不忘，下笔成文，过了几年，先生叫来了他的父亲，郑重地对他说：
“这孩子我教不了了，你带他去考试吧。”
所谓考试，是考县学，也就是所谓的考秀才，张文明领着儿子随即去了考场，那一年，张白圭十二岁。
张白圭的运气很好，那一年的秀才考官是荆州知府李士翱，这位兄弟是个比较正直爱才的人，看到张白圭的卷子后，大为赞赏，当即不顾众人反对，把这个才十二岁的孩子排到了第一。
这是个比较轰动的事情，整个荆州都议论纷纷，可李士翱却只是反复翻阅着张白圭的答卷，感叹着同一个词：
“国器！国器！”
他约见了张文明和他的儿子张白圭，在几番交谈和极度称赞之后，李知府有了这样一个念头：
在他看来，乌龟虽然吉利，但对于眼前的这位神童而言，顶着乌龟的名字过一辈子似乎也不太妥当，于是他对张文明说道：
“你的儿子前途不可限量，但白圭之名似不大妥当，我看就改名叫居正吧。”
此后，他的名字便叫做张居正。
秀才考上了，下一步自然就是举人了，和考进士不同，举人不是隔年就能去的，按照规定，您得在学校再熬个两三年，过了资格考试才能考，但那是一般性规定，张秀才不是一般人，所以他第二年就去了。
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正是这次破格的考试中，张居正遇上了那个影响他一生的人。
在考试开始之前，考官照例要向领导介绍一下这一科的考生情况，于是湖广第一号人物顾璘得知，有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也来考试了。
六十五年前，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曾应考举人并一举中第，他就是闹腾三朝，权倾天下的杨廷和，所以对于这位后来者，顾璘不敢怠慢，他决定亲自去见此人一面。
两人见面之后的情节就比较俗套了，顾巡抚先看相貌，要知道，张居正同志是明代著名的帅哥，后来做了首辅，跟李太后还经常扯不清，道不明，传得风言风语，年轻的时候自然也差不到哪去。这是面试关，满意通过。
然后就是考文化了，据说顾巡抚问了张居正几个问题，还出了几个对联，张居正对答如流，眼睛都不眨一下。顾璘十分惊讶，赞赏有加。
两人越说越高兴，越说越投机，于是在这次谈话的结束阶段，巡抚大人估计是过于兴奋了，一边说话，一边作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解腰带。
当然，顾巡抚绝对没有耍流氓的意思，他的那条腰带也比今天的皮带贵得多——犀带。
在将腰带交给张居正的时候，顾璘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将来是要系玉带的，我的这一条配不上你，只能暂时委屈你了。”
事实上，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裤腰带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具寓意的场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预言。
在明代，衣服是不能随便穿的，多大的官系多高级的裤腰带，那也是有规定的，乱系是要杀头的。而像顾璘这样的高级官员，系一条犀带招摇过市已经算很牛了。
但他认为，眼前的这个少年可以系玉带，而玉带，只属于一品官员。
懵懵懂懂的张居正接过了这份珍贵的礼物，他看着顾璘的肚子，随即作出了一个准确的判断——自己多了一条用不了的腰带。
张秀才捧着腰带回去备考了，顾璘也收起了原先满面欣赏的表情，跑去找到了主考官，下了这样一道命令：
“这科无论张居正答卷如何，都绝不能让他中第！”
这是一个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顾巡抚翻脸的速度似乎也太快了点，但巡抚的命令自然是要听的，于是张秀才费尽心机写出的一张答卷成了废纸，打破杨廷和先生纪录的机会也就此失去。
郁闷到了极点的张居正回到了家乡，开始苦读诗书，准备三年后的那次考试，蒙在鼓里的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多年以后，张居正再次遇见顾璘时，才终于得知原来罪魁祸首正是这位巡抚大人，但他没有丝毫的埋怨，反而感动得痛哭流涕。
顾璘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曾亲眼见过无数像张居正这样的年轻人，身负绝学才华横溢，却因为年少成名而得意忘形，最终成为了一个四处游荡以风流才子自居的平庸官僚。所以当他看见张居正的时候，便决定不让这一悲剧再次上演。
只有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够走得更远，张居正，你的未来很远大。
嘉靖十九年（1540），带着不甘与期望，张居正再次进入了考场，这一次他考中了举人。
正如顾璘所料，张居正还是太年轻了，十六岁的他在一片赞赏声中开始迷失，认定自己中进士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书也不读了，开始搞起了兴趣小组之类的玩意，每天和一群所谓名士文人聚会，吃吃喝喝吟诗作对，转眼到了第二年，张才子两手一摊——不考了。
反正考上进士易如反掌，那还不如在家多玩几年，这大致就是少年张居正的想法。
玩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不干正事，每天只玩就比较无聊了，就在张居正逐渐厌倦这种所谓的“幸福”时，真正的痛苦降临了。
在这次痛苦的经历中，张居正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确立了第一个志向，也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敌人。
事情是这样的，虽然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只是一个穷秀才，但他的祖父张镇却是有体面工作的，具体说来，他是辽王府的护卫。
荆州这个地方虽然不大，却正好住着一位王爷——辽王，说起这个爵位，那可是有年头了，当初朱重八革命成功后分封儿子，其中一个去了辽东，被称为辽王，到了他的儿子朱老四二次革命成功，觉得自己的诸多兄弟在周围碍眼，便把北京附近的王爷统统赶到了南方。辽王就这样收拾行李去了荆州。
根据明代规定，只要家里不死绝，王位就一直有，于是爷爷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铁打的爵位，流水的孙子，两百年后，这位孙子的名字叫做朱宪火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