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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罗妮卡决定去死
作者：[巴西]保罗·科埃略
译者：孙成敖
译者序：摒弃偏见直面人生
本书作者巴西人保罗·科埃略堪称一位享誉世界的畅销书作家。
保罗·科埃略一九四七年出生于里约热内卢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少年时期便立志成为像若热·亚马多一样成功的职业作家。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前，曾担任过编剧、剧场导演和记者，为巴西最著名的摇滚乐歌星创作过减生于一万年之前》等六十余首歌词。后沉迷于研究炼金术，魔法、吸血鬼等神秘事物，作为媒皮士周游世界，与一些秘密团体和东方宗教社会有过接触。一九八二年自行出版了<< 地狱档案>>一书，但未曾引起任何反响。一九八五年又出版《吸血鬼研究实践手刷一书，但后又收回，理由是他本人认为该书“质量低劣”。一九七七年，在周游世界时他参加了一个名叫拉姆的天主教组织，一九八六年，按该组织的要求，保罗·科埃略沿中世纪三条朝圣路线之一，历时三个月，徒步行走近六百公里的路程，从法国南部穿越比利牛斯山脉，抵达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孔波斯泰尔的圣地亚哥朝圣。他以这次朝圣之旅为素材，于翌年出版《朝圣卜书，讲述了他在此次行程中的种种体验以及所受到的种种启示，富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这部纪实性作品获得极大成功，至一九九九年已印行一百十七版次。一年之后，凭借《一千零一夜》中一个故事的启发，保罗·科埃略创作出版了寓言故事《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原著名《炼金术士》）。这部译成中文只有十万字的作品初期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出版商和作家本人都没有料到，《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一书后来竟使洛阳纸贵，名列巴西畅销书排行榜长达六年之久。截止到一九九九年，该书在巴西已印行至一百五十二版次，印数超过两百万册，成为巴西有史以来销售量最多的一本书。《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不仅风靡巴西，使作家在国内声誉鹊起，而且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五大洲出版，并在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阿根廷、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墨西哥、西班牙。葡萄牙等十八个国家名列畅销书榜首。迄今为止，该书在国外已售出九百五十万册，称得上是一本世界畅销书。做羊少年奇幻之旅》讲述的是人生寻梦的历程：西班牙牧羊少年圣地亚哥两次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他能在埃及金字塔附近找到一批埋藏的珍宝。他跨海来到非洲，穿越一望无际的撒哈拉大沙漠，一路奇遇迭起，最后他终于看到了金字塔，并悟出了珍宝的藏身之地。《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部追求梦想、完善人生的寓言故事，启示人们实现梦想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勇气、智慧、执著和经受考验。这部富有强烈象征色彩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受到盛赞，评价之高几乎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美国出版的英文版封面介绍文字称：“能够彻底改变一个人一生的书籍，或许几十年才出现一本，您所面对的正是这样的一本书。”美国图书馆协会将该书推荐为“青少年最佳读物”。法国文化部部长将保罗·科埃略称为“数百万读者心中的炼金术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赞誉“保罗·科埃略深谙文学炼金术之奥妙”。一九九七年，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英文转译的书名为倾金术士一书，但似乎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否是因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所造成，不得而知。
此后，保罗·科埃略又陆续出版了《笼头》（1990）、<<主神的使女们》（1992）《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1994）、《第五座山》（1996）、<<光明斗士手册》（1997）和《韦罗妮卡决定去死》（199 ）等多部作品，每部作品都风靡一时，使保罗·科埃略成为当今巴西拥有读者最多的一位作家。其作品现已被译成三十九种语言，在七十四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至一九九八年七月，共售出两千一百余万册，仅仅数年之间，他便步入世界畅销书作家的行列，成为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百年孤独》一书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拥有读者最多的拉丁美洲作家。由于其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保罗·科埃略不止一次获得法国、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南斯拉夫、爱尔兰等国家颁发的文学奖，一九九六年被法国政府授予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一九九八年被巴西政府授予里约布兰科骑士勋章。
《韦罗妮卡决定去死》是作家最新出版的一部作品。故事发生在脱离前南斯拉夫而独立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四个并非疯子的人先后住进了外国人投资开办的维莱特精神病医院。二十四岁的漂亮姑娘韦罗妮卡供职于一家公立图书馆，在修女院租住了一个单人房间，有着与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相同的梦想与希望。她经常出入于热闹的酒吧，不时可以遇到富有魅力的小伙子，并与他们中的一些人上床。然而她却感不到幸福，觉得一成不变的生活平淡乏味，于是便吞服了大量安眠药决定自杀，经维莱特精神病医院抢救又活了下来。泽德卡患有压抑症，被丈夫送进了维莱特精神病医院。资深女律师马莉莫名其妙地患上了恐惧综合症，听从同事劝告前往维莱特就医，并主动要求住院治疗，结果失去了工作，丈夫也与她离了婚，病愈之后她决定继续留在维莱特，成为兄弟情谊会的成员。埃杜阿尔德是一位大使的儿子，因为一心想成为画家绘制天堂的幻影而与父母发生冲突，结果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被送进了维莱特。这四个人一个是自杀未遂，一个是患有压抑症，一个是患有恐惧综合症，还有一个仅仅是为了逃避现实，却都进了疯人院。韦罗妮卡成为该院负责人伊戈尔医生研究治疗维特里奥洛中毒的实验品。伊戈尔医生瞒着所有的人，让护士每天为韦罗妮卡注射一种名为费诺塔尔的药物，造成一种心脏病发作的假象，使韦罗妮卡深信自己注定很快就要死去。根据伊戈尔医生的观点，“死亡的意识”可以清除韦罗妮卡体内的维特里奥洛，还可以使她不再有自杀的倾向。在已无法回头走向死亡的道路上，韦罗妮卡每时每刻都面临着在争取与放弃之间作出抉择。她摒弃了过去一直束缚着她的偏见，做出了一些她过去从未敢想和敢做的事情，品尝到了新的欢愉，发现了生命总有其一种意义。韦罗妮卡人住精神病医院并无可挽回地行将死去的消息使许多住院者受到触动，并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就在伊戈尔医生宣称韦罗妮卡将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死去的那一天，维莱特精神病医院一下子少了四个人：压抑症已经治愈的泽德卡出了院，马莉给兄弟情谊会留下一封便函一去不再回来，韦罗妮卡和埃杜阿尔德则一起逃出了维莱特。
和作家以前的作品相比，《韦罗妮卡决定会死》显然更为真实和更富于文学性。为作家赢得巨大声誉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部象征色彩极强的寓言故事。另一部受到欢迎的《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将追寻真爱与追寻信仰的过程合二为一，也可以视为一个宗教与爱情的寓言故事。这两部作品都超越时代，远离现实，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重在精神的追寻和启示意义。《韦罗妮卡决定去死》则与之不同，它是一部贴近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书中的人物与读者近在咫尺，随处可见。保罗·科埃略是位超越国度放眼世界的作家，同前两部作品一样，他没有把《韦罗妮卡决定去死》的故事安排在本国巴西，而是把斯洛文尼亚作为其发生之地，目的在于强调作品的普遍意义，而这部作品内容的社会性也的确具有世界范畴的普遍意义。小说以一所精神病医院为背景，自然会把疯癫作为一个题材。小说的另一个题材则是如何对待偏见。人与人不同，想法亦不会相同，是按自己的意志去生活，还是被别人的看法或社会偏见所左右，人们经常需要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作家的创作意图显而易见，小说的主旨就是启示人们摒弃偏见，直面人生，珍爱生命。作家对疯癫和偏见的看法或许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我们却不能不看到他分析问题时的独特视角和深刻思考。例如把疯子与勇闯记录的运动员。标新立异的艺术家、敢于创新的科学家、为事业殉难的英雄列在一起加以比较，例如对打字机键盘的发明以及时针走向进行的解释，暂且不论其正确与否，但确实是别开生面，引发人们思考，给人以启迪。《韦罗妮卡决定去死》是部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创作出来的小说，因而必然涉及到一些社会问题。资本家的惟利是图（外国投资者在斯洛文尼亚开办精神病医院的考虑与做法），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金钱万能（只要有钱就可以把不是疯子的人送进疯人院），富国与贫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斯洛文尼亚举办活动而该国记者却不被邀请），凡此种种，作家虽然花费笔墨不多，但言简意赅，令人一目了然。还有一些社会问题，例如父母对子女的“关爱”，虽然用心良苦，但结果有时却适得其反。韦罗妮卡在父母的“关爱”下，只能在疯人院才实现了自己要当钢琴家的理想，而埃杜阿尔德则被父母的“关爱”送进了疯人院。一位拉丁美洲的巴西小说家，以欧洲的斯洛文尼亚作为自己小说的背景，所反映出的社会问题能使众多读者有切肤之感，其作品的普遍意义由此可见一斑。故事既然发生在一所精神病医院，又有伊戈尔医生这样一位人物，自然不免要涉及到一些医学上的问题。但小说毕竟是小说，而不是医学教科书，书中对医学问题的探讨我们则只能听听而已，无需认真。
《韦罗妮卡决定去死》是部纯粹意义上的小说，因此在写法上与<<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和<<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有所不同，作家赋予了它更多的文学色彩。《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和《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均以主人公为主线，全部故事都围绕主人公的活动展开，平铺直叙，重在其象征意义和启示作用而非其文学性。《韦罗妮卡决定去死》则改变了平铺直叙的写法，将几个主要人物的故事并列和穿插，又使人物之间彼此发生联系，从而增加了作品的丰富性。尤其是小说中安排的伏笔，几乎令读者以假为真，然后才有恍然大悟之感，比如埃杜阿尔德并非真正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比如韦罗妮卡并非无可挽回地行将死去，而是伊戈尔医生瞒着所有人把她视为豚鼠在进行医学试验，这一点直到全书马上就要结束之时才真相大白，令揪心的读者在主人公韦罗妮卡的生死问题上松了一口气。这也是<<韦罗妮卡决定去死》的一个成功之处。
