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还忘了一件事：虽然没有迹象显示王之寀和东林党有直接联系，但此后东林党敌人列出的两大名单（点将录、朋党录）中，他都名列前茅。
【再审】
王之寀并不简单，事实上，是很不简单。
当他发现自己的上司胡士相有问题时，并没有丝毫畏惧，因为他去找了另一个人——张问达。
张问达，字德允，时任刑部右侍郎，署部事。
所谓刑部右侍郎、署部事，换成今天的话说，就是刑部常务副部长。也就是说，他是胡士相的上司。
张问达的派系并不清晰，但清晰的是，对于胡士相和稀泥的做法，他非常不满。接到王之寀的报告后，他当即下令，由刑部七位官员会审张差。
这是个有趣的组合，七人之中，既有胡士相，也有王之寀，可以听取双方意见，又不怕人捣鬼，而且七个人审讯，可以少数服从多数。
想法没错，做法错了。因为张问达远远低估了浙党的实力。
在七个主审官中，胡士相并不孤单，大体说来，七人之中，支持胡士相，有三个人，支持王之寀的，有两个。
于是，审讯出现了戏剧化的场景。
张差恢复了理智，经历了王之寀的突审和反复，现在的张差，已经不再是个疯子，他看上去，十分平静。
主审官陆梦龙发问：
“你为什么认识路？”
这是个关键的问题，一个平民怎样来到京城，又怎样入宫，秘密就隐藏在答案背后。
顺便说明一下：陆梦龙，是王之寀派。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没有等待，没有反复，他们很快就听到了这个关键的答案：
“我是蓟州人，如果没有人指引，怎么进得去？”
此言一出，事情已然无可隐瞒。
再问：
“谁指引你的？”
答：
“庞老公，刘老公。”
完了，完了。
虽然张差没有说出这两个人的名字，但大家的人心中，都已经有了确切的答案。
庞老公，叫做庞保，刘老公，叫做刘成。
大家之所以知道答案，是因为这两个人的身份很特殊——他们是郑贵妃的贴身太监。
陆梦龙呆住了，他知道答案，也曾经想过无数次，却没有想到，会如此轻易地得到。
就在他惊愕的那一瞬间，张差又说出了更让人吃惊的话：
“我认识他们三年了，他们还给过我一个金壶，一个银壶。”（予我金银壶各一）
陆梦龙这才明白，之前王之寀得到的口供也是假的，真相刚刚开始！
他立即厉声追问道：
“为什么（要给你）？！”
回答干净利落，三个字：
“打小爷！”
声音不大，如五雷轰顶。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所谓小爷，就是太子爷朱常洛。
现场顿时大乱，公堂吵作一团，交头接耳，而此时，一件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作为案件的主审官，胡士相突然拍案而起，大喝一声：
“不能再问了！”
这一下大家又懵了，张差招供，您激动啥？
但他的三位同党当即反应过来，立刻站起身，表示审讯不可继续，应立即结束。
七人之中，四对三，审讯只能终止。
但形势已不可逆转，王之寀、陆梦龙立即将案件情况报告给张问达，张侍郎十分震惊。
与此同时，张差的口供开始在朝廷内外流传，舆论大哗，很多人纷纷上书，要求严查此案。
郑贵妃慌了，天天跑到万历那里去哭，但此时，局势已无法挽回。
然而，此刻压力最大的人并不是她，而是张问达，作为案件的主办人，他很清楚，此案背后，是两股政治力量的死磕，还搭上太子、贵妃、皇帝，没一个省油的灯。
案子如果审下去，审出郑贵妃来，就得罪了皇帝，可要不审，群众那里没法交代，还会得罪东林、太子，小小的刑部右侍郎，这拨人里随便出来一个，就能把自己整死。
总而言之，不能审，又不能不审。
无奈之下，他抓耳挠腮，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