以上是译者在译完全书后的一些随想杂谈，权且当作一家之言代为译序，错误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孙成敖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塔楼
第一章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韦罗妮卡决定自杀的时刻终于到了。她仔细地打扫了自己在一所修女院里租住的房间，关上加热器，刷完牙，然后便躺在了床上。
她从床头柜上拿过四盒安眠药，没有把它们弄碎兑进水里喝，而是决定一片一片地吞服，使自杀的企图与行动之间拉开一段长时间的距离，以便中途随时可以反悔。然而，每吞下一片，她就感到决心更加坚定，五分钟之后，四盘药就全吃光了。
因为不能确切地知道要过多久才会失去知觉，她把她工作单位图书馆新到的一本当月法国《男士》杂志放在矿床上。虽然她对信息学没有任何特殊的兴趣，可在翻阅这本杂志时却发现了一篇有关电脑游戏（人们称之为光盘只读存储器）的文章。这种游戏是一位名叫保罗·科埃略的巴西作家发明的。她曾有机会在联邦大酒店咖啡厅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与这位作家相识，两个人并简单地交谈过几句，最后作家的出版商还邀请她出席了晚宴，但是当时人太多，他们没有可能就任何一件事情进行深入的探讨。
然而，认识该游戏发明人这一事实使韦罗妮卡认为，他乃是她的世界的组成部分，阅读一篇有关其作品的文章可以帮她消磨时间。在等待死亡的同时，韦罗妮卡开始阅读起这篇有关信息学的文章来。她对信息学没有丝毫兴趣，这与她一生所做的一切相一致：总是寻找更为容易或是说伸手可得的东西，比如那本杂志。
但令她惊奇的是，这篇文章的第一行文字就把她与生俱来的消极状态一扫而光（安眠药还没有在她的胃里溶化，但天性已使韦罗妮卡处于消极状态），并且生平第一次认为，在她的朋友们中间十分流行的一句话实乃千真万确：“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发生的。”
为什么恰恰是在她已经开始死亡的时候看到了这第一行文字呢？如果说真的存在着隐秘的信息而不是巧合的话，那么隐秘在她眼前的信息又究竟是什么呢？
在那种电脑游戏的一张插图下面，记者是以如下一个问题作为文章开头的：“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
“没有人知道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她想道，“就是这样。”
可即使如此，斯洛文尼亚也依然存在，就在她房间的内外，就在她周围的群山之中，就在她眼前的广场上：斯洛文尼亚是她的祖国。
她把杂志放在了一边。现在她没有心情对有人完全不知道斯洛文尼亚人的存在而感到气愤，祖国的荣誉已不再引起她的关注。此时此刻，她在为自己感到骄傲：她知道了自己所具有的能力，知道了自己最终产生了勇气，现在她正在放弃生命。多么开心啊！她在按自己一直所梦想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即通过吞食安眠药而死去，这样做可以不留下任何痕迹。
韦罗妮卡花费了近六个月的时间才搞到了这些药片。她曾以为永远也不会搞到的，甚至考虑过割脉自杀的可能性，虽然她知道这会使房间里到处是血，会让修女们感到惊慌不安，然而想要自杀就必须首先考虑自己，然后才去想到其他的人。她准备尽一切可能不使自己的死给他人造成许多麻烦，但如果割脉是惟一可行的办法，那她也只能如此。让修女们去清扫房间吧，并且很快忘记这件事，否则她们就难以把这个房间再租出去。尽管已经到了二十世纪的末期，可无论如何人们还是相信鬼怪的存在。
当然，她也可以从卢布尔雅那为数不多的几座高楼之一跳下去，但是这种死法将会给她的父母亲造成多大的额外痛苦呢？他们不仅要承受发现女儿已死的打击，还要不得不去认领一具外形遭到损毁的尸体。不，这是比割脉更糟糕的一种死法，会在一心希望她好的父母亲的心灵上留下不可消除的伤痕。
“他们对女儿的死最终是会习惯的，但一个粉碎了的头颅却大慨无法使他们忘却。”
饮弹而亡，跳楼，自缢，这都不符合她的女人天性。女人自杀总要选择更具有浪漫色彩的办法，比如割脉，或是吞服过量的安眠药。在这个方面，被遗弃的公主和好莱坞的女演员们分别树立了不同的榜样。
韦罗妮卡知道，总要等到一定的时候，才能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做出抉择。事实正是如此：她抱怨自己睡不好觉，两个朋友动了侧隐之心，每个人为她搞到了两盒当地一家夜总会乐师们服用的强效安眠药。韦罗妮卡把四盒药放在床头柜上整整一个星期，对正在临近着的死亡产生了迷恋，毫无任何伤感地准备离别人们称之为生命的东西。
现在她为已经走向生命的尽头而感到高兴，所以心烦意乱是因为不知道如何打发余下来的不多时光。
她又想到了刚才读到的那些荒唐的文字，一篇关于电脑的文章怎么能以“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这样一句愚蠢的问话作为开头呢？因为找不到更有意思的事情去做，她便决定把这篇文章读完，结果发现这种电脑光盘是在斯洛文尼亚——除了当地居民之外，似乎谁也不知道这个奇怪的国家在什么地方——生产的，因为这里的劳动力更为廉价。几个月之前，在推出这种产品时，法国的制造商曾在弗莱德的一个城堡举办过一次庆祝活动，邀请来了世界各地的记者。
韦罗妮卡记得，她曾听人讲起过这次庆祝活动的一些情况，因为这件事在该城显得很是特别：不仅由于城堡被尽可能地装饰成接近这种光盘只读存储器里的中世纪的氛围，而且还由于随后在当地报刊上引发了一场争论——与会的有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记者，而斯洛文尼亚的记者却一个也没有受到邀请。
男士杂志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第一次到斯洛文尼亚来，当然一切都不用他自己掏腰包。他决心在这段时间里要取悦于其他的记者，讲一些自以为是有趣味的故事，还要在城堡里免费地大吃大喝。回国后，他决定用一个玩笑来开始他的文章，因为这个玩笑可能会使他的国家的那些装模作样的文化人感到开心。甚至他大概已经向编辑部的朋友们讲述过一些有关斯洛文尼亚的地方习俗或者当地妇女衣着如何简陋的故事。
这是他的事情。韦罗妮卡就要死了，她所关心的应该是其他问题七如知道人死后是否还存在生命，或是她的尸体何时才能被发现。尽管如此——或是说恰恰由于这个原因，由于她已经做出了要自杀的重大决定——，这篇文章颇使她心里感到不舒服。
她从修女院面向卢布尔雅那小广场的窗子朝外望去。“如果人们不知道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那么卢布尔雅那大概就成了一个杜撰出来的地方了。”她想道。如同阿特兰蒂达，或是莱穆里亚，或是令人产生还想的那些消失了的大陆。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谁也不会用埃佛勒斯峰①在什么地方的提问来开始一篇文章，尽管作者从没有到过那里。然而在欧洲，一份重要杂志的一位记者却毫不脸红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他清楚他的大部分读者不知道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更不用说它的首都卢布尔雅那了。
十分钟过去了，韦罗妮卡仍然察觉不出自己的身体机能有任何变化，就在这时候，她发现了消磨时间的一种方法：今生她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将是给那本杂志写一封信，解释一下斯洛文尼亚是由前南斯拉夫解体而成的五个共和国之一。
她要把这封信作为她的遗书，而对自杀的真正原因则只字不提。
当人们发现她的尸体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她之所以自杀，是因为有一本杂志不知道她的国家在什么地方。当地报纸将会因此而引起一场争论，有人赞成也会有人反对她是为了国家的荣誉而自杀的。想到这种情景，韦罗妮卡不禁笑了起来。她很惊讶自己这么快就改变了念头，因为片刻之前她所想的还恰恰与此相反——世界和地理问题已与她无关。
她写出了这封信。心情一好，她对有无必要自杀一事几乎产生了另外的想法。不过，她已经吞服下安眠药，想要回头未免已为时过晚。
无论如何，她曾有过像这次一样的好心情，现在所以要自杀，并非因为她是个满怀忧愁和痛苦的女人，一直都在沮丧之中度日。从前有许多个午后，她曾快乐地在卢布尔雅那的街道上行走，或是从修女院她所租住房间的窗口向外张望——雪花飘落在小广场上，那里有座诗人的雕像。有一次，她几乎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在雪地上游荡，因为一个不相识的男子就在这个广场的中心送了她一枝花。
她相信自己是个绝对正常的人。她所以决定自杀是出于两个非常简单的理由，而且她确信，如果她留下遗书进行解释的话，很多人都会同意她的这一做法。
第一个理由：她生活中的一切没有任何变化，青春一旦逝去，就意味着将一天不如一天，老年期便会开始在她身上打上它不可逆转的印记，疾病来了，朋友们离去了，总而言之，继续生活下去不会增添任何新意，相反，忍受痛苦的可能性却大为增加了。
第二个理由更富有哲学色彩：韦罗妮卡阅读报纸，看电视，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一切都是荒谬的，而她又无法改变这种局面，这就使她产生了自己一无所用的感觉。
但是片刻之后，她就将会经历人生最后的一次体验，而且这种体验将与过去的极为不同：死亡。她给杂志写完信，然后就把这件事置于脑后，开始集中精力思考对眼下正在活着——或是正在死去——的这一时刻更为重要和更为适宜的问题。
她力图想象出死亡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但却毫无结果。
不管怎样，她已无需为此而牵肠挂肚，因为几分钟之后她就能够知道了。
多少分钟呢？
她无法确定。但是，她已为将能回答出所有人都在提出的一个问题而感到高兴：上帝存在吗？
和很多人相反，这个问题并未在她的内心深处产生过很大的争论。在原有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官方的教育一直声称生命将随着死亡而告结束，而她最后也习惯了这种说法。但他的父辈以及祖父辈却依然常去教堂，参加祈祷和朝圣，并且绝对相信，上帝正注意他们所讲的话。
二十四岁的时候，在经历了能够经历的一切之后——看来可真是不少！——，韦罗妮卡几乎已经确信，一切都将随着死亡而告结束，因此她选择了自杀：最终的自由，永远的忘却。
可是在她的内心深处依然留有怀疑：如果上帝存在呢？
数千年的文明使自杀成为一种禁忌，一种对宗教所有法规的对抗：人要为生存而不是为屈服而斗争。人类应该繁衍，社会需要劳动力。一对夫妻需要有一种理由继续生活在一起，哪怕是爱情已不复存在。一个国家需要士兵、政治家和艺术家。
“如果上帝存在的话——坦诚地说，我并不相信——，那么他就应该明白，对人类的理解要确立一条界限。贫困、不公正、贪图钱财、孤独，正是上帝制造了这种混乱。他的意图大概是再好不过了，但是结果却等于零。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他将会定宏大量地对待那些希望尽早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们，甚至可以因为强迫我们在这个世界走一趟而请求原谅。”
让禁忌和迷信见鬼去吧。她信奉宗教的母亲常说：上帝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此说来，上帝把她安排到这个世界是完全清楚她会以自杀来结束生命的，所以便不会对她的做法感到不满。
韦罗妮卡开始感到一阵轻微的恶心，并且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厉害。
没过几分钟，她已经不能再把精力集中在窗外一侧的广场上。她知道，眼下正值冬季，时间大约是下午四点，太阳很快就要落山。她还知道，其他人仍然在继续生活，此刻有一个小伙子正从她的窗前走过，看到了她，但却根本想不到她正准备死去。一班玻利维亚（玻利维亚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各种杂志的文章不提出这个问题呢？）乐师正在弗兰采·普列舍伦的雕像前进行演奏。普列舍伦是斯洛文尼亚的伟大诗人，他给人民的心灵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她能否把从广场上传来的音乐听完呢？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将会成为今生的一个美好的回忆：落日，唱出世界另一端梦想的乐曲，温暖而舒适的房间，正从下面路过的漂亮和充满生机的小伙子。他已决定停下脚步，现正凝视着她。由于她已感觉到药物正在发挥效力，他将是最后一个看到她的人。
小伙子朝她微微一笑，韦罗妮卡也报之以一个微笑——她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掉。小伙子向她挥手示意，她则决定假装正在看另外一样东西。总之，小伙子的要求有些过分。不知所措的小伙子继续向前走去，把窗口的那张面孔永远地忘却在了脑后。
可是韦罗妮卡却因为又一次被男人所渴望而感到开心。她不是因为缺少情爱而自杀，不是因为没有家庭的温暖而自杀，也不是因为经济桔据或是患有不治之症而自杀。
韦罗妮卡决定在卢布尔雅那的那个美丽的下午死去，听着玻利维亚的乐师在广场上演奏，望着一个小伙子从她的窗前走过，她对自己眼睛所看到的和耳朵所听到的都感到十分高兴。更令她高兴的是，她可以不必在今后的三十年。四十年或五十多年的时间里不得不去面对那些永无变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将渐渐失去其新鲜感，使生活变成每日不断重复的一种悲剧，前一天的和后一天的永远是一模一样。
韦罗妮卡的胃开始翻腾起来，使她感到万分难受。“真有意思，我原以为超剂量的安眠药能够让我立刻入睡。”现在她的耳朵感到一阵奇怪的嗡嗡响声，还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
“如果吐出来的话，我就死不了了。”
她决定忘记肚子的疼痛，一心想把注意力转移到迅速降临的夜幕上来，转移到那些玻利维亚人的身上来，转移到开始关闭商店的大门然后离去的那些人的身上来。耳朵的嗡嗡响声越来越尖利，吞服安眠药之后韦罗妮卡第一次感到了害怕，一种非同往常和从未有过的害怕。
然而这种害怕的感觉很快便消失了，随即她便失去了知觉。
第二章
睁开双眼的时候，韦罗妮卡并没有这样想：“这里大概是天堂吧。”天堂永远不会使用一只荧光灯来照亮一个地方，而且睁开双眼瞬间之后便出现的疼痛也是人间所特有的。啊，人间的这种疼痛可谓独一无二，不会与任何别处的东西相混淆。
她想挪动一下身子，疼痛立刻加剧了。一连串的亮点出现了，但即使如此，韦罗妮卡也依然明白，那不是天堂里的星星，而是强烈的疼痛所造成的结果。
“你苏醒过来了。”韦罗妮卡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现在你的两只脚都踏进了地狱，好好地去享受吧。”
不，不可能，那个声音是在骗她。这里不是地狱，因为她感到非常寒冷，并且发现她的嘴巴和鼻子都插着塑料管，其中的一条一直插到喉咙下面，使她产生一种要窒息的感觉。
她想动手把它拔出来，但胳膊被捆住了。
“我是在开玩笑，这里不是地狱。”那个声音继续说道，“可连地狱还不如，虽然我从未去过地狱。这里是维莱特。”
虽然疼痛难耐和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韦罗妮卡还是立刻明白了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她企图自杀，有人及时赶来救活了她。可能是一位修女，可能是事先没打招呼便来找她的一位女友，也可能是前来想把她已经忘记了的失物送还给她的人。总而言之，她活了下来，人正在维莱特。
自从一九九一年国家独立以后，维莱特就成了一所令人生畏的著名的疯人收容院。当时，人们相信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将会以和平方式进行（斯洛文尼亚最后只打了十一天的仗），一个欧洲企业家集团获准在一个；日的军营建立一所正规的精神病医院。这个军营是因为需要高昂的维持费用而被放弃的。
然而战争却逐步开始了，先是在克罗地亚，随后是波斯尼亚。这些欧洲企业家们开始不安起来：建医院的钱来自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人的姓名，因此也就不可能坐在这些人的面前辩解一番和请求原谅。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个毫不值得称道的办法，决定建立一个疯人收容院，以此来解决问题。对一个刚刚摆脱一种宽容的共产主义制度的新生国家来说，维莱特于是便成了资本主义最坏部分的象征：只要付钱就能在那里搞到一个床位。
有许多人，当他们因为遗产（或无礼举止践生争吵而想要摆脱家庭的某个成员时，就花上一笔钱，同时弄到一张医生证明，把制造麻烦的子女或是父母送进疯人收容院。还有一些人，他们或是为了逃避债务，或是为了避免对某些可能导致要长期坐牢的行为承担责任，也在病人收容院呆上一段时间，出来时就可以不用付债或是不受法律的追究了。
一直没有人从维莱特出逃。这里把真正的疯子——由司法机关或是其他医院送来的——和那些被说成是疯子或装成是疯子的人混杂在一起，其结果便是真正地乱成了一团。报界每时每刻都在披露它虐待病人和滥用职权的情况，虽然从未有人被允许进到里面目睹正在发生的事情。政府对这些揭发进行了调查，但并未获得证据。股东们威胁说，要散布外国在该地进行投资十分困难的传言，于是疯人收容院便得以站住了脚，并且越来越稳固。
“几个月前，我的姑妈自杀了。”那个女人的声音接着说道，“她几乎八年不想离开房间一步。吃，发胖，吸烟，服安眠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睡觉。她有两个女儿，还有一个爱她的丈夫。”
韦罗妮卡想把头移向发出声音的地方，然而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我只见到她发过一次脾气，就是在丈夫搞了个情妇的时候。当时她大吵大闹，掉了几公斤肉。她摔杯子摔碗，整整几个星期吵得邻居无法睡觉。尽管看上去十分荒唐，可我却认为那是她最幸福的一段日子：她在为某种东西而斗争，能感觉到自己还活着，并且有能力对所面临的挑战作出反应。”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韦罗妮卡想道，但却无法用嘴讲出来。“我不是你的姑妈，我没有丈夫！”
“她的丈夫最终与情妇分了手，”那个女人继续说道，“我的姑妈于是又渐渐回到了从前的那种像有的消极状态。有一天，她打电话对我说，她准备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已经戒烟了。
就在同一周，在因为戒烟而增加了安眠药的用量之后，她对所有的人都说她准备自杀。
“没有人相信她的话。一天上午，她在电话录音中给我留下一个口信向我诀别，然后就打开煤气自杀了。我曾几次听到过这个口信，但从未见过她以如此平静和屈从命运的声音讲话。她说她既不幸福，也并非不幸福，所以才无法再忍受下去。”韦罗妮卡对讲述这件事情并想弄明白她姑妈死因的女人感到同情。在一个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力求生存下去的世界里，如何评判那些决定去死的人呢？
谁也无法做出评判。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痛苦的程度，或是说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可言。韦罗妮卡想对此进行解释，可插在嘴里的管子，却使她喉咙发硬。那个女人过来帮她。韦罗妮卡看到那个女人朝着她的身体弯下腰来。她的身体被捆绑着，井插上了管子，以防她随心所欲，自毁其身。她挣扎着把头从一侧移向另一侧，用双眼哀求那个女人把管子拔掉，好让她安安静静地死去。
“你很是激动不安。”那个女人说道，“我不知道你是后悔了还是仍然想要去死，不过，这并不是我要关心的。我关心的是履行我的职责，那就是病人表现出激动不安时，按规定要求我得给他注射一针镇静剂。”
韦罗妮卡停止了挣扎，可护士还是在她的胳膊上打了一针。很快她又回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没有梦，所记得的惟一一样东西就是刚才看到的那张女人的脸。绿色的眼睛，栗色的头发，还有一副全然冷漠的神情——她之所以这样行事是因为她必须要这样行事，却从不过问为什么规定要求这样做或是那样做。
三个月之后，当保罗·科埃略在巴黎一间阿尔及尔餐馆与一位斯洛文尼亚女友共进晚餐时，才知道了韦罗妮卡的故事。他的这位女友也叫韦罗妮卡，是主管维莱特疯人院的那位医生的女儿。
后来，当保罗·科埃略决定就这件事撰写一本书的时候，曾考虑过不使用他的女友韦罗妮卡这个名字，以免给读者造成混淆。他曾考虑改成布拉斯卡，或是埃德维娜，或是马里耶济姬，或是随便一个斯洛文尼亚的人名，但最后还是决定使用真名。当提及他的女友韦罗妮卡时，就称之为女友韦罗妮卡；当提及另一个韦罗妮卡时，则不需要添加任何形容词，因为她将是书中的主人公，读者如果总是读到“疯女人韦罗妮卡”或是“企图自杀的韦罗妮卡”，就会感到厌烦。无论如何，不管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女友韦罗妮卡，在这本书中都只占很小的篇幅，即如下的段落。
他的女皮韦罗妮卡，主要是考虑到她的父亲是一所想受到世人尊重的医院的负责人，并正在撰写一篇需要经过一个常规的学术机构审查通过的论文，所以对父亲所做过的事情甚感恐惧。
“你知道‘收容院’一词出自何处吗？”她问道，“出自中世纪，出自人们可以在教堂这种神圣的地方寻求庇护的权利，即收容权。这是任何一个文明人都可以理解的事情！而我的父亲，身为一所收容院的负责人，怎么能以这种方式来对待一个病人呢？”
保罗·科埃略想了解其中所有的详情细节，因为他有着极好的理由对韦罗妮卡的故事产生兴趣。
理由如下：他也曾被送进过一间收容所，或是疯人院——此乃这类医院更为人们熟知的名称——，且不止一次，而是三次，即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他被送进的地方是埃拉斯大夫卫生院，位于里约热内卢市。
为什么要送他进去，连他本人至今也感到奇怪。也许因为他的父母亲对他的异样举止——胆小而又古怪——感到困惑，也许因为他的愿望是当“艺术家”，而家里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乃是想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的最好方式，最终会在贫困中死去。
当他想到这件事时——顺便说一句，他极少想到这件事——，就认为真正的疯子乃是没有任何具体理由就同意接受他人住的那位医生（和所有的家庭一样，人们总是倾向于把过错推给外人。大家一致认定，父母亲在做出一个如此严厉的决定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
韦罗妮卡曾给报界留下一封奇怪的信，对一家重要的法国杂志竟然不知道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提出了抗议。保罗·科埃略知道了这件事后笑了起来。
“谁也不会因此而自杀。”
“正因为这个理由，那封信就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他的女友韦罗妮卡不高兴地说道，“就在昨天，当我在酒店登记入住时，人们还以为斯洛文尼亚是德国的一座城市。”
这太司空见惯了，保罗·科埃略心里想道，有许多外国人把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当作是巴西的首都。
外国人因为巴西的首都美丽（其实是邻国的）而前来向它致意。除了也生活在这样一种国家之外，保罗·科埃略与韦罗妮卡还有一个我们已经讲到过的共同之处，但是重新提醒一次总是好的：他也曾被送进过一所精神病患者的疗养所。“你永远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有一次，他的第一位妻子曾经这样说道。
然而他出来了。当他最后一次离开埃拉斯大夫卫生院并下定决心再也不回去时，曾许下两个诺言：第一，发誓要就这件事写一本书。第二，发誓要等到父母亲去世之后才公开谈及这件事，因为他们在许多年里一直为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感到自责，所以他不想伤害他们。
他的母亲死于一九九三年。他的父亲一九九七年年满八十四岁，尽管从不吸烟却患有肺气肿，尽管因为雇不到一个能够忍受其怪病的女佣而吃冷冻食物，可他依然活着，而且大脑和身体都没有任何问题。