在明代的司法审讯中，档次最高的就是三法司会审，但最隆重的，叫做十三司会审。
明代的六部，长官为尚书、侍郎，部下设司，长官为郎中、员外郎，一般说来是四个司，比如吏部、兵部、工部、礼部都是四个司，分管四大业务，而刑部，却有十三个司。
这十三个司，分别是由明朝的十三个省命名，比如胡士相，就是山东司的郎中，审个案子，竟然把十三个司的郎中全都找来，真是煞费苦心。
此即所谓集体负责制，也就是集体不负责，张问达先生水平的确高，看准了法不责众，不愿意独自背黑锅，毅然决定把大家拉下水。
大家倒没意见，反正十三个人，人多好办事，打板子也轻点。
可到审讯那天，人们才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人是喜欢热闹的。
除了问话的十三位郎中外，王之寀还带了一批人来旁听，加上看热闹的，足有二十多人，人潮汹涌，搞得跟菜市场一样。
这次张差真的疯了，估计是看到这么多人，心有点慌，主审官还没问，他就说了，还说得特别彻底，不但交代了庞老公就是庞保，刘老公就是刘成，还爆出了一个惊人的内幕：
按张差的说法，他绝非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同伙，包括所谓马三舅、李外父，姐夫孔道等人，是货真价实的团伙作案。
精彩的还没完，在审讯的最后，张差一鼓作气，说出了此案中最大的秘密：红封教。
红封教，是个邪教，具体组织结构不详，据张差同志讲，组织头领有三十六号人，他作案，就是受此组织指使。
一般说来，凑齐了三十六个头领，就该去当强盗了，这话似乎太不靠谱，但经事后查证，确有其事，刑部官员们再一查，就不敢查了，因为他们意外发现，红封教的起源地，就是郑贵妃的老家。
而据某些史料反映，郑贵妃和郑国泰，就是红封教的后台。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因为和同时期的白莲教相比，这个红封教发展多年，却发展到无人知晓，有如此成就，也就是郑贵妃这类脑袋缺根弦的人才干得出来。
张差确实实在，可这一来，就害苦了浙党的同胞们，审案时丑态百出，比如胡士相先生，负责做笔录，听着听着写不下去了，就把笔一丢了事，还有几位浙党郎中，眼看这事越闹越大，竟然在堂上大呼一声：
“你自己认了吧，不要涉及无辜！”
但总的说来，浙党还是比较识相的，眼看是烂摊子，索性不管了，同意如实上报。
上报的同时，刑部还派出两拨人，一拨去找那几位马三舅、李外父，孔道姐夫，另一拨去皇宫，找庞保、刘成。
于是郑贵妃又开始哭了，几十年来的保留剧目，屡试不爽，可这一次，万历却对她说：
“我帮不了你了。”
这是明摆着的，张差招供了，他的那帮外父、姐夫一落网，再加上你自己的太监，你还怎么跑？
但老婆出事，不管也是不行的，于是万历告诉郑贵妃，而今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能救她，而这个人不是自己。
“唯有太子出面，方可了解此事。”
还有句更让人难受的话：
“这事我不管，你要亲自去求他。”
郑贵妃又哭了，但这次万历没有理她。
于是不可一世的郑贵妃收起了眼泪，来到了宿敌的寝宫。
事实证明，郑小姐装起孙子来，也是巾帼不让须眉，进去看到太子，一句不说就跪，太子也客气，马上回跪，双方爬起来后，郑贵妃就开始哭，一边哭一边说，我真没想过要害你，那都是误会。
太子也不含糊，反应很快，一边做垂泪状（真哭是个技术活），一边说，我明白，这都是外人挑拨，事情是张差自己干的，我不会误会。
然后他叫来了自己的贴身太监王安，让他当即拟文，表明自己的态度。随即，双方回顾了彼此间长达几十年的传统友谊，表示今后要加强沟通，共同进步，事情就此圆满结束。