听到有关韦罗妮卡的故事之后，保罗·科埃略找到了一种谈及这件事而又不食自己诺言的办法。虽然他从未想到过自杀，但对收容所的一切——治疗手段、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生活在那样一种地方所感到的舒适与苦恼——却了如指掌。
我们让保罗·科埃略和他的女友韦罗妮卡彻底退出此书，然后继续把这个故事讲下去。
韦罗妮卡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她记得自己曾经醒过一会儿——嘴巴和鼻子依然插着急救用的管子——，听到过一个声音对她说道：“你想让我为你手淫吗？”
然而，现在当她大睁着双眼，环顾自己周围的房间时，却不知道那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抑或是一种幻觉。除了这件事之外，她再也回忆不出任何其他事情来，绝对一点也没有。
管子已经拔除，但是全身还继续插着针，心脏和头部的地万连结着细线，胳膊依然被捆绑着。一丝不挂，身上只盖着一张床单，因此而感到凉意，但她决定不提出什么要求。房间不大，四周环绕着绿色窗帘，里面放着急救用的治疗仪器，还有她躺在上面的床和一把白椅子，一位女护士正坐在椅子上看一本书，以此消磨时光。
眼前的这个女人是黑色的眼睛和栗色的头发，尽管如此，韦罗妮卡仍然怀疑她就是几个小时——几天？——之前与自己谈话的那个人。
“能把我的胳膊松开吗？”
护士抬起双眼，冷冰冰地回答了一句“不行”，接着便又看起书来。
我还活着，韦罗妮卡想道，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我大概要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直到他们能确认我已完全正常为止，然后让我出院。我会重新看到卢布尔雅那的街道，还有它的圆形广场。桥梁以及行走在街道上的那些上下班的人们。因为人总有一种要帮助他人的倾向——仅仅是为了感受到自己比实际上的自己更好——，所以他们会让我重回图书馆上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会重新光顾原来的酒吧和夜总会，与我的朋友们一起谈论世界的不公正和存在的各种问题。还会去电影院和到湖边散步。
因为我选用了服药自杀的方式，所以我没有变成畸型，依零然年轻、漂亮。聪明，不用费力——过去也从本费过力——就能找到情人。我将与他们在他们的家中或是在树林里做爱，我会产生某些快感，但是性高潮一过，空虚的感觉就会重新归来。我们之间已经没有许多话可谈，无论是他们还是我都明白：到了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说声对不起的时候了——“天太晚了”，或是“明天我还要早起”——，然后就尽可能快地离去，以免两双眼睛对现。我将回到我在修女院租住的房间，打算找本书读读，或打开电视机看那些一成不变的节目。上好闹钟，以便第二天能准时地在前一天醒来的那个时刻醒来。在图书馆，我机械地重复交给我的那些工作。坐在剧院对面公园里过去一直坐的那把椅子上，我和也前来选择坐同一把椅子吃午后点心的其他人一起吃三明治。这些人的目光都同样地茫然空虚，却装出一副正在关心极为重大之事的样子来。
然后再回去上班，听人们议论谁与谁一起外出了，谁正在为什么而忍受折磨，谁如何因为丈夫的缘故而痛哭流涕。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产生一种得天独厚的优越感：我长得漂亮，有一份工作，只要愿意就能找到一个情人。傍晚时分我又回到酒吧，一切都再度重新开始。
对我企图自杀应该感到极为不安的母亲会渐渐从惊恐中恢复过来，并且会继续问我将怎样生活。说到底，既然世事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复杂，为什么我不能和其他人一样呢。她会说，“你看我，我与你父亲结婚多年了，一直千方百计使你受到最好的教育，为你做出尽可能好的榜样”
将来的某一天，我厌烦了总是听她呼叨同样的话，为了让她高兴，我会与一个我强迫自己去爱的男人结婚。我和他最终会找到共同梦想的未来的生活方式：别墅，孩于，孩子的前途。第一年我们将做许多次爱，第二年就减少了，从第三年开始，我们也许要十五天才想到做爱一次。比这更糟糕的是我们将几乎无话可谈。我会强迫自己接受这种局面，并且会自问我做错了什么，因为我已经无法使他对我产生兴趣，他不再注意我，却总是谈论他的朋友，仿佛他们才真正属于他的世界。
就在婚姻真要险些破裂之时我将会怀孕，我们将会有一个孩子，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彼此之间会比过去贴得更近，然而情况很快又会恢复到从前的那种老样子。
于是，我将会像昨天——或是几天之前，我说不准——与我讲话的那位护士的姑妈一样开始发胖。我会开始节食，但是每一天、每一周都将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因为无论我如何控制，体重却一个劲地增加。这时候，我将会有几个孩子了，为了不在转瞬即逝的做爱之夜感到压抑，我将服用某些神奇的毒品。我会对所有的人说，孩子们是我生存的理由，但实际上，他们的生存将取决于我的生活方式。
人们将总以为我们是一对幸福的夫妻，而没有人知道在幸福的外表后面所存在着的孤独、痛苦和抵触。
直到有一天，我的丈夫有了他的第一个情妇，这时候，我也许像那位护士的姑妈一样大吵大闹，或是再度想到自杀。然而此时的我已经变得又老又胆小了，而且还有两个或是三个孩子需要我的帮助，在我能够舍弃一切之前，我应该使他们受到教育，使他们立足于社会。我不会去自杀，我会大吵大闹，威胁要带着孩子们离去。和所有男人一样，他也会让步，会说他爱我，会说那种事今后再也不会发生了。他从来没有想过，假如我真的要离他而去，推一的选择就是回到我父母的家里，在那儿我的余生就将是整天听我母亲的抱怨，因为她认为我失去了惟—一次幸福的机会。她会说尽管有些小的缺点，可他还是一个最好的丈夫。还有我的孩子们，他们会因为我们离异的缘故而将会忍受许多痛苦。
两三年之后，又有一个女人闯入了他的生活。我会发现此事——或是因为亲眼看到，或是因为有人告诉了我——，但这一次我会假装不知道。在和他的前一个情妇的斗争中我已耗尽了全部精力，一点也没有余下，最好是按生活的实际而不是我想象的那种样子来接受它。我母亲是有道理的。
他会继续对我和蔼可亲，我会继续在图书馆上班，在剧院前的公园里吃我的三明治，读我永远也未能读完的那些书，看那些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之后也依然是一成不变的电视节目。
只是在吃三明治时我会有一种负疚感，因为我已经是个胖子。我不会再去酒吧，因为家里有个丈夫在等着我去照管孩子。
此后便是等待着孩子们长大，整天都想要自杀却没有勇气去做。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我终于得出了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结论，它不会向前发展，一切都不会改变。于是我听天由命了。
韦罗妮卡停止了她的内心独白，并且向自己做出保证：决不活着离开维莱特。当她还有勇气和健康去死的时候，最好现在就结束一切。
她睡了又醒，醒了又睡，经过多次反复之后，发现自己周围的医疗器械减少了，体内的温度上升了，护士们的面部表情也有了变化，但总还有一个依然守候在她的身边。透过绿色的窗帘，可以听到某个人的痛苦呻吟和哭泣声，或是语调平静地用专业术语进行交谈的低语声。远处的一个器械不时发出嗡嗡叫声，而她就能听到走廊里会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每逢这种时刻，平静的语调和专业术语便会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紧张的语调和急速的命令。
在她清醒的某个时刻，一位护土问她：“你木想知道你目前的情况吗？”
“我知道我的情况如何。”韦罗妮卡回答说，“不是你从我身体外表看到的那种情况，而是我内心深处正在发生的情况。”
护士还想再说几句，但韦罗妮卡假装睡着了。
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第一次发现她被换了地方——仿佛是一间大的病房。血清瓶的针头依然插在她的胳膊上，但其他所有的金属针和金属线全都拔除了。
一个高个子医生，身穿与染成黑色的头发和髯须形成鲜明反差的传统白大褂，正站在她的床前。一位年轻的实习医生手里拿着一个硬皮夹子，在他的身边做着笔记。
“我在这里呆了多久了？”韦罗妮卡问道，并发现自己讲话还有一些困难，无法把话说得清清楚楚。
“在急诊室呆了五天，然后又在这个房间呆了两个星期。”年长的医生说道，“你要为现在还能呆在这里而感谢上帝。”
年轻的医生似乎感到吃惊，仿佛最后这句话与实际情况并不百分之百地相符。韦罗妮卡立刻注意到年轻医生的反应，本能地变得敏锐起来：我呆在这里的时间还要长？现在依然还有某种危险？她开始注意起两位医生的每一个表情和每一个动作，因为她知道提问是没有用处的，他们永远不会讲出实情，但是如果她是个聪明人，就能明白正在发生的情况。
“说出你的名字、住址、婚姻状况和出生年月日。”年长的医生继续说道。
韦罗妮卡知道自己的名字、婚姻状况和出生年月日，但发现自己的记忆还有空白：她想不起自己的住址。
医生把一个手电筒放在她的眼前，默默无语地检查了很长时间。年轻的医生也照样来了一遍。两位医生交换了一下目光，但从中绝对察觉不出其任何含义来。
“你对夜里值班的护士说，我们无法看到你的内心深处，是吗？”年轻的医生问道。
韦罗妮卡回忆木起来了。她难以准确知道自己是谁，在这里正干些什么。
“你经常要靠安眠药入睡，这可能会影响你的记忆力。请你尽量回答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
两位医生开始提出一系列荒谬的问题来：卢布尔雅那有哪些重要的报纸，雕像坐落在主要广场上的那位诗人是谁（啊，这个她永远不会忘记，每个斯洛文尼亚人的心底都刻着他的影像），她母亲的头发是什么颜色，她工作单位的朋友们叫什么姓名，哪些书是图书馆借出次数最多的书。
一开始，韦罗妮卡不想做出回答，她的记忆继续乱成一团。但随着问题的不断提出，她渐渐重新回忆起那些已经忘掉了的事情来。在某个瞬间，她想起了自己现在正呆在一所精神病医院，而疯子是没有任何义务要做到前后一致的。但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能把医生们留在身边，以便看看能否发现更多与她的病情有关的东西，她开始努力地进行思考。随着她说出一些人的名字和事情，韦罗妮卡不仅恢复了记忆，而且还恢复了自己的特性。愿望和看待生活的方式。那天上午，被镇静剂深深埋起来的自杀念头似乎又重新冒了出来。
“好了。”问完之后，年长的医生说道。
“我还要在这里呆上多长时间？”
年轻的医生低垂下双眼。韦罗妮卡感到心一下子悬在了空中，仿佛从这一问题被回答之后起，她的一段新的生活历程已然注定，谁都再也无法改变。
“你可以讲出来。”年长的医生说道，“许多其他患者都已听到了传闻，无论如何，她最终是会知道的。在这个地方，不可能有什么秘密可言。”
“好。是你自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年轻的医生字斟句酌地叹息道，“你要知道你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在因麻醉剂引起的昏迷时期，你的心脏无可挽回地受到了伤害，造成心室的一处坏死…·”
“讲得通俗一点。”年长的医生说道，“直接谈她感兴趣的事。”
“你的心脏无可挽回地受到了伤害，它不久就会停止跳动。”
“这意味着什么？”韦罗妮卡惊恐地问道。
“心脏停止跳动只能意味着一件事：肉体的死亡。我不知道你信仰何种宗教，但是……”
“我的心脏多久会停止跳动？”韦罗妮卡打断了他的话。
“五天，最多一个星期。”
韦罗妮卡发现，在表面假象和职业行为的背后，在一脸忧虑神情的背后，那个小伙子对自己讲出的话感到极为开心，仿佛是她应该受到这种惩罚，仿佛是她给其他所有的人提供了在她整个一生当中，韦罗妮卡已经察觉到，有一大批人专爱谈论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灾祸，似乎他们十分想伸手相助，但实际上却是对别人的不幸感到幸灾乐祸，因为这能使他们相信自己是幸福的，生活对他们而言是宽宏大度的。她讨厌这种人，不会给那位年轻的医生任何机会来利用她的病情掩饰自己的失意。
她注视着他的眼睛，微微一笑说道：“那我就如期而死。”
“不。”年轻的医生急忙说道，然而道出可悲消息的那种快意已经消失了。
但是入夜之后，韦罗妮卡开始感到害怕：其一是药物的快速发挥作用，其二是在五天或一周之内等待死亡的降临——在经历了一切可能经历过的生活之后。
她的一生总是在等待着某一件事中度过的：父亲下班回家，情人的一封未到的信件，期末考试，火车，公共汽车，电话，节假日的开始与结束。现在她则需要等待日期已定的死亡。
“这种事只能发生在我的身上。一般说来，人们恰恰是在他们认为不会死去的那一天死去的。”
她必须要离开这里，搞到新的安眠药。万一搞不到，惟一的办法是从卢布尔雅那一座楼的房顶上跳下去。她会这样做的。她本想不让父母亲忍受额外的痛苦，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她环顾了一下周围，所有的床上全躺着人。大家都在睡觉，有的还鼾声如雷。窗子上安着铁栏杆，寝室的尽头亮着一盏小灯，不仅使房间到处都映出奇怪的暗影，还能总让房间处于监视之下。一个女人正在灯边阅读一本书。
“这些护土总是在读书，大概都非常有文化。”
韦罗妮卡的床离门口最远，在她和那个女护士之间几乎摆放了二十张床。她不无困难地下了床，因为——如果相信医生所讲的话——她快三个星期没有走过路了。女护士抬起头，看到韦罗妮卡带着血清瓶向她走来。
“我想去卫生间。”韦罗妮卡悄声说道，担心会把别人吵醒。
女护士漫不经心地指了指一扇门。韦罗妮卡迅速开动脑筋，想在所有角落中找到一个出口，一处缺口，一个离开这里的方法。“一定要快，要乘他们以为我还虚弱得无法作出反应之前逃出去。”
她仔细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卫生间是个没有门的小房间，如果想从那里出去，就必须抓住负责监视的女护士，并且要制服她才能拿到钥匙，但要做到这一点她的身体还过于虚弱。
“这里是一所监狱吗？”她向女护士问道。女护士此时已放下了书，正在注砚着韦罗妮卡的一举一动。
“不是。是一所精神病医院。”
“我不是疯子。”
女护士笑了起来。
“这里所有的人恰恰都是这样说的。”
“好吧，那我是个疯子。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呢？”
女护士对韦罗妮卡说她不应该站立这么长的时间，并吩咐她回到自己的床位上去。
“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呢？”韦罗妮卡坚持问道。
“明天你去问大夫。睡觉去吧，不然我就要不情愿地给你注射一针镇静剂了。”
韦罗妮卡听从了女护士的话。在返回的路上，她听到从一张床上传来了某个人的低语声：“你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吗？”
韦罗妮卡最初并不想做出回答：她不想结识朋友，不想与人进行交往，不想与人结盟搞一次大规模的暴动。她只有一个固定的念头：自杀。如果不能逃出去的话，她就想办法尽早地在这里自杀。
然而，那个女人又重复了一遍她向女护士提出的问题。
“你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吗？”
“你是谁？”
“我叫泽德卡。先回到你的床位上去，过一会等女看守以为你已经躺下之后，再从地上爬到我这里来。”
韦罗妮卡回到自己的床位，等候着女看守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她正在读的那本书上去。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呢？对此，她没有任何主见，因为疯子一词被用得太滥了。比如说，有人讲某些运动员是疯子，因为他们想要打破记录。还有人说艺术家是疯子，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缺乏稳定性，无法预料，不同于所有“正常的人”。另一方面，韦罗妮卡曾见过许多人冬季里穿着单薄的衣服行走在卢布尔雅那的街道上，推着超级市场的小车，里面装满旧袋子和碎布片产大声地疾呼着世界末日就要来临。
她没有困意。据大夫说，她已经睡了一个星期，对一个习惯于没有大的情感起伏的生活却有严格的作息制度的人而言，这实在是太多了。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呢？也许最好是问问他们其中的一位。
韦罗妮卡弯下腰，拔掉胳膊上的针，一直来到泽德卡的身边，企图不理会正在开始翻腾起来的胃部。她不知道现在感到恶心是。已脏衰弱引起的还是因为她正在花费气力造成的。“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疯子，”韦罗妮卡悄声说道，“但我不是疯子。我是自杀未遂。”
“疯子就是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那种人，比如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病患者、躁狂症患者，或是说与众不同的那些人。”
“就像你一样？”
“然而，”泽德卡接着说道，假装没有听见对方的问话，“你。应该听人讲过爱因斯坦，他说不存在时间和空间，而是两者的结合臧听人讲过哥伦布，他坚持认为，大海的另一边不是悬崖峭壁而是一个大陆；或听人讲过埃德蒙·希拉里，他保证一个人就能够攀上埃佛勒斯峰；或听人讲过两支甲壳虫乐队，他们创作出了一种别出心裁的音乐，穿着与时代完全不同的衣服。所有这些人——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人——，也都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
“这个疯子讲的东西倒很有意思。”韦罗妮卡想道，同时回忆起母亲讲过的有关圣徒的故事来。这些圣徒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曾与耶稣或是圣母马利亚交谈过，他们也生活在一个单独的世界里吗？
“我曾见过一个女人，穿着一件红色的袒胸露肩的连衣裙，两眼无光地在卢布尔雅那的大街上行走，当时的气温是零下五度。我以为她是喝醉了酒，就去帮助她，可她却拒绝了我递给她的外套。
“也许在她的世界里，当时正是夏季。她希望有一个人正在等着她，这种想法使她浑身发热。即使那个人只存在于她的诸妄之中，她依然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和死去，你不这样认为吗？”
韦罗妮卡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但是这个疯女人的话的确很有意思。谁知道她是不是那位自己曾在卢布尔雅那见过的半裸的女人呢？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泽德卡说道，‘市一个法力无边的巫师，想摧毁一个王国，就把一瓶神奇的药水技进居民饮水用的井里。谁喝了井里的水，谁就会变成疯子。
“第二天上午，所有居民都喝了这口井的水，全变成了疯子，只有国王是个例外，因为他有一口专供自己和家人饮水用的井，巫师未能进入到那里去。国王深感不安，他想要控制住居民，就制定了一系列治安和公共卫生措施要下属执行。但是警察和监察人员也都喝了有毒的井水，他们认为国王的法令是荒谬的，所以决定根本不予执行。
“居民们得知国王颁布的法令后，全都认为国王发疯了，所以才制定出了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他们呐喊着直通城堡，要求国王退位。
“感到绝望的国王准备放弃王位，但王后拦住了他，对他说道：”我们现在就去那口井，也喝它的水，这样一来，我们就和他们一样了。‘“说去就去，国王和王后也喝了会使人发疯的井水，并立刻开始讲起些毫无意义可言的话来。就在此时，他的臣民们后悔了：现在国王表现得如此智慧，为什么不让他继续治理国家呢？
“国家继续平安无事，虽然该国居民们的举止与邻国的大不相同。国王至死都在治理这个国家。”
韦罗妮卡笑了。
“你不像个疯子。”她说道。
“虽然我正在治愈之中，但还是个疯子。我的情况非常简单：只要往我的机体再补充某种化学物质就可以了。我希望这种化学物质只解决我的慢性压抑症问题。我希望自己继续是个疯子，这样就能按照我所梦想的方式而不是别人所期盼的方式会生活。你知道维莱特大墙外边是些什么人吗？”
“喝了那口井水的人。”
“对极了。”泽德卡说道，“他们认为自己是正常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都一模一样。我要装作也喝了那口井的水。”
“我也喝了，而且这正是我的问题。我从未感到过压抑，也没有特别高兴过或是长时间的悲伤过。我的问题和所有的人一模一样‘泽德卡沉默了一段时间。
“有人对我们说你就要死了。”
韦罗妮卡迟疑了片刻：能信任这个陌生人吗？但是需要管除“还能活五六天。我正琢磨有没有早点死去的办法。假如你或是这里的某个人能搞到安眠药，我确信这一次我的心脏就承受不住了。你要明白，我因为不得不等待死亡将会是多么地痛苦，请帮帮我吧。”
没等泽德卡作出回答，女护主拿着注射器走了过来。
“我一个人就能够给你注射，”她说道，“但这要取决于你是否愿意。我也可以请外边的保安来帮助我。”
“你不要无谓地消耗自己的精力，”泽德卡对韦罗妮卡说道，“如果你想得到你跟我要的那种东西，就请你节省自己的力气。”
韦罗妮卡站起来，回到了自己的床位，让女护士履行了她的职责。
第三章
这是她在疯人收容所正常生活的第一天。她离开病房，来到大饭厅，无论男女都在这里一起进餐。她发现，与电影里所表现的——大吵大闹，高声喊叫，人们做着各种病癫的怪相——恰恰相反，这里的一切仿佛都笼罩在一种被压制的寂静之中，似乎谁也不想与外人分享其内心世界。
早餐之后（早餐还不错，不能因为维莱特声名狼藉而指责这里吃的不好），所有的人都离开饭厅去进行日光浴。其实根本没有太阳，气温在零度以下，花园里覆盖着白雪。
“我留在这里不是为了保全生命，而是要放弃生命。”韦罗妮卡对一位男护士说。
“尽管如此，你也需要出去进行目光浴。”
“你们才是疯子，现在根本没有太阳！”
“可是有光线，它能帮助人让内。已平静下来。不幸的是这里的冬季太长，不然的话，我们就可以减少许多工作。”
争论无济于事。韦罗妮卡离开饭厅，走动了一会儿，打量着周围的一切，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寻找着逃离的方法。围墙根高，是按旧式军营的要求修建的，但哨兵岗楼上却空无。一人。花园的四周是表面像军事建筑的楼房，如今里面全是男女病房、行政人员的办公室和职员的附属用房。第一次快速地审视过之后，韦罗妮卡发现只有正门才真正有人看守，两名警卫在那里检查所有出入人员的证件。
她的大脑似乎恢复了原有的功能。为了进行记忆练习，她开始试图回想起一些细小的事情，比如她把房间钥匙放置在什么地方、刚刚买过的那张唱片、在图书馆人们向她所提出的最后一个借阅要求。
“我是泽德卡。”一个女人靠近她说道。
前一天夜里，韦罗妮卡没能看到泽德卡的脸——谈话的时候她一直蹲在床边。这个女人大概三十五岁左右，看上去是个绝对正常的人。
“我希望那一针没有给你造成大的问题。时间一长身体就适应了，镇静剂也就失去了效力。”
“我很好。”
“昨天夜里我们谈过话，你还记得你向我提出的要求吗？”
“完全记得。”
泽德卡挽起韦罗妮卡的一只胳膊，两个人开始在花园许多光秃秃的树木之间散起步来。除了围墙，她们还能看到消失在云雾中的群山。
“天气很冷，不过，这样的一个上午蛮好。”泽德卡说道，“阴天，灰蒙蒙的，寒冷。很奇怪，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从不感到压抑。出现这种天气时，我感到大自然与我是协调一致的，是我内心世界的一种展示。相反，太阳出来了，孩子们开始在街上媛戏玩耍，所有的人都为好天气而高兴，我就感到难过极了。一切都显得充满活力，而我却不能参与其中，仿佛这是不公正的。”
韦罗妮卡轻轻地从泽德卡那里抽回自己的胳膊。她不喜欢身体的接触。
“你刚才的话没有讲完，你正说到我的要求一事。”
“这里有一批人，有男的也有女的，他们已经可以出院回到家里去了，可他们不愿离开这儿。其中的理由很多：维莱特虽然远不是一家五星级旅馆，可也不像人们讲得那么糟糕。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听不到任何形式的批评，因为说到底，他们是在一所精神病医院。政府派员来视察时，这些人的举止就疯癫得仿佛具有某种程度的危险性，因为他们其中一部分人住在这里的费用是由国家负担的。医生们知道其中的奥妙，不过，似乎这个机构的主人们下达过一道命令：让这种情况维持下去，因为这里的床位比病人多。”
“他们能搞到安眠药吗？”
“你没法踉他们进行接触，这批人被称作是‘兄弟情谊会’的成员。”
一个满头银发的女人正和几个比其年轻的女人在热烈地进行交谈，泽德卡指着她说道：“这个人名叫马莉，是‘兄弟情谊会’的成员，你去问她。”
韦罗妮卡开始前马莉走去，泽德卡拦住了她：“现在不行，她正谈得十分开心，不会仅仅因为要向一个不认识的女人表示友好就中断使她感到开心的事情。万一她生了气，你就再也没有机会接近她了。这些‘疯子’总是相信他们的第一印象。”