这是一段广为流传的史料，其主题意境是，郑贵妃很狡诈，朱常洛很老实，性格合理，叙述自然，所以我一直深信不疑，直到我发现了另一段史料，一段截然不同的史料：
开头是相同的，郑贵妃去向万历哭诉，万历说自己没办法，但接下来，事情出现变化——他去找了王皇后。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举动，因为皇后没有帮派，还有威望，找她商量是再合适不过了。
皇后的回答也直截了当：
“此事我也无法，必须找太子面谈。”
很快，老实太子来了，但他给出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
“此事必有主谋！”
这句话一出来，明神宗脸色就变了，郑贵妃更是激动异常，伸个指头出来，对天大呼：
“如果这事是我干的，我就全家死光（奴家赤族）！”
这句话说得实在太绝，于是皇帝也吼了一句：
“这是我的大事，你全家死光又如何（稀罕汝家）？！”
贵妃发火了，皇帝也发火了，但接下来的一句话，却浇灭了所有人的激情：
“我看，这件事情就是张差自己干的。”
说这句话的人，就是太子朱常洛。虽然几秒钟之前，他还曾信誓旦旦地要求追查幕后真凶。
于是大家都满意了，为彻底平息事端，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二十八日，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先生终于露面了。他召来了内阁大臣、文武百官，以及自己的太子，皇孙，当众训话，大致意思是：自己和太子关系很好，你们该干嘛就干嘛，少来瞎搅和，此案是张差所为，把他干掉了事，就此定案，谁都别再折腾。
太子的表现也很好，当众抒发父子深情，给这出闹剧画上了圆满句号。
一天后，张差被凌迟处死，十几天后，庞保和刘成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刑部大牢里，就杀人灭口而言，干得也还算相当利落。
轰动天下的疯子袭击太子事件就此结束，史称明宫三大案之“梃击”。
梃击是一起复杂的政治案件，争议极大，有很多疑点，包括幕后主使人的真实身份。
因为郑贵妃要想刺杀太子，就算找不到绝顶高手，到天桥附近找个把卖狗皮膏药的，应该也不是问题，选来选去就找了个张差，啥功夫没有，还养了他三年。这且不论，动手时连把菜刀都没有，拿根木棍闯进宫，就想打死太子，相当无聊。
所以有些人认为，梃击案是朝廷某些党派所为，希望混水摸鱼，借机闹事，甚至有人推测此事与太子有关。因为这事过于扯淡，郑贵妃不傻，绝不会这么干。
但我的看法是，这事是郑贵妃干的，因为她的智商，就是傻子水平。
对于梃击案，许多史书的评价大都千篇一律，郑贵妃狡猾，万历昏庸，太子老实，最后老实的太子在正义的东林官员支持下，战胜了狡猾的郑贵妃。
这都是蒙人的。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郑贵妃是个蠢人，万历老奸巨滑，太子也相当会来事，而东林官员们，似乎也不是那么单纯。
所以事实的真相应该是，一个蠢人办了件蠢事，被一群想挑事的人利用，结果被老滑头万历镇了下来，仅此而已。
之所以详细介绍此事，是因为我要告诉你：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你将逐渐发现，许多你曾无比熟悉的人，其实十分陌生，许多你曾坚信的事实，其实十分虚伪，而这，不过是个开头。
第七章 不起眼的敌人
以上，就是万历同志执政四十余年的大致成就，具体说来，就是斗争、斗争、再斗争。
先斗倒张居正，再斗争国本、妖书、梃击，言官、大臣、首辅轮番上阵，一天到晚忙活这些事，几十年不上朝，国家是不怎么管了，山东、山西、河南、江西及大江南北相继告灾，文书送上去，理都不理。而更滑稽的是，最大的受害者不是老百姓，而是官员。