韦罗妮卡对泽德卡在讲“疯子”一词时所流露出的得意神情感到好笑，但随后她又不安起来，因为这里的一切都似乎十分正常，甚至好得过了头。多少年来，她一直是从工作单位去酒吧，从酒吧到一个情人的床上，又从情人的床上回到自己的房间，再从自己的房间到母亲家去，而眼下却正体验着一种做梦都从未想到过的生活经历：收容所，精神病，疯人院。在这里，人们对承认自己是疯子并不感到羞耻。在这里，谁也不会仅仅为了对别人表示友好而中断自己正在高兴做的事情。
韦罗妮卡开始怀疑泽德卡的讲话是否严肃认真，抑或只是精神病患者为了装作比其他人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而采用的一种办法。可这有什么关系呢？她正经历着某种有趣、特别、过去从未想到过的事情：人们为了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假装成疯子，你能想象出这样一个地方吗？
恰恰就在此刻，韦罗妮卡的心脏感到一阵剧疼，与医生的谈话立刻浮现在她的脑海里，使她不禁害怕起来。
“我想一个人走走。”她对泽德卡说道。总而言之她也是一个“疯子”，无需去取悦任何一个人。
泽德卡离去了，韦罗妮卡凝视着维莱特围墙外的群山。一种要活下去的轻微愿望似乎冒了出来，但韦罗妮卡坚决地把它赶跑了。
“我需要马上搞到安眠药。”
她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处境，情况远非理想。尽管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出各种各样的疯狂举止，人们给了她这种可能性，可是她却木知道该做些什么是好。
她从末有过什么疯狂的举止。
在花园里呆上一段时间之后，病人们便直接去饭厅吃了午饭。午饭之后，护士立刻把男女病人带到了一间很大的客厅。客厅有许多小的房间，桌子、椅子、沙发应有尽有，还有一架钢琴和一台电视机，从宽大的窗口可以看到灰色的天空和低低的云层。全部窗子都没有安装栏杆，因为客厅面对着花园。由于天冷的缘故，所有的门都关闭着，但只要转动一下把手，就可以出去重新到树木之间走动。
大部分人来到了电视机前。还有些人茫然地望着什么，也有的悄声在对自己讲话——在人生的某个时刻，谁没有这样做过呢？韦罗妮卡注意到了马莉，她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女人，现在正与最多的一群人呆在大客厅的一个角落里。有几个人在这群人附近散步，韦罗妮卡打算加入到这群人的中间去，想听听他们正在讲些什么。
她竭力隐瞒着自己的意图，可当她来到这些人的身边时，他们都一致沉默不语地注视着她。
“你想干什么？”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问道，似乎他是兄弟情谊会的会首（如果真存在这样一个组织的话，泽德卡就不像她表面上显示的那么疯癫）。
“没事，我只是路过。”
这伙人互相对视，并用头部做出一些疯癫的动作。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道：“她只是路过！”另一个人则提高嗓门重复了一遍对方讲的那句话。没过一会儿，所有的人都开始高喊起那句话来。
韦罗妮卡不知该如何是好，因为害怕而僵立在那里一动不动。一个身强力壮相貌丑陋的男护士赶了过来，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没事。”这伙人当中的一个回答说，“她只是路过。现在地停了下来，但马上就会继续往前走！”
所有的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韦罗妮卡流露出一副嘲讽的神情，完尔一笑，转了半个身离去了，免得让人发现她的双眼噙满了泪水。她没穿防寒服就离开客厅，径直朝花园走去。一个男护士想劝她回来，但马上又来了一个男护土，对他低语了几句，于是两个人就放她安静地到寒冷的外边去了。用不着去关心一个已被医生判处了死刑的人的健康。
韦罗妮卡感到慌乱、紧张，自己生起自己的气来。她从未被挑衅牵着鼻子走过，很早她就学会了在一种新的局面出现时必须要保持冷静和淡漠。可是那些疯子却使她感到了难堪、害怕和愤怒，使她产生了要杀掉他们的愿望，要用她从未有勇气讲出来的恶语去伤害他们的愿望。
也许是安眠药——或是说为了让她摆脱昏迷状态而进行的治疗——把她变成了一个脆弱的女人，一个无法主动对挑衅进行回击的女人。早在青少年时代，她就遇到过比这更加难以对付的场面，可现在却第一次没能控制住泪水的流出！她需要恢复成原先的自己，懂得以讥讽进行回击，装出种种冒犯根本就没有使她受到伤害的样子，因为她高出所有人一等。请问，这伙人当中谁曾有勇气试图自杀过？如果所有这些人都躲藏在维莱特围墙的背后，他们之中又有谁能够教导她如何生活呢？她永远不会去依赖这些人的帮助，虽然她不得不还要等上五六天才能死去。
“已经过去了一天，还只剩下四天或五天了。”
她走动了一会儿，好让零度以下的严寒钻进自己的身体，使急速流动的血液和跳动过快的心脏平静下来。
“太好了，现在我来到了这里，能活的日子可以精确到以小时计算。过去我从未见过这些人，而且很快也将永远不能再见到，可我却在乎他们的议论。我难过，我生气，我想发动进攻和进行防御，为此而浪费时间究竟为了什么呢？”
然而，事实是她正在耗费自己所剩无几的时间，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进行斗争。在这里，你必须要进行抵抗，不然的话，就要由别人说了算。
“这不可能。我从来不是这样。我从来没有因为别人的愚蠢言行而斗争过。”
她在冰冷的花园中心停了下来。正是因为她认为这一切。都是愚蠢的言行，所以她最后决定接受生活自然而然强加给她的东西。少年时代，她认为要选择什么还为时过早；现在她已进入青年时代，又相信要改变什么却已为时过晚。
在此之前，她把全部精力都花费在了什么地方呢？总是一心要使生活中的一切都维持一成不变。为了让父母像她小时候那样继续去爱她，她牺牲了自己许多的愿望，尽管她知道真正的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而发展，并且会显现出新的表达方式。有一天，当听到母亲哭泣着对她说她与韦罗妮卡父亲的婚姻已经完结时，韦罗妮卡立刻出去找到父亲，她哭喊，威胁，最终得到了父亲不离开家的许诺，而没有想象过为此父母双方该付出多么高的代价。
当她决定去找工作时，把一家刚在她新生的国家成立的公司诱人的提议弃之脑后，而接受了公立图书馆的一个职位，因为那里钱虽然挣得不多，但却有保证。她每天都在同一时刻上班，并总是让她的上司们清楚，无需把她视为一种威胁，她已感到很满足，不想努力向上爬，她的全部愿望就是月底领到工资。
她在修女院租了一间房子，因为修女们要求所有的女房客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回来，时间一过就锁上大门，所以谁被锁在外边，谁就只能睡在大街上。这样，她就总能向情人们说出一个真正的借口，免得自己不得不在旅馆或是陌生的床上过夜。
当她梦想结婚时，总是设想把家安在卢布尔雅那郊外的一个小木屋里，设想丈夫是个与她父亲不同的男人，挣的钱刚刚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并对如下的情景感到开心：两个人厮守在一间点燃着壁炉的房间里，一起观望覆盖着白雪的群山。
她告诫自己，给予男人的欢愉要有一个精确的度数，不能多，也不能少，仅仅是他所需要的那么多。她不生任何人的气，因为一生气就意味着必须要做出强烈的反应，去与一个敌人战斗，接下来则必须承受不可预料的后果，比如报复。
当在生活中得到了几乎是她所希望得到的一切之后，她便得出了生存已失去意义的结论，因为每一天的生活都一成不变。于是她决定自杀。
韦罗妮卡回到客厅，朝聚集在一个角落的那伙人走去。这些人正谈得兴高采烈，一见到她来到身边，都又立刻沉默不语了。
韦罗妮卡直奔似乎是会首的那位年纪最大的男人，不等有人拦着她，就给了此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你要还手吧？”韦罗妮卡高声问道，好让客厅里所有的人都能听到。“你总要有所反应吧？”
“不。”那个男人用手抹了一把脸，一小道鲜血从鼻子里流了出来。“你不会打搅我们很长时间了。”
韦罗妮卡离开客厅，朝自己病房走去，脸上流露出得意的神情。她做了一件一生中从未做过的事情。
与泽德卡称之为“兄弟情谊会”的那伙人发生冲突已经过去三天了，韦罗妮卡为那记耳光感到了后悔——不是害怕那个男人会如何反击，而是因为她做了一件不同于以往的事情。
很快她可能会最终相信，生活仍有价值，忍气吞声是无用的，反正她将要离开这个世界。她的惟一出路就是远离一切和远离所有的人，千方百计地试图恢复原来的自我，服从维莱特的规章制度。她适应了这里强制实行的日程安排：早早起床，吃早餐，在花园里散步，吃午饭，去客厅，再去花园里散步，吃晚饭，看电视，上床睡觉。
临睡之前，总有一位女护土拿着药进来。其他所有人都服用药片，只有她一个人要注射一针。她从未提出过异议，只是想知道她并不失眠却为什么要给她注射这么多的镇静剂。
有人解释说，注射的不是安眠药，而是一种保护她心脏的药物。
她按这里的常规行事，在疯人院里的每一天开始变得一模一样起来。当日子变得一模一样时，时间就过得更快了：再过两天或是三天，她就无需刷牙和梳头了。韦罗妮卡感到自己的心脏正急剧衰竭：容易气喘，胸口疼痛，没有食欲，稍微用点力气就头晕目眩。
和“兄弟情谊会”发生冲突之后，她曾几次想道：“假如我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假如过去我明白我的生活所以每天都一模一样乃是因为我希望如此，也许……”
然而回答却总只有一个：“没有什么也许，因为我已无法进行选择。”于是她的内。动又平静下来，因为一切都已成定局。
这一段时间，她加深了与泽德卡的关系（不是友谊，因为友谊要求长时间的相处，而这将是不可能的）。她们一起玩牌——这有助于时间过得更快——，有时还一起默默地在花园里散步。
一天上午，用过早餐之后，所有的人都按照规定的要求，立刻来到室外进行“日光浴”，但一位男护士却要求泽德卡回病房去，因为那天是她的“治疗”日。
韦罗妮卡正和泽德卡一起吃早餐，听到了男护士讲的话。
“怎么治疗？”
“是六十年代的一种旧疗法，可医生们认为它可以加快健康的恢复。你想看看吗？”
“你说过你有压抑症，吃点药，补充上你所缺乏的那种物质，难道还不行吗？”
“你想看看吗？”泽德卡又问了一遍。
这将会打破常规，韦罗妮卡想道。在她只需要耐心而不需要再学些什么的时候，如果去她就会发现新的东西。然而她的好奇心却更强，所以就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这可不是什么演出。”男护土表示反对。
“她就要死了，可什么都没有经历过，让她跟我们去吧。”
韦罗妮卡看到泽德卡被捆绑在床上，嘴角一直露着微笑。
“把过程讲给她听，”泽德卡对男护士说道，“不然她会吓一跳的。”
男护主转过身来，展示了一下注射液，似乎因为被看成是要向实习大夫讲解正确程序和相应疗法的医生而感到高兴。
“这个注射器里装的是一剂胰岛素，”他说道，并让自己的话带有郑重和专业色彩，“是给糖尿病患者使用的，目的是降低高血糖。但是，当剂量大大高于常规用量时，血糖的降低就将导致患者进人昏迷状态。”
他轻轻摇动了一下针管，抽出空气，然后把针扎进泽德卡右脚的静脉里。
“这种状况很快就会出现，她将被诱导进入一种昏迷状态。如果她的目光变得呆滞，请你不要惊慌。当她处于药物作用的控制时，你不要指望你能够认出她来。”
“这太可怕了，太无人道了。人们总是为了使人清醒而不是昏迷而努力奋斗。”
“人们是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自杀而努力奋斗。”男护士回答道，但韦罗妮卡本能听出其中的挑衅含意。“昏迷状态可以让机体得到休息，使它的功能急剧减退，原来的紧张状态就会消失。”
他边说边把药水注射进去，泽德卡的双眼渐渐失去了光泽。
“你放心好了，”韦罗妮卡对泽德卡说道，“你是个绝对正常的人，你给我讲的那个国王的故事……”
“别浪费你的时间了，她已经不能听到你的话了。”
泽德卡躺在床上，几分钟之前还显得神志清醒和充满生命力，现在目光则停滞在某一个点上，嘴里流出了泡沫。
“你都干了些什么严她冲着男护士喊叫起来。
“履行我的职责。”
韦罗妮卡开始呼唤泽德卡，她大喊大叫，威胁说要找警察，找记者，找人权组织。
“请你安静，虽然你是在一所医疗机构，但也必须遵守某些规章制度。”
看到男护士讲话时的严肃神情，韦罗妮卡害怕了。但考虑到她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便又继续大喊大叫起来。
从她所在的地方，泽德卡可以看到病房所有床位全都空着。只有一张除外，上面躺着她那被捆绑着的身体，一个姑娘正惊恐万分地望着它。这个姑娘并不知道，躺在床上那个人的生物机能仍在完美无缺地运行，但她的灵魂却已升向空中，几乎要碰到天花板，并体会着一种深度的宁静。
泽德卡正在进行一次太空旅行——胰岛素造成她第一次休克时，这种情景曾令她大吃一惊。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她留在这里只是为了治疗压抑症，一旦她的身体条件允许，就准备永远离开此地。假如她告诉别人她曾离开过自己的躯体，人们会以为，她比当初入位维莱特时还要疯癫得更厉害。当她回到自己的躯体之内后，就开始阅读起有关以下两个题目的论文来：胰岛素造成的休克和在太空飘浮的奇异感觉。