在万历年间，如果你考上进士，也别高兴，因为考上了，未必有官做。
一般说来，朝代晚期，总会出现大量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摊派剥削，但我可以很负责地讲，万历年间这个问题很不严重，因为压根就没官。
老子曾经说过，最好的国家，是老百姓不知道统治者是谁，从某个角度讲，万历同志做到了。
按照以往制度，六部给事中的名额，应该是五十余人，而都察院的名额，应该是一百余人。可到了万历三十五年，六部给事中只有四个人，而且其中五个部没有都给事中，连个管事的都没有，都察院的十三道御史，竟然只剩下五个人，干几十个人的活，累得要死。
更要命的是，都察院是监察机构，经常要到全国各地视察，五个人要巡全国十三个省，一年巡到头，连家都回不去，其中最惨的一位兄弟，足足在外巡了六年，才找到个替死鬼，回了京城。
基层御史只有五个，高层御史却是一个都没有，左都御史、右都御史经常空缺，都察院考勤都没人管，来不来，干不干，全都靠自觉。
最惨的，还是中央六部，当时的六部，部长副部长加起来，一共只有四个。礼部没有部长，户部只有一个副部长，工部连副部长都没有，只有几个郎中死顶。
其实候补进士很多，想当官的人也多，可是万历同志就是不批，你能咋办？
最搞笑的是，即使万历批了，发了委任状，你也当不了官。
比如万历三十七年（1609），朝廷实在顶不住了，死磨硬泡，才让万历先生批了几百名官员的上任凭证。可是几个月过去了，竟然无人上任，再一查才知道，凭证压根就没发。
因为根据规定，发放凭证的是吏部都给事中，可这个职位压根就没人，鬼来发证？
官员倒霉不说，还连累了犯人，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刑部大牢里已经关了上千名犯人，一直没人管，有些小偷小摸的，审下来也就是个治安处罚，却被关了好几年，原因很简单，刑部长官退了，又没人接，这事自然无人理。
不过犯人还是应该感到幸运，毕竟管牢房伙食的人还在。
当官很难，辞官也难，你今天上完班，说明天我不干了，谁都不拦你，但要等你的辞职报告批下来，估计也得等个几年。如果你等不及了，就这么走也行，没人追究你。
总而言之，万历的这个政府，基本属于无政府，如此看来，他应该属于无政府主义者，思想如此超前，着实不易。
一般说来，史料写到这段，总是奋笔疾书，痛斥万历昏庸腐朽，政府实效，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在我看来，持这种看法的，不是装蒜，就是无知。
因为事实绝非如此。万历年间，恰恰是明代经济最发达的时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兴盛于此。
而老百姓的生活，那真是滋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明初的时候，出去逛要村里开介绍信，未经许可乱转，抓住就是充军。万历年间，别说介绍信，连户口（黄册）都不要了，你要有本事，跑到美国都没人管你。
至于日常活动，那就更不用说了，许多地方衙门里压根就没官，也没人收苛捐杂税，贪污受贿，许多农民涌入城市打工，成为明代的农民工。
这帮人也很自由，今天给你干几天，明天给他干几天，雇主大都是江浙一带的老板，虽说也有些不厚道的老板拖欠民工工资，但大体而言，还算是守规矩。
久而久之，城市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市民，明代著名的市民文化由此而起，而最受广大市民欢迎的文化读物，就是《金瓶梅》、三言等等。
按照现在的说法，这些书籍大都含有封建糟粕，应该限制传播，至少也要写个此处划掉多少字之类的说明，但当时连政府都没人管，哪有人理这个，什么足本善本满天飘，肆无忌惮。
穿衣服也没谱，朱元璋那时候，衣服的材料、颜色，都要按身份定，身份不到就不能穿，穿了就要打屁股，现在是没人管了，想穿什么穿什么，还逐渐出现了性别混装，也就是男人穿女装，涂脂抹粉，搞女性化（不是太监），公然招摇过市，还大受欢迎。
穿女装还好，而更耸人听闻的是，经常有些人（不是个把），什么都没穿，光着身子在市面上走来走去，即所谓裸奔。刚奔的时候还有人喊，奔久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至于思想，那更是没法说，由于王守仁的心学大量传播，特别是最为激进的泰州学派，狂得没边，什么孔子孟子，三纲五常，那都是“放屁”、“假道学”，总而言之，打倒一切权威，藐视一切准则。
封建礼教也彻底废了，性解放潮流席卷全国，按照“二拍”的说法，女人离异再嫁，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青楼妓院如雨后春笋，艳情小说极其流行，涌现了许多优秀作者和忠实读者群。今天流传下来的所谓明代艳情文学，大都是那时的产物。
说到这个份上，我也无话可说了。
自然经济，这是纯粹的自然经济。
万历年间的真相大抵如此，一个政治纷乱，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生机勃勃的世界。
然而这个世界，终究被毁灭了。
毁灭的起因，是一个人。这人的名字，叫李成梁。
【不世之功臣】
李成梁，是一个猛人，还不是一般的猛。
他出生于嘉靖五年（1526），世袭铁岭卫指挥佥事，算是高级军官，可到他这辈，混得相当差劲，家里能卖的都卖了，非常穷，穷得连进京继承官职的路费都没有。
他本人也混得很差，直到四十岁，还是个穷秀才。后来找人借钱，好歹凑了个数（继承官职，是要行贿的），这才捞到官位，还真不是一般的惨。
但此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的辽东很乱，虽然俺答部落改行做了生意，不抢了，但其他部落看俺答发了财，自己又没份，更不消停，一窝蜂地来抢，什么插汉部、泰宁部、朵颜部、王杲部，乱得一塌糊涂，乱到十年之内，竟然有三位明朝大将战死。
然后李成梁来了，然后一切都解决了。
打仗，实际上和打麻将差不多，排兵布阵，这叫洗牌，掷色子，就是开打，战况多变，就是不知道下一张摸什么牌，而要想赢牌，一靠技术，二靠运气。
靠死运气，怎么打怎么赢，所谓福将。
靠死里打，怎么打怎么赢，所谓悍将。
李成梁，应该是福将加悍将。
隆庆四年（1570），李成梁到辽东接任总兵，却没人办交接手续，因为前任总兵王首道，是被蒙古人干掉的。
当时辽东的形势很乱，闹事的部落很多，要全列出来，估计得上百字，大致说来，闹得最凶的有如下几个：
蒙古方面：插汉部，首领土蛮。泰宁部，首领速巴亥。朵颜部，首领董狐狸。
女真方面：建州女真，王杲部。海西女真，叶赫部、哈达部，首领清佳努、孟格部禄。
这些名字很难记，也全都不用记，因为他们很快就会被李成梁干掉。
以上这些人中，最不消停的，是土蛮。他的部落最大，人最多，有十几万人，比较团结，具体表现为抢劫时大家一起来，每次抢的时候，都是漫天烟尘，铺天盖地，明军看到就跑，压根无法抵挡。
所以李成梁来后，第一个要打的，就是这只出头鸟。
自从李大人出马后，土蛮就从没舒坦过。从万历元年起，李成梁大战五次，小战二十余次，基本算是年年打，月月打。
总打仗不奇怪，奇怪的是，李成梁每次都打赢。
其实他的兵力很少，也就一两万人，之所以每战必胜，大致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技术问题，他属下的辽东铁骑，每人配发三眼火铳，对方用刀，他用火枪，明明白白就欺负你。