关于这种治疗方法并没有许多东西可讲：它的首次运用大约是在一九三O 年前后，但因为可能会给患者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而被精神病医院彻底禁止。有一次，泽德卡在昏迷期间，她的太空躯体造访了伊戈尔大夫的办公室，恰巧后者正与收容院的几位股东讨论这一问题。“这是一种犯罪／伊戈尔大夫说。”但却更便宜和更快捷！“其中的一个股东回答说，”除此之外，有谁会关心疯子的权利？谁也不会为此提出任何抗议！“
尽管如此，有些医生依然认为这是治疗压抑症的一种快捷方法。泽德卡寻找和借来所有谈及胰岛素休克的文章，主要是经过此种方法治疗的患者们的讲叙。内容总是如出一辙：可怕至极，任何一个患者都未曾有过类似她此时此刻的经历。
于是她理由充分地得出了结论：胰岛素与她意识离开躯体没有任何关系，相反，这种治疗方法会降低患者的思维能力。
泽德卡开始研究是否存在灵魂，翻阅了几本神秘学的书籍。有一天，她终于发现了大量的恰恰是描写她目前所经历状况的资料：这种状况被称之为“太空旅行”，许多人都曾经历过。有些人决定把他们的感觉描述出来，还有些人甚至研究出了引发灵魂脱体的技巧。泽德卡现在对这些技巧倒背如流，并且每天夜里都加以使用，以便去她所想要去的地方。
不同的人对这种体验和幻觉的讲述有所不同，但在某些方面却有着共同之处：肉体与精神分离之前会响起一阵奇怪而刺耳的声音，接着就进入休克状态，意识迅速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在太空飘浮时的宁静与快乐，身上拴着一根银绳，可以无限地拉长，虽然神话故事（当然是书本）里说，如果这根银绳断裂，人就会死去。
然而，她的经验表明，她希望去多远就能够去多远，绳子却从未断裂过。不过，从总体上说，这些书在教导她更充分利用太空旅行方面还是大有益处的。比如说，她学会了在想由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时，就必须产生在空中自我发射的愿望，心里想着所要去的地方。与飞机的航程——从一个地方起飞，穿越规定的距离，到达另外一个地方——相反，太空旅行是通过神奇的隧道完成的。心里想着一个地方，以惊人的速度穿越这种隧道，你所希望去的地方便会出现在眼前。同样，她也是通过阅读这些书籍而不再对居住在太空里的人感到害怕。今天病房里空无一人，可在她第一次离开自己的躯体时，却看到许多人在望着她，对她脸上流露出来的惊讶神情感到有趣。
当时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认为他们全是死人，是居住在这里的幽灵。后来通过书籍的帮助和自身的经验，她发现虽然有些失去了躯体的灵魂在那里游荡，但其中很多人和她一样还活在世上。他们或是掌握了离开自己躯体的技巧，或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缺乏意识，因为他们的肉体在世界的某处酣睡，而他们的灵魂却正沿着世界自由地游荡。
今天将是她利用胰岛素所做的最后一次太空旅行——她的灵魂刚刚去过伊戈尔医生的办公室，知道了他准备让她出院——，所以便决定留在这里漫游维莱特。只要一跨出疯人院的大门，就连灵魂也永远不会再重回此处。她想现在就与之告别。
与之告别是件极难的事情：一旦进了收容所，一个人就将渐渐习惯于疯人世界里存在着的自由，最后则会积习成痪。
在那里，人们无需再承担什么责任，无需为一日三餐而奋斗，无需照管那些循环往复令人厌烦的琐事，却可以几个小时之久地观看一幅画，或是动手胡乱画上一通，而这一切都可以被容忍，因为归根结底他们是精神病患者。正如她本人有机会看到的那样，只要跨进一所精神病医院，多数人的情况都会有很大的好转：他们无需隐瞒自己的病症，“家庭”的气氛有助于他们接受自己患有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病的事实。
开始时，泽德卡曾迷恋过维莱特，甚至想到病愈之后也加入“兄弟情谊会”。但后来她明白了，只要具有某些智慧，在应付日常生活挑战的同时，在外边照样可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一切。正如有人讲的那样，只要保持一种“可控制的疯癫状态”就行了。你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啼哭、不安、生气，但是切不可忘记，你在空中的灵魂正对所有的困境嗤之以鼻。
很快她就将回到家里去，回到孩子们和丈夫的身边，生活中的这一部分也有其迷人之处。找工作肯定是会遇到困难的：说到底，在一个像卢布尔雅那这样的小城市，消息传播得十分迅速，她入住维莱特的事早已有很多人知道。不过，她丈夫挣的钱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她可以利用自己空闲的时间去继续进行太空旅行，而且不会受到胰岛素的危害。
只有一件事情她再也不想重新体验，那就是她入住维莱特的原因压抑症。
某些医生说，新发现的一种名叫血清素的物质与人类的精神状态有关。缺乏这种物质，就会影响一个人在工作、睡眠、进餐以及享受生活的快乐时集中精力的能力。当这种物质完全丧失，一个人就会感到失望、悲观、一无所用、过分疲劳、焦虑不安、举棋不定，最后则陷入长期忧伤的状态。这种状态或者会导致全然的冷漠麻木，或者会导致自杀。另外一些更为保守的医生则认为，一个人生活中发生的剧烈变化——比如国家更迭、失去了一个所爱的人、离婚、工作单位或家庭增加了对他的要求——是造成压抑症的原因。根据冬季和夏季入院患者的人数多少，一些现代研究成果指出，缺少阳光是压抑症产生的原因之一。
然而，就泽德卡的情况而言，原因却比所有人的推测都简单得多：隐藏在她过去生活中的一个男人。或更确切地说，是她对很久以前认识的一个男人所产生的幻想。多么可笑的事情。为一个甚至已不再知道其住址的男人而患上了压抑症和精神病。年轻时，她曾狂热地爱上了这个男人。与当时同龄的所有其他姑娘一样，泽德卡也是个绝对正常的人，需要去体验一种无法得到的爱情。
与女友们不同的只有一点，即后者仅仅是梦想得到这种爱情，而泽德卡却决定走得更远，她企图得到这种爱情。他住在大洋彼岸，她卖掉了一切前去找他。他已经结婚，她情愿充当他的情妇，并暗中制定计划，以求有一天把他变成自己的丈夫。他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而她却心甘情愿地在廉价旅馆的房间里度过白天与黑夜，等待着他极少打来的电话。尽管她为了爱情而准备忍受一切，但是却毫无结果。他从不直接说出这一点，然而有一天泽德卡终于明白她已然不受欢迎，于是便回到了斯洛文尼亚。
有几个月的时间她吃不好饭，总是回忆他们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刻，在床上求欢的快悦情景数千次地重现在她的眼前。
她试图发现某些蛛丝马迹，使她相信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有指望的。她的朋友们都为她忧虑不安，而泽德卡内心里的某种声音却告诉她说，这种情况是暂时的：一个人需要为其成长过程付出一定的代价，她正在为此而无怨地付出。事实的确如此：一天清晨，一觉醒来之后她产生了强烈的生活愿望。她好久没有像那天一样地吃过饭，然后就出门找工作去了。
她不仅找到了工作，还得到了一个小伙子的关切。此人英俊而聪明，是许多女人追求的对象。一年之后，她与他结了婚。
这引起了她的女友们的羡慕与称赞。夫妻两人搬进一所舒适的住宅，还拥有一个小庄园，正对着穿越卢布尔雅那市而过的那条河流。他们有了孩子，暑假便去奥地利或是意大利旅游。
当斯洛文尼亚决定脱离南斯拉夫时，他被征召入伍。泽德卡是塞尔维亚人——即“敌人”——，她的生活面临着发生剧变的威胁。在随后十分紧张的十天中，军队做好了迎战的准备。谁也无法清楚地知道宣布独立将会产生何种结果，不知道因此而需要流淌多少鲜血。泽德卡此刻才察觉出她对丈夫的爱情。直至那时为止，她一直认为上帝离她十分遥远，而现在却成了她的惟一指靠，于是她无时无刻不向上帝祈祷：只要她的丈夫能够回来，她可以向圣徒和天使做出任何承诺。
如她所愿，他回来了，孩子们也可以进入教授斯洛文尼亚语的学校读书了，战争的威胁转移到了毗邻的克罗地亚共和国。
三年过去了，南斯拉夫与克罗地亚的战争又转移到波斯尼亚。这时候，塞尔维亚人进行大屠杀的罪行开始受到揭露。
泽德卡认为，因为某些疯子的胡作非为而把整个一个民族视为罪犯是不公正的。她的生活开始有了一种她从末期待过的含义：骄傲而勇敢地捍卫她的人民。她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在电视上露面，组织报告会，然而这一切都毫无结果，至今外国人依然认为，所有的塞尔维亚人都要为大屠杀的暴行负责。然而泽德卡知道，她已履行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在困难的时刻抛弃自己的兄弟姐妹。她的做法得到了斯洛文尼亚丈夫、自己的孩子以及那些不受双方宣传机器摆布的人们的支持。一天下午，她从斯洛文尼亚伟大诗人普列舍伦的雕像前走过，不禁想起了诗人的一生。三十四岁时，诗人有一次走进了一座教堂，看到了一位名叫儒利妞·普里米卡的年轻姑娘，并狂热地爱上了她。像古代吟游诗人那样，他开始给她写诗，希望能娶她为妻。儒利妞出身于一个上层资产阶级家庭。除了在教堂里意外地见到她一面之后，普列舍伦再也未能走近她的身边。但是那一次的相遇却使他产生了灵感，写出了最好的诗篇，还以姑娘的姓名为中心创作出了一则神话故事。在卢布尔雅那中心的小广场上，诗人雕像的双眼注视着一个方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就会发现刻在广场另一侧一间房屋墙壁上的一个女人的面容。儒利妞当年就住在那里。即使在死后，普列舍伦依然永久地注视着他那无法得到的意中人。倘若当年诗人更加努力地去争取呢？
泽德卡的心猛然一阵乱跳——也许是发生某种不幸的预感，可能是她的孩子们出了什么意外。她急忙跑回家去，看到孩子们正边吃爆上水化对有电视。
然而她的忧伤却并未消散。泽德卡躺下来，睡了近十二个小时，醒来之后便没有了起床的欲望。普列舍伦的故事使她第一个情人的形象重又浮现在她的眼前。分手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过他的任何消息。
泽德卡自问道：当初我是否坚持得足够呢？我没有寄希望于事情朝我所期盼的方向发展，相反却接受了情妇的角色，应该这样做吗？我曾执著地为我的人民而斗争，是否也以同样的执著为我的第一次爱情而斗争了呢？
泽德卡自信答案是肯定的，但依然无法使忧伤消散。从前被她视为天堂的东西——邻近河流的住所、爱着她的丈夫。电视机前吃着爆玉米花的孩子们——开始变成了讨厌之物。
今天，在经过多次太空旅行和多次与有学识的灵魂相遇之后，泽德卡明白了那一切统统是无稽而荒唐的。她是在把无法得到的爱情当作一种托词，一种借口，目的在于切断与她当时的生活——远非是她真正期待的那一种——之间的联系。
然而十二个月之前的情况却是另外一种样子。她开始发疯似地寻找那个远方的男人，花费许多钱拨打国际长途电话，可他已不住在原来的那座城市，所以不可能找到他。她以快件方式寄了一些信去，结果全被退了回来。她与所有认识他的男女朋友都进行了联系，可谁都一点也不知道他的情况。
她的丈夫对此却一无所知，这不禁使她几近发疯，因为他至少应该猜测到一点什么，然后大吵大闹，怨气冲天，威胁要把她赶到大街上去。泽德卡转而坚信，国际长途台的女接线员、邮局工作人员以及她的女友们全部被丈夫收买了，而丈夫却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泽德卡卖掉了结婚时收到的首饰，买了一张去大洋彼岸的机票，直到有人劝阻说美国面积很大，没有准确的地址去了也没用时她才作罢。
一天下午，她躺在床上，空前地受到了爱情的煎熬——连她当年不得不返回卢布尔雅那市重过厌烦的日常生活时都未曾如此过。那天夜里以及翌日整整一天，她都呆在了房间里。接下来的一天依然如此。第三天，她的丈夫叫来了一位医生——他是何等地仁慈！对她是何等地关心！难道这个男人真的不明白，泽德卡正在企图与另外一个男人见面和通奸，由一个受人尊敬的女人变成一个不能见人的纯粹情妇，永远地离开卢布尔雅那以及自己的家和孩子们吗？
第四章
医生来了。泽德卡的神经受到了刺激，她用钥匙把房门锁上，直到医生走了之后才又把它打开。又过了一个星期，她甚至连卫生间都不想去，开始在床上大小便。她不想别的，满脑子装的全是对那个男人的残存回忆，而且深信那个男人也在寻找她但却没有找到。
她的丈夫恼人地宽宏大度。他为她换床单，用手摸她的头，说什么一切最终都会好的。自从她无缘无故地打了一个孩子的耳光——打过之后便跪了下来，吻着被打孩子的双脚请求原谅，还把衬衣撕成碎片表示她的绝望与后悔——，孩子们就再也不肯进入她的房间了。
又过了一周——其间泽德卡不止一次把唾沫吐在给她端来的饭菜里，数次进入和离开现实人生，晚上整夜不眠，白天则大睡不起——，两个男人没有敲门就闯进了她的房间，一个人抱住了她，另外一个给她打了一针，泽德卡醒来时已经住进了维莱特。