其次是战术问题，李成梁不但骁勇善战，还喜欢玩阴招，对手来袭时，准备大堆财物，摆在外面，等蒙古人下马抢东西，他就发动攻击。此外，他还不守合同，经常偷袭对手，靠这两大优势，十年之内，他累计斩杀敌军骑兵近五万人，把土蛮折腾得奄奄一息。
看到这段史料，再回忆起他儿子李如松同志的信用问题，不禁感叹：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
土蛮歇了，泰宁也很惨，被打得到处跑不说，万历十年（1582），连首领速巴孩都中了埋伏，被砍了脑袋。
蒙古休息了，女真精神了。
女真，世代居住于明朝辽东一带，到万历年间，主要分为四个部落：海西女真、建州女真、黑龙江女真、东海女真。
黑龙江和东海的这两拨人，一直比较穷，吃饭都成问题，连抢劫的工具都没有，基本上可以忽略。
而最让人头疼的，是建州女真。
当时的建州女真，头领叫做王杲，这人用今天的话说，是个给脸不要脸的人。
他原本在这里当地主，后来势力大了，明朝封他当建州卫指挥使，官位不低，这人不满意，自封当了都督。
王杲的地盘靠近抚顺，明朝允许他和抚顺做生意，收入很高，这人不满意，诱杀了抚顺的守将，非要去抢一把。
因为他经常不满意，所以李成梁对他也不满意，万历元年（1573），找个机会打了一仗。
开始明军人少，王杲占了便宜，于是他又不满意了，拼命地追，追到后来，进了李成梁的口袋，又拼命跑，从建州跑到海西，李将军也是个执着的人，从建州追到海西，王杲束手无策，只能投降。
投降后，属下大部被杀，他本人被送到京城，剐了。
但在乱军之中，有一个人跑了，这个人叫阿台，是王杲的儿子。十年后，祸患即由此而起。
建州女真完了，下一个要解决的，是海西女真。
海西女真中，第一个被解决的，是叶赫部。
应该承认一点：李成梁除掉叶赫部的方法，是相当无耻的。
万历十一年（1583），叶赫部首领，贝勒清佳努率两千余人来到开原，准备进行马市贸易。在这里，他们将用牲畜换取自己所需的各种物资。
高兴而来，满载而归，过去无数次，他们都是这样做的。
然而这次不同。
当他们准备进入开原城时，守城明军拦住了他们，说：
“你们人太多了，不能全部入城。”
清佳努想了一下，回答：
“好的，我只带三百人进城。”
但当他入城后，才惊奇地发现，这里没有商人，没有小贩，没有拥挤的人流，只是一片空地。
然后，他听到了炮声。
炮声响起的同时，城外的李成梁下达了攻击令，数千名明军蜂拥而起，短短几分钟之内，清佳努和三百随从全部被杀，城外的明军也很有效率，叶赫部只跑掉了四百四十人。
然后是哈达部。
相对而言，哈达部人数少，也不怎么惹事，李成梁本来也没打算收拾他们。但不幸的是，哈达部有个孟格部禄，孟格部禄又有个想法：和叶赫部联合。
这就有点问题了，因为李成梁先生的目标，并不是蒙古，甚至也不是女真，他选择敌人的唯一标准，就是强大。
强大，强大到足以威胁帝国的程度，就必须消灭。
本着这一指导原则，李成梁偷袭了哈达部，将部落主力歼灭，解决了这个问题。
自隆庆四年至万历十九年，在二十二年的时间里，李成梁把辽东变成了静土，并不干净，却很安静。
如果各部落团结，他就挑事，挑出矛盾后，就开始分类。听话的，就给胡萝卜吃；不听话的，就用大棒。多年来，他作战上百次，大捷十余次，歼敌十多万人，年年立功受奖，年年升官发财，连戚继光都要靠边站，功绩彪炳，无懈可击。
除了万历十一年的那一场战役。
万历十一年（1583），李成梁得到了一个消息：阿台出现了。
从战火中逃离的阿台，带着对明朝的刻骨仇恨，开始了他的二次创业。经过十年不懈的杀人抢劫，他成功地由小土匪变成了大强盗，并建立了自己的营寨，继续与明朝对抗。
对付这种人，李成梁的办法有，且只有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