“压抑症。”她听到医生对她丈夫说，“有些时候是因为最普通的原因引起的。她的机体里缺少一种叫作血清素的化学物质。”
从病房的天花板上，泽德卡看到男护士手里拿着一个注射器来了。韦罗妮卡继续留在那里，企图与她的躯体对话，对她呆滞的目光感到失望。过了一会儿，泽德卡考虑是否可以把正在发生的一切讲给她听，但随后又改变了主意。人们从她的讲述中永远学不到任何东西，他们需要自己去发现。
男护士把针头扎进她的胳膊，注射了葡萄糖。仿佛被一只巨大的手臂推了一把，她的灵魂离开病房的天花板，高速地穿过一条黑色隧道，重又回到了她的躯体。
“啊，韦罗妮卡。”
韦罗妮卡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你好吗？”她问道。
“好。我终于可以幸运地逃脱这种危险的治疗方法，这种情况再也不会重复了。”
“你怎么知道呢？这里不尊重任何一个人的意见。”
泽德卡知道，因为她在太空旅行时到过伊戈尔医生的办公室。
“我知道，但我无法进行解释。你还记得我向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吗？”
“‘什么样的人是个疯子呢？”’“一点不错。这一次我会不无根据地回答你：疯子就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的人，就像你到了一个别的国家，看到了一切，明白你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可却没有办法进行解释和求得帮助，因为你不懂那里的人所讲的语言。”
“我们所有人都会有这种感受。”
“因此不管怎样，我们所有的人全是疯子。”
装有栏杆的窗子外面繁星满天，一轮弯月正缓缓由山后升起。诗人们都喜欢圆月，并为它写出了数以千计的诗篇。韦罗妮卡却喜欢半月，因为它有可以扩展的空间，在不可避免地沉落之前能把光亮铺满它所有的表面。
韦罗妮卡萌生了到客厅去弹奏钢琴的愿望，她要用在中学时代学到的一首美妙的奏鸣曲欢庆那个夜晚。眼望天空，她感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惬意，仿佛宇宙的无垠也在展示着它的永恒。然而她的愿望却被一扇钢门和一个永远也读不完手中那本书的女护土所阻隔。除此之外，谁也不会在深夜的这种时刻弹奏钢琴，那将会把所有的邻居吵醒。
韦罗妮卡笑了。所谓“邻居”就是那些住满了疯子的病房，而那些疯子又全服用了足量的安眠药。
然而惬意的感觉依然存在。她起身下床，来到泽德卡的床边。泽德卡正在沉睡，也许是因为她要从所经历的可怕的感受中恢复过来吧。
“回到你的床位去。”女护士说，“一个好姑娘这个时候应该正在梦中与大使或是情人相会。”
“别把我当成孩子看待。我不是什么都害怕的温温顺顺的疯子。我会暴跳如雷，我会歇斯底里大发作，我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在乎，也不会在乎别人的生命。今天我犯了病，我望见了月亮，现在我想要找人说话。”
女护土打量着她，对她的反应感到吃惊。
“你怕我了吧？”韦罗妮卡接着说道，“再过一天或是两天我就要死了，我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
“姑娘，为什么你不去散一会儿步，让我把书看完呢？”
“因为这里是一所监狱，还有一个女看守，她装作在读一本书，目的仅仅是为了向别人表明她是个有学识的女人，可实际上，她正注意看病房里的每一个动静，保管着房门的钥匙，仿佛那是一件宝物。规章里应该是这样讲的，她则照章办事，因为这样她可以显示自己的权威，而在日常生活中，在丈夫和孩子们的面前，她是没有这种权威的。”
韦罗妮卡浑身发抖却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
“钥匙？”女护土问道，“门一直是开着的。你也不想一想，我怎么能留在这里面，和一群精神病患者关在一起呢广”门怎么会开着呢？几天前我想离开这里，这个女人一直跟到卫生间对我进行监视。她正在说什么呢？“韦罗妮卡想道。
‘你别以为我看管得很严。“女护士说道，”病人都服用了安眠药，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进行严密的监视。你是冷得发抖吗？“
“不知道。我想是因为我的心脏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愿意，就出去散一会儿步。”
‘俄实话，我真正想做的是去弹钢琴。“
“客厅在一个单独的地方，你弹钢琴不会打搅任何人。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
韦罗妮卡的颤抖变成了羞怯和克制的低声抽泣。她跪了下来，把头放进女护士纷怀里，不停地哭了起来。
女护士放下书，用手抚磨着韦罗妮卡的头发，让她如浪的悲伤和哭泣自然而然地平息下来。两个人就这样持续了近半个小时：一个伤心地哭泣而没有说明为什么，另一个进行安慰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韦罗妮卡终于停止了哭泣。女护土把她扶起来，挽着她的一只胳膊，将她领到了门口。
“我有一个女儿，年纪和你一样大。你来这里的时候，吊着血清瓶和插满了管子，当时我就想，一个来日方长的年轻又漂亮的姑娘，为什么会决定自杀。
“你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你留下了一封信——我从不相信这是你自杀的真正原因——，你的心脏出了毛病，无法治好，所以活不了几天了。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我女儿的模样：万一她也决定去做同样的事情呢？只要能活着就要为活着而斗争，这是生活的自然规律，为什么有些人想要对抗这种规律呢？”
“我正是因此才哭的。”韦罗妮卡说道，“当我服用安眠药时，我想杀死的是一个我所厌恶的韦罗妮卡。当时我不知道，在我的身上，还有着我会喜欢的另外一些韦罗妮卡。”
“一个人为什么要厌恶自己呢？”
“也许是因为缺乏勇气，或是说总害怕自己做错什么，不能像别人期望的那样行事。几分钟之前我还很高兴，忘记了我已被医生判处了死刑。当我再次明白了我目前的处境时，我就感到了恐惧。”
女护主推开了门，韦罗妮卡走了出去。
她不可能是在问我这些的。她想知道的是，我为什么要哭？难道她不知道我是个绝对正常的人，和所有的人一样有愿望也有担心，提出这类问题——现在已为时晚矣——，会让找产生恐惧吗？
从病房看到的那盏走廊里的电灯光线十分微弱，韦罗妮卡从中穿行时发现一切都为时晚矣，她已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恐惧。
“我需要自我控制。我是一个能把决心要做的任何事都做到底的人。”
的确，在她的一生中，她将许多事情都一直做到了底，但那都是些小事，比如把说一句对不起就可以解决的争吵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或是断绝与她所钟情的一个男人的联系，因为她认为这种关系不会有任何结果。她恰恰是在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上表现得十分严格，以向自己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冷漠，而实际上她却是一个脆弱的女人。她从未在学业上、学校的体育比赛中和试图维持家庭和睦方面有过出色的表现。
她克服了自身一般的不足，却因此而在重大和主要的事情上遭到失败。当她极其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候，却能给人以独立妇女的假象。她每到一处都能引起众人的注目，但晚上却通常是一个人独自呆在修女院里，打开电视知从不改换频道。她留给所有的朋友一种令人羡慕的堪称楷模的形象，井竭尽全力企图使自己的举止符合她为自己所设计的形象。
因此，她从没有多余的精力使自己成为真正的自己——一个和世界所有的人一样，为了得到幸福而需要其他人的帮助。但是与其他人相处实在太难了！这些人的反应难以预料，他们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保护起来，同她一样，对一切都显得十分冷漠。如果有人对生活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他们会立刻将他拒之卜「，或是令他忍受痛苦，将他砚为低贱和“天真。
她以她的毅力和决心感动了很多人，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空虚，彻底的孤独，维莱特，死亡候车室。
韦罗妮卡再次对企图自杀感到侮意，但她又坚定地把这种念头赶走，因为现在她正体验到一种过去从不允许产生的情感：仇恨。
仇恨。差不多如同墙壁、钢琴或病房这类实物一样，她几乎可以触摸到发自体内的一种具有毁灭性的能量。她放任这种情感的萌生，而不管它是好还是不好，只要能够自我控制、加以伪装并以适当的方式流露就行了。韦罗妮卡希望在她生命的最后两天或是三天里尽可能地举止失当。
她先是在一个最年长的男人脸上扇了一记耳光，又与男护士大吵一场，当她想一个人独处时就板起面孔不与其他人交谈。现在她有充分的自由去体会仇恨，尽管为此要有足够的机敏，以免破坏周围的一切，并不得不在镇静剂的作用下，躺在病房的一张床上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
她仇恨此时此刻所能见到的一切：她自己，整个世界，面前的那把椅子，走廊里损坏了的一个暖气，十全十美的人，罪犯。她住在一所精神病医院，可以感受到世人对本身加以隐藏的那些东西——因为我们所有人接受的教育都只是要我们去爱，去接受一切，去试图找到一种出路，去避免发生冲突。韦罗妮卡仇恨一切，但主要是仇恨过去指导她生活的方式，正是这种方式，使她一直未能发现自己的体内生存着数以百计的另外的韦罗妮卡，她们风趣、疯狂、好奇、大胆和勇于冒险。
在某个时候，她开始对世界上最爱她的人——她的母亲——也产生了仇恨。母亲是个出色的妻子，白天工作，晚上操持家务，牺牲自己的生活以便使女儿受到良好的教育，送她去学习钢琴和小提琴，让她穿得像个公主，为她购买网球和名牌裙裤，而自己则把穿过几年的旧衣服打上补丁。
“我怎么能仇恨只给了我爱的人呢？”韦罗妮卡羞愧地想道，并想改正自己的情感，但为时已晚。仇恨已被释放出来，她已然打开了自己的魔鬼之门。她仇恨母亲给予她的爱，因为母亲不求任何回报，而这是荒谬、失真和违背自然规律的。
不求任何回报的爱使她充满一种责任感，一种要与母亲的期待相符的意志，哪怕这意味着她要放弃自己梦寐以求的一切。这种爱试图在若干年内向她隐藏世间的挑战与腐败，却不知道迟早有一天，她会发现这一点却没有进行抵抗的能力。
那么父亲呢？她同样也仇恨父亲，因为和整日忙碌的母亲相反，父亲懂得如何享受生活，常带她去酒吧和剧院一起娱乐消遣。在她还是个少女时，曾偷偷地爱上了他，不是像爱一个父亲，而是像爱一个男人。她仇恨父亲，因为他总是那么迷人，对所有的人总是那样地坦诚热情——只有对她的母亲不是这样，而母亲却是实际上惟一最值得他善待的人。
她仇恨一切：讲解人生的书籍堆积如山的图书馆，迫使她整个晚上都要学习代数的学校，尽管她不知道有任何人——教师和数学家除外——为了生活得更幸福而需要懂得代数。
为什么要强迫她学习那么多的代数、几何和一大堆绝对没有用处的东西呢？
韦罗妮卡推开客厅的门，来到钢琴前，掀开琴盖，用尽全身的力气用双手敲打了一下琴键。空荡荡的房间里响起了疯狂而恼怒的互不相关的合奏声，撞到四周的墙壁，变成尖利的噪音，又回到了她的耳内，仿佛抓伤了她的心灵。这正是此刻她心灵的最好写照。
她用双手又敲打了一次，不和谐的音符再次混杂在一起响彻了四面八方。
“我是个疯子。我可以这样做。我可以仇恨一切，可以敲打钢琴。从何时起，精神病患者懂得要让音符和谐一致呢？”
她又敲打起钢琴来，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每敲打一次，她的仇恨就减少一分，直至最后彻底消失。
于是，她的心中重新充满了一种深度的宁静。韦罗妮卡再次注视繁星遍布的天空，一轮她所喜欢的弯月把温柔的光线洒满了她所在的地方。她又一次感觉到无限与永恒正携手而进，只需看到它们中间的一个，比如无限的宇宙，就能发现另外一个，即永恒的时间：它不会消逝，而是持久地停留在现在，那里包含着生活的全部秘密。在由病房去客厅的路上，她已经把仇恨强烈而集中地进行了发泄，现在心中已没有余留下任何怨愤。她让多年来压抑在内。动的消极情感最终流露了出来。她已经体验过了这种情感，现已不再需要，可以让它们离去。
地静静地过着她的现在的时光，让爱去占据仇恨所腾出的空间。当她感到可以开始时，就转向月亮，为它弹奏了一支奏鸣曲。她知道，月亮在倾听，并为此感到骄傲，但却引起了群星的妒忌。于是她又为群星弹奏了一支曲子，为花园弹奏了一支曲子，为群山弹奏了一支曲子——夜里虽然看不见群山，但她知道它们就坐落在那边。
